近代臺灣剳紀  江式鴻  版權所有

人們在時間的流逝中統合自己對於過去、現在、未來之記憶、看法或期盼而進行

「敘事的理解」給自我帶來整合之認同，給自己的行動與生命經驗帶來意義

（蕭阿勤，2011）

 

CE 230年：（東吳孫權黃龍2年／蜀漢劉禪建興8年）

「黃龍二年春正月，…。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大約今之閩浙）東冶（今福州）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州數千人還。」〔《三國志》（吳主傳第二）〈孫權傳〉／日人市村瓚次郎（〈唐以前の福建及び臺灣に就いて〉，《東洋學報》8-1，CE 1918年／大正7年）、和田清二博士以及凌純聲教授（《古代閩越人與臺灣土著族》，《學術季刊》1-2，CE 1952年12月／從民族學觀點，認為《太平御覽》所引《臨海水土志》記夷州之風土習俗與《隋書》所載流求人習俗多有吻合）均認為夷州即臺灣。而梁嘉彬教授（〈『隋書流求為臺灣』的虛構過程及其影響─兼論東吳夷州為琉球〉，《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東海學報》1-1，1959.06／〈隋書流求國傳逐句考證（初稿）〉，《中國史學論文選集》p.220-227，幼獅，1976；《大陸雜誌》45-6，1972.12／〈吳志孫權傳夷州亶州考證〉，《大陸雜誌》47-1）則主張夷州確為琉球而非臺灣〕｛最早標示「流求」位置之地圖為出自《歷代地理職掌圖》［蜀人稅安禮所編，繪製年代約北宋元符年間（1098-1100），現存中國最古老之歷史地圖集，共44幅，現藏北京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中之〈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可視為宋代疆域圖）。而明代之前的中國地圖另有2幅記載「琉求」，即《唐十道圖》（即唐代全國行政區域劃分圖，地名標示比較準確，進一步推斷「流求國」很可能即指臺灣，此乃其最重要價值之一）與南宋咸淳年間（1265-1266）之石刻《輿地圖》（是最早繪出海上交通路線之航海圖，現存日本京都栗棘庵，日本僧人於宋代CE 1279年從中國攜回之拓本）}

 

CE 413年：（東晉晉安帝義熙9年）

法顯在建業（今南京市）道場寺（5世紀時中國南方最重要之佛經翻譯場）住5年，完成中國第1部中亞、印度和南海之遊記《佛國記》

 

CE 607年：（隋煬帝大業3年／新羅建福24年）

琉球位置《隋書‧東夷列傳》〈流求國〉作「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5日而至」，而《諸蕃志》（南宋泉州市舶司提舉趙汝適撰，CE 1225年9月／南宋理宗寶慶元年成書）、《文獻通考》〈四裔考〉（元朝馬端臨撰，CE 1307年／元大德11年成書）及《宋史》〈外國傳七〉〈流求國〉（由元丞相脫脫和阿魯圖先後主持修撰）3書均改為「泉州之東」。而3書有關毗舍邪（Pixoye、Pisoye、Pisaye、Piisaye、Bisaya）之記述大致相同，顯然來源同一，均記毗舍邪侵襲彭湖、寇擾泉州沿岸之事，不過有詳簡之差別而已（隋代建安郡約等於今福建一地，而建安郡治所在即今福州）

《文獻通考》卷327〈四裔考〉4：「隋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云：『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3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隋書》〈流求國傳〉／夷邪久即掖久，而流求可能為日本九州屋久やく島）

直到CE 1980年代之前，臺灣與日本學術界是以「臺灣論」為主流。然而CE 1980年代之後，臺灣學者似乎對此議題失去深入和系統研究興趣，但日本學術界則轉趨以「沖繩論」為主流，並利用此類資料解釋琉球群島之千年歷史。翁佳音老師從海域交流結構論立場，基本上同意該沖繩論的見解，包括元代汪大淵《島夷誌略》之「流球」「地產沙金、…硫黃、黃蠟、鹿豹麂皮；貿易之貨用土珠、瑪瑙、金珠、粗碗、處州瓷器之屬。海外諸國，蓋由此始。」由處州府龍泉窯陶瓷從甌江運出外貿，以及「海外諸國，蓋由此始」的敘述，可證是指沖繩之海外交易。他也認為明代文獻的大、小琉球，十之七、八以上，都是指沖繩及附近連綿之島嶼，臺灣很少被包括在內。又CE 1392年（明洪武25年）《明太祖實錄》記載，有琉球人「才孤那等駕舟荷蘭埠，採硫磺於海洋。遇大風，飄至小琉球界。取水被殺者八人，餘得脫。又遇風漂至惠州海豐，為邏卒所獲。言語不通，以為倭人。」惟CE 1560年代鄭舜功《日本一鑒•桴海圖經》中，有記載今沖繩島以北「熱壁山」再北之「硫磺山」，文曰：「山產硫磺，在於本山荷蘭埠」，可證是今天沖繩島往北的硫磺鳥島一帶。因此，從文脈來看「採硫磺於海洋」確實是再往北鳥島採硫，然後被大風吹飄至更北之「小琉球」，即今奄美大島〔18世紀日人林子平之「琉球3省并36嶋之図」，圖面將沖繩三山（大琉球）之北的「大嶋（奄美）」註記云：「土人自稱小琉球」。這與清代使琉球錄或相關文獻所云：「（奄美）大島距國800里、島長130裏，分7間切，屬200餘村，大酋長12員，小酋長160餘員領之，自稱小琉球者也」是一致的，都是小琉球在沖繩本島之北方，並與《明實錄》的地理資訊或知識也大體一致〕

 

CE 610年：（隋煬帝大業6年／新羅建福27年）

「…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張鎮周）率（東陽／指潮州一解，原見梁嘉彬〈琉球辨〉，收於《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東海大學，1965，p.203）兵（萬餘人）自義安（今廣東潮州／從福建之南的潮州出發征服流求，這知識應是福建人地方知識的一環，因此隋唐福建人所理解之流求，也就是陳稜征伐的流求，應該一脈相傳成為宋人所知之流求，它們都指臺灣，而非今琉球）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和田清認為是今廣東潮州外海之南澳島／藤田豐八認為是今澎湖群島之花嶼，見《島夷誌略》校注／梁嘉彬則認為在今臺灣北部海面，或即彭佳嶼），又東行二日至句鼊嶼（藤田豐八認為是今之奎壁嶼與澎湖本島／梁嘉彬認為是古米山即今之沖繩久米島Kumejima），又一日便至流求（和田清認為是今之臺南平野）。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昆侖人（使用南島語系之南洋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隋書》〈煬帝紀〉、〈陳稜傳〉、〈流求國傳〉）

以上內容顯示在文化要素上，掖久、流求、昆侖之間有著南方系統之類緣關係。所以從文獻上看，南方系之文化要素，從臺灣向北方的琉球弧之地擴散分布（日本於近代先併吞琉球，CE 1895年取得臺灣，CE 1905年獲得庫頁島南部，CE 1910年合併韓國，所以史前時代，曾經是諸外來文化傳入日本之通道，當時卻成為「大日本帝國」發展、擴張的路線）。至於日本在經過彌生時代（日本之新石器時代，BC 3世紀到CE 3世紀／主要從江南經由朝鮮渡海至日本之倭人／東夷係百越族別支，並與較早抵日本之諸繩紋人融合）與邪馬臺國〔《三國志》中《魏志•烏丸鮮卑東夷傳》倭人條（通稱魏志倭人傳）記載的倭女王國名〕時代之後，各地族長國家逐漸統合而形成大和王朝，最後成為國際遠距離貿易線上東端之一中心點。因此，（陸上）絲路及南中國海（海上絲路）成為了主要的國際交通路線。而環中國海域主要通道之北方路線（朝鮮-九州／中國江南-九州）及南方之黑潮（Kuro-sio、Kuro-siuo、くろしお、黑色-潮汐）之道（菲律賓-臺灣-琉球弧-九州），其通道機能自此遂告衰退。於是，史前時代位居文化、種族北進或南漸十字路口（分叉路口）的臺灣，隨著此種（國際）海上交通幹線之形成而轉為離島，被隔絕的島內各部落民族，成為孤立閉鎖的部族社會，直到近代［17世紀臺灣島再次立於全球化十字路口的位置，因為此地正是東西兩種迥異文明之人群，一同在此與「沒有歷史的人們」（people without history）交會的場所，它也是當時歐洲與非歐洲世界之擴張、殖民現象的交會處，藉此可以探索殖民主義概念之各個面向］

 

CE 753年：（唐玄宗天寶12年）

鑒真和尚受日本遣唐使之邀，搭乘其歸國使船赴日（東渡努力長達12年，第6次終於成功）。自蘇州黃泗浦啟航，4舟同行（同行僧眾24人）。農曆11月「15日壬子，四舟同發，…。21日戊午，第1第2兩舟同到阿兒奈波島（今琉球本島／宮田俊彥指出，鑒真東渡經過阿兒奈波島是今琉球本島第1次出現於歷史），在多禰島（今琉球北端之種子島）西南。…。12月6日南風起，第1舟著石不動，第2舟發向多禰去。7日至益救島（今琉球北端的屋久島）。18日自益救發，19日風雨大發，不知四方。…。20日乙酉午時，第2舟著薩磨國阿多郡秋妻屋浦（在今九州南端之鹿兒島）。26日辛卯，延慶師引大和上入太宰府（在今九州中部）」（《唐大和上東征傳校注》，揚州廣陵書社，2010，p.99-114）。此航行紀錄為外交史團官方紀錄，應相當嚴謹，同行使團成員及船員對東海史地與航路之理解也應是當年之最，其中從蘇州航向阿兒奈波島是預定計畫，非遭風暴迷航所致〔日本遣唐使來往中國航路，早期均採北路，從九州之博多經對馬海峽渡海，沿朝鮮半島航向華北，由於沿岸航行，相當安全。之後遣唐使改採南路，是因新羅統一朝鮮半島、和日本交惡，加上日本勢力逐漸深入所謂南島，即今琉球群島，尤其奄美島及以北諸島之故。行走南路的遣唐使從九州出發，到奄美附近，西渡東海而達長江口之蘇州、揚州、甚至明州一帶，歸時亦如此。總之，至遲到唐中葉，日本已與今琉球建立穩定海上交通。是以宋元時到達今琉球傳播佛教的是日僧，而非華僧，《中山世譜》記載琉球之英祖時代，即宋咸純年間（1265-1274），外來僧侶禪鑑在添浦創立極樂寺，引入佛教。元末明初，日僧賴重法印到琉球，創設波上山護國寺〕。晚近考古顯示，臺灣北部大坌坑遺址出現甚多相當北宋末期至南宋之11世紀後葉到13世紀，來自浙江、福建、江西的陶瓷器，與在日本九州、今琉球出土者驚人的類似，因此推論11世紀後葉起，中國海商從福建出航，前往日本貿易，沿途可能停靠臺灣北部與今琉球，進行小規模貿易，亦即至遲宋元2代，中國海商應已分別與臺灣及今琉球建立長期但小規模之貿易。又由於其與宋元的貿易往來太稀薄，遠少於彼時稱流求、琉球之臺灣，難以引起中國文人的注意，未入文獻，以致於今琉球古名被歷史遺忘了。如果後引毗舍耶侵擾閩粵2省海濱至少60年的外患大事，都沒有出現在宋代正史中，則今琉球此等海外僻地被完全忽視又何異之有？ 但日本九州南端之鹿兒島距今流球本島約500公里，期間列島串連，天晴時在高處可以鄰島相望，而全程在島嶼視線內，氣象也可預測，航行相對安全。純就海上距離與帆船時代航海技術而言，唐代文明開化以後之日本人逐島航行到今琉球本島，遠比中國人跨越東海前去要安全容易許多，也應遠比中國人更早與今琉球發生交流，但顯然今琉球在明朝以前仍文明未開，地貧人少，日本人和其交往畢竟有限，以致日本史料對之記載亦極稀少。宋元時僧人到達今琉球而未到臺灣，宋代今琉球已有人稱王而明末臺灣仍部落分立，這些都指向今琉球文明發展領先臺灣，因此透過日本，今琉球領先臺灣傳入東亞古文明。同時，宋元海員既以流求稱呼臺灣，則絕不會以同名稱呼今流求，而應也有固定名稱給今琉球，惟此一地名並未進入中國朝廷與文人之主流文化，因為此地名對中國朝廷毫不重要。也因此，古代福建人用以稱呼今琉球的名稱已經被歷史吞噬了

 

CE 907年：

朱溫廢唐哀帝，建立後梁，唐朝正式滅亡，享國275年（CE 618-690年，CE 705-907年），五代十國開始｛CE 900-1450年為前半段火藥時代［從將屆CE 900年代把黑火藥（gunpowder）用於戰事，直到大約1900年無煙火藥（CE 1884年，法國人Paul Vieille將硝化纖維與乙醚、酒精混合，並藉樟腦作為塑化劑與穩定劑，劃時代無煙火藥乃問世）取而代之］，東亞戰亂頻仍，讓東亞成為軍事創新中心。其中CE 1350-1450年為元明過渡時期或元末群雄並起時期。之後，CE 1450-1550年為「小分流時期」，CE 1550-1760年為「均勢時代」，CE 1760-1840年為「大和平時期」，CE 1840-1900年則為「大分流時期」｝

 

CE 1044年：（北宋仁宗趙禎慶歷4年／日長久5年，寬德元年）

宋仁宗直接下令編寫纂輯《武經總要》，但直到CE 1231年（南宋理宗紹定4年）才以木板印刷方式印行，其前20卷中武器與陣營兩部分附有大量插圖，是研究軍事史和兵器史的重要形象材枓，也是歷史上最早含有硝石、硫磺、木炭等成分軍用火藥配方（是前人透過大量實驗而獲得之成果，必須使用燒紅之鐵錐來點燃，同時必須在開放空間裡接觸氧氣才能夠有效點燃）的記錄（而最早火藥配方之紀錄，則出現於CE 808年／唐憲宗元和3年，由清虛子所撰之《鉛汞甲庚至寶集成》）

 

CE 1126年：（北宋欽宗靖康元年）

第2次汴梁保衛戰中，金宋雙方都大規模使用火砲，該場戰役相關紀錄特別詳細，是中國古代文獻中最早詳細記載使用火器之作戰

 

CE 1131年：（南宋高宗紹興元年）

吳玠與吳璘兄弟於和尚原（今陝西省寶雞市附近）以弩陣（「駐隊矢」陣法）殲滅金國元帥完顏兀朮之軍隊半數［實證古代中國於戰場上使用弩陣法發射弩箭（即窩弓），之前有戰國時代《孫臏兵法•威王問》、唐代杜佑《通典》、李筌《太白陰經》、宋代曾公亮《武經總要》等書中提及弩陣法，惟無演練實例之說明］

 

CE 1132年：

據《守城錄》［包括陳規（安陸縣令，1072-1141），《〈靖康朝野僉言〉後序》及《守城機要》、湯璹，《建炎德安守御錄》］記載，南宋陳規於本年研製成長竹竿火槍（musket）20餘支〔是有關於火槍之詳細描述第1次出現在文獻中／李約瑟則提前至CE 950年五代時期敦煌壁畫之降魔變絹畫中，一隻惡魔似乎正用一根火槍指著釋迦摩尼／火槍是管形火器之始祖，它於第10或第11世紀在中國問世，歐洲人則是從CE 1320年代14世紀開始使用管形火器，並於CE 1326年左右管形火器發展臻於完整。但火器在中世紀晚期（大約CE 1500年以前）之歐洲戰場上只是配角（功能不如弓弩），一直要到14世紀末至15世紀，管形火器才會成為戰場上之固定配備（至17世紀初，毛瑟槍手musketeer仍容易於歇火時遭敵方騎兵攻擊，乃需長矛手保護。雖然此時來福槍rifle已登場，但其裝填子彈及火藥所需時間比毛瑟槍來得更久，因此僅作為狩獵或充作狙擊手武器，尚未能用於大規模之正面作戰，一般作戰仍然以毛瑟槍為主要武器）／不管在中國或歐洲，火槍與管形火器之間，存在著一種高度流動性，兩者同時為人們所使用〕，並在守德安城作戰（德安保衛戰）中發揮作用

 

CE 1171年：（南宋孝宗道乾7年／日嘉應3年）

4月起，汪大猷（1120-1200）知泉州（古刺桐），曾遣軍民屯戍今澎湖（時稱「平湖」），並於水澳（地名）設置永寧寨（明代為永寧衛，今名亦永寧，臨於深滬灣北端），以防島夷毗舍邪〔大致學者多認為是菲律賓Visaya族，而非指臺灣。梁嘉彬之〈宋代「毗舍邪國」卻在臺灣非在菲律賓考〉（收於《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東海大學，1965，p.323-336）指出，所謂毗舍邪在菲律賓之說，起於法國學者Terriende Lacouperie，而為許多中外學者所支持。又元人汪大淵《島夷誌略》敘述南洋各國時，也有毗舍邪一國，似指呂宋島上一大部族／和田清撰〈明代以前中國人所知之菲律賓群島〉中有網羅各家之說，《東洋學報》12-3〕侵襲（可見汪大淵時澎湖已有漢人與駐軍。澎湖距金廈約130公里，但距臺灣西南部海岸僅約50公里，宋人既能跨越130公里移住澎湖，表示進一步航行至50公里外之臺灣應無技術困難。另外，臺灣新竹海濱距福州外島平潭也同樣是130公里），此事見於樓鑰撰《攻媿集》卷88〈敷文閣學士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汪公行狀〉（CE 1917年，由藤田豐八發見）。而周必大《文忠集》（CE 1782年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收錄）卷67有記載（〈汪大猷神道碑〉，撰文於CE 1201年），惟《文忠集》記毗舍邪侵入澎湖事較詳（「海中大洲號平湖，邦人就植粟、麥、麻。有毗舍耶蠻，揚颿奄至，肌體漆黑，語言不通，種植皆為所穫。調兵逐捕，則入水持其舟而已。俘民為鄉導，劫掠近城赤洲。於是春夏遣戍，秋暮始歸，勞費不貲。公即其地，造屋二百區，留屯水軍，蠻不復來。」由上述可知，在澎湖的漢人已是定居之生活形態，且應該已定居相當時日，並種植麥、麻、粟等作物。毗舍耶以澎湖為跳板，由於澎湖居民熟知大陸沿海的航路，毗舍耶乃擄人為嚮導；如遇官兵清剿追捕，則操舟逃逸／先擾害海中大洲「平湖」後，俘平湖居民為嚮導，進而劫掠泉州府近城沿海各地）。而宋理宗寶慶元年（CE 1125年）泉州市舶使趙汝适（1170-1231）所撰《諸蕃志》〔所載流求國事，是據《隋書》〈流求國傳〉刪節而成，並含糊其詞的將流求國與毗舍耶並列，這似乎成為日後《宋史•外國列傳七》裡兩者並列之根據：「流求國在泉州之東，有海島曰彭湖，烟火相望…無他奇貨，商賈不通（僅是強調貿易稀少，也是通商很少的簡化說法，不能僵化解釋為完全沒有通商，又由此也顯示中國朝廷與一般文人對臺灣興趣有限和缺少細節知識記載之理由）…旁有毗舍耶國，語言不通」〕乃記彭湖於「毗舍邪國」條中云：「毗舍邪，語言不通，商販不及，袒裸盱雎，殆畜類也。泉有海島曰彭湖，隸晉江縣，與其國密邇，煙火相望（澎湖離臺灣西海岸僅50公里，但距呂宋島500公里以上，但說澎湖與呂宋煙火相望未免難以置信。同時，趙汝适言毗舍邪人不駕舟楫，惟以竹筏從事，若從菲律賓出發劫掠實在難以想像。總之，宋代侵擾澎湖和泉州之毗舍邪，比較可能來自當時稱為流求的臺灣，而非今琉球或菲律賓，而這也是方豪之認定）。時至寇掠，其來不測，多罹生噉之害，居民苦之。淳熙間（1174-1190），國之酋豪常率數百輩猝至泉之水澳、圍頭村恣行兇暴，戕人無數。…。不駕舟楫，惟以竹筏從事，可摺疊如屏風，急則群舁之，泅水而遁。」遇毗舍邪人侵擾，曾戍兵以保護居民，並將澎湖收入版圖，是為南宋時已有漢人入居澎湖之明證〔「彭湖」一名見於文獻非始自《諸蕃志》，曹永和指出更早出現於CE 1218年（南宋寧宗嘉定11年）泉州知府真德秀（1178-1235）上奏〈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其中言毗舍邪「其地闞臨大海，直望東洋，一日一夜可至彭湖。彭湖之人，過夜不敢舉煙，以為流求望見，必來作過」。因此，真德秀知道毗舍邪來自流求，而流求在彭湖之東，煙火相望（也將毗舍邪和流求二名互用）／此毗舍邪侵擾泉州之事，也出現於宋孝宗時（1162-1189）廣西提點刑獄林光朝（1114-1178）之《陛辭剳子》。但他似乎不知毗舍邪來自何處，同時他指出毗舍邪侵擾範圍不限泉州，連廣東潮惠一帶都告警（若毗舍邪來處之流求是琉球群島，而其侵擾範圍達到距離較遠的廣東潮惠，卻未及更近之浙江，似乎也很不合理）。總結可知，毗舍邪侵擾時間至少跨越乾道（1165-1173）至嘉定（1208-1224）之間近60年〕。又謂其地「無他奇貨，尤好剽掠，故商賈不通」，足見宋代對臺灣已有相當了解〔臺灣北部13行文化早期遺址出土許多唐宋遺物，又13行文化中期遺址考古顯示，宋元至明中葉之間，品質較佳的中國陶瓷輸入大增，以致於臺灣本土製陶器數量大減，直到明中葉海禁妨礙中國陶瓷輸入，13行文化晚期遺址才見本土陶器數目復增（由考古可證中國海商至遲在宋代已與臺灣原住民建立穩定貿易關係，雖然彼等未留下文記錄，惟至元人汪大淵則在《島夷志略》留下明確文字記述，故元人登陸臺灣貿易殆無疑問）。宋人貿易另一可能佐證是笨港海泥宋錢（乾隆中葉臺灣海防同知朱景英言：「臺地多用宋錢，…相傳初闢時，土中有掘出古錢千百甕者，或云來自東粵海舶。余往北路，家童於笨港口海泥中得錢數百…乃知從前互市，未必不取道此間。可見宋代已有漢人至笨港等地貿易，但未留下文字紀錄），既然北部13行遺址已見唐宋貿易遺跡，則南部有宋人前來貿易也並不遠離事理。總之，中國海商應至遲在宋代已與臺灣原住民建立穩定貿易關係，但規模應該不大，以致於未引起朝廷與文人主流文化注意，因而史書無載。惟貿易長期持續，足可推論福建海員對臺灣應有相當清楚知識。方豪指出，宋末馬端臨（1254-1323）《文獻通考》對流求之記述，都是雜採《隋書》、《諸蕃志》等湊成，敘述較前人更含糊不確，甚至《宋史》也承襲此抄襲矛盾的問題，這都反映出一般文人並未充分吸納福建海員對臺灣之地方知識〕

但《文獻通考》和《宋史》則記彭湖於「流求國」條中云：「泉州之東，有海島曰彭湖，煙火相望」／《文獻通考》無「海」字／究竟與彭湖煙火相望之地，是流求抑或毗舍邪？／曹永和教授教授認為《文獻通考》和《宋史》所以跟《諸蕃志》記載不同，乃因馬端臨（1254-1323）東抄西錄之結果（反映一般文人並未充分吸納福建海員對臺灣之地方知識），亦為日後臺琉記錄揉雜的主因，見〈宋代「毗舍邪國」確在臺灣非在菲律賓考〉，《文獻專刊》2-3、4，CE 1951年11月。同時，金關丈夫於CE 1953年，在日本人類學會、日本民族學協會聯合大會時發表〈諸蕃志之談馬顏國〉（王世慶譯，見於《方志通訊》3-3、4），認為《文獻通考》和《宋史》所徵引《諸蕃誌》原本，即流求國和毗舍邪本為一條，彭湖原記在文頭。自明初琉球向中國朝貢，以致永樂大典編纂者誤解，將毗舍邪另立一章於流求國條之後，並將原書流求國當泉州之東以下「有海島曰彭湖，…煙火相望」改置於毗舍邪之記事的文頭／德國漢學家夏德（弗雷德瑞克•赫爾斯／Friedrich Hirth）與美國漢學家柔克義（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2人於合譯《諸蕃誌》為英文時，將毗舍邪譯為Southern Formosa，而流求譯為Northern Formosa，CE 1911年出版，p.162-166

 

CE 1218年：（南宋寧宗嘉定11年）

真德秀《真西山先生文公文集》卷8所收〈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云：「永寧寨（地名水澳），去法石70里。初，乾道間（1165-1173），毗舍邪國入寇殺害居民，遂致寨於此。其地鬫臨大海，直望東洋，1日1夜可至彭湖。彭湖之人，過夜不敢舉煙，以為流求國望見，必來作過」。由此文證實與彭湖煙火相望之地，據宋人地理知識，確實是流求，而宋人所云流求，確是今日臺灣

 

CE 1224年：（南宋嘉定17年／日貞應3年，元仁元年／蒙古太祖19年／金正大元年）

李昭皇（Lý Chiêu Hoàng／1218-1278）成為越南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登基時僅6歲。隔年，在輔佐大臣陳守度安排下，先與同齡7歲、入宮伺候她的陳守度姪子陳煚（Trân Cành）結婚，然後再被安排讓位給丈夫，從此越南李朝滅亡，陳朝興起。除嫁到陳家的李昭皇與其姊之外，李朝皇室男丁多遭殺害

 

CE 1226年：（南宋理宗趙昀寶慶2年／越建中元年／日2年）

李昭皇叔伯公李龍祥（Lý Long Túòng）為躲避陳朝追殺，率領族人攜帶皇冠、龍袍、尚方寶劍等搭船逃離，在南海漂泊數月最後登陸臺灣。此時李龍憲（Lý Long Hiên／李龍祥兒子）染上重病，不得已只好留下200人在臺灣照料他，其餘人繼續隨李龍祥北上，最後到達高麗成為韓國花山李氏始祖。至於滯臺之李龍憲（李昭皇的堂叔伯）最後情況怎樣不得而知，其餘滯臺之越南李氏皇族，是否生根臺灣與原住民通婚？或者再前往第三地也不得而知，無論如何CE 1226年臺越確實接觸過

 

CE 1227年：（南宋理宗寶慶3年／日嘉祿3年、安貞元年／蒙古太祖22年／金正大4年）

王象之撰《輿地紀勝》，其中卷130福建路泉州風俗形勝項中，曹永和教授發現述及澎湖「環島36」下即引有施肩吾詩〈島夷行〉〔CE 1694年（清康熙33年）高拱乾修《臺灣府志》〈藝文志〉改題曰「澎湖」〕，表示南宋時此詩已被人認為係詠澎湖之作。然藤田豐八在其《島夷誌略》校注〈彭湖條〉，引三國時期（220-280）吳國丹陽太守萬震所撰之《南州異物志》表示懷疑，不似彭湖而類合浦（舊稱廉州，今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海市所轄縣）

 

CE 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18年）

11月，澎湖正式設巡檢司，隸屬福建同安，使澎湖收入中國版圖早於臺灣403年

 

CE 1292年：（元世祖至元29年）

農曆3月29日，元世祖命楊祥充宣撫使（CE 1291年），自汀路尾澳往瑠求（臺灣）招撫，結果未有成就。CE 1297年（元成宗元貞3年，亦即大德元年）又從福建行省平章政事高興（1245-1313）之請，派兵討伐瑠求，但僅禽生口130餘人，亦毫無結果（詳見《元史•琉求傳》）。另《元史‧列傳九十七‧瑠求》中2次遠征瑠求之記載，似乎可認定元人之「瑠求」應該就是今之臺灣，因為這2次征伐都是從離臺灣最近的泉州和澎湖出發。《元史‧外夷列傳三‧瑠求條》記載：「瑠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州界內（元人知道瑠求是一整塊陸地，且長度相當於福建之漳泉興福4州相連的長度，是一個大島嶼，只是不知其東面地理，這是知識進步。但又說澎湖距離瑠求「其遠不知幾千里也」，和元代實際出兵征討瑠求的經驗自相矛盾，既曾出兵登陸擄俘而歸，豈會不知大體距離？《元史》此矛盾記載顯示，即使是編修國史之史家們對瑠求的知識也是豐寡懸殊，而總編輯也沒讀出其間矛盾，可見有關瑠求知識並不普及），澎湖諸島與瑠求相對，亦素不通。天氣清明時，望之隱約，若煙若霧，其遠不知幾千里也。西南北岸皆水，至澎湖漸低，近瑠求則謂之落漈，漈者水趨下而不回也。凡西岸漁舟至澎湖已下，遇颶風發作，漂流落漈，回者百一。瑠求在外夷最小而險者也，漢唐以來，史所不載，近代諸番市舶不聞至其國者」。CE 1291年（世祖至元28年），海船副萬戶楊祥奉命征撫瑠求未果（經澎湖，登陸瑠求，與居民小規模交戰而還）。又言「成宗元貞3年（CE 1297年），福建省平章政事高興言，今立省泉州，距瑠求為近，可伺其消息，或宜招宜伐，不必它調兵力，興請就近試之。九月，高興遣省都鎮撫張浩、福州新軍萬戶張進赴瑠求國，禽生口一百三十餘人」

 

CE 1298年：（元成宗大德2年）

製造於今年之「上都火銃」［出土地點為元朝夏季行宮上都（位於內蒙古）的廢墟］是現存最古老的金屬管形火器

 

CE 1346年：（元惠宗至正6年）

8月26日，英法會戰於加萊南方，英軍（愛德華3世／Edward Ⅲ）以英格蘭長弓部隊［最大功臣／部分銃手士兵則使用可發射帶火小彈丸之手持管形火器，但非致勝最關鍵因素／要到14世紀末與15世紀，管形火器才開始大量出現於各種戰役中，而明代至CE 1466年（洪武13年）步兵部隊裡之銃手（火槍手）人數達30％，歐洲則要到16世紀中葉才有相同水準（惟手銃通常是一齊發射的，並非輪番開火），到16世紀末達40％（CE 1570〜1580年代，戚繼光麾下步兵「殺手」與「銃手」比例為8比5），到17世紀中葉執矛士兵與火槍手比例才翻轉／歐洲是從16世紀中葉慢慢展開「演練革命」（因日耳曼人入侵不只消滅西羅馬帝國，也讓古羅馬之演練傳統被迫中斷），它標誌著歐洲現代化的肇始，而中國之演練則是持續流傳的綿延傳統／使用火槍陣：韓國在CE 1477年（朝鮮世宗大王29年政令，要求火器部隊以火槍陣進行輪流發射「銃筒」之演練）、鄂圖曼土耳其人在CE 1526年第1次「摩哈赤戰役」（Battle of Mohács）、中國最晚在CE 1560年（明嘉靖39年）就已採用、日本在CE 1578年織田信長「長篠之戰」、歐洲則在CE 1600年荷蘭「紐波特之役」（Battle of Nieuwport）］大破法軍重騎兵與熱那亞（Genoa）十字弓弩兵，史稱「克雷西戰役」（Battle of Crécy），為英法百年戰爭戰役之一

 

CE 1349年：（元順帝至正9年）

航海家汪大淵著《島夷誌略》〔乃汪大淵在CE 1330年和CE 1337年2度附搭海舶，飄洋過海親身經歷之南洋及印度洋（西洋）諸國，200多個地方之地理、風土、物產，就其見聞寫成一部重要的中外交通史文獻（無北向之日本、韓國或今琉球）。後來汪大淵將《島夷志》簡化名為《島夷志略》，在其故鄉江西南昌刻印單行本。而東洋、西洋之詞語見於載籍，係始於本書／為清源縣（今泉州）縣誌《清源續志》之附錄《島夷志》／《島夷志略》書中所言「琉球」皆非指臺灣〕，其中開端第1條即「彭湖條」謂：「彭湖：島分30有6，巨細相間，坡壠相望，乃有7澳居其間，各得其名。自泉州順風2晝夜可至。…。工商興販，以樂其利。地隸泉州晉江縣。至元間（1264-1294），立巡檢司，以週歲額辦鹽課中統錢鈔10錠25兩，別無科差。」而在第2條琉球條，則有許多新的記述（一般認為此處所記載之琉球即臺灣），「琉球條」云：「琉球：地勢盤穹，林木合抱，山曰「翠麓」、曰「重曼」、曰「斧頭」、曰「大峙」。其峙山極高峻，自澎湖望之甚近。…。土潤田沃，宜稼穡。氣候漸暖，俗與彭湖差異。…。地產沙金、黃荳、黍子、硫黃、黃蠟、鹿豹麂皮。貿易之貨用土珠、瑪瑙、金珠、粗碗、處州瓷器之屬〔可以確認汪大淵親臨琉球，而琉球是「自澎湖望之甚近」，此必是臺灣無疑。汪大淵稱臺灣為琉球，顯然是從過去流求（宋）、瑠求（元）而來琉球（明／但明朝建國後，琉球之名卻被明廷用以稱呼當今日本的沖繩，使得臺灣不僅失去琉球之名，且連替代名稱先稱小琉球或後稱東番也游移不定，反映中國人對此一島嶼的認知退化。直到荷人入臺，稱今臺南安平為大員，此一島嶼才獲新定名，由大員而臺灣，以迄於今）。元人甚至已為臺灣山峰命名，表示有人反覆到臨，最可能者當然是海商及海員。在文字教育不普及的海員海商之間，遂有地名出現同音異字，流求、瑠求進而琉球／明末航海指南《順風相送》（列出中國沿海航路與地標。到達今臺灣北部外海時，所見地標先後為小琉球頭、雞籠頭山等。往南洋航向會經過北港，以及沙馬頭或沙馬岐頭、大灣山等）在涉及臺灣北部地標時，常提小琉球頭、雞籠頭山，而清初之《指南正法》卻只見圭龍頭、圭龍、雞龍頭等3者混用，小琉球頭一詞則不見了／此2航海指南都是文字敘述而無地圖，在提及經過之小島時，普遍僅列島名，但經過臺灣、海南、呂宋、日本等大島時，都僅提到島上各地標或港口，而未列全島或陸地名稱。這似乎反映地圖繪製上之海員實務取向，而非地理知識精確取向，例如晚近之明代東西洋航海圖（於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文件編號為「MS. Selden supra 105」），又稱塞爾登地圖、雪爾登中國地圖，是一幅17世紀地圖，原作者不明。有標註105個地名，範圍涵蓋今日本、朝鮮半島、東南亞與一部份印度等，地名以漢字標示，其中朝鮮、琉球國、暹羅國、柬埔寨等，都僅標出國名，未再標出國內各地地名。而日本、安南、呂宋則標示境內面向中國一側之許多各別地名，但卻未標示出其全國或全島名稱。又漳、泉之東南有一小島僅標示「彭」，其東的大島則無導名，僅列出北港、加里林2地名。所以明末海疆務實者通常僅提及臺灣島上之雞籠淡水、北港大員等顧別地名，而不提全島名稱，乃是海員指涉大島時的實務習慣，而非不知全島名稱〕。海外諸國，蓋由此始。」由此顯示元末時雖無奇珍寶貨之產出，卻已有與土著民發生某些程度之接觸，開啟了所謂「漢蕃交易」。而「海外諸國，蓋由此始」一語（如果琉球指臺灣，那麼臺灣就是第1個外國。即或此處之琉球非指臺灣，中國國界也終於彭湖，彭湖以東就是海外了），釋為臺灣是東洋針路之起點，似未為前人所提及

 

CE 1363年：

朱元璋和漢王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是第1次有管型火器確切出現於文獻記載之水戰中，也是中國戰爭史上第1次使用火銃（即最早之艦砲）進行的水戰，開創了水戰戰術新階段（《中國火器史》，王兆春，p.57）

 

CE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

元月23日（農曆元月4日），朱元璋在應天（今南京市）即皇帝位建立大明王朝，它是全世界第1個火藥帝國，因為其有效應用了管形火器（火銃／火筒／主要用來攻擊軍隊人員而非城牆，次要功能也許是用來攻擊木造建築或當成具引燃效果之武器）。而掌管明朝軍器製造業的具體機構，是工部虞衡清吏司管轄的軍器局以及內府管轄的兵杖局

朱元璋冊封南朝懷良親王為「日本國王」，建立日本與中國之朝貢關係。CE 1401年，室町幕府第3代將軍足利義滿接受明朝冊封，明成祖賜予金印「日本國王之印」，並以朝貢形式開始對明貿易（給予勘合憑證百道，規定每10年進貢1次），因貿易時需要核對「勘合符」，因此又稱之「勘合貿易」。可是在義滿死後，其子義持批判明朝外交政策，中日貿易關係進入斷斷續續的非常態現象。反而是日本南邊之島國－琉球，一直和明朝維持密切宗藩關係，而明太祖還特別派遣福建36姓協助琉球王國經貿文化發展，至明憲宗成化年間，市舶司由泉州移至福州，並且在福州之水部門外設置「柔遠驛」（今福州南公園一帶），負責接待琉球來之使節和船工

 

CE 1371年：（明太祖洪武4年）

明太祖飭令東南沿海居民不得「下海通番」，《明太祖實錄》卷70言：「詔吳王左相靖海侯吳禎，籍方國珍所部溫台慶元三府軍士及秀蘭山無田糧之民，嘗充船戶者，凡十一萬二千七百三十人，隸各衛為軍。仍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這是文獻上最早的海禁詔令，旨意申明不得私自出海，尚未到「片板不許下海」之地步。洪武4年後至永樂年間，嚴格管制船隻，禁止「擅造2桅以上船隻」、「海船悉改為平頭船」，到「片板不許下海」，並且屢次頒布「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禁民入海捕魚」，到更激烈之「徙民虛地」的禁令（明洪武20年6月，明太祖朱元璋對浙、閩分別頒布「徙民虛地」禁令），違反禁令輕者發配充軍，重者處斬

 

CE 1372年：（明太祖洪武5年）

遣楊載〔發現臺灣野蠻無文，無從令其稱臣入貢，但又不敢據實回報朝廷，乃以文明程度較高之今琉球代替臺灣，引誘沖繩人以琉球王國之名向明朝稱臣入貢，這是前東京大學教授和田清解釋為何琉球一名在明初改用于今琉球的「移花接木說」／楊載曾於洪武2年奉派招諭日本（並路經今琉球／遭控制九州之懷良親王殺死7人使節團的5人，僅楊載與吳文華倖免，拘留3個月獲釋），對東海之瞭解應遠勝朝中眾臣。而他在使日之後選擇從福建出發去琉球，比較合理的解釋是當代知識告訴他，琉球就在福建外海，而非浙江外海，所以他千里迢迢先陸路南行到福建出發，而不從長江口東南向直航那霸（此時他應不知臺灣文明未開無法就輔）。易言之，楊載出京前所了解之任務目的地琉球就是臺灣，而非今琉球。但當地福建人告知他稱為琉球的臺灣其住民大小部落各自為政，沒有超出部落以上之政治團體（甚至到明末萬曆21年／CE 1593年，日本豐臣秀吉遣使高砂即臺灣，曉諭高砂國王向他稱臣入貢，但找不到國王受命，詔書送達無門，使臣任務不了了之），使臣楊載乃面臨君命不達的窘境（臺灣文明未開，無法稱臣入貢），這也才想到移花接木之計，以今琉球來代替臺灣。正是由於地方知識和朝廷主流知識間之嚴重差距，使楊載可以移花接木，將浙江外海的今琉球冒充福建外海之原琉球，即臺灣（為掩飾此事而發明大、小琉球之說，宣稱入貢者為大琉球，而過去福建人所謂的琉球是小琉球，用以掩飾出使琉球的原始使命的失敗），而居然未被朝廷眾多文武官員發現〕從福建出海第1次持詔諭琉球國（當時今琉球本島政治分立，大小酋長稱為按司。其國有3王，曰中山、山南、山北，皆以尚為姓，而中山最強。其中山王度察遣弟泰期等隨載入朝，貢方物／明清2朝琉球王國之正式國名始終是中山國，也顯示琉球之名是楊載所加，非當地人原本自稱），浦添按司察度成為「琉球國・中山王」｛明代以後，由於朝貢貿易ちょうこうぼうえき（即勘合貿易／かんごうぼうえき）之「勘合符」與貢期、貢船和貢使數目等規制，以及海禁政策的施行［日明貿易形式上是室町幕府將軍受明朝皇帝冊封為「日本國王」並對其朝貢貿易。CE 1401-1549年間（約150年）共實行19次，在16世紀中葉結束（CE 1551年／明嘉靖30年）。CE 1404年之後向日本頒發貿易許可證「勘合符」以區別於倭寇，貿易僅限於以此確認的正式遣明使船（勘合船）。僅准貢舶貿易，只有上貢給朝廷之外國船隻才永許進入中國港口，且禁絕所有私人貿易，倭寇活動乃沉寂（惟朝貢中斷之後走私興盛，倭寇再度活耀）。亦即忽視國內外物資交流之自然要求，阻塞唐宋元以來濱海居民向外發展的趨勢］，使得亞洲國際商品之流通，受到阻礙而停滯，於是有了以琉球之轉口貿易為媒介的交易，乃使得中國與東南亞之間，以及中國與朝鮮、日本之間之國際商品流通得到平衡，如此琉球王國〔1429-1879／清順治年間成書之流球王國官史《琉球國中山世鑑》，及據此於康熙年間改寫成書的《中山世譜》都說浦添按司尊敦於南宋淳熙14年（CE 1187年）稱王，為舜天王〕便成為CE 15世紀（CE 14世紀末至CE 16世紀初）環中國海域間交流的主角，也因此帶來國家的空前繁榮｝，並派遣其弟泰期赴大明朝貢，開啟中琉正式邦交。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徐曉望則認為，楊載為完成其使命免於被殺，將沖繩之「中山國」當作「琉球國」忽悠朱元璋，乃造成此後地名上的紊亂（〈臺灣：流求之名的失落—關於琉球與臺灣歷史的一種假說〉，《臺灣歷史上的移民與社會研究》，陳小沖 編，九州出版社，2011）

 

CE 1374年：（明太祖朱元璋洪武7年）

明廢除自元代以來鼓勵對外貿易之市舶司

 

CE 1377年：

勃根第公國（the Burgundian state）第1代公爵「大膽的菲利」（Philip the Bold）菲利普2世（Philippe II法語／1363-1404）利用大砲（歐洲大砲最早是在CE 1375年左右問世，到CE 1380年代左右開始左右戰局，到了CE 1480-1490年發展完熟，因此接下來3個世紀毫無改變。然火砲在中國之發展，卻因夯土城牆太厚實而形成阻礙，事實上中國人都是用投石機或者管形火器，來摧毀城牆牆頭之木造建築）摧毀城牆，幫助法國奪下英軍掌控之歐德魯伊克（Odruik）碉堡（在加萊Calais附近），也第1次印證大砲在戰場上之價值

 

CE 1387年：（明太祖朱元璋洪武20年）

4月，朱元璋為加重福建沿海防務，乃派江夏侯周興德前往福建，一方面築城設巡檢司，令一方面充實沿海衛所兵源，並在沿海重要海域設置3座水寨，包括：烽火島水寨（霞浦海面）、南日山水寨（南日島）、浯嶼水寨（漳泉海面），且設有把總節制水軍，直至明代宗景泰3年（CE 1452年），增設銅山島水寨（東山島）、小埕水寨（連江），至此福建5大水寨完備。明初，為防衛福建沿岸海防，設有5衛（福寧、鎮東、平海、永寧、鎮海）14千戶所（當時馬祖列島防務歸併於小埕水寨與定海遷戶所）。又其海防之布建以「哨賊於遠洋，擊賊於近洋」作為戰略方針，在海上重要之島嶼建構第1道防衛系統，設哨於島嶼，藉定期巡哨以偵防敵蹤，並且擊敵於海上。沿海岸線重要城鎮築起第2道防禦系統，與衛所聯防，機動性擊敵於海岸，並對沿線重要城鎮採堅壁清野。在內陸建構第3道防禦系統，派重兵堅守4府1州，包括福寧、福州、興化、泉州、漳州在內，殲敵於城下。因此，明初水寨之佈署和衛所兵制的建構，希望建構起這3道堅強之防禦線，從外海島嶼到海岸堡寨再到內陸城市，層層消耗敵方戰力。同時依福建沿海由北到南的島鏈，來阻絕或遲滯自海上進犯之敵人，海島與海岸間採取步兵與水師之間聯防作戰，這是明初海防體系的樞紐，目的使得倭寇或海盜進無所攻、退無所掠，陷入進退維谷之險境。而當時籌畫海防體系的重臣，正式出自湯和、方鳴謙苦心擘畫居功蹶偉。明朝中葉，自英宗正統年間至嘉靖年間，即倭患加劇前夕，中國東南沿海之海防體系走向崩壞

因東南沿海長年海賊（閩南語並未將「海盜」當成慣用語，遂以「海賊」為稱呼）倭寇為患，朝廷追勦無功，朱元璋遂依部將湯和所請，行「徙民墟地」政策（「墟澎」），廢巡檢司，將原有居民遷至泉、漳2州安置。但澎湖反因無官方駐守，遂成為盜寇巢穴（《籌海圖編》在〈敘寇源〉中說：「今之海寇，動輒數萬，皆托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之無賴，孑人而附之耳。大略福建漳郡居其大半，而寧紹往往亦有之，夫豈盡倭也。」史籍《嘉靖東南平倭通錄》也載：「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又如《吾學編》則記：「大抵賊中皆華人，倭奴其十之一二。」）

 

CE 1388年：（明太祖朱元璋洪武21年）

元帥沐英前往麓川路（位於今雲南省）清剿土司思倫發（使用戰象），史稱「麓川之役」［此為世界史上第1筆提及火槍陣（由弩陣調整為火槍陣／「神機箭」乃發射箭矢之管形火器）之史料，但證據不明確，因為沐英並未清楚表示是「輪番開火」（《明實錄‧太祖實錄》）］

 

CE 1392年：（明太祖朱元璋洪武25年）

《明實錄》洪武25年5月己丑條云：「遣琉球國民才孤那等28人還國，人賜鈔5錠。初才孤那等駕舟河蘭埠，採硫黃於海洋。遇大風，飄至小琉球界。」此乃「小琉球」之名稱，最早（應該也是最後一次）出現於載籍（歷朝實錄）之記事〔曹永和認為《明太祖實錄》洪武25年（CE 1392年）5月已丑條所載之「小琉球」，是最早將雞籠、淡水命名為小琉球的文獻記載，云：「遣琉球國民才孤那等28人還國…，初才孤那等駕舟河蘭埠，採硫黃於海洋。遇大風，漂至小琉球界。取水被殺者八人，餘得脫。又遇風漂至惠州海豐，為邏卒所獲。言語不通，以為倭人。」見陳宗仁，《東亞海域多元勢力競爭下雞籠、淡水地位的轉變（1400-1700）》，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CE 2003年4月），p.57／曹永和，〈歐洲古地圖上之台灣〉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聯經，CE 1979年），p.318／黃彰健校勘，《明實錄》，中文出版社，p.826〕。其時之航路（最早載於CE 1534年陳侃所撰之《使琉球錄》）皆自福州出五虎門（Puerta de los cinco tigres），望見臺灣（小琉球）北部，再過八重山、宮古列島（Meiaco-Sima），北上入那霸

右軍都統使李成桂廢黜高麗王朝恭讓王，在松京（後改名開京，今開城）壽昌宮自立為王，並由明太祖定國號為「朝鮮」（1392-1897），是為朝鮮王朝或稱李氏朝鮮

 

CE 1395年：（明太祖朱元璋洪武28年）

《皇明祖訓》宣佈將朝鮮、日本等15個海外國家列為「不征之國」，告誡後世子孫不得恣意征討。這15個國家是：朝鮮國（今朝鮮和韓國）、日本國（日本）、大琉球國（今沖繩地區）、小琉球國（臺灣）、安南國（今越南北部）、真臘國（今柬埔寨）、暹羅國（今泰國）、占城國（今越南南部，後被安南滅國）、蘇門答剌（今蘇門答臘島八昔）、西洋國（今科羅曼德爾海岸）、爪窪國（今爪哇島）、湓亨國（今馬來半島）、白花國（今蘇門答臘島西北部）、三弗齊國（今蘇門答臘島巨港）、渤泥國（文萊），並採取以守代攻策略，只要人不犯我，絕不輕易跨海遠征。可是皇朝另一方面卻始終未放以天朝為中心的秩序觀，想運用朝貢貿易來羈縻遠方國家，企圖製造中國與宗藩之關係，以及「萬邦悅來」現象，於是通商貿易變相成為施恩的手段。而明成祖即位後，體認朝貢貿易必須借重強大的「利」、「力」來支持，於是才有鄭和艦隊7次下西洋，以及恢復設立市舶司負責管理朝貢貿易

 

CE 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洪武31年）

《大明混一圖》是中國所繪製最古老之世界地圖，也是世界上最早描繪非洲大陸的古代地圖，現收藏於北京中國第一檔案館，其中國部分主要是依據元代朱思本之《輿地圖》，而福建外海有一島嶼名「琉球」

 

CE 1404年：（明成祖永樂2年）

中國朝貢貿易之崩壞，導致中國走私與日本倭寇行動的增加。明成祖乃建立勘合貿易體系（向日本頒發貿易許可證「勘合符」），希望倭寇經由被控制之商業活動而減弱，而貿易僅限於以此確認的正式遣明使船（勘合船）

 

CE 1405年：（明成祖永樂3年）

7月11日（農曆6月15日），鄭和第1次下西洋

 

CE 1407年：

10月13日，鄭和第2次下西洋

 

CE 1412年：（明成祖永樂10年）

《火龍經》是一部中國古代火器大全，署名為劉基、焦玉等，自稱作於本年，首見於崇禎年間焦勒的《火攻罕要》，清朝咸豐年間方始有刻本傳世，其中有最早的地雷、水雷［有關中國水雷，可見於CE 1549年唐順之《武編》「水底雷」、CE 1622年茅元儀《武備志》「水底龍王砲」、CE 1637年宋應星《天工開物》「混江龍」］、火繩槍（firelocks／flint-lock guns）等等的描述

 

CE 1414年：

2月，明成祖率領50多萬大軍遠征瓦剌（戰役使用火槍陣之例證／CE 1422年，成祖第3次親征瓦剌，留下史料亦為火槍陣之例證）

 

CE 1429年：（明宣宗宣德4年／日正長2年，永享元年）

中山王國尚巴志王滅南山國，統一琉球，成立琉球王國。CE 1609年（明萬曆37年／日慶長14年），德川秀忠命薩摩藩島津氏入侵琉球群島，俘虜琉球國王尚寧，琉球王國遂成其附庸而2屬，惟中國不知也。CE 1879年（清光緒5年／日明治12年）4月4日，日本將琉球島轉化「琉球藩」為「沖繩縣」，琉球王國正式覆亡

 

CE 1430年：

12月，鄭和第7次下西洋

 

CE 1441年：（明英宗正統6年／日永享13年、嘉吉元年）

室町幕府在薩摩島津氏協助下，討伐圖謀將軍職之大覺寺義昭，之後便將琉球賜予薩摩，以慰其勞，之後薩摩便自認對琉球有其宗主權，並伺機征討琉球，致琉球於江戶時代對幕府行臣從之禮，成為薩摩保護國

 

CE 1449年：（明英宗正統14年／日文安6年）

8月31日，明英宗朱祁鎮北征瓦剌慘敗被俘，發生於今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境內之土木堡，亦稱「土木堡之變」。相較歐洲而言，中國從此（15世紀中葉）進入承平時代（撼動朝廷根基之戰爭減少，直至16世紀中葉），但歐洲卻仍長年兵連禍結（歐洲自14世紀到15世紀初以降，本就是兵連禍結），因此精良大砲（砲管更長、重量更輕、使用上更有效率、打得也更準／精良手持式火器亦同）在15世紀晚期（大約CE 1480年左右）於歐洲問世（歐洲城牆脆弱亦是關鍵因素之一）。其實從CE 1350年左右到CE 1449年之百年間（元明過渡時期，即大明帝國努力掙扎之奠基時期，此種高度之競爭環境更造就快速的技術創新，而戰事全都刺激火器的發展，在製造、戰術與管理各方面都有所創新），中國因時局紊亂而管型火器乃持續發展（砲管變得較長），中國與西方似乎走向一條非常相似的道路。惟中國此一發展於15世紀中葉停滯（缺少進一步創新誘因），在歐洲卻加速進行（就是因土木堡之變後中國那種你死我活的生存之戰減少，一個多國交戰的時代卻在歐洲拉開序幕，直到CE 1945年才落幕／《火藥時代》，p.200，歐陽泰，2017），中歐間有了第1次分流（CE 1450-1550年為「小分流時期」）

 

CE 1451年：（明代宗景泰2年／日寶德3年）

尚書薛希璉經略閩海，修復原已設之烽火、南日、浯嶼3水寨，再增添銅山、小埕為5寨（當一水寨遇敵來襲時，該水寨正兵負起正面迎戰，南北側翼之水寨為應兵，隨時備援警戒，鄰近遊兵則為奇兵，相機策應圍剿。當一處寨、遊出海作戰時，側翼協防的水寨，必須提防後備而至之敵軍，趁虛偷襲，形成小區間聯防的戰術，取代了明初大區域之海陸聯防構想。依據福州府志統計明隆慶以後，福建遊兵先後設置11處，各自散佈於水寨之間。而此時期內遊擊將軍與參將地位顯著提升，掌握福建水師和陸營的實權，凌駕於寨遊把總之上）。後又世久人玩，武備復漸弛，至CE 1563年（明嘉靖42年），巡撫譚綸〔明嘉靖42年（CE 1563年）3月擢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並奏請恢復5水寨舊制，且舉薦戚繼光、俞大猷等參與戰役〕始修復之

 

CE 1461年：（明英宗天順5年／日寬正2年）

《大明一統志》全書共17幅地圖，而《大明一統之圖》為第1幅，明顯可看出受宋代《禹跡圖》影響，其只能算簡圖。圖中「琉球」外形和臺灣島之輪廓、大小異常神似，且琉球日本朝鮮3地與中國大陸間的相對位置也還算正確

 

CE 1467年：（明憲宗化成3年／日文正2年，應仁元年）

室町幕府3管領中之細川勝元與4職中之山名持豐等守護大名的爭鬥，其範圍除九州等部分地方以外，戰火遍及其他日本國土，史稱「應仁之亂」。由於此一動亂使日本在15世紀中葉以後（中國也從15世紀中葉進入承平時代，而一個多國交戰的時代卻在歐洲拉開序幕），進入長達150多年的「戰國時代」，後因軍需耗費致海外朝貢貿易或走私貿易（倭患）蓬勃發展［16世紀末，日本封建割據局面基本結束（豐臣秀吉），而德川家康在CE 1603年建立江戶幕府，CE 1615年滅豐臣氏（於「大坂夏之陣」打敗豐臣秀賴），正式統一全國］

 

CE 1487年：

流著腓尼基商人血液的葡萄牙航海家狄亞士（Bartholeum Diaz／1451-1500）抵達非洲最南端之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Cabo da Boa Esperança）

 

CE 1492年：（明孝宗弘治5年）

卡斯提爾女王伊莎貝拉（Isabel la Católica／Castile）與其夫亞拉岡國王斐迪南（Ferdinand／Fernando de Aragón）征服摩爾人佔領之伊斯蘭王國格林納達（Cranada／Granada）

4月，卡斯提爾女王伊莎貝拉批准義大利人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西向尋找亞洲新航路的計畫，而於10月抵達巴哈馬群島和大安第列斯群島（今古巴、海地與多明尼加）

 

CE 1494年：

6月7日，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國在教皇亞歷山大6世（Alexander PP. VI）的調解下，在西班牙卡斯蒂利亞（Castilla）小鎮托爾德西利亞斯（Tordesillas）簽訂一份旨在瓜分新世界的協議《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鐸迭息拉條約》（Tratado de Tordesillas／Tratado de Tordesilhas／Treaty of Tordesillas）。條約規定兩國將共同壟斷歐洲之外的世界，並將穿越當時已屬葡萄牙的西非維德角群島（República de Cabo Verde／Cape Verde Islands）與哥倫布最早為西班牙發現的美洲土地古巴島（Cuba）和伊斯帕尼奧拉島（Isla de La Española）連線中點的經線作為兩國的勢力分界線。這條經線位於維德角以西370里格（league／1,100海哩），即西經46° 37' 附近。分界線以西歸西班牙，以東歸葡萄牙。西、葡兩國分別於該年的7月2日和9月5日批准了此條約，而這條分界線也被稱為教皇子午線

 

CE 1498年：（明孝宗弘治11年）

5月，葡萄牙人達伽瑪（Vascoda Gama）與170名船員分乘4艘船，由里斯本出發繞道好望角抵達東非蒙巴薩（Mombasa），再經肯亞馬林迪（Malindi）港（鄭和船隊到過故地）穿越印度洋，抵達印度西海岸之加利卡特［Calicut、古里／CE 1409年，鄭和第1次下西洋已達此地／伊本‧拔圖塔（Ibn Battuta／1304-1377／摩洛哥人，14世紀阿拉伯旅行家／CE 1433年，鄭和病逝於此）曾於此港親眼目睹13艘中國大帆船／今科澤科德］，開闢歐亞直接航路

 

CE 1502年：

 義大利費拉拉公爵艾斯特為了獲取美洲地理新發現之絕密資料，委託甘提諾（Alberto Cantino）以12枚金幣買通葡萄牙繪圖師複製了《甘提諾世界圖》（Cantino Planisphere），現藏於義大利摩德納市艾斯特圖書館（Biblioteca Estense, Modena）。圖中第1次出現巴西（美洲大陸）的部分海岸線，而中國海岸線也是第1次出現在歐洲人繪製之地圖上，惟東印度（荷文Oostindië或簡稱Indië、East Indies、／東印度實指好望角以東，經過印度洋南中國海以及上達日本海之廣大亞洲海域亦即濱臨這塊海域之國家，而西印度則指加勒比海地區）群島、菲律賓群島、日本、臺灣仍然缺席

 

CE 1506年：

哥倫布在西班牙悄然逝世

孔達理尼（Giovanni Matteo Contarini）繪製刊印世界地圖，其為理論派地圖〔根據普特雷麥歐斯（Ptolemaios）等古代地理學派之地理觀念，益以由航海所得新知識，摻雜融合，而描繪當時他們所想像之世界圖／而實驗派地圖，則是蒐集航海家發現之事實的報告，描繪為地圖，例如CE 1502年之卡納里約（Nicolas de Canerio）的《甘提諾世界圖》，現藏倫敦大英博物館〕之佳作，現亦藏倫敦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而在遠東海上，爪哇島（Iavn Insvra）、日本（Zipangu）和中國海岸之間，空然無所有，琉球列島、臺灣、菲律賓、婆羅洲等均未有描繪

 

CE 1509年：

2月3日，古吉拉特蘇丹國（即胡茶辣國，今印度卡提阿瓦半島，是當時印度半島列國最具海洋導向的，其商人支配了從波斯灣到麻六甲印度洋圈的海運航線）蘇丹穆罕默德伯克（Mahmud Begada）、埃及瑪穆魯克王朝（布爾吉蘇丹國，統治埃及和敘利亞）和科澤科德扎莫林國（中世紀時統治著今印度喀拉拉邦／中國古籍稱古里）之聯合艦隊，在印度第烏（Diu）港附近之阿拉伯海上打的一場海戰，史稱「第烏戰役」。而葡萄牙人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這使得葡萄牙人控制印度洋的戰略實現得更為輕鬆，此一戰役也標誌了歐洲人在亞洲殖民政策的開始

 

CE 1510年：（明武宗正德5年）

11月，葡萄牙總督阿豐索•德•阿布奎克（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de Albuquerque／1543-1515）攻佔印度果阿，建立了控制印度西海岸之基地，並成為葡萄牙在亞洲殖民事業之起點

 

CE 1511年：

8月24日，葡萄牙總督阿布奎克Albuquerque攻佔麻六甲（Malacca），控制了通往東亞與東南亞的大門（葡萄牙人之殖民擴張，主要是佔領沿海據點），阿布留（António de Abreu）到摩鹿加群島〔Molucca Islands、香料群島，即班達群島Banda Island，丁香與荳蔻就只產於此地／肉桂有2種：錫蘭產桂皮（cassia）與中國產肉（cinnamon）桂。胡椒在印度西南海岸、蘇門答臘、爪哇、馬來半島都有產。丁香主要產地在千子智（Ternate）、直羅里（Tidore）、安汶（Ambon）、西蘭（Seram）。香料大致用來調味、保存食物和藥用等〕

 

CE 1512年：

羅得理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繪製地圖集，現藏於巴里之國會眾院圖書館，近年經柯得韶（Armando Zugarte Cortesão）整理刊行，據云此圖中有中國沿岸圖，而在其東海上有描繪琉球、日本的部分，此乃琉球名稱被記於歐洲人所繪地圖之第1次

 

CE 1513年：（明武宗正德8年）

葡萄牙商人阿爾瓦雷斯（Jorge Alvares）抵廣東珠江口屯門島／屯門澳（今大嶼山島，亦稱南頭島）從事香料貿易〔藉由「亞洲內部貿易」（intra-Asian trade）以籌措營運資金（不但獲得購買香辛料回歐洲之資金，而且也擴大了公司利潤），基本上就是從澳門出口中國生絲到日本換取白銀。黃金、白銀（銀塊與銀幣）、香辛料、棉貨（主要是棉布）與中國商品（主要是絲綢）是印度及印度以東之東亞貿易的主要商品〕，此為葡萄牙人至中國經商之始，東西世界市場更進一步連結。當時大明帝國雖以海禁政策為主軸，實施國家壟斷經濟，但市場力量已非明代皇朝所能一手掌控，漢人海商或海賊興起，進而衝擊臺灣社會

 

CE 1517年：（明武宗正德12年）

10月31日，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在德意志維滕貝格的諸聖堂大門上，公開張貼有關反對贖罪券的「95條論綱」，引發宗教改革

葡萄牙使節於CE 1520年終於到達北京，最後仍鎩羽而歸

 

CE 1518年：

葡萄牙總督阿布奎克Albuquerque以葡萄牙國王馬努耶爾一世（Rey Manuel Ⅰ）大使身分，派遣安德拉得（Andrade）帶隊至泉州與寧波，但卻未受到善待，只能待在附近小島

 

CE 1519年：（明武宗正德14年）

《米勒地圖集》［Altas Miller／由歐蒙Homem與佩德羅（Pedro Reinel）、豪爾赫‧賴內爾（Jorge Reinel）父子合作完成，亦稱為《歐蒙-賴內爾地圖集》（Lopo Homem-Reinel Atlas）］之第16、17頁重點描繪區域是東印度群島，其中蘇門答臘、爪哇島清楚可辨。第14、15頁則是南亞區域

 

CE 1520年：

6月至9月，葡萄牙使者之船隊與中國艦隊（明朝水師）在廣東東莞市西茜灣（草灣），發生中西方第1次海上武裝衝突

11月，葡萄牙人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在西班牙國王查爾斯5世（Charles Ⅴ）金援下，以「維多利亞號」帆船繞過南美尖端抵達太平洋。CE 1521年3月28日，麥哲倫到達菲律賓，但不幸喪生於民答那峨（CE 1521年4月27日）。CE 1522年9月6日，其他船員載運丁香返抵西班牙，完成繞行地球一周之壯舉

 

CE 1521年：（明正德16年／日永正18年，大永元年）

8月下旬至9月間，由時任廣東海道副使汪鋐（1466-1536／史上第一位宣導「師夷制夷」之軍事家），率領大明水師在屯門地區抗擊葡萄牙人，是中國第1次與歐洲國家武裝商船對抗的戰役，以明朝的獲勝而告終

 

CE 1522年：（明世宗嘉靖元年／日大永2年）

副使汪鋐、備倭指揮柯榮、百戶長王應恩（是役陣亡）於「茜草灣之役」（茜草灣位於新界大嶼山西北部之深屈）大敗葡萄牙艦隊（艦隊指揮官馬丁‧阿方索‧德‧梅羅／Martim Afonso de Mello），生擒葡萄牙提督佩德羅‧何曼（別都盧、Pedro Homen）

 

CE 1524年：

義大利航海家維拉扎諾（Giovanni da Verrazano）為追捕鯨魚，抵達今紐約市南端海灣，是歐洲人最早來到北美洲東北部的海岸

 

CE 1526年：（明世宗嘉靖5年）

葡萄牙人至浙江寧波（古明州）外海之雙嶼港〔今舟山群島南邊之六橫島（國際走私商港）是「傳播至東亞海域之各種火器技術聚集的舞臺」〕與中國私商私下通商（CE 1540-1560年代可說是東亞海賊最猖狂的時期，創造出「混雜的航海文化」／國內外這2股勢力合流，私下進行非法走私貿易，在地方官員包庇下，浙江之雙嶼、福建的月港、廣東之浪白澳與上川島，成為私梟的自由貿易基地，同時也引發市舶、貢舶及商舶之爭議）

旅順博物館之《楊子器跋輿地圖摹本》摹本為今年重繪，而大約繪製於明武宗正德7-8年間（1512-1513）的原圖已佚失，圖中行政區劃採規格化之圖形符號，可說是開創地圖圖例符號之先河。目前所知《皇明一統地理之圖》（1536）、《輿地圖》（1594）以及《皇明輿地之圖》（1631）皆仿效此圖。又其所描繪之「琉球」究竟是臺灣？還是中山國？（「琉球」以倒三角符號標示，表示該處係不屬於大明疆域之外藩，所以應指中山國。又明代輿圖大約在16世紀中葉之後，才明顯以大、小琉球區分之）

 

CE 1529年：

4月22日，葡萄牙人在西班牙簽訂《薩拉戈薩條約》（Treaty of Zaragoza），雙方以東經143度又3分為界（將《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中劃定的界線延伸到東半球來，即東經 133.23 度。此條約簽訂時，歐蒙Homem曾以皇家製圖師的身分參與這條分界線的劃定），香料群島（Moluccas／Spice Islands／美洛居，即摩鹿加群島／班達群島Banda Island）主權為葡萄牙人所有

迪歐哥‧利貝羅（Diogo Riberio）繪製《麥哲倫環繞世界圖》（Planisphere），中國僅僅繪出珠江口一帶之海岸線，其餘則留下空白。在珠江口下方註記「MARE SINARV.」（中國海），再往下還有3行字：「這裡有水道，「Lequios（琉球人）」通行到Biono（不知名地點）」，其中「Lequios（琉球人）」第1次出現於歐洲人所繪地圖上。此信息雖得自傳聞，但顯示葡萄牙人對遠東海上形勢有了進一步認識，同時從這幅地圖開始，歐洲繪製的東亞地圖正式擺脫托勒密《地理學》之魔咒，而以實測方式繪製其「新發現」（《被誤解臺灣古地圖》，陸傳傑，2018）

明世宗採用右都御史汪鋐建言，於長城沿線廣泛採用佛朗機砲（Frankish cannon）

 

CE 1532年：（明世宗嘉靖12年／日天文2年）

弗朗西斯科•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在CE 1532-1535年間征服了印加帝國（Incas）。CE 1533年7月26日，印加帝國薩帕•印卡阿塔瓦爾帕以基督徒的身份，被西班牙人通過螺旋絞刑（Garrote）的方式處決。11月15日，皮薩羅在印加帝國王子曼科•印卡•尤潘基的帶領下進入印加帝國首都庫斯科

 

CE 1534年：（明世宗嘉靖13年／日天文3年）

農曆5月8日，大明國「冊封使」〔自CE 1404年起每逢琉球新王繼位／自宣德3年（CE 1428年）起，共有12次遣使浮海敕封琉球國王（〈歷代使琉球姓氏考〉，《使琉球錄》，夏子陽，p.15-19），現存至少4本《使琉球錄》〕陳侃，自閩江啟椗，經福清梅花出大海，搭乘封舟船出使琉球認證《使琉球錄•夷語夷字附》。9日，於航程中「隱隱見一小山，乃小琉球也」。10日，南風甚迅，舟行如飛，過平嘉山（彭佳嶼）、過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嶼，目不暇接。11日晚，望見久米島（當時「小琉球」指臺灣北部），可能是近代初期（Early Modern）中文文獻第1次「發現臺灣」〔陳侃《使琉球錄》中質疑「閩中士大夫常曰：『霽日登鼓山，可望琉球』；蓋所望者，小琉球也。若大琉球，則雖離婁之目，亦豈能明見萬里之遠哉！」陳侃認為閩中士子在鼓山上看到的是明代稱為小琉球之臺灣（從福州鼓山等福建中北部海濱高處都可以望見臺灣北部雪山山脈之山巔，也極易認知臺灣為一大島嶼，這是現代測量學與攝影已經證實之事）／明萬曆間福建布政使陳文燭〈遊鼓山記〉：「見東南島中，隱隱如岡阜，如城郭，閃閃作烟雲狀。山僧指曰，此小琉球也」／萬曆年間福州侯官宿儒王應山著作福州方志《閩都記•卷27》記福清縣西南之興化灣海濱，言「大夷山（指興化灣口某一島嶼或其上高處／塘嶼一名大夷山，塘嶼屬今平潭縣南海鄉，在平潭島南方約10公里處）在縣東大海中。每風色定，日未出之先，東望一山如空，青微浮海面，小琉球也。俗言望見，則3日中必有怒風…此山夜忌舉火，恐其國人望之而至也」。宋代梁克家《三山志》、明人陳道《八閩通志‧地理》2人先前也皆言福清縣，而宿儒王應山則將梁克家之流求與陳道的琉球改為小琉球，也就是明朝官方對臺灣的稱謂。這符合流求、琉球、小琉球地名在宋元明3代之變遷，也可見王應山知道從大夷山看到的是臺灣，而非今琉球群島。總之，宋代梁克家之流求、明代弘治朝陳道的琉球、明代萬曆朝王應山之小琉球，一脈相傳，僅是名稱隨時代而變，他們都指臺灣。之後，清初顧炎武《肇域志》、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與杜臻《閩粵巡視紀略》都照錄梁克家、陳道、王應山等對大夷山之敘述，也都改稱望見小琉球，此後清代福州方志亦然（傳統社會教育不發達，有文字記述習慣之人偏少，且文人和一般農漁夫間階級界線分明，導致海員知識難以傳播到文人圈。又汪大淵、真德秀等人皆知毗舍耶來至流求，林光朝卻說不知其來處，可見傳統社會知識傳播之難，甚至在朝臣之間亦然。更甚者，毗舍耶侵擾範圍跨越2省，歷時至少60年不可謂小事，但不僅未見於正史，連方志或個人筆記都罕記及。若廣大國土遭侵擾燒殺之事都罕見於文字，則福建農漁軍人望見流求或海商偶而登陸貿易之事，當然更難留下文字記載。毗舍耶侵擾與閩人望見流求都是真的，但因知識傳播不易而同樣罕入文字）〕

上述航路是自閩江開椗駛往琉球之航路，而當時自泉漳有許多海商走私往販日本，其航路即自廈門附近，橫渡過海經澎湖，再向東北方，過臺灣北部駛往琉球日北。另外，葡萄牙人自澳門至日本之航路，都是沿中國海岸北上行駛到南澳（潮州外海之島嶼）、漳州海上，再轉向北東航行，於北緯25度附近望見小琉球，再北上經琉球列島至日本。故葡萄牙人所繪地圖，關於小琉球，無論是2島型或3島型，均註明在北回歸線之北，即位於現實臺灣北部。其資料無疑是得自當時之航海紀錄

 

CE 1537年：

葡萄牙人再轉回廣東之屯門島就船貿易，後移於臺山縣的上川島

 

CE 1541年：（明世宗嘉靖20年／日天文10年）

《廣輿圖》是中國最早之分省地圖集，由明代羅洪先用計里劃方之法，據元代朱思本《輿地圖》縮編増擴而成，該圖集計有地圖45幅、附圖68幅，共計地圖113幅。而其中之《東南海夷圖》，是歷史上最早將琉球區分為大、小琉球的地圖之一

葡萄牙人到達日本豐後與種子島，之後葡船往還於澳門、日本間，雖經過臺灣，卻宛如視而不見

 

CE 1542年：

西班牙派出盧意斯•洛佩茲•比亞羅伯斯（Ruy López de Villalobos）遠征隊

小琉球（Lequio Menor），西班牙人第1次注意臺灣島

 

CE 1543年：（明世宗嘉靖22年／日天文12年）

5月，波蘭立陶宛王國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博士發表《天體運行論》

住在暹羅（Siam，今泰國）的葡萄牙商人（日人稱「南蠻人」）在中國安徽人汪直〔王直／1501-1559／唐人海賊王，亦名「五峰」，五島群島（今日本九州西海岸外群島，包括福江島、久賀島、奈留島、若松島和中通島）為其根據地，掌握CE 1550年代中國之非法海上貿易，尤其CE 1552年（明嘉靖31年）大舉入侵東南沿海一帶，一直持續至CE 1566年（明嘉靖45年）為止，前後達15年之久。且接受日本戰國大名松浦隆信的邀約，以九州外海屬於肥前國的平戶島（今屬長崎縣）為基地，從事海上貿易，使平戶當時一個海濱小城發展成為日本的海上貿易重鎮，而深受當地歡迎〕帶領下，意外地登陸九州南方之種子島［Tanegashima／另一說出自葡萄牙旅人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1509-1583）之《遠遊記／漂遊記》（Peregrinations）所載］，是歐洲人第1次接觸日本（南蠻貿易），並傳入西洋火器「鉄砲」（日本之前對鐵製火器的通稱）長槍［一種槍管細長之火繩銃／火繩槍（葡文espingarda）／可能有膛線而比滑膛槍準確，但裝填較槍管內無膛線之滑膛槍慢／至CE 1580年代初期，部分日軍火槍手比例可能已達三分之一］，因而改寫日本戰國歷史（並促成統一及其後的對外短暫擴張），更改寫東亞歷來由中國所主導之軍事態勢

 

CE 1544年：

明政府封閉上川島，僅留浪白澳（Lampacao、Lampcan、浪白滘 ，今珠海市斗門縣南水鎮）作為臨時對外貿易港

葡萄牙人航海「發現」臺灣，並稱之「美麗之島」（Ilha Formosa），這是葡萄牙人的第12個「福爾摩沙」島

 

CE 1546年：

葡萄牙人應平戶島藩主松浦隆信之邀，於平戶設立商館

 

CE 1548年：（嘉靖27年）

雙嶼港與走馬溪遭浙江巡撫兼浙閩海防軍務提督朱紈及都指揮盧鏜出軍搗毀（CE 1547年8月至CE 1549年2年期間），並以此為據點，驅逐從事於走私貿易的葡萄牙人。於是雙嶼頭目許棟逃走，而王直成為海商頭目，他在九州之五島列島建立基地，自居中國和日本間走私貿易之仲裁者。他一方面將有日本人的船團派至中國進行走私貿易，一方面和中國沿海之官廳合作，合併其他海商集團，意圖從明朝朝廷取得貿易特權

 

CE 1549年：（明世宗嘉靖28年／日天文18年）

元月，葡萄牙人逃至浯嶼（今金門）、月港〔福建漳州府海澄縣前身，大約CE 1566年設縣，縣名寓「海疆澄靜」之意。CE 1563年，廣東潮州府新設一縣，名曰「澄海縣」，縣名取「澄靖海氛」之意。此2新縣分別位於韓江與漳州江之河口，外有南澳、廈門與金門等島，是海陸交通要地。從海澄到澄海一帶海岸，古來是洋船出入和停泊場所，志書云：「海中扼要，南澳、中左、金門、銅山同一體」，正標示了閩粵漳潮在歷史一段長時間中的一體性。嘉靖大倭寇「始嘉靖戊午於（1558），終萬曆乙亥（1575）18年間勾引莫眾於閩廣、倭患之連綿亦莫甚於閩廣」，又再見證上述閩粵之漳潮的一體性〕，後又被迫移至廣州外海之上川島與浪白澳

3月，朱紈及盧鏜發動「走馬溪之戰」鎮壓佛朗機人，使其在福建沿海遭遇空前挫敗

西班牙籍耶穌會創始人之一的宣教士方濟‧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CE 1552年12月底病逝於廣東珠江口之上川島）登陸九州鹿兒島，開始天主教在日本之傳播事業

今年日明勘合貿易斷絕，受到倭寇所苦的明國禁止日本船入港，明國商船也被禁止渡航日本，致使中日貿易轉入地下管道而與海賊、走私商人進行往來，也使日本商船轉向東南亞發展（16世紀中葉以前，日本從勘和貿易可獲取中國生絲及其他商品，同時也獲得部分轉口之東南亞產品，同時琉球也有從事中國朝貢貿易和東南亞貿易。而16世紀中葉中國和日本停止勘合貿易，琉球則停止東南亞貿易，使得日本缺乏中國及東南亞產品，乃造成日本開始遠航）

大明帝國今年亦開始禁止私人海外貿易，一直到CE 1683年海禁完全解除為止。日明商業結構延續達150年之久，而福爾摩沙島是此地區重要之貨物集散中心，是日本倭寇與大明海寇從事非正式商業交易之處

 

CE 1550年：（明世宗嘉靖29年／日天文19年）

平戶藩主松浦隆信歡迎第1艘葡萄牙船隻至平戶

葡萄牙人在平戶獲得了貿易許可，成立了日本第一個歐洲設立的商館—平戶葡萄牙商館；CE 1570年進一步在長崎設立商館。之後西班牙人（CE 1584年）、荷蘭人（CE 1609年）、英國人（CE 1613年）也先後開始在平戶建立了各自的商館

無名氏繪製之《亞洲-大洋洲圖》（Asia-Oceania）中，在中國海岸線畫有一大串島嶼，旁邊標示Leqvios（琉球），字體甚至比China還大、還醒目，也特別突出「寧波角」。此圖是繼CE 1529年利貝羅Riberio《麥哲倫環繞世界圖》之後，東亞地區地圖的一大突破。圖中並未標示日本，中國北方海岸線也一片空白

從今年（16世紀中葉）開始到18世紀中葉（清康熙中後期）為止，中國就算在軍事力量上遜於歐洲，但差距不大，而且可以輕易趕上，吾人或可稱之為「均勢時代」（Age of Parity／CE 1550-1760年），亦即一個深層之軍事創新時代（17世紀版之「自強運動」）就此於中國開啟

 

CE 1551年：（明世宗嘉靖30年／日天文20年）

葡萄牙船航抵九州東北部之豐後（今大分縣）進行貿易

 

CE 1552年：

中國發生「壬子之禍」、「壬子之變」或「嘉靖大倭亂」（1552-1564），有漳、潮人引倭萬餘，攻破浙江黃岩縣，掀起浙海與閩海、廣海的倭寇之亂（在戚繼光、俞大猷、胡宗憲的打擊下才逐步肅清），而且：「自壬子倭奴入黃岩迄今十年，閩浙、江南北、廣東人皆從倭奴，大抵賊中皆華人，倭奴直十之一、二。」當時文獻其實常重複紀錄所謂之倭寇、倭奴，十之八、九，都是閩粵以及浙江，甚至是現在上海、江蘇和寧波方面的漢人。古典東亞世界之日、華難分，正式鄭成功父子日華混合的大背景

 

CE 1553年：（明世宗嘉靖32年／日天文22年）

葡萄牙透過賄絡大明官員海道副使汪柏而「借住」澳門（Macao／媽港／濠鏡），並且廣州也為葡萄牙人設計了1年2次的市集（在朝貢貿易框架下，另闢新的貿易模式，畢竟葡萄牙非朝貢國家之列），於是葡萄牙人與中國商人便能在此交易生絲等商品，一時之間中國船幾乎不再前往日本，而葡萄牙人幾乎壟斷日明貿易（にちみんぼうえき）之局面從而產生（CE 16世紀後半期至CE 17世紀前期），而且由於日明貿易之間的供需關係亦能取得平衡，或許也使得倭寇之亂獲得平息（葡萄牙人開始逐步建立起印度果阿Goa、麻六甲、澳門、長崎之貿易網絡）

 

CE 1554年：（明嘉靖33年）

葡萄牙製圖師羅伯•歐蒙（Lopo Homem）所繪《世界地圖》（World Map of Lopo Homem）之島嶼出現葡文I. Fremosa的記載［西方地圖中第1次將臺灣畫成一座島，但不知為何，在歐蒙之後的繪圖師卻都沒有沿用他的畫法，可能是起初葡萄牙人航向日本途中，發現了臺灣島Fremosa，但之後又從中國地圖或海員處，得知附近有一稱為「小琉球」的島嶼，於是在無從判斷狀況下，乾脆在海圖上將兩者並列，或是只標示Lequio Pequeno（小琉球）反將Fremosa捨棄］，現藏於佛羅倫斯考古博物館（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 of Florence），以8幅羊皮紙所繪成〔其子迪奧戈Diogo改正為I. Fermosa（葡語）／從日本南端繪有一排弧形列島，島名由北向南，有Ilhas Bravas（勇士島）、J. de Santa Maria（聖馬利亞島）、J. do fogo（火山島）、Lequios（琉球）、Ilhas dos Lequios（琉球群島）、I. dos reis magos（三王群島，即宮古島）、I. Fremosa（美麗島／臺灣島名出現於歐洲地圖之第1次，關鍵原因是臺灣位於葡萄牙人之中日轉口貿易澳門-長崎航線的節點上）等／但這座北回歸線以北，一個狀如變形蟲之島嶼是否＝臺灣，仍缺乏證據／翁佳音、黃驗，《解碼臺灣史1550-1720》〕

《世界地圖》之中國海岸線以及整個東印度海域已燦然大備，中南半島、馬來半島、蘇門答臘輪廓完整，婆羅洲、爪哇島留下部分空白，菲律賓群島則完成不到一半

歐蒙Homem《世界圖》上兩條醒目的經線就是CE 1494 年《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Tordesillas／瓜分美、非洲殖民地）和CE 1529 年《薩拉戈薩條約》（Zaragoza／延伸至東經133.23度）所規定的葡、西兩國「分贓界線」。不過《薩拉戈薩條約》的界線並不能完全算是兩國的分贓線，因為條約簽訂後，葡萄牙雖然如願取得了盛產香料的摩鹿加群島，但也為此付出 35 萬金幣回饋西班牙。此外，葡萄牙還同意西班牙取得《薩拉戈薩條約》界線以西的菲律賓群島；這也是菲律賓成為西班牙殖民地的由來

漳州（Sansieuw）人陳老（陳志）「結巢澎湖」，擾害大陸沿岸（卜大同，《備倭圖記》）

徽州幫大海賊許二（安徽歙ㄒㄧˋ縣），侵擾廣東、走往日本

 

CE 1555年：（明嘉靖34年／日天文24年，弘治元年）

5月，將據點設置於日本九州五島列島，開始從事走私貿易之王直，率領五幸山、四國的倭人以及居留於朝鮮南海岸三浦之一的薺浦倭人，入寇全羅道之海岸地區與濟州島〔CE 1555年5月11日至6月27日，朝鮮李朝（明宗10年〕稱之「乙卯倭變」〕

鄭舜功奉派前往日本偵查倭情，CE 1557年回國寫成《日本一鑑•窮河話海》，其中載有臺灣島圖，繪島上雞籠山，註云：「小東島即小琉球，彼云大惠國。」其背後繪硫黃山（記其附近噴出硫黃氣之情狀）和花瓶嶼。前面則繪瓶架山。其言有曰：「自回頭徑取小東島，島即小琉球，彼云大惠國。按此海島，自泉永寧衛，抽一脈渡海，乃結澎湖等島，再渡諸海，乃結小東之島。自島一脈之渡，西南乃結門雷等島，一脈之渡，東北乃結大琉球、日本等島。小東之域，有雞籠山。山乃石峯，特高於眾中，有淡水出焉。」由此可知「小琉球」原是自福建要到琉球時，所能看到臺灣北部前往琉球的目標，故名小琉球。而中國文書中，對於臺灣比較清晰之記載，大概是自此開始。惟沿海漁民與海賊之入臺灣，或尚稍早［16世紀以降，中國（閩南）航海人看到之「雞籠山」，即今基隆外海之和平島，係作為辨識航海路線之重要指標。而從海上看整個和平島有如雞籠，乃稱和平島為「雞籠山」，且稱和平島對岸之雞籠陸地為「雞籠頭」／〈馬尼拉手稿〉（Manila MS.），雞籠（Cheylam），淡水（Tamchuy、Tamchui 西班牙語）］

許二「歸經小琉球，盜島木植，島夷殺之。」，此為近代初期之中文文獻第1次提到發生在臺灣或其附近的事件

 

CE 1557年：（明嘉靖36年）

葡萄牙人在澳門半島之廣東絲綢市場附近，建立一居留地。之後，承載絲綢的大船（Carracks或Nãos）於每年夏季起錨，在12至30天船期內抵達日本，且於11、12月時裝滿銀子返航，並未利用臺灣（CE 1580年以後，建立起澳門-長崎間之常態貿易，拿中國生絲、絲綢與黃金，交易日本白銀，獲得高額的利潤）

閩浙總督胡宗憲誘降五峰船主王直，惟歸順後卻仍遭斬殺於杭州，王直親信毛海峰忿而率餘眾由浙江沿岸南下燒殺擄掠，至此與福建，廣東2省張璉、洪澤珍、嚴山老、張維等海盜勢力和倭人連成一氣，倭患禍及省城福州及其鄰近所轄縣治至深，這應是福建倭患最劇烈時期，其中福州省城曾2度被圍，後經福建巡撫譚綸，以及戚繼光、俞大猷、劉顯等諸位督司將領，分進合擊之下剿滅了福建倭患

 

CE 1558年：

明廷之兵仗局下令製造1萬支火繩槍

 

CE 1561年：（明嘉靖40年）

郭汝霖奉命使琉

巴魯多羅美奧•維利烏（貝陸／Bartholomeu Velho）以4張羊皮紙手繪《世界圖》（General Chart of the Glob），現藏於斯培西亞海軍博物館。圖中最南端在北回歸線之北，介於北緯24度至25度之間，繪有2島，是葡萄牙地圖第1次出現雙島雙名的例子，南島註為Lequeo Pequeno（小琉球），北島則註明為Fermosa（美麗島），琉球群島部分則標示為Lequeo Grande（大琉球／北緯26度），這種標示方式不由得使人聯想到CE 1550年代羅洪先編印《廣輿圖》中的《東南海夷圖》。之後福爾摩沙與小琉球並列的畫法，影響歐洲地圖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直到荷蘭人佔領臺灣。日本輪廓因葡萄牙人投影法關係而呈「烏蠋蟲」狀

出版《籌海圖編》（作者昆山人鄭若曾，曾追隨閩浙總督胡宗憲。全書約26萬字，分13卷，附錄地圖114幅，其中沿海地勢圖12幅，自廣西至遼東沿海要塞形勢，或當巡哨海域，或為設防要地，是中國迄今最早又詳備之沿海地圖集海防圖）將臺灣稱「小琉球」，琉球國稱「大琉球」。其中之〈輿地全圖〉是迄今最早將臺灣，自琉球國分離出來之中國文獻之2（另一為《廣輿圖‧東南海夷圖》，羅洪先／《廣輿圖》是中國最早的分省地圖集，由明代羅洪先於明嘉靖20年（CE 1541年）前後用計里劃方之法，依據元代朱思本《輿地圖》縮編増擴而成）

 

CE 1562年：（明世宗嘉靖41年／日永祿天皇5年）

被稱為「唐船」之中國商船第1次進入九州長崎港（Puerto de Nagasaki），促成其開港

 

CE 1563年：（明世宗嘉靖42年）

小埕把總傅應嘉在竿塘（官塘，今南、北竿）洋面見到敵蹤跡，遣哨官張楠、李騰蛟、千戶許翰領兵船前往阻截，追擊倭船至白犬洋面。《譚襄敏奏議》〈飛捷報音疏〉記載：「小埕把總傅應嘉督哨官李騰蛟、張楠等兵船，追至白犬（今東、西莒島）外洋遇大踪倭船20隻。兵船併力攻打，犁沈倭船8艘焚溺不計，生擒真倭35名撈斬倭級17顆。」

廣東潮州澄海人林道乾〔Lin-tau-kieu、Vinto-quian（至少擁有60隻大小船艦與裝備精良的人員）、林浯梁／吳平餘黨，自CE 1566年吳平敗亡（《明實錄閩海關係史料》，《世宗實錄》明世宗嘉靖45年農曆4月：閩、廣官兵追擊海寇吳平於安南萬橋山澳，大破之。…。會暮，大風，我軍用火攻，焚平乘舟。平軍大敗，赴水死者無算）後始漸抬頭（明嘉靖45年農曆9月：時吳平既敗，餘黨陳新老、林道乾等後窺南澳），CE 1567年（《穆宗實錄》明穆宗隆慶元年農曆8月）巡撫廣東督御史李佑奏：「嘉靖45年6月以來，海寇林道乾、梁有川等聚眾3千餘人，駕巨艦出入雷、瓊諸處；總兵湯克寬等前後與戰，計斬3百餘人，俘獲稱是。」CE 1573年（明神宗萬曆元年）奔至南洋柬埔寨（俞大猷《正氣堂續集•卷之一•與凌洋山書》：海賊林道乾逃去西南番柬埔寨，上山居住，似無復回之理。…。唯林鳳逃去東南洋呂宋港中，暫時泊船，勢必復回…／凌洋山即萬曆3年兩廣提督凌雲翼。這是林道乾、朱良寶於萬曆元年春叛逃出海後，當時是福建總兵之俞寫給凌的軍事報告），CE 1578年（明神宗萬曆6年）竄至暹羅（《神宗實錄》：打暹羅國烏椎船，不勝。賊眾殺死甚多，被番趕逐，乏銀乏人，議復回河渡門舊巢，取原埋銀物；議要打劫海門各所；候東風一轉，即欲駕回外夷）後逃回潮州，但不知所終〕被俞大猷追至澎湖？〔曾築城於大山嶼暗澳（文澳），然其遺址何在、渺然難指〕，後遁入魍港〔蚊港báng-káng（閩南語同音）、塭港（「塭」即人所熟知之漁塭，荷蘭文獻Oenij、塭仔 ùn-né）、莽港、網港（即地點是大小船俱可泊、商船可到之寬闊港面，就是人文地理景象處處漁網、漁業，兼做「自由貿易」的聚落）／Wankan、Wanckan、Wackau／今東石港北側，嘉義縣東石鄉塭港村／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稱：「蚊港在今日嘉義東石鄉塭港」／大約今臺南市北門區一帶至急水溪出口沿岸（〈臺灣基督教奠基者康德牧師〉，翁佳音），或稍北八掌溪口今嘉義縣布袋鎮好美里虎尾寮一帶（盧嘉興〈蚊港與青峯闕考〉《臺南文化》，應非番語。魍港與荷蘭文獻之麻豆溪、現在之急水溪原為一體，蚊港即麻豆溪的出海口／冉福立《17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下冊）／笨港，是目前臺灣歷史記載中，漢人最早大批來臺墾荒時登陸與進駐的地方，該地區平埔族人稱之Ponkan，名字最早出現在荷蘭人的臺灣地圖上，意思是○○的「地方」，一直到CE 1685年清代文獻才第1次出現「笨港」名稱／CE 1694年（清康熙33年）高拱乾《臺灣府志》載「蚊港，從南鯤鯓（北門區）外海過佳里興，分南北二流，東過麻豆社之北復分為二，港有橋曰鐵線橋（今新營區鐵線里）」〕

文獻清楚記載最早來東番臺灣的漢人，是逃來東番魍港的饒平人林鳳（Limahon），不是林道乾；而追擊林鳳的是總兵胡守仁及參將呼良朋，不是俞大猷；年代是萬歷2年（CE 1574年），也不是嘉靖42年（CE 1563年）

1685蔣毓英《臺灣府志》（臺灣第1部志稿／「嘉靖42年，流寇林道乾橫行海洋，專殺土番，取膏血造船，擾害濱海，都督俞大猷征之；道乾遁去占城，今有其遺種。」）、1694高拱乾《臺灣府志》〔臺灣第1部刊行志書／〈封域志‧沿革〉：「嘉靖42年，流寇林道乾擾亂沿海，都督俞大猷征之，追及澎湖，道乾遁入臺。…，留偏師駐彭島，時哨鹿耳門外，徐俟其弊。道乾以臺無居人，非久居所；恣殺土番，取膏血造舟，從安平鎮、二鯤身（鯤身嶼名）隙間遁去占城（占城屬廣南，今尚有道乾遺種／林道乾前往之東南亞安南、占城，甚至到麻六甲一帶，可說是歷史上漳潮語系之活動範圍。而CE 1600年前後，荷蘭船隻到傳說林道乾最後之落腳地泰國北大年，還特地尋找「落番（出國航海東南亞）」之漳潮語系「販客」與通事，在他們幫助下試圖與中國通商，最後在澎湖及臺灣短暫定居，從而展開臺灣「文獻可徵的歷史」）。道乾既遁，澎之駐師亦罷。」〕、1712周元文《臺灣府志》、1717周鍾瑄《諸羅縣志》（臺灣第1部縣志，試圖以經驗實證觀察來反駁早期記述之老套貶語，對於之前描寫臺灣原住民之匱乏性常談抱以懷疑態度，這成為許多18世紀臺灣民俗作家書寫作品之特色，即以直接觀察風俗來取代陳腔濫調）、1719李丕煜《鳳山縣志》（〈輿地志‧建置〉：「嘉靖42年，流寇林道乾沿海作亂，都督俞大猷追殺之，逃居打鼓山。…；既非族類，安能久留，遂遁去／〈輿地志‧山川〉：「呼為「打狗山」，原有番居焉。至林道乾屯兵此山，欲遁去，殺土番取膏血以造舟；番逃，而徙居於今之阿猴社」／〈外志‧雜記〉：「明都督俞大猷，討海寇林道乾，道乾戰敗，艤舟打鼓山下。恐復來攻，掠山下土番，殺取其血和袽灰舟以遁。其餘番走阿猴林（應為呵猴林，在半屏山東方，今高雄市大樹區）。今之比屋而居者，是其遺種也。相傳，道乾妹埋金（18籃金）山上。」／這是打狗原住民遷往屏東為阿猴社之傳說的最早記載）、1722黃淑璥〈番俗六考〉、1764王瑛曾《續修鳳山縣志》、1840《噶瑪蘭廳志》、1894盧德嘉《鳳山採訪冊》和1918連橫《臺灣通史》〈開闢記〉，明顯是把相關野史訛傳，張冠李戴、移花接木，記載成明嘉靖42年（CE 1563年），林道乾被俞大猷追逃到臺灣、打狗山來殺土番，土番後逃到屏東為阿猴社〔《神宗實錄》及曹學佺《湘西紀行‧倭寇始末篇》記為明萬曆元年（CE 1573年）／西班牙門多薩（孟多撒／Juan G. de Mendoza）神父在《中華大帝國》（The Great Kingdom of China）記為明萬曆14年（CE 1586年）／周碩勳《潮州府志》記為明嘉靖45年（CE 1566年），林道乾被俞大猷所逐，逃到臺灣北港，不過當時俞大猷攻海賊吳平不利，遭降為總兵，攻打的是廣東山賊／《明實錄》和《萬曆武功錄》皆未記載林道乾殺土番有取膏血造船之事，也未記載林鳳在魍港有恣殺土番，取膏血造船之事〕

CE 1556、57年間，倭寇首領徐海、王直等相繼被捕殺或誘殺後，從浙江流竄福建、廣東各地之餘黨，也在今年為戚繼光（1528-1588／CE 1560年問世《紀效新書》18卷）、俞大猷等剿滅

里斯本科學院圖書館藏有拉撒路•路易斯（Lazaro Luiz）所繪之13幅地圖集《東亞海圖》（Atlas de Lazaro Luiz），關於臺灣部分，在本圖却分為3塊方形島（臺灣3島式的畫法以此為始），分布於北緯22度至25度之間。最南一島面積最大，北回歸線通過其中部；中島面積次之，北島最小，形狀約略相同，但在其東邊註有Lequeo Pequeno（小琉球）的名字，並無美麗島（I. Fremosa）之名（以小琉球單獨標示臺灣島，且中島、南島無名，顯然是進一步向中國地圖「靠攏」）。另在南島西方海上繪有一群小島，其指澎湖群島（澎湖群島之地形是火山熔岩由地殼裂縫漫溢而形成，因為不是劇烈之火山噴發，所以未形成錐狀火山島，而是漫溢攤成「披薩狀」之熔岩平臺，冷卻後形成柱狀玄武岩，再經長期海浪侵蝕，便形成所謂之「玄武岩方山」地形地貌，同時不但陸地是玄武岩方山，連海底也是成片玄武岩構成之海蝕平臺），當不容置疑。而在北緯27度至28度間，有6個以上之小島所組成的Lequeo Grande（大琉球），其面積之總和不如小琉球3島總面積之大

 

CE 1564年：

西班牙遠征隊司令黎牙實比（雷加斯皮、Miguel Lopez de Legazpi／後為西班牙駐菲律賓第1任總督，1565-1572）率探險船隊至菲律賓群島南部〔4月27日，抵宿霧港。5月8日，以西班牙王之名佔領宿霧島。6月4日，與當地頭人（cabezas）之一邾巴（Tupas）簽訂同盟條約〕，但在CE 1568年底宿霧（Cebú）遭葡萄牙人攻擊和缺糧，遂北移至班乃（Panay）島落腳

7月6日，葡萄牙克拉克帆船（carrack）「聖十字架」（Santa Cruz）號自中國澳門至日本（船長阿魯美達Captain-major Dom Pedro d'Almeida），最早記載沿著Fermosa島和小琉球（isla Fermosa, o Liquio pequeno）航行。8月14日，始抵日本橫瀨浦

CE 16世紀「地圖雙雄」之一的比利時地理學家亞伯拉罕‧歐特流士／奧提留斯（Typvs Abramo Ortelius／1527-1598）印製之《世界地圖》（Orbis Terrarum）將臺灣誤寫為「Tinhosa」

 

CE 1565年：（明世宗嘉靖44年／日永祿8年）

西班牙人由新西班牙〔Nova Spaingna／Nueva España／Vice-Kingdom of New Spain新西班牙副王國／今墨西哥／CE 1519年，科拿士（科提斯／Hernán Cortés）開始入侵阿茲特克帝國（Aztec），征服之後命名為「新西班牙」，也將可可豆／巧克力自墨西哥引進歐洲〕出發。4月，黎牙實比佔領菲律賓中部，在呂宋南方之宿霧（Cebú）建立了西班牙第一個亞洲殖民地，一直維持到CE 1815年（拿破崙入侵西班牙及墨西哥爆發革命），此人類第1次之太平洋貿易航線（阿卡普科－馬尼拉／太平洋絲綢之路），時間前後長達250年之久。

 

CE 1566年：（明世宗嘉靖45年／日永祿9年）

聖奧古斯丁修士（俄丹達、迪烏達尼塔、烏爾達內塔／Andrés de Urdaneta）找到自菲律賓返回新西班牙之太平洋北部航路（在為期250年的時間裡推動了菲律賓、中國、墨西哥之間的三角貿易）。理論上，傀儡王船（Galleon、Galeon、Galeón、Galera／由甲米地之漢人與馬來工人建造）約在6月底或7月中駛離馬尼拉，前往菲律賓東部「門戶」（embocadero）聖伯納第諾（San Bernardino），之後沿著黑潮（北赤道洋流）抵達日本所在緯度，並在此轉向東方橫越太平洋，於5、6個月後到達北加州，又一個月後（隔年元月或2月）航抵阿卡普科（有五角型之聖雅各堡San Diego）。隔年3月初，傀儡王船向西駛離阿卡普科，5月底航抵馬紹爾群島（Marshall Islands），又2週後抵達馬里亞納群島（Marianas）中之關島（Guam），或是卡洛琳納群島（Carokinas），又2週後再度來到「門戶」聖伯納第諾，有時荷蘭艦隊會在這裡等候傀儡王船。至於傀儡王船的貨物裝載，則會受到「議定收購」（pancada，王室財庫官）及「許可證」（boletas，政府官員、大商賈、神職人員及其他）2種系統的規制

明廷同意設置月港為海澄縣，將原來走私貿易中心－月港，納入官方管理，，

 

CE 1567年：（明穆宗隆慶元年／日永祿10年）

福建巡撫塗澤民上疏「請開市舶，易私販為公販」，（僅福建人）獲准於福建漳州月港［即明鄭之海澄，今龍海市／月港稅收龐大，有「天子南庫」、「（南方）小蘇杭」（《海澄縣志》卷15〈風土志‧風俗考〉）之稱／漢唐福州甘棠港、宋元泉州后渚港、明代漳州月港、清代廈門港，為福建「4大商港」］開港通商／給引〔海澄縣海防館申請文引／史稱「隆慶開關」，但僅允許泉州和漳州商人對外貿易，販東西二洋（範圍只限於東、西洋／約今東南亞，亦即只能在菲律賓向南到汶萊、婆羅洲之東洋，和自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到印尼爪哇、蘇門達臘之西洋這2個地區活動。最熱門海港是呂宋／馬尼拉，每年發出16張船引，到臺灣則有10張／5張雞籠、5張淡水），並且仍禁止對日貿易（更增加福爾摩沙島作為日明走私貿易接頭點之重要性），也使得歐洲人在美洲開採到的「廉價」白銀大量流入中國〕［中國對白銀之渴望（全球市場的「白銀黑洞」，部分原因是中國紙鈔系統不健全）塑造了全球貿易與殖民主義的環境，造就了一個以開挖白銀撐起來的西班牙帝國，為了保護馬尼拉之中西貿易（當時日本是中國最重要之白銀供應者，而荷蘭人也想加入中日間的白銀貿易，臺灣自然會是好地方），導致了臺灣成為被殖民據點的後果，並將臺灣帶進了全球網路中］。至於所有外國人卻仍得依循「朝貢貿易」的慣例，才能到中國作生意。而嘉靖年間以雙嶼、月港、浯嶼等地為其勾引接濟會合之地的日明貿易，因大明肅清沿海盜藪，至是亦轉移於呂宋、暹羅、交趾等地。然澎湖臺灣因其地最近大陸，且為明政府控制力鞭長莫及之處，故原僅為漁業根據地和少量漢蕃交易之所，亦遂成為中外通商之秘密經營的理想地點。船商申請「文引」（又稱「船引」，出海許可執照）或「公憑」始可出海。自此，走私販洋通番者紛紛進出雞籠（Quilam、Keelung，今基隆／臺語音皆Ke-lâng）、淡水（Tamsuy、Tamsui）、北港（Packan、Paccan、Pakkang）。臺灣由此逐步進入歷史時代

黎牙實比Legazpi在呂宋島見中國人與日本人進行貿易

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弊書》〈漳州府志〉「洋稅考」中稱：自隆慶初（CE 1567年）重開海禁，雞籠、淡水也在商舶開禁之列，而在萬曆2年（CE 1574年）時，自漳州前往雞籠、淡水之商漁船，也比照前往廣東者，每船引稅1兩〔大家在一定時間來到北臺灣或南臺灣，在特定港口會船交易彼此帶來之商品，此種「會船點」（rendezvous）貿易是16世紀下半葉，臺灣南、北出現中國人與日本人蹤跡的原因，此現象一直延續至17世紀之2、30年代〕

 

CE 1568年：（明穆宗隆慶2年／日永祿11年）

農曆3月，俞大猷由廣西總兵調到廣東後，招安林道乾在隆慶3年農曆12月前參加討平曾一本立功，獲朝廷「命御史勘道乾功狀以聞」，俞大猷之後又回廣西。隆慶3-6年 間，受招安中之林道乾、朱良寶與官方關係，是叛服不常

CE 16世紀後半期最出名製圖師斐南•瓦蘇•杜拉多（道拉杜／Fernão Vaz Dourado）所繪《地圖集》（_e Universal Atlas）中之《東亞海圖》（Soutbeast China, Japan, East Indies），仍一如路易斯Luiz，將臺灣分為3塊，地名也只有小琉球（Lequeo Pequeno）註明於北島（無美麗島I. Fremosa之名），中島、南島無名。3島面積，南島仍最大，中、北2島面積略同。而北回歸線改由中島南部通過（這是16世紀下半葉葡萄牙海圖常見的畫法）。南島東岸偏北處繪一海灣和一小島，其東北海面又有一小島，似可認為綠島及蘭嶼。另外，澎湖則分為南北2團小群島，北團在北回歸線上，有3島；南團在約北緯22度7，繪1個主島，其南邊有3小島。而菲律賓群島只有民答那峨和宿霧，呂宋島還未見蹤跡

 

CE 1569年：

Andre de Mirandaola

吉拉杜•麥卡托（Gerardus Mercator，1512-1594）出版其第一部嶄新航海用之《世界平面球形圖》（Nova et Aucta Orbis Terrae Descriptio ad Usum Navigantium Emendate Accommodata）。麥卡托圓柱投影地圖，相當適合水手海上航行使用，是航海地圖一大創舉，但可惜的是，東亞部分是參考舊的葡萄牙解密海圖，缺乏第一手的實測資料。曹永和教授則認為大部分地理資訊只是歐洲古代、中古地理知識的混雜集成而已。其中國大陸沿岸之形狀，仍承襲馬丁•貝海〔Martin Behaim／在CE 1491〜1493年間於故鄉紐倫堡和畫家格奧爾格•阿爾布雷希特•格洛肯森（Georg Albrecht Glockenthon）合作，製作了現存世界上最早的地球儀「Erdapfel」（德語字面意思為「地球蘋果」，也是德語中馬鈴薯的別名）〕之地球儀以來所繪想像上的Cathay（契丹）海岸的描法。另外，日本之西南，在北緯30度至24度之間，有一列密集的群島，形狀與葡萄牙人所繪迥然不同，南端有2大島，南島註曰小琉球（Lequio minor），南北向較短，東西向比較寬。該列島中央部之一島，註有大琉球（Lequio maior）。圖中臺灣和琉球的畫法，明顯是抄襲自CE 1550年無名氏所繪《亞洲-大洋洲圖》（Asia-Oceania／沒有標示日本，中國北方海岸線也一片空白）。而麥卡托獨創的麥卡托投影法，至今仍是主流的地圖繪製方法之一，兩半球的世界地圖畫法也是他首創的

 

CE 1570年：（明穆宗隆慶4年／日永祿13年、元龜元年）

Augustine會士Diego de Herrea

5月24日，西班牙派遣哥伊堤（Martin de Goiti）率領120名士兵和600名土著抵達，並攻擊由蘇來曼（Sulayman）穆斯林統治之馬尼拉（Maynilad）

歐特流士Ortelius由著名出版者布朗丁（Christ. Plantin）以銅版鐫刻彩色印刷刊行〈東印度群島圖／東印度與鄰近諸島圖〉［Indiae Orientalis／收錄於《世界舞臺／世界劇場／寰宇概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地圖集Atlas，共53幅／「山寨」各種來源之葡萄牙解密海圖，故欠完整統一性，所以其中與臺灣相關的5幅地圖對福爾摩沙島的描繪，雖然輪廓外形、大小不盡相同，但福爾摩沙在琉球群島中的位置和CE 1561年維利烏Velho的《世界圖》卻是一致的（受其影響），即大琉球在北，小琉球在南，福爾摩沙島居中。顯然葡萄牙人雖然堅持福爾摩沙這個「獨家發現」，但也「山寨」接受CE 1550年代中國海岸線的畫法，以及大、小琉球的概念］。原圖下方一條細線為北回歸線（Tropicus Canari），線之北為「東亞群島」與日本連接，群島由南至北分別為：Lequio minor（小琉球）、Reix magos（八重山 やえやまれっとう Yaeyama Rettō／宮古島／三王島）、ÿa Fermosa（福爾摩沙）、Lequio maior（大琉球）。同樣也特別突出「寧波角」

 

CE 1571年：（明穆宗隆慶5年／日元龜2年）

元月1日，Legazpi建立宿霧聖嬰城（Santo Niño de Cebú），50個新來家庭與土著一同居住於城內

4月，西班牙人抵民都洛（Mindoro）島。5月，抵甲米地

黎牙實比Legazpi將據點移至馬尼拉，宣布成立馬尼拉市〔6月24日，正式建城，以之為新卡斯提爾（Nueva Castilla，後稱菲律賓）的首府〕，而西班牙大帆船〔稱為「財寶艦隊」Treasure Fleet／又稱「中國船隻」Las Naos de China／從美洲阿卡普科（Acapulco／Aquapulco）歷3個月（阿卡普科至馬尼拉則需時5、6個月）運來大量白銀（墨西哥鑄造之銀元／墨西哥銀洋／墨西哥銀員／佛銀，在中國一直流行到CE 19世紀，但對墨西哥、玻利維亞和祕魯當地土著，造成滅絕性摧殘）〕同時將中國貨物（生絲與絲織品／奪走西班牙絲綢在美洲銷路，更瓦解西班牙本土絲綢世界）、南洋土產香料、印度棉布〔產地在17世紀初為印度西北部之固加拉特（Gujerat，蘇拉特Surat為其主要港口）與東南之科羅曼德爾海岸（the Coromandel Coast），後來再加上位於東北的孟加拉（Bengal）地區。固加拉特與孟加拉以白銀為幣材，科羅曼德爾海岸則使用金幣（在這裡貿易資金的供應，臺灣商館之地位僅次於巴達維亞，其所供應的資金形式主要即為中國黃金）／在中國1兩黃金才可換4、5兩銀子，但在日本與大部分亞洲地區，經常是1兩黃金就能換到10兩銀子以上，荷人因此會提高價格，吸引中國海商攜帶黃金來到臺灣和他們交換日本白銀（17世紀初年，日本白銀產量是東亞最多國家，約佔全世界30％，／而荷人賣給日本之主要商品絕大多數是生絲和絲織品，又CE 1640年以後東京絲加入商品名單，但其品質稍差，CE 1655年以後孟加拉絲則成為主要貨源）。CE 1630年代中國黃金從臺灣再出口係經巴達維亞轉運，但從CE 1638年開始則由臺灣直運抵蘇拉特。CE 1641年起中國黃金、日本黃金（大判、小判）、日本白銀都由臺灣直接運往印度各地，直運之契機來自荷人於CE 1641年佔領了麻六甲，當然也就沒必要經過巴城。所以就金、銀在亞洲的交易而言，臺灣扮演著重要角色，從而使得臺灣與印度各地間也發展出長程直達的航運（裝載著中國黃金與日本白銀之「寶船」，就由臺灣道經麻六甲海峽，直駛印度）／促成15世紀地理大發現與16世紀歐洲人前來東亞之動力是香辛料貿易，主要的採買地點在東南亞，而主要的支付手段就是印度棉布。為了取得印度棉布，就必須取得日本白銀和中國黃金，而日本之白銀又得用中國的絲綢交換，中國則輸出絲綢與黃金、輸入白銀。16、7世紀東亞貿易世界之主要商品流動中，印度棉布實在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另外，印度棉布不只行銷於東南亞，而且也在日本找到很大之市場，銷往日本的主要是一種稱為「更紗」（印度人稱之sarasa）的蠟染細棉布（還有一種是日人稱為「茶宇」，印度人則稱之chaul的輕薄絲織品，Chaul原為印度西岸之港口名）／正是東南亞香辛料生產者對印度棉布之需求，把中國及日本牽引至歐洲人與東南亞的貿易結構中。而因為這樣之關係，原本未必打算開發香辛料以外之貿易的歐洲海上強權，得以有機會發現亞洲內部貿易（intra-Asia trade）之重要性與高獲利性〕經哈拉帕（Jalapa）集市換取歐洲貨物和墨西哥金銀，最後在維拉庫茲（Veracruz）裝船運回西班牙。太平洋9,000海哩航道，成為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之生命線（大帆船／傀儡王船Galleon貿易），而馬尼拉（義大利式之商業共和國）則成為東亞貿易與橫越太平洋之大帆船貿易的轉運站（CE 16世紀末葉已在此形成一相當大之華人社會）

葡萄牙人於長崎設立商館

 

CE 1572年：（明穆宗隆慶6年）

臘威查（拉維扎理斯／Guido de Lavezares／Guido de Lavezaris／1572-1575）接替黎牙實比Legazpi（8月20日去世）為第2任菲律賓總督

歐特流士Ortelius出版德文版之《寰宇概觀‧亞洲新圖》。《寰宇概觀》地圖集直到CE 1598年歐特流士去世，共出版拉丁文、義大利文、德文、法文及荷蘭文等25個版本。歐特流士所印製的地圖雖將當時地理大發現以來的新知識納入，但部分仍呈現中世紀自文藝復興以來，歐洲人固有的世界觀。例如在歐特流士著名的世界地圖，圖下方有著一片面積相當廣大的「南方未知大陸」(Terra Avstralis Nondvm Cognita)。此外，也有地理大發現以來的新地理知識，例如圖上美洲寫著：美洲或稱新印度(AMERICA SIVE INDIA NOVA)，並註明是CE 1492年哥倫布以西班牙卡斯提拉Castellae王室之名第1次發現之地。

 

CE 1573年：（明神宗萬曆元年／日本元龜4年，天正元年）

春天（農曆2月／萬曆元年舉人瞿九思，《萬曆武功錄》），林道乾聲聞官兵（提督殷正茂）將圍剿而叛招出海，「奔投外國（徑投往夷寨）」（北大年、大泥、泰國南部北大年府一帶），而林鳳乃接替成為在閩廣猖獗為亂之海賊首〔CE 1578年（明萬曆6年），林道乾在南洋攻打暹羅國失敗，被番（暹羅人）驅逐，而回潮州舊巢假投降，挖取以前所埋藏銀物後又遠逃。之後，林道乾據海島為亂，一直在南洋的柬埔寨、暹羅、大泥，未有再回閩廣和到澎湖、東番之記載〕

曹學佺，〈倭患始末〉，《湘西紀行》下卷：「萬曆元年，潮賊林道乾勾倭突犯漳泉海洋，竄據彭湖，尋投東番。」，此為明人最早記載（依錯誤傳聞記載）林道乾於萬曆元年逃至澎湖和東番，但未記載是誰追征林道乾，而且林道乾在萬曆元年春出海前仍受招撫。又此時俞大猷是福建總兵，劉堯誨是福建巡撫，兩人是追剿林道乾之軍事負責人，對林道乾行蹤最清楚。兩人與《明實錄》皆記載林道乾是「奔投外國」、「徑投往夷寨」 和「逃去西南番柬埔寨」，都是指逃往南洋中南半島，而萬曆2年才出生的曹學佺，後來才根據傳聞作不同記載，自然是屬於訛傳

西班牙船長Diego de Artieda得知在呂宋（Luzon）北方有日本擁有之銀礦

 

CE 1574年：（明神宗萬曆2年）

菲律賓總督臘威查呈送給西班牙腓力普2世（FelipeⅡ 西班牙語／1527-1598），刊行於CE 1555年（明嘉靖年間刻印）之《古今形勝之圖》（西班牙塞維爾印度群島檔案總館收藏），這影響了10年後巴布達Barbuda繪製中國地圖

廣東潮州饒平人林鳳（Lim-Ahong／Li-Ma-hong，華僑有稱之「李馬奔」或「李馬芳」）船隊農曆6月被明朝官兵追勦，賊黨萬人往東逃，福建總兵胡守仁招漁民劉以道諭東番合剿。農曆10月自澎湖逃至魍港修整人馬，胡守仁又傳諭番人夾攻，林鳳又逃走〔《神宗實錄》云：萬曆2年（CE 1574年）農曆10月，「福建海賊林鳳自彭湖奔東番魍港，總兵胡守（宗）仁、參將呼良朋追擊之，傳諭番人夾攻；賊船煨燼，鳳等逃散」。這是文獻上最早關於海賊入據東番魍港之記載，也較〈東番記〉（CE 1603年）中稱臺灣為東番，早了30年〕

農曆6月，林鳳擁賊黨萬人往東逃，被福建總兵胡守仁追征。胡守仁連絡東番合剿，林鳳遠逃。10月，林鳳自澎湖逃往東番魍港，胡守仁追擊，又連絡東番原住民番人夾攻，林鳳又逃走。11月，林鳳留船魍港，以魍港為窟穴。12月，總兵胡守仁追林鳳至淡水洋，林鳳逃往西番（南洋／走遯外夷，是指柬埔寨一帶之南洋番邦）。CE 1576年（明萬曆4年）林鳳在呂宋又大敗逃走。之後未有其行蹤與追征記載〔巡撫劉堯誨〈報剿海賊林鳳疏〉《督撫疏議》：「有廣東賊船六、七十號到魍港地方內…其餘俱駕入四十里地名新港劫取米糧，連與番人格鬥3日。」／《明神宗實錄》有關臺灣之最早紀錄是明萬曆2年6月「戊申，福建巡撫劉堯誨揭報廣賊朱良寶，總兵張元勳督兵誅剿；其逋賊林鳳鳴擁其黨萬人東走，福建總兵胡守仁追逐之，因招漁民劉以道諭東番合剿，遠遯」。10月「辛酉，福建海賊林鳳自澎湖逃往東番魍港，總兵胡守仁、參將呼良朋追擊之，傳諭番人夾攻；賊船煨燼，鳳等逃散。巡撫劉堯誨請賞賚有差；部覆，從之」（明太祖《皇明組訓》中曾欽定臺灣地名為小琉球，但自《神宗實錄》起，明朝上下政務文書卻大都以東番一詞稱呼臺灣，有一種解釋是東番和小琉球原來分別指臺灣南北2地，並非混用。巡撫福建右副督御史黃承玄在其萬曆44年6月〈題琉球咨報倭情疏〉中言琉球之「稍南，則雞籠淡水，俗呼小琉球焉；去我臺、礵、東湧等地，不過數更水程。又南為東番諸山，益與我彭湖相望。此其人皆盛聚落而無君長」／前言總兵胡守仁曾獲當地原住民之助合剿林鳳，表示福建海商與臺灣原住民已有相當時日往來，且建立穩定關係而可以為官方所用）／魍港一帶不僅16世紀中葉以來是漢人移民、海賊活動場域，到了荷治時期這裡是所謂之「魍港地區（Wanckans landstreecke）」且為主要漁場，包括茄藤頭（Cattiantauw）、南歧仔（Lamkia）、倒風（Tohong）港，以及北鯤鯓（Paikonssijn）等〕

8月，林鳳入新港（Siaccan／荷蘭文獻：漢人地名Sinkan、Sinkam、Singang；原住民地名Tachloeloe）社（今臺南市新市區）搶劫米糧，澎湖人漁民劉以道與原住民合剿共擊之，林鳳遁往澎湖

11月，林鳳又率眾打劫麻豆［Mattau、Mattauw、Mattouw、Mattaw、Madou／荷蘭文獻：漢人地名Mattau；原住民地名Toukapta）／西拉雅語Mata（眼睛、目／南島語）和au（港灣／澳 ò 臺語音）合併而成，即眼睛、樞紐之意／漢人以原住民語mata命名之港灣／Muâ-tāu、Môa-tão（臺語音）／教會羅馬字拼法Má-thâu〕社（又名肚嘎不打Toukapta），被棲林（二林）等村舍夾攻，折損部眾500多人。之後幾乎攻下馬尼拉，殺死西班牙遠征馬尼拉司令戈蒂〔Martin de Geiti／菲國歷史尊之為「王國締造者」（an Empire Builder）／明朝把總王望高（Homocon、Sinsay？）曾追蹤林鳳至馬尼拉，受西班牙總督厚禮相待，並於CE 1575年派2人隨王望高前往福建，要求通商，得到明廷特許漳州通商，此時西班牙人與大明乃建立了良好關係〕，後佔據呂宋北部之林家煙（玳瑁港），但遭西班牙總督拉維扎理斯擊退又回魍港，再遭明朝官兵追勦下南逃廣東，最後逃至婆羅洲？或不知所終（mata一詞來自古南島語言的 *maCa。在全世界多數的南島語言裡，從臺灣的阿美語、達悟語、鄒語、馬賽、噶瑪蘭，到菲律賓語、馬來語、毛利語、夏威夷語，甚至復活島語，mata 或 maca 等衍生字，均是表示「眼睛」之意）

《明實錄》〔係錄自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銀經研室）所輯錄之《明實錄閩海關係史料》，包括明世宗嘉靖41年至45年的《世宗實錄》、明穆宗隆慶元年至6年之《穆宗實錄》，和明神宗萬曆元年至17年的《神宗實錄》，三朝《實錄》從CE 1562-1589年，共28年〕第1次出現東番，海賊林鳳鳴逃匿躲藏至東番，福建總兵（農曆6月）乃「招漁民劉以道諭東番合剿」、（農曆10月）「傳諭番人夾攻」，顯見官方與東番有連絡。《明史》「雞籠」條云：「雞籠山在彭湖嶼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去泉州甚邇。…其地，北自雞籠，南至浪𤩝，可一千餘里。東至多羅滿，西至王城，可九百餘里。」

 

CE 1575年：（明神宗萬曆3年）

3、4月，西班牙奧斯定會馬丁‧德‧拉達（Martin de Rada／1533-1578）神父〔與漢商漳州海澄人林必秀（= Sinsay？）、統領王旺高（Homocon）往還馬尼拉與中國〕在遊記中提到Tangarruan（明顯是Tang-hoan「東番」之對音，此名應是明末漳、泉討海人所提供）島，並記載云：東番是一個周圍有60 leagua（約334公里以上）的大島。另外，拉達神父亦曾於報告中提及：「馬尼拉島上的人們稱呼中國為Sangley。」而「Sangley」一詞源自廈門方言「Seng li」（生理），所指即是「來到這裡作生意的商人」

農曆11月辛酉日，「海寇林鳳復犯閩不利，更入廣，而留船於魍港為窟宅。」農曆12月己卯日，提督兩廣凌雲翼奏稱：「海賊林鳳流突廣、福，總兵胡守仁追林鳳至淡水洋，衝沈賊船20餘隻，逃往西番（南洋）。」（《明神宗實錄》）

西班牙船長Juan Pacheco Maldonado謂日本船隻來馬尼拉以銀換金

 

CE 1576年：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出版《遠遊記》

羅馬教皇下令在澳門成立東亞第1個教區

 

CE 1579年：（明神宗萬曆7年）

蕭崇業奉使琉球《使琉球錄•附皇華唱和詩》

耶穌會巡察使（長上／visitator）范禮安（Alexander Valignano）神父第1次造訪日本，是耶穌會發展之主要推手

 

CE 1580年：

廣東海賊曾一本「屯澎湖」｛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集團之形成，可粗略分為：許棟兄弟〔CE 1520年代末期，漳州人鄧獠（=鄧佬）結合新安商人許氏兄弟，誘使葡萄牙人至寧波進行朝貢體制外的走私貿易揭開「嘉靖倭寇之亂」的序幕〕、王直、徐海等江浙皖海商；洪迪珍（洪澤珍）、張璉（廣東大盜、潮州饒平人）、曾一本、林道乾、林鳳等閩廣海商；鄭芝龍氏南安安平海商等3大集團（《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林仁川）。另外，當時旅居長崎之漢族商人社會分類，也有三江幫、福建幫與廣東幫的分別（《長崎唐人の研究》，李獻璋｝

西班牙國王腓力普2世（葡萄牙稱腓力普1世）兼任葡萄牙國王（於葡萄牙托馬爾城宣布繼承葡萄牙王位，並在新王國駐留2年）而形成共主邦聯〔一般稱之「西葡併合」（the union of Spain and Portugal, 1580-1640）〕，葡萄牙及其殖民帝國至此由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統治。CE 1640年，葡萄牙發生革命，西班牙勢力被驅逐，該聯盟解體

第4任菲律賓總督彭納羅扎Peñalosa於馬尼拉劃定「澗內」（Paridn）為中國城

 

CE 1581年：（明神宗萬曆9年）

今年，兩廣總督劉堯誨重修《蒼梧總督軍門志》（蒼梧即梧州，是明朝兩廣總督府所在地。蒼梧總督軍門志即兩廣總督軍事志，為歷來兩廣總督府有關軍事軍務史料的記載／劉堯誨是萬曆元-4年之福建巡撫，萬曆7-9年任兩廣總督）記載：年春，潮州叛賊朱良寶久作亂，提督右督御史殷正茂討平之。潮地自嘉靖壬子以來，倭奴、海賊縱橫，殘破為甚。良寶與陶夷林道乾，及改行（接受招安之「撫民」）魏朝義、莫應敷，各先後糾黨出海，其為禍最慘者，則林、朱也。官府苦於地方多事，兵力不暇，准其告招。招之後，朱據南洋寨，林據華美寨，魏住大家井，莫住東湖寨。林、朱則報水殺人如故，民甚苦之，然不敢聲其冤。…。萬曆元年春，山寇蕩平，議乘勝搗之。林、朱偵伺先叛，林徑投往夷寨；朱西走陽江，犯城，為官兵敵退，舟師襲殺，遂奔歸南洋。萬曆3年海寇林鳳突入廣澳，總督兵部侍郎兼督察院右僉都御史凌雲翼擊走之。…。福建巡撫劉堯誨，遣人諭呂宋國主，集番擊之，巢船燒燬，賊眾大挫。至是又從外洋突入廣澳，…，與福建總兵胡守仁合追至碣石，…。復追至淡水洋，賊船飄遯，兵隨擊之，焚沈艘20餘隻，鳳遯走外夷，不敢復回

荷蘭與尼德蘭北方6個省分之基督徒在威廉1世（WilliamⅠ）領導下，宣布脫離西班牙腓力普2世的天主教高壓統治，組成聯合省共和國，於是荷蘭共和國開始成形，之後終於在CE 1648年正式獨立

 

CE 1582年：

菲律賓總督彭納羅扎（Gonzalo Ronquillo de Peñalosa／1580-1583）派兵攻打Cagayan（呂宋島北部新塞哥維亞Nueva Segovia省），驅逐日本人勢力，建立Nueva Segovia據點

7月11日（星期三，「日月合朔」大潮spring tides），一艘〔6日，由澳門出航日本約300里格，操船者可能為是異教徒船頭（mestre que era gentio）之漳泉漢人舵工，並遭暴風吹離澳門沿海〕搭載300多人之戎克船〔船東朗得洛Bartolomeu Vaz Landeiro／拜慈Bartolomé Baez／船長安德烈•費優André Feiyo／神父Pedro Gómez、Alonso Sánchez（阿朗索•桑傑士，3月被派遣至澳門宣布腓力普2世繼承葡萄牙王位的消息）、Alvaro de Toro（Alvaro Días）、Cristobal Moreira（Christovã Moreira）、修士彭磊池（Francisco Pírez）／尚有馬尼拉土人、非洲黑人奴隸（cafre），也許包括日本人等／中國式遠海大帆船gran junco=junk、junco o navio／葡萄牙傀儡王船／拿烏船nau／克拉克大帆船carraca？〕又遭遇颱風，而至澳門外海黃山群島一帶避風。16日（17日黎明，「弦月」小潮neap tides），於小琉球（Liqueo pequeno，高美卓神父稱之）或艾爾摩沙（西班牙語 Hermosa／Ilha Formosa，桑傑士神父和彭磊池修士稱之）附近觸礁擱淺〔距離海岸4里格（league／1西班牙里格=3國際海浬the international nautical mile／1國際海浬=1.852公里／1里格=5.556公里）約22.224公里〕，並乘排筏或泅水而約於10時50分，登陸至臺灣中部海岸（約當今彰化海岸一帶）或枋寮沙岸（馬卡道族放索社地盤）或西南部海岸（船難者所遇到之土著極可能為西南部海岸一帶的西拉雅，特別是以蕭壠人最為可能／〈由原住民史料再論一五八二年臺灣船難地點〉，邱馨慧，《臺灣文獻》，2009）。剛開始時，原住民泛舟筏試圖和平地與船難人員進行交易，但雙方溝通有問題，互有殺傷，遂不再往來。這些船難人員就在防禦狀態中待了將近75天。後來利用枋寮一帶富有適合造船的巨木（之後自清雍正年代起，便以此地作為福建船廠建造軍艦的取材地）修復大船？，乃得以順利返航。9月29日下午，海水開始漲潮，河水水位連帶提高。30日（農曆8月14日）清晨，開始利用繩索把船「推拉」出河口，直到晚上所有人（有90人留在陸地上，之後再靠小船接駁）終於搭上該小中式帆船且航向大海。根據紀錄，他們290人以上（桑傑士神父稱）於9月30日自枋寮海岸之某溪口離開。10月4日（彭磊池修士）回到澳門。從到麻六甲到澳門的利瑪竇（Matteo Ricci）亦得知此船難消息，記載道（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劄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p.158-159。值得一提的是，臺灣島英譯本作Formosa，意大利本則作Leuchies）：「慘重損失了一船赴日本貿易之貴重貨物，差不多把該城當時的財富全部丟光」〔葡萄牙耶穌會彭磊池（Francisco Pírez）修士（因原住民常說「Cateos」此字，故彭修士稱他們為Cateos人，而該字與巴賽族語Katiu發音類同，是「走、行走」之意。又聽聞更南邊有一港口（porto），有漢人小船（soma）到那裡交易鹿皮，似乎可推定為艋舺，即今萬華。一幅約CE 1650年邱連Keulen製作之臺灣古地圖，在淡水河臺北盆地艋舺一帶，有標註荷文：Handel plaats「交易之處Trading place」，正反映此隱晦的事實／另一幅17世紀荷蘭地圖有標示Handelaars Eylandt，即「生理人之島」）／高美卓（Pedro Gómez，葡萄牙人，原被選派至日本傳教，而由彭磊池修士一路陪伴，於CE 1581年7月24日抵澳門，之後在CE 1583年5月前往日本）神父（以上2人有葡萄牙文報告／高美卓於CE 1582年12月3日在澳門寫給耶穌會友人之信）／耶穌會阿朗索•桑傑士（山濟／Alonso Sánchez，西班牙人，帶著要求澳門葡萄牙人歸順之命令，元月從呂宋而於3月來到澳門，原預經日本返回馬尼拉，但直到CE 1583年2月始回）神父（有於CE 1583年8月15日所寫之西班牙文報告〈船難述略〉，通常被認為是葡萄牙人為臺灣命名之文獻證據）／黎雅石（阿爾沃洛‧多‧鐸羅／Álvaro Días／Alvoro do Touro）神父／莫立略（克里斯多巴‧莫雷拉／Christovão Moreira，以上2人從日本來接受歸順命令）神父／船長André Feio／他們是報告記錄上，第1次登陸臺灣之歐洲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或基督教徒，並曾於營地舉行彌撒（每日4次）、告解與領聖禮，高美卓神父甚至在（八里觀音山？）山上立起大型木十字架。最近資料顯示，其實他們是在臺灣西北海岸遇難，並於淡水小河（ribeirinha fresca／海上潮汐可以進入淡水小河，且河水入海之前有個小灣）「右岸」建築臨時茅屋及小教堂capela，而附近1里格（約5公里）遠之高山，也許是大屯山或七星山（中部則是八卦山或大度山／〈1582年美麗島船難餘生記〉，《海洋與殖民地臺灣論集》，周婉窈，2012，p.65-105）。9月中，利用破船木板另築一艘「小」帆船（junquinho）後逃離（〈「福爾摩沙」的由來〉，《福爾摩沙‧美麗之島：1910-1920年代西方人眼中的臺灣》附錄，翁佳音，2018，p.224-239）〕

西班牙船長Francisco Gualle 自墨西哥出發，經菲律賓抵達媽港。7月24日，由該港出發通過臺灣附近，他引述漢人Santy之說，見於其航海日記：「漢人告余謂，該島稱 Islands Lequeos（Gualle所指的 Islands Lequeos，實為臺灣東北角的雞籠），其地有金礦，島民時駕小舟攜野鹿Venesoenen皮革及細粒黃金，或極精細之工藝品運往中國海岸交易。」（中村孝志 著，賴永祥、王瑞徵 譯，〈十七世紀荷人勘查臺灣金礦紀實〉，《臺灣文獻》7：12，CE 1956年6月，p.526）

在遠東耶穌會監事司鐸范禮安Valignano神父招喚下，耶穌會宣教士利瑪竇Ricci今年抵澳門傳教，藉由「文化調適政策」（cultural accommodation）或「文化折衝」（cultural compromise）等來促成中國傳教活動。CE 1601年，抵北京宮廷，一直住到CE 1610年過世

臺灣最早之搶船紀錄，是今年葡萄牙船隻在淡水港附近觸礁，當地的原住民撿集或搶奪漂留在岸邊之物品。清代漢人大量移入臺灣之後，搶船事件更多。以目前可以掌握到華船搶船資料來看，最早發生於CE 1788年（清乾隆53年）。搶船地點均在臺灣西岸，包括鹿耳門、西港、紅毛港、芝葩里、南崁、滬尾港、大牛稠港。此外，澎湖的虎井嶼、八罩島；臺灣之國賽港、白沙墩、布袋嘴均是惡名昭彰的村落。北部地區大多發生於東北季風時期，南部則是夏秋西南風季節。搶船者僅少數是正在採捕的漁民、兵丁，其餘均是在地村民，有時甚至高達數百餘人（〈清末北臺灣漁村社會的搶船習慣—以《淡新檔案》為中心的討論〉，林玉茹，2009，新史學20卷2期）

 

CE 1584年：

西班牙船在前往澳門途中迷航漂至平戶，開始西班牙與日本之接觸

《東印度水路誌》（Itinerario／林斯豪頓／林蘇荷頓／J. Linschoten，CE 1596年出版）第54章是西班牙船長、航海家方濟各•格禮（Francisco Gali／Francisco Gualle）在中南美洲、菲律賓、澳門、日本間的航海誌，提到As Ilhas Fermosas（=美麗諸島）位於北緯21¾度（臺灣極南座標為21度53分）。由緯度來看這是史料中第1次「明確」將臺灣稱為福爾摩沙的記載（Ilhas讀作 ílas／葡萄牙語「島」）

路易斯•喬治•第•巴布達［Luiz Jorge de Barbuda／拉丁化名字：路德維科•喬里奧（Ludovico Georgio）／1564-1613］於安特衛普出版西方世界第一幅單張中國地圖《中國新圖》［Chinea olim Sinarum Regionis, Noua Descriptio／參考明代《廣輿圖》分省及水文等細節，例如對照《廣輿圖》上FVQVAM（湖廣）上、下二個湖，便是《廣輿圖》中之洞庭湖、鄱陽湖；圖上中國邊境上的湖（Lacus）就是星宿海，並第1次在西文中國地圖上繪出長城，關外則畫了蒙古包以及造型有趣掛著風帆的陸上行舟］，且收入今年歐特流士Ortelius出版之《寰宇概觀》地圖集中。它是歐洲人繪製中國地圖的奠基之作，並成為接下來中西方人繪製中國地圖的標竿，直到70多年後衛匡國之《中國新地圖集》出版，它在歐洲的影響才趨於式微［學者公認歐洲中國地圖繪製史有3個里程碑，一是CE 1584年出版之巴布達Barbuda《中國新圖》；二是CE 1655年衛匡國繪製，布勞Blaeu出版之《中國新地圖集》；三則是CE 1735年唐維勒D'Anville在法國出版按照康熙朝丈量成就繪製的《中國新地圖集》］

歐特流士Ortelius根據巴布達Barbuda之葡萄牙系統，改訂刊印其《世界地圖》。其中，日本之形狀亦承襲杜拉多的蠋蟲形，而北緯23度至31度之間繪有琉球列島和臺灣，最南端即小琉球（Lequeio Parva），其北即Fermosa島在25度至26度之間

菲律賓總督新任總督維拉（貝拉、威拉、Santiago de Vera／1584-1590）抵馬尼拉

 

CE 1585年：

7月5日，巴艾斯（Francisco Paes）駕駛「聖十字架」（Santa Cruz）號自澳門開攬，航行至日本長崎。某水手之航海記收錄於林斯豪頓Linschoten之《東印度水路誌》的《航海記》中，云：「14日，星期日。測量太陽高度得25度。…同日望見Ilha Fermosa，是Lequeo pequeno或稱小琉球之旁邊的島。15日，星期一。測量太陽高度得25度1/3。…。天明時看到Ilha Fermosa即美麗島之末端。這是一個長又低的島嶼，而中間有斷裂似為一河口（因此誤認臺灣是3個島，但此說法似有問題。也可能是因為葡萄牙製圖家從各個不同來源之資料，再據其技術上之想像，妥為安排而成，又加上《東印度水路誌》頗受歡迎和重視，遂使這種3島型之地圖更流行於全歐），但是據人家講以外，並非其他。不久在東方我們看到另一高地，是As Ilhas dos Reijs Magos，意即「三王諸島」。星期三，17日，…。至早上，離我們10至12浬處，看到了Ilha dos Reijs Magos（即三王島），緯度在26度2/4，這是21日的事。」據上述航海記，他們所看到臺灣是在北緯25度至25度1/3的北部臺灣（無論如何他們所描繪之小琉球和Fermosa島均在北回歸線之北／翁佳音老師檢視當時葡萄牙人航海誌，認為其航行路線從澳門出發後，一般是走閩粵傳統針路，先北行至廈門或福州一帶，由那裡往東北走，以便藉著黑潮往北走。經過的島嶼牽涉Formosa時，大多紀錄過北緯25.5度，且其地理敘述，例如島嶼之長度多和臺灣不符，總之幾乎可以確定，包括Linschoten《東印度水路誌》地圖上之3島，並非講臺灣）

 

CE 1586年：

4月20日（農曆3月2日），菲律賓總督維拉Vera在馬尼拉召開「特別議會」（Junta de Manila），討論為要擴大其傳教範圍，並謀菲律賓之安全起見，向國王腓力普2世（FelipeⅡ）呈請要攻佔包括臺灣在內的菲律賓周圍地區，而陳情書由耶穌會阿朗索•桑傑士Sánchez神父帶至馬德里，並於CE 1589年得到國王允許（荷蘭人是為維持勢力、安定秩序，而進行其教化事業，換言之，教化是在提高行政效果，故佈教是VOC行政組織中的一環，行政是主，而教化祇是附帶作用。然西班牙人則對於傳教之關心，更甚於行政，而其佔據臺灣，傳教即目的之一。西班牙人一方面向臺灣原住民佈教，一方面並以臺灣為派人潛入中國、日本傳教的基地）

4月，西班牙人制訂征服中國之「11條款」，就計劃建立距離中國更近的灘頭堡，大員（臺灣）便是他們鎖定的目標

財政官員Gaspar de Ayala

 

CE 1587年：

7月21日，從西班牙境內招集之24位自願傳教士〔CE 1586年7月17日，自加第斯（Cádiz）出發，於9月29日抵維拉克魯茲（韋拉克魯斯、Veracruz），其中3人死於墨西哥，6位打消想法。CE 1587年4月6日，有15位傳教士由阿卡普科（Acapulco）港揚帆出發，但之後有3人轉往澳門〕，其中僅12人來到菲律賓之甲米地港。25日，進入馬尼拉，菲律賓總督維拉Vera盛大歡迎，而菲律賓道明會第1任主教砂拉薩（薩拉扎、薩拉扎爾／Domingo de Salazar，CE 1594年年底去世）則在主教堂接見他們，即菲律賓至聖玫瑰省（Santísimo Rosario）教區就此創立

菲律賓主教砂拉薩會見Pablo Fananda Ziemon（原田喜右衛門）？

豐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i）要求朝鮮臣服入貢

豐臣秀吉夏天發布第一道驅逐天主教教士的命令（日本禁教1587-1858／CE 1614年，德川幕府頒布禁教令，天主教被迫潛入地下。CE 1629年，日本在長崎實施「踏繪」手段，以通過「瀆神」之方式來強逼信徒棄教）

魯摩德•麥卡托（Rumold Mercator）繪製之《世界圖》（Orbis Terrae Compendiosa Descriptio），內容幾乎完全沿襲自他父親CE 1569年《世界圖》，臺灣與琉球群島的畫法也相同，北回歸線仍在小琉球之南，但此時葡萄牙的地圖已開始出現三島式的臺灣而且北回歸線貫穿島上

 

CE 1588年：

7月，西班牙無敵艦隊（130艘船艦、8,000名水手、2萬名海軍）在英吉利海峽被英國艦隊擊敗，從此西班牙國運衰微

豐臣秀吉頒發「賊船停止令」，禁止倭寇出航

 

CE 1589年：（明神宗萬曆17年）

許孚遠（1535-1604／福建巡撫1593.12-1594.11），〈海禁條約行分守漳南道〉：「該府查得市舶開通之始，…萬曆17年（CE 1589年）撫院周﹙指福建巡撫周寀﹚題限隻數…東西2洋共計88隻。又有小番，名雞籠、淡水，地鄰北港（今安平）捕魚之處，產無奇貨，水程最近，與廣東、福寧州、浙江，北港船引一例，原無限數，歲有4、5隻或7、8隻不等往販，今蒙復舊通商船隻，應寬其數…其雞籠淡水數量以10隻為準。」〔福建船至臺灣北部雞籠淡水多是「漢番交易」，南部北港（今安平）則以捕魚為主，而此刻發給文引時「雞籠淡水」也是發給對象，但不計算在東、西洋船隻數量中／CE 1593年（萬曆21年），福建巡撫許孚遠批准東西洋船隻由88艘增加為100艘，雞籠淡水則由原先沒有限制，改為給引10張，以利嚴格管理〕

歐特流士Ortelius之《寰宇概觀》地圖集中，刊行有一幅《太平洋諸島圖》（Maris Pacifui）。其中琉球、臺灣部分大致與前圖相同，臺灣還是2島式，但僅剩小琉球之名，福爾摩沙也被刪除。而在日本本州北方，北緯41度和52度之間，繪出一斜四方形島嶼，註明傳說中之銀島（Isla de plata）

 

CE 1590年：

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德川家康封關東地區，進駐江戶（今東京）

猫吝敝裡（達斯馬里納斯、達斯馬里尼亞斯／Gómez Pérez Dasmariñas／CE 1589年獲任命為菲律賓總督，今年從美洲到馬尼拉／1590-1593）接任菲律賓總督，但CE 1593年因唐人叛亂被殺，CE 1593～1596年其子猫吝爺雷（Luiz Pérez Dasmariñas）曾代理總督，極力倡議征服臺灣（Isla Hermosa／葡萄牙語Ilha Formosa之西班牙語拼法）

西班牙人於菲律賓留下《謨區查抄本》（Boxer Codex）手稿文獻，其中有75幅各地原住民繪像

豐臣秀吉要求琉球（Lequios、Ciuteui、Liutai、Liutue、Luiteui、Liuteui、皆琉球群島的閩南語音，經西班牙人轉寫）臣服入貢〔CE 1872年8月12日，明治天皇冊封琉球王尚泰為藩主，強迫確立日本、琉球之宗藩關係，以作為進犯臺灣的依據（郭廷以，2000：201）〕

豐臣秀吉向葡萄牙駐印度果阿總督發出國書，要他入貢

葡萄牙人巴魯多羅美奧•拉素（Bartholomeu Lasso／西班牙皇家繪圖師）以羊皮紙繪製8幅世界地圖集，其中《東印度圖》繪有最早記載之菲律賓全島群及馬尼拉市（菲律賓群島第1次全整出現於地圖）。琉球列島和臺灣（2島式／同CE 1561年維利烏Velho之《世界圖》）部分，有Lequeo Grande（大琉球／方形島）、dos reis magos（宮古島）、I. Fermosa（美麗島）及Lequeo Pequeno（小琉球／方形島／比Fermosa島較大又長，而北回歸線通過其南端）等4個島名之註記

布朗修斯（Petrus Plancius）根據魯摩德•麥卡托（Rumold Mercator）CE 1587年《世界圖》，製作一幅半球形世界圖，此圖中包括菲律賓在內的東亞地區還是十分粗略，而臺灣也還是2島式的畫法

豐臣秀吉遣使招諭菲律賓總督猫吝敝裡Dasmariñas，贈送數隻鸚鵡為禮及1封長信

 

CE 1591年：

8月，福建巡撫趙參魯發佈「漁船禁約」

9月，豐臣秀吉要求西班牙入貢

 

CE 1592年：（明神宗萬曆20年／日文錄元年）

6月29日，菲律賓總督猫吝敝裡Dasmariñas派道明會宣教士（Dominican）科博〔高母羨、嗃呣羨／Juan Cobo／將《明心寶鑑》（Ben Sim Po Can）譯成西班牙文，是第1部譯成西方語文之中文著作（CE 1592年出版），CE 1596年由道明會宣教士貝若聞（Miguel Benavides，北呂宋大港新塞戈維亞教區第1任主教）獻予腓力普3世（FelipeⅢ），現藏馬德里西班牙國家圖書館古書部／另著有《基督要理》、《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2書（以漢字漳州音書寫）／他在澗內（港內、Parian、八連／華人聚居地）第1次與漢人接觸／菲律賓總督之第1位日本大使〕神父由菲律賓總督猫吝敝裡（Gómez Pérez das Marinas）任命擔任特使，與羅佩‧德‧亞諾（Lope de Llano）由馬尼拉出發至日本表達善意（在名古屋會見豐臣秀吉），而隨行通譯是中國人安東尼歐‧羅佩茲（Antonio Lopez）〔Sangleys是呂宋島西班牙人對中國商人（生意人／生理人Sing-lí-lâng）、移民的稱呼〕。年底科博Cobo從日本乘漢人蓬船回馬尼拉，但中途因船難可能失蹤於臺灣島北海岸遭當地原住民殺害。CE 1593年，又派方濟會之胡安‧包提斯塔（Juan Bautista）負責，完成任務後留在日本當地傳教。3年後，與其他25名同伴成為烈士，光榮殉教

年末，日本第1次出兵朝鮮（促成朝鮮火器戰技之革新，它是建立在戚繼光兵書之基礎上的）且佔領〔並計畫CE 1593年要征服高砂或多加佐古（臺灣）〕，但此役延續7年之久而無實質成效，直到豐臣秀吉去世乃告（CE 1598年9月15日）結束，而日本稱之「文祿•慶長之役」，中國稱之「朝鮮之役」，而韓國稱之「壬辰衛國戰爭」

豐臣秀吉第1次頒發「朱印狀」（統治者官方拉攏有力之地方勢力，而給予領主、富商的海外特許狀）

西班牙商人Bernardino de Avila Girón

小琉球Siaulyuquiu／island of Lamey／Lamay／Lambay／Lamey／Taccarijen／isla Sio-Liukyu／Pequeño Liukyu

布朗修斯Plancius第1次在荷蘭將葡萄牙人之《世界圖》（以拉素Lasso之世界圖為藍本）刊行於世。其中臺灣採用拉素和維利烏Velho之2島式畫法（北島Fermosa，南島Lequeio minor），頗近福建海岸，北回歸線在南島下方通過，Fermosa島北方為大琉球（Lequeio maior）

布朗修斯Plancius之《摩鹿加群島圖》（The Moulcca Islands）其臺灣作3島式，南島為小琉球（Lequeio minor），面積最大，第2島無名在北回歸線下，其北又有1島，註曰：I. Fermosa，其形狀非杜拉多型之方形島。前述3島在南北均有海灣，又在Fermosa島之北有I. do Rees Magos（三王群島，即宮古島）

 

CE 1593年：（明神宗萬曆21年／日文錄2年）

福建巡撫許孚遠〈疏通海禁疏〉中說：「東南海邊之地，以販海為生，其由來已久；而閩為甚。…臣又訪得是中同安、海澄、龍溪、漳浦〔以上漳州籍福佬人／CE 1873年宣教師杜嘉德出版之《廈英大辭典》指福佬（Hok-ló）是指廣東人祖先來自福建者，亦有將Hoklos指為潮州（Tie-chiu）。此意味福佬是指廣東省內稱語言與福建漳泉相似之潮汕人，福建省境內的漳泉人沒有這樣的稱呼或他稱。但一旦渡海來臺，吾人也可在文獻中發現「福佬」一詞，除仍指原來廣東潮州語系之外，它也包括福建的漳泉語系〕、韶安等處姦徒，每年於4、5月間告給文引，駕駛烏船稱往福寧卸載、北港捕魚及販雞籠（雞浪）、淡水Tamsuy（湛水、澹水／漳泉音皆tam）者，往往私裝鉛、硝等貨，潛去倭國；徂秋及冬，或來春方回。」

8月26日（農曆8月1日），明廷從福建巡撫許孚遠、巡按陳子貞之請，閩省復通海，惟日本仍嚴禁如初

10月，菲律賓總督猫吝敝裡Dasmariñas預備攻伐摩鹿加，乃強迫250名漢工為旗艦充人手。25日夜，總督本人及80名西班牙船員遭叛變而大部分身亡，西班牙人就此向大明國提出正式抗議。CE 1594年，有7名官員之船艦突訪馬尼拉，聲稱尋找未獲許可而來呂宋之華人，但西班牙人則認為他們此行若非打算征服馬尼拉，就是為洗劫而來。另外，10年後又有大明官員去到馬尼拉

日本國「前關白」豐臣秀吉有「襲臺之議」。11月，致書〈豊太閣の高山国勧降状〉於高山國（たかさくん），要求歸順，惟此事僅止於計畫階段，但在中國及菲律賓引起很大恐慌〔豐臣秀吉遣菲律賓日商原田孫七郎（原田喜右衛門）往菲律賓，勸諭西班牙菲律賓總督猫吝敝裡Dasmariñas納貢，並經過臺灣時要求「高山國王」亦前往進貢（〈高山國招諭計畫書〉，現藏於加賀前田家之尊經閣文庫），此舉引起西班牙人之警惕，呼籲要佔領臺灣（即33年後，CE 1626年攻佔雞籠）〕

豐臣秀吉派遣使者原田孫七郎到高山國（臺灣），頒布「豊太閤の高山国勧降状」（豐臣秀吉高山國招諭文書），要求高山國人向日本稱臣納貢。其招諭文書雖因找不到高山國而作罷，但這可不是一個心血來潮的想法，而是南進政策中之一個環節，於此同時，日本國的使節也到了呂宋島，目標是招安呂宋人

 

CE 1594年：（明神宗萬曆22年／日文錄3年）

12月8日，來自拿騷—迪倫伯格（Nassau-Dillenburg）之伯爵威廉‧洛德維克（Willem Lodewijk）於一封信（寫給表弟拿騷的毛里茲Maurice of Nassau，荷蘭陸軍統帥）中描述了他發明之「火槍陣」［musketry volley／「退行」countermarch／他自16世紀知名古典學者尤斯圖斯‧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出版之《論羅馬軍事體制》中古羅馬步兵演練之道，而間接獲得靈感／或稱「排放」、volley fire／CE 1616年，約翰（John of Nassau）伯爵為此開辦一家軍校］，其中之插圖是歐洲史上解釋火槍陣之現存文件裡面歷史最悠久的

福建此時遇上旱災，於菲律賓呂宋經商之華僑陳振龍、陳經倫父子，送來了耐熱帶氣候的新型農作物「蕃薯（甘薯）」（由從菲律賓引進，很快傳入臺灣。CE 1603年陳第之〈東番記〉已記載臺灣產蕃薯，至荷據末期服務於VOC之赫伯特Herport的觀察，已是到處有之）。巡撫金學曾（字子魯，浙江杭州人）眼前一亮，先是試驗種了一波，接著火速全省推廣，成功解決溫飽問題，也導致了CE 17-18世紀中國人口之暴漲

布朗修斯Plancius又刊行一幅半球形《世界圖》（Orbis terrarum typus，此圖之後收錄於CE 1599年拉丁文版林斯豪頓之《東印度水路誌》，今則收錄於林斯豪頓協會重刊之荷文本第4冊），其中列島中央部有一群小島嶼，註明大琉球（Lequeijo major）。北迴歸線在南端3島之中島的中間，而南島、中島均無名，北島註明為小琉球（Lequeio minor／荷蘭文）。另外，南島西方海上有小島，可表示澎湖。而其東亞部分（除臺灣外），對歐洲地圖出版界之影響力幾乎持續整個17世紀，直到CE 1720年代之後，歐洲地圖中關於中國的畫法才被《皇輿全覽圖》取代。又菲律賓群島十分完整，日本也擺脫葡萄牙人「烏蠋蟲」形之傳統畫法，而較接近實際圖形，同時連朝鮮半島、遼東半島、山東半島也都有一定輪廓（其中臺灣、菲律賓是摹自拉素Lasso）

 

CE 1595年：

葡萄牙亞洲總部印度果阿市大主教之參知機要林斯豪頓（Jan Huijgen van Linschoten／林碩登／林士登／林氏侯登，1563-1611）完成其《葡萄牙人東洋航海記》（Reys-geschrift van de navigatien der Portugaloysers in Orienten）

歐提留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出版《中國區域新圖》（Chinae olim Sinarrum Regionis, Nova Descriptio）？，福爾摩沙島（Ins. Fermosa）南面，有一個大小相當標示為Lequeio parua 的島嶼，即「小琉球」，而臺灣又變成2島式了

 

CE 1596年：（明神宗萬曆24年／日慶長元年）

10月，西班牙大帆船／傀儡王船「聖腓力普」（The San Felipe）號因風暴漂流至日本土佐（今高知縣）而遭沒收船貨，使得豐臣秀吉了解到海外財富之豐而變得更貪婪，此即「Llanosan Felipe號事件」。船長藍德喬（Mathos de Landecho）回馬尼拉後，向新任總督古佐曼（Francisco Tello de Guzoman）建議佔領臺灣一個港口，作為進攻日本的前進基地

年底又逮捕宣教士與信徒並處死，即「26聖人殉教事件」？

方濟會士Martin de la Ascencion殉教

荷蘭「老牌公司」（de Oude Compagnie）成立，並派遣郝德曼（Cornelis de Houtman，CE 1599年於亞齊遇害／另有兄弟名Frederik de Houtman，CE 1606年為東印度評議會委員及美洛居Molukken長官）率領第1支歐洲直航東南亞之船隊，繞過南非好望角抵達印尼萬丹（Bantam、Banten、下港／爪哇島西端），因而開啟荷蘭各公司組織船隊尋求東方貿易之高潮，但荷蘭人並未於此地建立貿易基地。CE 1597年，郝德曼返回荷蘭

林斯豪頓Linschoten出版《東印度水路誌》（Itinerario）而聲名大噪，全書分為3部曲：《航海記》、《水路誌》、《見聞》。其中，上冊《航海記》是西葡教士考證校訂後之各國地理位置與風土民情介紹［第23章〈中國的富裕、豐饒、強盛與其他〉中有轉述西班牙人門多薩（Gonzalez de Mendoza, Juan）《中華大帝國史》（Dell' historia della China）之內容］；中冊《水路誌》則為公私檔案記載與葡萄牙水手們口授筆錄之海路指引（第23章／從澳門珠江口載運貨物駛出廣州灣，又在漳州海角轉往東北東方向，遠離沿岸島嶼後轉往東北抵小琉球，即是臺灣。水手了解臺灣是個擁有高山且細長的島嶼，之後再航向東北東轉東，即可達日本豐後）；下冊《見聞》係其經印度洋，繞過好望角，一路回國的實錄。而書中之東印度圖（與杜拉多CE 1580年圖幾乎完全相同），其臺灣島仍分為3塊方形島，南島無名面積最大，中、北2島面積略同。北回歸線通過中島南部，澎湖位置仍稍偏南。中島為小琉球（Lequeo pequeno），北島作I. Fermosa，南島無名

林斯豪頓Linschoten出版《中國領土及海岸線精確海圖》（Exacta et Accurata Delineatio cum Orarum Maritimarum tum Etjam Locorum Terrestrium quae in Regionibus China），除了臺灣和完整的菲律賓外，中國海岸最突出的特徵是「寧波角」（Cde Liampo／葡萄牙人早期曾經試圖在寧波外海的雙嶼建立貿易站），而長江以北的海岸線則全無蹤影。朝鮮像是長江口外的瓜子形大海島，日本則是延用葡萄牙人傳統的「烏蠋蟲」畫法。其中，臺灣被畫成由3個方形島嶼組成，北島是拉丁文I. Formosa，中島為Lequeo pequeno（小琉球／北回歸線通過）、南島無名，形狀像是杜拉多Dourado《東亞海圖》之版本〔曹永和認為，與其說林斯豪頓畫出3島式的臺灣，是因為誤把河口看作是海峽（源自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不如說是因為他沒有實測過臺灣，而是（荷蘭法蘭德斯派繪圖師）將葡萄牙多方地理信息拼湊在一起「山寨」的結果，亦即此圖為葡萄牙人「終極版」的東亞海圖〕

 

CE 1597年：

2月5日（日慶長2年12月19日），豐臣秀吉下令在長崎處決26名天主教徒（方濟會神父及教徒），此事件後來被稱作「26聖人殉教事件」，是日本有史以來之第1批殉道者

前任總督猫吝敝裡Dasmariñas從日本西班牙宣教士處獲悉豐臣秀吉有意佔領臺灣的情報，更深感臺灣重要性。6月27日，乃在最高軍事會議上，力主派遣遠征軍進兵臺灣，目標雞籠港（Ke-lâng-káng／雞籠港之「港」在傳統文獻上絕大部分是指「水道」，即和平島與對岸間的小海域，如《福建通志臺灣府》講的「雞籠港…四圍山環，暴風不害，可以泊舟。其西有港曰八尺門，又轉而北為深澳，西北為大海」，而不是現在之雞籠港碼頭，至於現今的基隆市區，在傳統文獻上稱之「雞籠頭」）

艾爾南度•第•洛斯•里奧斯•科羅內爾（德羅留、Hernándo de los Rios Coronel）提出西班牙文軍事報告（上書國王FelipeⅡ，建言為防禦日本之戰略理由，而佔據雞籠Keilang之重要性），附加繪製彩色地圖乙張［41*42公分大小，現藏於西班牙Sevilla之西印度古文書館（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Seville, Spain）］，明確記載福爾摩沙島IsLa Hermosa（西班牙語讀音「艾爾摩沙」），其中有琉球王國Lequios、雞籠港和淡水港各稱之Puerto de Keilang／Keylang與Puerto Tamchuy（皆閩南漳洲語音，表示圖上之地名訊息是從中國海員處聽得）、而澎湖群島（葡萄牙人稱之Pescadores／Pesca捕魚，加語尾dor，意為漁夫／Ilhas dos Pescadores）當時稱為漁夫／漁翁群島（Fishermen islands／註明「有著良好港口的無人島嶼」）、大港河谷（入口處有日本人定居）、馬尼拉灣以及與馬尼拉從事貿易之中國城市。（《呂宋、艾爾摩沙島與部分中國沿岸圖》（Isla Luzon, Isla Hermosa and a part of costa de la China），這是有史以來第一張臺灣獨島形狀之詳細描述的地圖，且標記淡水港（P˚ Tanchuy）、雞籠港，東部海岸並無龜山島、綠島、蘭嶼，而與CE 1626年佩德羅‧德‧維拉Vera之「臺灣島及中國和馬尼拉之部分圖」地理特徵相同。該圖是警覺豐臣秀吉可能以福爾摩沙為跳板，對馬尼拉發動攻擊，為西班牙佔領臺灣北部預作準備而繪製）

豐臣秀吉第2次出兵朝鮮，為防備日人入侵澎湖（Pekon／Pehoe，意即「澎湃之湖」Dashing Lake），明朝乃重新增設澎湖遊兵850名，管哨船20艘，於春、冬兩季汛期防守半年（4〜6、7月／10〜12月）

「汛」、「塘」是清代基層軍事單位或駐地的名稱，設立的地點通常選擇在軍事要衝之處，如海防、番界。地圖上之「汛」、「塘」除房屋模樣外，旁邊都有一旗子，作為軍事用地之象徵

 

CE 1598年：（明神宗萬曆26年）

夏天，在薩瑪第奧（薩摩蒂奧、札馬迭／Don Juan de Zamadio）騎士率領下，2艘西班牙兵船共兵員200多人，從菲律賓出發第1次遠征臺灣，但遇季風無功而返

9月7日，豐臣秀吉逝世（西班牙人侵臺計畫乃暫緩）

荷蘭「老牌公司」派遣范聶克（Jacob Cornelisz. van Neck／s表示「所有」關係，z.則是zoom之簡寫，「兒子」的意思。父子聯名用法，子名在前，父名居後，然後在父名末尾加上szoon，簡寫sz.，但說話時要讀出來）及韋麻郎（Wybrand van Warwijck、Wijbrand van Waerwijck）率領船隊經由CE 1595年同一郝德曼路線航向東方（抵萬丹，駐紮城外並建立商館），隔年返回阿姆斯特丹

鹿特丹「南方尼德蘭公司」（The Company of Southern Netherlands）派出船隊，第1次繞過麥哲倫海峽經由太平洋前往東方，但不幸遇船難，而其中一艘「慈愛」（de Liefde）號反漂至日本九州東北部之豐後（今大分縣臼杵市），因此打開荷蘭與日本通商歷史

哥路納利斯•杜度生（Cornelis Doedtsz.）以羊皮紙所繪之東亞航路海圖，於CE 1600年荷船「和平」（Liefde）號遭風飄至日本時所帶來，現則藏於日本東京上野國立博物館

。關於臺灣仍為3塊方形島，南島最大，中、北2島略相同，北回歸線通過南島北端。I. Fermosa註於北島，中、南2島註明小琉球（Lequeo Pequeno）。澎湖島部分有3島排在南北方向，中島在北回歸線上，其周圍再以15個小島圍繞

亨利克•凡•藍克連（Hendrick van Langren）於CE 1598〜1600年間於阿姆斯特丹刊印一世界圖（約係布朗修斯Plancius地圖之翻刻），現藏於波蘭布勒斯勞Breslau市圖書館。其中琉球、臺灣部分亦是杜拉多型，臺灣島部分之3島形狀，差不多和《東印度水路誌》之地圖完全一樣。北回歸線通過中島，南島最大。而澎湖稍偏南，南島稱小琉球（Lequeo minor），中島無名，北島為 Fermosa島

荷蘭人范•努爾特（Olivier van Noort）帶領4艘船共計248名人員，自荷蘭航向麥哲倫海峽，後橫渡太平洋，於CE 1600年10月抵菲律賓

 

CE 1599年：

耶穌會士Pedro de la Cluz主張西班牙應征服日本

7月19日，4艘荷蘭船從萬丹滿載香料凱旋返抵阿姆斯特丹，該船隊副司令即韋麻郎（Warwijck）

李察哈克路得（Richard Hakluyt）所刊航海記集中有一幅世界圖，是在英國初次以麥卡托投影法所鐫刻，由萊特（Edward Wright）製作。琉球、臺灣差不多完全一樣，北回歸線通過南島、中島之間，島名只有南島註記小琉球（Lequeo pegueno）而已。北島北邊還有7個小島在東西方向並排一列

德川將軍呈遞表文之信予「大泥國封海王奚哩（si-li=Sine≒吉祥）噠哪（tat-na=rara≒地、國）李桂」（林韑編《通航一覽（第7卷）》，1913，p.27／封海王即Rentmeester出納官，可見Dato Sinerara不是漢語人名，而是馬來西亞的頭人尊稱），CE 1602年幕府又一信提到大泥國「林隱霖（Lîm ún-lîm）」

 

CE 1600年：（明神宗萬曆28年／日慶長5年）

4月16日，荷蘭人〔「慈愛號」，由英國人威廉•阿當姆斯／亞當斯（William Adams）領航／9月，在關原之戰中，利用「慈愛號」上火藥、槍枝和大砲立功，之後於伊勢半島替德川家康建造2艘大船，日本歷史稱「歐洲式帆船建造令」，並受封武士，有250石俸祿及三浦半島逸見村封地／日人稱呼「三浦按針」／CE 1620年5月26日在平戶逝世）〕第1次踏上日本九州的豐後地區（九州島東北方，現大分縣臼杵市）。CE 1609年與日本建立常態貿易

6月28日，范聶克van Neck再率船隊從荷蘭出發至南洋，先於摩鹿加群島與葡萄牙人搶奪香料來源，但被葡萄牙人驅逐，隨後往暹羅大泥（北大年）受大風阻礙，於CE 1601年9月27日抵澳門，試圖打開和中國貿易之路，而主動要求與中國官方對話，此為荷蘭人第1次接觸中國，最終遭敵手佛朗機人（Faranj）破壞而於10月3日被趕走

10月，荷蘭人范•努爾特率領艦隊，循西班牙人之太平洋西向航道抵菲律賓。12月1日，抵馬尼拉。14日，與司令摩加（德摩加／Antonio de Morga／馬尼拉副總督）之西班牙艦隊交戰6小時，擊沉「聖地亞哥／聖雅各」（The San Diego）號，拉開17世紀東亞貿易霸權爭鬥戰之序幕〔CE 1991年，在經2位法國專家（深水考古學家Franck Goddio與檔案學家Patrick Lize）考證下，2年後打撈出水面，其中有800件中國景德鎮萬曆青花瓷、大量銀幣、24片日本武士護手等〕。而范•努爾特折損「協和」（Eendracht）號，本人則脫逃至「矛里修」（Mauritius）號。另外，司令摩加與少數下屬則泅泳4小時，才在無人之好運島（Fortuna Island）上岸

12月31日，英國東印度公司（不列顛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EIC）在英國女王伊莉莎白2世授權下成立，218名股東獨佔東印度經營權15年，而且可攜必要數量之白銀，以便經營亞洲市場

泉州同安人〔臺灣泉州語系之同安人，跟同是泉州語系的三邑（晉江、南安、惠安）稍遠，反而接近於漳州。又傳統臺灣漢人籍貫被研究者漠然稱為「漳泉各半」，但如今臺灣的「臺語腔」反而偏漳之現象，亦即三邑泉州語系並非移民臺灣的主流族群，因而導致如今臺灣之語言現象〕李旦〔葡萄牙人稱之「Rey Chino」，西班牙人稱之「Rey de Chino」，荷蘭人只稱之「中國甲必丹」Captain China（Capitão葡語），英國人則稱他為「安烈黎提」（Andrea Dittis）／China Capt. Andrea Dittis〕年少時去馬尼拉，CE 1607年西班牙人眼紅其財富而抄家，至CE 1608年始逃離，而移居日本長崎與平戶，與平戶藩主法印鎮信及長崎奉行長谷川權六來往密切，且以大員灣為中國貨物之轉運站（以長崎為據點，受日本人協助發展海上事業，CE 1600-1623年間其船隻經常往來日本、東南亞、澎湖與臺灣，因外語能力佳，李旦還替荷蘭人擔任通譯，CE 1624年李旦才將此工作交給從日本過來的鄭芝龍。李旦雖然是個貿易商人，但與當時一般海商一樣，有時候也需從事海賊行為，所以他擁有龐大的武裝船隊，控制魍港附近水域，並與附近原住民關係密切）

范聶克之第二航海水路圖與CE 1598-1600年間藍克連所翻刻布朗修斯Plancius之地圖相同。惟臺灣部分卻稍有不同，南端有小琉球島（Lequio minor），因東岸海灣彎曲較大而好像雨靴，其北方有小島相接琉球列島，相隔3小島之北即Fermosa島

CE 16世紀歐洲古地圖上關於臺灣之形狀，可歸納：

1、1島型：有歐蒙型，以Fermosa島表示，在北回歸線之北

2、2島型：

（1）維利烏＝拉素型。南島為小琉球，北島為Fermosa島。南島位於北回歸線

     之上（維利烏Velho圖）；或北回歸線通過南島之南端

（2）麥卡托型。南島（在北回歸線之北）為小琉球，北島無名

3、3島型：大凡為杜拉多型

（1）葡萄牙人所繪地圖—路易斯或杜拉多等。均以北島為小琉球，中島、南島

     無名。北回歸線，路易斯之圖在南島北端，杜拉多之圖則在中島南端

（2）荷蘭人所繪地圖—形狀雖與葡萄牙人相同，惟大凡南島為小琉球，中島無

     名，北島為Fermosa島。北回歸線大致通過中島

 

CE 1601年：（明神宗萬曆29年）

2月，英國人蘭卡斯特（James Lancaster）爵士率領5艘船隻從倫敦出發，經馬達加斯加島、印度洋東側尼可巴群島（Nicobar Islands），於CE 1602年6月初，到達蘇門達臘群島西端之亞齊（Aceh／南浡里國）。之後，又於麻六甲海峽上搶奪葡萄牙「聖安東尼」（Santo Antonio）號克拉克大帆船，最終駛達爪哇島西端的萬丹，蘭卡斯特並設置英國商館。（原想與同為新教徒之荷蘭人聯手，惟之後荷蘭人轉而與其為敵）

沈有容〔字士弘，號寧海，安徽宣城人，1557-1627，著《閩海贈言》（將他人寫贈自己之詩文合刊在一起的紀念冊）〕攻打「東番島」西南部海岸倭寇

9月27日，荷蘭人范聶克van Neck帶領武裝船隊2艘襲擊香山澳（今澳門）要求通商，但被葡萄牙人唆使中國將其趕走（《粵劍篇》：「辛丑九月間，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也不知何國人。人呼之為紅毛鬼。其人鬚髮皆赤，目睛圓，長丈許。其舟甚巨，外以銅葉裹之，入水二丈。香山澳夷慮其以互市爭澳，以兵逐之。其舟移入大洋後為颶風飄去，不知所適。」上段文字應當是中國史上對荷蘭人最早之紀錄）

是年，德川家康重新頒發「朱印狀」，而至CE 1604年共發出29張

荷蘭人驅逐葡萄牙商人，控制萬丹整座城鎮

 

CE 1602年：

3月20日（農曆2月27日），荷蘭東印度公司〔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聯合東印度公司，簡稱VOC）／由6個商館Kamer組成，下設管理委員會與16+1人董事委員會／「17紳士」（De Heren XVII）／Amsterdam（在荷蘭省） 8名（出資1/2）、Zeeland（熱蘭省，該省主要海事活動集中於瓦爾赫恁Walcheren島，主要有密德堡、菲力辛根、安納梅登、甘伯菲爾）4名（出資1/4）、荷蘭省其餘4個商會（chambers／德爾福特or德爾夫特Delft、鹿特丹Rotterdam、豪恩or荷恩Hoorn、恩克豪森Enkhuizend／各出資1/16）各1名、Amsterdam以外5個商會輪流遞補1名（表示在某些年分，熱蘭省可以由5個人出任董事，以防Amsterdam左右大局）／每年定期開3次會議／會址連續前6年在Amsterdam，連續後2年在密德堡Middelburg（熱蘭省省會）〕在荷蘭「國家議會／聯邦議會」（States-General）頒授「特許狀」〔尼德蘭七省聯合共和國、尼德蘭聯省共和國（De Republiek der Zeven Verenigde Nederlanden／1581-1795）將海外區域之準主權付予商人，以提升其海外貿易獲利，並繳納特許權費用來支持獨立戰爭〕同意下成立，但於CE 1795年破產倒閉（VOC於CE 1799年解散，轄下殖民地印尼由荷蘭政府負責接收）。其特許權力包括貿易壟斷（印度洋及太平洋水域／好望角至麥哲倫海峽之間）、條約簽訂、建立統治與防禦系統、對西班牙與葡萄牙宣戰、媾和、徵稅、徵兵及發行貨幣等國家主權

6月17日，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韋麻郎Warwijck從故鄉德瑟兒（Texel）出航，CE 1603年4月抵印尼萬丹。6月，又分遣2艘船隻進攻澳門，仍失敗

農曆12月7日（CE 1603年元月18日）〔陳第，〈泛海歌二首有序〉、〈舟師客問〉（陳第以一問一答方式揭示沈有容東番之役成功之因）／黃克纘，〈蕩平海寇序〉／11日，沈有容，〈仗劍錄〉：「12月11日統舟師24艘往剿」〕，沈有容率舟師24艘（陳第21艘）自料羅灣出發來臺剿倭（福建巡撫朱運昌密令「平東番倭」／自傳〈仗劍錄〉曰：從農曆12月11日自泉州崇武率24艘兵船出發，途中於澎湖溝遇颱風，回復西嶼頭…），隨行者61歲之陳第［字季立，號一齋／福建連江（今馬祖）西郊化龍橋北人／1541-1617／先後於戚繼光、俞大猷從軍（CE 1562年8月，戚繼光奉檄至連江剿倭，陳第上平倭策，為2人相知之開始。CE 1573年9月，入幕俞大猷且習兵法。CE 1576年8月，領京營軍三千出薊鎮防秋，正式開始帶兵。CE 1580年12月，提補為薊鎮三屯車兵前營游擊將軍。至CE 1583年夏，因不做官商勾結之事而解珮南歸，結束10年軍旅生涯）。CE 1598年，訪沈有容於海壇，是2人訂交之始。今年農曆12月，與沈有容同往大員剿寇。著有《毛詩古音考》（為清代考證學開路先鋒／顧炎武則為古韻學奠基者）、《兩粵遊草》、《五嶽遊草》（2本遊記詩歌饒富意趣／「遊有五」―不懷安、不惜費、不思家、不怯死、不立我）、《書剳燼存》（書信集）、《薊門兵事》、《薊門塞曲》、《一齋集》（天津圖書館藏會山樓刻本景印缺2卷，或即為前2著述《薊門兵事》和《薊門塞曲》，且或許就是本書於清四庫全書中被禁燬書目之主因）等，而金雲銘則於CE 1940年著有《陳第年譜》］撰〈東番記〉（共1,438字，原臺灣方志著錄周嬰為本文作者，其實周嬰是根據陳第原文及張燮《東西洋考》卷5附〈東番考〉而改編成〈東番記〉。直至CE 1955年，學者方豪才在東京大學所藏沈有容輯《閩海贈言》一書中重獲原文，見〈陳第東番記考證〉，方豪，p.845-864／方豪稱之「最古的臺灣實地考察報告」），係明季（17世紀初）「親臨」臺灣紀實之最早一手中文文獻〔陳第將沈有容遣人收集有關臺灣本島之情報，加上他個人隨船隊「停泊大員」後短暫停留之閱歷而著成，並非陳第個人親履觀察所得，且收錄於為紀念沈有容豐功偉蹟的《閩海贈言》中／《日本一鑒》云：「彼從逆者，於華夷往來遠近之道多稔知之，而我當事之公，尚有不知之者」，從文中可確知原來在海上「非法」與日本交易之「從逆者」，大多熟悉海上航線，但仍有官方還蒙在鼓裡。難怪CE 1603年前來臺灣剿倭的沈有容，會自民間漁夫中清楚獲悉臺灣西部從南到北之港口地名和情報，成為陳第《東番記》的重要材料。從北部淡水河口之大幫坑、沙巴里，一直到屏東的小淡水溪（下淡水溪=高屏溪），重要港口已出現〕，曾被徵引於《東西洋考》與《明史》等書。8日晚，抵彭湖（蓬壺）附近，集合僅得10艘船，又行1晝夜，才抵東番（農曆12月10日／CE 1603年元月21日）。海賊望見沈軍乃出舟迎敵，賊大敗，而東番原住民乃獻鹿與酒（陳學伊〈題東番記後〉：「倭既平，東番大酋德其為己除害也，率其黨出謁，且獻鹿餽酒焉；…」／原文末「野史氏曰」：「倭破，收泊大員，夷目大彌勒輩率數十人叩謁，獻鹿餽酒，喜為除害也。」），又至除夕（農曆12月30日／CE 1603年2月10日）方班師，前後共21天（〈陳第〈東番記〉—十七世紀初臺灣西南地區的實地調查報告〉，周婉窈，《故宮文物月刊》第241期，p.22-45，2003）

英國東印度公司東南亞遠航隊抵蘇門答臘之亞齊（Ajeh）、爪哇之萬丹，並獲萬丹蘇丹允許，設立萬丹商館

陳第在〈東番記〉中以典型之「原始性修辭」〔rthetoric of primitivism，原住民被浪漫化為古代道義之保存者（視歷史為衰退的），類似所謂「高尚之野蠻人」。「匱乏性修辭」（rthetoric of privation），原住民則被建構成落伍與文化低劣的（視歷史為進步的）／「否認同時代性」（denial of coevalness）或「歷史隱喻」（historical metaphor／人類學者郝瑞Stevan Harrell）被用作互相矛盾（歷史既是進步亦為衰退之模糊性）之修辭模式，即以上「原始性修辭」和「匱乏性修辭」2種〕手法，徹底反轉匱乏之意象而推移至原始性，他將技術發展之闕如，重新描述成原住民道德狀況的正面徵象。陳第將原住民浪漫化之作法，表達他擔憂物質的進步，可能會弔詭地帶來道德之衰頹。拿陳第之〈東番記〉對照《老子》和〈桃花源記〉來解讀，也說明了「原始性修辭」乃植基於道家對中國文明與中央集權政府之批判（陳第似乎想像自己在臺灣發現一個符合道家理想之原始社群，不幸的是他也看見現代世界侵入此烏托邦）。而〈東番記〉成為作者陳第用以反省自身社會的工具，文中原住民的再現，與其說是他對於原住民社會之實際觀感，其實可能更關乎他對於中國社會的不滿

耶穌會宣教士利瑪竇繪製《坤輿萬國全圖》（共6幅），由李之藻（徐光啟、楊廷筠和李之藻皆是利瑪竇摯友，三人被譽為「中國天主教開教三大柱石」）出版發行，是中國與歐洲地理信息交流的一次大豐收。其中之中國、日本、朝鮮部分，應是摹繪自中國舊有圖檔，而非歐洲地圖〔南島標示為「大琉球」且有北回歸線通過，而其北之臺灣（或其一部）則標示為小琉球（今琉球群島位置），這是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獨有的標示方式？還是反映明廷對臺灣與琉球的極端知識混淆（等於顛倒明太祖對大小琉球之認定，該圖卻又獲得明廷認可）〕。那麼布朗修斯Plancius CE 1594年之半球形世界地圖之東亞部分也是源自中國？惟目前尚無明確答案。而臺灣畫法則類似3島式，北島為小琉球，南島標示為大琉球（北回歸線穿過其中），中島無名，西南面還出現一無名大島。又呂宋島應該是參考了布朗修斯CE 1592或1594年之《世界圖》

 

CE 1603年：（明神宗萬曆31年）

元月19日（萬曆30年12月8日），浯嶼把總沈有容率軍至東番擊潰海賊，停泊於大灣，此乃大明官員第1次踏上臺灣，且此次戰役後倭寇焰消10年

福建省連江縣人陳第著《東番記》（臺灣第1篇原住民民族誌／今臺南一帶風土民情），為其隨浯嶼（漳州九龍江出海口）水寨把總沈有容出征東番（應是指臺灣西南海岸一帶）之經過〔《東番記》：「東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彭湖外洋海島中，其地起魍港（蚊港、荷蘭文獻Wangkang／臺南北門區）、加老灣（Calewan／即加老灣島，又作咖咾員，是臺江外圍沙洲之一環，位於北線尾Paxemboy島之北，有港口／CE 1623年荷蘭地圖註記Kalowan，閩南語之「茄荖ka-ló」，是畚箕類農業容器，取其因潮汐沖積成如畚箕狀型態以命名海濱之灣／位臺江內海，鹿耳門附近），歷大員（荷語拼音Teijouvan、Teijouan／臺南安平）、堯港（Joucan、Jockan、官音Iâo-kâng／蟯港Goukan、Youkan，今高雄茄萣興達港、崎漏一帶，閩南語「蟯」是指貝類之文蛤／Jouckan《熱蘭遮城日誌》）、打狗嶼（打鼓山、打鼓仔山，今高雄旗津或壽山一帶。古地圖上打鼓山南邊有猴山Apen berg，至清代當地人以風水角度再繼續命名「左旗右鼓」，北邊即右既稱「鼓山」，南邊即左乃稱「旗山」，而原「猴山」之獼猴似乎被北遷去鼓山，且旗山東岸的港乃順理成章名「旗後」，舊地名有時也會陰錯陽差而變動／打狗不只非原住民語地名，從荷語拼音Tancoija、Tancoya、Tancoja、Tankoya、Tanckoya、Taccauja，以及荷語地圖標記中國福建之東山Tansoa、Tangergoija即銅山Tangswa、Tâng-soan亦是Tancoija，大概已足讓吾人相信清代方志解釋打狗音義是「打鼓、銅鼓仔Tang-go-a」的鼓聲Tân-kóu-á（打鼓仔），也讓我們知道19世紀末英語系統標音為Takaw、Takow，應都有地名音聲長期穩定的一面。然而到日本時代高雄更加工業化，外來人口多，地名反一轉為「Tá-káu-á 打狗仔」，日語音譯為高雄Taka-õ／「打狗」臺語音Tá-káu或Táⁿ-káu 與日文漢字「高雄」，音Takao或Takau相同）、小淡水（Tampsui，「下」淡水之誤植／下淡水溪口，今高屏溪溪口，東港附近）、雙溪口（嘉義牛椆溪入海口附近或屏東東港？／嘉義朴子鎮內老地名／周嬰《遠遊篇》〈東番記〉：「東番…，其國北邊之界，接於淡水之夷。」／杜臻《粵閩巡視紀略》：「…莽港，即陳第所謂魍港也，其旁有茄哩嶼、雙溪口，皆第記所有，自此以北，第不及知矣。」可推知加哩林、雙溪口就在臺南、嘉義之間）、加哩林（18、19世紀道教科儀「安船酌獻科」中之「列（=加）里臨」與陳第「加哩林」、張燮「交里林」3詞，可推測是異名同地，即林字不應讀成「nâ」，也許3詞應該發音為Ka-lí-lîm、Kao-lí-lîm，所以「列里臨」應該在北部淡水和臺南蚊港之間／茄哩嶼，即是加里興，位於臺南市佳里區佳里興，盧嘉興〈臺南縣古地名考〉／又可推測為彰化二林Gierim、Gilim、Ji-lîm，荷蘭文獻另稱二林為Tarkey、Lauhab）、沙巴里（金包里或淡水河口）、大幫坑（大崩坑、大坌坑／臺北八里？），皆其居也，斷續（應該是在敘述海岸為溪流、沙汕所切割而形成地貌上的「斷續」之觀）凡千餘里。種類甚蕃，別為社，社或千人，或五、六百。無酋長，子女多者眾雄之，聽其號令。」即東番所居地約是今日八掌溪（荷蘭古地圖稱麻豆溪，然此溪不流經麻豆社，流經麻豆社的是曾文溪）河口（嘉義南邊）到高屏溪一帶／《東番記》是臺灣歷史上最早記載大員以南有3海港：堯港、打狗嶼、小淡水〕。其中陳第稱臺灣為「大員」，但音協義不協，又閩南化地名說明了當時閩南人〔漳州與泉州之人，使用方言稱閩南語，又漳州人原鄉信仰有3：開漳聖王（唐陳元光）、謝府元帥（東晉謝安）、敵天大帝（林放）〕來臺非偶一為之

2月25日，倖斯給（Jacob van Heemskerk）在馬來柔佛海峽（麻六甲海峽）拿捕葡萄牙船「聖加大利納／聖卡泰莉娜」（Santa Catalina／Santa Catarina／SCa. Tharina）號，荷蘭人第1次遇上殖民活動背後之正當性問題。而他們在VOC規章第37條中宣布，「西班牙和葡萄牙乃是我邦之敵，故而可以攻擊其利益，以之為戰利品而劫奪。」而其中有1,200捆中國生絲（獲利225萬盾／荷蘭盾／1荷盾 Guilder=1/3西班牙里耳 Real≒2/9兩／1荷盾 Guilder=20 斯蒂法 Stuiver，古荷蘭貨幣單位）及大量瓷器，則於CE 1604年在阿姆斯特丹公開拍，於是阿姆斯特丹成為歐洲最主要生絲市場

5月23日，海澄縣丞王時和、宦官高寀、百戶干一成、張嶷及閻應龍等人在馬尼拉登岸，表示奉皇命往呂宋甲米地金銀礦山勘查，但造成西班牙人懷疑大明可能派兵奪佔呂宋，而呂宋華人將是內應，這導致雙方相互猜疑，最後情況失控。因此，漢人移民最後的一場巴洛克式幻滅經驗，即是那數月之後所發生之大屠殺事件

10月3日，馬尼拉發生暴動「呂宋戕殺」之事（馬尼拉大屠殺／呂宋機易山產金事件／張嶷採金銀事件），華人被殺2萬3千多人（劇減至500人，與滅族無異），但再經過20年，菲律賓華人人數已達3萬，總結17世紀中期漢人大量移民至臺灣前，馬尼拉始終為海外最大閩南人移民區

荷蘭人獲准於印尼萬丹設立商館

 

CE 1604年：

6月27日，荷蘭東印度公司艦隊司令韋麻郎•凡•華艾克（Wybrandt van Waerwyck／Wybrand van Warwijck）自暹羅之大泥（Panati／北大年）出發，原計畫先往澳門，且趁明朝汛兵（春、冬兩季防守／春以清明前10日出，3個月收，約3、4、5月。冬以霜降前10日出，2個月收，約9、10月）換防空檔。7月25日（15日？），到達廣州海岸將近澳門，因華人舵工（顯非廣東方面之商人或水手）生疏，不能發現入港水路。28日，又猝遇暴風乃駛出大海。8月7日（農曆7月12日／《明神宗實錄》卷403：「兵部覆，福建巡撫徐學聚奏，紅番毛闖入內洋，宜設法驅回，以清海徼。勾引奸民潘秀、張嶷等均應究處。」其中「奸民」為海上商人或地方勢豪之家），意外直抵澎湖馬公（此時彭湖汛兵已撤，荷蘭船艦如入無人之境，於是伐木築舍為久居計，澎湖乃首遭外人佔據），要求與明朝通商貿易，並透過福建海澄稅監宦官（Capado葡語）高寀〔韋麻郎遣通事林玉（楊彥杰比訂林玉即金匠Lampoan，他與Empau一樣應是同屬漳州海澄或同一方言系統之海外華人）入賄高寀〕及其心腹周之範，以白銀「3萬金」（《東西洋考》）進行疏通

6月，韋麻郎（Wybrand van Warwijck）率領2艘船（Erasmus號和Nassau號）又至澳門，但遭葡萄牙人開砲轟走（求市未果但擄獲駛往日本之葡萄牙大帆船／傀儡王船Galleon，其中有中國生絲等貨高達140萬盾以上），回航暹羅大泥（北大年、Patany）。韋麻郎則於大泥結識大海商漳州海澄人李錦［Empau？、Impo、Imphou、Empo、Inpo、Yppong（興浦、恩浦、Ip-pong、異浦、Empou、Gimpo、錦浦）、錦伯（Gím-pô，福佬人名稱之後會加上「佬、獠」，又習慣在姓或名之後加「哥」、「舍」、「官（觀）」、「伯」等）／Empau曾在大泥舊Zeelandt（Zeewsch）公司職員Iacques Roisell手下工作。約CE 1600年，前往荷蘭西蘭省（Zeeland）之米德堡市（Middleburg）擔任遠洋貿易公司職員，並受洗為喀爾文教派新教徒（亞洲第1個新教基督徒），極可能是最早經海路抵荷蘭之中國人。此次談判失敗後乃回到大泥。CE 1604年，大泥迫害華人又遷至東洋摩鹿加（Molucca）群島之安汶（Ambon），CE 1614年10月逝世］和商販潘秀、郭震等人（洋商、番客），他們出主意要韋麻郎買通福建稅監宦官高寀和佔領澎湖〔張燮《東西洋考》記曰：「澄人李錦者，久駐大泥，與和蘭相習。而猾商潘秀、郭震亦在大泥，與和蘭貿易往還。」／荷語文獻中記載韋麻郎請來寫書信（本來要請鄰近馬來西亞吉打Queda之金匠師Lampoan來寫，但他沒來）之司庫官（出納官、Rentmeester）是名叫Dato Sinerara（Dato是拿督，Sinerara即《通航一覽》中的「奚哩噠哪」，封海王即Rentmeester出納官，可見Dato Sinerara不是漢語人名，而是馬來西亞的頭人尊稱）的漢人（Lampoan沒來，故韋麻郎再拜託Empau找來的），而中文資料則說北大年之國王或女王（Koningin）書信是李錦起草，而由潘秀帶到中國交給福建相關單位，若為真，那荷文資料中的Dato Sinerara，恐怕是李錦了〕

11月18日，沈有容率50艘兵船抵澎湖。12月15日（農曆10月25日），韋麻郎被大明帝國福建南路總兵施德政與漳州浯嶼（今金門）把總沈有容軍隊（2人於金門料羅灣調集水師）驅離（總計荷蘭人于澎湖停留131天，事後于天妃宮立「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等」石碑紀念。CE 1919年，整修澎湖天后宮時於祭壇下挖出此碑，為臺澎現存最古老之石碑），並建議其往臺灣島。此時，荷蘭人又與一名絲商Wansaw〔Wiekim（標準漳州腔Uînn-kim，漢字為「黃金」）、Ouyhaphin、Whi hap hingh（標準之黃合興Uînn Hap-hing的譯音），洋商黃合興即黃明佐／「黃明佐」、「」、「黃金」3個名稱有可能都是商號，非自然人〕洽議，雙方議定日後由漢商運船貨（3、4艘篷船）到大泥與荷人交易，此即「據彭湖求事，中國不許，第令仍舊於大泥貿易」。據韋麻郎《航海日記》載：「Touzy（都司）及其他兵船隊長謂，如選定在中國領海以外的是當島嶼，就可得到所望商品。於是自都司借用戎克船和領航員，往東南及東南東，到一高地測勘是當之停泊所而未發見」（〈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臺灣早期歷史研究》，曹永和，p.329）。文中所說澎湖的東南及東南東高地，當然是臺灣南部現時安平與高雄附近，這可能是毆人實測臺灣海岸之最早紀錄。而韋麻郎則直到CE 1607年始回荷蘭，但從此開啟荷蘭人與臺灣的一頁歷史糾葛

日本實施「朱印船」制度，共發放29張朱印狀

 

CE 1605年：

VOC在香料群島征服了葡萄牙人建於安汶（Amboina）和直羅里（Tidore）2座島上之要塞

范法威（Van Warwijk）上將在大泥外海劫掠一艘葡萄牙傀儡王船「聖安當／聖安東尼歐」（San Antonio）號之大量貨物，法學家葛羅秀（Hugo Grotius，1583-1645）乃受VOC指派，而尋找動武行為在法律上之正當化基礎〔而維多利Vitoria則是秉持文藝復興時代追求正義復甦的魄力，對國王和印度群島評議會（Council of Indies）表達意見〕，然僅於CE 1608年出版論文《論戰利品與獎賞法》（De Lure Praede Comentaribus）中之第12章《海事自由》（Mare Liberum）部分），當時西班牙與荷蘭正要媾和，最後於CE 1609年則簽訂「12年停火協定」。至於未出版之第11章，葛羅秀則認為其他殖民勢力（尤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可視為應予禁止的壟斷者，他們一方防止或積極阻礙他方（荷蘭）行使先天具有之任何權力，這種行為本身就已經是發動正義之戰的充分法律理由。至於東南亞之統治者，葛羅秀則建議VOC與之結成政治與商業同盟，雖然「海事自由」遲早會被理解為「荷蘭獨佔」，而且「與土著統治者之同盟」則最終會變成「封建宗主權」

吏部考功司郎中徐必達主持繪製《乾坤一統海防全圖》（彩繪絹本，10幅分圖拼接，工筆青綠山水畫式大地圖，全長605公分、寬170公分。當時豐臣秀吉尚未自朝鮮半島撤軍，故為防範日軍從海上攻擊乃繪之）是到目前為止，明代輿圖將臺灣相對位置標示得最清楚、說明性也最高的一幅［第6幅中心處之「小琉球國」即臺灣，又在「小琉球國」下方描繪出彭加山（彭佳嶼）、雞籠山（基隆嶼／基隆尖／小雞籠嶼／基隆杙，杙ㄧˋ是木樁，可繫牛或在水邊繫船，漳州音khit）、瓶架山（花瓶嶼）、彭湖嶼（澎湖群島）］

 

CE 1606年：

夏子陽奉使琉球《使琉球錄》

菲律賓總督阿夸迎（Pedro Bravo de Acuña／1602-1606）組織一支摩鹿加群島遠征隊（1,672名菲律賓人和1,423名西班牙人），猛攻荷蘭人在德那第（Ternate）之要塞，將其從直羅里島驅逐（荷蘭人則於CE 1607年5月又返回德那第）。當時宮廷作家阿艮索六（Argensola）收集所有官方文獻，寫成一部10章之摩鹿加戰爭史。CE 1706年，法文新版《摩鹿加群島征服記》（Argensola. The conquest of the Moluccas, 1706）於阿姆斯特丹出版，全書皆附插圖，且新增5章介紹荷蘭人之軍事活動。而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存有此原本，以及CE 1707年出版之無附版畫版本

西班牙人於德那第島上建造「玫瑰聖母城」（fort Nuestra Senõra del Rosario），而荷蘭人則在其對面建築「奧倫治堡」（fort Orange）

 

CE 1607年：（明神宗萬曆35年）

荷蘭艦隊司令馬得利夫（Cornelis Matelief de Jonge）率領荷蘭船隊4艘前往廣州南澳（潮州外海之島嶼）謀商仍遭拒｛10月17日，馬得利夫前往潘里〔Phan-Ri／廣南為今越南中圻，主要港口為會安，而會安之南有一港口潘里／17世紀初期，華商運銷松江棉布（nankeen，指「南京」當地所產的棉布。而16、7世紀時，歐洲人將江南省即今江蘇稱作「南京」）至廣南之事，已經有人指出（陳荊和，〈17、8世紀之會安唐人街及其商業〉，《新亞學報》，3：1，p.294，1957）／18世紀時，松江棉布經常被英國東印度公司買去製作軍服。在清代（1644-1911）中期時，也有大量中國棉布銷往俄國。且遲至17世紀時，中國棉布已經出口到海外，並佔有一定角色。日本棉布業的發達，正好也從17世紀才開始〕貿易，曾云：「此地每歲有許多華人來商，亦有1、2艘葡船來航，以裝載沉香、琦楠、蠟、象牙及黑檀。同時舶來棉布、金、銀及胡椒」｝

英國人在今維吉尼亞州詹姆斯城（Jamestown）建立了第一個歐洲人的永久基地

耶穌會士Luiz Sequeira

 

CE 1609年：（明萬曆37年／日慶長14年）

8月，荷蘭VOC於平戶（Hirado／Firando）設立商館（1609-1641／CE 1640年9月，日本摧毀平戶之商館。CE 1641年6月，日本要求商館由平戶（Hirado）遷至長崎出島（Deshima、Desima／Desjima荷語）人工島〔並控制絲進口價與銅出口價，又臺、閩之間的轉口絲交易，也為鄭芝龍之中、日直航貿易取代。為此，VOC一方面改在東京灣（Tonkin）河內一帶收購絲出口日本，另一方面則讓臺灣加強鹿皮和糖的輸出〕，直到CE 1795年VOC倒閉），是為荷蘭人進入日本市場之開端

菲律賓總督裴維洛（Vivero y Velasco／1608-1609）搭乘返回新西班牙之傀儡王船「聖方濟」（San Francisco）號不幸於日本沿海發生船難，造成他被迫停留日本將近1年（CE 1609年9月〜1610年8月）。德川家康乃請求裴維洛代表他向墨西哥總督要求派送礦工至日本，好妥善開 採銀礦，雙方並提出交換條件，但最後一事無成。在這之後的CE 1630年代，日本幕府則抱持一種「巴洛克精神」，將西方人視為某種「社會疾病」之帶原者，因為西方人之宗教可能有礙國家一統，其貿易活動也可能使物價上揚

荷蘭與西班牙訂立「12年停火協定」（Twelve-Years＇Truce, 1609-1621）

日本九州鹿兒島薩摩藩之大名島津義久征伐琉球（因朝鮮戰役失敗，明朝嚴禁對日貿易，島津氏預藉壟斷中山國之對明朝貢貿易，來彌補財政困境才入侵），使之成為薩摩藩的附庸國，年收貢賦，史稱「慶長琉球之役」（CE 1992年第1次於日本教科書中出現），迫使琉球成為薩摩藩之藩屬國（CE 1611年，更進一步強佔琉球群島北部的奄美群島）。因此琉球變成2屬，直到CE 1879年琉球國被日本吞併為止。也因此原屬臺灣之釣魚臺諸島〔Tia-yu-su／18世紀末法國探險家La Pérouse西太平洋探勘時已出現，Tiaou-su（釣魚臺）、Houpinsu（花瓶嶼）皆為其探勘所經／CE 1722年黃淑璥《臺海使槎錄 卷二》記「山後大洋，北有山名釣魚臺，可泊大船十餘」〕因鄰近琉球，而在甲午戰爭結束翌年為日本所併吞，納入沖繩縣管轄。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於「開羅宣言」中琉球歸屬亦未列入

德川家康派肥前藩之大名有馬晴信派遣視察船，掠奪漁船以第1次探查臺灣島物產（雞籠），耶穌會神父Giovani Rodrigues Giran報告，記錄俘虜臺灣住民及中國帆船、篷船〔中式大帆船Junk、junco／諧音「舟宗」或「艚」，可能源自閩南「艚船」之發音／日譯「戎克船」／以多片竹材連綴成帆／18、19世紀之交（CE 1800年左右），中國沿海海賊猖獗，清廷乃下令通過臺灣各海口之竹材必須經過嚴格檢查，因為官員相信海賊若無竹竿的供應，其帆船的風蓬就無法由竹篾編成，那樣船也就無法行動。而如此之檢查工作，亦使得巡役得到一索賄機會，同時也減低販運竹子的獲利可能性。沈葆楨引臺澎道夏獻綸之詳文說：「臺產竹竿，向因洋面不靖，恐大竹蓬篾有關濟匪，因禁出口，以致民間竹竿經過口岸均須稽查。不知海船，蒲布皆可為帆，無須用竹。立之厲禁，徒為兵役留一索詐之端，民間多一受害之事。」〕即返回日本（相關文件稱臺灣為「高砂」タカサゴ／たかさご），之後德川家康接見臺灣原住民，贈禮並遣歸

VOC開始任命東印度總督，成立東印度評議會（CE 1650年常務委員包括總督、副總督、亞洲4個重要地區之長官：美洛居、安汶、班達、大員，共6名），並于雅加達（Djakarta或Djakatra，原意為「勝利之都」，舊稱Soenda Kalapa，因當時大量外運可可Klapper而得名。中國商人舊時稱咬留吧／交留吧／噶喇吧／噶喇巴，即Kalapa／Calapa之音譯）購地建立堡壘

日本第1次利用英國人威廉•阿當姆斯建造之大船橫越太平洋，抵達墨西哥進行交易

荷蘭人派出英國船長亨利•哈德遜（Henry Hudson）駕駛「半月」（Halve Maen）號抵加拿大，夏天沿海岸南下到今北卡羅萊納州。9月，則進入今紐約市海灣，乃逆河而上駛至今紐約州首府奧本尼（Albany），但仍無法找到西向通往亞洲的出路，然開啟了荷蘭人殖民紐約的歷史

因為華商抗議稅收過重，又有2萬多華人被謀殺。距離6年前的大屠殺，在菲律賓呂宋島就有5萬華商被西班牙人屠殺

 

CE 1610年：（明萬曆38年）

2月17日，葡萄牙國王腓力普2世（Felipe）嘗賜敕書於印度果阿／臥亞（Goa）總督Luiz Laurenço de Tovara，令其防患日本佔據漳州之鄰島Formosa（臺灣，日人稱高砂Tacasangun，即打狗。Tacasangun可推知Tá-kóu-san-á，即打鼓山仔）於未然，以免影響澳門生意

4月，維特（François de Wittert）率艦隊進行6個月之第1次封鎖馬尼拉。10月21日，於馬尼拉灣入口處與西班牙艦隊遭遇，4艘船艦折損3艘，且艦長維特陣亡

有馬晴信令谷川角兵衛赴臺收購鹿皮（corambre，供給日本武士用作刀鞘、甲冑等物之材料）

荷蘭與萬丹王互訂商約，使得荷蘭得以在萬丹東編之雅加達（Jayakarra）港口建置倉庫

 

CE 1612年：

明廷倭寇之禍當頭，卻坐視日本薩摩藩出兵琉球，挾持國王，使琉球此後200多年處於薩摩藩實質統治之下，還故意假裝不知該事

董應舉有書勸沈有容出山，東湧事件後又致書福建巡撫黃承玄，黃承玄乃急忙遣泰寧道林茂槐前往宣城，聘用沈有容為福建水標參軍，史稱「巡撫黃承玄請特設水師，起有容統之」，即福建水師成為一獨立於陸軍的軍種，是從聘用沈有容將軍之時開始的，亦即閩海有獨立水師建製之始。「而牙門職任，實自君始」（《閩海贈言》，卷1／東沙大捷之後，沈有容以浮言拂衣去，短暫歸家之後，新上任的巡撫王世昌再次請他出山，並建水標參戎公署於定海，其地在今連江縣黃岐半島），這是閩海水師有專設獨立公署之始，就是閩海的海軍建設，始自東沙之役，始自東沙大捷

 

CE 1613年：

英國人也在平戶設立商館

荷蘭平戶商館館長亨德利克•布勞爾（Hendrick Adriaensz Brouwer）曾向東印度總督Pieter Both建議佔據臺灣，以為其對中日貿易之轉接基地

 

CE 1614年：

6月23日，荷蘭人俾伯（Joris van Spielbergen）自荷蘭出發，往美洲劫掠巴西、智利、祕魯及阿卡普科沿岸後，橫越太平洋而抵馬尼拉

荷蘭人在今紐約州首府奧本尼Albany設立一貿易站，稱附近地區為「新尼德蘭」（New Netherland、Nieuw Nederland），把奧本尼取名「奧蘭治堡」（Fort Orange）

荷蘭人第2次封鎖馬尼拉數週

 

CE 1615年：（明神宗萬曆43年／日本元和元年）

7月24日，日本長崎第1任代官（長崎最高行政長官「長崎奉行」下之官職，相當現今市長兼治安首長，是「地役人」之長）村山等安〔Antonio Toan／？-1619／後因被舉發不法之事（含信仰基督教關係），CE 1619年家族在江戶遭處決〕獲「高砂國渡船朱印狀」（海外貿易特許），令其準備遠征船隊，南進臺灣

李旦與歐華宇於臺灣魍港建立商業基地

 

CE 1616年：（明神宗萬曆44年／日本元和2年）

元月，菲律賓總督舍望讙（胡安•德•席爾瓦、Juan de Silva／1609-1616）為回應荷蘭人之作為（週期性封鎖馬尼拉、攔截來自阿卡普科之傀儡王船、劫掠西班牙與中國間之貿易）率領艦隊（16艘大船，共配有300們青銅製加農砲，部屬2,000名西班牙人、2,500名菲律賓人和500名日本人）大舉南征。2月9日，啟航離開馬尼拉。4月底，舍望讙突然身故，但最終未能將荷蘭人趕出爪哇（具戰略地位，是航向摩鹿加群島必經之地，也是提供往來船隻食物及飲水之補給站，她東部盛產稻米，西部盛產胡椒，是VOC在東印度地區基本糧食供應的來源）與摩鹿加群島

2月28日至3月30日，俾伯Spielbergen發動第3次封鎖馬尼拉

乙卯年3月29日（5月4日），村山秋安（Juan Maruyama／村山等安次子）由長崎（他琅砂磯）再次出發征服臺灣島雞籠〔13（11？）艘船隊，3仟餘人／農曆4月，流求即告知中國／由此可見澎湖、臺灣之位置在國際貿易上之重要性，已為各國所重視，並競相爭逐，欲據以為基地。但由於明廷較重視澎湖，加強其防備，於是走私貿易之會合地／國際貿易中繼站，自明萬曆末年逐漸從澎湖轉移至臺灣〕，但在琉球海域遭遇暴風雨而四散至臺灣島（僅1艘抵臺灣，卻遭原住民襲擊）、東湧（今東引）、浙江沿岸及「交趾支那」〔Cochinchina／16世紀葡萄牙人以「交趾」稱呼越南中部峴港一帶，拼寫為Cochin，但為與另一Cochin（科欽）區別，另加上China（支那）。該地區原由占族、高棉族和高地民族居住，17世紀則漸被越南的廣南國（阮朝）蠶食／今日越南南部，越南人稱為「南圻」（南方之土）〕一帶。當年農曆7月，村山等安才回到長崎〔並偷帶耶穌會之馬努耶爾•巴瑞多（Manuel Barreto）神父到日本〕。同時，明石道友（村山部將）之2艘於農曆5月17日（6月30日）抵東湧〔暫泊在南風澳（今稱南澳）、布袋澳（今稱清水澳），另有1艘白色快船藏於南碴接應之〕，劫持福建巡撫黃承玄（厚賞募人遠偵）派遣偵測倭情（東湧偵倭）之中國官員把總董伯起（16日夜於館頭乘施七之船出港，18日一早抵東湧，但遭倭酋明石道友之快船挾持，伯起作書說明東湧倭船虛實原委，讓施七船帶回。當時一路上寨遊居然無官兵出海搭救，反應當時海防空虛，以及人心畏倭心理未消）。19日夜赴日，農曆6月4日抵長崎，然CE 1617年農曆4月就送回董伯起回東湧〔朱國禎，《東湧偵倭》／此時此地，沈有容乃請明石道友（此時明石道友似已歸服，史稱「撫倭小埕」事件）用日文致函「東沙之山」的倭酋桃烟門一夥，終得「不傷一卒、不折半矢」，計擒67名生倭〕。又其中7艘抵浙江沿岸，而於同年內返國。秋安直屬之3艘船，則抵交趾，CE 1617年農曆6月才歸國。另外，英國駐長崎商務代表，則不時發出日本人之活動報告（〈17世紀日本人之臺灣侵略行動〉，《臺灣經濟史8集》，岩生成一 著，周學普 譯），此時因遭風暴而抵東湧

琉球國王中山尚寧獲悉征臺計畫，派遣通事蔡廛通知中國，福建巡撫黃承玄為此，於今年6月上〈條議海防事宜疏〉，力陳臺灣對明朝海防之利害關係。他在奏疏中說：「雞籠逼我東鄙，距汛地僅數水程，倭若得此，益旁收東番諸山（指淡水、雞籠以南）以故其巢穴，然後蹈暇伺間，指臺礵以犯福寧，則閩之上游危；越東湧以趨五虎，則閩之內地危。非惟入閩患之，恐兩浙未得安寧也。」（《神宗實錄》，卷546）又福建巡撫黃承玄於〈題琉球咨報倭情疏〉有言：「度大琉球國…而近年已折入於倭〔即薩摩藩島津氏於CE 1609年攻掠屬地大琉球（奄美）大島之事。之後，大琉球的尚寧王朝也向大明國稱薩摩藩有意繼續佔領大琉球，甚至有野心將更南邊之臺灣本島的雞籠與淡水收入勢力之下，此即CE 1616年（明萬曆44年）的海上之警〕，疆理其畝，使吏治之矣。稍南，則雞籠、淡水，俗稱小琉球焉；去我臺、礵、東湧等地，不過數更水程。又南為東番諸山，益與我彭湖相望。此其人皆盛聚落而無軍長。」

6月1日，德川家康病逝，子德川秀忠繼任幕府將軍

10月至CE 1617年4月，荷蘭人倮非克（Jacob Dircksz Lam）重組艦隊，展開第4次封鎖馬尼拉

董應舉（CE 1598年進士）作《籌倭管見》（主張與其讓日本至雞籠貿易，倒不如到琉球，即以開琉球貿易來阻止日本向中國東南發展）及〈答韓壁老海道〉，認為日本有可能收雞籠以侵襲閩浙

英商館長考克斯（Richard Cocks）是李旦女兒Ignacia的教父

 

CE 1617年：（明萬曆45年／清太祖努爾哈赤後金天命元年／日元和3年）

4月14日，西班牙龍基慮（Juan Ronquillo）將軍指揮7艘傀儡王船，在深水灘（Playa Honda）與倮非克開戰。西班牙維加（Juan Manuel de Vega）將軍折損「聖瑪谷」（San Marcos）號，而荷蘭卻是完全戰敗，旗艦「荷蘭之日」（Son van Holland）號被擊沉〔但之後倮非克仍繼續航行著「舊日」（Oude Son）號〕

5月，倭酋桃烟門侵犯浙江，殺兵18名，揚至閩又擄漁船鄭居等20餘人，之後則觸礁於東沙，舟碎。倭搬船2艘上岸修繕，同時為吸引漁船，以伺機搶奪之

丙辰年農曆5月11日夜，宣城沈有容將軍率船24艘從小埕水寨、定海所所在之連江半島出發，碰上傾盆狂雨，行進緩慢。15日（6月26日），沈有容將軍抵「東沙之山」（即東沙島、東犬島，屬白犬列島，明屬福建長樂縣，今馬祖東莒島），未傷一卒，生擒倭首桃烟門、乾烟門、吒喑門以下69名，獲首級2顆，史稱「東沙大捷」〔有容委派與董伯啟一同自日歸來之王居華上岸，曉倭以利害，並說明明石道友已受撫，桃烟門廳後心動，說如有道友親筆書信來，就聽命於將軍，王居華即回取道友書信。16日中午，諸寇終於投戈束劍來叩／馬祖東莒大埔聚落「大埔石刻、大埔題刻」：「萬曆彊梧大荒落，地臘後挾日，宣州沈君有容獲生倭六十九名於東沙之山，不傷一卒，閩人董應舉題此。」共41字／彊梧（天干為丁）大荒落（地支為巳）即丁巳年、萬曆45年；地臘後挾日（端午之後的第10日），5月15日／董應舉（1557-1639）《董崇相集》／曹學佺〈倭患始末〉／黃承玄〈擒倭報捷疏〉67名／陳慶元〈東海擒倭海石銘〉（「海石銘」3字，出自董應舉友人林古度《沈將軍歌‧引》之「且示以引海石勒銘」，東海海島唯一擒倭紀功之石銘，至今已400年）／嘉靖中後期閩地苦倭，戚繼光率浙兵入閩，平定倭寇。而嘉靖以來之倭亂，東沙大捷之後真正絕跡，自此之後倭寇不再是海防主要壓力，更由於日本德川幕府推行朱印貿易，約束商民出海，採鎖國政策。天啟年以後，取而代之的則是閩南與廣東之本土海上巨寇趁勢橫行〕

村山等安（長崎島倭酋）以護送董伯起返國為名，由明石道友率數10人往福建，要求與中國恢復通商，但遭福建水師提督沈有容質問：「汝若戀住東番（指臺灣），則我寸板不許過海，寸絲難忘過番。」遂無功而返

張燮《東西洋考》完成刊行（東洋與西洋係分別指稱東洋針路及西洋針路所經諸國），其中「東洋列國考」有一附錄「東番考」〔此文首謂：「雞籠山、淡水洋，在彭湖嶼之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云。」又說：「東番，人稱小東洋，從彭湖一日夜至魍港，又一日夜至打狗。」／《明實錄》曾於CE 1575年（明萬曆3年）農曆3月，出現「淡水洋」之用語（「洋」指的是大片水域，而「淡水洋」意即在「雞籠山（島）」，有個流動著充沛飲用水─淡水，可供船隻汲取之水域）；CE 1597年（明萬曆25年）農曆11月，出現「雞籠淡水」連稱／《明史》〈雞籠傳〉云：「（臺灣西北角）中多大溪，流入海，水澹，故其外名淡水洋。」／淡水西班牙文稱Tanchui或Tanchuy，荷蘭文稱Tangsuwij〕，記載中國船隻到東番商販地點是「雞籠、淡水」，但北港其實應指臺灣西南海岸

《東西洋考》卷5雞籠淡水條曰：「厥初，朋聚濱海，嘉靖末遭倭焚掠，稍稍避居山後。忽中國漁者，從魍港飄至，遂往以為常」。又「明史」卷323外國傳「雞籠山」條云：「初，悉居海濱，既遭倭難，稍稍避居山後。忽中國漁舟從魍港飄至，遂往來通販以為常。至萬曆末，紅毛番泊舟於此，因事耕鑿，設闤闠ㄏㄨㄢˊㄏㄨㄟˋ，稱臺灣焉。」再何喬遠閩書卷146島夷志云：「…居山後，始通中國，今則日盛。漳泉之民，充龍、烈嶼諸澳，往往譯其語，與貿易，以瑪瑙、甆器、布、鹽、銅簪環之類，易其鹿脯皮角。」故在臺灣之漢人與原住民交易之開端，可說是發自大陸來臺的漁民

澳門大砲臺始建於今澳門博物館現址

福建海賊趙秉鑑來臺，「七日而築城赤墈」，此乃最早之「赤墈城」

漳州書生趙秉鑑，自稱宋代皇室後裔，聚眾謀反，以東番為根據地，並於赤墈築城，這是最早關於赤崁築城之文獻

日本幕府核發「朱印狀」予日本漢人（Japanees Chinees）李旦等人（1617-1625），前往臺灣購買鹿皮、向當地中國人轉買生絲，日本把高砂當成貿易地點及轉運站，並逐漸形成160人聚落

 

CE 1618年：

4月，「舊日號」與「大槳帆船」（Galiasse）號從伊羅戈（Ilocos）對馬尼拉發動第5次封鎖

4月底，VOC荷屬東印度總督昆恩〔顧恩／Jan Pieterszoon Coen／1587-1629／2任東印度總督（1619-1623、1627-1629）／荷蘭豪恩Hoorn西弗里斯（西菲仕蘭）博物館（Westfries Museum）正前方有其塑像〕上任，與英國商館爆發戰爭

10月12日至CE 1619年5月，荷蘭人第6次封鎖馬尼拉

年底，英國艦隊對荷蘭總督昆恩之雅加達據點和艦隊展開包圍，而昆恩逃至摩鹿加群島集結船隻（其間據守雅加達之荷蘭人，將該地改稱為巴達維亞Batavia／バタビヤ）

 

CE 1619年：（明神宗萬曆47年／後金天命4年／日元和5年）

元月，菲律賓總督法哈多（Alonso Fajardo y Tenza／1618-1624）派遣西班牙道明會（Dominicans／Dominican Order／西班牙宣教士Domingo de Guzman於CE 1215年在法國創立）／多明我會（Ordo Dominicanorum拉丁文）宣教士馬地涅斯〔馬丁略、巴爾多洛梅•馬丁尼茲、瑪蒂涅／Bartolomé Martínez／CE 1611年已抵菲律賓，CE 1616年短暫滯臺，曾想於CE 1629年在淡水林仔（Nâ-á、圭柔、雞柔、Senaer、Senar）社附近蓋「玫瑰聖母」（玫瑰念珠聖母、de la Virgen del Rosario、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Our Lady of the Rosary）堂，惟他CE 1629年8月溺水去世，推測著有《漳州語法》之文法書，其中教士譯為「巴禮」（Pale），是西語Padre（神父）之音譯。另有以「僚氏」指稱上帝，也就是西語Dios之音譯，而「天主」乃後來利瑪竇神父所提出〕神父至中國（廣州和泉州）警告貿易船隻勿出港，以避免誤入荷蘭艦隊手中，但不幸因暴風飄至臺灣東海岸登陸，其報告提及遭中國王（rey de China）李新〔漳州海賊，本名李忠，僭號弘武老，與泉州同安海寇袁八老（袁進），以東番為巢穴（泉州同安與漳州海賊結合）／泉州人本身，也有三邑（晉江、南安、惠安／晉江流域）、安溪、同安之分。在明代，同安、廈門雖被編入泉州府，但其方言、風俗習慣都與泉州府中心之三邑有別，反而比較接近漳州海澄、龍溪（今龍海縣），而歷史上同安應原屬漳州。在漳州九龍江口一帶，中左所（即廈門）為同安、海澄之門戶，形成一漳州口岸與腹地之交易圈／16世紀和17世紀初期，在月港成為私商貿易中心的時期，東西洋航路上之港口都市，大抵以九龍江口流域出身之福佬商為主。進一步也可看見，在荷蘭人東來後，以鄭芝龍為首的三邑幫因緣際會而興起〕率領80餘艘海賊船劫掠，後平安回到馬尼拉。另外，馬地涅斯Martínez神父在今年之報告〈征服福爾摩沙島之益處〉（Conveniencia de la conquista de Isla Hermosa）中，也建議在福爾摩沙島興建一港口或要塞，以為應對荷蘭人之威脅，並保護福建-馬尼拉貿易航線安全（主張放棄澳門，但應轉進臺灣島）。CE 1621年，根據上述報告內容後續討論之官方文件，有一複本落入荷蘭人手中。鮑曉鷗認為，也許由此可以推論說荷蘭設法要加快在中國勢力擴張之腳步，特別是在CE 1622年澳門的攻擊，是因為此文件所影響。之後，荷蘭人於CE 1624年在臺灣大員建城以及在中國沿海所引發之戰爭，造成馬尼拉的西班牙人相當大之不安，也促發他們再度考慮佔領臺灣的動機。此刻，政治、商業與宗教上的因素共同影響了此一行動的決定

2月15日，英平戶館長考克斯Cocks向英國東印度公司，報告臺灣島在中日貿易上其位置之價值

5月31日，總督昆恩回到雅加達展開反擊，造成英國艦隊指揮官約翰•喬甸（John Jourdain）殉國，從此英國暫時退出東印度，荷蘭人則獨攬南洋貿易和香料主導權。自此，荷蘭帝國乃以雅加達為核心，以殖民取代貿易的經營型態在印尼建構，也使得英國在東亞霸業之發展晚上2個多世紀

荷蘭人征服雅加達（Jacarta），建立巴達維亞Batavia城（今雅加達，當時香料產區之中心據點，比馬尼拉建城晚50年。當時爪哇島西岸是大明人海外貿易之主要據點，而巴達維亞所在地略西側之萬丹港，乃是中印2塊大陸交流的主要節點），作為VOC在東方的總部（亞洲貿易商品集散地和政治軍事擴張中心）

6月17日，英、荷2國又簽署「防禦條約」（Treaty of Defense），以日本平戶為基地統合雙方武力，封鎖中國海域，以共同對抗西、葡在遠東之貿易壟斷。即企圖壟斷東亞貿易，並在臺灣海峽及菲律賓附近，攔截開往日本的西班牙船、葡萄牙船，還阻止中國船前往馬尼拉

荷蘭與英國為壟斷對日本貿易而訂立之英荷防守同盟（共謀壟斷東亞貿易），以平戶為基地，航行臺灣海峽與菲律賓之間，阻止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船隻前往日本，並阻擋中國船隻前往澳門及馬尼拉經商，此舉引起馬尼拉西班牙人的不安，乃主張於北臺灣建立基地，但風聲走漏至巴達維亞總督昆恩，因此下令雷爾生（Corenlis Reyersz、Cornelis Reijersz.、Cornelis Reijersen、C. Reyersen、Cornelis Rijersz. Schoonhoffman、雷約瑟、雷爺兒生、瑞耶爾斯、萊爾生、雷爾松、雷約茲、雷理生）於CE 1622年組成艦隊

道明會宣教士阿都阿鐵（亞道提、阿杜阿爾德、Diego de Aduarte／1569-1636）主教，是猫吝爺雷船難事件直接目擊者，且著有《歷史》（Historia, 1962）一書（其中詳細描述了CE 1626年5月佔領雞籠島之行動），曾建議放棄澳門Macao

努爾哈赤之後金騎兵部隊於薩爾滸山（今遼寧省撫順市東部渾河中上游大夥房水庫東南岸）大敗明軍及朝鮮火槍部隊，史稱「薩爾滸之戰」

 

CE 1620年：（明光宗泰昌元年）

英國人第1次開抵澳門〔CE 1533-1620年之間，是天下2牙葡萄牙與西班牙參與交織之航線。首先是葡萄牙的航線，剛開始時曾試圖到漳州月港，以及浙江之舟山群島一帶建立基地，但未成功，稍後才慢慢在澳門港穩定，並強化連結東亞與東南亞網路。16世紀末之前，日本航線興盛，華商「稱往福寧載鐵、北港捕魚，及販雞籠、淡水者，往往私裝鉛硝等貨，遣去倭國」（陳孚遠，《敬和堂集》），假借沿海州縣漁樵販糴ㄉㄧˊ文引「托引東番，輸貨日本」（黃承玄，〈條議海防事宜疏〉）；「以日本之利，倍於呂宋，所在官司擅給票引，任意開洋，高桅巨泊，絡繹倭國」（《明神宗實錄》）。惟從西班牙於CE 1580年代在馬尼拉之據點逐漸穩定，東亞航線稍有替換現象。徐光啟，〈海防迂說〉言：「我閩浙直商人乃皆走呂宋諸國，倭欲得於我，悉轉市之呂宋諸國矣」。CE 1587年，豐臣秀吉平定九州並禁教「日本國法所禁，無人敢通，然奸闌出物，私往交趾諸處，日本轉呼販鬻ㄩˋ，實則與中國貿易矣」（何喬遠，《鏡山全集》）。17世紀初，「於今則大西洋貨物盡轉移至呂宋，而我往市」，「呂宋、東番，小夷也。呂宋與我市，而東番密邇，我民時至其地市薪與鹿」（何喬遠，《閩書》）〕

9月，一群曾居住於荷蘭萊頓城（Leiden）的英國清教徒，從英國普里茅斯港（Plymouth）乘坐「五月花號」出發前往詹姆斯城，但途中遇到風暴，漂流至北美東北部今麻薩諸塞州，於是在當地定居

巴達維亞建議向華人徵收人頭稅

以平戶Hirado為母港之荷、英聯合「防衛艦隊／聯防艦隊」（The Anglo-Dutch Fleet of Defence）編組完成（CE 1622年7月解散），由所有將領組成一個議會負責決策，以攻擊搶奪葡、西兩國及航向馬尼拉之中國船為目的，並以此戰利品與日本貿易

荷蘭人對馬尼拉發動第7次封鎖。荷蘭船3艘埋伏於聖靈角（Cabo Espiritu Santo）與「聖尼各老」（San Nicolás）號儡王船交戰，但荷蘭旗艦沉沒，另2艘則於7月26日抵平戶

東印度公司董事會致信巴達維亞總督昆恩Coen，指示有必要佔取1處對華貿易據點，並指明「據葡萄牙人及為他們服務之人的報告說，Leq-ueno pequeno（雷克貝克諾／小琉球，即今臺灣）是個很適當之地方」

 

CE 1621年：（明熹宗天啓元年）

元月到6月，荷蘭人對馬尼拉進行第8次封鎖，第1次與英格蘭人一同現身

春季，「天使」（De Engel）號自平戶返回巴達維亞，途中擱淺於小琉球（Lamang、Liqueio Pequeno）海岸，脫困後繼續航行，發現鄰近西南角落之海灣有中國與日本船隻暗中交易，總督昆恩乃於CE 1622年春季發動遠征，意欲打開和明帝國直接通商之路，以及阻撓中國帆船在馬尼拉之貿易活動

10 月25日，荷蘭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就佔碑胡椒貿易達成協議，通過壓低胡椒價格以避免誤解

12月到CE 1622年5月，馬尼拉遭到英荷艦隊第9次封鎖

年底，荷蘭捕獲一葡萄牙船得一箱之信，故獲知葡人狀況，以及交趾支那有7名神父將派遣至柬埔寨及臺灣，伺機前往中國、日本等等而提到Lamang信息，其中資料說Lamang（Teyouwan）就是稍前荷船天使號擱淺之地，但其他資料又說Lamang就是Tangesan

荷蘭製圖家黑索‧黑利得松〔Hessel Gerritsz／1581-1632／VOC第1任地圖承包商（1617-1632）〕繪製《東亞海圖》，仍將臺灣畫成3島式，不過名稱只標示Lequeo pequeno，沒有I. Formosa或Lequeo minor

為對抗荷蘭人的敵意行動，馬尼拉當局於今年向其本國建議佔領臺灣，但此情報卻被荷蘭人從捕獲之西班牙船隻中獲得相關文書

荷蘭西印度公司（The Dutch West India Company）成立，允許它在西半球的專有經營開發權

巴達維亞總督昆恩為完全掌握香料，乃大舉屠殺摩鹿加群島香料產地班達Banda島原住民大半（居民1萬5,000多人），倖存1,000多人收為奴隸，荷蘭人興築澎湖城堡、大灣要塞都可見其身影

 

CE 1622年：

4月9日，巴達維亞總督昆恩給司令官雷爾生及艦隊之訓令，提及風傳馬尼拉西班牙人有意在臺灣先築城，地點在小琉球（Lequeo pequeno）之南岬角，地名Lamang，說那裡有一適合的停泊場，荷方只知道23度有個叫Tayouan是以前Engel海船失事之處

4月10日，荷蘭東印度公司第4任巴達維亞總督昆恩（顧恩／Jan Pietersz Coen／「班達大屠殺」、「安汶大屠殺」均跟他有關，也是荷蘭整個東方制度之建立者／採取強硬、好戰之擴張政策，不斷捲入中國海域上之大明帝國官兵捉海賊戰爭）與印度評議會（VOC在巴達維亞總部議員所召開之議會）派荷蘭艦隊司令雷爾生（乘坐夾板船「Zierikzee」號）率領8艘船〔夾板船schip共6艘（「老德夫特（Oud Delft）」號、「Enchuysen」號、「d'Gallias」號、「英國雄（d'Engelcen Bear）」號）、快船jacht「尼古拉（St. Nicolaes）」號及護衛船 't Fregat「Palliacatte」號各1艘〕及部屬1,024名自巴城出發，往澳門、澎湖（畢斯卡度雷斯、pes cadores、pescadoras、漁翁群島）一帶，替東印度公司尋求適合貿易據點

「格羅寧根」（Schip Groeningen）號夾板船（3桅遠洋帆船）船長龐德古（朋第高、邦特庫、Willem Ijsbrantsz Bontekoe／CE 1618年12月28日，自特塞爾Texel島開椗，其間歷經險難到達Batavia，往返摩鹿加群島及萬丹間4、5年）被派與參加雷爾生之艦隊來佔據澎湖，並遊弋於福建沿海。其旅行記（是西方相關出版品中最早之目擊報告）在CE 1952年由荷蘭Linschoten協會叢刊出版Godefridus Joannes Hoogewerff（1884-1963）之校注本，而史家彼得•蓋（Pieter Geyl／1887-1966）曾譯為英文版（Memorable description of the East Indian Voyage, 1618〜1625），刊於CE 1929年。臺灣大學法學院圖書館有藏，且北京中華書局之中外關係史名著譯叢，於CE 1982年出版姚楠之中譯本《東印度航海記》，係從蓋Gyel之英譯本翻成。另有一中譯本為《黃金時代一個荷蘭船長的亞洲冒險》，由臺北果實於CE 2003年7月出版，譯者是林昌華。CE 1924年，荷蘭作家法布里修斯（Johan Fabricius）將龐德古之歷險事蹟編寫成兒童讀物《龐德古的船上小廝》（The Ship-Boys of Bontekoe）出版，而豪恩hoorn碼頭上還有望向大海的3名書中男孩之青銅塑像

6月22日，雷爾生荷蘭艦隊（另荷英聯防艦隊4艘Trouw忠誠、Hope希望、Pals、Bul夾板船正午已達）抵澳門。24日，雷爾生與評議會決定（雷爾生親率600-800名士兵）登陸澳門半島東部之劏狗環（今新口岸水塘之西北角）攻擊澳門，在港口砲轟5日後上岸，但遭葡萄牙人大砲攻擊重創而失敗，荷蘭人死亡136人，負傷124人，40人遇俘。之後，曾轉攻打九龍江口之廈門與圍頭灣內的金門，但為明朝水師所敗。29日，雷爾生由澳門前往澎湖

7月10日，雷爾生Reyersen到達虎井嶼（Tafel），展開其長達2年之征戰與談判［《東印度事務報告》及赫隆納費勒特（W. P. Groeneveldt）所著之《在中國的荷蘭人》（De Nederlanders in China）中有詳細記述］。11日（農曆6月4日），進泊媽宮澳（Kerckbaai／Kerckbay），隨即登陸「紅木埕」｛堆積紅木（Root houten、蘇木、Sapanhout、sappan wood）之廣場／澎湖居民慣稱之紅毛城，今馬公市朝陽里。其實「紅木埕」是CE 1893年（光緒20年）林豪〔金門後浦人，一說廈門（東瀛紀事自序稱鷺江林豪）。曾受林占梅之邀到「潛園」（清道光年間興築）任西席，期間因亦把自己所見證的戴潮春事件寫成《東瀛紀事》一書〕總修之《澎湖廳志》附圖誤植所造成的錯誤，後來日本人將「紅木埕」定為正式地名，一直沿用到現在／曹永和力證為「天啟明城」，並推定係天啟年間荷人離去後，CE 1624年8月前後由明軍所完築，本質上是明、荷軍備競賽下之產物。CE 1661年4月，鄭成功征臺前，派遣洪暄（洪兵爺、Ampignia）到澎湖媽宮灣娘媽宮後方修築城砦時，依然維修及利用該城｝佔領澎湖〔最初是想佔領據點為澳門，其次則是澎湖（Piscadores）與小琉球（Lequeo Pequeño，即臺灣島）／之後，龐德古Bontekoe船隊從澎湖到福爾摩沙島一端的「一個海港，有漢人在那裡交易，稱為Tayowan。同時，荷蘭司令官雷爾生Reyersen由漢人陪同，從澎湖至臺南臺江內海實地測繪，司令官測量後報告提及有3荷里長之大海灣Groote baye（great bay）云云〕。13日，登上西嶼（魚洲）之西澳，與當地頭人（overste）會談，後者建議荷人離澎赴臺。19日，派遣「格羅寧根」號及「英國雄」（Bear）號返回廈門附近海岸，尋找補給與交易機會，但以後一年多時間，往來於中國海岸搶劫貨船或登陸打家劫舍，甚至綁架俘虜漢人送去巴達維亞充任勞工築城

7月26日，雷爾生Reijersen視察澎湖主島周圍。27日中午，抵達大灣（漢人居民稱臺江內海之大海灣為「大灣（=臺灣）」Tayouan、Teijouan、タイオワン、臺窩灣Tai-o-wan、臺語音Tâi-oân、Tâi-uân）〔福建漳泉一帶走私商人、海賊或漁民稱之大員／臺員（周嬰，〈遠遊篇〉：「其地為蟒港、打狗嶼…沙八里、雙溪口、伽老灣、加哩林、臺員港。」）／大冤、大宛（石川俊之，《萬國総界図》：臺灣島呈橢圓型，島名「大冤島」／《華夷通商考》）／臺灣Taiwan／埋完、埋冤Tâi-uan、Miouan（連橫，《臺灣通史》：「明代漳、泉人入臺者，每每為天候所害，居者輒病死，不得歸，故以埋冤名之。」）／葡萄牙人稱大員為Lamang（Tangesan），即大員灣Teyouwan／臺窩灣／今臺南安平〕勘察適合之港口（荷蘭人至此時始認識臺灣之具體位置，福爾摩沙島及小琉球距離澎湖島10荷里，漳州20荷里，位於北緯23又1/3度處，W. P. Groeneveldt，p.23, p.99／並未發現臺灣有適合之良港，因此8月初仍堅持要在澎湖建立基地），隨後又至東南方約7哩之Mackam（Mackan）灣，在那裡逗留2天，先後到達Mackam灣和琉球嶼。也曾至蕭壠（Siaolong、Soulan、Soulang、Souloangh、Touaminig，原住民地名「北邊的社」，今臺南市佳里區）社觀察，「格羅寧根號」船長龐德古亦陪同且紀錄於《東印度航海記》中。30日，又返回大灣。31日星期日，雷爾生返回澎湖〔之後，雷爾生於其日誌及相關書信中提到葡、西人要在福爾摩沙島南部岬角之臺灣（Teyouwan）築城，葡西2國的人併稱該處為Lamang〕

8月1日（2日，陳小沖、翁佳音），開始在澎湖本島西南端（今蛇頭山風櫃尾）築城｛漁人群島要塞，係CE 16、17世紀歐洲典型之防禦建築［圍牆城＋護堡citadel／CE 1700年，費美諾Fernández de Medrano：「有4、5座或更多稜堡（bastion，由主要城壁rampart突伸出來之四邊形工事，通常位於城壁之轉角處。由2片長而直的正面face以及2片短之側面flank所構成，而後者可以是筆直的，但也可以是凹陷進去的recessed）之要塞，緊貼一座城市而建，因此兩者「城市與護堡」的關係，就像一個城市分為大小2個部分一樣」］，而馬尼拉聖雅各要塞（Santiago）、1595甲米地聖腓力堡（San Felipe）、1616怡朗要塞、1619巴達維亞要塞、1620媽港聖保祿山城（Sao Paulo de Monte）、1624大員熱蘭遮城、1626雞籠聖救主城以及1635棉蘭老三寶顏（Zamboanga）聖若翰要塞（Fuerza de San José）皆相類似｝駐兵（9月30日進駐），謀久據，以截擊往來日本之葡萄牙船和航行漳州、馬尼拉間之中國商船，並與明福建當局談判在中國之自由貿易，並於風櫃尾、金龜頭、嵵裡、四角嶼以及漁夫島（漁翁島）建造5座砲臺（荷蘭人佔領澎湖後，經常出沒中國福建沿海與島嶼打劫村莊及船隻，從廣東到漳州、舟山島無一倖免而不得安生樂業，想威迫明朝當局開市通商，船長龐德古Bontekoe曾記錄在《東印度航海記》中）。10日，雷爾生築城牆原計畫用石頭，但因缺少堅固材料，故內城以填土，外敷草皮，後逐漸用板圍外圍，面向陸地部分逐步用石灰或石頭加強（CE 1624年9月，拆毀夷平）

8月7日，雷爾生又派遣梅爾德特Melderd率3船往中國，正式向福建當局遞交公文，要求通商。9月23日，返抵澎湖

9月29日，福建巡撫（Conbon）商周祚派漳州守備王夢熊（Ongsoepy、Ongsofi、Oansoepy、王守備）、洪先春千總〔Houtamsong／荷蘭人請馬來語通事洋商黃明佐（Wangsan／Wangsuangh／其商號名「合興」）、葡語通事澎湖船主郭鴻泰（Hongtay、Q    ue Hontaij、郭豐來），以及葡萄牙語通譯澳門人迪亞茲（Salvadoor Dias、Salvador Díaz，他被迫充作荷蘭人通譯共4年，CE 1626年4月20日逃回媽港）〕前往澎湖見雷爾生司令，傳達福州軍門不准彼等在該地貿易之命令，同時寫信（日期署天啟2年9月4日，）予巴城漢人僑長蘇鳴崗與商人Jan Con，請其出面與荷人協商離開澎湖，並建議荷蘭人到不屬於中國疆土之淡水（Tamsuy、Tamswi／北緯27∘附近）。後被明軍驅走，轉向臺灣

10月8-10日，荷蘭東印度公司快艇（yacht）海船「金獅」（de Gouden Leeuw）號寄椗於小琉球（金獅島／金獅子島Het Gouden Leeuws eijlant／t' Gouden Leeuw Eiland／het Gouden Leeuwse Eyland），船員上岸取水後為島上Lamey原住民殺害（而依據CE 1684年版《福建通志》記載，清政府剛將臺灣納入版圖，便將Lamey稱為「小琉球」／其中「康熙福建通志臺灣府圖」刻本是第1幅清代臺灣地圖）

10月17日，雷爾生派紐維路德（Cornelis van Nieuweroode、Neijenroode／CE 1623年2月之後擔任駐日本平戶商館館長，CE 1632年12月去職，CE 1633年元月死於平戶）率8艘兵船、422人前往大陸沿海騷擾，中途雖遇風漂散，但仍在漳浦海面活動。11月27日，進犯廈門港虎頭山附近，燒毀中國船隻6、70艘。28日，進犯中左港（即廈門，同安、海澄門戶），與中國軍隊交戰，是夜移泊古浪嶼（鼓浪嶼）。29日至30日，在古浪嶼燒殺搶劫，焚毀洋商房屋與船隻（馬尼拉大商人Einsan與Wangsan所有）。12月1日，始離去。10月至12月期間，共掠奪沿海居民1仟餘人，運往澎湖強制勞動，之後又將剩餘勞力運至巴達維亞城販賣，途中更有許多人喪生

 

CE 1623年：（明熹宗天啟3年）

元月5日，雷爾生親自與首席商務員梅爾德特（Johan van Melderd）前往廈門（Aymuy）交涉通商事宜，但當地官員不敢負責，要他們前往福州（Hokchiu）見福建巡撫商周祚面談。14日，不死心之雷爾生從石美（今龍海縣角美鄉）啟程經陸路親身前往福州，要與最高地方當局直接交涉，2月6日抵達。11日上午10時許，雷爾生受新到任之福建巡撫南居益召見，但一改前巡撫主和態度而為撤走，但允諾派2船遣使節〔陳士瑛（Tansouwing）與黃明佐（漳州韶安人／「黃合興（Hwi Wansan）」，洋行商號名）〕與巴城總督直接交涉，以及派員帶荷人至臺灣尋找港口〔4月，商周祚派一官員名Hongtsiensou（Houtamsong、Langenbaert、長鬚、長鬍鬚／比定為泉州南安石井通事洪玉宇或洪千總，但「洪」音âng，與Hong不符合／都司洪先春、Hô·ng-sien-chhun，其妻舅也同時前往與荷人交易走私）率船到臺灣替荷人尋找優良港口〕。2月12日，即遣千總陳士瑛偕洋商黃明佐（mêng-tsó／Mansau→Mansaw→Wansaw→Wansan）往巴城〔3月中旬，2艘使節船（特使為陳士瑛與黃合興）與荷蘭人會合啟航？（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誌》，CE 1624年4月1日／郭輝轉譯自日本學者村上直次郎之日文版《巴達維亞城日誌》第3冊）〕，但因北風季結束而只能在北大年候風，其中1艘帆船於8月返回中國報信，另1艘則於CE 1624年元月1日（CE 1623年12月21日？）安抵巴城與荷總督會面，並接受蘇鳴崗午宴招待。CE 1624年5月，雙方會談仍無結論，總評議會乃將2使者及300名俘虜送返澎湖，並再度要求直接通商

2月13日，雷爾生離開福州。22日，重回船上。

2月，荷蘭當局以荷蘭之壟斷貿易遭到入侵為由，展開屠殺10名英格蘭人、10名日本人及1名葡萄牙人，即「安汶島事件」（Amboina Incident）。此後英格蘭人不再是這大片群島海域中的重要競爭者（而轉移到印度次大陸），同時也標示著，荷蘭於印度群島（Indies）之優勢，又邁向一新階段

3月25日，雷爾生派商務官亞當‧斐互德（韋霍爾特、Adam Verhult）率2船至大員駐留並試圖與來航的中國商船進行貿易（其間曾遇見李旦，得知淡水有黃金出產），4月底返回澎湖，並完成一至蕭壠社之報告〈蕭壠城記〉〔置於VOC檔案CE 1623年3月到9月的文件之間／報告中把蕭壠「社」寫為「城鎮」（荷文stadt、英文town）〕

3月，上級商務員斐互德Verhult奉派前往福爾摩沙島之雞籠（Keijlang）與淡水（Tamasuijth）勘查，得知（4月22日，李旦之中、日船員告知）：淡水、雞籠居民非常凶殘、無法溝通（〈亞當‧斐互德前往大員之旅程報告〉）

4月25日，廈門道臺遣一艘帆船到臺灣，偕同2位荷蘭舵手、1名水夫長及若干士兵調查臺灣沿岸。5月20日，返回澎湖。由Houtamsong（Langenbaert wt Chincheo、Honghieuson／洪先春千總，別稱漳州長鬚）向荷蘭司令官報告說雞籠灣是無法避東北季風之處、港灣彎曲且缺乏屏障，因此不適船隻停泊，又附近海灣高處居民為「野人（wilt volk）」（為何李旦與洪先春等人會不斷力言北部有兇番等因？其原因合理推測應該是當時北臺之雞籠、淡水的貿易貨物中，除絲、鹿皮等之外，漢商「…往往私裝船、硝等貨，潛去倭國。徂秋及冬，或來春芳回」，而且「焰硝鐵金皆20倍於土價，而他錦綺器物不過數倍」。換言之，北臺有可獲暴利之硫磺等走私貿易，李旦與洪千總等「官商」怕福州巡撫知道，以及不願荷蘭人染指，自可預料）

6月，雷爾生再派康斯坦（Jacob Constant）前往大員接續貿易

7月23日（6月20日？），克里斯蒂安•法蘭斯尊（弗朗斯／佛朗森／Christiaan Francx）率領5艘增援荷艦抵達澎湖

8月28日，梅爾德特Melderd與法蘭斯尊Francx再次面見巡撫南居益，但以前之官員均已卸職，新官上任要重新商談，要求荷蘭人撤離澎湖和中國管轄範圍之外的地方（中國人將至該處與荷蘭人貿易），才能商談自由貿易

9月28日（農曆9月5日），巡撫南居益頒海禁，期杜絕走私通番，在其告示中曰：「荷蘭船舶尚停留澎湖。若真為捕魚，自可去北港。然在監督人員檢視船舶時，雖在船中除米鹽以外，不見有他物，而他們仍可進行秘密交易。」並禁荷船自澎湖駛抵閩南沿岸，同時又佈告嚴禁沿海漁民以北港（大員Taiuán，今安平Anpieng）捕魚為名，出海與荷蘭交往

10月7日，雷爾生從萬丹至大員，並築一角面堡，又於10月底至11月冬季期間，派遣上級商務員康斯坦特（Jacob Constant）與下級商務員培斯薩爾特（Barent Pessaert）2度走訪大員灣之蕭壠社人（a Formosan Village），且留下較豐富的民族誌〔李旦擔任引水人引導荷蘭人航行舊曾文溪（今將軍溪）到蕭壠社〕：「若從其談吐來認定，則絕非野人（geen wilde），而是秉性善良，一身謙遜，具智慧的人；不過，公眾裸露與缺乏社會階序，依然成了斷定文明與否的標準。」〔留下2篇〈蕭壠城記〉（A Visit to the Past：Soulang, a Formosan Village anno 1623）調查報告，成為西方世界最早記錄臺灣原住民之文獻。其中Text B有中譯，見《臺灣風物》，第35卷，第4期，江樹生 譯，1985／蕭壠Soulang，今臺南市佳里區／Constant與Passaert在後來給公司關於蕭壠之報告（收錄轉載於《巴達維亞城日誌》當中），末尾交代了他們報告的內容除了來自自己之觀察與親身經歷外，還有詢問那裡的漢人，以及1名來自馬尼拉之男性報導人，他很久以前跟著西班牙人在這裡發生船難（CE 1582年），現在已經在此地結婚而且有了孩子。當船難發生41年後，又再次出現於歷史文本之中，這位呂宋男孩當時也應該有50多歲了〕

10月25日，雷爾生派法蘭斯尊（Christiaen Francx／Christian Franszoon／中文文獻稱「高文律」或「牛文來律」，為司令官Commandeur或長官Gouverneur之對音）率領荷蘭艦隊4艘（Groningen、Sampson、Myuden、Erasmus）從澎湖去漳州灣談判。28日，法蘭斯尊抵達漳州灣，停泊在浯嶼（Pagoda）。11月1日，日本長崎漢商張敬泉〔張吉泉、計泉、Cipzuan、Quitsuan，漳州龍溪人，通稱「三官佬」，生平好佛禮僧，與歐華宇（Whouw）共創悟真寺，卒於CE 1638年〕搭舢舨登上荷船，表明願意與他們交易，並會向當局請求讓商人至臺灣貿易，同時願意替荷蘭人傳信給都督（Totocq）。之後，又引介1名山中隱士（Kluize-naer）會見荷蘭人。14日，法蘭斯尊獲准率2艘荷船駛入廈門碇泊鼓浪嶼。17日，法蘭斯尊為福建巡撫南居益及總兵謝弘儀，藉上岸簽約後設宴詐擒於鼓浪嶼，後押赴北京處死於西市。12月，荷蘭艦隊返回澎湖

10月25日，雷爾生帶領利邦（雷朋／Élie Ripon／其手稿則於CE 1865年，於瑞士地區某小閣樓被發現）上尉等人渡海至大員，利邦奉命於島上築造一個具雛型之竹堡〔曾遇見目加溜灣社村民，並贈送印度出產之「勘干」（cangan）棉布，也有碰到蕭壟社民〕，完工後又拆除，並遭麻豆人襲擊而撤退（可能係中國商人背後搧風點火所致）。11月28日（12月2日？），雷爾生返彭湖

10月，雷爾生又派荷兵16人與班達（Banda）島土人34名至大員建造城牆，試圖久佔

11月21日，紐維路德（耐耶勞德／Cornelis van Neijeroode）為荷蘭人平戶商館館長，直到CE 1632年11月21日去世

英國人平戶商館被下令關閉，撤走日本

奧地利維也納國立圖書館，藏有一幅抄繪之《澎湖港口圖》古地圖［洋‧費雪（Jan Jansen Visscher）為本圖文製作者／漁夫港（Haven van de Piscadores），指澎湖本島，船隻停泊處，在今馬公港與馬公內港。Pehoe，應是泛指澎湖群島／雷爾生艦隊旗艦Zierickzee號艦長恩格爾斯（Teunis Jacobsz. Engels）所測繪（9月，恩格爾斯至巴城提交報告），L字右角繪2間房屋並排為「中國寺廟」Chineesche Tenpel 當即前後2進之媽祖廟。I字則約為今日蒔裡一帶，建議風櫃尾紅毛城與I字間可以飼養上百牛隻。而娘媽（Nioma）宮（Sinees temple）小廟（僅3位漢人看顧）後側也有牛隻絕佳的牧草之地。北端K字水井旁標示：汲取最好淡水之水井，又此井下方繪有方形園圃狀符號，旁註記「漢人農莊」（Sineesche Hofstee／該圖唯一標記有人居住之地，此外全無聚落符號。但根據司令官雷爾生日記，西嶼（wester eylant）、白沙島一帶，存在著2、3個以上之民社聚落，）。稜堡A通稱Teunisoom（曹永和稱「叔稜角」），另名Zierickzee，高7公尺（24荷呎）。稜堡B稱Capiteyn（指揮官），約6-7公尺高。C為一空地，放置薪材及必需品，當時並築有一屋，儲藏米穀用。稜堡D稱Delft，直接於原高地岩石敲擊而成（其他稜堡、護牆主要是挖掘現場之土堆成，而用草皮黏固），可側翼掩護標記E、F之平地，下方則有一座半月堡。G處為一低谷，應是今青灣一帶。H處為今紗帽山。紅毛城外側標有A、B處，是牛隻踐踏而成之小路。城牆內有一司令官居所及昌庫之「東門大樓3層」磚石建築／《勞倫斯‧凡‧德漢地圖集》（Laurens van der Hem-Atlas）第46冊法文原目錄之圖XLI 1, 6］，可能係今年所測繪地圖〔奧地利維也納國立圖書館藏有勞倫斯‧凡‧德漢（Laurens van der Hem／Amesterdam律師，CE 1620〜1678年／VOC專任律師）之地圖集Atlas，其中以地理區分裝訂成冊輿圖集48冊、2冊以皮裝訂，另有散裝紙夾櫃portfolio之大型版式輿圖，共有輿地圖類手繪式印刷式2,115件。而且第41冊東印度第4部中就有10張關於臺灣的地圖（圖號詳第46冊法文原目錄），均屬VOC之秘密地圖〕

安東尼奧‧桑傑士（桑卻斯、Antonio Sanchez）在其出版之世界地圖中，正確繪出福爾摩沙之輪廓，地圖中的福爾摩沙是一位於北回歸線上的獨立島嶼

 

CE 1624年：（明熹宗天啟4年）

元月20日，荷蘭澎湖評議會為報復中國人對荷蘭人在漳州灣發動之攻擊，決定派船由澎湖越過海峽至中國北部沿岸，然後南下盡力給中國以打擊，但因中國已有防備，荷蘭人在海上及陸地共捉獲約220名中國人，4月回防澎湖

元月21日（天啟3年農曆12月2日），鄭芝龍［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安海鎮石井鄉人，字曰甲，號飛黃或飛虹，小名「一官」I-quan，長子之意／1604-1661／受天主教洗禮，教名「尼可拉斯‧雅士培」（Nicholás Jaspar／Nicholas Gaspard賈斯帕德）／受隆武帝封為平國公、太師／閩南人常稱某人為某官，而荷蘭人將「官」音譯為Zuan或Suan／CE 1620年前後（萬曆末年），鄭芝龍海上武裝集團就以臺灣為巢穴了／第1任臺灣知府蔣毓英CE 1685年修《臺灣府志》：澎湖天后宮「係鄭芝龍建，偽蕃（指鄭成功或鄭經）更新之」］搭乘荷蘭船「好望」（The Good Hope）號離開日本，至澎湖擔任荷蘭人（荷蘭艦隊司令雷爾生Reijersz）通譯（翻譯／小名「通事一官」／有優厚待遇，而荷蘭人利用他執行在臺灣海峽上，截擊前去馬尼拉之中國帆船的海盜任務），後以李旦、顏思齊〔Pedro China，中國伯多祿，字振泉，CE 1625年10月23日（農曆9月23日）卒於臺灣／文獻記載他是「東洋甲螺」（Kah-lê），而「東洋」依照張燮《東西洋考》是指菲律賓呂宋（馬尼拉）一帶，又甲螺語音近西語之「（Alcalde）頭人」，到18世紀菲律賓華裔頭人還有「甲黎（Kah-lê）」的職銜〕留下的魍港貿易基地為據點，成為臺灣海峽上武裝勢力最龐大者

2月8日（農曆元月2日），「守備王夢熊諸將士…繇吉貝突入鎮海港（今白沙島東南），且擊且築，壘一石城為營。屢出奮攻，各有斬獲，夷退守風櫃一城」（《明實錄》天啟4年10月）。3月間，第2批軍隊由加銜都司顧恩忠等率領，亦抵鎮海港與第1批會合

3月，de Hoope自澎湖抵巴城，送來195名捉獲之中國人

3月19日，雷爾生命利邦Ripon上尉拆除竹堡，回防澎湖

5月，荷蘭艦隊司令雷爾生請辭

6月22日，前討倭名將俞大猷子俞咨皋率第3批軍卒抵龍文港。24日，抵娘媽宮（今馬公Ma-keng、Ma-kieng），以火砲跨海南北圍攻風櫃城（此時把總許心素是其上司副總兵俞咨皋之心腹），荷軍為防明軍自陸上進攻，乃於蒔上澳挖掘深溝。而明軍「用竹囤實土圍城」，即「籧篨」（江樹生譯「籃堡」），依戰況前後移動直逼荷軍

7月，菲律賓總督法哈多Fajardo過世

8月3日，接替雷爾生的繼任長官荷蘭艦隊司令馬丁努斯•宋克（Martinus Sonck）奉總督德‧卡本特（Pieter de Carpenter，科恩繼任者／1624-1626）之命從巴達維亞出發（6月22日／12日？）抵達澎湖（此時明軍已在澎湖諸島最北端，風櫃尾紅毛城視界內之一島築起防禦工事，宋克看到的可能是白沙島瓦硐澳之城前社的「砦城」。另外，紅木埕亦可能在修築中），之後雷爾生離任，並於12月9日乘快艇Cleen Thoolen回到巴達維亞。CE 1625年元月28日，回歸本國，但回航中因病去世葬於東菲（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島

8月17日（農曆7月4日），客居日本之中國甲必丹（Capitein China）泉州廈門同安人（與漳州較親近，但與泉州南安石井之鄭氏反而比較遠）李旦（And Dittas／Andrea Dittus）應荷蘭人之邀赴澎湖為明、荷衝突斡旋〔荷蘭通譯為迪亞茲Díaz／俞咨皋「保證」，荷蘭人移往明朝版圖之外的臺灣，則將獲准與中國貿易／華倫坦Valentijn之《新舊東印度誌》中，有天啟4年8月20日巡撫之斡旋准許函（可另詳，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p.47），促成荷蘭人撤至臺灣〕。18日，荷蘭人評議會決定退出澎湖遷往大員島（Tayouan，今安平）。22日（曹永和／24日，南居益），中、荷雙方簽訂協議〔但協議並未報送朝廷，也未得皇帝許可，而荷蘭人也一直在等候協議之批准（《巴達維亞城日誌》，CE 1625年元月3日及4月6日）〕。26日（農曆7月13日），開始拆毀城寨〔原荷軍想保留東門3層高之城樓而拆不徹底，但後遭明軍直接拆除（葉向高，〈中丞二太南公平紅夷碑〉）〕，並將所拆材料盡數裝載上船，結束荷蘭人第2次佔領澎湖，總計2年又1個半月（福建巡撫南居益在奏捷疏中稱雷爾生為「高文律／牛文來律」，為荷語commandeur司令官或Gouverneur長官的對音）。30日，宋克率領13艘船（在九龍江官商默許下）撤離澎湖，但佔領臺灣（荷蘭船隊終於「寄泊東番瑤波碧浪之中」〈福建巡撫南居易奏捷疏節錄〉）。抵大員灣後，於其南角築一城堡，原打算以石頭及石灰建築，但缺乏材料和人員，當時大員僅1名燒磚匠，每天只可燒2,000塊磚（詳《東印度事務報告》，CE 1626年2月3日），並在北線尾島上興建倉庫和住所

8月27日，鄭成功出生［乳名福松／福建之松，字明儼，號大木，原名森、又名森舍。祖先來自光州固始縣（今河南省潢州縣），而後遷到福建，再到廣東潮州，最後定居泉州南安縣。母田川松（翁氏），出生地在日本九州平戶港南邊之川內浦的東邊海岸千里濱／CE 1630年鄭芝龍從日本帶他回國至福建南安／國姓爺Koxinga（Kok-sing-a非Kok-sin-ga）／閩南語音Kok-síng-iâ／1624-1662］

10月，荷蘭人於大員港口，以糖水和糯米汁搗合蚵殼灰、砂等，疊磚而成磚造（磚塊來自澎湖、中國內陸、巴達維亞城）奧倫治堡寨（Fort Orangien／Orange／Oranje／奧蘭治城）→普羅民西亞（Fort Provintia／CE 1625年元月24日改稱）→CE 1627年9月17董事會下令改名為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熱蘭省Zeeland之拉丁文）〔海上城堡、海陸之城／臺灣城、王城，分內城（4個稜堡bastions、4個半月堡、兵營、監獄／4個稜堡分別是東北方的弗立新恩or菲力辛根Vlissingen，再依逆時鐘方向分別為阿呢茂登or安納梅登Arnemuyden、密斗堡or密德堡Middelburg、甘伯斐爾Camperveer即斐爾樂Veere，以上都是依據瓦爾赫恁Walcheren島之主要聚落命名的，而瓦爾赫恁島是熱蘭Zeeland省主要海事活動集中處）、外城（3個稜堡、1個半月堡ravelin）、道路（大員市街／臺灣第1個市集街區，今臺南安平老街區，如中興街、效忠街、延平街一帶）三縱二橫（每街廓均在27m、長度50m左右，路寬12-27m）：寬街（Broad Way／Breestraet／今效忠街）、窄街（今中興街東段／西段為寬度28呎之石頭路經廣場通往城堡）、橫一街（橫街Dwarsstraat）、橫二街、廟街（最東側，再往東即東碼頭，清代稱赤崁碼頭，是往赤崁之渡頭，CE 1643年起有固定班次渡輪行駛）／8年4個月，CE 1632（1634？）年完工，又再行加造至CE 1640年9月／熱蘭遮城之傾斜高牆由泥土填實而成，該泥土牆心外包覆一層層紅磚，然後再砌上一層由中國大陸與澎湖群島運來的灰色石塊。熱蘭遮城近旁有一規畫良好之城市（大員市鎮／熱蘭遮市鎮），與溫代斯（Simon Stevin，1548-1620）之都市概念相吻合，他受到早期義大利文藝復興教條之影響，短街（cardo）和長街（decumano）呈直角相交之古典原則，此風格之目標在服務新興之商業和資本精英，顯示其恢弘壯闊，並讚頌新的絕對價值。市民風格有如一新型宗教，在所有事物上，浮誇奢侈都被全然排除了。而且可以從大員地圖上看出一些屋舍，有著前方立面呈階狀的屋頂（scaled fronton），都沿著整齊之街道有序地排列〕。副堡烏特列支圓堡（Rondunit Utrecht）CE 1639（1634？）年於熱蘭遮城上城後方（南面）小丘上建造，而「熱蘭遮」意為面海、濱海之地，為低地國（Países Bajos，即荷蘭）北方之地名｛CE 1636年之後，荷蘭人挨著熱蘭遮城開始構築附城［Nieuw werck、network或外城，或稱角堡（hoorenwerck），揆一則稱之為「下堡／下城（the lower castle），而原本堡壘稱之「上城」］，城牆始於上城東北角稜堡後方，再延伸至海岸，然後沿著海岸朝西修築數百步距離，最後迴轉與上城西牆相接，將VOC的巨大倉庫、職工宿舍、辦公室、大員長官（Gobernador）官邸（下城中央且背倚上城底端）、教堂全圍了起來。除了熱蘭遮城，包括曼哈頓的新阿姆斯特丹城堡在內，荷蘭殖民地城堡沒有過類似之做法｝

10月5日（農曆8月23日），顏思齊將在日本參與反日之漢人以13艘船航行8晝夜在臺灣笨港登陸。8日，鄭芝龍監視荷蘭軍撤離澎湖，亦得知顏思齊率眾來到笨港，所以領著所有戰艦直奔笨港。CE 1625年10月（農曆9月），顏思齊往豬羅山打獵回來，歡飲過度隨染風寒、一病不起，後葬於諸羅東南三界埔山。現嘉義縣尚有顏思齊墓，地點在水上鄉牛稠埔307號。CE 1959年，北港市區建立「顏思齊先生開拓登陸臺灣紀念碑」一座，以表彰其事績

11月14日，李旦告別他在廈門之代理人許心素（Simpsou、Simsou／漳州人，與李旦、歐華宇不只在生意上關係密切，而且有結拜兄弟關係），啟程返回臺灣

西班牙正式被（德川秀忠／Tokugawa Hidetada）禁止通航日本

荷蘭人打算向臺灣島上之日本商人開徵稅收（什一稅diezmos、tithe／起源自CE 4世紀羅馬帝國時期，教會依據《聖經》中「十分納一」之奉獻規例而徵收什一稅，後逐漸成為歐洲國家的普遍稅率）

荷蘭人開始將巴達維亞、東京（安南）、臺灣、長崎連成一線。荷蘭人以鹿皮（臺灣、暹羅、柬埔寨是主要產地）、糖（東洋糖大部分都是中國大陸和臺灣，以及孟加拉、暹羅等地所出產／CE 17世紀上半期孟加拉糖之銷路，最主要是印度之孟買Bombay及蘇拉特Surat）與從中國轉口之絲貨（需以印尼群島之各種香料獲得）等輸往日本，換取白銀、里耳運來臺灣，再以白銀、里耳向中國購買絲綢、瓷器、黃金與糖（以上中國黃金和糖是VOC用來維持印度東海岸、科羅曼德爾海岸及波斯等地之織物貿易），一部分銷往日本（是VOC贏利最豐之地區），一部分銷往南洋。這是一種以臺灣為貿易轉接基地之運輸貿易（Carring Trade），使中國之絲綢與日本、歐洲之銀相交流，其盛衰在於大陸的供應是否充裕

荷蘭西印度公司派人前往今奧本尼、康奈迪克（Connecticut）、紐澤西（New Jersey）、曼哈頓島〔Manhattan／第一任「新尼德蘭」長官米紐特（Peter Minuit）以微小代價向印地安人土著「購買」了整個曼哈頓島〕居住，展開了荷蘭人長達40年之久的北美洲殖民事業（在曼哈頓興建一座城堡，而城堡對面開闢一條主要道路Breedstraat荷文／Board Way／百老匯。另位於市街外圍之短牆下的街道，則命名Wall Street／華爾街）

上級商務員摩西•克拉斯生•柯曼士（Moses Claesz. Coomans）此時製作有一幅《放大的澎湖即漁夫島》圖，圖下方正方形中繪有澎湖本島、漁夫島、白沙島及其周圍暗礁、沙洲和若干小島嶼，而本島西南之風櫃尾繪有一城砦ㄓㄞˋ。另外，正方形邊框外繪有粗略之臺灣西岸，其西南端繪一港灣，註云：Caluan（加老灣），再往北又一港口，其內灣（有2小灣）註曰：Lamcam（南崁），北邊註云：Wancan（魍港）。海岸線往東北有一港口即Tamsouij（淡水），臺灣東北端又有一港口Quelang（17世紀初閩南語之西班牙語音譯／泉音雞籠／Kelang漳音雞籠。之後西班牙人佔領雞籠，命名薩爾瓦多島，根本是閩籍海員作嚮導帶路的）。因此可知這是荷蘭人據臺初期，對於臺灣近海之認識，只限於大員、魍港、淡水、雞籠等幾個港口時的地圖，而澎湖本島附近則已經繪得相對精密（荷蘭CE 1624年雖自澎湖撤離轉移大員，但之後澎湖又為其利用，作為往航日本船隻的停泊地）

此年荷蘭人佔領臺灣（臺灣史上第1次出現政府型態之統治組織），而漢人自己估計有1,500名（Blussé 包樂史／John Shepherd邵式柏：1,500或2000名上下）於臺灣西南平原生活或僑居。從CE 1630年代起，VOC決定向漢人移民招手，包括勞工、農民、漁民和捕鹿者，誘發了臺灣島受漢人移居之變化過程。亦即，荷蘭之軍事和行政結構與龐大之漢人墾殖及商業活動相互交織，不斷地在「強制緊密合作」下推進了「共構殖民」（co-colonization）的「貿易」過程〔《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歐陽泰（ Tonio Andrade），2007／前書估計荷領時期臺灣西南平原之原住民人口密度可能僅每平方公里5人，全臺灣總人口僅約10萬人／社會學家陳紹馨估計，荷領時期臺灣全島共有原住民15-20萬人／康德培計算西拉雅人居於晚近臺南縣15鄉鎮，總面積約690方平方公里，CE 1650年代前統計人口6,000-6,500人，平均每平方公里8-12人，又臺灣平原面積僅約1萬平方公里，則全臺平原區原住民總人數至多約12萬人（相信是荷人入臺以來平埔族人口之可能最高峰，此後逐漸減少，直到日治時期才緩慢成長。減少主要理由不在大量原漢通婚，而在外來壓迫。原住民在荷人、明鄭、清朝統治下，不僅稅負及勞役沈重，且因漢人大量捕鹿而剝奪傳統肉食來源，加上土地漸被漢人巧取豪奪，總體營養與生活水準下降，人口增殖機會極低，加上不堪壓迫而大舉反抗，遂遭大規模屠殺，人口更不可能成長），其中未婚女性僅約人口30％，也就是約36,000人（應該是荷人入臺直到日治初期之間，任一時間點平埔族未婚姓人口最高估計值），而當時南部漢人聚居區之原住民至多佔全臺原住民之半，可婚女性至多18,000人（清康熙61年／CE 1722年，時人記載漢人已達30萬人，之後漢人更繼續大量湧入臺灣，臺灣漢人男性無眷人數顯著超出原住民未婚女性。日治初期，CE 1905年人口普查所得，全臺灣不含生番地區之所謂普通行政區內，計有平埔族男性22,708人，女性23,724人。而當時臺灣總人口3,027,119人，故平埔族僅佔總人口1.5％ ）〕。因此，荷蘭人創造出一個為營利而存在之漢人邊地移墾區（frontier state），藉由制度上的支持，最終使得漢人移民把臺灣轉化為農業殖民地，更是促成了臺灣島漢化的原因之一

今年VOC已經開始經由臺灣轉運出去中國瓷器，最初之出口品與中國人自用者相去無幾，要到CE 1635年時，才在臺灣製造木模送往景德鎮等地作為訂貨參考。紀錄中出口數量最大1年是CE 1639年，有475,000件精細瓷器由臺灣運往荷蘭，而CE 1638年熱蘭遮城商館中之中國瓷器存量多達890,328件，但是臺灣本地為何從未出土過針對歐洲市場而製造之貿易瓷或其破片？又自CE 1602年（明萬曆30年）到CE 1682年（清康熙21年）80年間，輸入到荷蘭的中國瓷器總數達16,000,000件以上

 

CE 1625年：（明熹宗天啟5年）

宋克被任命為第1任臺灣長官（Governor、Gouverneur／CE 1624年8月30日授命／1624-1625），並決定於赤崁Sakam設立新街市（因當地傳染病與原住民阻撓，直至CE 1640年代末期才重新規畫普羅民遮市鎮，這裡有一條東西向大街，大街北側與南側各4個街廓，市鎮的規畫近似荷蘭共和國初期建築理論家 Simon Stevin提出的理想城市模式，為網格狀空間系統組成／寬20公尺，長340公尺，今臺南市民權路二段／由荷蘭人修築，是臺南府城最早之大街，清代稱府城大街，日治時期稱本町），也稱普羅民遮／普羅文西亞／普魯岷希亞Provintia／Provintiën（赤崁省／英語Province「省」），安排華人與日本人到那邊定居（CE 1653年設省）

元月14日，大員長官宋克Sonck召開會議，經一致決議將北線尾島的人員和物品搬至海灣對岸，原住民稱為「赤崁」（Saccam）之地（現今臺南市之民權路），並將建造的城市命名為Provintien（普羅民西亞）

元月（天啟4年農曆12月）15日，即在臺灣本島大員沿岸沙洲，以15疋棉布〔康甘布、勘干布（中村孝志依據他人說法，認為是原出產於印度之科羅曼德爾海岸一帶的粗糙棉布，未必染色而經常以「原色」行銷）、勘幹布、坎甘布、坎乾布、勘乾布、勘敢布、絖巾（越南語 Khoang can，現仍用於越南中、北部的絹布）、絖布／馬來文 kain是「布」（cloth）的意思，而 cangan字源應是馬來文之「kain-kain」，為布疋的通稱／「生勘干」（raw cangan）、「晒勘干」（dry cangan），分別指未加工及已加工之粗棉布／《巴達維亞城日誌》云：「依據CE 1625年元月15日之決議，決定將砂地之商館遷移於福爾摩沙本地的海岸，在該處建街，以安置中國人、日本人及其他殖民。自澎湖遷移福爾摩沙之後，中國人來者驟增。在上列福爾摩沙之地，得土番承諾，選定新港領域內，以cangan布15疋向新港番買得土地。」這是cangan布第1次出現在臺灣文獻的紀錄中／cangan不一定是棉花布，還包括絲、麻及各種混織。中部虎尾壠族也織「麻布，名老佛（lâu-put）」，荷蘭時代編輯之《虎尾語彙集》，把lâu-put（Naupoot）釋義為Cangang，就是麻布（lijnwaet、lijnwaat、價格一般之棉花布。Guinees是幼布、細布之類，與麻布無關），所以Cangan還是有得討論／中國製造之單色或素色粗製棉布，銷往東京、廣南、柬埔寨等地，菲律賓群島北部則是最大市場〕的代價，與新港社（Sinkan）易地（新港人認係租借）赤崁〔Sakam／臺南市舊市區延伸至喜樹（舊稱西南鯤鯓，是來自小琉球之西拉雅族舟筏寄航、登陸處／古時自安平至喜樹一連7個沙洲，遠遠看起來像極了7條儒艮灰白色的身體浮在水面上，因而得名。可見古時臺江一帶為儒艮棲息之處，進出臺江的人耳濡目染，才會有這麼多以「鯤」為名的地方）一帶，原是西拉雅族赤崁社之居地，之後遭荷蘭人強迫遷離，社眾乃遷至北邊新港溪注入臺江內海處之溪岸，今臺南市新市區新和里番子厝（新店），社名則改稱為新港社〕一塊土地搭蓋宿舍、醫院、商館（由北線尾移來）和倉庫，並興建城堡，從事轉口貿易與農業殖民，同時開啟了臺灣的信史時代，而此一城鎮規劃，也是臺灣都市計畫史的濫觴（荷蘭人在臺南赤崁開始活動時，赤崁地區是有所謂之「獵人之社 Siccam ofte't Jagersdrop」，但無大規模漢人「城」的紀錄）

2月4日，穆色（Pieter Muysert）艦長航抵甲米地海岸，第1次封鎖馬尼拉，其主要目標在劫掠中國戎客船

3月5日至25日，宋克Sonck派遣「新港」（Sinckan）號〔後在北岬角（de Noortcaep，野柳角）附近，遭遇暴風船破遇難〕、「北港」（Packan）號兩艘junco蓬船［（由蓆草、竹片製作之蓬與篷。中西船隻在收帆時也不一樣，一往下放，一往上捲收。篷船無「甲板deck」講法，無人稱之「笨頂pûn-téng」，兩邊部分或叫「舟敢面kàm-bîn」，船舷籠統稱「船䑰（chûn-pou）」或「船墘（chûn-kînn）」，裝載貨之「船艙」／艙位hold，和西方船隻的客艙cabin亦不同，貨物出入艙口chhng-kháu，等於英文hatcheay）、戎克船、支那式（中式）帆船（船長雅各•伊斯布朗特生•諾得洛斯Jacob Ijsbrandtsz. Noordeloos率領，25日返回大員）］進行VOC佔領大員後第1次臺灣環島測繪與偵察，完成荷蘭人第一張日本紙，無彩色之實地測繪的完整臺灣島圖／臺灣全圖《北港圖》（PACKAN ALS空OO／《又名北港》）。其中包括鵝鑾鼻附近註記之Suijte Caep（南岬）、Matteijsen eijlant（馬泰森島，今小琉球嶼）、「堯港、蟯港」、「臺江」、鯤身島、北線尾島Baxemboy、Tayowan／Taijowan（大員，今臺南市安平）、Wanckan（魍港，今臺南市北門嶼一帶）、Vissers Caep［漁夫角、漁夫岬，今高雄市茄萣區茄萣（臺語音Ka-tiānn／紅樹林）］、Tansuij（淡水，即下淡水，今高屏溪一帶）、麟山鼻（de grauwe houck，灰色岬角，漢人稱突入海中之岬角為「鼻」）、富貴角（de groene hoeck，青綠岬角）、Haens baeij（漢斯海灣、公雞海灣，今旗後海岸）等地，卻無雞籠、淡水地名註記，而似由於在西班牙據北部臺灣以前，故盧伯以為CE 1624、25年間繪製，並編入地圖目錄第304號（此地圖上之拚音地名應該保留了16世紀中葉以來閩粵人們的稱呼）

4、5月間，鄭一官（I-quan）離開荷蘭人自立門戶，後將部將分為18先鋒稱「18芝」，從此亦改名芝龍，開始亦商亦盜之海上生涯。其間曾受泉州（Chinchew）巡海道蔡繼善招撫未成，至CE 1628年（崇禎元年）底始被招安，計鄭芝龍以臺灣魍港為基地，先後縱橫臺海凡2年6個月。並於諸羅（今嘉義縣）徙眾入山開墾，引入泉州製腦技術，伐樟熬腦、配售日本

依據《巴達維亞城日誌》4月6日對大員附近村社壯年男子之統計：麻豆有2,000人、蕭壠1,000人、目加溜灣（Backoloan、Baklouam、Backloun、Bacoloham原住民地名／今臺南市安定區）1,000人、新港400人

7月1日，臺灣評議會決議：日人從臺灣輸出貨品應繳出口什一稅（荷蘭人鞏固其宗主權之另一步），此乃近現代臺灣稅政的開端。但日本貿易商則反駁他們擁有幕府將軍之朱印狀（航海許可證，乃得以前往臺灣進行匯合貿易），並且來臺灣與中國商船貿易亦先於荷蘭人，而荷蘭商館於平戶亦無需繳稅為由，拒絕支付此項稅款，於是宋克便沒收日人長崎代官末次平藏所購生絲1,500斤

7月3日，李旦啟程離開臺灣回平戶。8月12日，逝世於平戶（根據其子寫給荷蘭人的信件內容，鄭芝龍侵吞其在臺灣之家產及勢力）。10月，顏思齊感染風寒致死［日人岩生成一博士認為李旦之經歷，與後代所說之顏思齊者極似，故對於顏思齊之存在深為懷疑／翁佳音（Ang Kaim）教授則相信顏思齊與李旦經常互通聲息（〈十七世紀福佬海商〉，《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七輯上冊，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p.66-68、74］

8月4日，西班牙駐馬尼拉總督斯爾瓦Silva上書給國王，說明佔領福爾摩沙島的戰略考量。CE 1626年元月，主教、總督、法庭、馬尼拉大主教與一些軍官共同召開了幾次會議商討此事。終於在當年2月8日，2艘西班牙大帆船（galleons，此字源自地中海之排櫓船 galley。英國大帆船亦稱 galleon，但其船身與船樓較低矮，操控容易行動迅速，載運能力亦佳／葡萄牙始則終稱其大帆船為 carrack）與12艘舢舨船駛離甲米地（Cavite）港，同年5月10日抵達臺灣北部

9月14日，宋克於進入大員水道時，座船遭海浪掀翻而不慎落水溺斃。19日，德•韋特（Gerard Frederikszoon de With／1625-1627）暫任司令官和駐大員長官（第2任臺灣長官）。CE 1627年6月28日，退職。此後率船經中國海岸返回巴城

12月，宋克本人於離職返回荷蘭途中，溺死於南非好望角？

新西班牙（今墨西哥）國王代理人（總督）（Vurrey de Nueva España）任命斯爾瓦（施爾瓦／舍望誹／希爾瓦／Don Fernando de Silva）為菲律賓臨時總督（1624-1626）

荷蘭人向李旦強徵貨物出口什一稅

事實上荷人早在今年時已確認臺灣原住民之胃口不大，他們說：「僅以1餐之糧米，1尋之cangan布，1口之煙草，即可另其滿足。」（《巴達維亞城日誌》，第1冊，p.48-49）

 

CE 1626年：（明熹宗天啟6年／後金太祖天命11年）

農曆元月，努爾哈赤率兵13萬圍攻寧遠城，明朝部隊展露西洋大砲威力退敵，努爾哈赤乃大敗而身負重傷，9月30日逝世

2月2日星期日，巴達維亞方面已從日本抵巴城之大船「齊里克澤」（Zierich Zee）號之平戶商館館長紐維路德信件中，先期獲悉西班牙人要進攻臺灣之計畫。5月12日，納茨Nuyts率5艘荷艦（海員240名、士兵60名）從巴城出發，航向大員。6月28日，又有2艘荷艦（海員120名、士兵25名）也自巴城出發往大員，以增加該地兵力。此後CE 1627年8月，西班牙人從雞籠攻擊大員失敗，納茨即向巴城總督報告

2月7日，道明會宣教士翁匝肋（岡薩雷茲、Domingo González）神父提出一份私人文件，以維多利（Francisco de Vitoria，1492-1546，現代國際法先驅）之〈佈教權〉（right of preach）及萬民法（Ius Gentium）上之〈貿易權〉（right of trade），來論稱佔領異國島嶼行動的正當性。另外，塞維可（Juan Cevicos）船長則是非以道德為論據，而基於務實理由反對遠征

2月8日，西班牙駐菲律賓臨時總督斯爾瓦Silva派遣卡冷猫〔瓦德斯、嘉烈紐、巴爾德斯、卡黎尼奧•伐爾得斯、Antonio Carreño de Valdés／第1任西班牙雞籠長官（1626-1629）〕擔任司令率大划船（槳帆船）Galera 2艘、舢板／戎客船12艘、士兵300名，自甲米地Cavite出兵臺灣（第1次驅逐荷蘭人之遠征／7月30日，斯爾瓦Silva致國王信函中提及，他命令卡冷猫Valdés出發前往福爾摩沙島，並從其發現且建造防禦工事之港口，以殿下的名義佔領土地。此信函收錄於馬德里皇家地理學會《會刊》第12冊，p.142-147，1882）。其中加隸（佩德羅‧馬丁‧德‧嘎賴伊／Pedro Martín de Garay）擔任主駕駛／首席領航員（Piloto mayor），還有維拉（Antonio de Vera）船長、聖迪明（Francisco de Santo Domingo）神父、葡萄牙人方濟會士傅耶慈（瓦耶斯、法斯、伐愛士／Francisco Váez de Santo Domingo／編輯第1批巴賽語單字及禱文之詞典初稿／1626-1636）神父等人

2月28日，卡冷猫Carreño自甲米地（卡維德／Cavite／馬尼拉附近港口，大帆船／傀儡王船Galleon在此停靠／今甲米地省）啟椗。3月5日，到卡迦揚（Cagayan）港〔因擔憂西班牙士兵不願被派遣至臺灣，故藉口此次出征是要鎮壓呂宋島北方之曼德雅（mandayas）族人的反叛，故先至卡迦揚，然後上述任務結束後才告知主要目的〕。15日，抵Nueva Segovia港

5月5日（明熹宗天啟6年4月10日），又於卡迦揚港出發，一面沿臺灣東海岸北上，一面測量島嶼之港灣地形。10日（11日？），首登Santiago〔St. Jago／San Jacobo、聖‧雅各伯／荷文音譯為St. Iago／聖雅各（聖地牙哥，今稱三貂角／サンタウSantau岬／今新北市貢寮區福連里）灣／靠近Caquiuanuan社（馬賽老社）／在三貂灣附近之八暖暖發現一名已在此居住30-40年以上之日本人基督徒，可能是喜左衛門，娶金包里（Quimaurij）原住民為妻，育有1女。之後太太改嫁里族男人，他則遷徙到金包里或三貂角〕。11日（12日？），抵雞籠灣，省會長馬地涅斯Martínez神父與主駕駛加隸Garay乘船探索〔阿都阿鐵Aduarte主教於CE 1640年所寫之書，書中提及船隊引水長（piloto mayor）開2艘小船（pequeños barcos）發現了港口，而通知船隊〕，之後於社寮（日人稱Siaryo／歐人稱Isla Palm、Palm Island、île Palm、棕櫩）島〔聖薩爾瓦多島Isla de San Salvador／今基隆和平島／清代稱之「大雞籠嶼」（「大雞籠嶼，城與社皆在西，又有福州街舊址，偽鄭與日本交易處」，《續修臺灣府志》，余文儀），今基隆嶼則稱之「小雞籠嶼」／清代後期及日本時代，此島為番社頭目或通事辦公之處，故稱之「社寮島」〕之La Santísima Trinidad（聖三位一體、至聖三位一體、聖千里達，CE 1632年耶士基佛Esquivel神父稱之「聖救主港」，而之後荷蘭文獻則出現La Santísima或La Sanctissima Trinidado「要塞」）「港口puerto」（當時西班牙人使用的港口是今日基隆市的正濱漁港）建立「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堡〔Fortaleza／CE 1633年完成2座稜堡，CE 1636年甫卸任之雞籠長官羅美洛Romero描述，已完成4座稜堡與彼此間的護牆，形成方塊狀堡壘，其中2座稜堡為石造，1座只用石頭堆起，另1座木造，而護牆全為石造，只是缺少欄杆／今中船公司基隆總廠／「聖救主堡、聖救世主堡」，城堡旁到桶方堡（今基隆市中正區和憲里和平橋頭）之間的市街則稱「聖薩爾瓦多街」（社寮里和一路／「福州街」聚落，可能是雞籠之「澗內」所在，吸引日本人和中國人前往居住）。而耶士基佛神父稱之「聖救主城」，後人則稱為雞籠城或紅毛城，擘畫者為尼古拉斯‧波頓（Nicolás Bolen）工程師，周長約400公尺／《重修臺灣府志•臺灣郡治八景•雞籠積雪》有該堡外觀／聖薩爾瓦多城今日已完全不復見，原址為臺灣國際造船基隆廠位於和平島之船塢，CE 1933年（日昭和8年）至CE 1936年間（日昭和11年），臺灣總督府派學者村上直次郎對遺址進行挖掘，並鼓吹保護殘餘堡基，但在二次大戰盟軍轟炸及日軍多次軍港建設，北荷蘭堡遺址不復存在任何遺跡〕、聖米崙〔聖米揚、聖米樣、San Millán，又稱看守堡（la Mira／今基隆市中正區社寮里砲臺頂，指「龍仔頂」山頂，今天顯宮一帶），荷蘭人改稱維多利亞圓堡（Rondeel Victoria），清代則稱「山仔砲臺」，今和平島制高點〕堡及Victoia稜堡（Baluarte）？。而此城應該是馬尼拉西班牙人大型軍事建築當中，最後一股文藝復興時代的衝勁（CE 1626年，西班牙船隊從菲律賓北上前來臺灣，就是從和平島東邊的八尺門水道進來登陸和平島）

5月16日，西班牙人在社寮島｛已有沙巴里〔Taparri、Tappari、Tapparij／17世紀位於雞籠大沙灣，後來因故遷居淡水（翁佳音在《大臺北古地圖考釋》和《萬里鄉志》中依照CE 1654 年地圖上標註，將Tapparij 比定在今天的淡水市區，漢名為沙巴里或淡 or 澹水社），而原來之金包里（Quimaurri／Kimaurij）社則移至Taparri社舊址，但詹素娟和張素玢則認為，金山平原才是Tapparij本來聚落之所在上／Esquivel神父說Taparri位於「海灣bahía」，與Quimaurri比鄰，都住在西班牙人附近，於海灣之內。阿都阿鐵Aduarte主教在《菲律賓、日本與中國聖玫瑰教區史》書中記載Esquivel神父在Taparri設立教堂，並說Taparri離和平島薩爾瓦多堡不到1西哩menosde una legua，亦即不超過5.5公里。也提到Esquivel 神父在Taparri設立教堂後，進一步又於同海岸具前者不到1西哩之西班牙人要塞del presidio de los españoles附近，稱為Camaurri sic.=Quimaurri的聚落另設一教堂。CE 1930年代，教會史家J. Álvarez神父，則認為Kimauri=Quimaurri位於離聖薩爾瓦多島1.5西哩，即約7、8公里之處。因此，翁佳音老師認為Esquivel神父「都住在西班牙人附近」的說法，似乎應讀成住在淡水要塞與雞籠和平島聖薩爾瓦多堡之西班牙人，換言之海灣範圍，要往2座西班牙人城塞之間的海岸解釋／Jacinto Esquivel 神父說由Taparri到淡水Tanchuy，今淡水紅毛城附近，有2、3個Taparri小聚落，另方面又看到他說Taparri番人之後Después de estos indios de Taparri，有淡水林仔Senar社，空間很清楚，都在淡水紅毛城附近，且該Taparri語後來被稱為「淡水語」／Jacinto Esquivel 神父將Kimaurij 和Tapparij兩社人描述成像吉普賽人一樣，過著到處流浪，為人工作或轉賣商品以換取稻米的生活。可知馬賽人是遷徙不定的族群，會隨著工作遷移／西班牙宣教教師在觀察中發現：Quimaurri和Taparri是相近之人群，他們在生活習俗和特徵等方面沒有顯著的差異，只是分住在不同地方而已。不過，他們彼此間之關係並不友善，時常會企圖壓倒對方。宣教師認為這種情形是有意義的，可能是為了防止發生內婚（inter-marriages）或其他干犯社會禁忌之關係。雖然Taparri人的活動範圍到達淡水河口，還在該處控制了一些硫磺；但整體而言，Quimaurri-Taparri人的分佈空間，應以北海岸為主／金包里與沙巴里原來住在雞籠海灣之內，曾經當過海賊，巧於工藝，是北部臺灣原住民中最聰明與貪得無厭者。郁永河之《渡海輿記》表示：「金包里，是淡水小社，亦產硫。人性差巧，知會計，社人不能欺。」／Borao所譯介之西班牙文獻中，曾指出在當時西班牙人統治的地域下有所謂3大「省區」（partido or provnce），即：淡水省區（Tamchuy)、噶瑪蘭省區（Cabaran）及哆囉滿省區（Turoboan）。淡水省區又可分成以下2個次級地區：一是淡水（Tamchui）地區，另一則是Quimaurri-Taparri地區。而淡水地區又包含Pulauan河流域與Kimazon河流域，前者指新店溪及大漢溪，而後者則為基隆河。此外尚有Senar、Pantao以及Lichoco等地區／在西班牙文獻所能收到與北部原住民有關之村落訊息，主要為：Quimaurij、Taparri、St. Jago、Senar、Pantao、Quipato、Lichoco。從淡水河口沿Cabaran海岸地帶到產金之Turoboan省區（至少在狹義的哆囉滿一帶），盛行一跨村落、跨地域之通行語─Basay 語；而各地域或各村落，則仍有自己的語言。〈陽明山地區族群變遷與古文書研究〉，翁佳音，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2006，p.11-12〕社及大雞籠（Kimaurij、Quimaurie，馬賽人的一支／別稱龜霧Kuvu）社人居住（2社均為凱達格蘭族，今日可修正為巴賽族Vasai、Vasay）。他們以做生意維生［（揹著西部漢族商人之貨品，沿著海岸向東繞過三貂角後改用船運，航行70-80海浬至立霧溪出海口（南勢阿美語稱之Takidis／阿美族語稱之Takilis）和當地居民交易，之後將所得之砂金帶回雞籠。而立霧溪之早期居民，是從南方之島Sanasai漂來之噶瑪蘭人和哆囉美遠人的祖先。原來，雞籠方面之居民和立霧溪出海口之居民講相同之語言，而西班牙與荷蘭文獻，或多或少曾提及語言相同這件事，例如Jose Alvalez所著之〈Formosa，Tomo 2〉：「使用他們共同之語言（Bazay語）者，住在廣大的區域」，是臺灣唯一非農耕也非採集之南島人種。頗知會計，不易受漢人欺騙，以雞籠為基地］｝舉行佔領儀式，宣告佔領臺灣島。並開始築「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堡（邊長約100公尺左右，為下寬上窄堡壘），且於大沙灣附近建立澗內［Sangley Parián／類似稱為alcaizeria之西班牙市場，銷售各類貨品／日籍學者認為雞籠之澗內可能在八尺門（「門」指港道）、大沙灣或是孝一路慶安宮一帶，而陳宗仁則認為在社寮島上］以為生意人（Sangleys，中國人及日本人）街市，臺灣北部至此成為西班牙殖民地（1626-1642）

6月29日，塔佛拉（塔伯拉、達佛拉、Don Juan Niño de Tabora、Tavora）接任菲律賓總督（1626-1632）。7月26日，派遣2艘軍艦先行出航（之後抵大員偵察，惟亦被風吹回呂宋）。8月17日，再派艦隊（3艘傀儡王船、8艘大船及眾多小型船隻）自甲米地Cavite出發親征大員（第2次驅逐荷蘭人之遠征，而西班牙文獻全未提及此事），打算將荷蘭人逐出福爾摩沙島，再轉往雞籠，但遇颱風宣告失敗，並沿中國大陸漂流，至CE 1627年4月29日，方獲到達臺灣

7月10日，熱蘭遮城決議錄〔或稱大員商館決議錄，現海牙（'s Gravenhage、Den Haag、英文Hague、法文La Haye）之總檔案尚存有CE 1624年8月自澎湖撤退，轉來佔據臺灣起至CE 1662年2月投降鄭成功為止的決議錄，但缺CE 1634、1635、1640〜1642、1659年等年〕記載臺灣長官德•韋特de With與臺灣評議會決議：將公告要求所有漢人必須申請免費居留證（een acte van lisentie／以監控其生活）；不久，則在漁民返航前開始徵收以漁獲量10％繳交的什一稅（捕魚稅、實物稅、「報水」，CE 1555年廣東潮汕語系之饒平人許棟在潮海一帶計舟榷稅，「凡商船往來，接給票抽分，名曰買水」、或曰「報水」），是VOC由此一新殖民區域所徵收之第1筆稅賦，顯示了VOC對臺灣行使主權的事實（大員商館下設大員評議會、司法裁判議會、市參議會、遺產管理議會、婚姻事務委員會等5個行政組織。〈臺灣近代初期史的研究與問題〉，翁佳音，1988，《臺灣文獻》49：1，p.87）

末次平藏派旗下船長濱田彌兵衛（Hamada Jahei，荷蘭人稱之Jaffioye）至臺灣購買生絲，惟其時海賊猖獗，中國無法輸送生絲來臺，濱田即向臨時代理臺灣長官德•韋特借船（租用水師提督許心素2艘中式戰船載運白銀穿越海賊橫行的臺灣海峽，但之後季風轉向，日本人無法前往中國沿海運絲，不得不滯留大員過冬，而更怒氣蓄積），但遭拒絕

荷蘭西印度公司向北美洲印第安人以物換地（七項交換貨物，包括850多張水瀨皮以及其他），取得長島（Long Island）土地

在馬尼拉之西班牙人佩德羅‧德‧維拉（Pedro de Vera），根據澳門華人通譯（會說漳泉話）迪亞茲Díaz之描述而繪製大灣（大員、臺灣）圖，即《福爾摩沙島上荷蘭人港口圖》（Descripcion del Pverto Del Os Olandeses En Ysla Hermosa），並無「赤墈城」，倒是標示為「荷蘭人的堡壘」之赤崁方形堡壘（100人／普魯岷希亞堡壘，赤崁樓前身，4門火砲）。南方之赤崁街，有一處「赤崁，中國（漢人）漁夫和盜賊（及商人）組成的聚落（Chacam, lugar de chinos pescadores y ladrones ／6間小屋約5,000人／約今臺南市民權路大井頭附近，臺南最早漢人聚落）、北線尾漁寮及牧牛場。另外，北線尾與鹿耳門水道之北的臺灣本島陸地上有一160人的日本人聚落（Lugar de los Japones／日本人在這裡／可能是今日赤崁樓一帶更北邊）3間長條形房屋。同時，彩色圖上顯示的2個穿紅衣荷蘭人僅以徒步就能捕鹿〔赤崁堡壘西南之「公司獵場」（Campana de Casa）／今開山路與民權路間之德慶西谷地／可能是布落克荷伊Plockhoy之《大員及其附近地區海圖》圖中標示的「海牙人的森林」〕，而赤崁堡壘之北繪有7間房屋和2頭牛，註明是「新港，這裡有牛隻牧場（Chencã donde tienen Ganado bacuno）」（收購自日人）。同時，灣口西角有一配置4個稜角之方形城堡［長寬各約100碼之正方形建築／220人／這是熱蘭遮城第1次出現在地圖上，看不出下方是否有臺基，城堡下方設置6門大砲控制港口，圖上並標註「荷蘭城堡位在高地上」（fuerca del Olandes puesta en un alto）］及北線尾島（東北端繪2間屋舍為荷蘭人商館fatoria del Olandes，商館北面水道標示為「船隻入港的航道」，即鹿耳門／10人）。此圖似為西班牙人自海上瞭望偵探荷蘭人港口的情形圖，或是根據到過大員港口之中國人所提供情報所繪的圖。此CE 18世紀摹本，現藏馬德里海事博物館〔在圖的中央有標示方位：上有oriente（東），下有occidente（西），右為mediodia（南），左為septetriõ（北）。圖的中央有大灣是臺江內海，內有停泊2艘荷蘭小船及2艘中式帆船，自河口（鯤鯓水道）漲潮時船隻可進出。下方中央小沙丘為北線尾，島上有荷蘭的工坊。右下方形建物為荷蘭人蓋在沙丘上的堡壘—熱蘭遮城，其左側有6門砲隊控制入口處的進出。右側是荷蘭人在獵場捕鹿；右上方有6座房屋位Chacam（赤崁），住有漢人漁民與海賊的村落。中央有座方形的建物為赤崁堡；其左側有7座房屋是Chencã（新港社）及2頭牛，再左側的6座房屋是Moatao（麻豆社），左上方有10座房屋Guanru（灣裡社，又名目加溜灣社），左中的9座房屋是Saulan（蕭壠）。左下方的文字敘述：此處共有荷蘭人220名在城堡、100名在堡壘中的營內、有10名在商館以及8名以上在船上。這區域內有5,000名漢人，另有160名日本人，並有日本人村落〕

現時西班牙塞爾維亞市西印度古文書館（Archivo de Indias de Sevilla／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AGI）藏有一可能是今年所繪製之彩色「福爾摩沙島西班牙人港口圖」（Descripcion del Puerto de los Españoles en Ysla Hermosa＇in：Álvares, Formosa, tomo 2／佩德羅‧德‧維拉Vera繪製），此圖描寫雞籠港情形可謂甚詳，包括社寮島（當時西班牙人尚未建立城堡）、土人部落（位置相當今大沙灣，基隆市真砂、正砂里／CE 1654年《大臺北古地圖》則標示為金包里社）、淡水河（Rió Grande）、三貂（Santiago）灣和聖卡泰莉娜（S. Cathalina）灣，且與繪製於CE 1667年之「福爾摩沙島北海岸暨雞籠島圖」全然一致｛遵循西班牙及葡萄牙軍隊命名傳統，聖加大利納是在日後才因聖雅各（荷蘭St. Iago）而得名。聖卡泰莉娜／聖加大利納灣，即今蘭陽灣。聖加大利納岬（Punta de Santa Catalina），或稱聖雅各角（Hock van St. Jacob），或稱聖雅克角（Point Iaques），或稱聖哥角（Pointe Iago），即今三貂（Samtiau）、三貂角（Sanshiokiaku）。馬拉不里戈（Malabrigo）島，字意為「惡劣／不當的避難所」，即今龜山島。猴角（Punta de Monos），即今鼻頭角〔Petow Point／日治之前稱ヒタウ（hitau）岬〕。聖勞倫佐（Santa Lorenzo），即南澳。深澳Babatangan，俗稱番仔澳｝

西班牙人佩德羅‧德‧維拉（彼得路•第•貝拉、Pedro de Vera）繪製一幅「臺灣島及中國和馬尼拉之部分圖」（Descripcion de Ysla Hermosa y parte de la China y de la Ysla de Manila），其中有白蒲延（Babuyan）群島、漳州Chincheo灣（廈門灣）、福州灣、澎湖（Isla de Pescadores）及臺灣本島〔紡綞、鉛錘型，其中標示有淡水、野柳、宜蘭、雞籠、大員等位置，而雞籠灣之和平島與本島上各有一處土著村落，分別是Kimaurij／Quimaurri及Tappari／Taparri。但之後的荷蘭地圖Quimaurri變成在本島上原先Tappari所在之處（今日大沙灣？），Tappari則從雞籠消失（CE 1638年可能燒毀方濟會之教堂後，遁入山中），卻出現於淡水（河口，還控制了一些硫磺礦）。又其雞籠灣與大員灣之形狀，與前述「福爾摩沙島西班牙人港口圖」和「福爾摩沙島荷蘭人港口圖」大致相同。而雞籠位置有出現看守堡（la Mira）／原圖藏於西班牙塞維亞印地亞總檔案館，而另一描本在馬德里海軍博物館（Museo Naval）〕

 

CE 1627年：（明熹宗天啟7年／後金太宗天聰元年／日寬永四年）

4月27日，第1次馬尼拉補給船〔Socorro de Manila，從大港河谷往西之萬圭港（Bangui）啟航〕到達雞籠，此補給船制度是雞籠駐軍命脈之所繫，也是維繫西班牙此2據點的最重要支柱，更與雞籠的貿易興衰密切相關（CE 1629年起，馬尼拉補給船每年於春、夏各往返1次／3月與8月）

荷蘭只派遣2位探訪傳道（Scripture reader）來臺，其中狄奧多里（Michiel Theodori）到達後不久即被召回巴達維亞，而僅剩下探訪傳道勞倫森（Dirk Laurenzoon），他一直工作至今年5月，才返回

5月4日，新教甘治士（Rev. Candidius Georgius／甘迪留斯／康第丟斯／CE 1627年5月-1632年9月、CE 1633-1637年任職）牧師抵大員〔屬基督教加爾文（Jean Calvin）系改革派教會（De Gere for meerde Calvin）宣教士，先後共有29位來臺／CE 1631年10月離開臺灣調回巴城，並與總督賈桂斯•司貝科斯（Jacques Specx）之女兒結婚，CE 1633年再度返臺，與尤紐斯牧師駐居於赤崁。CE 1637年甘牧師任期屆滿返荷，利未士牧師（Rev. Gerardus Leeuwius）往熱蘭遮城接任。CE 1641年甘牧師返回東印度，CE 1643年擔任拉丁文學校校長兼圖書館館長，但CE 1647年4月於巴達維亞（今雅加達）過世，前後共居住8年，著有民族誌《臺灣略紀／臺灣略述／原住民概述／臺灣本島論述與志略／福爾摩沙居民簡介／福爾摩沙簡報》（A short Account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Discourse ende cort verhael van't eylant Formosa 荷蘭文），做為其希望獲得傳教資源之依據〕，原僅在服侍大員商館之基督徒公司職員，但甘治士趁臺灣長官納茨Nuyts為打通對華貿易而前往中國之空檔，進入新港社傳教｛傳教本土化、自學新港語、以拉丁文編寫《新港語字典》、教導新港社原住民用羅馬字（紅彝字）母拼寫新港母語〔新港文／紅毛字，以新港文撰寫之契約，通稱「新港文書」（Sinkan Manuscripts），俗稱「番仔契／番仔書」。西拉雅人用自己語言書寫，開啟了原住民文字書寫的第1幕，並延續至19世紀中期〕。CE 1871年，由美國駐廈門臺灣領事李仙得〔1830-1899／李讓禮（廈門領事任內）／李善得or李善德（牡丹社事件後明治天皇賜）／Charles W. LeGendre／法裔美國人，畢業於巴黎大學／CE 1866年7月13日，派駐廈門領事（老長官葛蘭特將軍特別安排）。7月，離開紐約前往利物浦，然後經陸路。12月，抵廈門。CE 1867年元月〜CE 1872年10月，就任駐廈門領事兼管臺灣事務／CE 1869年提出領事報告〈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Formosa〉，CE 1871年出版（中譯本《臺灣番事物產與商務》，臺灣文獻叢刊第46種）／CE 1870年繪製「Formosa Island and The Pescadores」（臺灣與澎湖群島地圖，561*558cm），此圖為CE 1871年《美國與外國商業關係年度報告》之附圖，而另有一幅較前圖相似但更詳細之中譯對照圖，現藏美國國會圖書館。其中，李仙得在臺灣半島東部標繪「Confederation of Eighteen Tribes under the Chief」（總頭目下轄18部落聯邦／而「聯邦」是國際用語，是指獨立國家所組成之鬆散聯盟），北方則為Bootang Tribes（牡丹社群／由北而南分別標示以排灣族群為主體之大龜文群社Takouboun、射不力群社Saponlai、女仍群社Qunar、高士佛群社Kousakouts、豬朥束群社Tui-ah-sock、射麻里社Sabaree、龍鑾社Ling-nuang、龜仔甪社Koalut等地域社群或重要部落），又番界以東（包含花東與恆春半島）為「土番地界」，是漢人與原住民分布的界線，非清廷認定之漢界。又該圖東部資料部分參考CE 1856年James Ackerman的地圖，而他也因職務上之需要，對臺灣西部海岸至內陸淺山的整體認識為當時西方人士之最。此外，李仙得也將CE 1869年深入中部虎尾溪、北港溪流域探勘的紀錄繪於途中，同時更特別標記德約翰Dodd登雪山，以及苗栗地區出磺坑油礦鄰近以德約翰為名之山脈，可見2人深厚的關係，實則曾一同於苗栗、南投內陸進行探勘，並有實際業務往來。該圖並圈畫出臺灣邊區社會生產較為興盛之地區，包括東北部漢族、噶瑪蘭平埔族、西部移居平埔族群雜處的「噶瑪蘭廳」（盛產稻米），以及南部在枋寮以南界外瑯嶠西海岸地區漢族、南部移居平埔族混雜的「界外」墾耕區域（自加祿堂至大樹房），更與本圖隱含之「商事和物產」的主題相呼應。總言之，此圖為CE 1860年代臺灣開港通商之初，少數具有較完整臺灣整體視野的西方地圖，也是繼17、18世紀西方傳教士和探險家之後，呈現西方對19世紀中葉臺灣的全盤地理認識。而實地「深入臺灣」勘查與紀錄為其有別於「遠距地理繪圖」（remote mapping）之處，可說是19世紀西方人所繪製最具代表性的一幅臺灣全島圖／CE 1872年投奔日本政府後改名「李仙得」／CE 1872年以「臺灣與澎湖群島地圖」為基礎增添資料而繪製〈臺灣南部之圖〉，臺灣圖書館藏。蕃地事務局《处蕃始末》撰寫一篇「提解」（李仙得台湾南部ノ図ニ題スル記文）說明該圖係李仙得以英、美海軍所製地圖為基礎，加上自己於CE 1867、69、70、72年4度抵臺見聞及自身測量而得。其中包含漂流船遇難地點、地形、族群分布、聚落等／CE 1890年出任李氏朝鮮政府內政部職務、王室宮內省顧問，CE 1899年9月中風死於漢城／著有《南臺灣踏查手記：李仙得臺灣紀行》（Foreign Adventurers and the Aborigines of Southern Taiwan, 1867-1874），羅伯特•艾斯基爾森（Robert Eskildsen）英編（取自《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第15-25章，Douglas L. Fix and John Shufelt譯，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2／第1章見《歷險福爾摩沙》第15章，陳逸君 譯，前衛，2010／第14、15章係克沙勒（Dogulas Cassel／1846-1875）、瓦生（James R. Wasson）關於CE 1874年牡丹社事件之信件及報告，未譯），黃怡 漢譯（第2-13章），前衛，2012／在牡丹社事件之前，李仙得總共訪問臺灣8次，和卓杞篤會面是其中的3次。李仙得和史溫侯一樣，在他們遺留下來之著作中，都反映了19世紀知識人多面向的博學強記，這點只要翻閱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就可得知／李仙得在《臺灣紀行》第23章留下了CE 1871年琉球人在北部牡丹社群領域遇害，以及18社架構內部不穩，隨時處在衝突中的伏筆，並藉大股頭人卓杞篤、2股頭人伊薩以及綿仔之口，說明自己已經構成一種新的整合18社之一個重要權威來源。須留意的是，李仙得之《臺灣紀行》其實寫作目的，是為了提供日本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出兵臺灣之知識指南，李仙得所理解的地景最後成為日本認識瑯嶠地區所運用之人際網絡資源，並藉由實際軍事力量將此化為現實〕在新港發現，但是係由日本臺北帝國大學村上直次郎教授命名。發現地區包括：西拉雅語Siraya之卓猴、岡仔林、牛稠埔；Taivuan語之麻豆、大武壠（「大武壠」一詞最早出現在17世紀初，記錄於《臺灣略紀》裡，指的是位於今臺南市玉井區之Tavorang，即「大武壠社」，而某些部落族人的自稱Taivoan「大滿」，可能是「大武壠」的音變）、灣里；高雄、屏東馬卡道Makatau語之茄藤、下淡水等社｝（甘治士說新港社人聰明而記憶力強，並在臺灣原住民生活中，隱含有某種形式之「民主」體制，而《福爾摩沙簡報》則是他作為爭取傳教資源的說帖）

6月28日，巴達維亞總督卡本特派第3任臺灣長官納茨（Pieter Nuyts、Nuits／1629-1636／學問最好、脾氣最倔、處境最慘）到達臺灣，濱田曾請求納茨而被冷落，又羈臺已2年，遂大憤

7月，濱田彌兵衛乃拐騙16名新港社原住民及漢人通事溜回日本，公然宣稱新港人欲獻臺灣土地予幕府〔日本人為宣示擁有臺灣主權，導演一齣「臺灣王」理加（Rijcka／Dicka／Dijcka）及15名族人（14名新港社人、2名漢裔通事／陳振三），「裝扮成使臣」朝貢、獻地給幕府將軍的戲碼，將新港社頭目封為臺灣王（Coninck van Formosa／福爾摩沙王）〕。24日，納茨Nuyts、下級商務員毛澤爾（Pieter Jansz. Muyser）及翻譯卡隆Caron趕去江戶求見三代將軍德川家光，以求解決荷、日間貿易上之矛盾。8月1日，納茨抵平戶，10月1日，至江戶，但遭拒見乃懷恨不平，反之新港社原住民卻可面謁。12月3日，納茨離開平戶一無所獲返回。24日，先於新港社人返抵大員（CE 1628年5月27日，新港社人返抵大員）

7月26日，西班牙人佩德羅•阿爾嘎拉索（Pedro Alcarazo）率Galera船2艘先行出發

8月17日，菲律賓總督塔佛拉Tabora親率加利恩大帆船Galeon「聖伊爾德豐索／聖埃迪方索」（San Yldefonso）號自甲米地Cavite出發，欲先行航向雞籠以補給及興建城堡〔第3次驅逐荷蘭人之遠征，原傀儡王船「無玷聖母」（Concepción）號因裝載大量磁磚而漏水致無法成行／西印度古文書館，第67櫃、第6箱、第30號檔案〕，再攻擊荷蘭人，但卻因暴風而折回。艦隊經修復後再行出征，然又於博加得岬（Cabo Bojeador）遭遇暴風。9月6日，又折回甲米地。而唯一開抵雞籠之船隻為「玫瑰聖母」（洛薩里歐、羅沙里歐、Rosario）號（CE 1628年3月12日回到甲米地／此行維拉Vera船長？死於原住民之手）。此時最先出發之2艘Galeon船卻達臺灣南部，而僅只於偵察荷蘭港口，後亦遭風吹回呂宋，至是未能將荷蘭人驅逐出臺灣海域（塔佛拉Tabora於CE 1628年8月4日致國王信函）。CE 1629年2月10日，臺灣長官納茨Nuyts向巴城總督和東印度參事會作了報告

10月29日，前臨時代理臺灣長官德•韋特de With率快船Erasmus和den Haen離開大員

年底，芝龍進攻中左（今廈門島）

雞籠長官卡冷猫Valdés派遣威拉Vera（維拉）上尉（中士）及20名士兵往淡水購米，但威拉Vera與7名士兵為林仔（Senaer）社與八里坌（巴里坌、Pantao）社雙方頭人殺死，13名逃回（威拉被誘殺事件／《巴達維亞城日誌》，CE 1644年12月2日）。此時，多列斯（Lázaro de Torres）艦長搭乘「玫瑰聖母號（Rosario）」補給船抵「聖救主城」（也是8月艦隊中唯一開抵雞籠者），隨後送出隊伍步兵100人前去淡水興築木堡壘以尋仇，並載滿整船稻米而還

春天，加法哈（Cristóbal de Carvajal）以商人身分，有過第一起之補給船私人貿易行動，受到哆囉滿Turoboan黃金傳說而在花蓮一帶停留，結果是大災難一場，之後在淡水擔任最後1任淡水長官／指揮官

英國人史畢德（John Speed／1552-1629）出版《中華帝國圖》［根據尤多庫斯•洪第烏斯（Jodocus Hondius／1563-1611）CE 1606年之《洪迪烏斯之中國地圖》（Hondius his Map of China／大部分內容承襲CE 1584年巴布達Barbuda之《中國新圖》，只是調整其北方向上）繪刻，並於CE 1626年新增豐富內容］，四周描繪亞洲各國人物以及港口、風俗。上方裝飾畫由左至右分別為路上行舟、澳門、京師（北京）、天主教徒殉道；右側裝飾畫由上到下是中國男人、中國男人、日本士兵、勃固女人（今緬甸南部一帶）；左側裝飾畫由上到下為中國女人、日本士兵、中國人、勃固男人，其臺灣作3島式

 

CE 1628年：（明思宗崇禎元年）

元月，鄭芝龍率李魁奇、鍾斌攻入廈門處死荷蘭人支持之許心素（漳州河系統，當時唯一可與晉江系統之鄭芝龍對抗的心頭大患。因CE 1620年代末期，海澄、廈門官商壟斷對荷貿易之故／荷蘭人以預付資金方式，和廈商許心素進行交易惟常遭拖延，乃故意於大員提高收購價格，以吸引中國商人前往，如此即可自行控制與中國之貿易。《詳《東印度事務報告》，CE 1626年12月13日），並迫使俞咨皋棄城而逃，且劫走「西卡佩爾」（West Kappel／West Cappel）號快艇，後主動和解歸還快艇及白銀

4月底，濱田彌兵衛率2艘日船重返臺灣，但遭禁止上陸，也不提供糧食飲水，並將新港人鎖入大牢，且沒收將軍頒贈之禮物，亦拒絕日人返國

5月，CE 1627年9月前往福爾摩沙島不成之艦隊指揮官加拉錯（胡安•德•阿爾嘎拉索、Juan de Alcarazo）將軍途經暹羅（Siam）時，發現一日本朱印船，他無視馬尼拉方面綏靖日本的政策，仍為報復舊怨而燒毀了日本戎客船，致使馬尼拉與日本緊張態勢因此大升（因為日本自CE 1624年起便正式與馬尼拉斷絕一切往來，所以西班牙試圖修補雙方關係，不只出於經濟上之理由，也是為了那些在日本受到迫害，卻始終未曾言棄的宣教士），稱之「加拉錯事件」。之後，加拉錯被判有罪且要賠償，但從未受到任何執行，甚至還被接受一項更大膽任務而投入日本前線，擔任西班牙雞籠守軍長官

6月27日，再度擔任巴達維亞總督之科恩，派遣卡雷爾•利文斯（Carel Lievensz）率6艘船艦（海員285人、士兵60人及9個月糧食）前來大員支援，主要任務除應對中國沿海混亂局面外，還包括應付臺灣北部之西班牙人

6月29日，發生「濱田彌兵衛事件／大員事件」（納茨扣押新港社原住民3個月不釋放，之後濱田、兄弟小左衛門（Kozaemón）、兒子新藏（Sinzo）乃策劃趁其不備，發動突襲將納茨劫持）。7月5日，荷蘭人交付生絲12,053斤，不足部分給付白銀13540.86兩（以每百斤折銀141兩計算）。6日（11日？），生絲及現金裝載上船，雙方互換人質〔荷方人質為：納茨兒子、毛澤爾（Muyser）、高級商務員范•代•哈合（J. van der Hagen）、赫特曼（Hertman）、姆爾庫爾特（Moercoert）；日方人質則是8（5？）名同等級別之日本人〕，釋放納茨，日本人啟椗臺灣揚帆歸國。25日，抵日本長崎，而其中5名荷蘭人質（未獲釋放而投監）中之納茨6歲長子勞倫斯Laurens，則被關3年後死亡。CE 1633年，其他荷蘭人質獲釋。同時，日本禁止荷蘭於平戶之貿易，並關閉商館、扣壓荷船（至CE 1632年10月解除，CE 1633年平戶商館才重開貿易，但江戶幕府則禁止朱印船前往臺灣）

8月8日（聖多明我節St. Dominic），西班牙雞籠長官卡冷猫Valdés派軍艦佔領臺灣西北海岸之淡水〔正如基羅斯Quirós神父所親見，淡水當時不過是原住民之莊園，還有3、4間中國商人的臨時居所。而聖多明哥堡不過是以竹枝與木棍圍出來之一片地，有幾處墊高的小丘以佈置大砲，以及幾座房子和營房來安置長官及少數士兵，且於CE 1639年即遭棄置／築堡前原基址（砲臺埔）上早已有漢人或番人建築之防禦工事／西班牙人將淡水河稱之為「金馬森」（Kimazon），將關渡附近的淡水河河口名之曰「卡西多」（Casidor）〕，並以土塊、蘆葦、竹幹和木材興建方形堡壘「聖多明我／聖多明哥」（Santo Domingo、San Domingo、Saint Dominic，即聖主之意）堡（3座高聳木造碉堡、1座瞭望塔），而後人也稱紅毛城（Hongmaotchai／Reduijt），與社寮島之「聖救主堡」互為犄角。另外，在于雅樂（黎列文、Camille Imbault-Huart／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1888-1890）《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臺灣島志》附圖〈淡水港圖〉中，於本堡對岸註記Ruies du Fort Espagnol（今八里區米倉里天后宮附近），意思為「傾圯之西班牙人城砦」〔居曼（路易斯‧德‧古斯曼、庫斯曼、Luis de Guzmán／1630-1634）少尉是第1任淡水長官，也是任職淡水最久之指揮官。CE 1632年，曾協助耶士基佛Esquivel神父建立Senar社之教堂／第2任淡水長官是奧就（Sargeant Uajor／1634-1637）〕

西班牙人雖然在CE 1626年即領有雞籠，卻到CE 1628年才進入淡水地區。在荷蘭人的評價中，西班牙人只有和雞籠地區之原住民關係較好；且其中也僅有Kimaurij和St. Jago的住民願意和西班牙人親近。西班牙人與淡水地區的住民之間，則時時發生緊張、衝突之情節，雙方曾有數次戰爭接觸的經驗。即使到行將撤守之CE 1640年，西班牙人對淡水地區的瞭解，也仍以「夾河而居」的Senar、Pantao兩村為主。儘管如此，CE 1632 年，一支由80多人組成的隊伍，「在暗夜逆淡水河而上，順武朥灣，發現臺北平原」。不久，又發現沿Kimazon（即基隆）河上溯，可經由里族（Lichoco）到達雞籠。而西班牙人之稱呼基隆河為Kimazon〔西班牙人曾將今基隆河命名為亞馬遜河（Rio Amazonas），後為馬賽人所引用，並加入接語詞Ki，最後發音變成Kimazon，但西班牙文獻中沒有，直到荷蘭文獻CE 1654年古地圖才有標示，中文音譯「基馬遜河」之由來。且該河為雞籠與淡水之間往來重要河道，荷蘭人則稱之雞籠河，這乃「基隆河」之名的由來〕，恐怕和它可以通達Kimaurij一地有關

8月21日，納茨誘捕鄭芝龍於漳州灣廈門島前其座艦「特克塞爾」（Texel）號。10月1日，強簽3年生絲14萬斤、砂糖50萬斤、絹綾50萬斤、糖漿10萬斤（以上鄭氏供給）、胡椒20（30？）萬斤（荷蘭售予鄭芝龍）等貿易協定書〔派4弟鄭芝豹（Sisia、Cicia、四舍）去臺當保證人（即人質），與臺灣荷蘭長官住在臺灣城約1年〕，體現總督昆恩所要求之「揭示臺灣主權」。但之後東印度總督拒絕承認其合法性，因為該條約於東印度公司不利

11月14日，荷蘭大員臺灣長官納茨派船攔截福州與雞籠、淡水間商船，但未成功

12月底，荷蘭宣教士（德國人）甘治士Candidius將其在新港社及附近生活16個月的經驗寫成《福爾摩沙居民簡介》、《福爾摩沙簡報》（A short Account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除呈寄給VOC高層外，也會寄給教會機構或人士，因此教會探訪傳道師瑞和耐Rechteren之〈東印度旅行記〉中會刊載有Candidus的《福爾摩沙居民簡介》。之後大約CE 1640年代起，I. Commelin編纂的《聯合東印度公司的成立與發展》也收錄〈東印度旅行記〉而廣刊於世。19世紀末，著名荷蘭教會史家賀勞特（J. A. Grothe）所編纂之《早期荷蘭傳教史料》中，有關臺灣宣教之冊，一開頭便刊載Candidus的《福爾摩沙居民簡介》，其便是採用Commelin印行的版本，使得Candidus的《福爾摩沙居民簡介》似乎已成為17、18世紀歐洲人認識臺灣原住民的主要資訊來源。18世記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孟德斯鳩（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在《法意L'esprit des lois／The Spirit of Laws》第2冊論立法者限制人口時，引述（18世紀John Harris英文版《航海誌彙編》Navigantium atque itinerantium bibliotheca）臺灣原住民婦女35歲之前不得產子，若懷孕得由女巫強行墮胎。而此女巫墮胎以限制人口之例，也為19世紀初人口學家馬爾薩斯（T. R. Malthus）的《人口論》所引用。不過，美國人類學家邵式伯（J. Shepherd）曾就此臺灣原住民人口議題為文，主張孟德斯鳩和馬爾薩斯之看法不正確，他認為西拉雅族的墮胎風俗，與該族男女的社會分工有關

年底（9月？），由於李魁奇叛去，鄭芝龍勢力單薄，乃被福建巡撫熊文燦招安為明朝官員「海防游擊」，命其掃蕩沿岸海賊。因其握有艦隊而幾乎掌控整個南中國海岸，支配大半貿易，壟斷與荷蘭人交易之市場（之後，李魁奇亦被招安。在熊文燦安排下，「以海道之南專責魁奇，海道以北專責芝龍」。亦即，傳統閩海一帶泉州以南之「漳南道」交由李魁奇，以北至福州之「興泉道」，則給鄭芝龍負責）

鄭芝龍向福建官方建議將大旱後災民疏散至臺灣，而且「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海舶載至臺灣，令其芟舍開墾荒土為田。…。其人以衣食之餘，納租鄭氏。後為紅夷所奪。」（《賜姓始末》，黃宗羲／可視為「豪勢之家」投資工本參與墾殖）

菲律賓總督塔佛拉Tabora於馬尼拉召開「自由貿易政策」會議，並派遣一身負20萬匹索之私人貿易團前往「聖救主城」，停留1年後始返馬尼拉

菲律賓總督召開財政會議（Junta de Real Hacienda）決定對由補給船自臺灣島運回的貨物收稅（運費＋進口稅）

何喬遠，〈請開海禁疏〉：「有地名臺灣者，故與我中國不屬，而夷人亦區脫之。」

本年底到CE 1629年7月間，臺灣長官納茨Nuyts與新港社姑娘阿蝦／蒲噜蝦／寶記（Poeloehee／Pocke）結婚（奪愛自甘治士牧師，留下「人面不知何處去」之遺憾），這是第1個荷蘭在臺領導人遵照在地婚俗締結之異地聯姻

 

CE 1629年：

加拉錯Alcarazo將軍，成為第2任西班牙雞籠守軍長官〔1629-1632，完成雞籠之聖安當／聖安東尼歐大稜堡（San Antonio el Grande，荷蘭人改稱Noord Holland稜堡／北荷蘭堡）、聖安當堡（San Antón、聖安東堡，又稱護退堡la Retirada、撤守堡or撤退堡La retirata or retirada，基隆市中正區社寮里琉球埔，原名「咾咕蒼」，今北區職訓中心基隆訓練場一帶／曹銘宗：位於全和平島中央山丘制高點，今龍仔山之頂）、聖米崙堡（聖米樣、San Millán，為圓型崗樓cubo，又稱看守堡la Mira，荷蘭人改稱維多利亞圓堡Rondeel Victoria）及聖路易堡（San Luis、Koevo，又稱桶方堡el Cubo，荷蘭人改稱諾不崙堡Nobelenburg／Eltenburg，今和平橋與觀光漁市交口處），這座要塞於CE 1629年由波頓（Nicols Bolen）工程師設計／CE 1636年羅美洛Romero描述，距San Salvador堡最遠者為San Antón（直線距離600步），另2處San Millán與San Luis，則和主堡相距有500步遠。上述堡壘均為石造，且能以砲火支援主堡。同年《熱蘭遮城日誌》又謂雞籠4座堡壘名稱為La Sanctissima Trinidade、St. Antonio、St. Millian、St. Augustin，與前述討論比對，可知La Sanctissima Trinidade即San Salvador、St. Antonio即San Antón、St. Millian即San Millán、St. Augustin即San Luis〕

4月底，普特曼／普特曼斯（Hans Putmnas／1629-1636）指派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第4任臺灣長官（主戰派，奉行科恩總督所定必要時以武力或戰爭打開中國貿易的政策，CE 1636年返回荷蘭），並透過鄭芝龍海商勢力之貿易船隻走私來大員交易，東印度公司的「中國貿易」自CE 1634年起才逐漸穩定（至CE 1640年間貨物金額擴張將近10倍）

6月21日，普特曼抵大員接任納茨，直到CE 1636年5月

6月（7月？）13日，納茨Nuyts親率荷蘭士兵往麻豆社欲捕抓漢人海賊三腳大爺（Sachataija），而發生「麻豆溪事件」（其中「麻豆溪」可推定是古早之漚汪溪，今臺南市將軍溪，而麻豆溪乃今之急水溪），麻豆Mattau／Toukapta社人（西拉雅族）設計殺害62（52？）名東印度公司官兵（除一位奴僕及翻譯外），其中包括商務員豪曼（Jacob Hooman）、下級商務員巴勒里爾（Cared Barelier）和指揮官斯潘亞特（Spanjaert）

7月下旬，臺灣長官納茨派遣軍艦「盾不黑／盾堡」（Domburch）號〔約翰‧卡爾布蘭特松‧布拉克（Jan Gerbrantsz Black）就淡水和雞籠之西班牙要塞繪製了《臺灣島北端之雞籠、淡水的敵方情勢圖》，此時地圖中可能已有道明會（Spanish Dominican）之諸聖修院／慈濟院／諸聖堂（Todos los Santos），但推測或許是當時之長官駐所，因基羅斯Quirós神父曾報告說「諸聖修院」乃建於CE 1638及CE 1639年左右〕、「迪門」（Diemen）號、「思洛騰」（Slooten）號及戎克船「幸運／好運」（Fortuijn／Goede Fortuyn）號進攻淡水以探查西班牙人虛實，但遭遇激烈抵抗而退回大員港（Taiuán／西班牙新抵第2任雞籠長官加拉錯Alcarazo將軍，以淡水「聖多明我」堡之加農砲將之擊退），這是荷、西2國在臺灣之第1次，也是唯一1次的武裝衝突。之後，馬地涅斯Martínez神父自淡水回航（CE 1629年8月），但至惡魔／魔鬼岬［Punto Diablos（Devil），今野柳（臺語音 ía-líu／自西班牙文「Diablo」音變而來，d與b音消失）岬角，《大臺北古地圖》編號49／Duijvel hoek或Caap Diable都是魔鬼岬角的意思］發生船難而去世（亦有說溺斃於淡水河口一帶／耶士基佛Esquivel，1632, fol.313r, 314r.）

8月初，納茨被撤職（提出121條答辯，稱總督所提臺灣政府各項缺失均非事實，他反而應該是績勞卓著），後因失職、弊案、醜行遭判刑2年。CE 1632年，納茨更被引渡至日本監禁於長崎之大村市（Omura）監獄4年，直到CE 1636年12月11日才獲釋

目加溜灣社焚社事件

尤紐斯（Robertus Juinus／尤紐士／尤羅伯／嘉齊宇士／1629-1643在臺／CE 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去世）牧師抵臺南協助甘治士牧師，CE 1640年7月12日巴維斯牧師（巴佛斯／Rev. Joannes Bavius／1640-1647）來臺，尤牧師始獲准休假，CE 1641年5月9日同意回臺灣，CE 1643年12月14日，離開臺灣再度返回巴達維亞，前後共住了14年，宣教事務則留給巴維斯牧師、范布鍊牧師（Rev. Simon van Breen／1643-1647）和候補牧師奧佛先生（Rev. Hans Olef）。總計，荷蘭人統治臺灣期間，先後有32人次在臺灣傳教（其中有3人曾經2次來臺）

荷蘭人開徵牡蠣稅（繳交牡蠣殼充稅）、貨物進口稅（什一稅）以及酒類課徵關稅

9月13日，楊•哈爾勃蘭德生•布洛克（Jan Garbrantsz. Block）於快船「特克塞」（Texel〉號測繪一《大員附近圖》（荷蘭海牙市國家檔案館CE 1914年地圖目錄續編第一之第140號圖），其中海圖有C普羅民遮Provintie、一鯤身島、E商館、市街地、G北線尾島、Zeeburg〔海堡、熱堡（一種海口防禦工事，針對大河入海之處，沒有高地可以利用的地方，建築一種稱為「方堡」或「角面堡（redoubt、reduit）」之工事，以保護背後的港市，具有這樣特殊功能之「方堡」就稱之「海堡」）、Zeefort、Redoute Zeeburg、澤堡砦堡，今臺南市安南區四草大眾廟正後方／CE 1627年於一鯤鯓北面北線尾沙洲上建造，CE 1631年加強，CE 1656年10月7日毀於大風災，因此CE 1661年4月29日入夜後，鄭成功戰船得以經鹿耳門水道進入臺江內海。CE 1999年，成大歷史系陳信雄教授找到其位置且挖出一角落，但後續因經費不足與欠缺維護技術及設備，臺南市政府文化局乃下令回填（〈北線尾荷蘭海堡遺址挖掘記〉，《臺灣文獻》，趙崇欽，52卷1期，p.131-152，2001）／15世紀末以來，西歐發展出之一種海口防禦工事，針對大河入海處無高地可利用的地方，建築一稱為「方堡」或「角面堡」之工事，以保護背後之港市。第1座海堡即建於熱蘭省之菲力辛根，用以保護後方之密德堡，並兼顧鄰近之商業大城，即比利時的安特衛普（Antwerp）之防護。這座荷蘭海堡現為一現地博物館，稱之「拉莫肯斯堡」（Fort Rammekens）〕、F舊商館、I新港溪、K蕭壠溪；臺灣本島地形圖有車路、鞍形山、桌形山／平頂山（de tafel，似指大、小崗山）、打狗角（de hoeck van Tancoeij）

9月21日，VOC荷屬東印度總督昆恩Coen逝世於巴達維亞，享年才43歲

11月23日，從大員派出230名武裝人員，選擇前往人口較少之目加溜灣社報復（之前7月曾殺害荷蘭人52名）。12月2日，目加溜灣社與麻豆社居民來到新港社，求見駐大員長官以簽訂合約。［江樹生，《熱蘭遮城日誌》（荷蘭據臺前期大多稱《大員商館日誌》，現尚存CE 1629年10月1日至CE 1662年2月16日之紀錄，但只存有其中18年，大約是在新、舊年交替前後送至巴城）］

12月中，中國福佬商人Jan Con〔楊昆、甄缸（Yan-kong、楊公）、Sum kon（廣東音）、Gouw Tsai、Gonthay（別名吳彩、憨泰）？與巴城僑長華商林六哥（Limlau／原與家人住萬丹營生，CE 1636年接下蘇鳴崗之職為巴城第2任甲必丹，但在CE 1645年過世）及臺灣僑長茂哥（Boijco、Boyko，林六哥兒子，於臺灣任通事，並經營如越南、馬來西亞與印尼等地區之遠距離貿易，以及臺灣的土地開發）有親戚關係／CE 1620年由萬丹遷往巴城，CE 1625-1629年間停留中國〕回到巴達維亞城，成為該城主要承建人，且承包各種稅收。CE 1639年8月31日去世。包樂史博士在其著作《奇異的公司》（Strange company，Leiden，1988）中第4章對此人有專門描述（莊國土，《南洋叢刊》第2期，1990）

《熱蘭遮城與大員》（Fort de Zeelande ou de Taiovang）圖收錄於《瑞和耐東印度遊記》之附錄，是荷蘭人最早關於熱蘭遮城與大員市街景觀之畫作。其中瑞和耐Rechteren記載VOC商館遷建大員於CE 1628年，而旁邊有絞刑架，表示大員已實施司法審判，同時熱蘭遮城外圍則多了一圈柵欄。但大員市街（第1次出現在圖像上）仍無法獲得熱蘭遮城之火砲掩護，處於不設防狀態，像是「境外」自由貿易區

「臺灣島北端之雞籠、淡水之敵方情勢圖」（Caerte van des vijants gelegentheijt op Quelang ende Tangswij op het noorteijnde van Isla Formosa／荷蘭海牙市國家檔案館CE 1914年地圖目錄續編第一之第141號圖）有彩色，比例為1/50,000，製作年代約CE 1630年。其中A雞籠敵方城堡聖救主城（含道明會之諸聖修院），B雞籠崖礁，C淡水堡壘（四角形城砦，標名為de Ronduit op Tamsuÿ）

《熱蘭遮城日誌》自今年開始有紀錄，即可看到年年月月均有漢人小帆船、舢舨從打狗運來鹹魚、烏魚等漁產，捕魚11月底至翌年元月中，有80-100艘。VOC派船至打狗、下淡水保護漢族漁夫，後者答應付魚與烏魚子的什一稅。又CE 1643年南巡報告，猴山此地住有持有執照的漢人。自CE 1639年開始，VOC內部人員即已有聲音請求在打狗設立城砦（reduyte），惟巴城當局甚至到CE 1660年仍不允許。CE 1651年開始派兵守備，CE 1654年7月臺灣當局議准在打狗築堡砦，派7名士兵守備。CE 1656年議會頒布，如魍港、加老員（Caya）、鹿耳門、蟯港、打狗以及二層行溪各地「外哨（buitenwachtplaats）」查緝。CE 1664年，荷蘭士兵於打狗山下之平地築木柵仔（paggeringhtje），應是哨船頭（後來英國洋行）。總之清代以前，如果我們不將焦點放在行政中心的臺南，應可發現高雄港市是另有一番景象的

 

CE 1630年：（明思宗崇禎3年）

2月，普特曼、鄭芝龍、鍾斌合粵兵殲滅同幫叛將李魁奇（芝奇、Quitsicq、Kwi-Tsik／泉州惠安人，踞廈門扼漳州灣之咽喉，致使船隻無法出入，因而駛往大員之商船幾乎斷絕，貿易額驟降／CE 1629年年底至CE 1630年年初，荷蘭人交易與交涉的對手是李魁奇）於廈門（《明實錄》崇禎3年正月、2月、11月／《熱蘭遮城日誌》De Dagregistern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CE 1629年11月1日）。12月，則擊敗叛將鍾斌（鍾六、Tousailack、Toutsailack、Touseijlacq／招降後仍不安於廈門的官職，猶四出「剽掠」，甚至劫奪荷人快船之貨物。CE 1630年12月3日，荷鍾雙方終於簽訂協定，惟數日後遭鄭芝龍驅趕往南方／《熱蘭遮城日誌》CE 1631年4月5日記載，鄭芝龍於CE 1631年3月17日在南澳擊敗鍾斌，而後他又於甘桔漾再次敗於鄭芝龍，再來則銷聲匿跡），廈門重歸鄭芝龍掌控（2月13日，普特曼與鄭芝龍在停泊於廈門之快艇Texcel號上，簽訂自由貿易和平協定書／《巴達維亞城日誌》第3冊，村上直次郎 譯註）。為報答荷蘭人的合作，取得6張允許商人前往大員與荷蘭人通商的通行證，但荷蘭人不滿

2月，VOC與麻豆社簽訂了維持9個月之和平條約，但實際雙方都在準備下次戰爭。麻豆社建築防衛村落之雙層牆，而臺灣評議會則向巴達維亞總部要求增加援軍［甘治士牧師致司貝科斯（Jacques Specx）總督函，1630.03.27］

5月9日，臺灣長官納茨遭解職，送入監獄等待正式審判，但CE 1631年即遭釋放

5月13日，於5月9日出發去調查大員以南直到（下）淡水之福爾摩沙海岸和金獅島（Gouden Leeuwseylant）的舵手Blacq，今日搭戎克船新港號回來了

7月6日，大員評議會決議錄載：「每日用小舢舨從事捕魚，他們要向公司繳納漁獲物之什一稅，但是他們用各種方法企圖逃避，…，允許每一隻舢舨船每月可發給1張執照，而每領取1張執照需要繳納1里耳。…。但是這些訓令，只適用於到碼頭之舢舨船，至在北風期中用戎克船、艋舺〔邊架艇獨木舟（outrigger canoe）／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卷6〈番俗六考〉載：北路諸羅番之「蟒甲，獨木挖空，兩邊翼以木板，以藤縛之」／18世紀70年代時人指出：關渡門從淡水港東入…番民往來，俱用蟒甲；蟒甲者，獨木為舟也，大者可容13、4人，小者3、4人，伐雙槳以濟，蠻奴習焉。雞籠內海所製最大，於獨木之外，另用藤束板，輔以木之兩旁，可容25、6人（《海東札記》，朱景英，1772）／海防理番同知朱景英《海東札記》書中提及傳統由廈門航渡臺灣，通盛以北極星為準，若黑夜無星可憑，則靠指南針定方向。假如針位稍有差錯，往往向南開到菲律賓、越南與泰國，往北則船隻飄蕩不知到哪裡去。到了臺灣本島，船隻在臺灣沿岸航行，若遇颱風，「北則墜於南風炁，南則入於萬水朝東，皆有不返之憂。」（《臺海使槎錄》，黃叔璥，p.3），若遇北颶風，則被吹往南邊，吹到「南風炁ㄑㄧˋ 」，遇到南颶風，會被吹往北邊之「萬水朝東」（即遇上黑潮與太平洋洋流，漂至美洲，因而產生「閱12年始還中土」之驚奇事蹟，自屬有可能。《臺海使槎錄》〈赤崁集〉：「…臺與廈藏岸七百里，號約橫洋。中有黑水溝，色如墨，曰墨洋，驚濤鼎沸，險冠諸海。或言順流而東，則為弱水。昔有閩船，飄至弱水之東，閱十二年使得還中土。」而朱景英《海東札記》：「或言，黑水溝險冠諸海。順流而東，則為弱水。昔有閔船飄至弱水之東，閱12年始還中土。或又言，雞籠山下實為弱水，名為萬水朝東，勢傾瀉捲入地底，流而不返。然均不可考。又蓉洲雜記言：『臺灣東北有暗洋，春夏為晝，秋冬為夜，蓋一年一晝夜』。其說甚誕，不足信。」又言「廈門達臺灣七百餘里中，巨溟界之，或曰『岐海』，一曰『橫洋』。…。船將屆澎湖，經黑水溝，乃海水橫流處，深無底，水多青紅碧綠色，勢若稍窪，故謂之溝，廣約百里」）。其中「勢傾瀉捲入地底，流而不返」，此即為臺灣海上史著名之「落漈／落溜」，漈或溜，意指水趨下而不迴。臺灣文獻的落漈，多半是在大、小琉球一帶，其實是繼承15世紀末以來，琉球國「西有彭湖島，海水斬低，謂之落漈，舟行悞入者百無一回」的地理認識。16世紀的地理資訊，言琉球國「…其山川黿鼉嶼、彭湖島為大。或曰國西古米山有礁甚險，舟至輒敗，即落漈也。」此古米山即今之久米島，是落漈的開始，是17世紀之後中國有關琉球更「具體」的地理資訊。但臺灣方志之類，則把原本臺灣西北方向的琉球久米島，轉移到東北方雞籠海域，甚至是臺東之東南方。又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則言：「隔南澳水程七更，古為落漈」，則將15世紀末以琉球為主之落漈地理知識，反轉拉到臺灣南方的東沙島海域。南風炁又作「南澳氣」，學界大體認為是指今日我國領土、離高雄約240海浬之東沙島，此島自16世紀以來的歐洲地圖，通常作Pratas Reef或Pratas Shoal，直到19世紀中還被稱為船隻由中國海通往臺灣海峽與黃海之death-trap（死亡陷阱）。東西世界海員咸認為此礁群是海上險惡之處。Prata為葡萄牙語，指銀，應是礁群沙岸銀光閃爍，致使歐洲船員如此稱呼。CE 1894年林豪《澎湖廳志》曾採錄今湖西鄉紅羅村（紅羅罩社）一男子洪銓要來臺當兵，並由廈門搭船出發，但中途遇暴風雨，舵壞而飄至「粵境之南」，其中「粵境」應為澳境，而澳指南澳，「粵境之南」是指廣東南澳的南方，因此才有「南澳氣」之名。接著「…水趨下，所謂落溜也。風忽轉，潮亦乘發，隨風潮吹至一港。海濱多壞舟，沙際皆白鏹，為海潮磨盪薄如葉，與白骨錯列，大鳥狀奇異，見人不飛…」，以上是在講廣東南澳南方之「落溜」、「南澳氣」與Pratas，而「沙際皆白鏹」、「大鳥…見人不飛」，亦呈現2、300年少變化的自然景色。至此在清代人之海上觀念中（方志轉引），萬水朝東，大致上都是在講臺灣東北面臨黑潮的海域（《清初海疆圖說》則記載在臺灣東南方，即郎嬌山、砂馬磯头山，「東南以下，則萬水朝東，莫能迴流矣」）。而落溜（落漈）和弱水或許應有2處：一是東北往太平洋方向，另一則是臺灣西南遠方的東沙島。尤其是西南方東沙島船難經驗，似乎成為清代文獻的主記憶之一，也是18世紀浙江杭州人袁枚《子不語》（儒學文化所輕視之怪力亂神軼話，有時卻反應了常民世界的虛實鄉間）所收錄的對象，其中〈落漈〉如下：海水至澎湖漸低，近琉球則謂之「落漈」（「落漈」是位於東北往太平洋方向）。落漈者，水落下而不回也。…。岸上砂石儘是赤金，有怪鳥見人不飛，人飢則捕食之。…。久於此，頗知海性，大抵閱三十年落漈一平，生人未死者，可以望歸。／人類學家凌純聲在CE 1953年還在里漏看到1艘已有780年歴史的艋舺遺骸〕船以及其他船舶向大員以南或以北出發捕魚之稅收（鰡魚稅），則仍保留照從前一樣徵收什一稅。」CE 1640年以後，荷人將此種漁業稅承包出去給中國人或少數荷蘭人。CE 1644年起，則將漁業稅和村社貿易稅合一，同時於每年4-5月間招標承包。CE 1650年以後，把近海漁業和內河漁業區分開來，其中鹹水魚供應荷蘭人，淡水魚則賣給原住民

8月5日，荷蘭「福爾摩沙評議會」載有決議，禁止福爾摩沙中國人釀造米酒，應是臺灣「酒業」之最早記載。此外，《熱蘭遮城日誌》也有戎克船從中國沿海載運釀酒用之「白麯」到大員的記載

12月8日（農曆10月24日），臺灣長官普特曼Putmnas巡視澎湖（Pehou，指澎湖群島的主島／天啟明城或暗澳城，約於天啟5、6年間興建，舊址在今馬公市朝陽里武聖廟。根據曹永和考據，馬公市朝陽里紅木埕的古城遺址並非荷蘭人營建之城堡，而是明末天啓年間，福建水師將荷蘭人逐出澎湖之後，福建巡撫南居益善後規劃、澎湖游擊王夢熊所主持修築者），載運石頭用以建造位在大員之城堡（即熱蘭遮城），他在部屬陪同下走遍澎湖全島，並繪製相關地圖。同時見雷爾生之城堡與中國戰壕殘跡依存〔因王夢熊之貪汙行為和氣候關係，由常駐戌守，復為春冬汛守，明軍城砦已成廢墟／「春汛清明前10日為期，駐3月而返；冬汛以霜降前10日為期，駐2月而返。」（〈澎湖臺灣紀略〉，杜臻）。換言之，官兵駐守之汛期將近半年，在新曆4月至6、7月、10-12月前後／明末、清代以來，澎湖北側之白沙島、中屯一帶正是防汛兵船巡防之入口路線。而荷蘭文獻中亦多次提及大明兵船自北方水道駛入澎湖灣〕，而島上娘媽宮仍點香火，並有人看守。另外，靠海邊則有少數貧窮漁夫。（江樹生，《熱蘭遮城日誌》，第1冊， 2000：p.7）

12月29日，巴達維亞決議在新港社新建之教堂住宅完工落成

12月30日，加拉錯Alcarazo派遣義大利籍道明會宣教士梵高•高奇（苟奇、Angel Cocchi、Ángel Cocci／CE 1633年過世）神父為首之正式使節團（從雞籠出發）前往中國建立商業關係，但遭受攻擊〔中國水手叛變而殺害多馬士•西耶德拉（Tomás Sierra）神父〕而以失敗收場，但於福州發現一鑄造西班牙僞幣之工廠

荷蘭人於CE 1630年代，從福建進口1車（石磨／molen）來臺，發展製糖業（巴城榨蔗製糖也始於CE 17世紀30年代）

威廉‧布勞（Willen Janszoon Blaur／VOC第2任地圖承包商）於阿姆斯特丹發行出版，彩色印製之《亞洲新圖》（Asia Noviter Delineata），此圖非洲、阿拉伯半島、南亞印度、中南半島及東南亞部分，已經過百餘年實測。而臺灣被畫成3節、類似脊椎骨組成的列島，其中北島標示為I. Formosa（南歐拉丁式名稱），中島Lequeo Pequeno（拉丁文／小琉球），南島Lequeo minor（荷蘭文／小琉球／明中葉以後，官方與民間刊行的輿圖把臺灣島標示為「小琉球」）

CE 1630-1640年代，馬尼拉景氣轉趨低迷，而北臺灣西班牙殖民據點（雖然是有助於將宣教士轉送至中國內陸及日本，而且天主教道明會士也很盡力傳教）全賴馬尼拉財源挹注，乃成為裁減之首要對象。同時CE 1630年代晚期，美洲往太平洋輸送之白銀數量急遽下跌，白銀不足讓馬尼拉營運更為不順

西班牙道明會宣教士於三貂角建造一聖‧雅各伯小教堂

 

CE 1631年：（明思宗崇禎4年；後金太宗天聰5年）

8月，一行200名法國人部隊從巴達維亞出發，前往福爾摩沙之臺灣碉堡接防，途經漁翁群島參觀今澎湖馬公天后宮，於28日抵臺灣（《穿越福爾摩沙1630-1930：法國人眼中的台灣印象》，龐維德，八旗文化，2020，P.35-41）

農曆8月，後金大汗皇太極攻大凌河城（今遼寧省凌海市），明登萊巡撫孫元化（一直以來與其同僚皆採用「紅夷砲」，並聘葡萄牙人為顧問，成效頗豐）急令騎兵參將孔有德（其火器部隊直接由葡萄牙人訓練，向來以高命中率聞名）支援，但孔部缺乏食物、銀錢，經過吳橋時造反，在山東境內連陷數城，史稱「吳橋兵變」。之後率兵直趨登州，孫元化急令張燾率遼兵守登州城外，並遣總兵官張可大發兵抗擊。CE 1632年農曆元月，登州失陷，總兵張可大自盡。農曆2月，張燾、孫元化放還回到京師，但遭陷害同被處死（9月7日／農曆7月23日）。CE 1633年農曆4月，孔有德從鎮江堡（臨鴨綠江出海口）降後金，降書曰：「本帥現有甲兵數萬，輕舟百餘，大砲、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與明汗同心協力，水陸並進，勢如破竹，天下又誰敢與汗為敵乎？」皇太極大喜，出郊10里迎接，原本缺乏火砲部隊的滿州人，此後也有「紅衣砲」武力，日後成為大清南下橫掃千里的大軍（中央研究院黃一農院士認為，明朝與後金採用紅夷砲是中國現代軍事史上的「第1次自強運動」）

上半年，荷蘭人自大員派高級商務員陶德Traudenius持續駐紮漳州灣，與中國人、特別是前往安海與鄭芝龍貿易

天啟末年，葡萄牙商人逐漸退出廣州市集，委託中國代理商即「閩攬」等到廣州貿易。但這些代理商的作為相當強橫粗暴，常夾雜劫掠等不法行為，逃漏稅也是常事。廣州交易會的正常市場秩序逐漸被破壞，於是，明朝政府不得不向葡萄牙人關閉廣州港口，致使葡萄牙人喪失廣州通商特權

鄭芝龍被官方派往征討廣東山賊，漳州海澄或漳浦幫之劉香勢力崛起

 

CE 1632年：（明思宗崇禎5年）

元旦，道明會宣教士高奇神父又抵中國福安，建立第1個傳教團。4個月後，方濟會士李安堂〔Antonio Maria Caballero／柯萊朵Diego Collado，第1名被派往大港之教士，CE 1619年被遣往日本。CE 1636年，欲返回羅馬討論中國之「禮儀之爭」（Rites Controversy）途中，在熱蘭遮城海岸被荷蘭人俘虜。編輯《柯萊朵字典》（Dictionary of Collado。CE 1641年，被國王召回西班牙，而從大港前往馬尼拉途中，溺死在Cabicungan），有拉丁文、西班牙文、日文3語對照，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東南亞資料庫有典藏〕神父也抵達中國，重啟方濟會自孟高維諾（Giovanni da Montecorvino）以來便告中斷之中國傳教活動

3月，加拉錯Alcarazo將軍率領西班牙人80餘名組勘查隊溯淡水河上行，發現臺北平原［跟北投（Quipatao、Kipatao、Kijpatauw／位於山腳下，大約有8-9個村子，還擁有大量的硫磺）社和里族（Lichoco）社等原住民接觸］，並沿支流基馬遜（Kimazon）河（基隆河）上行，發現到達雞籠之路線（可能是發現臺北盆地之最早文獻紀錄）。沿另一支流則延至武朥灣（Pulauan）

西班牙道明會宣教士耶士基佛｛哈辛托•艾斯奇維、艾基水、Jacinto Esquivel／著有〈福爾摩沙島的皈依情形／美麗島事情報告〉（Memoria de lo perteneciente al estado de la nueva conversion de la Isla Hermosa），提供神職人員閱讀／CE 1631年夏季抵社寮島之「聖救主城」，此時當地只有2個教堂，即金包里Quimaurri之「聖若瑟」（Saint Joseph）教堂〔CE 1630年，聖若瑟教堂遭暴風摧毀，乃將建材移至Taparri，另築臨時性之洗者聖若翰教堂／「聖路易斯•貝特蘭」（San Luis Beltrán）教堂〕，以及沙巴里Taparri之「洗者聖若翰／洗禮約翰／施洗者聖胡安」（Saint John the Baptist／San Juan Bautista／今基隆市中正區中正里）教堂。之後，在淡水林仔（Senaer）社處，接續馬地涅斯Martínez神父創立「玫瑰聖母（Nuestra Senora del Rosario）」教堂（距離淡水港約1里格多，比埤仔頭pi-a-tau之城鎮再遠一點／1里格=4.19公里），而傅耶慈Váez神父及輔理修士西美內士（Andres Ximenez）前來幫忙。耶士基佛往後則前往Taparri 並停留到10月〔後來託付給方濟會士雅瑯達（Gaspar Alenda）神父，CE 1633年抵臺，曾擔任隨營司鐸（chaplain）〕，再轉往淡水停留約10個月。起初待在「聖多明我堡」附近（CE 1631年10月〜1632年2月／耶士基佛建議用磚石改建紅毛城砦），之後遊歷Senar社（耶士基佛與居曼Guzmán從淡水紅毛城迎聖母像至林仔社安放，之後堅持歸還，但當聖母像返抵淡水時，淡水西班牙軍官卻派人護送回圭柔，而最後則安置在玫瑰聖母堂）。CE 1632年夏天，返回雞籠。CE 1633年8月9日及10日之間，赴日時在船上遇害，因日籍水手希望換得長崎當局獎賞／CE 1632年編著有《淡水語辭彙》（Vocabulario de la lengue de los Indios Tanchui en la Isla Hermosa）及翻譯《淡水語教理書》（Doctrina critiana en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en la Isla Hermosa），而後者CE 1645年在馬尼拉出版｝神父曾描述：從雞籠社寮島之西班牙堡壘往東，沿著海岸村落使用Baçay（巴賽）共通語言｛lingua franca／翁佳音教授認為巴賽語如同馬來語一般，被發展成一種商業交易之中介語言／講巴賽語的人從臺灣北部東北角，可能因貿易所需，沿著東海岸來到宜蘭，甚遠至南澳漢本〔日語音Hanbun，一半之意／日治時稱白來分、別列坌（ペレフン），今稱谷風（ゴオン）。泰雅族語Balihun，門之意，指此處位居山海的交會，船隻泊岸、山區獵物農產運下之地／清代後山北路之大濁水，在漢本火車站南方約1公里處，近和平溪口附近／正好位於北迴鐵路蘇澳至花蓮路程之一半〕、花蓮崇德、立霧溪出海口一帶。巴賽語系在宜蘭另外分支：哆囉美遠語Trobiawan、里腦語Linaw｝。12月，有從雞籠往馬尼拉之船員遇風漂至Santa Catalina灣（今蘭陽灣）或San Lorenzo灣［St. Lorenzo／Saint Lawrence英文（聖•勞倫斯、羅倫佐／CE 3世紀基督教徒）／路連蘇澳（Lōu-liân-sou-ò）／路連蘇（Lōo-liân-sou）澳，簡稱蘇澳。「澳」在漳泉語指港灣／St. Lourens荷文，今蘇澳灣］，而被蛤仔難〔Cabaran／Kavanan／Kapchulang／荷蘭時期稱「卡貝蘭灣」（Bay of Kabelang），荷蘭文形容繩子像弓一樣彎，叫kabelang（kabel=cable，lang=long，長繩提兩端，自然下垂成弓狀拋物線），所以bay of kabelang就是「弓弧型海灣」之意〕原住民殺害，包括西班牙人、大明人、日本人共80名（CE 1634年，馬尼拉派一小隊西班牙和卡加揚士兵由海路進攻平原報復，焚毀7座噶ㄍㄜˊ瑪蘭村落及殺害12名原住民。之後，西班牙雞籠駐軍長官羅美洛Romero也曾發動大規模征伐，結果促使蛤仔難之原住民從此馴服）

淡水河附近之八里坌（Pantao）社，其頭目向耶士基佛Esquivel神父說，他是很久以前銷聲匿跡的「西班牙人之子」（鮑曉鷗Borao也曾在史料集留下註解，他認為此人可能是CE 1582年之船難，西班牙或是葡萄牙生還者的後裔，只是他又想到文獻中並沒有生還者被留下來，沒有離開臺灣的記錄）

6月17日，打狗原住民殺死打狗灣內之Willem Kick助理和另外6名荷蘭人。CE 1633年8月，1艘荷蘭快艇從澎湖往大員，遇颱風在堯港南方約1哩處擱淺，有250名中國俘虜，約150人被荷蘭人帶至大員，另約100人從堯港附近進入內陸，但不知去向。CE 1634年4月14日，海賊劉香航離打狗（Tancoya）。20日，劉香在打狗上岸取水跟野人（即東番夷人）衝突，約有2、30人被殺（江樹生，《熱蘭遮城日誌》，第1冊，p.159／呂自揚，《打狗‧阿猴‧林道乾》，2014.12，p.31）

9月，納茨在喪子後仍被東印度公司逼迫下，送平戶被關以謝罪和贖囚，而荷蘭人於日本之貿易方獲開禁。CE 1633年，平戶商館才重開貿易（VOC雖表面投降，其實是另一次真正的侵略，但此種侵略之狡猾，是以納茨為替罪羔羊，而贏得最終之商業戰爭。另外，從「加拉錯事件」中，可看出西班牙人就跟日本人一樣，都注重「國王武力的聲譽」或「榮譽的至高性」；但在「濱田彌兵衛事件」中，對於新生之「商人共和國」荷蘭而言，「戰略、機會與狡詐外交」，才是其首要典範）。至CE 1636年荷蘭特使卡隆Caron與日人斡旋，並贈送796磅之枝形青銅吊燭臺給奉祀德川家康的東照宮。CE 1636年12月11日，納茨才獲釋放而返回巴達維亞

12月4日，福建巡撫鄒維璉遣鄭芝龍率兵擊海賊劉香（Jan Clauw、Jang Lauw、劉長卿，漳州海澄人，今漳州府海澄縣／「香老Hiang-lo」之譯音，原為顏思齊集團），敗之。香敗走廣東（《重纂福建通誌》卷267，〈雜記•外紀〉）

年末，鄭媽（Thayma，阿姨黃氏）所屬船隻運載生絲20擔與砂糖400擔至臺灣。以及往後，鄭芝龍4弟鄭芝豹、義子鄭泰（Teontij）都與臺灣貿易密切相關

當時臺灣魚場主要在南臺灣沿海，從笨港（今雲林北港／在雲林縣北港鎮到嘉義縣新港鄉南港村與板頭厝一帶，這區域埋藏著清朝嘉慶之前，因為大水被掩埋的古笨港）到打狗〔虎尾山／虎頭山／打狗仔／Tankoia／Tancoya（《熱蘭遮城日誌》）／Tancoia／Tanckoij／Takō、Takao（《臺灣踏查日記》），今高雄〕、淡水（下淡水）一帶，捕抓魚類主要是烏魚〔harders、mullet（烏魚子、karasumi、Hadercuyt）〕及土魠魚〔荷語coningvis、國王魚、帝王魚、Kingfish、溫魚（鰛魚）、塗魠、土魠thôu-thuh、都督tou-tok魚／CE 1646年2月27日《熱蘭遮城日誌》第1次記載有1,355條輸往中國，又魚季在烏魚季節後之12月至翌年3、4月之間，漁民駕駛舢舨於近海捕撈，範圍從大灣Tayouan海岸到南邊約2荷里（15、16公里）一帶。資料云此魚「一擔（百斤），或7條」，收取4 stijver的度量衡費用（weechgelt），可見每條國王魚平均將近15斤，算是大魚〕，魚季在12月至2月之間（東北季節風期／中國沿岸流）。漁船進港後須先向荷蘭人領取執照才能前往各魚場捕魚，補完魚後再回大員繳納什一稅（南路漁區：打狗、堯港、淡水、大員／北路漁區：魍港、笨港、二林）。又漳、泉以北之沿海漁業，以黃魚（Acipenser Mikadoi）為主要目標。而漳、泉以南，從潮州府開始都屬廣東省海域，主要目標是鮪魚（Tuna）

葡萄牙商人安布羅西奧•貝洛索（Ambrosio Veloso）向葡萄牙印度總督提出報告〔西印度古文書館（印地亞斯總檔案館、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Sevilla, AGI），第67櫃、第6箱、第8號檔案〕：自12月起至2月中為止的大量游來的魚羣，亦非常重要（還有更重要的，就是大批魚汛，由12月、1月持續到2月）

歐拉索（Lorenzo de Olasso／1632-1633）擔任臨時菲律賓總督

黎巴烈（Bartolomé Diaz Barrera，1632-1634，聖慈悲善兄弟會第1任主席）出任第3任西班牙雞籠長官

西班牙道明會宣教士耶士基佛Esquivel神父表示，土著已不再開採Taparri el Viejo（今金山）之硫磺礦，因為那會為他們帶來噩運〔〈福爾摩沙島事務錄〉（Memoria de las cosas pertenecientes al estado de la Isla Hermosa），提供行政長官閱讀〕。此消息來源可能是Tascale（墨西哥）人阿葵拉〔Domingo Aguilar、Auguilair，CE 1625年至雞籠，CE 1628年以自由民（vrijburgers）在雞籠落地生根，娶臺灣人為妻，無子女，有一養子〕，此人於CE 1642年告訴荷蘭人，他擁有一座硫磺礦 。又說：哆囉滿與Amadola產金，距離雞籠有40西班牙哩（約250公里），而路程分別為雞籠到三貂7哩，三貂到瑪蘭10哩，噶瑪蘭經蘇澳（St. Lorens）到Manin（宜蘭南澳）有6哩，此段可走海路或陸路。由南澳到有白色沙灘之處，即開始有產金子地方計6哩之處。所謂白色沙灘，翁佳音老師之前認為是宜蘭的大濁水溪出海口，但之後認為或許較南的大清水溪一帶才有類似白色沙灘。從這裡到哆囉滿計有6哩之遠，如此道路里程計算下來，都是有可能的範圍。再說：小舟可到哆囉滿，但中間被敵意甚深的Parocharon人（與Parrougearon同屬一詞兒拼音稍異）所阻隔

西班牙雞籠長官加拉錯下令禁止遠征尋金活動，西班牙人之黃金國之夢在此劃下句點，這與阿葵拉於今年有最後一趟哆囉滿（Turoboan、Tarraboan）黃金之行約當同時

今年耶士基佛Esquivel神父之報告，曾提到棉布（花布）是用來與原住民交換硫磺的好媒介〔在稍後之明鄭時期（1661-1683）似乎亦如此。林光謙約完成於CE 1685年的《臺灣紀略（附澎湖）》中，就提到：「礦產於淡水。土人取之，以易鹽、米、芬布（應是「花布」之訛，也應不是素色或單色的粗製棉布）。」〕。根據記載：「中國人會以chininas〔chini可指中國白糖，chininas說不定就是指糖（nas表多數）。郁永河來臺採硫（CE 1697年之《裨海紀遊》紀錄：「飲以薄酒，食以糖丸，又各給布丈餘，皆忻然去。復給布眾番易土，凡布7尺，易土1筐，衡之可得270、280觔（7尺=0.5疋，1疋布易硫5、6擔，1筐=2.5、3擔硫。惟出磺率若為50％，不計工作，則2疋布=5、6擔硫，竟與CE 1632年相仿，可見原住民只要小小代價就肯提供磺土，也證明其對布疋的喜好）。」），付給原住民之東西中有「糖丸」。馬來文有cindai（c讀若ch），意思是「花絹」〕、花布以及精緻的小裝飾物和原住民交換硫磺：2塊布料大約值5擔（500斤）硫磺，在雞籠約值3 reals（1花布=1.5里耳=0.135兩白銀）。」又提到：「在這裡（雞籠、淡水）1披索可以購買5塊布料（1花布=1.6里耳=1.44兩白銀），也可以換得將近1,000斤之硫磺。」〔rials，里耳／rials of eight=8里耳=1（西班牙）銀元peso=1披索／1里耳=0.09兩白銀〕

 

CE 1633年：（明思宗崇禎6年）

元月，方濟會士傅耶慈Váez神父（CE 1626年抵福爾摩沙島）欲往八里坌（Pantao）社（或北投社）傳教，而被林仔（Senaer、Sinack、Cenar、Chinaer、庄子內、圭柔，今新北市淡水區水源里一帶）社人殺害（只是基於村社勢力平衡的考量／深怕優勢落入敵對的八里坌人手上／特權象徵之背叛／馬賽聚落本就因宿怨而對立，又神父往來各聚落，可能因顧此失彼而增加聚落間的猜忌，為了發洩情緒就殺害神父），並殺死40名西班牙人，有12-15人倖存乘舢板脫逃，事後該社因怕西班牙人懲罰而逃入山中（往今日八芝蘭與北投Kipatao逃去）。西班牙人於是率百名士兵征淡水，逮捕14位頭人，其中數人被殺，其餘則被戴上鐐銬服苦役。爾後淡水地區的佈道工作，改由羅睦絡（牧羅、慕洛、Fray Luis Muro de San Misuel，CE 1635年受命到臺灣，居住於淡水教堂，立志以基督教開化原住民，但CE 1636年3月仍遭殺害）神父接手。經此事之後，因宣教師的努力而再歸順，林仔人接受洗禮（《大臺北古地圖》編號42，翁佳音，1998）

4月，鄭芝龍、鄭鴻逵與劉香再次於廣州灣鏖戰，劉香北逃（《熱蘭遮城日誌》，CE 1633年4月26日）

4月23日，普特曼回到巴達維亞城。29日，成為東印度評議會委員，任期3年，月薪300荷盾，並繼續擔任大員臺灣長官之職

6月2日，普特曼率領7艘船隊及士兵200人前往中國沿海地區發起突擊（以迫使能與明朝自由通商、在鼓浪嶼建立貿易基地、在福州派駐永久大使），迎戰劉香（但未尋其蹤跡），同時截擊由菲律賓返回漳州之帆船，然後北上佔領封鎖從南澳（潮州外海之島嶼）到安海（Anhay、Wanhay、Oahay，古為泉州古港之南港）之整個中國沿岸，對來船不加區別一律攔截掠奪。之後，再率領全部力量從中國南部轉移至福州灣，一路上可摧毀一切。最後前往廣州灣，攻擊並佔領澳門。若有意外，則可於佔城／佔城婆Champa海岸（今越南中部）攔截中國帆船或由澳門航往滿刺加Malacca（麻六甲）之葡萄牙大帆船，以打擊敵人

7月11日，普特曼抵漳州灣，駐紮於鼓浪嶼與廈門城之間。其間荷蘭人曾寫信給劉香、李國助（Augustijn／Augustina／Cocksouw／Toatsia Iquan，李旦之子，又稱李大舍）和劉香義子17舍（Sabsicia、Sasicia、Chapsica），建議聯合攻打中國的鄭芝龍。8月8日晚，中荷戰火即已點燃。14日，雙方船隊正式交戰［《熱蘭遮城日誌》，CE 1633年7月17-24日、8月8-14日／之前鄭芝龍在廈門打造之有雙層甲板，可以架設30或36具大型火炮的新歐式混合風格艦隊，被偷襲焚毀和破壞，爾後明朝再也沒人試著重建這類艦隊，因為鄭家此時已無人能望其項背（包括滿洲人與VOC），沒必要繼續在船艦設計上進行龐大投資］。後因停泊於漳州灣之荷蘭船隊遭受強烈風暴，乃駛往銅山港。另外《廈門誌》卷16〈紀兵〉記載，當時鄭芝龍赴福寧戰海賊劉香，荷蘭人趁虛而入，攻打中左所，焚燒船艦，官兵死傷無數，而福建巡撫鄭維璉乃急忙發兵，水路並進，鄭芝龍亦趕回重組新艦隊擊退荷軍，荷蘭人才率船逃入外洋

8月2日，臨時菲律賓總督Juan Cerezo de Salamanca（1633-1635）抵馬尼拉

8月，臺灣長官普特曼與鄭芝龍訂立貿易協定

8月，庫科巴科爾（Nicolaes Couckebacker／CE 1630年，被鍾斌捉獲。11月30日，獲釋）任VOC駐日本平戶商館館長，直到CE 1638年7月。CE 1632年，被暫時授命接替熱蘭遮城長官一職，並掌管貿易和公司在中國沿海的事務。CE 1639年12月，做為10艘海船組成之船隊總司令返回荷蘭

10月22日（農曆9月20日），鄭芝龍與荷蘭人、劉香在金門料羅灣大戰（鄭芝龍光以旗下最大傳統帆船戰艦，偽裝火攻船致打敗普特曼），明軍大獲全勝（生擒Antonij Paets），劉香臨陣脫逃大敗南竄（《巴達維亞城日誌》，CE 1634年4月4日記載，劉香佔領揚州），普特曼因此亦狼狽退回大員，奠定鄭芝龍稱雄閩海之基礎，「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來往；每船稅（閩南人稱「租」為「稅」）三千金，歲入千萬計，以此富可敵國。自築城於安平鎮，艫軸直通臥內。」荷蘭對華貿易幾乎由他壟斷，也因為航行臺海安全無虞，反促成中國商船源源到臺（從CE 1633-1640年，前後8年之間，在臺灣之VOC順利地從航海而來的中國商人處得到各種想要之商品，特別是生絲和絲綢織品，荷人甚至得在日本以「海事保險借貸」（bottomry）方式借取資金，拿來臺灣支付。這7、8年的時間，可以說是臺灣最能履行VOC之原始計劃「在一個接近中國大陸的地方，由中國海商供應中國商品，尤其是生絲和絲織品，從而換取日本白銀」的年代）。嗣後，荷蘭人不得不放棄〔以臺灣為轉口港（entrepot）〕在大陸口岸自由貿易之念頭（而普特曼則將其軍事精力轉向殖民地，並吸引數以千計之福建移民赴臺開墾／CE 1633年，荷人自中國引進蔗種，開始於本島從事經濟農作），只能接受鄭芝龍的安排〔荷人已體認到鄭芝龍這幾年，在前後2位巡撫熊文燦、鄭維璉撐腰下，日漸成為中國海上新霸主。公司乃放棄再結合其他海商武力相抗之念頭，而改採利用廈門商人林亨萬居間折衝。同時，鄭芝龍雖有前後任巡撫支持，猶不敢明目張膽與荷人勾結，因此時鄭芝龍仍非海上唯一勢力，所以也要靠林亨萬這號人物，此乃林亨萬（60-70歲）能登上此階段（1630-1640）歷史舞臺的背景及緣由。之後，鄭芝龍完全掌控中國海域，應是CE 1640年以後〕，自CE 1634年起，依賴中國海商運送貨品來臺灣供應，所以荷蘭人對日本貿易迅速擴張起來，臺灣成為荷蘭國際網路的一個重要基點。也因此造成大員商館資金之調動趕不上臺灣貿易的迅速擴張，荷蘭人無法消化鄭氏集團所帶來之商品，於是鄭芝龍乃於CE 1641年直接展開對日本貿易〔CE 1641-1643年，由鄭芝龍出口到日本之生絲數量，佔所有中國船輸入量的62-79％，絲織品則佔30-80％。如此使得大員之荷蘭商館無法得到來自中國大陸之生絲及其他絲綢織品的供應，於是荷人乃從東京（越南北圻，今河內附近）方面取得絲類產品，而臺灣成為中國絲銷日之轉口站地位，也就隨著CE 1640年林亨萬Hambuan之死而劃下句點。CE 1635-1640年期間，荷人賣到日本之生絲及絲綢織品有87％是由臺灣運去的，CE 1640-1654年期間降至23％，CE 1655-1668年期間更慘降至1％％。但臺灣在金、銀方面，依然是維持著VOC亞洲轉運中心之一的功能〕。臺灣成為自中國出口之瓷器、黃金，自日本出口的白銀之集中地

11月12日，東印度公司第1次對小琉球出兵，帶隊司令布魯恩（Claes Bruyn／Claen Bruyn／Cleas Bruijn）率領公司300名士兵與水手、新港社和蕭壠社（Soulang／今臺南市佳里區）戰士，以及快船Wieringen號與Bleyswijck號出帆小琉球，開啟滅島大戰（1633-1645）序幕，但未能發現任何居民，而此次討伐之目的完全未達成

日本因厲行禁教，遂施行鎖國政策（CE 1633-1636年），嚴厲禁止日人出國至海外貿易，至CE 1639年禁止葡船來日貿易，完成其鎖國政策。至是，荷蘭人在臺灣大員始將日本和西班牙競爭勢力完全排除，然其對中國貿易卻未順利開展

日本第1次鎖國令：禁止奉書船〔朱印船（shuinsen）出海時，除了原先的「朱印狀」外，還須取得由老中發出之「奉書」（ほうしょ），才能到東南亞進行貿易〕以外船隻渡航。此外，禁止滯留外國5年以上的日本人回國

福建對臺貿易全面遭禁，時任福建巡撫是鄒維璉

荷蘭人為了將台灣甘蔗以經濟作物出口，仿照印尼殖民模式，從福建引進大批漢人勞工。除了人力，搬運甘蔗、牽引石磨榨蔗還需大量獸力，甚至在今年在福建沿海劫奪214頭牛，CE 1634年特地挑出一批水牛，指定送去新港牽引石磨

 

CE 1634年：

2月21日，劉香在白石島和海豐附近搶奪30艘大戎克船，夜犯潮州惠來縣城，「擄人登舟，發票取贖。」3月15日，劉香與鄭芝龍部將在漳州河激戰，又掠奪了12艘滿載的戎克船

2-4月，高雄打狗、屏東下淡水舊有輸出稻米之紀錄（江樹生，《熱蘭遮城日誌》，第1冊，p.148、152-153），這種臺南對米需求、輸入的情形，在荷蘭人收服馬卡道人（原本就會種稻）各社之後頭幾年，仍然持續維持。尤其是CE 1638年春季，當時臺灣長官范德勃親自到大木連，視察該社稻米之種植情形，益發突顯荷蘭人因為雇用大量中國人，為了中國人之飲食習慣，而開始重視起稻米的產地（江樹生，《熱蘭遮城日誌》第1冊，p.296、386）。CE 1640年8月，臺南赤崁一帶稻米耕種情形成果很好，荷蘭人遂對中國人開始徵人頭稅（江樹生，《熱蘭遮城日誌》，第1冊，p.473），此後臺灣稻米逐漸可以輸出。CE 1647年4月，決定開放稻米自由輸往中國（江樹生，《熱蘭遮城日誌》，第1冊，p.619）

3月，劉香從澎湖傳信請荷蘭人讓其艦隊進魍港維修與補給，但遭臺灣長官普特曼拒絕。4月7日，劉香率艦隊攻擊打狗和堯港。8日夜（9日），再派600人攜帶特製雲梯襲擊大員熱蘭遮城（氣憤被荷蘭人毫無信義之背叛），但兵敗仍後突擊臺灣本島沿岸各地作為報復

5月20日，鄭芝龍於浯嶼外洋擊敗劉香，李國助則臨陣倒戈，投靠明廷

7月，VOC公司再度派遣士兵前往小琉球進行征剿。不幸，3名士官遭到殺害，卻無法抓獲島民。此後，公司又多次派遣士兵登岸抓人，始終未能如意。一直等到1636年住在林邊溪附近的放索社人歸順之後，公司開始籌劃「以番治番」策略，借助鄰近土著，剿除島民

8月28日，荷蘭士官Otto與士兵11人於堯港附近，遇到約200名裝備長槍、盾和砍刀的野人（應是搭加里揚人），但立刻退回，猜想是打狗之野人，顯然是為要捉強盜而出來。10月7、8日，位於新港、蕭壠2村社與南部之村社搭加里揚〔塔加里揚／Taccariangh、Taccareiang、Taccareangh、Takareian、Takrayang（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誌》，第1冊，p.152）／位於高雄東側，距臺南東南方20公里處／距離臺南安平12、13荷里，即8、90公里外，大約今天屏東市附近／原住堯港附近大崗山之岡山平原阿公店溪南邊，CE 1635年12月25日「聖誕節之役」後遷去屏東，CE 1646年改名阿猴Akauw社。阿猴社不是打狗原住民遷去的，原住打狗山下之土番原住民，後來他遷何處尚待探討〕社發生衝突，造成新港4人死亡，其中包括重要之改信基督教徒Camassary（荷蘭文獻在此第1次提到該社名Taccariangh，之前只稱打狗與堯港附近之原住民為「野人」）。11月3日，普特曼派出60到70名荷蘭士兵傍晚從堯港登陸。5日中午，協助新港和蕭壠人對付搭加里揚，5人遭火槍射殺並被馘（ㄍㄨㄛˊ）首（《熱蘭遮城日誌》）

10月，臺灣評議會決議，漢人除了向公司出售鹿皮外，不得出售給任何他人。CE 1635年，更決定將「因為銷售鹿皮給日本人，致使公司大受損害的漢人」驅逐出境，並強調「所有人都必須將全部鹿皮供應給公司」。CE 1637年為杜絕走私，轉而從所有自大員輸出之特定鹿皮與鹿肉［水鹿（Cervus swinhoei／Formosan sambar／泰雅人稱kamofu／史溫侯鹿）、鹿屬獐和羌（羌仔／Cervulus reevesi／muntiacus／泰雅人稱para）］徵收什一出口稅，而梅花鹿（Cervus Taiouanus）皮必須全部供應給公司之命令，則持續作用到CE 1641年前後

10月31日，臺灣長官普特曼與福島評議會根據新港人之要求，派出60-70名荷蘭士兵，協助新港人對付搭里加揚人（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p.173）

11月3日，VOC應新港社人請求，派遣中尉率約70名士兵出發前往堯港，欲攻打搭加里揚Taccariangh，傍晚在堯港登陸。5日中午，「在南邊桌山〔de TafeL／即大崗山，自CE 1686年蔣毓英修《臺灣府志》以來，所有文獻皆稱此座山和南邊小山為大、小崗山迄今，大崗山亦寫作大岡山，為福佬（Hok-ló）語山名〕附近與搭加里揚人交鋒，估計他們約有150至200人，非常高大強壯，被士兵用步槍射死5人，搭加里揚人則約2、30人受傷」（《熱蘭遮城日誌》，CE 1634年11月4、6日）。這荷蘭文的de TafeL譯為桌山，意思是山頂平坦如桌面的山，這是臺灣在島歷史上最早記載之第一座山。桌山附近的搭加里揚人，就是CE 1603年陳第《東番記》所說，居住堯港附近的「東番夷人」原住民

11月9日，臺灣評議會決定發放「不受阻礙、自由工作」之執照予漢人，效果非常好（《熱蘭遮城日誌》）

11月後半，臺灣評議會決議在赤崁建造一處醫務所（《熱蘭遮城日誌》）

新任西班牙雞籠駐軍長官羅美洛〔加羅買／阿隆索•賈西亞•羅美羅／Alonso García Romero，1634-1635，第4任西班牙雞籠長官，接近完成靠海之聖安東尼歐大稜堡、聖安東尼歐小稜堡（San Antonio el Chico，荷蘭人改稱海堡稜堡／熱堡Zeeburg，以上2稜堡均為石造）、港灣入口第一座稜堡聖巴斯地盎／聖瑟巴斯蒂木造稜堡（San Sebastián，只有靠近壕溝處之基座為石造，荷蘭人改稱東端堡Oosterpunt，再改稱Bulermberg／Bultenburg，又改稱半月稜堡 Half Moon Bastion）及南方之聖若望（San Juan）木造稜堡（基座為石材／荷蘭人改稱南端堡Zuijderpunt，又改稱小半月稜堡Small Half Moon Bastion）〕以軍事和司法手段涉入原住民生活圈，造成臺灣北部沿岸與淡水河流域附近村落之「西班牙治世」（pax hispanica），而從淡水沿基隆河陸路行走到雞籠都還相當安全，宣教士影響力比先前更遠。並且討伐蛤仔難原住民（CE 1632年，蛤仔難原住民攻擊西班牙船隻），致是西班牙勢力自雞籠、淡水、淡水河流域，而進入宜蘭平原〔所以之後CE 1635年基羅斯Quirós能在1天內為186名蛤仔難人施洗／曾在噶瑪蘭至少建立3座教堂（含蘇澳2座），〈17世紀西班牙人在臺灣之佈教〉，中村孝志，《臺灣史研究初集》，賴永祥，1970，p.128-129／中村孝志大作《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中收錄「CE 1647年9月赤崁附近開墾土地表」，表內除米、甘蔗（zuicker）、番薯（pattata）、藍（indigo、菁／閩南語「菁chhenn、chhinn」與Tcee、tchee、cee音韻吻合／VOC於CE 1636年前後在臺南所種植之藍靛，至遲於CE 1646年年底，臺灣菁Formosaensen Indigo已有運至巴達維亞城。「菁靛」是已做成染料，「菁子（閩南語chhenn-á）」則指未加工者，是「小菁」，即是VOC種植於南部臺灣園埔上的「木藍」，與後來北部山內發展之「山藍」，是不一樣的）與麻（moa）外，上有2種作物只列原文而未翻譯之字，即Teezee與Zabis。其中Zabis是印刷錯誤，原字為gabis，意指芋頭。Teezee則見原字為「kennip ofte teezee」，譯成中文是「麻，又名teezee」，且「Teezee / tē-se / tē-si = 苧紗 / 苧絲」的音聲極近似（亦即teezee是「苧紗」或「苧絲」之譯音，今天一般民間還在講。以苧織布的傳統社會普遍現象，如今漢語系臺灣人似乎忘的比較多，而由原住民再發揚成另一個文化特色）。而其中「moa」是閩南漳泉語，指的是脂麻（又明芝麻、胡麻與油麻等，以製油為主），「kennip ofte teezee」則指苧麻、黃麻類（以織夏布、製繩等為主）／蔣毓英，《臺灣府志》：「臺灣物產，以米、油、糖為大宗，苧麻、靛青次之」〕

日本第2次鎖國令：再次通達第1次鎖國令的內容

 

CE 1635年：（明思宗崇禎8年／清太宗天聰9年）

農曆4月，劉香自浙江海面南下，福建水師曾在白犬尾攻擊劉香部眾，未有結果。農曆6月，明朝水師陣列於竿塘白犬海壇等島之外海，而劉香部眾集結於竿塘洋面，海壇遊把總李應祥督率出洋，犁沉賊船20餘艘，劉香敗走南竄

4月，麻豆社男番攜帶Pockon到他社煽惑作亂。Pockon、Poukong是西拉雅語指箱子（kist），也是西拉雅人6月戒齋禁慾期（Warabo Lang Varolbo）中之宗教用具。CE 1636年約3月間，新港社男番又密謀慶祝被基督教牧師所嚴禁的9月民俗宗教慶典，事覺首從被捕。又CE 1661年3、4月，南部屏東山地排灣族力里（Durkeduck）社社番鬧事，麻豆等社隨VOC軍隊南下征討，獵取人頭回來，準備以傳統宗教祭典（應該是西拉雅歲時行事中4月之開春祭Toepaupoe）大肆慶祝，此舉難免遭受牧師訓斥。而當國姓爺攻打臺灣時，公司期待西拉雅人來援退敵，但可以想像西拉雅「爸爸paap≒祭司priest」（荷語paap，複數詞為papen。語源是爸爸，後指天主教神父、教宗，但在當時通常是對天主教神父之蔑稱，又進而延伸到用來泛指異教的祭師，例如日本傳統神官、和尚，在荷蘭文獻中也是被貶稱為paap。西拉雅族之男性「祭司=宗教人員religious specialist」應該是存在的）們應該餘怒未消，按兵不動，讓紅毛番獨自吞引苦酒，撤離美麗島

5月23日（農曆4月8日），鄭芝龍聯合廣東兵在廣東田尾洋（今廣東省陸豐市碣石鎮外洋）再度大敗劉香，劉香引火自焚，至此掃除海賊劉香勢力（此役胞弟鄭芝虎與堂弟鄭芝鵠葬身海域），爾後東南海疆唯鄭芝龍是從，中國商船則開始源源駛向臺灣。由於荷蘭人始終無法取得在中國自由貿易之權，不得不與進入臺灣之中國船貿易，以取得中國商品，並且隨著日本人被禁止渡航海外及中國沿海之安定，今年起荷蘭人對日貿易迅速擴張起來。至此，臺灣成為VOC在亞洲貿易區內的一個重要商館據點，之後臺灣貿易對象遠至印度東南之科羅曼德爾海岸（the Coromandel Coast）（印度半島東海岸／荷蘭人從中國購入黃金用以維持科羅曼德爾之織物貿易）、孟加拉、波斯一帶，更成為包括荷蘭本地之世界市場貿易集散地之一

5月26日，荷蘭人在西拉雅族新港社開辦了「文字歷史／文獻紀錄上」臺灣的第1所學校（Rev Wm. Campball：Formosa under the Dutch, 1903），並且以羅馬拼音教授西拉雅語及基督教教義，整整早了臺南孔廟29年，直到CE 1813年都還有族人會使用。而到CE 1648年後，為了推行荷蘭化教育，學校才開始教授荷蘭語，並依荷蘭本土作息來上課，要求族人改成荷蘭姓名、穿荷蘭服飾

6月，新任菲律賓總督高奎臘（柯逵拉、科爾奎拉／D. Sebastián Hurtado de Corcuera／曾於CE 1632-1634年擔任巴拿馬Panamá長官／1635-1644）抵馬尼拉，24日上任，施政重點在於控制棉蘭老地區穆斯林之作亂，甚至於CE 1637年親自參與對抗南方摩爾人叛亂的軍事行動，而無暇顧及臺灣，乃造成補給船經常延誤，使得雞籠港之聲譽一落千丈，中國商人不願來雞籠港與西班牙人交易，致無法達成殖民目標，而雞籠遂成為裁減之首要對象

因CE 1626年濱田彌兵衛事件纏身、CE 1633年料羅灣海戰失利，以及CE 1634年熱蘭遮城遭海賊劉香襲擊，直到今CE 1635年，為了樹立在臺灣統治威信東印度評議會，始決定展開報復麻豆社人

8月，臺灣長官普特曼自巴達維亞獲（總督范迪門Diemen）之准派來475名士兵（且容許保留士兵1個季度，從而希望公司在極短時間內獲取一片富庶的殖民地。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p.167-168），先後發動麻豆、搭加里揚、蕭壠、小琉球等戰役攝服各社，逼迫各社簽下敗戰合約，讓出土地權利

9月12日，新港人秘密起事謀反（牧師禁絕新港社節慶可能是導火線），長官派出80名士兵前往，捉拿3位新港社頭人押送熱蘭遮城（〈尤紐斯牧師致普特曼長官函〉，CE1635年9月27日）

11月23日（農曆10月14日），臺灣長官普特曼率領500（475？）名荷兵渡過臺江內海登陸進攻麻豆社（麻豆社與蕭壠社正逢麻疹流行），尤紐斯牧師則率新港社2千人｛新港社失去日本盟友後，轉而要求並協助荷蘭人對付世仇麻豆社。自此之後，直到18世紀末臺中巴則海族岸裡社興起〔前身是斗尾龍岸（Tarranogan）社／是土著、漢佃與清廷官僚勢力交互激盪下之產物／主要跟巴布薩Babuza族（巴布拉Papora族，簡史朗／Papora之原始分布為：西邊從清水海岸平原起，東邊到臺中盆地的豐原山地、太平霧峰山地止，北邊到大甲溪、南邊以大肚溪與巴布薩Babuza族為界。Papora包含大肚社、猫霧捒社、水裡社、沙轆社、牛罵社等5大社群）之猫霧捒社（舊址原在北臺中盆地今臺中市南屯區一帶，後往大肚山麓移動，推測因此出現猫霧拺西社之稱）交易往來，而與西部海岸地區的道卡斯族大甲社、巴布拉族牛罵社等，有敵對關係／以好勇善戰著稱，在維生方面則採游耕燒墾、狩獵採食野菜的方式〕之前，新港社一直是外來政權鎮壓島內敵對勢力的好幫手｝繞道合擊（當時范勃亨也在列），但麻豆社人聞風而遁，有260人被殺，而3,000人規模之南臺灣第1大聚落，竟遭縱火焚燒淨盡（《巴達維亞城日誌》，CE 1636年4月），該掃蕩模式則成為荷蘭人往後征討原住民村社的慣例。28日，雙方議和（懲罰建牧師住房1座、豬30頭和每戶稻穀1把）。12月3（19？）日，麻豆社人攜帶檳榔及椰子樹苗至熱蘭遮城栽種入土，表示已將土地連同產物讓渡給荷蘭議會

12月3日，荷蘭人決議懲罰搭加里揚社，位於大員東南方12-13浬（約2日路程）。21日，赤崁組成千人大軍準備由海上登陸，但因天氣因素改在22日午後從赤崁由陸路出發。23日，途中見搭加里揚人在打獵。24日傍晚，荷蘭軍隊前進至一冬天仍有水之大河流〔新港（臺南新市）約2天路程之地理條件，應是發源於烏山（又稱外烏山，今稱中寮山）之阿公店溪〕北邊，爬到樹上即可遠看河流對面之搭里加揚之房舍。25日，原居住堯港（今高雄市興達港）附近岡山平原之原住民搭加里揚Taccareangh社，遭500名荷蘭士兵及400-500名新港等社人聯軍越河攻擊，該村社房屋糧食被全部燒毀，而大社及各分社逃遷一空至今之屏東平原，或高雄平原東側丘陵山區（謂之「聖誕節之役」）。27日，軍隊回到新港？，有許多人得到天花病死。此後，鳳山一帶的平埔族，也紛紛與荷蘭人簽定和約接受統治。其他平埔族，則南移到屏東避禍，形成後來的「鳳山8社」。而臺南到高雄一帶的廣闊平原〔從新港溪（今鹽水溪）or二層行溪（Nisoko-kei，今二仁溪）至下淡水溪，荷蘭人佔有之整個高雄平原已無原住民村社居住（包括打狗山），並且荷蘭人開始統治屏東平原／大小崗山以東至烏山，居住有新港、尖山（尖山仔／《雍正臺灣輿圖》是最早畫有尖山社者，但仍無水蛙潭社）、水蛙潭（CE 1764年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之鳳山縣北境圖中繪有水蛙潭、金山）等3社平埔原住民，加上烏山分水至旗山溪洲的大傑顛社，稱「大崗山後4番社」，何時入居此丘陵區並無記載，推測「聖誕節之役」後有部分原住民，分散逃退到平原以東之丘陵山區。惟最晚在清康熙時期，就有平埔社番居住（康熙官方以平埔之居住地為社名），乾隆年間漢人始入墾居住，以立「典契」、「佃契」方式，將社番土地典予漢人，期滿地主備足契面銀（典價銀）贖回，且漢人仍須按土地大小每年另繳納番租（例如水蛙潭社土地為新港社所有，都需向新港社納番租）。至清末光緒、日治初期時，水蛙潭土地已全部成為漢人所有，另部分尖山社民因保有番屯田，仍一直居留在尖山（CE 1905年平埔熟番人口調查，蕃薯寮廳尖山社平埔族戶籍登記簿尚有男42人，女43人，共85人。而此時水蛙潭社番並無人登記，表示皆已退出水蛙潭）。而社番失去土地，就逐漸往東往內山，或改漢姓後漢化〕乃形同真空，荷蘭人陸續引進中國移民來開墾［自CE 1644年開始，公司為鼓勵中國移民種植甘蔗和稻米，同時也防止移民和赤崁附近原住民混在一起，或侵佔原住民獵場，特別撥出二層行／清水溪（今二仁溪）以南，鹽水溪（今三爺宮溪）和打狗（今高雄／臺語音Ko-hiông）之間約有70公里無原住民村社的地區給予中國移民拓墾耕地（《17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格斯‧冉福立 著，江樹生 譯，1997／下冊論述篇「赤崁的土地規劃」，p.72-76。有關大員公司將清水溪以南到下淡水溪之間的廣大草埔撥給漢移民耕種的過程）。CE1657年，茄定及打狗一帶農地稱之Coyett polder，堯港一帶農地稱之Poespas polder，即所謂觀音山（Quannimswa）與竹仔港（Tikarang）農區／赤崁農地及其附近稻作徵收什一稅，贌受給出價最高之贌ㄆㄨˊ商去收（江樹生，《熱蘭遮城日誌》第2冊，p.679，CE1647年10月10日）］，以鞏固自己在臺灣的統治地位。再加上當時日本實施鎖國政策，無形中消弭了荷、日雙邊之貿易和主權衝突

12月18日，臺灣長官普特曼與麻豆社人簽訂停戰合約；此一「麻豆條約」，成為日後東印度公司與歸順原住民村社訂約的範本（VOC承認臺灣原住民擁有主權，雙方簽下主權讓渡合約）。約中明載村社之4處主要集會所（4大公廨），需每3個月輪流一次「張掛親王旗」（國際法定義下，擁有臺灣「完整主權」的第一步／荷蘭三色小旗prince flaggetien），並作為該社首長（bevelhebber）、長老（outsten／oudsten）集會的地方（《巴達維亞城日誌》，CE 1636年2月11日）。之後，尤紐斯牧師居間協調，又促成28個村社之歸順儀式（荷蘭人藉著這次之軍事行動，繼續威嚇其他地區原住民。2個月後，有27社的原住民向荷蘭人投降並獻出土地。半年後，歸順荷蘭人的原住民增加為57社。荷蘭人至此完全控制了臺灣西南部）

麻豆村向新港村支付9頭豬和8枝矛槍，做為對之前襲擊行動之賠償。而另一種協商方式是向求取和平的村落、向想要求同盟合作抗敵的村落呈上武器，表示尋求和平之意願。最後歸服的象徵，則是送上自己村落生長的植物

年底對臺灣西南平原原住民的武力征伐，是與原住民村社首長之派任息息相關的

權力信物—藤杖，也在同一時期進入（藤杖不僅是代表轉移給長老之權威，也是長老效忠長官的「象徵」／長老職位只有長官才能移轉和賜與）

自麻豆社歸順公司開始，歸順代表不直接前往官邸，而先去新港社表明締和意願。此一關鍵位置，使新港社從一個濱海小聚落，提升為僅次於大員公司的重要村社，在象徵權勢的空間脈絡中獲致不同於以往的地位

荷蘭探訪傳道師（Krankbezoeker）瑞和耐（Zeyger van Rechteren、Zeygert de Rechteren，CE 1629-1632年間至亞洲旅行／1600-1646）刊行《瑞和耐東印度遊記》（Begin Ende Voortgangh Van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並附有1張熱蘭遮城初建時之版畫（約1630年／最早問世之福爾摩沙圖像），另附件中含有甘治士Candidius牧師之《福爾摩沙簡報／臺灣略述》。也有英譯本收於倫敦出版商Thomas Astley之《航海記旅行記集／新航海遊記大全》（A New General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刊於CE 1745-1747年，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有藏

於魍港河口（今八掌溪口）西之南北走向島嶼［青鯤鯓，今臺南市將軍區、七股區濱海交界處／「鯤鯓／鯤身／崑身／「鯤」就是「艮」，就是儒艮（dugong）」是指海中大型沙丘（只出現於臺南海岸），「崙」是指沙岸上大型沙丘，而「汕」是低平沙洲］建造菲力辛根（福里興恩、弗立新恩、Vlissingen、Vlssingen）方堡？or圓堡，高32呎，基地40平方呎，地下深15呎（《東印度事務報告》，CE 1636年12月28日完工／CE 1644年已殘破不堪，稍後於對岸另建一防禦工事。華倫坦Valentijn，《新舊東印度誌》Ⅳ，tweede stuk，p.35）

日本第3次鎖國令：中國、荷蘭以外的船隻只能進入長崎灣之人工嶼「出島」（Dejima／Deshima／Desima），禁止所有在外的日本人回國

道明會宣教士基羅斯〔奎洛斯、基洛斯、奇洛斯／Teodoro Quirós de la Madre de Dios、Theodoro Quiros de la Mandre de Dios／自CE 1633年起駐在臺灣北部，一直到CE 1642年之10年間，他巡迴於淡水河流域之Pulauan（武朥灣社，今板橋區港仔嘴一帶／無種米習慣，而須向淡水之林仔 Cenar社與北投 Kijpatauw社買米）、Camaco（Pariën社頭目名，《熱蘭遮城日誌》／八里鄉境內）、Maupe（Haupe之愆字，即大屯山╱大洞山 Touckenan／奇獨龜崙、Touckunan或獨龜崙、Touquenan、Ki-tok-ku-lün社，即大屯山社，今淡水區竹圍一帶／永和區有龜崙蘭、龜山區有龜崙嶺頂莊，「龜崙」非閩南語，而與「海山」一樣應該是原住民番語之命名）、Senar（林仔社／擁有8-9個村落）及Parakucho（Parricoutsie，別名 Lamcam、Lamkan南崁社／非之前比定的八里嘎嘮別社及小八里坌社）等社盡力宣教／先學會他加祿語，後來成為第1位有系統歸納巴賽語文法、字彙、教條、告解，以及1部長篇教理書〕神父曾於天花瘟疫爆發時至淡水河（8天320名）、聖雅各／三貂（5天141名）、蛤仔難（8天186名）施洗〔加上施若望（加西亞、Juan García）神父施洗人數186名，總計達833名〕，使得淡水河一帶之傳教工作前景看好，但之後傅耶慈和羅睦絡神父被殺，此一樂觀態度乃丕變，加上駐軍撤退也使傳教工作中斷〔馬賽／巴賽╱瑪鋉Basai（或Basay，人的意思）廣泛分布在臺灣之北海岸至東海岸地區。呂宋與臺灣間之巴丹群島（Batanes Archipelago），其主島名是為「馬賽」（Basay），此島嶼現名為巴斯寇（Basco），乃是因為菲律賓總督巴斯寇（José Basco y Vargas／1778-1787）於CE 1782年遠征巴丹之故。而菲律賓北部之大港省（Cagayan Province）之大港河口，也發現有Aparri、Camalaniugan之地名，分別與福爾摩沙島之Tappari／Taparri和Cavalan（或有唸為Camalan者）等地名非常近似〕

西班牙臺灣駐雞籠軍長官羅美洛Romero去職，新任長官為厄南德（法蘭西斯克‧艾爾南得斯、赫南德茲、耶爾南迪斯、Francisco Hernández，1635-1637，第5任西班牙雞籠長官）

從芬伯翁（Joan Vinckeboons、Johannes Vingboons／1616-1670，威廉‧布勞之雇員）之《熱蘭遮城鳥瞰圖》［Zeelandia，由首勒蒙（David de Solemne）原畫描摹而來］中，頭一回清楚認識4個稜堡（文藝復興堡壘）之外形呈銳角狀。但其西北角有安納梅登（阿呢茂登、Arnermuyden）稜堡比其他3座低了很多，且無安放砲位，而西南角之密德堡（密斗、Middelburch）稜堡也沒安放砲位，反而面向大員市街之菲力辛根（佛立新恩、Vlissingen、Redoute de Vlissingen、弗利辛根砦堡，今臺南北門一帶／17世紀初，荷蘭西印度公司也將此地名帶往今日之紐約市，而英、美國人把Vlissingen讀成Flushing，即今皇后區法拉盛）稜堡與甘伯菲爾（甘伯斐爾、斐爾樂、Camperveer、Veere）稜堡都安放了大砲，這是因為防備中國人比封鎖大港出海口還重要。另外，在熱蘭遮城主堡之下出現了一座土方構築之臺基，且其西側（臨大員市街那面）也刻意挖出一道城壕（ditch），城壕之外則是一片緩坡，亦即所謂斜堤、衝擊坡（glacis），而衝擊坡和稜堡的設計同時出現，目的是在稜堡的正面形成一片逐漸上昇之緩坡，使得敵軍加農砲因射角太高而無法轟擊城牆。可能是為了方便裝卸貨物，新商館及倉庫建於城堡與主航道之間，使熱蘭遮城面對大港出海口的射角完全被遮蔽

畢懋康所著之《軍器圖說》木刻成書刊印，圖文並舉了各種火器，並敘說軍器之製造、使用與威力等

 

CE 1636年：

元月8日，荷蘭人又討平蕭壠社。之後，再開往大武壠{今年Junius牧師向公司17董事會報告中 ，指出大武壠社地點和範圍離新港社1天多路程的3個山內社番：Tevourang（大武壠社）、Taiouwang、Tusigit。又《熱蘭遮城日誌》也標明由大目降（Tavokan，臺南新化）到大武壠路程約1天。文獻又指出：Tamani社和Terriverrivang小社〔約位於目加溜灣社與大武壠社半路間，進一步參照成書於CE 1717年（清康熙56年）前後之《諸羅縣志》卷一〈封域志〉記云：「大武壠山…內社9：大離蚌、噍吧哖、邦鶻、內蹈綱、敦里礁吧哩、萬打籠、內幽、籐橋頭、美籠。」另外，成書於CE 1722年（清康熙61年）稍後之《臺海使槎錄》〈番俗六考〉中「北路諸羅番四」也載有：「大傑巔、礁吧哖、木岡、茅匏ㄏㄨˋ頭社（大年㕩／蚌音pãng，㕩是俗體字，臺南新化仍有㕩口pãng-kháo舊地名）、加拔（茄茇）、霄裏、夢明明（自頭社以下皆生番）」。「大離蚌」與「大年㕩」2詞發音，大抵類似Tai-li-pang或Tai-ni-pang，與Terriverrivang音值非常接近，應是後者的漢字音譯。Terriverrivang就是臺南左鎮境內舊地名「茅匏口」，這裡尚留舊地名木公（木岡）、公館與口社寮〕位於小山之中，1日路程。因此，荷蘭時期之大武壠與噍吧哖番社都在現在臺南大內頭社開始往東算起，且定根於地上，從那時起到現在應少有變動／今臺南市玉井區}招降。13日，返回熱蘭遮城

2月4日，搭加里揚（Takrayan、Taccareyan／本就在今屏東市，CE 1646年改名為Akauw阿猴社／遭荷蘭人重創後，逐漸因人口稀少致勢力微弱，轉而由鄰近之阿猴社人所取代）大社或本社（荷蘭文獻慣例，常用一個大社或主社，來泛稱該地一帶之同族群）、下淡水（Varovorongh／麻里麻崙／屏東縣萬丹鄉香社村／香社舊名番社、番仔社）、大目連（大木連／Tapoliangh、Tapouliang／上淡水／屏東縣萬丹鄉社皮／大木連是搭加里揚人的村莊之一，《熱蘭遮城日誌》，CE 1638年3月23日）、塔樓（搭樓／Sataliow、Sataliouw、Soutenau／里港）3分社頭人7人（牽17隻大豬）到臺窩灣（大員、安平）與荷蘭人締約（按照跟麻豆社締約之條件／尤紐斯Juinus牧師也到大員處理和搭加里揚人講和之事），開始接受統治（《巴達維亞城日誌》，CE 1636年2、4月／《巴達維亞城日誌》記載之三貂嶺社，江樹生《熱蘭遮城日誌》譯為鳳山8社之搭樓社），以上4社及大澤磯（高樹）、放索（林邊）、力力（崁頂）、茄藤（南州）等8社，都居住在下淡水溪以南之屏東平原，而整個高雄平原已無原住民村社居住，這使（荷蘭人）公司領域邊界，南邊擴張至熱蘭遮城以南15浬，北邊直到華武壠（Vavorolang，魍港北邊7浬處），東邊直抵一天半路程地區。因這些條約之締結，中國人得以自由無礙地在田野工作。CE 1650年之後的二層行溪（Cattaya清水溪）南岸，與大崗山西邊之鯽魚潭（Tzijdathan／俗呼潭底，在嘉祥里，盧德嘉《鳳山采訪冊》，1894。今岡山區與阿蓮區交界，包括岡山區之潭底、嘉興、為隨、嘉峰等里和阿蓮區的玉庫里一帶），包括湖內、路竹、阿蓮、岡山北部，新港社人仍可自由出入捕魚且捕魚所贌利益全歸新港社人（《熱蘭遮城日誌》，CE 1651年4月17日）。荷蘭、鄭氏、滿清時代之路竹、湖內，皆無原住民村社居住的記載

2月10日，荷蘭人將7名與公司為敵之蕭壠社人押至新港社，臺灣長官普特曼刻意讓新港人執行斬首。旨在拉攏新港社，疏離其與蕭壠社的關係（《巴達維亞城日誌》，CE 1636年2月11日／《熱蘭遮城日誌》，CE 1634年10月7、8日，10月31日，CE 1635年11月5日）

2月21日（22日？），於新港社召開第1屆村社代表地方會議（尤紐斯牧師提出之構想，是荷、原主從關係的象徵／此次集會，開啟了後來地方會議之前奏，也是原住民由外力介入而大會合的第1次／東印度公司轄境從一小小海岸沙洲要塞，擴大到包含28個內陸村社），並舉行歸順村社（臺南以北15社和以南13社代表）和約確認儀式。臺灣長官普特曼規定，每社需依人口多寡推選1至3名頭人（Hooffden）與首領（Bevelhebbers），這就是村社首長制的濫觴。而每位代表授與一襲遮身用之黑絨布袍〔Swarten Fluwelen Rock／希望握有村社行政權之原住民，在身體衣著外觀上，能夠朝向或仿效歐洲文明樣式，帶有對原住民身體外觀文明化規訓的味道／但後因絨袍需用紅絨布（Root Flueel）製作的緣故而有所拖延／用以判定當事人是否歸順公司〕、親王旗及一根銀杖頭之藤杖［Japanse Rotting／代表公司對歸順原住民村社的統治象徵／也是外來的權力象徵；外部力量象徵物，可藉以尋求地位之加持／威權的象徵（teken van gesach）］，且舉行土地主權移轉給公司儀式，奠定日後學者所說的「荷蘭和平／泛荷蘭聯盟／荷蘭治世」（Pax Hollandica，利用「同盟」轉化為「宗主權之移轉」）。並先由翻譯員用新港語朗讀，接著用虎尾壠語（Tarrokayse spraecke）、山地語（bergh spraecke，鄒族語）朗讀

2月，虎尾壠人第1次發難，前往魍港攻擊一批持有捕魚許可證之漢人；6月27-28日，在魍港殺死3個漢人。8月底，有180-190名虎尾壠人再前往魍港之石灰島（荷人於此雇請漢人燒牡蠣灰，用來興修淡水紅毛城及其他建築。而魍港因靠近虎尾社，經常遭到原住民襲擊，因此今年於此建一堡壘，取名「菲力辛根」）伺機行動。11月，擄獲漢人漁船一隻，殺死1名漁夫，另重傷11人。CE 1637年，又在麻豆社野外，打死1個執照獵人（CE 1631或1632年臺灣荷蘭當局出售陷阱捕鹿許可證給漢人／銀製識別章）、捉拿監禁6人、取走補鹿執照。此一連串對抗，觸動了CE 1637年10月第1次虎尾壠戰爭

3月，羅睦絡Muro神父隨淡水要塞駐軍向原住民交易米糧時，又遇伏被殺。此事肇因於西班牙人鬧飢荒（因補給船遲到），開始向原住民徵賦〔西班牙文獻中從未提及此事／雞籠原住民口供，稱西班牙人向已婚居民每年課2隻雞、3石（gantang、甘當）米（《巴達維亞城日誌》，CE 1636年11月26日）〕，引起淡水住民不滿，半夜起而攻擊西班牙要塞，並燒毀第1次修造之「聖多明哥堡」，其中30名陣亡，其餘30人脫逃往雞籠（淡水原住民則殺死30或70名西班牙人，其中有2名宣教師）。之後CE 1637年，雞籠長官厄南德Hernández將木製要塞改建為石造（以石塊與石灰為材料）。總督高奎臘Corcuera因此對福爾摩沙島抱持悲觀之態度，而下令要求厄南德Hernández燒毀「聖多明哥堡」｛西班牙時期之林仔-圭柔〔Chinaer、Senar、雞柔／淡水河口北岸，大屯火山彙西麓一帶。翁佳音指出是在大屯火山群西部之林子（今淡水區埤島、崁頂2里），位於海拔60公尺以上且非完全平坦的小臺地上。而其活動範圍北至三芝區八連（Pat-liân）溪，南到埤島里附近的大龜仔／淡水地區的在地原住民，係以Chinaer-Senar人為首。17世紀時Chinaer-Senar雖然也和其他村落一樣，以通行之Basai語和其他村落溝通，但他們仍然擁有自己之語言。又無論在物質文化或使用語言上，都和馬賽人不一樣。其以農作產物與馬賽人進行交換，彼此之間遂呈現某種程度的分工狀態（地域分業）／13行文化晚期埤島橋類型（年代約距今800-400年，即南宋至明朝中葉）之圭柔人，多分佈在稍高的大屯火山熔岩臺地。而13行文化晚期舊社類型之馬賽人遺址，則多分佈在海拔10-20公尺間的海岸地帶〕社與八里坌〔Pat-lí-pün／Pantao／Parrigon／Prarihoon=Sipandang=Kipandan=Kijpandan／Tsap-san-hâng=Sip-san-hâng，漢語音譯「十三行」（翁佳音：番社名 Sipandan／陳國棟：棕櫚植物名 Sipadan，馬來西亞沙巴府 Pulau Sipadan島）／淡水河口南岸，該地區沿著河岸好像還有許多村落〕社互為宿敵而對立，也與今新店、大漢溪會流處之武朥灣（Pulauan／Wulauan／Pinnonouan）社，甚至蘭陽平原的噶（ㄍㄚˊ）瑪蘭人（蛤仔難人），處於敵對狀態｝

4月，遠在林邊溪沿岸的放索社（黃淑璥《臺海使槎錄》記載放索社又名阿加社），風聞荷蘭人的兵器和武力，主動派遣耆老前往大員，請求締結盟約。稍後便接受公司需求，派遣壯丁協助荷蘭人前往小琉球島，燒殺捕捉躲在礁岩的島民

4月5日，公司派遣尤紐斯Junius牧師率領士兵前往放索社，調查在地的語言和族群關係，並留下1名士兵學習當地語言

4月19日，100名士兵及70-80名周圍村社居民，乘坐3條帆船和幾條舢舨sampan前往小琉球。21日，范林哈／約翰林哈／林戈（Johan Jurriaensz. van Linga／Johan Jeuriaensz.／Johan van Linga／Joan van Lingen）中尉率軍再度登陸，捉獲20名土著，但因該島缺水又下雨遇強風，全部隊轉泊於下淡水。26日，找到小琉球人躲藏之洞穴，並且塞住所有洞口，煙燻使之就範，而逃出者逮捕送大員。自5月1日以來，成人、小孩送大員合計323人（其中53名男士、125名婦女、145名小孩／拉美島大屠殺）。之後，又陸續從其他地方逮獲小琉球人且送至大員。除島上村舍悉數化為焦土外，僥倖存活者（大部分為婦孺）一律徙民墟地（此次大規模殺戮行動，幾乎將島民清除乾淨，日後空蕩而陰沉之洞穴，被鄉民訛傳為「烏鬼洞」）。此時《熱蘭遮城日誌》則將小琉球人記載為「野人（de wilden）」〔CE 2001年南天出版社印行之Austronesian Taiwan一書，也收錄Natalie Everts（包樂史學生）的一篇小品文「Jacob Lamey van Taywan：an indigenous Formosan who became an Amsterdam citizen」，文章內容談到一名叫Jacob Lamey van Taywan的阿姆斯特丹市民，實為小琉球原住民（應該是CE 1636年VOC開始對小琉球大肆清鄉時，Jan Jurriaensz van Lingga上尉之部隊所擄獲300餘名小琉球人當中的一位，之後被分發至大員一帶的荷蘭家庭，推算當時Jacob年紀約僅4歲左右），並簡介其在阿姆斯特丹之生平〕

4月20日，密德堡（Middelburgh）之彼得‧約翰松‧凡‧密德堡（Pieter Janssen／Pieter Jansz.／Pieter Jansz van Middelburch）受臺灣長官普特曼之命令測繪完成「自大員水道延伸至南角之福爾摩沙島圖」（Laurens van der Hem- Atlas第46冊法文原目錄之圖XLI 4, 1），右邊繪一島嶼即小琉球，註明「黃金獅子島，土人稱為Lamey」，而高雄港口海面註明猴山（Apen Berch）似是旗後山〔荷蘭資料中記載Tancoija（鼓山）對岸旗後，原本叫猴山（Apenberch、Apenbergh），但對照19世紀末地圖，地點開始移位，猴山變成北岸之地名，進而鼓山對面為何叫旗後？會聯想到這應和風水地形有關，「左旗右鼓」，旗鼓相當！北邊（右）既稱「鼓山」，南邊（左）於是叫「旗山」，旗山後面之聚落自然叫旗後〕，又茶莊岸註明打狗（Tancoia／音Tan-koo-a，接近臺語「霆鼓仔」），且最北端為「熱堡Zeeburgh」

4月23日，何吉丹牧師（Rev. Ahasuerus Hoogestein）奉命來臺。7月26日，林禮文牧師（Rev. Joannes Lindeborn）復職，且指派至臺灣宣教

5月，尤紐斯牧師設立臺灣第1所正式小學，收取新港社20名少年男女入學（編成新港語之基督教基礎知識一書，稱之A. B. C. boecxken）

5月15日，士官Cristoffel協同翻譯官、漢人通事應瑯嶠（Lonckjouw）領主Tartar（居住於Dolaswocq、Dalaswack、豬朥束社）之邀，搭船前往瑯嶠。荷蘭人見領主將其所帶來贈禮分送給底下所屬的番社，可見其作為統治者有統籌分配物資之權威，也表示瑯嶠地區有所謂的「領主」作為各聚落對外交涉之代表領袖，可見其作為統治者，有統籌分配物資的權威

5月25日（26日？），尤紐斯牧師開始授課，原住民學生使用荷蘭宣教士創立之新港語羅馬拼音及以拉丁文字母寫出之新港語，是平埔族新港人第1次擁有屬於自己之文字

6月2日傍晚，范林哈中尉留30名在小琉球駐守外，帶同全隊回到熱蘭遮城

6月，公司出兵再次征伐小琉球原住民，帶隊士官Cornelis van Daelen即以親王旗做為隨隊原住民之辨識。此時，臺灣議會確定將島民移出，淨空該島，讓附近海域航行人員放心；移出島民中，成年男子不是送到魍港（今東石港北側／嘉義縣東石鄉塭港村／嘉義縣布袋鎮美好里）提供堡壘工事勞力，就是留在大員工作，剩下男子，則陸續送上巴達維亞船隻。至於女人和小孩，除應公司員工與熱蘭遮城已婚夫妻要求而分配一些小孩給他們外，其餘帶至赤崁分配給新港人；此一方面免除公司餵養責任，再則是應新港人之求，增加新港社人數，並寄望島民接受基督信仰。另外，如同CE 1620年代強徵唐人勞工構築澎湖風櫃尾要塞一事，東印度公司將成年男子銬送魍港從事堡壘工事，只是因應工事所需，而非公司處理小琉球人的長期政策。若將時間拉長來看，安置島民於新港社或遣送爪哇，才是熱蘭遮城官方與巴達維亞高層的共識

8月，第5任臺灣長官范德勃（范德堡／范得堡Johannes van der Burch／Johan van der Burg／1636-1640）到任

9月5日，尤紐斯Juinus牧師寫報告予東印度公司委員會董事，說明福爾摩沙在過去12個月裏所發生之事，包括CE 1629年麻豆社殺死60？個荷蘭人，因未受懲罰都不怕荷蘭人，所以熱蘭遮城長官請求巴達維亞總督增派士兵，軍隊於CE 1635年8月抵大員。11月22日，荷蘭軍隊500人與新港人前往攻打麻豆社。23日，燒光全社房屋，殺死26人，麻豆社乃於12月18日與荷蘭締約歸順。另外，尤紐斯Juinus牧師亦記載CE 1636年2月10日，放索（Pangsoia、Pangsoya）社與附近7個村社，也表示願意與荷蘭人議和，可見放索與搭加里揚是不同社群

9月28日，荷蘭臺灣議會決定將小琉球出贌一年給出價最高金額之唐人（官方記載之第1次標售經營權「出贌」活動／至CE 1647年，公司認為全島業已清理乾淨，始出租給漢人放牧牛羊，或從事漁獲活動？）

10月7日，臺灣長官普特曼致信巴達維亞總督范迪門Diemen表示，「閣下認為我們應向窮人徵稅，但此事並無可能。如此作法只會激怒他們，與我們更加疏遠，正如雞籠的情況一般。」

10月，有5艘駛往巴達維亞之海船、快艇，分載男女、小孩共191名前往爪哇，但不久即大多亡故，巴達維亞方面認為是「無法承受這裡的氣候」，而遣送爪哇一直是東印度公司高層處理小琉球人的政策之一（《巴達維亞城日誌》7〜9月記載，191名小琉球人分別搭乘5艘船隻流放巴達維亞充當苦役）

11月4日，中尉Johan Jeuriaensz留在新港，跟牧師一起幫忙新港社與搭加里揚社，按照其法權，界定界址（卻無說明社界範圍，之後也無搭加里揚人返回原居地的記載），以平息他們之糾紛爭執，雙方皆滿意（江樹生，《熱蘭遮城日誌》第1冊，p.263）

12月14日，在唐人通譯Lampsack／Lampak（瑯嶠領主Tartar之兄弟Lamlock？）引介下，瑯嶠／瑯𤩝（Longkiau）領主Tartar率兄弟、岳父及隨員30名前來大員（安平）與臺灣長官范德勃Burch會面，請予絕對確保臺灣長官普特曼Putmnas時代所締結之和平，並計畫媾和或攻打卑南覓族群。上述一行之頭人受贈衣服1套，其他人受贈cangan布1疋之後，各十分滿意，約定繼續服從。且於12月23日歸返瑯嶠，在該地受400多人的部屬盛大歡迎（《巴達維亞城日誌》，江樹生 譯，第一冊，p.237）

12月20日，Takarayan東方鄰接各村之老人7人，攜帶椰子幼樹7株前來，以表示將彼等之土地讓渡與我方確保和平，如同以前麻豆人和普特曼君所訂條件，訂立契約，即日各返其鄉村。對彼等各贈予天鵝絨（velvet）上衣1套，cangan布1疋及公爵旗（即親王旗，也就是荷蘭國旗）1面（《巴達維亞城日誌》，第一冊，p.191-192）

年初，東印度公司將勢力擴張至西南平原地區，接著一系列南征北討，中部虎尾壠〔Favorlang、Favoralangh、Vavourolangh／是一個村落，位置可能在新虎尾溪、舊虎尾溪之間的虎尾、土庫、褒忠（舊名埔姜崙／埔姜即蔓荊，崙即沙丘）一帶，而中文典籍裡可以視為虎尾壠人村落的，則有大武郡、猫兒干Vasikan、西螺、東螺、他里霧、猴悶（今雲林縣斗南鎮溫厝角）、斗六、二林（海賊走私從事原、漢交易之熱門地點，也是臺灣島最大的獵場範圍）、南社、阿束、大突、眉裡、馬芝遴等，多分布在今雲林、彰化一帶海濱、平原及淺山地區／一個語區（指稱今北港溪上游至大肚溪之間各村落使用的語言）、一個族群（使用虎尾壠語者，稱為虎尾壠人）／目前最能確認與虎尾壠相關的考古遺存為猫兒干遺址群，是CE 1630年代全臺第一大聚落，人口約3,500人，有兩個原住民主要亞族，一族自稱Tern（帝崙），約今雲林崙背一帶；另一族自稱Tackey，即漢語二林／加里林／加哩林／加里臨／棲林／《日蘭遮城日誌》拼成Girim、Gielem、Gueren、Gillim、Gielim、Gilim。另一名為Tarkais、Taroquais才是原住民之名稱，可音譯為「礁汝階」（Ta-lú-kai）。荷蘭時期，二林與福建惠安崇武Samboeuw之大岞（Storm Bay）、獺窟（Trosten eyland）間有一航路。這裡是明清中國篷船出入頻繁之處，CE 1771年原刊、林謙光撰《臺灣紀畧（附澎湖）》有言：「商人所常泊之社，曰大武壟嚨、倒咯嘓、諸羅山、打貓社、他里霧、東螺、猴悶、西螺、南社、麻支干、二林、三林、貓羅社、大武郡半線、馬芝林、阿束、竹塹等社」，二林、三林名列其中〕、東部太麻里、卑南覓（Pindbi），北部西班牙人據點，甚至跨部落之瑯嶠領主〔在荷蘭人眼中的瑯嶠地區，因為有著不同於其他部落社會、類似君主制般之政體與實力，因此荷蘭文獻用「領主」（vorst）一詞指稱瑯嶠地區的領袖，並用省（provintie）來稱呼瑯嶠地區，足見其對瑯嶠地區之尊敬／vorst 出入有眾多隨從，權力可定屬民生死〕、大肚番王〔歷任大肚王皆以「甘仔轄（Kam-á-hat）、干仔轄」Camachat、Kamachat、Tackamaba、Takamaha為姓氏，而Camachat語也是巴布拉語的別稱。漢人稱阿拉米斯（Camachat Aslamie）為番王（QuataOng），翁佳音老師推測可能係閩南語Hoan-á-ong（番仔王）的轉訛。荷語稱其為Keizer van Middag，臺灣原住民則稱之為Lelien，意為白晝之王or中晝之王（萊特David Wright／約翰•史特萊John Struys）。而其直轄村社為大肚南社。大肚王在其轄境內之權力，是一種仰賴海上貿易之陸權／大肚王國or米達赫王國（荷蘭語：Koninkrijk Middag）〕等地方勢力，都一一納入東印度公司在臺版圖（Quata-ongh，Quata為福佬語的「番仔」，ong(h)則為「王」／出入隨從僅1、2人，也未聞有定奪屬民生死之權。然而，「大肚王」透過水路流域體系建立之政治主權，且具有地理環境相對穩定、握有河口區位等地理因素的基礎，乃利於在當時之背景下，建立跨語族的統治。之後，再透過諸如控制首獲獵物權、仲裁屬民世俗紛爭、提供部份實質庇護以及扮演祭儀中的象徵性角色等含括經濟、政治、軍事與意識型態上的實踐，是故形塑出以「王」為統治範圍的區域輪廓。不過，VOC削弱「大肚王」統治的方式，係在原本水路流域體系外，以虎尾壠為一新的權力核心，輔創一南北向的陸路空間網絡。透過對「王」原轄下村社征伐後的恩澤、建立對世俗紛爭的仲裁權、提供實質庇護的能力，以及擴展虎尾壠語教區至「王」原部份領域，使得虎尾壠成一與大肚南社競爭的經濟、政治、軍事與意識型態權力核心。而虎尾壠的背後，則有大員─東印度公司在臺最高權力核心，透過貢物權［領主-封臣（feudatory）］與地方會議，削弱「王」與原轄下村社間的實質與象徵性政經階序。又透過贌社制，由得標贌商對單一或數個村社進行寡佔式的物品交易，藉由物品交易此一經濟活動，破碎「大肚王」原本藉由水路流域體系整合的區域一體性）

12月，荷蘭在魍港之城砦Vlssingen終於完成，城砦長約12公尺，牆厚5塊中國磚，高度6公尺，是3層樓高建築物，大員方面派15名士兵駐守。因該工程花費龐大，荷蘭大員議會決議要徵收鹿肉、水鹿皮、山羊皮和羌皮之出口什一稅，這引起眾多麻豆社民不滿。CE 1643年8月27日議會決議，另行建立新的磚造哨崗，以控制魍港水域，且公司書記董普堅（Sr. Dompkens）及特任委員前往該地測量並繪製地圖，以利新哨崗建立。CE 1644年新建的菲力辛根（菲力新恩）哨崗，改建於舊城砦之東邊，哨崗周圍並築起高10荷呎、寬20荷呎的2塊磚厚度之牆，花費7萬2千gulden，動用3千人次苦力。之後，又增加徵收房屋買賣稅，並在哨崗附近製造蚵灰

西班牙完成2座城市（雞籠San Salvador城及淡水Santo Domingo城）和4座堡壘城砦〔Sanckodeeff = La Sanctissima Trinidade = 聖三位一體港、St. Millan = St. Maximiliaen = Milian = 白米甕（Bí-àng≒Millan／Pë-bi-àng）砲臺一帶、St. Augustijn、St. Antonio（以上2者在淡水區的可能性最大，或許它們其中之一是淡水河口南岸設置之堡壘Ruies du Fort Espagnol）〕之興建（木城改為石城，《巴達維亞城日誌》，p.78／《大臺北古地圖》編號50、59，翁佳音，1998）

聖迪明（Francisco de Santo Domingo）神父被淡水住民殺死，此時菲律賓大主教是Fray Hernando

荷蘭人正式將今臺南市一帶原之原住民村社納入統治後，開始於各社設置學校、教堂，從事土著的基督教改宗工作（便於統治與管理，背後的考量則是宣教事業的推廣）

巴達維亞華人富商蘇鳴崗〔蘇明崗、Bencon、Benckan，福建泉州同安人，曾於巴城擔任第1任甲必丹。CE 1629年，已有船隻航臺灣貿易。CE 1636-1639年，辭僑領職前往中國。途中為響應VOC開墾號召而暫居臺灣，著手建屋，招徠中國勞動者，從事農業投資（生產稻米與甘蔗／臺灣糖業就在荷據時期奠下基礎，而臺灣米有規模之出口，大概至CE 1720年代以後）。進而向當地公司漢人通事Cambijn（即Cambingh）購屋居住，不過事業似乎不順。CE 1639年3月14日，蘇鳴崗重返巴城。CE 1644年，客死該地。CE 1909年，印尼雅加達之墓地重新發現／由荷蘭學者B. Hoetink正名〕響應荷蘭人號召來臺投資農業〔類似同時期荷蘭人於紐約殖民地招募本國有錢人圈地開墾之政策，把臺灣土地都據為「王田」（明鄭時期改為「官田」，原有土地耕作者皆為官佃，而向官府繳納官租。鄭氏宗黨、文武官員與士庶之有力者，招佃耕墾，自收其租而納課於官，名曰「私田」。其餘鎮營之兵，就所駐之地自耕自給，名曰「營盤」。黃淑璥，《臺海使槎錄》卷1，〈赤崁筆談／賦餉〉，p.19-20），然後召集有財力華人（包括VOC之漢人「高級職員」林亨萬Hambuan、Hambuang、Cambingh、Jaumo，以及住在巴城的華僑甲必丹蘇鳴崗Bencong等4人／Jaumo應為Jacomo=Jacob或Jacomeij之誤抄，此人由臺灣商館議長陶德Traudenis採用而擔任公司通事tolk／Cambingh亦為公司通事，曾參與公司東部探金事業）申請耕種，於赤崁一帶以20甲（臺語音kah）土地種稻植蔗（1張犁可耕種5甲之地／1甲=9,700m2／1 m2=1.0310甲）／CE 1644年10月以前徵收稻作稅（田賦／承包期間從10月開始，到次年5月31日止，徵收範圍是赤崁及其附近農田，赤崁以外耕地未徵收）1/20稅，以後1/10稅／甘蔗、靛藍之種植（為雇工制）為免稅且保障收購，而稻穀之種植（則為租佃制，每年將農產物按一定比例繳予墾主地租，其中包括交予稻作稅承包人之田賦，因此臺灣佃農是承受雙重租稅剝削的）因非國際貿易商品，乃不採確實收購〕，但經營不順，不過於麻豆曾蓋豪宅一間。另外，也包括茂哥Boijco與林亨萬〔林宗載、Hambuan、Hambguan、Heng-bān／CE 1616年（明萬曆44年）進士。CE 1628年春，遭泉州同安知縣曹履泰憤怒指控「惡跡素著」、「海上劫夷勾賊」。CE 1628年8月，陞太常寺卿，之後被視為魏忠賢夥黨，而遭彈劾、鬥爭，CE 1629年3月告退返廈門／CE 1631年，鄭芝龍向荷蘭人指名請林亨萬，出面處理返還船隻事件。CE 1633年末，到臺灣（安平）街居住（臺灣長官普特曼特准其搬進熱蘭遮城城內居住）。之後又前往泉州安海之水頭與鄭芝龍談判，有關鄭芝龍私下派廈門幫的Jochoo來臺向海商「收稅」一事，CE 1634年3月返臺。7月，再回大陸，參與漳、泉海道爭餉事件的徵詢。12月31日，再回臺灣。CE 1640年11月，在臺南溺亡但遺體歸葬故鄉／一般這些來臺之福佬商人，以不定住者佔多數，與清代「店在此、家在彼」的郊商情形相同／楊國禎則認為Hambuan非林亨萬，〈17世紀海峽兩岸貿易的大商人―商人Hambuan文書試探〉，《中國史研究》，2003-2，p.145-172〕

日本第4次鎖國令：與貿易沒有關係之葡萄牙人妻子（包括日本混血兒）總共放逐了287人到澳門，其餘滯留在出島

豪赫斯坦（Assuerus Hogensteyn）牧師抵福爾摩沙，CE 1637年在目加溜灣社去世

自由民／自由居民（burgher／free burgers／與VOC合同期滿後仍留在東印度之荷蘭人）阿葵拉受派至蛤仔難購買稻米

陳祖綬繪《皇明大一統總圖》，其中臺灣被繪成北為雞籠、澹水，中為北港，下連澎湖之上下相接的3島

芬伯翁Vinckeboons繪製《福爾摩沙島及漁翁島海圖、福爾摩沙島及漁翁群島圖》（Caerte van't Eylandt Formosa en de Eylandt van de Piscadores），是VOC繪製之第2幅臺灣全圖（島上文字標示Het Eylant Formosa），但圖中信息不夠全面，可能與臺灣長官普特曼能夠控制且測繪之地區，最北大概不超過彰化二林，甚至只到魍港而已〔其中魍港Wankan是CE 16-17世紀臺灣南部門戶，重要漁港、交易據點、軍事重地。二林（另名沙崙Gierim ofte Zandt duijnen，duijnen是荷語「沙崙duin」之複數，亦即這一帶很多沙丘或沙崙，而且稍北標記成「魚夫汕 't visschersriff」，在此地理背景下，「林Lîm」有無可能是「崙Lûn」轉訛而來）則是另一重要港口，與福建「崇武」之間是早期的對渡口岸〕。臺灣最熟悉之華倫坦Valentyn的《福爾摩沙島及漁翁島海圖》〔Kaart van het Eyland Formosa en de Eylanden van Piscadores／《新舊東印度誌》，1714。圖中打狗港口（Tancoia、打鼓仔）的灣內有一座小島，標記「貿易商之島、生理人之島」（Handelaars Eylandt = Merchants Island）。同時當我們沿著岸邊往南走，可以發現猴山（Apen berg、Ape's Hill、Monte de las Monas直譯為雌猴山／今壽山、柴山、鼓山、打狗山）對岸突出於臺灣海峽的半島（其實也正是打狗港灣的北緣）。也可以看到註明文字：蕭壠森林（'t Bosch van Soulang）／圖中稍北則有「reede voor cleyne Ionkje」，意即「小帆船停泊處」〕，就是摹自這幅手繪地圖。荷蘭海牙市國家檔案館研究員冉福立（Kees Zandvliet）則認為此圖，是根據約翰松Jansz.測繪（普特曼責令）之3幅臺灣西南海岸及澎湖海圖轉繪的，然其繪製之原圖已佚失，但奧地利維也納國立圖書館之《勞倫斯‧凡‧德漢地圖集》（Laurens van der Hem Atlas）不僅附錄了類似芬伯翁臺灣全圖之摹本，同時還收錄了3幅臺灣西南海岸及澎湖海圖原圖摹本，分別是《澎湖群島》、《北港溪至七鯤鯓海岸線》、《北汕尾至貓鼻頭海岸線》等3幅（原圖均佚失）。又其中之臺江內海［原名大港／更古老年代，可能還包含古名為「蟯港」之興達港（堯港內海，大致包括現今茄萣鄉之大部分行政區範圍與部分的永安、湖內地區），後因二仁溪（荷蘭時代之清水溪Versche Rievier／二層行溪）沖積而分隔］、倒風內海［古名「倒風港」，得名於臺南市學甲區三慶里新芳之舊名「倒風寮」，集八掌（八獎）溪、急水溪之水而形成內海，其出海口傳說在嘉義縣布袋鎮好美里（虎尾寮），古名「魍港」（明鄭時改蚊港），而其底部據說是麻豆古港文化園區之水崛頭／範圍包含現今臺南市北門區、新營區、學甲區、佳里區、鹽水區、下營區、麻豆區一帶。清治時期倒風內海之「海汊港」（有許多小河流的河水流入內海，而這些流入內海之河流稱之）分佈密集，比較著名的有鹽水港、鐵線橋港、茅港尾港和麻豆港等擁有港口機能的市街聚落。船隻載運五穀、糖、菁（染布原料）等貨品從事商業貿易。CE 1711-1730年為全盛期，港口甚至達20個。CE 1731年之後，倒風內海因急水溪和曾文溪的改道淤積逐漸陸化，港口數持續下降。CE 1904年（日明治37年）的《臺灣堡圖》中已無倒風內海，而成了一片平原／臺江內海與倒風內海之間，隔著由急水溪、曾文溪沖積而成之古蕭壠半島／本圖用紅線黃底畫之鯤鯓島，相當於當時之海岸線］、澎湖群島仍是本圖菁華所在

年初，漢人獵捕者進入了先前由原住民控制之獵場，他們出具VOC執照，引進大規模獵捕技術，亦即掩蔽之陷阱和套索。同時，為能更直接採取臺灣島自然資源，VOC開始把原住民從捕鹿的經濟活動中推擠出來（排擠了原住民傳統生活所需的種種資源），公司收入提升，但鹿口直線下降（原住民傳統之狩獵方式和低密度人口，可使鹿隻永保存量豐富），原住民村落則漸漸貧困。而到CE 1640年代中期，公司開始嘗試自原住民身上徵稅，這就使他們的處境更為惡化

今年，Pieter Janssen亦受臺灣長官普特曼之命令完成《福爾摩沙島圖西部圖，自大員水道向北延伸至笨港鎮》（Rivier Ponckan／Laurens van der Hem- Atlas第46冊法文原目錄之圖XLI 4, 2），與前張圖相同均係以安平為中心，但此張為向北測繪〔向南測繪至南岬（zuijdt hoeck），亦即是鵝鑾鼻一帶沿岸之小嶼、溪流、礁石、旱地及淺水處。冉福立，《17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冊）圖版18，p.40-41／Reede voor kleijne jonckien小帆船停泊處，此處即萬丹港，今左營軍港／Tancoia打鼓仔、Apenberch猴山、Handerse jilande生理人之島嶼〕，又由前述2張圖可知本年臺灣開發的程度

德川幕府於長崎港建出島人工島，徙居葡人，限住該島

西班牙傳教士已至二林（Gielim／Girim，今彰化縣二林鎮）傳教

至此年末，合計已有番社57社為荷蘭人所統治，包括北路之諸羅山、哆囉嘓2社，大武壠、大目降、麻豆、蕭壠、新港等8社，南路之大、小放索、Taccarejang等10社，南路之瑯嶠16社，Taccarejang社東部8社，諸羅山社北方5社，但不包括林邊溪上游之排灣社群

 

CE 1637年：（明崇禎10年、清太宗崇德2年、日本寬永14年）

元月，菲律賓總督高奎臘Corcuera召開會議（22日）後（27日）即要求厄南德Hernández調整雞籠、淡水兵力部署〔對中國及日本之貿易不如預期，造成艾爾摩莎無法自己自足，所以決定棄守淡水，暫時保留雞籠／除保留San Salvador堡外，廢除其餘堡壘（之後，San Antón及San Millán按計畫廢除，San Luis則被保留）。據此CE 1638年雞籠之西班牙駐軍重新修築San Salvador堡，增建稜堡San Sebastián、San Juan及San Antonio。且CE 1637年11月～CE 1638年5月間多次向Benua等中國商人購買石灰（CE 1637 -1638年間西班牙在臺駐軍支出帳冊），，，，〕，並撤回大半之，以增加在菲律賓南征的能力兵士〔因要集中資源以平定棉蘭佬Mindanao（岷答那峨）蘇丹以及和樂（蘇祿、Joló）群島蘇丹摩爾人（moros／中世紀西班牙人對回教徒的稱呼）之戰爭動亂〕

元月22日，西班牙臺灣雞籠長官厄南德Hernández接受指令，以「火」與「血」來焚毀淡水所有木造堡壘並懲治屠殺當地土著住民（Basayers／處死土著15歲以上男子），且自淡水撤兵，同時將剛建好之石造「聖多明哥堡」拆除，所有大砲運至雞籠主要塞「聖救主城」，同時卸除雞籠看守堡、護退堡及桶方堡的周邊武力（所有防禦武力集中於主要塞），但厄南德因不願執行該命令而遭撤換，並被流放至德那第（Tarnate）島（《熱蘭遮城日誌》，CE 1637年11月）。同時，高奎臘更將雞籠補給船改為每年1艘

元月31日，范林哈van Linga中尉偕同翻譯員Cambingh，帶領5、6名士兵搭乘戎克船前往瑯嶠，而領主也很率直地說出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找黃金，更可親率部下以武力援助征服卑南覓，解決長年與卑南覓族群之交戰問題（《熱蘭遮城日誌》）

2月3日，范林哈中尉由漢人擔任嚮導，從安平搭船繞行瑯嶠地區而至卑南覓結好

荷蘭中尉由放索仔登陸，前往搭加里揚社及鄰近村社（《熱蘭遮城日誌》，2月17日）

4月15日，荷蘭東印度公司長官尋金隊（高級商務員范•撒納Cornelis van Zanen／Sanen及13名荷蘭人、15名漢人組成），自大員出發經南岬（South Cape、Nan-sha，直譯為南岬、南沙／《大清一統海道總圖（1874）》則稱「南沙、南角」／鵝鑾鼻）至卑南／卑南覓Pimaba／Pibamba。5月25日，返回（《熱蘭遮城日誌》，CE 1637年2、4月）

7月，雷維斯（Gerardus Levius）牧師抵福爾摩沙，CE 1639年底在那裡去世

8月，西班牙新任臺灣長官佩德羅•帕美諾（帕羅蜜諾、帕羅密諾、Pedro Palomino，1637-1639，第6任西班牙雞籠長官）抵雞籠，王室會計官（contador）厄烈拉（Jerónimo de Herrera）奉派前來監督，當時雞籠擔任主計官（pagador）為培禮拉（Juan Pérez de Rueda，之後返回馬尼拉，被拔擢為王室財庫之檢察官prosecutor）

10月24日，大員商館決議錄載明，每年有戎克船300至400艘，每艘載有漁人15、20至25人，從大陸沿岸開來從事捕魚。亦即，在當時每年約有漁人6,000〜10,000人從大陸到臺灣從事漁業。又假定每一漁船平均約可漁獲30擔picoll〔1 pico=1 quintal又4 arrátel=131 or 120 arrátel／1擔（金塔爾、quintal）=128 arrátel =128 arráteis =46 Kg〕，而漁船如為300至400艘，則大陸沿岸漁民每年在臺灣約計可獲魚100至120萬斤，則什一稅的所獲達10至12萬斤（由此可以看出臺灣南部漁業之盛，以及漁業稅在VOC財政上的貢獻之大）

10月24日，從臺灣駛來一艘船進入甲米地港，運回西班牙淡水城堡中大部分駐軍

10月25日，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范德勃Burch率領300名士兵，分乘68艘小舟沿海岸北行，隨後轉入東北方小溪。以及麻豆、蕭壠、目加溜灣等社1,400人（尤紐斯是原住民聯軍帶隊官），發動第1次虎尾壠征伐戰役，約有800名虎尾壠人迎戰，燒毀2,200座糧倉、房舍，最終虎尾壠社化為灰燼（《東印度事務報告》，CE 1637年12月26日以及《熱蘭遮城日誌》，CE 1637年12月／CE 1638年11月、CE 1641年11月及CE 1642年11月，再先後發動3次虎尾壠征伐戰役）。3天後，雙方簽訂和平條款，而荷蘭東印度公司也派遣首位神職人員兼行政官員西門‧范布鍊牧師進入該地區，這是臺灣改革宗教會首度擴充到這個地區，之後還有花德烈牧師、哈伯宜牧師及列奧拿（Joannes de Leonardis／1656-1662）牧師

11月26日，臺灣長官范德勃領兵140名及3艘戎克船，自大員出發經放索（Pangsoya／今屏東縣林邊鄉）到小琉球討伐。12月1日，回到大員（《熱蘭遮城日誌》）

卑南puyuma社Rara家族第9代總頭目Marungana與Valaka（紅毛人）結盟，接受范林哈贈予之頭冠與紅絨布（Root Flueel）披肩，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臺灣東部代理人，荷蘭人並稱Rara家族為「尊貴的家族」，可統轄臺灣東部阿美族、魯凱族、卑南族、排灣族各部落，甚至包括中央山脈以西之排灣族力里社〔力俚／Rarukruk／リキリキ／遺址位於力里山東北方斜坡上，分為大、小兩部落。力里警官駐在所設於明治38年（CE 1905年），位於大部落上方〕

開徵「獵鹿執照稅」，將核發執照業務交由宣教士掌理發給，執照分為網羅in stricken〔套索、用罟、用罠（わな、ㄇㄧㄣˊ），指捕獸的（繩）圈套，中文意指捕鹿之網〕、陷阱in cuilen（設陷／起初狩獵期為6個月，CE 1638年10月改2個月為限，而陷阱數目也祇核准24個）兩種，前者每張用罠捕鹿許可證每月收費1里耳Real（即「番錢」，西班牙紅毛人所鑄銀幣也，1里耳約2/3兩），後者每張用陷捕鹿許可證每月15里耳（其後因鹿數日少，乃禁止用陷），而徵稅與發證都由牧師掌管執行，且其收支帳單必須在公司之帳簿中登錄（獵鹿執照稅收支帳簿1637-1639），並接受查核

發生日本史上最大規模之宗教起義事件「島原之亂」（CE 1637年10月〜1638年2月）

今年，納茨被解除職務遣返荷蘭（CE 1655年謝世於荷蘭許勒斯特Hulst）

曹永和教授依據《大員商館日誌》中之記載加以統計，本年自金門、廈門、烈嶼等地來臺漁船已達300多艘

尤紐斯Junius牧師宣布開始在屏東設立學校（以Siraya語教學）

 

CE 1638年：

元月22日到2月12日，范林哈Linga乘船由水路至瑯嶠灣。元月30日，再經陸路（水路難抗黑潮之險）抵達太麻里Tavalij社，遭隊長Jan Juriaense焚村（史稱「太麻里事件」／割下40顆頭顱，俘虜70個女人和小孩），之後荷蘭人繼續往臺灣東部卑南覓（Pijmaba）探金（《熱蘭遮城日誌》）

瑯嶠（Lonkjauw、Lonkjouw、Longkiaw／恆春）山中河床上發現有砂金，於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組了遠征隊去淘金，後來聽說卑南地區有金礦的傳聞，於是由馬丁•衛斯陵（魏瑟林、威瑟領、韋塞林、魏塞林、魏瑟琳、Maarten Wesselingh）帶領一支小隊駐紮當地，先學習語言，取得當地居民幫助到里漏〔Linauw，今花蓮縣吉安鄉東昌村化仁／擁有祖先最初抵達其地的口碑傳說，以及以樟木幹刳製之古舟遺物／船祭〕尋找金礦

元月，臺灣長官范德勃（Johan Van DerBurg）再度派遣商務員馬丁•衛斯陵Wesselingh率領一支小部隊長期駐紮卑南岬地區，一面尋找金礦，一面了解東部原住民的情況。衛斯陵深入了解原住民族學習當地語言，急欲建立彼此間良好關係（在臺南之荷蘭上級正忙著擺平番情不穩的臺西虎尾壟一帶，同時要準備北上與基隆的西班牙人打一戰，暫時沒有餘力派出有戰馬、火炮之大部隊到後山，只能多派幾個像衛斯陵的人留在幾個重要番社當耳目，隨時傳消息回臺南赤崁／CE 1532年，西班牙痞子冒險家皮薩羅Pizarro用106人，15匹戰馬，10幾枝火繩槍，與1尊小炮，只打了一場幾分鐘的小戰，1人未損，就擄殺了印加國王，得到堆滿5.5米寬6.5米長一個房間的黃金以及兩倍的白銀，皮薩羅繼而輕易征服了當時面積比臺灣島大24倍之印加帝國，消息撼動全歐，所有做跨海生意的白種人對那件事無不耳熟能詳，雖過了百年仍鼓舞人心。荷蘭從西班牙獨立之後，兩國在全球各地搶占地盤、香料與金銀，此時也在臺灣各據南北。而情報指出西班牙人似乎已在臺灣的尋金上有眉目，他們在淡水追蹤到砂金之來源是東部某處海濱，這讓遠在印尼雅巴達維亞城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總部感到不小壓力，常對才剛在臺灣南部站穩腳跟之屬下耳提面命，黃金河絕對不能讓西班牙先找到）

5月底，荷蘭人第1次開徵房屋交易稅，「所有人在熱蘭遮市鎮的房屋交易，買方、賣方都應繳納什一稅。」

9月9日，衛斯陵Wesselingh帶領6名士兵，由卑南社貴族Radout陪同，再次經瑯嶠前往卑南覓

9月，臺灣評議會將虎尾壠獵場3分之2收回公司所有（保留給「荷屬漢人」niederlandschen chinesen），保留3分之1給虎尾壠族人或「虎尾壠漢人」（vavorolangh chinesen）

范林哈為了金礦率軍進討臺灣東部後，往後數年之間，公司先後以武力征服太麻里、知本、呂家、大巴六九等社

10月18日，大員評議會決議「任何人不得於4月30日之後獵捕，以便母鹿可以在5月和6月安全繁殖。」（今年獵鹿數額有高達151,400隻之多）

11月27日，臺灣長官范德勃率領210名士兵，以及麻豆、蕭壠、目加溜灣、新港、諸羅山社（17世紀初期，諸羅山社獵場南邊和西拉雅族以舊麻豆溪為界。據翁佳音老師研究，舊麻豆溪即荷蘭地圖標示的「謀殺者之河or叛逆者之河」，約現今將軍溪。而諸羅山社獵場南邊和麻豆社、蕭壠社、目加溜灣社為鄰，尤其和麻豆社常因狩獵糾紛而砍殺）等1,400名原住民前往虎尾壠進行報復（之前，虎尾壠人除掉3個執照獵人，殺傷其他7人），是為第2次虎尾壠征伐戰役，最後虎尾壠人乃被迫仍與VOC締約，承諾不再阻撓執照獵人。12月4日，返回大員。至此，VOC開放全部獵場予執照獵人，而虎尾壠人則完全喪失了臺灣的最大鹿場（《熱蘭遮城日誌》，CE 1638年12月）

由於漢人捕獵者大量引進陷阱，造成鹿口嚴重削減，臺灣當局乃以荷文、中文公告〔限定獵補季節（每年4月底以後）、禁止漢人陷阱捕捉（CE 1639年始）、開徵鹿肉出口什一稅〕：凡從福爾摩沙銷往中國之鹿肉，必須在魍港或大灣由檢查員過秤，徵收什一稅後，始得裝船出港，魍港乃成為VOC公司的兩個海關之一。CE 1639年，更禁止使用陷阱獵法。CE 1641-42年，更一整年停發獵鹿執照，使鹿口回升

西班牙人在經費考量下，終於放棄淡水要塞，所有加農砲都撤回雞籠，結束西班牙人在淡水之10年統治，也結束了與林仔社人的互動（但CE 1641年又將面臨另一群來自南臺灣的荷蘭人）

第2任「新尼德蘭」長官基福特（William Kieft）到任，與印第安人關係惡化

特派員尼古拉•考克巴克爾（Nicolaas Couckebacker）之教會視察報告，在大員附近村莊已有近5,300人信教，其中新港（新市）1,000人、目加溜灣（安定）約1,000人、蕭壟（佳里）1,300人、麻豆2,000人（《巴達維亞城日誌》，CE 1639年12月8日）

今年繪製之臺灣手繪海圖，出現黃金河Danau及卑南等2處臺灣地名，說明荷蘭人往東海岸哆囉滿Terraboan探金之步伐，是CE 1638至1645年間之事

 

CE 1639年：

3月，衛斯陵率領600名卑南人往東海岸北部的里漏Linauw地區尋金，但原住民因鳥佔之鳥鳴聲不祥，拒絕尋金，所以中途折返

5月11日至21日，衛斯陵又至東部探金。CE 1640年2月，返回大員。3月，再派往卑南（《熱蘭遮城日誌》）

5月，徙民墟地後的小琉球，開始由公司出贌給唐人（漢人頭家三舍Samsjacque、Samsiack／以一年60 里耳real銀幣承租，之後增加為70里耳）謀利

9月7日至20日，大員派遣弗里斯（Marten Gerritsz Vries／Martern Grerritsz de Vrves）偵查雞籠、淡水的西班牙防守情況，但因風暴無功而返（《熱蘭遮城日誌》）

9月15日，巴達維亞派遣教會特使庫科巴科爾Couckebacker抵臺巡察。當時南路地方會議（Landdagh、Lantdag、Landdag、地方日）中之平原村社包括：搭加里揚Takareiang、大木連Tapuliang、麻里麻崙Verovorang、塔樓Sotanau、茄藤Katya及放索Pangsoia。而其中放索社共由Pangsoya、Salomo、Tangenij、Tavoulangh等4個部落組成，壯丁有750人。屏東地區則共計28個部落，而荷蘭人將大小部落歸併為放索Pangsoya、麻里麻崙Vorrevorongh、大木連Tapoliangh、Dolatock（推測鄰近茄藤社）、Sattanauw、Tidackjan、Netnee、Taccariangh等8個大村（acht groote gemaect ende），為與「鳳山8社」區分，一般稱之「荷蘭8社」

10月底，虎尾壠人又擾害漢人獵人，奪走獵照，數人重傷，VOC乃派一小隊士兵前往虎尾壠警告村民

西班牙雞籠代理長官馬拉貴〔Cristóbal Máquez，1639-1640，第7任西班牙雞籠長官，最終亦遭流放德那第（Tamate、Temate）島〕因不知今蘇澳港〔St. Laurens／San Lorenzo／Catinunnum（原住民地名）／當地住民有Quiparrusinauan及Terrachia人，荷蘭人則稱之Parissinawan和Little Moudamas人〕之存在，而折損了艦長高買（Mateo Gómez）之戎克船

新港等5社學生多達400多人，後又開辦成年班

年底，新港社1,047名人口數中受洗者達百分之百，大目降社（Tavokan、Tavocan，今臺南市新化區）有209人受洗（達1／5），目加溜灣社261人，蕭壠社282人，麻豆社215人

西班牙人強迫華人繳納高價的身份證稅和租稅遭到反抗，西班牙人又再次集體屠殺22,000名華人

德川幕府發布禁令，限制任何日本人出國貿易，而遠渡重洋在外貿易者亦不得返回日本（CE 1635年）。此後，僅允許中國與荷蘭船隻駛至長崎貿易，於是日本人不再來臺灣，而在臺灣日本人與荷蘭人之間的有關中國貿易爭執終告結束，荷蘭人已無日本人之威脅，可以放手經營

日本第5次鎖國令（鎖國時代—CE 1639年至CE 1853年，實施215年之海禁時代）：禁止葡萄牙船隻入港

日本禁止葡船來日貿易（葡人長崎商館關閉，而將載運白銀之壟斷權交予荷蘭人和漢人），完成其鎖國政策。至是，西班牙人對日貿易已完全無望，而留居臺灣之西班牙人，罹風土病而死者相繼，同時至臺灣北部的中國商船，遠較估計者為少〔乃因此時「通夷販海」之海賊（也是海商、海軍）群起，並發生一連串海上霸權之爭奪〕，荷蘭人之中國貿易也受大陸沿海情勢影響而無法展開

臺灣在荷蘭人獎勵下砂糖產量大增，故自今年開始荷蘭人將臺灣糖一部分輸往日本，一部分則運至波斯貿易（日本與波斯是最大砂糖消費市場），甚至到歐洲。但至CE 1661年4月鄭成功入臺後，VOC之中國大陸和臺灣的砂糖供給便告斷絕，因之中國糖就自歐洲、波斯市場消失，於是荷蘭人乃以巴達維亞糖補其缺，以維持其在砂糖市場上之勢力

 

CE 1640年：（明思宗崇禎13年）

3月11日，第5任臺灣長官范德勃Burch在福爾摩沙島於任上去世，並葬於熱蘭遮城城角之第1任臺灣長官宋克墓地旁

4月27日，一艘入港之中式帆船自安海載來臺灣24,414疋勘干布。5月29日，廈門來的船也載了841疋勘干布（《熱蘭遮城日誌》，第1冊，p.469）。這些勘干布為中國產品之可能性極大，而這些勘干布也大量銷往日本。8、9月，由臺灣運往日本之勘干布就已多達37,980疋（《熱蘭遮城日誌》，第1冊，p.471-472）。因此造成數年後，中國棉布貨滯銷

6月，荷蘭東印度巴達維亞總督范迪門•安東尼歐（Anthonio van Diemen／1636-1645，CE 1645年4月19日逝世）下令清除殘留於小琉球之島民。而遭逮獲之小琉球男人，大多送到爪哇的巴達維亞從事築城等苦役；而女人、小孩分散至新港社人家中；部分小孩則分配給荷蘭人寄養家庭

7月，巴維斯（Jan Claessen Bavius）牧師到福爾摩沙任職，直到CE 1647年4月去世為止

8月1日，荷蘭人決定向漢人按月開徵人頭稅〔hoofdgeld／居留許可稅／荷人將徵自臺灣漢人移民之賦稅稱作「地場諸稅」，主要有人頭稅、村社貿易稅、稻作稅、衡量稅、宰豬稅、漁業稅（不含鰡魚稅）等，尚有航運稅（附在漁業稅內一起徵收）、出售牛奶稅、釀酒稅、市場稅（以上3者CE 1640年開始承包）、房屋稅（在CE 1650年代初是按照房屋價值來徵收）、炭薪稅、家畜稅（以上2者CE 1659年開始承包）等等〕，即VOC針對來臺漢人（7歲以上男性）每人每月課徵0.25里耳之人頭稅（開立完稅單／人頭稅收據hoofdbrief／每人年納稅額為3里耳／原任何荷蘭人都可臨檢，CE 1646年公告，只有公司官員及人頭稅稽徵員有權臨檢／至CE 1650年，稅率增加為每月0.5里耳。CE 1652年，恢復原來0.25里耳。CE 1653年，試行人頭稅承包制，是年每月承包額為3,100里耳），按月催繳。9月1日，正式付諸實施。當時大員、赤崁、新港及其他福爾摩沙島平原地區之中國人數達3,568人（《巴達維亞城日誌》），其中有些人員係流動的，包括每年4、5月份是春耕季節，9月份進入秋收，10月份開始捕鹿，接下來是「築廓屋、置蔗車、雇募工人、動部硤糖」（直到來年5月份糖廓解散／〈赤崁筆談〉《臺海使槎錄》，卷3，黃淑璥），12月之後則是烏魚發海期〔冬至前後10日之間，稱「烏魚汛期」。魚群自中國大陸渤海、東海南下，穿過臺灣海峽北部，再沿臺灣西部海岸南下，來到茄萣、永安、彌陀（Brouwers haven、微羅、眉螺／釀酒者之港，或許有走私者港之意）、梓官（赤崁、蚵寮），再來即高雄，最後抵東港、恆春附近產卵，之後再向北洄游〕

9月，日本摧毀平戶之荷蘭商館。CE 1641年6月，荷蘭人奉命將商館遷至長崎港中之人工島出島（Deshima）

11月3日（農曆9月20日），廈門黃厝村塔頭華商林亨萬於臺灣港（清代稱為大港，約在今臺南市安平區北安路一帶）北汕（今臺南市北門區南邊一帶／澎湖？）附近因暴風雨不斷致船身碎裂而遇難（同大帆船將近300名乘客溺斃），使荷蘭人少了一個多年信任能在鄭芝龍、明朝官員和其他中國商人中間居間協調採貨的商人〔至此時，除預告荷人之不幸外，也正顯露漳州河流域主導勢力的衰退，而晉江流域三邑幫代之而興起（1630-1680）〕。之後，鄭芝龍擺脫荷蘭人的「轉運」網路，由福建安海（Anhay）直接對日本貿易（臺灣成為自中國出口之瓷器、黃金，自日本出口的白銀之集中地，然後分銷到荷蘭在亞洲的其他商館，或者直接運回歐洲）。並與澳門之葡萄牙人秘密合作，幫助已無法對日通商的葡萄牙人將澳門貨物運往日本，再把日本貨物運到呂宋，賣給西班牙人

荷蘭第6任臺灣長官陶德（Paulus Traudenis、Traudenius、Paulo Tridenius、特里典尼、特羅登紐斯、特拉登紐斯、特勞牛斯、特勞典牛、保祿士•杜拉第紐斯／1640-1643／通諳中文，CE 1643年7月9日去世於巴城）上任，與鄭芝龍簽訂有關日本貿易之互惠協定

波特里奧〔波提羅／Gonzalo Portillo／Gonzaro Portillo／Gonsalo Porteilio，軍旅生涯曾任職法朗德（Flanders）、德那第（Ternate）、馬尼拉屯多（Tondo）澗內、棉蘭老卡拉加省（Caraga）等地〕奉派擔任新西班牙雞籠駐軍長官（最後一任，第8任西班牙雞籠長官）。10月，他下令攻擊淡水之中國船隻，發現這些人帶有荷蘭人發的執照

《巴達維亞城日誌》12月6日記載，從澎湖運來許多頭牛至臺灣（CE 1622年7月荷蘭進佔澎湖，司令雷爾生Reyersz於CE 1624年元月25日致巴達維亞總督函中，曾提及「澎湖…，公司卻只運來公牛，這些公牛沒有母牛就不能繁殖，只能宰來吃肉。…」）

今年從澎湖將大批牛隻運至大員，當時公司及私人擁有牛隻1,200-1,300頭（《巴達維亞城日誌》，CE 1640年12月6日）

范林哈上尉率艦前去雞籠偵察和勸降（購置2艘戎客船，「淡水號」與「雞籠號」），但遭西班牙雞籠長官波特里奧Portillo拒絕，旋即返回大員

鄭芝龍由參將升為福建總兵

有中國商人從淡水載運粗製硫黃萬斤到大員（《巴達維亞城日誌》，CE 1641年元月29日）

禁止掘穴張網獵鹿皮1年（《巴達維亞城日誌》，CE 1640年12月6日），但CE 1641（1642？）年又開放，惟僅准以用罠，而仍禁用以陷阱捕鹿

西印度公司為使更多人前往曼哈頓開發，開始推行一種莊園制度（patroon），終於吸引許多歐洲國家的移民，而他們與荷蘭長官之間是立足於市民（burger）和市政長官的關係之上。相比之下，臺灣漢人在荷蘭人的管轄之下，地位是低下的。另外，在臺灣除鎮壓屠殺外，荷蘭人是利用宣教士來緩衝與土著的關係，而在新阿姆斯特丹（曼哈頓島南部尖端城堡），則是直接的對抗。但初期為取得可觀之水獺（beaver）皮拿回歐洲出售，與當地印第安人土著的關係尚稱良好，可是在第2任新尼德蘭長官基福特之後，則關係已經維持不下去

CE 1640年代，VOC針對臺灣（大員）市鎮之房屋買賣課徵什一稅，其後實施土地登錄制度，這是臺灣「土地權」法制化的開端

已將宰豬、釀酒、港潭魚稅等出贌

CE 1634年，江西道監察御史胡平運奏疏稱：「（葡人）所到之處，硝黃、鐵刀、子女、玉帛違禁之物，公然搬載，沿海鄉村被其掠奪殺掠者，莫敢誰何？」後在廣州官員之建議下，明政府正式宣佈於今年對澳門葡萄牙人關閉廣州市場

CE 1635年以前，由於福建沿海動亂不已及日荷關係一度惡化，荷蘭人在臺灣之轉口貿易困難重重。CE 1635年以後，開始有較大發展（主要依靠中國沿海之大商人提供大宗出口貨物），至今年達到最高峰。但從CE 1641年起，臺灣轉口貿易又呈現衰敗趨勢，直到荷人統治末期。因此，荷蘭人很自然將經營重心轉入島內，希望通過加強在島內之殖民經營與掠奪，來彌補轉口貿易的不足

 

CE 1641年：

元月14日，進行最後1次清剿小琉球島民行動（《熱蘭遮城日誌》，第1冊，p.478）

元月14日，為葡萄牙人控制達131年之久的麻六甲被荷蘭人攻陷（荷蘭臺灣船隻可以不再走巽他海峽經蘇門答臘西岸前往印度），對於VOC於亞洲底定勢力有關鍵性影響（之後於CE 1642年，荷蘭人又攻下西班牙人所佔領的臺灣）

年初，再次派遣弗里斯Vries隨同硫磺商人peco前往偵查從淡水到雞籠的情況

4月10日，臺灣長官陶德Traudenius召集42名長老於赤崁（Sakam）集會，北部6個原住民村社（新港、大目降、目加溜灣、蕭壠、麻豆、大武壠）的22名長老，列隊右邊，而8個南部村社（放索6社、大木連Tapolingh／Tapulingh、麻里麻崙Verovorong／Varvorolang、搭加里揚Taccariangh、Sorriau、力力Netnee、Pandandel、茄藤Catcha／Katya）的20名長老，則排列在左，長老們向長官獻上生豬、果子等以示其歸順之心，正式宣布這種會議稱之「地方會議」［地方日、Landdag、Landdagh、Assembly、Vergader dag der dorprn、Rijksdag、Dorpsvergadering，此字意義是指各地代表齊集一地，討論地方上重要事務，此法自古以來即實行於包括荷蘭在內的歐洲地區，集會時間通常在3月左右／VOC每年為鞏固宗主權而召集原住民之會議，其中長官會再指定下一年度之頭人代表，並授予三色旗、禮袍、藤杖等象徵物以彰其權威，此儀式有助於VOC之統治機構和原住民社會相扣連（是兩者聯繫起來的主要機制），藉此獲得其協助以控制漢人。而公司則透過地方會議，把自我的形象投射成一個強大、光榮、又仁慈寬厚的統治者。地方會議與其象徵物，因此成為中介統治者荷蘭人與屬民原住民間的機制］。11日，北部魍港河流域之村社哆囉咯、Aurij、Verongh、諸羅山、Davolack、Dacloudangh、Dacalacca和Saccalauw的長老舉行集會，長官施予禮品及一同用餐，之後滿意地返回（《巴達維亞城日誌》，CE 1641年12月13日）

4月21日，《巴達維亞城日誌》載：從上年9月開始讓數人承包各種稅收1年，其中「豬的專賣380里耳」。這裡「豬的專賣」稅應指屠宰稅。而承包者必須按照規定之價格，將豬肉供應給公司或在市場出售，不得高於限價。每年也在4、5月間與村社貿易稅、漁業稅一起招標，承包地區分為赤崁和大員2地

4月，探勘者衛斯陵Wesselingh再度出差至富有黃金之各村落，他贈予長老等人更紗2疋、chaul（茶宇）1疋、cangan布4疋、珊瑚若干及針，眾皆感謝（《巴達維亞城日誌》，第2冊，p.314-315）

5月，衛斯陵Wesselingh自大員前往淡水，企圖從那裡翻山進入東北部探金，但遭原住民與硫磺商人阻撓，無法通過

5月31日，衛斯陵乘船抵瑯嶠，然後經陸路最後1次往卑南，他得令探勘金礦，並說服居民種稻

夏天，派舵手西門•克洛斯（Sijmon Clos）環航全島一周，察勘沿海形勢並完成一幅新的臺灣全島圖。CE 1642年陶德討伐卑南時，似曾利用此圖〔《巴達維亞城日誌》（總督府日誌）CE 1642年5月8日條，記載：臺灣長官派商務員楊•巴連特生•貝路斯（Jan Barents. Pels）和助理舵手西門•哥路納利生（Sijmon Cornelissen），攜帶經訂正之新臺灣島全圖，向巴達維亞當局報告討伐臺灣東海岸之經過〕

8月24日，大員又派范林哈van Linga隊長率船隊（士兵205人、船員112人）前往雞籠、淡水偵查。9月5日，荷蘭人第1次登陸雞籠灣，於Quimaurri村投宿過夜（淡水馬賽人傭兵從淡水上船往上游走進入基馬遜河，繼續往上游前進在「八暖暖」上岸，翻越山嶺走陸路抵和平島對岸之沙灣聚落，再沿著水道達桶方堡對岸）。6日，至桶方堡（聖路易堡）查看，並至護退堡（聖安當堡，之後有重新整修）勸降〔臺灣長官陶德之勸降去信是8月26日，西班牙雞籠長官波特里奧Portillo之堅決不降覆信則是9月6日／為有效協調請求菲律賓總督高奎臘Corcuera派出援軍，乃派出胡安•德•洛斯•安黑洛斯（Juan de los Ángeles）神父（他曾說馬賽人擁有可以載運60名士兵之大獨木舟／CE 1717年周鍾瑄《諸羅縣志》中之描述應該更接近普遍狀況：「唯雞籠內海，蟒甲最大，可容二十五、六人；於獨木之外，另用籐束板，為幫於船之左右。蓋港面既寬，浪如山立，非獨木小舟所能濟也。」亦即船身旁邊還有以籐條固定的舷外支架 outrigger 來輔助平衡）回到馬尼拉求援，但總督之援助僅是2甕火藥、4個少年…至多10個平民、2名掌旗官（alférece，步兵隊中第2軍官負責掌旗）以及幾名水手〕，不成之後由於缺乏火炮（比利時人韓家寶 Pol Heyns）乃自陸地撤退至海域，並燒毀對岸之金包里｛金萬里、Kimaurij、Kimpaulij、Kimpauri、Quimaurri、Quimoury、Quimourije，指今基隆市仁愛區一帶，同時包括金包里社及漢人市區〔Sangley parian，推測為今日仁愛區之暗街仔街（今仁愛區文昌里附近）及崁仔頂街（今仁愛區新店里）的前身。其實金包里主社（大雞籠社）原位於雞籠／社寮／和平島上，而西班牙人開始築城後，他們則被迫從島上遷移至對岸（但荷蘭與西班牙人離開後，他們又重返社寮島）。西班牙人佔領雞籠不久，西班牙神父即在漢人市區為馬尼拉來之漢人（Maieles Chinos）及漢族生意人（Sangley）建立1座教堂與宣教師住屋〕。翁佳音也推定和平島上之福州街，或許亦有漢人市區｝社及其教堂〔聖救主城長官波特里奧Portillo曾於9月9日致信菲律賓總督說明／金包里Kimpauri-kimauri（臺語音Kim-pau-lí）一般泛指今金山、萬里及基隆地區（和平島除外）一帶的大範圍區域（翁佳音，《萬里鄉志》，1997）。而詹素娟則認為金包里社群係分佈空間在今金山、萬里鄉境，不在淡水地區，更不在基隆灣。大雞籠社群則以基隆灣及社寮島的分佈樣態，得與西文資料對應、和清代文獻接續。翁佳音：17世紀時之Kimaurij 或Kimpaurij 主社，絕不在今天的金山鄉（金包里）境內，也非在基隆市之大沙灣。至於金山為何會有如此社名，或許可能原因之一是18世紀後，主社社人西遷到該鄉去。不過，也有可能是地名的變化所以致之／昔時活躍於金包里（今新北市金山區）的平埔族為凱達格蘭族，因祖源相同及共同經濟生活圈，金包里社和大雞籠社（今基隆市）、三貂社（今新北市貢寮區）3社併稱金雞貂〕。歸途，並與淡水原住民締和並簽訂攻守同盟協定。此役中，最後1任前淡水長官加法哈Carvajal因刺探敵情而陣亡。22日，返抵大員

9月12日，一名士兵從卑南社帶來確切消息，衛斯陵Wesselingh因調戲婦女，被太麻里／大巴六九社（Tammalacauw、Tammaloccau、Tammalacou／今卑南鄉太平、泰安村）和呂家望社（Nicabon／今卑南鄉利嘉村）居民殺害

10月，淡水地區原住民至大員，向當局獻其領地並而納入荷蘭治下

11月6日，於赤崁辦理第2屆地方會議時，第2次公開發放遮身用布袍與藤杖，有42社代表參加，每人得一根藤杖及一襲遮身用黑緞布袍

11月20日，臺灣長官陶德Traudenius率領400名士兵、水手，搭乘300條舢舨sampam從大員前往虎尾壠（Favorlang）。23日，抵笨港溪（今北港溪），夜裡尤紐斯牧師則率領15名騎士及10社共1,400名原住民從陸路會合。25日傍晚，燒毀肚猫螺〔Davole、Tō-bâ-lê，分西螺（Kleyn Dobale）社及東螺（Dobale Bajen）社／東螺社西邊是三林（文讀音Samlim、荷語Saribalo、Sarbon／今芳苑鄉）港，《清初海疆圖說》有言「…澎湖…地從東向，與臺灣三林港對照」。又從16世紀以來至少到19世紀，「大率笨港、海豐、三林3港為油糖所出」（《海東札記》，朱景英），三林港一直是船隻來往之地。三林之南是今彰化縣二林（Tacais、Gierim、Gelim），這裡指沿岸一代沙汕遍布之處。尚有West Gierim ofte Lauhab（西二林又名「老合」）即馬芝遴（Tourinap，又稱Betgielem ofte Dorenap，即鹿港、溪湖一帶）〕社150座房舍與400座倉庫。27日，軍隊開進虎尾壠社，要求他們20天內與西螺、二林、猫兒干（Vasikan、Vassikangh、Badsikan／今雲林縣崙背鄉豐榮村、雷厝村）派代表，把CE 1640年之殺人兇手和3名被害荷蘭人［下級商務員羅藤斯（Hans Ruttens／在東螺村交涉時被殺）與其他2位隨員］的頭顱送至大員，並將400座房舍、1,600座倉庫點火，一直燒到第2天，是為第3次虎尾壠征伐戰役。12月2日，荷蘭人返回大員（《巴達維亞城日誌》，CE 1642年5月8日）。CE 1642年2月14日，又簽訂和平條款，反而要求任何漢人都不許進入虎尾壠獵場狩獵，可見當時荷、漢關係之緊張程度

11月之後，陸續有蕭壠（臺南市佳里區）、麻豆、目加溜灣（臺南市善化區溪美里），以及新港、大目降社等5個部落共250名西拉雅女祭司（Inibs，尪ㄨㄤ姨／向婆／嚮婆／女巫，西班牙人則稱之majuorbol／priesteresse）被教會人員流放到諸羅山社（今嘉義），11年後僅存48名尪姨獲准返回，但不得再從事宗教活動（17世紀百年間歐洲的「獵狩女巫witch hunt」，有CE 1590-1610年、CE 1625-1635年、CE 1660-1680年的3度高峰期。東、西2個世界之迫害女性歷史現象，很難說沒有關連）

日本在「島原之亂」（江戶時代初期CE 1637-1638年發生的日本史上最大規模之宗教起義）後開始鎖國，只保留長崎出島一個窗口（經由此窗口與出島荷蘭人之接觸，興起「蘭學」風潮，引進荷蘭及歐洲近現代知識），僅允許中國及荷蘭船隻進出（讓糾結於福爾摩沙島上之荷、日貿易衝突煙消雲散，同時使大員的荷蘭人開始轉型為殖民地經營）。日本開始對荷蘭嚴格執行「絲割符」制度，加上今年開始鄭芝龍投入直接對日貿易競爭與清軍南下，荷蘭對日之中國絲貿易日漸下坡（CE 1630年下半葉，大員商館將中國生絲和絲織品送往日本銷售，為其主要轉口貿易活動。另外，大員商館主要獲利期間為CE 1640年代中期到CE 1650年代初期），而往後大員主要出口項目是鹿皮及砂糖。再到CE 1640年代中期後，大員商館利潤源頭則是因中國內亂，而出口胡椒（非臺灣生產，而是購自巴達維亞）至中國內陸。直到CE 1655年，中國產的白絲停止輸入大員，而荷蘭生絲貨源供應，則完全由孟加拉取代

Raʔraʔ家族第9代家長Marungana正式被荷蘭人指定為大頭目（overhoofd），並接受杖頭上鑲有銀質VOC圖樣的藤杖（Japanse Rotting／rottang、staf與stok三字通用，泛指棍杖類／藤條cane、鐵杖ijsere stok），可以代表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東部徵稅

日本鎖國制度完成（將軍「鎖國」政策之目的並非要孤立日本，而是要嚴格控制沿海的大名們，但進出口貿易數量沒有兩樣，只不過被限制在2個不同的商人群體身上：荷蘭人與華商），荷蘭商館由平戶遷移到長崎出島

 

CE 1642年：（明思宗崇禎15年／清太宗崇德7年／日本寬永19年）

元月11日，臺灣長官陶德Traudenius率領353人隊伍（225名荷蘭人、110名漢人、18名爪哇及廣東人）艦隊出發往小琉球，並到福爾摩沙島東部探金且討伐大巴六九社（Tammalaccauw／第1次東臺灣探金征伐隊）。13日，受到瑯嶠領主攻擊。22日，抵卑南覓。24日，大巴六九社原住民與軍隊遭遇後死亡27人，荷蘭人1人死亡、5人受傷。然後荷蘭人續往村社，原住民不敵，村舍被燒成灰燼，並不允許村社於原地重建（又在花東縱谷逗留一個多月，由卑南人助攻，平服好幾個部落，馬大安就曾在當年被夷為平地），還遠征到水連尾（水蓮尾、水璉社、Sivilien、Sibilien／壽豐鄉水璉，今花蓮港迤北地區？）或花蓮立霧溪河口新城產金一帶〔陶德Traudenius率領艦隊駛往東海岸討伐大巴六九社，同時巡航至各地探詢黃金產地之紀錄中，曾提及阿美族Patsilar社及附近6個部落之部分居民，配戴用黃金打造之「頸輪」（頸飾），部落人說黃金之產地在Sivilien和更遠方之Takijlis（黃金產地起自Sivilien，北至Takijlis，亦即Takilis立霧溪出海口／泰雅族故老廖守臣，即馬紹‧莫那／曾任秀林鄉鄉長，著有《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遷徙與分布》上、下，1977。《泰雅族的社會組織》，1998）：懸崖、峭壁之意，並未有指涉一固定之地理位置或名稱）。另外，也曾至秀姑巒溪出海口之Supera（Soupra／荷蘭人戶口表上之Suupera，指Tsiporan社，早期此社涵蓋秀姑巒溪出海口北岸之「大港口」與南岸之「靜浦」），其居民也被傳為身上有黃金飾品，且居民說金質飾品都是每年一次前往立霧溪口交易時獲得的〕。2月7日，長官陶德Traudenius以勘敢布疋及雜貨，分發彼等，換購食品。眼見非越高山，則不能到淡水、達其利Takijlis及里腦Lilan（傳聞僅有該2地有產金）等地（《巴達維亞城日誌》，第2冊，p.371-372）。12日，返回卑南覓。14日，軍隊由卑南覓出發〔14-19日，由陸路橫越Tacabul高山返回臺灣城之記錄報告從缺。但有CE 1643年3月公司書記兼通譯之Christiaen Smalbach（偕另一通譯Antonij van Coutchyn及2名士兵），從南部陸路越Borboras、Taccabul與Calangit到卑南之簡要日記〕。19日，抵臺灣西岸，再經放索、茄藤、大目連。23日，返回赤崁（《巴達維亞城日誌》，CE 1642年5月8日）。且在大港口社留下荷兵4名，另外在卑南覓派駐荷人4名、大港口社（今花蓮縣豐濱鄉港口村大港口）2名、馬太鞍（Vadaan／今花蓮縣光復鄉大安、大華、大全村）社2名，讓他們學習當地語言，以加強對該地區之統治〔大巴六九事件（衛斯陵事件）—與卑南族最熟悉的衛斯稜在被大巴六九與呂家望（今臺東縣利嘉村）部落的人醉酒後所殺，據說是因為調戲當地女性引起之衝突，這個人同時具有外科醫生、化學家、釀酒師的身分，早期是外派到日本，很受幕府信任。衛斯陵死後，荷蘭東印度公司展開報復性的軍事行動，當時的行政長官陶德率兵親征，乘船繞過臺灣南部海域，於卑南覓登路，將大巴六九社燒毀。之後也因為類似的原因，屠殺撒奇拉雅族竹窩宛社和阿美族馬太鞍社（CE 1645年底至1646年初）。而東印度公司的尋金之路，到頭仍是一場空〕

年初，荷蘭臺灣長官陶德親率後山探金，征伐隊行經瑯嶠領地（年底由拉莫丟斯Lamotius領軍征討，為以放索、下淡水等2社為盟軍之東印度公司武力所擊潰）而發生衝突，結盟關係轉劣

2月14日，虎尾壠社及週圍5個村社派人至大員，歸還3名荷蘭人頭顱並且歸順締結《虎尾壠條約》，但從此在自己獵場上打獵必須VOC核准，並不得超出長官訂立之界限外捕鹿；且全社每戶每年繳納公司10束稻穀、4（5？）張鹿皮以為懲罰。前2個條約，公司都不允許虎尾壠人騷擾漢人，同時條約中也說任何漢人都不允許進入虎尾壠獵場狩獵，此變動是VOC與臺灣本島上漢人間，關係逐漸緊繃之徵兆。CE 1638年之前，VOC以為公司之利益在於保護漢人免於「壞心眼」的北方原住民影響。而到CE 1642年底，他們又覺得公司必須保衛北方原住民免於「放肆」漢人的侵害。因此，禁止所有漢人於公司所密切管控之大員南北數村落外的村落居住，即向北不得越出麻豆、諸羅山，向南不得越出大目降。又在CE 1643年，通過禁止任何無照中國帆船（包括漁船），在臺灣島南部海岸下錨

3月12日，離茶佮（Valentin de Aréchaga）艦長搭乘最後一艘補給船（socorro）「聖尼各老／聖尼古拉斯」（San Nicolás）號由甲米地前往福爾摩沙島

6月，遠在印尼之荷蘭東印度公司總部的巴達維亞總督傳來了重要信息：「你們找的金礦位在後山更北之處，名叫得其利或里腦的地方，那裡有一條河，河口入海處有沙金，那裡的人用小籃子與木盤淘金。」巴達維亞總督來信指出黃金河的位置之後，荷蘭人改由剛打跑西班牙人取得之基隆出發，繞經宜蘭到古名得其利的立霧溪口尋金，從此對得其利以南後山之尋金工作意興闌珊，只偶爾帶著盟友卑南人三不五時懲罰不聽話的阿美族部落，以迄明鄭攻臺

6月，荷蘭東印度巴達維亞總督范迪門打算以小琉球模式對待蘭嶼

8月10日，哈勞哲（哈魯斯／哈囉色／阿魯謝／Henrick Harrousee／Harouse）艦長自澎湖抵熱蘭遮城。17（18？）日，大員評議會決議派出指揮官哈勞哲艦長與范林哈（Jan van Lingen）率共計690人之士兵369名、水手222名、漢人48名、爪哇人（Javanese）8名、廣南人（Quinamese）30名及奴隸13名啟程大員，再度嘗試北上奪取雞籠（西班牙守軍僅330人左右）。19日，離茶佮艦長（在聖安當堡／護退堡協防）與荷蘭人之船戰開打。20日，荷蘭人從和平島東岸登陸，並在東岸山頂修築臨時木造砲臺（今社寮東砲臺），來封鎖和平島與福爾摩沙島間之水道，又登上看守堡（la Mira，又稱聖米崙堡）。21日，荷蘭人開始攻擊護退堡（lu Retirada，即San Antón堡／由離茶佮指揮／約在今基隆港入口處之陸地上）。24日，省區副主教基羅斯Quirós神父至護退堡照料士兵。25日正午，護退堡官兵撤退至主要塞。26日，雞籠駐軍長官波特里奧Portillo同意開城投降，西班牙人被安置於道明會石造之「諸聖修院／慈濟院」〔是主要教堂及聖慈悲善兄弟會Hermanded de la Misericordia之總部，其管理機關稱為「聖桌」（Santa Mesa／Santa Mesa de la Misericordia）／內瑟Nessel之「淡水與其附近村社暨雞籠島略圖」以及維希必（Cornelis Vichbee）之「福爾摩沙島北海岸暨雞籠島圖」上都可見到，也可見3座堡壘：San Salvador、San Antón、San Luis〕中〔波特里奧幾乎未正式戰鬥，即雙手奉上要塞，這種對人生抱持一種醒悟的新觀點，西班牙人稱之為「巴洛克幻滅」（Baroque desengaño），與唐吉軻德（Don Quijote）在巴塞隆那海灘上被擊敗之後的心境相同。換言之，波特里奧當時可能已經決定，要以一種含混模糊的方式，來面對荷蘭人最後的嚴厲攻擊，他決不讓自己的兵士死得不明不白，此舉後果將由他自行承擔，既不期待任何人之理解，也不害怕法律上的何種處置，因為一切都只是為了自己良心的平靜而已〕。9月1日，將西軍戰俘輸運至大員（9月4日抵達），然後轉往巴達維亞（CE 1642年9月15日出發／CE 1642年11月抵達？／10月20日，荷蘭法院宣判戰俘無罪），最後再輾轉經馬卡薩爾（Macasar，今印尼所屬西里伯斯島）回到馬尼拉（CE 1643年6月29日抵達。然而雞籠駐軍長官波特里奧Portillo，則選擇留在巴達維亞，並沒回到馬尼拉，也造成西班牙士兵間的混亂不安）

8月26日中午，雙方達成議和條件，同日西班牙人解除武裝，荷軍正式入城。至此，荷蘭人驅逐自CE 1626年起佔領臺灣北部長達16年又3個月的西班牙人〔其中臺灣長官陶德給哈勞哲Harouse之攻略雞籠之西班牙駐軍的指令、哈勞哲之攻略報文、荷西之協定書等荷蘭驅逐在臺西班牙勢力之有關檔案，由盧伯（P. A. Leupe）將海牙檔案館所藏，摘錄於CE 1858年《荷蘭印度語言、地理、民族學報》刊載之〈1624年臺灣之La Santissima Trinidade城柴的攻略〉一文中。以上文件曾有村上直次郎博士譯為日文，收於《臺灣史料雜纂》第1卷，惟未出刊。而近來則由中村孝志教授收於其所校注之《巴達維亞城日誌》第2冊附錄，並已刊行於世（中村孝志教授校注之《巴達維亞城日誌》共3冊，有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中文譯本，分3年於CE 1970、1989、1990年出版）〕。頃後，北海岸地區之Quimaurij、Taparri、St. Jago 等村落，表示願意將土地貢獻給荷蘭人，締結友好關係

東印度公司將西班牙人驅離北臺灣後，蘭陽平原外海之龜山島Malabrigo（馬拉不里戈），因距立霧溪產金地約2哩而獲注意，一度以為島上窩藏西班牙人

9月5日，身負巴達維亞方面攻克雞籠命令之司令官拉莫丟斯（Johannes Lamotius、la Motin）的援軍才終於開抵大員。臺灣長官陶德和評議會決定派遣拉莫丟斯前往雞籠。然就在出發之前，大副康尼利斯（Simon Cornelis／Symen Cornelisz）帶來攻克雞籠之消息。9日，拉莫丟斯啟程。13日，拉莫丟斯抵雞籠（有其駐紮在雞籠時之決議錄／9月14日至10月7日），隨即接掌指揮權，後再去勘查宜蘭平原（《熱蘭遮城日誌》）

9月15日，舵手哥路納利生Cornelissen率領一遠征隊，自雞籠前往東海岸Donau河附近探查測量，然後製作臺灣東北部所有海灣、海岬、港口等地圖。20日，受烈風所阻折返雞籠。26日，到達Danou河岸之St. Laurens灣（今蘇澳灣）。29日，接到召回命令。10月2日，返歸雞籠

9月20日，淡水地區北投（Kipatao、Kypatou）、武朥灣（Pulauan）9個番社再次前往雞籠獻地歸降。而後，荷蘭人在探訪St. Jago並強力鎮壓Quimaurij的反抗事件後，其勢力終在10月進入淡水地區

9月22日，金包里Quimaurij、Taparri、Lapourij、三貂角St. Jago（Kuwannoan社）、Lalabeouan和Torockjam村舍貢獻土地給荷蘭人，雙方結盟後每村社獲親王旗一面（有來自聖雅各Caquiuanuan社之巴賽翻譯阿浪素Alonso／荷語音譯Tamory Alonce從旁協助，但之後被處死）

9 月底，驅逐西班牙人後不久，司令官Joannes Lamotius率領眾人自雞籠和平島出發。總共分成7隊，每隊約派有54個士兵與61個水手，並有86個東南亞黑人隨行搬運物資。據《熱蘭遮城日誌》記載，此行人數為528人，可說是場浩浩蕩蕩之探金行動。軍隊沿著今日瑞芳鎮、貢寮區一路東行。翻山越嶺數日後，終於抵達一處稱做Batang的地方，即今天之新北市貢寮區澳底一帶。他們在這裡見到幾名St.Jago原住民，拿著自雞籠領回的親王旗歡迎司令官，並帶來一些飯與鹹魚。經學者們從歷史文獻、契約文書及考古研究的驗證，St.Jago原住民大致可指涉為清代文獻上記載之三貂社，今日在福隆車站附近仍存有和三貂社相關的舊地名、考古遺址

10月3日，范•律貝克（Hans Gal van Lubecq）與番通事Alonce帶布匹、玻璃、銅製耳環與手環等物，從雞籠越山到淡水地區之峰仔峙〔蜂仔峙／峰仔嶼Kipanas／Kipangas／Ratsecan／Pang-á-sï，原址應在今基隆河北岸，新北市汐止區（水返腳街）鄉長里、江北里附近，後遷至「鄉長厝」〕社、里族（Kiliessouw，今基隆河北岸內湖區一帶）社及錫口〔Malessekou／Malotserouaen／荷蘭文獻標音Malotsigauan（語幹mali-chi-khau／麻里即吼／猫里即口），舊社在今基隆河南岸，今臺北市松山區慈祐里（舊稱錫口街）／CE 1763年（清乾隆28年）《續修臺灣府志》當地已有「猫bâ里錫口街」／CE 1920年臺灣總督府行政區域劃分及地方制度改革，改名「松山」（Matsuyama日語／Siông-san臺語）〕社等地進行交易

10月4日，福州帆船來航雞籠

10月10日，拉莫丟斯將當時Kimaurij／Quimaurri和Tappari／Taparri社的頭人Sisinjan（馬鈴鏗）公開處以吊刑

10月11日，金包里Kimaurij和沙巴里Tappari／Taporij社之村民到城堡負荊請罪，荷蘭人重新收納他們，並指定由公司「忠誠的」通譯丟哆囉（Theodore／Teodoro Emoro／此人是CE 16、17世紀北臺灣雞籠、淡水等沿海地區人群，在這航商往來貿易下的縮影／CE 1656年遇害身亡）為Kimaurij和Tappari的頭人

10月11、12日，拉莫丟斯Lamotius命哈勞哲艦長駐守雞籠城堡，親自率船開往淡水查看地形，發現拆毀之舊城堡址是建堡最合適之處（以保障硫磺之開採及貿易安全），乃召集淡水地區原住民與捕獲之中國人建堡。11月5日，臨時石造城堡竣工，以荷印總督范迪門•安東尼歐取名「安東尼歐堡」（Fort Anthonij／Anthonio），西南部半月形堡壘以其姓迪門（Diemen）命名，東北部砲臺稜堡為「瑪利亞」（Maria，以總督之妻瑪利亞María van Aelst來命名）堡，東南還有一半月形堡壘為「硫磺角」（Swaevelpunt）。10日，河對岸5座村社來歸，而拉莫丟斯Lamotius當日乘船返回大員

11月20日至12月8日，拉莫丟斯率兵討伐虎尾壠（Favorlang／《熱蘭遮城日誌》／第4次也是最後一次虎尾壠征伐戰役），處死19名虎尾壠人和11名漢人唆使者，且逮捕了殺死3個荷蘭人的「漢人、原住民」兇手，並公開處死。之後，臺灣長官及評議會宣布「無論哪一個漢人，都不允許在麻豆以北的地方有自己之居所。」

11月21日至23日，荷蘭隊長優司特•戴•弘特（Joost de Hont）隊長在淡水林仔社番人三哥（Samco）帶領下，由淡水走陸路到雞籠，從事北海岸陸路之調查。第1晚住Malleymey（音近清代文獻之「嘎嘮覓」，可能是新北市石門區「老梅」地名之由來）。22日，經過Pereketau［音近清代文獻之「萬里加投」（萬里區大鵬里）］沙灘及Basa［此地名音近「瑪鋉／馬鋉Má-sok」（今新北市萬里區萬里里／馬鋉灣，今萬里、大武崙澳一帶），也與巴賽Basay族幾乎同音］大溪。23日，抵雞籠岸上之金包里Kimpauri社（大沙灣以及雞籠老市區一帶，惟清代後逐漸往金山遷移）。下午，2人渡海到對岸社寮島之San Salvador城［〈從淡水林仔到雞籠之報告〉（Rapport van Joost de Hont vanwegen den wegh van hier naer Quelangh over landt te gaen, hoe deselveheeft bevonden）］

12月8日，佩德爾／貝德爾／鬼拔仔（Thomas Pedel，有〈招撫雞籠河番社日記〉）中尉由淡水紅毛城砦出發，沿雞籠河招撫番社，傍晚5時抵里族社。9日中午再出發，傍晚抵雞籠河北岸山中之Ratsecan社（即峰仔峙社）。11日晨9點折返，中午抵達錫口社，之後再往里族、武朥灣等社巡視

佩德爾Pedel沿淡水河流域訪視原住民村社時，發現初見荷蘭人的里族（Lichoco／Retsyock／Litsoeck）社住民｛其「首長」（opperhooft地區主管／王與大頭目）冰冷Penap／Ponap〔而彭恩Boons之淡水雞籠日誌，以「統治者」（overste）稱之〕是統治12個村社之要人，居民與其講話的態度，如對神明一般（被土番視為「能講奇異話語之神」）｝，係以天主教手勢迎接Pedel，據此可知於西班牙時代，其政教勢力已達今日之汐止。另外，此案例也說明原住民係如何藉由外來的文化象徵，透過其認知體系，挪用到也是外來者的荷蘭人身上。在此一情境中，外顯形式的意義，是依循原有的社會文化價值認知

12月18日，拉莫丟斯Lamotius帶領300名官兵之飛虎隊進軍南部，以懲罰叛亂之瑯嶠Longkiau領主〔荷蘭人留下了瑯嶠社（也就是指Dolaswocq、Dalaswack，豬朥束社）人因被荷蘭人攻破而逃至稱作Skaro之村莊，很有可能就是日治時期「斯卡羅」一詞的詞源。江樹生在《熱蘭遮城日誌》，第2冊，p.64的註腳中提及：「楊森富根據《臺灣省通志稿》土地志地理篇，第2冊，p.259，〈恆春鎮新舊地名演變對照表〉，以及山下太郎編《臺灣地名便覽》，p.142等資料，認為Skaro即槺榔林，今屬屏東縣恆春鎮德和里」。按照排灣語前綴S-/ Se-之意思為「屬於…」的意義去理解，可以當作是「在Karo，亦即在槺榔林之人」。或許這可以作為「斯卡羅Seqaro／Suqaro」一詞的起源，新增另一個有別於楊南郡所認為之「乘轎之人」的解釋／《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有2處出現斯卡羅，一處是排灣族之Parilarilao群分支下有關恆春地方高砂族的討論（《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楊南郡 譯，2011，南天書局）。另一處則是卑南族一章最後一節，特別以恆春地方「排灣化之卑南族為名」的專門討論／《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蕃政戶口〉中「恆春下番」，是由Sabdiq群、快仔、加芝來、牡丹群、竹、高士佛、八瑤、四林格、vangcul（蚊蟀山頂）、豬臘束、龜仔甪、射麻裡、龍鑾、貓仔等14社所形成。跨枋山、恆春2支廳管轄下。上述中之豬臘束、射麻裡、貓仔、龍鑾4社民，原屬puyuma部族，自稱seqalu，以別於其他paiwan諸番。然而大體上其語言、風俗及習慣等皆相同，故將其納入paliljaliljau番中一起述說。而〈部落的由來〉中提及，seqalu番的豬臘束社是大頭目garuljigulj家之所在地，射麻裡社是大頭目mavaliu家的所在地，貓仔社是大頭目tjalingilj家之所在地，龍鑾社是大頭目ruvaniau家的所在地。其他之sabdiq群、加芝來群、牡丹群、快仔、高士佛、八瑤、竹、四林格、蚊蟀、龜仔甪等10社，皆為paiwan，分屬seqalu 4大頭目家。此paiwan是從北方的kuvulj、paqalu 2番之地遷來，最初是在何時雖不清楚，不過至少應不下300年，而且他們可能是首先來到北方的sabdiq之地，然後再逐漸南下。其後seqalu番的一支射麻裡社之祖先沿著西海岸而來，而豬臘束社的祖先則是沿著東海岸而來〕

今年起，陸續將獵鹿執照稅（不再全由教會牧師主持）、人頭稅、米作什一稅（稻作稅、田園穀物收成稅／每年10月進行公開標售，而標得利權者需馬上支付一半價金，其餘則在後續6個月內繳齊）、捕撈稅等改為承包制，以公開標售方式，由出價最高者取得徵稅承包權／包稅經營權［每年4月以招標包辦蕃社交易，得標者先付半數現金／前金（餘額則須於包稅經營權過期後付清），之後承包商取得銘刻有村落名稱之銀章／銀牌／銀標］，此一模式稱之「贌ㄆㄨˊ」（荷語或德語Pacht、Pachten／廈門、福佬話唸作Pak／中古世紀日耳曼地區借自拉丁文Pactum、Pactus，意為領主與承包稅收人雙方對稅額等取得一致／包稅經營權／稅收承包利權／巴達維亞當地漢人譯寫為「傌」），在公司為「出贌」，得標者為「贌商」（鄭、清贌商稱為「社商」）。而獵鹿執照稅以村舍為單位出贌，稱為「贌社」（臺語音Pa̍k-siā），得標者獨佔一個劃定區域的收購、交易壟斷權利（此乃贌社制度最重要特徵／此贌社制原型是CE 1637年「獵鹿執照稅」之延續與擴充，允許漢人贌商在番社壟斷交易／村落交易稅／贌社稅）。就目前所知，公司已經於CE 1640年將宰豬、釀酒與港潭魚稅等承包給數人徵收。CE 1645年之後，VOC廢止漢人獵鹿執照，鹿產交易完全出贌，狩獵活動雖回歸原住民，但並未替原住民帶來大量利益，他們仍苦於贌商之剝削更甚漢人獵捕者

雞籠之Tappari遷往淡水後，於今年之長老為奇拉撒滿拿（Kilas sa Romana），是阿葵拉Aguilar之妻的叔父，而CE 1646年之長老則是奇拉噜喀（Kilas Lucas）與Kilas Chereman

今年VOC開始徵收年貢，規定每戶每年繳交10捆稻穀，而新加入之村落可免繳第1年年貢。之後又提出另一標準，要求每戶交付固定重量（20斤，約12.5公斤）的稻榖，或者是4張優良品質的虎皮

 

CE 1643年：

3月3日，VOC商務員尼卡修斯‧德‧侯賀（Nicasius de Hooghe）由大員長官任命，前往測繪熱蘭遮市所有房舍與地產面積，並加以登記（1643 Estate／1643年熱蘭遮市地籍登記簿／熱蘭遮市鎮地產登記簿／熱蘭遮市地籍，該表提供為數可觀的荷人與唐人居民之姓名，根據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鄭維中初步研究，唐人居民中最活躍的份子，並非直接由福建移居而來，而是那些在荷蘭東印度公司勢力開始興起時，在東南亞各地與荷蘭人合作的海外唐人。他並指出有相當數量的房舍，是由少數唐人與荷人所有，可能是租賃給僑居的商人使用），以為日後抽取稅款的依據。CE 1647年元月，侯賀帶著妻子與2子離開臺灣，欲舉家返回故鄉阿姆斯特丹途中遭難，僅幼子安東尼倖存。荷蘭國際遺產活動中心研究員門諾‧廉斯卓（Menno Leenstra）從當初幼子安東尼之公證人賽巴斯提安‧凡得彼（Sebastiaan van der Piet）所保留的侯賀家族檔案中，發掘出記載他們在臺生活的種種相關文獻，包括了這份早先已認定佚失之市鎮地籍測繪清單（熱蘭遮市地籍表）

3月21日，彭恩Boons率236名士兵及39名漢人等，分乘5艘船開始往東北部征伐。由臺灣港開船至雞籠，然後由雞籠開船至前年臺灣長官陶德Traudenius停留地，即水璉社以北約0.5荷里（離哆囉滿社南邊3荷里），大約3-4公里之處離船登陸，再進入哆囉滿，地點位於大約在三棧溪與立霧溪之間（或美侖溪和三棧溪之間）。此次「東征」所留下的文獻並未提及其他敵對番社，但提到山谷中有黃金，因為有野蠻之森林野人（wilde bosloopers）而不能進入。CE 1645年11月，上席商務官凱薩Caesar的報告中卻說哆囉滿一帶，溪河上游約7小時路程之山中，有凶暴的Sonkou（與「崇爻」tsõng-gâo同名，花蓮阿美族通常稱木瓜溪上游的「木瓜番」為Tsungao）番社，又此處之哆囉滿溪似乎是指木瓜溪，而非立霧溪。CE 1646年，商務官Gabriël Happart報告提及與宜蘭噶瑪蘭、哆囉滿〔自稱Tarraboan，還稱Pabanangh、Dadanghs。Pabanangh即是西班牙文獻中有金銀礦之Pabanan社，亦是脂屘屘（Tsi-Varvaran，音聲為Ti-man-man，另書寫成孱孱社（Varvaran），屬南勢7社〕番人為敵，且居住哆囉滿山中、人身猴面又長尾巴之Parrougearon番人，其番婦結婚後斷上下共4齒。這應是文獻上第1次出現Parrougearon，若以國際音標標示為Paruxearon，音聲與Parocharon大致相同。CE 1648年，下席商務官朴洛克厚一Plockhoy擔任淡水、雞籠主管時，Pouloherong十一社之長老前來與他見面，與公司締結並給予藤杖，且哆囉滿與噶瑪蘭的番人以米、鐵等物和Pouloherong交易黃金。CE 1650年，淡水駐紮官朴洛克厚一Plockhoy在小龜崙（Baritzon，即淡水河左岸之八里坌一帶）召見Pouloherong人。CE 1657年，商務助手巴勒比安Balbiaen由噶瑪蘭至哆囉滿探查日誌提到，7月24日雞啼時分，噶瑪蘭沿岸航行，約8時經Puncte Venatauw（北方澳鼻），經過後進入蘇澳灣稍停，再繼續往南航行，因月色明亮整夜航行。25日晨，駛進一小舟可停泊的陡峭岩下，船員去取食物及水，岩上見有Poulecheron之小獵寮（veldhuysje）。繼續向前航行，看到非常高處有Poulecheron小社，已接近哆囉滿，因此商務助手巴勒比安Balbiaen鳴槍通知。荷人再前進進入一良好沙灘，灣口有一火炮射程之寬，而離哆囉滿有半小時之遠。8月中，在哆囉滿人帶領下，終於進入黃金河探險，內有大理石巖（albastige clippen）。上述日誌提及，與哆囉滿番敵對的Parrougearon番社記錄成Poulecheron人，有人口120戶，分5區各有酋長，有500名善戰壯丁，居住山間多岩石之處（應該是太魯閣族）。由上述民族誌資料來看，翁佳音老師相信Sonkou、Parrougearon與Poulecheronder這3社番人有一定關連。而Kijnarij（即泰雅族之Kinazi社，Kijnarij是氏族名，屬龜崙社群）社頭目Kakarre Nuy曾於CE 1648年告訴荷蘭人，他們稱為Pourousouronder者是與龜崙社人為大敵，且離龜崙社境2天路程。另有文獻舉出其介於淡水紅毛城與花蓮哆囉滿之間，而前舉Kijnarij社頭目所說之敵番和哆囉滿敵番Poulecheron應屬同類範疇（語音），又該社的拼音應與西班牙文獻中Esquivel神父於CE 1632年的報告，有金銀礦的Parusarun番社相同。這個字在荷語文獻上先出現於CE 1645年之探金紀錄，由馬賽族和噶瑪蘭族提供的情報。CE 1648年，則由Kijnarij社頭目親自報告。目前泰雅族本身無此類稱呼留存，但馬賽族和噶瑪蘭族則有類似稱謂：噶瑪蘭稱生番Pusalum，東勢抵美稱山番Pusaram，擺里稱溪頭蕃為Pusalum。基隆和平島Basay人稱生番Penesorum，宜蘭哆囉美遠Basay人稱Pusalum。以前，宜蘭噶瑪蘭番稱西方高山中的番人為Purusaram，該稱呼應是清代文獻中的吧哩沙喃或八里沙喃（Pat-lí-sa-lâm），是今宜蘭三星鄉舊地名，此地是泰雅族東出與外界接觸主要地點之一。換言之，Kijnarij社頭目所說的社，應是宜蘭三星以西，山內的泰雅族。總之，荷蘭文獻上之Parrougearon、Poulecheron人是周圍之馬賽人和噶瑪蘭人稱呼居於深山內的南澳泰雅族，以及太魯閣、賽德克人，他們常與附近泰雅族有糾紛，而Poulecheron非自稱，而是他稱。又荷蘭文獻中之龜崙番人Coullonder，絕非大漢溪西岸的龜崙（龜山），相當大部分是中央山脈之大泰雅族，而Poulecheron人則是太魯閣族

3月22日，公司書記兼通譯之Christiaen Smalbach偕另一通譯Antonij van Coutchyn及2名士兵乘坐小漁船自臺灣城出發，23日至放索，但因浪大無法登岸，乃掉頭入下淡水溪（Tamsuy）登陸，在往放索。24日清晨，抵位於高山下之Cangelangh（應為Langelangh之誤）。25日中午，抵Barboras（Borboras）村社。26日1時，從該地出發，10時抵內文（Tacabul）社。27日，自Taccabul越山往阿郎壹（Calingith），晚間抵達。29日，再從該地前往Patsibal（Batsibal）村社，進而向太麻里（Tavalij）前進，約於21時抵達。30日1時，由太麻里出發往卑南，中午於知本溪（Tipolse reviere）旁休息，16時進入卑南社

4月11日，古樓（koulolau、Kunanau、Kulalao／鳥居對古樓社之稱呼為コンロンナウ、Konlonnau，更接近「崑崙坳」的臺語讀音）社（該社最早出現於荷文檔案者：《熱蘭遮城日誌》，CE 1645年8月20日條之紀錄，但在CE 1648年之後才歸服統治，以及下山至臺南參加地方會議）附近之他拉秀（Talasuy、Talechiu）、文樂（Patlong、Podnongh）、望義（Vorangil、Vongorit）及白鷺（Paynos、Pilis）4社頭人，在漢人舵公（Taycon）陪同下，下山至臺灣城。13日，表明願意歸順VOC，接受保護以及願意貢納米穀

荷蘭人於雞籠保留2處防禦工事，一是Noort Hollant稜堡（北荷蘭堡Fort Noord-Holland／'t Fort Noortholland），由西班牙「聖救主」San Salvador堡〔清治時代稱之「紅毛城」、「紅毛樓」、「雞籠寨」（Kilongtchai），日治時代則稱之「城仔角」、「城仔背」〕改建而成（拆除另3座稜堡及連接稜堡之城牆，而該部分用於淡水之新防禦工事）；另一則是Victoria圓堡〔原西班牙人之看守堡（la Mira），今稱「砲臺頂」〕

4月，荷蘭人驅逐佔領雞籠的西班牙人後，隊長彼得•彭恩（Pieter Boons）率領第2次東臺灣探金征伐隊（阿葵拉之妻為通譯）抵達今日花蓮立霧溪（古名 Rio Duero「黃金之河」，西班牙語／Douro，葡萄牙語）河口之哆囉滿〔今新城一帶／源自西班牙語Duero「閃閃發亮的地方」／Turoboan（西班牙）／《新舊東印度誌》福爾摩沙地圖，將其標示為Riv. Doero（黃金之河）／Toroboan／Jorboan／Taraboan（荷蘭）／Tackilis（Hō-ló 語漢譯）／日語讀音Takkiri，日語譯音字是「立霧」／另一古名是Turumoan／此地有三群不同居民Torrobouan／Turuboan／Tarraboang、Tarraboangh、Pabanangh、Dadanghs，還有一群居住於立霧溪上游之Parrougearon人／Tarowan之譯音，原指太魯閣Taroko（是由祖居之地Tarowan所訛化）部族祖社或祖居之地（位於靜觀、平生一帶，包括布拉耀社、沙特社、布希西卡社、他羅灣社／《太魯閣事情》，臺灣總督府蕃務本署，CE 1914年4月）〕地區，但無功而返（3月21日〜5月11日）

10月8日，大員評議會決議，給所有至雞籠和淡水進行硫磺貿易之中國人發放許可證，並要納稅，其中規定每100擔（1擔=100臺斤=133又1/3磅／1 拉斯特 Last=20擔）生硫磺在淡水納稅20里耳、在雞籠則30里耳（《熱蘭遮城日誌》，CE 1943年5月22日）

10月，駐蕭壠社的候補牧師阿勒豪夫（歐霍夫／Hans Olhoff／CE 1637年為教師，CE 1643年為傳道／CE 1651年5月，因染南部疾病去世）報告：海賊金官（Kinghwangh，唐人武力商團）的勢力，已佔據東螺溪（Betsierims reviere）出海口一帶的（巴布薩Babuza族）馬芝遴社（Bethgierim、Dorenap、Bé-chi-lin，大肚王南邊之Betgilim部落，今鹿港，舊名「鹿仔港」，昔日為米穀集散之地，因用來儲存稻穀的方形倉庠稱為「鹿」而得名。鹿港鎮公所編印《地名釋義》：「雍正6年彰化縣設立倉庠於鹿仔港米市街（今美市街）西畔，門首有匾曰：天庾正供（彰化縣誌道光版載有此事，計得倉庠16間），因廩之方者曰鹿，竊以此命名曰鹿仔港。」／臺語音Lo̍k-á-káng），並沿溪上溯深入內陸，臣服二林（Gielem／Gierim）、大武郡（Tavocul，今彰化縣社頭鄉）等共10個村社。金官發放象徵權力的權杖給村社頭人，取走虎尾壠社的豬隻，並宣稱自己係統治北方的長官，而荷蘭人為統治南方的長官〔DZII：204／江樹生，《熱蘭遮城日誌》，第2冊，2002：206〕。金官的作為，即代表對「王」權力認知的一部份。CE 1644年2月，金官於瑯嶠灣擱淺而遭原住民逮捕。4月2日，被荷人處死，並由其遺物中發現反荷宣傳文件

12月14日，150名士兵乘坐10艘帆船前往山豬毛［Sotimor，住在地磨兒（Timor、Timoro）的人／排灣語地名音譯：三地門、山地門、山豬毛／CE 1715年（清康熙54年），清政府已將山豬毛社列為轄下「歸化生番」（偶被稱為「界外熟番」。居住界外，只納少許象徵性之稅如鹿皮餉，不用與熟番一體當差服役，可保持自己原有生活方式與經濟活動，而且不得移入界內居住。它發生於康熙末年和雍正初年，當時因朝廷好大喜功，特別是清世宗雍正新登基時，地方官遂透過象徵性的歸順儀式，獻納鹿皮餉給清廷，但通常僅是名義上，不少是由地方代納，乃招來不少界外生番。但清廷之後發現這種作法與原先分界隔離的構想嚴重牴觸，迅即在雍正朝中期廢止。但另外一面也彰顯了清廷臺灣統治之重要關切所在，亦即清廷並不期待繼續擴張邊界，將更多原住民納入實質管轄的範圍，因為熟番完全漢化，清廷就無從利用族群間之歧異來配合其統治的目的：分而治之。相反的，清廷真正在意的是抑制漢人地界之擴張。生番因其「嗜殺」，精確說以獵首等暴力手段對待侵入疆界的漢人，而被引為清廷喝阻漢人擴大拓墾的重要助力，自然不應將其引入界內而與漢人彼此熟習。至19世紀末光緒元年生番界封禁取消，生番、熟番用語遂逐漸喪失其政治上之意含，而終至日治時期被平埔族、高山族的中性化名詞所取代），並以鹿皮折納番餉（清代番社「有每年輸納之項，名曰番餉，按丁徵收。《彰化縣志》，周璽，1840）。CE 1723年（清雍正元年），派下淡水營兵300名駐紮於山豬毛隘口（今屏東縣鹽埔鄉久愛村），並建立營盤及砲臺（CE 1857年／清同治10年，高雄駐山豬毛隘口之下淡水營都司署遭水夷平，《鳳山縣采訪冊》，10部or卷，清鳳山縣廩生盧德嘉纂輯，成稿於CE 1894年／清光緒20年12月，未刊而以抄本傳世）。Timoro部落與好茶部落自古關係良好］社，並於大木連社和150名居民會合。21日，收到范•登•恩德（Johannes van der Ende）發自搭樓（Sattenauw／Swatalauw／今屏東縣里港鄉搭樓村）之書信，荷蘭人隊伍從Tauaiangh進軍Panguangh時受到約3,000人排灣族原住民聯軍隊伍攻擊，結果荷方4（9？）人死亡，Taccariangh（搭加里揚平埔族）被俘（陣亡？）16人。後來荷軍因彈藥不足、人員受傷，雖已靠近Panguangh，但無法組織攻擊。22日，應恩德Ende派援軍之要求，派出60名士兵乘2條漁船前往搭樓。24日，援軍抵達，並準備對山豬毛和Panguangh進行報復，然又因山峭路險，被迫回搭樓，最後則又返大員（江樹生，《熱蘭遮城日誌》第2冊，p.221-223）

東印度公司臺灣評議會決議，將住在新港社或其他地方之年輕小琉球男女，帶到熱蘭遮城學習貿易，並分配於公司雇員和自由民之中（例如一名土著少女稱Maria，稍後嫁給荷蘭人，她們的子女出生，也以荷蘭人名字受洗為基督教徒。這些島民後代可能在CE 1662年隨著公司撤出臺灣，搬回荷蘭變成當地公民。例如VOC文獻即曾記載一名小琉球島民擔任公司士兵，娶了荷蘭婦女為妻，並在回到阿姆斯特丹後，正式申請為荷蘭公民）。接納小琉球人的男女主人（新港社或荷蘭人家庭），則規定一開始得以基督教來教育對方

根據尤紐斯Juinus牧師之教育報告，今年新港學校已有80名學生，其中有學習寫字的24名原住民學生中，有8-10人能整齊地書寫

尤紐斯Juinus牧師離開臺灣（服務臺灣14年，洗禮總人數5,900人，基督教證婚1千多人），他訓練出50名年輕的原住民基督徒教師（每月伙食補貼酬勞1里耳real／荷蘭銀幣單位）派駐各校（熱蘭遮城評議會決議錄，CE 1643年9月25日／CE 1644年，裁減為17人，每人每月發給津貼大米4里耳，而這些大米由其任教之各村社負擔），並編寫一份含353個問答之大教義問答錄，也編纂新港語及放索語（南路語）2部方言字典

東印度公司開闢自加祿堂（加六堂／嘉鹿堂Karitongangh／Karrittonganh／Chalatong／今枋山鄉加祿村）轉入阿朗壹古道、橫越中央山地南段後抵太平洋之東西向連絡路徑，為確保沿途安全，議長麥爾即要求派駐卑南覓的中士Christiaen Smalbach，將沿山路徑的內獅（Borboras），內文（Taccabul）和阿塱衛╱阿塱壹／阿郎益／安朔（Calingit／Calenet／Aljungic）等社，遷至西側山下放索附近的平地居住（由於放索社不配合，內獅等3社也虛與委蛇，遷社移住計畫最後無疾而終）

盤據於馬芝遴（Betgijlem，今鹿港）一帶的海賊根旺〔Kinghwangh，又稱Sico（四哥）、Saccalauw（三腳佬）〕，自製權杖，發給二林、大武郡等10社長老，宣稱自己是臺灣北部長官（Gouverneur），荷蘭人是臺灣南部長官，南北分治，但後遭荷蘭人殺害

12月，臺灣長官公告說：臺灣（大員）市鎮所有築造房屋，應在8天內拆除，違者沒收房屋、罰款25里耳。這是強制規定所有茅草、竹造房屋改建為磚瓦結構（《荷蘭時代臺灣告集令─婚姻與洗禮登記簿》，韓家寶、鄭維中譯，2005）。CE 1629年，規定所有人未經申請許可不准起造房屋（大約從18世紀初至18世紀末，臺灣開始流行「易茅以瓦」，使得富人家都用磚瓦建屋，而瓦房區要的較高品質木材，都進口自大陸）

今年來臺（CE 1647年離臺）之范•布鍊（范•布簾／范•布雷）是宣教本土化轉向荷蘭化的關鍵人物之一，他改以荷蘭人文背景編纂之《海德堡教理問答》為教材，且以荷蘭語講課

荷駐大員總管拉•麥爾（Maximiliane le Maire／1643-1644）就任第7任臺灣長官（事實上是臺灣長官陶德被召回巴達維亞2個月後，麥爾受命監管臺灣事務）

臺南的大員當局命令土地丈量員史崠湖（M. Stormhoedt）繪製中北部沿途河川與村社，但他因酗酒未完成使命。其間，北臺地圖之繪製似乎為淡水、雞籠地區主管（Opperhoofd）的重要工作之一。大約在CE 1648年，或許淡水主管朴洛克厚一Plockhoy已經進行這方面的工作，但似乎未完成，而由繼任之給爾德庫Keerdekoe另行完工呈繳

 

CE 1644年：（明思宗崇禎17年╱清世祖順治元年／李自成大順永昌元年／張獻宗大西大順元年／日寬永21年、正保元年）

2月16日，熱蘭遮城派彭恩Boons率兵（三艘船、105個荷蘭士兵和35個漢人）駛向蘭嶼，與島民象徵性交換物品後，抓回1名當地人。5月，再度派兵前往蘭嶼，但通譯被殺，2月所逮獲島民亦逃回村社，因為原住民不理強攻利誘，就是不接觸，故征伐隊焚社後離去，轉往打狗（今高雄）。最終，蘭嶼的淨空政策乃無疾而終

2月，第1次明確記錄戎克船前往打狗砍柴（江樹生，《熱蘭遮城日誌》，第2冊，p.237）。9月起，自打狗船運柴薪到臺南之紀錄逐增

3月15日，第3屆地方會議召開（基塞耳Ginsel認為CE 1636年是第1屆外，亦有人主張CE 1641年是第1屆。但《熱蘭遮城日誌》在往後之年度集會屆數，皆從CE 1644年算起，以後大致歷年舉行），公司將會議分為北路、南路2地方會議（以赤崁為界），會中決議不再發放遮身布袍，僅給村社首長藤杖。自此，藤杖成為村社首長唯一的物質象徵。另外納貢制度也被確定，此後所有歸服之原住民村社，每年皆須繳納鹿皮或稻穀給公司。且宣布此後漢族商人不許在原住民村社內進行自由貿易，而必須透過贌商。今年，荷人先將大武壠（Tavolan）、哆囉嘓（Dorko、Dorcko／CE 1645年時總督高層令臺灣當局將內山原住民遷徙到平地，以利基督教教育及統治。CE 1650年代末期，部分大武壠社番人分別被勸令下山，遷居臺南、白河一帶之哆囉嘓，成為清代登錄於志冊上的「大武壠派社」，此外，噍吧哖與大離蚌（Terriverrivang）也奉命遷居至目加溜灣社／洪雅族，今臺南市東山區及白河區）、諸羅山（Tilocen、Tirosen、Toelosang、Toulissant／洪雅族，今嘉義平原地區）、他里霧、虎尾壠（Favorlang）等社之貿易稅實行承包，共計承包額2,140里耳。今年11月12日至CE 1645年4月30日，則將新港、大目降、目加溜灣（Bacloan）、麻豆、蕭壠等5社實行承包，承包額計695里耳（當年度總共承包額為3,390里耳，而此後至CE 1650年，村社貿易承包稅最高達61,580里耳）

3月21日，臺灣長官麥爾Maire由大員前往赤崁，召開北路地方會議。首先由范伯根／范勃亨〔Joost van den Bergen，CE 1654年任新港（今臺南市新市區新市）政務官〕用新港語宣布政令。又山地村社暫時無需進貢，但東、西螺，Valapais村社因與中國海賊Kimwangh／Kunwangh同流合汙，攻擊荷蘭人盟友及屬民他里霧（Dalivo／洪雅Hoanya族羅亞Lloa支族╱舊社在今雲林縣斗南鎮舊社里）村，需雙倍進貢。另外，原住民要將任何不具公司執照的漢人逮捕、遞解出來，每人則可獲5匹科羅曼德進口之花棉布。最後，新港社長老Diecka和諸羅山社長老Davolaeck分別將集會中宣布之條文，用當地語言向眾人做簡要說明

4月19日，舉行南路地方會議（Zuidelijcken Landtsdach）。而總管卡隆Caron繼任長官一職，問長老們是否仍願聽從荷蘭人，此項由范伯根用新港語，麻里麻崙長老Ovey用大木連語（顯示大目連、下淡水、塔樓3社與搭加里揚是同社群／《熱蘭遮城日誌》，CE 1644年4月19日），Davolach用Tarrokey語，Kayluangh用Tacabul語，Poulus或稱Parmonij用卑南語解釋清楚，長老們〔Tapouliangh大木連、Pandangdan萬丹、Pangsoya放索仔、Taccariangh搭加里揚（長老Vagila、Serong、Hierong、Torrebouan）、Vorrevorongh麻里麻崙、Catia茄藤、Netne力力、Suatenauw塔樓（長老Taccarey）、Idackjan大澤磯等社〕均保證服從。當晚，總管及其隨從返回大員城堡

4月，虎尾壠社代表終於參加VOC在赤嵌（今臺南市）舉辦的地方會議，象徵對荷蘭人的臣服。此後，荷蘭宣教師范布鍊（范必練、范布倫、范布雷因、Simon van Breen／「精於判案的人」，大部分時間在調查「放蕩匪幫」之形跡，逐漸揭露虎尾壠地帶漢人海賊的聯繫管道）牧師進駐虎尾壠地區，打擊漢人在當地私營的貿易網絡；向來與漢人交好、合作，以對抗荷蘭的虎尾壠人，從此不再是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敵對勢力。同時，臺灣評議會嘗試准許漢人居住於虎尾壠，以和其他村民交易［上述漢人為此每年必須繳付好一筆「從商特許權」的款項（村落承包稅），來提高大員商館的營收］，也命虎尾壠人報告漢人任何可疑的舉止

4月初，卡隆派彭恩（Pieter Boons）以「布列士肯斯、布雷斯肯斯」（the Breskens）號單桅快艇載滿石灰、中國籍泥水匠及必需品，前往修築淡水「聖多明哥堡」〔當時尚殘存一「稜堡」，荷人乃以VOC總督狄緬（Antonio van Diemen）命名，稱之「狄緬」，而荷人新建城堡與「狄緬」稜堡位於同一山丘（即砲臺埔）南側及西側〕，並測繪大員至淡水間地圖（范布鍊Breen牧師亦曾努力開闢／康熙年間郁永河從南臺灣到淡水，便經由此陸路而行／淡水港吃水不深，jacht快艇進出不便，而船隻以戎克船為主，淡水河中則多通行舢舨）。5月7日，奠下第1顆石塊，但之後工程延誤嚴重，至今始築高8呎，才要著手建造第1個穹窿（《巴達維亞城日誌》，CE 1644年12月2日），之後於何時完工則文獻不詳，可能不會遲於CE 1646年（清順治3年）年底

4月25日，李自成大順軍入北京，崇禎帝朱由檢煤山自縊。思宗堂哥福王朱由崧則於南京被擁立為弘光帝（即南明開始），但CE 1645年即被俘。5月，吳三桂引清兵入關。8月，鄭芝龍奉唐王朱聿鍵建國福州，改元隆武。9月，福州失手，隆武帝於汀州被清軍殺害。10月，清世祖福臨入關到達北京，建立清朝（1644-1911）。CE 1646年，清兵入閩，大陸向外移民乃出現高潮，也造成CE 1647年成為臺灣財政收入之重要轉折點

5月，瑯嶠領主Tartar派其子Pare前來大員求和

6月5日，多爾袞攻佔北京，掀起近40年之戰禍，也造成大量難民橫渡海峽。此時VOC不再熱情擁抱開墾者，且為彌補貿易收入缺口，更開徵一連串新稅目，幾乎都是針對新的漢人移民者，所以臺灣長官費爾堡Verbruch曾說：「漢人是這福爾摩沙島上唯一能釀蜜的蜂種。」（CE 1640年代臺灣殖民地的收入來源，逐漸從轉口貿易移轉到本地稅款上／〈荷蘭與西班牙佔據時期的臺灣〉，《臺灣早期歷史研究》，曹永和，1979）

6月，臺灣議會議長麥爾Maire頒發象徵村社頭人權威之公司藤杖和花緞（damaste／damask）給Theodore，同時一併將同樣信物與禮品運給佩德爾中尉，要後者代表公司交給奇拉噜喀Lucas長老，條件是奇拉噜喀保證歸順

7月，中尉佩德爾Pedel為了其小琉球女僕Monica與來自荷蘭候寧亨（Groningen）的中士Reynier Ibels間的婚事，要求議長閣下同意，讓雙方得以儘快完婚

議長麥爾於3、4月先後舉辦南、北兩路地方會議，並規定以後改為年度集會

東印度公司將徵收自轄下歸順村社之物品，正式宣布轉成年度貢物（年貢erkentenisse／年貢應該無法彌補VOC設立並維持教堂、學校等公共設施的開支，它只是一種封建體系之象徵，表達「封臣」對其「領主」的效忠（也使得原住民各部落在「一體為臣」之前提下，停止部落與部落間相互交戰以獵取人頭的固有習俗）。韓家寶認為：公司向原住民徵收貢禮，並非意圖藉此增加稅收，而主要是當成封建效忠的象徵／領主永遠免貢，長老等在任職期間予以免除），以彰顯公司至高無上的主權與統治

8月10日，東印度公司第8任臺灣長官卡隆〔1644-1646／François Caron／卡郎／法蘭索瓦•卡宏／夫蘭索亞•卡朗／1644.08-1646.12／曾任平戶商館通譯、館長，後來擔任公司巴城總經理（Directeur-generaal）要職，因是法國人故未能晉升巴城總督。CE 1664 or 1666年接受太陽王路易14之大臣柯爾貝（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長期擔任財政大臣與海軍國務大臣，積極發展法國工商業，奉行重商主義）邀請，擔任新成立的法國東印度公司總督。在蘇拉特（Surat）設立法國在印度之第1間商館，隨後至爪哇西部的萬丹（Banten）成立辦事處。CE 1673年4月，在葡萄牙里斯本沿海船難喪命／正式推動一年一度之地方會議，並朝向包括北路、南路、卑南（東部）及淡水4個地方會議區（每個會議區設長老會和傳教士、派駐政務官、駐防官等，以管理當地民刑事務。北路虎尾駐有2位，麻豆、蕭壠、赤崁各1位，南路則在麻里麻崙駐有1名政務官；20北部淡水區及東部卑南方面，也分別有公司指揮官及士兵駐紮／南、北2路的召開最為慎重與最具規律，地點在赤崁之公司大庭園／淡水區集會地點應是指今淡水紅毛城附近，日期一般在12月舉行／東部集會區在今臺東市附近之卑南舉行，但集會多不定期）分區舉辦，時間一般在3、4月間。迄CE 1650年，4個會議區共轄原住民村落315個，其中北部69個、南部92個、淡水93個、卑南61個／北路集會區，包括今天臺中、南投以南至臺南以及高雄縣部分；南路集會區，為高屏溪一帶以南至恆春；東部卑南集會區，則以今臺東縣為主。淡水集會區，範圍囊括宜蘭、基隆、臺北，以及淡水河以南，臺中沙轆與牛罵，即大甲溪以北的番社〕正式接任，直到CE 1646年12月

9月6日，彭恩Boons上尉和康尼利斯Cornelisz率300名官兵（含60名漢人）乘船自大員前往福爾摩沙島北部，目的是征服雞籠以東至St. Laurens灣（今蘇澳灣）、淡水以南至Taurinap地區。10日，船隊抵雞籠。16日，抵St. Laurens灣，Parissinawan（Quiparrusinauan西班牙）等附近12座各村社長老表示歸順並願進貢。25日，有30座村社歸服荷蘭人，並保證到雞籠進貢，另有14社雖未親自到場者，亦有意願歸服。10月1日，荷蘭人返回雞籠外港。之後則經淡水沿陸路進軍大員。沿途又有Calabcab河岸數村社願歸服。29日，返抵熱蘭遮城〔上尉彭恩Boons奉派率軍士兵300人，中國人擔夫60人，分乘6艘船隻前往噶瑪蘭征討（9月結束），陸路由康尼利斯率領，到達三貂角（Olim Kiwannoan）後，為惡劣天氣及斷崖所阻而返。而海路則由拉莫丟斯率領，抵三貂角後，另派遣部分軍隊至San Lorenzo（今蘇澳港），征服平原44處村落，乃正式將噶瑪蘭人（卡瓦蘭Kavalan平埔族，表示在平地生活的人，與Puvulan住在山上生活的泰雅族人區別）置於其治下〕

9月底，彭恩Boons上尉結束率軍前往噶瑪蘭征討（返回雞籠城寨）。10月，沿今桃竹苗地區南下（開通淡水至大員的道路，並將道路、村落及山川製成地圖，但未做成），征伐隊越過大甲溪（荷蘭文獻Tackaware，原住民語ware溪流之意，Tacka音Ta-ka，臺語發音變成Tāi-kah或Tuā-kah／原住民語被漢字化後，後人發音會被漢字誤導）、大安溪，進入以大肚臺地南麓為活動範圍的大肚王QuataOng領域

年底，南路政務官Anthony Boey與南路部落首長商議後〔荷蘭（大員）長官卡隆（Francois Caron）認為南路地區村社太多，公司無法在每一個村庄派教師傳播基督教基礎教義（或派政務或商務代表，甚至進駐士兵），而且為了調查戶口、調撥壯丁及徵收貢稅等管理之方便，於是決定將28個小型村社合併成8大社〕，決議將當地28個小社合併為8社〔因此，Sengwen 、Tarakeij 或Tarahey 、Jamick 、Keersangan 或Cerangangh、Ariariangh、Sorriau、萬丹，合併為放索、阿猴、力力、麻里麻崙（下淡水社）、大木連（上淡水社）、Dollatock（推測鄰近茄藤社）、塔樓和大澤磯（武洛社或尖山社）等8社。又荷蘭統治時期這8社又以麻里麻崙（下淡水社）為中心，因此有「麻里麻崙8社」（或「下淡水8社」）之稱，而不是鳳山縣轄屬之「鳳山8社」之稱。而在歷史書寫或表達時，談論荷蘭或明鄭時期就用「下淡水8社」，談論清朝時期時就可用「鳳山8社」之名稱〕，此達成之部落整併結果，即為日後所稱之「鳳山8社」—放索（阿加／今屏東縣林邊鄉水利村／CE 1721年，拒絕漢化者遷至枋寮鄉水底寮東方之番子崙、姜埔營。CE 1821年，更遷至內寮村、頂營、新開村）、力力（Netne／今屏東縣崁頂鄉力社村／CE 1721年，潮州墾成、進入萬巒，不漢化者已遷至萬金。CE 1821年，至萬巒鄉新厝村加匏朗庄，或車城、恆春）、茄藤（奢連／今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CE 1721年，拒絕漢化者遷番仔庄、番仔店。CE 1821年，繼遷往新埤鄉餉潭村、糞箕湖）、阿猴〔今屏東縣屏東市／CE 1646年，搭加里揚改名阿猴／CE 1721年，拒絕漢化者已開墾至長治鄉德協村、番仔寮及內埔鄉龍泉村。CE 1821年，最遠遷往內埔鄉隘寮村／CE 1703年，已有漢人入墾阿猴社。CE 1758年（清乾隆23年）之前，已人來人往熱鬧成阿猴街。CE 1836年，為防番匪與械鬥，阿猴街築建城牆並分設東西南北4門，古城今只剩東門，稱之朝陽門。日治時期改名阿緱廳（あこうちょう）。CE 1920年，再改名屏東〕、大木連Tapopuliaan（大目蓮、上淡水，屏東縣萬丹鄉社上村上社皮／CE 1721年，不漢化者已遷至內埔鄉杜君英。CE 1821年，又遷往內埔鄉中林村、蕃子埔、柳仔林）、麻里麻崙（下淡水、下澹水，今屏東縣萬丹鄉香社村下社皮／CE 1821年，拒絕漢化者已遷往內埔鄉老埤村、中林村）、塔樓（Soutenaw、搭樓／今屏東縣里港鄉塔樓村／CE 1821年，不漢化者遷往高樹鄉加蚋埔、內埔鄉隘寮村，甚至鹽埔鄉）、武洛（Tictayan、大澤磯／尖山仔／今屏東縣里港鄉茄苳村武洛）等社之前身（西拉雅族馬卡道亞族）

年底，取消對貨物進出口所徵之1/10關稅，而只保留向大陸、漁船徵收之鹿肉、烏魚（即鰡魚）出口稅。並將鹿肉、烏魚出口稅計入商業收入，而不作為殖民地賦稅收入（即地場諸稅或稱一般收入）的組成部分

臺灣議會決定臺灣本島開辦「贌社／村社貿易承包稅（《荷據時代臺灣史》，楊彥杰）」（為驅逐對荷蘭人抱有惡意之漢人來挑動原住民反抗，且為滿足原住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將整年度歸順原住民村社之貿易獨佔權，公開出贌給出價最高的生意人（將村社貿易納入行政管理軌道，即限制了原住民與漢人之任意交往）。承包期間由每年5月開始，至次年4月底為止（通常在南、北路地方會議開完後之4月中召開，大約是農曆3月前後。CE 1656-1657年，開始延期至5、6月，大約是農曆5月中。至於招標與開標地點，就在安平古堡旁，安平鎮市區之公司庭園，有時則在赤崁）

荷蘭人創立蕃產交易制度（贌社制／所課稅為針對包辦番漢貿易的漢人贌商，而非番社中的人頭稅）；番人只能與得標（贌商開始互相惡性競爭搶標，炒熱了投機之泡沫經濟，結果連鎖倒閉而走向叛變一途）之贌商交易（原住民乃面臨百物騰貴之局面），而公司則向贌商徵收「贌社稅」（但由於漢人贌商奸巧，反而利用此法剝削原住民）。贌社制第1次實行在CE 1642年〕

議長麥爾與臺灣議會正式推廣一年一度之人口戶數普查登記（番社戶口表，CE 1647年送交第1份）、貢稅徵收、地方會議等制度，以拓展對原住民（以村社為基礎）的殖民地（宗教與行政）統治。並依人口規模從原有長老中挑出一定人數之長老（配合度高者／最有能力者／遵循荷蘭人的命令行事即可）授予村社首長職位（希望能打破原有的親屬群藩籬，成為整個部落之領導者），乃造成部落行政權力的重新再分配

第9任臺灣長官華特（Pieter Antoniszoon Over't Water／1646-1649／CE 1682年在巴城去世）事後報告全島有217個村落、61,696位村社居民已經歸降荷蘭人

荷蘭人於淡水遭摧毀之「聖多明哥堡」（Fort Santo Domingo）原址附近重建「安東尼堡」（Fort Anthonio，今淡水紅毛城）完工（磚石由荷蘭殖民地爪哇運來）

赤崁大地主之一的Samsiack、Samsjacque，人稱「大頭仔三舍」（Dickop／Tangwa），是長期承包整個小琉球島之漢人贌商

盧伯Leupe所編地圖目錄之第1125號是魍港地勢之地圖（Caerte van Wancans gelegentheyt），製作於今年，可能與荷蘭人本年重新修築魍港堡有關

黑利得松‧德‧弗里斯（Maarten Gerritsz. De Vries／VOC最優秀船長及海圖測繪師）測繪《臺灣島圖》，是VOC終極版之臺灣全圖，其復刻本很多但原稿已佚失。是VOC使用最普遍之臺灣全圖，圖中信息相當全面，然知名度反遠低於華倫坦Valentyn之臺灣全圖─《福爾摩沙島及漁翁島海圖》，可能是弗里斯Vries之臺灣全圖多與福建海岸線刊刻在同一幅圖版之故，CE 1728年克倫版之《卑南圖》亦同

芬伯翁手繪《大員鳥瞰圖》（TAIOAN），之後關於荷蘭時代大員之鳥瞰圖，皆以此圖為摹本，其呈現之景觀可能與CE 1637年普特曼任滿返回VOC總公司述職時，向董事會展示之有關大員防禦與新市鎮設計執行方案的模樣差不多［芬伯翁亦曾參考而繪製一《熱蘭遮城鳥瞰圖》，荷蘭海牙國家檔案館編號VELH 619-118／也有學者認為可能是根據德侯（Nicasius de Hooghe／CE 1643年曾奉命來臺調查大員市街）之設計圖繪製的］，其中新商館建築群（倉庫、職工宿舍、大員長官官邸）外圍不但有城牆（不高但厚，且填充厚實土方，以吸收砲彈衝擊時之震波），靠出海口的那面還配備了2座新稜堡［CE 1660年時熱蘭遮城下堡之東北角又新建一個稜堡（揆一擅自增建）］，構築目的是將大員所有VOC之機構都納入城牆的保護，而非增加主堡之防禦縱深［附城network或外城，或稱角堡（hoorenwerck），揆一則稱之為下堡／下城（the lower castle），而原本堡壘稱之上城］，甚至與大員市街分開，似乎大員之中國人比海上來的敵人更讓他們忌憚。另外，熱蘭遮城之第2層臺基的4個坡面以及下堡北牆，都增設了半月堡（半圓形堡壘，內有圓口水井）之設施，而有的古地圖上，臺基東面並無半月堡

荷蘭土地測量師東肯斯（Symon Jacobsz. Domckens）繪製《赤崁地區農地與道路地圖／赤崁耕地圖》（Landerijen te Saccam, 1644），是描繪北抵新港河（今鹽水溪）與南至鹽水溪（今三爺宮溪）或二層行溪（Versche rivier，今二仁溪）之間的蔗田分布及道路路線，其中墨綠色為耕地（分為4區，以作為向漢人課徵稻作稅及出贌之用。後來，再被劃分成14個農場，永康區之阿姆斯特丹農場是其中之一），耕地外為荒埔，黃色線條為道路（地圖目錄第1126號，曹永和教授、黃富三合編之《臺灣史論叢》第1輯）。而廣義赤崁地區之農場面積，是VOC殖民地當中最大的，更是臺灣最早大規模開發的農墾區，因為增加農業經營乃大量輸入閩南移民，為臺灣漢人社會奠下基礎

《經國雄略》由鄭大郁撰、鄭芝龍等鑒定，CE 1644-1645年刊，有刀劍、鳥銃［東亞各國皆把火繩槍與滑膛槍稱之為「鳥銃」（獵槍）］、沙船、叭嚇唬船、法國甲板船、槍牌各式諸圖，是研究鄭成功時期軍事活動的重要參考

 

CE 1645年：（南明安宗弘光元年、紹宗隆武元年／清順治2年／日正保2年）

元月，東印度公司決定打通大員至淡水、雞籠間陸路，派商務員凱薩〔Cornelis Caesar／第11任臺灣長官（1653-1656）／CE 1657年在巴城去世〕、Hendrik Steen與隊長彭恩Boons，率領210名士兵沿途征討。22日，從大員出發至淡水、雞籠，隨後南下燒殺搶劫。2月16日，返抵大員。此役，原以大肚溪流域沿岸村社為主的大肚王勢力降服於荷蘭人。至此，荷蘭人宣布從大員至臺北已「全線安全」，西部平原上之原住民則「全部歸服公司」

元月，瑯嶠領主（龜仔甪、四林格、阿朗壹、豬朥束、滿州社）Tartar在東印度公司要求壓力下，與公司締結和約（共12項條款，其中第3項，即「關於處死罪的權力，對人身、生命等的處罰行為，需與政務官連繫，交由駐大員的長官處理」／《荷據時代臺灣史》，楊彥杰，1992，聯經），大員長官並將瑯嶠地區正式宣布為大員商館每年贌售的一個場域。4月7日，並親自出席南路地方會議（包括北部15個村之首領 Tackamacha，別名大肚王 QuataOng也出席。瑯嶠代表出席南路地方會議的紀錄持續至CE 1656年為止，在這段期間，瑯嶠領主除了繳稅之餘，並應依照大員商館的命令與其它番社宣戰或是合作）以示歸順。至此荷蘭人削弱了領主勢力，取得對領主管轄區之直接統治權（領內各村設置長老，直接向荷人負責）

熱蘭遮城官方派員登陸龜山島失敗後，才將其視為無人島

2月14日，臺灣長官卡隆將350桶（balijen）雞籠煤炭運至巴達維亞。至CE 1659年5月2日，仍有1艘荷船抵巴城，載運煤炭500袋

3月8日，舉行北路地方會議，有45（58？）個村社長老參加。而卑南地方會議因東部發生天花而取消

4月5日，大肚番王Camachat Aslamies（甘仔轄‧阿拉米）率領各社〔村社地理範圍，係以大甲（Patiëntia）、大肚（Rivier van den Camachat）溪下游之間，即大肚臺地（Mount Gedult）二側為主，加上八卦臺地西緣與東側之貓羅溪（Rivier van Thausa Talachey）流域一帶。約翰•史特萊Struys以「全臺最富庶之處」描述「大肚王」轄區，特別是大肚臺地西側平原─即「大肚王」所屬的巴布拉（拍瀑拉）族主要地理分布區。而臺地西麓沿斷層線則有充沛之泉水，難怪與巴布拉族相關的史前文化類型（金屬器時代或稱鐵器時代）番仔園文化晚期的鹿寮類型，已具有農業發達的特色〕長老，在熱蘭遮城與臺灣長官簽約臣服（共12項條款）。7日，三王（荷蘭王、大肚Darida番王Quataongh、瑯嶠領主）齊會南路地方會議，此乃臺灣史上唯一三王之會。而與會村社包括：加六堂（Caratouangh）、大木連（Tapouliangh）、萬丹（Pandangdangh）、放索仔（Pangsoia、Pansoa、Pangsoya、Pansoy）、搭加里揚〔Tacarian／長老Vachila、Sarim、Quierongh、Sangnarau新任／CE 1644年及以前Taccariangh、CE 1645年Tacarian、CE 1646年及以後Akauw，Tacarian就是阿猴林之線索，阿猴林是Akauw的前身，是自打狗遷來屏東的中繼地（全臺唯有大樹區及大寮區北緣擁有之龍樹崇拜，是打狗社向屏東遷徙途中，留在阿猴林的氏族所崇拜之神靈／龍目井主廟龍安宮，舊名松樹王廟，供奉「龍樹尊王」，每年只在平埔新年開始之農曆2月2日和8月15日才接受敬拜。大樹區有「龍樹崇拜」之庄頭有龍目井、山豬窟、洲仔庄，另大庄、埔仔厝原有崇拜，但今已消失。而此龍liông樹崇拜區域，是一山園耕種埔占，溪岸平地開圳種植水稻與甘蔗的農業景觀／豬母奶樹、龍樹王公信仰崇拜之「認契囝」獨特習俗／豬母奶樹，榕iông屬水同木、稜果榕、牛奶榕、幹花榕或鳥榕）。此呵猴林範圍北接觀音山，東鄰高屏溪，西接高雄平原，南鄰鳳彈諸山（即鳳山丘陵），即大阬溝附近一帶以南的大樹丘陵內，位於高雄港和屏東市中間的地理輪廓。梁明輝，《打狗社最後的身影》，2014.05，p.10-12、50〕、麻里麻崙（Verovorongh、Farbrou，今屏東縣萬丹）、Ariariangh、茄藤（Catia、Cattia／漢語，指種有紅樹林、水筆類植物之區域／茄藤港Cattiakangh）、Dolatocq（原住民語Dolatock、Dollatack溪又名茄藤溪／東港溪流域Riv. Dolatock）、Cerangangh、力力（Netne）、Tarahey、搭樓（Soetenauw／屬社長老Taccarey，自CE 1645年9-11月，就常因幫助傳道阿勒豪夫Olhoff捕捉荷人罪犯，而常被公開誇讚，直到CE 1650年3月去世）、大澤磯（Tidackjan）、Langilangi、佳諸來等社

年初，召開第1屆南、北路地方會議後，荷蘭總督范迪門認為：臺灣平原地帶住民已歸順公司統治，以後將可集中武力對付山地人（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p.263）

7月，大員公司經過多年的探測和修築，終於打通臺南經萬丹社（今屏東縣萬丹鄉社皮）、放索（Pangsoia，今屏東縣林邊鄉）社，貫穿卑南的山徑道路，形成最早的「官道」（《熱蘭遮城日誌》，第2冊，p.434）

8月18日，麻里麻崙（Verovorongh）教師（Proponent）Hans Olhoff派遣士兵艾曼德Jan Jansz. Emandus偕同工人（macker）進駐七家陳社〔七佳（Toutsikadangh）社〕，負責維持阿塱衛古道〔〈阿塱壹古道與瑯嶠卑南道〉，徐如林，《國家公園》季刊，2017春季號，p.75-85／又依據楊南郡老師踏查，阿塱衛古道是東西向，由現在獅子鄉內獅村，到安溯溪上游阿塱壹舊社址之一小段，翻越中央山脈的山路，才是阿塱壹古道／臺東達仁鄉阿塱壹部落主席潘志華：那一條位於中央山脈以大龜文本部為中心，向東連接阿塱壹支部，向西連接內獅頭支部的古道，是我們大龜文酋邦最重要的古道，稱做大龜文古道／荷蘭據臺時期就存在之探金路線，俗稱阿塱衛越嶺古道，從西海岸的南勢湖，向東經由內獅頭社到內文社，再向東進入麻里巴社地界，經由中麻里巴社到內麻里巴社，越過中央山脈主脊，一直到位於東部阿塱衛（Aljungic，意思為「聚集」，即眾多族人為禦敵需要，而逐漸聚集於此／安朔）溪源頭，可一窺長達數百年前即為排灣族群政治中心的大龜文社或內文社／瑯嶠卑南道是牡丹灣溪口至安朔（舊稱阿塱壹）溪口12公里海岸〕北方所謂「新卑南路徑」—即林邊溪上游、大武溪河谷往來前後山的陸路交通

8月21日（農曆7月1日），南明隆武帝（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稱帝，為隆武元年。CE 1646年逃至福建汀州被俘，絕食而亡（之後，朱由榔在廣東肇慶登基稱帝，年號永曆）。另一勢力是魯王朱以海，9月6日（農曆7月17日）在浙江紹興另被擁立為「監國」，CE 1646年亦逃至浙江舟山。CE 1653年4月，去除監國名義。鄭森晉見隆武帝，被賜姓朱，賜名成功，鄭成功從此被稱為「國姓爺」（Koxinga／Kok-seng-ia閩南語發音）

9月起，「迪門」（Diemen）號固定往返雞籠和淡水，載運舊要塞之石材，以強固「淡水堡」（Fort Tamsuij／原「安東尼歐堡」），並要求替換成石造屋頂

11月，東印度公司發動第3次東臺灣探金征伐隊〔高級商務員凱薩Caesar籌組443人（含漢人200人）遠征，19日從大員成行，經瑯嶠灣抵臺東，直到CE 1646年1月15日返回大員／荷蘭人於CE 1644年至CE 1645年期間，反覆對臺灣北部、中部和東部進行征伐〕，攻打Sipien社〔可能是舊稱水璉尾（水連尾／Sivilien）之花蓮縣壽豐鄉水璉村，也可能是豐濱鄉港口村之Supera社？／CE 1644年9月7日，Sipien社住民殺害駐紮該社之阿爾貝‧特托馬森（Albert Thomassen）伍長〕、馬太鞍（Raddan／今花蓮縣光復鄉大安、大華、大全村）社及Tellaroma（Tala-roma／新城鄉內）社。12月23日，一行人於抵達當地人稱之為德其黎／德奇里／立霧（Tabrilis／Takili）的哆囉滿。24日，有哆囉滿長老Tarrjeuw等人攜禮物前來結合，荷人令其今後每年每戶繳納1錢黃金。25日，凱薩又領兵40人向峽谷探尋，但沒有找到金礦，乃命令當地原住民交出手中黃金，也要求他們往後每年要交納砂金10里耳。前述行動因強迫徵收各部落黃金飾品，引起阿美族馬太鞍社及撒奇拉雅族竹窩宛社反抗，乃遭致被攻擊而潰敗。之後，又進駐舞鶴臺地之掃叭社，以控制花東縱谷陸路交通的順暢

Isaac Commelin所輯航海記集《聯合東印度公司的成立與發展、東印度公司的創業與發達、東印度公司興起與發展史》開始於Amsterdam出版（這就是荷蘭水手在CE 1600年後20年間親身體驗《東印度水路誌》的結果），其中共有2冊28篇遊記（包括CE 1604年韋麻郎來澎湖求市之《航海記》、CE 1629-1632年之《瑞和耐東印度遊記》、一張初期簡陋之熱蘭遮城圖），臺大圖書館大鳥文庫藏有一部，CE 1969年有4冊翻印版刊行。其中有由甘治士Candidius自新港社寄發呈報臺灣情況的《臺灣略述／原住民概述／福爾摩沙簡報》報文，更成為CE 17世紀臺灣地理概況之祖型，如揆一Coyett之《被遺誤的福爾摩沙／被遺忘的臺灣》或華倫坦Valentijn之《新舊東印度誌》的《臺灣誌》部分。此報文之荷蘭原文至CE 19世紀，也收錄於賀勞特所編《早期荷蘭傳教史料》第2卷第1-28頁。基督教長老教會甘為霖Campbell牧師也譯為英文收於其CE 1903年之《荷據下的福爾摩沙、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荷蘭統治下的臺灣》第1部。日文有平山勳之翻譯，收於其《臺灣社會經濟史全集》第17冊；而中文翻譯則有陳奇祿教授見於《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

臺灣長官卡隆限制狩獵期，每3年僅2年允許獵鹿，而第3年即休息保護

全島從南到北疾病流行

尤紐斯Junius牧師於德爾福特（Delft）出版《福爾摩沙語讀本》（Formosan Reading-book）。並刊行以新港語寫成之《基督教信仰要項》及《第1小教理問答書》（Catecismo）

VOC於大員設立市參議會（College van Schepenen, Schepenbanck）以分攤殖民地司法業務，並允許2位甲必丹（Cabessa荷蘭文／或者是頭家、頭人、僑長）、2位司法評議會之評議員加入此機構，每週召集2次會議［大員共有10位甲必丹，由漢人社區推舉之／巴城則由VOC指派1位甲必丹，CE 1678年後則由公堂（Chineze Raad）取代］

 

CE 1646年：（南明隆武2年／清世祖順治3年／張獻忠大西大順3年／日正保3年）

元月，高級商務員凱薩之部隊，由南往北跨越整個花蓮地區而抵達哆囉滿Turoboan，並在當地自元月23日停留到26日，探查德其黎河口，但卻一無所獲。臨行前致贈cangans予8名長老，並頒給首領帕生（Patsien）公司權杖，且允許死後傳給兒子達林鬧（Tarrinouw）

2月28日，在赤崁舉行北路地方會議（年貢共有7,000張鹿皮）。新港、目加溜灣、蕭壠、虎尾壟、諸羅山、東、西螺共50多個村社長老參加

3月28日，仍在赤崁舉行南路地方會議，與會長老有麻里麻崙、萬丹（Pandangdangh）、放索仔（Pangsoia、Pangsoya）、大木連（Tapouliangh）、阿猴（Akauw、Acau、Akaw／搭加里揚社再未出席，阿猴社卻第1次參加，新任長老Vagila、Sarim、Sangarau、Singo新任）、力力（Etné、Netne）、茄藤（茭藤、茭丁、Cattia）、大澤磯（Tedackjangh）、Swatanauw等近50座村社（《熱蘭遮城日誌》，CE 1646年2月28日、3月28日）。會議使用語言除荷蘭語之外，尚有南方語（Tapouliangse，即放索語）、Parruanse（排灣族語）、Tonghotavalse（魯凱族下3社語）

4、5月間，高級商務員哈帕爾特（Gabriel Happert）率兵北伐村社期間，曾於5月23日，派出2名士兵〔俄得滿（Jan Hendricksz Ootman）、什德（Diniël Sipter）〕、Theodore、喜左衛門及奇拉噜喀Lucas至哆囉滿探勘金礦。7月12日，2人徒勞而返淡水。最後，「17董事」致信巴達維亞高等政府，下令停止尋金活動，乃喚醒他們的黃金國之夢

8月，第1次明確記載自打狗運來臺南80片造糖桶之木板（江樹生，《熱蘭遮城日誌》第2冊， p.575）。CE 1647年7月初，又從打狗運來1,700片造糖桶木板。CE 1657年元月5日，荷蘭人派出之工匠回信說已取得栗子樹森林許多良好肋材，而同區之VOC下席商務員Cornelis Roosewinkel於信中描述：「那座森林有平坦之（牛）車路，可從打狗之內河通到該森林前面的平地，路程約2小時。…。若去砍伐木材運至打狗之內河中，就很容易於北風時節用小船運出」。2月底，木匠將木材用牛車運至Laptee（凹底、凹仔底／今高雄市鼓山區龍子里），並請荷蘭人派幾艘舢舨前來運載（江樹生，《熱蘭遮城日誌》，p.332、340-341、351、370）。上述打狗之內河就是以凹子底為流經區域的愛河，栗子樹森林位於愛河上游，其位置應非阿猴林莫屬，而約2小時路程，即土地公崎（大樹和仁武、山區與平原之交界）以西之烏材林（今高雄市仁武區烏林里烏林）附近範圍。又梁明輝老師認為：厚栗崎（加獵崎、嘉納，今高雄市大社區嘉誠里加納崎）應在明鄭後，成為阿猴林山下厚栗木材主要集散地（猴栗、青剛櫟、厚栗、厚力／烏柴、軟毛柿）

年中，臺灣長官卡隆下令頒贈公司藤杖予奇拉噜喀Kilas Lucas本人。9月，淡水河與武朥灣河（Pinnonouan River）沿岸歸順村社，以及淡水地方會議的人名備忘錄中，奇拉噜喀一併與Kilas Chereman同列Tappari之頭人

今年，清軍入閩。年底，鄭芝龍北上福州遞表降清，但被清軍南征主帥博洛挾持北上，封為一等子爵，但此後一直由鑲黃旗固山額真（軍政長官）劉之源在北京城內幽禁看管。而鄭成功母親田川氏則受到清軍汙辱，最後自殺身亡

荷蘭人最早由日本方面獲悉，鄭成功在中國遭逢不利後，開始窺伺臺灣。因此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於CE 1650年決議：即使在和平時期，熱蘭遮城的守軍也不得少於1,200名

荷蘭船長班固德（Bonte-koe）刊行《班固德船長航海記》

鄭成功受桂王（CE 1647年即位，改元「永曆」，CE 1661年去世）封「延平王」，掛「招討大將軍」印，鎮守「八閩咽喉」之仙霞關。之後於南澳島（潮州外海之島嶼）對清廷宣戰

隆武政權滅亡後，鄭成功避走金門，然後開始於沿海各地招兵買馬、收編鄭芝龍舊部，更在南澳島募集數千兵力

14名小琉球兒童被帶至熱蘭遮城，分配給荷蘭人家庭教養

道卡斯族竹塹［Pocael／Pocaal／道卡斯族語之音譯／漢人稱Tiksam，與「竹塹」臺語音Tik-tshàm、Tiek-chan接近／「塹」指坑溝、險阻之地形／雍正11年（CE 1773年），官方決定竹塹植竹為城，原居暗街仔（今新竹市東區東門里一帶）之族人，被移居到舊社（今新竹市竹北區舊社里），之後因低窪苦於水患，再遷新社（今新竹縣竹北市新社里、新國里／咸豐4年毀於閔粵械鬥，光緒4年重建，CE 1987年重修之竹塹社七姓（錢衛廖三潘黎金）公廳「采田福地」，即「番土地廟」至今仍矗立，也是當年收「番大租」的公館，正廳則懸掛乾隆御筆親提之「義勇可嘉」匾）］社聯合苗栗、通霄（Calicautomel、Calicaroutsiou）一帶原住民，向VOC友社南崁社等宣戰（苗栗Calikas社要攻打Percuzi社），陸路為之阻隔。淡水議會派把總喜特納（Vendrich Marten Gitner）率25名士兵往南崁，而臺南大員亦擬派127名士兵往淡水支援（《熱蘭遮城日誌》）

 

CE 1647年：（明永曆元年／清世祖順治4年）

2月底，漢人頭家三舍Samsjacque將小琉球尚存之17名居民陸續捕獲並送大員，至是所有小琉球原住民之生存者全部被遷走而消失。當時開墾出租價格為每年70里耳real

3月15日，荷蘭人派出19名荷蘭士兵及150名卑南人，討伐Tipol人。4月6日，派出高級商務員斯黑勒曼斯（Philips Schillemans）及彭恩率兵討伐Tarrikidick，燒毀村社400座房屋（《熱蘭遮城日誌》，CE 1647年3月15日）

3月19日及22日，舉行地方會議。北部有50餘座村社長老參加（虎尾壠年貢有4,500張鹿皮），而南部只有平常數量一半之村社長老出席（卑南村有價值200-300里耳之鹿皮）

4月6日，通過決議將小琉球島出租給中國商人Siamsioeck，為期6年，每年租金150里耳，同時允許釀酒等

4月10日，臺灣議會派上席商務員Philips Schillemans與隊長彭恩率軍120名荷蘭士兵（現尚有留其指令Instructieru以及他們回歸大員後於4月18日提出之報告Rapport），經浸水營古道與力里社（大頭目Polaloian Dalisolpol）交戰，並以焦土攻勢逼和，而力里社反獲率芒社（Kasuvongan）與割肉社（刈肉社、古華社／Kuaber、Kuabar）的支援，但荷蘭人則以cangan進口棉布（絖布）之「獵首、活捉」懸賞來追殺力里社及其盟社。最後，乃由部落長老Dangadangh出面，前往麻里麻崙社向候補牧師阿勒豪夫Olhoff乞和，並自CE 1648年～1656年這9年間，每年都參加「南路地方會議」（當時統計力里社約130戶與480人）

4月29日，北部淡水下席商務官J. Nolpe呈報臺灣議長Overtwater信函中，提及海山（Gaachaisan）社之長老前來歸順、接受公司藤杖，應允納貢，以及日後試圖帶龜崙社頭目前來締和。又提到海山位於武朥灣溪（Pineroanse reviere）支流旁（亦即在今大漢溪支流旁）、緊靠山腳下，有隔鄰而居之2小聚落共19戶，又說海山位於VOC友社擺接社（大約新北板橋）上方（此敘述從淡水觀察角度書寫，今日應解釋成海山地區位於擺接社南方），從此處由陸路走4-5小時抵Sausaulij（Sousouly、霄裡）與Terrisan社（2者為荷蘭番社戶口表Baritschoen人中的2社，另一社是海山Gagaisan社，位於新北樹林一帶）。7月11日，淡水下席商務官Nolpe又呈報臺灣議長指出：先前呈報霄裡社和Terrisan社同屬龜崙社（Coulommer）群有誤，雖然2社都跟龜崙人關係良好，但卻與海山番人為同一氏族。而海山社較霄裡2社更接近龜輪番人，也和龜崙人保持和平關係。又稱被殺的（CE 1646年前後，發生24名龜崙人遭竹塹社獵頭事件）不是霄裡社人而是龜崙人（有2社即Sinckalan及Keneborouw）

7月，福爾摩沙島評議會收到巴達維亞總督的一封信，要求臺灣長官華特Water保護鹿群以防滅絕和停止徵稅

9月10日，荷蘭人將赤崁稻田種植，租給出價最高者

10月，平底貨船den Joncker號（CE 1646年曾搭載卸任之臺灣長官卡隆返回巴達維亞）從長崎開往臺灣，在魍港附近沙洲發生船難，70人中僅15人得救，所載運75箱白銀（75,000兩）、270箱銅條全部落海。中國人乃請求自費打撈，而至CE 1654年9月底，臺灣史上第一樁沉船打撈終於結束，沒撈起的約9箱白銀、上百箱銅條，永遠埋入魍港海底

今年，開始送交巴達維亞總督的第1份「番社戶口表」稱，荷蘭人統治下之原住民村落共246個，住戶13,619戶，人口62,849人。至CE 1650年達315村、15,249戶、68,657人（約佔全島原住民總數之40-50％／陳紹馨估計荷治時期，全島原住民共15～20萬人），此為荷治時期最高峰

在新到任之賀拉夫〔倪但理／哥拉韋斯／赫拉佛斯／葛瑞維斯／Daniël Gravius／Daniel Gravius／1616-1681／1647-1651在臺／編譯西拉雅（Sideia）語之《聖馬太Mathei與約翰Johannes福音書》（CE 1661年，阿姆斯特丹出版）、教理問答〈基督教信仰要項／基督教信仰要理／基督教信仰要旨〉〕牧師推動下，新港等5社少年班（天亮1小時後開始上課2小時）學生已達557人，成年男女班（賀拉夫牧師極力推動／男子班「天明以前就來上課1小時」／女子班「傍晚上課1小時」）也達500多人［依據學者基塞耳（W. A. Ginsel）之研究，賀拉夫牧師是以荷蘭語及新港語雙管齊下傳道］

本年荷蘭人曾派出教會小組調查福爾摩沙島之傳教狀況，並提交一份報告書（《熱蘭遮城日誌》，CE 1647年12月3-5日）

鄭成功在烈嶼以「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罪臣國姓」之名，誓師反清

中國難民蜂擁而至福爾摩沙島，促使福爾摩沙島植蔗和種稻大幅度增長，可通過增加收入而減輕大員負擔（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p.290）

今年巴達維亞東印度評議會命令臺灣長官華特Water頒布告令，宣告總督授予土地所有者「完整的所有權利，可傳之於子孫。」此措施在於「促使奔忙勞碌之漢人有更強的誘因」。土地所有權人都被詳細登載於土地登記簿（landboek），官方並差遣土地測量師（landmeter）測繪有地籍圖。另外，提供土地產權可能也是由於要對米作收穫徵稅所致，因為徵稅之行政必須釐清產權所有人與詳細的土地座落（《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韓家寶，2002）

巴城於今年先片面宣告原住民貢納豁免

明思宗堂弟桂王朱由榔，於廣東被擁立為永曆帝，在位15年，曾逃亡至緬甸被俘虜，最後死於吳三桂之手

 

CE 1648年：〔明桂王永曆（Indick）2年╱清世祖順治5年〕

3月10日，第5次北路地方會議中，由范伯根（Joost van Bergen）擔任新港語翻譯。並規定在村社中若發現沒有銀章之中國人，在事先通知荷蘭人之前提下，可將他們捉住送往城堡，每人賞絖布（cangan）5件，荷蘭人以此方式限制中國人與原住民接觸。此時大肚番王Camachat Aslamies（甘仔轄‧阿拉米）已逝，由其外甥Camachat Maloe（甘仔轄‧馬祿）持其權杖與會，而被任命為大肚南社長老。另外，熱蘭遮城高階官員歐文華特（Pieter Anthonis Overtwater）與評議會一致同意將普羅民遮更名為豪恩Hoorn。13日，南路地方會議也繼續由范伯根任大木連語翻譯。4月28日，以荷蘭文和中文告示宣布新名稱。10月，成立公共市集，並邀請附近村莊原住民每星期五前往交易。惟不久後，巴城總督范德萊恩van der Lijn下令改回原名

3月28日，荷蘭母國17人董事會（Heren XVII／Theⅹⅴⅱ／Court of Seventeen／Heeren Seventeen）做出對所有歸順之臺灣原住民不徵收貢稅的決定（毋須再繳納鹿皮與稻穀稅），而原住民「感激的服從」（此種歐洲式之封建制度、精巧而一致的統治形式，協助公司維持權威，把統治者和屬民扣連起來），使VOC得以將臺灣之自然資源，一再導引至漢人移民手中。而VOC從臺灣獲取之利潤，是以犧牲原住民的傳統經濟型態為代價，其實漢人是公司跟所屬原住民間，不斷產生利潤的緩衝角色

4月，臺灣評議會決議每星期五於赤崁辦市集（讓贌商相互競爭），邀請周邊村落民眾前來，「隨意出售想出售之商品」，以避免漢人壟斷交易（大員周邊村舍乃暫獲舒緩，但偏遠村落仍須面對贌商之壟斷交易）

5月15日，臺灣第一個市集在赤崁（當時曾改名豪恩Hoorn）開張，也是臺灣最早之「牛墟」雛形（固定每周五上午開市）

西、荷兩國「80年戰爭」停戰締約、荷蘭正式獨立｛明斯特和約（Vrede van Münster、Treaty of Münster），西班牙國王費利佩4世（Felipe IV）正式承認荷蘭為主權國家〔CE 1572年5月間，英國在西班牙壓力下，驅逐信仰新教之荷蘭海盜「海上乞丐」（the Sea Beggars）。這些人回到國內並攻下熱蘭省的菲力辛根，引爆反抗天主教宗主國西班牙之運動，走向獨立之路〕。明斯特和約是在西發利亞or西發里亞和平條約（Westfälischer Friede、Peace of Westphalia、Treaty of Westphalia）之背景下簽訂，且被視為30年戰爭（1618-1648）和80年戰爭（荷蘭獨立戰爭／1568-1648）結束的里程碑。同時，也終止了當時荷蘭人對於馬尼拉之強力封鎖｝

喬安•布勞［Joannes Blaeu、Joan Blaeu／1596-1673，其父為威廉‧布勞（Willen Jansz. Blaur），2人均為VOC之秘密地圖製圖師］出版之《世界新地圖》（Nova totivs Terrarum Orbis tabula），圖中臺灣繪成一長蘿蔔形，南部尖細，往北愈寬闊，北部最大，島名則註云：Pakan olim I. Formosa（北港或福爾摩沙島）。東部海上則已有Tobaco miguel（綠島），Tobaco Xima（蘭嶼）。而島內地名自南向北有Tansay（淡水）、Tayoa（大員）、Wanca（魍港）、Toelosag（諸羅山）等。（由於荷、西兩國佔據臺灣，致對臺灣之地理認識更進步，乃逐漸脫離葡萄牙系統之影響，2島或3島型之臺灣地圖，自CE 17世紀中期遂消失變為1島型的地圖）

這一年，福爾摩沙為荷蘭統轄之村社居民總計61,696人

日耳曼土地測量師卡斯巴‧司馬爾卡頓（Carspar Schmalkalden）繪製熱蘭遮市鎮圖（成功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黃恩宇復原「市鎮測繪圖」，展現熱蘭遮市由數條主要街道構成之街廓布局，和司馬爾卡頓繪製的熱蘭遮地圖對照幾乎完全符合，也顯現今日臺南安平老街區仍是17世紀街道布局樣貌，只是寬度略窄。他表示，根據考察現在安平丹丹漢堡前可能是古荷蘭橋的位置，相關資料將有助未來考古所需）

今年駐在卑南的商務員寄信給大員公司，信件從卑南經過山路，來到麻里麻崙社（下淡水社，今屏東縣萬丹鄉下社皮），再轉寄大員。顯然，從卑南到赤崁的陸路交通業已形成常用的通道（《熱蘭遮城日誌》，第3冊，p.67）

 

CE 1649年：

元月，總督范德萊恩發布一份備忘錄，要求大員（臺灣）長官必須更正處理小琉球島民的措施。原來被腳鏈綁住，準備充當奴隸或勞工的小琉球島民，完全獲得自由身份，並且不得再轉運他處

元月18日，總督范德萊恩（Cornelis van der Lijn／1646-1650）向總公司17人董事會報告：CE 1636〜CE 1639年間，小琉球人發配爪哇巴達維亞者計191名，散入新港社被同化者482名（不准出賣、出讓，或當作奴隸使用），兒童交給荷蘭家庭收養者24名，另亡於征伐戰役者405名，小琉球原住民至此絕跡。荷蘭人此種暴行，與其在爪哇島上之殘酷屠殺原住民如出一轍，而他們在臺灣之殖民統治，正是建立在血腥鎮壓的基礎上。〔持續至CE 1645年初，總共發動約20次清剿行動。根據《熱蘭遮城日誌》統計，全島約1,250小琉球人被殺盡抓絕，其中被抓約700人，被殺約550人。之後，臺灣當局向巴城彙報：被抓714（191+482+24=697+17）人，被殺405人，合計1,119人／有關公司最後處理小琉球島民事件（1622-1647）的具體內容，可歸納如下數點：（1）小琉球島民全總數約1,200人（實數1,119人）。其中405人被殺或自殺死亡。（2）191人被派送巴達維亞安置，接受教養。（3）482人被安頓在新港社聚落附近。他們將獲得自由，並不必服傭任何勞役。（4）24名兒童安排在大員公司，接受荷蘭人教養。5、CE 1647年以後被捉的最後17名島民，運送新港社安頓，恢復自由身份（《荷蘭人在福爾摩沙》，程紹剛 譯，p.298）〕

7月3日，第10任臺灣長官費爾堡（富爾堡／富爾勃格／花碧和／Nicolaes Verburgh／Nicholas Verburg／Nicolaas Verbruch／1649-1653／曾說：「漢人是這福爾摩沙島上唯一能釀蜜的蜂種。」）上任。8月6日，自巴城出發。9月18日，抵大員。CE 1675年，結束其在東印度連續38年之生涯（CE 1638年到東印度），以船隊司令身分返回荷蘭。CE 1676年，在德爾福特（Delft）去世

 

CE 1650年：

3月15日，舉行第7屆北路地方會議（之前理加Rijcka逝世）。費爾堡親自督會，由牧師陪同。翻譯用新港、山地語及Camachatse語聲明各種規定。東印度總督和評議會再度宣告減免原住民認可稅，但村民需供給駐地學校教師，每大戶稻15捆，中等人家10捆，小戶5捆，而一綑脫粒出來後約重1磅（漢人則繳交人頭稅）

3月18日，舉行南路地方會議。揆一和評議會及候補牧師阿勒豪夫Olhoff與會。翻譯用大木連、哆囉滿及Tongotovael語聲明諸規定

4月6日，熱蘭遮城決議錄載：大員評議會研究決定，提供駐新港牧師哥拉韋斯（Gravius）貸款4,000里耳（8個月不計利息），以購入耕牛121隻出售給當地住民

4月，17人董事會重申公司目標，是在福爾摩沙島上建立永久殖民地

4-7月，楊•史特來（Jan Janszoon Struys／Jan Janse Struys／亦稱為約翰•史特萊John Struys）初次踏足福爾摩沙島，著有《航海與旅行》（Voiages and Travels），其有關部分也收錄於甘為霖Campbell牧師CE 1903年之《荷據下的福爾摩沙》一書

臺灣長官費爾堡Verbruch估算（CE 1650年10月31日，費爾堡致巴城總督信件），在福爾摩沙島之中國移民已達15,000人；共有315個歸服村社，包括男女老少68,675人（程紹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p.325）。CE 1652年，費爾堡Verbruch估算（CE 1652年10月30日，費爾堡致17人董事會報告），在福爾摩沙島之漢人約1.5-2萬人

荷蘭人最先獎勵漢人移民種植製糖之甘蔗（CE 1632年，普特曼Putmnas開始鼓勵漢人到赤崁栽種甘蔗），而臺灣蔗糖產量今年達歷史高峰，東印度公司從農民手中購入砂糖大約352萬斤

哈伯宜（哈帕特、D. Gijsbert Happartus／1649-1652在臺／因被捲入長官與牧師之爭議，而在CE 1652年12月26日被遣送回巴達維亞，在那裡他請求東印度總督和評議會（Gouv. en Raden van Indiee）的審理，平反後於CE 1653年4月7日返臺，此次受派前往華武壠地區服事，不久後在當地過世）牧師編寫《虎尾壠語字典》〔Woord-boek der Favolangsche Taal／19世紀初，荷蘭東印度霍埃費爾（W. R. van Hoëvel）牧師在「巴達維亞改革宗小會檔案館」（Kerkenraad van Hervormde Gemeente te Batavia）當中找尋希伯來文和馬來文對照之字典時，無意間找到這件Favorlang的字典手稿。他對於字典所列舉的地名極為陌生，後來透過華倫坦Valentijn《新舊東印度誌》的資料，才瞭解原來這份文件和臺灣的宣教有密切關係，於是將這件手稿抄寫整理，並同時由W. H. Medhurst翻譯成為英文，2個版本同時在CE 1840年出版，共有2,664個字。CE 1842年，荷蘭學者 C. J. van der Vlis在烏特列支大學圖書館找到臺灣語字彙集手稿（Formosaansche Woordenlijst volgens een Utrecht Handschrift），共有1,069個單字之字彙集與4段對話錄。短時間內華武壠語和西拉雅語字典之先後出現，曾引起語言學者極大興趣〕，是臺灣史上第1部原住民族字典，並與花德烈〔華雅各／Jacobus Vertrecht／Jacobus Vetrecht／1637-1651在臺／CE 1637年7月11日來臺，受派服務於華武壠語地區，而服務直到CE 1651年。除被捲入與臺灣長官費爾堡Verburg之衝突外，同時也因其妻子生病過世，於是離開臺灣。CE 1652年元月，抵巴達維亞／編寫《臺灣島華武壠語教理問答與講道篇》（Leerstukken en Preeken in de Favorlangsche Taal（Eyland Formosa）〕牧師編寫〈荷蘭人與虎尾壠人的對話〉，皆是為虎尾壠民族誌留下之珍貴史料的重要文獻

CE 1650年代大灣（大員）、赤崁、二林（Tackay／Tackeijs／Taokais／Girim／Gielem／Takays）、淡水等地熱症（heete koortsen）猖獗

在倫敦出版M. C. Sibellius之《臺灣土人5900人改信》一書，這是敘述尤紐斯Junius牧師佈教成功之事跡（大英博物館及天理圖書館有藏）。Sibellius原用拉丁文寫的書信於CE 1889年出版之《臺灣傳教成功記》（Jessei英譯並附序文，有成文出版社翻印本）第1冊有收

今年開始，原住民不限於與其村落之贌商交易，而贌商則要留守在所贌村舍，但此決議並未澆熄贌商投資之熱潮，贌設制度正陷於標準泡沫經濟的投機活動中

荷蘭人繪製之地圖，和平島上有西班牙人所築之La Mira堡（聖米崙堡，又稱看守堡，荷蘭人改稱維多利亞圓堡，清代稱山仔砲臺，今和平島制高點）及八尺門圓堡（原圖藏荷蘭海牙市國家檔案館）

最早之衡量稅開始於今年，即貨物經過稅關過秤所必須繳納之稅收，而第1次在承包統計中出現是CE 1653年，是年4月21日，大員衡量稅承包額為2,000里耳

依中研院翁佳音研究員之整理與翻譯，荷蘭人在今年於香洋仔開闢了「Rotterdams Polder ofte Hoenjouwa」田園，用德語可譯為「香洋仔鹿特丹田園」。當時荷蘭人引閩南人來耕種，而閩南人以閩南語稱關廟一地為「香洋仔」，「香」乃指稻香，「洋」乃平原的意思。（關廟區在明鄭時期與清代被稱為「香洋仔」，而「香洋仔」為閩南人之漢語發音）

依據今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之村落統計資料，發現「唭哩岸」荷蘭文作「Kirananna」，有13戶，50人左右（詹素娟、張素玢，2001，《臺灣原住民史平埔史篇（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CE 1642年荷蘭人佔據臺灣北部以後，設淡水地方會議區，臺北盆地各社落包括奇里岸社落全部歸轄（洪伯溫，1994，《臺北史蹟探源》，龍文）。CE 1654年，唭哩岸已出現在荷蘭人繪製之「大臺北古地圖」中（翁佳音，1998，《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臺北縣立文化中心，https://twstudy.iis.sinica.edu.tw/OldMap/doc/Taipei/Taipei01.htm）。CE 1671年（明永曆25年），鄭長屯兵進駐唭哩岸，此後漢人在唭哩岸開墾（李添春，1962，〈臺北地區之開拓與寺廟〉，《臺北文獻》1，p.68-73）。唭哩岸山發現疑似CE 1654年荷蘭人繪製的淡水基隆地圖中之#30及#34號圖根點。此圖根點的特色是以東方為地圖上方，跟現在習慣的等高線地圖以北方為地圖上方之圖根點不同。用唭哩岸岩鑿成方柱埋入土中，旁邊還有現今臺北市政府設立的精幹點293號可以比對差異（17cm*17cm）。唭哩岸（Kiligan／Ki-Li-Gän，凱達格蘭族平埔語Ki-Irigan之譯音，是海灣or水灣的意思）昔亦作「奇里岸」、「淇哩岸」，是「凱達格蘭平埔族」社名的閩系臺語譯音。因昔日臺北盆地曾為一灣形大湖，狀似菲律賓西北部之一海灣Bahia Irigan，西班牙人將其移用的可能性也有（《臺北市地名辭典》，陳國章，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2002）

 

CE 1651年：

3月7日，舉行北路地方會議。長官、評議會及牧師等與會。集會用語為新港、虎尾壟、Carmachats和山地語

3月8日，舉行南路地方會議。長官、評議會及預備牧師歐霍夫等與會。集會用語為大木連、哆囉滿、Torigo Tovael語。東印度總督和評議會不僅廢除貢納，連呈繳教會、老師之經費亦告取消，改由公司支付。但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必須負擔徭役（隨時義務提供勞力服務），以作為豁免貢納的代價，或許這才是原住民步入「文明社會」淪為犧牲族群的不幸起源。又之後明鄭與清代時期，番人除被課餉外，仍須隨時候傳提供義務勞動。而徭役使番人疲於奔命，農政失時，土地因而流入漢人手中

4月，荷蘭人捕獲在魍港附近向漁民收稅之鄭成功稅船，得知鄭芝龍父子約在CE 1643年左右，便開始向魍港附近的漢人漁民徵稅

7月26日，琉頓牧師（陸德基／Rev. Joannes Lutgens／1651-1656）受命至澎湖獻身，在此辭世並安葬。CE 1657年5月21日，最後一位閔得烈牧師（Rev. Gulielmus Vinderus／1657-1659）來臺

8月19日，巴達維亞總部派遣監察特使費爾斯德赫（花士典／弗斯特根／Willem Verstegen）抵臺視察，停留3個多月，調查與調解臺灣政教之間〔臺灣長官費爾堡Verbruch、檢察官史努克（Dirck Snoeck／日本商館卸任館長）與賀拉夫Gravius牧師、花德烈Vertrecht牧師、哈伯宜Happartus牧師、商務官范阿芬（Van Alphen）、隊長裴德（拔鬼仔）、熱蘭遮城議員揆一（後3人則同時擔任臺灣教會議會「長執」）〕的水火不容，由於揆一在大員議會中擁護教會，乃造成他與費爾堡日後不合之因子。最後巴城決定，取消臺灣牧師之政治權力，而臺灣長官費爾堡離開臺灣

10月24日，費爾斯德赫和大員評議會寫信給巴城總督和東印度參事會，提及由於CE 1651年（臺灣糧食及）甘蔗生產大幅減少（CE 1650年稻田耕種面積為3,481 morgen，CE 1651年下降為1,924 morgen，以每morgen產穀40石計算，糧荒缺口約3萬石／CE 1650年甘蔗種植過多，使得甘蔗被迫留園未收，造成第2年種植面積降低），導致很多移民失去就業機會，衣食無著、無事可幹，生活極其困苦（社會中普遍滋長著不安與怨恨情緒，包括CE 1650年人頭稅率又增加為每月0.5里耳）

施琅因故被重責而叛逃降清

 

CE 1652年：（明桂王永曆6年╱清世祖順治9年）

3月22、25日，照例於赤崁之公司大庭院中，分別舉行北、南路地方會議。北部有53個村社、南部則有52個村社派長老參加

4月15日，普拉卡牧師（Rev. Gulielmun Brakel／1652-1656）受命來臺

6月12日，第1次於卑南社舉行東部地方會議，有34個村社長老出席。按今年5月31日之報告，全福爾摩沙島至今歸服公司之村社總計251個，房屋13,893座，人口59,805人

9月8日（陰曆8月6日╱7日傍晚）清晨，從赤崁北邊2哩之「阿姆斯特丹農場」（=永康市王田？）的油車行村〔士美村，在赤崁北邊「兩荷里」，是鄭成功登陸臺灣本島的第1個地點／Smeerdorp，今臺南市北區開元寺（又名海會寺，前身為鄭氏舊宅「北園別館」，係鄭經為其母董氏而建）一帶。其附近之「綠谷」，古稱「石頭坑」、「石頭溝」，旁邊小溪之後又稱「柴頭港溪」（《17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漢聲雜誌，1997，p.60-61／《荷蘭時代臺灣史的連續性問題》，翁佳音，2008，p.214）。而「綠谷」附近溪旁有1間長官別莊，一段時間由公司通事Ouhinco（胡興哥）承租使用，之後獻給鄭氏，鄭經後改築為北園別館。CE 1686年又由臺廈道周昌接收並「結亭築室」，CE 1690年巡道王效宗改建為海會寺。長官別莊也可能是赤崁公司大庭園附近之公司磚仔厝或公司別莊／鄭氏別館不遠之洲仔尾陳氏花園，文獻稱是陳永華所建、充作別墅，考量其佔地也可能是接收VOC之「花園」改修翻建而來。又洲仔尾附近還有鄭經於CE 1680年自廈門撤退來臺後所築之「園亭」，係由李景監造〕，向赤崁城挺進，爆發赤崁耕地唐人農人攻擊東印度公司事件［漢人農業移民（可能也包括背負沉重債務之投資者／贌商）與荷蘭官方的衝突事件］，即俗稱之「郭懷一事件」〔Gouquan Faiyt、Gouqua Fayet／懷一（Faij-it、Fay-it）可能是教名／泉州同安人，荷治時期移居今臺南市永康區一帶，荷蘭人統治下10位漢人頭家（甲螺／富裕農民）之一，人稱「五官」，原計畫9月17日（陰曆8月15日）中秋節夜宴襲擊臺灣長官費爾堡Verbruch，但密謀外洩（9月7日下午，7位漢人甲必沙緊急檢舉）。郭懷一被迫倉促起事，當日率眾攻打普羅民遮，但而後於9月12日遭新港社原住民殺死〕。其間大員評議會派遣海軍上尉斯切弗利（Schiffely）和上級商務員丹克爾（Johannes Danckers）帶領120名士兵前去增援赤崁城

9月9日（陰曆8月7日）清晨，荷人集中數百名原住民參與鎮壓漢人之起義，並懸賞每殺死1人獎賞1匹坎甘布，至10日共殺死起義群眾約500人。12日，發生鳳山「歐汪之役」（伊能嘉矩與辛徑農都認為歐汪是鳳山之後紅，今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是役荷軍大肆屠殺漢人約2,000人。之後，副指揮官龍官在小山躲藏8天後，回到打狗家中被捕，再押往大員處決，其他領導人也相繼被捕。整個暴亂前後共持續12天（至9月19日），約3千名漢人農民遭荷蘭火槍陣屠殺（約佔CE 1652年全臺漢人總數15,000人的20％）。而大量漢人被殺造成臺灣農業極大損失，影響經濟需1年以上才能復原，同時累積之怨恨，日後可能成為鄭家軍之內線。另外，臺灣長官費爾堡和評議會給巴城總督和評議會之報告，由胡月涵 英譯，林偉盛 中譯，〈中國移民對抗荷蘭東印度公司：1652年臺灣的郭懷一事件〉，《臺灣文獻》53：3，民91.09，p.95-123

荷蘭總督雷尼爾斯（Carel Reniers／1650-1653／CE 1653年5月18日去世）此時已開始將距熱蘭遮城遠近、山地對應平地等概念一併思考，至於進一步將城堡附近、平原地區、山地視為三個文明性進程的地理空間，則是臺灣長官福雷德里克•揆一〔Frederick von Coyett，瑞典籍／中文文獻稱之「揆一王」或「夷酋揆一」，鄭成功稱他「紅毛荷蘭夷酋弟揆一王」，漳州海澄珠浦人江日昇《臺灣外記》寫作「國王之弟揆一王」／原囚禁於班達群島（Banda Island，即摩鹿加群島）之艾伊（Ay）小島（自CE 1666年始），其弟彼得•朱利斯（Peter Julius Coyett）和親屬不屈不撓營救，CE 1674年終為奧蘭治親王威廉3世（William Ⅲ）所釋放（子女及親友以25,000盾／白銀7,000兩／銀元9,700元將他贖出）而返國，並於登陸前和其隨員（Coyett et Socii／C. E. S.，意為「Coyett及其同事們」）於CE 1675年出版《被遺誤的臺灣》（'t Verwaerloosde Formosa）一書，離開荷蘭喪失臺灣已有13年之久。它訴說著榮光年代業已逝去，榮譽於今一無所值／CE 1687年10月17日揆一去世，並安葬於阿姆斯特丹之西教堂（Westerkerk）／揆一的兒子 Balthasar（1650-1725），姑且稱他「小揆一」，CE 1650年出生於臺灣，CE 1681年進入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為殖民地官員。他曾在CE 1690年代任職於老揆一被流放的班達群島，又在CE 1701〜1706年間擔任安汶（Ambonia）長官。就在小揆一卸任安汶長官時，未來會撰寫《新舊東印度誌》的牧師華倫坦Valentijn（猫難實叮）正要前往安汶，擔任安汶城內教會之駐堂牧師。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殖民地菁英小圈圈內，這兩位一前一後任官於安汶之人，應該彼此知道對方，甚至可能對荷蘭殖民臺灣的歷史交換過意見〕

今年起，荷蘭東印度公司連續5年（1652-1656）在東部召開「東部地方會議」（Oosterlijke Landdag），第一屆總計34社頭目（荷蘭：princippal、overste、capitain、頭人hooft／翁佳音：村落頭人village principals／鄭惟中：村落首領overhooffd／鄭氏和清朝：土官／劉銘傳：頭目）或代表參加

哥路納利斯•布洛紹（Cornelis Plochoy）本年所繪之彩色地圖與CE 1867年盧伯所編地圖目錄之第305號地圖形狀相同，此圖亦編入CE 1914年刊行之地圖目錄續編第一第148面第141號，其鯤身島、北線尾島等地沙丘狀況更清楚，南、北停泊所均繪荷蘭船圖例表示停泊地點。又其地名除部分外，皆以西文字母標記

發生第1次荷英戰爭，荷蘭戰敗，承認〈航海條例〉（CE 1651年英國頒布）

布落克荷伊（Cornelis Jansz Plockhoy／CE 1647年之後的大員市街設計師，主導大員地區的建設）繪製《大員及其附近地區海圖》（Kaart van Zeelandia en omgeving, Formasa），圖中標示「赤崁耕地」（中國農民開闢之蔗園和水田）、普羅岷希亞堡壘（赤崁樓）尚未建立，但已形成一道房舍（約今臺南市民權路大井頭附近）、德慶溪兩岸仍是原始林，名為「海牙人的森林」、大員市街南面有一道L形碼頭（CE 1669年《大員鄭荷交戰圖》改建為船渠）

日耳曼旅人史瑪卡爾登Schmalkalden繪製《熱蘭遮鳥瞰圖》，現藏德國埃爾芙特Erfurt之哥達大學暨研究圖書館，他在CE 1640年代末至1650年代初曾旅居臺灣

 

CE 1653年：

元月24日，VOC派遣代表商務員施合德爾（Fredrick Schedel／初璘）乘船於2月7日來到廣州。8日，會見兩王（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並交涉通商，由此揭開了荷蘭與清朝第1次正式交往的序幕。11日，尚可喜正式通知同意進行貿易，雙方達成一筆交易。但不久後由於葡萄牙人從中作梗，加上官府內部也有人反對與荷人通商，乃要求荷人必須向北京派遣使者，稱臣納貢。3月19日，荷人全部乘船離開廣州

3月14、17日，於赤崁之公司大庭院中，分別舉行北、南路地方會議。共有127個村社派長老參加，同時CE 1652年殺害公司翻譯拉佛斯坦（Claes Jansz. Ravesteyn）和拉爾瑟（Roeloff Laersche）之2名武朥灣社人被處死

5月，淡水雞籠議會決議遵照大員當局命令，要修補紅毛城。他們認為最好是將八角形屋頂拿掉改成平臺，用四角形石塊與石灰鋪上。但至CE 1656年5月，從《熱蘭遮城日誌》中知道該屋頂仍在

6月12日，第2次於卑南社舉行東部地方會議，有37個村社長老出席

6月18日，臺灣長官凱薩Caesar攜家眷乘坐快船Sperwer，自巴城港口出發。7月16日，抵大員

7月29日，巴城總督馬綏克Maetsuycker派施合德爾和華根納爾（Wagenaer）前往廣東（其間於澳門附近海面搶奪1艘鄭成功商船，10月20日鄭成功提出強烈抗議，要求歸還所有貨物，CE 1653年6月28日，巴城總督表示願意歸還）。8月31日，施合德爾抵虎門，但受到嚴密監視。10月7日，抵廣州，尚可喜等人避而不見，荷人帶去貨物亦無法交易。20日，離開廣州，於是年底從東京返抵巴城

東印度公司駐淡水、雞籠之首長商務員西蒙•給爾德庫〔給爾得辜／Simon Keerdekoe／CE 1650年9月，接任前雞籠與淡水地區主管朴洛克厚一（Antony Plockhoy）〕對待淡水地區住民以恐嚇與暴力，造成淡水河沿岸之武朥灣（Ponorouan／Pinnorouan／Pinnonouan）社對公司發動戰爭。8月，給爾德庫因揮霍無度、貪汙成性被召回〔商務員范•依帕侖（Thomas van Iperen、van Yperen）接任，下級商務員威科斯多爾帕（Cornelis Wixdorp）為第2把手〕。10月20日，抵大員。CE 1654年，送回巴達維亞

「郭懷一事件」後，臺灣當局為增強防禦及監視中國農民，乃於福爾摩沙本島赤崁（大員正東約2哩處／普羅民遮市鎮北側）興築磚造普羅民遮城or堡〔Fort Provintia，有2座稜堡（東北與西南側各一座）／興建當初只為監視漢人與維持治安之用，而明鄭時期成為最高行政機構承天府衙門。CE 1750年（清乾隆15年）重修以「赤崁夕照」登府城八景之一，清末在當時已傾頹之堡壘基座周遭與上方蓋了大士殿、蓬壺書院、海神廟、文昌閣、五子祠等5座建築。日治時代有的被保留為古蹟，周邊土地則利用為學校或軍醫院／赤崁城、赤崁樓、紅毛樓、番仔樓，即現今赤崁樓／並於城堡東方分別興建臺灣街（今臺南延平街一帶）及普羅民遮街（今臺南忠義路）〕，作為「赤崁省」省長辦公廳舍〔第1任臺灣省長霍賀蘭Albert Hoogland，末任猫難實叮（Jacobus Valentijn／Valentyn）〕。省長下設法院1、政務官6〔二林、虎尾壠（Favorlang，今雲林縣虎尾鎮）、麻豆（Mattau，今臺南市麻豆區）、蕭壠、赤崁、南路／麻里麻崙）〕、駐紮官2（雞籠、淡水）、士官1（卑南覓）。且為挹注建造經費，臺灣評議會決議，向漢人女性開徵人頭稅。該城建築費用據CE 1654年報告需要近8.5萬荷盾，CE 1655年完成時增加至11萬多荷盾

第1次實驗將人頭稅權贌給漢人移民自己經營，實驗成效似乎不錯，接下來幾年都還持續比照辦理

東印度巴城總督馬綏克／馬特索科爾（Joan Maatzuyker／Maetsuycker／1653-1678）到任，欲削弱鄭成功影響力，CE 1656年派遣使者至北京見順治帝，獲准8年納貢朝見乙次

司馬爾卡頓（Caspar Schmalkaden／VOC德籍傭兵／CE 1648年，經巴達維亞到達臺灣，此時西部陸路已漸開通，荷蘭人勢力擴及花東縱谷一帶／1616-1673）匯集手稿完成《東西印度驚奇旅行記》（Die Wundersamen Reisen des Caspar Schmalkalden nach West- und Ostindiën 1642-1652，英譯為Wonderful Journey），但始終未曾出版。CE 1983年才由哥達自然博物館研究員尤斯特（Wolfgang Joost）抄錄、註釋，並由萊比錫人文出版社出版。而其所描繪之福爾摩沙人（手戴銅鈴Rattles／驚嚇鹿群之工具／部落祭典跳舞時配戴器具）逐鹿圖，有4行文字：咱整天跑步奔行，拚輸贏／手腕帶著環鈴鐺，響叮噹／生來打獵是本行，能獵就上場／射不中，狗兒追其蹤

 

CE 1654年：（明桂王永曆8年╱清世祖順治11年）

疫病（麻疹、高燒）、飢荒、蝗災（CE 1653年11月～CE 1655年先後3次）、大地震開始肆虐全臺

春天，沙俄（朝鮮稱「羅禪」）軍370人在松花江河口處與清廷及朝鮮（派出鳥銃手討伐，是17世紀當時全世界最有效率之滑膛槍部隊）聯軍作戰（俄國和朝鮮第1次有史記載之接觸），之後沙俄哥薩克部隊棄戰而逃，中方稱之為「松花江口之戰」，朝鮮則稱為「第1次羅禪征伐」。CE 1658年，朝鮮遠征軍又到寧古塔使用鳥銃與沙俄交戰，朝鮮稱之「第二次羅禪征伐」

3月30日，北路地方會議在赤崁舉行。集會用語為新港、虎尾壟和Chamecat，頒布19條聲明。淡水已舉辦過村社長老集會，到會人數少於去年

4月2日，南路地方會議亦於赤崁舉行。近70個結盟村社僅一半派人前來。另據各民事官最新統計，福爾摩沙島歸順公司之村社多達272個，人口總計4,624人，住房14,262間

4月7日，荷蘭人准許自由民（burgher）費爾玫爾（Nicolaes Vermeer）率其船隊到雞籠、淡水貿易，唯一條件是不允許他往那裡運米（《熱蘭遮城日誌》，CE 1654年4月7、30日，5月26日）

5月21或22日，荷蘭快艇「烏特列支」（Uytrecht、Utrecht）號從巴達維亞出發，但遭遇風暴而於6月22日擱淺東沙島（Ilha de Prata、Pratas／葡萄牙語prata意為白銀（應係礁群沙岸銀光閃爍，致使歐洲船員如此稱呼），此名稱在CE 1621年荷蘭製圖家黑利得松Gerritsz繪製之《東亞海圖》即已出現。CE 1627年Abraham Goos等編之《中國地圖》，此島名為Wales。大名宣德年間之《鄭和航海圖》將東沙、中沙群島標註為「石星石塘」。清代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之《海錄》云：「東沙者，海中浮沙也，在萬山東，故呼為東沙。」這是第1次出現東沙之名）珊瑚礁岩，船員等待救援期間，還抓捕白鳥（其他文獻或寫成「大鳥」、「怪鳥」，8成是在講見人不避逃的信天翁，閩南語之「戅鵝」，是早期東沙島之飛禽特色）等來吃（《熱蘭遮城日誌》第3冊，2003，p.364-366）

5月22日，於卑南社舉行第3次東部地方會議，有38個村社長老出席

7月29日，臺灣派遣「美麗島」（Ilha Formosa）號前往救援76人。8月25日，返抵大灣（大員）

8月27日，臺灣長官Caesar寫信給鄭成功，信中云：船長Angjock Saqua（洪旭三官？）是烈嶼（Lissouw）人Hamsia之子，之前4月20日為公司派遣運糧至卑南，回程時卻載鹿皮等直接返航中國，因此希望鄭氏幫助追回，顯然東部海濱當時也不全然陌生

10月17日，按每年習慣出租赤崁耕地

年底，鄭成功發布命令，禁止所有商船前往馬尼拉貿易。CE 1655年7月，又要求臺灣長官凱薩Caesar，不許大員或從他處到大員之商人前往馬尼拉貿易，以保證禁令之施行，但荷人並未予配合

製圖家內瑟（Johan Nessel）就給爾德庫Keerdekoe所交之原圖〔原與給爾德庫之報告放在一起，置於最後一頁，保存於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東印度公司收到信函暨文件（Overgekomen brieven en papieren）」24冊檔案中。如今保存於地圖部門（Kaarten afdeling 4）中專門管理，編號為Vel. 1127。其實，今天檔案館所存藏之大臺北古地圖，並非當時所呈繳的原圖，而是巴達維亞城的製圖家內瑟就給爾德庫所交之原圖抄繪，而原圖則下落不明。可惜，這份描繪圖的副本，因年代久遠與保存不良之故，左上角的地名欄中，1至2號、54至61號已完全破損，3至5號部分殘缺〕，抄繪「淡水與其附近村社暨雞籠島略圖」或「淡水及其附近村落，並雞籠嶼圖」（Kaartje van Tamsuy en omleggende dorpen, zoo mede het eilandie Kelang）於巴達維亞，今稱《大臺北古地圖》，彩繪紙本，約為28公分*35公分，此份描繪圖之副本現藏於荷蘭海牙國家檔案館（地圖部門 Kaarten afdeling 4／CE 1930年代，臺北帝大教授村上植次郎曾翻拍），為盧伯地圖目錄第1127號。在日治時期，由臺北帝大的岩生成一教授翻拍重印，是第一幅大臺北人文活動之紀錄與縮影。它是一幅描繪臺北、雞籠（Kelang、Quimaury）、淡水等地區頗詳細之地圖，亦即臺北盆地出現於古地圖較詳細者當以此圖為第1次（曹永和教授）。但其座標、方位都無規範，很難以現代地圖去比對圖中所標示之地理訊息（陸傳傑）。而研究員冉福立則認為此圖山丘的表現手法，是承襲荷蘭地圖界之「固有傳統」。其中包括和平島（社寮島／大雞籠島／棕櫚島Palm island）、Noord Holland稜堡（僅餘西角之聖安東尼歐大稜堡，其餘僅剩基座，已無護牆）、維多利亞Victoria圓堡（社寮里東砲臺遺址）、華人市街地區（Chinese quartier、聖薩爾瓦多街？／澗內、漢人市集、parian／據此足徵早在明鄭到新竹以及雞籠、淡水行「屯田」之前，此2地已有漢人聚落存在。然而，北部臺灣到了明鄭佔領以後，淡水與雞籠成為流刑之地，從商業交易要區之一淪為邊陲地帶，殊少有文獻記載這些漢人社區的後續發展，遂造成歷史斷裂。北部臺灣地區之發展，也因而被解釋成只有明鄭的屯兵零星駐紮、開墾之處，其前的漢人社會經濟發展彷彿不復存在）、淡水河、雞籠河〔西、荷時期稱之基馬遜Kimázon（西班牙文／基麻少翁Kimassauw／Ki-Amazon基亞馬遜）河，又稱里族Ritsouquie河。Spruijt van Kimassauw（基麻少翁溪的支流）專指今日之磺溪（Cubocan／Swavel spruijt意為「硫磺小溪」，是指貴子坑溪？）。CE 1655年，荷蘭文獻也稱基隆河為雞籠Quelanghsche河］、馬那特森林Marnats bos（今劍潭山）、KlaijHoeck黏土鉀角／鱟ㄏㄡˋ公島（鱟公嶼因CE 1906年基隆築港第2期工程中挖除／鱟母嶼則因填海造陸成為基隆市區之一部分）、SmitsCoolbaij煤炭灣（今基隆市西側外木山、仙洞一帶）（《大臺北古地圖》編號50、51，翁佳音，1998）

服從荷蘭人之番社達271社

明監國魯王朱以海駐蹕金門，鐫刻「漢影雲根」於古崗湖南岸獻臺山頂以明心志，但於CE 1962年遭破壞，CE 1970年王秉垣補刻。CE 1662年11月（農曆11月13日），朱以海（1618-1662）病故於金門，並葬於古崗湖畔梁山〔經考證應為「宋元豐命婦之墓」，原CE 1836年（清道光16年）之墓碑移放右側〕。CE 1959年8月22日，金門構工部隊於舊金城東炸山採石而發現一墓壙，內有〈皇明監國魯王壙誌〉石碑（魯王素有哮疾，CE 1662年12月23日中痰而薨），經胡適研考乃真正魯王墓。CE 1963年7月，遷葬太武山西麓「小徑」

佩德爾Pedel受當局之命，與木匠2名及若干原住民至劍潭和周圍（馬那特森林）伐木並尋找木材［當地木材不夠堅硬合用，荷蘭人乃棄置工具於樹幹中，而《臺灣志略》採錄民間傳說，云：「劍潭，有樹名茄苳，高聳障天，大可數抱，峙於潭岸。相傳荷蘭人插劍於樹，生皮合，劍在其中，因以為名。」以上也算與傳說相符］。CE 1655年5月，又於新店溪屈尺（Khut-chhiof／Catchiuw荷蘭文）發現眾多樟木之類，可供建屋與船隻樑桅使用，因此烏來鄉附近的北部泰雅族，乃有紅毛人之傳說

上級醫務員（opper-chirugijn）白耶爾（貝葉／Christian Beyer）往廈門診治鄭成功傷勢（懷疑是梅毒之病徵）

琉球遣使入朝，繳明故印，請重給敕印受封。CE 1662年（清康熙元年），乃遣張學禮、王垓為正、副使，詔敕新印至其國，冊封世子尚質為王，兼定隔年一貢之例，自此每立新王必來請封，恭順清廷垂200年

 

CE 1655年：（明桂王永曆9年╱清世祖順治12年）

元月3日，給爾德庫Keerdekoe向東印度總督馬綏克，提出近3,000字之報告書〈關於淡水河、雞籠港灣、及公司當地現存城砦、日常航行所經番社數等情述略〉及「淡水及其附近村社暨雞籠島略圖」〔日治時期臺北帝大抄錄之24冊《東印度公司收到信函暨文件》〈淡水雞籠誌〉（Beschryvingh van Tamsuy en Quelangh.），編號GW 112（第15冊）中，包括該報告書，共13頁。此24冊抄本係CE 1935年起，由臺北帝大委託荷蘭人所抄，現存於臺大研究圖書館之洋書珍本室〕

3月19日，北路地方會議在赤崁舉行。集會用語為新港、虎尾壟、Chamachat和山地語，而歸服之64個村社有18個長老未到

3月22日，南路地方會議亦於赤崁舉行。73個結盟村社中有10多個村社未派人參加，而集會用語為大木連、Paroangh、Tongotaval語

5月15日，於卑南覓召開東部地方會議，其中大鳥萬Batsibal社頭目Mardingel獲得賞賜物─衣服、Cangan布、帽子、數片菸草。而位於崑崙坳古道上之諸也葛［諸野葛、チュヂャカス（閩南語音譯）／諸也葛營盤位於金崙溪中支流與南支流之間的一條短稜尾端，它是清軍先鋒部隊和後勤支援部隊交接的地方，應該是近溪之和緩地形。這裡在地形上位於2溪之間的平臺，是戰略上重要據點，最適合建立大營盤］社，則由頭目Poopo代表19戶的社眾參加（〈荷蘭時代臺灣番社戶口表〉，中村孝志，吳密察、許賢謠 譯，《臺灣風物》44卷1期，1994）

5月，VOC派專員、土地測量師坐鎮赤崁之大庭園，受理Amsterdam農區之地主申辦或審閱土地證書（lantbrieven），至8月24日截止。可見CE 1650年代土地登錄制度，已在赤崁地區全面實施。但隨著土地權狀而來的，就是課稅

6月17日，巴城總督馬綏克寫信給鄭成功，要求他不得於麻六甲、巴林邦及其附近地區駛入帆船，且商人只能在巴達維亞貿易

7月19日，巴城總督正式派遣使節哥頁（Pieter de Goijer）和開澤（Jacob de Keijser）共16人乘2船自巴達維亞出發前往北京。8月18日，抵虎門。9月4日，抵廣州，向海道徐炟呈遞巴城總督致廣東2王信件及貢物清單。10月11日，尚可喜向清廷提報荷使入境事。11月19日，揭報抵北京。CE 1656年2月，廣東收到朝廷諭旨，同意荷使入京進貢。3月17日，荷使正式出發（50艘船），揚帆北上。7月17日，抵北京

9月，新阿姆斯特丹發生「桃子戰爭」（The Peach War），而接替基福特的新任長官斯特文森（Peter Stuyvesant）決定放棄對印第安人之報復，但之後仍舊經歷了長達5年的激烈抗爭時期

年初，淡水駐地商務員是亞伯倫（伊伯倫／范•伊帕侖／Thomas van Iperen）。5月，淡水駐地商務員則是艾歐瑟費爾（Pieter Elsevier）

由耶穌會衛匡國（Martinus Martini／CE 1640年，至果阿。CE 1661年6月6日，去世於杭州）神父繪製，而在阿姆斯特丹由布勞Blaeu出版當時最完整之《中國新地圖集》（Novus atlas Sinensis），是歐洲第1部中國分省地圖集，包括15幅中國分省圖、1幅中國總圖和1幅日本地圖。這部地圖集應是17世紀歐洲關於中國地理之最高研究成果，因此衛匡國也被譽為西方的「中國地理學之父」。歐洲地理學家把這部地圖集的出版，看成是地圖繪製史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直到法國人唐維勒D'Anville出版他的《中國新地圖集》。之前，衛匡國神父於CE 1654年出版了《韃靼戰紀》（History of the Tartar War），他曾告知荷蘭官員，鄭成功已經考慮福爾摩沙做為新的基地，但荷蘭人不認為有此可能

喬安•布勞Blaeu出版《世界舞臺之新地圖集》（Le Theatre du Monde, ou Nouvel Atlas），採行通過葡屬亞述群島之經線為0度，在其第6部《中華帝國新圖》（Imperii sinarum nova descriptio）中，臺灣乃改位於東經148度與150度之間

淡水區總頭目路加•嘰臘士〔Don Lucas Quilas／大坌坑（Tapiën、Tapien）社頭目／淡水河南岸八里（舊為八里坌）有2大社，一為大坌坑社，位於大堀湖附近，另一為八里坌（Parihoon）社，位於長道坑附近〕被淡水河與武朥灣溪（新店溪）沿岸番社，指控從事勒索和敲詐金錢財物，以及行使不當暴力，因而遭雞籠荷蘭人受審

今年，巴達維亞又派5名牧師到臺，因此在臺灣之牧師共8人（為最多年份）。其中馬秀斯Massius牧師（尤紐斯Junius牧師學生／曾向揆一Coyett提出18頁報告書《致政務官員Daniel Six的報告書─有關福爾摩沙島北部堡壘淡水與雞籠學校的狀況》）駐轄淡水、雞籠，而漢布洛克Hambroek牧師（CE 1647年離荷，CE 1648年抵臺，於臺南一帶傳教）則駐勤麻豆

 

CE 1656年：（明桂王永曆10年／清世祖順治13年）

2月，淡水下級商務員范•米爾德（Van Mildert）向大員報告，苗栗以北原住民相互爭殺一年多仍未止息，並請求大員派士兵和歸順番人前往支援（《熱蘭遮城日誌》）

3月7、10日，北、南路地方會議在赤崁舉行，程序與往年相同

6月27日（農曆閏5月初6日），鄭成功正式發布禁航令，禁止一切船隻往返大員（命令發布之後100天內為過渡期，100天以後即全行禁絕），時間長達11個月，造成荷蘭殖民地經濟在此「禁運」措施下崩解，大員貿易活動乃不再活絡

7月17日，荷使節團抵北京城。19日，往禮部呈遞表文。10月2日，荷使團與喀爾喀、厄魯特、吐魯番使臣一起拜見順治皇帝，只得到隨8年1次朝貢（著八年一次來朝）而來之官方貿易（所攜貨物，在館交易，不得於廣東海上，私自貸賣）。16日中午，啟程回巴城。CE 1657年1月28日，返抵廣州。2月21日（3月31日？），返抵巴城

年底，揆一成為第12任臺灣長官（1656-1662），首要任務是重振臺灣經濟

日本時代臺灣總督府交通局出版之《臺灣の港灣》記載，可能早在此年（桂王／永明王）即有泉州人至大板埒ㄌㄜˋ（大坂埒、大板六、大板轆、墾丁寮／Taihanroku原住民語／Toapangnack／Kwaling Bay／今屏東縣恆春鎮南灣里／CE 1901年取代車城為恆春半島區之海運運輸集散地，亦為沿岸航運的泊地／「埒」字義上指長條狀的矮牆、界線或土地，長條形之田稱為一埒田）砍伐林木，再用戎克船運走

巴達維亞派遣德高爾（Pieter de Goyer）與德凱薩（Jacob de Keyzer）正式出訪北京，其始末則記載於CE 1665年出版之《荷使初訪中國記》法文版〔由首席隨行官畫師尼霍夫（Joan Nieuhoff／Jean Nieuhof）所記錄，並由荷蘭書商兼繪圖師彼得‧凡‧德爾（萬迪亞／Peter van der Aa／Pierre van der Aa／1659-1733）根據資料圖繪，而「再現」了當時沿著大運河，往北京貢道沿路之地理風光，亦即把中國各地的景象真實地表達出來〕

清廷頒布「禁海令」，諭令閩、粵、浙各省嚴禁與鄭氏宗黨交易糧食、貨物，違者一律正法，但仍無法壓制鄭氏海上活動。之後在CE 1660年，於中國沿海起造城牆，將居民強制由海岸往內遷往內陸10哩（英里／16公里）處〔造成中國陶瓷無法出口至歐洲，荷蘭商轉而收購日本之伊萬里燒（いまりやき／當時以有田為中心的肥前國，今涵蓋佐賀縣與長崎縣，包括有田燒、三川內燒、波左見燒所製作之陶器，皆須由伊萬里港輸出，故通稱之）〕

黃梧（康熙封海澄公）叛降，將鄭成功存放於海澄（鄭成功儲糧之所，為金、廈門戶，今福建龍海市）之錙重、糧草、軍餉金銀盡獻於清廷，使鄭軍元氣大傷

當年荷蘭人統治下之原住民總人口數約41,000人，加計未歸順村社約24,000人，則全臺灣原住民總人口數約65,000人

 

CE 1657年：

5月，雞籠淡水之新任荷蘭主管彭恩Boons上任時，有大批噶瑪蘭頭人帶著主賬（fiscaels）和其他隨行人員前來祝賀的事件。從彭恩Boons之報告可知，荷蘭官員依照傳統招待了這批噶瑪蘭人，並向他們探詢派遣荷蘭人去噶瑪蘭地區常駐的可能性，得到了正面回覆。因此雞籠議會決議派遣助理巴勒比安（Jacob Balbiaen），連同一位士兵和馬賽通譯 Barnabe，帶著大量商品前往噶瑪蘭，直接與當地人貿易。7月6日，巴勒比安 Balbiaen 從雞籠前往噶瑪蘭和哆囉滿的旅程出發，他用了馬賽人之大型獨木舟載運了大批貨物。這趟旅程的成員除了該助理、荷蘭士兵、馬賽通譯以外，還有24 名馬賽槳手，總共27 人（27人之乘員，應該是現存史料中原住民獨木舟載運過最多的人數）。但因為逆風，7日7時才抵三貂。他們在三貂停留1天以等待風向和天氣轉變，8日早上再度出發，繞過如同野柳魔鬼岬之三貂角後，於16時左右抵達噶瑪蘭地區，並駛入被稱為Ramma的河流。巴勒比安 Balbiaen在噶瑪蘭當地進行交易，並且接見各村社頭人，在商務和統治上都獲得相當之成果。12 日，巴勒比安 Balbiaen 也拜訪了哆囉美遠社，發現該社的生業以製鹽和經商為主，所處位置也適合荷蘭方面派人駐守，進行原荷雙贏的貿易。15 日，一行人準備離開噶瑪蘭划向哆囉滿，但遭遇逆風，所以耽擱到24 日風向轉變才成行。之後他們行經蘇澳灣，25 日在陡峭懸崖下讓槳手休息，觀察到山上有Poulecheron 人的倉庫和村社，並在同日抵達哆囉滿。在哆囉滿的貿易主要是馬賽人和哆囉滿人間的以物易物交易。荷蘭人在此被稱為 Chinees，亦即漢人、唐人，這似乎是哆囉滿人對所有外國人的稱呼，而荷方攜來的主要貨物只有一些精緻布料（bafta）和兩擔（約120 公斤）重的鐵樣品〔巴勒比安 Balbiaen 用兩擔鐵換到了10.5 個8 里爾的黃金。不過哆囉滿人似乎已經掌握打造鐵器之技術，因此有求於荷蘭的僅有鐵，而非鐵器，而哆囉滿人用鐵製作撬棍來粉粹岩壁尋找金礦，以及用來製作農具，這與其生業（採金和農耕）高度相關〕。8 月16 日，馬賽人的獨木舟再度下水準備返航。加上24名槳手與3名乘客，再次證明這是一艘很大的船，最後一行人在南方吹來微風下於17 日下午平安返抵雞籠（這趟成功的旅程，熱蘭遮城方面一開始並不這麼認為，不過在今年11月的信函中，熱蘭遮城方面得到了清楚的報告後，便轉而讚賞巴勒比安 Balbiaen 出使哆囉滿的行動，且巴達維亞高層也相當滿意。但好景不常，CE 1661 年荷蘭人撤離哆囉美遠，與哆囉滿之貿易可能在此前後也已停止。之後國姓爺來襲，荷蘭人撤離臺灣）

6月13日，舉行東部地方會議。而今年因全臺天花肆虐沒有召開北、南路地方會議。揆一長官因而向巴達維亞城當局提議，今後改為2-3年召開1次，以減輕番人稱臣納貢的負擔。但巴城並不表贊同，認為如此將使番人更為怠惰，完全背離公司；而且地方集會次數減少，會導致無法遏止番人一切惡行，因此主張維持舊慣。此外，每次地方會議召開之前，公司在各地駐紮的政務官、通事等，通常會巡迴各番社，提醒頭目與長老準備參加。由此可窺見，東印度公司領臺時期，統治力雖稱鬆散，但透過「地方會議」，仍然在全島產生一定程度的政治動員力

7月6日，VOC商務員巴龍（Baron）率小帆船「熱利德爾」（Zeeliddel）號從巴城出發往廣東，惟此行無結果

夏天，東印度公司派助理巴勒比安（Jacob Balbiaen）前往噶瑪蘭接手雞籠Kimaurij社頭人丟哆囉Theodore去世後職務，揭開Kimaurij社10餘年來，以公司代理人名義一手遮天、壟斷操控當地利益的事

CE 1656年鄭成功發布禁航令，禁止一切船隻前往大員，此後兩岸間船隻往來完全斷絕，臺灣貿易即刻陷入困境。荷蘭人不得已派通事何斌（何廷斌／Pincqua／Pincguga，福建泉州南安人，荷蘭人稱他「斌官」。CE 1648年，父親Kimtingh在赤崁去世後繼承父業。曾是荷蘭人任命之漢人長老，如在印尼的華人甲必丹Captain職務／日本甲螺）以「納貢」及「陳外國寶物」（《先王實錄》，楊英／CE 198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楊英 著、陳碧笙 校注之《先王實錄校注》一書）方式，往思明州（廈門）談判（3月5日，巴城決議派遣何斌／7月6日，何斌抵廈門。22日，談判達成協議。23日，攜帶鄭成功與鄭泰覆信，返回臺灣），至8月禁航令始宣告解除，並使得大陸向臺灣移民又出現高峰，土地開墾面積亦隨之猛增（臺灣砂糖產量最高年份為CE 1658年之173萬斤）［因荷蘭並無斥資納貢紀錄，何斌可能係隱瞞荷蘭人自己出錢（私下向臺灣出港駛往中國之船隻收取過路費以支應），以公司名義向鄭方「納貢」，「年輸餉五千兩、箭柸十萬枝、硫磺千擔」（楊英）／CE 1661年，何斌寫信予荷蘭司令官范德蘭van der Laan，表示「有關國姓爺欲在臺徵收關稅事，他曾回臺向長官明確傳達此意，長官認為關稅如不涉及公司，或不致損害公司利益，對國姓爺自向中國人課稅並無異議。」因此，何斌前往廈門交涉共有2次，第2次任務則是傳達揆一同意徵稅之意見（《巴達維亞城日誌》）／CE 1662年，巴城司法委員會對揆一判決書：「此項不法徵稅維持甚久，以致中國人認為，非若長官預聞其事，絕不能一徑徵收至今。」（可見荷蘭人也認為何斌徵稅是得到揆一默許的）］

9月10日，副長官揆一指派赤崁郡長施合德爾Schedel為遠征軍指揮官，與隊長佩德爾Pedel中尉、商務員亞伯倫Iperen，率領300人（240名士兵及60名水手）自大員搭乘海船「海豹」（Zeehondt）號、「守衛」（Wachter）號與小桅船「蘋果樹」（Appelboom）號北上征討淡水地區之叛社。14日，抵淡水圓堡。竹塹、林仔與八里坌之田園、村社被燒毀，首從受到懲罰。其中，八里坌ㄅㄣˋ（Pergonder）人離開被燒成灰燼之番社，而竹塹社人則重回被毀之村社，準備另一次反抗〔CE 1661年前後，有李八賀（Lypach）少尉的征討〕

10月，北臺灣駐地首長彭恩向大員之臺灣議會議長？揆一Coyett報告：這麼多年來，Theodore與路波（Loupo）等Kimaurij的頭人，根本是假藉公司名義在噶瑪蘭地區大飽私囊（Theodore死後，荷蘭官員經過調查才發現他和其他Kimaurij人其實在噶瑪蘭地區打著公司名號從中獲益。之後荷蘭人打算直接與噶瑪蘭和哆囉滿貿易，並於CE 1658年在噶瑪蘭地區之哆囉美遠設立貿易站。但這個貿易站獲利不豐，加上環境危險，就在CE 1661年初暫時撤出。不久荷蘭人的臺灣統治就因國姓爺攻臺而覆滅，最終荷蘭人仍然沒有與哆囉滿地區建立穩定貿易關係）

10月2日，VOC發文同意力里社參加「東部地方會議」，但該會議自本年起已停辦（原因是當年天花爆發）。18日，地方官施合德爾召集各聯盟村社於淡水開會（《熱蘭遮城日誌》，CE 1657年6月30日）。26日，施合德爾返回大員。12月13日，施合德爾在大員去世〔「淡水（風土）病」（Tamsuyseziekte）〕

11月，派駐諸羅山社的政務員魯紐斯（魯恩、Nicolaas Loenius）率領諸羅山（荷蘭文獻標示原住民聚落名稱Tirocen或Tiracen／臺語音Tsu-lô-san或Ti-ló-san／諸羅之原稱，洪雅族聚落，明鄭時代屬天興州，入清後改名諸羅）社、打猫（Dovaha、Dovoha、Douvaha，另名Talak=斗六／嘉義縣民雄鄉之舊名Tánn-bâ）社、奇冷岸（Aboan kirrinan）社（社址都在今嘉義縣市）共約50名原住民，到大武郡（今彰化）踏查木材資源。因為荷蘭長官揆一說：大武郡峽谷的赤松木適合做為船料，但不宜建屋〔《熱蘭遮城日 誌》，CE 1657年11月／另據中研院臺史所翁佳音老師論述，漢人圮哥（Kiko、Keyko、棋哥、驥哥，某贌商之「公司仔Congsia」，在荷蘭文獻中通常指勞工，清代名詞也許相當於社丁）奔走於今彰化、南投（Lamtau，又名Tausa Talachei）、雲嘉一帶，經常到諸羅山社的政務員辦公室，反映平埔族動態及山林資源，其中提到今彰化社頭大武郡Tavo-colse峽谷、大武郡溪（或沿濁水溪深入南投之郡大溪溪谷Sivokon）有開採木材價值。67年之後，清康熙朝巡臺御史黃淑璥在《臺海使槎錄》書中引述周鍾瑄文稿稱：估修船料，悉取材於大武郡社。可見該地赤松木從荷蘭時期及入清後，都被開採為船料資材。究竟大武郡峽谷、大武郡溪在何處？赤松木今安在？開採木材是否能沿溪流運至平地？從古文獻中擷取3張不同時期的大武郡地圖，或有助於大武郡社域以及雲嘉平埔族的區域研究〕

荷蘭人決定於麻豆興辦原住民教師學校

雞籠主管彭恩（Pieter Boons）的報告也指出，荷蘭人之「教化」只在雞籠的 Kimaurij 和淡水之 Tappari（j ' t dorpie Quimaurie op Quelang, en ' t dorpie Taparee op Tamsuy）有比較顯著的成效

 

CE 1658年：（明桂王永曆12年／清順治15年）

元月，魯紐斯Loenius率領包括原住民在內之200多名人馬，進軍打猫Dovoha社之東的大山裡，與Tackabieran、Tackiwatan等深山原住民有所交涉，其中Tackiwatan是布農5個方言群之一（李壬癸）

6月，鄭成功統率水陸軍17萬與浙東張煌言會師，決定大舉北伐。大軍進入長江之前，於羊山海域遭遇颶風損失非常慘重，只得暫且退回思明州

大員方面派商務員魯紐斯Loenius接任彭恩之北臺灣首長職。同一時期，助理巴勒比安和布魯科曼（Harman Broeckman）奉命前往哆囉滿嘗試直接交易黃金；另外，助理范•德•摩侖（Van der Meulen）則獲派前去哆囉美遠從事鹿皮交易，而Theodore生前所謂「公司在噶瑪蘭的商務代表」的時代，正式畫下句點。其中哆囉美遠〔自稱Turubiawan（Ki-tallabiawan、Tallabayawan，宜蘭平原方面荷蘭人戶口表，張耀錡，詞頭Ki相當於噶瑪蘭語之Qe。而荷蘭人戶口表「卑南以北未歸順部落」出現了Basey和Takilis，可能和「屬於Basai族之哆囉美遠人」有所連結）、Torobiawan／Talabiawan／1644荷蘭人戶口表Talabeauan／立霧溪出海口（南勢阿美語稱之Takidis／阿美族語稱之Takilis）／清代文獻稱哆囉美仔遠、哆囉里遠／泰雅族集體東遷後，大部分都已匯流於宜蘭地方，其社址位於今宜蘭縣壯圍鄉新社村社頭濱海處〕原是居於新北市貢寮區之凱達格蘭（Ketaⁿganan／Ketagalan／Ketagana）族｛CE 1898年，由伊能嘉矩提出。Ketagana意為「看見海的地方」。而在《臺灣慣習記事》2卷3號（1902）p.65，直接斷定「雞籠（Keran）」係由「Ketaⁿganan」略taⁿgan音而成Kenan／Kelan（臺語音Ke-lâng）。或是省略Keta，只念ganan。也有人主張Ketaⁿganan族進入臺北盆地後，族名前後接詞Ke-an脫落，而成為「大加臘（大加蚋／嘉臘／佳臘）」地名之起源／「大加蚋［Ke省略即Tagana／將ki或ke之類北部平埔語的前置詞省略／「加蚋」為平埔語「沼澤地」之意，而廣義之加蚋仔（gala-a／「小」大加蚋保，但屬於擺接保），包括艋舺大道以南，一直至華中橋，甚至可以含永和頂溪洲］是閩南人早期對清代大臺北盆地〔最早開拓者為漳州府客家（Hak-Ka）人，而當時盆地內最大商滬為新莊，也是漳州府客家籍移民的地盤，可惜之後在分類械鬥中失敗，退至新竹、桃園／新莊於乾隆中葉至嘉慶60年間，巨舟群集，商況熱絡，稱為北部第1大街市。一度為臺北盆地內中心都市，但因淡水河河道變化，港務移至下游之艋舺，遂成廢港〕之總稱，後也成為官方正式地名「大嘉臘保」｝，從東北支分出時間距今不超過500年，約400年前遷移至宜蘭縣壯圍鄉新社村社頭（大福村附近╱報導人：吳林氏伊排Ipai／馬賽老社Quitalabiauan之現代中文名稱／道光年間？部分後遷至花蓮縣新城鄉北埔村、嘉里村（平埔族社名對照表，張耀錡，1951）。且說他們從前由海外來到臺灣，最先是在立霧溪Takiri口居住

大武壠放索社之馬卡道族，因諾登／亨利克•諾爾典（Hendrick Noorden）要求放索社讓出土地予力里社遷社，故被迫進入水底寮打獵與開墾

年初，大員當局計畫在宜蘭之哆囉美仔遠（Talabiawan）建一間木板小屋（貿易站），與原住民交易米穀與鹿皮，後來並派有人員駐紮那裡

 

CE 1659年：

2月，何廷斌代替鄭成功徵收關稅一事被人告發，遂受囚禁與審訊。28日，重新徹底調查。4月21日，VOC大員法院會議作出判決，撤銷被告通事何斌之職務與待遇，剝奪他作為華人長老和本市市民之資格；…通事薪津自被拘禁於城堡之日起停發，並處以300里耳的罰金。此徵稅事件宣告結束

3月7、10日，北、南路地方會議照例在赤崁舉行

雞籠的維多利亞Victoria圓堡崩塌，當地駐軍要求重建，但大員否決

6月，巴城總督又派商務員蘭斯曼（Frtancois Lansman）和勒弗雷（Hendrick Levreij）乘2船往廣州，但此次努力依然失敗

6月（CE 1660年3月之前／《荷據時代臺灣史》，楊彥傑，p.277-278），何廷斌因拖欠代VOC徵收之贌稅及借款共22,122里耳，一家老小逃離大員（私下為國姓爺在福爾摩沙島收什一稅被發現並僅受罰300里耳）

7月，鄭成功在浙江仕紳張煌言勢力配合下，親率艦隊駛入長江口。8月24日，鄭家軍以13萬海陸大軍、戰艦3,000艘包圍南京。9月7日，兵敗金陵（南京）僻居廈門，但在何廷斌（何斌）獻圖獻策勸說下決定攻打臺灣

巴達維亞總評議會決定在西拉雅族蕭壟社創辦「蕭壠神學校／蕭壠師範學校」（Collegium te Soelang／Collegie），以培育原住民師資，學院採寄宿制，招生名額為30人，入學年齡為10-14歲青少年，須通過考試才能入學，接受每週6天之訓練課程〔目的要訓練成當本地學校（school）的老師。這些人就是清代歷史上著名之原住民「教冊（schoolmaster、 teacher）／第1任校長是漢布洛克Hambroek牧師，副校長則是小時跳船逃匿、娶日本婆，臺灣長官卡隆Caron的日本混血兒子Daniel（但以理／小卡隆／CE 1647年6月，曾與賀拉夫Gravius牧師夫妻齊赴臺灣，在臺灣停留1年多。CE 1658年再到巴達維亞，以候補牧師Proponent申請渡臺，後在揆一Coyet之下，擔任蕭壠神學校副校長）／校齡大約2年（1659-1661）〕

 

CE 1660年：

3月中，荷蘭人懷疑漢人頭家（cabessa）通敵，乃全部逮捕拘禁，扣押動產、不動產，直到鄭成功攻臺前一個月才予以釋放

6月17日，鄭成功以400艘殘餘戰艦，在廈門附近海面與清軍發生激戰，清方欲趁勝收拾鄭軍，結果反為所敗

9月19、20日，巴達維亞派范德蘭（Johan Van der Laan、Laen，綽號「頑固約翰」）指揮官率領12艘船隻和1,453人（其中600名士兵）抵大員（赫伯特Herport為其中一員，而原駐大員熱蘭遮城士兵900名，此時共1,500名兵力），但與揆一Coyett意見分歧，他相信鄭成功不會攻打臺灣，為彌補艦隊空跑臺灣的損失，決定攻擊澳門葡萄牙人。而長官揆一與多數議員則認為大員情勢告急，而決定延緩征伐澳門之計畫，留住前來支援之軍力。最後至CE 1661年2月27日，則是帶走大員2艘船及資深軍官返回巴城總部，留下僅是不足600名且沒有軍官之士兵

10月，鄭成功仍信誓旦旦與荷方范德蘭簽訂通商條約（欺敵之計），且下令「各鎮修葺船隻，輪番出征」。12月，調派大批軍隊南下取糧

11月，英戴克（Hendrik Indijk）接任日本平戶商館長之職

何斌因故得罪荷蘭人，乃於CE 1659年4月21日以後到CE 1660年5月之間，逃至廈門向鄭成功獻臺灣地圖

因謠傳鄭成功來襲，原住民之地方會議延期到翌年

估仔（Koya／舸仔，小帆船之意／廈門有石艚、溪甓、估仔等船，其式不一）

第•維特（Frederick de Wit）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世界地圖頗類似布勞之圖，臺灣形狀，中南部稍窄狹，似蘿蔔形

 

CE 1661年：（明桂王永曆15年╱清順治18年）

農曆2月初1日，鄭成功派兵駐紮金門城，「候理船隻，近平臺灣」（《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先王實錄》，楊英）。2月27日，范德蘭對於失風期，不能攻擊澳門頗不滿，是故帶著2艘船〔「達芬」（Dolphyn）號及「弗戈司」（Vergoes）號〕及有實戰經驗的軍官離開臺灣。3月22日，返回巴達維亞（《熱蘭遮城日誌》，CE 1661年3月22日）

2月，VOC瑞士籍傭兵阿爾布烈‧赫伯特〔赫波特／海卜脫／Albrecht Herport／1641-1730／鄭軍戰船雲集於北線尾（Baxamboy、Baxembay）附近洋面，鄭軍分成3隊，一隊從臺灣城前經過，往南航駛到打狗Tangoy與三老爺宮溪之間、離臺灣城4小時之處停泊。一隊往北航駛，從北線尾與臺灣本島間之一水道—即鹿耳門港（Laggimois-Loch）進入內港，大部分士兵登陸。最後一隊則仍停留於北線尾附近洋面，大約距離海上3艘荷艦一大砲射程／經歷CE 1661年2月15日地震，他在《東印度旅行記》中講得非常恐怖，地動山搖。CE 1662年2月10日，搭船返回巴達維亞〕參與征討排灣族力里社，在加六堂（加祿堂／Cardanang）登陸。其遊記〈臺灣旅行記〉曾提及距離大員4天航程，約南臺灣恆春半島附近之Cardanang地區，由一位婦人女頭目所統治，她善待荷蘭人，因此荷蘭人稱她Cardanang女王

3月，鄭成功移師金門，並派洪旭、黃廷留守廈門，戶官鄭泰駐守金門，並令所有官兵集中至金門料羅灣，等候出征命令。4月8日，鄭成功親自移駐料羅灣。20日，命令全體官兵上船

4月17日，《熱蘭遮城日誌》記有2月5日發生地震，而臺南目加溜灣（善化）社之竹篙厝教堂因此倒塌，居民則逃往山中。之後，目加溜灣老居民與新來的Terriverrivang人一起再回到社裡，但Tamani人上逗留山中〔之後，他們分別往北逃至嘉義阿里山境內的大龜佛Tackka Poulangh、Tackapoelangh（嘉義布農族），或往南逃至屏東高樹舊大路關（Terroquan、Taraquang、Tarrocquans，清代四社番拉阿魯哇族，高雄市楠梓仙溪河谷一帶）。最後逃至稱為Tosicil的地方築屋居住，甚至干仔霧（Kanakannavo）社番也過來相助。以上這些範圍橫跨嘉義、臺南與高雄、屏東之原住民群，早在荷治時期就已發生遷徙、住居和互有聯繫的現象〕

農曆3月23日（陽曆4月21日）中午，鄭成功因北伐失利後困守金、廈，決定命鎮守澎湖游擊將軍洪暄（洪旭之弟）前導引港，親率25,000名復臺大軍，並裝載5日給養，自金門料羅灣出海東取臺灣（鄭成功料定熱蘭遮城議會，在6個月後季風風向改變之前，將無法增援軍隊）。農曆3月24日（4月22日），各船抵達澎湖，鄭成功本人駐泊塒內嶼（今馬公島西南方蒔裡一帶）。農曆3月27日（4月25日），全軍開駕至柑桔嶼（今澎湖群島東南方西吉嶼、東吉嶼），遇大風乃回〔農曆3月28日（4月26日），大軍在澎湖候風〕，但農曆3月30日（4月28日）晚1更，又毅然啟程澎湖。農曆4月1日（陽曆4月29日）辰時天明（農曆4月1日，由澎湖出發。2日6時半大霧，猫難實叮Valentyn發現鄭軍來襲，馬信在船頭。7時，荷蘭臺灣議會開會籌策攻戰事宜，且令猫難實叮趕回普羅民遮城），各船絡繹俱至鹿耳門線外，馬信（Bepontok／Bepuntok「馬本督」之閩南語發音／滿清降將）以南京帆船／平底船／沙船（Nankin junks、Nanquinse joncken）為前導，10時渡過鹿耳門〔Lakjemuyse、Lak-e-mng／是隔開約1浬長之北線尾（Baxemboy／北汕尾，面積約1平方哩，南端正對熱蘭遮城，北端則接近鹿耳門灣／今四草濕地）沙洲與熱蘭遮城相望的水道〕航道〔北方水道（'t Noorder Canaal）、北航道，水淺而航道曲折，且建於CE 1628年之北線尾「熱堡」於CE 1656年遭駭人風暴摧毀／南方水道（'t Suider Canaal）、南航道為「大港」航道，係北線尾南端與熱蘭遮城、熱蘭遮市鎮相望的水道，即今安平港道〕進入臺江海域（號稱「開啟東方之鎖鑰」llave del Oriente），而鄭成功坐駕是䑩仔船（Koija），遂先登岸踏勘營地。午後，大船乘漲潮進入鹿耳門，登陸臺灣本島停泊於赤崁（Saccam）之禾寮港〔今臺南市成功路忠義路口北幹線東，約三老爺宮附近／清代方志輿圖「禾寮港街」，址在舊總爺街與十字街（Kruijs-strate／在荷蘭時代之赤崁街內，早已鋪成之通衢大道／荷蘭時代若干漢人庄社及十字街已經存在，而非明鄭所擘劃營建）之間，今西門路3段三山國王廟或裕民街三老爺宮附近（距普羅民遮城僅數百公尺、距荷蘭城約4公里多）。換言之，鄭成功大軍由以前之德慶溪登陸赤崁樓北側或東北側？／首先出現於楊英之《從征實錄》傳抄本，但阮旻錫《海上見聞錄》與彭孫貽《靖海志》卻各寫成「水寨港」、「水寮港」。「禾」與「水」之筆跡，的確很容易造成魯魚亥豕之誤。亦有頗多其他文獻寫成「下寮港街」者，而「禾」與「下」2字，又不知孰為正字？／Orakan、Olikan、Olijlankaan、Oylankan、油村／舊名「下寮港」（ē-liâo-káng）或「蚵寮港」（O-liâo-káng），都位於距離赤崁樓7、8公里之臺南市永康區洲仔尾一帶〕、柴頭港〔Zantecang／CE 1661年4月30日上午，土地測量師梅氏Meij目睹鄭船多艘駛入臺江內海，未遇抵抗地在普羅民遮城約1.5公里遠處柴頭港登陸／揆一《被遺誤的福爾摩沙》中則稱鄭軍於離臺灣城約有1荷里多=8公里前後之處登陸／翁佳音認為今永康區王田北境與新港區連接之「車行」一地，也可能是適當之選擇地點之一。Smeerdorp（dorp=社）大意指「油脂之村」或「油村」，而永康市「車行」舊地名或許起源於「油車巷」或「油車行」，又「油車」是「油車行」之簡稱，而「油車行」（îu-chhia-hâng）則是「油車巷」（îu-chhia-hāng）的變寫（安倍明義），是指榨油工場，一般是「硤花生及烏麻、白麻為油，以資人食及點燈火用」〕，而最先上岸的是馬信之騎兵部隊〔永曆15年農曆4月1日辰時（CE 1661年4月29日上午7時半）：天興州知州戶部主事楊英《延平王戶官從征實錄》、南明福建同安人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彭孫飴《靖海志》）、幣原坦〈國姓爺の台灣攻略〉／4月30日（永曆15年農曆4月2日）：《熱蘭遮城日誌》、《熱蘭遮城決議錄》、南投中學校長田大熊〈國姓爺の台灣上陸〉，此後開山神社以及大戰結束後延平郡王祠祀典日期為4月30日，一直到CE 1961年9月17日方告結束）、村上直次郎《巴達維亞城日誌》第3冊／荷蘭文獻中載明鄭年月日者，僅能視為荷蘭人將鄭氏信函中月日，依日本曆法改成陽曆而已，並不能斷定明鄭之某日，即荷蘭的某日。由此可推論荷蘭人所用之陰陽曆轉換表中，是年陰曆3月應無30日。又荷蘭在遠東之殖民地，是以位於東經105度之巴達維亞城為標準時間，而臺灣位於東經120度，時間上有提早1小時的時差〕。下午1時半，在幾千名中國人幫助下，鄭軍完成登陸油車行村Smeerdorp之任務，部分隊伍並沿著赤崁海岸（Saccamsen oever）北進直家弄（Ticarang、Tikarang，今臺南市安定區）及新港溪（今鹽水溪），另一部分隊伍則開始向南推進，傍晚時已在卡隆Caron橋（即磚仔橋，今永福路，府前路口）附近瑯嶠別莊（Lankjeeuws hofstede、蘭卡霧農場即馬兵營，原地方法院）、磚窯（steen ovens）附近列陣紮營，直逼漢人病院（今民權路鷲嶺北極殿大上帝廟）之處。同時，在北線尾北面盡頭處，也立起許多鄭軍帳篷（宣毅後鎮陳澤在「熱堡」原址紮營，又遣軍毀南方水道之航海標幟）。鄭軍甚至在南方之二層行溪與三爺宮溪（der früschen Rivier）出海口以及七鯤鯓一帶列陣紮營，團團圍住普羅民遮城。而揆一則命令代司令猫難實叮速返普羅民遮城，並派援軍400名，又招集駐在各地之荷蘭人返回熱蘭遮城，也釋放所有荷人囚犯。下午，大員評議會派遣上尉阿爾多普（Jan van Aldorp）率200名士兵乘船往禾寮港阻擋鄭軍靠岸，但沒成功。下午5時，阿爾多普又奉命增援普羅民遮城，但僅有5、60名荷兵衝入城堡，其餘折回熱蘭遮城。黃昏時刻，鄭軍登陸於普羅民遮城北方，並繞城砦東北方至城中高地攻擊（城砦東北方高地約在今赤崁樓東北方靈祐宮、成功國小一帶）。是晚，普羅民遮城之若干小隊士兵出城，偷襲鄭營，放火燒毀市街約1／4房舍

4月，鄭成功攻臺之前，荷蘭長官揆一推估，漢人成年男子人數約25,000人。學者推估當時漢人約30,000人（男性25,000人，女性5,000人）

4月13、14日，南部商務員諾登〔Hendrick van Noorden／德國人／長住麻里麻崙Vorovorong社（下淡水社，今屏東縣萬丹鄉下社皮），並娶馬卡道族放索社女子Maria／留有CE 1661年5月1日至CE 1662年2月3日之日記〕派遣馬卡道放索、茄藤、力力等社，以及排灣族陳阿修、文樂Pucunug、望嘉Vungalid、白鷺〔Pailjus、Payljus／原居林邊溪上游大武山群峰南端之久保山南側，CE 1959年與高見部落（Takamimura）合併形成今來義鄉南和村。另外，隘寮南溪流域亦有一「舊白鷺」部落（Parol、Pailjus）〕等社，組成聯軍攻擊力里社及其盟社割肉社。4月25日，VOC又派遣西拉雅族蕭壠社250人攻打力里社。5月1日清晨（當日鄭軍在麻里麻崙南邊的下淡水登陸），諾登匆匆率領74人隊伍自麻里麻崙社往南邊出發。2日，抵東港溪下游。4日，到達枋寮過夜。5日至7日，經浸水營古道到達卑南族巴塱衛Palangoe社。12日，終抵卑南覓，再躲藏各地過著捉襟見肘的苦日子

4月，漢布洛克（韓布魯克、亨伯魯克／Antonious Hambroek、Antion Hamtbroeck、Rev. Hambroeck／將《馬太福音》和《約翰福音》譯成新港語）牧師、妻子及3名子女（另2名已出嫁女兒在熱蘭遮城）被捕〔CE 1775年，諾姆斯（諾姆森、Johannes Nomsz）在創作劇《漢布洛克，福爾摩沙圍城記》（Anthonius Hambrouck, or the siege of Formosa）中，將漢布洛克描寫成自我犧牲之殉教者及國家英雄，致該劇連續於阿姆斯特丹之戲院上演了數十年。又日人山岸祐一譯成日文，在CE 1933年（昭和8年）元月，在《臺灣時報》連續刊載5期〕

5月1日（農曆4月3日），荷軍從陸上和海上主動出擊。陸上由駐臺25年之老隊長佩德爾Pedel上尉率領250名士兵進攻北線尾（北線尾熱堡遺跡附近），但遭鄭軍宣毅前鎮陳澤率4,000名士兵前後迂迴包抄而潰敗，半數人涉水游回熱蘭遮城得生，包括佩德爾在內共118人陣亡（《熱蘭遮城日誌》，CE 1661年5月1日），此後荷蘭人再也不曾出城與國姓爺正面對戰。是日海戰方面，主力艦「赫克托／赫克特」（Hector）號、「斯•格拉弗蘭／史赫拉威蘭」（'s Gravelande／船長安德利斯•彼得生Andries Pietersz.／留有4月30日至7月5日之航海日誌）號與小快艇「白鷺／德•芬可」（De Vink）號、通訊船「瑪莉亞」（Maria／船長克勞森Cornelius Clawson）號，先掩護佩德爾登陸北線尾，便向在北錨地的鄭軍開火，擊沉多艘鄭船。但此時赫克托號因船員操作不慎，大砲火花誤點燃火藥庫，造成爆炸而沉沒。「斯•格拉弗蘭號」則逃往雞籠（北線尾戰役）

5月3日（農曆4月5日），商務員亞伯倫Iperen和檢察官（Fiscaal）李奧納杜斯（Leonard van Leonardus、Leendertsz.、連得嗣）持白旗划舢舨前往赤崁，但未進入赤崁樓與郡守猫難實叮會面。10時，再從十字街往東走，越過德慶溪，又往北走上新港大路，沿途迂迴經過軍營、花園〔tuin，荷蘭文獻中與庭園（hof）經常互用／荷蘭時代營建之花園，至少2個以上，一在安平臺灣街（Stad Zeelandia）內的公司花園，即清代文獻所載之漢商聚集喊價、承贌各色餉稅之「公所」；另一處是歷年南、北路番社頭目與長老舉行地方會議之場所—赤崁公司大庭園（'s Commpes grooten hoff）或花園，其附近有公司磚仔厝或別莊〕，與鄭成功談判失敗（地點可能在永康市洲仔尾一帶），傍晚回到臺灣城。6日黃昏，荷蘭兵民列隊出普羅民遮城，後來成為鄭軍俘虜，分置各處看管，鄭軍乃佔領普羅民遮城（赤崁城）與赤崁地區〔當時駐守者為代司令官猫難實叮Valentyn（即「地方官」華倫汀／法蘭汀／法蘭廷／戶官楊英對「赤崁城夷長／赤崁酋長」Jacobus Valentijn之稱呼）被撤出城堡軟禁於赤崁街市，後又放回入熱蘭遮城向揆一勸降，後則返回巴達維亞〕，同時附近各社原住民頭目皆歸附。5月6日（4日？／農曆4月8日），普羅民遮城開城投降（此時僅剩士兵230人），鄭軍進入大員市鎮（臺灣市鎮stadt Zeelandia，熱蘭遮城堡東側之荷蘭街市，清代稱為臺灣街、安平街），並堆起眾多堡籃／籃堡schanskorven（鄭軍用竹子編製的一種籃子，裡面裝砂土，堆積擺設成堡壘，以防敵方射擊，功能有如今日的沙包。鄭軍在大陸作戰時已使用，稱之「籧篨」、「筊籮」），另藏於VOC倉庫之20萬袋稻穀最終成為鄭軍之戰利品

5月3日，基督教化最深之蕭壠社民，將荷蘭藤杖獻給鄭成功

5月7日，赤崁法庭議會秘書歐瑟偉（P. Ossewijer）至熱蘭遮城報告，幾天前投降之赤崁省長猫難實叮，備受國姓爺及其部將之禮遇

5月上旬，鄭成功第1次出巡蚊港（魍港）及新港、麻豆、蕭壠、目加溜灣等社撫慰蕃民，也舉辦「地方會議」，賜予正式之絲袍、官帽、玉帶

5月18日，頒布8條屯墾諭告（《延平王戶官從征實錄》，楊英）

5月24日，鄭成功派漢布洛克Hambroek牧師送信到熱蘭遮城勸降。漢布洛克帶信進入熱蘭遮城堡，不顧親友長官勸阻，堅持親自將荷蘭人拒降的答覆交給鄭成功，以免牽連其他荷蘭人。5月25日下午，他於與女兒們訣別，再出城堡回信。勸降不成，鄭成功沒有怪他，也未處死

5月25日（農曆4月27日），天亮前2小時，靠近臺灣（大員）市鎮之鄭軍以28門大砲，向熱蘭遮城內連番砲擊（2小時發射約800發砲彈），荷蘭人亦以30門重砲回擊，激烈砲戰一直持續到天亮，因荷蘭人居高臨下，鄭軍損失慘重（禮武鎮總兵林福Limtouw重傷不治，陣亡約5-6百人／荷軍則陣亡幾10人），此乃中西方遭遇以來最慘烈的第1次砲戰（525大砲戰）

砲擊失敗之後，鄭成功有戒心，乃令赤崁投降之荷蘭士兵遣散各地去屯田（赤崁以南及以北，8小時行軍里程外之沿岸土地，分配手下軍隊開始屯墾）。916臺江海戰，有鄭軍將領被同船荷蘭人趁機殺死，鄭成功於是下令殺絕赤崁的荷蘭人

5月29日（農曆5月2日），鄭成功移駕大員，改赤崁地方為東都明京（鄭經改東都為東寧），設1府2縣（鄭經即位改縣為州），府為承天府（普羅民遮城／赤崁城），並以新港溪（今鹽水溪）為界，北路縣為天興縣（今臺南至嘉義一帶），縣治設於佳興里（今臺南市佳里區），南路縣為萬年縣（今臺南至鳳山、高雄一帶），縣治乃設於興隆里（今臺南市仁德區）。中國行政郡縣體制在臺灣初步設立，並令府尹楊朝棟查報田園冊籍（土地利用之動態調查，以為徵稅之依據和開發設計的參考；承認先來漢人與已開化土人之土地既得權益，以安撫居民）。同日，大員（閩音呼似「埋完」）改為安平鎮，此時「臺灣」之名始演變為對全島的專門稱呼。（《延平戶官從征實錄》中稱大員為臺灣，稱熱蘭遮城為「臺灣城」）

5月底，鄭成功因缺糧而開始分兵屯田，做久圍之計（不斷申誡「不准混侵土民及百姓現耕物業」／仍侵犯原住民生活領域，各地番社又紛紛崛起反抗）。但8、9月更嚴重，欲追究堂兄戶官鄭泰（Sjausinja、Sauja、／祚爺）之坐鎮金廈督辦糧秣拖延的罪責

CE 1662年：（明鄭桂王永曆16年╱清聖祖康熙元年）

元月，鄭成功對熱蘭遮城發動最後攻擊。25日（農曆12月6日）夜，在重大犧牲後佔領了有利制高點之烏特列支圓堡（此次戰役被稱為「鄭成功與荷蘭之最後戰役」，毀於戰火的遺址已難尋覓，但高丘仍在，這就是安平人稱的湯匙山，現為安平第一公墓）。27日，揆一提議休戰（此戰役為東西方最早之近代武器攻防戰戰例之一，連鄭成功都差點被德羅爾（de Roer）中尉所埋藏的地雷引爆炸死／最後一役125砲戰／1,700發砲彈，荷兵僅3人陣亡）

2月1日（農曆12月13日），雙方停火談判、開城投降（CE 1661年4月30日至CE 1662年2月1日，共9個月圍攻）。10日，達成18條協議。12日，荷蘭人撤出熱蘭遮城，臺灣長官揆一簽下降書，雙方分別以華福倫（Jan Oetgnes van Waveren）、哈梭威爾及右虎衛黃安（Moor Ongkun）、兵都事楊榮（Pimpan Jamoosje）為人質（《鄭成功史事研究》，黃典權），荷蘭人因而失去佔領將近38年（CE 1624年8月〜CE 1662年2月）的臺灣大員據點（CE 1622年7月，登陸澎湖。CE 1624年8月，撤退大員。CE 1662年2月，離開大員。CE 1664年8月，再佔雞籠。CE 1668年12月，撤退）。荷蘭人退出後，臺灣改名東都

當時南路政務官諾登（Hendrick Noorden）躲藏於卑南已過8個月之久（元月初，寫信揆一，請求支援醫藥），不得不沿著浸水營古道回到七佳社，曾遙見荷蘭船艦靠近東港（puerto de Toko），而至東港和Terboede號指揮官Herman van Outhoorn會談，約定2月2日再來載走他們。之後，又沿浸水營古道來回卑南，召集分守各地之荷蘭人回到西部海岸

2月8日，2艘裝載著諾登等82人（包括男61人、家眷和奴隸21人）的船Loenen號和Anckeveen號，在普羅民遮城近郊的羊廄（地名）兵站靠岸（後來諾登率眾逃到小琉球，乘船撤返印尼？）。9日，揆一將城堡鑰匙交給鄭方之楊朝棟，握手道別離去。其他下嫁VOC職員之小琉球女子和其下一代，隨著揆一的返航船隊駛離熱蘭遮城，前往下淡水溪出海口、小琉球島一帶整備、待命。20日，拔碇啟航，航向其小琉球父兄遭終身流放之地─巴達維亞〔而派往廈門接送荷蘭人質（包括副長官猫難實叮及38名荷蘭男女）之船因太晚返抵gavai大員，只得暫時滯留〕

鄭成功驅逐荷蘭人，提早結束了臺灣淪為類似東南亞一些國家，被白人長期殖民的命運。而閩南、客家人的大量流入，則在臺灣建構了一個強有力的漢人主體社會（這與當時相對平穩之東亞國際環境密不可分），並以寺廟香火信仰為代表之傳統文化，結合現代生活方式所形成的社會結構，奠定了臺灣不斷創新邁進的基礎

4月，道明會宣教士李科羅（利勝、Victorio Riccio、Victorio Ricci）神父被國姓爺指派，自廈門（被武力挾持）出使菲律賓（想擴張主權至菲律賓群島）而抵安平，聲稱要向西班牙人索求貢賦（parias y tributos），不然便要征服菲律賓群島。5月10日，抵馬尼拉，引發漢人澗內騷動，最後以一場大屠殺告終（回程時，因風勢影響而被迫停泊雞籠，「一群武裝原住民出現，以各種語言表示其為天主教徒，並出示其念珠，這些原住民…，雖未有神父，但其仍保有基督之信仰，…在其宅中仍保有聖人們留給他們之十字架與聖像…」、「受重創之舢舨停於當地整修10日，神父則忙於與那群不願離其身邊的群眾交談，…，眾人哭求神父留下，…。但因神父被迫繼續其手中之如是重要使命，不得不在眾人之激動情緒及混亂中離去。」8月10日，神父離開雞籠前往大員，但勁風則帶他到廈門港。CE 1663年4月，再至馬尼拉。7月27日，抵廈門，被安排住在金門島後浦村。11月，遭清廷關牢、之後釋放，並留在思明州傳教。CE 1666年，因清廷開始追捕教徒，乃被迫離開中國，搭上荷蘭人船隻抵雞籠）。CE 1664年3月，鄭經（暱稱「錦舍」）自銅山東渡臺灣，李科羅神父則再赴雞籠停留將近1年，致力於在過去遺留下的教徒之間傳教，直到CE 1666年才前往菲律賓〔因搭乘荷蘭船隻而列為嫌疑犯，只好淪落到貝湖（Laguna de Bay／菲律賓第1大湖），直到其清白被承認，他的聖多明哥修道院始恢復〕。鄭成功得知華人遭集體屠殺後，大怒即時決定遣兵南征呂宋，但竟一病而歿

6月23日（農曆5月8日）下午，入主臺灣僅5個月的鄭成功淒涼悲壯地離開人間（感冒風寒），時年不到38歲

6月24日，澳門之葡萄牙殖民者成功擊退荷蘭人的進攻

8月14日，由海軍艦隊司令波特（博多／Baltasar Bort／Balthasar Bolt／出海王）第1度率軍（船艦12艘、大砲139門、士兵1,284人）自巴達維亞出發（6月29日），經汕頭港抵達福州五虎門外，船上各豎上書「支援大清國」字樣之大纛ㄉㄠˋ旗，想要聯合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攻打臺灣。10月29日，耿繼茂上疏清廷，請旨定奪（CE 1663年元月7日，題本才抵北京）。但至CE 1663年3月1日，仍不見北京諭旨，遂決定留下商務員諾貝爾 Nobel和8名荷蘭人繼續等候朝廷回音，其餘無功而返巴城

農曆7月，沈光文（浙江人，尊稱為「海東文獻初祖」、「臺灣古典文學之祖」、「開臺文獻初祖」）擬至泉州，船過圍頭洋時遇颶風而漂至臺灣，因此滯留（CE 1689年／康熙28年，蔣毓英纂修《臺灣府志》〈沈光文列傳〉）。鄭成功攻克臺灣後，頗受禮遇，惟之後得罪鄭經，逃居羅漢門山，於目加溜灣社（CE 1717年，周鍾瑄主修編纂之《諸羅縣志》「山川總圖」，其中目加溜灣社緊挨著善化里，有如「雙子星」。這種漢人聚落與原住民聚落毗鄰共存之現象，在清領初期，隨著漢人從諸羅縣往北開發，頗為明顯）教讀維生，並行醫且組織臺灣第1個詩社「東吟詩社」。臺灣收入清版圖後，乃永居臺灣，去世後葬於善化里東堡。他歷經3朝（荷、鄭、清）統治，親睹3世（成功、經、克塽）盛衰，洵為少見，曾著〈平臺灣序〉

荷蘭人Frederick de Wit繪製《東印度地圖》〈Tabula Indiae Orientalis〉，圖中標示紅色字體者，為荷蘭人設有據點或建立之殖民地；藍色為西班牙，綠色為葡萄牙

緬甸王拏獲南明落難皇帝朱由榔（永曆帝／CE 1623年11月11日〜CE 1662年6月1日）來獻

今年賀拉夫Gravius牧師譯刊〈新港語基督教信仰要理〉（尤紐斯Junius牧師刊行於CE 1645年），藏於荷蘭萊登大學，而淺井惠倫教授亦曾翻印，而收於CE 1939年《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紀要》第4卷第1號。又刊行以虎尾壠語寫成之〈虎尾壠語基督徒指導信條書〉

由於畏懼國姓爺來攻，今年西班牙人撤出三寶顏要塞，之後也棄守德那第。這同時也標示著巴洛克時期歐洲勢力於東南亞之式微─荷蘭人投降國姓爺而奉上大員

岱波博士（Dr. Olivier Dapper）雕版印刷《鄭荷交戰圖》（t' Eylandt Formosa）與3個《大員鳥瞰圖》［奧地利維也納國立圖書館之《勞倫斯‧凡‧德漢地圖集》／荷蘭密德堡哲烏斯博物館（Zeeuws Museum）／佛羅倫斯勞倫齊阿納圖書館Biblioteca Laurenziana' Castalla 7（CE 1644年芬伯翁繪製）］之手繪本幾乎完全相同，只是添加上CE 1661年鄭荷大員之戰的情景，所以這個刻本較手繪版本晚上將近20年。不過CE 1660年時熱蘭遮城下堡之東北角新建一個稜堡（揆一擅自增建），而刻本上沒有，與實情不符（CE 1669年《大員鄭荷交戰圖》則有繪出此稜堡）

 

CE 1663年：（明鄭桂王永曆17年╱清聖祖康熙2年）

5月，康熙同意借助荷人軍事力量進攻鄭氏（因為此時清朝水師實力不強，且鄭氏集團爭奪王位而內亂），同時為獎勵他們，特意破例允許荷蘭人每2年前來貿易乙次

7月1日，海軍艦隊司令波特Bort第2度率領16艘船艦、大砲443門、2,713名士兵航向福州。8月底，抵達閩江口。9月5日，荷蘭艦隊駛入閩安鎮，受到清廷熱情款待（靖南王耿仲明告知他們與鄭經協議失敗，因鄭經拒絕以琉球和朝鮮模式進貢清廷。鄭經反利用他手上100名在福爾摩沙之荷蘭人質，向波特提議結盟以對抗清廷，這樣他會把淡水港給荷蘭人居住，對荷人貿易是有利的，而且他會釋放那100名人質，惟遭波特所拒）。10月16日，艦隊抵泉州灣。21日，波特提出協議書草案，要求清廷在攻取臺灣後將該島轉交給荷蘭人，並要佔領金廈沿海基地為據點，且享有貿易之自由不受任何干涉。22日，荷、清（靖南王耿繼茂、福建總督李率泰）雙方簽訂聯兵攻鄭之協議。27日，李率泰與耿繼茂分別寫信給波特，表明他們只能按朝廷之授權範圍，來考量荷人的要求

11月18、19日，荷、清艦隊在金門海上與鄭軍遭遇，但鄭軍突圍而出（殺死清軍艦隊總指揮官馬得功／馬德功）。20日，福建總督李率泰、耿繼茂和水師提督施琅水、陸路並進攻取廈門，23、25日，又先後克復浯嶼、金門（古寧頭、烏沙頭）2島。鄭經主力乃被迫於CE 1664年3月，自銅山（今東山縣東山島）東渡臺灣建國「東寧」，自稱「東寧國王」

法國博學者、遊記手稿收藏家梅西塞德克泰孚諾（Melchisédec Thévenot）出版《寰宇旅行見聞錄》（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其中有記述一位名叫莫里涅爾（M. de la Maurinière／自CE 1653年起就已在臺灣生活超過5年）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法籍士兵的事蹟

 

CE 1664年：

元月1日（農曆2月5日），波特荷艦又開抵澎湖，焚燒了媽祖宮。13日，駛離澎湖。但清軍已無餘力攻打臺灣，荷蘭人戰艦乃至熱蘭遮城附近（安平外海）與打狗Tancoya［今高雄／發音近似於「銅鼓仔」，清代文獻中註記打狗又稱「打鼓」，應該意指海水拍打岩岸所產生的聲音（海濤洶湧彷彿擊鼓），是源自於漢人的命名。因荷蘭人來臺之前，福建漳泉人已航行菲律賓貿易，高雄為中途站］下錨，向島上鄭軍守將誘降不成逗留月餘。2月16日，帶走擄獲之243名漢人，駛離臺灣。3月21日，返回巴達維亞

4月中，身為靖南王代辦商或官商（Faktoor）的黃鏞Lappora，已攜帶書信出面與當時清荷聯軍之荷方人員談話。進而，CE 1666-1668年的荷蘭遣使進貢，六匏朥也參與其中

6月6日，巴城總督和東印度參事會決定重佔雞籠。12日，任命大尉赫曼‧比特（Herman de Bitter）為雞籠城司令官，並配備守兵200名，且選派5名中尉和1名宣教師駐地任職。7月7日，波特Bort率領由12艘船隻組成之艦隊，第3度航向中國。8月18和20日，艦隊先後抵達澎湖，打敗鄭氏守島部隊。23日，前往雞籠

8月27日，出海王波特艦隊又重新佔領雞籠港〔受長官波特之命由Jan Hendricksen de Jonge測繪海圖「雞籠島及其海灣」，其和平島繪有荷蘭城，懸掛荷蘭三色旗，並註明「雞籠」（Quelang），港口內大沙灣附近繪一村落，則註記Queorie社，Laurens van der Hem-Atlas第46冊法文原目錄之圖XLI 1, 4, 3〕，再加固Noort Hollant稜堡（北荷蘭堡，大砲16門）、東端堡（第一半月堡First Halve Moon，之後改為稜堡De Batery／原聖瑟巴斯蒂木造稜堡、半月稜堡）、北角為海堡稜堡（Zeeburg，原聖安東尼歐小稜堡）、南端堡（小半月堡Small Halve Moon，內有水井，之後拆除／原聖若望木造稜堡、小半月稜堡）以及重修維多利亞Victoria圓堡（原看守堡，大砲3門），並於要塞（荷蘭人將要塞命名「北荷蘭堡」）東側加建一石造壁壘與V型稜堡（varelin）。又安置兵力240名，裝備24尊大砲。並由比特Bitter充任雞籠臨時指揮，且設立商館與福州貿易，糧食補給供應則仰賴補給船、中國人和淡水住民（CE 1668年再從雞籠撤走）

9月7日，清廷任命施琅為靖海將軍，「征臺灣」

9月28日，波特又率艦10艘航，載兵千人從雞籠出發，航向福建。10月5日，抵閩安鎮。10月初旬往澎湖攻賊巢，候風便進取臺灣

12月24日，荷軍與施琅（鄭成功原部屬降清將領）配合，自金門啟椗開航但是遇到颱風折回，此次征臺又告失利，之後荷人就沒有再派遠征艦隊前往中國

金、廈兩地為清兵所陷，鄭經將軍民撤至臺灣，亦分撥屯墾，並進行大陸沿海走私貿易，也依然至日本，暹羅、柬埔寨、東京、廣南、萬丹、馬尼拉等地發展貿易

英國國王查爾斯二世（Charles Ⅱ）將荷蘭人勢力範圍送與其弟約克公爵詹姆斯（James, Dukes of York）。8月28日，4艘英國戰艦停泊新阿姆斯特丹港，要求斯特文森Stuyvesant投降不成。9月8日，斯特文森被迫簽署移交文件，北美洲大片土地歸入英國人手中，「新阿姆斯特丹」改名為「新約克／紐約」（即今日之曼哈頓），「奧蘭治堡」改名「奧本尼」

 

CE 1665年：

年初，鄭經致書〔《嗣封世子札致荷蘭出海王》，此信應寫於CE 1665年元月23日（明永曆18年12月8日）〕荷人，希望聯荷抗清，並承諾聯盟若談成，鄭方會將廣東之南澳島讓給荷蘭人，並將軟禁在臺灣的荷蘭俘虜送返，但結盟未成，這封信現在還留在荷蘭

5月，印尼的荷蘭總部派任諾登（Hendrick Noorden）攜帶家眷（可能是臺灣原住民和混血子女）駐紮雞籠

5月，東印度參事會決定，繼續由比特Bitter擔任雞籠之臨時指揮，但他必須在商務員諾貝爾Nobel的指揮之下

6、7月間，荷蘭人在浙江普陀山搶劫寺院，引起清廷極大憤恨，康熙帝乃立即下令，永遠停止荷蘭人2年1次貿易之規定

施琅再度出兵臺灣，仍遇颱風而作罷，荷艦並未參與

鄭經［部將黃安率水師自淡水東北方某處登陸，稱之「國姓埔」？（新北市萬里區野柳里國聖埔）／連橫《雅言》］佔據淡水，導致雞籠荷蘭人缺糧（荷蘭文獻）

紐荷夫（Joan Nieuhof）出版之《荷使初訪中國記》一書中的地圖，其臺灣形狀則將蘿蔔形更加誇張，南端更細，北端更粗大，而稍有彎曲

發生第2次荷英戰爭

秋天，鄭軍臺灣將領朱瑛領25艘船降清，當時浙江總督趙廷臣與提督哈拉庫，獲得許多臺灣軍事情報，並繪製〈鄭氏臺灣略圖〉送往北京，現則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CE 1666年：（鄭經永曆20年／清康熙5年／日寬文6年）

2（3？）月，道明會宣教士李科羅Riccio神父扮演荷蘭使者，從雞籠經獅球嶺一帶山丘，由雞籠河順流而下前往里族Lichoco社〔原址應在雞籠河北岸，今內湖區石潭里、五分里、內溝里、碧山里及湖元里。常駕艋舺沿雞籠河出海採捕魚、蛤、野菜之類。而其大頭目管轄範圍，則從峰仔峙、錫口、上答答悠、下答答悠至奎府聚（奇武卒Kimotsi／圭泵ㄅㄥˋ社，雞籠河南岸）一帶〕，與鄭經派自大員之遣使談判

5月，鄭經進攻雞籠北荷蘭堡［守將約安‧德‧麥爾（Joan de Meijer）率領300荷軍，抵抗鄭軍船隻60艘及士兵6,000名］，圍城9日後撤退至淡水。之後12月13日，荷蘭人又再整修東稜堡，以一座有地窖之新堡取代，就建築於西班牙人聖巴斯地盎稜堡之舊地基上，而建築石材則取自以前道明會之諸聖修院，並於CE 1667年元月15日竣工

臺灣第1座「先師聖廟」（今臺南孔廟前身／造成臺灣社會此後以漢人文化為主流之基礎）及明倫堂（臺灣首學／左學右廟）落成

今年因戰船年久失修，鄭經乃令兵入山取木以供修繕之需，才開啟臺灣「林業開採」的第1頁

 

CE 1667年：

一艘奉鄭經命令前往籠仔沙箕（長崎ながさき之閩南語發音）之商船（以林寅觀、曾勝、陳得為首共95人）擱淺濟州島

基爾歇（Athanasius Kircher）匯集成冊《中國圖誌》，它將中國宮廷風貌帶入歐洲人的眼界

繪製於本年之盧伯所編地圖目錄的第1128號是「北荷蘭Noord Holland堡平面圖」，是荷蘭人被鄭成功逐出後重佔雞籠時之地圖，與地圖目錄第305-b號的「雞籠和平島城堡部份圖」（彩色圖稿）相同，惟城堡厚度、稜角形狀構造和城門等更詳細精確

維希必Vichbee繪於本年之「福爾摩沙島北海岸暨雞籠島圖」（Kaart van de noordkust van het eiland Formosa en Kelangh）是盧伯所編地圖目錄之第307號，且與可能繪於CE 1626年之「福爾摩沙島西班牙人港口圖」全然一致。北荷蘭堡有2個稜堡，2個半月堡，社寮島高地、天顯宮附近有一座堡壘，名為維多利亞堡，原是西班牙人之看守堡

艾薩克‧德‧赫拉夫（Isaac de Graaff／1668-1743）繪製《熱蘭遮城圖》（Kaart van fort Zeelandia）之左上角的局部《雞籠圖》（KELANG）可看出，經過CE 1664年鄭荷之役後，荷蘭人又對北荷蘭堡進行改造，將東角之第一半月堡改為稜堡，並拆除南角之半月堡

 

CE 1668年：

7月5日，巴城當局被迫決定撤離全部駐守在雞籠之軍隊和其他物資，放棄此一地區，並派2艘船隻前往執行（雞籠洞穴珊瑚石頭上所刻錄之最後日期是CE 1667年）

10月18日，因貿易不振，軍事費用負擔沉重與滿清實施海禁（在迫使鄭經官兵投降）等不利因素，荷蘭人乃完全脫離這塊曾經擁有過的土地。12月，371名荷蘭人登船完畢，從此離開雞籠，並炸毀Noort Hollan稜堡，留下一片斷垣殘壁｛之後整個明鄭時期，臺灣北部任其荒蕪。直到CE 1683年3月，聞清軍有伐臺之舉，才命左武衛何祐「城淡水、增戍兵」（《臺灣通史》，連橫），但8月時鄭克塽降清、祐亦降，所以14年後（CE 1697年／清康熙36年），郁永河所見之淡水城便荒蕪不堪。CE 1724年（清雍正2年），淡水同知王汧曾加重修，並且增加東、西2大門，南、北2小門（《臺灣府輿圖纂要》）。到CE 1808年〔清嘉慶13年／之前，從CE 1718年（清康熙57年）淡水營守備初設，到CE 1732年（雍正10年）改陞淡水營都司Toucy，皆舊駐在淡水河南岸之八里坌〕，福建興化協標左營守備移駐滬尾（因八里坌日漸淤淺），改為艋舺營滬尾水師守備，且由於形勢之變遷，紅毛城已不具防禦功能，乃於紅毛城下另處建新砲臺〔即清駐軍營盤所在地，離崎仔頂1華里（約500公尺）以上，而崎仔頂即今淡水區清水街中段北端一帶〕／CE 1763年（清乾隆28年），余文儀之《續修臺灣府志》中稱淡水河河口北岸的聚落為「滬尾庄」｝

 

CE 1669年：

瑞士籍傭兵赫伯特Herport在伯恩（Bern）出版《東印度旅行短記》（Ostindianische Reißbeschreibung）德文版小冊子［並於CE 1670年在Amsterdam出版荷文版，以上2版本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各藏一部。臺灣大學則藏有CE 1930年德文版復刊本，更名為《爪哇、福爾摩沙、印度和錫蘭旅行記》（Reise nach Java, Formasa, Vorderlndien und Ceylon 1659-1668）。其中有關臺灣部分，已由周學普教授譯為中文〈臺灣旅行記〉，CE 1956年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之《臺灣經濟史》第3集中］，全盤托出熱蘭遮城（今安平古堡）圍城戰之始末，並繪製熱蘭遮城戰役圖《大員鄭荷交戰圖》［Die Festumg Selandia auff Teowan／邁耶爾（Conrad Meyer）繪製］，將鄭荷雙方兵力部屬、陣地，以及4次重大戰役整合於同一場景上（CE 1661年4月底〜CE 1662年元月底）。而下堡內商館建築較少，不似CE 1644年《大員鳥瞰圖》摹本有如小型街區

長崎貿易已對荷蘭禁止以白銀支付

 

CE 1670年：（明桂王永曆24年╱清聖祖康熙9年）

5月末，由華人船長蘇克（Succo、Sooke）操船，自萬丹駛出2艘船「萬丹」（Bantam）號和「珍珠」（Pearl）號。6月23日，初次到達臺灣進行貿易，惟結果不是很理想。3天後，布利斯布（Ellis Crispe）謁見鄭經，以英王名義呈萬丹英國商館經理致「臺灣王」（即鄭經）之信函，申請准許貿易及開設商館

9月10日，英國東印度公司與鄭經訂定非正式之（國際）通商協議20條，並在安平（大員）舊址（前荷蘭市政廳）設立商館，萬丹英國商館經理Henry Dacres？曾致函尊稱其為「陛下」（Your Majesty）

爆發大肚王國戰役，鄭氏王朝為了擴張領土，以武力侵略大肚社、沙轆社、斗尾龍岸社等巴布拉族、道卡斯（タオカス，Taokas）族部落，規模之大連鄭經都親征。鄭氏部隊先後於沙轆社屠殺了數百名原住民軍人和平民，全社只剩6人倖免於難。（《臺灣通史•卷十五•撫墾志》，連橫）

鄭經部將左武衛劉國軒進駐半線（Pasoa、Poasoa、彰化）撫番，自大肚溪口附近上岸，巴布拉族沙轆社不肯歸順，與大肚社、斗尾龍岸社（岸裡社／臺中市神岡、豐原、后里區）舉兵反抗（巴布拉族共有─牛罵、沙轆、水裡、大肚等4個社群），鄰近大肚及水裡社（龍井）響應，並集結於石岡「火燒坪」，準備與鄭軍決戰，最後在大肚「社腳」會戰，巴布拉族兵敗，沙轆社（沙鹿、Salagh、Salangh）遭鄭軍屠殺數百人口幾近滅族，連小孩都不放過，全族數百人，僅存活6人，潛往海口藏匿，其他社群目睹鄭軍之殘暴，皆逃之一空

達波（Olfert Dapper／作者從未離開過荷蘭）彙編《荷使第二及第三次出訪（大清）中國記》（Gedenkwaerdig Bedryf der Nederlandsche Oost-Indische Maetschappye, op de Kuste en het Keizerrijk van Taising of Sina／本書今年出版於荷蘭阿姆斯特丹，出版商為Jacob van Meurs／將甘治士Candidius牧師之《福爾摩沙簡報》視為重要參考資料，但並未重印。又本書以船隊航海日誌、使節團每日記聞、荷蘭官員與各方往來書信為主要內容），其中引用了CE 1650年代末曾訪臺之蘇格蘭水手大衛‧萊特（David Wright／David Wricht），有關福爾摩沙之情狀的記載〔其中「牛罵社」（清水）被譽為係全臺唯一美麗之處。而南方虎尾壠一帶，相較之下評價就相當負面。其時若依萊特Wright之描述，臺灣可分作11個類似以「政治主權」（郡shires、區provinces）為界定範疇的地理區塊（Heerschappye／11郡省只是地理概念）：第1區塊為大員以北至大肚溪口南岸的阿束（Assok）社，此區為東印度公司所控制，範圍約等同於「大肚王」臣服前的北路地方會議轄區。第2區塊為噶瑪蘭灣，即蘭陽平原一帶為主。第3區塊即為「大肚王」轄區。第4區塊為卑南「主政者」之地。第5區塊以掃叭（Sapat，今花蓮一帶）為名，應在花東縱谷中段。第6區塊為以內文／大龜文（Takabolder）社為代表的瑯嶠18社及從屬轄區。第7區塊應為屬排灣、魯凱族的加六堂（加祿堂／Cardeman，屏東縣獅子鄉一帶，轄有5社，由一位「善婦」女頭目統治）。第8區塊為大甲溪Patientie、南勢溪一帶的崩山8社（蓬山8社、Deredou、Arrazo、Porraven、Barraba、Warrawarra、Tamatanna、Cubeca、Pangswa、Panswa、Pangsoa、Pansoa／CE 1645年起，就有漢人社船 pachtersjoncke 不斷至此區進行交易／伊能嘉矩：通霄社、猫盂社、苑裡社、房裡社、日南社、日北社、大甲西社、大甲東社及雙寮社／崩山，閩南語音Pang-soann）。第9區塊為苗栗中港一帶的Tokodekal（Dockudekal、Dockudukol，有7個番社／VOC在此地設有哨站、派兵駐守，赤崁郡守施合德爾Schedel曾來這裡巡迴）。第10區塊係當時與Tokodekal交惡，新竹一帶的竹塹（Pukkal）社。第11區塊為當時與竹塹社敵對的南崁（Percuzi／Percoutsi／Percoutsy／Parricoutsie）社與八里坌（Pergunu／Parigon）社〕，來補充甘治士牧師的簡報，並繪製成版畫，將全臺灣劃分為11個區塊。另一本達波Dapper所撰《東印度公司在大清帝國及其沿海之值得紀念重大事蹟》一書，前面有臺灣一般之記述，後面則是CE 1663年荷清聯軍之詳細交涉的記述（英譯本CE 1671年出版於倫敦）

海軍艦隊司令波特之《波特航海記》（Voyage de Bort）出版於Amsterdam（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有一部），書中有一張《澎湖島圖》（Carte Hollandaise de L'ile Pehoe），其中標示了1座荷蘭城堡（風櫃尾紅毛城）、2座中國城堡（拱北山下、天啟明城／朝陽里紅毛城？）以及1座廟（天后宮），該圖也見於法國駐廣州領事于雅樂（Camille Imbault-Huart）所著之《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L'ile Formose, Histoire et Description）〔《臺灣史料集成 涉外關係資料彙編（三）：福爾摩沙之歷史與地誌》，郭維雄，2019，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CE 1671年：

7月1日，萬丹經理派Bantam Merchant號、Crown號及戎克船駱駝Camel號開往大員和長崎，但只戎克船抵臺灣後回到萬丹，而另2艘船則在海上失事，因此第2次嘗試臺灣貿易仍歸於失敗

英國人歐格比（John Ogliby）出版《中國地圖》（甘治士Candidius牧師《福爾摩沙簡報》之片段曾被收錄於其中而廣為流傳）

荷方文獻謂人在臺灣之鄭經，透過一位居住印尼萬丹名叫開珠（Caytsoe）的漢人港主（sabandaer），傳達有意再與荷蘭人講和，然荷蘭方面以音訊未詳，僅以口頭回答若鄭方欲合作，先得送回被俘荷蘭人並道歉

 

CE 1672年：

3月17日，第3次荷英戰爭爆發。4月7日，法國又向荷蘭宣戰

7月16日，倫敦總公司派出之歸航Return號、實驗Experiment號與Zant號等3艘船抵臺灣大員，即開設英國商館於舊荷蘭市政廳舍（CE 1684年封館）

10月13日，英國東印度公司與鄭經正式簽訂「鄭英協議條款」13條，稱他為「臺灣國王／臺灣王」（King of Tywan）

12月19日，Experiment號駛回萬丹途中被捕獲

 

CE 1673年：（清康熙12年／鄭經永曆27年／日延寶元年）

3月27日，Camel號在萬丹外海被荷船所俘

6月10日，歸航Return號從澎湖開往日本。29日，抵長崎，想重開日本貿易，然所載貨物主要為英國製毛料，完全不符日本商情（有銷路之商品為中國絲綢），又受駐日荷蘭商館阻礙，英人乃被拒重開商館貿易。8月28日，Return號駛離長崎，英國東印度公司所渴望重開日本貿易歸於失敗

8月1日，有幸在福爾摩沙建立宗教根基之至聖玫瑰教區，難以忘懷在上尚有眾多經道明會神父佈道而信神敬愛神的人，幾位神父（Arcadio del Rosario、Pedro de Alcalá、Pedro de Alarcón、Alonso de Córdoba）由馬尼拉出航前往福爾摩沙，以拾回天主教在當地四散之移民，於24天後才抵大員，但不受鄭經的歡迎、不准其傳教，在停留7個月之後返回菲律賓。CE 1694年10月12日，道明會教區又再次任命郭多祿（Pedro Muñoz）與Juan Astudillo神父重建福爾摩沙教區，但未能實現

一支荷蘭艦隊開到紐約港口，在砲口下收回原屬地。但數月後，英、荷簽訂和平條約，英國人以其南美屬地蘇利南（Surinam／今蘇利南共和國）交換紐約，從此真正結束荷蘭人殖民北美洲的歷史

福建漁戶徐阿華於旂港（高雄旗後）避颱風，其後逐漸建立漁寮，並逐漸招致漁戶，以後乃逐漸定居開墾。故漢人定居於臺灣和臺灣之農業，推其原始，實皆與漁民有密切關係

今年天主教道明會再派人來宣教（CE 1642年撤出臺灣），但被鄭經抓去關在臺南

 

CE 1674年：

元月，爆發「三藩之亂」（吳三桂、尚之信、耿精忠／CE 1673年農曆12月28日，吳三桂舉兵〜CE 1681年12月8日，吳世璠自縊／共歷時8年）。鄭經亦嘗招集屯墾士兵而予以響應，曾於CE 1678年6月劉國軒攻克鼓浪嶼島上之海澄城而達極致，但最後仍反攻失敗于姚啟聖，致農業勞動力頗受影響，屯墾工作也漸見衰退

欽天監南懷仁繪製《坤輿全圖》，是「臺灣」之名最早出現在地圖上的例子，而當時臺灣仍屬南明政權

《閩海紀要》云：「靖南王耿精忠蓄逆謀，密令黃鏞入東寧，請濟師為聲援，鄭經許之，率師次澎湖以待」，即指出黃鏞（Lappora）在CE 1674年，負責說動人在東寧國的鄭經反攻大陸

 

CE 1675年：

7月9日，英船「飛鷹」（Flying Eagle）號自萬丹抵大員港，船中載有槍砲火藥，對鄭氏頗受歡迎。但英國公司董事會執意透過臺灣商館推銷英國毛料，做為公司東亞貿易，政策不符實際商情，而其他想推廣貨品之貿易又與鄭氏政權（結合海上貿易之諸多利益團體而成，慢慢走上專制之地方政權之路，其屬下之海商也成為其政權的官僚）本來之東亞貿易相牴觸（東亞貿易為鄭氏貿易之命脈），是其貿易一直未能進一步發展，但透過萬丹分公司運銷胡椒等東南亞物資，以換得日本銅等貨輸往印度之科羅曼德爾Coromandel，故尚可維持

出身瑞典王室廷臣家族之末代臺灣長官揆一（Frederik Coyett）刊行荷蘭文版之《被遺誤的福爾摩沙》（'t Verwaerloosde Formosa，目前臺灣大學及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各有1本，CE 1991年荷蘭Linschoten協會重新排印出版荷文版），其中採納了甘治士Candidius牧師之《福爾摩沙簡報》的大部份，但當時僅有德譯版本。而後《被遺誤的福爾摩沙》之英文譯本有3種：其一為甘為霖Campbell翻譯，收在他CE 1903年之《荷據下的福爾摩沙／荷蘭人佔據下的臺灣》第3部，但甘牧師之翻譯刪除了原書第1部之底說（即敘述臺灣之地理及住民部分，因為此部分是根據甘治士牧師之《福爾摩沙簡報》，另外他也刪除了第2部後面所附關於鄭成功對荷蘭牧師等所做之暴行的記述）。其二是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荷籍囑託R. M. Lambach之全譯本，惟未刊行，僅有打字若干部流傳。其三則是由鮑克蘭女士（Madam Inez de Beauclair）所編，由美國中文資料中心出版，本書第1部序說由包樂史（Leonard Blussé van Oud Alblas）重新翻譯（但之後因包樂史忙於研究而無法繼續），後面鄭氏對荷蘭牧師等所做「暴行」之記述，則由包樂史父親A. Blusse Oud Alblas翻譯，其餘收錄甘為霖Campbell之翻譯。而日文譯本則有2種，一為谷河梅人之《閑卻されたる臺灣》，CE 1930年出版，係根據Lambach譯本之摘抄翻譯。另一為平山勳所譯，以甘為霖英譯文為底本，收於其《臺灣社會經濟史全集》第8和9冊，出版於CE 1934、35年。中文譯本也有3種。其一為魏潤庵譯，以谷河梅人譯本為底本，分載於《臺灣通志館館刊》。其二是李辛陽、李振華合譯之《鄭成功復臺外記》，民國44年刊行，收於張其昀主編之《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3集，也是以甘為霖之英譯本為底本。其三是臺灣大學外文系周學普教授所譯《被遺誤之臺灣》，是以Lambach英譯打字稿為底本之全譯，民國45年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收於《臺灣經濟史》第3集。美國中文資料中心也出版由德籍學者鮑克蘭女士〔Madam Inez de Beauclair／CE 1975年重新英譯C. E. S. 之《被遺誤之臺灣》（Neglected Formosa），於美國舊金山出版〕所編，以甘為霖Campbell之英文版加添Campbell所刪去部分

有艘荷蘭自由商人船隻飄抵福州（歡迎荷人的福建耿藩2位官商之一為李伯明Lichoncong），受叛清之新靖南王（耿藩耿精忠）接見，並攜有書信至巴城邀請荷人來貿易，但不久後以靖南王被捕送至北京，事遂寢

 

CE 1676年：

萬丹分公司派1艘船到廈門，並設立商館，於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初次在中國建有立足點，倫敦總公司期待從廈門發展中國和亞洲貿易，並改臺灣商館置於廈門商館之下，然鄭軍開始節節敗退，英人所希求之自由貿易在臺灣、廈門均未出現

 

CE 1679年：

12月27日，VOC人員迎接中國使者上岸入城，巴城當局租用漢人貴婦Niay Sotia之寬廣房屋提供為一行人住居。隨行委員4人中，有代辦商（foctor）Lappora（黃鏞）、林六哥〔漳州龍溪人林奇逢、Limlacco／CE 1666年VOC第2次遣使中國之2位通事之一（另一位是Genko，但林六哥被拼成Liulako），還與黃鏞陪同荷蘭使節到北京。CE 1674年三藩起事時，他又與另一商人、前通事Koykako奉福州靖南王之命，船從日本載貨到巴城，順便遞交非正式信函給巴城總督油煩‧嗎綏極（Joan Maetsuijcker），歡迎荷蘭人來交易，此事未果，不久靖南王轉向歸順大清。CE 1678年，清廷姚啟聖接替總督，與荷蘭人結盟攻打鄭經之意見再啟，但該次（CE 1679-80年／康熙18-19年）清荷談判（正、副使分別為武官頭銜又有商人色彩的劉仔、李伯明，而陪同之2名通事一是Lappora黃鏞，活動期CE 1664-1680年，另一則是林奇逢，活動期CE 1666-1685年。2人長期擔任大清官員之通事，也算是縱橫東亞海域20幾年的商人，但正史少載、甚或未載。2人一是漳州北部龍溪，一為漳州南部漳浦，其背景說明了17世紀中葉以降漳州九龍江出口沿岸地域之興起）不順，荷方怪罪通事林六哥沒將雙方語意講清楚。CE 1685年，在臺灣東寧國被滅不久後，荷方再度遣使（巴城總督漢名「耀漢連氏‧甘勃氏」，即Johanes Camphuis／使者「賓先‧巴芝」，即上席商務官Vincent Paets）大清中國商議或朝貢，林六哥和其兒子似乎也扮演重要角色，此時通事林六哥被稱林六官（Limlaqua），而另一位通事Lilauja應是Linlauja（當時六匏朥黃鏞已退伍）〕，以及清士兵官員、副代表（應是李伯明Lichoncong）的女婿。這次接待謹慎與隆重，超過CE 1623年中方派遣陳士瑛與黃合興那一次。更有意思的是《臺灣外記》說：「前往荷國封王…王雖拜受詔書…」，而《巴達維亞城日誌》確實記載中方正使劉老爺（Liou-louja、原委知府劉仔，加參政道銜）將朝廷之信置於銀盤上，且要求荷蘭王（總督）脫帽受信，中方使者顯然把這次派遣，視同如朝貢體制之琉球封使樣（Olfert Dapper所彙編《荷使第二及第三次出訪（大清）中國記》中有記載CE 1666、1668年公司派遣J. van Hoorn等人至大清中國北京進貢，在福州南臺一帶協同Hayongloja（海防老爺）居中斡旋的人中有Liulauja，它處記成Mandarijn Liulauja、Toucy Liulauja，後者漢文即是「都司劉老爺」。Toucy即都司，以及加銜「以都指揮體統行事」之把總中級武官（營官）的通俗名稱。而16世紀初，與荷蘭人折衝交涉之有名人物中，有沈有容、陳士英、許心素、葉大經等人，都是都司。CE 1683年（清康熙22年）農曆7月中（9月初），施琅敗澎湖劉國軒主力軍後，姚啟聖總督等人也急著想搶先一步派人到臺灣宣示接收事宜，而有「祈禱疏文」（清刊刻本《天妃顯聖錄》中有收錄），其中言：「今啓聖親總舟師，遴福寧州總兵黃大來、參政道劉仔捧頒恩敕前至臺灣，因尚少西北正風，是以越廟求神，冀借一帆，早到臺地」。而據《臺灣外記》，姚啟聖所派遣抵達之官員（但據姚啓聖自己的〈為鄭克塽派人上交冊印事〉題本，他是派「捐納通判林昇、何奇鮮」等人持布告前往臺灣安撫，未記「鄭瑞生、孫熙」）有候選同知林昇〔據《天妃顯聖錄》，林昇是農曆9月5日（10月24日）從福州出洋到臺灣，各書資料不一致，但《臺灣外記》所記日期、人名，與施琅征臺灣的奏疏卻符合，見施琅《靖海紀事》，1958，p.46-47〕、撫標官頭鄭瑞生、遊擊孫熙。這行3人（當時VOC之資料也說是3人，可惜未記名）中途還遭遇南風，因此比施琅之先遣官吳啓爵侍衛、筆帖式常在等2人〔8月30日（農曆7月9日）抵達／《臺灣外記》作9月9日（農曆7月19日）抵達〕晚1天到〔8月31日（農曆7月10日）抵達／《臺灣外記》則作9月10日（農曆7月20日）抵達〕，無法搶頭香

在福建總督姚啟聖、巡撫吳興祚合奏、康熙皇帝「依議」下，派特使團及敕書前往巴達維亞，商請荷蘭人遣艦協攻臺灣，並允諾事成後臺灣返還荷蘭，此即CE 1704年（清康熙43年）江日昇《臺灣外記》（以章回小說體裁撰寫從鄭芝龍起至鄭克塽之鄭氏興亡史，但向來被嚴謹之歷史研究者所不視為史書，惟若放在當時資訊脈絡中來看，可說是代表東亞航海時代九龍江出口一帶，地方人民所累積之海內外見聞，有相當正確性）所說：「啟聖加隨征知府江南人劉仔道銜（後官建寧知縣），同通事黃鏞、林奇逢配健卒百名，護送刺書，前往荷蘭封王，並說其「出夾板，前來會師，合擊各島，然後再攻臺灣而還」。…。國王以揆一王已死，乏人統兵，堅持不出夾板。惟厚待劉仔等，送之歸。」其中江日昇還記載此行配有健卒百名，護送刺書前往巴城，以及使者被隆重招待等事，惟其他漢籍所未載，但與荷方之《巴達維亞城日誌》等文獻一致。之後，甚至當CE 1683年施琅滅鄭氏後，在安排送還叛軍官兵與荷蘭人俘虜之際，施琅還暗中託信詢問VOC當局有無意願買回臺灣？儘管此時姚啟聖和施琅在奏摺中，幾乎都一致主張佔領臺灣

據《華夷變態（下冊）》（唐船風說書），福州康親王請由雅加達抵福州之2艘荷蘭船回程時，搭載使者前往巴城交涉。其中使者名單是：使者知府加參政道銜劉仔（Lilaoja）、副使中軍李伯明〔Lipigbin，閩南語Lí Pek-bên音寫／李將軍（Li Chiang-kun廣東話、Lí-chiong-kun、Lichoncong、Lí-chiong-kun閩南語，還被稱為João「若昂」），之前在廣東就有「總督老爺官商」身分，是藩王的官商，且身兼武職〕或李之鳳（Ly Siam Cum，人稱「李相公」，「相公」siú-kang，指頭家爺，在閩南語可指官員心腹，甚至是海關書記人員，亦為江南地區生員、胥吏之尊稱）、通事六匏朥〔Lappora、Lak-phû-la、六浮嘮、ラッフウラア，閩南語音，且此「ラア」異體字，本字應是「嘮」或「唠」。臺灣民間文書中，「嘮」、「唠」、「朥」3字通用／《臺灣外記》說漳浦人黃鏞渾號（綽號）是「六匏朥（Lak-pû-la）」。他非鄭氏勢力，而是屬於地域傳統勢力，後來甚至與漳州平和人黃梧家族一樣，站在清營反鄭。Lappora主語Porra，在葡萄牙語中是常用且不雅之詞，相當於臺語三字經罵話。因此，黃鏞也許用葡萄牙語和荷蘭人溝通，而有葡萄牙語之綽號，畢竟葡萄牙語是近代初期亞洲海域上十分重要的國際交通語／中、日、荷3國文獻，不同文字記錄千里距離，語音完全一致，正透露17世紀海域世界資訊暢通的一面〕

 

CE 1680年：（清康熙19年）

3月，清將萬正色攻陷廈門，鄭經遂率軍退回臺灣（CE 1681年，鄭經去世）

清廷海壇總兵林賢欲領舟師從福州進逼至雞籠山，鄭軍乃派林陞帶兵北巡，並毀壞雞籠山城

11月15日，水師提督施琅抵廈門前線視事

約翰尼斯•凡•邱連（Ioannes van Keulen／1654-1715）於阿姆斯特丹刊印「自好望角至蝦夷間之東印度新圖」，原為岩生成一博士所有，現藏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其形狀大致與布勞和維特之亞洲部分頗相似，惟臺灣的形狀已比蘿蔔形更近似實際。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另有一岩生博士舊藏圖，稱之「東印度東部諸島圖」，西邊自印度南端之科摩令（Comorin）角，東至日本，其形狀與前圖及布勞、維特等圖相同，關於臺灣其形狀與地名註記和前圖亦相同。從上面這些圖我們可以看到，CE 17世紀後半期在歐洲所出版通用世界圖中有關臺灣之形狀

一幅印刷之臺灣島圖（採自臺灣省立博物館所藏照片）在萊登市（Leiden）由彼得•凡‧德爾van der Aa印行，在赤崁已繪有城堡，故其原圖應當是根據CE 1654年以後的。東部海岸僅可看到自臺東附近至太麻里、牡丹灣沿至鵝鑾鼻。小琉球即註云：Lamey島或稱金獅子島（Lamoy ofte Goude Leeus Eylandt）。而大員島之西方海岸有北方停泊所（Noorder Reede）和南方停泊所（Zuider Reede）

 

CE 1681年：

10月，清康熙帝命施琅提督全閩水軍，積極進行對臺灣之征剿

馮錫範、鄭聰等人發動東寧政變，殺死鄭克𡒉（明鄭延平王鄭經之庶長子，人稱「欽舍」）

鄭克塽為防禦清福建總督姚啟聖從海壇攻打北臺，遂命右武衛將軍何祐為北路總督守雞籠、淡水，並於Noort Hollan舊址築城。德約翰Dodd於〈漫遊基隆〉一文中曾述及乙名農夫在犁田時，意外發現1座地下石城殘跡，從建城材料判斷極可能是漢人所築，雖然砌石法帶有西方色彩（《泡茶走：清法戰爭臺灣外記》，陳政三，2015，p.151）

鄭經去世前實行「厝餉」（即房屋稅／為源自荷蘭之財稅制度，僅臺灣街市、鳳山及笨港等處徵收），依房屋周圍丈量而課（《臺灣外紀》，江日昇）

 

CE 1683年：（南明鄭克塽永曆37年／清聖祖康熙22年／日天和3年）

7月8日（農曆6月14日），清廷派施琅自銅山島率領300艘各型戰艦及21,000名士兵出發攻取澎湖（大力宣傳媽祖神蹟）。16日，佔領澎湖。18日，劉國軒自吼門率殘部返回臺灣。9月28日（農曆8月8日），施琅於澎湖接獲14歲「招討大將軍」鄭克塽（1670-1707）降表，鄭氏滅亡［鄭氏3代在臺灣共21年，奉明正朔凡37年／1662-1683／鄭氏海上集團被消滅，代表臺灣在海上貿易所扮演之角色消失，而華人濫觴於宋元之際的強大海權亦崩潰，也意味著華人海權之連根拔除，同時傳遞華人海權香火達500年之久的閩浙粵沿海居民，其歷史地位也隨之冰消瓦解。一方面最有可能孕育華人現代海軍、另一方面又能承襲傳統海軍最佳人選—代代相傳熟諳風波之險、又勇於冒險犯難的宋元明東南沿海居民─就在鄭氏降清之後，退出歷史的舞臺（《入侵臺灣》─烽火家國四百年，盧建榮，1999，p.111）／《臺灣外記》「凡例」曰：「…臺灣係海外荒服，地將靈矣，欲入為中國之邦，天必先假手一人為之倡率，如顏思齊者，是為其引子；紅毛者，是為其規模；鄭氏者，是為其開闢。俾朝廷收入版圖，設為郡縣，以垂萬世。」／鄭亡之後，不分軍民或官員，全部遣返中國，約於CE 1689年處理完畢］。10月8日（農曆8月18日），施琅抵鹿耳門。而施琅曾請荷蘭俘虜斯哈芬布魯克（Alexander van 's Gravenbroek）帶信給巴城當局，探詢VOC願意花多少錢買回臺灣，但擦身而過（鄭氏王朝統治期間，荷蘭人質依舊遭到囚禁。鄭克塽投降當時，大員副長官猫難實叮？和其他多數人已去世，或者與原住民落地生根。鄭克塽此時釋放了12名荷蘭男女及孩童，他們先乘船至暹羅，再登船前往巴達維亞）

7月20日（農曆6月26日），寧靖王朱術桂自縊殉國（CE 1665年從金門抵臺灣，擔任鄭經「監軍」），於之前將王府捐出改作為天妃宮〔施琅為霸佔寧靖王府「一元子園」作為宅地，但怕被朝廷調查，乃改建為大天妃宮（第1座清廷官建媽祖廟，康熙賜「輝煌海澨」匾額），即今臺南大天后宮（CE 1720年改名）〕，而葬於今高雄市湖內區東方路一帶，有明寧靖王墓（CE 1937年李清風發現）。另外，高雄市路竹區竹滬里華山路7號「華山殿」，即「寧靖王廟」、「老祖廟」

10月3日（農曆8月13日），施琅軍隊抵臺南鹿耳門。5日（中秋節），舉行受降儀式。8日（農曆8月18日），延平郡王鄭克塽剃髮易服

農曆11月啟程，工部尚書杜臻奉命巡視閩粵、畫定疆理，至康熙23年農曆5月竣事，並寫成《粵閩巡視紀略》。其中附紀有澎湖臺灣1卷，因杜臻未親履臺灣，乃據咨訪所得者録之故附於編末。而對於陳第之〈東番記〉理解成「其地起魍港、加老灣，歷大員、堯港、打狗嶼、小淡水，又有雙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幫坑，皆其居也，斷續凡千餘里。」顯示其認為陳第講完東番之南北範圍後，再回頭提一些主要地名，而這些地方不必然在小淡水之南，而是有文章便宜行文之修辭意味

12月，清康熙帝再度准許中國人定居海岸地區。於是一般海商紛紛出海至日本和東亞各地經商，荷蘭就在巴達維亞接受增多之華商帶來的中國貨，而未積極追求與中國直接貿易，在中國之貿易終為英國所超越。進入CE 18世紀後，中英貿易以中國絲、瓷器、茶葉為大宗，英國乃超越荷蘭，執中國貿易之牛耳

12月底，施琅讓11位荷蘭俘虜及眷屬，以及1位東印度公司職員，搭上隸屬暹羅王之船隻離開臺灣

VOC征服萬丹

陸方濟（1626-1684／本名法蘭索瓦•帕盧François Pallu，巴黎外方傳教會創始會員，CE 1683年出任赫里奧波里斯Héliopolis主教一職）主教於今年在暹羅搭上一艘開往日本的中國船，按計畫船長應該在廣州海邊讓他與2名隨行傳教士（梅格洛Maigrot神父）上岸。接近中國時得知即將爆發戰爭，清廷出動200艘船準備攻擊福爾摩沙君主鄭克塽，結果不敢靠岸，並打算把主教一行人丟進海裡。船長向主教提議把他們放在一座荒島上，之後卻來到福爾摩沙島，由於清廷部隊尚未到達，於是主教和2名傳教士被丟在岸上，船長則繼續往日本而去。5個月之後，清廷將主教用船載到福建，主教終於在CE 1684年元月抵福建，實現了其赴中國傳教的願望，惟主教同年10月去世〔法蘭索瓦-提摩雷恩•德舒瓦西François-Timoléon de Choisy（1644-1724／法國神職人員、作家、法蘭西學院院士，曾以助理身分加入路易14委派亞歷山大•德修蒙Alexandre de Chaumont率領之使節團首次前往暹羅，而於當地獲神父聖職）神父曾描述此經歷〕

 

CE 1684年：（清聖祖康熙23年／日天和4年、貞享元年）

2月7日（康熙22年農曆12月22日），施琅上奏「恭陳臺灣棄留（利害）疏」，主張留住臺灣

5月27日（農曆4月14日），臺灣正式併入清帝國版圖〔1683-1895，正好2個世紀／18、19世紀對臺灣極具關鍵性，因為移民在此臺灣完成了自17世紀起萌芽的「漢化運動」。中華帝國在臺灣之統治不是靠法律與官員其，只是全憑漢人移民的自我意識，政府影響力遠不及漢人移民本身。漢人移民之逐步定居過程，則是違背政府的禁令而行，如運送移民偷渡海峽、逼退原住民、將荒地開拓成稻田、建築灌溉工程和銷售農作物。帝國政府僅負責領土之行政工作，而為移民提供的服務和責任微乎其微。甚至像最基本之司法職責與秩序的維護，亦須仰賴移民之私人團體來解決。而這些移民團體使用的方法，即為透過社區公約、血腥報復、武裝衝突來處理地方事務。非正式之團體包含氏族、地緣組織、自衛隊、秘密結社、土豪（代表一個地方性的團體，集個人英勇、地方特權、財富於一身，在官方眼中至少擁有「部分的正統」）私人武力，這些就是臺灣鄉村的政治結構。「宗親關係」與「地方自治主義」變成此新社會特別強大之羈絆〕，始設臺灣府（1府／知府，府署／府衙位於臺南。基層行政區劃分，府城為「坊」，曾文溪以北稱「堡」或「保」，以南稱「里」，獨澎湖以「澳」相稱／臨海灣之陸地若有一定高度，且腹地較狹隘，就只能稱澳而不能稱灣），隸屬福建省布政使司及福建分巡臺灣廈門兵備道，府下再設臺灣、鳳山〔在龜山邊興隆庄（今左營）設置鳳山縣縣治（舊城），後因故於搬到埤頭街（今鳳山）。今年大清將原明鄭東寧劃為福建省臺灣府後，即設鳯山縣。CE 1721年（康熙60年）朱一貴事件後築土城，為臺灣第1座土城。CE 1788年（清乾隆53年）林爽文事件後，官署遷往埤頭街並蓋新城（今鳳山市），改稱左營興隆庄之縣城為舊城。CE 1826年道光年間，舊城改建為磚石城，是彰化城後之第2座磚城，共有5個城門以東門最大，但縣治並未遷回舊城。由於鳯山縣為府城南部外圍據點，連接大片農地，一旦農民起事必先佔其地，取械設營鞏固據點，以劍指府城。鳯山城見證了早期臺灣歷史重大變遷之滄桑，人文典故豐厚〕、諸羅3縣（1府3縣／知縣）。設鹿耳門（今臺南市安南區）、廈門為對渡口岸（又稱為正口／正港，臺語音tsiànn-káng），造成府城3郊〔商戶曰「郊」／郊商（姚瑩，〈覆曾方伯商運臺米書〉云：「所云「郊商」者，不出郊邑，收貯各路糖、米，以待內地商船兌運而已。坐此賈，非行商也。」）／總批發商或進出口代理商：北郊、南郊、糖郊曰「3郊」〕興起。並常駐正規軍10,000人守備臺灣（其中第1批駐軍，駐紮於淡水和鹿港）與澎湖（清代計統治臺灣212年／CE 1684〜1895年）

8月27日，第8號廈門船抵日本長崎，即為施琅所派之貿易船

9月，施琅奏請加封天妃，部議不准；雍正朝時，巡臺御史禪濟布等人上奏時，誤稱康熙帝敕封天后，自此將錯就錯，媽祖成為天后（另說康熙帝准奏，還派禮部郎中雅虎到澎湖致祭，祭文、匾額仍存廟內）

9月2日，再有部分俘虜獲釋，包括史瑞文柏克（Alexander Schravenbroek）和其妻子及2子，若比斯（Hendrik Verbiest）遺孀及2子，猫難實叮Valentyn與其妻子及3子，范伯罕太太（Mrs. Geertruy Focanus）和其2子

11月6日（農曆9月29日），施琅以海防為由上奏〈壤地初闢疏〉，建議貿易活動不宜作一般性開放，而應慎選特定商人，並對貿易船隻加以限制，但清聖祖康熙仍持開放政策，藉以壓抑特權商人，建立中央管理制度。於是，CE 1685年航往長崎船隻，由前年24艘增為85艘，致使幕府採取「定額制」之對策，以限制長崎貿易的規模

12月1日（農曆10月25日），清聖祖康熙皇帝下詔將沿海各省之海上貿易禁令全部廢除（致使傳統東亞貿易復甦，而臺灣因地緣空間對日本、南洋進行轉口貿易的優勢，在福爾摩沙島歸清以後乃逐漸消失，亦即臺灣再度置身於東亞主要貿易航線之外的邊緣地帶），甚至從CE 1685年起清廷開放一連串之海上貿易，此全面開放讓中國之戎客船與長崎及東南亞口岸進行貿易的船隻數量持續增加，然而臺灣出口貿易之重振，得等到18世紀初，才有漸漸回復的跡象

在臺灣開設12年之英國商館封館

12月13日（農曆11月8日），季麒光（江南無錫縣人，其所寫《東寧政事集》為17世紀清廷統治初期之臺灣社會，留下許多詳細的描繪）由福建省閩清縣到任臺灣府諸羅縣第1任知縣，CE 1685年（清康熙24年）因丁憂去職，著有《臺灣雜記》1卷（其〈臺灣雜記〉中言：「黑水溝，在澎湖之東北，乃海水橫流處。其深無底，水皆黑色，舟行必藉風而過。…。舟過溝，水多腥臭，蓋毒氣所蒸也」）

清廷於今年起頒「渡臺禁令」3條（移民政策），即「不許偷渡來臺、不許攜眷來臺、不許粵民來臺」〔CE 1732年（清雍正10年），允許家眷移民臺灣，直到乾隆初年停止。之後又開放2次，至CE 1762年（清乾隆26年）止／滿清禁止潮州、惠州等汕頭地方的廣東系漢人來臺，施琅之禁止來臺是「惠、潮之地，數為海盜淵藪，而積息末忘」。中國大陸的出洋移民並不因此而中斷，漳、泉二州出身的移民照常接踵而來，廣東嘉應州的移民也隨之而至〕

總兵楊文魁、臺灣知府蔣毓英〔今年由泉州知府移任第1任臺灣知府，CE 1689年遷江右觀察使，離開臺灣／CE 1685年至CE 1687年，撰修第1本《臺灣府志》，只是草稿未付梓，後由蔣毓英家屬於中國大陸刊行，所記皆為臺灣甫入清之情況（以邊陲蕭條之原始古老、從未蒙受教化的意象，來描寫臺灣地景／臺灣第1任知縣季麒光認為臺灣地景少了人為修塑，只留下過剩之自然），彌足珍貴／臺灣府統轄坊4、里26、庄2、社46、鎮1（安平鎮）、澎湖嶼36（CE 1221年／南宋嘉定14年，王象之的《輿地紀勝》載有「環島三十六：自泉晉江東出海間，舟行三日抵彭湖嶼，在巨浸中」，為最早稱彭湖36嶼者）〕

鄭開極等總纂之《福建通志》刻本成稿，其中「臺灣府三縣圖」是清代最早之一幅臺灣全圖（採用自海上透視陸地之「橫軸式」畫法，因初領臺灣府故內容較簡略）

於下淡水溪東港設巡檢司，尋以水土毒惡移建赤山顛（今屏東縣萬丹鄉「水火同源」附近之赤山巖／CE 1731年）。CE 1764年，又賃公館於崁頂街

康熙帝於今年諭令「各省人民海上貿易行走者甚多，應移文濱海外國王等，各飭該管地方，凡有船隻漂至者，令收養解送等…。」而必麒麟（1864-1870在臺）在《歷險福爾摩沙》書中，明白指出：臺灣漁民對遇難船隻十分殘酷，即使是臺灣府和打狗之間的海岸線上最守法漁民也不例外。再往北一點，那些目無王法的殘忍漁民，更將打刼難船當做職業，只要一有難船不幸擱淺，它的命運是不可預料的〔即使清廷在《福建省例》明確規定禁止搶船，但19世紀後半清廷對地方控制力有限，且沿海漁村生計又顯困難，地方官只能默許，並未（也無法）加以深究，對於告官之受害者，僅能要求地方頭人攤賠了事。必麒麟19世紀中期來臺時，便親眼目睹海上落難者於港口遭掠奪的景況，自己在船隻被迫停靠布袋港（Potekang）時，也險遭劫奪／將漂流上岸落難者之生命財產視為可交易的物資之習慣，普遍存在於18世紀之前西歐、日本與中國等各個文化圈中，在中國則以福建沿海最為普遍〕

 

CE 1685年：（清聖祖康熙24年）

6月，康熙帝派遣彭春及郎坦率領清軍3,000人圍攻雅克薩碉堡（ostrog），放火焚毀後撤離。之後由普魯士軍事家阿凡納希‧伊凡諾維奇‧盃敦（Afanasii Ivanovich Beiton）修築堅固城牆。CE 1686年7月，清軍重新攻打雅克薩。18日，清軍攻城未果，於是掘塹築壘圍困雅克薩城，城中俄軍接近彈盡糧絕。CE 1686年10月，俄國特使團抵北京，傳達莫斯科和談訊息，康熙帝始命令暫停圍城行動，史稱「雅克薩戰役」

清政府開放海禁，使得臺灣海外貿易角色很大程度受到削弱，無法與大陸沿海口岸匹敵

8月25日，13艘官方戎克船（公營貿易船／臺灣鹿皮、砂糖等商品交政府公管、對日輸出，以填補治臺之支出）由廈門及福州前往長崎。9月26日，卻遭日本鎖國政策拒絕貿易而返航（臺灣貿易中之福建官方企業被終止了）。如此在清聖祖之全面開放貿易、日本定額制之貿易限制，以及拒絕官船貿易等三方不利條件齊合下，造成施琅意圖掌握海上貿易支配權之素志不得果行，是故臺灣對日貿易，也就不得不向所有中國商人開放。因此，按當時之貿易條件（對東南亞貿易以廣州和代替泉州之廈門為主，對日則以舊名為明州、慶元之寧波和南京、上海為中心，而重新組合交易圈），乃造成福建海商沒落和江浙商人之興起（浙江、湖州之生絲及蘇州、杭州絲織品）。同時，早先在海禁之下，作為中國內陸物產對外貿易中繼地、集散地而崛起之臺灣，此時又落到國際貿易幹線之外的一個微小之邊陲區域。但此時臺灣尚有砂糖、鹿皮之日本市場，乃不致回到往昔隔絕孤島之地位

當福建政府操控臺灣貿易時（富有臺灣商人幾乎全部被遣返大陸，因而無法在臺灣進行任何實質性商業），自CE 1684〜1687年間，沒有任何戎克船由臺灣開到長崎。CE 1687年，有2艘中國戎克船由臺灣駛抵長崎，這是清領臺灣後第1次有臺灣貨物到達（該年尚有129艘來自中國沿海，5艘來自東南亞）。另外，據這些由CE 1687〜1690年間，來自臺灣的船長們對日本當局所宣稱的，南方商人（活動基地在漳州、泉州和廈門）掌握了在臺灣之商業交通。而自CE 1690年代開始，北方商人（活動基地在福州、寧波、南京／上海）將其貿易活動擴展至臺灣，並從CE 1700年起，他們掌控了臺日間的貿易

臺灣知府蔣毓英《臺灣府志》：荷蘭人誘騙赤崁倭寇，借「約一牛皮地」，再將牛皮剪成細如繩縷，拉長圈匝成十數丈，以此圍成一大塊地。（CE 1764年《重修鳳山縣志》，說荷蘭人原先向臺灣原住民／土番借居，後來騙得一牛皮地，築臺灣城。遭誘騙主角，由漢人倭寇轉變為原住民）

臺灣知府蔣毓英《臺灣府志》：1府3縣的「實在民口」30,229人（男16,274人，女13,955人）；原住民8,108人；澎湖546人。總計全臺人口為38,883人（不含原住民為30,775人）。但其他未繳納丁銀（人頭稅）者，以及老、少人口都不計算在內。若加計25％的老、少人口（非納稅人口），再加計50％私丁、逃丁（隱匿人口），推估全臺漢人不少於5〜6萬人。而全臺原住民、漢人合計，總人口數則約在10〜12萬人（CE 1980年於上海圖書館被發現）

今年泉州人陳瑜取得海山莊（鶯歌、三峽方面）之墾照，CE 1713年（清康熙52年），賴科等4人獲海山莊（樹林方面）的墾照，這些早期領有墾照之業主乃由南部北遷而來，佃農則由大陸直接招來。但入墾三峽地方的移民，大多為福建省泉州府安溪縣人，少有漳州府人，CE 1770年（清乾隆35年），已形成海山堡。然時遭原住民侵擾，遂募隘丁（大嵙崁群稱隘勇為Ayung，後指凡是幫忙官方執行雜務的漢人）防禦，之後漸墾鶯歌、尖山、二甲九與三角湧附近

蔣毓英《臺灣府志》〈封城志〉之「諸羅縣山」一章中，第1次出現名為「合歡山」之山峰。CE 1717年，諸羅縣知縣周鍾瑄主修之《諸羅縣志》中，亦有描述（強調以城墎為中心的視角，使「番山」弱化淪為陪襯地景）

季麒光上任諸羅縣令，奉命擬定新稅制。季麒光一律取消競標，各社標價變成固定金額，並改為對原住民村社徵稅，稱為「社餉」｛即為人頭稅，每人自2錢至數十錢不等，通常准由鹿隻獵物折交〔至CE 1730年代漢民大量燒墾、開發水圳、水田稻作之後，原有草埔鹿場大幅「水田化」（日本學者松田吉郎認為水田化乃是促成臺灣農村地權分裂為一填多主結構之主要因素）而萎縮，狩獵益行困難，乃至社餉經常無法按時繳納（遲至CE 1760年代，中部地區之土著已無法在部落近山附近捕得活鹿，反倒必須自籌銀錢向內山或深山生番部落交易收購獵物，其實早在CE 1750年代張達京擔任通事期間，即已展開。或是被迫自備糧食跨區圍狩，而未能及時播種五穀或栽種什糧，損失不貲。等到土牛劃界之後，由於岸裡社人被迫在有限空間中從事狩獵捕鹿活動，更需依賴此項交易來維持獵物來源。到了CE 1770年代，有不少漢人假軍工之便，深入內山直接跟當地原住民交換易貨，從而阻斷岸裡社的貨源。同時，軍工匠人入內山山場採料製炭，更對岸裡社之生態環境帶來無可挽回的破壞。又熟番部落具有護衛軍工匠人之責任，而這項命令則對岸裡社人帶來權責不分、撫卹草草了事和終歲無休的夢魘，通事潘輝光只得稟請准許以限時限日方式派撥護衛，俾減輕族壯之勞力負擔。演變至此，熟番族群普遍面臨兩難窘境：一方面他們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逐日短絀，另一方面他們又只能依賴祖遺租業以及農作雇傭為生，遂逼使大多數土著日後遲至19世紀40年代，已退化為漢人社會政經體系的邊際社群，其生存空間日趨狹窄。同時，漢民也藉用「番產漢佃」之形式，以規避清初規定不許漢民買賣番產的禁令）。之後，因為開田工本（佃農贌耕犁份1張、合約5甲，約計需費銀100-137墨西哥銀之間，其中包括埔底銀、日常生活、牛隻籽種，以及部分水圳和車運租粟之費／1墨西哥銀=0.7兩）、水稻耕作技術、勞動力消耗、田塊「離社窵遠」等方面之費用與顧慮（並非清代臺灣平埔族不諳稻作農業，例如南部地區西拉雅族早於雍正年間即已學得牛耕技術。又如大安溪以北之崩山8社、竹塹社等也在18世紀中葉以後，學習使用犁耙和水稻耕作。而岸裡社在CE 1760年代以後，也出現自行耕管水田的記載。而是因為政府任意徵調族壯以及差役剝削侵擾，乃致土著無法安心從事耕作），社人紛紛以「不諳水田耕作」為由（清廷允許土著在保留土地所有權之前提下），出贌招請漢佃前來投資開墾。這種「番為主，民（漢）為佃」的租佃生產關係俗稱「番產漢佃」，如此既合乎清廷禁止買賣番產之規定，也解決土著業主土地利用及社餉負擔，同時亦滿足漢民從事農業投資與就業問題，遂廣為通行（這種土著地權及其生產交換方式，一直存在於農村社會，遂成為民間社會通行的一種慣例。正因如此，土著田園租業和私人產權才能維持至清末。而其中土地租佃契約則扮演媒介作用，將土著和漢民墾佃整合成利害與共之夥伴關係，對農村聚落的社會秩序穩定具有一定效益。之後，一直到日據時期殖民者全盤收買大租權之後，方才變為漢人式的土地業主）。但更造成土著部落地權普遍趨向私有化、商品化（全社劃分為公口社地及社番私口田業，前者歸社主或通事土目部落領袖共管，主要以員寶莊之租業為中心，收益作為納餉和通事公務之用，而後者則按各社成年男丁婦口均勻分撥調配地塊，寬窄均平，但土目、甲頭等部落領袖家族則佔有較大地塊而非平均，自管自收，從此形成私有地權／CE 1740年代以前，岸裡社仍然由總社主家族全權管理、且可父死子繼，並無公、私田之區別。CE 1747年，岸裡社總社主郡乃大由士，有鑑於年老體衰，且其子孫亦不克管理全社田業，遂向有關族人發出公開請帖，決意在通事張達京之主證下，將岸裡社田業委交大土官敦仔託管。當時臺中盆地西南與東南邊田業已賣斷給漢業戶張承祖即張達朝和張振萬即張達京2位兄弟，剩下埔地分為岸裡「新社」屬地及蔴薯「舊社」埔地2類。新社草地範圍，東至樸仔籬、校粟埔即今臺中市東勢區興隆里一帶，西至楓樹腳，南至朥也拔，北至大溪即大甲溪為界，即大致以今日神岡、社口、豐原及部分東勢地區為範圍。至於舊社埔地可能屬於尚待開墾之荒埔，因此四至範圍，東至大山，西至大坪頂與大甲交界，南至大甲溪畔，北至大安溪／自清康熙50年即CE 1711年到清光緒13年即CE 1887年，劉銘傳實施田賦改革之前，岸裡社田園從未陞科納賦，根據岸裡社末代通事潘永安表示，岸裡社田園由社眾各自經營，各管各業，世代相承。直到日本殖民者於CE 1904年進行土地調查，才由末任總通事潘永安代表族人向日本殖民者申請定界執照，而將社眾私有田園四至加以定界，並按照丁口把部落僅有之公口租業重新分配，俾使族人向日人登記成為正式業主。從此岸裡社人所有地權租業愈加細窄化，盛極一的公口租業到此也劃下句點），而使既有之游耕狩獵維生方式，面臨革命性衝擊（社人由結繩記事、善戰武士的「採食狩獵文化」轉質為漢人貨幣體系之一環的「稻作商品文化」，絕非容易之涵化過程，其間定有外人無法知息的徬徨跟迷惑。最遲到19世紀初葉，隨著農村商品貨幣經濟之發展以及官僚力量滲透部落內部，同時部落權威體制也廣受基層衙吏、社差和鄉保，等等象徵國家權力的官僚體制所侵蝕，並且漢佃銀主利用土著業主因「有田無租」致乏錢使用而典當租業之機會、抽剝重利，使得作為大租戶階層的岸裡社業主其社經地位逐漸邊緣化，而無法跟富佃農出身之小租戶階層田主相競爭，乃是造成地權外流或再分配的主因。之後，雖然清廷中央、閩浙總督乃至臺灣知府，曾以行政命令要求漢人銀主減收土著「典主」之利息，試圖運用行政力量減緩土著地權外流的速度，惟其施行效果卻甚為有限，最後造成部落土著地權空洞化，乃至普遍貧困化）。更嚴重問題則是土著業主逐漸接受漢人既有之「一田二主」地權觀念（收租權+田底權／張達京之業主收租權自行保留，而張氏從佃人手中收取「埔價銀／埔底銀／墾底銀／墾批銀／田底銀」，作為出讓田底權的代價／18世紀初期，由於勞動力較少，水利系統也未全面開發，大多數業主為求在一定年限內開闢草埔，必須仰賴可靠之農佃提供長期勞動力。因此，業主通常以提供永佃權，吸引佃人在同一地塊長期耕作，以便將荒埔草地改良為熟園水田。CE 1770年代以後，業主明顯採用有限佃期方式管制漢佃在同一地塊之耕作期間，顯示業主在勞動人口源源不斷而可耕地增加有限的環境下，不願再對墾佃提供永佃之機會，以便隨時更換佃人，並趁機提高租額。更可能要求佃人預墊一項「磧底銀／磧地銀／壓地銀」（同一時期湖南太湖地區之墊農稱「進莊銀」），作為無利抵押納租保證金，平均約佔總租谷之70％。其作用基本上是保障個人按時交租的保險金，也具有防止業主任意加租或中途撤佃的功能，且其多寡與租額之大小並無直接關聯。雖然如此，從愈來愈多佃人必須先行墊交一筆保證金（有可能先向業主借銀墊交，再以納租方式交納利息，形成另一種租佃負擔），才能佃作的趨勢，顯示業佃之間的信任程度日趨低落，同時也指出承租佃農的負擔愈來愈重，需有相當經濟基礎者方能承租耕作。亦即富佃農利用預墊較高的磧底銀，以買賣田底（佃）權方式，（投資）取得經營田地權利，並藉此再轉贌分租給其他佃農，形成「二地主」（黃富三研究霧峰林家開臺祖先林石在CE 1760年代致富之道，指出林石大量佔墾番地，再招佃開成水田，之後以分贌「田底」或出租佃權方式，坐收小租而發跡。至18世紀末葉，林家另一「創業主」林甲寅除經商買地之外，更投資「伐木燒炭」之暴利行業，致使累積4千石田產租業。此說明侵墾番地造窰燒炭，正是地方富豪賴以累積財富的一大途徑）／乃至18世紀末葉，土著社會向來以勇猛、年齡齒序為基準之結構逐漸瓦解，轉而以田園租業的地權大小作為新的價值體系和地位象徵，例如岸裡社由潘姓家族取代舊有之「社主」，管理全社公田可為代表），致使土地所有權分裂為「業主／租主」（收租／所有權可分割或典賣，大部分以「租業」名義向漢佃進行轉讓程序）權和「田主／田底主／佃耕田主」（管理／經營／在契約上慣以「田底」名目稱呼。會再與現耕佃人簽訂限期租佃契約，同時也要求佃人預墊磧地銀）權。這是因為之後流民人口日多但佃田工作減少，許多佃戶自恃享有永佃權（永佃農指佃農自行出田底工力之資改善田塊因而獲得永遠耕作之權利，可保證佃農及其家屬有權長期使用同一田塊，且業主不得任意加租／永佃農可經由「久佃成主」之程序，向業主要求頂讓佃權，以便取回過去所花費的「田底工力之資」，也可藉口田園生產力的增加，而要求業主或下手佃農補償先前所投下之工力資本）而將多餘地塊分贌給其他現耕佃農（俗稱「現佃」），從而抽取租粟實物，再以部分租粟繳納地稅番餉（「課從租出」），形成所謂「小租戶」之「田主」（同時繳納大租谷與水租谷予業戶，但田主分贌所收租谷卻往往高於業戶，周翔鶴曾估算同一水田單位，業戶與佃戶收益差別約為5倍，小租田主成為農村生產及其分配的主要階層）。相對而言，業主之所有權不再以田園額數為單位，而是以租栗之生成作為產權的指標。至此同一地塊便有「業主／業戶／田面／田皮（閩粵沿海俗稱，與臺灣民間稱呼恰相反）」（收租）權和「佃主／佃戶／田骨／田底（田底工力之資「田底工力銀」／田地投入之工力資本，「工本銀、犁頭錢（大學士阿桂稱之）」乃成為「田底」佃權轉讓買賣之代名詞）」（佃作）權之別，是故土著業主之地權分裂成收租權（即後來乾隆中期之「番大租」模式，不僅確保熟番生計，又不違逆民間大小租「多重地權」的土地租佃習慣，此種作法同時「順應」了番漢雙方間既存之關係，也緩和雙方的競爭及緊張，可說是更為務實周到之制度設計。維吉尼亞大學人類學系邵式柏（John Robert Shepherd）認為此邊區政策的形成，主要是清廷因應臺灣社會經濟環境之變化，不斷估量「國防策略、控制成本與稅收潛能」下所產生的結果，而不是如一般所以為的，視納入版圖的臺灣為不得已之負擔故刻意忽略，或臺灣是遙遠邊區致無積極治理的意圖，而毋寧說是清廷理性計算之結果。惟施添福曾力言「番黎不諳耕作」純屬無稽，且認為熟番之所以不能「力農」而致流離失所，主要是因為清廷的「剝削」－重稅和重役－所致，他特別研究擁有2作水稻耕作能力之鳳山8社，為何在清廷剝削下被迫放棄農耕，離開原居地－今屏東地區較是於耕作的沖積平原帶與扇端湧泉帶，而遷移至近山之沖積扇地帶。就是由於熟番遠較漢人質樸、順服，清廷遂得寸進尺，施予遠重於漢人的賦稅和勞役負擔，最終導致熟番貧困化、喪失產業、流離遷移到近山地帶。邵氏和施氏2人對乾隆朝以來清廷轉向採取「護番禁墾」措施之看法其實無太大出入，然則對熟番土地保護政策執行的結果，以及清廷的動機和作為，卻有如此劇烈牴觸的看法？／「水田」大租租粟為1甲8石稻谷，「埔園」1甲收租3石稻谷／業主向佃人收受犁頭錢，等於賣出田底權，只保留抽收大租之權利，不能再插手田園使用、收益、處分與經營事務，亦無法監督佃人的耕作，土地所有權已化約為單純之租業業主。又由於現耕佃人只聽命於小租戶，而不會理會大租戶之催收，所以大租戶要追討欠租，只有透過小租戶向現耕佃人催收轉繳，或求助鄉保、社差、理番分府等漢人官方體制飭差追租，解決漢佃欠租與侵墾糾紛）和田底權，後者田底權可任由漢佃獨立耕作經營或另行自由頂讓或典賣他人（形成有商業投資性質之「租業」，使得田園租業產權貨幣化，讓地權變成可資交換的商品。遲至CE 1770年代，大部分岸裡社業主地權即因上述租佃典賣而飽受侵蝕，乃至出現「番業變為民產，番社轉成民村」的現象），形成另一種私有地權。加上佃權價值上漲之幅度，遠遠超過業主土地所有權的增值（大租栗都以水田1甲8石為限，不若佃權可因田塊「水田化」或品質改良而市場價值大幅增加／臺灣人口日多而耕地有限，自然促使更多人願以較高代價向田主爭取耕作權利，從而造成小租戶佃權昂貴現象／但CE 1850-1870年間，田底價格卻急遽下跌，顯示商家地主不願投資田園經營事業，導致農村經濟衰敗。遠因為CE 1830-184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內地經濟受英、美等國傾銷棉布、鴉片，而發生銀員大量外流及銅幣貶值之現象，尤其長江中下游一帶，因銀貴錢賤問題導致農村經濟蕭條。其次，南京條約逼使中國開放通商口岸，大量洋米自暹羅、呂宋以及南洋各地傾銷廈門等內陸市場，嚴重影響臺米的外銷市場和價格。另外，田價下跌也跟臺人耗費大量銀員於吸食洋菸即鴉片，乃至發生白銀外流與銀貴錢賤之現象甚有關係），於是土地「業主」變成「租主」，只有收租權喪失實際管業權，因而業主與佃農或富佃農（不僅是就近實際管理、支配生產活動之經理階層，也常是農村貨幣資金的金融供應者）轉質為「典主」與「銀主」，致使土著與土地關係愈形疏離。到18世紀末期，（田面）大租權與（田底）小租權的社會經濟價值已呈現懸殊倒轉之格局／18世紀初期臺灣地主階層包括3大部分：「公司官田」（包括官莊和文武官員私有之田業，係由在臺文武官員利用公款或個人資金、勢力取得地權，再另行招請佃人開墾、抽租取利）、「墾戶」（由民間有力人士集股或自行斥資取得地權，設立墾號招佃開墾抽租）、「土著業主」（由土著自行招佃開墾，交換租粟）〕。「熟番」部落通常需要向官方「任土作貢」，獻出祖傳地域範圍和人口丁數，再由官方以頒授形式承認其地權（可豁免地賦，但仍保留人丁社餉），並以全社為一單元，由通事〔主要職務為監督土著與漢人之交易活動，負責土著部落和地方官員間之媒介與傳譯，兼作催收社餉。之後，為滿足漢佃簽訂租佃契約的需求，不識字之土著業主乃聘請漢人通事代擬租佃契約，並引介原鄉親朋農戶前來墾佃，充當「中介人」或「見證人」或「擔保人」或「代理人」，惟不少通事從中抽取巨額租粟，同時也運用承包社餉方式，引介漢人資本家投資興建水利系統，開發草埔鹿場，藉此擴張私人財富與社會地位，形成地方豪族。CE 1758年，清廷裁革漢人充當通事之任用辦法（清乾隆23年3月，閩浙總督楊應琚奏議），改由略通漢語之土著熟番領袖充任歸化部落的通事，惟此起彼落之民番衝突事件仍不斷。而土著通事具有治者也是被治者雙重身份，他既是部落領袖，亦是地方政府之中介人物，有義務聽命各級衙門指令，並提供番差勞役及協助防守。另一方面，他本人所代表的部落權威則嚴重遭受官僚勢力之侵蝕，由理番分府衙門及其胥吏、社差（或社記）和各莊鄉保所象徵的國家官僚力量，利用編查部落戶口田園以及查緝私墾等名目（需索、紅包、轎銀與節禮／陳秋坤根據岸裡社之文武衙門帳簿，估算從CE 1778-1780年／清乾隆43-45年，每年須平均花費500墨西哥銀做為衙門的規費禮銀，直接造成岸裡社財務負擔。也由於通事為應付這些負擔，乃經查要求社內業主另行抽派公費，致使部落內部派系紛爭，頻頻發生通事遭人控告瀆職之官司案件），逐步深入社人之聚落和其生活領域，影響部落本身的社會組織與威權體制。CE 1766年（清乾隆31年），在臺南及彰化2地設立臺灣南北2路理番分府（同知）。CE 1767年設立分府衙門，直到CE 1880年（清光緒6年）期間，共有84位官員專任或分署分府同知職位，其中以任期1年者佔大多數，而任滿3年者寥寥可數。而臺灣北路理番分府負責新港溪以北所有民番交涉事宜，這也代表國家勢力之官僚體制逐步深入部落內部裂。另外，（分府新官或通事上任）按戶口民數換發門牌戳之辦法，雖早在康熙50年代（1711-1720）即已形成舊例，但至理番分府專政時代卻益加嚴重，造成社眾經濟負擔極大。又理番分府具有圈定通事人選（理論上由族眾共同僉舉）的最後權力，乃致部落內部派系鬥爭，使得部落權力結構分裂。成履泰（CE 1778年／乾隆43年臺灣府淡水撫民同知、兼署臺灣府北路理番同知）即曾指出理番分府衙門實為「困番之由」〕負責監收，並代為折交轉納。而此種銀錢納餉方式，稍後乃成為部落傳統易貨交換經濟，轉化為漢人貨幣經濟體制的重要管道。又對於「生番」則採積極招撫和劃界圍堵雙重措施，即在「生熟番」界域之間構築土牛溝與豎立界碑，擇令歸化土著遣壯丁築隘駐守，乃至18世紀中葉臺灣官方之邊界地圖上出現一道所謂「土牛紅線」｝，由承包商至村社交易時，將部分利潤上繳官府做為社餉。此時「贌社」之性質也起了變化，在荷蘭人係標售承包權作為收益，滿清官員則改以徵收社餉，來宣示領有原住民村社。只是承包商透過買賣賺取差額、原住民以物資換取生活用品，這種原有的交易意涵並未改變。CE 1737年（清乾隆2年），乾隆帝認為原住民課稅負擔高於漢人，下令廢除社餉、改徵丁銀，稅額與漢人相同，一丁課徵2錢，「贌社」才宣告結束

 

CE 1686年：

於臺灣諸羅縣4個原住民村社設置最早之清塾

 

CE 1687年：（清聖祖康熙26年）

林謙光（福建長樂人）為第1任臺灣府儒學教授，著有《臺灣紀略》（如同陳第一般，他也將原住民投射到過去，但其用詞更為直白地表達對原住民之輕蔑，他所援引之古代景象與陳第之原始烏托邦大相逕庭。對林謙光而言，歷史意謂著進步，而原住民之落後正是其低劣的明確標誌。陳第之〈東番記〉為「原始性修辭」建立了一個範本，而林謙光之《臺灣紀略》，則在「匱乏性修辭」之發展中位居核心；就像《老子》和《莊子》成為原始性修辭引經據典的重邀資料，《禮記》和《易經》也確立匱乏性修辭之信實基礎。另外，郁永河在《裨海紀遊》則選擇性地運用2種修辭，來區分各種不同之原住民族群，他建構出「土番」和「野番」，惟皆否認其「同時代性」）。CE 1691年（康熙30年），陞任浙江桐鄉縣知縣

在明清之臺灣記述中，以歷史同時為進步與墮落之雙重視野，導致「匱乏性修辭」與「原始性修辭」之興起，為了各種目的而將原住民借喻為古人，既貶損又理想化原住民，既賦予殖民正當性，也批評殖民之種種虐行。看似對立之修辭，所表達的不僅是作者對於臺灣原住民既懼且慕之矛盾態度，也是對其自身文化愛憎交織之感受。貶損原住民乃根植於中國文化沙文主義，而將原住民理想化，則顯露出對於物質進步可能導致道德淪喪的焦慮。旅者於是將古代種種美德投射到臺灣原住民身上，以便對中國社會進行反身性之批判

正如清代文人運用「匱乏性修辭」與「原始性修辭」來區別生番和熟番，清代繪圖者也運用在視覺上等同於此兩種修辭之技巧，來達到相同目的

 

CE 1689年：（清聖祖康熙28年）

清俄雙方簽訂《尼布楚條約》，雅克薩城歸清廷，俄國獲得北京通商特權，並且劃定中俄邊界，整個外滿洲（外東北）歸中國所有。隨後幾十年間，清軍靠其出色之後勤補給體系，收服中亞與北亞遊牧民族之威脅，而稱霸東亞，直到18世紀上半葉（乾隆朝前期），清帝國成為全世界最大、最有權勢之國家，之後卻進入了「大和平時期」（CE 1760-1840年／18世紀中至19世紀初）

 

CE 1693年：（清聖祖康熙32年）

藍鼎元在《東征集•紀臺灣山後崇爻八社》有一段記載：「康熙32年，有陳文、林侃等商船，遭風飄至其處，住居經年，略知番語，始能悉其港道。於是大雞籠通事賴科、潘冬等前往招撫，遂皆嚮化，附阿里山輸餉（8社與阿里山社合輸餉銀155兩2錢3分2厘）。每歲贌社之人，用小舟裝載布、烟、鹽、糖、鍋釜、農具，往與貿易。番以鹿脯筋皮市之。皆以物交物，不用銀錢。一年止一往返云。」又郁永河在《裨海紀遊》所記，大雞籠通事賴科前往東部招撫原住民的行動：「客冬（1696 年）有趨利賴科者，欲通山東土番，與七人為侶，晝伏夜行，從野番中，越度萬山，竟達東面…又以小舟從極南沙馬磯海道送之歸。」簡宏逸老師認為馬賽人對大雞籠通事賴科仍有戒心，不願協助仲介。因為馬賽人若願意，應該會運用獨木舟在貿易季節將賴科一行人載往臺灣東部，賴科也就不需要用避人耳目的方法，選在非貿易季節前往。因此，在沒有馬賽人的合作下，賴科只好率領自己人暗中行動（亦即沒有侵犯馬賽人控制的噶瑪蘭、哆囉滿貿易路線，也避免與馬賽人競爭。再者，社船之成立離賴科招撫崇爻8社已有相當歲月。雖然史料對社船的成立時間沒有確實之紀錄，但仍可推算其成立約在CE 1710 年代末期。其主要證據，在於CE 1717 年的《諸羅縣志》中，並沒有任何關於社船之記載，但CE 1721年因朱一貴事變訪臺的藍鼎元便有提及社船，可見社船制度應該是在CE 1717-1721 年間成立），穿越中央山脈抵達花東縱谷，並成功招撫所謂「崇爻8社」。返程也沒有借助馬賽人之力，而是繞過臺灣南端的沙馬磯頭返回西部。在這之後，崇爻8社之生意也不是由臺灣北部的商人經營。這段貿易路線由安平出發後，經由臺灣南端沙馬磯頭，轉往臺灣東部貿易，一年只有一往返。漢人帶去的貿易貨品是布、烟、鹽、糖、鍋釜、農具，原住民用以交易的則是鹿脯、鹿筋、鹿皮。這些都是從17世紀有歷史文獻以來，外來殖民者所提供，用以交易之貨品。之後藍鼎元說：「東北山外，悉皆大海，又當從水道沿山，歷哆囉猴猴，始到蛤仔難（蛤仔難36社，與三朝山雞籠相近），水道21更；南路船無有過者，惟淡水社船由大雞籠三朝而至云。」這段話表示前往崇爻8社貿易的南路船沒有到哆囉滿、噶瑪蘭，只有淡水社船遶經東北角前往貿易

 

CE 1694年：（清聖祖康熙33年）

4月24日，臺北發生大地震，盆地部分地層下陷，海水入侵形成關渡大湖（又稱康熙大湖、康熙臺北湖／在CE 1723-1727年所繪「雍正臺灣輿圖」中，可見臺北盆地浸於水中，而繪於CE 1699-1704年的「康熙臺灣輿圖」、CE 1756-1759年「乾隆臺灣輿圖」，卻無此湖蹤影），3年後，福州知府幕僚郁永河北上採硫，在《裨海紀遊》中記載了該湖之情景：「由淡水港入，前望兩山夾門，水道甚隘，入門，水忽廣，漶為大湖，渺無涯矣。」（持懷疑態度之學者認為，郁永河所看到的臺北湖，是多雨成災、基隆河道堵塞導致河水無法宣洩導致／中研院地科研究所研究員趙丰在〈康熙、臺北、湖〉一文中，提出了另種解答：清康熙56年（CE 1717年）《諸羅縣誌》山川總圖裡的臺北盆地，是個西廣東狹之海灣，繞過灣口的關渡與外海相連，與《裨海紀遊》之描述完全一致。但隨後的 《雍正臺灣輿圖》也清楚描繪臺北當時完全是個海灣湖，惟很快的臺灣一向劇烈之侵蝕、沉積作用，不到50年就將斜陷數公尺的低地淤平了。清乾隆6年（CE 1741年）《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地圖和後來之各款地圖裡，湖已不復見，僅剩淡水河道了—反倒是與康熙臺北湖形成前的《康熙臺灣輿圖》一致／除了「康熙臺北湖」外，尚有距今約一萬年前的古臺北湖，中心位置位於三重、蘆洲及松山，而泥質沉積物主要分布在板橋、三重、松山和南港）

華南漳州漢族移民至枋寮（枋即閩南語的木板／質地硬之林木，適合砍伐做建材等）伐木制材，並搭建木板工寮定居而形成聚落

 

CE 1695年：

徐懷祖（江蘇松江人）到臺灣1年，並留下《臺灣隨筆》一文，屬於較早期之臺灣遊記文章

花蓮平原一帶之蕃社在賴科、潘冬等人招撫之下，始向清廷行納貢輸餉，正式附屬於諸羅縣阿里山社管轄，即所謂「新附生蕃9社」〔崇爻、芝武蘭、芝密、貓丹、荺椰椰、多難、水輦（之後遭疫沒盡）、薄薄、竹腳宣／《諸羅縣志》，周鍾瑄〕

 

CE 1696年：（清聖祖康熙35年／日元祿9年）

福建分巡臺灣廈門道高拱乾補纂新成《臺灣府志》（CE 1694年），於今年刊行，總共10卷（其卷首之「臺灣府總圖」，則把大部分地域刻劃成一片空白而無差別之空間，「空荒之境」之視覺再現，也被用來將原住民從地理景觀中抹除）

義大利天主教聖方濟休會柯羅尼（克羅內立／Vincenzo Maria Coronelli／1650-1718）神父細膩繪製《中國東部》（Parte Orientale della China）地圖，且詳細標出福爾摩沙島上之地名

《臺灣府志》中之「臺灣8景」包括：安平晚渡、沙鯤漁火、鹿耳春潮、雞籠積雪、東溟曉日、西嶼落霞、斐亭聽濤、澄臺觀海

 

CE 1697年：（清聖祖康熙36年／日元祿10年）

2月，郁永河（浙江杭州人／1645-）從廈門直航臺南，再前往淡水採硫磺（之後，10月從淡水河口直航福州，2次均在東北季風時節），並撰《裨海紀遊》〔又稱《採硫日記》／「臺灣海道，惟黑水溝最險。自北流南，不知原出何所。海水正碧，溝水獨黑如墨，勢又稍窳，故謂之溝。」／〈臺灣康熙輿圖〉中，自右方（南部）東港溪畔，直到左方（北部）干豆門／甘豆門（關渡／Kan-tow）／甘答門，沿著海岸有條紅線，即清兵巡防線。而紅線上方有一虛線，南起沙馬崎頭（Chama-li-teou、Soa bé kîa thâu、沙馬頭、沙馬磯頭、沙馬岐頭、沙馬崎頭門／「沙馬崎頭」出自清初泉州同安人陳倫炯之《海國見聞錄》，臺灣南端盡處，而清季江蘇太倉人吳曾英〈設險守國論〉則寫成「沙馬崎頭門」。又「尾」、「馬」、「磯」、「岐」、「崎」在漳、泉語言裡互用／杜臻，《閩粵巡視紀略》說「南路盡處」、「近海處曰沙尾岐頭」，似乎是指本島最西南端之今「貓鼻頭」。屠繼善，《恆春縣志》言「曰鵝鑾鼻（舊名沙馬崎，今建燈樓）」，似乎又是指最東南端的鵝鑾鼻，才是「沙尾岐頭」、「沙馬崎」），北迄八里分社（八里鄉挖子尾），即當時之「牛車路」，也是郁永河從府城搭牛車一路晃到淡水所走之道路（CE 1644年彭恩Boons測繪地圖），此路線未偏離日後清乾隆元年（CE 1736年）開始之臺灣總兵巡哨路／荷蘭時代地圖、文獻都留有此條當時南北縱貫線之紀錄，顯見至遲形成於荷治時期／另〈臺灣康熙輿圖〉中只有在「臺灣鎮」（今臺南市北區興南里，舊稱鄭子寮、三分子）上方右營盤、中營盤之間，可以見到馬匹／眩眩社（今新竹市北區士林、福林、武陵里一帶）上方山腳下有獵鹿圖像，而高屏溪與東港溪之間沿海仍有鹿群／圖中府城及各縣均無城牆、木柵等防禦措施〕，謂佳里興以北皆為平埔蕃人之部落，殆不見有漢人足跡。可見清初定臺灣時，人去業荒之情形（因鄭氏文武官員將卒及眷口皆內遷安插大陸，又同時有許多各省難民相率還鄉）。雖已設置郡縣，但均寄居府城遙領而已

 

CE 1699年：（清聖祖康熙38年／日元祿12年）

「冰冷之亂」為清臺灣水師左營（安平水師，負責臺南以北防汛事務）所平定（陳夢林，《諸羅縣志》／冰冷者，里族社土官（內北投社土官？），麻里即吼番之婚姻也）

平埔族抗清事件稱之「吞霄社事變」，領導者為土官卓介、卓霧、亞生，該事件起因於吞霄社漢人通事黃申之專制橫蠻。官軍與西拉雅亞族麻豆社北上平叛，當時岸裡社亦協助官軍（北路參將常泰、班兵及新港等社熟番）平亂有功，開啟岸裡社與清廷軍事合作關係

 

CE 1702年：（清聖祖康熙41年／日元祿15年）

臺灣知縣陳璸〈條陳臺灣縣事宜〉建議渡臺者須取得原籍地方官發給照票，此後無照者不得渡臺。朱一貴案（清康熙60年／CE 1712年）後，清雍正5年（CE 1727年 ）7月閩浙總督高其倬〈奏聞臺灣人民搬眷情節摺〉建議有條件開放，但遭廷議否決，自因臺灣係海洋重地，是以不令內地民人挈眷前往。雍正10年5月，經大學士鄂爾泰等議奏開禁，奉准臺民搬遷入臺。清乾隆4年（CE 1739年 ），總督郝玉麟以流寓育民眷均已搬取，請定於乾隆5年停止給照，不准搬遷。續於乾隆9年，巡視臺灣給事中六十七等再度聚奏奉准臺民搬眷，於乾隆11年4月19日奉旨依議。乾隆12年5月，閩督喀爾吉善請定限1年之後，不准給照（雍正13年，漢人44萬人大量湧入臺灣，而乾隆21年達66萬人）。自此停止10有餘年，吳士功因之於乾隆25年上疏〈題准臺民搬眷過臺疏〉（有言：「按臺灣府屬一廳四縣，歸隸版圖將及百年。居其地者，均系閩、粵2省濱海州縣之民；從前俱於春時往耕、西成回籍，隻身去來，習以為常」）建請再度開禁，而閩浙總督楊廷璋上奏〈請停臺灣搬眷之例，酌籌禁戢偷渡之條，以靖海疆事〉，則奏准開禁以1年為限。林爽文案（乾隆53年／CE 1788年）後，欽差協辦大學士福康安與福建巡撫徐嗣曾上奏〈清查臺灣積弊酌籌善後事宜疏〉，之後搬眷禁令似乎就此廢止。而後果必然是臺地男多於女及婚配困難的解緩，而該邏輯後果確實也反映於史料中（臺灣方志），包括消極不記載男多於女，以及積極記載家團聚。顯然原漢通婚雖然發生，但並非漢人男性普遍婚姻形式，而前述墾民來往兩岸、返鄉等記述，也解釋了不需原漢通婚的原因／清末與日治時期，平埔族已大體完成語言和生活習慣漢化，因此或可推測，多數原漢通婚可能發生在原住民漢化大體完成之後，亦即原住民與漢人通婚者，可能多數並非通婚後漢化，而是漢化後才不抗拒通婚／邵式柏（John Robert Shepherd）、Mellissa J. Brown與葉春榮等人一致發現，原漢通婚有高比例是漢人男性入贅平埔族。在農業社會，土地是生計來源。我們或可推論，過去部分通事之屬及貧困漢人不得不以入贅被歧視之平埔家庭，作為獲取土地與生計的手段／清乾隆9年《重修臺灣府志》記載：「乾隆2年，巡撫御史白起圖等奏准：嗣後漢民不得擅娶番婦，番婦亦不得牽手漢民。違者，即行離異。」道光14年（CE  1834年）元月23日大學士曹振鏞等上奏〈會議臺灣善後事宜疏〉言：「熟番向化已久，與漢人無異，民娶熟番之婦，仍聽其便」。而百年後之道光年間，漢人與熟番通婚已非禁忌，原漢通婚漸被官府容忍。同治13年（CE  1874年）12月5日沈葆楨〈臺灣後山請開舊禁摺〉仍然建議開放原漢通婚，即言：「又臺地民人不得與番民結親，違者離異離異、治罪，地方官參處；從前已娶者，毋許往來番社，違者治罪。以上三條，皆嚴禁臺民私入番界之舊例也。際此開山伊始、招墾方興，臣等揆度時勢，合無仰懇天恩，將一切舊禁盡與開豁，以廣招徠，俾無瞻顧。」但到光緒13年吏部重修《欽定重修六部處分則例》之〈戶口〉〈臺灣編查流寓〉條內仍規定：「臺灣漢民不得擅娶番婦，違者…」／原住民之族群意識、原漢衝突、漢人種族歧視、清代法律的禁止等，都在在妨礙原和通婚／300年來數目有限的原漢通婚，透過之後漢人間的通婚，以及原住民陸續漢化而融入漢人社會而通婚，使原住民血緣在當今臺灣漢人之間廣泛而稀薄的分布。而林媽利認定臺灣漢人遺傳自原住民母系基因比例是26％（或遺傳自原住民基因13％），與陳淑倬、段洪坤認定之21％其實很接近。爭論雙方最大差異，可能是政治認同。林媽利要強調臺灣人和大陸人流著不同血液，而陳淑倬、段洪坤則強調最重要差別在於中國南北漢人之間，而非臺灣漢人與閩粵漢人之間。這是科學事實之政治解讀問題，血緣和語言都不能決定國族認同，科學家也沒權利替讀者決定認同。認同是主觀決定，而且受現實利益因素影響可能多於血緣文化因素影響，科學家的科學發現與個人認同應該分別陳述（〈沒有唐山媽？拓墾時期臺灣原漢通婚之研究〉，《挑釁的提問：臺灣研究的歷史與社會探索》，黃樹仁，巨流圖書，2018，p.151-201）

 

CE 1704年：（清聖祖康熙43年／日元祿17年）

撒瑪納札（薩爾曼納查／George Psalmanaazaar／George Psalmanazar／名字取自《舊約聖經》亞述國王Salmanassar／自稱來自臺灣之日本籍基督徒／1679-1763）在倫敦出版騙世鉅作《福爾摩沙島歷史與地理的描述》（An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Formosa, an Island subject to the Emperor of Japan）小冊子，不久又在阿姆斯特丹刊行法文版，一年後於鹿特丹發行荷蘭文版。而CE 1711年之後，一般倫敦大眾已經完全不相信他所言關於福爾摩沙的奇譚。但至少，有像是CE 1726年《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之作者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就深深感受到撒瑪納札所營造出的幻想國度（天馬行空想像力）所能啟發的（奇幻）文學批判力〔《福爾摩沙變形記》，薛絢 譯，大塊文化，2005／《福爾摩沙變形記》（大塊20週年經典紀念版），2016〕

由於叛亂、械鬥時起，諸羅縣代理知縣宋永清「定縣治廣狹周圍六百八十丈，環以木柵，設東西南北四門，為草樓以司啟閉。」此乃臺灣最早之木柵城〔今年諸羅縣治才由佳里興（今臺南市佳里區）移到今嘉義市／CE 1699-1704年單巨幅卷軸彩繪絹本《康熙臺灣輿圖》（舊稱「黃淑璥臺灣番社圖」／伊能嘉矩「素稱臺灣古圖之白眉」／今基隆市稱「雞籠城」，旁有「雞籠社」）中府城與各縣尚無城牆、木柵等防禦措施，而諸羅縣治仍在佳里興，諸羅文廟則位於目加溜灣（Bakloan，今臺南市善化區）／清領初期皇帝唯恐城堡為亂民所據，而不准臺灣建城〕，之後經歷竹城、土城外環加種刺竹。CE 1788年，因林爽文叛亂事件乾隆諭旨改「諸羅城」為「嘉義城」（嘉許士民義氣）。CE 1793年，嘉義城改為磚城。CE 1906年3月17日，嘉義城除東門外，全城因梅山大地震盡毀（梅山舊名梅仔坑，日文漢字「小梅」）。CE 1911年，東門又遭暴風雨吹倒，歷史古城終於傾頹〔「縣曰諸羅，人稱縣治者皆曰：諸羅山；欲指一山以實之，無有也。附郭番社曰諸羅山社，然則諸羅山之名，相沿已久。設縣時，見諸山羅列，適與相稱，故仍其名耳。」、「諸羅自康熙23年卜縣治於諸羅山，城未築。43年，奉文歸治（縣治由府城移駐諸羅山社）。署縣宋永清、署參將徐進才、儒學丁必捷至山，定縣治廣狹周圍680丈，環以木柵，設東西南北4門，為草樓以司啟閉。年久傾壞；56年，知縣周鍾瑄重修。」《諸羅縣志》，1717〕

 

CE 1705年：

位於臺灣安平之臺灣府，已成為船舶修復中心，所需木材都取自鳳山縣山區（之後至清乾隆年間，枋寮已成為樟枋、厚力木等造船木料集散地及輸出口岸，其街口也有專司船舶修造的軍匠聚集）

 

CE 1706年：

帕拉封（Palafox y Mendoza）之《韃靼征服中國史》（Conquista de China por los Tártaros, 1670）法文版出版

 

CE 1709年：（清聖祖康熙48年／日寶永6年）

泉州籍之陳憲伯、陳逢春、賴永和、陳天章、戴天樞等人成立「陳賴章墾號」，向諸羅縣知縣請墾大佳臘（大加臘／大加蚋，今大臺北地區？應指今大同區、萬華區一帶），官方乃發出臺北地區第1張「大佳臘墾荒告示」墾照，稱臺北盆地為「大嘉臘保」，而大嘉臘之名第1次出現在地圖上則是在《雍正臺灣輿圖》中

 

CE 1710年：（清康熙49年）

清始設淡水防兵

遲至今年，以半線社為中心的農作區域，業已形成軍營、農莊和集市之重鎮（CE 1717年《諸羅縣志》明示「半線」有3個功能：軍事要塞、漢人移民定居地、市集）。而臨海邊的鹿港則為海商流民蝟集之處，並為大肚溪流域米糖集散和出口貿易中心

 

CE 1711年：

閩籍墾首黃茂純在枋寮庄水底寮〔明末永曆12年／CE 1658年，大武壠放索社之馬卡道族，因諾登（Hendrick Noorden）要求放索社讓出土地予力里社遷社，故被迫進入此地打獵與開墾，原本為森林中積水窪地，故稱之〕工館前，設立開墾事務所，招募鄉民，自力開墾

王世傑率眾開墾竹塹地區

佳里興分防千總移駐淡水（即淡水一汛）

 

CE 1712年：（清康熙51年）

大雞籠（Kimaurij）通事賴科｛CE 1695年前後，已在雞籠、宜蘭、花蓮〔CE 1722年，藍鼎元《東征集》〈紀臺灣山後崇爻8社〉：山後有崇爻8社（CE 1695年／康熙34年，大雞籠通事賴科等招撫歸附）其中荺椰椰、鬥難、竹腳宣、薄薄，為上4社。芝武蘭、機密、貓丹、丹郎，為下4社」／崇爻（Tsongau／Cungaw阿美語紋面之意）為阿美族對太魯閣族之稱呼，原意是猿猴。後演變為奇萊一帶之地名，而後再轉變為對整個花蓮的稱呼〕、臺東（極南沙馬磯海道）活動｝糾眾始建關渡［臺語發音Kan-tāu／日文假名「江頭」音「カンタウ」與之接近／CE 1628年，西班牙人將淡水河命名為卡西多、甘西豆（Casidor），關渡之名（臺語發音「乾豆／干豆／甘豆／甘答」）可能由此演變而來］媽祖廟［《諸羅縣志》，周鍾瑄，1717／原名「靈山廟」，日治時期重修後改名「關渡宮」，與唭哩岸慈生宮同為北部年代最久廟宇，建廟有300多年／CE 1740年（清乾隆5年）設立「關渡庄」／淡水線火車於關渡之站名，CE 1901年（明治34年）8月25日通車啟用時稱「江頭驛」，CE 1945年（日昭和20年）10月25日則改名「關渡驛」］

 

CE 1713年：

賴科與鄭珍等人合組「陳和議墾號」，向官方請墾海山Gaijsan莊〔清康熙中葉至乾隆中葉海山莊係指今新北市樹林（臺語音Tshiū-nâ）、三峽、鶯歌3區及新莊區之桕子林、西盛一帶。乾隆30年代（CE 1760年代），海山已由莊名升為堡名。至嘉慶、道光年間，海山堡共轄有17莊，係指樹林、三峽、鶯歌、大溪4個地區〕、內北投等地區

隨臺灣府知府馮協一來臺之江蘇人吳臣提到：「臺灣修造戰船，必取木於生番山中，見人多則不敢肆橫，反來相助運木求食。」

 

CE 1714年：（清康熙53年）

4月18日至5月20日，法天主教耶穌會馮秉正〔Joseph- 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iae de Mailla、約瑟夫•德莫瓦里亞克•德瑪亞／1669-1745／CE 1703年抵達中國，他獲清康熙帝授命製作清帝國全部領土的詳細地圖，主要以按照中國製圖傳統繪製之既有地圖為基礎，為其添加歐洲習用的經緯度座標。CE 1715年，他寫信給法國里昂耶穌會之柯羅尼亞（D. de Colonia）神父，對該官方任務有所記述，其信函內容收錄於每年出版1冊的《諭意深長且引人遐思的外方傳教會書信集》（Letter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一書中／曾繪製熱蘭遮城平面圖，並看見城門上這幾個字：Castel-Zelanda, 1634〕、雷孝恩（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德瑪諾（羅曼•興德勒、Romain Hinderer）神父3人來臺測繪地圖〔4月3日，在廈門登船，但風向不順，抵金門島料羅港。9日16時啟航。10日傍晚5-6時，看見澎湖群島，21時左右，因避風而停泊於西嶼。之後4天他們測量了這些貧瘠的36個島嶼。15日凌晨1時再啟航，中午左右開進福爾摩沙港，文武百官盛裝迎接。他們又用1整個月之時間勘查此島嶼屬於中國的部分，據以繪製地圖／16日？，抵臺灣府（今臺南）。雷孝恩與德瑪諾負責北部，馮秉正負責府城地區和整個南部及近海島嶼。5月20日，離開臺灣。11月，完成福建省全部地圖／使用閩南語音標寫地名／並進一步觀察當地原住民風俗習慣，寫成《堅信信函》（Cartas Edificantes）〕，同時亦測繪《澎湖群島圖》（4月10-15日），完成了精準的《皇輿全覽圖》第30圖〈福建全圖〉（實測經緯度值地點計600餘處，臺灣則有7處／對於臺灣島之幾何形狀，獲得科學性之測定）之臺灣（只有西部臺灣）、澎湖部分（第1幅採「北上南下」縱軸式繪法之臺灣地圖）。該地圖標出諸羅縣（Tchulo-hien）、臺灣府（Tayouan-fou）、鳳山縣（Fangan-hien）、淡水鎮（Tanxoui-tehin）、雞籠寨（Kilong-tehai）、鵝鑾鼻之沙馬磯／沙馬磯頭（Xiama Kiteou／今恆春西南岬「貓鼻頭」／清代文獻亦稱「龜鼻山」）、康熙年間之「番界」（Limites／沙馬磯頭到雞籠寨間的虛線），而此考察之行則收錄於《益世珍聞書信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中。這便是基督宗教最後在福爾摩沙島島上現蹤，而且也是在荷蘭人遭逐出臺灣後，清朝最後一次應用西洋科學化方法來測繪臺灣，然迄至清末，臺灣地圖繪製毫無進步

《新舊東印度誌》（Oud en Nieuw Oost-Indiën）是華倫坦／洪倫泰因／法蘭汀（François Valentijn／Francois Valentyn／曾兩度於東印度地區之班達島工作，並孰知當地語言）於CE 1714年起編纂至CE 1727年印刷的一部描述東亞過去與現狀的書籍，全名標題為《舊與新東印度，包括對荷蘭國權於以下各地一精確而完整的報告》（另一名稱是《荷蘭國權》，表達了華倫坦的濃烈愛國心），共分為5卷〔分5冊（臺灣大學藏本，臺灣部分收於第4冊）或8冊（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臺灣部分收於第6冊）兩種〕、8大本、5,144頁、162張版畫、79張地圖。第4卷收有《臺灣誌》（Beschryving van Tayouan, of Formosa）敘述臺灣地誌、住民、通商貿易經過及宗教狀態等（包括臺灣的地誌與原住民風俗習慣、荷蘭人在臺灣的經營史以及傳教史三部份）。而《臺灣誌》之英譯為甘為霖牧師收於其CE 1903年之《荷據下的福爾摩沙》第1部（介紹17世紀臺灣梗概），又有德國人郭士立（Charles Gützlaff／荷蘭傳道協會傳教師，傳說右手執聖經送人，左手賣鴉片，CE 1851年客死香港）之摘譯見於Chinese Repository第6卷第583-589頁，刊於CE 1838年。日文也有平山勳之翻譯，收於其《臺灣社會經濟史全集》第17冊

華倫坦Valentijn之《新舊東印度誌》中有一臺灣島之刊印地圖［北部與東部地名註記增加頗多，可知其表達時期為荷蘭佔有臺灣全島後期。而該圖北部有「de Hoek van Camatiao」之地名（應非標示地名，而只是在地圖上標示該處之地理形狀），因此認定「富貴角」一語起源於荷蘭人命名之「Hoek」（音hu:k／角、岬角之意），後來漢人取其譯音字，而改稱「富貴角」Hù-kùi-kak？／清代原住民語音譯為「打鞭」、「打賓（Ta-pien）」／19世紀歐美人士重繪東亞地圖，將Hoek誤抄成Fo-ki或Faki，並與日文漢字「富貴／富基」皆音Fūki相近，且因是岬角而加角字／富基角cabo Faki、Faki o Tapin、日語Fukikaku／與海牙國家總檔案館所藏之彩色臺灣島圖（圖題記：福爾摩沙島及漁翁島海圖）和Laurens van der Hem-Atlas之福爾摩沙島總圖（南部臺灣與澎湖註記較多，北部僅和平島註記為雞籠島，東部亦全無註記，推知原圖繪製年代是尚未驅逐北部西班牙時期）是同一類型〕，應是根據CE 17世紀荷蘭據臺末期時荷蘭人所測繪者為藍本，而所註地名頗多且分布全島，故可知荷蘭人對於臺灣全島有相當精確之踏查，惟仍現時嘉南平原及其沿岸較詳細，可表示其勢力即以這些地方為重心（〈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臺北文獻》第1期，曹永和，1962）。研究員冉福立Zandvliet卻認為此圖無價值，因為其繪製者毫無挑選地加進其他地圖之資料

 

CE 1715年：（清康熙54年）

8月，馮秉正神父將《皇輿全覽圖》之臺灣西部及澎湖地圖及報告寄給耶穌會上司，並第1次出現在CE 1726年德國籍耶穌會史塔克林（Joseph Stöcklein／1676-1733）神父所刊印之《耶穌會教士海外傳教書信集》

府城在地貿易商「3郊」集資重建今臺南市中西區神農街水仙宮。CE 1741年，在水仙宮增建「三益堂」（總辦事處），形成協力合作模式。至CE 1870年間，實際掌握臺南府城命脈，儼然為行政、統治中心

德川幕府加緊對外貿易之控制，以免大量日本銅外流，故幕府限制每年來日長崎港之中國戎克船數量為30艘，其中「臺灣船」有2艘配額。但這只是名目上如此，因為在CE 1712年（清康熙60年）朱一貴之亂前後，清廷開始嚴格執行所謂「對渡口岸」政策，指定臺南鹿耳門（安平港）對渡福建廈門。在CE 1862年之前，清廷又先後加開幾個對渡港口，有彰化鹿港（CE 1783年，清乾隆48年／CE 1836年左右因泥沙淤積，只能收泊載重1、2千石之中小型商船，但仍以鹿港市街為商品集散地／1石=120斤、1擔=100斤=60公斤）對渡新口鉗江（有泉州府通判駐守，便於稽查之故）及舊口廈門（白底艍、白底䑩、漢洋釣：「有魚則漢洋，無魚則海洋」，屬「漁船」系統／福州將軍永德奏請）、淡水｛八里坌，淤淺後改至對岸的滬尾／CE 1788年（清乾隆53年）開放〔康熙年間已有少量合法「社船」貿易。CE 1747年范咸《重修臺灣府志》云：「淡水舊設社船4隻，向例由淡水莊民僉舉殷實之人（淡水莊民可以理解為在北臺灣開墾的漢人，而殷實之人則可以理解成北臺灣作為漢人與原住民中介，並獲取重要社會與經濟地位的通事）詳明取結，赴內地漳、泉造船給照；在廈販賣布帛、煙茶、器具等貨來淡發賣，即在淡買糶米粟回棹，接濟彰、泉民食（從淡水莊民的存在和臺灣北部產米供漳泉消費來看，社船的成立必然是在臺灣北部之農業有相當程度發展後的事）。雍正元年（CE 1723年），增設社船6隻。乾隆8年（CE 1743年），定社船10隻外，不得再有增添。每年自9月至12月止，許其來淡1次；回棹，聽其帶米出口。其餘月分，止令赴鹿耳門貿易。（清乾隆）9年（CE 1744年），定臺道軍工所辦大料（淡水所產，用來建造軍艦所需之樟木和赤皮木），由社船（橫洋船）配運赴廈，再配商船來臺交廠（鹿耳門／隸屬於臺灣道的軍工戰船廠即軍工道廠於CE 1725 年設置於臺灣府城，負責建造臺灣水師營使用之戰船），自9月至12月止，不限次數，聽其往淡。」／CE 1741 年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有詳細描寫：「蛤仔爛社並附多羅滿社原徵餉銀三十兩，該社係淡水通事於四、五月間南風盛發率各社番買置貨物，舟載往社內貿易。」從荷蘭統治時代有文獻記載起，夏天就是雞籠、噶瑪蘭、哆囉滿這條路線的貿易季節。淡水社船於冬天前往中國貿易，帶回各種商品，並在夏天帶著這些商品前往臺灣東部貿易。而且這段紀錄也指出，社船上的人員不只是漢人，還有原住民涉入其中，顯示馬賽人對臺灣東北部貿易路線之壟斷，在CE 1720 年代終於被漢人滲透，開始與擁有更高效率交通工具的漢人合作，以漢人的篷船（中式帆船）航行於他們從史前時代就開始經營的貿易路線／「淡新檔案」提及CE 1860年（清咸豐10年）稍前，淡水地方「每年需額辦大樟料32船，由臺灣府撥舟彭船往淡水裝載。」直接由淡水經西部沿海運送木料至府城／軍工木料運送為遷就海運，由淡水經廈門抵鹿耳門如此麻煩，匠首在了卻官差與謀取生計之後，伐取更多樹木之動機已不強烈，伐木規模也就不可能太大／馬賽人與漢人通事之合作催生了興盛於17世紀中葉的社船制度。社船之成立雖然以輸出臺灣北部的稻米為主，但它從中國帶回之日常用品，特別是鐵器（鐵是原漢貿易的重要商品），以及和原住民合作經營的東北海岸貿易路線，都可說明漢人逐漸滲透進臺灣東北海岸之商業運作。社船於CE 1754 年停止運作（社船在這次停止之後，應該再也沒有恢復過去的規模。而臺灣北部對中國之航運，要到CE 1788 年林爽文事變後才再開，並規定八里坌對渡五虎門／CE 1810 年閩浙總督方維甸上奏獲准讓廈門、蚶江、五虎門船隻通行臺灣的鹿耳門、鹿港、八里坌3口），但貿易仍在官方網羅之外繼續進行，此一連續性關係到18世紀末漢人進佔噶瑪蘭開墾的歷史。但對於馬賽人的商業性格，陳宗仁（〈十七世紀前期北臺灣水域社會的商品及其交易型態〉，《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p.506-513）則認為這並不是該族群的本質，而是在與外來殖民者的互動中，於特定的歷史階段形塑出的特質。造成此特質的關鍵，在於漢人（唐人）所帶來的商品，使馬賽人能交易的商品多樣化，其社會內部亦受到外來商品的影響。與漢人的貿易也使馬賽人的交換型態從運用勞務和製品交換所需稻米，轉換到運用外來商品交換其他原住民族群的物產，故形塑了馬賽作為商業中介人的角色。再加以外來者所留下的文獻中，對馬賽人的頻繁描述，使這個原本邊緣的族群在歷史的機遇下成為了臺灣北部早期商業貿易和歷史論述的中心〕，但至CE 1790年（清乾隆55年）以後才招募2名「行保」，所以此時作為內港商埠之艋舺才能合法正常發展／清乾隆末、嘉慶年初（1796-1820），艋舺郊商中以「張德寶」號最著名，有「第1好，張德寶」之稱，其創始人為張秉鵬（泉州人），原擔任行主之「押載」，後被蔡牽劫奪而相識，獲贈一面黃旗而保障不致被搶乃致富。而道光初年（1821-1850）艋舺之商業活動仍相當興盛，又艋舺的商業在CE 1860年以前，雖有分類械鬥但干擾不大，且3郊中其「北郊」（貿易以大菁為主）較重要，因此鴉片戰爭（CE 1840年）後10-20年間，泉州、廈門一帶的紛擾，也沒對艋舺帆船貿易造成太大影響，這與鹿耳門或鹿港之情形頗為不同，而前二者在乾隆末年至鴉片戰爭前夕，是屬於衰退的趨勢中。惟八里坌或滬尾則因主要出口品和主要出口目的地與前二處不同，在1840、1850年代仍維持相當成程度的繁榮｝對渡福建福州五虎門、彰化海豐港〔Hái-hong Káng、荷語拼音Heyankan、Heyonkan，音近「海翁 hái-ang」、「海豐 há-hong」，2者互通／五條港，今麥寮一帶／CE 1826年（清道光6年）開放（閩浙總督孫爾準奏准），目的在紓解鹿港船運（原鹿港郊商出口米、糖只銷往福建、寧波，最遠至上海。清道光5年，因濟助河北天津荒災而開拓華北、東北貿易路線，所以糖船直透天津是很平常的），但郊商及船戶仍以鹿港街為其活動場所。之後又於海豐港淤塞後，允許鹿港南方120里遠之樹苓湖（下湖）作為海豐港的附港〕對渡鉗江及廈門、宜蘭頭城烏石港（CE 1826年成為正口，脫離依附雞籠和淡水之從屬地位，成為可以和中國直接貿易的港口）對渡泉州之小港—祥芝、獺窟、永寧、深滬（鹿港、海豐港、烏石港3港，只容許中國帆船出入）。同時，從CE 1725年（清雍正3年）開始，實施所謂「臺運」制度，即規定前來臺灣之商船運裝一定數量的「兵米」、「眷穀」回大陸，以供福建之兵丁與眷屬使用。惟之後允許在繳納罰金之前提下，從臺灣出發的商船可以直航中國大陸沿海各處口岸

 

CE 1716年：（清康熙55年）

今年，岸裡社正式受招歸撫清政府官方（臺廈兵備道梁文科向福建布政使沙木哈報告表示，岸裡社土目願意夥同掃捒、烏牛欄、阿里史和樸仔籬等社「一體內附」，且閩浙總督覺羅滿保（1715-1725）認為可行，乃上奏朝廷「題報生番歸化疏」。岸裡社等部落正式納入熟番之後，照例每年應納鹿皮50張，折銀12兩，作為社課番餉），頭目阿穆被授予岸裡社總土官（照慣例，大社熟番乃自舉粵籍漢人張達京擔任第1任通事，負責傳譯和輸納社餉）。而諸羅縣令周鍾瑄准張達京所請（在張氏教導下，以社番傾心歸化而口糧無資為由）賞給草埔（亦為彌補臺灣中北部薄弱之汛塘，並希圖藉由岸裡社人的力量，統轄中北部地區「言語難通、向化無由」之土著部落，並使土目阿穆在官方認可下，成為節制平埔族部落的半官方領袖），而將大甲溪南岸數萬甲荒地〔原應屬牛罵、沙轆等社所有，惟周鍾瑄鑒於岸裡社軍前效力有功，乃發布一份「曉諭」，通知沙轆、大肚等社通事，表明官方已將校栗埔、大姑婆等埔地鹿場賞給岸裡社，其範圍東至大山（豐原觀音山山麓），西至沙轆地界大山（大肚山），南至大姑婆，北至大溪，東南至阿里史（潭子），西南至捒加頭（西屯水堀頭）。這片草埔大致包括臺中盆地海拔100公尺以上臺地等區域。這與一般歸化熟番在歸順之時，須向官方「任土作貢」，獻出祖遺草地範圍及人丁口數，再由官方授予地權之方式，大異其趣。該賜土「曉諭」，固然跟岸裡社人之軍功有關，但跟漢通事張氏的「教化」，也甚有關係／但於CE 1724年（清雍正2年）被沙轆社土目加己等侵犯，繼而大姑婆、校栗埔等地鹿場，又遭大甲西社林武力等人侵燒。CE 1732年，岸裡社土目敦仔助軍平定大甲西社抗清事件，乃趁機向水師提督王郡稟告，請求協助取回被佔草地，也請求彰化知縣陳同善頒布諭示，藉此向四周部落宣布岸裡社合法佔管此塊埔地，禁止他人再行混爭〕撥交阿穆家族開墾，岸裡社此時幾乎可說是清廷在中部地區之代理人。但岸裡社社眾只是出租土地，交由漢人耕種收取租金，也不擅長與官府打交道，很快即典當所有土地，同時也喪失傳統生活能力。但與漢人或官府關係較好者，則能獲得實際利益，長此以往平埔社會開始分裂，內部矛盾叢生。矛盾表面化之後，乃迫使部分族人遷徙（CE 1804年／清嘉慶9年，潘賢文與1千多名族壯越過中央山脈，進入蘭陽平原溪北地區）

 

CE 1717年：（清康熙56年）

福建巡撫陳璸「淡水各社紀程」記載從淡水港口往各地之3條交通幹線，即一，淡水港水路=新店溪、大漢溪。二，北港水路=雞籠河線。三，跳石=東北海岸線

周鍾瑄《諸羅縣志》是最早記錄「猴猴」之文獻，提到：「蛤仔難、哆囉滿等社，遠在山後。崇爻社餉附阿里山，然地最遠。越蛤仔難以南，有猴猴社；云一、二日便至其地，多生番，漢人不敢入。」。另外，周鍾瑄《諸羅縣志》也是最早收錄「後山」（Transmontane Territory）地圖之志書，緊接著是CE 1720年之《鳳山縣志》，而CE 1730年陳倫炯之《海國聞見錄》文集也有一張臺灣東半部的地圖

包樂史（邵式柏）推斷至今年為止，臺灣漢人人口已超過12萬人

 

CE 1719年：

4月25日，丹尼爾•狄福（Daniel Defoe）出版《魯賓遜•克魯索漂流記》（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z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農曆2月，《皇輿全覽圖》（銅版圖／又稱「大內輿圖」、「康熙—耶穌會教士地圖」／CE 1708年由康熙帝下令編繪及全國性實地測繪）分成全圖、分省圖頒發，它是皇帝俯覽天下的一種權力展現，也是對於清帝國幅員遼闊的象徵性再現。CE 1728年，通俗版《皇輿全覽圖》地圖集（無繪製經緯線與精確細節）刊行於皇家百科全書《古今圖書集成》中

彰化地區大租戶施琅姪兒施世榜於CE 1709年創始、籌款興建之「八堡圳／八保圳」（原名「施厝圳」，亦稱「濁水圳」，圳頭位於今彰化縣二水鄉源泉村）完工，引濁水溪灌溉彰化二水東螺堡一帶，是臺灣最早修築之埤圳之一，與「瑠公圳」、「曹公圳」並稱臺灣清領時期3大水利工程設施

 

CE 1721年：（清康熙60年）

4月19日，臺灣爆發「鴨母王」朱一貴（自稱「中興王」，閩南民系領導者／鴨母寮，今高雄市內門區光興里）反清事件，因鳳山縣逮捕私入內山熬腦之人（1、200人突然被捕治罪）而引發。5月1日，杜君英（潮州民系領導者）從赤山［今高雄市鳥松區（舊名「鳥松腳」，臺語音Tsiáu-tshîng，鳥松即雀榕）］、鳳山（今高雄市左營區）一路所戰皆捷，最後率眾攻破臺灣府城（在此登基，國號「大明」，年號「永和」／今臺南市中西區），殺總兵歐陽凱。10日，「六堆」（中堆／竹田、前鋒堆／萬巒、後堆／內埔、前堆／麟洛與長治、左堆／佳冬與新埤、右堆／美濃與高樹。非行政區域，而是同一族系之精神結合體，《六堆客家鄉土誌》，鍾任壽 主編，1970）廣東客家鄉勇卻與閩南人相互殘殺械鬥，而閩浙總督愛新覺羅滿保則派南澳鎮總兵藍廷珍〔1664-1730／事平之後的CE 1724年（清雍正2年），藍廷珍以「藍張興」為墾號，在大肚溪以北原屬猫霧拺（Babusaga）社群領地的臺中盆地南緣設立「藍興庄」拓墾，並將從湄洲朝天閣奉迎之3媽神像供奉於大墩庄店（今三民路一帶）建廟，定名「藍興宮」，即現今之「臺中萬春宮」。而藍鼎元則安排其長子藍雲錦自故鄉福建漳州漳浦招募宗族鄉親，留在阿里港（今里港）開墾立基，成為漢人拓墾屏北平原之肇始，藍雲錦也被視為里港藍家的「來臺定居第一代開基祖」〕、堂弟藍鼎元（1680-1733／魏源〈康熙重定臺灣記〉云：「廷珍之征臺也，其弟鼎元在軍中，文移書檄，皆出其手。」），以及施琅第6子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率兵來臺平亂（7月中，登陸安平港／官方也派令岸裡社土目阿莫，率其子阿藍及屬下社眾鎮守大肚河岸，防止民變勢力渡河推向中、北部），其間朱一貴餘黨王忠、張寶宣等人，曾由浸水營古道往卑南覓躲藏，但又被迫循原道回到枋寮，而在鳳山被捕（總兵藍廷珍為搜尋傳聞逃竄至後山之餘黨，遂命將分南、北兩路搜索。南路集結於卑南覓，調遣崇爻72社壯丁搜尋；北路則自但淡水南下，經蛤仔難至卑南覓。此次搜尋，是為清廷第1次勘查後山，測繪之地圖「臺灣後山圖」也詳盡地包括了局部後山的山川道路、水路途徑，特別是相關番社、地理形勢、山脈河道、平原荒林、山窩坑谷的情景描述與名稱註記。唯朱一貴事件後，全面劃界封山，東西部交通又告中斷，後山再次陷入孤立狀態，需等到光緒年間「開山撫番」的進行，才與前山恢復一般網絡聯繫）

朱一貴一路敗退至大目降（今臺南新化），最後落腳溝仔尾（後溝尾／今臺南佳里or太保市後庄里）。7月底，被捕後轉送北京受審，凌遲處死時僅33歲

臺灣知府王珍任內因縱容兒子（代理鳳山知縣）橫徵暴斂，引爆朱一貴事件（官逼民反），後遭開棺戮屍（魏源，〈康熙重定臺灣記〉云：「考康熙60年夏4月，臺灣朱一貴之叛，激於知府王珍稅歛苛虐，濫捕結會及私伐山木之民二百餘，淫刑以逞。）

朱一貴事件後，諸羅城改建為土城，四周植栽竹圍

藍鼎元之《東征集》指出：「東北山外，悉皆大海，又當從水道沿山，歷哆囉猴猴，始到蛤仔難。」

《臺海使槎錄》：「水沙連社地處大湖之中，…惟南北兩澗（皆指濁水溪）沿岸勘往來，外通斗六門〔斗六（táu-lak）一帶入山之門〕。竹腳寮（社寮），乃各社總路隘口，通事築室以居焉。」又「康熙60年，阿里山、水沙連〔廣義水沙連地域又區分為「南港」與「北港」2區域，其中南港包括今南投濁水溪南北2岸之布農族，北港則涵蓋布農、泰雅族。狹義水沙連（即「中港」）主要族群，即今天日月潭人數極少之邵族〕各社乘亂殺通事以叛」，之後黃叔璥以巡臺御史身分來臺處理善後〔Talack Baijen社，一名Arisangh。Baijen在虎尾語（Favolangse taal）裡，意指「東方」。而今日雲林縣林內鄉林茂村有舊地名稱「斗六東」，清代為斗六東隘、斗六門隘，亦即清初進入水沙連的隘口，就在雲林之林內鄉是斗六東範圍內，荷蘭文獻上之Talack Baijen社／「北港」一帶及附近番人是在CE 1645年第2次地方會議，經由今南投草屯北投社（Thausa Mato，草屯／北投社社址位於北投街，約今南投縣草屯鎮北投里。就社域範圍而言，歸納該社相關土地契約空間坐落，可知包括今草屯鎮、南投市、中寮鄉之一部份如眉仔陀，其地大約是東至今土城平原與巫溪溪谷交界，西至八卦臺地東麓邊緣，南至猫羅溪與坪林溪交界，以及北至烏溪的範圍）番人引介下開始從濁水溪溪谷走出山區，到臺南赤崁地方參加一年一度的地方會議，當年有2社出席：Kakar Sakaley、Kakar Tachabou（Cachabou、Kachabouw，其音聲與今日南投埔里平埔族Pazehe之Kaxabu亞族幾乎完全相同。有一段時間和八卦山西麓的彰化社頭大武郡Tavocol社合為一社）。又從《熱蘭遮城日誌》中看到Tachabou、Sachalay（Sakaley）、Baroch（即漢語番社名或地名之猫羅Bãlô，位於彰化八卦山東側，今彰化芬園鄉一帶）3個社合稱Kakar。再由歷次地方會議名單，3社都排列在彰化市一帶之阿束（Asok）社及與南投縣北投（Tausamato）社之間，因此可推定3社位於沿八卦山東側而居的番社，也就是位於大肚溪中游猫羅溪南岸的番社群。翁佳音老師乃認為現在埔里Pazehe族的Kaxabu氏族，應該就是荷蘭文獻上之Tachabou社，後來部分族人循烏溪進入南投埔里／Tausa Talakey、Tausa Mato、Tausa Bata三社冠以Tausa，其中第1個Talakey社即漢人稱之的南投（Lamtau）社（《熱蘭遮城日誌》中被誤稱為「北Dosack」，這意味「南投」是漳泉系之閩南語地名），其次Mato則是漢人稱之的北投（Packtau、Packtou）社（被誤稱為「東Dosack」），第3個Bata社則被誤稱為Tosack社。由上述資料可認為此3社就是清代文獻上之「投拺ㄘㄜˋ（taô-sok）」社群，屬烏溪中下游北岸或東岸、臺中大里以南，以及南投草屯等番社。CE 1646年4月末《熱蘭遮城日誌》裡提及范布鍊Breen牧師於虎尾壠發信給臺灣城當局，信中指Serriens（Salen、Sazalen、Zalen、沙連，漢語音）各社與Tausa Mato番人共同控訴鄒族Tivora（豬母朥社）毫無緣由來犯／Serrin Talaoom、Serrin、Serrin Moemossa三社（原本答應參加今年第3屆臺南地方會議卻沒來，翌年亦未出席）其中Talaoom與布農族Take-banoað（巒番）之Tanapima氏族Tatalom社有關。Takikoas在日治時期的調查有Take-qowats，原住在濁水溪北岸之水裡坑與頂崁之間。Moemossa則比定清代初期文獻中的「南港」群「毛註社」，屬於布農族巒社群。這3社屬於濁水溪中下游之入山一帶，特別是南岸之布農族番社（「南港」群有巒番、郡番與丹番，濁水溪北岸之「北港」群則有卓番與卡番）。從南邊進入水沙連山區的主要交通之路為前述之濁水溪南、北岸（由濁水溪沿南岸竹山之竹腳寮可進入「南港」今信義鄉的布農族部落，另由溪北岸，大概經由集集、水裡一帶，也可進入水沙連之「中港」以及埔里盆地。其實進入埔里盆地，北邊由草屯、南屯市，南邊由集集，這條路線長期存在。而ㄧ般所言的道光初年中部平埔族遷入埔里，主要就是這2條傳統道路），至於北邊，則由大肚溪、烏溪坑谷進入今南投縣草屯、南投市一帶的「南投」、「北投」之後，就已開始接近水沙連境界〕

 

CE 1722年：（清康熙61年）

首設巡臺御史乙職（漢滿各1員，握有巡查臺灣官兵及提督學政關防之實）

《臺海使槎錄》為清巡臺御史黃淑璥（字玉圃，號篤齋，順天大興人，CE 1722年6月抵臺出任巡臺御史／1680-1758）所著，書始於本年6月。全書凡8卷分3部：〈赤嵌筆談〉、〈番俗六考〉及〈番俗雜記〉。其中「六考」分別為原住民之居處、飲食、衣飾、婚嫁、喪葬、器用等，是故該書為近現代考證平埔族歷史之根基。其中「南路鳳山瑯嶠十八社」中附載「或云：瑯嶠山後行一日至猫丹（今牡丹），又二日過丹哩溪（今牡丹溪）口至老佛，又一日至大鳥萬社（大鳥萬溪口之Tachiaovan社），又三日過加仔難社、朝猫籬社，至卑南覓社（詹素娟認為首任巡臺御史黃叔璥所寫之《臺海使槎錄》〈番俗六考〉，即是建立在以賦稅為行政單位，並透過代理人社商、通事了解原住民領域之認識體系的集大成之作。《臺海使槎錄》〈番俗六考〉繼承先前荷蘭之番社賦稅體系，進一步將新進調查成果放在這個框架中深化，成為日後方志的番社分類模型藍本，是日後清代對於原住民番社的認識典範。CE 1723-1727 年製作之《雍正臺灣輿圖》，亦繼承了《臺海使槎錄》的分類架構，並在實際地圖將各個聚落的地緣形勢標示出來）

清廷清廷勒石立界（全臺自南而北共54處立石），實施「封山禁界／劃界封山／番界封禁」政策，禁止漢人越界拓墾，原有位於番界以外開墾的地區悉數廢為「禁地荒埔」（依照當時「私出外境及嚴禁下海條例」中規定：「偷入臺灣番境及偷越生番地界者，杖一百；偷越深山，抽藤釣鹿伐木採椶（棕）者，杖一百、徙三年。」）

「土牛」、「土牛溝」或「土牛紅線」，是清代臺灣自南而北陸續劃定之人文界線（生番界／民番界／漢番界：將臺灣山區與海岸平原切割開來，確認中央山脈作為屏障之角色）。今年，閩浙總督滿保主遷民劃界（屣民、築牆、深挖濠塹），藍鼎元則力持不可（建議取得保證人則可自由入山樵採），最後代之為「唯立石禁入番地」來隔離生番漢民，至乾隆年間則演化為劃分漢民、熟番、生番之界限〔10餘年後從乾隆初年（CE 1736年），官方開始堆築土牛或挖掘土牛溝（CE 1761年／乾隆中葉全部完成）。CE 1790年（清康熙55年）重勘生番界，隔離線退至山麓（平地或丘陵地帶之邊緣），創造出一個介於舊「土牛紅線」與新界線（藍線）之間的新土地類別，而政府把這些土地分配給熟番（保留區，之後卻成漢番共墾區。漢人進入此區前仍應設法取得墾權），乃在生番及漢人間創造出一個緩衝區（惟墾民仍持續私自「越界」開墾，造成官府必須重新「定界」，而讓私墾土地就地「陞科」，即原無納稅之田地上陞為必需納稅的田地）使得熟番擁有新的身分地位。CE 1786-88年林爽文事件平定後，CE 1791年清廷於山麓設置「番屯」，而熟番作為緩衝之角色亦隨之建置化〕。起初在生番出沒處立石為界，後「以山溪為界，其無山溪處，亦一律挑溝堆土，以分界限」。界限之土堆，遠看外型如伏臥之牛，故稱「土牛」（上寬約213公分、下寬約355公分、高約284公分、長約710公分），其側之深溝，則稱為「土牛溝」（寬355公分、深213公分、長53.25公尺）。劃界之初曾使用紅筆在輿圖上畫線標示番界經過之地，其後雖亦使用其他顏色，但習慣仍稱紅線以指稱地圖上無形的番界，以土牛代表地形上有形之界限，二者合稱「土牛紅線」。此一「深六尺，闊一丈二尺」的有形障礙，固然限制不了漢移民的侵耕和越墾，但做為一條劃分漢、番權利與義務的界線，其無形之效力，對溝內溝外移墾社會的性質和發展，應有一定影響（族群與地權之間應是緊密相連的，而族群認同即根植於領土的所有權之中）。又土牛線在地圖繪出總共4條：第1條土牛紅線，CE 1750年（清乾隆15年）從屏東繪至（修築）臺中。第2條土牛藍線，CE 1760年（清乾隆25年）從雞籠繪至（修築）彰化。第3條土牛紫線，CE 1784年（清乾隆49年）從雞籠繪至（修築）屏東。第4條土牛綠線，CE 1790年（清乾隆55年）從雞籠繪至（修築）屏東

今年〔CE 1721年5月（清康熙60年4月），臺灣爆發朱一貴事件，鳳山縣署遭攻陷，平亂後〕在左營興建全臺第1座土城（面朝東南，論其形勢，「外以半屏山、打狗山為屏障，左倚龜山，右連蛇山」），周長810丈，高1丈3尺，東西南北設4城門｛東門（鳳儀門，現今唯一有水道依傍的城門）、西門（門額「奠海門」已不存，此門額流落在鎮福社附近，後成為水溝蓋板多年，之後送至打狗英國領事官邸收藏，CE 2004年5月移交高雄市歷史博物館收藏。其花崗石條散置海青工商籃球場北側，也被移作自助新村坡坎的墊石）、南門（啟文門，目前唯一留有城樓之城門，係CE 1961年重建，但形制與原來不同）、北門〔拱辰門，清道光5年7月15日（CE 1835年9月7日）建造，全臺唯一城門彩繪浮雕裝飾，黃石文認為是玄天上帝駕前護法之溫元帥瓊（手執玉環及狼牙棒）與康元帥廣席（手執斧和瓜鎚）〕／城分4門，入門十數步，各鑿1井，建1福德神祠。東門土地公廟名東瀛社，北門名鎮福社，拱辰井現位於路中央並加鐵蓋保護，興隆井（咾咕石砌成）則位於海光俱樂部內}，並以護城河環繞城外。CE 1786年（清乾隆51年）11月，林爽文起兵中部，南路莊大田率2千之眾響應，後來2度攻入興隆莊土城，鳳山縣署陷落。CE 1788年（清乾隆53年）元月，福康安平南路，鑒於興隆莊土城殘破不堪〔CE 1825年8月28日（清道光5年7月15日）興隆莊縣城石城開工，CE 1826年9月16日（清道光6年8月15日）竣工，是臺灣第1座石造城池，將龜山包入（稱「圍龜放蛇」，意即捨蛇山，圍龜山入城，玄天真武觀念深入影響左營之信仰及地理），而蛇山置於城外，惟縣治並沒馬上移回興隆莊。CE 1853年（清咸豐3年）太平軍攻佔福建泉漳，臺灣人也先後呼應。4月，發生林恭之亂攻入埤頭街縣城，知縣王廷幹遇害，但參將曾元福退守火藥庫得無恙，亂平而居民對埤頭街縣城信心大增，乃正式遷移文武衙署於新城，興隆莊淪為（左營）舊城，此後興隆莊舊城改設「舊城汛」，設分防千總1員，兵丁116名〕，而將縣城暫遷至下埤頭街（今鳳山區），是為鳳山新城

漳州把總朱文炳從鹿耳門外為風飄至宜蘭，而留下宜蘭怪譚紀錄。而船隻漂至臺灣後山之歷代史料，目前則欠缺系統與長時間的研究，致使臺灣史之圖像，宛如大清中國佔領臺灣後至19世紀後半開港之前，臺灣又處於僅和大陸對渡而近乎鎖島狀態（CE 1721年藍鼎元《東征集》：「…，鹿耳門渉遇惡風，…不能收入，或飄至打狗、郎嬌擊碎，或飄至山後蛤仔難擊碎。」）

 

CE 1723年：（清雍正元年／日享保8年）

清廷臺廈道改臺灣道〔CE 1721年（清康熙60年），原隸屬福建巡撫衙門之臺灣兵備道改為臺灣廈門道。CE 1727年（清雍正5年），臺灣廈門道改福建分巡臺灣廈門道，成為臺海地區最高行政長官，下轄臺灣鎮和臺灣府2個文武衙門〕，並北析諸羅縣（今年才用莿竹與木柵欄所圍成之類似城牆最為屏障），始設彰化縣［本為原住民聚落「半線社」／藍鼎元建議，今雲林虎尾（虎尾溪以北）至臺中大甲（大甲溪以南）間，意為「顯彰皇化」／福建巡撫王紹蘭「彰化縣碑記」：「實獲眾心，保城保民，彰聖天子丕冒海隅之化歟。」／康熙50年代（CE 1711-1720年）駐防諸羅縣汛塘目兵約有480名，而此時成立北路協鎮中營，統馭彰化、諸羅2縣與淡水廳3屬班兵，則共約940名。之後，CE 1788年（清乾隆53年）林爽文之亂平定，駐防汛塘兵丁也增為1,224名，其中駐紮猫霧捒汛守兵85名，葫蘆墩汛40名，這些汛塘兵力顯然不足且疏散／CE 1734年修築木柵形式之城牆，超過9千尺長，具4個各含1/3平方公里面積的柵門，而直到19世紀彰化才有石牆］、淡水廳（1府4縣1廳：臺灣府、臺灣縣、諸羅縣、彰化縣、鳳山縣／大甲溪以北至雞籠）。淡水廳首長為「臺灣府淡水捕盜同知」，最初只是協助彰化縣稽查大甲溪以北的捕盜及民、番糾紛，故官署設於彰化縣城內（與彰化知縣同城設治）。雍正9年（CE 1731年），獨立改設「臺灣淡水府民同知」，並加設竹塹巡檢署，從此淡水廳才具有縣級機關之財政、司法權。乾隆21年（CE 1756年），淡水廳官署正式移駐竹塹（今新竹市）

漳州人從八里坌移居崁仔頂（耶士基佛Esquivel神父曾到此？），沿石硬港（今南榮河）出海口處（在河邊集中蚵殼並燒成灰，製造建材用之石灰，故地名稱「蚵殼港」）鑿山丘建屋，（岸邊）築有石梯（坎仔、khám-á，即石階），故稱「崁」，而在嶺上之市街，稱為「崁仔頂」（必須將貨物搬到石階上之街道，所以稱之位於「坎仔」頂上的街道），現仍為基隆最大魚貨中心（崁仔頂漁市），今基隆市孝一路上、忠二路與忠三路間

藍鼎元之《平臺紀略》（平亂紀錄）主張藉由「闢地聚民」將臺灣改造成「樂郊」（富饒之天堂），對其而言臺灣之曠野所體現的並非荒蕪蕭條，而是生產力之潛力，他以開發者之眼光環視地景，把視野投向未來。但在藍鼎元眼中，認為原住民會阻礙臺灣做為中國文明之邊疆農業殖民地的發展，故其強烈反對劃界政策，因為移墾漢人之利益才是最重要的。郁永河及黃淑璥論稱族群衝突是漢人剝削原住民以及侵佔部落領土所致，但藍鼎元則駁斥，認為原住民才是邊疆動亂之根源，因為殺戮及獵首是他們的野性

 

CE 1724年：

4月，《諸羅縣志》刊行，被視為臺灣方志之最佳文獻（CE 1717年2月完稿，4月完成梓板，然而刊行時間受朱一貴事件影響延至今年。由諸羅縣知縣周鍾瑄負責主修，陳夢林、李欽文編纂。為臺灣第1本「縣志」。全書共有12卷，附卷第11卷）

10月16日，耶穌會馮秉正神父在寄往歐洲的信中寫道：「點燃全面迫害之火的最初火花，是去年7月在福建省福甯州福安縣出現的。」福建的「福安事件」，它很快就被上報到朝廷，由此拉開了雍正朝大規模地驅逐宣教士，嚴行禁教的序幕。雍正並諭令信奉天主教之中國人放棄信仰，否則處以極刑，且限西洋教士半年內離華，前往澳門

清廷眼見封山禁令成效有限，乃要求轄境之外的原住民向其歸附納餉，臺灣鎮總兵林亮、水師中營守備吳崑、舊歸化卑南覓社土官及通曉「番語」之人，奉命至後山召納「傀儡生番」歸順朝廷，結果有知本、社馬干、呂佳罔、八絲鬮ㄐㄧㄡ（北絲鬮，今卑南鄉初鹿村／臺語音Pak-si-khau，與日本漢字「初鹿」Hatsu-shi-ka發音接近）等65社歸順

清廷整修淡水之「安東尼歐堡」，並增建4個城門

霧裡薛圳（又名內湖陂）為臺北盆地內最早興建之水圳有紀錄者，因水源來自霧裡薛溪（今景美溪）而得名，本圳於今年由墾戶集資著手興建、用於灌溉大加蠟西側的水道，時間上比CE 1740年（乾隆25年）瑠公圳還要早。但工程到半途時資金短缺，便由10位周姓人士合股7股共出資2萬銀元，因此又得名周七股圳。並由陳元利號提供儲水之埤地，且與周和軒號一起監督埤岸和水門的工程，於乾隆初年完工，共灌溉589甲田地。霧裡薛圳原為周姓七股和提供土地的陳元利號共有，但之後陳家退出，權益便一直全由周姓持有。CE 1901年7月，臺灣總督府於頒布〈臺灣公共埤圳規則〉（詳細規範水圳之管理方式，希望藉由整建水利設施奠定臺灣農業現代化的基礎），霧裡薛圳也就因此與瑠公圳、大坪林圳一起被公告為與公共利益有關的「公共埤圳」，受官方監督

 

CE 1725年：（清雍正3年／日享保10年）

閩浙總督愛新覺羅滿保（1673-1725）以建造戰船所需原料之名義，奏請福建水師在臺灣「永久性地」設廠修建（軍工）戰船（長期而言，康熙年間臺灣並無專責之修船機構，也就沒有固定的供應修船材料之人員／「文官委臺灣道，武官委臺協副將會同監督修造。」，而臺灣軍工廠廠址設於臺灣府北門外，今臺南市立人國小背側，原僅建有小屋2進，規模卑陋）。CE 1777年（清乾隆42年），護理臺澎道臺灣府知府蔣元樞重修擴建臺灣軍工廠（建築有官廳、物料庫，還有一天后宮）。CE 1849年（清宣宗道光29年），道臺徐宗幹在臺南市保安宮西方「保安北街與康樂街交會一帶」另建新廠，舊廠遂稱「北廠」，而新廠則稱「南廠」。2廠在CE 1875年（清光緒元年）左右，在沈葆楨命令下停止運作。除南、北廠外，《重修鳳山縣志》提到CE 1725年另一位於枋寮街（今屏東縣枋寮鎮）的「軍廠」，為「購料造船軍匠屯聚之所」（其中「軍匠」是否指造船匠或軍工匠，不清楚？），而該廠可能是臺灣府城總廠的分廠（清同治初年，《臺灣府輿圖纂要》，〈記瑯嶠〉亦提及：「竊謂東港一隅地當僻處，瑯嶠亦隸邑。不設官目徵正供，但集匠首與耆老、通事相董率，其於民番釁隙卒不能止。」則東港、枋寮一帶有軍工匠首活動不成疑義）。《臺灣通史》也提及CE 1825年（清宣宗道光5年），清廷又在臺分設南、北（艋舺、恆春）軍工廠及「軍工料館」（艋舺軍工料館位於今臺北市環河南路2段、廣州街一帶。而之前CE 1821年噶瑪蘭軍工料館應未設置，其軍工料匠及匠首，理應歸艋舺新設的料館約束），並兼辦樟腦（樟栳、樟老）官營事務（授予軍工匠首樟腦、樟木、水藤之專賣特權，同時也使得禁止入山伐林的法令得以有效執行），以為工匠的資金補助，並嚴定僅官方（臺灣道）特許之「軍工匠首」制可伐取樟材以為（臺灣道臺轄下之軍工船廠）建造軍船的原料〔1725-1875／期間絕大部分修造戰船所需物料皆取之於福建內地，因此姚瑩《中復堂選集》云：「臺廠於省城福州及廈門皆設有料館，專派丁胥工役，長年採辦。」至於臺灣本地供給的材料，最重要的是樟木，其次為藤、麻（用為索具）和竹材（用作風帆）。竹材交易在蔡牽、朱濆之亂後有所管制。藤麻則一向由藤行專賣（水藤僅由匠首轉售），也是管制措施。而最重要的樟木，只允許承辦軍工木料之匠首負責伐取，但土地開墾者在「墾照」所劃定墾權範圍之內伐木並不禁止，而墾首和佃戶所取得之山林資源如欲出售，則不能與軍工匠首的專賣獨佔權部分相衝突。換言之，水藤、樟木或樟腦都必須交由軍工匠首（是山林資源之壟斷者：伐取樟木外，也藉由熬製樟腦、包庇私墾等方式牟利）收買轉賣。惟軍工料匠人卻成為日後越界私墾之主要管道，直接間接破壞官方設定的土牛界線政策／徐宗幹《斯未信齋文編》云：「各屬有料差、匠首承辦物料，由各稝船運廠，向來於差役中點派。有應交公費（匠首伐取樟木供應船廠不但無報酬，還要繳交公費相當於權利金／乾隆時期匠首辦料，官府仍給付匠首價銀，惟仍不足支付其成本），亦為廠中工需津貼。」其中料差與匠首之區別，張菼〈林泳春事變〉云：「負責松、杉、油、鐵之採購的是『料差』（負責供應進口修船物料之差役），負責樟木採伐的是『匠首』，都由差役中點派。」／《淡水廳志》云：「所有該匠，收受樟栳、青藤，即為斧鋸、運料之資。」／又「淡新檔案」提及停辦軍工廠時，淡水廳志（今新竹市）最後1任「料差」名為莊和〕。因其官酬低，必須再靠伐樟熬腦燒炭之獲利及「山工銀」（相當於業主付給原住民地主的租費）。亦可得官方特許進入山區，抽藤（亦屬軍工修造船隻材料，其買賣受到專賣制度之嚴格限制，而一般消費者則必須透過官方設立之「藤行」（藤戶）才能買到所需藤條，類似情形猶如福建漳州龍溪「麻行」的黃麻）、釣鹿、燒炭出售當作報酬｛其實軍工廠需求有限，所以匠首可以擁有相當多剩餘之樟木物料可圖利，但基於運輸困難，入山伐木之危險與漢番間的衝突，軍工伐木規模應不致太大。CE 1763年（清乾隆28年），鳳山教諭朱仕玠提到「土生仔」對軍工匠首的用處，他說：「內地無懶人，多竄入生番為女婿，所生兒名「土生仔」。長誘生番乘醉夜出，頗為民害。然道憲造海船，軍需木料，惟生番住處有之，必用土生仔導引始可得，是土生仔為百害中一利。」。CE 1768年（清乾隆33年）為興建鹿港理番同知衙門，就向阿里史軍工寮與舊社軍工寮各要了300塊枋料。CE 1769年（清乾隆34年）11月，臺灣道蔣允焄曾令彰化知縣轉飭岸裡社派差護衛軍工匠人趕製「大中標50塊樟料」，以便興修「平六」等13餿船隻，而實際上臺灣船廠負責修造之戰船不超過100艘，且分年輪修（清代臺灣水師計有澎湖協和臺灣協，共有戰船98艘。按規定，戰船3年一小修，6年一大修，其所需樟木、松木，概由南北2路之「軍工料館」負責供應。其中，採伐供應樟木者，由官方就差役點撥1名充當「匠首」，間亦委託地方有力人士充當者，如岸裡社通事張達京即曾受託就任匠首。張氏被革通事之後，阿里史軍工寮匠首由曾文琬承充，岸裡舊社匠首改由鄭翰書承頂／岸裡文書，G114，p.11-12，155-156）。又CE 1771年（清乾隆36年）岸裡番社曾被要求提供勞役，協助使用板輪牛車將一批樟枋由舊軍工寮運往大肚溪口的水裡港。CE 1875年，沈葆楨廢止禁止越入番界之禁令，軍工匠首專賣森林產品的特權也同時被取消（〈私入番境撤禁告示碑〉提到在撤禁以後：「…兵役及通事、匠首等人仍有藉端扣留勒索情事，官則撤參，兵役通事匠首即立提究辦，絕不估寬。」），惟保留原住民處理蓪草與水藤之採取、販售權利，而樟腦則亦經常由政府專賣。另外，在CE 1860年開放通商口岸與列強貿易之前，樟腦產量有限，而在CE 1860-1894年間，清廷每年出口量都在1萬擔（600噸）上下，到日據時期樟腦和樟腦油之年產量上升至3萬擔（1,800噸）的水準，對樟樹林破壞之影響才真正惡化／陳國棟在〈「軍工匠首」與清領時期臺灣的伐木問題（1863-1875）〉一文中考證出13個｛臺中盆地〔朴仔篱（樸仔籬、東勢角，臺中市東勢區）、阿里史（臺中市北屯區，可能最早大約在CE 1745年／清乾隆10年開採，到CE 1763年／清乾隆28年因當地木材採盡，匠首曾文琬稟請將匠寮移往水沙連大坪頂，以上依據碑文及立碑地資料，採得木材原由濁水溪放流至海口，再轉運府城應用，但曾文琬想借施厝圳／八堡圳放流，遭沿流通事、土目、埤長、甲長等人民反對，臺灣府知府蔣允焄乃立碑嚴禁。又現今臺中市尚保有軍工寮地名，但誤作「軍功寮」，適當大坑溪出山要隘，今臺中市北屯區軍功里）、舊社（臺中市后里區。CE 1764年／清乾隆29年因林木伐盡，張達京繼任匠首鄭成亮及其叔鄭成鳳稟請開發東勢角山場，但因範圍已超過番界，官憲只許在界內樸仔籬一帶伐木，到CE 1767年全部搬遷至樸仔籬。又CE 1772年／清乾隆37年以後，潮州大埔人劉啟東派人前來非法伐木闢地，在「近大甲溪東岸，築木匠製料材之寮舍，逐漸形成移民聚落，稱為『匠寮莊』，為東勢街的濫觴。」東勢角一帶在軍工伐林時被私墾嚴重。「岸裡文書」：CE 1769-71年／清乾隆34-36年匠首鄭成鳳在東勢角、老藔坑土牛界外一帶伐木，所帶正匠頂腰牌者雖不滿額，卻招聚鋸製私料者達5、600人，並招佃墾成田園百餘甲，且蓋有草藔20餘間。而劉啟東及「番割」劉中立、薛華梅等人伐木亦不合法，但至CE 1784年／清乾隆49年以後，清廷竟授予他們墾權，從而加速了東勢角一帶之開發）、南投（軍功寮，可制軍功寮溪谷地，今南投市軍功里、東山里）、大坪頂（今民間鄉濁水村）、林圯埔（南投縣竹山鎮連興宮〈嚴禁勒索竹排錢文諭示碑〉，為CE 1824年／清道光4年彰化知縣李振青所立。立碑原因是「沙連保民附山居住，生產竹木，縛結成排，由清、濁2溪載運出售。」但放流途中經過東羅觸口溪洲時，經常被張姓族人以影響當地莿仔埤圳、永蓬圳、蕭子埤圳之灌溉為由收取費用，因此彰化知縣裁決規定收費原則，而將所收款項分配予林圯ㄧˊ埔天后宮／連興宮與溪洲／今彰化縣溪州鄉元帥廟為香燈諸費。其中呈請處理人物有匠首鄭永旺，顯示竹山鎮水沙連一帶既盛產竹木，必牽扯到山林產品的事件，因此當地應會有軍工匠首之活動）〕、木柵〔軍功坑寮，臨景美溪／CE 1770年代之後，臺北第1家木材行所有者為艋舺大厝口（今華西街一帶）之黃氏家族（黃世恭、黃朝陽），其貨源來自砍伐文山堡一帶的森林〕、宜蘭〔頭圍、員山、大湖（姚瑩《東槎紀略》云：「蓋蘭地採料者，皆沿山架寮，自頭圍至員山、大湖凡7處，…。其頭人亦無大資本，即以隨時賣料為工資，採者與頭人均其利焉。」又有可能為數更多之人入山熬腦，而煎煮樟腦常是「略有身家」的人「出資鳩工牟利」。不過也歸軍工匠首節制）／姚瑩《東槎紀略》云：「噶瑪蘭新開，未設匠首，其本地游民無食，入山採伐木植，為居民建蓋房屋、農具器用，皆賴於此。」而蘭地供應艋舺軍工用料之事亦交由艋舺大匠首杜長春負責，定制「歷年4載，每載120件」，即每年供應樟木480件。惟噶瑪蘭開放一般人民上山樵採熬腦，其產品遂與杜長春競爭，於是杜長春在CE 1820年（清嘉慶25年）左右呈請在頭圍設立軍工料館，並以他為當地匠首，但激起噶瑪蘭眾料匠不滿，事後眾料匠同意設館，並免費伐取1年定額的480件樟料給匠首，且不包庇私熬樟腦之一般民人，又料匠伐取的其他木料則由匠首抽取1成售價為報酬，但杜長春仍不滿足，於是拖延不肯設館。CE 1821年（清道光元年）姚瑩署噶瑪蘭同知，建議免除杜長春職務，而其中一名林永春（林泳春）之料匠被任命為匠首，繼續籌設料館，不過他卻拒絕供應政府木料，且在CE 1823年領導料匠和私熬樟腦之人反叛。而政府敉平之後，立即「酌籌船廠採辦工程」，終結了噶瑪蘭自由伐木的年代〕｝位於中低海拔山區（最高處標高，即大坪頂附近之最高峰濁水山，不過409公尺。而一般總在3、400公尺以下，南投軍功寮標高只有90公尺）的軍工匠寮，其中瑯嶠之車城（古名柴城）即為最南端的軍工匠寮，並引用CE 1821年（清道光元年）姚瑩在〈與鹿春如論料匠事〉云：「源軍工大廠所用本地土料木件，向係南路之瑯嶠、北路之淡水2匠首承辦，而北路為最多。」〔收錄於氏著《東槎紀略》／書中另述臺灣南路之樟木出產相當有限，而本島所產樟木主要還是來自嘉義（CE 1787年以前稱諸羅）以北（範圍很廣，甚至包括噶瑪蘭）／程士毅〈北路理番分府的成立與岸裡社的衰微（1766-1786）〉：早期伐木先在諸羅縣大武郡社與鳳山縣阿猴林（今高雄縣大樹鄉）境內開採，後來移至糞箕湖（今奮起湖）一帶採木（厚力木）〕中的說法，南路之瑯嶠與北路之淡水為2大軍工木料的來源。陳國棟文中提及位於柴城福安宮、紀錄當地居民協助福康安於CE 1788年（清乾隆53年）逮捕莊大田之〈嘉勇公福頌德碑〉上的碑文（立碑人員名單中有軍工匠首），顯示瑯嶠地區是重要之軍工木料產地，有漢人以軍工匠的名義定居於柴城。聚居柴城之漢人以軍工匠的名義，於界外瑯嶠地區承辦許多軍工木料並經營連帶番產交易〔從17世紀大員商館贌稅制度下之漢人社商，到清代番界封禁後的通事（官方合法代理人）、軍工匠首制度（惟其與非法之中介者「番割」、「土生仔」又並非可截然劃分），均是國家試圖以特許商人的方式壟斷瑯嶠的對外交易／這150年間（1725-1875）官府僅有3次（CE 1788年林爽文事件、CE 1837年閩粵番水源之爭、CE 1867年羅發號事件）派員至瑯嶠處理糾紛〕，這些重要的經濟活動對於我們認識清代界外封禁時期之恆春半島瑯嶠地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背景。惟清代臺灣的瑯嶠地區在CE 1867年羅發號發生之前，除了柴城以軍工匠寮保持與官府的聯繫之外，大部分時間仍保持著「化外之地」的樣貌｝

清巡臺御史禪濟布奏請於府城建立木柵，分設4大門、3小門。數年後四周遍植刺竹，此為第一代臺灣府城

清雍正帝敕封武聖關公曾、祖、考3代公爵，2年後派官春秋致祭大關帝廟，成為祀典武廟

今年左右，大陸福州以北地區之貿易區域成立「北郊」，以蘇萬利商號為代表。7年後，福州以南地區之貿易區域成立「南郊」，以金永順商號為代表。再經8年，以李勝興商號為代表成立「糖郊」

依據《臺灣私法》（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調查報告）所載，3郊（同業公會組織）在臺灣成立，包括北郊、南郊與糖郊（港郊）

在允許原住民保留土地所有權及理番順利之前提下，於是開始「番產漢佃」政策，即招請漢佃投資開墾，而令漢人向原住民納租。其基本精神在於承認原住民業主之私有地權，以防止其他漢人再行侵墾佔耕，但在這樣的過程中，首當其衝的便是傳統部落地權的私有化現象。其次，則是原住民接受了漢人既有的「一田二主」的概念，原住民業主的地權分裂成收租權（即所謂的「番大租」）和佃作權。在分裂的地權結構下，原住民業主變成「租主」，只有收租權而無管產權（管業權），致使他們跟土地關係愈形疏離。所以移入該地區從事開荒之漢人，繳納「番大租」於當地地主（也就是頭目／「課館」，原住民為收取漢人繳交「番大租」而設置的課稅之館），才能直接從原住民承租土地，如此就不需要向清朝政府申請墾照，才能進入原住民領域拓殖〔依特權取得清朝政府撫墾局墾殖執照的「墾首」，又稱為「大租戶」（典主）。將廣大土地劃分為幾個大地區，分別出租給「小租戶」，又稱為「墾戶」（即承典者，有漢佃、銀主或其他土目通事等人）。小租戶再將承租土地再細分為小塊地，並轉租於更多數的農民，稱為「現耕佃人」。這就是清領時期特有之「三階層土地所有關係（一田二主）」。也就是在同一塊土地上，發生了「大租戶」、「小租戶／力墾者」、「現耕佃人／現耕佃農」的三階層關係。大租戶對小租戶徵收永久性一定租額，稱為「大租」，而小租戶對現耕佃人徵收永久性一定租額，則稱為「小租」。而「現耕佃人」是實際上從事於開荒和農業生產的人，卻受著大租、小租、田賦的3重經濟剝削。但隨著時間演變，實際掌握土地的小租戶逐漸侵蝕了大租戶土地擁有者的權利，他們繳交一定數量的大租，再向佃農收取數倍於此的小租，在獲利和實力上壓過了大租戶，大租權因此逐漸喪失了其土地所有權方面的意義，並淪為租佃關係中的寄生者／CE 1800年以前，典借年利率大抵3-4分之間。CE 1800年以後，典押利率則明顯下降至2分左右，這說明官方規定土著業主對外借銀年利不得超過2分之禁令（18世紀清廷曾規定民間借貸利率以月息3分為限），表面上收到一定效果，惟典借期限卻相應拉長7-10年不等，形成變相的長期典押貸款現象。在這長期租借情況下，對許多土著業主之田園租業，形同「有田無租」，而漢佃銀主則「賺典為贌」，向土著業主出借銀母，實則長期耕管，甚至買斷租業。例如社口莊業主后六毛干於CE 1827年3月／清道光7年2月，以出贌租業名義，將其名下水田（每年可收114石租栗）贌給漢人魏裕崇（地方寺廟保生大帝首事）管耕，而業主向漢人收取磧底銀100墨西哥銀，另再借470墨西哥銀。交換條件為銀主可管收13年半租栗，扣除業主每年自收24石作為伙食外，可回收1,215石。在此以租贌為名而實為典賣之借銀關係中，業主等於以年利2分利息向銀主典借銀元，而至於銀主則長期管收租業，估計可回收2.5倍的銀母利息。此種現象一直到CE 1860年代仍甚為普遍，可說是造成19世紀以後（岸裡社）業主地權外流的主要原因之一。CE 1867年8月／清同治6年7月，麻薯舊社土目兼屯外委潘維和曾向理番分府洪熙儔請求代為出示禁令，要求各莊經理、董事及漢佃不得佔踞番產，亦不許串謀將番業投稅，自為業主〕

由於大量移民往內山區域侵墾伐木（軍艦製作所需），邵族乃感到生存空間遭到威脅，遂以水沙連社首領骨宗為首，和兒子麻思弄、水里萬聯絡哈里南社壯丁向平地區域（臺中縣市、彰化縣）之漢人發動獵首行動。骨宗父子3人等從今年8-11月發動11起出草（「出草」行為乃原住民族集體或個人執行文化上嚴肅且神聖之「神審」行為）事件，總計62人被殺、耕牛被宰160隻，焚燒屋舍81間以上〔連續殺害越界私墾之漢佃與駐防汛兵，影響東勢（大甲溪上游、樸仔籬社附近）、藍興莊（猫霧捒社）、半線社、大武郡社（彰化縣社頭鄉）、柴里社（雲林縣斗六市）等地聚落治安〕，直到CE 1726年12月清廷從廈門調兵鎮壓（巡臺御史索琳協同臺灣兵備道吳昌祚率官兵征剿，也派人接洽岸裡社協同作戰。通事張達京帶領社丁助軍撫平水沙連社出草殺人事件，而授命升任岸裡社總通事），才終結這場番變，史稱「骨宗事件」

 

CE 1726年：（清雍正4年／日享保11年）

法國藝術家伯納德皮卡特（Bernard Picart）在今年繪製「澎湖天后宮媽祖廟」插畫，是臺灣媽祖第一次被介紹到歐洲，現藏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CE 1727年：（清雍正5年／日享保12年）

將「臺灣縣」之澎湖獨立出來，改設為「澎湖廳」（原只設巡檢）。因此，此一時期呈現「1府4縣2廳」：臺灣府；臺灣縣、鳳山縣、諸羅縣、彰化縣；淡水廳、澎湖廳

彰化貢生楊道弘請墾「興直埔」（興直莊之埔地，今新北市三重區、新莊區一帶）

彼得‧凡‧德爾van der Aa繪製出版之《福爾摩沙島》（L' Ile de Formasa），收錄於《由波斯到東印度見聞錄》（Voyages Celebres & Remarquables, Faits de Perse aux Indes Orientales）中

彼得‧凡‧德爾van der Aa繪刻出版《著名海盜一官與國姓爺所據之中國沿岸島嶼據點圖》（Iles aux environs de la Chine oú se tenoient autrefois les fameux pirates Yquen et Koxinga, suivant les mémoires d'un fidèle voyageur, présentement publiées par Pierre vander Aa），圖中主要描繪了17世紀時，鄭芝龍（Iquen╱錦衣華服帶權杖者）、鄭成功（Koxinga、Coxinia╱鄭芝龍後方年輕俠客）父子在福建東南沿海的勢力範圍，並特別著重在廈門及金門主要根據地（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距今大約 280 年前，由道卡斯族崩山8社中近大安溪、房裡溪下游濕地之雙寮社道卡斯族婦女蒲氏魯禮與日南社蚋希烏毛，以大安溪下游沼澤濕地的野生藺草（燈心草）編製草蓆（蕃仔蓆），做為平日鋪地用品，後期漢人爭相仿效才傳至閩南和客家聚落，精緻化後甚至成為清官員返鄉的伴手禮。而道卡斯族（信仰是祖靈祭旗，而由絲、夏兩氏族輪流背負，類似信仰者尚有賽夏族10年大祭時亦有祖靈祭旗sinaton）才是藺草編始祖（據信大甲為道卡斯之臺語音轉）

 

CE 1728年：

約翰‧凡‧克倫（Joan van Keulen）銅版蝕刻出版《中國沿海地區海圖：廣東福建與福爾摩沙島》〔Pas-karrt de Chineesche Kust, Langs de Provincien Quantung en Fokien, als ook het Eyland Formosa／別稱《卑南圖》（Pimaba Map），當時卑南為東部之泛稱〕，應是依據弗里斯Vries測繪之原圖轉繪，現行可見版本為CE 1753年克倫出版之《領航指南or海員指南》第6卷附圖。研究員冉福立認為本圖應是荷蘭統治臺灣後期最壯觀的代表性地圖，圖中標示之信息顯示荷蘭人已充分掌握全島狀況，又其中此圖標示了赤崁堡壘，故應繪製於CE 1653年之後。其中，在打狗灣北邊繪有一小河，旁邊寫著Taccoriang（愛河），為何如此記載、無從查考。貓鼻頭標示Zuyde eynde van Leques，意思是臺灣南端。鵝鑾鼻標示Suid hoek，意思是南角。對南灣則標示Schilpads bay（Schildpadsbaai），英文譯成Turtle bay，就是「龜灣」。表示早年恆春半島南端海岸一定有很多龜，讓人以龜來為南灣、鵝鑾鼻原住民聚落命名（龜仔甪、龜仔律、Kualut社）。又於竹塹地區，標示「有竹林之溪，漲潮時船可進入」。另外，此圖也是最後一張清晰畫出東部原住民部落情形之地圖，更以黑色圓點繪出一條橫越南部山區，通到東部知本，並向北方沿著東海岸直到卑南，且向北一直到花蓮市一帶，此條路線應是荷蘭人尋找傳說中「黃金河Danau」的路線

 

CE 1729年：（清雍正7年）

朝鮮人宋完、尹道成共30人，從濟州島航向朝鮮本土，但遭風雨經1個月漂流後至臺灣，上岸乃得知身處「大清國臺灣府彰化縣」之番社通事館，是目前文獻可考，第一批「造訪」臺灣之朝鮮人。他們從彰化縣南行直抵臺灣府（今臺南市），留下珍貴紀錄，例如尹道成注意到臺灣氣候溫暖，舉目皆甘蔗；宋完則盛讚「平原膏沃」，遍地良田，顯然對於臺灣印象不錯

開放卑南為貿易之港口（吳玲青，《界外之人： 瑯嶠地方的歷史與人群 》，麗文文化，2017）

 

CE 1730年：（清雍正8年）

大清浙江寧波水師提督陳倫炯出版私人著作《海國聞見錄》，他自小即隨父親遊歷各地，後又擔任「臺灣路參將」、「安平副將」、「臺灣總兵」（1726-1728）、「澎湖水師協鎮」、「臺灣水師協鎮」、「浙江寧波水師提督」等官職，對於中國沿海一帶與臺灣海岸形勢相當熟稔，後將生平所見與經歷撰著成該書。其中「雍正聞見錄臺灣後山圖」，主要是採錄自CE 1721年藍廷珍命人搜山所繪之圖稿「臺灣後山圖」。另外亦繪製包括臺灣在內的中國海防圖，而書中亦曾提到非洲之「烏鬼國」

陳倫炯撰、夏璇淵繪製之《雍正聞見錄臺灣後山圖》，圖上註明「猴猴社往來穿林而行」。 據該圖所示，該社仍位於倒洛滿（即哆囉滿）和蛤仔難之間（馬淵東一認為猴猴族原分布於立霧溪口以北山麓地帶，是18世紀中葉泰雅族大舉東遷至立霧溪、大濁水溪、大南澳溪流域以前的先住民，因受到泰雅族新移民之排擠而進入噶瑪蘭平原及海岸地帶）

楊道弘與武勝灣社之土官君孝、歐灣簽約，將土名「興直」之新莊平原，正式交給楊道弘開墾。乾隆初年，新莊田野盡闢，街道亦成形

CE 1730年代臺灣中部地區之水利系統，例如彰化八堡圳和臺中猫霧捒圳等均已完成基礎圳道工程，發展出樹枝狀水利灌溉網絡，大片草埔鹿場也化為阡陌綜橫之水田蔗園，形成臺灣農業發展史上第1次「農業革命」〔意指18世紀初葉，臺灣草埔林地經由灌溉改良，變成水田稻作之過程（基本上不是出於生產技術之革新，而是由於外來人口激增、大量刈草伐木，開闢田園而來。更深層因素則是清廷對臺土地政策與民間通行的墾佃制度。明鄭之後，清廷取消各種「王田」及「官田」，將田業轉由民間經營、按畝徵賦，確立私有土地所有權制度。同時鼓勵地方官員招攬民間有力人家充當墾戶，由其申請開墾執照，並負責招佃開墾，推廣開荒闢土活動。墾戶包墾認納制度既有助於地方政府掌握糧食來源和地稅之基礎，也肯定業主私有地權，對穩定早期農村聚落的秩序，甚有裨益）。而第2次農業革命則在日本殖民初期（1895-1901），由總督府強力主導，改造大小租地權結構以及地租稅賦，重新分配私有地權。其次，總督府也推行農業改良技術，致使稻作產量激增。這2次農業革命最大不同點，在於前者係由民間力量推動，進行農田水利的開發。後者則由殖民政府主導，推行農作技術和農民組織工作〕。每年由臺灣出口大量稻米、蔗糖、樟木與鹿皮，不但有效接濟福建、浙江沿海地區之糧食需求，有助於平抑區域間的米價波動，也為臺灣開拓日本市場等地外貿市場，換取可觀之白銀（墨西哥銀元／日本自南美洲進口大量墨西哥銀元，應付中國海商之需求），鋪下貨幣經濟基礎。至18世紀中葉，臺灣也從昔日荒蕞小島躍升為東南5省的重要屏障

 

CE 1731年：（清雍正9年）

始劃大甲以北至雞籠劃歸淡水廳，改治竹塹，專歸淡水同知管理，廳署在竹塹（新竹）城隍廟龍邊廂房。西部7社〔岸裡（神岡、巴則海族）、阿里史（潭子、巴則海族）、阿束（彰化、巴布薩族）、東螺（埤頭、巴布薩族）、北投（草屯、洪雅族）、大甲（大甲、道卡斯族）、吞霄（通霄、道卡斯族）〕為淡水廳管轄，故入蘭後稱之「淡水流番」（漢人入蘭之後才來稱流番，以區分漢人未入蘭之前就已居蛤仔難的噶瑪蘭人及哆囉美遠人之社番／有一群馬賽人在19世紀初遷徙至噶瑪蘭居住且成立馬賽社，史料上亦稱之為「淡水流番」。 這群馬賽人雖然在史料上和CE 1804 年隨著潘賢文率領之阿里史等社人歸類在一起，但因為潘賢文入蘭的路線並沒有經過臺灣北部，李信成認為馬賽人是在噶瑪蘭才和從臺灣中部來之族群匯合成一股勢力。其實對馬賽人來說，噶瑪蘭是一個熟悉的地方，他們從史前時代就已經在此貿易，或許也是因為這層歷史上之關係，所以才會選擇噶瑪蘭作為遷徙的新天地／CE 1754 年社船停止運作後，漢人通事與馬賽人應該同受影響，但相較於累積資本成為墾戶的漢人通事，馬賽人只能遷徙至原本就熟悉的噶瑪蘭，重新開發新天地，以適應後社船時代的艱困生活）

年末，濱海地區之道卡斯族大甲西社（今臺中大甲附近）不堪勞役過多，集結巴則海族樸仔籬、阿里史社（應大甲西社之邀攻擊猫霧捒社，亂平被陸續搜捕逃入內山的部落族眾，亂後則遭受官方制裁，委由岸裡社通事張達京派親信充任2社之副通事，藉以監督社務及催收課餉）等起而抗官，攻打當地汛塘駐軍營房，並燒毀臺灣府淡水撫民同知衙門，殺傷衙役兵丁，同知張弘章逃逸（造成彰化至竹塹之間數十里平原不見人跡之慘狀）。事發之初，時任臺灣鎮總兵呂瑞麟正北巡北臺灣，聞變後突圍入彰化縣治，並向臺灣府徵兵合攻，仍未平復〔當時負責征剿大甲西社之福建分巡臺灣道倪象愷，縱容手下殺害協助官軍運糧之南大肚社和沙轆社5名壯丁，且未詳加審問反將嫌犯無罪開釋，致使大肚等社大怒，夥同燒燬縣道衙門，並趁勢殺害汛塘營兵，激起為期8個月（今年5-12月）的抗爭〕

 

CE 1732年：（清雍正10年）

3月28日，吳福生與朱一貴舊部友人趁大甲西社抗清事件相約起事，乘夜放火焚燒鳳山城附近之岡山營。4月2日，焚燒萬丹巡檢衙門。5日，與官府軍隊於鳳山城外發生戰役。之後，臺灣鎮總兵官王郡帶兵支援，致使吳福生敗退逃亡。5月3日，吳福生被清軍拿下後遭殺害，史稱「吳福生事件」

8月，大肚社人又遭臺灣道〔福建分巡臺灣道，CE 1727-1885年清代臺灣212年間的最高官衙之一，前身為CE 1684-1727年之福建分巡臺灣廈門道（臺廈道）〕張嗣昌妄殺，乃與沙轆、牛罵頭、樸子籬（東勢）、吞霄（通宵）、岸裡（神岡）、阿束（彰化）、阿里史（潭子）等10餘社群起抗暴，圍攻彰化縣城。當時臺灣鎮總兵王郡親往督征，並先後從中國大陸徵調官兵來臺征討，至11月才告平息（大甲西社改名德化社，沙轆社改名遷善社、牛罵頭社改名感恩社。3社原有成熟及未墾草埔2、3萬頃，不是被官方沒收，即遭漢人爭先佔墾，其中有部分也流落岸裡社手中）。這是清領時期平埔族群武力反抗事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史稱「大甲西社抗清事件」，持續長達1年之久（之後經福建巡撫鄂彌達奏請，乃允許移民帶家眷至臺灣／CE 1684年，頒「渡臺禁令」3條）

出版家邱吉爾（John Churchill）刊行《航海與旅行大全》〔甘治士Candidius牧師之《福爾摩沙簡報》第一個英文版本，此時才被完整翻譯與收錄於本書。而《福爾摩沙簡報》荷蘭文重刊本，則於CE 1885年出版，收錄於賀勞特（Jacob Anne Trothe、J. A. Grothe、胡婁特）所編纂之《早期荷蘭傳教史料、早期荷蘭傳教史檔案、早期荷蘭海外宣教檔案、荷蘭宣教檔案彙編》（Archief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Oude Hollandsche Zending）中，CE 1884-1891年共出版6冊，其中第3（CE 1628-1643年）、4（CE 1643-1661年）冊即有關臺灣者〕。CE 1903年，甘為霖Campbell牧師之《荷據下的福爾摩沙／荷蘭人佔據下的臺灣／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荷蘭人統治下的臺灣》（Rev Wm. Campball：Formosa under the Dutch, 1903）所收錄之《原住民概述／臺灣略述》，係根據此《福爾摩沙簡報》荷蘭文重刊本而譯為英文。而《荷據下的福爾摩沙》所收錄之《福爾摩沙概述》裡萊特Wright的記載，則可能出於歐格比（John Ogliby）的譯本。又《荷據下的福爾摩沙》之第2部（荷蘭在臺傳教工作情況），其大部分係賀勞特之《早期荷蘭傳教史料》的英文譯本第3、4冊〕

日本江戶時代儒學學者林春勝（號鵞峰）、林信篤（號鳳岡）彙編《華夷變態》一書，意指「中國」變成「蠻夷」，是中日貿易的口述史料「唐船風說書」（日本人所寫於中國的所見所聞／日本江戶時代前期長崎奉行上報給德川幕府的中國形勢報告書／中國船長之口傳故事集，大部分絕非街談巷說）之一，其序文中說：「崇禎登天，弘光陷虜，唐魯才保南隅，韃虜橫行中原，是華變於夷之態也。」

岸裡社人接受官軍征招，前往剿撫沙、轆牛罵等社。亂平之後又在漢人通事張達京和土目敦仔指揮下，繼續搜捕逃往內山之2社族眾，持續到CE 1735年（清雍正13年）仍未中止，這造成中部沿山地帶土著部落的普遍恐慌，更使得西部沿海平埔族群驚慌四竄，逃亡內山。相對岸裡社不但擴大勢力範圍，而且獲賞接收受剿番社遺下的大片埔地鹿場〔但潘明慈表示，至CE 1785年（清乾隆50年）該大片草埔已10僅存1。此CE 1780年代岸裡社人地權已極為有限，且常受侵墾佔用〕，使其地權範圍由舊社擴展至臺中盆地東北部區域

 

CE 1733年：（清雍正11年）

巴則海（巴宰、Pazeh）族岸裡大社｛巴則海族有4大社群：岸裡社、樸仔籬社、阿里史社、烏牛欄社。其中岸裡社群又包括岸東、岸西、岸南、西勢尾、麻裡蘭、葫蘆墩、崎仔、翁仔及蔴薯舊社等9大部落、合稱岸裡9社｛17世紀末葉以前，岸裡社原聚落範圍位於大甲溪北岸與大安溪之間，以蔴薯舊社〔即岸裡舊社，又稱蔴薯社，今臺中市后里區舊社里。18世紀30年代，因受賜北臺中盆地廣大土地，為統轄和耕墾方便，部分蔴薯社人移居大甲溪南岸，乃形成以岸裡大社為中心的岸裡新社群。而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70年代，岸裡社群再次擴張，移住北臺中盆地以外各地，岸裡新社（各支社）乃以本社（岸東、岸南）為中心，環繞此新統治核心散在四方。之後，藉由官方力量的 支持、介入，也建立統轄樸仔籬、烏牛欄、阿里史、掃束等社之新領導系統（行政社群）〕為中心。之後與清廷建立長期軍事合作關係，並協助官軍剿平大甲（道卡斯族）、牛罵、沙轆（拍瀑拉／巴布拉族）等臨近部落。又一部分岸裡社人在土目阿莫（阿穆）率領下，跨過大甲溪南岸，逐漸在今神岡、社口和豐原等地建立9個聚落｝，且一度兼管樸仔籬，烏牛欄、阿里史等社。又因岸裡社占地最廣、勢力龐大，習慣上也會將巴則海族群簡稱為岸裡大社。至18世紀中葉左右，岸裡社人佔有臺中盆地東北部地區和大甲溪與大安溪之間臺地丘陵，可謂臺灣最大規模的平埔族業主之一／清代平埔族為了符合漢人價值觀，有時將其祖籍附會於中國大陸某地，巴宰族岸裡大社潘家也以鄭成功之「榮陽堂」為堂號／今臺中市神岡區岸裡里、大社里｝，CE 1716年歸化清廷，任命阿穆（阿莫）為第1任總土官（總頭目），廣東潮州府大埔縣之客家開墾大戶張達京〔番駙馬／1690-1773，赤山鄉下灣村人，CE 1711年渡海來臺（居鳳山）。CE 1716年（清康熙55年）初抵岸裡社時，族眾正遭瘟疫，張氏遂以祖傳祕方施藥、救人無數，土目阿莫感念、妻以族女，並擔任岸裡社通事42年（1716-1758）／CE 1725-1758年，出任岸裡5社總通事（亦兼任匠首），與其他5人組成「6館業戶」（張振萬／達京墾號、陳周文、秦登鑑／亦稱「來興」、廖朝孔、江又金、姚德心／向辰），共同出資開鑿長40餘里之葫蘆墩圳（灌溉面積達6萬甲，供水地區遍及豐原、潭子、大雅、神岡4鄉鎮，以及臺中市內東、南、西、北4區，甚至西屯、北屯等地。CE 1953年12月，改建分水門時，當局異常慎重），引進大甲溪水灌溉臺中地區。並透過「割地換水」方式，向巴宰（Paijek or Pazih）等中部平埔族（Pepohoans）取得大量土地，終於在CE 1758年（清乾隆23年）因侵佔「番產」（閩浙總督喀爾吉善查證屬實、上奏清廷）而被革除通事職，且逐回原籍（廣東大埔）、終老原鄉，但平埔族田地已被瓜分殆盡〕為第1任通事。CE 1721年（清康熙60年），阿莫子阿藍協助平定朱一貴事件，被任命為第2任總土官。CE 1731年（清雍正9年），阿藍子敦仔（潘阿敦）再協助平定道卡斯族大甲西社抗清事件（雍正特賜御衣一襲），被任命為第3任總土官〔CE 1770年（清乾隆35年），敦仔赴北京面聖，頒「率類知方」匾額，被授予「大由仁」稱號。CE 1758年，被賜姓「潘」，「潘」字有水、有米、有田，遂成岸裡社通姓／敦仔家族之私田在CE 1772年（清乾隆37年）尚未分產以前，主要有3大部分：1）以舊社為中心之埔園，立戶「潘大由仁」墾號（CE 1763年／清乾隆28年，請准開墾執照。9年為一期，兩房子嗣輪流收租管業。18世紀末葉，若干大型平埔族業主已轉質為一種間接經營的租佃業主，他們普遍設立「租館」，並在公口糧租內列出定額薪金，作為聘僱專業包攬收租人員即管事、趕租工之用，此時土著與漢佃之間已然化為單純地商業化關係。CE 1819年／清嘉慶24年，舊社埔園由王昌論堂兄潘進文將租業交由贌耕潘家200甲埔園之富佃農王昌論即王貞充當管事，負責監督佃人及包收包納，潘進文並收磧底銀600墨西哥銀，作為交納租栗之保證金。與此同時，潘德秀亦將每年可收租銀120墨西哥銀的私有租業12甲5分，一併交由王昌論代管代收。CE 1822年／清道光2年，潘進文以租業為典，又向王昌論借銀1,500墨西哥銀，雙方另立典約，由王昌論繼續管理田園7年，收租抵清銀母利息。CE 1829年／清道光9年，潘家以王家企圖將「贌業」當作「典業」，不肯歸還番業為由，具控官府。而王家也以潘家將「典業」誤為「贌業」，且借銀不還為由，反控潘家。前後經地方官11堂庭訊，仍未能和解，直到CE 1836年／清道光16年，才在理番分府陳盛韶調集2造審理之下，免強結案），約有150張犁份，合約田園租業。如按埔園每甲年收3石租粟的俗例，潘家應可年收園租穀2,250石左右（實收1,500銀元）。二為員寶莊內30餘甲田園，原由通事張達京代為包贌包納，每年可收租谷300石。三係北莊阿河壩（巴）地區田塊，也由張氏包墾包租，每年包納租粟600石，而此塊租業之後讓渡予墾戶楊志申家族（楊振文）。而以上水圳租粟除外。可知張達京利用包贌包納方式，承租潘家祖業大片草埔，再以「二地主」（埔主或田主）形式招請漢佃從事實際墾荒工作，坐收（小）租谷。從「乾隆37年舊社收租總簿」（岸裡文書，G124，No.965）仍然登載張氏包贌岸裡社800多石租業，可知即使張達京遭受斥革還鄉之後，其家族依然承繼此份包贌事業。亦即包贌包納之租佃制度，本身也可視為一種「永佃」權利，就像佃農承贌耕地享有「田底權」一般。張達京之包贌權利不但可以父死子繼，而且可以頂讓他人，形同家族的另一種產權／又敦仔也利用3種方式經營地權，一是（從18世紀初葉／早期開荒階段開始）由漢佃自行斥資開荒闢田，換取「永佃權」，形成所謂「開墾永佃」之關係。2）為漢佃提供「埔底銀」，直接向業主買下田底權。3）為（從CE 1780年／水田化後以降）業主提供佃人必要的農作生產配備，包括基本農具、禾埕、菜園以及可堪遮風避雨之茅屋等等。佃農則自出籽種、勞力，從事耕田勞動（雇傭之勞動工人）並按期交租。佃期屆滿（有限佃期），雙方視佃作慾望再行續訂佃約或另招別佃（為避免佃人「久佃成主」或流動頻繁，也可能雇用長工代耕）。這3種主要租佃形式或制度，經常視勞力的供給和土地品質改善之程度而有週期性的調整（是反映農村土地利用與勞力供需之指標。同樣之後，土地業主因缺錢乏用而跟漢佃銀主簽訂典賣契字，基本上也是利用租佃制度來調節資金和土地市場）。其次在納租方面，原則上開荒首3年，可享免租。3年之後，如地屬埔園，則以分成租（一般為19抽，即業主抽取全年生產物10％，作為租額）或折租（以銀錢、雜糧或經濟作物甚至牛羊等折算米榖石數）方式，繳納園租。而成熟埔園每甲租穀大致在3石左右。如果佃戶將地塊改良為水田，一般均以1甲納榖8石為準，屬於定租〕。CE 1725年（清雍正元年），總通事張達京以「割地換水」合約〔合約中張氏既是中介人，也是墾戶資本家。並以墾號「張振萬」名義，出資9,300兩興建，藉此換取臺中盆地西北阿河巴草埔（今臺中市神岡區、大雅區橫山里）之地權以及80％的水利權利，而土地業主割出草埔地權，換取20％之水圳權利以及每年200旦租谷，此合約日後也成為土著與漢民共同開墾荒地之典範〕策略「漢番和築」猫霧捒圳（俗稱「下埤」），主要引大甲溪水灌溉臺中盆地一帶（形成樹枝狀灌溉網絡，後經猫霧捒社地匯流大肚河道，而由鹿港附近出海）。CE 1732年（清雍正10年），張達京與敦仔有鑑於「下埤」水圳水源不足，乃組成「6館業戶」共同集資6,600兩，開築猫霧捒圳上埤（上、下埤圳日後改稱「葫蘆墩圳」）。依合約內容，岸裡、搜捒、烏牛欄、舊社等社土目同意割出東南勢埔地給予6館業戶，在樸仔籬口開築大埤公圳。公圳計分14份，每館（水利圳主）配水2份，留額2份作為岸裡社眾灌溉之用。此外，6館業戶同意每年各納社粟100石，共600石谷，作為補助口糧之用。CE 1725年與CE 1732年水圳合約，最大不同在前者是以合股經營方式，取得臺中盆地東南地區開墾權，而後者則是以獨資方式開築水圳，換取西北地區地權

 

CE 1734年：（清雍正12年）

農曆10月24日，清廷遴選22名原住民頭目赴廈門校場參觀「水陸協同作戰」演習，用意在讓原住民「懷德畏威」或「先（送）禮後（示）兵（威）」，之後至福州向清世宗胤禎拜祝57歲壽辰並領取督府之犒賞。農曆11月3日，返臺

巡道張嗣昌建議，南北各番社置師1人，給以館穀，以教番童，使各縣學訓導，按季考察。乃於鳳山8社設土番社學8所（《重修鳳山縣志》卷六〈學校志〉，王瑛曾）

全臺共設社學50處，《臺灣志略》云：「凡近邑之社，多講官話及泉漳鄉語，與漢相等。」

潮州饒平客屬劉和林、劉承纘父子已向武朥灣社原住民購地開墾，位置就在新莊平原北端五股一帶，成立「淡水加里珍等庄業主劉和林」大業戶。但之後劉和林似乎涉入「豎旗造反」事件在清乾隆18年（CE 1753年）遭正法，其子劉承纘則於清乾隆26年（CE 1761年）至石頭溪（今新北市樹林區柑園）開鑿萬安坡大圳繼續拓殖新莊平原，清乾隆28年鑿成，完成新莊平原之水田化。饒平劉姓客屬經濟實力大增，但也與泉州晉江張廣福家族兩大業主發生糾紛，最後清乾隆36年在官方諭令協力廠商業戶漳州漳浦林天錫（林作哲弟）等人介入調解下暫告平息，但「可能」因此也萌發了新莊、五股地區潮州劉姓客家族群之群體意識，出力捐建原鄉信仰三山國王的廟宇，作為凝聚之中心與我群象徵，如此新莊廣福宮可能就是在清乾隆30年前後籌建。又自清道光13年（CE 1833年）開始長達8年之閩粵分類械鬥，致使客民變賣產業移出臺北平原，因此造成新莊地區三山國王信仰僅靠少數留在臺北（新莊）之潮州客屬或潮汕河老人（潮屬9縣中說潮汕話的移民並未遷離，語言融入漳籍低調生活／日據後係由潮陽縣沙隴鎮黃氏家族及連氏家族主持廟務）維持，香火蕭條、近乎斷炊。清光緒8年（CE 1882年）三山國王廟遭民宅祝融波及而焚毀，直到清光緒14年方由外地新竹新埔的士紳陳朝綱發起潮屬9縣籍民重建，即今所能見之大致規模。日昭和11年（CE 1936年），由鄭福仁勸募，再次重修，遂成今貌

 

CE 1735年：（清雍正13年）

法國讓•巴蒂斯特•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神父出版《中華帝國全志》，全名為《中華帝國及其所屬韃靼地區的地理、歷史、編年紀、政治和博物》（Geographical, Historical, Chronological, Political, and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 Tartary／其中第1冊〈地理誌〉附有含臺灣在內之「福建省圖」，但僅顯示出臺灣月亮型之西半部（Ta-cong-lo-che、大崑洛、大昆麓塘、大軍麓，距東港巡司衛70里，官道終點。今屏東縣枋寮鄉大庄村），東部則像完全消失在海裡般、一片空白。而過去地圖上之空白交界處，往往是昔日之隘勇線。它可被視為過去臺灣島內的「帝國邊界」或「內戰前線」，同時它也是律法見解創造出來之抽象的線，或者是透過人類學視域強迫畫出來的邊界。且這個空無，不僅是地圖上之留白，更像是一種外加上去的粉刷—猶如用白漆塗抹在原住民土地上一般，覆蓋了原住民族已然生活在山裡千年、具有豐厚文化之事實），該書被譽為「法國漢學3大奠基作之一」，影響了歐洲18世紀中期逐漸白熱化之啟蒙運動

讓•巴蒂斯特•布吉尼翁德•唐維勒（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1697-1782）是18世紀法國著名的地圖學家和地理學家，曾被任命為法國皇家首席地理學家，而能接觸到法國宣教士或商人，從世界各地傳回之各種資料，其中他利用了清朝康熙年間法國耶穌會教士馮秉正神父等在中國的實測資料，繪製出精確度相當高的中國地圖。並最先發表在杜赫德神父《中華帝國全志》上，作為書中的插圖而廣為傳布於歐洲，後來則以地圖集之形式單獨出版名為《中國新圖集》（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CE 1736年：（清乾隆元年）

鳳山知縣方邦基特立「嚴禁傾佔番界審斷碑」，禁止漢人入佔尖山社土地，此碑現存高雄市左營舊城國小圍牆內

今年客家先民從荖濃溪南岸之武洛（今屏東縣里港鄉茄苳村武洛）進入美濃開墾，並和高樹下、東振西、大路關（Taraquang，今屬屏東縣高樹鄉）等聚落共同組成六堆中的右堆。而美濃北部聚落因農業興盛乃人丁興旺，迅速取代武洛成為右堆中心

 

CE 1737年：（清乾隆2年）

清廷下令禁止臺灣漢人男子與原住民婦女通婚（「福建臺灣民人，不得與番人結親，違者離異，民人照違制律杖一百」，之後以「逐水令」驅趕在臺無眷漢人，臉刺「逐水」逐令過水），此法條用意在維持族群現況及邊境之族群區隔，從而防止族群衝突，是基於政治權宜之理由而頒布，並非出自哲學或道德上的反對「種族融合」。又其關注核心並不在漢番通婚本身，而是漢人男子不當跨越族群分界，以及隨之而來的可能「變成番人」之威脅

清廷將慣例系統化之漂流民送還體系，以理藩院的宗藩關係為基礎，將漂流民之國籍加以分類，並各有不同負責接濟的地方官層級和送還路線（劉序楓，〈清代檔案與環東亞海域的海難事件研究：兼論海難民遣返網絡的形成〉，《故宮學術季刊》23卷3期，2006，p.91-126）

有鑒於熟番丁口稅賦過重，從今年開始，清廷規定社番亦照民丁稅例，每丁徵銀2錢，降低番餉負擔（臺灣府志，范咸 重修，賦役2，卷5，p.1690-92）

 

CE 1738年：（清乾隆3年）

艋舺［Bangkah or Mangkia／Báng-kah／莽葛（郁永河），今臺北市萬華（日文漢字「萬華」音Manka）區／馬賽族語，可能源自古南島語Bangka］之泉郊商人集資合建水仙宮，原奉祀於桂林路、西昌街口。CE 1908年，因市區改正而拆遷（陳惠玲），神像移祀萬華龍山寺後殿，今廟址僅剩碑

《臺灣志略》為在臺任官多年之尹士俍離臺前所編纂史書，共3卷，惟已散佚過半。然而CE 2003年左右廈門大學教授李祖基、許毓良找到乾隆3年之刊本，李祖基更予點閱校訂且於CE 2003年出版

今年之前，典贌番業，聽民管業。之後定例，私行典贌番業，一律即應歸還番管，並將私典番業「漢奸」逐水回籍

 

CE 1739年：（清乾隆4年）

瑠公圳為清朝乾隆年間闢建，當時由墾首（又稱墾戶）郭錫瑠（1705-1765）溯新店溪往上探勘至現今碧潭（新店7潭：灣潭、直潭、塗潭、青潭、美潭、員潭），發現水源可供利用，於CE 1739年創設「金順興」號，集眾在新店溪上游青潭（泰雅語Cingan Soki，「打鐵」之意）溪口附近開鑿水圳，打算引水10數公里至自己的墾地。工程最大困難為必須人力鑿穿岩壁做導水隧道，但因鄰近為泰雅族原住民活動範圍，在施工過程中常遭到攻擊，因此花費十數年仍無法完成

 

CE 1740年：（清乾隆5年）

雅加達近萬人遭荷蘭人屠殺，史稱「紅溪慘案」，有如「郭懷一事件」翻版，最終導致巴達維亞市區日益蕭條，從而結束VOC之統治

 

CE 1742年：

法國人安東尼‧佛蘭西斯科‧普列沃斯‧狄克士（Antoine François Prévost d'Exiles／1697-1763）迄CE 1759年共發行《航海通史》（Histoire Generale des Voyages）15冊，其中地圖可能出自貝林Bellin之手。其中，有幅臺灣地圖乃根據耶穌會教士資料繪製，在島嶼東海岸上註明「對這邊之海岸所知甚少」，而島上寫著「大員或福爾摩沙島」（TAI-OUAN ou ISLE FORMOSE）。另外，有篇專論描寫CE 1662年至1665年間，海軍艦隊司令波特Bort協助清廷對抗鄭成功收復福爾摩沙，其中一幅地圖清楚呈現波特替清廷奪回之廈門島及金門島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通稱《劉志》）刊行，由福建分巡臺灣道劉良壁主修（CE 1741年成稿），共20卷，第11卷（聖謨），全書總計近25萬字，其附圖顯示馬公紅毛城是城垣有缺口。並首將「猴猴社」列入蛤仔難36社，同屬「山後生番」。另附圖〈淡水廳圖〉則描繪出合歡山位於廳治（竹塹城）以東之山區

 

CE 1743年：（清乾隆8年／日寬保3年）

《澎湖志略》刊行，為第一本專寫澎湖一地之事的史書（清朝澎湖廳方志），創修者是澎湖通判周于仁，全書共有20篇，不分卷。其附圖（未依照實際島嶼分布位置繪製，主要以呈現官署、汛塘地點為目的，於該圖右下方可見南方4島，並以東吉、西吉、東半坪及西半坪稱呼）大概是中國最早標示馬公紅毛城（一座完整堡壘？）的古地圖之一

 

CE 1744年：（清乾隆9年）

六十七（字居魯，滿州鑲紅旗人）以給事中差任滿籍巡臺御史，並與漢籍巡臺御史范咸編訂《重修臺灣府志》（自CE 1685-1764年所載臺灣歷史之官方地方志）。在臺期間曾倩工繪製《臺海采風圖》、《番社采風圖》，另著《臺海采風圖考》、《番社采風圖考》等（皆臺灣先民之生活樣貌記實，將原住民區分為「生番chewhans／chihuan」與「熟番sekwhans／sekhuan」）。CE 1747年，福建巡撫周學健上奏朝廷，六十七以「積習相沿，因循滋弊」罪名被革職

 

CE 1745年：（清乾隆10年）

土城、三峽一帶之「隆恩陂」完成，在南靖厝導水灌溉隆恩埔、劉厝埔、麥仔園等水田，是三角湧地區最大且最早之陂圳

今年通事何輝澤招攬仲介（這筆生意可能就和社船於CE 1744 年後新增的任務有關，另外CE 1748 年何及展就因為界址爭控，而將承贌區域賣給早在CE 1739 年就已向奇母子社承贌的林冉，但最後何姓人士應該仍在這附近定居下來，並形成「何厝」這個小地名。而《臺灣堡圖》誤將此地名標為「護厝（ホーツー）」，此處依照古契字校正詳細地點約在臺北捷運六張犁站，古代六張犁庄的入口附近）漢人何及展砍伐大佳臘堡南勢內埔仔樹林〔地區約相當於今天國立臺灣大學校本部，而該地區西側是以「軍工寮」為界址，可見這片樹林出產軍工木材。又這片森林應該從內埔仔延伸到臺北市六張犁的山區，並在六張犁之分水嶺地區留下「軍功坑」（「軍功」為「軍工」常見的訛字）的地名〕。第二代何長（興？）是監生，CE 1763 年曾以「何長興」名義捐修淡水廳署。「何長興」同時也是經營淡水、三芝農田以及開墾噶瑪蘭平原之墾號。第3代何繪在CE 1801 年與吳沙之子吳光裔共赴臺灣道請墾噶瑪蘭（在頭城開成寺城隍廟供奉之「開蘭祿位」上，亦刻有墾號「何長興」的名號。這些點點滴滴之痕跡，在在顯示社船制度結束後，不僅淡水與東臺灣的海上交通並未斷絕，轉型為墾戶的通事也積極參與漢人對噶瑪蘭的開墾）。CE 1805 年的〈芝山合約碑記〉上也有何繪的名字，頭銜是「首事」。墾號何長興之控制權，到了第4代似乎改為次子何占梅代表，他活躍於CE 1820年代至CE 1830 年代初，在今天的淡水、三芝一帶留下數張契字（依據現存古契字，何長興到第5代何仰三，又名天喜，因為要返回中國掌管家業，故於CE 1858 年將臺灣的產業賣給淡水仕紳翁種玉掌管）

 

CE 1747年：（清乾隆12年）

墾號何長興承包下鷄柔山社所有之零碎田地，用來招墾，並約定每年交付100 石租穀作為丁餉（我們推測，墾號何長興用土地累積來儲存他在社船貿易中獲得的資本，並在社船貿易停止後，成功轉型為墾戶和地方仕紳，直到CE 1858 年何仰三返回中國掌管家業為止）。

 

CE 1748年：（清乾隆13年）

理查‧塞爾（Richard William Seale）繪製《南海或太平洋海圖》（Carte de la Mer du Sud ou Mer Pacifique），而收錄於《1740〜1744年世界之旅》（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MDCCXL,Ⅰ,Ⅱ,Ⅲ,Ⅳ）。每年春夏之際，由馬尼拉出發之西班牙大帆船（生絲、瓷器）乘著西南季風北上至日本東面外海，再沿著北太平洋北緯38度盛行之西風帶抵北美大陸，然後順著加利福尼亞半島南下，抵達墨西哥岸之Acapulco。到了冬天或隔年冬天，「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1565-1815）再由Acapulco載運美洲白銀，一路向西順著黑潮回到馬尼拉（CE 1630年代開始，美洲運來之白銀銳減，無法滿足馬尼拉總督要求，造成馬尼拉市場異常蕭條，連帶影響剛起步之雞籠貿易站。這也使得VOC開始轉虧為盈，同時荷蘭人開始傷腦筋要如何籌措白銀）

 

CE 1750年：（清乾隆15年）

增設、新設恆春縣及3廳（澎湖廳、埔里社廳、卑南廳）。因此，此一時期呈現「1府5縣4廳」：臺灣府；臺灣縣、鳳山縣、諸羅縣、彰化縣、恆春縣；淡水廳、澎湖廳、埔里社廳、卑南廳（此時之後，臺灣西部平原大部分落入中國大陸東南沿海漢人移民手中）

法國製圖師雅克•尼古拉斯•貝林（Jacques Nicolas Bellin／1703-1772）於阿姆斯特丹印製全名為《日本島嶼韓國半島與中國海岸》（Cartes des isles du Japon et la Presqu'isle de Coree avec les costes de la Chine）之地圖，圖幅尺寸21cm x 29 cm。內容包含18世紀臺灣（I. Formosa）、澎湖、琉球、日本、韓國與中國。主要以海洋為觀點，著重於沿岸港灣與航向的精確位置，日本地區有山脈圖示，臺灣本島花東地區以離島狀態呈現，並有北回歸線通過，而西岸部分則是參考法國耶穌會教士在CE 1714年到臺灣所實地測繪的臺灣西岸狀況

閩浙總督喀爾吉善（1746-1757）要求更定漢、番界地，番界之劃定更加清楚

 

CE 1753年：（清乾隆18年）

「永豐圳／永豐陂圳」由墾號「林成祖」〔墾首林秀俊與陳鴻琳、鄭維謙等合組，開發大加臘、八芝連林（士林）、滬尾（淡水）、八里坌ㄅㄣˋ、興直堡（新莊）等5個墾庄，接著開發擺接堡（板橋）與漳和、永和、永豐3庄。並在碧潭左岸之大坪腳邊建圳頭，取水開鑿「永豐圳」，灌溉漳和、永和、秀朗地區，CE 1753年永豐圳鑿成〕利用新店溪水源開鑿，始建於乾隆元年（CE 1736年），于今年全圳鑿成。於碧潭築堰取水，初期灌溉區域含括南勢角、枋寮莊190餘甲，貫穿尖山（今秀朗橋頭中和端）。然此時大坪林5庄（指七張、十二張、十四張、二十張及寶斗厝）把碧潭水源換與郭錫瑠，「林成祖」乃將水源移往上游。CE 1990年（民國79年），永豐圳全面廢止灌溉功能〔17世紀末葉，漢人沿淡水河進入臺北平原拓墾，最初傍河而居。及至18世紀上半葉，才在平原地區以埤塘蓄水灌溉田地。景美、大坪林也有漢人落戶成庄，尋找穩定豐沛之灌溉水源，成為要務。而屈尺群的祖先原本居住在賓斯博干Pinsbukan（今南投縣仁愛鄉發祥村），為因應人口擴增先遷移至大霸尖山，18世紀末又分批遷移至烏來，最初來到今福山之李茂岸一帶，而後沿南勢溪流域向北、東擴散。至19世紀初已活躍於今日新店屈尺、坪林乾溝一帶。另也有文獻顯示可能早在CE 1740年，泰雅族屈尺群就把新店平原地區納入遊獵範圍〕

郭錫瑠與大坪林5庄墾首蕭妙興等人締約合股組成「金合興」墾號施工，CE 1760年（乾隆25年）終於鑿通石硿圳路〔瑠公圳引水石硿（石硿頂圳路），由今新北市新店區開天宮（CE 1751年為防鑿圳期間頻遭泰雅族人劫殺而興建）下方可進入。約100公尺巨巖中之引水道，從青潭引新店溪水灌溉大坪林5庄，郭錫瑠則可使用大坪林土地，鑿開輸水圳路直通臺北盆地，並在獅山邊大潭建立陂地，而青潭陂地則交由蕭妙興等續接，至CE 1765年（乾隆30年）官府定界陞科，此乃大坪林圳（CE 1763年／乾隆28年完工）歷史。又大坪林為新店最早開發之處，源自日治《臺北縣下農家經濟調查書》收錄之〈乾隆38年大坪林五庄仝立公訂水路車路合約字〉。其中「水路」即指大坪林圳與支圳，而「車路」是指由臺北府城往南延伸之道路，越過景美溪後接上的「大車路」，再通往新店。而分莊大車路應不只一條，且自頭自尾每條2丈闊（路寬約7.1公尺，1丈＝355公分），以便牛車相遇通行／新店大坪林進入內山或蕃地的必經處是灣潭，也是前進內山的交通樞紐、運轉地，而其鎖鑰則為「渡」與「道」。灣潭聚落內有3塊古碑碣：CE 1835年（清道光15年）之「緣碑」（開路捐獻碑）、CE 1898年（清光緒24年）的「屈尺道碣ㄐㄧㄝˊ」、CE 1923年（日大正12年）之「皇太子殿下行啟紀念碑」，而且3者都與道路的修築有關。此外，更有4個古渡頭輻射狀航向內山（新店溪沿岸共9個渡口）：新店渡（新店街至灣潭下埔）、小粗坑渡（灣潭至小粗坑，CE 1976年年底青潭堰完工，因劃定水源保護區而停渡）、灣潭渡（灣潭至直潭土地公口，因渡口原有2棵百年大楓樹又稱「楓腳渡」，又因其位置在直潭渡之前又稱「下渡」，以貨運為主）、直潭渡（灣潭至直潭溪尾，因位於格仔嶺路下方又稱「格仔嶺渡」，也因渡船至直潭的溪尾也稱「溪尾渡」，並因位於灣潭渡之前又稱「上渡」，水流較平穩）／新店大坪林之對岸，即碧潭左岸的安坑地區，幾乎在同一時期於頂城、下城（外五張庄），也有大規模之拓墾行動〕，共歷時22年興建。完工後幹線通過新店，並築木梘ㄐㄧㄢˇ導水跨景美溪，經過今景美、公館、大安區、信義區、松山區等地，是大臺北地區重要水脈，歷經清代、日治、光復後百年歷史，但是隨著都市發展現今幾乎填平荒廢，現今北市僅遺留小段水道

克倫Keulen印刷繪製《澎湖島海圖》［De Eylanden van Pehou／摹自CE 1636年約翰松Jansz.繪製之澎湖海圖（臺灣長官普特曼Putmnas主持繪製，但原圖已佚失）］，其中2座中國城堡位置更佳清楚，但未標示風櫃尾紅毛城。且與VOC圖檔中，芬伯翁Vinckeboons在CE 1636年繪製之《福爾摩沙島及漁翁島海圖》中之澎湖群島如出一轍。其中東吉嶼被稱為Suydooster Eyland（東南島），西吉嶼稱為Verdriet Eyland（傷心島），東、西嶼坪稱之Steenklippen Eyland（石礁島）

 

CE 1755年：（清乾隆20年）

戰爭始於康熙27年（CE 1688年）準噶爾首領噶爾丹入侵喀爾喀蒙古，並乘勝進兵至內蒙古；至今年清軍進兵伊犁（今新疆伊犁州霍城縣），俘獲准噶爾首領達瓦齊，以「準噶爾汗國」滅亡而告終

 

CE 1756年：

清廷戶口報告中之「鳳山8社土番」改為「社番」，顯見在清廷的戶口上，漢化不深之臺灣人已由土番「升格」為社番，而當時奏摺所報戶口為「臺灣府屬實在土著流寓并社番共〇〇〇名口」（「土著」是鄭時已漢化而移交給清廷之平埔族後人，也是「番」，而「流寓」是漢人）共66萬人，其中「社番」至少60萬人（CE 1730年／雍正8年，南澳總兵許良彬奏摺）。而CE 1777年（清乾隆42年）「社番」再升為「民戶」（但CE 1885年11月，劉銘傳仍上奏「臺灣沿海8縣之地，番居其6，民居其4」），亦即承認原住民為國民（漢人），可享受國民待遇。而清廷為強化番政，CE 1766年於臺南及鹿港設理番同知，專責生番歸化、熟番漢化，並推廣社學進行洗腦。因此番人爭相入籍，番人入學可學習做漢人、免被歧視，而家長又可薄賦輕徭、何樂不為

 

CE 1757年：（清乾隆22年）

4月13日（農曆2月25日），福建巡撫鍾音因漢人佃戶一再侵耕番田，引起生熟番抗爭以及出草殺人事件，上奏朝廷禁止通事土目與地方經管差役勾串，私墾界外禁地。清廷並下令鐘音協同臺灣知府覺羅四明，勘丈岸裡社和東勢沿山一帶草地和私墾田園，並派弓手書役繪圖勘丈，結果包括敦仔及張達京之子張仕華在內之土著漢民富戶，均被控私墾界外草埔

清政府宣布關閉福建、浙江和江蘇三省海關，全部對外貿易僅由廣州進出，所有海關業務則由13行「公行」壟斷，因此廣東海商勢力崛起（亦商亦盜之武裝集團：鄭一夫婦、張保集團），而此種一口通商局面直到道光年間鴉片戰爭（道光20年／CE 1840年）前夕。在此背景下，移轉至臺灣的原有傳統閩南海上商業和武裝勢力，逐漸轉變為對大陸的內貿角色，所謂「一府二鹿三艋舺」就是在這種情勢下應運而生。之後，整個CE 18世紀情形都大致如此

由於荷蘭人始終只是把臺灣作為其海外殖民帝國的延伸，除殖民地式之甘蔗種植和對原住民的「教化」外，臺灣社會所獲得之歐洲先進科技與文化其實等於零。而在臺灣轉變為漢人主體社會後，統治者繼續排斥與西方世界接觸，並沒有像日本統治者那樣，雖然鎖國但仍繼續從長崎之荷蘭人學習。直到CE 19世紀即將結束之際，臺灣於甲午戰後從一個海權已沒落之國家的手中，移轉到另一個重新出發的海權國家手中

同樣的到今天，臺灣仍擺脫不了成為東西國際海權爭奪東亞主導權的格局下，任人擺佈之棋子的命運。400年前，臺灣因為靠近中國的地緣位置而受到世人注意，從此開始了東西海權圍繞著臺灣而展開互動，而臺灣的歸屬就在每一次的互動最後上升到戰爭的階段之後被決定了（被戰爭手段決定歸屬的歷史宿命）。歷史似乎一再向我們顯示，從CE 17世紀開始的東西海權之互動對抗中，塑造臺灣歸屬的歷史軌跡，到現在都還繼續延伸著

 

CE 1758年：（清乾隆23年）

清廷實施「賜姓政策」，諭令歸化平埔熟番應薙髮結辮，並賜與潘、蠻、陳、劉、戴、李、王、錢等姓氏，亦令改用漢名

客家籍監生吳琳入墾公館，CE 1817年（清嘉慶22年）拓墾石圍牆。吳昌和CE 1851年（清咸豐元年）入墾出磺坑地區

朝鮮人金延松等14人飄到臺灣後山（〈18-19世紀朝鮮人的意外之旅：以漂流到臺灣的見聞記錄爲中心〉，劉序楓）

 

CE 1759年：（清乾隆24年）

清朝攻佔東突厥斯坦，最終將天山北路的準部和天山南路的回部納入版圖，稱為「西域新疆」

CE 1756-1759年（清乾隆21-24年）間繪製之彩繪紙本「乾隆臺灣輿圖」單幅卷軸，是採「橫軸式」山水畫法繪製，筆工精美、內容詳實，無疑是一幅最傑出之清代臺灣地圖，另外也有為數龐大的旁註

 

CE 1760年：（清乾隆25年／日寶曆10年）

農曆8月，閩浙總督楊廷璋（1759-1764）奏准在臺灣近山沿邊建造28處隘，派撥720名熟番輪流防守（中部沿邊增設10處隘寮，派撥217名熟番把手）。雖然如此，大批漢民仍隨同軍工匠役深入界外伐木燒墾。也有漢佃夥同土目假藉番產漢佃名義，共同開發內山田園

CE 1760（清高宗乾隆25年／18世紀中葉）-1840年（清宣宗道光20年／第1次鴉片戰爭）是清朝在中期以前成就霸業後（打下中國歷史上前所未見之廣袤江山，清朝版圖倍增，諸多「邊疆」非漢民族納入其統治範圍，也將中國重新塑造成一多元族群之國度，直到19世紀中葉幾乎無外患侵擾，清朝創造出一個迥異於明朝之「中國」形象。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前朝獲取之領土，幾乎都聲稱擁有主權，因此西藏、新疆、臺灣及其他屬於邊疆之人民，仍繼續感受到清朝版圖擴張之衝擊。有趣的是，中國民族主義者試圖護衛之「領土完整」，所根據的基礎是入侵的滿族王朝所創造之「中國」領土意象，而非更古老的明代意象）相對承平狀態之「大和平時期」（Qing Pax／包括日本與朝鮮），其軍事領袖們幾乎沒必要進行軍事創新，也沒必要引進東亞以外地區之新方法和科技，致軍力大幅萎縮，但歐洲各國（從馬德里迄莫斯科）之戰火仍常爆發［包括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1740-1748）、七年戰爭（1754-1763）、法國大革命、拿破崙戰爭（1792-1815）］，這些戰爭則刺激了火藥與相關科技的持續改良［以科學實驗之發現為基礎，開發出火箭、卡倫砲、野戰砲、爆炸式砲彈、榴彈砲等武器／戰爭期間有一種「挑戰—回應的動力」（challenge-response dynamic）存在］，軍事大分流現象（Great Military Divergence）就此產生，而此時間點完全吻合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羅伯‧馬克思（Robert Marks）與王國斌等人所謂經濟大分流現象

今年《乾隆內府輿圖》完成，它是在康熙《皇輿全覽圖》的基礎上修訂補充而成之全國地圖，又稱《乾隆皇輿全圖》。該圖以緯差5度為一排，共分13排，故又名《乾隆十三排圖》

今年《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長666公分，高48公分／閩浙總督楊廷璋下令測繪，詳實記錄當時之歸化番社、熟番社，以及界址、界碑、禁地、隘、隘口、塘汛等防番及防漢人越墾的設施）完成，又稱為「臺灣民番界址圖」，彩繪紙本。圖右起沙碼磯頭，左止於雞籠山，繪出臺灣西半部，採用傳統「山水畫」法。本圖特色是自臺灣南方下苦溪口到北方獅球嶺繪有蜿蜒不斷之紅線或藍線，而紅、藍線為漢、番分界，紅線為舊定界、藍線為乾隆25年新定界（該圖卷首說明：「圖內民番界址，以紅線為舊定界，以藍線為新定界。臺、鳳、諸三屬用紅線，源其舊也。」／新設界地點由從前生番出沒之隘口，擴大為以溪溝、水圳及外山山根、堪以久遠劃界的深溝為定界）

大約從CE 1760年代之後，岸裡社附近之水圳工程業已完備，土著業主不再依賴漢佃提供開田成本，而改採3年為1期的租佃形式，藉此約束佃人耕作期限，免致久佃成主，同時也利用換佃機會，要求佃人增加租粟。另外，一般也會提供一套完整的農作周邊設備，譬如水利圳道、茅舍、禾埕、菜園，甚至基本農具、水牛等等，漢佃則自備籽種與生活資本。至於每一耕作單位之年租，永佃農戶一般交納定額大租（1甲水田恆以8擔稻穀為準）。短期佃作農民則按1年2作方式，分別在6月（早穀）與10月（冬穀）收割季節交納租粟，租額視水田品質優劣而異，一般約佔全年主要農作所得的半數。從而土著業主與漢佃之間形成一種農作僱傭關係，這與過去長期性的主佃關係，顯然不同

岸裡社舊社地區位於大甲溪北岸高阜之處，不易引導溪水灌溉，敦仔雖於今年招佃開墾，但未能闢成水田。CE 1763年（清乾隆28年），又投資興築水圳，引進大安溪水，但因工程浩大缺乏足夠銀兩，只得半途而廢。敦仔去世後（1742-1771），埔園無水灌溉，有種無穫，佃農既無力交租，岸社業主亦因無租可收，轉致業佃離散。CE 1776年（清乾隆41年），潘家後人與資本家薛文珩商訂合建水圳工程，仍因耗費過大而未能完成。CE 1796年（清嘉慶元年），潘家請求地方官招募竹塹地區新興大墾戶（竹塹區屯田「佃首」）姜勝智投資1萬多墨西哥銀重建水利工程，但同樣因工程浩大，後繼乏銀而廢止。不得已又於CE 1832年（清道光12年），議請姜勝智姪孫（「金廣福」墾號）姜秀鑾繼續出銀1萬2千墨西哥銀投資大安溪水圳（CE 1832年10-11月／清道光12年農曆閏9月簽訂水圳築陂合約），最後總算完成。總計自CE 1760年到CE 1832年，敦仔家族和其他資本家花費70多年，投資近乎10萬墨西哥銀，才將舊社埔地逐漸改善為水田

 

CE 1762年：（清乾隆27年）

余文儀主修之《續修臺灣府志》（CE 1774年，余文儀在福建巡撫任上刊行，總計26卷，之後即無人再修。直到CE 1892年，邵友濂才修《臺灣通志》，惟後日軍侵臺遂告中止）除列出蛤仔難36社社名外，並估計各社距竹塹城里數，其中猴猴社距城400餘里，惟當時亦是模糊地認識。另於〈淡水廳山川〉一章中，標示了諸山和淡水廳廳治之里程距離：「合歡山在廳治東南60里，生番所居」

 

CE 1763年：

清廷於枋寮設「汛」，以杜絕走私及盜匪。「枋寮汛口」是出入瑯嶠地方的門戶，也可「防番」重鎮

 

CE 1764年：（清乾隆29年）

中莊（今桃園市大溪區中新里）成為大溪最早拓墾之地區，位於大溪河階地最北端，當時大溪街仍是蠻荒之地。清同治、光緒年間，它是艋舺與大姑崁〔大嵙崁／清乾隆53年（CE 1788年）有漳籍墾戶等前往開墾。嘉慶19年（CE 1814年）因新莊械鬥，林平侯（林國華、林國芳之父）遷居至此（CE 1818年），轉向「內山」開墾，入股陳集成墾號，但不易獲利。CE 1843年（道光23年），於大嵙崁之上街與下街間興建佔 地約4公頃的石城，名通議第，一般稱之林本源城或大嵙崁城（CE 1919年／大正8年，捐出做為公學校用地。CE 1923年拆除，昔日通議第遺址在今大溪國小與綜合運動場的這塊區域）。CE 1854年（咸豐3年），林家遷往板橋。咸豐7年（CE 1854年），林本源商號在大嵙崁地區取得山林埔地共6段之開墾權，另外在咸菜甕方面，亦加入「金泰安」墾號，並在大嵙崁、桃仔園設有收藏租穀之「租館」。光緒12年（CE 1886年5月）設撫墾總局（總局設在大嵙崁，下有雙溪、三角湧、鹹菜硼、五指山、南庄5個分局）、腦務總局（CE 1886年10月／官營／分設於大嵙崁與彰化，腦務局則設在恆春與宜蘭。而大嵙崁腦務總局，下有雙溪（口）、三角湧（設立於八張周厝，今三峽區八張里）、南庄3個分局。彰化腦務總局，下有大湖、卓蘭、集集、埔里社4個分局。分局又稱局館，俗稱抽分館）於此。至光緒14年（CE 1888年）墾新舊荒埔地達7萬餘畝，佃戶不下4、5千家，據說臺北沿山番地、伐樟、開田種茶「已無曠土」〕之間帆船中途停泊的熱鬧小站

 

CE 1765年：（清乾隆30年／日明和2年）

8月，《小琉球漫誌》成書，共10卷，合計6萬字，臺灣清治時期鳳山縣教諭朱仕玠（CE 1764年8月來臺任教諭，後因母喪去職返鄉，而於守喪中撰成本書）著，記述他在臺灣任職期間之見聞及經歷。本書從CE 1763年4月19日開始撰寫，內容分為「泛海紀程」、「海東紀勝」、「瀛涯漁唱」、「海東賸語」、「海東月令」與「下淡水社寄語」｛下淡水社寄語是作者與能說漳、泉語之下淡水社樂舞生趙工孕（老埤人）合作翻譯的249個馬卡道族下淡水社詞彙，以漢字音註出，作為學習下淡水社語〔馬卡道語：昔日分布在臺灣最南部之高雄、屏東，以及臺東加走灣（長濱原名「加走灣」）一帶之丘陵、平原及河谷等地帶〕之鑰匙，而寄語即譯語之意｝等6個部分

貝林Bellin集結出版《法蘭西水文地圖集》（Hydrographic Francois）

中港社接受清廷賜姓，頭目改姓林，名合歡，因配合漢化有功，獲頒「國學鍾英」匾額

 

CE 1766年：（清乾隆31年）

3月，遠在打哪吧溪（西湖溪）之鱟殼莊（今苗栗縣西湖鄉二湖村）發生攸武乃社生番戕害漢人性命50餘人的事件，鱟殼莊事件後卻意外促成巴宰族岸裡社領域第2次之擴張。根據《高宗實錄》的記載，該事件發生之原因有2：一是鱟殼莊民栽種位於土牛線外的田園時，為了尋找走失的耕牛，而被意外遇到的生番殺害；二是因為莊民曾經射殺外出番界趕鹿群的生番，以致生番殺人復仇。事件發生後，二湖附近之番社，如後龍、房裡、大甲、嘉志閣（Calikas、Kalican，Calicanders、嘉志閣人）、猫裡等社為了撇清關係，皆聲稱該鹿場為岸裡社的轄區（此肥沃河谷平原原屬界外禁地，僅有熟番打牲耕種，不准漢人贌耕）。因此，岸裡社土目潘敦仔仍因此案「責無可辭，獨遵當辦，慘累已極」。待事件平息後，岸裡社的勢力範圍乃由大安溪畔向北推展至打哪吧溪（銅鑼臺地東坡山麓）和後龍溪之間，更促使大甲溪南岸被開墾成有名之「鹿皮小米餉田」。而此時蔴薯舊社的岸裡社族人應尚未遷居至鯉魚潭一帶

設置臺灣府海防兼南路理番同知（又稱臺灣南路理番同知、臺灣理番同知、臺防同知，前身為臺灣府海防捕盜同知／管理臺灣鳳山2縣之熟番事務），官職品等則為正五品，臺防同知主管船政治安業務及與南臺灣原住民政權交涉之外交事務，駐於府城

敦仔接受官方囑託，招撫東勢內山之屋鰲、獅子和末毒等13社泰雅族歸化，無形中將岸裡社的影響推進大甲溪中上游與大安溪以東近山地區

 

CE 1767年：（清乾隆32年）

元月10日（清乾隆31年農曆12月10日），閩浙總督蘇昌（1764-1768）奏准5項安戢臺疆事宜，除在近山設立望樓，並禁止私墾界外荒埔及買賣番產外，也受命地方官員將貼近番界之零星莊民納入附近大莊，並抽撥弁兵捍衛近界民莊。也奏准清廷將各社田園土名田甲及業佃名稱，俱刊於木榜，俾確立業主田界，同時要求漢佃履行納租義務。又設置臺灣府北路理番同知（又稱北路理番同知）1員，官職品等亦為正五品，負責北臺灣淡水、彰化、諸羅1縣2廳原住民與漢人開墾番地之業務〔具有保護土著地主（番業戶）土地權利之責任，同時監督漢佃戶履行租佃契約行為，惟效能相當有限〕，初期設於彰化縣城，後則移駐鹿港（舊名「鹿仔港」／臺語音Lo̍k-á-káng），而南路理番同知之職務則暫由臺灣府海防同知兼管〔至於熟番之餉稅徵收，還是歸一般廳、縣辦理／從清初的社餉制，經乾隆2年（CE 1737年）之番丁銀制，到光緒14年（CE 1888）年劉銘傳的清賦改革前，歷200年不脫「以社輸餉」（以社為基本賦稅單位）的結構〕

農曆4月，東堡（今豐原一帶）、西堡（今清水、梧棲、沙鹿一帶）農民於葫蘆墩圳萬定汴因水流問題發生武裝衝突，造成西堡3人傷亡，官方乃出面設立「分爭水利示禁碑」解決，規定每年2月初2起，東堡應讓出3/10之水給西堡使用，從此鄉人稱此3分水為「人命水」

郭錫瑠、郭元芬父子相繼開設「瑠公圳」完成（CE 1740年開始興建，後因資本短缺而停工。CE 1752年繼續開鑿），引新店溪支流青潭溪之水灌溉臺北盆地東南區一帶1,200餘甲農地

 

CE 1768年：（清乾隆33年／日明和5年）

9月起，因官府動作頻繁，黃教以清治時期的「大崗山」為大本營，四出劫掠，也以「閩人復仇」為理由，攻擊各地客家莊。10月，清朝特派福建水師提督吳必達前來臺督軍，在吳必達、臺灣知府鄒應元等人協力攻防半年後，黃教終在CE 1769年3月遭捕殺，史稱「黃教之亂」（西拉雅新港社頭目大里撓協助剿平「黃教之亂」，被乾隆皇帝賜姓「戴」，另賜地封為六品官，遷居內門三平里，分成33區屯墾定居）

漳州人林漢生率眾進入宜蘭平原開墾，但旋遭原住民出草抵禦而拓墾失敗

為配合族群重分布、屯番制政策而施行「免正供番大租」

 

CE 1770年：

陳必琛〔臺灣縣（今臺南市）人，宦臺者多求其輿地風俗圖，以資考鏡〕繪製《東寧陳氏番俗圖冊》，內含18幅風俗圖、11幅植物圖及3幅動物圖

 

CE 1771年：（清乾隆36年／日明和8年）

波蘭裔匈牙利貴族貝紐夫斯基（貝尼奧斯基／Benyovszky Móric Ágost匈牙利文／Maurice Benyowsky英文／Mauritius Benyowsky拉丁文／1746-1786／出生於斯洛伐克之弗爾博韋Vrbovec，Leaning Tower前新建起其紀念雕像／有研究者根據同行船長資料，指貝紐夫斯基將在福建東山島發生之官民衝突事件，巧妙挪轉為臺灣東部後山，並以此推銷其個人政治野心。白若瑟神父在其書中也懷疑「當時哪一個北部港口有那麼多數量的土著聚集」？島上哪裡能找到如此富有，並有權力之頭目，有著用不完的金銀珍珠？）因參加波蘭獨立戰爭而被俘，囚禁於托博爾斯克（Tobolsk）城內監獄3年（1768-1770），而后從西伯利亞堪查加半島（Kamchatka Peninsula）之監獄越獄後逃亡〔5月12日（11日／陳振三），自Bolsha港劫持俄國「聖彼耶•聖保羅」（Saint-pierre et le Saint-paul／San Pedro y San pablo）號（船副Crustiew）三桅軍艦逃離，途經千島群島、日本、琉球群島北端之Usmay Ligon，即奄美Amami大島。並送信給長崎出島之荷蘭商館，警告俄國有侵略日本野心，之後竟影響林子平（1738-1793），從而開啟日本警戒北方俄國之國防論述，而其「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島之圖」亦是由此而產生〕。8月26日（27日凌晨／陳振三），搭船約抵北緯23度32分之東臺灣［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第13篇第2章）推定在花蓮秀姑巒溪出海口之大港口一帶登陸，後來到宜蘭蘇澳／莊宏哲則主張先抵蘇澳灣（西班牙人St. Lorenzo, 荷蘭人St. Laurence，貝紐夫斯基則命名為模里斯港Port Maurice）後，再到加禮宛灣／波蘭權威學者卡詹斯基（Edward Kajdanski）利用華倫坦Valentyn印製於CE 1726年之古荷蘭福爾摩沙地圖，推斷第1次登陸8成在今花蓮市附近上岸，而第2次稍微偏北在立霧溪出海口附近之新城。有些人則認為登陸點是在三仙臺或在佳樂水地區，如此較符合卓杞 篤向李仙得講述之部落記憶：該區曾發生涉及外國人之暴力事件］，前後大約停留3個禮拜（08.27〜09.14）｛留有《貝紐夫斯基伯爵回憶與遊記》［The Memoirs and Travels of Mauritius Augustus Count de Benyowsky（Lonon, 1790）］／CE 1790年在倫敦以英文第1版印刷發行（英譯為英國皇家學會成員John Hyacinth de Magellan或William Nicholson／陳振三）。CE 1892年，Pasfield Oliver再整理英文版出版，而法文原始手稿則典藏於大英博物館之圖書館至今／《1771福爾摩沙：貝紐夫斯基航海日誌紀實》，莊宏哲 譯，2014，前衛／《紅毛探親再記》〈倍勇斯基伯爵東臺灣奇幻之旅〉，陳振三，2014，五南，p.24-40／〈倍勇斯基闖蕩臺灣19天（1771）〉，《臺灣風物》55：2，陳振三，2005.06｝

8月27日，貝紐夫斯基與原住民（阿美族）2度發生戰鬥後（北緯23度28分之花蓮縣豐濱鄉港口村大港口／陳振三），向北航行於8月28日（星期日）破曉停泊在加禮宛灣（Kaleewan Bay、Benyowski／今宜蘭冬山河河口一帶）或蘇澳灣（San Lorenzo／陳振三／可能受到猴猴族之攻擊）。在這短短的10幾天裡，曾受到島上原住民的襲擊，但後來透過西班牙佬伯支可（帕契可、巴切勾／Don Hieronimo Pacheco、Don Jerónimo Pacheco／曾為馬尼拉甲米地Cavith港之船長）船長的幫助，與另一族原住民一同進行報復反擊而得勝。繼之，這一幫原住民跟貝紐夫斯基商議聯手攻擊在島上的酋長哈破王（哈普阿幸哥、Hapuasingo／結交漢人並成為其納貢屬邦），其頭目花潑（花寶／Huapo、Huapó）並與貝紐夫斯基誓約結盟，同意在驅逐漢人後，貝紐夫斯基接管哈板新（Havangsin）地方，最後大業告成整個王國將讓予貝紐夫斯基。9月14日，貝紐夫斯基等人結束10幾天在臺灣島上的探索及歷險後（留下波蘭籍之小駱基諾young Loginow），經島北繼續航程抵澳門［在此得知後山為無主之地，因而萌生說服歐洲國家（法王路易15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約瑟夫2世）資助其殖民之計畫，但皆未被採納］。CE 1772年元月23日（22日／陳振三），在澳門附近Tigu換乘「海豚」（Dauphin）號及「拉佛笛」（Laverdi）號離開。3月16日，抵法蘭西島（isle of France／今模里西斯島），停留20日。4月12日，抵馬達加斯加島，停留3日。再繞過好望角，並於8月8日，到達法國東北之香檳城（Champagne）。之後，俄國抄寫員留明（Ivan Ryumin）及另2名俄國流亡者〔之前在澳門，有另1名俄國流亡者史蒂凡諾夫（Hippolyt Stephanov）係前往巴達維亞，惟幾個月後逝世〕在巴黎向帝俄政府自首後，返回俄國家鄉

CE 1774年，貝紐夫斯基被封伯爵。2月，被聘請至馬達加斯加擔任行政長官，以建立貿易殖民地或附庸國，且被當地酋長們共同推舉為國王〔King of Madagascar／CE 1776年10月1日／今日馬達加斯加首都安塔那那利佛（Antananarivo）仍有Rue Benyovski之街道〕，但CE 1776年底因招忌而被調回法國。CE 1777年，貝紐夫斯基在巴黎與「聯盟陣線」指揮官Kazimierz Pulaski重逢，並結識美國駐法國使節Benjamin Franklin。CE 1782年，第2度到美國再提出效命美國革命之請仍被婉拒（CE 1783年美國獨立）。CE 1785年，重返馬達加斯加於「東角」（Cape East）另建一新貿易殖民地據點，主要經營奴隸買賣。CE 1786年5月24日，跟法國60人遠征軍作戰而犧牲

製圖師波那（Rigobert Bonne）於巴黎繪製《東印度暨諸群島之水文地理圖》，也收錄在狄克士d'Exiles發行之新版《航海通史》中

蒙古除布里雅特、卡爾梅克由俄羅斯帝國統治外，其餘各部均納入清朝版圖，乾隆帝作詩曰：「從今蒙古類，無一不王臣。」

 

CE 1776年：（清乾隆41年）

林元旻由烏石港北邊之河流上溯，成功入墾淇武蘭（今礁溪鄉），為漢人入墾蘭陽平原最早者

 

CE 1778年：（清乾隆43年）

臺灣知府蔣元樞（1775-1778，CE 1776年任分巡臺灣道，兼理學政）進呈「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寫本，有分縣主題地圖如「望樓圖」和城池圖等共8幅，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一本臺灣「準地圖集」

 

CE 1779年：（清乾隆44年）

8月24日（農曆7月13日）樸仔籬社副通事潘習正指稱前張達京在世，原有生番來換鹿皮、鹿茸、鹿觔等項，屢年照辦。迨開東勢角軍工以來，生番之物多被漢奸到彼私換，乃至策公為艱。為此向理番分府稟告漢奸羅阿奪等22人私越界外，換取鹿皮（岸裡文書，G114，p.189）

 

CE 1782年：（清乾隆47年）

6月，臺灣中部彰化一帶爆發漳泉械鬥〔謝笑案／法國駐廣州領事菲利浦‧維耶亞爾（Philippe Vieillard）曾於CE 1784年之《福爾摩沙島報告》（Mémoire sur l'île Formose）中有描述〕，參與方有南屯、草屯、大里、竹山等地之漳人及鹿港、番仔港等地的泉人。波及地區包括笨港、鹽水港、十八重溪、大崎頂等地。事件延續3個多月，最後由福建水師提督黃仕簡來臺灣鎮壓才結束。官方報告斬首者290餘人，流放者320餘人。淡水同知焦長發措置失宜，肇啟漳泉互鬥，而昭炯戒正法

 

CE 1784年：（清乾隆49年）

開放泉州「蚶江」與彰化「鹿港」（原名鹿仔港，為泉州商人聚集之區）為「對渡口岸」〔正口，CE 1784年之前僅鹿耳門港（泛指以臺灣府城為商埠之口岸）是合法口岸（對渡廈門），惟道光3年（CE 1823年）一場風雨後沙地浮覆，船隻乃改泊四草湖，但仍以府城為商人活動地／先在對渡口岸掛號，經查驗後始能繼續前往其他港口〕，造成鹿港8郊（郊商：泉郊／金長順、廈郊／金振順、布郊／金振萬、糖郊／金永興、𥴊郊／金常順、油郊／金洪福、染郊／金合順、南郊／金進益）之興起｛CE 1788年（清乾隆53年），開放福州「五虎門／五虎山」與臺北「八里坌」（CE 1792年築港）為對渡口岸，而造成淡水3郊〔郊商：艋舺之北郊／大北、小北／金萬順、泉郊或頂郊／金晉順、大稻埕之廈郊／下郊／金同順；CE 1859年（清咸豐9年）之後，3郊組成「金泉順」會館，推林右藻為三郊總長〕的興盛。CE 1810年（清嘉慶15年），臺閩6處正口可自由通航，不拘對渡。CE 1826年（清道光6年），更開放雲林「五條港」（海豐港）、宜蘭「烏石港」為正口｝

3月22日，企業家摩里斯（Robert Morris）出資促成「中國皇后」（The Empress of China）號（360噸木製帆船／船長蕭新民Samuel Shaw，CE 1786年被任命為美國駐華第1任領事，但中國僅視其為美國商人領袖）從紐約出發繞行南非好望角。8月22日，跨越印度洋於抵廣州，嘗試與茶葉產地─中國直接貿易。12月28日，從廣州黃埔返航。CE 1785年5月11日，安抵紐約，首航成功轟動美國社會

法駐廣州領事Vieillard（偉亞）奉海軍大臣之命，提出法國第1份涉臺官方文書Memoire sur L'Isle Formosa

 

CE 1785年：（清乾隆50年）

法國人格魯賢（Abbe Jean Baptiste Grosier）發表〈臺灣見聞錄〉（Eine Description der Formose）

隨征臺日軍同行的美國《紐約先鋒報》（The New York Herald）美籍記者豪斯〔豪士／Edward H. House／1836-1901／曾記錄彌亞 Mia 家之接風盛宴及婚宴現場／甲午戰爭期間坐輪椅但再度活躍，擔任《紐約世界報》（New York World）支薪記者與美聯社兼稿／明治天皇特頒2等勳章〕，在隨日軍撤回日本後在東京自費出版《征臺紀事：武士刀下之牡丹花》（The Japanese Expedition to Formosa, 1875／陳政三 譯註，原民文化，2003／《征臺紀事：牡丹社事件始末》，臺灣書房，2008／修訂版，五南，2015），本書詳實地紀錄了日方史觀及戰事之一舉一動，成為今日研究牡丹社事件時最重要的史料。另依據《處蕃類纂》（為臺灣總督府公文書，可信度極高，現藏國立臺灣圖書館）記載，豪斯House身兼李仙得秘書。而依據存於美國會之李仙得檔案，事件期間李仙得聘豪斯為秘書，每月豪斯向日本政府支薪225美元，所以《征臺紀事》基本上是反映日本及李仙得之看法

 

CE 1786年：（清乾隆51年）

阿里港（今屏東縣里港鄉）的原住民是西拉雅平埔族，地名是以平埔信仰的「阿立祖a-li」，加上意義為「所在地」的an這個字根所組合而成，而k這個聲母是兩個音節連結時所產生的聲符，所以a-li-kan意思便是「阿立祖之地」，再由漢人譯為「阿里港」（CE 1994年7月，高雄靈糧神學院楊森富教授，〈平埔族地名解讀及趣談─以西臺灣大肚溪以南平埔族地名為主（上）〉，《山海文化／雙月刊》第5期）

 

CE 1787年：（清乾隆52年）

元月14日（清乾隆51年農曆11月25日／16日？），發生臺灣大里杙（今臺中市大里區／「杙」指在河邊四周土地打下木樁，以便繫住船隻作為上貨、卸貨之所在地）之漳州籍天地會（北路）首領林爽文（原籍福建漳州府平和縣／因CE 1786年臺灣知府孫景燧取締天地會，促使林爽文率軍反抗，才不到1個月全臺除臺灣府外均陷落）反清事件（在今草屯鎮茄荖山起事／表示官方向來堅持之劃界遷民政策完全失敗，因為界外不僅有大量私墾田園，且成為林軍的「賊巢」），又鳳山縣港西里篤加港（阿里港附近／清代原屬港西里瀰濃，今屏東縣里港鄉土庫村卓加）漳州籍居民莊大田則響應舉事（自稱「南路輔國大元帥」）〔當時莊大田原本佔據大武壠（今臺南市玉井區），與清軍大戰失利後，亦曾經由浸水營古道逃往後山，可惜如67年前的王忠等人一樣，又從古道原路返回坊寮（枋寮）而被捕〕。16日，林爽文率眾攻下大墩（今臺中市南屯區）。元月18日，攻佔彰化城。19日，佔領竹塹（金新竹市）。24日，北路民軍佔領諸羅城（今嘉義市／但3月11日，臺灣鎮總兵柴大紀奪回）。元月31日（清乾隆51年農曆12月13日），莊大田攻下左營鳳山縣城。4月8日（農曆2月22日），海壇鎮總兵郝壯猷帶兵收復鳳山。25日（農曆3月8日），莊大田率眾攻城，鳳山縣城又再淪陷。不旋踵林爽文又攻下淡水等廳縣，清軍只剩臺灣府一城

4月27日，奉路易16世之命環行世界的法國探險家暨海軍軍官貝胡斯（拉貝魯斯、拉佩路斯／Jean Francois de Galaup de la Perouse）停泊安平港外（熱蘭遮古城對面下碇），聞林爽文事件（天地會發動福爾摩沙島上最大規模造反行動）騷動怕遭波及，乃決定不在動亂時期涉險上岸

8月2日（農曆6月19日），李侍堯〔CE 1788年12月17日去世／臺灣林爽文事件爆發，調閩浙總督（1787-1788）、總理軍需局事務，並在泉州負責統籌調度糧餉，之前道經常州而延聘趙翼入幕府為幕友。趙翼曾云「（乾隆52年臺灣用兵）若論經歲軍貲費（約共銀米1千萬），千兩黃金一兩骨」，代價之高也〕奏言：「接臺灣道府稟稱：臺地風俗慣用外洋銀錢，向來自內地解到餉銀，俱就行戶易換應用。」，

10月23日（農曆9月13日），乾隆派陝甘總督大學士福康安（閩浙總督1788-1789）替代常青（閩浙總督1786-1787），來臺擔任平亂總指揮官

11月6日（農曆9月27日），許廷耀（原籍福建南安，土生仔囝）武舉人私募下淡水溪沿岸6村莊：崙仔頂、鹽洲、中洲仔、菅林內、北勢頭、甎仔窯6莊義民勇3,000餘人，立「大清」旂號。7日，興兵欲赴府城解圍，沿途大敗南路莊大田起事兵眾多次。而莊軍乃持偽造許舉人家書，誆稱匪徒回攻廣安義軍家屬，義民家族正遭屠殺。10日晚，眾義勇軍聞知連夜抽兵回救廣安，行至田草埔（今仁美村）通往磚仔窯莊（今義和村），忽遇賊兵埋伏林投內截殺而出，義勇軍被衝成前後2隊，最後義勇軍此役中十覆其九，血染下淡水溪。之後，義軍首領許廷耀回到廣安，變賣田產且質借1萬餘元，撫恤義勇軍家屬。林爽文事平後，蒙協辦大學士陜甘總督嘉勇侯福康安公入奏，奉旨從優敘義，復御書「旌義」彰表其功蹟，並賜陣亡之義勇軍為「義勇公」

12月8日或10日（農曆10月29日或11月2日），福康安自崇武澳偕同猛將參贊大臣海蘭察將軍率兵9,000名抵鹿仔港。16日，解圍嘉義孤城（11日，諸羅甫改名嘉義），又在大埔林（嘉義縣大林鎮）重創林爽文主力

林爽文與福康安於集集埔大戰（農曆12月5日）後，敗退至小半天木柵城（今南投縣鹿谷鄉竹豐村、竹林村）。農曆12月18日，福康安安營於東埔臘，兵分3路下令進軍，雙方展開斯殺。但林爽文節節敗退，走德興瀑布上游處，馬匹因山路陡峭難行，跌落山谷而死（今此地名為「跌死馬」），只得將隨身之金銀珠寶18箱沿路埋藏（乃有「十八簍金銀」之典故），至今200餘年，尚未有人尋獲。林爽文軍師蔡貓東，逃至大崙山時傷重而亡就地掩埋，留下唯一「蔡貓東墓」（位於小半天大崙山觀光茶園眺望臺旁）

吳沙（福建省漳州府漳浦縣人，1731-1798／連橫《臺灣通史》，「來臺，居北鄙之三貂嶺，通番市，番愛其信義，遠近歸之。民窮蹙來頭者，則與米1斗、斧1柄，使入山伐木抽藤以自給，於是客至愈多。」）自組拓墾墾號［主力漳州（客家）人+泉州、粵人］，往宜蘭平原開發〔林爽文之役失敗後，餘黨相率投靠漳州客籍之吳沙，清廷為恐生變，乃授意吳沙領眾入墾蘭陽平原（CE 1810年／清嘉慶15年設治噶瑪蘭廳，當時雖已有2條山徑可用，但要至CE 1823年／道光3年林平侯醵金鑿通三貂嶺通路後才方便起來），期望將這些亡命之徒驅之境外尚未納入中國版圖之蛤仔難〕，是為當地全面拓墾之始（期間僅25年即開墾殆盡，速度之快為臺灣史上僅見，除因獲官方支持外，主要原因得力於軍事化組織與資本）。吳沙採用「結首制」〔由數10墾戶合為1「結」（「結」為一種武裝開墾組織，結首率領墾民佔地拓墾，並負責「結」之安全），共推1人為首領，稱為「小結」，再由數10個小結首合推首領，稱為「大結首」。大結首向官府申請墾照後，土地即由各結的墾戶共同拓墾，再逐級往上納供〕進墾，15年間開發宜蘭溪北，這是以結首制在番害頻仍地區開墾成功之第1例。之後，除部分被漢人同化外，溪北噶瑪蘭人移向東北海岸，而溪南則移向花蓮（與阿美族混居）

耶穌會宣教士葛洛西（Jean-Baptiste Gabriel Alexandre Grosier／1743-1823）彙整中國耶穌會教士報告編成《中國概述》（Description General de la Chine）一書

 

CE 1788年：（清乾隆53年）

元月1日、2日，清軍攻克大里杙（有高壘巨砲、內設木柵2層，外有溪澗圍繞），林爽文北逃火焰山，再逃入南投山區流竄（國立臺灣博物館藏有3種〈林爽文之役清軍與社番駐紮圖〉）

2月9日或10日（農曆元月4日或5日），於集集埔大戰（農曆12月5日）之後，說服原住民在老衢崎（今苗栗縣竹南鎮崎頂里、頂埔里一帶／「崎」，臺語為「斜坡」之意）圍堵擒獲林爽文及其弟林躍，押往北京審訊，凌遲處死時僅32歲

3月，將軍福康安水路並進，兵分6隊四面包圍。12日（農曆2月5日），於楓港（今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尖山石洞中擒獲莊大田（在林爽文事件期間，保力人協助清兵擒獲莊大田，因而獲得乾隆皇帝之褒忠匾，目前放在保力保安宮對側褒忠亭內）。為紀念勝軍，乃稱柴城為福安庄，並於庄內福德祠立石碑頌功

乾隆親撰詩文，並用滿、漢文鐫刻10座金門花崗石御製紀功碑石及贔屭ㄅㄧˋㄒㄧˋ（龜趺御碑）於臺灣府城，以記其事且褒揚戰功（詩文中有「嘉許諸羅城民英勇守城的忠義」，諸羅縣乃更名為嘉義縣，此即「嘉義」地名的由來。因此，此一時期呈現「1府5縣4廳」：臺灣府；臺灣縣、鳳山縣、諸羅縣、彰化縣、恆春縣；淡水廳、澎湖廳、埔里社廳、卑南廳）

繪製《平定臺灣得勝圖》銅板畫12幅，原版現藏德國柏林國立民俗博物館，為CE 1900年八國聯軍自北京大內西苑紫光閣所掠

6月，拉佩魯茲伯爵〔Jean François de Galaup, comte de Lapérous，1741-1788，18世紀法國航海界之偶像人物，CE 1797年出版《拉佩魯茲旅行地圖集》（Atlas du voyage de La Pérouse）〕在南太平洋航行時遭遇船難，下落不明，惟其航海日誌在海難發生前已被送回法國，並於CE 1797年出版。在此之前1年（CE 1787年），他曾在臺灣附近海域巡弋，也曾停泊於靠近熱蘭遮古堡之海灣入口西方水深17噚處，又向北推進約10 lieue（古法1里≒5公里）至嘉義之布袋或東石附近觀察清軍。之後繞過福爾摩沙島航向太平洋，然後在蘭嶼〔西方人稱作波托爾塔巴哥島（Botol Tabaco-xima）〕和菲律賓巴丹群島之間通過巴士海峽，並逐漸往蘭嶼靠近並觀察之（當時臺灣島上正在發生林爽文事件）

清廷為防堵臺灣中北部內山再度淪為反亂之窩巢，又因平埔族熟番（岸裡社等土著部落）協助官兵鎮壓林爽文之亂有功，並了解到熟番武力可利用於維持社會治安，在經過福康安等人上奏並獲准後，沿用四川屯練（清廷邊疆治理之軍屯傳統）之例，在臺灣原有隘番制基礎上實行「番屯制度」（或稱「屯番制度」，徵招平埔族壯丁擔任屯丁並把守關隘，除必要火槍及薪資外，每人還發給1甲左右之養瞻埔地／以平埔人隨同官兵出力打仗有功，而建議「就番社挑選屯丁，分撥未墾巟埔以資養贍」之措施）以酬庸，即擴大利用熟番武力以襄助隘防守邊。全臺共設12屯〔「屯」為彌補綠營兵力不足之民兵組織，基於治安考慮，官方於險要地方擇大社設屯社（而非以屯丁數為該屯最多之考量），並由附近小社補足大小屯額，且主要以熟番間社會網絡並及地理關聯性因素而設計（行政區劃則非絕大多數屯組織的考慮）。但為滿足大小屯之需求，同一屯之內可能含括沒有社群網絡的各社，具有社群網絡之血緣社群也可能被歸入不同屯屬。此外，也有不同地理區位但位置相連的社群或跨不同地理區位的單一社群組成屯所之情形。然施行後，無論在土地經濟資源之開發，或生活空間的開創上，同屯之各社並未產生共同行動的基礎。不過，透過清廷向來依賴之民族相制政策的運用，此後熟番隘丁平埔族社除被用以隔離生番與漢人外，因兼有對內治安任務（從屯番制設立到光緒朝以前，清廷調派熟番屯丁共出征9次，對象皆是抗清漢人。而清廷重新調派屯番協防守隘、開山撫番，要道清末劉銘傳整頓屯務時），也成為漢人社會治安之重要維護者，這種安排在生、熟番人群與漢人族群的「我群」區分上，具有強化作用，此由中部臺灣平埔族移墾埔里盆地時，自稱「平埔番」，並稱漢人為「漢奸」、生番為「兇番」，略可說明〕，駐守南北2路近山隘口，其中大屯4處（竹塹社大屯、蔴薯舊社大屯、東螺社大屯、放索社大屯），每處400人，小屯8處（武朥灣社小屯、日北社小屯、阿里史社小屯、北投社小屯、柴裡小屯、蕭壠社小屯、新港社小屯、塔樓社小屯），每處300人。同時，將全臺5,000餘甲未墾荒埔地，連同沒收之叛產田園3,500多甲，合共8,000餘甲埔地，劃歸屯番養瞻埔地（千總每員10甲、把總每員5甲、外委每員3甲、屯丁每名1甲），分由全臺93個熟番部落加2個化番社，共約4,000多名屯丁駐守屯墾。其中岸裡社被編為北路蔴薯舊社大屯〔設屯丁400名，配領蔴薯舊社以東，包括東勢角、雞油埔和卓蘭（打蘭）埔地在內（今臺中市東勢區、苗栗縣卓蘭鎮），約有400餘甲屯地，致使岸裡社的地權範圍，擴展到大安溪以及大甲溪中上游內山之大片山林埔地（潘明慈擔任北路「千總」，管轄大甲溪以北3千多屯，而錢茂祖為北路「把總」）〕及阿里史社小屯（撥有300名屯丁），惟屯田來源複雜，且多半距屯丁所在部落甚遠不易躬耕（交通因素）與管理、更難收租〔其不易墾成之原因，尚有土質不佳、水源限制的自然因素，以及族群關係複雜之人文因素（影響之下使隘墾成為當時拓墾的主要型態）／無論繳納屯租給屯營之漢人私墾埔地，或作為屯番口糧的養瞻埔地，一則接近生番領域，族群關係緊張，漢佃安全堪慮；一則墾成田園屢遭洪水沖毀，以致墾佃聚散無常，妨礙屯租、養瞻租的正常收入，在治安和稅租（隘租）考慮下，官方乃鼓勵（甚至諭令／清乾隆末年連際盛奉憲示諭，在竹塹地區之咸菜硼今關西鎮境設隘，建立隘墾區內第1個墾區庄新興庄，之後由竹塹社衛阿貴繼任）有力之家在屯埔外圍山麓地帶設隘防番，且招佃開墾（隘墾）。其中以清道光14年 （CE 1834年）冬姜秀鑾奉命設隘防番，隨而與閩籍周邦正一起倡首邀股，組成金廣福墾號，為最有名的隘墾組織／共享埔地的屯營給墾之埔地乃形成「給定永墾」的事實，屯丁只能坐收微量租額，形同賣斷土地給大租戶。由此透過養瞻埔地之經營所能達到的番社社群互動和瞭解（在經濟生活上），究竟能有多大？且各大小屯在土地經營的面向上，並未因同屬於同一屯社而形成共同行動之社會網絡。實際上社址近鄰養瞻埔地之各社較有可能躬耕，但也是採行各別族社拓墾之行動，並早在設立番屯制度施行前已單獨展開。是故同屯之各社其埔地各別或集體給墾於漢佃應無關乎是否為同一屯屬，不論是各社固有之社群網絡或番屯實施後各社發展成之新社會關係，即社群網絡並未因屯墾養瞻埔地而有所變化。同時，在邊區開墾事業中，熟番社群網絡之表現，其實不如埔、漢間的競合關係來得密切。18世紀漢人大量入墾後，各地平埔社群之生活領域備受壓縮，大多數有過移出舊社，往社域內不適漢人水田化耕植活動的旱地、河海低濕地帶另建新社的傾向，其中也有往界外移住之現象，如19世紀初臺灣中部地區的熟番展開幾波遠離故地，前往蘭陽平原、埔里盆地之集體拓墾活動，其中崩山社群即參與中部大甲溪南岸跨部落遷移活動，以擴散其生活空間。其所以遠離故居，除他與中部各社群的互動網絡由來已久外，應和前述各社社址遠離埔地，往墾困難，從而委託漢佃經營，久之徒有其名而已有關。換言之，在面臨漢人勢力膨脹的壓力下，由於其無法躬耕養瞻埔地，再創生活空間之困境，19世紀乃南下加入中部平埔大規模的移墾活動。亦即，番屯制度實施後，新的社會關係在移墾行動上並未發揮影響力，反而社址是否近鄰埔地、有無創造生活空間之可能，才是決定移墾與否的重要因素，與過去研究者多主張番屯制度有助於19世紀平埔跨部落移墾活動之展開，出入頗大／另嘉南平原之新港社群、內門丘陵的大武壠社群，先在18世紀中葉分別移住二層行溪中上游、楠梓仙溪與荖濃溪中游。19世紀初更越過中央山脈，或沿屏東平原南下，再北上至花東地區生活〕，對岸裡社人補助實屬有限

「今年冬，番社頭目華篤哇哨等卅人來京朝貢，並記於此。」〔《皇清職貢圖》（每類族群以一對男女代表共13族，其主要目的非為民族資料之紀錄，而是對於這些族群體貌／天性的視覺／文化再現。其中包括有CE 1761年之木刻版本、CE 1761-1775年宮廷畫家謝遂所彩繪於絹帛之4卷畫軸，它清楚展現了族群多樣性之富麗景觀、CE 1790年之四庫全書版、CE 1805年之最終刊行版。該圖集之功能在對於特定民族之視覺識別，以及發展出一種更為廣泛的種族分類法，也透露出清代對於野蠻之想像性構設的相關資訊）圖末附記〕

其中朝貢者包括屋鰲總社頭目華篤哇哨、阿里山總社頭目阿吧哩、大武壠總社頭目樂吧紅、傀儡山總社頭目加六賽Kalusai〔因年事已高，由在水底寮番產交易所做生意之兒子比那賴（Pinarai）於代父上京〕等4大頭目（六品頂戴）、26個小頭目（七品頂戴）、4個通事及8個社丁。農曆8月28日（CE 1788年9月27日），由鹿耳門登船出發赴福州。農曆12月21日（CE 1789年元月16日），在紫禁城西華門覲見乾隆，且賜宴於瀛臺。乾隆54年農曆元月17日（CE 1789年2月11日），祝壽團（該年清高宗乾隆弘曆79歲大壽）出京。農曆3月21日（CE 1789年4月16日），抵福州。農曆4月21日（CE 1789年5月15日），抵府城。CE 1789年初夏，比那賴帶著大批賞賜回到水底寮〔比那賴曾受乾隆皇帝賞賜六品頂戴官服，但後人穿鑿附會為「卑南大王」（《臺東縣史：卑南族篇》，陳文德纂修，2001：44-48），而VOC僅以「主政者」（regent）」或「首領」（capiteyn）稱之〕

在林爽文事件功臣福康安建議下，才徹底廢除渡臺禁令，漢婦與其夫來臺始合法化

林爽文事件平息後，清廷因此事件刺激乃下令諸羅／嘉義縣城、臺灣府城等改建為三合土城，即臺灣縣級以上城市，築磚石之城以自守（從此改變臺灣城市發展與地方治安之格局），並正式廢除巡臺御史一職

 

CE 1789年：（清乾隆54年）

「大清一統輿圖」刻本地圖集告竣，其中有3幅臺灣全圖，包括「乾隆一統志續修本臺灣府圖」、「乾隆一統輿圖臺灣圖」〔是目前所見第1幅同時繪有經緯線和計里畫方格網之清代臺灣全圖，也是承襲「皇輿全覽圖」系統地圖中，第1幅繪上粗造之東海岸輪廓的臺灣全圖，其後CE 1863年（同治2年）刊行之「皇朝中外壹統輿圖」刻本亦無太大更動而仍承襲〕、「乾隆一統輿圖臺灣附圖」（在畫方網格上描繪經緯度三角測量所得之西海岸輪廓，惟東海岸仍未匯出，再填入以「乾隆臺灣輿圖」為張本之詳實地圖內容，整體上顯得相當突兀，並採山水畫法地圖最慣用之「橫軸式」，又因圖幅所限而將所有旁註刪除，此種「舊瓶新酒」式之繪圖法，實為清代臺灣地圖史上的僅有）。

 

CE 1790年：（清乾隆55年）

農曆6月下旬（CE 1790年7月底、8月初），臺灣原住民又組成12人祝壽團（乾隆80歲大壽）抵京。7月上旬，抵熱河。7月13日，瞻覲。14日，萬樹園筵宴。停留至7月下旬

清廷之移民政策時舉時廢，到今年是最後一次開禁，並相沿至沈葆楨蒞臺（CE 1874年），基本上是以港埠管理（port control）的方式來限制移民。合法移民只有在申報後，經由有限之對渡口岸方可入臺。但在生計壓力下，更多福建與廣東人民依然偷渡來臺，致使臺灣人口在18世紀初，因大陸漢人之移民活動與墾地風潮快速增加

年底，清廷確定在臺灣正式設屯方案、乾隆56年年初（18世紀90年代）開始辦理（至道光年間逐漸廢弛），一方面將漢人私越土牛界外墾拓的田園收歸屯有，一方面由原墾佃按等則繳納田租，並設立佃首代收屯租，發給屯丁以為屯餉之用

 

CE 1795年：（清乾隆60年）

乾隆年間（1736-1795），西拉雅族西拉雅亞族已移居到臺南東方至旗山北方之間的丘陵地〔新港社群（含卓猴社、大目降社）沿新港溪（今鹽水溪）東向今山上、左鎮2區，另往東南移入今龍崎、關廟鄉境，並與故居於二層行溪（今二仁溪）南岸的大傑顛社於羅漢內、外門之新生活空間相遇。同時蕭壠、灣裡、蔴荳等社，沿灣裡溪向中游大武壠社舊居（今臺南市大內鄉）移動，其中蕭壠、蔴荳2社抵哆羅國社域開墾，共同經營蔴埔（今臺南市柳營區旭山里）和茄冬坑（今臺南市東山鄉水澐里）土地，蕭壠並定居下來成立吉貝耍新社（今臺南市東山區）〕。又大部分西拉雅族大滿╱大武壠亞族則被西拉雅亞族逼迫（CE 1730-40年代）至荖濃溪（布農族語laku laku，意為「兇猛不定之溪水」）、楠梓仙溪（今旗山溪）中游沿河地帶（今高雄市杉林、六龜、甲仙等區），與原住民內優6社產生互動，而部分族人則上溯灣裡溪抵哆囉國社（該社受熟番移動及漢人開墾雙重壓力而上溯急水溪，退往其社域邊區今白河鎮境）成立大武壠派社（今臺南市白河區），並與哆囉國社產生密切互動。西拉雅族馬卡道亞族則移往中央山脈南端西側山腳

 

CE 1796年：（清仁宗嘉慶元年）

濟州島官員李邦翼曾漂流至澎湖，後沿大運河北上至京師，交由朝鮮使節帶回

吳沙率領千餘人攻佔烏石港之南，遭到原住民反擊抵禦死傷慘重，吳沙之弟吳立陣亡，吳沙於是率眾退回三貂／山朝角

陳金聲開墾八張、中埔及礁溪莊。爾後黃登龍等人入墾劉厝埔、麥仔園、十三添（十三天／三峽區添福里）、大埔、麻園等地，並以十三添與大豹社為界

 

CE 1797年：

蘭陽原住民流行天花病死甚眾，吳沙諳漢方乃主動醫治，終得信任入蘭開墾。吳沙率眾乘機入侵頭圍（頭城）地區，以十數人（佃農）為一「結」（基層自治單位／官方完糧納稅之計算單位／村莊地名，且以數字連結，可見其組織、管理之「軍事化」／粵人稱之「份」）、集合數十結人群為一「圍」（在宜蘭與「城」同義／在拓墾時代為防禦性之居住點，以土牆或石牆為防禦工事，拓墾完成進入農墾時代，乃發展成為居民之聚落）等形式，陸續開發二圍、湯圍、三圍、四圍、柴圍、五圍（「鬮」ㄐㄧㄡ僅存在五圍之中，與「結」相當）、民壯圍（擔任警戒之鄉勇所分得之酬勞土地稱之。「壯」僅存在於民壯圍之內，與「結」相當）等地區。短短7年間，溪北平原地帶侵墾殆盡

 

CE 1800年：（清仁宗嘉慶5年）

今年大部分海賊至海上劫掠，然而不巧遇上颱風，海賊十之八九葬身大海，嘉慶將此颱風稱做神風，此事件稱為「神風蕩寇事件」。「鎮海威武王」蔡牽（福建福寧府三沙人，今福建省寧德市霞浦縣臺山列島三沙島，而非福建同安人，曾8犯鹿耳門，10度在臺灣沿海搶奪、屯駐／1761-1809／蔡牽、朱濆企圖佔墾噶瑪蘭，可知18世紀以降漢人對北臺灣航路和東臺灣地理知識累積，並未隨社船制度之結束而失傳／18、19世紀之交，當時日本幕府仍屬「鎖國」時代，海上活動範圍已不似上一世代之廣闊，惟蔡牽十餘年往來於閩、浙、粵3省洋面，所採取辦法為「海口各商船出洋要費用洋錢四百塊，回內地者費用加倍。此項費用俱係給洋盜蔡牽。給則無事，不給則財命俱失」）漁翁得利，接收各海賊殘部，乃成為最大海賊集團，受眾人尊稱「大出海」，後來CE 1805年遂於滬尾｛Ho Bay、Hou Bei、Hou Quei、Hoo Wei、HoBe、Hoo Bei、戶尾〔《望高塔碑記》，淡水區民安里福佑宮，初建於CE 1732年（清雍正10年），現今宮廟係CE 1796年（清嘉慶元年）重建〕、滬美（《臺灣遊記》〈全臺遊記〉，池志徵）、戶美／福佑宮嘉慶元年重建時（附近原稱「公館口」，而番社設有公廨，即社公所，俗稱公館或社寮，平時通事、土目在此辦公），廟左側已有一斜坡街道形成（今重建街），至嘉慶末年又向北延長至「牛灶口」（今重建街北段）。另一分支則向東南下山坡，稱之「米市仔」（今清水街）。道光年間，「米市仔」的南段繼續發展，而「牛灶口」則持續向北延伸到「城仔口」（城仔口又分往興化店即今興仁里方向及往北投仔庄即今忠寮里方向2條路線）。咸豐初年，沿河岸邊開始淤淺、民房建起形成「大街」（俗稱「下街」／大街西段後通稱「新店」，是從今三民街到紅毛城之一段，是為淡水「租界」。而新店背後山丘則俗稱「埔頂」，為傳教士居留地，今真理街），因五口通商（指清朝政府將5個沿海城市—廣州、福州、廈門、寧波和上海，根據CE 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定闢為通商口岸，是該條約除割讓香港外之另一大條款），船頭行多設於此。CE 1858年（清咸豐8年），滬尾龍山寺〔觀音佛祖為泉州府晉江、惠安、南安三邑人移民之守護神／CE 1738年（清乾隆3年），淡水廳龍山寺於艋舺新建〕新建（洪江海、洪江城兄弟獻廟地），「米市仔」延長至「後街」及「布埔頭」（今清水街最東一段／「埔頭」之意為「零售店街」，「布埔頭」即「布街」，經營布匹的零售門市之地。由此可知清水街的專業功能：中段米市、東段布市，分別滿足當地居民之2大民生需求）。另外，大街東端再分出一「暗街」（今公明街），《臺灣建築史》，李乾朗，1979／「滬尾」狹義指今新北市淡水區街區，廣義則指昔日之芝蘭3堡（北新莊、三芝鄉及淡水鎮在內之區域，簡稱3芝）｝建立王國政權，年號光明

潘阿敦家正式執行析產（簽定分產鬮書）：一為「私租」，即分給潘家兄弟2房歸管之田租，包括大小租〔每年約有4,500石租穀，其中蒸嘗田業租業（祠田、嘗田）及貼撥外孫子女的田產約有3,521石〕和水租〔每年約有1,300-1,400石租穀。權利保持完整不分割，由輪管一房9年一輪，負責向使用（樸仔籬圳）水利系統的佃人催收水穀，並監督水圳之維修〕2種，年收共約6,400多石。二為「公租」（立戶「潘萬興」公記，由二房子孫5年一輪輪管，包括水租約有3,000石左右），作為輪年承理家務之辦公費用，包括往來親朋伙食公費、教讀先生束脩、工人工銀、奉神祭拜、收成運穀車工等項費用。每年約有1,700石租穀，包括岸裡社大租、舊社埔園大租、浮圳埔租。但田產租業至CE 1803年（清嘉慶8年）仍未完全分割，而由年值管業之人統理。至CE 1804年，潘家田產年結租簿才正式割出「私租」

 

CE 1803年：（清仁宗嘉慶8年／日享和3年）

日人文助船長因北海道箱館（今函館）商船「順吉丸」（船員共9人），於赴江戶途中因遇強風船難，漂流到臺灣東部秀姑巒溪口之「チョプラン」地方（繡坡蘭、大港口）上岸，並生活了4年。瑯嶠商人マアン（馬安）每年到此交易，文助求助同船去臺灣府官廳協助歸國，得到夷頭人同意。CE 1808年3月13日，チョプラン海上漂來日船永柳丸（向自薩摩州山川港出發，前往大阪但被漂流到此），共有23名船員。28日，船長長源五郎、文助及馬安等一同抵枋寮，並拜見官廳說明經過且求助歸國，官員大為驚嘆！並文書告知臺灣府、等候消息。4月5日， 抵鳳山縣頭城再與官員會面，廳內設14桌款宴，事後每人賜3兩銀。4月9日，抵臺灣府。6月3日，動身出發。6日，抵廈門府港口。18日，抵福州府。7月24日，由此出發經道路、山岳步行13天，再大河乘船歷10天。8月16日，抵杭州府。29日，抵嘉興府。9月1日，自嘉興府出發，2日，到乍蒲港，逗留 40 餘天，饗宴十分豐富。10月11日，分2船由乍蒲港渡海歸國。11月16日，夜入長崎港。17日，鎮臺官員詳細盤問漂流經過，但被置留獄中。CE 1809年6月3日，薩摩人引渡交與薩州人，只剩文助於9月21日自長崎出發。11月1日，到達江戶。22日出發，CE 1810年元月3日，到達松前府。文助前後漂流共9年〔《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蔡美蒨主編，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11，p.44-46／此史料顯示，瑯嶠至臺灣東部沿海以及界內之臺灣府，已經形成季節性的沿海戎克船（英文 junk、法文jonque，均源自葡萄牙文junco，於15世紀末開始使用。學界認為這個詞從馬來語或爪哇語之djung、jong演變而成，而後者可能源自中文的「船」或「舟」。中式帆船／馬來人稱中式帆船為 jong，又為使歐洲帆船與中式帆船作一區別，於是馬來文稱歐式帆船為 kapal，而馬來文kapal的定義為 perahu besar，也就是「大型船」之意。華人譯音則稱呼為「夾板船」或「甲板船」或「夷船」。CE 1633年料羅灣海戰後，福建巡撫鄒維璉之〈奉繳紅夷報捷疏〉提到入犯的荷人云：其舟長50丈，橫廣6、7尺，名曰「夾版」。內有3層，皆置大銃向外，可以穿裂石城，震數十里，人船當之粉碎。）貿易系統。而往來於秀姑巒溪溪口（チョプラン）、卑南、瑯嶠以及界內地區交易的漢人商人，甚至有徵用漂流民為其工作不短的時日後再將漂流民送至界內官府處理的不成文慣例／「文助自亥年正月至寅年9月寓居此地。其間聽聞此地習俗，凡有漂流到此之人，不論其國籍為何，一律留置4年，供主人任意使喚，之後才獲准前去他國。文助已在此生活4年，入秋後便開始計畫歸返故國，並向每年來此經商，人稱マアン的瑯嶠商人述說此心事。馬安於是告知頭人：『文助既然已居留4年，本次欲與我共同乘船，結伴前往臺灣府，向官廳請求協助歸返故國。」頭人並未拒絕，因此文助便與馬安同船離開チョプラン』〕

 

CE 1804年：（清仁宗嘉慶9年）

受族群內部矛盾及漢人侵佔土地，淡水廳（轄區南起大甲溪，北至三貂嶺）阿束Aho^k社頭目潘賢文（Tazuxan Bauki／遭漳州人抓捕送官，以殺害阿束社族人罪名處決）與阿里史Arisai社頭目大乳汗毛格（Toanihanmoke）招集岸裡Ganri社、東螺Tonrei社〔最初活動於濁水溪北岸，今天彰化北斗（Dobale Boata）一帶。根據日治時期文獻記載，位於羅東南邊之九份庄一帶（今冬山鄉群英村），今天雖然已成為漢人村莊，不過流經庄內之水圳仍以社為名，稱為東螺圳，為東螺社在蘭陽平原上留下的重要痕跡，又東螺圳現改名為冬螺圳〕、北投（Paktao、Packtau，又名Tausa         Mato）社、大甲Taika社、吞霄Ton-syao社、烏牛欄Aoran／Auran社、馬賽Masai社（三貂、凱達格蘭巴賽分支）等〔巴則海族（岸裡、阿里史、烏牛欄3社／豐原、大甲溪中游一帶）、巴布薩族（阿束及東螺社）、道卡斯族（大甲、吞霄社）及洪雅族（草屯、北投社）等4族8社共1,000餘人（清廷稱之「流番」）］，武裝移居進入蘭陽平原溪北地區（清代平埔族第1次大遷徙），擬在五圍（今宜蘭市）附近開墾〔雖然人數僅有千餘人，不過擁有眾多鳥槍，且不少人曾在山腳擔任屯丁職務，具有戰鬥經驗（屯守邊界，常會和山區原住民作戰），漢人因而對他們存有畏懼。為削弱他們勢力，以吳沙為首之漢人墾佃集團看到他們剛來到平原，還未有穩定的糧食收入基礎，因此用米糧來交換槍械之作法，來弱化中部平埔族人的戰力〕。因遭漳州人排拒而移墾羅東（臺語音Lô-tong／噶瑪蘭語Rutung／阿美族語Lotong╱平埔語稱猴子為「老懂」），成為溪南開發的先驅〔CE 1806年（嘉慶11年）蘭陽平原爆發漳泉械鬥，中部平埔族加入泉州一方，結果戰敗因而再度展開遷徙。他們越過蘭陽溪，來到南岸平原中心的羅東一帶建立據點／CE 1807年（嘉慶12年）海賊朱濆來到蘭陽平原，計畫建立根據地並積極拉攏潘賢文，但潘賢文選擇與官方一同擊退海賊／羅東鎮中正路慈德寺城隍廟，俗稱「番仔廟」，其功德殿有「羅東功德主」潘賢文及茅格神位，以紀念開墾羅東之西部平埔族先人〕。CE 1809年，蘭陽平原再度發生漳泉械鬥，漳州人偷襲攻佔羅東，領袖潘賢文等人遇害身亡？族人遂四散周邊聚落避難，勢力大衰〔7+1社流番（+馬賽Masai社）在羅東等地落腳處：阿里史社─羅東鎮農會後一帶。東螺社—冬山鄉清溝村（紅水溝仔），比鄰阿里史社，東（冬）螺為冬山與羅東之界圳。阿束社—羅東國小新大門前一帶。北投社—北成北投巷附近。北投社與客人城合稱北城，後轉為北成。馬賽─蘇澳馬賽〕。而粵人也進墾冬瓜山〔今宜蘭縣冬山鄉安平村／馬偕之冬瓜山教會設教日期為CE 1887年3月3日。CE 1892年，建築樣式為洋式茅屋，駐堂傳道師為林孽（林輝成，1847-1896，CE 1873年2月9日，為北部第1批受洗5人之一）。CE 1895年10月4日，田代安定來訪視，當時教道師為徐水永〕一帶，漢人勢力全面侵入溪南地區，乃被迫又流亡至宜蘭五圍（也有部分岸裡、大甲、吞霄社人被迫再度翻越中央山脈返回中部故里原籍）

蔡牽的艦隊抵達臺南鹿耳門，在浮鷹洋面破溫州鎮水師

 

CE 1806年：

大遷徙之平埔族人因缺糧換買而喪失鳥鎗武力，又南遷羅東（巴則海之阿里史社在今羅東鎮成功里、西安里╱巴布薩族之阿束社在今東明里、開羅里╱洪雅族之北投社在今北成里）。CE 1809年（嘉慶14年）受漳州人攻擊，再退居羅東西方叭哩沙喃（Parissinanan、Parusarunes）一地（大甲社、吞霄社則含淚遷回原居地╱阿束社在今三星鄉雙賢村、人和村）

《以主導文為範本的通用語／西拉雅語與德語對譯》一書刊行於柏林，此書第1冊為基督教主禱文（附德文譯文）。其中，No.95幅出自〈新港語基督教信仰要理〉，是由第2任荷蘭宣教士尤紐斯Junius牧師以新港語寫成（刊行於CE 1645年），而No.96幅則出自〈虎尾壠語基督徒指導信條書〉，由賀拉夫Gravius牧師以虎尾壠語寫成（刊行於CE 1662年）

 

CE 1807年：

馬禮遜牧師〔Rev. Robert Morrison，1782-1834／曾於澳門創設「馬禮遜學堂」（the Morrison School）〕受倫敦傳道會派遣來華，今年到達廣州，是外國來華的第1個基督新教宣教士，也是第1個將《聖經》全文翻譯成中文並予以出版，且獨自編撰了中國第1部《華英字典》

臺灣知府楊廷理履勘宜蘭時記下之噶瑪蘭道里紀程：「踰溪（蘭陽溪）二十里至羅東，又五里至打哪美（打那美）社，又十五里至珍珠里簡社（社名意涵為「烏老珠」，舊社位於聖福廟東側之舊「橄欖腳橋」一帶／馬偕牧師之珍珠里簡教會設教日期為CE 1886年3月16日╱今冬山鄉珍珠村），又十五里至奇武荖社（社名意涵為「尖尾螺」，舊社位於奉尊宮一帶與「林和源排水」旁／馬偕牧師之奇武荖教會設教日期為CE 1883年8月23日╱今冬山鄉三奇村），又十五里至新猴猴社。新猴猴踰嶺十五里至蘇澳。」顯示猴猴社［Qauqaut／自稱Qauqaû^t／澤敖列系統稱之Mək-qauin或Mək-'auyin／賽德克系統稱之Mək-qaulin／詞頭「Mək」表示「所屬」或「由來於…」／舊居在立霧溪流域及出海口一帶，之後輾轉移居蘇澳、武荖坑、猴猴溪沿岸、南方澳、小南澳（即浪速一帶）。猴猴人自稱祖先本是山地住民，喜歡在山坡地耕作，並常常出去打獵，並把捕獲之獸肉與噶瑪蘭人交易換取食鹽，不像被傳為住在海岸地帶之哆囉美遠社人］至遲在CE 1807年已遷至蘇澳北方武荖坑溪下游北方的海濱（今蘇澳鎮龍德里及頂寮里），建立「新」的聚落（旁證是CE 1810年噶瑪蘭廳創始章程，規劃為蘭陽溪南16社劃設社址周圍1-2里的加留餘埔。猴猴社與加禮宛（Kikarriawan）等12社，共分得762甲餘。如果彼時猴猴社仍居住在界外的南方澳，當不可能為之劃設加留餘埔。而清代宜蘭兩部方志《噶瑪蘭志略》（CE 1837年）、《噶瑪蘭廳志》（CE 1852年）所載與猴猴相關的地名，均指涉武荖坑溪口的猴猴社址。所以在CE 1810年噶瑪蘭廳設立之前，猴猴社已遷至武荖坑溪口（噶瑪蘭廳設置後，猴猴社劃屬溪南16社，亦劃設有餘埔）／《臺灣史研究》〈清代宜蘭猴猴人遷徙與社會文化的考察〉，第19卷第1期，李信成，p.29-85，2012，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海南王」朱濆於今年載著農具入蘇澳港，似有建立殖民地之企圖，被王得祿、楊廷理與地方人士合力擊退。CE 1809年農曆元月10日，死於金門鎮總兵許松年的追擊之下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臺灣志略》，李元春 刪輯）雲：「貨：糖為最，油次之，糖出於蔗，由出於落花生，其渣粕且厚值。商船賈販，以是二者為重利。澱菁盛產而佳、薯榔肥大如芋魁，故皂布（黑色棉布，由藍靛與薯榔染色而成）甲於天下。」〔《臺灣志略》言：「黑水溝為澎、廈分界處，廣約六七十裡，險冠諸海，其深無底，水黑如墨，湍激悍怒，勢如稍窪。舟利乘風疾行，亂流而渡，遲則波濤衝擊，易致針路差失（按黑水溝有二：其在澎湖之西者，廣可八十餘裡，為澎、廈分界處，水黑如墨，名曰大洋；其在澎湖之東者，廣亦八十餘里，則為臺、澎分界處，名曰小洋。小洋水比大洋更黑，其深無底。大洋風靜時，尚可寄椗，小洋則不可寄椗，其險過於大洋；此前輩諸書紀載所未及辨也。）／臺灣海峽平均水深60公尺，但在澎湖本島與臺灣島之間，有一北窄南寬的海槽，稱為澎湖水道，寬約30公里，水深100-200公尺。臺灣海峽海流超過一半的流量集中在澎湖水道，加上潮汐影響，使澎湖水道海流強勁。先民渡臺經過此一危險水域，稱之為黑水溝。但黑水溝之險其實並非縱貫整個臺灣海峽，而大體僅限於澎湖與嘉義、臺南之間（臺灣雲林、彰化以北與福建之間航行往來，並不需經由澎湖與澎湖水道，自然也無黑水溝之險可言）。黑水溝確實是清代水手航渡臺灣海峽時最凶險之處，需要特別謹慎小心。但從無人指其為不可渡月的天險，或因黑水溝而躊躇不前。明末漁民更已來往澎湖與北海間捕魚。萬曆44年（CE 1616年）8月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黃承玄〈條議海防室宜疏〉言：「至於瀕海之民，以漁為業，其採捕於澎湖、北港之間者，歲無慮數十百艘」。由此看來，黑水溝之險並未構成明代漁民，在澎湖與北港之間來往捕魚為生的障礙。荷人入臺後，積極招攬漢人海商與農業移民，從此臺南和福建間航運不絕，未聞貿易或移民因黑水溝之險而躊躇不前者。足證黑水溝只是海峽中相對最險處，而非不可渡越之險。因此，黑水溝不可能是宋元2代漢人移居澎湖而卻不入臺灣的理由。黑水溝成為臺灣移民史上深刻記憶，理由是清初移民來臺大多經過黑水溝，其原因在臺灣之農業開發始於臺南，這並非地理之必然，而純是荷蘭人一時選擇貿易據點所在，而造成此後清初移民渡越黑水溝前往臺南之歷史偶然／澎湖也產無奇貨，但宋元時即有漢人定居，甚至政府為之設官駐軍。又澎湖漢人移民並非因貿易而起，而是以農漁業為生，臺灣則總體農漁條件遠優於澎湖，宋元人卻僅移居澎湖而非臺灣，理由顯然不是臺灣產無奇貨（而應是臺灣原住民對外來移民之抗拒）。但外來農漁業移民還要克服原住民的抗拒，則必須有國家武力支持，或有人出而組織拓墾團體，以實施大規模集體武裝移民。雖然宋元明各朝政府即使已將澎湖納入版圖，甚至駐軍保護居民，卻顯然都不認為有必要武裝殖民臺灣，他們都不認為臺灣是值得國家投注資源開發〕

今鼻頭角附近之三貂社尚有祖傳之「山林埔地」招募漢人佃耕，有任由佃戶「用工本坎（砍？）伐樹林，架屋掌管耕業」的事實，與當時乾、嘉之際吳沙及其徒眾在此間之活動和森林資源關係密切

 

CE 1809年：（清仁宗嘉慶14年）

王得祿、邱良功分別任福建、浙江水師提督，合兵圍攻蔡牽於浙江臺州（一江山、大陳列島）漁山外洋，血戰2晝夜蔡牽寡不敵眾，開炮自炸座船與妻（蔡牽嬤）小及部眾250餘人沉海而死。王得祿因擊潰蔡牽等海賊集團，晉封2等子爵，賞戴雙眼花翎。而邱良功則受賜封3等男爵，任浙江水陸提督

法國地理學家兼出版商馬爾特•布戎（Conrad Malte-brun）向拿破崙建議將臺灣納入殖民地，以挑戰英國壟斷西方世界與清帝國通商之權利

 

CE 1810年：（清仁宗嘉慶15年）

由福州將軍、閩浙總督、福建巡撫、福建水師提督、福建陸路提督每2年輪流至臺灣巡閱乙次，時間訂在春秋之間

清廷將蛤仔難地區收入版圖，2年後（CE 1812年）置「噶瑪蘭廳」，設噶瑪蘭通判（第1任通判楊廷理，出任約3個月）駐於五圍（廳治），且築城建署。三籍人士乃開始積極開拓（蘭陽）溪南之平原地帶

琉球八重山難民建西表等42人漂流

 

CE 1811年：（清仁宗嘉慶16年）

清廷要求地方當局查照各縣廳保甲門牌，核實土著流寓共計1,944,737人，這可視為全臺漢人之總人口數（而全臺當時開墾田園約11.8萬甲，其中僅閩客所墾之7萬甲繳稅，因番墾不課稅。又依「臺灣人口成長模型1624-1995」以每甲扶養力3.3人計算，並假設臺灣墾田全數皆漢墾，則全臺閩客最多會有3.3*11.8≒39萬人。所以原住民應有155.5萬人，佔當時總人口之80％，若將漢番混血計入，原住民血統可達94％／《臺灣血統》，沈建德， 前衛，2009，p.23）。至CE 1893年（清光緒19年），臺灣建省後3府11縣3廳1州的人口數，共計2,545,731人

 

CE 1812年：（清仁宗嘉慶17年／日文化9年）

此一時期呈現「1府5縣5廳」：臺灣府；臺灣縣、鳳山縣、諸羅縣、彰化縣、恆春縣；淡水廳、澎湖廳、埔里社廳、卑南廳、噶瑪蘭廳（新設／CE 1875年，改為宜蘭縣）

皮耶‧拉比（Pierre Lapié）與亞歷山大‧拉比（Alexander Emile Lapié）兄弟出版《古代與全球地圖集／世界古典地圖集》（Atlas Classique et Universal）畫冊，其中包括《福爾摩沙島、先島群島、琉球及中國、菲律賓和日本局部圖》（Carte des îles Formose, Madjicosemah et Lieu-Kieu, avec une partie de la  , des Philippines et du Japon），是現代地圖的雛型（《先民的足跡：古地圖話臺灣滄桑史》，許雪姬、吳密察，1991）〔先島群島（さきしましょとう、 Sakishima shotō 、先島諸島）為日本對琉球群島西南部份之宮古群島、八重山群島和尖閣諸島（臺灣稱釣魚臺列嶼、中國大陸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總稱。行政劃分上多數島嶼屬於日本沖繩縣管轄，但中國大陸與臺灣均主張擁有其中尖閣諸島之主權，並主張其為臺灣附屬島嶼，又先島群島西側三分之一的領空被劃為臺灣的中華民國防空識別區。〕

 

CE 1814年：（清仁宗嘉慶19年／日文化11年）

佃墾首郭百年與水沙連社隘丁黃林旺、漢人墾佃陳大用等人，假藉已去世原住民通事土目之名，前往臺灣府衙門申請水沙連地區水裏社和埔裏（埔裡／Qaviðan）社一帶之墾照

臺灣道糜奇瑜鑑於大肚溪、濁水溪之間中、上游漢族越界佔墾盛行（自CE 1760年／清乾隆25年劃定原漢土地界址約50餘年以來，漢族鄉庄、平埔族群拓展聚落不斷向更上游區域推展，而在內山原住民族群原有較外圍之區域獲得頗多土地與生活空間，又透過納租與「和親」手段、物品交換等方式不斷擴大和內山原住民族群的社會互動。這使得148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大肚溪、濁水溪之間中、上游之邊區社會開始形成較完整的網絡，且與下游平原地帶的資金資源勞力等方面亦互有關聯，同時也形成外來族群與某些內山原住民族群勢力接壤之歷史空間格局），乃新定「番界」並於集集、烏溪南、北2口立界碑，惟仍無法阻遏該地區邊區社會發展的熱潮

 

CE 1815年：（清仁宗嘉慶20年／日文化12年）

6月18日，拿破崙於滑鐵盧之役慘遭失敗。之後聯軍（大英帝國、荷蘭、普魯士王國）很快攻佔巴黎，也決定了「法蘭西第一帝國」（CE 1804年建立）的覆滅，而拿破崙被放逐到南大西洋之聖赫勒拿島（St Helena），且於CE 1821年逝世

臺灣府知府（汪楠）允許彰化知縣（錢燕喜）發給黃林旺等人墾照准予開發，郭百年於是招募1,000多名壯丁和農人入山開墾（流民佃人前往埔里盆地進行武裝墾殖）。開墾完審鹿社和水裡社數百甲之後，計畫再前進埔裡社｛自稱「蛤美蘭社」，布農Kantavan族〔丹社群Ta-qaviðan族／該族和卓社群Qalavangan中氏族似乎與臺灣東部之阿美族馬太鞍Vata-an社（布農族稱馬太鞍社居民為 Šulaing）之間，素有某種關係。而 Šulaing這個名稱，又與泰雅族萬大群內屬於馬太鞍系統之外來份子（被稱為Səbunawan），彼此對應／《臺灣原住民族移動與分布》，馬淵東一 著，楊南郡 譯註，p.99，2014〕系統，今埔里盆地一帶／老一輩布農族人及日月潭〔此3字最早出現之記載為CE 1821年／清道光元年（CE 1823年？），臺灣府北路理番鹿仔港海防捕盜同知鄧傳安（CE 1824年代理臺灣府知府，CE 1830年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在臺灣任職接近10年，其為政以振興教育為先，曾捐銀推動創建鹿港文開書院，著有《蠡測彙鈔》及《水沙連紀程》）之〈遊水裡社記〉，「其水不知何來，瀦而為潭，長幾十里，闊三之一，水分丹碧二色，故名日月潭」〕邵（θau）族人仍習慣稱埔里為Kabilan或Kariavan｝，惟埔裡社堅守領土不讓對方開墾，雙方對峙一個多。漢人眼見無法透過武力取勝，便派人到埔裡社要求談和，並藉故欺騙部落居民獻出鹿茸作為撤退之條件。當地居民信以為真，於是集合壯丁到山中打獵。隨後，郭百年等人便趁部落壯丁離開，闖進部落恣意焚燒殺戮，老弱婦孺無一倖免。埔裡社壯丁打獵歸來後眼見無力挽回，攜帶殘餘老弱婦孺依附泰雅Ataiyal族之眉裡社居住，史稱「郭百年武力侵墾事件／郭百年事件」（埔裡社衰亡史可參照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p.182-184，1904／《臺灣文化志》下卷，p.872-873，1929）

鳳山知縣吳性誠與歲貢生郭萃、林夢陽等，在阿猴街建「屏東書院」（CE 1814年，於鳳山縣城埤頭街興建「鳳儀書院」），乃指位於翠屏山〔當時縣城在埤頭街（今鳳山市），縣城北邊最高山峰為觀音山（又名翠屏山），今大社觀音山，而山麓有寺廟稱翠屏岩（今觀音山大覺寺／臺灣早前稱主祀觀音佛祖之「山寺」，稱岩或巖）〕之東也（鳳山8景：鳳岫春雨、龍巖冽泉、淡溪秋月、球嶼曉霞、岡山樹色、泮水荷香、翠屏夕照、丹渡晴帆）

 

CE 1816年：（清仁宗嘉慶21年／日文化13年）

冬天，臺灣總兵武隆阿北巡時調查此事才知詳情，並決定嚴格追究，命令彰化知縣吳性誠承辦處理。於是通知在埔裡社開墾之眾人自動離開，而以郭百年為首的墾戶們卻不願遵命。於是鹿港同知張儀盛、彰化知縣吳性誠到審鹿社拆毀漢人佃農所築土牆，並將水裡社、埔裡社漢人墾戶全數驅離水沙連原住民生活範圍，同時撤還郭百年等人之開墾申請

墾戶黃朝陽等6戶10股欲開墾坐落土名總號青潭大溪之上下兩旁一帶土地，除須獲平埔族雷朗社的墾批，還得承擔防禦泰雅族之工作。他們招募佃墾、設置隘寮，最後因經費耗盡而告第1次開墾失敗。之後他們改採吳沙的結首制，於CE 1818年再與4結首馮金定、許聰宥、陳廖合、陳肇基簽約合作開墾（約定6年期滿）。CE 1827年（清道光7年）黃朝陽等各墾戶與眾佃立如約簽「分管字」約，雖然比前約定中之6年開墾時限多出3年，但總算看到自己辛苦的成果。CE 1829年，青潭以南至屈尺之新店溪兩旁各庄協議立約，捐題銀粟添募隘丁，僱請隘丁首林士雀招募壯勇，此後兇番肆虐乃漸緩。

 

CE 1817年：

6月，總兵武隆阿傳喚郭百年等與事件相關者接受訊問，並將郭百年逮捕杖打，其他人被釋放。此外，官府也同時在水沙連南北2路入口豎立嚴禁越墾碑，禁止漢人再度進入水沙連地區。最後，水裡社與埔裡社原住民才開始回到自己原本部落，但是埔裡社開始衰敗。從此水沙連24社原住民勢力大幅衰落，社仔社因形勢所迫併入田頭社，而貓蘭社亦併入水裡社。至於埔裡社族人經浩劫死傷慘重，勢力衰退，再也無力抗拒埔里盆地北面泰雅族眉社｛清代文獻有「眉社」、「眉裡社」及「眉番」之相關記載。CE 1847年（道光27年）閩浙總都劉韻珂之〈奏勘番地疏〉記載「查水沙連內山係總名，而田頭、水裡、貓蘭、審鹿、埔裡、眉裡6社附於中…」。同治、光緒之際，臺灣道夏獻綸的《全臺輿圖》〈埔裏六社說〉：「六社者何，曰眉社，曰田頭，曰水社，曰審鹿，曰貓蘭，而以埔裏社為著。」眉番生活於埔里盆地東北隅之眉溪北岸，今之史港、牛眠山、乃至守城山一帶。清道光年間，中部熟番諸社移入埔里盆地佃墾，早先範圍主要以埔社番地，未達眉社番地，因為眉番不願招佃開墾，鄧傳安蠡測彙鈔「水沙連紀程」記載：「蓋眉裡社之不願開，藉口於社仔社之因招墾而止，其理甚正。」雖然眉番原先是不願招佃開墾，但仍有潛入私墾者。清道光年間中部熟番移入埔里，向眉番租佃土地開墾之後，人口及勢力漸增，眉番終至式微，或遁入霧社及萬大山區。CE 1900年（清光緒26年／日明治33年）鳥居龍藏到埔里調查，到處找尋結果，發現眉番僅只剩3人，其中一位80歲的Avon仍記得眉番母語，但已經沒有子嗣，另兩位20來歲的年輕男女是混血，鳥居龍藏為他們拍下埔里眉番最後的身影，而今日僅留下「眉溪」之名（臺灣原住民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網路版）／水沙連6社自CE 1824、1841年即先後有開社納治之議。CE 1846年（清道光26年）臺灣道熊一本〈條覆籌辦番社議〉〔另含「彰化縣內山圖／籌開水沙連圖」，以為當時上級官員閩浙總督劉韻珂（1843-1850）定計之參考。之後CE 1847年4月，劉韻珂抵臺實際履勘。5月11日，始與北路理番同知史密、淡水同知曹士貴等人於斗六門會齊，12日抵南投巡檢署，13日開始履勘之行，至20日返抵彰化縣城。其間巡視行止大致為集集、水裡坑、水社、埔社、眉社、駐留埔社、龜紫頭（龜仔頭）、內木柵、彰化縣城，而在其履勘時共有泰雅族、邵族、布農族29社欲表「歸附」。8月，上奏〈奏報履勘水沙連六社番地體察各社番情摺〉，重申其CE 1846年贊同水沙連6社開社納治的基本看法，但最終仍為清政府高層以水沙連邊區社會尚不具長治久安之「穩定結構」而遭駁回。惟年底則出現水沙地區「准墾但不納土」的新官方政策，直到CE 1875年（清光緒元年）「番地」開禁推動「開山撫番」政策時，水沙連才正式開社納治／「籌開水沙連圖」其中涉及埔里、日月潭地區由埔里社南側外圍至南、北2路大肚溪、濁水溪岸之民番聚落分布、自然環境及交通概況。而主要旨意為水沙連內山核心地帶的6社之基本形勢，以及由近山內陸地帶各路進出水沙連的重要管道和顯要地點，並呈現土地資本家募集之開墾集團在內山北路新近的開墾成果。又當時進出水沙連之管道，南側由竹山（林圯埔、林杞埔）、集集、水里（水裡）、雞胸嶺（土地公鞍嶺、土地垵）入日月潭邵族地區。北側則是由平埔族北投社所屬之內木柵、大坪林、龜仔頭進入火焰山後之烏溪流域漢族資本家內、外國勝新墾地，或南行至埔裡社南側外之邵族部落。而由平埔族南投社則可越八圯仙嶺（八己仙）進入日月潭地區。該圖呈現出19世紀中葉邊區社會更向內陸伸展而及於內山原住民領域、多族群混雜，終形成內山原住民社會與外界相通的新局面〕再議此事（包括臺灣總兵武攀鳳、臺灣府知府㒰卜年），主要是由於平埔族群、漢籍移民入墾營居在6社首肯下已成事實且有初步成果（名為試墾），同時臺灣官方及土地資本家對開發邊區態度亦趨積極，又官方也刻意於此時營造開社納治實為各方利益均霑的氛圍｝之攻擊，於是透過日月潭水裡社邵族居中協調，招請西部平原的平埔族群「番親」，於CE 1823年（清道光3年）進入埔里開墾以同居共守（共同簽定「公議同立合約字」，誓約不准再沿襲習用之番產漢佃模式，開發埔里盆地。這也表示土著族群具有一定經濟資源與農耕技術，足以自行斥資開墾水利、闢土成田，而毋須依賴漢佃），造成西部海岸地區各平埔族聚落之集體大規模入徙（5族30餘社，以瞨田方式從埔裡社手中取得永佃權，亦曾致贈價值1,000-5,000墨西哥銀之禮物予埔、眉2社，作為交換開墾及土地經營之用），但亦使原有部落遷移而逐漸消失〔CE 1823年（清道光3年），閩浙總督劉韻珂勘查埔里盆地，指出墾熟埔地約有200-300甲，土著住戶約有2,000丁口。其中埔裡社27丁口，眉裡社124丁口，其餘為移居而來的平埔熟番。至同治、公緒年間（1874-1877），臺灣鎮總兵吳光亮奏請開山撫番，發覺埔里盆地平埔族已有6,000餘人，其中岸裡等社巴則海族人約1千餘人，漢民則有2,700餘人，開墾田園2千餘甲（從漢人移居埔里盆地之數目與勢力，可看出道光初年土著族群簽約排斥漢佃之企圖，並未能實現，而番產漢佃的生產交換模式，仍持續於埔里盆地進行，顯示清廷在臺劃界及墾荒政策，始終未能貫徹執行）。為此，吳光亮於CE 1877年（清光緒3年）奏准朝廷在埔里建造城垣街署，並將原在鹿港之北路理番同知衙門遷徙至此，改為中路撫民理番同知〕

從岸裡社群在19世紀初葉以來幾次之遷徙招墾行動，以及土著與漢人從噶瑪蘭到埔里盆地激烈競爭地權的現象，在在反映出西部海岸地區之移墾社會，已然面臨發展的困境。美國漢學家藍厚理（Harry Jerome  Lamley）認為CE 1782-1862年這80年期間，正是臺灣由移墾型社會轉型為定居型社會的階段。此期間，臺灣農村出現頻繁且大規模之分類械鬥，迫使許多自然形成的村莊聚落重新整合，改由漳州、泉州及客屬住民等3大地緣和語言族群為主之「關閉型」村落，彼此交叉不斷進行武裝鬥爭。而平埔族群身為田園業主階層難免受到漢人分類械鬥之影響，他們在漢人社會日趨武裝化的傾向下，也採取集體行動進行內山墾殖活動

 

CE 1821年：（清宣宗道光元年）

道光年間（1821-1850），以西拉雅族大滿╱大武壠Taivoan亞族、西拉雅族馬卡道亞族為主之橫越山脈、遷居臺東、花蓮之移民潮展開，並完成。該東遷路線有北路：自荖濃溪上游，越中央山脈到新武呂溪岸（舊關山越嶺路：從東部沿新武呂溪上溯，至中央山脈主脊上之海諾南山，然後循主稜南行至小關山，最後從小關山向西延伸的支稜下降，經過高雄市桃源區境內之透仔火社、雁爾社到高雄市六龜區甲仙、六龜、荖濃、里港一帶，亦即舊鳳山縣平埔族部落群。這是一條橫貫布農族部落的姻親古道，是布農族常走之山路，移民隊伍不必經過卑南族與阿美族地盤／從里壟庄方面橫越中央山脈通道前山舊臺南縣Rauron庄，即高雄市六龜鄉荖濃）；中路（清道光9年／CE 1829 年）：由枋寮經大武至臺東（浸水營古道）；南路：自恆春沿海岸抵臺東；海路：搭乘小船至臺東［舊臺東州府刑名官陳英編著之《臺東誌》（通事楊永德也用漢文抄寫一部，與清代最後一任秀姑巒撫墾局委員陳英所寫的《臺東誌》內容一樣）：「清同治12年（CE 1873年）寶藏（即卑南）共有28家，成廣澳共只5、6家，璞石閣共有40餘家（中略）。其時，平埔於寶藏住30餘年，徙居大庄、頭人埔、大陂等處。」］

姚瑩之《東槎記略》詳載「猴猴社人口124」

開放竹塹港（又稱舊港，為對渡內地之小口／今新竹市北區舊港里）。之後因漸淤，被南邊之外口「香山港」所取代，2者合稱「香舊」。至CE 1861年，又開放中港（今苗栗縣竹南鎮中港里一帶）為小口，也是竹塹港外口

 

CE 1823年：（清宣宗道光3年）

農曆7月，一場颱風使得曾文溪決堤改道，南流注入臺江內海，而土石流導致臺江內海一夕之間，堆滿土石、淤砂，鹿耳門港遂沒落〔一場颱風雨，挾帶著大量的泥沙、土石沖進臺江腹部，使土城仔海埔地昇起，更使得整片安南區與西區陸浮成洲，同時也造就了鹽水溪與曾文溪。而後曾文溪的數次改道，促成後來臺南縣市界線明顯，這是臺江地理變遷與拓殖史中最重要的一頁。臺江陸浮後，府城地形產生了巨大之改變，海岸線由西區移到10餘公里外的北線尾島外，使得北線尾島之鹿耳門港遂漸淤淺而成唯一個廢口。在當時主宰全臺經貿的「府城3郊」為使貨獲能暢其流，便集資開鑿臺灣第1條運河「北幹線」（今臺南運河）與鹿耳門之「竹筏港」。如今，古臺江內海淤積得只剩下「馬沙溝內海」（溝，於海邊通常指海溝，也應是淺海之溝，堡圖標音為Bé-soa-kau。鹿耳門外有「沉水馬鬃汕」應和「馬沙溝」有關，可推論此處地形是海溝，退潮時沙汕狀如馬鬃。馬沙溝在安平與魍港Wankan之間，推定位於臺南市將軍區，今「長沙（里）、平沙（里）」之處。根據荷蘭文獻紀錄此處為VOC政務官一年來此附近巡視一次，因這裡是漢人篷船「偷渡」之所）、「七股潟湖」（在今臺南縣北門區境內）、「四草湖」（今臺南市安南區四草）及「安平鯤鯓湖」（今臺南市安平區）等「大水塘」作為歷史見證。至於要觀看「臺江海翁窟」，現在就只能夠到四草大眾廟去參觀「抹香鯨（母子）陳列館」／CE 1694年高拱乾之《臺灣府志》山川總圖中以及荷蘭人航海古圖上都有詳係描繪，並註明為「twalvis Been」（t   是語頭詞，been 是「骨頭」，係指「鯨魚骨」之意／林謙光《臺灣紀略》稱為「海翁窟」，應是「臺江」最初的名稱），可說是鯨豚族群世代棲息的故鄉／「海翁」一般寫成「海尪」，而如果「海尪」的意思是「海之神」，指的應該是「儒艮」，而不是「鯨魚」／也許是語言變了，當時的人稱「儒艮」為「海尪」，現代臺語卻變成「鯨魚」？還是當時之人錯把「儒艮」當做「鯨魚」？然後荷人又把「窟」錯譯成「骨」，可見早於荷人入臺之前，臺灣島人早就通行著Folo語，證實了CE  1603 年陳第《東番記》所載：「漳、泉之惠民、充龍、烈嶼諸澳，往往譯其語，與貿易」（「惠民」非專一地名／充龍，又作衝龍、衝濃，原位於福建九龍江口北岸海濱，當時屬泉州同安縣積善里，現在漳州市龍海市角美鎮內。又臺南、高雄一帶，早有「充龍社」漢人移居）〕

漢人以北路（亦即彰化方面為中心）大舉侵佔巴則海（巴宰／豐原至東勢一帶平地）、猫霧捒（巴布薩Babuza／臺中以南至西螺沿海平原一帶）、巴布蘭（巴布拉／拍瀑拉／大肚丘陵沿海一帶）、阿里坤（彰化）、道卡斯〔大甲以北至新竹平原地區一帶／黃淑璥《臺海使槎錄》稱之「北路諸羅番」／CE 1897年伊能嘉矩將道卡斯（斗葛、大甲）平埔族細分為竹塹2社、後壠5社、蓬山8社（崩山8社）〕等族土地，導致平埔蕃移民進入埔裏社平原，並集資拓墾（清代平埔族第2次大遷徙），且15社簽訂《公議同立合約字》條款，包括「毋許引誘漢人在彼開墾，毋許傭雇漢人在地經營」。亦即長期遭漢人欺壓後，平埔族產生跨越原有部落之集體意識，採取集體行動對抗漢人，更讓原居於此之泰雅族（眉社）、布農族（埔社）原住民被迫遷往山區

漢人另一以南路〔亦即鳳山方面（屏東平原）為中心〕侵佔馬卡道與西拉雅族土地，致使平埔蕃南遷枋寮，（清道光9年／CE 1829年）一部分族人橫越中央山脈（浸水營古道）抵達巴塱衛（臺東縣大武鄉大武），並北進卑南平原，但卑南族不允許其開墾，遂再進入秀姑巒溪南側居住（19年後／CE 1848年，這些平埔蕃想念留在西部之族人，而經由南遷的布農族巒社群Vanuan族帶路，走新武呂溪上到中央山脈主脊關山嶺，再沿著荖濃溪上游下來，到荖濃一帶找尋親族，把他們接到東部去定居）；南路另外一部分馬卡道族人南遷至枋寮後，另繼續沿西部海岸線南下，進入恆春平原龍鑾社〔斯卡羅（Sugarugaru之音譯，原意是指「一起抬起來」、「抬轎」的意思。知本社的口傳歷史中，敘述著部分卑南族人南遷，靠著巫術和武力征服恆春地區，讓當地排灣族臣服，於是每當部落開會，排灣族必定以轎子來抬請知本社人一起開會或參與活動，所以知本社人開始有了「被抬起的人」之尊稱）族〕地界，擁有牛隻2,000頭，並以水牛交換龍鑾社［本社位於龍鑾潭之東，赤牛嶺（北）與南灣大坂轆的中間，而北起恆春，南迄南灣為龍鑾社漁獵之地］領地以安居［猴洞社（CE 1829年、清道光9年）／CE 1875年清廷築恆春城，乃移住山腳庄（恆春鎮山腳里）］。後因缺水利之便，一部分北進車城鄉溫泉村（四重溪庄，後又遷徙至白沙、水泉等地），一部分東進滿州鄉永靖村（射麻里庄，由於客籍漢人混入故稱庄），之後移住出火、豬朥束、萬得路、大崎腳等社庄

淡水廳竹塹（今新竹市）人鄭用錫（CE 1851年築「北郭園」）赴京參加會試中式，殿試位列三甲第109名，賜同進士出身。此為臺灣籍考生第1次登科，遂有「開臺進士」之譽（今年起福建省進士名額保障錄取1名臺灣籍進士）

西部平原之平埔族東遷到海岸山脈2側（東海岸及花東縱谷），等於替阿美族築造了防禦堡壘，使阿美族擺脫卑南族卑南社之襲擊與控制，而向南進行大移動〔恆春阿美能在瑯嶠生存下來，主要是斯卡羅族以及排灣族高士佛社之接納，所建部落都在港口溪流域及紅土溪流域。根據伊能嘉矩的調查，位於港口溪中游之八瑤阿眉社（位於現今長樂村的下分水嶺，舊稱大崎腳，原本是排灣族的傳統領地。阿美族人遷來後，2族大量通婚，日人安倍明義訪問此部落時，頭目rarakosu家的祖母就是阿美族人，不僅懂得水田耕作之法，更曾招一些阿美族人，將港口溪的沖積地上闢成水田，只是這些阿美族人，日本時代以後都紛紛遷回臺東）以及紅土溪中游峽谷地帶的麻美望社，是高士佛社之屬社。而恆春半島古老的6個恆春阿美族舊社，八姑甪阿眉社、射麻裡阿眉大社、萬里得阿眉社、羅佛阿眉社等4社，則為斯卡羅族之屬社〕。此時，漢族闖入恆春地方越來越多，結果是「恆春阿美」為避開漢族壓迫，從19世紀中葉左右，持續向北方當時之里壠支廳境內（花東縱谷西側關山鎮一帶）回流移動、居住。平埔族東遷和恆春阿美北移，也使得布農族向東海岸之襲擊行動減低，使東海岸之阿美族，尤其是「卑南阿美」之北上移動，更加安全

從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漢族急速前往宜蘭平原拓殖，一部分噶瑪蘭人乃搭乘舟筏由海路來到花蓮平原，在北邊加禮宛一帶定居（自稱Kaparan，泛指來自那個地方的人），此年代大致與西部平原大武壠族及西拉雅族，向東部遷移年代相同

 

CE 1825年：（清宣宗道光5年）

3月，淡水人吳全偕友人蔡伯玉，自噶瑪蘭招佃2,800人至後山開墾，向阿美族購買北自木瓜仔（木瓜溪）南至刺仔（知亞干溪）之土地，並依原籍漳、泉、廣3部，設公館，立公約，設圍而治。然開墾工作不順，屢遭泰雅族木瓜社侵擾。CE 1827年5月，吳全又向阿美族購買北起得其黎（立霧溪）南至大鼻（大笨，美崙鼻）的土地，稱「奇萊上港」，且推蔡伯玉總董其事，繼續招募佃人墾殖，仍遭7社番黎（南勢阿美）侵擾，所墾之地大半成為廢墟，漢人在後山北路第1階段之拓墾終告結

清廷於艋舺設立「軍工料館兼辦樟腦業務」，收購淡水河流域山區之粗製樟腦，再統一銷售予外國腦商，可視為樟腦公賣之起源，也成為臺灣官方之重要收入。利之所趨，許多商人乃私下至民間收購，甚至以「烏煙換白腦」，而臺灣官方無法防範，乃出賣「購買樟腦獨佔權」給外商，自己則收取鉅額權利金

 

CE 1826年：（清宣宗道光6年）

元月27日（道光5年農曆12月20日），臺灣府南路理番同知張于泰，於水蛙潭社貼公告示諭：「蕃黎於康熙朝，歸化入版之初，劃地歸番定例。」依此公告水蛙潭社在康熙朝時即已散居於山凹之水蛙潭（民間自古皆稱福佬語「水雞潭」），向設土目且畫定社界（東於烏山，西於打破碗，南於仙草埔，北於下林仔、冬戈蚋），主社在今之高雄市田寮區七星里水蛙潭庄，日治時期在水蛙潭庄社水蛙潭派出所迄今（現在田寮區七星里與田寮里大約全部，和大同里、南安里之東半部）。此公告是依據搭樓社通事王玉良與水蛙潭社董事何武的稟稱，為解決水蛙潭社土目缺乏辦公費，命由水蛙潭社漢佃分攤所作的示諭（呂自揚，《打狗‧阿猴‧林道乾》，2014.12，p.277）

 

CE 1830年：（清宣宗道光10年／日本文政13年、天保元年）

美國派出第1位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到廣州，為合法居留，就以「同孚洋行」（負責人奧立芬／絕不進口鴉片）雇員身份活動。CE 1832年，發行《中國叢報》

 

CE 1831年：

普魯士人基督教宣教士郭士立（郭實獵／郭士獵／古茲拉夫／Rev. Karl Federich August Gutzlaff／1803-1851）牧師隨同英國東印度公司船隻（阿美士德勳爵號）經澎湖群島（短暫停留，僅至媽宮附近一帶，只發放小冊子與經文）抵熱蘭遮城。CE 1833年，在美國出版《中國沿海兩度航行記》、《中國史概略》

 

CE 1832年：（清宣宗道光12年）

2月，EIC「阿美士德勳爵」（阿姆赫斯特／the Lord Amherst）號〔指揮官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牧師在船上擔任翻譯員兼外科醫生，並帶著中文版《聖經》小冊子及藥品，且隨行發放宣教〕從澳門沿中國海岸北上，短暫走訪廈門後走訪澎湖，之後抵五條港（今雲林縣臺西鄉），發現昔日良港現今連小型中國帆船都無法航行，得由水牛拉貨車、涉水運貨至船上，還曾停泊於熱蘭遮城外

10月，因夏季大旱加上臺灣嘉義知縣邵用治事無方，農民領袖張丙於是「豎旗起義」，攻佔臺灣縣大部分地區與雲林斗六門（今斗六）一帶，建國號為「天運」，自立為「開國大元帥」。後聚眾強攻鹽水港，此役造成臺灣府知府呂志恆、把總朱國珍、副將周承恩等人戰死。不過因為張丙久攻嘉義不下，加上王得祿、劉廷斌等人反制，動亂漸平。12月，張丙及其部屬因事敗被捕。CE 1833年6月中旬到京，依謀反律判決處死，是為「張丙事變」

張丙作亂於嘉義，引發許成（鳳山）以滅粵為名響應，騷擾東港客家庄，引發六堆義首李受（李直三、李定觀）假六堆「義民」騷擾下淡水溪附近閩庄70餘處（最嚴重之閩客械鬥）。阿里港受創最重，平亂後閩客關係尖銳，客人被迫離去阿里港，三山國王廟廢圮，改為祀王爺府〔《鳳山縣採訪冊》大篇幅記載客家六堆「李受事件」之攻掠焚搶屠莊，包括阿猴（屏東）、萬丹、東港、港里（阿里港）無一倖免，500餘村無噍類（沒有活人），溪南盡逃，溪北賒死，而唯一客家六堆無法攻破的只有畢支尾（北旗尾）、水底寮、枋寮3庄（此3庄為內寮林萬掌勢力守護），最終清國設計誘擒匪首李受凌遲處死，並先後抓捕粵匪200餘名，分別斬配／擔任阿里港正總理之藍見元提議興建阿里港城以為防禦，東西跨距2公里、南北跨距10.5公里，以恆春咾咕石建造，開東西南北4門，門高1丈、寬1丈5，城垣圍以刺竹，城內鑿2尺深之壕溝，屬3級城池，於CE 1835年完工，今留有部分門額碑。CE 1838年藍見元又出資捐建義塚，即現在位於過江村的第一公墓〕

放索社馬卡道族此時進行集體遷移（推測受到客家六堆「李受事件」壓迫影響不得不遷徙離開），有些來到靠近潮州斷層一帶，例如今萬巒鄉萬金村一帶，有些來到枋寮，而有些抵達今滿州鄉長樂村〔原屬排灣族四林格社領域，先有阿美族人移入，同治年間始有粵人遷入，以謝、鐘、張姓較大／境內有6個小聚落：下萬里德、長樂（舊稱大魯公）、檳榔（排灣語稱古吉雅古吉雅）、九個厝（或九間厝）、八瑤（舊稱大崎腳，也稱下分水嶺）、分水嶺（舊稱大崎頂）〕，更有些遷移到東臺灣大庄。而滿州、恆春一帶之馬卡道族尪姨，起乩時必定唸一段咒語「赤山萬金庄，放索開基祖」，暗示著他們的先民可能來自放索，後來滿州長樂村、恆春鼻仔頭的馬卡道族裔甚至帶著老祖神像，回到屏東縣林邊鄉水利村之安瀾宮認祖歸宗，表示回到祖先的原居地

 

CE 1833年：（清宣宗道光13年）

水底寮汛已有千總駐守，屯兵130人，而當時枋寮汛只有20名清兵。到了日治時代，水底寮已定為浸水營越嶺道起點

 

CE 1834年：

粵籍姜秀鑾與閩籍殷商林德脩、周邦正等人（獲得淡水同知李嗣業之同意）共組「金廣福」墾殖集團（金廣福總墾戶，「金」取吉祥之意，是漢人商號常用字，亦有官方主導意涵，「廣」表粵籍出資者，「福」表閩籍出資者），因金廣福為當時臺灣最大墾隘，故被稱為金廣福大隘（以武力為後盾之土地開發事業），境內北埔、峨眉、寶山3鄉，日後被稱為大隘3鄉。此漢人之侵墾壓迫，同時造成賽夏族的第2次撤退，再由南庄入山而泰雅族生蕃化〔賽夏族遠祖由大霸尖山（泰雅族語Papakwaqa）向西南移動，最初居於竹東、大湖、後壠（後壠社舊址在今苗栗縣後龍鎮北龍里，設番屯時已遷徙南社，即武牌南社，今苗栗縣後龍鎮龍津里╱清代是與大陸通商之特別輸出港口╱泉州人／地名經翁佳音老師根據荷蘭史料，指出應來自金門金湖鎮之「甌壠」）一帶「平地」，與道卡斯Taokas平埔族之故址重疊。CE 1682年（清康熙21年）因鄭克塽派部將陳絳討伐，造成賽夏族第1次撤退（《海上紀略》，郁永河），由後壠、中港、竹塹遷移至竹東（樹杞林）、五指山、北埔與南庄／依據日治時期之調查，賽夏分為北SaySiyat番與南SaySiyat，兩者以鵝公髻山、橫屏背山的稜線區分。北賽夏包括在五指山背之Sipazi、向天湖西麓的pi:lay與五指山背、大平溪上游之大隘等3社，大約在今竹東、北埔東南面活動。南賽夏則主要在南庄東方活動，包括在橫屏背山東南山腰的橫屏背社、鵝公髻山西南麓（大東河右岸）之大東河社、大東河左岸和小東河附近的獅頭譯社、小東河之南獅里興社、小東河下游的北獅里興社，以及散居於獅潭、福興、八角林等地方之崩山下、馬陵、坑頭等社／伊能嘉矩《臺灣踏查日記：伊能嘉矩的臺灣田野探勘》指出苗栗東北方之賽夏獅潭底社人（其頭目釣公Tjaokonup因不肯歸化而遭驅逐到獅潭底山區），為巴布蘭Baburan族道卡斯亞族新港社之分支／近代語言學者費羅禮（Raleigh Ferrell／《臺灣土著族的文化：語言分類探究》，1969，南天）及李壬癸咸認為賽夏語是平埔語之一支〕

 

CE 1835年：（清宣宗道光15年、日天保8年）

農曆11月17日，福建甌寧知縣柯培元調署噶瑪蘭廳通判（正5品），至12月16日卸任，在任僅1月即去。歸而纂成《噶瑪蘭志略》一書，凡14卷，自「天文」以至「雜識」共33志，總約12萬9千字。記事止於今年，頗為詳贍，原稿今藏南京圖書館。以「熟番歌」（《噶瑪蘭志略》〈卷13‧藝文志〉，p.191）描述清治下漢人欺壓臺灣原住民而聞名

冬季，」（漢番混血後代／是閩籍移民與19世紀後期自下淡水地區遷徙至此的「瑯嶠平埔」馬卡道族通婚所生之後裔群體／林樹梅《嘯雲詩文抄》所指稱「閩之納番婦生子曰土生囝」之「番」是指來自下淡水地區的平埔番，這也是被18社番識別為敵人之最主要原因／但恆春半島上粵籍移民與原住民的通婚也十分普遍，那為何並沒有將之通婚的後代視為「土生囝」，一如臺灣史上其他地區對於「土生仔」的定義？）有人偷了猴洞社（CE 1875年恆春縣城所在地，為瑯嶠縱谷平原區進入到2股射麻裡社之門戶）之牛隻，被猴洞社番人追殺而死。這引起「土生仔」大規模報復，聚眾攻進猴洞社殺人，再攻進斯卡羅人的龍鑾（涎，閩南語發音近似「鑾」）社肆掠，逼得殘餘的龍鑾社人（四股頭人郎仔郎）和猴洞社人逃到射麻里社和蚊率社中間之地去（《嘯雲詩文抄》：「皆率社番逃居小麻利、蚊卒之間也」）。這結果導致衝突進一步擴大，因先前「土生仔」跑到統領埔收番藷與粵人發生衝突，兩者早已結怨很久，當「瑯嶠18社」｛源自於荷蘭時期對「瑯嶠君主」所轄番社數目之泛稱，這個數目在黃叔璥CE 1724年刊刻的《臺海使槎錄》〈番俗六考〉中固定下來〔首次將「土番社4社」中的瑯嶠社擴展為「瑯嶠18社」／清初瑯嶠地區與加六堂社、琉球社、卑南覓社一起以「土番社4社」之名義，被放在CE 1689年刊行之蔣毓英《臺灣府志》的〈賦役志〉中，而以固定之餉額（社餉，即為人頭稅，通常准由鹿隻獵物折交／CE 1737年，乾隆下令廢除社餉、改徵丁銀，「贌社」乃宣告結束）與朝廷維持極有限的往來關係。CE 1725年（清雍正3年），恆春半島之19個社以「歸化生番」名義正式寫入國家的財政系統中，但實際上賦役冊之餉額長期以來是以「缺額社餉」由縣官攤賠（《臺海使槎錄》：「小琉球社對東港，地廣約20餘里；久無番社，餉同瑯嶠、卑南覓，皆邑令代輸」）〕。至於「瑯嶠上、下18社」之分，則源自於CE 1875年恆春設縣後，官府對恆春半島以楓港溪為界所作更進一步的區分。「上18社」即是後世人類學家所歸類之南排灣系大龜文部落聯盟〔大龜文群、Tjaquvuquvulj、Tjakuvukuvulj／莿桐腳溪（枋山溪）流域諸社／《蕃社戶口》稱之「恆春上番」，《慣習調查》簡稱「Kuvulj番」，而移川歸為南部排灣之「Chaoboobol」／由居住於內文社之2首領世家統轄全境，亦是馬淵唯一指認大龜文群具有「部族景象」。另外，中央山脈以東的Aljungic社（安朔）與Qaljapang社（行政上屬Tjaljangadun社）亦屬大龜文群，非東排灣。還有北方之Seveng（士文／移駐地Kasuga春日）、Lalekeleke（力里）、Tjuvecekadan（七佳）有如大龜文群的「藩屬」（maleqali），也奉行若干從屬於內文社首領的義務／內龜文、外龜文、內文（中文、內獅頭、近阿煙、本武、霧里壹、阿朗壹）、外文（大加芝來、麻裏巴、中心崙、阿栽米息、竹坑、外獅頭、馬來藕、周武濫、大干仔笠、草山）〕，「下18社」則是由不同族群移民的聚落所組成，而由4個主要番社所領導之部落聯盟〔Paliljaliljau，即日治初期的「恒春下蕃」／《慣習調查》簡稱「Paliljau番」，移川細分為楓港溪流域之 Sabdek及南方之 Parilarilao。這裡的排灣族愈往南壽和文化影響愈深，而最南端之部分甚至因劃歸平地行政區（今滿洲鄉與恆春鎮）而被官方認定為「熟蕃」（CE 1957年滿州鄉原住民以「補登記」方式取得山胞身分，但恆春鎮龜仔甪社即社頂原住民未參加補登記，以至於迄今無法取得原住民身分）／豬朥束、文率、龜仔甪、牡丹（內附爾乃中社大社）、高仕佛、加芝來、巴姑角阿眉、射麻裏、四林格、八磘、竹社上快、下快、射不力、射麻裏阿眉、萬里得阿眉、八磘阿眉、羅佛阿眉、麻仔、龍鑾〕／日治時期的人類學調查，賦予此4大統治部落「斯卡羅」（Seqaro）族的名稱，分別由4個家族：La-garujigul、Mavariu、La-caligul 與Rovaniau所領導／斯卡羅是以「家系（家族）」而非聚落作為社會關係之行動主體，而家系與其他聚落成員、或是其他聚落的界限，則是藉由透過與婚姻、收養與祭祀活動等關係建立起一圈圈內外 之分的社會關係｝聚眾準備報復時，粵人便與他們聯合殺進「土生仔」的社寮，放火燒了社寮之房屋（《嘯雲詩文抄》：「生番殺莊人龔紅蝦，眾為報仇，粵人挾嫌，助番社攻社寮，焚廬舍。又嘗收薯於統領蜅，殺粵人之擁槍者，坐是相怨益深」）。而斯卡羅聯軍一邊後縮龍鑾一帶的防線，主力部隊則北上包圍社寮與柴城，在城郊展開對峙並互相砲擊。這場瑯嶠地區大械鬥最終導致鳳山縣知縣曹謹介入，他派遣幕僚林樹梅為代表前去調停（CE 1837年），當林樹梅來到車城時，瑯嶠社番還在炮擊車城，林樹梅只能南下到社寮登陸。得知有清廷官員來到後他們立即撤退，最終在林樹梅的協調下（林樹梅於保力粵庄會見閩人、生番代表）粵人、瑯嶠18社停火，閩粵劃界議和，結束這場涉及4大瑯嶠群體的大械鬥〔當時代表18社與林樹梅談判之代表，是刺林格（四林格）社生番社主蠢鹿、以及麻仔社（三股猫仔社）生番頭人甲丁之母舅搭搭（搭搭可通閩南語），他將18社與土生囝衝突的前因後果向林樹梅說明（以女性或是母系親戚為談判中介或是引路人，似乎是原住民番社與外界交涉常有的現象）〕。大致上這次林樹梅所觀察之衝突導火線在於一件偷牛細故以及一連串仇殺事件所造成，而根本原因在於鯪鯉溪（今四重溪）的閩粵水源之爭。粵人欲截斷鯪鯉溪（今四重溪）的水源，引起下游柴城閩人不滿，因而發生械鬥。CE 1830年代，「土生仔」已占據恆春半島西南部分並形成21聯庄、有千餘人，其中社寮是他們的領導聚落（《嘯雲詩文抄》：「土生囝千餘輩，分21莊聯絡。盡西南路，建15炮以守，社寮總其名也」）。他們雖是閩人與番婦所生的後代，與閩籍聚落卻保持友好關係，但與瑯嶠18社人敵對。這次戰爭，斯卡羅能統合數個社合攻柴城與社寮，應該已經是動員的極限。戰後斯卡羅勢力被阻擋在龍鑾潭以東，統御瑯嶠諸社的能力大大被限制。到了CE 1867年羅發號事件時，斯卡羅除了能收取部分庄社之租金（維持友好關係的方式），統馭力已大不如前，卓杞篤也只是名義上的領袖。他就曾向李仙得抱怨過「我只管得了豬朥束，其他社我無能為力」

 

CE 1836年：

Van der Vlis博士在Utrecht大學圖書館發現新港語彙手抄本

英國人戴維斯（John Francis Davis／曾任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第2任香港總督）出版《中國人：中華帝國及其居民概述》（The Chinese：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有詳細介紹：臺灣恰好對著中國海岸中部，是促進歐美對華商務最具地利之處。本書曾被「美國益智學會」選作為美國青年必讀書刊之一，不斷再版發行

 

CE 1837年：（清宣宗道光17年、日天保8年）

林樹梅（1808-1851，金門人，著《歗雲詩文抄》）應鳳山知縣曹瑾之邀抵臺一同主持曹公圳工程。因為當時瑯嶠地區閩、粵、番械鬥嚴重，林樹梅特別被派至瑯嶠協調衝突，並進行為期數天之調查，留下了約3,000字篇幅的紀錄〈瑯嶠圖記〉〔是「4股」及其直轄領域、以及大股頭人卓杞篤最早出現之文獻紀錄，亦是東部阿美族（即「亞眉番」）的遷徙恆春地區最早的文字紀錄〕以及1張十分詳盡的地圖，是在臺灣開港通商前所能找到之中文史料中，對於瑯嶠地區社會形態最早且最詳盡的紀錄｛〈瑯嶠圖記〉有4種與聚落相互結合之身分類別：「生番」、「閩人」、「粵人」與「土生囝」。而在文中所附地圖關於原住民聚落部份，則有「亞眉」、「平峬」、「大繡房港」、「龜仔律港」、「龍涎番社」、「猴洞等番5社」、「豬勒索等番6社」、「麻仔等番2社」等。縱谷平原區則是閩南人聚集於柴城一帶〔李仙得引用何恩（James Horn）之推估，CE 1860年代末期大致有2,000左右的居民居住於此，並指出這是瑯嶠地區唯一不用向18社原住民納貢的地區。柴城與南方鄰近的土生仔聚落射寮庄有十分密切之關係，並形成在縱谷平原區一股可以與18社領域對抗的勢力〕、粵人聚集於四重溪鄰近山區一帶的保力與統埔庄、土生仔則有上千人，除了聚集於射寮之外並於西南分21庄聯絡，並逐漸侵奪龍鑾潭附近的龍鑾社土地，構成山區18社的重大威脅〔瑯嶠地區之聚落分佈，可依地勢分為3大部份。漢人聚落多位於瑯嶠地區西南部，以車城為起點直到南灣的狹長縱谷平原與臺地地帶；原住民下18社地區之生活領域則位於佔恆春半島大部分的山區，以2條最主要的河流四重溪、港口溪河谷為兩大活動領域。而位於北方之四重溪中上游主要為牡丹社為首的番社群，半島東南部之港口溪及其少量的溪谷平原，則是所謂的瑯嶠君主斯卡羅四大社之直轄領域／19世紀中後期縱谷平原區分別有3種互相競爭之勢力：（一）瑯嶠地區對外海運的窗口、由閩人與土生仔構成之「柴城—射寮」勢力；（二）平原北端、位於沿山地區的粵籍「保力—統埔」與牡丹社群之勢力；（三）平原南端、族群組成更為複雜的「龍鑾-大樹房-龜仔律」海難物資交易地區〕

根據林樹梅當時之調查，原本官方記載的18社只剩下14社，分為4股，各有頭人管轄，分別出現「豬勒索」（豬朥束）、「小麻利」（射麻裡）、「麻仔」（猫仔）與「龍涎」（龍鑾）4社，即是後來在史籍中被明確指出的「4大社」〔「斯卡羅4大社」並非當代意義下的「族群」（ethnic group）分類方式，而是藉由一套父系血緣繼承制度以及祭祀儀式，強化自己身為統治者身分的認同。根據20世紀初期以來之人類學調查成果，可以歸納出瑯嶠頭人具有3大權力的合法基礎，分別是巫術、相對於排灣雙系繼承制度的父系貴族血緣繼承權，以及從卑南普悠馬（Puyuma）地區遷徙至此的神話〕。又18社番在外觀與瑯嶠地區其他居民最顯著之差別，在於耳朵以螺殼穿孔並拉長耳垂的習俗，也是20世紀初期之人類學調查將其識別為南排灣系原住民的文化特徵。此外，林樹梅亦提及了「相傳番率善蠱，能毒人」，這與後世人類學家所認為，作為18社統治者之權力基礎的巫術有所呼應（而卓杞篤利用與外部強權代表李仙得簽訂之〈南岬之盟〉，重構18社大股（大、2、3、4，係指4個不同家系：La-garuligul、Mavariu、Rovaniau、La-caligul）頭人的權威，並希望藉此能將勢力重新延伸到自CE 1837年即已宣稱之北部四重溪中上游的牡丹社群，將番產交易之名義收納為卓杞篤所有，達到一種真正具有統籌分配物資的領袖意義身份。但結果並不如卓杞篤之預期，如CE 1871年的琉球漂流民遇難事件，是對於卓杞篤想收納北部番產交易的一則失敗案例）

 

CE 1838年：

鳳山知縣曹謹開鑿「曹公圳」，引高屏溪之水灌溉今鳳山一帶［由曹公舊圳（五里舊圳）、曹公新圳（五里新圳）、鳳山圳、大寮圳、林園圳等5個水圳灌溉系統構成，灌溉範圍涵蓋大高雄所有農業精華區所在，是高雄地區最重要的水圳／曹公新圳集資修築完成後，愛河（打狗溪、高雄川）與高屏溪產生關聯，成為早期重要渠道。打狗溪亦涵納內惟埤（內惟芋、菱角、蓮藕）之排水，內惟埤的水則是從蓮池潭而來，蓮池潭之上游亦是曹公新圳／CE 1919年，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分別在舊圳及新圳上裝置抽水馬達，並將其改為鋼筋混凝土堰，曹公圳也成為臺灣第1座以電動抽水機作渠水工的灌溉渠道／「圳」是為灌溉而建之水路，亦指田間水溝，水源是天然溪流／客語「陂塘」bi-tong，「塘」為向下挖之蓄水池，「陂」（埤）是以土石修築用來擋水、攔河的小水壩］

 

CE 1839年：

6月3日至25日，欽差大臣林則徐在虎門海灘銷毀鴉片，稱之「虎門銷煙」

11月3日，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t）爵士命令「窩拉疑」（HMS Volage）號及「風信子」（HMS Hyacinth）號在穿鼻洋（廣州虎門口），阻止擅自簽署林則徐「具結書」的英國商船「皇家撒克遜」（Royal Saxon）號離開，於是清水師提督關天培率軍保護。此時英軍誤以爲清艦有宣戰之意，於是以卡倫炮（carronade／砲管較短、管壁較薄、砲身夠輕，可用鐵砲攻擊近距離目標，砲火又快又猛，相對使用較少火藥）摧毀清軍中式戰船6艘，史稱「穿鼻之戰」（是第1次鴉片戰爭爆發前夕的中英戰鬥。又一次則是CE 1841年元月之「烏涌口之戰」，也是藉卡倫砲的威力，英軍攻下3座以碉堡護衛廣州城的小島）

W. R. van Hoevel在巴達維亞宗教評議會檔案庫發見中部臺灣Favorlang語彙手抄本。又H. Kern教授也於Leiden大學圖書館發現J. Gravius之《新港語馬太福音》刊本

 

CE 1840年：（清宣宗道光20年）

6月，英國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正式開始［第1次鴉片戰爭（實為白銀貿易爭奪戰）／鴉片戰爭是一場較量工業實力的戰爭，儘管歐洲與中國從16世紀中葉至18世紀中葉（CE 1550〜1760年）始終保持「均勢」狀態，但接下來的一個世紀之內（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CE 1760〜1840年），軍力大分流現象就此展開，到此時雙方實力差距已懸殊矣！］

丁拱辰（1800-1875／清朝兵器家，回族／第一個以文字正確描述蒸汽動力之中國人）居住於廣州時，開始進行蒸汽機實驗，甚至設法做一小火輪模型船，並於其所著《演炮圖說》中描述，但由於「惜粵東匠人無制器之器，不能製造大隻」，亦即缺乏工程製圖之技術與精確之機械工具來製造出一艘正常大小的汽船

臺灣兵備道道臺姚瑩，重修了熱蘭遮城之砲臺與城牆，並改名軍裝局（位於臺南小西門／CE 1874年11月20日完工）

改革之火於CE 1840年代引燃，許多人開始採納使用西方之創新發明，不過到CE 1850年（咸豐10年）前期就已燒盡，原因在於清廷發現，只要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就能安撫，所以改革行動從原本之科技改革變成人事改革（因為朝中有間佞）。是故只有國家安全強烈且長期面臨威脅，才會引起改革（把支持現狀之既得利益團體瓦解），例如20世紀下半葉之南韓、臺灣與新加坡，把自己打造成最成功之「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只因3者都有充分理由擔憂自己會遭到消滅。但在19世紀上半葉時，此種威脅並未降臨在清廷身上，一直到19世紀下半葉（咸豐朝）才再度陷入戰亂頻仍［包括太平天國之亂（1851-1864）、捻亂（1853-1868）、回變（1856-1877）、英法聯軍之役（1856-1860）、牡丹社事件（1874）、中法戰爭（1884-1885）、甲午戰爭（1894-1895）］，而史稱之「自強運動」就此展開［CE 1861年（咸豐11年）〜1881年（光緒7年）／兩宮聽政］

鴉片戰爭期間（1839-1842）英國商船停泊在淡水與雞籠，進行鴉片和樟腦的秘密交易

因漢人侵墾壓迫，宜蘭冬山河口之加禮宛人開始乘船離開，而在花蓮美崙溪出海口的鯉浪港登陸，與當地Sakiraya族衝突，講和後退至新城鄉嘉里村定居，總稱加禮宛社。CE 1875年（清光緒元年），加禮宛社因清軍侵擾生活，而與阿美族七腳川社聯合抗清，但遭陸路提督羅大春發覺乃加強駐軍，化解了戰爭危機。但CE 1878年（清光緒4年），又發生「加禮宛事件」，社人因而私下分批逃離故鄉南遷（田代安定稱之「蹈海隱遯」，「蹈海」是乘船飄海尋找新天地；「隱遯」則指擺脫入侵於故鄉之漢人欺凌、壓榨與迫害，而求生於異地）

 

CE 1841年：

元月7日，英軍在虎門外發出登陸信號，其中「復仇女神」（Nemesis）號（吃水淺、蒸氣動力之汽船）憑著2門32磅砲彈艦砲射出之爆炸式砲彈（爆炸時間精確無比），以摧枯拉朽之勢［小威廉‧康葛瑞夫（William Congreve the Younger）之火箭也扮演重創清軍之腳色］攻佔沙角砲臺（即穿鼻炮臺）和大角砲臺。元月20日，欽差大臣琦善被逼接受英國對華全權代表義律Elliot爵士的議和草約《穿鼻草約》（之後琦善因背著皇帝私自與英國議約而遭流放，但CE 1842年被重新啟用）。3月，義律遭責斥辦事不力予以召回，並改派璞鼎查（Henry Pottinger／1789-1856／CE 1843年，第1任駐清公使兼香港總督）繼任全權代表，此一戰事稱之「第二次穿鼻之戰」

8月10日，英全權代表璞鼎查Pottinger抵華，出兵北上，先後攻佔廈門〔8月26日失守，臺灣郊商亦陷一片混亂。CE 1853年（清咸豐3年／太平天國癸好3年）年初，小刀會徒眾攻擊廈門，5月18日（農曆4月11日）失守，廈門船戶與行商再度流亡。CE 1854年，小刀會叛亂份子佔據臺灣基隆，是林文察（1828-1864）第1次為政府效命（《清史稿‧列傳216》，p.87、《清史列傳》，卷51，p.9a），親身率軍衝鋒陷陣，將敵人趕出港口。CE 1858年，林文察又在淡水作戰〕、定海、鎮海和寧波等地。之後更進犯長江口，攻克吳淞、寶山和上海，至CE 1842年7月又佔領鎮江，最終在CE 1842年8月兵臨南京城下

9月初，英國運輸船「納爾不噠」〔吶爾不達／the Nerbuddah／船長法蘭克‧德納姆（Frank Denham）〕號從香港島出發往舟山群島載運英軍返回，該艦抵達臺灣海域後，開始炮擊雞籠，後於撤退途中觸礁，而俘虜240名印度人（170名隨軍人員及70名船員）被徒步押解至臺灣府，總兵達洪阿及道臺姚瑩則謊稱捷報，而之後遭革職，但不久又官復原職

10月27、28日，一艘英艦突入雞籠索俘未果，遭守軍擊退

 

CE 1842年：（清宣宗道光22年）

3月10日，清揚威將軍滿人奕經（乾隆帝曾孫）率軍進攻寧波城下，英軍以火槍、野戰砲及榴彈砲（howitzer／小型野戰砲／砲管更短、管壁更薄、更快發射、人力或手推車可搬運）屠殺清軍，史稱「寧波之戰」

3月10日，怡和洋行名下之三桅船「阿吶／安妮」（Anne、Ann）號由舟山往澳門途中於臺灣中部大安港附近，意圖再次侵犯臺灣，但半夜於大安溪中段處or土地公港（苗栗縣苑裡鎮房裡里與臺中市大甲區銅安里、福德里交界）or雞籠擱淺後遭擊沉，54名俘虜亦被押解至臺灣府。7月及8月10日（13日？）共197（187？）名在北門外大校場被斬首（道光帝於「寧波之戰」戰敗後5月14日下令處斬），另外87名囚犯於被拘禁期間病殆。8月22日，生還者9人（《紅毛探親再記》〈鴉片鬼佬死亡之旅〉，陳振三，2014，p.58）移監赤崁樓（德納姆船長曾提及在拱門上看到註明時間為1654年之拉丁語銘文，且整座建築已成廢墟／另外還有2人是「漢奸」黃舟和鄭阿二）。11月22或23日或24日（英方資料），「安妮號」有8人〔再加上「納爾不噠／納爾不達」（Narbudda）號船長德納姆1人，共9人〕獲釋回廈門鼓浪嶼，這就是所謂「臺灣殺俘事件」〔第1任駐淡水及打狗海關稅務司滿斯文Maxwell於CE 1865年進行現地（囚禁英俘之四合院穀倉）訪查（可能與必麒麟Pickering同行）後，在《香港記事報》（Hongkong Journal）發表〈Tai-wan-foo〉（臺灣府）乙文，而該文可於國立臺灣圖書館找到抽印本〕。而臺灣道姚瑩則因此事處理不當，遭革職押北京審訊。CE 1844年，《1842年格利與德納姆船長清國獄中日記》（Journal Kept by Mr. Gully and Captain Denham, during a Captivity in China in the Year 1842）在倫敦出版，其中德納姆（顛林／甸漢／清譯Captain Frank Denham）船長倖存，而格利／顧林／古力（羅伯•金理／清譯Robert Gully）則被處決，但在他們的日誌中均記錄了事件的詳情。另外，2人獄中日記亦曾刊登於《中國文庫報》（Chinese Repository）第12卷，CE 1843年3月號及5月號

6月，英軍發現一間正在鑄造卡倫砲之鑄造廠，其原型是打撈上來的幾門英國卡倫砲

8月29日（農曆7月24日），清英在英艦「皋華麗」（Cornwallis）號簽訂「南京條約」，割地賠款，開放5口通商（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5個海岸條約港），並將香港島割讓予英國治理，中國境內准許傳教。同時，英方追究「臺灣殺俘事件」，奉命之臺灣道姚瑩、臺灣鎮總兵洪阿達遂成待罪羔羊。另外，美國歷史上第1次向中國派出特使團（CE 1844年簽訂《望廈條約》），特使為律師顧盛（Caleb Cushing），而美國宣教士彼得‧伯駕（Peter Parker）則被任命為使團中文秘書

部分原居於蘭陽平原之噶瑪蘭族，遷徙至現今之花蓮、臺東沿海一帶拓墾（平埔族第3次大遷徙，其中混雜部分哆囉美遠人）。從語言上看，人數少的噶瑪蘭向人數多的阿美（尤其北部之Sakizaya方言）借了不少單字，而許多借字都與生活方式密切相關

臺灣兵備道道臺姚瑩、總兵達洪阿，有感臺南府城防務單薄，遂就地域上之考量，將城內各街坊成立82境（「境」是一座廟宇之管轄範圍，用人類學說法便是「祭祀圈」），並以各境之角頭廟宇為動員組織單位，授以器械、分段協防。CE 1862年（清同治元年），戴潮春之役起，總兵林向榮與水師副將王國忠將府城營兵、義勇，全數移防臺北，致使府城防衛空虛，巡道洪毓琛乃將各境寺廟組織組成為10個聯境組織（廿一境、十八境、八協境、六合境、八吉境、六興境、六和境、四安境、三協境、七合境），作為城防和治安的主力（中國古代社會，聚落以同姓村落為主，所以宗祠是村落中權威機構，亦可視為最基層行政管理組織。而臺灣乃移民社會，宗族勢力衰退，取而代之的是同鄉團體，而凝聚其依託者即原鄉分火而來之神明。是故，廟宇取代宗祠，神明崇拜取代祖宗家法，成為社區權威中心。直至今日，地方角頭之廟宇及其信眾組織，乃臺灣基層社會中最牢不可破的核心結構）

 

CE 1843年：

魏源（1794-1857）等人編成《海國圖志》一書，初版有50章。CE 1852年，第3版問世，篇幅擴充為100章。其中記錄了嘉興縣丞龔振麟（1796-1861）之鑄造鐵砲的新方法（使用鐵製模具）其實驗經過與結果（〈鑄砲鐵模圖說〉，《海國圖志》卷86）

 

CE 1844年：

7月，香港英國當局命令海軍上校柯林森〔柯林生／科林森／Richard Collinson／1811-1883／雙桅橫帆船「千鳥號」指揮官，CE 1842-1846年間執行中國沿海水域（舟山群島和香港之間）之調查和測量，以海軍上將軍銜退役，亦曾任英國皇家地理學會評議委員／其手繪海圖圖稿今存放於英國薩默塞特郡之陶頓（Taunton）的水文局庫房，從未出版〕隨著英國戰艦「千鳥」（H. M. S. Plover）號渡海造訪澎湖群島與臺灣，並繪製澎湖群島海圖，他並繞行福爾摩沙島，辨識出島上最高山，為紀念CE 1807年馬禮遜牧師﹙Robert Morrison／1782-1834﹚，乃命名為摩里遜／莫里遜山（Mt. Morrison、Giek-soa、Monte Joya），今玉山〔英國領事史溫侯為紀念於CE 1860年第1艘登陸安平之「亞歷山大」（Alexander）號船長摩里遜Morrison而命名〕

 

CE 1845年：

6月3日，英艦「聖馬蘭」（沙瑪朗磯／Samarang）號〔船長貝查（貝爾契／Sir Edwards Belcher）於CE 1843-1846年12月間，從事中國、臺灣、菲律賓、東印度群島等東洋區海岸之地理調查／18世紀初臺灣暫退東亞直接國際貿易圈，直到19世紀中葉西方國家重新打開中國、日本國際市場後，臺灣才再度被引起興趣，而英國海軍「聖馬蘭號」則首開其端臺灣海式地圖之探勘測繪工作，其中包括釣魚臺諸島〕軍醫亞當斯（Arthur Adams，1820-1878／採集之貝類標本現藏今大英博物館）清晨，登陸火燒島（Samasana，今綠島）南端，並停留數小時後離去（發現一隱匿於竹籬間之小村落），曾在島上採集半翅目（Hemiptera）昆蟲椿象（Gelastocoridae），成為臺灣離島（綠島）動物學採集研究之嚆ㄏㄠ矢，但並未登陸臺灣

7月，柯林森上校又到臺灣東海岸找尋港灣，他繞過南岬（鵝鑾鼻）後繼續北上，抵「黑岩灣」（今臺東三仙臺）、擢其黎灣（Takkiri，今花蓮縣秀林鄉崇德）及蘇澳灣，而在雞籠灣碰上運煤之中國帆船，其助理軍醫韋伯（Dr. Webber）走訪附近煤礦場，且柯林森之後向海軍少將湯瑪士‧科克倫（Thomas Cochrane）提出雞籠煤礦報告與評估。CE 1846年元月上旬，科克倫少將搭乘汽船「雌狐」（H. M. S. Vixen）號抵雞籠，隨行者有軍官愛德華‧克里（Edward Hodges Cree）上岸素描。同年稍後，英國海軍軍官大衛‧戈登（David Macdowall Gordon）從香港乘雙桅橫帆船「保皇」（Royalist）號來臺，繪製了通霄以北之西岸海圖，並勘測淡水港、雞籠灣

英國愛德華•貝爾徹爵士（Sir Edward Belcher／1799-1877）率領船艦巡航太平洋，於沙曼沙那（Samasana／今綠島）稍事停留後，繼續沿東海航行

英國海軍出版《China Formosa Island》地圖，是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發表的，也是根據完整實測之臺灣東部海岸線而繪製出的臺灣全島地圖（明確地在臺灣島中央標繪獨立之山形暈滃，註記Mt. Morrison，這是玉山的西洋名字第1次出現）。而中國最早紀錄玉山之文獻，是清康熙56年（CE 1717年）完成出版之《諸羅縣志》

 

CE 1847年：（清宣宗道光27年）

英國海軍戈登（吳燈／Lieutenant David Macdowall Gordon）上尉／少校〔搭乘「保皇黨員」（Royalist）號〕與美國軍官最早勘察雞籠煤礦，並寄送樣本回國分析，且在CE 1848年夏天於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提出勘察報告，其中記載雞籠盛產良煤。之後，「保皇黨員號」曾抵蘇澳，戈登云：「蘇澳是我們在東岸發現之唯一港口，但一點也談不上安全」

第30屆美國國會眾議院之海軍事務委員會主席荊妥瑪（Thomas Butler King），他主張美國應該建立從加州至中國廣東的跨太平洋商業航線，並提到美國海軍應該在臺灣設立供煤站，以便利這條航線運作

 

CE 1848年：（清宣宗道光28年）

駐中國長達12年之宣教士衛廉士（魏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曾任美國第1任駐北京公使列威廉Reed之秘書，CE 1860年則任美國駐北京代理公使）將演講內容集結出版《中國總論》，是第一本介紹中國歷史文化之英文書籍，長達100年美國大學以其作為中國歷史課本，書中提到臺灣這個美麗海島之物產、對外交通以及澎湖與臺灣的關係

 

CE 1849年：（清宣宗道光29年）

6月底，駐泊中國海面之美國東印度艦隊為解決為輪艦所需燃煤問題，首派奧格登（W. S. Ogden）中校率「海豚」（鯕鳅、Dolphin）號至雞籠勘查煤礦產區並購煤（衛廉士Williams亦曾參與），且要求美清雙方合作開礦但遭拒絕，理由為「福建長官不許，而且唯恐破壞地方居民祖墳」，開創了美國與臺灣接觸的紀錄

8月，美國商船「狐狸精」（Coquette）號在巴士海峽一帶，遇颱風而下落不明。9月13日，一艘國籍不詳，滿載茶葉之「薩拉‧特洛曼」（Sarah Trottman）號，在澎湖附近海面失事

今年及CE 1851年（清咸豐元年），各有一宗琉球國人被漂流到噶瑪蘭海岸獲救之事蹟，噶瑪蘭通判董正官以詩記之：「此與琉球深夙契，前年護送又今年」。而日本明治時代教育家秋鹿見橘（あいかけんきつ）則寫過一本《臺灣史要》（日文版），書中引用《石室秘稿》的記載，說的是八重山島人漂流到臺灣的故事：「據稱嘉永之初，島津登琉球輪值之時，八重山島人漂流臺灣，至土人居住之地，欲求食物和飲水，為兇番暴力殺害，僅3人僥倖逃脫…」

 

CE 1850年：（清宣宗道光30年）

9月12日晚間，英國商船「拉篷特」（拉賓、el Larpent）號〔5月18日，由吉爾森船長（Captain Gilson）指揮離開英國利物浦（Liverpool）航往上海〕開抵紅頭嶼〔CE 1726年，歐洲人在沒有登島之狀況下稱為Botel Tobago（Botel Tabago、日語Kotosio／菸草島）。CE 1772年，清朝御史黃淑璥同樣未登島，於〈番俗六考〉文中稱之紅頭嶼／今蘭嶼〕而於臺灣東南海岸觸礁，有些船員於瑯嶠灣圓錐點（屏東縣車城鄉射寮村龜山or恆春鎮西北頭溝及四溝里大坪頂附近）登陸，而船上31人被列為失蹤人口（《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達飛聲 著，陳政三 譯註）。最後貝利斯抵達山下林（San-sia-ná，可能是車城鄉保力村保力山西麓or恆春鎮東之山腳里），而直到CE 1851年5月4日（近8個月後），英國砲船「羚羊」（Antelope）號意外在恆春半島瑯嶠灣（車城灣）救起3位失蹤船員貝利斯（貝里思、Alexander Berries、Alejandro）、木匠布列克（不列克、William Blake、Blacke）和徒弟希爾（James Hill），而被護送至上海。而美國宣教士伯駕Parker在廣州創辦之《中國文庫報／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於CE 1851年5月號披露此事，即刻轟動全球航海界。英國乃於CE 1851年5月底或6月間，派遣任職英駐廈門領事館之巴夏禮Parkes搭乘「火蜥蜴」（莎拉曼德、Salamander）號軍艦，前往南臺海面搜索「拉篷特號」尚失蹤之船員，並獎賞曾照顧、協助3位英籍船員脫險的地方人士（老嫗）

年末至咸豐元年（CE 1851年）初與楊秀清、蕭朝貴、曾天養、石達開等人在廣西金田村組織團營舉事，後建國號「太平天國」，並於咸豐3年（CE 1853年）攻下金陵，號稱天京（今南京），定都於此。到同治11年4月6日（CE 1872年5月12日），最後一支打著太平天國旗號作戰的太平軍部隊，翼王石達開餘部李文彩，在貴州敗亡［CE 1852年，咸豐皇帝諭令各地官員鄉督辦「團練」（地方民兵），用以對抗太平軍。而太平軍也開始使用更多西方武器與船艦，聘請外國顧問和軍官，建造一般工廠與兵工廠，可能為中國接下來之現代化奠立重要基礎］

英國駐清國公使兼香港總督文翰（Sir Samuel George Bonham／1803-1863）提出協助開採雞籠煤礦的要求為清廷所拒，轉而要求更改通商口岸，不過受到清朝政府的拒絕

今年新禁令，禁止將硫磺出口至國外，不久政府將礦坑納入國有，開始專賣事業

自CE 1850年代起，已有中國商人與外國人合造（資金有限、分散風險）之「銅底夾板船」（lorcha／中西混合式帆船）加入海峽2岸之航運業，此稱之「廣艇」或「粵艇」之帆船，較中國舊式帆船性能好、安全可靠、自衛性（防護海賊）強，並曾前來臺灣試探貿易之可能性〔在臺灣道徐宗幹時期（1848-1854），先後有2艘廣艇前來旗後。又自CE 1860年以後，外國籍船舶（包括方興未艾之火輪船）加入臺灣與大陸間航運業，對中國傳統帆船（販艚船：直航大陸沿岸、橫洋船：對渡臺灣、透北船：橫洋兼作大陸沿海貿易）而言，將面臨更大的轉變期／荷蘭時代之歐式帆船有3種，一是pinas（大型遠洋商船，即通稱之「東印度船（East Indiaman、Oostindiëvaarder）」，也可改裝為戰船，標準大約為長42.5公尺、寬11.5公尺、深5.5公尺）。二是fluijt（flute、笛形船），用於荷蘭本土與波羅的海、荷蘭與西班牙間沿海貿易之中型商船，而荷人在亞洲海域用作中程（臺灣與巴城、臺灣與日本長崎）貿易載貨之用。三是jacht（yacht、快艇、亞哈特船），型制較小且船身較淺的船舶，在荷蘭本土作載客使用為主，在臺灣則用作聯絡船，也用來搬運貨物，例如從魍港搬運石灰至臺北淡水之類／CE 1600年之後，荷蘭於豪恩（Hoorn）打造8艘300噸級主力艦（capital ships），亦稱「巡洋艦」（frigate、fregat），其船身長，出水高度低，吃水也不深〕

 

CE 1851年：（清文宗咸豐元年／太平天國辛開元年／日嘉永4年）

Larpent 號在南岬外海觸礁沉沒，船員在上岸過程中被當地原住民用火繩槍攻擊，甚至被出草，倖存之Alexander Berries、William Blake 與James Hill則幸運地遇到較為友善的部落，分別被當地土著拘留數個月，最後被稱作Kenah（客仔？）之漢人贖到San Sianah（柴城仔），受到當地的「官員」（mandarin）殷勤接待後，於5月4日交送給英國船「羚羊號」，並接受英方一筆賞金〔由達飛聲（James W. Davidson，1872-1933）在《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中收錄的2篇文章，發表於《中國叢報／中國文庫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關於CE 1851年英國船Larpent事件，是目前可考之西文文獻中最早為瑯嶠地區留下的文字紀錄，也是造成西方人對於南岬原住民印象的原型／此事件之後續包括在南岬出現的海難漂流物品交易至枋寮，而由當地強權林萬掌（Ban-chiang／1790-1858）掌控輸往界內的物資流通，在其中獲利頗豐。在羅發號事件發生之前，西方文獻顯示由海上漂流物資所帶來的珍貴漂流金屬，以及送還漂流民所獲取之高額回饋金，亦在縱谷平原區上形成另一種關於船難失事人員的貿易網絡〕

6月27日、7月7日，美國駐華公使代辦伯駕Parker二度函請美國駐東印度及中國海艦隊司令哇克（W. S. Walker）派遣兵船赴臺灣勘查，但暫時擱置

8月8日，美國駐廈門領事卑列利（Charles W. Bradley）遴選歐祥（Ou Siang／華裔）從廈門出發。11日，抵東港，之後於內寮拜訪當地強權林萬掌，再經車城灣龜山、蚊港、笨港、澎湖。9月4日，返抵廈門向美領事報告訪臺經過，但此行成果不大（《美國與臺灣》，黃嘉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臺北劍潭富農粵籍客家人黃阿鳳，募佃2,200人，由噶瑪蘭航海至後山北路，除在得其黎溪畔開墾外，又至加禮宛開墾，建立十六股、三仙河（今花蓮市國慶里、四維國中北邊）、武暖（Boryen）、沙崙、十八鬮等5社，但常與加禮宛人發生衝突。CE 1867年（清同治6年），漢人遷往璞石閣及新城方面而使田地荒蕪，結束第2波後山北路的墾殖。到CE 1875年2月14日（清光緒元年元月9日），羅大春「開山撫番」抵新城，漢民僅30餘戶耳，而外盡番社

洋船開始在滬尾、雞籠，透過「保商」與華人買賣（臺灣尚未開港，應屬非法，只是地方官默許）

「火蜥蜴號」軍艦勘查安平港、瑯嶠、雞籠煤礦

 

CE 1852年：

11月27日，美國新任艦隊司令奧立克（John H. Aulick）下令旗下「普里茅斯」（Plymouth）號前往臺灣、巴士海峽、呂宋群島一帶巡航，12月間成行，但無任何洋人遭留置之消息

陳淑均之《噶瑪蘭廳志》（1840）載：「猴猴一社，從蘇澳之南風澳移來東勢，其語言、風俗獨與眾異，亦不與其他社通婚，今番女多有至老而不得婚配者。」〔「東勢」（tansi）為蘭陽溪以南的平原地帶，「南風澳」即現今之南方澳〕

 

CE 1853年：

6月21日，美國政府派出北太平洋調查與探險遠征隊，由林哥德（Cadwallader Ringgold）中校率領5艘船艦［單桅帆船「樊尚」（the Vincennes）號、螺槳輪船「約翰考克／韓考克」（the John Hancock）號、雙桅帆船「海豚」（the Porpoise）號、縱帆船「芬尼摩庫柏／庫伯」（the J. Fenimore Cooper）號、貨船「約翰甘迺迪」（the John P. Kennedy）號］，由諾佛克（Norfolk）港出發。9月底，抵南非，然後航向巴達維亞和新加坡。CE 1855年2月，「約翰考克號」與「芬尼摩庫柏號」連袂抵達雞籠港，並深入內地探索礦藏地點，之後於2月13日返回香港。而遠征隊一員哈伯善（Alexander Wylly Habersham）上尉，在他的著作《我最後的巡航》（My Last Cruise ／CE 1878年出版）中記載，CE 1855年3月26日，「約翰考克號」抵澎湖馬公，之後繼續前往臺灣並登陸，而探險隊曾與「帶著大耳環的人」不期而遇

7月8日（日嘉永6年6月3日），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官（Flag Officer, the East India Squadron）培里（伯理／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率領旗艦「密西西比」（Mississippi）號（黑船，CE 1852〜1854年間抵達日本及中國）等船繞過好望角，出現在日本今伊豆半島口的下田港，並於浦賀灣（Bahía de Uraga／今神奈川縣橫須賀市）入港，轉交美國總統菲爾墨爾（費爾摩、婓爾摩／Millard Fillmore）之禮貌性信函予幕府將軍德川家慶（Siogun Ieyoshi），並提出日本應向所有文明國家打開國門的要求，而幕府回應明年再答覆，史稱「黑船事件」

艋舺爆發「頂下郊拚」，頂郊泉州三邑人與下郊（廈郊）同安人因泊船權利而發生械鬥事件，造成同安人敗走大稻埕〔在林右藻率領下，帶著守護神霞海城隍爺／原屬凱達格蘭平埔族奇母卒社地。清咸豐元年（CE 1851年），雞籠糧商林藍田來此首建林益順店舖〕，而另開創大橋頭府聚街（現今臺北橋頭北面迪化街2段一帶，最早期為大稻埕奇母卒社通大龍峒社2地社路，西則為淡水河，北面為明代之雞籠河道）港街商集，因又當逢北臺灣茶葉外銷興起，英商6館行紛紛到此設代辦館所，至同治年間商業已可與艋舺街分庭抗立

約有20餘戶雞籠人移居彭佳嶼，清法戰爭時撤離，日治時期島上設有燈塔（CE 1909年竣工／CE 1921年12月3日，經文化部文資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升格為國定古蹟。底座是呈八角形之圓形白色磚造燈塔，高26.2公尺，塔身具12圈鐵欄杆，方便油漆及養護。燈器室則採用佛萊斯納水晶折光透鏡頭等鏡機，是國內最大透鏡，此工法已絕傳），又有人移民

 

CE 1854年：（清文宗咸豐4年／太平天國甲寅4年／日嘉永7年、安政元年）

年初，史溫侯通過英國外交官考試，獲聘英國駐香港領事館臨時翻譯員。5月，啟程赴香港實習1年，並學習華語。CE 1855年，轉調英國駐廈門領事館臨時通譯。CE 1856年，升任駐廈門2等書記官／幫辦／助理

3月，紐約商人哈里斯Harris從澳門致函時任美國國務卿之友人馬希（William Marcy），提出應買下臺灣的五大理由： 1） 為取得臺灣天然資源、 2） 將臺灣發展為延伸美國西岸貿易至中國的門戶、 3）改造臺灣為散播美國文化至其他亞洲地方的基督教堡壘、 4）發展臺灣為華南、華北商品的轉運站、 5）運用臺灣加強美日關係。CE 1855年7月，國務卿馬希將哈里斯的建議書呈報總統皮爾斯Pierce，但華府依然沒有認真看待

3月31日，培里司令搭乘旗艦「波瓦坦」（the Powhatan）號返回日本抵橫濱，1個月之後於下田了仙寺締結《神奈川條約》，開啟下田港（Simoda）及箱館港（Hakodate，今涵館）2港口和美國通商，並允許派領事〔CE 1856年7月美國第14任總統皮爾斯Pierce任命湯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為美國第1任公使〕駐下田，日本鎖國體制就此崩解，此即美國與日本簽訂之第一份不平等條約—《美日親善條約》。隨後前往香港途中，佔領小笠原群島且與琉球王國締結《美琉條約》，取得建立加煤站的權利

4月20日，英國園藝家福鈞〔Robert Fortune，1812-1880，19世紀第1位西方來臺植物標本採集者（《歐洲人在中國的植物發現史》，貝勒Bretschneider，1898），但福貝斯（F. B. Forbes）與英國植物學家漢姆斯萊（William Botting Hemsley，1843-1924）合著之《中國植物誌》（Index Flora Sinensis, 1886-1905，林奈學會出版）中，卻未登載其在臺灣之採集成果／受皇家園藝協會（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贊助，自CE 1843年共前往中國4次，且於遠東地區（el Extremo Oriente）前後停留達19年／將近2萬株之中國茶種，帶入印度大吉嶺，間接引入西方；CE 2001年一部影片以「The Tea Thief」（茶賊）形容他的行徑〕搭乘美製汽船孔子（Confucius）號（運送清廷官銀到臺灣之傭船）從福州府出發，停泊於淡水1日，而他一上岸即採集植物（臺灣島1日之旅，見其《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乙書中），而發現蓪草〔Tetrapanax papyriferus、rice-paper plant，通脫木，臺灣原生種／CE 1849、50年，英國駐廈門領事館陸續傳回標本、枝葉回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初步證明是來自「Formosa」／CE 1852年，由邱園第1任園長威廉‧胡克（Sir William J. Hooker）博士發表於《Journal of Botany》植物學期刊（其中「蓪草手繪圖」是臺灣植物第1次出現在科學發表文獻之中，但往後的半世紀不再有臺灣之植物科學繪圖出現在植物誌或期刊之中／最早將西方植物科學繪圖引入日本的是飛利浦‧西博爾德Philipp Franzvon Siebold，並影響重要學者伊藤圭介和牧野富太郎，其中牧野富太郎更是第1批由東京帝大派遣至臺灣進行植物踏查的帶領者（得到日本帝國議會之經費贊助而得以來臺）。臺灣之「愛玉凍」，其學名即是牧野富太郎在CE 1904年《植物學雜誌》中所發表，文章中有提供愛玉葉和花之插圖，而這些插圖也可說是最早描繪臺灣植物的線繪圖之一），成為臺灣第1個依照分類學命名而發表之植物／CE 1853年，英商包林（John Charles Jun. Bowring，1821-1893／臺灣黑豆芫菁Epicauta Formosensis Weliman是依其採集品而發表，他是否來過臺灣採集尚存疑慮，而《中國植物誌》記載包氏與臺灣植物有關者，亦僅蓪草1種而已，另外書中零星採集者尚有Benjamin Samuel Williams之臺灣春石斛、Siebold之球穗扁莎、Nevin之大油芒）也發表有關臺灣蓪草之報告〈The rice-paper plant of China. The rice-paper plant and its uses. Trans. China Branch Roy. Asiat. Soc. Part 3（4）：28-33（1853）〉／蓪草紙或米紙，當時在中國南部被畫家及假花製造者所愛用，即是從淡水大量輸出的，這是取自淡水附近丘陵地茂密生長之通脫木的樹髓薄層製作而成〕以及一種百合科新種植物（臺灣百合），因此揭開了臺灣生物學研究之序幕

7月11日至23日，海軍准將培里司令特派砲艦「馬其頓」［The Macedonian／船長亞伯特（阿波特／Capt. Joel Abbot、Adbot愛德特）上校］號及運輸補給艦「供應」〔補給／The Supply／船長辛克萊（Lieut. Commander A. Sinclair）少校〕號〔6月28或29日，從下田出發，暴風狂襲、波濤洶湧。隔天，補給船行蹤不明，直到7月21日，才現身雞籠港。而「馬其頓號」則於7月10日黃昏航經彭佳嶼（大嶼、阿金庫爾島Agincourt）、花瓶嶼（尖頂島Pinnacle）、棉花嶼（鳥嶼、危崖島Crag），發現「北方3島」（Agincourt Island, Pinnacle Is., Craig Is.／以上3島稱基隆北方3小島／推翻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稱之「3島之英文名係CE 1866年3月，由英國海蛇Serpent號軍艦船長布洛克Capt. Charles Bullock少校命名」）附近潛藏暗潮，不利航行〕前往雞籠港勘查港灣、煤礦［衛廉士Williams亦曾參與／事後有隊員瓊斯（鍾士／Rev. George Jones）牧師發表〈福爾摩沙煤區訪察報告〉（Reporting on the Visit to the Coal Regions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及實驗分析，認為該處煤炭燃燒過度猛烈（不適用汽船），無法列入最優質之煤，但成分極為純粹，絲毫沒有結塊或紋理，並購煤備用（12噸，每噸約3美元）。也同時測繪相關地圖，更玩弄著佔領福爾摩沙作為美國遠東貿易中繼儲運站或殖民地的天真想法（〈培里准將評論美國是否應進一步在東方發展商業〉），但第14位新任總統皮爾斯（Franklin Pierce／前任總統菲爾墨爾Fillmore原支持培里構想，將臺灣變成美國屬地）考量若買下臺灣可能讓大清國不高興，而且美國國內為了黑奴問題已經南北對立，加上第一家庭的氣氛低迷，他頭2個孩子早夭，13歲幼子又在他上任前2個月意外身亡，因此他未採納買下臺灣的想法／之前也有貝利斯（Townsend Harris／CE 1855年，第1任美國駐日本總領事。CE 1857年，第1任駐日本公使兼總領事）於3月24日向國務院提出取得臺灣之詳細計畫，以鞏固在亞洲之商業利益，但國務院以「密件」存參／第15任總統是布坎南（James Buchanan），CE 1857年3月他上任後不久就否決了購買臺灣的方案，美國買下臺灣這事就此作罷］及搜尋美國船難漂民。此次探查後來收錄在CE 1856年Francis L. Hawks編輯出版之《美國艦隊遠征中國海域與日本記》（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一書（紐約版2冊，華府版3冊），其中並收錄有1張《福爾摩沙島雞籠港》［Keelung Harbor Formosa Island，普瑞伯Preble上尉繪製，這是目前所知美國人最早所繪之臺灣地圖，也是美國紐約地圖繪製師James Ackerman繪製之石版印刷《福爾摩沙島》（The Island of Formosa）〕，繪錄雞籠港之港灣水文形勢、港內漢人聚落、載運煤礦處所等資料，並指稱打狗為Takeyan（CE 1860年代臺灣正式開港國際通商後則定名為打狗，西方地圖中多以Takao或Takau等近似音稱之）

7月11日下午，瓊斯Jones牧師與主計官阿理森（Richard Allison）、見習少尉布利日（Kidder Breese）、鍾師（Walter Jones）、航海士威廉斯（Williams）在戎克船村〔Junktown／可能是原稱和興頭之崁仔頂店鋪街，兩旁屋簷前凸形成「不見天街」，兩端設牆樓、隘門，有官兵防守／今南榮河（石硬港）出海口，忠二、忠三路間之孝一路上，仍為基隆最大漁獲批發中心〕上岸探勘，發現港區居民普遍使用煤炭，並於今崇右影藝科技大學附近找到煤礦，但時近黃昏遂折返。12日下午，船長、主計官、瓊斯牧師等人拜訪當地艋舺營水師參將李朝安（Le Chu-Ou）長官，李表示美船可自百哩外之東部海岸，自行隨意採購煤炭。13日，瓊斯牧師等人再前往11日發現煤礦處探勘，判斷整個山谷密布煤層。14日傍晚，瓊斯牧師陪船長亞伯特Abbot少校至港灣各島尋找石材建造「華盛頓紀念碑」，但雞籠石材為黑岩黃砂之軟砂岩不適建築。另砲艦「馬其頓號」上測量官普列摩上尉（普雷布爾／Lieut. George Preble）將港西太白莊（今基隆市中山區太白里）右側突出岬角命名為「形象岬」（Image Point，即萬人堆，凸圓柱狀之砂石頂著如頭狀物之圓形小石灰石），他也是第1位繪出雞籠港灣正確海圖之人，且命名了「亞伯特岬」（Abbot Pt.／海洋大學右前方散佈海中之小岬）、阿理森小海灣（Allison Cove／中正區公所與福安宮間小灣）、馬其頓丘（Macedonian Mound／「中山仔島」上之「龍仔山」）、煤港（Coal Harbor／八斗子漁港）等，這些地名廣標於19世紀後葉之各國航海圖上。15日，瓊斯牧師陪船長亞伯特少校往訪水師參將李朝安，並提出往後美船購煤方案，以及到東部採購煤炭事宜，但李朝安以途中有非我管轄之食人番棲息為由阻攔。17日，以小艇航向港東，穿過八尺門水道（la Boca Chica、小海口、Junk passage／最窄之處約在中間位置，長約74公尺，日本時代CE 1935年在此興建完工「基隆橋」，戰後改名和平橋，當時是台灣第一座鋼筋水泥跨海大橋），再朝東南航行2海浬，迂迴繞過人面獅身岬角（Sphinx Head／八斗子海濱公園尖山子鼻右側海中岩礁），前行不久上岸（離「馬其頓號」停泊處僅3哩而已，而普列摩上尉發現一海灣並標明「煤港」）即發現4處淺層煤坑，認為可鋪設軌道直接裝上船舶或運往雞籠港（22年後，終於由英籍礦師瞿薩Tyzack實現）。之後，瓊斯牧師又往深澳、瑞濱附近持訪。18日，瓊斯牧師又見李參將接洽購煤事宜，仍無所獲。19日，赴雞籠嶼勘察，島上無人居住，發現黑花崗岩石質。20日，搭小船赴瑞濱南方等煤區勘查，認為蘊藏豐富，品質優良，售價低廉。，瓊斯Jones牧師認為雞籠有煙煤燃燒過快，無法耐久，如與廈門之無煙煤混用，則可使火力持久，效果更加。21日晨，補給艦「供應號」終現身，在李朝安「夜間裝煤到美艦，凌晨須即離去」面示下，最後議價買了12噸（約200擔，每100擔16美元成交）煤炭，由「供應號」運往香港。22日，美艦不斷購煤，甚至白天亦不避嫌裝載。23日，「馬其頓號」離港，李朝安原希望亞伯特船長能協助剿匪（國聖港海賊及廈門海賊黃位）但遭拒絕。之後因颱風襲擊北臺，「馬其頓號」乃被迫儘速開往馬尼拉。而亞伯特Abbot船長之後接任東印度艦隊司令，管轄中國及日本海域，惟其CE 1855年罹患瘧疾。12月14日，病死於香港

淡江大學歷史系教授林呈蓉在《臺灣涉外關係史概説》中，收錄了瓊斯Jones牧師提交給培里Perry提督的報告書：臺灣煤礦資源十分豐富…，調查結果顯示，礦層均未超過3英呎，但多在28英吋以上，…該處煤質屬易燃性，對蒸氣船而言雖非最上品，但因純度高，且不易凝固或溶化，若能混合較難燃燒之煤炭一起使用，勢必可發揮加值的效果

9月25日，美國自然學者史蒂波生（William Stimpson，1832-1872）搭乘海軍探測艦「Vincennes」號（船長John Rodgers／CE 1853〜1856年7月，指揮「北太平洋調查探險隊」4年）通過臺灣海峽時，因採獲飛到船上之3種遷徙鳥類（小燕鷗、家燕、某黃綠色鶺鴒）而與臺灣自然史結緣，但並未登陸臺灣

9月底，美國砲船「小鯨」（Porpoise）號在澎湖海面失蹤。CE 1855年初，委請赴臺灣西岸探勘之英艦「薩拉森」（撒拉遜／Saracen）號船長李洽賜（John Richards）順道查訪「小鯨號」下落。「薩拉森號」於3月間巡弋，但遍查後沒有人船消息，惟可能在此行於打狗標下Saracen Hill（撒拉遜山／旗後山）及Saracen Head（英語Saracen's Head、法語Pointe du Saracen、Téte du Saracen、撒拉遜頭、薩拉沁頭）之地名

基頓‧奈伊（奈吉登／Gideon Nye Jr.／CE 1857-1863年，美國駐澳門副領事／曾提供史蒂瑞Steere許多臺灣資料，包括CE 1873年給的一幅古地圖，可能是魯尼Rooney船長所繪製，之後送給布魯克爾Brooker船長附在其報告中，也許現還正躺在英國海軍部之老檔案中）與威廉‧奈伊（William Nye）兄弟［2人之堂兄湯姆斯‧奈伊（Thomas Nye）及史多馬（Thomas Smith）於CE 1848年（CE 1847年？或CE 1849年？）10月18日，駕駛快速帆船「凱爾匹／水鬼」（the Kelpie）號（船東顛地洋行）離開香港前往上海，但從此音訊全無（船東廈門代理人布朗Mr. Brown曾遣密探赴臺暗訪，並懸賞5,000美元）。奈伊兄弟及奈可門（Clement Nye）、奈野沃（Edward Nye）相信湯姆斯已在福爾摩沙海岸失事並遭奴役，乃屢向美國政府當局要求派兵船、人員至臺灣搜救。而美國亦先後派4批軍艦來臺，其中以培里准將派遣亞伯特Abbot上校來臺最為有名］因應允提供砲船協助對抗海賊維護治安，乃獲得臺灣府道臺裕鐸之非正式許可，得以從事樟腦買賣，且獨佔南臺之貿易及使用打狗港（puerto de Takao）特權。並於CE 1854年至CE 1857年間，在打狗猴山附近設置美國貿易殖民地，而駐香港之美國駐華公使代辦伯駕（帕克／Peter Parker）亦贊成奈伊兄弟提議（基頓‧奈伊曾致信培里，表示「福爾摩沙東部及南方地區跟蘭嶼位於中國、加州和日本直線之間的貿易位置，…。而如果它們收到美國政府之保證，美國也承認願意提供保護，我願意將其殖民地化），認為美國應該佔領福爾摩沙，惟美國因黑奴問題正陷入南北戰爭，無力亦無心於此。之後美商乃陸續退出臺灣，而於CE 1858年起，由英商接手（之後19世紀晚期之臺灣，就像它在17世紀時一樣，再度融入全球市場成為國際貿易勢力和個別冒險家關注、競逐之處，而這一回合的新現象，是所謂新帝國主義之興起，即現代之工業帝國主義）

 

CE 1855年：（清文宗咸豐5年／太平天國乙卯5年／日安政2年）

2月1日，美國北太平洋調查與探險遠征隊之3桅帆船「芬尼摩庫柏號」，2月2日，砲輪「約翰考克號」（船長史蒂文斯H. K. Stevens）相繼駛入雞籠港探勘煤礦，未獲地方官之合作，乃私僱嚮導勘查，購優良煤炭2噸。5日，2艦轉往東岸勘測海圖，由於風浪過大乃匆匆航往香港，收穫不大

3月13日，「路易斯安那」（Louisiana）號〔船長克羅斯比（Nathaniel Crosbie）正好由奧勒岡州運木材抵香港，奈伊Nye兄弟乃包租該船／奈伊兄弟及克羅斯比都出身麻州之港口和小鎮，而波士頓沙連（賽林／塞林／Salem）港，曾是美國遠東貿易起點〕自廈門載運鴉片抵國姓港（曾文溪口北岸，現已消失），想與道臺裕鐸商量通商之可能性，但遭拒。2天後，抵打狗停泊，之後於縣城埤頭（鳳山）跟道臺會面，這回裕鐸表示可以容許在雞籠進行貿易，但不願給予書面之特許狀

3月26日，「約翰考克號」先至澎湖，張貼懸賞協搜「小鯨號」之布告（搜尋美國船難漂民）。30日，抵琉球嶼，再航至枋寮灣訪查。31日，避風停泊瑯嶠灣。4月2日，繞恆春半島由東岸北上，沿途勘查至巴塱衛（今臺東縣大武鄉大武村），船長派哈伯夏（Lieut. Alexander Habersham）上尉上岸偵查，村民全是客家人，似乎與山區排灣族和平共處。有一士兵哈特曼（Hartman）獨自深入山區，竟以一枚墨西哥鷹洋（墨西哥革命、成功脫離西班牙統治後，於CE 1823年起所鑄造的共和國銀幣。由於錢幣正面鑄鷹形，故稱之）與原住民換取弓箭、刀矛。甘為霖牧師稱哈特曼，可能是繼CE 1771年貝紐夫斯基Benyovszky伯爵訪問東岸之後，第1位和東岸原住民接觸之西方人。4月4日，「約翰考克號」停靠花蓮溪口（今吉安鄉仁和村），發現溪口附近山谷居民稠密，但無人敢上岸，隨後未再沿東岸北上，則是趕赴琉球

4月，瓊記洋行（Augustine Heard & Co.／CE 1840年成立）之奧古斯丁•赫爾德（赫德／Augustine Heard／1785-1868）派遣哈汀（C. F. Harding）船長至福州（並再至雞籠設法取得當地煤炭之專賣權，以及在淡水賣出鴉片和買進稻米）。之後在淡水，哈汀與大臺商「金茂號」簽署樟腦合約，並訂定15日後至中港（今竹南附近）取貨。10月上旬，哈汀船長再次渡海來臺，但未取得樟腦，因已遭魯濱內洋行脅迫裕鐸而取走

今年至CE 1859年，愛爾蘭裔美人魯尼〔Matthew Rooney／其在打狗之生涯，可由英國鴉片貿易船「艾蒙特號」（Eamont）三副安德生（Lindsay Anderson）之回憶錄《鴉片快船巡航記》（A Cruise in an Opium Clipper，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1891）知曉一二。這本回憶錄有個小細節，作者以 Formosian 稱呼那些在打狗港貿易的本土商人群體，與來自清國本土的Chinese merchants有所區別。這其實蠻特別的，20世紀前歐美人稱呼臺、客語族群，多半以Chinese、Chinees紀錄，現在譯為唐人或漢人，畢竟當時也尚未出現臺灣民族主義，本土臺人也沒有一致的對外自稱，即便是達飛昇完成於20世紀初之《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一書，也是將臺、客語群稱呼為Chinese。簡宏逸之《從蟒甲到社船》（《臺灣史研究》，第27 卷第4 期，p.1-34，2020.12）一文中稱，17世紀立霧溪哆囉滿人稱呼荷蘭人為Chinees，似乎偶爾被用作「非我族類」的意思〕船長替美商威廉士洋行〔William, Anthon & Co.／威廉斯、威廉士（Anthon Williams）〕服務，提供舊「科學」（Science）號集貨船〔receiving ship／上有漢人銀師（shroffs）照顧鴉片買賣、鑑定銀兩真偽／魯尼船長最遲於CE 1857年2月底前離職，繼之由哈弟船長（Captain Hardy）負責〕長泊打狗港，以囤積、販售快船（clipper）從香港或廣州帶來之鴉片

6月27日，威廉士洋行與臺灣道臺裕鐸〔簽約還包括奈氏兄弟洋行（Nye Brothers & Co.／CE 1850年代已在臺灣貿易，後因太平天國事件影響，於CE 1856年宣告破產，但當時基頓‧奈伊Nye已出任美國駐澳門副領事）及魯濱內（羅賓奈、羅比內特／William M. Robinet & Co.／CE 1855年，最早在打狗建立之洋行／CE 1856年，在打狗成為臺灣島上第1家糖出口商／CE 1858年6月被發現破產）洋行〕簽訂合作私約（現存美國檔案局，編號USNA：MD, China, M-92, R-15），取得獨佔南臺之（樟腦）貿易和使用打狗港之特權。相對美商則必須提供砲船，以對抗海賊之侵犯騷擾（砲艇貿易），乃使得當時猖獗之海賊望旗披靡。直到CE 1861年，英國怡和洋行及甸特洋行的出現，奪走島上樟腦業的獨營權，而重重打擊了前述的美國洋行

美商魯濱內（W. M. Robiner）於今年一年中，共收購1萬擔（100萬斤）樟腦運往香港，再外銷到全世界，獲得巨額利潤

英國海軍軍官理查茲（John Richards），透過隨艦巡行觀測，繪製了臺灣西南海岸與主要港口之海圖

英國海軍出版《臺灣與日本間的島嶼及其鄰近中國海岸》（The Islands Between Formosa and Japan with Adcacent Coast of China）一書。其中臺灣島形大致正確（臺灣島形自CE 1752年Jacques Nicolas Bellin、CE 1757年Robert de Vaugondy繪製的地圖之後，其基本形象在西方地圖中大致穩定）。又臺灣與澎湖間之航道，稱「臺灣水道」」（Formosa Channel）。市鎮、聚落主體分佈集中於中部地區二林（彰化縣二林鎮）以南漢人開發較早地區，以及雞籠至淡水一帶北部地區漢人開發較早地帶。同時，以顯著的雙底線標記培里Perry所派調查隊偵知且收集樣本之雞籠煤礦位置，而臺灣最南端的漢族聚落止於枋寮（Pongli），以南則為「番界」，且東部「後山」資訊尤少

 

CE 1856年：

 元月，哈汀船長第3次渡海，終能裝載樟腦。8月，哈汀因洋行業務不佳而求去

3月，升任英國駐廈門（兼上海）領事館2等助理（2nd assiant）之史溫侯（士委諾／郇和／斯文豪／勳嘉／Robert Swinhoe／1836-1877）私人搭乘葡萄牙籍歐式改良3桅帆船（Portuguese lorcha，又稱廣艇／老閘船）第1次渡海至今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Hongsan or Hongshan，紅毛港南邊靠海／CE 1935年，昆蟲學者高橋良一在《臺博報》25期，發表〈Robert Swinhoeの略傳〉，認為是搭乘一清國輪船到新竹香山（Hsiang Sjan, Hsinchu）〕停留2個禮拜（史溫侯第1次訪臺，並且開啟臺灣本島動物採集之門）〕，且第1次發現「福爾摩沙山紅頭」（Formosan Rufous-capped Babbler／Stachyriodopsis ruficeps）新鳥種，但是「奉派密訪，搜尋歐美船難漂民」可能才是主要任務

10月8日，清朝廣州巡河水師千總梁國定在商船「亞羅」（Arrow）號上進行搜查行動，發現執照過期乃扣留12名涉嫌走私之中國水手，而英使署廣州領事（1856-1858）巴夏禮Parkes則向兩廣總督葉名琛抗議，要求放還水手及道歉，並要求移辦千總。15日，廣州一帶中國居民見英軍退去，縱火焚燒「洋人」居室，使廣東13行化為烏有。21日，葉名琛允諾放還全部12位水手，但以未扯下英國國旗拒絕道歉。之後英軍攻入城內、不久退出，史稱「亞羅號事件」。相關衝突最終成為CE 1857年英法聯軍對清用兵的理由，即引發了第1次英法聯軍之役／第2次鴉片戰爭）

CE 1855年6月底至今年12月，魯尼Rooney完成建設打狗港碼頭設備後，還在入港處架設電線、照明燈光〔非CE 1879年愛迪生（Thomas A. Edison）「發明」之白熾電燈（Incandescent light bulb）〕，以利夜間引導船隻出入，所豎立之電線桿白天升起美國國旗，晚間則點燃燈光，遠比CE 1888年劉銘傳在臺北巡撫衙門前之樣板電燈，早了近32年。歷史或許應修正為：「全清國（也許中國5,000年來）第1座電燈於CE 1856年年底在打狗港由美商設置；劉銘傳於1887年底及1888年初在臺北城設立最早之官方電燈。」（CE 1888年，臺灣第1盞電燈是巡撫劉銘傳在臺北祖師廟，以小型蒸氣燃煤發電機發電，供給官廳及一部分街燈使用，但因成本過高僅曇花一現。而日本佔領臺灣後，最早點亮之電燈則是CE 1895年5月進佔基隆金沙局時，使用柴油發電機提供發電照明。另外，CE 1897年臺灣總督府興建總督府製藥所鴉片工廠，裝設有4臺蒸氣發電機，提供工廠夜間照明使用，也供政府機構與官邸照明，但仍未普及化和商業化）

根據美國國會今年出版之《美國艦隊之中國海域、日本遠航記》，培里在其中明確主張在臺灣建立殖民地，「美國若在雞籠建立殖民地，我有把握推斷，中國人樂觀其成，因為有了較能打仗之美國人移入，合力防守雞籠港及周邊地區，不受襲擾全臺和沿海的眾多亂民、海盜劫掠，中國人可得到保護的好處。」「在這樣情況下，或許很快就能建立一個興旺的美國人殖民地，大大提升我們在這些海域經商的便利和優勢。」然而，不論是將下臺的第13任總統菲爾墨爾（費爾摩、婓爾摩／Millard Fillmore），或CE 1854年3月上任的第14任總統皮爾斯Pierce，當時重心都放在擴大美國本土，還忙於處理CE 1848年美墨戰爭後的加州土地爭議，因此未重視培里呼籲

 

CE 1857年：

3月，英國駐遠東艦隊司令西摩（Michael Seymour）要求美商魯濱內，允許英國派一軍官駐紮打狗港以便就近調查。魯濱內不敢答應，旋即向公使伯駕Parker及美駐東印度及中國海艦隊司令阿姆斯壯（James Armsteong）准將反映，伯駕不滿，乃向英駐清公使兼駐港總督包令（寶寧／John Bowring）提出嚴正抗議，提醒英國關於美國早已在臺灣擁有之商業利益，以及美國國旗已在打狗懸掛1年以上之事實，臺灣是美國「準勢力範圍」，英國不應企圖指染

3月，公使伯駕Parker曾寫長信給國務卿馬希Marcy，提到當時英國對臺灣之興趣愈來愈明顯，「基於權力平衡原則，美國應該要擁有臺灣」。馬希從未直接回應伯駕建議，但曾提醒他，皮爾斯Pierce政府之東亞政策在於擴大貿易，而非取得領土。在華府眼中，伯駕的主張太過頭了

美國第15任總統布坎南Buchanan上臺，並指派列衛廉（William Reed）接替伯駕為新任駐華公使。布坎南政府不久就否決在亞洲任何地方建立美國屬地的計畫，美國有意買下臺灣之想法就此告終

西摩司令乃派英國海軍軍艦「耐久」（Niger）號及「剛強號」到臺灣沿海勘察，而翻譯官史溫侯Swinhoe則是搭乘「剛強號」第1次奉命環行臺灣島一周，兼偵測民情、礦產、海岸、港口情形〔史溫第2次訪臺，到過屏東枋寮、內寮（史溫侯第1次拜訪漢裔泉籍大角頭林萬掌）、瑯嶠（恆春）半島、花蓮太魯閣附近、蘇澳港、冬山河沿岸等地／《1841〜1874年在臺洋人》（Foreigners in Formosa, 1841-1874），卡靈頓（George W. Carrington／英國學者），1978，p.150，也認為史溫侯曾於CE 1857、58年，曾2度搭乘「剛強號」環遊臺灣〕。曾進入漢人在東海岸之邊境蘇澳港（Sawo harbor）的左側南方澳之熟番村落（猴猴族）〔〈福爾摩沙筆記〉（Notes on Formosa），1873及〈福爾摩沙人種學筆記〉（Notes on the Ethnology of Formosa），1863〕

4月起，美國阿姆斯壯司令乃派陸戰隊上尉辛茲（辛時／西姆斯／John D. Simms）以搜救失事船舶、漂民為名，長駐打狗，美國國旗、海軍軍旗於港埠飄揚達7月餘，打狗儼然成為美國「准殖民地」。但伯駕Parker於8月去職，而新任美國駐清公使列威廉（William  Bradford Reed／1806-1876）之對臺政策，與前任完全不同。之後CE 1858年下半，魯濱內Robinet破產且被判刑（之後逃亡南美洲，公司則拍賣給英國怡和洋行），導致美商逐漸撤出臺灣

8月，美國報刊《公共記帳本》（the Public Ledger）第68卷128期第2頁曾以「美國人佔領福爾摩沙島」為標題，報導美國旗艦「聖哈席托」（San Jacinto）號6月9日信件，說明美國海軍陸戰隊隊長西蒙斯（John Simmons），在鳳山升起美國國旗之「英勇事蹟」。此舉被視為索賠之行動，其目的在彌補美國人民於中國戰爭期間所蒙受之損失

11月24日，英艦「耐久號」船長向西摩Seymour司令提出報告：「根據1847年繪製之海圖以及本人之察勘，淡水港可容吃水12呎的船舶進出，是個通商良港，煤價也與雞籠相同」

 

CE 1858年：（清咸豐8年／日安政5年）

元月，「剛強號」自香港將「 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之兩廣總督葉名琛（湖北漢陽人，1807-1859）押送印度加爾各答囚禁，之後絕食死於囚所

4月26日，英艦「獵人」（Nimrod）號船長報告勘察雞籠煤礦情形：「此地煤炭挖取容易，潛力無窮；但燃燒過快，濃煙瀰漫，與威爾斯煤炭相混，效果或更佳」

6月7日下午，翻譯官史溫侯Swinhoe搭乘英國海軍軍艦「不屈／堅忍／剛強」（Inflexible）號｛船長海軍中校布魯克爾（E. W. Brooker）、測量員白克禮〔William Blakeney／CE 1902年，出版《40年前中國與日本海岸巡航記》（On the Coasts of Cathay and Cipango Forty Years Ago），附有其測繪之基隆港地形與港深圖，又將今外木山漁港及協和發電廠間之海岬標上布魯克爾岬（Brooker Point，可能是德約翰Dodd提及之奇岩Ruin Rock，《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戰爭臺灣外記》，陳政三，2015，p.141）／這2位曾重新測量過Mt. Morrison，海拔12,850英尺〕、輪機長許樂（James Corner）、植物採集者威爾福 Wilford｝離開廈門（第2次奉命環行臺灣島一周，散發提供船難消息、尋找失事船員懸賞之告示）。8日，經澎湖群島。9日傍晚，抵海賊窩國聖港（Kok-si-kon，又稱國賽港、國使港、國史港、國寨港、郭賽港／今臺南市七股區國聖港／七股區三股里、十份里一帶，曾文溪出海口附近），停泊距岸1哩處。10日，搭小船登陸散發懸賞布告（在國聖港海岸沙洲觀察虎甲蟲快速活動捕食蠅類／史溫侯第3次訪臺），下午5時起錨，航向安平港，傍晚停泊熱蘭遮城港外。11日晨間，乘竹筏（catamaran）經靠近熱蘭遮城之水道（南邊北線尾與一鯤鯓間）進入已漸淤積的臺江內海，抵城郊南勢港（當時為連接安平港，開闢了5條水道連接大西門外，由南到北有安海港、南河港、南勢港、佛頭港、新港墘，俗稱「五條港」，今臺南市中西區）北方的北勢街（Paksekwei，今五條港里神農街）水仙宮附近，之後至府署（今衛民路憲兵隊本部，青年路府城隍廟東北、聾啞學校西側）拜訪臺灣府道臺（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行政工作）孔昭慈（1795-1862／CE 1862年因「戴潮春事件」被圍困彰化城。4月18日，自殺殉國，停屍道臺衙署旁孔廟明倫堂後院達1年以上。第1任駐淡水海關稅務司滿斯文Maxwell，曾在CE 1865年發表於《香港記事報（Hongkong Journal）》上之〈臺灣府〉一文中提及此慘事）及鎮臺（臺灣鎮總兵／掌管陸、海軍）邵連科（1819-1862／CE 1857年曾提拔霧峰林文察），告知若發現任何遭船難之外國人，定要將他們送返廈門。6月12日，抵打狗。14日清晨5時起錨，7時至南方25哩的枋寮（Fang-leaou閩南語／Pang-li北京官話）下錨，再乘竹筏登陸抵水底寮（Chuyleaou／今屏東縣枋寮鄉天時、地利、人和村）、內寮｛Laileaou／今屏東縣枋寮鄉內寮村，史溫侯第2次拜訪枋寮鄉水底寮義首林萬掌（與枋寮人不和，道光年間率家族由水底寮移居內寮，並以「林萬記」墾號擁有枋寮沿山一帶之大小租權，在內寮設公館收租，擁有龐大私人武力，小刀會首林恭之義兄）與傀儡（下山交易之排灣人，對孰悉之漢人呼叫Kale、Kaleyan，惟清廷史冊卻用蔑視外族的擬音字，記載為「傀儡」當族名）番［西魯凱族（Ravuras群╱魯凱本群或隘寮群，以伊拉Ira社為中心／今好茶 Kucapungane、阿禮 Dadiri or Adiri、吉露 Kinulane、霧臺Vedai or 神山 Kabalelradhane、大武 Labwane or Labuwan、佳暮Karamedesane 6村）以及排灣族西排灣群（Raval／拉瓦爾亞族╱以大社或口社為中心）、中排灣群（Butsul／布曹爾亞族）亞族的合稱］婦人結婚｝，求證有關Thomas Smith與Thomas Nye 兄弟2人〔乘快速帆船「凱爾匹」（Kelpie）號在福爾摩沙島南端遇難〕被土著滯留之事。15日，抵瑯嶠灣〔今車城灣，稍後西方地圖標示Expendition Bay（探險灣）〕錨泊並至社寮（今保力溪口南岸之屏東縣車城鄉射寮村）及射麻裡社調查，拜訪CE 1850年幫助「拉篷特號」3位船員逃生之老嫗。16日，繞過南岬駛向北方，經過紅頭嶼、火燒島Samasana、黑岩灣（Black Rock Bay／今三仙臺／大港口，秀姑巒溪出海口，花蓮縣濱豐鄉港口村，陳政三）、三棧溪或立霧溪口｛6月17日，停泊於北緯24度6分18秒處／划小船至岸邊未上岸，遇漢人〔遭流放罪犯／不無可能是荷蘭時代（1642-1645）即留當地生根／《巴達維亞城日誌》，第2冊／《荷據時代臺灣史》，楊彥杰，聯經，2000，p.84、87／《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地名沿革篇〉，洪敏麟，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及大（太）魯閣族人〔羅大春在《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p.21、47）載：「自大濁水起至三棧城止，依山之番，統名曰大魯閣，其口社…凡8社；憑高恃險，野性靡常」〕，還遭後者攻擊｝、清水斷崖｛又稱「古里馬斷崖」，白克禮引用英國生物地理學家兼內科醫生古禮瑪〔古里馬、吉爾馬、Francis Henry Hill Guillemard，1852-1933／CE 1882年6月，搭乘「馬卻沙、侯爵夫人、女伯爵、馬凱查」（Marchesa）號訪臺，曾到過加州優勝美地（Yosemite）、蘇格蘭北方奧克尼群島（Orkney Islands）猴疑海岸（Hoy）、挪威冰峽的他，認為與清水斷崖相比，都顯得微不足道，並曾在今和仁溪谷上岸踏勘。也曾描述基隆河〕以及英國泰晤士報著名旅行家柯樂洪（Archibald Colquhoun／CE 1884年訪臺，讚稱「有幸繞航福爾摩沙島東岸之幸運兒，必然同意該地是世界最漂亮的景色之一」）之讚語｝、烏石鼻Dome Kaku（洞霧角Dome Point／今宜蘭縣蘇澳鎮烏石鼻），傍晚抵蘇澳灣外水深13潯（約23.8公尺）處錨泊。18日清晨5時，以小船進入像極螃蟹大鉗螯之蘇澳灣港內，抵北方澳Pakhongo（漢人）及南風（方）澳 Lamhongo〔猴猴人／自認是「番啊」（Hwan-ah）「生於斯，長於斯」，「外來客」之意（foreigners）而非「生番」（Chin-hwan or raw foreigners）／也記錄其語言，發現R音很多／CE 1864年，史溫侯再訪，發現人口變多，且已有政府設立之「社學」〕。19日黎明，離開蘇澳，不久抵噶瑪蘭族婆羅辛仔宛〔Polo Sinnawan，社名意涵為「竹子」／離婆羅辛仔宛河（加禮宛河Kalewan river／今冬山河）河口約4或8英里（陳振三），舊社位置在永安寺（三平清水祖師廟）北邊一帶，流流仔社北邊（吳永華）／今宜蘭縣五結鄉季新村／房屋離地而築，以木樁柱撐起和茅草覆蓋屋頂，木板地板／噶瑪蘭人在蘭陽平原上定居之年代相當長，比起哆囉美遠、猴猴、泰雅都要早得多／《噶瑪蘭志略》（1837）、《噶瑪蘭廳志》（1852）皆稱河口北岸之東港（宜蘭縣壯圍鄉東港村）為加禮宛港，但部分耆老認為溪南五結鄉季新村之清水港才是（「港」者又指河流之意），可見2處昔日均為貨物進出口岸／婆羅辛仔宛教會是馬偕牧師在宜蘭地區所設立之第2所教會，也是蘭陽溪以南第1所教會，而今利澤簡教會（利澤路41號）傳承自婆羅辛仔宛教會，設教日期亦定為CE 1883年2月8日〕社參觀住所，之後再上去2英里到漢人村落利澤簡（Le-teek-kan／奇澤簡Ke-ta-kan／今宜蘭縣五結鄉利澤村）。6月20日，通過雞籠嶼，上午10時在雞籠港停泊，史溫侯隨輪機長許樂勘察港區附近煤礦，發現其煤炭含瀝青量高，火焰過強，不利蒸氣輪船（steamship、火輪船），尤其不利須長途征戰之蒸氣動力砲船，認為混合雞籠與威爾斯煤炭混用，效果將更加，之後購買96噸（1,600擔）煤炭備用。22日上午8時，展開3天2夜的「大屯山區尋人之旅」（船長布魯克爾中校、史溫侯、植物學家威爾福Wilford、廈門通譯古博Cooper、2名水手及苦力），一路西北方向抵大武崙（Tye-hoo-lun／今基隆市安樂區外寮、內寮、中崙里一帶）休息1小時15分，而威爾福與史溫侯乃去採集標本。下午2時50分抵瑪鍊〔瑪鋉（《臺灣踏查日記》，楊南郡，p.360）／Parian（西班牙人）／Masoo／源自平埔族語／今萬里區萬里里〕，晚間9時摸黑抵金包里（Kim-paou-le、金包里村pueblo de Kimpauli，今金山），在慈護宮（Choo-haw-keong）落腳，晚上受成群蚊子叮咬。23日清晨，沿魚路古道再經硫磺坑（應是馬槽到大油坑一帶／觀察甲蟲及蝶類屍體，以上係歐文中最早有關臺灣昆蟲之見聞記載）抵八芝蘭［Patsienah、Pattsiran、Pah-chie-nah、Pat-che-nâ、Pat-chi-nâ、Pat-chian-nâ，原住民語「溫泉」之意／臺語音 Pat-tsi-lân／在東南亞，此語乃源自馬來亞語的 Pêchinan（印尼語 Pecinan／cina「中國」加上前後綴詞 pe…an，表示「具有…性質的東西或地方」／馬來西亞人稱華人聚落為 kampung cina「中國村」），意指漢人市區（中國人的聚落）。由是推斷八芝蘭之地名，起源於近代初期該地區有漢人聚落，反而比向來的牽強附會之說，來得更合乎情理／印尼稱華人聚居地（Parian）為Pe-cina-an，而當地華人音譯「八芝蘭」，如此可能荷蘭人引用統治印尼經驗，稱士林漢人區為Pecinaan。也或許是西班牙時期（1626-1642）西班牙人用來稱呼當地之華人聚落的，而八芝蘭僅是一地名，可是其背後卻潛藏著臺灣與海洋世界的互動故事／八芝蘭原津頭為福德洋，為建新街而造「魔鬼圳」。士林對外有3處津渡：福德洋對渡社子；後港墘渡船頭和劍潭（中山橋旁）對渡圓山渡船頭／漳州人王大海，18世紀末旅居爪哇並著有《海島逸志》，其中提到在一處稱為「北膠浪」（Pekalongan）的地方：「華人息居其中，俗呼為「八芝蘭」（街衢也）」］。晚間9時半至八芝蘭隘門外，雇船趁夜直放上游雞籠河。24日，清晨5時許船到水返腳（Chuy-t'ng-k'a or tide's foot village，今汐止）改換小船（威爾福和史溫侯同船），並於七堵（Chittaw／「堵」tóo即河流彎曲處之小山，像「一堵壁」一樣擋在河道上，而非安倍明義在《臺灣的地名研究》所言，是往昔防番所築之土垣。另外，客家語則以「肚」類比河曲之弧度，而與冬山河上之「堵」的地形特徵較類似）上岸暫歇，之後乘船抵暖暖溪與雞籠河交會處港仔內（Kang-ah-lai，昔暖暖港仔口，今港墘仔）。下船步行越過獅球嶺，下午3時半回到「剛強號」。25日，駕小艇前往桶盤嶼（灌木島／Bush Island／平島／Flat Island／今和平島上）、中山子島（中山仔島）之馬其頓丘（Macedonian Mound，今龍仔山），途經西班牙人城堡旁水道。26日，「剛強號」離開雞籠港。下午再淡水河口下錨，換搭小艇抵滬尾（Haw-be），拜訪主官不遇，也留下提供船難消息懸賞之告示。27日下午，經南埔（今臺中市大安區南埔里）、鰲梄港（五汊港Gaw-c'hay-kang，今梧棲港／日治時期將後龍、梧棲2港設為特別輸出入港，而梧棲港更是CE 1930年東京出版之學生讀物《臺灣》唯一介紹的中部港口）南下。29日，再次拜訪臺灣府道臺孔昭慈。30日，再抵國聖港，前後共22天。之後取道澎湖群島媽宮（Makung／CE 1920年改名馬公）錨泊，拜訪地方官員水師副將張顯貴（CE 1853年調任）。7月1日，返抵廈門〔《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福爾摩沙島訪問記〉（Narrative of a visit to the island of Formosa），費德廉、羅效德編譯，如果出版社，2006，p.18-32／《翱翔福爾摩沙》〈郇和環遊臺灣再記〉，陳政三，p.26-55〕

6月，清廷因第1次英法聯軍之役（第2次鴉片戰爭／Second Opium War）戰敗。26日，簽訂「天津條約」，開放臺灣「安平港」通商（還有遼寧牛莊、山東登州、廣東建州與瓊州），法國則增列「滬尾、江寧」2處，並應提供外國人居住、通商及傳教（另將鴉片化名「洋藥」—「鴉片=洋藥≠毒品」，即可合法納稅進口）

6月，繼福鈞Fortune之後，第2位來臺之植物採集者威爾福（Charles Wilford，？-1893），搭乘英艦「剛強號」從廈門出發，在臺南、打狗、枋寮、蘇澳、雞籠、淡水等口岸登陸，前後達25天。史溫侯在CE 1860年之《Ibis》雜誌上說：但船長布魯克爾Brooker中校只願在內陸做短暫停留，使得皇家邱園之威爾福〔共採得10種新種植物／另外於今年6月採獲之臺灣特有種有：疏花魚藤（Derris Laxiflora Benth.，臺灣西北海岸）、白樹仔（Desmodium Gracillium Hemsl.，打狗山）、山素英（Jasminum Undulatum Ker var. Elegans Hemsl.，西海岸）〕和我幾乎沒有時間做採集或研究。之後，搭乘Actaeon號前往朝鮮與日本探險採集

7月29日，日美簽署《美日修好通商條約》〔該條約由美方代表湯森•哈里斯與日方代表井上清直和岩瀬忠震，於停泊在江戶灣（現在東京灣）之美軍軍艦波瓦坦號甲板上締結，故又稱「哈里斯條約」〕，開放神奈川港（橫濱）。接著於同年間，日本又連續與俄羅斯、法國、英國、荷蘭簽訂同類型條約，這些條約統稱為安政條約。CE 1859年7月1日，橫濱港正式啟用

香港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創辦人渣甸（Dr. William Jardine）醫生及詹姆士•馬地臣（James Matheson）〕與顛地洋行〔Dent & Co.／由朗斯洛特（Lancelot）和威爾金森（Wilkinson）2兄弟共同經營〕之商船開始從事樟腦貿易，而美國在福爾摩沙無設立代理機構，其商業利益乃被他人接收

 

CE 1859年：

4月3日，信徒集資之大稻埕霞海城隍廟落成，農曆5月13日為霞海城隍爺生日。CE 1934年左右，11、12日2夜有「迎暗訪」之神輿遊街，終宵不絕。13日當天的大遊行，虎爺為開路將軍，另有白鶴童子（引路童子）及家將團（走在最後面是扛著龍、虎頭鍘之家將）等，擠爆大街小巷，最吸引人者當為詩意閣（遊行花車，又稱藝妲閣，簡稱藝閣），故有「五月十三，人看人」之臺諺

5月18日16時，天主教道明會宣教士西班牙裔郭德剛〔Fernando Sainz，1832-1895／CE 1869年離臺回菲律賓，CE 1895年10月21日在馬尼拉去世。曾記得拜訪過新港、觀音（kun-hieng／原有大目降社，後稱觀音廟，今臺南市新化區觀音里）、萬金庄、杜君英（Taw-kun-eng，今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中林村、大和村）等4社／史溫侯及李仙德都稱他「Padre Sainz」／暱友：魯尼（Rooney）船長／福爾摩沙教區自CE 1860年8月7日，從福建省牧區獨立，並由翁安當（Mariano Antón）神父（原是在福州擔任艾吉拉Aguilar神父之助理主教）擔任區長，但CE 1861年因病回福建。於是由CE 1861年12月12日開始，由郭德剛神父擔任福爾摩沙教區區長，直到CE 1869 年〕、杜篤拉（Jose Dutraz）？和洪保祿（Angel Bofurull）神父抵達南臺灣之打狗港。6月7日，洪保祿神父返回廈門。12月，用62塊龍銀買下（前金）土地建立傳教所，此為後來之「玫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CE 1863年5月24日落成，位於今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三路151號／CE 1930年重建），為天主教在臺灣重新開教以來建立的第1座教堂。CE 1863年底，郭德剛神父前往今屏東縣萬巒鄉萬金庄（Ban-kin-shan）平埔番社傳教，並與呂茂格（Miguel Limargues）神父建立今日「萬金聖母聖殿」之前身「萬金天主堂」［CE 1863年落成／楊真崇（Andres Chinchon、Andrés Chinchón）神父，CE 1865-1866年及CE 1875-1878年兩度主持萬金天主堂，且曾於CE 1875年2月4日款待過艾比斯 Ibis／「無玷聖母」像／CE 1884年4月27日，擔任福建南境宗座代牧區第1任監牧主教。CE 1892年5月1日，病逝廈門鼓浪嶼（Kolonsu）］。CE 1869年（清同治8年／日明治2年），因不敷使用乃由良方濟〔Fracisco Herce／1864-1894／格利馬尼 Grimani曾於CE 1890年春季於神父家中歇腳／曾任職於前金天主堂（1886-1893），之後由黎克勉〔Bishop Isidoro Clemente／1853-1915／福建南境宗座代牧區第3任主教（1899-1915）〕神父接替，CE 1984年因腸癌病逝於馬尼拉〕神父決定重建（良方濟神父在CE 1869年10月購入今日之堂區用地），CE 1870年重建完工（12月8日，進行落成祝聖典禮，由於當日適逢為天主教會的聖母無染原罪瞻禮，是故新堂以「無玷聖母」為主保／CE 1874年，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請朝廷支持傳教，同治帝遂頒「奉旨」以及「天主堂」勒石。CE 1875年，分別鑲嵌在教堂山形牆十字架下方和門楣上，以後官兵經過必定下馬行禮／CE 1984年7月，羅馬天主教宗若望保祿Ⅱ世敕封為「聖母殿堂」，地位僅次於梵蒂岡羅馬教廷之大教堂／CE 1985年11月27日，列為三級古蹟，後改為縣定古蹟／之後，教堂又在CE 1999年進行另一次的整修工程，CE 2001年完成）

7月2日，2位年輕傳教士楊真崇神父及黎茂格（Miguel Limárquez）神父抵達。CE 1863年，良方濟神父及李嘉祿（Ramón Colomer）神父抵臺

7月20日，史溫侯在《皇家亞洲學會北華上海分會會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59, 1（2）：pp.145-164〕發表〈福爾摩沙島記行〉（Narrative of a Visit to the Island of Formosa），記載CE 1858年6月之臺灣行

史溫侯在《皇家亞洲學會北華上海分會會刊》, 1（2）：pp.225-230，發表〈Notes on some new species of Formosa〉，記載8種臺灣鳥類新種（CE 1856、1858年在臺所採獲）的發現：棕扇尾鶯（新竹香山）、黃頭扇尾鶯（臺灣東北部）、斑紋鷦鶯（新竹香山）、河烏（大屯山區）、畫眉（蘇澳）、小彎嘴畫眉（蘇澳）、番鵑（蘇澳）、玄燕鷗（蘇澳）

今年，英國稅務司李泰國（第1任海關總稅務司／1859-1863）被清廷兩江總督何桂清任命為總稅務司，成為中國海關的最高領導（海關總稅務司／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IMCS）。CE 1861年，這個職位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確認，惟由歐洲人監管，代替中國政府向各條約港口之外商課徵貿易稅，同時也是維持中西勢力相安無事的媒介（《歷險福爾摩沙》，必麒麟）。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在後方重新設置總稅務司署。CE 1991年，海關總稅務司署改制為財政部關稅總局，「海關總稅務司」一職正式走入歷史

 

CE 1860年：（清文宗咸豐10年）

8月17日，西班牙天主教傳教團成立

8月25日，普魯士艾林波伯爵（Count Eulenburg）所率艦隊（進軍遠東，希望與暹邏、中國和日本簽訂商業貿易條約，還試著在東亞海域佔領一小島做為殖民地，並有各領域之科學家加入此學術探險隊，例如馬丁、密蘇瓦、李希霍芬等人。而該探險隊於CE 1862年3月16日離艦，CE 1864年12月攜帶豐富採集品返回德國）之輕型護衛艦「阿科納」（the Arcona）號，窺探福爾摩沙南岬（鵝鑾鼻）

9月19日，英國長老教會（倫敦宣教士協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駐廈門宣教士杜嘉德（Rev. Carstairs Douglas╱1830-1877╱7月26日死於霍亂）牧師由廈門渡海，第1次到臺灣滬尾Hoobei（Hu-bei／正式改稱淡水Tamsui係在CE 1912年）和艋舺探查（第1位來臺訪問之宣教士）。24日，抵達淡水，而同行駐汕頭之宣教士馬肯士（金輔爾／Rev. Hur Libertas Mackenzie／1833-1899）牧師則在淡水居留下來。經過他的報導、呼籲與推動，CE 1865年長老教會差派了馬雅各Maxwell醫生到臺宣教，開啟固定在臺灣傳教之事業

10月6日，史溫侯擔任英國陸軍總司令格蘭特（T. Hope Grant）翻譯，隨第2次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火燒「萬園之園」的圓明園〔由英國全權代表額爾金（Earl Elgin，本名James Bruce，1811-1863）伯爵下令，史溫侯曾擔任其翻譯（1857-1858），並著有《Narrative of the North China Copaign of 1860》（1861）（1860年華北戰記）一書〕

10月25日，簽署「北京條約」〔額爾金Elgin榮陞勛爵（Lord），其弟卜魯斯（Frederick Bruce）則出任英國第1任駐北京公使，之後卜魯斯行文（12月6日）總理衙門，正式派遣（12月12日or 22日）士委諾（史溫侯）擔任「駐臺灣府副領事」，是第1位駐臺之西方外交官，而柏卓枝（George C. P. Braune）為其助理〕，開放淡水（滬尾，通商口岸其實原是指八里坌／代理領事卜魯斯Bruce將淡水港之界線解釋為自淡水河岸之向海口起，上溯約4哩至口門止。至CE 1886年，埠址已擴大到艋舺，也包括大稻埕及滬尾）、雞籠、安平（臺灣府）、打狗（今高雄）4個通商口岸（treaty ports、開港），宣教士再度回到臺灣。並同意各地可向西方國家尋求軍事援助，美國冒險家費雷德瑞克‧湯森得‧華爾（華飛烈／Frederick Townsend Ward／1831-1862）擔任隊長之「洋槍隊」〔太平軍亂，上海官商與洋商出資募集外國無業遊民、冒險家為傭兵組成之。CE 1862年初，擴編為「常勝軍」，同年稍後由美人白齊文（H. Burgevine）繼任，但竟投蘇州太平軍，之後兵敗曾偷渡臺灣。CE 1863年，英人戈登（Charles G. Gordon，曾參與第2次英法聯軍、焚掠圓明園／CE 1864年，好博遜任戈登翻譯）為主將，惟該軍驕橫跋扈，唯利是圖〕，士兵皆為中國人，軍官則為歐美人士。另外還有左宗棠之中、法混合部隊「常捷軍」，指揮官為日益格（Prosper Giquel）

11月10日，艾林波（奧倫伯格／Eulenburg）伯爵艦隊之「易北河」（the Elbe）號（船長維爾納Werner）駛近臺灣西南海岸，因躲避東北季風上岸，但遭牡丹Botan社攻擊。之後人員逃回船上，乃開砲攻擊岸上原住民村社

外國輪船可在臺灣安平、打狗、淡水、雞籠（今基隆）入港貿易，使得臺灣航運的主力，逐漸從帆船轉移到輪船。透過輪船航線的開闢，臺灣更可與大陸沿海的港埠互通。以往透對對渡口岸將臺閩局限在一起的作法，也顯得毫無意義

開始有漢人的移民潮通過三 條崙•卑南古道

President Harbitz號船長范得歐（Dirik      Von der Ohe，1814-1872）於CE 1860年代東方之行，曾贈送臺灣產之守宮及蛇類予挪威之貝爾根Bergen博物館，包括爬蟲類標本有：蝎虎、蜥虎、裂足蝎虎

 

CE 1861年：（清文宗咸豐11年）

元月，史溫侯前往淡水任職。3月27日，在淡水採獲紫嘯鶇，旋即返回廈門

4月3日，德籍貝類學者馬丁（馬滕斯／Carl Eduard von Martens，1831-1904）爵士搭乘軍艦「Thetis」號抵淡水，僅停留1日。之後於CE 1864年12月返回德國，往後數年一直留守柏林動物學博物館內，進行採集品種類鑑定、目錄製作、標本整理陳列等工作。他與臺灣有關之著作發表在《東亞探險報告書》（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 nach amtlichen Quellen. Zoologischer Theil. Berlin.），共2卷、447頁、22圖版（CE 1866年出版第1卷旅行記與全體動物相，CE 1867年出版第2卷陸產蝸牛類調查報告），其中有關淡水港Tamsui之見聞，發表於第1卷162-164頁。另外，黑田德米〈臺灣產貝類目錄〉（1941）則僅記載他的山椒蝸牛（Assiminea Subcornea）一種，而馬丁爵士在淡水亦採得淡水貝—沙氏石蜑ㄉㄢˋ螺、澤蛙（Rana Limnocharis，CE 1866年命名／柯靈烏Collingwood亦曾採集澤蛙Rana Gracillis）及寬尾曲齒鮫（Scoliodon Palasorrah）

4月15日，德國植物學家密蘇瓦（Max Ernst Wichura，1817-1866）離開香港前往馬尼拉，途中可能於臺灣稍作停留以採集。同行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他第1次使用了「絲綢之路」來形容中國西部往歐洲的貿易路線而聞名）也在淡水調查地質，並勘查雞籠煤礦，並留下一篇臺灣地質報告。而在臺灣產植物中，冠上密蘇瓦姓氏以資紀念者有：鋸齒雙蓋蕨〔Diplazium wichurae（Matt.）Diels〕、膜葉卷柏（Selaginella wichurae Warb.）

7月1日，史溫侯Swinhoe搭乘砲艇「金龜子」（Cockchafer）號〔清法戰爭期間，被困淡水封鎖線港內長達近9個月（1884.07.30～1885.04.21），保護僑民／鮑特爾船長（Capt. Henry H. Boteler）〕自廈門出發，6日抵打狗。之後沿陸路北上，12日（10日？）抵臺南安平（臺灣府）設立「英國駐臺副領事館」，並就任「英國駐臺副領事（vice consul）」（開始與臺灣有長久接觸，至CE 1866年2月底調派廈門），並選擇西城外、五條港區風神廟（Fungshin temple／今臺南市民權路3段143巷8號）旁，供出差官員住宿之迎賓公館為暫時安身之處。13日，接受當時臺灣首富、秀才出身之「金茂號」（Kim Mo-hop or Kinmohop，又稱「金和合」）店東許遜榮（Koa Son Jeea）之邀住進其豪宅。29日，以月租60銀元，承租許遜榮位於府署東鄰閩南式2層樓建築之「卯橋別墅」，正式設立「英國駐府城副領事館」（今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西南邊），也是有史以來第1個外國駐臺單位。9月間，因染上熱病，匆匆回廈門調養

9月2日，清廷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崇綸、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與東亞外交特使團團長艾林波（Graf Friedrich Albrecht zu Eulenburg／1815-1881）伯爵簽訂《中德（普）友好、通商與航行條約／中德（普）天津條約》，共42款

12月18日，英國駐清公使阿禮國（Sir Rutherford Alcock）因安平港貿易不佳，宣布將原設臺灣府之「英國駐臺副領事館」（有史以來第1個英國駐臺外交單位）改遷至向清廷租借之淡水紅毛城〔20日遷館，而史溫侯從「養病」之廈門直接搭乘「巧手」（Handy）號砲艇至淡水開館，但暫借怡和洋行永久駐泊之集貨船「冒險」（Adventure）號（買賣鴉片之廢船）做為副領事館兼官邸，而當時地方首長為淡水同知秋曰覲。CE 1864年，／惟至CE 1865年，始有正式名稱。CE 1867年，英國署領事（acting consul）額勒格里（William Gregory，CE 1864-1870年是駐淡水副領事，CE 1872-1874年是駐打狗署理領事，CE 1872.03-1876.09年是領事，CE 1883-1884年短暫回任打狗領事），CE 1876年10月京華陀（Walter Edward King）接任領事，提出北臺灣淡水、雞籠《英國領事報告》1864-1870以及南臺灣打狗、臺南《英國領事報告》1871-1874 & 1883之年度經濟貿易報告／CE 1867年，即已與清廷訂立《紅毛城永久租約》而為辦事所在（英人稱紅毛城為the old Dutch fort「舊荷蘭城砦 」），並以每年白銀10兩強租／CE 1878年，淡水副領事館升格為正領事館，而於打狗設副領事館／CE 1909年，英國向日本政府重新提出「紅毛城永久租借」之要求，CE 1912年，獲得日本政府同意，此後英國政府繼續使用至太平洋戰爭爆發（CE 1942年）為止／CE 1950年，英國承認中共撤離，但將紅毛城轉交澳洲。CE 1972年，澳洲再轉交美國。CE 1980年6月30日，該城產權始歸還中華民國政府］。之後，史溫侯出任英國駐臺第1任副領事，後又升任為英國駐臺第1任領事（CE 1865年2月21日，英國外交部正式發布人事命令）。對中國東部與臺灣自然生態之考察留下豐碩成果，是最早以科學方法紀錄及研究臺灣鳥類、哺乳類和昆蟲的學者，先後發現了包括藍鷳、朱鸝在內的10數種臺灣特有鳥種和亞種〔史溫侯用發現者史蒂瑞Steere之姓氏命名「藪鳥」（學名Liocichla Steerii／黃胸藪眉，畫眉科／Steere's Babbler，CE 1873年在玉山山區發現），並於CE 1877年10月號《朱鷺》（Ibis, 1：pp.473-474）發表〈福爾摩沙來之新鳥種〉（On a New Bird from Formosa），是其身前最後發表之文章／史蒂瑞另有採集臺灣植物58種，其中「廣葉星蕨」（學名Microsorum steerei）以他命名〕

史溫侯於《博物學期刊》（Annal and 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 Ser. 3, 7：192）發表〈論日本與臺灣鹿類〉（On the Japanese and Formosan Deer）。又於《倫敦動物學會會刊》（Proceedings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p.235）發表〈史溫侯有關臺灣鹿類之投書〉（Extract from his Letter respecting the Formosan Deer）

史溫侯最先在臺灣南部採獲臺灣特有種小燈籠草（Kalanchoe Gracilis Hance），另外還有臺灣胡麻花（Heloniopsis Umbellata Baker.）

 

CE 1862年：（清穆宗同治元年／日文久2年）

元月1日，史溫侯發出臺灣第1件領事報告〈1862年之前之福爾摩沙貿易報告〉（Report of Trade in Formosa Previous to 1862）。14日，致函卜魯斯Bruce表示，以每月租金24元租用滬尾岸邊1間三合院充當館舍，先預付4個月。惟當時貿易量不大，偶有洋船進港，加上淡水與政治中心府城遙遠，史溫侯乃轉情探險、鑽研博物，官場失意、身體欠佳，卻成就另一番長留青史之大事業

4月3日（農曆3月5日），臺灣兵備道道員孔昭慈在彰化命原任彰化知縣之淡水廳同知秋曰覲協助掃蕩八卦會，秋曰靚另募林奠國（1814-1880，林文察叔父／林日成反叛後，林奠國隨即返回霧峰備戰，也入山請求原住民援助。長子林文鳳亦組織守軍，且開倉取糧分給村民。之後，林奠國因「萬松關之役」撤退而被逮捕入福州監獄，CE 1880年死於獄中）與林日成〔四塊厝莊（今臺中市霧峰區四德里四德厝）之有力土豪，綽號「戇虎晟」／CE 1850年代中，曾和林文察打過一場地區土豪爭霸戰，但無結果〕各率400人支援。13日，爆發歷時長達3年之「戴潮春事件」民變〔戴潮春，？-1864，臺灣府彰化四張犁莊人（今臺中市北屯區四張犁）／最終為臺灣兵備道丁日健及福建提督林文察和林其中（麾下大將「18大老」之一／摘星山莊）所平〕。15日，淡水同知秋曰覲戰死（林日成臨陣倒戈，擊殺秋曰靚）。18日，彰化城破，兵備道孔昭慈自殺，彰化知縣夏汝賢受辱憤死。春末，在戴潮春與林日成和霧峰林家算總帳之此時，草屯洪家〔19世紀中葉起，便在「北投社」之「四大姓」奠定家族基石，祖祠位於新莊（今南投縣草屯鎮新庄里），也曾控制「霧峰圳」（CE 1860年代，林家自洪家手中攫取之後，獨佔權益直至20世紀）〕因新仇舊恨也自然跟進加入叛軍一方。又夏季前，戴潮春與林日成已有分道揚鑣之勢，因「戇虎」醉心於臺灣獨立，而潮春卻傾向效忠明室。漸漸的，戴潮春放棄彰化，將之留給林日成，並往南移至嘉義北方，且包圍嘉義市中心。林日成則試圖領叛軍北攻，不過於大甲溪畔遭遇豐原地區翁仔社（今臺中市豐原區翁子里翁子）or「東勢角」土豪羅冠英力挫，而無法越過。林日成受挫之餘，乃指揮3萬以上叛軍攻擊霧峰村莊，也藉由洪家（領袖洪樣）之助切斷霧峰水源。秋季，林文明援軍抵達，仍難以扭轉頹勢，甚至林文明被迫易容混進霧峰。CE 1863年，羅冠英又指揮200名「客家兵」增援，但雙方仍僵持。直到6月，政府軍掃蕩上谷（大肚溪上游河谷），才解決霧峰急難。CE 1863年秋天，林文察與丁日健分別由南、北方登陸臺灣，並沿路招募士兵。CE 1864年元月中旬，丁日健與臺灣團練指揮曾玉明（大曾）、臺灣總兵曾元福（小曾）、彰化知縣凌定國再度進入彰化城，而林文察同時也攻下斗六，但叛軍領袖卻逃脫。此時，丁日健和林文察都爭相邀功，副將們則被迫選邊站。之後，丁日健擒獲戴潮春，將之就地正法，林文察則派人臥底抓住林日成，分屍示眾。之後派摯友曾玉明攻擊洪軍盤踞之北勢湳（今南投縣草屯鎮北勢里），洪樣逃匿無蹤、下落不明。4月中，丁日健與林文察雙雙撤出彰化，丁日健往臺南任職，丁日健赴霧峰慶功。9月中旬，朝廷命林文察返回福建，CE 1864年12月1日，林文察於「萬松關之役」戰死（姑丈吳景春同時殉難，而他原為大墩區之地主，並有自己兵勇），封以世襲之「騎督衛」頭銜，並對其之指控罪刑不予追究（而眼前他所面臨的是嚴酷之刑罰，與如影隨形的指控威脅。但幸運的是他趁著臺灣之行，積攢財富和穩固勢力，自然不把黯淡的官場前途放在眼裡，而清廷對他似乎也鞭長莫及難以懲治。他的「平亂」留下一群伺機而動之敵人，包括他所掠奪的地方土豪，以及他在洩恨之際袖手旁觀的地方官吏，這些人對他之憤恨將長期糾纏著他的家族，《霧峰宮保第：林文察家族拓荒史1729～1895》，喬安娜‧麥斯基爾，蒼璧，2021，p.147）

4月19日，淡水領事史溫侯竟束裝前往淡水河上游大姑陷溪〔大姑崁溪，今大漢溪／凱達格蘭族霄裡社人稱大漢溪為Takohan（「大水」之意），漳州人取其諧音「大姑陷」稱溪名或村名，後不吉改為「大姑崁」。同治4年（CE 1865年）改名「大科崁」（李騰芳中舉），清光緒13年（CE 1887年）劉銘傳改名「大嵙崁」，日大正9年（CE 1920年）定地名為「大溪」，沿用至今為桃園市「大溪區」〕山區之泰雅亞族Tayal賽考列克群大嵙崁群〔Mkgogan、Gogan後山群蕃／Msbtunux or Llyung Msbtunux（「拉流」llyung是泰雅族對較大河流之稱呼，「貢」gong則是指小溪流／南澳群稱Llyung Klesan）前山群蕃，2群分界點以洞口（Bling／今桃園市復興區高義里榮華カギラン）或高坡（Kobu／カウボー／九母、高拔／原意為捕魚之漁筌／復興區羅浮里／第2高拔，指榮華隧道附近）為界〕奎輝社（Kweiyings，鹿角之意）（加輝社／由北至南又分為中奎輝、上奎輝、內奎輝／CE 1871年《淡水廳志》稱之「雞飛內、外社」／今桃園縣復興鄉奎輝里）訪問。5月20日，將館務交給領事助理柏卓枝（George Braune，或稱布老雲／布勞尼／布朗）離開淡水返倫敦「養病」長達1年8個月。CE 1863年10月，離英取道錫蘭返臺。CE 1864年元月31日，史溫侯才回到淡水復職，期間發表多篇臺灣原住民及鳥獸論文，奠定其「臺灣學」之聲譽

6月22日，淡水港開徵關稅，第1位到任稅務司為英國人侯威爾（John William Howell）爵士，後來由美國人斯甄克（W. S. Schenck）接任。CE 1870年，位於今紅毛城停車場前，殖民地式白堊迴廊之淡水海關稅務司官邸（建築整體以白色為主，被稱「小白宮」，位於今新北市淡水區真理街15號）完工。CE 1896年，舉辦「臺灣始政週年紀念」，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來臺曾住宿於此，現則為新北市政府市定古蹟。之後，臺灣貿易重回國際舞臺，「郊商」也轉變為「洋行」，以大量出口臺灣3寶（茶葉、樟腦、蔗糖）為主

7 月7 日，柏卓枝通告將淡水口岸腹地擴充，溯淡水河而上包括艋舺。但實際上清廷表面承認，自始並不應允，屢經折衝至CE 1866年，英國領事報告（British Consular Trade Report）中才見外商往艋舺貿易之合法性，獲清朝官員承認的相關紀錄

7月18日，淡水（滬尾）海關碼頭由清廷先行正式設立（候補道淡水通商委員區天民主持設立／層級上淡水是臺灣海關總部，雞籠、打狗、安平3港海關為淡水海關之分支機構），外籍貨輪開始入港，此乃臺灣北部開始發展之關鍵契機〔因為海洋之阻隔與清廷的法令限制，今年以前（CE 1683-1862年，約180年／依據天津、北京條約，CE 1862年開放通商口岸）臺灣這個單獨經濟體，是以中國大陸為唯一之直接聯繫對象。面對中國大陸，出口導向（貿易導向）是臺灣產業發展的基本方向（島嶼經濟之宿命／天然賦予不足，但土地與勞動力相對豐沛），在考慮到資源、地理和氣候等條件的「比較利益原則」之下，臺灣以發展農業（甘蔗、稻作、大菁、花生等經濟作物的生產／大菁最盛期在咸豐年間1851-1861，而沒落於同治年間1862-1874。藍靛為臺灣產染料植物，分為山藍or馬藍or大菁、木藍or吳藍or小菁2種。前者產於中部、北部中低海拔山區，係19世紀初來臺漢移民移入者，其採集因開發逐漸深入邊區而日盛，後者則出於平地缺水、地力較貧瘠之地，與漢族農耕文化並存，北、中、南部均有，並且主要由艋舺、滬尾出口）、農產品加工業（砂糖、藍靛、花生油等）最為有利，因此以本地市場為考量之手工業與製造業顯著地不發達。於是所有民生所需的手工業、製造業產品，以及奢侈品（如綢緞、鴉片之類）都由大陸地區進口（以船運回頭貨方式供給），只有某些規模極小或極不利於海上運輸之手工業零星存在，如碾米業（土礱間）、榨油業（生產花生油之車油間）。而從CE 1862-1894年的33年中，臺灣對列強開放，主要出口品除糖以外，加入了茶和樟腦，使得19世紀後期，臺灣地區之土地開發乃朝向丘陵地與低海拔山坡地／從CE 1895-1904年的10年中，日本殖民政府敉平島內此起彼落之反抗運動、驅逐外資與外商，並且將傳統之製糖業加以現代化，使用蒸汽機取代原來的動物力（牛）為動力來源。從CE 1900-1930年代，日本人極力從事交通、水利等基礎建設，但在產業方面除獎勵製糖業外，並無全面性或有計畫的發展工、商業政策，而基本上產業發展仍決定於出口市場。CE 1930年代中期之後，才開始在某些範圍上將臺灣地區工業化。日據時期臺灣工業化始於CE 1934年日月潭水力發電所完工運轉（提供工業能源），又工業化政策的宣示始於CE 1936年總督小林躋造就職時之示諭中所揭櫫的「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3大目標，而其落實則取決於CE 1938年全日本帝國生產力擴張計畫下，臺灣地區之「生產力擴張5箇年計畫」。從CE 1938-1941年間，臺灣主要發展之工業為耗電的金屬和化學工業，亦即因應時局所需之軍需工業。CE 1941年年底爆發太平洋戰爭，日軍先盛後衰。CE 1943年下半以後，臺灣對外貿易因航運受阻而蕭條，同時也造成進口輕工業產品的缺乏。CE 1944年10月起，盟軍對臺灣地區展開密集的轟炸，不但貿易停擺，工業生產亦趨停頓。CE 1945年年底臺灣光復。從CE 1946-1948年3年間，臺灣卻小規模恢復與中國大陸之貿易，至於小規模的金屬與化學工業，因原料來源中斷及發電所遭轟炸損壞失修，CE 1949年前夕已形同虛設。CE 1950年代後期，臺灣開始恢復積極之工業發展策略，早期努力方向為「進口替代」，但很快即以「出口擴張」為主導方向。出口創匯，臺灣才有能力購入（進口）各類之民生物資與資本財。CE 1960年代以後，臺灣之經濟發展根本上還是屬於出口導向之模式，而和之前300多年不一樣的是進口原料、引進技術已經讓臺灣擺脫了被自然條件所支配的國際分工〕

9月1日，在倫敦寄出給《朱鷺》季刊（Ibis, 4：pp.363-365）關於臺灣朱鸝（Red or Maroon Oriole／大緋鳥）之投書〈Letters to the Editor〉

12月12日，史溫侯致函外相羅素勛爵（Lord Russel），提出收取臺灣全島並不困難，尤其取得原住民、罪犯居住之東岸地區更是輕而易舉的看法

日本「千歲丸號」由長崎開往上海，這是德川幕府鎖國200多年後，第1次由官方派往中國之船隻

下半年，史溫侯Swinhoe在《倫敦動物學學會期刊》（Proceedings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發表論文〈論福爾摩沙島哺乳動物〉（On the Mammals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Proc. Zool. Soc. London：347-365，記述了臺灣獼猴（Macacus Cyclopis Swinhoe）、臺灣雲豹（Leopardus Brachyurus Swinhoe）、鼬獾（Helictis Subaurantiaca Swinhoe，俗稱「樹靈貓」）、大赤鼯鼠（以上4種附彩畫）、臺灣野豬（Porcula Taivana Swinhoe）、果子狸（Kue-chi-ba、白鼻心）、臺灣鼴鼠（Talpa Insularis Swinhoe）、小鼬鼠（Sciuropterus Kaleensis Swinhoe／以上8種為新發現種）、臺灣黑熊、梅花鹿（Cervus Taiouanus）、水鹿（Cervus swinhoei）、山羌、臺灣長鬃山羊（Capricornus swinhoei、Nemorhedus sumatrensis）、石虎（Chioh-ho、Felis bengalensis、中國虎貓）、麝香貓、赤腹松鼠、臺灣條紋松鼠、臺灣野兔（Lepus formosus）等18種哺乳動物（臺灣哺乳類研究之開山之作，也是第1次有系統的概括性介紹），並根據調查結果，提出臺灣的動物地理分區更接近中國和喜馬拉雅類型，而與同屬第一島鏈的日本和菲律賓相去甚遠。今年並獲選為倫敦動物學學會終身會員（F.Z.S., Fellow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且將臺灣65種以上木材樣本、博物鳥獸標本、原住民器物等資料送至「1862年巴黎國際博覽會」（the Great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1862 at Paris）展示，展後送「邱園」收藏

 

CE 1863年：（清穆宗同治2年／日文久3年）

8月，史溫侯Swinhoe在倫敦參與人種學學會（the Ethnological Society）、大不列顛協會（the British Associates）2次研討會，分別發表版本略為不同之〈福爾摩沙人種學筆記〉（Notes on the Ethnology of Formosa），皆述及CE 1857年環島之旅和CE 1862年奎輝行，，並公開展示其素描，揭開原住民神祕面貌。另外，也發表了〈福爾摩沙鳥類學〉（The Ornithology of Formosa, or Taiwan／Ibis, 5／長達143頁，包含201種鳥類，為臺灣鳥類發展史之奠基巨作）、〈福爾摩沙爬蟲類及一種魚類〉〔A List of the Formosan Reptiles, with Nores on a few of the Species, and some Remarks on a Fish／15種爬蟲類，以及淡水人稱之太陽魚（sunfish）的大型翻車魚（CE 1862年3月21日，是史溫侯在淡水河口以上6英哩處岸邊之一艘漁船上觀察到的）。CE 2003年，花蓮縣政府改名「曼波魚」〕及〈福爾摩沙島筆記〉〔Notes on the Island of Formosa／CE 1863年12月14日，在皇家地理學會年會發表且介紹奎輝社，後該文刊登於CE 1864年《皇家地理學會會刊》第34期pp.23-28，且入選為皇家地理學會會員（F.R.G.S., Fellow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人種學學會會員（Fellow of the Ethnological Society, 1863～1864）、倫敦國王學院名譽會員〕等3篇論文

史溫侯在《朱鷺》（Ibis）鳥類學權威季刊發表〈福爾摩沙鳥類學〉（The Ornithology of Formosa, or Taiwan），至今仍然是臺灣鳥類學研究中最經典之論文，經他發現的鳥類佔目前臺灣已知鳥種的1/3還多〔在臺期間共發現了226（227？）鳥種，包括白耳畫眉（Kittacincla Auricularis）、藍腹鷴（Lophura swinhoii、Swinhoe's Blue Pheasant、山雞／曾運送11隻至英國，CE 1969年送回臺灣15對）、臺灣山鷓鴣（深山竹雞／Oreoperdix Crudigularis）、臺灣紫嘯鶇、臺灣藍鵲等5種特有鳥種〕

9月24日，史溫侯再次向羅素Russel勛爵建議探測臺灣自然資源，好讓大眾周知開發「寶島」的好處。30日，外交部同意撥交價值250英鎊（約值750銀元）之精密儀器，供其「發覺臺灣」之用。10月，史溫侯離英取道錫蘭返臺

10月1日，滿斯文（馬威廉／麥士威／William Maxwell／1835-1865）進駐出任淡水海關署第1任署稅務司，由總稅務司統轄，為洋人正式管理臺灣海關之肇始（清廷皇家海關業務之延伸，所有海關職員都是由中國政府所僱用之歐洲人來擔任），範圍洋人解釋為淡水河沿岸各地，包括滬尾、大稻埕、艋舺等地。同日，也在雞籠正式設關，CE 1875年改名基隆關（雞籠海關位於今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166號，即今基隆海關單身宿舍「復興館」處）

10月26日，蘇格蘭人必麒麟［畢麒麟、白麒麟、北麒麟、必格林／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1840-1907，著有回憶錄Pioneering in Formosa -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and Head-hunting Savages, London, 1898／《歷險福爾摩沙》，陳勉君 譯，原民，1999／《歷險福爾摩沙：回憶在滿大人、海盜與「獵頭番」間的激盪歲月》，陳逸君 譯，前衛，2010／在臺灣有7年之久（1864-1870）］由海關總稅務司派遣至臺灣（CE 1862年，入福州海關），擔任打狗子口水上稽查員（tidewaiter／鈐字手，俗稱「仟子手」，皆由洋人出任，分為頭等、二等、三等。船須倚靠外海，鈐字手自駕小艇登船查驗貨物，蓋上「驗訖」圖章）。CE 1864年5月6日，續留正式成立之打狗海關。CE 1865年元月，改調安平海關負責人〔辦事處暫借在怡和洋行之「帕斯芬德」（Pathfinder）號上／臺灣府Taiwanfoo，今臺南市〕，但他12月底辭職。CE 1866年2月，進入麥克菲爾公司（Messrs. Mcphail & Co.／天利行，總公司位於打狗）服務。CE 1867年，麥克菲爾公司為怡記洋行（Messrs. Elles & Co.）接管，必麒麟被聘為該洋行臺灣府分店主持。CE 1870年8月，因病返英。在臺期間被稱為「臺灣通」、原住民之「紅毛親戚」（red-haired relations）。CE 1870-1890年，任職英國海峽殖民地（the Straits Colony／新加坡、麻六甲與檳榔嶼）

11月6日，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陳懋烈（葉振輝，《清季臺灣開埠之研究》考證為丁曰健／《臺灣樟腦專賣志》、《臺灣特產叢刊第十種》此2書則均稱是陳方伯）重申「林產物官有」之禁令，嚴禁私熬樟腦。又鑑於樟腦銷路日廣，乃將兼掌樟腦事務之艋舺軍工料館改為腦館，並在新竹、後壠、大甲3地設立小館，由臺灣道出資收購（每擔6弗的低價收購樟腦），而實際業務則由民間包辦，道臺只向包商每年收取一定的包銀。腦館再以每擔16弗的高價賣給外商，外商則按照香港市價以每擔18弗售出，外商所得純益甚微，均感不平。CE 1866年（清同治5年），駐安平之英國領事首先提出廢除此不完全的專賣制度，任臺灣兵備道之吳大廷非但未允且建議加強管制樟腦，嚴禁直接出售外商，引起英、美、德商聯合抗議。CE 1868年（清同治7年），廈門道臺曾憲德與英國領事吉必勳議定《樟腦條約》，「嗣後臺屬所產樟腦，應行裁撤官廠，停止收售，任聽華洋商民，自行公平議價買賣，永息爭端」，而英國領事兼辦布（普魯士）、丹（丹麥）、法（法國）3國通商事務，因此這3國也取得與臺灣商民自由交易樟腦的權利。惟此條款成立後，准許外商自行入山採買，料館和軍工匠首之制度遂名存實亡矣

12月4日，馬雅各醫生隨杜嘉德Douglas牧師抵達中國上海。CE 1864年元月2日，到廈門學習閩南語

12月31日，日斯巴尼亞國（Hispania／即西班牙）3桅船「索威拉納」（Soberana）號在白沙角海岬東北方南崁（Lam-kang）觸礁（漢人帶人回來可領取至西班牙領事館300披索犒賞）。CE 1864年元月14日（或24日），被劫者一齊被送至淡水，並交予英國領事助理柏卓枝（George Braune／當時副領事史溫侯回倫敦養病）照顧，事後烏拉洛（Capt. Olano）船長向西班牙駐廈門領事非拉日棟（Fiburceo Faraldo）報告被搶經過。西班牙曾3度向清廷提出究辦「索威拉納號案」，但總理衙門及臺灣署似未積極處理。西班牙更趁「古巴華工事件」之際，威脅將派駐菲律賓艦隊攻臺（西班牙軍艦抵雞籠），引起虛驚。至CE 1877年（清光緒3年）11月，清廷解除澳門華工（豬仔）赴古巴之禁令，再加上西班牙銀幣1萬8千元撫卹費，才息事寧人

外國人開始管理臺灣海關〔福州海關稅務司美里登（Eugène Baron de Meritens）男爵之建議及爭取〕，接著在淡水（清廷滬尾關，CE 1862年7月18日設立）、雞籠（CE 1863年10月1日設立）、打狗（CE 1864年5月6日設立）、安平（臺灣關／CE 1865年元月1日設立）設副稅務司

清廷（道臺陳方伯）下令禁止英國商人私自購買樟腦，並將樟腦收為官辦／公辦（CE 1869年廢止禁令）

由湖北巡撫胡林翼主持、嚴樹森繼之完成的「皇朝中外壹統輿圖／同治一統輿圖」刻本地圖集，由湖北官書局出版刊行（依據CE 1789年「大清一統輿圖」稍加增刪，並採計里畫方格網再加上經緯線之並用法繪製，且東海岸之幾何輪廓仍十分粗造），才使得清初實測繪製、內府密藏之「皇輿全覽圖」及其後增改之版本能流傳於世（約同時由葉宗元完成編纂之「臺灣府輿圖纂要」，是清代第1本完整之臺灣地圖集，雖採山水畫法繪製，但具有濃厚之「近代式」地圖的過渡性質／其中收錄之地圖〈瑯嶠山圖〉及其解說〈紀瑯嶠〉內容有多處與林樹梅〈瑯嶠圖記〉的調查雷同，故曾明德推測應是官府從林樹梅的著作節選、修正而來）

苗栗縣通霄鎮白沙屯（舊名白沙墩）拱天宮落成（早年先民跨海來臺，爲祈求海上平安，奉請一尊軟身媽祖供於民家，清咸豐晚期開始集資籌建），今日廟宇全殿為2殿2廂式建築

 

CE 1864年：（清穆宗同治3年／日文久4年）

元月31日，史溫侯返抵淡水任所復職，而淡水港貿易無起色

3月，「蘇珊‧道格拉斯」（Susan Douglas）號在綠島擱淺，受到島民山新款待月餘，船長搭小帆船至打狗求援，除1名夏威夷人不幸病死外，其餘均由英國砲船「鴇鳥號」救出

3-4月間，英國駐臺副領事史溫侯邀請奧德漢 Oldham，於淡水及雞籠附近採集植物，但因身體不適而返中國就醫，惟不久逝世葬於廈門，植物學家亨利‧弗萊徹‧漢斯（Henry Fletcher Hance，1827-1886）博士為其撰述碑文。奧德漢在東亞採集植物（其中有91種是新物種，又採自臺灣者高達61種，且大部分採自北部淡水）之年代為CE 1861-1864年間，前2年在日本橫濱及長崎採集，第3年在朝鮮，第4年在臺灣，在東亞共採集700種植物（CE 1866年4月，英國邱植物園報告），於CE 1865年送回英國，這些採集品主要來自臺灣。吳永華根據《中國植物誌》及〈臺灣植物目錄〉之記載整理，總計經奧德漢採集而收藏於邱園內之臺灣植物種類達478種（《臺灣植物探險：十九世紀西方人在臺灣採集植物的故事》，吳永華，星辰，1999，p.76）

4月，史溫侯發表一鼠類新種—臺灣刺鼠（Mus Coxinga、Niviventer Coxinga）以國姓爺命名「國姓爺鼠」（〈On a New Rat from Formosa, Proc. Zool. Soc. 1864：185-187〉）

5月6日，稅務司滿斯文Maxwell設立打狗海關，而辦公和住居最初設於「三葉／德奈」（Ternate）號（顛地洋行永久駐泊之集貨船）船上，達半年之久（助理柏卓枝繼續負責淡水領事館業務）。CE 1865年5月初，「登陸」改租高雄哨船頭東側山丘處之天利行的民居為館舍。約CE 1869年，遷至今哨船街7巷「高雄海關職員宿舍」處［其中洋行以英商怡記、德記、和記、美商唻記、德商東興（Julius Mannich & Co.／由尤利烏斯‧曼尼希Julius Mannich與彼得森J. Peterson開設／CE 1877年，對臺灣糖業貿易開始做商務總代理，設於哨船頭，比英國領事館還要早。CE 1879年8月，英國政府於哨船頭碼頭邊建造完成打狗英國領事館，且於山丘上建造完成領事官邸，2者之間並建有石階相通）等規模最大，號稱安平5大洋行］

5月底，史溫侯再度經由海路第3次探訪蘇澳灣（史溫侯理想之東岸「殖民地」），進行鳥類觀察並採集植物。沿途並經雞籠勘查，並前往棕櫚島（Palm Island，今和平島），該島內部一角仍可見西班牙城堡（聖薩爾瓦多／聖救主堡）之廢墟，一道已傾頹之長矮牆，上面布滿植物，圍住約3英畝的土地，面對港內之一角，在一隆起的地面上聳立著殘餘，牆以內空間都已開墾。同島最高小山上，那曾一度居高臨下之小城堡（聖米崙／看守堡），現僅留下幾塊石頭。灌叢島（灌木島／Bush Island／今基隆市中正區桶盤嶼）呈現平坦砂岩表面，被海水切成棋盤式之方塊。之後調頭頂風加速駛向蘇澳港，抵達龜山島〔又稱龜嶼，早期西洋人稱峭島（Steep Island、islita llamada Kizan），日人稱煙管島（キセル），曾開採大量硫磺。道光元年（CE 1821年）或說咸豐3年（CE 1853年），13戶漳籍海澄人定居該島，稍後移民漸至。CE 1888年元月9日，馬偕牧師登陸該島。CE 1977年，全島住民移居頭城大溪漁港〕，企圖在西岬登陸，但發現海水深不可測。繼之進入蘇澳灣，駛向停泊點南方澳（Lamhongo，即南方之內灣／猴猴社之最後聚落地，主業是捕魚，也是食物主要來源），但差撞危險隱匿之暗礁，乃錨泊於堡礁（與海岸走向平行之珊瑚礁，以潟湖和海岸隔開）外之深水區。之後拜訪南方澳平埔番社〔猴猴社大聚落，打漁為生，南方澳後方山上另有一猴猴社小聚落，北方澳則有漢人小漁村／使用船首、船尾2端呈鳥喙狀之獨木舟，稱barroah，外型和稱呼都與馬來人之尖型快船（Malay proa）近似，漢人則使用廈門形舢舨（sampan），這類船適用於蘇澳雞籠淡水等地，乘客臉朝前坐在船首橫板，船夫手持雙槳站於船尾划船，而沿岸貿易之小型戎客帆船，也常彎靠於此，它們船舷高、船首圓，便以乘風破浪／他們最感興趣的物品是空瓶子（brasko），日人也用相似發音稱瓶子，可能源自俄國之flaskor，荷蘭之fleschen，英國之flask／較他CE 1857年來訪時人口變多、村莊規模變大／有漢人教師領月俸且住在當地，教導孩童儒學（社學／儒學為明清時府州縣各級地方學校之通稱）〕及灣內側上方更小的漢人漁村（磚造房子、長而體面之商店街、種植水稻、竹造守望樓／CE 1865年史溫侯、CE 1866 年柯靈烏、CE 1874 年樺山資紀皆曾到訪）〔《看見十九世紀臺灣》〈福爾摩沙記行附錄〉（Additional notes on Formosa），費德廉、羅效德 編譯，2006，p.54-58〕

7月，史溫侯Swinhoe隨海軍上尉塔克（Lieut. Tucker）搭乘「大鴇／鴇鳥」（布斯達特／布斯達／巴士德／Bustard）號砲艦，經澎湖群島〔調查有關傳聞遭船難之茶船「涅蛇比」（Netherby）號事件（4月，在澎湖北方撞岩擱淺，茶貨被搶移走後，船身反浮起而退下脫困開走）〕、打狗，再南下抵臺灣西南海岸風港（今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之漳州漢人大村莊。之後在恆春半島瑯嶠灣（Lungkeaou Bay）錨泊，拜訪傀儡（Kali、Kalee）番居留地｛應是射不力群〔Sabdek、Sabdiq，由牡丹路（Cholobabat，今丹路部落）、家新路（Suba，今新路部落）、巴士墨（Ipmaq、祖社／or 快仔社）3大社組成／楓港溪上游南岸、大龜文系Tjaquvuquvulj）〕／提出北方世襲之「排灣女王」（a woman, Potsoo／Poysoo，女卜師）統治者的說法／深入湛湛庄〔保力溪北小村，咸豐元年（CE 1851年）閩籍張光清建新街庄，以及乾隆末年閩籍陳元品和潘姓平埔族及隸屬排灣族豬朥束社之猫仔（麻仔／麻啊／Baya／Biah／ㄇㄚˇ仔，「山貓」之意）社通婚而形成，今車城鄉新街村咚咚〕、猫仔坑（今恆春鎮仁壽里）走訪平埔族、排灣族｝及柴城〔Chasiang／今車城／「瑯嶠」源出排灣族稱西海岸柴城一帶之名稱，荷蘭音譯為Longkiaw或 Lonkiu，明鄭、清代寫為瑯𤩝、琅嶠、琅𤩝、朗嬌或樂郊，至CE 1875年設恆春縣城，瑯嶠地名才由車城一帶轉至原稱猴洞的恆春／有時是專指CE 1722年劃界封禁後率芒溪（下苦溪、今士文溪）以南恆春半島的泛稱／「瑯嶠」（Lonkius）並非某一族群之自稱，而是外族對恆春這塊遠隔之地住民的稱呼，在原住民之間做為「族名」使用，但是漢人文獻上則當做「地名」使用〕客家人村〔CE 1850年，曾照顧、協助3位英籍「拉篷特」（Larpent）號船員脫險之地方人士的村落〕，之後續往南灣巡弋，但不敢登岸深入，而史溫侯則於CE 1866年之〈福爾摩沙記行附錄〉（Additional Notes on Formosa）一文詳細記載該行見聞（這是第1份西洋人對恆春半島南部之經驗調查，也是我們第1次有機會讀到一些當時當地原住民實際生活狀況的描寫）。其中，也有大篇幅描述排灣原始武器，且敘述今年再訪南風（方）澳。9月，史溫侯赴廈門就醫

10月，馬雅各醫生在杜嘉德牧師、偉列亞力牧師（Rev. Alexander Wylie）陪同下，帶領吳文水、黃嘉智（之後成為臺灣首位華籍西醫）等一行8人坐船抵打狗（10月5日）、臺灣府、埤頭等地考察，在臺灣停留了3個多星期（25天），探尋宣教的可能性

11月5日，史溫侯Swinhoe由廈門搭乘漢堡籍帆船「日本」（Japan）號直接赴打狗。7日抵達，承租顛地洋行集貨船「三葉號」為辦公室兼住所，租約半年。7日當天，即將淡水副領事館遷回打狗旗後山（撒拉森山頭／Saracen's Head），淡水則改成辦事處，史溫侯從此揮別淡水

史溫侯發表〈福爾摩沙島植物名錄〉（List of Plants from the Island of Formosa）4頁報告（英國官方標本館館長Alan Black整理、撰寫，史溫侯專寫序言，未發表），內載他與威爾福Wilford〔也曾參加CE 1857、58年之「剛強號」環島行／近3年期間（1857-59）在遠東，竟未留下隻字片語／CE 1862年，喬瑟夫‧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1817-1911，威廉‧胡克之子、英國皇家邱園繼任園長）發表之雷公藤（Tripterygium wilfordii／CE 1858年，威爾福可能在基隆市仙洞木山川堤岸附近第1次採集到，是依據日人島田彌市之推斷）即以威爾福為名，其他如威氏鐵角蕨（Asplenium wilfordii）、威氏聖蕨、老鸛草（臺灣只產於中央山脈地帶），也是以他的姓命名／經威爾福採集而收藏於英國皇家邱園內之臺灣植物計75種，惟蕨類植物並不包括在其中，而係由威廉‧胡克博士發表於《Species filicum》（1860）及《Synopsis filicum》（1865, & Bakers）專著中〕採集到之246種植物〔史溫侯在臺灣採集植物年代在CE 1861-1866年間，之後標本大都收藏於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Royal Botancial Garden at Kew／有世界第2大植物標本館，僅次於CE 1635年設立之法國巴黎植物標本館），其中包括咬人狗、臺灣清風藤、斯氏懸鉤子、旋莢木以及山豬枷等新種，同時在名錄中沒有任何一種植物是採自海拔3,000英尺以上的〕的植物誌，為日後自然史建立了典範〔史溫侯在臺灣所採集到之新種植物計有11種：臺灣清風藤（Sabia swinhoei Hemsl.，CE 1886年漢姆斯萊Hemsley命名）、斯氏懸鉤子（Rubus swinhoei Hance，CE 1864年4月第1次採集，Hance博士CE 1866年命名）、旋莢木（Boea swinhoei Hance，CE 1861年第1次採集，Hance博士CE 1866年命名）、山豬枷（Ficus swinhoei King，又名斯氏榕，第1次採集在打狗，CE 1888年由King命名）、小燈籠草、恆春厚殼樹（Ehretia Formosana Hemsl.）、咬人狗、臺灣蘇鐵、戟葉田薯、臺灣胡麻花、剛莠竹，其中前4種是植物學名中冠有史溫侯之名／經史溫侯採集而收藏於大英博物館及皇家邱植物園內之臺灣植物有95種之多〕

史溫侯在《朱鷺》（Ibis, 6：361-370）季刊發表〈4種臺灣新鳥種與鳥類筆記〉（Descriptions of Four New Species of Formosan Birds, with Further Notes on the Ornithology of the Island），又在《倫敦動物學會會刊》（Proc. Zoological Soc. London）發表〈臺灣黑熊〉（The Formosan Bear），在《中華與日本文庫報》（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發表4篇〈福爾摩沙島簡述〉（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而在《動物學家》（Zoologist, 22）發表〈福爾摩沙博物學隨筆〉（Natural History Notes, principally from Formosa），刊於倫敦Pharmacological Journal之〈福爾摩沙蓪草紙〉（The Rice-paper of Formosa），也曾收集有詳細標記之65種不同木材樣品（曾參展CE 1862年巴黎國際博覽會，之後收藏於倫敦邱園），或許可稱他是「專業博物學家」、「兼差外交官」

英國魚類學泰斗阿爾伯特‧貢德〔甘瑟／Albert Günther，1830-1914／吳永華老師在貢氏鉅著《Catalogue of the Fishes in the British Museum, 1859-1870》（大英博物館魚類目錄，8大冊）查閱，發現幾乎全部都是由史溫侯1人所提供，唯一例外為柯靈烏Collingwood所採集之短吻三棘魨（現存大英博物館），其中採集於臺灣之新種魚類有：大湖軟魚八（臺灣石魚賓）、短吻鎌柄魚、臺灣石鮒、大目孔、短尾鮊魚〕發表中國樹蟾（Hyla Chinensis Günther）為臺灣第1次記錄，這是由史溫侯在臺灣府所採得，也是臺灣最早之蛙類紀錄，而史溫侯於臺灣共採得4種蛙類：金線蛙（Rana Plancyi／CE 1865年10月29日，史溫侯在臺灣府採得）、虎皮蛙〔Rana Rugulosa Wiegmann／以上2種由布隆傑（George Albert Boulenger）於CE 1882年發表／柯靈烏Collingwood亦曾採得虎皮蛙，現存大英博物館〕、小雨蛙（Microhyla Ornata／史溫侯在臺灣府採得，亦由布隆傑Boulenger於CE 1884年發表）、中國樹蟾

普魯士輕型護衛艦「瞪羚」（the Gazelle）號奉命前往福爾摩沙東海岸及澎湖，尋找合適港口

英國英格蘭籍商人約翰‧陶德〔正式漢名「德約翰」／陶德／杜德／John Dodd／因於CE 1871年8月9日搭救法國「愛德麗」（Adèle）號受難船員而受傷、柱枴杖，加上曾被誤為私通法軍之臺奸（與法方勾結者應是原任雞籠港及淡水港英籍領航人Bentley，化名Carozzi，離職後投奔孤拔，自稱擔任淡水封港和裝設10枚水雷之執行人），乃遭綽號為「三腳仔」（San Ka）／曾2度（1868.06-1874.05／1877夏-1886）代理美國駐淡水榮譽領事or副領事／也曾代理荷蘭領事／1838-1907／曾與臺灣女子Taihee（代喜／陶德贈5,000港圓之遺產）生下2子Valentine R. J. Dodd（范倫泰‧陶德／陶德贈淡水鼻仔頭之土地和房產、大稻埕舊會所以及10,000港圓的遺產）與Elaine M. M. Dodd（伊蓮）／曾孫羅恩‧陶德（Ron Dodd）〕CE 1858年抵香港。CE 1860年以顛地洋行（甸特／Dent & Co.／中國寶順）代理人身分第1次抵達臺灣考察，今年則以甸特洋行第1任駐淡水代理商及德記洋行〔Tait & Co.／店東德滴James Tait，曾派遣3位漢人搭乘雙桅船兄弟Brothers號赴淡水附近硫磺礦區，密訪是否有洋人遭囚禁當奴工之事，報告說看到7、8位或黑或白之洋人被帶進山區，甚至包括CE 1842年3月時，被指控侵臺之英國3桅船「安妮號」船員。德滴Tait將相關資訊寄給英駐廈門領事馬理生（Martin C. Morrison／馬禮遜牧師之幼子），並建議派軍艦到臺灣巡弋，除讓原住民顧忌而善待漂民外，也可使臺灣官吏對英商不至於太嚴苛，進而增進英商在臺貿易利益／CE 1867年設分行於安平，CE 1872年遷至大稻埕〕香港負責人身分再次抵臺卜居。顛地洋行於CE 1867年倒閉後，德約翰乃自設（北臺）寶順洋行（Dodd & Co.／與顧爾Kerr合夥，並承襲自顛地洋行在清國與香港之中文商號「寶順洋行」名稱）。CE 1867年5月起，兼任英國怡和洋行駐淡水代理人，代理業務是鴉片（又稱洋藥、烏煙、阿芙蓉）。CE 1866年（清同治5年），在買辦李春生協助下，自福建泉州安溪引入茶樹剪枝在木柵種植〔嘉慶時期（1796-1920），有一名柯朝之人從福建移植武彝茶來臺灣，稍事生產，但產量及出口量皆有限／CE 1824年（清道光4年），黃太從漳州移民至淡水竿蓁林，他攜帶茶種於淡水鄉間栽茶（早Dodd陶德40年），至CE 1933年，全淡水郡茶園面積達2,898甲，產茶916,759斤，時價121,540圓以上。而當時全淡水郡（含淡水街、八里庄、三芝庄及石門庄）共已墾水田6,647甲餘，旱田5,051甲餘，淡水著名梯田在這段期間完全開墾出來。又該時全郡人口9,324戶，51,657人，從事稻茶生產戶數4,449戶，人口32,961人，分別佔總戶數、總人口的47％和63％〕，李春生提出以獎勵投資方式，貸款給農民種植，並教導烘焙、製茶作業，且全數收購。之後又引進廈門及福州技工機器化精製（重發酵）烏龍茶（福爾摩沙茶「Formosa Tea／Formosa Oolong Tea」，但此時茶葉之銷售尚無法與藍靛競爭）。CE 1867，試銷臺茶至澳門受歡迎，乃於艋舺設精製茶工廠，為臺灣精製茶之濫觴（引進新型設備，將原本粗製臺茶提升為行銷世界的精製茶）。CE 1868年，將臺茶自行租用茶船直運美國檢驗且試銷（一般臺茶經淡水港先運廈門，再轉銷美國、歐洲、東南亞）。CE 1869年，正式以2艘帆船載運20萬3千磅〔2,131擔／1擔≒3半箱（half-chest）。半箱為茶箱輸出之標準規格，用鉛焊接成容器，中空、避免茶因潮濕而損壞，內裝40磅茶，外部再以進口杉板釘成木箱容之，再貼上品牌色紙或由速成畫師畫圖，即成外銷之半箱茶葉，另亦有1/4箱（quarter chests）=20磅≒15臺斤或10磅箱（10 lb. boxes）≒7.5臺斤之茶箱〕「臺製精選烏龍茶」（choice Formosa tea）直銷美國並廣受好評，一年間價格從原先每擔15元飛漲至30元。之後開啟了北臺茶香歲月，帶動臺灣茶業風潮，造就李春生之類買辦（compradore）與媽振館（Mervhant）的興起，大稻埕成為洋行、茶行集中地，臺茶躍居外銷最大宗，因此被譽為「臺灣烏龍茶之父」。CE 1872年（清同治11年）大稻埕設有寶順、德記、水陸、合記、愛利司等5家洋行，通稱「5行」，皆為英商。CE 1873年因一時茶市不振，於是洋行將茶送到福州再製包種茶且輸出國外，又至CE 1881年（清光緒7年）時，福建泉州茶商同安縣源隆號渡海來臺，並開始在大稻埕境內製造包種茶，連帶使得大稻埕附近沿淡水河邊一帶，開始大規模栽種香花作物以配合大稻埕包種茶的產銷，其中以加蚋仔庄境內之茉莉花、桂花、槴子花等薰茶香料最為馳名。此外，還曾於苗栗屈尺山區發現石油，對臺灣北部原住民也留下考察紀錄。CE 1884年10月2日迄CE 1885年4月27日，因避戰禍都住淡水。CE 1885年4月28日，返大稻埕。CE 1890年3月3日，德約翰Dodd啟程離臺返英（1864-1890／行前贈一沉船舊鐘給牛津學堂／真理大學，上刻「1840, Quintin Leith」，現存臺灣神學院仍堪使用／吳威廉紀念館右側），從此未歸，而寶順洋行仍營業至CE 1895年初（根據海關資料CE 1868年至CE 1894年間，臺灣茶、糖、樟腦之出口值分別佔出口總值的54％、36％、4％。同時期茶佔北部出口值之90％，樟腦佔5％，而糖則佔南臺出口總值之89％，可謂呈現「北茶南糖」的現象。又依據〈1882-1891年淡水海關10年報告書〉，臺茶90％輸往美國，7％輸英國，3％輸往新加坡、馬來西亞一帶）

福州海關稅務司美里登與淡水海關第2任代理稅務司侯威爾（John W. Howell／CE 1863年10月1日，擔任淡水海關第1任副稅務司，第1任淡水海關署稅務司是William Maxwell）建議允許洋人開採雞籠煤礦，惟清廷官方充耳不聞，甚至暗中策動臺民簽署〈全臺紳民公約〉，內容呼籲大眾協力阻止雞籠山遭偷挖，更在澎湖也故技重施。於是臺灣兵備道丁日健將之呈報福建巡撫徐宗幹（1862-1866／臺灣道1848-1854），之後再轉呈總理衙門，阿禮國及史溫侯只好徒呼負負

 

CE 1865年：（清穆宗同治4年）

元月1日，滿斯文Maxwell正式運作設立安平海關，位置在安平港口與鹽水溪口，即今臺南市安平區古堡街「夕遊出張所」旁。而必麒麟稱滿斯文8月卒於廈門，得年才30歲

元月初至2月初，史溫侯神秘失蹤1個月，赴香港、廈門，後雖被查出擅離職守，但無礙2月史溫侯升為領事

3月4日，船長柯利（John Keley）駕駛「洛克威」（Rockway）號斜桅四角帆船（lugger）航向福州（只有壓艙物空船）。10日凌晨1時，船隻航行至沙埕水道（Sanpan pass）北方（溫州灣南面）之齒頭山島（Chiatonan island）海邊停泊，但遭2艘廣艇（lorchas／改造歐式船身、快速3桅樓車帆船）登佔。第4天，海賊船（廣艇）曾遭清廷砲船攻擊，但砲船被擊退。之後朝北抵溫州（Wan-chew）之東清灣（Tak-sen Bay），逗留數日又朝南航行（途中俘虜2艘載木炭帆船）至湄州灣（Meichew Sound）。又捕獲2艘載運無煙煤（hard coal）帆船，一路押往泉州灣（Chin-chew Bay），再於泉州港外之崇武城（Tong-Boo）搶奪一鹽船。不久，又搶奪一載運砂糖及冰糖之福州歐式改造船。接著航向雞籠之港口停泊3天，之後又南駛抵後壠港。停靠20天後，有艘英國「火焰」（Flamer）號砲船〔伊頓少校指揮官（Lieutenant Commander Eaton）〕出現，擊沉一艘海賊船。另一艘則航向大陸，於馬祖南竿（Nanguan）停泊1日，續往溫州東北之蒲歧山（Pi-ki-san），數日後駛進馬祖群島北方之閭峽灣（Leishan Bay）。某晚濃霧覆罩、夜色昏暗，柯利船長等人逃亡至三沙（San-Sah）鎮官衙。8月28日，抵福州

4月，史溫侯在「燕子」（Swallow）號與「鴿子」（Dove）號軍艦之附屬船照應下（指揮官懷爾德E. Wild）開始勘察海岸線，並完成打狗海港與海上航道圖，以及福爾摩沙南海岸、北海岸與福爾摩沙海峽摹製圖（其間都曾遭排灣族攻擊）〔《看見十九世紀臺灣》〈福爾摩沙記行附錄〉（Additional notes on Formosa），費德廉、羅效德 編譯，2006，p.58-64〕

4月底，打狗副領事館正式升格以「英國駐打狗領事館」之名義對外（英國駐臺灣第1個正式領事館）。5月初，「三葉號」租約到期，領事館館舍遷入打狗港入口北邊、猴山麓哨船頭東側山丘民宅（天利行所有）。CE 1877年底，英政府開始於哨船街興建打狗領事館（辦公室含巡捕區與監牢）及領事官邸，CE 1879年8月完工

5月28日，杜嘉德牧師陪同英國基督教長老教會海外宣道會第1任〔第2任駐臺宣教士是李庥Ritchie牧師（CE 1867年12月13日，與夫人抵打狗）是第1任英國基督教長老教會駐臺牧師（reverend）〕駐臺醫療宣教士〔missionary／Medical Mission／宣教士不一定是牧職，故此時是由廈門臨時派遣宣為霖牧師（Rev. William S. Swanson）與汲澧瀾牧師（Rev. Leonard W. Kip）來臺主持施洗、領聖餐儀典之工作〕馬雅各醫生（Dr. James Laidlaw Maxwell／1836-1921／1865-1871，1883-1885在臺，CE 1873年完成白話字《新約聖經》譯本）從廈門乘美太（Meta）號至打狗（旗後）登陸［吳文水（漳州人／1806-1879／臺灣第1位本地人傳道師及長老，又稱文伯Bun-peh或文長老。CE 1875年退休返漳州，成為第1位領取退休俸之本土傳道師）、漳州傳道陳子路、配藥師黃嘉智隨同］，暫住打狗天利行行東尼爾‧馬可菲爾（Neil Macphail）之住宅，正式開始在臺灣府展開傳教工作〔CE 1864年10月，曾至臺灣府、埤頭（Pi-t'au、Pi-tau／今高雄市鳳山區），停留3星期後回廈門〕，之後分別於府城看西街（今臺南市仁愛街）及打狗（今高雄市旗津區旗後）等地建立醫館（看西街醫館／旗後醫館，臺灣第1家西醫診所）

6月16日（臺灣設教紀念日、開啟臺灣現代醫學紀念日），馬雅各醫生開始在看西街醫館〔滿斯文Maxwell出租府城大西門外看西街房子（今臺南市中西區仁愛街43號）給初抵臺灣府行醫傳教之馬雅各／臺灣第1間西式醫館，開啟臺灣現代醫學之先鋒〕進行醫療及宣道工作［先講道（前禮拜堂），再看病配藥（後醫館）／臺灣第1間教會（看西街教會）］。7月9日，看西街醫館遭暴民圍困，只開業27（24？／23？）天之醫館只好關閉（馬雅各醫生被逐出臺灣府）。隨後轉移陣地又於打狗旗後之通山街（昔稱打狗第1街）租店面（地主呂魁永）設立醫館及禮拜堂（今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103巷21、23號）

6月，攝影師朱利安‧愛德華茲（St. Julian Hugh Edwards／1838-1903）抵打狗，英國領事史溫侯陪同他一起前往萬金庄拜訪西班牙道明會郭德剛Sainz神父（已與頭社Tao-siah平埔原住民建立友好關係）及拍照

11月，必麒麟Pickering和馬雅各Maxwell醫生（第1次前往）離開新港、經過拔馬（臺南市左鎮區左鎮里／中正里？），下午到達了岡仔林（kong-a-na／臺南市左鎮區岡林里），受到通事或部落頭人（可能是李順義）歡迎。之後前往客家村南庄（南化／Lam-tsng／今臺南市南化區南化里、小崙里）、芎蕉腳（Keng-chio-k'a／今高雄市區甲仙區大田里田寮），隔日則經甲仙埔往荖濃（Lau-lung／在此遇見3位雁裡社原住民／今高雄市六龜區荖農里、寶來里一帶）和荖濃以南7哩之六龜（六龜里／高雄市六龜區六龜），拜訪雁裡（Gani、Ngani／今高雄市桃源區桃源里）、排剪（敗剪、Pai-chien、Paitsiana／必麒麟與馬雅各醫生前往替酋長治病／今高雄市桃源區高中里）與美蘭（美壠、米壠、Bilang／今高雄市桃源區高中里，與排剪社隔荖濃溪相望／南鄒亞族「4社生番、Saaloa」：雁裡lilala社、排剪paiciana社、美蘭viranganu社、塔蠟袷talaru社。而南鄒亞族是指高雄市桃源區桃源里與高中里之拉阿魯哇Hla'alua群及高雄市那瑪夏區之卡那卡那富Kanalanavu群）等3社及布農族施武郡Si-bu-koon群［約在乾隆初期，漢人及西拉雅人大舉入侵大武壠盆地（臺南玉井盆地），大部分大滿亞族「4社熟番／4社平埔」不得不放棄本來居地向東遷徙，開始進入楠梓仙（Namasia）溪及荖濃溪兩流域重建部落（高雄市甲仙區、六龜區、杉林區等），從而又壓迫原居之鄒族「4社生番」向東遷往荖濃溪上游山區（高雄市桃源區），而這些社群的遷徙在乾隆年間（1735-1795）已大致完］

年初開始，泊記船長（Capt. Burkett）駕駛120噸、明輪水車式輪船（paddle-wheel steamer），間或由福州航至南臺灣，是第1艘、也是唯一曾到訪臺灣之側輪輪船（side-wheeler）。後來賣給清政府，改名東海輪（Hai-tong Yuen）。CE 1884年8月底，法國艦隊攻打福州船廠時遭擊沉

至CE 1866年，普魯士艾林波伯爵（Count Eulenburg）在《北德意志大眾報》（Die 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發表一系列文章，主張於福爾摩沙東岸建立商業殖民地。6月，柏林之法庭助理弗里德爾（Ernst Friedel）也在《福斯日報》（Vossische Zeitung）鼓吹殖民計畫（福爾摩沙不受清廷控制之地區，正是普魯士建立殖民地的最佳地點，且由於福爾摩沙大部分土地都無人居住，因此佔領時不會遭遇實在法或自然法的反對），他放眼雞籠之煤藏與福爾摩沙在主要海路上之戰略地位。並於CE 1867年提出「普魯士如何在印度洋及太平洋建立殖民地」提案，但俾斯麥無意於殖民地之擴展，而較關切如何讓德國的半獨立各城邦，於普魯士領導下完成統一

《淡水廳志》、《苗栗縣志》今年載〔德約翰於CE 1885年《皇家亞洲學會海峽分會會刊》（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5：pp.69-78）之文章「A Glimpse of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Hill Tribes of Formosa」，稱他在CE 1865年春季，在雪山及德約翰山脈附近「發現」了油井〕，德約翰Dodd發現苗栗貓溪頭內山（今苗栗縣公館鄉出磺坑附近）產石油，每年以千餘圓向客籍通事邱苟（Koo-koo、Koo-kow／組織「金長和」墾號12股開闢出磺坑，並出租油泉牟利）租得採油權，但CE 1870年（清同治9年）3月，淡水廳逮捕並正法邱苟，乃中斷德約翰成為「臺灣石油大王」美夢，卻使其大名標示在英、法軍事地圖上，雪山主峰西南邊之山脈（小雪山、中雪山、大雪山連成之山脈），稱之「德約翰山脈」（Dodd's Range）（陳培桂纂修之《淡水廳志》中，便記載了當時苗栗出磺坑境內有原油冒出，隨後由一位叫邱苟的人前來開採：「磺油出猫裡溪頭內山，油浮水面，其味臭。每日申酉二時，方可撈取，煎煉之為用甚廣。有番割邱苟者，勾引生番殺人，犯案累累，據此溪為己有。清同治3年，初贌與吳姓，每年百餘元。四年，複改贌寶順洋行，每年千餘元；遂至互控。吳姓複糾眾與寶順互爭，幾釀巨案。邱苟屢拿未獲；同治9年2月差役購拏到案，一訊具狀，詳請委員覆訊，就地正法。此地照舊封禁。」在邱苟伏法後，出磺坑油田〔這個被李仙得稱呼為邱苟峽谷（Kookow Gorge）之產油區，便成為大清直轄領〕開採停滯，清政府曾一度想開採該區的油田，但在出磺坑地區交通不便等因素下最終放棄開採。苗栗出磺坑的石油資源再度開發，便要等到日治時期了！）

史溫侯陸續發表〈福爾摩沙原住民筆記〉（Notes on the Aborigines of Formosa）等文章，以及《朱鷺》季刊（Ibis, 2）5篇有關鳥類的讀者投書，另外還翻譯CE 1764年（清乾隆29年）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第18卷之41種鳥類、13種獸類，在《皇家亞洲學會北華上海分會會刊》2發表〈福爾摩沙鳥類與野獸：譯自《續修臺灣府志》，附加觀察筆記〉（Neau-Show：Birds and Beasts of Formosa. Translated from 18 ^th Chap. of Revised Edition of the Tai-wan-foo-chi《Statistics of Taiwan》：with critical Nores and Observations）。又在《倫敦動物學會會刊》發表〈臺灣軟體動物〉（List of Species of Mollusks Collected in Formosa）上篇

英國駐淡水副領事額勒格里Gregory（業餘植物學家）在淡水附近採集植物，寄給漢斯Hance博士及英國邱植物園，但其中無新種出現〔〈臺灣植物目錄〉中記載，他在臺灣所採集植物只有採自打狗之小燈籠草（Kalanchoe gracilis Hance）及採自淡水之濱當歸（peucedanum decursivum Maxim）〕

今年倭妥瑪（瓦特斯、Thomas Watters，1840-1901）擔任英國駐臺灣府領事館副翻譯。CE 1866年3月〜11月擔任英國駐臺灣府代理領事（領事史溫侯當時在打狗）。CE 1876、1877年，又來臺擔任英國駐臺灣代理領事。CE 1880-1885年，再來臺擔任駐淡水署理領事，其間CE 1881〜1883年在淡水、雞籠採集植物，並寄給漢斯博士鑑定，且於CE 1881〜1885年間發表於《Journ. of Bot.》（植物學雜誌）上。根據《中國植物誌》整理，倭妥瑪只採集25種而已，惟皆採自淡水，其中有3種為新物種：八角蓮、過山龍、柄果苧麻（Pilea Wattersii Hance，CE 1882年4月在淡水首先採獲，也是為紀念倭妥瑪在臺灣之採集而命名之植物／中國草、China grass）。同時有撰寫南臺灣（臺南、打狗）《英國領事報告》1875 & 1882、淡水《英國領事報告》1880-1881之年度經濟貿易報告

康寧（康明／Huge Cuming）在〈List of species of Mollusks recently collected by Mr. R. Swinhoe in Formosa〉（Proc. Zool. Soc. London：196-197）第1次列出史溫侯所採集之96種貝類名單。同時，培佛（菲華／L. Pfeiffer）在〈Descriptions of Thirteen New Species of Land-Shells from Formosa,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late Hugh Cuming, collected by Mr. Robert Swinhoe, Vice-Consul of that Island〉〔Proc. Zool. Soc. London（1865）：823-831〕記載史溫侯在臺灣所採集之13種新種貝類，並為其命名

汕頭商人羅特士（Lauts）前來臺南安平從事樟腦貿易，曾於恆春半島採集貝類（只有2種）：青山蝸牛（南岬Latus）、老子盾蝸牛（Aegista Lautsi Schmacker & Boettger／南岬）

 

CE 1866年：（清穆宗同治5年）

2月中下旬，史溫侯Swinhoe至荖濃溪、六龜10日之旅，在靠近玉山附近山區觀察水鹿（是在臺灣最後1次探險／往玉山中途折返，失去發現帝雉與高山特有種生物的機會，而調往中國任新職），並發現蘊藏石油及煤礦，也適合種植咖啡。9月，接獲「進化論」大師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回信（這是CE 1862〜1874年間，達爾文唯一答覆熱情景仰者史溫侯17封去函之回音，鼓勵史氏在自然史研究上持續努力）

2月底，史溫侯調派廈門。3月11日，離開臺灣赴廈門交接（前後在臺共居住4年，離臺後，仍請英國駐臺灣府代理領事Watters協助採集鳥類）。4月4日，正式接任駐廈門領事。駐打狗前後17個月期間，還兼任普魯士、葡萄牙和丹麥副領事。此後歷任英國駐寧波（CE 1871年5月，正式接任／並兼任奧匈帝國、丹麥駐寧波領事）和煙臺（芝罘／最遲CE 1873年4月底前調駐）領事，期間曾發表許多有關清國大陸之鳥獸文章，另有多篇包括北海道函館、堪察加半島以及臺灣動物的介紹和比較

5月6日，英國博物學家柯靈烏〔卡林渥／Cuthbert Collingwood，1826-1908／沿臺灣西北海岸旅行短短3個月，多樣地描繪出當時漢人移民社會與自然環境的一些相貌，尤其是作者描述自己在基隆河旅行的一段，這是那個年代有關此河報告中，最詳實完整的一篇，不論就兩岸水質生物之描寫，或是人文風物的記述，作者都有細心獨到的慧識，發掘出當時旅行家所未見之處。之後出版《一位自然學者在中國海岸與水域之雜記》（Rambles of a Naturalist on the shores and waters of the China Sea）一書〕搭乘英國皇家艦艇「巨蛇／海蛇」（the Serpent）號〔船長布洛克（Captain Charles J. Bullock）〕抵打狗，並與英國駐打狗副領事查爾斯‧卡羅爾（賈祿／Charles  Carroll）接觸，之後往猴山。停留4天後前往澎湖，並有輪機長兼攝影師桑頓（薩頓／Thomas Sutton／1819-1875）隨行，拍攝了一些馬公景象，或許他是島上第1位攝影師。後來又在淡水停泊，柯靈烏發現大屯山7、8處硫磺泉，並曾搭舢舨（champan／底部平坦，約20尺長，6尺寬，覆有竹蓬，蓬下地板舖草蓆，單主桅有大帆）沿河往內陸探險〔5月25日，上溯雞籠河，「海蛇號」輪機長桑頓伴隨。途經關渡、八芝蘭（舢舨泊靠八芝蘭上游1里河灣山腳處夜宿）、下搭搭攸、錫口（Sik-kow），、日落時抵水返腳（Chuy-teng-cha／26日晚未登陸，至更上游今茄苳溪口急流彎處渡夜／淡北8景：峙峰灘音、關渡分潮、劍潭夜光、蘆州泛月、屯江積雪、淡江吼濤、戍臺夕陽、坌嶺吐霧）。27日，溯舟至嶺腳（Liang-kha，離基隆3里路／港仔口），並翻越山稜望見雞籠港海灣且下達。《福爾摩沙大旅行》，劉克襄，2015，p.16-33〕。柯靈烏和攝影師渡河至水返腳和雞籠，且去查看雞籠東邊之煤礦。6月12日，為繪製可靠之東北部港口海圖，柯靈烏隨同英國副領事卡羅爾由雞籠前往蘇澳，並拜訪南方澳之一平埔族村落（猴猴人／也曾在蘇澳附近看過姿容像白種人之原住民女子）（《Transactions of the 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6（1868）》〈Visit to the Kibalan Village of Sau-o Bay, North-east Coast of Formosa. Including a Vocabulary of the Dialect〉，Dr. Cuthbert Collingwood，p.136）

6月，馬雅各醫生在旗後山山腰（今旗津燈塔下之臺灣機械廠修船塢處），買地蓋成打狗醫院（旗後醫館／〈打狗港景觀全景〉，湯姆生，1871）。之後，委託今年來臺受聘為中國海關醫員（Medical Officer，主要工作為診治外籍人士及報告氣象）並駐打狗之蘇格蘭人萬巴德醫生〔Dr. Patrick Manson／1844-1922／1866-1871在臺／被稱為熱帶醫學之父（Father of Tropical Medicine），李仙得在CE 1874年3月20日想徵聘他當卑南嚮導及翻譯，協助日本遠征軍，但遭英國駐廈門領事館阻止，萬醫師乃於4月19日匆忙離境／CE 1887年在香港設立香港醫學院，孫中山先生為該院第1屆學生〕負責〔CE 1872年初，萬巴德醫生轉往廈門服務，其弟萬大衛醫生來臺接任旗後醫館，但不久轉往福州。CE 1873年5月，再由連多馬醫生（Dr. Thomas Rennie）接任至CE 1878年。他們雖非宣教會所派醫生，但仍每日到旗後醫館診治，不取報酬〕。CE 1881年，打狗海關梅醫生〔買威令／梅耳斯／Dr. William Wykeham Myers／CE 1879年抵打狗，CE 1901年2月10日曾往淡水替馬偕治病，CE 1901年3月下旬離臺，共服務公職23年，被公認係最通曉臺灣南部大小事之權威人物／曾與燈塔守泰勒Taylor在海關之〈CE 1884年9月30日止的半年醫療報導〉（Medical Report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86）上，共同發表過一篇阿美、排灣民族誌〈南臺灣原住民族小記〉（Notes on the aborigines of south Formosa）／CE 1886年，在《中國評論》（14：121-26, 194-98, 285-90，1885-1886）發表〈臺灣的原住民族〉乙篇／CE 1894年12月，曾發表一篇〈臺灣備忘錄報告〉，談及南部高山原住民（可能是指排灣與魯凱族），每年有5、600人到「打狗慕德醫院」治病，且真的有視洋人為「自己人」／曾在打狗與木柵採集到麥氏煙管蝸牛（Hemiphaedusa myersi Schmacker & Boettger），並以其姓氏命名紀念〕向外募款，CE 1886年在打狗旗後山斜坡地上，重新興建為萬大衛紀念醫院（the David Manson Memorial Hospital, Takow／萬大衛醫生係萬巴德醫生之弟，CE 1878年中暑客死福州），又稱為「慕德醫院」。後又設立慕德醫學校（臺灣第1所醫學校），臺灣本地學生僅林晟通過最後考試，成為臺灣第1位獲得英國文憑之醫生

8月12日，廈門教區之宣為霖Swanson牧師以洗禮接納了4位弟兄，包括陳齊、陳清和、陳圍及高長共4人，為第1批領洗禮之臺灣人，並舉行第1次聖餐禮

9月29日，英籍3桅船「廣豐」（顧封、Kwang Foong）號遇強烈颱風，擱淺國姓港（今臺南市七股區三股里及十份里之國聖港附近），不久即遭300位漢人登船洗劫（漢人帶人回臺灣府可領取600披索犒賞），完全無視近在咫尺、龜縮於府城之官兵。之後，船難者被送至淡水英國領事館，並安排船隻送他們回國｛另北部海賊總部則位於白沙角海岬（Paksa Point／白沙岬／今桃園市觀音區大潭里）後方之白沙屯（白沙墩／Pay-Sway-toon／今觀音區白玉里）村落〔黑馬（Mahé）號（CE 1866年7月在南崁附近失事）、海龍號（CE 1882年）、愛麗絲號（CE 1885年4月）等均遭掠奪〕，而臺灣則被洋船視為「東亞航線之鬼門關」｝

11月17日，德約翰購得擱淺於淡水河口之荷蘭籍「賓丹‧安南」（Bintang Anam）號處置權，卻遭八里坌（淡水河口南岸沙岬Sand Point，以迄南崁海邊，通稱為八里坌Poh-li-fun）村人奪去甚多。12月，德約翰央請英籍砲船「摧毀」（Havoc）號派兵上岸，懲戒罪首，取回贓物

冬季，打狗（今高雄）瘧疾盛行，馬雅各醫生亦受感染

英國博物學家柯林烏（Cuthbert Collingwood／1889-1943）前往東沙島，目睹龐大鰹鳥族群在此繁殖

必麒麟由關廟、木柵（高雄市內門區木柵里）、六龜里深入中央山脈蕃界探險（在臺灣的最後一次內地山區之旅／調查肉桂樹皮），拜訪芒仔Ban-gas社［茂林舊社／CE 1946年遷至現址，今茂林區茂林里／魯凱族「下3社群／下3社蕃（《蕃社戶口》稱之）／上Calisian蕃（《慣習調查》稱之）／濁口群（陳奇祿稱之），3社語言與魯凱族語也不太相通，但移川將其併入魯凱族，馬淵東一則坦承這3社與魯凱族頗有差距，他的折衷辦法是稱臨隘寮溪諸社和大南社為「魯凱本族（Rukai proper）」，而濁水溪3社雖置於魯凱族之下，惟分開來討論」：芒仔（Terdreka、Maga／Maga社是芒仔社臺語發音bâng-á 轉訛ㄜˊ／自稱Teldreka）社、萬斗籠（自稱＇Oponoho／Mantauran，漢語「萬斗籠」用日語發音）社（萬斗籠與芒仔彼此對立，僅Raval的大社與萬斗籠往來，而萬斗籠的伙伴大多來自內本鹿之布農族，雙方關係融洽。CE 1958年自舊萬山Kaponogane遷來，今高雄市茂林區萬山里）、墩仔（墩子、多納、Kongadavange、Kongadavane、Tona／Tona社是墩仔社臺語發音tun-á 轉訛ˊ／自稱Kungadavane）社（居住現址最久，今高雄市茂林區多納里），相對於居北之南鄒亞族「4社生番」（阿里山下4社／拉阿魯哇族）：美蘭、排剪、雁裡、塔蠟袷社。「4社生番」+芒仔、墩仔（高山族群）於清代稱之「內幽、內攸、內悠、內優（Naiyū）6社」］、墩仔Tunas社（多納舊社／經過）、萬斗籠Ban-tau-lang社（萬山舊社Mantauran，語言相較舊茂林、舊多納具很大特異性／今茂林區萬山里）［18世紀郡社（Isbukun）群從郡大溪沿岸老部落向南遷徙之布農族施武郡群，沿途落腳於拉庫拉庫溪（受到來自特富野的北鄒亞族襲擊）、荖濃溪上游及新武呂溪（受到南鄒亞族四社群抵制，以及魯凱族下3社群，特別是萬斗籠社的猛烈攻擊，因此2社最相鄰）］

英國領事要求恢復樟腦自由買賣，且對有所損失權益之英商予以賠償。臺灣道吳大廷不許，英公使向滿清總理衙門交涉，亦無結果

懷特（Francis William White）任職打狗海關稅務司，負責福爾摩沙島南部港口稅務及通商事宜。曾反對讓砲艦護送李仙得至瑯嶠灣與南岬處理「羅發號事件」，乃造成與李仙得長久不合

史溫侯於《皇家地理學會會刊》發表〈福爾摩沙記行附錄／福爾摩沙再記〉（Additional notes on Formosa），其中記載他CE 1864年蘇澳之行，內文僅提到飛魚、綠蠵龜，不過也在蘇澳採集到不少貝類〔CE 1865年，英國康寧（Hugh Cuming）發表史溫侯收集到之96種貝類名單，而培佛（L. Pfeiffrer）則發表史溫侯的13種新品種貝類〕。文末亦提及一條山路通往雞籠，應是指凱達格蘭平埔人踏出之「淡蘭古道」，它可以是「草嶺古道」，也可以是《噶瑪蘭廳志》上面記載之「三貂官道」，廳志前3段引自姚瑩之《東槎紀略》（1821），中間那一段走的是更早之「嶐嶐嶺古道」（今稱嶐嶺或萊萊）。第1段由艋舺街走50里到暖暖，在暖暖住宿1晚。第2段從暖暖東行轉東南，55里到新北市雙溪區魚桁仔（今魚行里），在魚桁仔住宿1晚。第3段由魚桁仔到頭圍（今宜蘭縣頭城鎮）65里路，夜宿頭城。3段路共170里（1華里=0.576公里），步行至少需3天2夜。第4段從頭圍經礁溪至蘭城（當時仍稱五圍或噶瑪蘭城）30里。第5段則蘭城50里至蘇澳。頭圍到蘇澳陸路80里，1日可到。另外於《朱鷺》季刊（Ibis, 1866, 2）發表6篇臺灣鳥類新發現文章，以及在《倫敦動物學會會刊》發表〈臺灣軟體動物〉（List of Species of Mollusks Collected in Formosa）下篇

英格蘭貝類學家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1813-1877）在〈List of species of Mollusks recently collected by Robert Swinhoe, Esq., H.B.M. Vice-Consul, C.M.Z.S. in Formosa〉（Proc. Zool. Soc. London：146）第2次列出史溫侯所採集之另一批76種貝類名單。同時，亞當斯Adams在〈Descriptions of Fifteen New Species of Land and Fresh-water Shells from Formosa, collected by Robert Swinhoe, Esq., Consul at Taiwan in that Island〉（Proc. Zool. Soc. London：316-319）記載史溫侯在臺灣所採集之15種新種貝類，並為其命名，且標本存於大英博物館

博物學家阿爾弗雷德‧羅素‧華萊士（華理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與英國昆蟲學家弗雷德里克‧穆爾（摩爾／Frederic Moore，1830-1907）共同發表史溫侯在打狗採集之鱗翅目昆蟲目錄，其中包括46種蝶類和93種蛾類，蝶類及蛾類分別由Wallace與Moore負責，而蝶類部分有5種新種：臺灣粉蝶（Pieris Formosana Wallace）、黑點粉蝶、端黑黃蝶、斯氏紫斑蝶（Euploea Swinhoe Wallace）、臺灣姬小灰蝶，蛾類亦有一新種Chaerocampa Swinhoe Moore

探險家亨利‧沃爾特‧貝茲（貝慈／Henry Walter Bates，1825-1892）發表史溫侯在臺灣採集之鞘翅目（Coleoptera，俗稱甲蟲，是昆蟲綱最大家族）昆蟲，共得20屬285種，僅列出51種甲蟲名單，含天牛科新屬（Paraglenea）及替38種新品種命名

臺灣巡撫劉銘傳廢除舊有之「隘丁制」，將民隘整併至「官隘」，並派遣鄭有勤前往各地整頓地方既有的武裝力量，重新編組為「北臺隘勇營」

 

CE 1867年：（清穆宗同治6年）

3月12日（農曆2月7日），美籍三桅商船「流浪者」〔羅發／羅妹／The Rover／3月9日，自中國廣東汕頭（Suatao）出發，前往關外遼寧省營口市牛庄（Niuchang、Newchang）港〕號在臺東外海水母岩（the Vele Rete Rocks／今恆春鎮七星岩Vele-Rete）觸礁，當生還船員于龜鼻山（今鵝鑾鼻）上岸時，被屏東南排灣族（巴利澤利澤敖Parilarilao群／恆春群，舊稱「恆春下番」，又稱「瑯嶠18番社」／Parilarilao是「尾端lavingan」之意／Parilarilao是對斯卡羅族、排灣族、阿美族、馬卡道平埔族等之統稱／斯卡羅人在CE 2012年《屏東縣志‧原住民族篇》是為排灣族巴力道亞群Palidalidau）龜仔甪Koalut社（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社頂社興路一帶）出草殺害船長亨特•漢特（Joseph W. Hunt）偕夫人（Mercy G. Bearnom Hunt）等13位船員，僅1名叫德官（德光／Tek-Kwang）之水手（廣東汕頭籍廚師和膳務員共2人／必麒麟）生還，逃離至汕頭後輾轉至打狗，向英國駐打狗副領事卡羅爾Carroll（or汕頭當地美國領事Hinyorts／龔飛濤）報告慘案〔澳洲雪梨前鋒早報（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1867.08.15轉載香港中國郵報（The China Overland Mail）報導〕，卡羅爾誤以為英船遭難，先照會臺灣兵備道吳大廷，又稟報英公使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後來搞清是美船，才轉知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史稱「羅發號事件」（由於西方列強之涉入，讓原本只是珊瑚礁海岸線上經常上演的船難事故，搖身成了臺灣重要之涉外事務；也因為西方列強的態度轉變，「羅發號事件」更成了臺灣沿海船難事件處置之分水嶺。在此之前，無論那個國家的船隻遭此厄難，海上勢力較弱者只能含冤犠牲，而有能力派出軍艦的海權強國，才能出兵征討，自行透過武力報復對方；事件之後，無論大小之船難事件，西方列強都不會輕易放過，清廷也不得不小心謹慎應付）。羅妹號事件真的對瑯嶠18社帶來「前有未有的危機」和「面臨瓦解」的困境嗎？ 從美方直接動用巡洋艦隊「懲兇」卻失敗收場，接著轉而責怪清國的作為看來，似乎是美方和清國不知所措、面臨威信喪失的危機。在巡洋艦隊都無法戰勝龜仔甪社的情形下，龜仔甪社會感到不安，從而尋求大頭目卓杞ㄑㄧˇ篤的庇護嗎？事實看來剛好相反，反倒是李仙得透過必麒麟之斡旋，設法拜會卓杞篤來主持公道，因為清國無力懲兇，而只派劉明燈帶了500名平埔兵勇來協助。在此脈絡下對美方而言，尋求名義上得以統轄18社的大頭目卓杞篤來處理，一如美方一開始試圖找地方官的清國一般，企圖透過外交手段來解決紛爭。然而南岬之盟並未對龜仔甪社進行「懲兇」的要求，只是保住了美方的顏面，掩飾動用巡洋艦隊竟大敗而回的窘境，也達到了卓杞篤藉以鞏回地位的希望（〈從羅妹號事件到南岬之盟：誰的衝突？誰的和解？〉，郭素秋，原住民族文獻 第41期，2019，原住民族委員會）

3月25日下午4時，卡羅爾商請英艦英國「鸕鶿」（柯摩輪／H.M.S. Cormorant）號軍艦開赴出事地點，搜尋可能的殘存者，遂自打狗啟航〔有船長布勞德（布羅德／伯洛德／G. D. Broad）、英國駐打狗副領事卡羅爾（賈祿／Charles  Carroll）、海關萬巴德醫生Manson、德官等人〕在瑯嶠（今車城）下錨但未登陸。26日上午9時，Mathias上尉在南岬登陸上岸後遭槍擊，一名水兵受傷，被迫回艦，布勞德船長下令開砲〔水野遵《征蕃日記》記載西鄉從道曾在射麻裏社（滿洲鄉永靖村）目睹一顆重達120斤的未爆彈，即英船砲轟留下的紀念品〕，驅離隱藏林叢中土著，由於兵力不足，只好撤退回打狗，再返航廈門報告〔6月15日，英國《倫敦畫報／倫敦新聞畫報》（The Illustrator London News）報導一艘美國船隻在臺灣東南海岸沉毀，船上人員均遇害，原住民乃受到英國皇家砲艇「鸕鶿／柯摩輪」號之處罰／4月6日，香港《中國郵報》（China Mail）也有英艦此事之相關報導／漢特船長親屬於5-8月，則至少在1家以上之南中國通商口岸報紙（孖剌報The Hong Kong Dally Press，1867.05.27），持續刊登高額賞金的尋人廣告，希望得知船長夫婦消息或遺體下落〕

3月底、4月初，清廷巡邏船「義勇兵」（Volunteer）號與另艘清廷官船「Gorilla號」從打狗航往澎湖、遭遇大風浪，Gorilla號不幸在西嶼（Fisher's Island）觸礁，而「義勇兵號」倖免於難開進媽宮港，惟燃煤不足乃至媽宮島東北邊（緯度23度35分20秒、經度119度32分50秒），採得21噸煤炭，與船上原煤炭混合差堪使用

4月2日，李仙得在得知「羅發號事件」後抵福州，說服閩浙總督吳棠（1866-1867）進行干預，福建巡撫乃批准李仙得前往臺灣，並致函臺灣知府葉宗元，予以必要協助。18日，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LeGendre乘「匯流」（阿修羅／亞士休洛／Ashuelot）號砲艦從福州出發抵臺灣府。19日（農曆3月15日），李仙得和艦長費米日（費米雅／John C. Febriger）連袂拜會道臺吳大廷、總兵劉明燈及知府葉宗元，希望美清聯合出兵南岬迅速營救遇難人員，但清廷竟以原住民居住地險惡且不隸屬中國版圖為由拒絕（2位官員出示照會表示：「查臺地生番，穴處猱居，不隸版圖，為王化所不及。…更無煩合眾國兵力相幫辦理」不過內文中也強調將再派兵設法查辦，婉拒美國軍艦會辦此案，但如何行動並未有承諾／至6月3日始正式回覆／《臺灣道臺及總兵函覆李仙得，CE 1867年6月3日》）。22-24日，「匯流號」抵瑯嶠灣（今車城灣），李仙得前往拜訪柴城無實際進展，之後於南岬證實海難者已全遭殺害

6月13日約上午8時半，駐北京美國公使浦安臣（Anson Burlingame）要求停泊上海之美國亞洲／東方艦隊〔司令貝爾（柏爾／Henry H. Bell／1808-1868）少將〕旗艦「哈特福德」（the Hartford／哈特佛）號〔旗艦艦長貝爾納普（柏樂內、博可納／Flag-Captain Belknap）上校，後升任美駐清日艦隊司令〕及「懷俄明」（the Wyoming）號（少校指揮官卡本特Carpenter）於船員被害處錨泊〔6月7日，由上海出發。12日，曾停留於打狗向必麒麟尋求建議or受邀隨隊擔任嚮導，還有怡和洋行打狗代理人鐵勒（W. H. Taylor）及英國領事卡羅爾Carroll加入征討行列〕。上午9時半，艦隊司令貝爾Bell少將令海軍及水手登陸（旨在懲罰原住民／由旗艦艦長上校貝爾納普Belknap率領登陸龜仔甪社海岸，總兵力共181名官兵；好事的「臺灣通」必麒麟也受邀隨隊擔任嚮導），但未造成多大破壞，而多數士兵中暑且體力不支。下午2時，「哈特福德號」副指揮官海軍上尉麥肯齊（A. S. Mackenzie）不幸喪生（後葬於打狗英國領事館庭園）。下午4時，美軍被迫撤退回船上。晚間9時，離開南灣〔貝爾司令在作戰檢討報告指出：唯一永久確保該區及附近水域安全之方法，為將原住民由海岸地帶驅離，並由一個強而有力的盟國進駐該地。因為該島名義上屬於大清帝國，應要求清廷承擔責任／CE 1867年8月14日，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頭版刊出戰役過程／CE 1867年9月7日，哈伯斯周刊（Haper's Weekly）報導〕。14日，返回打狗，晚間6時半起航，19日抵上海。之後於10月10日，李仙得〔9月6日早上，抵臺灣府。翌晨會見吳大廷道臺、劉明燈鎮臺，宣稱要全程參與，以親自見證吳棠總督答應的征伐行動。10日早上，從臺灣府出發，知府葉宗元慷慨的提供交通工具，當日夜宿阿公店。11日，抵埤頭，遇劉明燈鎮總兵在此舉行閱兵。14日早上，朝東港前進，在糖坊（sugar mill）過夜。15日一早，即往枋寮出發，當晚抵達。22日中午，又從枋寮開拔。之後沿山開路抵莿桐腳（Chi-tong-kau， 枋山鄉枋山村），晚間抵楓港過夜。9月23日晚間，乃抵瑯嶠／CE 1867年11月8日，李仙得呈給美國公使浦安臣之報告，現存美國國家檔案局—USNA：CD，Amoy，M-100，R-3／陳耀昌：劉明燈擅長書法，也在臺灣各處設立石碑，但福安宮的石碑其實有點吹牛，羅發號事件發生後，劉明燈接見李仙得，但李仙得不理他，跑去跟原住民族頭目卓杞篤談和，在現今恆春城東門外的「出火」，達成所謂的南岬協議，導致劉明燈領兵下來卻無戰功，他只好在車城福安宮門口立個誇大石碑〕在必麒麟、彭因（A. U. Bain）、休吉斯Hughes及隨行翻譯法國人寶內（博內、Mr. Joséph Bernare）等人〔也包括通事吳世忠、英國人Holmes（霍恩Horn？）／必麒麟稱臺灣府海防兼南路理番同知王文棨也同行〕陪同下第1次會晤卓杞篤｛酗酒／CE 1872年底或CE 1873年初去世〔依據額勒格里Gregory寫於CE 1873年6月25日之〈1872年英駐打狗署領事貿易報告〉內載「約6個月前，卓杞篤病卒，由其侄兒卓杞阿（Tok-ket-a）或卓杞拉（Tokela）繼承之，同樣冠上卓杞篤頭銜」而研判〕／豪斯house則認為他死於CE 1873年底或CE 1874年初／而燈塔員泰勒Taylor則說卓杞篤是喝酒過量而死／卓杞篤第4子（史溫侯根據傳說，稱卓杞篤有4個兒子）或哥哥長子是「朱雷‧卡魯里古」，身為卓杞篤小兒子之潘文杰則擔任其助手（Cudjuy Galuljigulj／《恆春縣志》〈招撫〉／朱雷‧土結／朱雷‧土給／小卓杞篤／卓杞篤之大女婿／燈塔員泰勒Taylor筆下稱他Tsui Lui，也說「排灣族的最高頭目朱雷，他已經酗酒到接近白癡狀態了，頭目之職責由他弟弟Bunkiet（文杰）擔起／畢齊禮筆下則稱他Tauk-e-Tok、Takow-e-Tok）／若朱雷是兒子，則另一女婿可能是伊能嘉矩與森丑之助筆下的萬金或潘萬金（Vankim、Minat、萬仔／陳政三：大卓杞篤傳位給小卓杞篤「朱雷‧土給」Tokitok（因酗酒而日漸喪失其統御能力），最後面對日本殖民時之大股頭人為大卓杞篤之大女婿潘萬金和2女婿潘文杰）／潘文杰則是卓杞篤之養子或妹妹或姐姐之子（名Jagarushi Guri Bunkiet，1854-1905／ジヤガルジグリブンヶッ）或幼女之招贅婿／潘文杰〔任文結／ブンキ／Vanki／Bunkiet／車城鄉統埔村任姓客人之子，母親為豬朥束社女，繼承為大頭目，CE 1889年（光緒15年）賜姓「潘」／楊南郡稱其母為大頭目妹妹／1854-1905、清咸豐4年至日明治38年／潘文杰之妻潘阿貌、長子潘萬金、3子潘龜浪、4子潘阿別、3女潘姑籃（後來轉寄留到牡丹灣5番戶潘文杰5子潘老爺住處）／潘阿別，潘文杰4子，擔任日本官方公職時間最長且官階最高，明治35年（CE 1902年）21歲之潘阿別擔任恆春廳巡查補，明治40年（CE 1907年）已昇任恆春廳警部捕並因功獲敘勳8等白色桐葉章，大正9年（CE 1920年）開始擔任8年的滿州庄長，大正11年（CE 1922年）獲總督府頒發臺灣紳章。從潘阿別之資歷可知，不僅學識有能力擔任公職，還擔任8年滿州庄長，獲得贈勳8等與臺灣紳章。潘文杰過世後，由第4個兒子潘阿別繼承豬朥束社頭人身份。儘管身為18社總頭目接班人，然失去了實際權勢，也只能聽命行事。時任恆春郡巡查補一職的潘阿別，應上司要求，帶領族人前往牡丹灣（旭海）拓墾，藉以掌控恆春-卑南道安全，並牽制牡丹社與高士佛社勢力。縱然萬般不願，有名無實的頭目還是得遠離向為18社政治核心之豬朥束社，舉家遷居邊陲的牡丹灣。而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人們還是有期望光明的權利，牡丹灣，就是故事的新起點。潘文杰哥哥朱瑞Cudjui之4子？／由於豬朥束社傳統世襲大股頭是由卓杞篤傳給朱雷，若依傳統世襲朱雷應是再傳給兒子，但在清領時期雖然光緒15年（CE 1889年）文獻記錄之豬朥束社大股頭仍然是朱雷，但是到了光緒19年（CE 1893年）時的記錄大股頭已變成潘文杰，也就是朱雷的兒子並非清帝國記錄之繼任大股頭，而後日治初期文獻仍記錄潘文杰為大股頭，但明治31年（CE 1898年）的記錄豬朥束社大股頭人為潘文杰長子潘萬金〕／曾明德：無嗣的卓杞篤（Coqecoq，即Tokitok）有2位姊妹以及1位早夭（馬淵東一）的弟弟Bungkiac（還有1位妻弟）。2位姊妹分別嫁給居住在龜仔律社之林姓粵籍漢人，以及居住在豬朥束社的Kuljing。兩位姊妹後代分別是Bungkiac（即潘文杰，正好與卓杞篤早夭的弟弟同名／有可能是卓杞篤為了紀念這位早夭的弟弟而命名）、Cudjui（朱雷），均成為卓杞篤之養子，而兩者的長子分別為於日治時期留在里德豬朥束社的Agiu（阿瑤）家系〔掌管村內事務，並且具有「做嚮、作餉、作向」（施巫術）之法寶（能控制小米耕作、生產力與驅邪、治病力的巫術，才是降伏其他原住民部落之關鍵），是比較正統之「番」，留在本家，不輕易流動／以潘阿瑤為長子的3個兄弟，潘阿瑤、潘武完、潘阿魯煙都是取當地原住民女性為妻（婚入頭人家之女性或者入贅的男性，成為頭人家與「番」聚落之中介者）。唯一的姊妹潘阿類則嫁給豬朥束蕃人，但婚後就搬離頭人家，顯然頭目家是中介2種婚姻方式的聚合點〕與遷徙到旭海（牡丹灣）之Vankim（萬金、阿別）家系〔是番皮漢骨，被入贅或收養進來之客家人（外來者）所繁衍的後代（婚出外來者之女性，成為頭人家與外來者的中介者，而頭人家最後成為番人聚落和外來人聚落之間的中介者。外來者被轉化成可以利用之資源，而整個區域的「番」族也在繼續維持其群體認同之情況下，隨著頭人家之轉變而改變。不過，做為母系社會之阿美族人，由於他們無法與上述頭人家的婚姻法則相接合，乃無法被納入以頭目家為中心之轉化機制，使得此區域的阿美族人成為永遠之外來者，而被其他往頭人家攀附的「番」所瞧不起，造成當年西洋觀察者以為他們是一群奴僕），掌理部落對外交涉，調解糾紛，甚至出兵打仗。而潘阿別系統於日治初期（應是CE 1901年）遷移到牡丹鄉旭海，使頭人本家更加缺乏強而有力之對外交涉能力〕／里德頭人家系所代表的那個「番」之範疇，非常具有彈性，它能結合其他部落與外來者形成區別。又能夠包容外來的他者，形成一個能包容各種不同性質人群的交換體系，而這個體系是開放且具有高度之彈性。事實上，這個「番」之範疇的彈性，大到連這群人之語言、文化、親屬與文化認同等，這些構成所謂「族群性」的元素，都可以被替換。因此，「斯卡羅」這個範疇指涉的，顯然不是一個有界限的社會群體，根本就沒有一個現代意義（當代族群概念所包含的那些血緣、土地、文化、語言和主權等內容）下之「斯卡羅族」存在｝，雙方僅口頭允諾船員上岸取水或因船難漂流上岸，都會善待並給予照顧，但船員必須展示紅旗為先（貝爾少將及船上軍官之報告，收錄於《海軍部長報告書》與《美國總統對國會兩院之國情咨文》，亦曾刊載於CE 1867年8月24日之《紐約時報》／貝爾少將曾認為：臺灣海岸若無足以負責之政權來統治，將無法維持海舶通行的安全，此結論與之後日本外交部長副島種臣之主張完全一致／《看見十九世紀臺灣》〈福爾摩沙高山族可能來源之我見〉，2006，約翰‧德約翰，p.231-232／《風中之葉：福爾摩沙見聞錄》，2002，經典雜誌，p.124-131／副島當時認為由於臺灣蕃地「無主」之狀態，可能給予列強佔領的藉口，對日本之安全將造成極大威脅，因CE 1860年代末，英美德等國當中，卻有提議佔據臺灣一部分之外交官。但Peter Duus則認為，近代日本之對外危機意識是偏執且過度的）

6月，英國駐北京公使阿禮國Alcock巡視臺灣各口商務後，特地於福州拜會福州將軍英桂、閩浙總督吳棠及福建巡撫李福泰，認為澎湖位處海峽中間，如供應煤炭委實往來船舶，並提議由英國協助開採，仍遭「採礦會破壞風水的」官式答覆，但派候補知府、平潭同知鄭元傑前往澎湖查勘、議覆

6月，沈葆楨（1820-1879／林則徐女婿）在福州總理船政，曾派員駐臺灣採購煤炭及木料。冬季，設立官煤廠，由船政局自行營採之議

7月7日，馬雅各醫生於埤頭北門外購屋作為禮拜堂兼藥房，但20日即被搶奪。CE 1868年3月間再被搗毀，7月底重修教堂。不久馬雅各醫生被指控殺嬰、剖心肝、下毒藥、挖墓取屍眼等不實情事，之後教堂又被拆毀。加上後續之樟腦買賣糾紛，遂引發英艦於CE 1868年11月底，砲擊並攻佔安平砲臺，史稱「樟腦戰爭」或「安平砲擊事件」。之後長老教會獲得賠償，李庥Ritchie牧師乃於CE 1869年元月31日重建埤頭教堂（CE 1874年3月16日，史蒂瑞Steere曾夜宿之處）

7月，沈葆楨任總理船政大臣執掌船政局〔CE 1866年（清同治5年）8月19日由左宗棠在福州馬尾設立〕事務，選派候補縣丞鄭應奎常駐臺灣，負責採購煤炭及木料事宜

8月2日，史溫侯於《德臣西報》（China Mail）發表〈傀儡人之數字〉（Kali numerals），介紹排灣與魯凱族之數詞，應是他CE 1864年7月搭「鴇鳥號」南行蒐集之成果

8月3日下午6時，必麒麟與蘇格蘭人詹姆士‧霍恩（何恩／James Horn）受船長夫人親友所託（之前英國副領事卡羅爾Carroll，亦曾委派漢人信差阿華Atawoa從事類似工作）動身前往射寮找尋「流浪者號」船長夫人遺體。4日，抵射寮。5日下午，抵客家莊保力（Poliek／客家人與原住民混居之村莊，是山區土著的物品供應中心）。8日，抵大樹房〔大繡房、太秀房、多秀房、大秀房／今恆春鎮大光里大光路南灣後壁湖漁港附近一帶／附近的大板埒溪出海口一直是重要的木材對外出海港口／在必麒麟與龍鑾社等代表（通常是以18社通婚至平原區的婦女為主）為杭特夫人遺骸歸還以及救濟巴士島民談判時，大樹房一直是雙方反覆不斷交涉的地點。從李仙得在出火會談後前往大樹房居住4日，又臺灣鎮總兵劉明燈應李仙得之要求於大樹房建立起臨時的砲臺，可以印證大樹房相對的中立位置〕。9日，會見3名斯卡羅族〔200多年前卑南族知本社人移入後排灣化，「斯卡羅4社」有豬朥束、射麻里、龍鑾、猫仔4社。也有人認為是馬卡道平埔族，鳥居龍藏採訪口傳：鄭成功討伐恆春後留下士兵與排灣人混血之後裔／林開世已證明這較近似於一種父系貴族統治者的身分認同，而非現代意義下之「族群」（ethnic group），〈從頭人家系到斯卡羅族：重新出土的族群？〉，《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中研院社會所，2016，p.257-313〕龍鑾社（今恆春鎮龍水里、南灣里）原住民（說出曾於10年前從龜仔甪人手中救出詹姆Jim、艾爾Al、比爾Bill等3人，而其餘18名同伴遭難，他們住1年後搭船離開。1年後艾爾回來，給200美元做為禮物）。8月10日，預付訂金贖回骸骨〔今日，同時必麒麟在南岬大樹房（To-su-pong／Tossupom）救出7名巴士島（Bashee islanders，即巴丹群島Batan Is.）島人（另外有2人被殺害），《李仙得臺灣紀行》／當時卓杞篤開價500，必麒麟還價200，而漢人竟出400，最後必麒麟乃以每人500「番銀」（墨西哥鷹洋）成交。此時必麒麟已將英國駐打狗副領事卡羅爾Carroll所提供所有經費花光，李仙得乃請求劉明燈總兵提供所需，並請嚮導帶島民至打狗，之後則由卡羅爾自己搭乘砲艦「挑戰者／巴特勒」（Banterer）號護送巴士島人回家，而卡羅爾代墊款項，亦由劉總兵全數歸還，並於事後函送公文〕。11日，必麒麟回打狗籌措巴士島民贖款，霍恩則遵守約定，留在大樹房直到贖款完清為止。17日，必麒麟返回，但未籌足贖回巴士島民款項。18日，付清骸骨款項（南岬之盟後，該代墊款項退還給了必麒麟，共番銀100元）。19日，豬朥束社仍堅持高額贖金。23日中午，派去詢問豬朥束社頭目之人回來，說頭目要求400美元才釋放島民。30日，抵射寮。9月1日，7名巴士島民被釋放抵射寮

8月23日下午，史溫侯搭乘布希中尉（Commander Bush）指揮之「禮露舵」（Rinaldo）號從廈門出發。24日近中午，駛進媽宮港。下午2時，拜訪水師副將張顯貴，但人赴臺灣不在，乃由「游擊」接待。接著拜會位於暗澳（後改稱文澳，今澎湖縣馬公市東文里、西文里）之澎湖官署海防廳糧捕海防通判俞紹照（「文口」，文職海防人員駐守之海關／「武口」，武職水師汛弁駐守之海關），商討煤炭相關事宜。25日清晨，史溫侯搭布希船長之小艇走海路出發，在「義勇兵號」輪機長所說產煤處靠近岬角之村莊登陸，之後又抵第2個港灣靠近海邊岬角處，發現3處海邊山丘礦脈且帶回一些樣本。下午2時半，回到「禮露舵號」，剛好趕上俞紹照之回拜，俞表示雖將卸任（王兆鴻9月接任）仍會要求村民照辦開挖。26日，英方人員拜會張顯貴，他表示廈門水師提督李成謀也預計前來，至於煤務一事係由主管民事之澎湖廳掌管，不過仍會盡力協助，而史溫侯Swinhoe又在嵵裡港（harbour called Dome Bay）西北方之紗帽山（Dome Hill）發現煤岩層。27日，通判俞紹照仍未說服村民。28日，俞通判遞交32名澎湖耆老反對開挖煤礦之慶願書予英艦，他也決定不會勉強村民就範，史溫侯乃上岸洽詢。之後船長決定下午即開航返廈門，史溫侯則有意留在媽宮。29日，「禮露舵號」返抵廈門。9月2日，史溫侯致函〔《公使館與領事商務報告》清國第8冊（Embassy and consular commercial reports, China 8），愛爾蘭大學 編輯／另有一此函未載之海圖，其中有A、B兩處產煤區，A指青螺澳虎頭山（今湖西鄉青螺村），B為嵵裡澳（圓頂灣）紗帽山〕阿禮國公使，認為此行張顯貴及俞紹照，假意答應協助實則阻礙。CE 1868年9月下旬，福州將軍和督撫才聯名發文總理衙門，稟報會勘結果為停止採辦。而臺灣知府葉宗元也認為開採煤碳乙事，殊多不便，福建通商局綜合各方意見，認為此事與CE 1864年福州海關稅務司美里登建議開採雞籠煤礦有關，應援案辦理不予同意

8月，攝影師愛德華茲Edwards助手德籍水手阿理文（Ernst Ohlmer／CE 1867年2月愛德華茲Edwards被判監禁1年並罰款，其攝影器材交給阿理文保管）前往淡水（還有德國學者薛提利Schetelig）附近之硫磺泉，接著搭小船先至雞籠走訪煤礦場，再改搭平底帆船沿海岸到噶瑪蘭平原，阿理文曾替頭城與蘇澳平埔族村民拍照。之後又從艋舺搭小船到大嵙崁（Toa-Kho-Ham，今桃園市大溪區）攝影，其中3幅原住民照片2年後刊登於某人種學雜誌期刊，此可能是最早被刊登之臺灣原住民圖像

8月底，史溫侯搭乘「雷納多」（Rinaldo）號軍艦至澎湖青螺灣（今澎湖縣湖西鄉青螺村）虎頭山探勘當地煤藏。9月2日，仍以駐廈門領事身分提出調查報告〈Consul Swinhoe to Sir R. Alcock, British Consulate, Amoy, Sept. 2, 1867〉

9月6日（清同治6年8月9日）早晨，李仙得在法國人寶內（Joseph Bernare）陪同下搭「義勇兵號」〔閩浙總督吳棠（專艦）指派供李仙得使用，惟海關稅務司官員惠達（F. W. White）曾阻撓出航〕自廈門（5日早上6時出發）抵臺灣府。10日，臺灣鎮總兵劉明燈、兵備道吳大廷率遠征軍（湘軍）500兵〔裝備先進之歐洲「煙飛」步槍（Enfield rifles）〕從臺灣府出發「進剿番地」〔李仙得、通譯伯內爾（Joseph Bernard）同行／今日為農曆8月13日，實為總兵原定南閱營伍之出發日〕，夜宿阿公店（今高雄市岡山區岡山）。11日，抵埤頭（Pitou／鳳山舊縣城，今高雄市鳳山區鳳山），舉行了閱兵式。14日早上，朝東港前進，於糖廍過夜。9月15日，向枋寮（Pangliau）出發，當晚抵達〔之前12日，在大樹房之霍恩與必麒麟決定由陸路返回打狗，之後經車城、楓港、再搭船至枋寮（遇湘軍，李仙得即刻當場以人道名義邀請必麒麟任通譯）〕。16日，劉明燈派船及嚮導送霍恩自行返抵打狗。22日中午，劉明燈自枋寮開拔〔水陸並進，且沿途經過各庄及附近熟蕃社時，蕃民皆出外迎接，並獻上雞豚酒米，而歡喜擁戴（《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54）。惟不久之後，李仙得與卓杞篤達成和議，清軍因而撤兵致無法討伐生蕃，乃造成附近民人之期待落空〕，經莿桐腳（Chi-tong-kau／今枋山鄉枋山村），晚間抵楓港在此過夜。23日晚間，抵瑯嶠〔Liang-kiau／柴城附近一種蘭科植物／源出排灣族稱柴城（Chasiang／車城）一帶，CE 1875年設恆春縣城，瑯嶠地名才由車城一帶轉至原稱猴洞之恆春／鳥居龍藏稱其老地名為Bujabujau，為鯊魚（Buja）出沒之處，這與卑南族稱恆春城為「多魚之處」（Vazia Vaziao）相吻合／李斯Riess教授認為是「琉球」一詞之音轉（荷蘭人之Lonkjou=琉球Liukiu）／早期客家人稱瑯嶠地區為「壟勾」（以上皆為排灣語的音譯）〕，而遠征軍船隊則在社寮〔位於保力溪出海口，而平原東方近山處，離社寮1小時路程即是保力村（Poliac），住的是廣東省客家人，是原住民的物品供應中心，可在該地購買到比清國士兵使用的更先進製造之火槍、火藥及子彈／今屏東縣車城鄉射寮村〕卸下大砲、彈藥。威脅利誘下，卓杞篤屈服（總兵劉明燈與北路協副將曾元福賜其名「必麒麟」／CE 1867年10月10日，李仙得第1次會晤卓杞篤）。9月26日，霍恩Horn又南下社寮見李仙得與必麒麟，但稍後離開未見卓杞篤

10月10日，在恆春東門東3公里出火（猴洞社通往2股頭人射麻裡社之路途上，今恆春鎮山腳里赤牛嶺）東1公里，古名叫「出火山」（volcano）的地方，美國與南排灣18社代表訂立（口頭）盟約，稱之為「南岬之盟」。內容要求外國人沒事不可上岸，海難登陸人員須舉紅旗（可能排灣族視「紅色」象徵和平、止戰）為號否則格殺勿論（同意不得任意侵犯漂流民之生命財產安全，已經動搖了4大社對於龜仔律社的權威，更動搖了既有經濟基礎所引起的必然／各社此後尊重歐美船難登岸者的生命財產，並且給予救助，但登岸者須舉紅旗為號）。南岬之盟的雙方「和平談判」（這是瑯嶠地區首次由18社領域與縱谷平原區之各個聚落代表，與2大外來勢力進行跨族群、跨聚落乃至跨政權的會談）代表，美方派出的是美國外交人員、駐廈門領事李仙得，而臺灣方面，南排灣18社原住民派出的締約代表則是部落頭目卓杞篤（Tauketok）。出席者尚有法國人寶內Bernare、英國通譯必麒麟、瑯嶠漢人（粵人頭人林阿九、車城頭人、射寮人未出現在文獻上）、通事吳世忠、嚮導彌亞 Mia 、滿清知府吳大廷、臺灣鎮總兵劉明燈（1838-1895／CE 1855年18歲中武舉，仕途CE 1861年入左宗棠楚軍，CE 1867年調臺灣鎮總兵，冬日率軍部官員北巡，在淡水廳新竹湖口劉氏家廟贈本支百世匾。CE 1868年冬因「樟腦戰爭英船砲擊安平事件」，後調甘南各軍提督，CE 1878年為父母丁憂，由青海解甲歸田）｛劉明燈在臺有形資產留存至今不多，就8個：坪林虎字碑（同治7年冬坪林石牌越嶺頂／坪林茶業博物館內）、草嶺虎字碑、雄鎮蠻煙碑〔在噶瑪蘭廳界三貂社距草嶺頂前約1公里處山腹間（清嘉慶年間臺灣理藩知府楊廷理率部開闢之草嶺古官道上），劉明燈書「雄鎮蠻煙」4大字，其碑摩崖用「壓地隱起」雕法，寬3.5米，高1.1米，以卷草紋及4蝙蝠框線，橫幅陰刻行書4字。右上角為「同治六年冬」，下款為「欽命提督軍門鎮守臺澎掛印總鎮斐凌阿巴圖魯劉明燈書」〕、金字碑（金字碑古道上）、礁溪勅建協天廟匾、新埔劉氏家廟本支百世匾、車城福安宮劉提督碑、臺南大天后宮德媲媧皇匾｝、理番同知王文棨。當天李仙得等即越過生番地區，往島西南端大樹房前進，勘定設立砲臺地址，憑弔美軍陣亡的場所，然後回至琅嶠。同時，李仙得與中國官員達成共識，將瑯嶠地區交由文、武職官員共治，並由遠征軍先行於大繡房建立臨時堡壘〔可確認清國治權擴張至長期不承認她的化外之地；隨時提醒龜仔甪社之承諾；可成為無數漂民之安全避難場所。14、15日，士兵用棕櫚樹幹及沙包圍成圓形碉堡砲臺，並設置了3門大砲。但之後遭拆除，有2門大砲及守軍移防柴城（Chiasiang／車城）／CE 1869年2月底、3月初，李仙得再訪，發現碉堡已傾圮荒廢，守兵也已撤至車城，雖立即函報美國公使，卻無下文〕。10月12日，劉明燈進紮龜鼻山（今鵝鑾鼻）營盤。14日，會晤李仙得。南岬之盟結束後，劉明燈勒石於車城莊福德廟（今福安宮），即三川殿前左牆轉堵上之「劉明燈統帥過福安村提名碑」，俗稱「劉提督碑」（高108公分，寬56公分）［北路協副將曾元福留下「穀我南彝」匾額／另外，三川殿前右牆轉堵上之「嘉勇公福康安頌德碑」（亦高108公分，寬56公分），地方稱「福公碑」，告訴世人CE 1788年（清乾隆53年）清代參贊大臣一等超勇公（海蘭察）和欽命大學士中堂將軍嘉勇公（福康安），曾經為了剿捕林爽文、莊大田追兵到此勒石］。10月20日，砲艦「挑戰者號」護送巴士島人回家後，返廈門途中經大樹房，李仙得與船長、卡羅爾Carroll會晤於海濱（李仙得婉謝他們順道載返打狗之厚意，而步行回到瑯嶠）。卓杞篤僅派遣女兒在保力庄透過粵人與必麒麟之翻譯與清廷代表接觸，更明確表示拒絕與清廷談判。23日，隨將軍們大隊出發，中午抵楓港。下午3時，抵莿桐腳夜宿。24日上午11時，搭小戎克船抵東港，之後又步行，于午夜到打狗。25日，李仙得登上「義勇兵號」，但船卻開往臺灣府安平港。27日晨，雖出發惟船又灣靠澎湖群島（the Pescadores）。30日下午5時，終抵廈門

新到任臺灣府最高軍事首長劉明燈鎮總兵首例開啟北巡又叫冬季巡視，由臺南臺灣府城出發，至當時之東北疆極地，即宜蘭噶瑪蘭廳城，來回約600多公里，並依定在農曆春節過年前返回臺南總兵署。當年北巡期約在今西曆12月至1月底，約60天期

12月13日，李庥（Rev. Hugh Ritchie／1840-1879／1867-1879在臺）牧師帶著懷有身孕的妻子伊萊莎（Elizabeth C. Cooke／1828-1902／CE 1884年6月，因病退休離開臺灣），自倫敦經142天左右航行，抵達打狗〔CE 1866年，宣教會已派遣麥大辟牧師（Rev. David Masson）前往臺灣，但竟在廈門外海（另一說在南中國海）發生海難〕。他是一位畢生在臺灣傳道的基督長老教會牧師，CE 1874年設立第1家客家教會（南岸教會），也是該教會第1位前去臺東宣教的牧師〔蟳廣澳Chimkongo、石牌Chiohpai（石碑、花蓮縣富里鄉石牌村）、石雨傘、里弄、迪階Takkai等地之教會，也均是他一手創設〕

12月18日，臺灣雞籠外海地震引發大海嘯，造成雞籠、金山沿海嚴重傷亡（雞籠發生8呎高之海嘯，且港內露出海底／〈漫遊基隆〉，德約翰Dodd）

冬天，地理學家柯普希〔柯柏希／葛顯禮／Henry Charles Joseph Kopsch／1845-1913／CE 1896年光緒帝下詔正式開辦國家郵政後，出任海關造冊處稅務司兼郵政總辦，成為清廷第1任郵政總辦／梅花鹿華南亞種（Cervus nippon kopschi）是以其名命名〕從福爾摩沙北部河流搭乘土船〔長15.5公尺，橫樑（最大船幅）2.1公尺，深0.9公尺，桅桿9公尺高，裝附有竹帆。全部由1英吋之樟樹板材組成，從船首至船尾不須另一塊連接。而板材榫接肋材，使板材牢牢結靠在一起，一艘船有7塊肋材〕進行勘測（偏重新店溪與大漢溪的觀察，而同屬淡水河系之基隆河則僅附帶提及硫磺坑），並於CE 1870年發表，名為〈北福爾摩沙河流紀行〉。從滬尾首抵艋舺（Banca，即蟒甲、文甲、莽葛，凱達格蘭族語moungar之音譯，意即獨木舟及獨木舟聚集之地。而Mkgogan群至今仍保留Bnka的用語／「蟒甲者，刳獨木以為小船也」，周鍾瑄《諸羅縣志》／乾隆年間（1736-1795）臺北盆地內貨物集散中心／CE 1832年，噶瑪蘭通判姚瑩《臺北道里記》：「艋舺民居鋪戶約四、五十家」更說「艋舺為淡水最大城鎮，巨商富戶，接萃於此」），之後往東南新店溪｛Chin-tam-ki／河港大致有港仔嘴（今板橋江子翠）、水尾（今中和區／日治時期稱永和庄，附近有中和溝、瓦瑤溝與新店溪交會）、網尾寮〔文山堡河（即瓦瑤溝）與新店溪交會口，小舟上溯可抵南勢角〕、秀朗、景尾〔今景美／景美溪（霧裡薛溪）和新店溪合流處，景美溪可至深坑、楓仔林、石碇，為茶葉重要運輸要道／清代以迄日治初期，溪仔口與景尾街相當繁榮。至CE 1920年代，因臺北小南門經景尾、木柵、深坑至石碇之輕便車通行，以及CE 1921年萬新鐵道（前身為CE 1910年代輕便鐵道，自南門專賣局抵新店至龜山，以接駁木柵、深坑、石碇的煤礦。CE 1919年，臺灣首家民營都市鐵道公司「臺北鐵道株式會社」修築從縱貫線萬華站抵新店之蒸汽鐵道線，並使用與縱貫鐵道一樣之3呎6吋軌距，CE 1921年通車即萬新鐵道，CE 1970年拆除／臺北鐵道株式會社前身為臺北輕鐵炭礦株式會社，主要是鋪設人力輕便鐵道，從現今之臺北市古亭捷運站一帶到新店、深坑到景美）通車，河港之舟楫水運乃被取代〕、新店、曲尺｝之龜崙蘭（Ku-lun-ham，龜崙蘭溪洲，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附近，新店溪較上游頂溪洲位置），於（公館山）山腳之拳頭母（Kung-tao-mu／今萬盛、福和橋附近）渡夜。又經梘尾（景尾／Kiang-pih／「梘」ㄐㄧㄢˋ，「樋」之義，即通水器，直圳道塞、溪壑阻隔，水難逕達或恐分而他流，乃製木或竹架空遞接以導之故稱／一般用桂竹內管戳洞引水，稱水梘）、溪子口山（仙跡岩／景美山，僅萬盛之內埔山／蟾蜍山與之對峙）、十一命（Shih-i-ming／今政大道南橋附近，因開闢之初有11人被原住民殺害）、仙山（坡內坑／木柵高工附近）、風石〔景美溪北岸石壁坡（木柵路5段）之風洞石／今「風洞石聖公廟」〕，下午5時抵楓仔林〔Pung-a-na／今新北市石碇（利用溪中巨石繫繩碇泊，故稱之）區豐林里，新店溪航運終點站。CE 1828年有閩南人林先傳招墾戶，由水返腳至此拓墾〕，之後（原欲至嶺腳）經9小時辛苦抵達水返腳（Chin-teng-kah）再返回滬尾。之後曾經由艋舺、新莊抵中莊（今桃園市大溪區中新里），第2天前往大姑崁

現時荷蘭海牙市國家檔案館ARA（'t Algemeen Rijksarchief、Nationaal Archief）藏有諸多地圖，這些地圖有CE 1867年盧伯（Pieter Arend Leupe／1808-1881）所編地圖目錄和CE 1914年之地圖目錄續編第一。目錄第300號是漳州、澎湖等地之圖，製作者是摩西•克拉斯生•柯曼士（Moses Claesz. Coomans），製作年代為CE 1624、25年間。其中繪有澎湖本島（Phekno／大嶼，Great Island／日人稱之Hoko、ほうこけん）、漁夫島（漁翁島、Fisher Island、日人稱之Bokoto、中國人自西元1世紀起即稱之澎湖Peiho／西嶼，West Island、Gyo-o）、白沙島（澎湖島／Pehoe、Hakusia），其北有吉貝嶼（Kiat-poe-su）、鳥嶼、員貝嶼、小門嶼，南方有桶盤嶼、虎井嶼、八罩島（今望安）、將軍澳、七美嶼（Junk Island）等。對岸繪有漳泉沿海之一部分，金門、廈門則未有註明。第301號（亨德利克•阿利恩生／Heyndrick Ariensen測量）是澎湖至大員島、魍港及漁夫灣等地沙洲淺灘情勢之海圖，其中有一潟湖即漁夫灣（Vissers baeij，即「堯港」，漢人漁夫採捕之地）、普羅民遮Provintie城、一鯤身島、北線尾島、大員（Taijowan）、黑沙丘、魍港（Wanckan）及澎湖。第302、303號（亦為亨德利克測量）是大員等地情勢之海圖（A北線尾島上第2灌木林，D黑沙丘，G北線尾島東南邊之商館，F城堡）。第305號是熱蘭遮市等地之暗礁的彩色海圖（「臺灣史料集成」謂係CE 1640、50年間所測繪，而它與CE 1914年刊行之地圖目錄續編第一第148面第141號地圖其形狀幾乎完全相同，推測有可能是同一人在同時代所繪），其中繪有鯤身島（南方停泊處）、熱蘭遮城（'t Fort／Casteel Zeelandia）、熱蘭遮街（De Stad Zeelandia，即楊英《延平王戶官從征實錄》所云之「臺灣街」）、北線尾〔北方水道（'t Noorder Canaal）、南方水道（'t Suider Canaal）、「方形堡」即海堡、北方停泊處〕、鹿耳門、鹿耳門溝口（'t gat van Lacjemoie）。第305-a號是彩色稿件，自現時基隆港口至野柳半島間之海岸線頗精確。第305-b號是雞籠和平島城堡部份圖，為CE 17世紀彩色稿圖，包括西南角之北荷蘭（Noord Holland）堡及城堡東北高地之維多利亞圓堡。另外，第306號是大員（Tayuwan）灣等之寫生圖，亦約繪製於CE 1624、25年間。第307號是「福爾摩沙島北海岸暨雞籠島圖」（維希必Vichbee繪於CE 1667年），為彩色稿件，自和平島、中山仔島、桶盤嶼、雞籠港口及至現時洴水澳附近之海岸線甚是清楚。盧伯地圖目錄第271、272號則是中國沿海部分圖及臺灣島等圖，均為17世紀稿件，其中臺灣全島無論北部和東部都已有地名和地勢之註記，且中國沿岸自廣東至浙江，繪得頗精細，在內陸沿北江、贛江也有河流及地名的註記，故可推想此2幅地圖係荷蘭據臺後期時的地圖

德川將軍奉還政權，明治維新政府成立（「明治」取自《易經》：「聖人南面聽天下，向明而治」），結束了自源賴朝開幕府以來，延續676年之武家政治

夏天，在德約翰Dodd幫助下，德國學者薛提利（舍特里格／Arnold Schetelig／在香港行醫）博士造訪蘇澳附近之原住民部落，第1次從事2個部落語言之科學田野調查

清廷官員於蘇澳（宜蘭林木資源豐富）建造1座蒸汽鋸木廠（steam mill），達飛聲Davidson說那是中國官員自動，而非在外國人慫恿下，第1次使用蒸氣動力設備。福州船政衙門職員吳標南也前往宜蘭採辦木料，就在大南澳「設堡筏木」。而霍恩Horn在美利士洋行資助下（洋行可行銷殖民地一切產出，而有利可圖），也從淡水和雞籠增聘組織一批人手（有葡萄牙裔、墨西哥人、美國人等），到南澳、大南澳建立防禦性聚落（推測可能在今宜蘭縣南澳鄉左右山，而其所僱傭之清國人部落遺址則在今南澳鄉公所附近），採伐木材、萃取樟腦，並利用伐木後之跡地種植馬鈴薯、稻米與菸草，他聲稱當地在大清版圖「界外」，不屬中國，他有權建立屬於他的殖民地

蘇澳建造一座蒸汽動力之官營鋸木廠

中校布魯克爾Brooker船長〔指揮「雪薇雅」（H.M.S Sylvia）軍艦環島一周，測量全島海岸水道（並搜尋船難漂民）〕於調查福爾摩沙海岸水文環境時，依其船名將島上第2高峰命名「雪爾維亞」（Mt. Sylvia、monte Silvia、Sessen、Sessan，雪山主峰高3,886公尺）。而德約翰Dodd則用己名，於CE 1865年（發現油井不久後）將該山區命名為「德約翰山脈」（Dodd or Western Range）

南岬之盟，是李仙得給卓杞篤之斯卡羅王國統治的穩定〔卓杞篤其試圖改變既有漂流民處理慣例的作法，勢必面臨內部其他番社之挑戰。CE 1871年的八瑤灣琉球人事件，即是卓杞篤無法規範既存慣例的例子。亦即這個危機持續到了CE 1874年牡丹社事件仍未化解，但留下了一個建立在卓杞篤與李仙得個人關係的對外談判管道。而大股頭人便是以身為18社內外物資迴路之中介者，配合納貢、巡察儀式與神話，作為18社領域的整合者牢牢地鞏固其統治權威。大股頭人定期在不同聚落間進行之儀式，除了具有整合18社的認同功能之外，亦有統籌分配物資流動的意義存在。在這個意義上，大股頭人成了18社與外部的漢人中介者商人唯一合法貿易對象／強行干預18社與縱谷平原區2大領域以「番割」等中介者對海難物資，特別是漂流民的交換規則。以上代表了一個強大之外來者，除了破壞原本劃分縱谷平原區與18社區域的並行之海難物資交易慣例，更打破了瑯嶠地區既有的區域劃分狀況，動搖維持社會穩定之經濟基礎／縱谷平原區分別有以射寮及大樹房為首之土生仔、柴城為首的閩南人、靠近四重溪中游之統領埔保力粵庄（瑯嶠地區在CE 1810年代尚未有明顯之閩粵分地現象，而到CE 1830年代已有明確的保力、統領埔之分。而粵籍移民與山區之原住民結盟，是以「圈內人」身分和其往來，附庸關係以及婚姻模式，應為粵籍得以合法定居在原住民領域邊界的2大要素。其中附庸關係除包括納租外，更需負擔攻守同盟之義務）、位於通往2股射麻裡庄門戶的猴洞平埔番社；18社則分裂為四重溪中上游的牡丹社群攻守同盟、以及港口溪流域之4大社直轄領域。這些聚落彼此依貿易以及婚姻網絡進行動態的聯繫，並時有結盟與衝突。這些貿易網絡藉由海路聯繫界內與界外東部地區，使得瑯嶠地區聚落間的交易彼此鑲嵌在一起〕。李仙得與卓杞篤見3次面，第1次是口頭會談，為和平起頭。第2次是文字訂約兼敘舊。第3次是算續約，當時卓杞篤表達對南岬之盟已盡心盡力，對其他部落開始不受控制頗為煩心，以及對後繼者問題的隱憂。一翻敘舊後，卓杞篤怕族人在他無法視事後不遵南岬之盟，當眾宣導南岬之盟，續約成功，李仙得在其日記皆有載明，因此斯卡羅的統治權不穩及後繼者年幼等問題，李仙得是知道的。牡丹社事件爆發，李仙得為日本規劃整體戰略，日軍一登岸，兵鋒直指牡丹社及其附屬番社，打敗後即退兵，暗助斯卡羅王國大股頭繼續穩定統治18社。牡丹社事件是李仙得給他老朋友卓杞篤生前最煩心之統治不穩的最後一個交代與精心安排。日軍走了，斯卡羅的潘文杰續行統治（代表著粵籍勢力在各個聚落之競爭中脫穎而出，取得瑯嶠18社地區對外的代表權），但天不從原住民願，中國從此「開山輔番」，斯卡羅衰亡（《瑯嶠十八社頭人卓杞篤家族與恆春半島族群關係之變遷（1867-1874）》，曾明德，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論，2017）

 

CE 1868年：（清同治7年／太平天國18年／日慶應4年，明治元年）

元月，杰韓〔M. Guérin，CE 1864-1866年間擔任法國駐淡水副領事。CE 1866年，其朋友、時任福州關稅務司法國人美里登（鄂仁•艾曼•德美里、Baron Eugène Herman de Meritens）男爵得知他生病，請人將他從部落強行帶下山，再從高雄搭船往香港，但CE 1867年死於香港。法國駐北京公使團醫生馬丁Martin先生在CE 1882年發表之記述中曾提及，他「在番人部落中」生活2年〕先生與貝爾納（M. Bernard）先生在巴黎《地理學報》（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共同刊登〈福爾摩沙島的原住民〉一文，並附有1張臺灣原住民部落地圖、以及1篇〈泰雅方言詞彙〉（Vocabulaire du dialecte tayal）文章（其中有2首歌詞：泰雅族獵頭歌、單身漢祈婚歌       ）

元月底，懷特White由臺灣府動身抵灣崎（臺南市關廟區彎崎）。次晨，經山杉林Sus-sam-la庄抵六龜里，打獵

3月，英商怡記洋行私自收購價值6,000餘元之樟腦（同村陳氏家族告發，供應人蔡氏家族遭逮捕／CE 1863年，清廷下令樟腦收為官辦），在彰化縣五汊港（今梧棲港，日治時期稱新高港）被滿清官方沒收（怡記插手樟腦交易，侵犯臺灣中部豪族及官商利益）。之後，怡記洋行代表必麒麟Pickering為收回這些被沒收的樟腦，前往五叉港與清方談判，但在其途中被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梁元桂之汛兵襲擊負傷（在鹿港遭襲、避難淡水德約翰Dodd家中，後往廈門）。此後英國駐打狗領事傑美遜（Jamieson）、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LeGendre介入，使案情升高為國際衝突

3月19日，發生「舊城教會焚搶事件」，相關人員有教師高長／高掌、陳齊／打鳥陳（以上2人為初代信徒）、程賽、林便涼（以上2人為夫妻），結果高長被捕，甚至連埤頭（鳳山）教會也受到民眾攻擊。20日，馬雅各醫生、英國領事官、「約拿斯」（Janus）號艦長凱皮里約（Captain Keppelyioj）及其砲艦士兵一起前往鳳山縣衙門搭救高長

4月24日，舊城（今高雄市左營區）基督教信眾淡水人莊清風因強迫新婚妻子許云涼入教，遭眾庄人打死（其實是少妻無意與他離家避難），成為臺灣長老教會第1位殉教者，是為「莊清風被殺事件」

4月上旬，史溫侯赴海南島旅行。秋季，則至張家口（Kalgan）旅行

4月，美國攝影師西德尼（S. Sidney）在廈門和李仙得領事乘坐美艦「阿魯斯圖」（Aroostook）號〔指揮官畢爾斯禮（Lester Anthony Beardslee）〕前往南岬［今鵝鑾鼻（Go-luân-phīnn）／排灣族語Goroan、Goloan？（日文標音ゴロアン）之音譯，為帆船之意，因附近南灣有岩石似帆船，而臺語稱岬角為「鼻」／龜仔甪鼻（Ku-á-lut-phīnn）臺語發音很像鵝鑾鼻／日治時期鵝鑾鼻寫成「鵞鑾鼻」，日文「ガランピ」，Garanpi］與卓杞篤換約，因惡劣天氣無法成行，返回打狗途中暫泊枋寮外海，拍攝了一些下山原住民的照片（鵝鑾排灣族語意為「帆」，而漢人稱突入海中之岬角為「鼻」，故鵝鑾鼻即有「石似船帆的岬角」之意，也曾稱沙馬磯頭，見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灣府輿圖〉及乾隆《      》）

暮春，阿理文Ernst與李仙得一同走訪臺灣府，拍下目前已知最早的熱蘭遮城影像

6月，馬雅各醫生和李庥Ritchie牧師，聯名上書英駐清公使阿禮國Alcock，報告他們在臺灣傳教之受迫害情形，阿禮國乃致書恭親王奕訢，要求嚴懲並照價賠償損失

秋天，英商寶順洋行（Dodd & Co）原向艋舺民婦黃莊氏租屋作為行址（有意在艋舺焙製烏龍茶），但遭在地黃姓角頭排外而反對。經理顧爾〔吉爾／嘉姓／科爾／Crawford D. Kerr／其孫葛超智（George Kerr）在228事件期間為美國駐臺副領事，著有《被出賣的臺灣》（Formosa Betrayed／Boston：Houghton-Mifflin, 1965），陳榮成 譯，1991，前衛〕及職員貝爾德（博德、S. Godfrey Bird）強行入住（6月12日），雙方乃發生流血衝突，是為「艋舺事件／艋舺租屋案」〔當時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聞訊，立即搭兵船趕來處理（10月24日從廈門抵達），原因正是德約翰時為美國駐淡水兼差副領事。英砲艇Fanus號、美船Aroostook號也相繼趕到〕。但使得「番勢／番仔勢」（靠著洋人而起家）買辦李春生（廈門人，13歲受洗為基督徒Christion／1838-1924／建議水野遵發放紳章，攏絡臺灣島上受民眾景仰之鄉紳、士紳與讀書人等，並獲採行）遭去職｛CE 1857年，李春生成為英商怡記洋行廈門總行掌櫃（等同經理）。CE 1861年，在廈門自營四達商行。CE 1865年或1866年受聘為臺灣寶順洋行總辦（相當洋商經紀人），負責管理茶葉種植與生產。CE 1872年，任英商怡記洋行大稻埕分行代理人。後來自製茶葉外銷而成為「本土茶王」，兼經銷三達石油公司媒油，財富躍居全臺第2，僅次於板橋林家〔合組「建昌行」／合建大稻埕建昌街、千秋街（今貴德街）及附近洋樓〕。CE 1874年牡丹社事件時，撰寫〈臺事〉7篇投刊香港《中外新報》，建議與日議和、加強臺灣防務、移民墾臺、振興產業，是很早提出臺灣具體經營策略者。CE 1879年，捐300坪地及2,000日元，建濟南教會（今仍位於立法院旁）。《主津新集》一書則匯集他CE 1875-1893年的投稿論述，內容涉及時務、宗教、道德。他的自強思想，被認為是清領臺灣第一洋務思想家。因時常調解民間、外商、官方，乃有「番勢李仔春」的稱號。CE 1896年，李春生以視察員身分隨總督樺山資紀到日本考察，記錄此行觀感寫成《東遊六十四日隨筆》，是本島人所寫之第一本遊記。第8天，他就決定「斷辮改妝」，並驚覺現代化與教育之重要，回臺後宣揚斷髮放足的改革。CE 1916年，其孫創立新高銀行（CE 1923年併入臺灣商工銀行，也是第一銀行前身），他是最大股東｝，更導致了洋行離開艋舺（今萬華）轉到大稻埕發展（CE 1869年，在大稻埕另設寶順分行。另外，至少到CE 1877年2月底以前，北臺寶順洋行仍保有原先在艋舺之分行，還是唯一一家在艋舺有分行之洋行）

10月初，良方濟神父與傳道人莊阿成哥〔CE 1863年，領洗加入道明會第3會，開始溝仔墘（彰化濱海／「溝」通常指水深處之「海溝」。「澳」則是深水港之處，有澳之名大部分出現於離島，而臺灣本島地名有澳者，大多集中於東北與東部，至於西部海岸水多不深，比較為人知的是彰化「番仔挖澳」和「王功澳」。閩南語之「垵」是海灣，有時也被寫成「灣」，例如臺南北門蘆竹溝一帶有「灣頭」之名）之傳教，並協助中部地區羅厝庄和沙崙仔教會的興建〕，搭乘菲律賓宿霧原住民伯多祿•加連志諾（Pedro Cuarentino）之私人戎客船前往雞籠，航行42天（之前4月底，道明會華人神父江味增德（Vicente Kang）在郭德剛神父陪同下，也落腳雞籠，並花費700披索買住屋），但良方濟神父終因健康不佳，於CE 1869年借道廈門回到前金。CE 1870年，江神父江房舍委託英商德約翰Dodd先生和加連志諾照顧。CE 1880年，副會長楊真崇神父將房舍賣掉，放棄重建北部之宣教事業

11月20日，2艘英國軍艦［「大鴇號」（艦長Johnson絨生）與「阿爾及利亞／阿爾傑蘭」（Algerine）號（海軍中尉戈爾登／茄噹Colonel Lieut Gurdon率領）〕進入安平停泊〔3月，英商必麒麟因樟腦出口問題與臺灣兵備道發生衝突，英軍軍艦駛入安平港砲擊熱蘭遮城？，並闖進城中引爆火藥庫，軍裝局受損嚴重，史稱「樟腦戰爭英船砲擊安平事件」（取消洋人貿易、旅行、居住與遷徙之限制，使得臺灣更加開放，有更多外國人來臺）。而熱蘭遮城主堡之4座稜堡已完全坍塌，惟下堡西側之2個稜堡竟留存下來〕。21日，登陸佔領熱蘭遮城。25日下午4時，戈爾登艦長砲擊清軍安平防禦工事。26日，英軍攻陷江國珍駐防之安平水師協署（其實此時英軍未曾砲擊熱蘭遮城／〈清末臺灣安平砲擊事件之研究〉，陳德智，南投縣：《臺灣文獻》，第61卷第3期，2010.09）。27日，吉必勳乘大鴇號抵達安平後，絨生艦長乃登陸摧毀設於熱蘭遮城之軍械庫（軍裝局／當年之門額為水師協鎮楊鉀南所立，現則移置於安平古堡外，任風吹雨打陽光曝曬）及彈藥庫（火藥局），避免發生意外（此時英軍才爆破性毀壞熱蘭遮城）。11月29日（農曆10月16日），福建官員廈門道臺曾憲德與臺灣府英國領事吉必勳（John Gibson）簽訂《樟腦條約》，正式廢除臺灣樟腦官辦，而臺灣樟腦進出口徹底落入英國人手中。之後，吉必勳因英政府不認同其武力行動〔史溫侯認同署（佔缺代理之意）領事吉必勳之作法，仍縱容他而沒接管其職務，使得清英交涉愈加惡化〕而被免職（CE 1869年6月，史溫侯再度來臺接管）、鬱鬱至死，而李仙得也被當時美國駐清公使弗雷德里克•費迪南德•洛（鏤斐迪／Frederick Ferdinand Low）斥責並警告

依據10月29日，英駐清公使阿禮國Alcock照會總署恭親王函，史溫侯其實在10月29日之前（11月下旬，發生英船砲擊安平事件之前近1個月），即奉命前往臺灣處理日漸緊張之樟腦問題，但他在12月11日（以「駐臺領事」身分搭乘「雷納多號」軍艦）方抵打狗（迄CE 1869年元月底前仍滯留南臺，之後「稱病」離臺），又拒絕接管善後事宜，反令駐臺署理領事吉必勳繼續處理，自己卻「分心」利用時間寫了評論CE 1866年柯靈烏Collingwood臺灣行（批評柯靈烏無法鑑定遠東行所發現之鳥類，不過臺灣北方3島之描述頗具價值）與自己赴張家口之旅（〈A Trip to Kalgan in the Autumn of 1868〉，後刊登於《J. R. Geogr. Soc. 1870, 40》）2篇文章（分別於CE 1869年元月15日及18日寄自打狗），不願涉入爭端的「不沾鍋」心態可見一般

12月25日，馬雅各醫生將埤頭及旗後之禮拜堂和24名會員，託與李庥牧師及助手黃智嘉接任負責。29日，帶領吳文水、高長自旗後搭船前往安平，在二老口街府東巷尾之許厝（老式3進平房，第1進醫館、藥房、外科房、病房，第2進禮拜堂，第3進僕人房、客房、倉庫等。今臺南市衛民街26-30號／青年路一帶？）租賃設立「禮拜堂」和「二老口醫館」〔今新樓醫院（CE 1874年，英國宣教師們在府城西竹圍境崙仔頂興建一2層西式洋樓，當時稱之為「新樓」／CE 1900年落成，今臺南市東區東門里東門路一段）前身，即「舊樓醫館」〕，臺灣教會因重返府城，乃邁入另一發展階段

12月間，法國技師、福州兵工場兼船政局煤鐵監工督逢（杜邦／M. Dupont）奉派來臺調查雞籠煤區，包括雞籠、深澳、艋舺、淡水及北部沿海各村，並提出一份秘密報告（《南臺灣踏查手記：李仙得臺灣紀行》，Robert Eskildsen英編，黃怡 漢譯，pp.196-201，前衛，2012）

史溫侯於《朱鷺》季刊（Ibis, 1868, 4：pp.52-65, 353-354）發表2篇文章，分別介紹廈門4種新鳥類文章，以及4月上旬到海南島旅行之見聞

德籍商人美利士〔James Milisch，出生於德國漢堡Hamburg之艾本多夫（Eppendorf）／自稱漢堡駐艋舺領事／CE 1865年10月初，抵淡水定居，接著成立美利士洋行（Milisch & Co.），之後則被認任命為北德意志聯邦駐臺灣領事。CE 1868年夏天，美利士洋行替雞籠之中國海關建屋，員工霍恩Horn為此前往蘇澳選購木材，且與蘇澳以南山區之（泰雅族）原住民部落頭目簽約，永久承租Lamo（南澳）和Talamo（大南澳）2處谷地的土地／Lamo谷地即今之朝陽社區〕夥同英國人霍恩Horn到南方澳與南澳，從事殖民、拓墾事業（成立「大南澳國」／CE 1895年，達飛聲Davidson曾在蘇澳附近見過霍恩的混血女兒）。曾經把南方澳及加禮宛兩地熟蕃，用船載運至南澳，並建立防禦柵欄和一座有角樓之碉堡［建造碉堡之處，應該是靠近浪速港（今朝陽漁港，日語「浪速」音譯Naniwa／娜娘仔、那娘仔）的龜山］以防衛新建住屋，也命熟蕃往山中伐木、抽藤bejuco、墾植，大做山產開發與運輸事業，此舉引起噶瑪蘭通判丁承禧抗議。CE 1869年（清同治8年），英國更派出軍艦至蘇澳，在大南澳停留3日，實際支持霍恩的屯墾行動（第1宗涉外林政案件）。就在清廷與英、德持續交涉之際，CE 1869年10月卻傳來霍恩遭遇船難溺斃的消息〔甘為霖牧師在CE 1896年〈Formosa under the Japanese〉一文中透露：霍恩在英國領事之命令下，不得不離開臺灣，雖然其工作剛開始可以賺點錢。而白尚德（Chantal Zheng）CE 1999年在《十九世紀歐洲人在臺灣》指出，英國領事館（駐淡水副領事額勒格里Gregory）當時（1868.05-1869.10）定期登記之死亡名單中沒有霍恩的名字，因此認為他只是背負莫須有之罪名，成為外交祭壇上的犧牲品，不得不黯然離開臺灣〕，其屯墾行動後繼無人，「大南澳侵墾事件」才告落幕。CE 1870年初，大南澳開墾區遭清廷夷平

 

CE 1869年：

元月，淡水海關稅務司廷得爾（愛德華•天特／泰恩特／Edward Core Taintor／1839-1878）跟隨美利士Millisch拜訪「大南澳國」（元月23日，從蘇澳搭平埔族小船約3小時，抵大南澳著陸點。並向內地作短程旅行、搜集平埔族語言、紀錄平埔族生活習慣和特性。亦曾見一座砌石城堡及高大之防禦木柵。2月3日，回到蘇澳／亦曾記載有一漢人在東澳建立鋸木廠，砍伐木材運至雞籠販賣，也正準備興建一樟腦蒸餾場／〈The Aborigins of Formosa,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Asiatic Soc.〉，1874），記載「至少有8個不同國籍之人士，包括2名蘇格蘭佬、1名德國人、1名美國人、1名西班牙墨西哥人、1名印度臥亞來的葡萄牙人、1名馬來人，以及各式各樣之漢人及平埔族」（為踏查大南澳James Horn 殖民情形及泰雅人而來，記錄南方澳之風俗及語言，亦曾到訪猴猴社）

2月至3月（或至4月）間，史溫侯搭乘「鴿子」（Dove）號砲船上溯楊子江，沿鄱陽湖、漢口，遠至四川重慶府考察長江流域及航道可上溯至何處

2月28日，美國政府以清廷政府過去推託南排灣原住民非清廷（中國）之管轄為口實，自行再派代表｛李仙得、必麒麟、打狗關稅務司滿三得（I. Alexander Man／1814-1908／大清海關《海關報》曾報導）等3人，於2月21日搭乘小戎克船自打狗出發。24日，莿桐腳過夜。26日，抵瑯嶠灣，中午12時登陸。27日，早上10時半出發，下午1時抵猴洞。之後漢人苦力逃跑，但雇到客家苦力（並描述瑯嶠地區的形勢時，特別將「平埔番Pepo」有別於所謂的「混血種half-caste」）。而卓杞篤上山打獵，乃至射麻里社頭目伊薩（伊厝／Esuck／Yee Suk／Isa）家拜訪。28日下午3時道別，日落前抵猴洞社（今恆春鎮城西里猴洞山），與頭目陳阿三〔Assam／由鳳山移來之馬卡道平埔族，19世紀中期定居於位於18社門戶之猴洞社一帶／CE 1875年因築恆春城，而被迫東移至山腳庄，後來因生計問題移居至四重溪庄以及射麻裡庄，最後遠徙至臺東公埔（今花蓮縣富里鄉）一帶〕一起過夜。3月1日10時，返抵射寮。2日下午2時起航，經楓港抵枋寮。4日，遇強風靠岸東港附近。5日上午7時，安全抵打狗｝於射麻里社與卓杞篤（但未親自出席，而李仙得方面贈送大量禮物）簽訂書面「親善合約」中英文備忘錄〔是懂漢語之卓杞篤太太的聾啞弟弟主動要求，要以白紙黑字的方式簽訂協議。而卓杞篤在文本反覆強調的是不可隨意進入番社之村莊或其狩獵的地方，僅能在指定地點如豬朥束港（今港口溪出海口）、大板埒溪（即羅發號船員被謀害處之岩礁以西處）進行補給／即範圍僅限豬朥束港及大板埒（石牛）溪，且禁止上岸者前往山丘與村莊／這份協議主要是針對外來者而言之妥協。任何試圖改變慣例的作法均會動搖卓杞篤其統治之權威，18社領域自漂流民取得物資之作法沿襲已久，甚至成為一個特有的經濟來源。但在外在巨大力量壓迫前提之下只能退一步做出妥協，而最後的底線就在於如何有效維持18社的邊境〕，並建築燈塔，且保證日後不再殺害西洋船舶海難人員等等。此親善條約便成為美國與臺灣南排灣族原住民雙方直接簽訂的「國際條約」（人道救助協議？），據傳此條約尚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及屏東旭海（其實真正的文本已迭多年。CE 1902年李仙得兒子威利（William LeGender）位於美國紐約州（Mount Kisco）的寓所發生大火，燒毀了李仙得33年在東亞活動收集之種種文物與紀念物／CE 1869年2月28日，李仙得第2次會晤卓杞篤）

5月，李庥Ritchie牧師在客家村莊阿里港（屏東縣里港鄉）開設教會

6月，史溫侯再度來臺（接管吉必勳Gibson領事職務，處理樟腦戰爭事件）修補與地方官府之關係，這應是其最後1次臺灣之旅了

下半年，史溫侯又請1年半病假，取道日本、舊金山，搭火車橫跨美國，從美東搭船返英。9月，抵倫敦。27日，從倫敦投寄《朱鷺》季刊（Ibis, 5：pp.463）發表〈我從清國返鄉〉（Letter Announcing Return From China）

9月11日，伊巴亞特島（Itbayat Island）島民獲柴城居民協助〔在CE 1867年南岬之盟簽訂後，西方文獻上首次被報導的事件為CE 1869年9月11日伊巴亞特島（Itbayat Island）島民受到柴城居民的救援。雖然柴城代表自稱這是因應南岬之盟而有之救援行動，但根據漂流民的描述，在18社領域之南岬登岸時「被5名漢人掠奪」，而抵達柴城後被送到打狗，與之前之例子相較，其實恆春半島有2種對於漂流民的送還系統。柴城之救援行動較近似於瑯嶠地區非18社領域的慣例。因此，真正能反映18社領域之狀況，為同年底發生的美利士（Milisch）洋行戎克船遇難事件〕

9月，馬雅各醫生派來自木柵之李豹回木柵傳道，但李豹力不從心。CE 1870年初，馬雅各醫生乃親自前往了解，4月建禮拜堂

10月，馬雅各醫生又前往芎蕉腳對岸西側之瓠仔寮（大武壠族茄拔／加茇社聚落，從玉井盆地一路遷徙過來，定居於森林下方不虞水患之頂埔臺地，惟常遭魯凱族下三社芒仔與萬斗籠2社原住民出草，乃移居離森林稍遠之下埔臺地，入夜後全村更避入長滿瓠瓜之草寮一帶，而原住民出草僅得類似人頭之圓圓瓠瓜而回，遂停止出草，茄拔社人因感念而將聚落定名「瓠仔寮」）

10月，淡水德商美利士Millisch洋行旗下中式帆船（戎克船），駛往臺灣東北角購買木材，做為在雞籠建造樓房之用。回程中遇強風被往南吹去，最後船體沖上豬朥束溪（今港口溪）之北的岩岸（確切日期根據黃富三之考證為CE 1869年11月3日，〈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下，《臺灣風物》第33卷第1期，1983，p.93）。船員35人中，17人罹難（包括霍恩Horn），剩下18人僥倖生還（1名馬來人、1名馬尼拉人、16名噶瑪蘭平埔族人），之後沿沙灘來到卓杞篤領域（豬朥束社）卻遭留置。不久，必麒麟Pickering 獲報後與休吉斯〔許妥瑪／Thomas Francis Hughes／派駐打狗海關（1870-1872），之後轉調廈門，再調至打狗海關出任代理稅務司（acting commissioner／1876-1877），前後服務於大清帝國海關長達37年（1865-1902）〕等人前往南岬。11月12日，從打狗搭漁船南行。13日晨，抵楓港下船，接著徒步抵琅𤩝（今車城），並在社寮村（射寮／Hia-liao／保力溪入海口，溪北為福佬之新街，溪南則為平埔之社寮）受到張光清〔於CE 1851年／清咸豐元年入墾新街，另在龜山三家厝、恆春龍泉水（今恆春鎮龍水里）等地也皆有田宅〕之最熱情招待。14日，南行經猴洞東方出火山附近，再轉東行抵豬朥束社（今滿洲鄉里德村／主要有3個聚落：豬朥束、蚊蟀山頂、欖仁溪。最早遷入者為粵籍人曾姓家族，至今已混居5世），之後來到整片一望無際之大草原且可眺望太平洋之處，傍晚抵卓杞篤住處（但撲空），是座以茅草、竹枝蓋頂，泥磚為壁之單層樓建物，且入口設有防風、防曬之竹簾，形成離壁3呎的夾層通道走廊。屋內則以竹材和泥漿做成之隔板隔成6間，無天花板，除入口垂掛野獸頭骨外，可說毫無裝飾，一點也看不出任何代表威權的象徵（第1次記載大頭目生前之住屋陳設），之後被帶到拘留僥倖者漂流民的房舍（休斯在豬朥束社中遇到對其外國人身分十分不友善之龜仔律人，幾近動武），晚餐也受到盛情款待。11月15日早上，拜會卓杞篤，協議完成（由道臺梁元桂支付開銷）後並接受餐宴，桌上居然還有雪菲耳及伯明罕之銀湯匙和銀叉子的整套餐具。最後，那18人平安返抵臺灣府［〈走訪18社頭人卓杞篤〉（Visit to Tok-e-Tok, Chief of the 18 Tribes, Southern Formosa），Thomas Francis Hughes，《皇家地理學會會刊》Vol.16：265-271，1871-1872，龔飛濤 譯］

11月17日，溝通地中海與紅海之「蘇伊士運河」竣工通航

12月，李仙得領事與攝影師愛德華茲Edwards抵淡水，在英商德約翰Dodd陪同下，展開由北到南之陸路大縱走之旅（這是李仙得第7次造訪臺灣）。他拍攝了雞籠、滬尾，以及北投硫磺泉、梘尾（今景美／「梘ㄐㄧㄢˋ」指用來飲水灌溉之木橋，「尾」則指越過景美溪的送水端地區）之木製水管、油井。之後，樟腦（在五汊港被淡水廳沒收）商人必麒麟Pickering也於大甲（李仙得、德約翰、必麒麟及轎夫，留下在一棵大榕樹下休息之合影）同行南下，並於嘉義、王公廟（今新營）、安平、臺灣府、木柵（今內門木柵）、六龜里（今六龜）等地留影〔李仙得、德約翰及必麒麟完成橫越中央山脈之考察，還登上莫里森山（玉山）〕

今年，馬雅各醫師到木柵訪問行醫並在CE 1870年2月設立基督教臨時聚會所，4月設立新港社教會稱木柵教會（CE 1871分出岡仔林教會等），在傳教時馬醫師發現羅馬字單語與羅馬與漢雙語的契約而加以保存，即新港文書

 

CE 1870年：（清同治9年／日明治3年）

2月上旬，愛德華茲Edwards在大路（Tao-lah）、舊城（今左營）、打狗、萬金庄拍照

6月，美利士因於CE 1869年與美商柯林士（C. E. Collins）計畫經營雞籠煤礦（但地方當局不肯蓋印而失敗，租金等費用似未收回）致虧空甚鉅，被怡和洋行停止其代理權，而由寶順洋行總攬業務。而美利士在洋行倒閉後，乃離臺赴上海

8月7日，李庥Ritchie牧師在木柵教會為兵元生、卓枝清等4名拔馬人施洗。並在馬雅各醫生、李庥牧師、高長傳道師協助下興建拔馬禮拜堂

9月，烏牛欄社族人潘開山武干（武干舍、開山舍／old Kisanhia）打獵槍枝走火受重傷，經由樟腦商人必麒麟Pickering介紹，輾轉至臺南就醫於馬雅各醫生處，住院期間受基督教義洗禮、感召，3個月後返回烏牛欄乃自辦聚會所，成為埔里基督教開創者，更是整個中部地區基督教傳播之大功臣（CE 1873年10月，曾提供最大獵物有多支叉角之大花鹿予史蒂瑞Steere作標本）

打狗苓雅藔之陳福謙第1次將砂糖從打狗運到橫濱。CE 1874年，在橫濱開設「順和棧」砂糖貿易商行，開闢臺灣砂糖銷路

馬雅各等英國長老教會人士於CE 1870、1871年間，在新港社後裔主要移居地—木柵（CE1870年4月／高雄市內門區木柵里？）、柑仔林（CE1871年元月8日）、拔馬（Poahbe／CE1871年3月／臺南市左鎮區左鎮里／中正里？）、岡仔林（kongana／CE1871年11月）等地設立4所教會，即所謂之山岡四站（Four Hill Stations）

淡水海關稅務司官邸建成，建築整體以白色為主，被稱「小白宮」，位於今新北市淡水區真理街15號

清廷再派官員會勘雞籠煤田建議開放，由官府設局試辦，頒行〈民營煤窯開採章程〉，不過仍禁止洋商介入經營

史溫侯於《倫敦動物學會會刊》（Proc. Zoological Soc. London）發表〈List of Birds by Mr. Cuthbert Collingwood during a Cruise in the China and Japan Seas, with Notes〉，評述柯靈烏Collingwood遠東行（CE 1866-67年）採擷之33種鳥類〔其中5種（灰面鵟鷹、家燕、磯鷸、白腹鰹鳥、玄燕鷗）係CE 1866年在臺灣東部及東北部沿岸所收集〕，以及〈清國揚子江以南與臺灣島之哺乳類目錄〉〔Catalogue of the Mammals of China（South of the River Yang-tze）and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內含39種臺灣產哺乳類，其中14種冠上史溫侯姓氏）。在《博物學期刊》（Ann. of Nat. Hist.）發表〈On Four New Species of Birds from China〉，其中黃嘴角鴞（Otus spilocephalus Hambroecki、Spotted Scops Owl、Ephialtes hambroecki／臺灣特有亞種，史溫侯紀念荷據末期為理念而殉道之漢布洛克牧師而命名）和領角鴞2種產自臺灣

雷昂•胡瑟〔Léon Rousset，1845-1926／從CE 1868-1874年擔任福建省福州船政局自然科學教師，CE 1878年出版《縱橫中國》（A travers la Chine）一書，其中以數頁篇幅闡述了當時之臺灣島情況〕以觀光客身分搭乘蒸汽船從福州抵達淡水，之後搭船前往艋舺、基隆，在基隆受到海關稅務司羅伯特•霍夫（Robert Hough）和英國副領事馬嘉里（Augustus Raymond Margary，1846-1875）先生的熱情接待

 

CE 1871年：（清同治10年／日明治4年）

年初，巴宰╱巴則海族大社信徒在潘交根阿打歪之住宅（教會左側，隔臺中市神岡區大豐北街另側）聚會，而第1任傳道人向寶於元月20日派駐該地。9月，李庥Ritchie牧師施洗9名信徒。11月，建成禮拜堂（今神岡區大豐北街85巷內）。第2任傳道人是CE 1873年元月〜CE 1879年元月服務於該地之王安崎

2月10日，長老教會宣教團德馬太醫生（Dr. Matthew Dickson／主持臺南教會醫院，第1位將種痘法引進臺灣之醫生／CE 1871年2月10日抵臺接任馬雅各醫師，CE 1878年元月8日離職返英，在臺共7年）抵臺南，他是英國長老教會第2任駐臺醫療宣教士，曾引進疫苗接種

4月2日下午5時，由於英國宣教師馬雅各醫生的引介，蘇格蘭攝影家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1837-1921／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中宣讀CE 1873年3月10日出版之《南福爾摩沙旅行札記》（Notes of a Journey in Southern Formosa），敘述精簡深入，較少抱持帝國主義、殖民心態立場，去衡量「未開化」地區的價值，乃典型之自然史報導，書中並附詳細的島內路線圖，且收錄於皇家地理學會CE 1873年年鑑中／《一具相機走中國》（Through China with a Camera, 1898）一書中曾提及臺灣之旅行，惟偏重個人感情抒發／另在《麻六甲、印度支那與中國間海峽：十年海外旅居歷險記》（The Straits of Malacca, Indo-China and China or, Ten years' Travels,  adventures, and residence abroad）中，對福爾摩沙之旅也有詳細紀錄］與馬雅各醫生從廈門啟航，經澎湖群島抵臺灣打狗。4日，搭上「福爾摩沙」（Formosa）號汽船往臺灣府。5日上午8時，抵安平港（曾拍攝熱蘭遮城照片，呈現隨風鋪陳海沙、竹籬笆茅屋，甚至犁整完成之沙地畫面），拜訪道臺（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是福建省轄下臺灣府之最高行政長官／黎兆棠）申請入山「簽證」。之後經大目降（Twa-ba-kang／新化）、那拔林（Ta-bah-ta），於9日（星期日）下午4時左右抵拔馬（Pao-be／Poah-be，西拉雅平埔族卓猴社／今臺南市左鎮區左鎮里／中正里？）村，多數原住民平埔族人還紮著辮子，在此拍下了南臺灣內山地界的第1張平埔族照片。10日上午7時離開拔馬，途經崗仔林〔在此拍下了南臺灣內山地界的第1張風景照片〈崗仔林附近〉（Nem Kong foliage. Near Kong-a-nah, Formosa, 1871）／11月，興建「崗仔林禮拜堂」，後稱「崗仔林教會」、「崗林教會」〕、308高地、長寮埔，午後抵木柵〔Bak-sa，西拉雅平埔族新港社／CE 1870年4月11日落成「木柵禮拜堂」，為竹管骨架與茅草（非瓦片）屋頂之構築。CE 1877年7月中旬，再次改建落成／今高雄市內門區木柵里〕社。11日（星期二），往甲仙埔方向挺進，接著來到柑仔林〔Ka-mar-na／高雄市內門區溝坪里柑子林溝／溝坪（早期稱「猴坪」）溪谷早有原住民西拉雅族大傑顛社人移居生活／左鎮區二寮里柑子園？／CE 1871年元月8日設立「柑仔林禮拜堂」，CE 1889年南遷至韭菜崙，10月完成重建稱「溝坪教會」。CE 1937年再南遷至頂庄，至CE 1946年12月，改名「永興教會」（今高雄市內門區永興里頂庄5號）〕。再經今日之天山文衙殿（高雄市內門區狗屎坑）抵三岔路口，並越過大埔山（或大坪山／今高雄市杉林區杉林里）及六龜里溪（La-ko-li River／今荖濃溪）、山杉林（山杉茂盛之林，山杉即「竹柏」／CE 1920年後地名簡化為「杉林」）、山杉角（山杉林聚落角邊之聚落）、糞箕湖、內灣仔、火山（高雄市內門區集來里）、十張犁、火山橋、八張犁（山杉林至八張犁之區域原住民族群屬4社平埔：茄拔、霄里2社），下午約5時抵匏仔寮（瓠仔寮／匏子寮／Pa-ah-liau／今高雄市甲仙區寶隆里／臺南市六甲區大丘里？）。12日下午3時出發，下午5時抵甲仙埔〔以前稱「東阿里關」，阿里關即通往山地之關門之意／CE 1722年（清康熙61年）大武壠社自噍吧哖移居楠梓仙溪西岸，之後茄拔、芒仔芒、霄里等3友社人亦陸續遷移，大武壠社人「甲仙」乃於CE 1736年（乾隆元年）越過楠梓仙溪，來到東岸排剪社故地墾拓，並以外來生活物資作為安居樂業代價之約定／今高雄市甲仙區關山里阿里關〕夜宿。13日，在武裝嚮導丁才（Teng-Tsai／Teng-tsâi）等2人護送下前往六龜里方向，之後受黃-Ko（Hong-Ko）家族款待投宿在荖濃（住民以大武壠族芒仔芒社為主／今高雄市六龜區荖濃里下荖濃聚落／土地原屬拉阿魯哇族領域／以給付外來生活物資為代價，讓2族群和平共存，學者稱此互動模式為「撫番租」）。14日約下午2時，隨嚮導Goona（Goan-a／古納／黃家小兒子／《尋找湯姆生：1871臺灣文化遺產大發現》，游永福，遠足文化，2019，p.194）及武裝嚮導前往六龜里（〈穿越惡地形〉，《福爾摩沙大旅行》，劉克襄，玉山社，2015，p.152-177），從荖濃沿直瀨溪下游河段，再經水東瓜（水冬瓜）、水東過、獅額頭，於下午約6時半摸黑到達六龜里（La-ku-li，原住民語音音譯／住民以大武壠族芒仔芒社為主）。15日早上6時，繼續南下，經后山南稜（或大貢占山北稜）轉枋寮（Pang-liaux／伐木鋸板工寮集居而成之聚落）並來到火山（Hesoa），並與武裝嚮導分道揚鑣（嚮導往北回甲仙埔，湯姆生等西返木柵），然後循來時路返回（劉克襄則推測是經美濃偏北附近山谷回到內門），於下午6時左右再抵內門木柵社。16日，馬雅各醫生雖發燒生病，但仍主持禮拜宗教儀式。最後回到打狗港。他還和馬雅各醫生在崗仔林平埔族人家中，參觀裝飾鹿頭骨的太祖媽壇，驚嘆連連〔約翰‧湯姆生拍攝了臺南熱蘭遮城（今安平古堡），更背上沉重的攝影器材深入山區，走過木柵、甲仙、六龜及荖濃溪流域，真實記錄100多年前的地貌及西拉雅族，包括獵人、少女、漁夫等，為臺灣的南島族群留下永恆的容顏，也成為19世紀「世界看見臺灣的第一個印象」〕

5月，史溫侯正式接任英國駐寧波領事（CE 1873年年初中風，暫離領事職位），且兼任奧匈帝國、丹麥駐寧波領事，並在《倫敦動物學會會刊》中發表，介紹清國（含臺灣）675種鳥類（〈A Revised Catalogue of the Birds of China and its Islands, with Descriptions of New Species, References to former Notes, and occasional Remarks.〉 Proc. zool. Soc. London：337-423）

7月23日，英籍「倫敦城堡，勞登城堡」（London Castle、Loudon Castle）號之大副及船員12人抵打狗，報告在臺灣西南岸瑯嶠灣發生船難而棄船，同時船長與船員共11人，於船難處對岸登上陸地。30日，霍必瀾（Pelham Laird Warren）接獲英國駐臺灣府領事有雅芝（Authur R. Hewlett）命令，便親自前往南部搜救船難者。8月2日，自埤頭啟程至枋寮，中途於東港過夜。之後接獲消息，船長及1名學徒已獲釋，但要負責帶回他們自己與其他9名船員的贖金，而他們是落入槺榔林（Tanglanglin）村頭人陳福愿（Chen Fuyuen）之手。8日20時左右，登陸射寮。9日早上，8名船難船員逃脫，走到射寮。經協調，最後1名伙夫被送至射寮。14日，破曉從射寮出發，16日抵打狗（根據霍必瀾於8月2日發表之調查報告，勞登城堡號並非於18社領域遇險，而是在射寮南方7、8里處的瑯嶠灣沉沒。11名漂流民上岸後，被1個「名義上歸屬中國」的部落頭人「Chen Fu-Yuan」帶往內陸，除了船長與1名學徒被釋放外，剩下之9人必須要支付包括船長每人1,000元的贖金才得以釋放。到了8月剩下1人尚未逃脫。霍必瀾在8月時親自調查，發現此部落不歸卓杞篤管轄，而頭人Chen Fu-Yuan 亦無勒索贖金，推測應該是中間的漢人上下其手所致。最後霍必瀾在射寮時聽到卓杞篤希望能與李仙得見面，以便續訂南岬之盟，而這整件事也成為李仙得於CE 1872年3月最後一次拜訪卓杞篤的起因）

9月13日，中日簽訂以「日清提攜、互相援助」為主旨之《清日修好條規》及通商章程，開放臺灣淡水及安平港與日本正式貿易

9月，艾德華‧葛利（Edward Greey）在《法蘭克‧萊斯里圖解新聞報》（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中發表一系列〈臺灣—福爾摩沙〉短文，故事從安平港開始，提到猴山、熱蘭遮城、臺灣府城牆、孔廟、鄭成功廟、紅毛樓／番仔樓／赤崁樓、考棚、天后宮、半月樓、板輪牛車〔荷車／番仔牛車／番仔大輪／車輪直徑約150-170／耕牛與板輪牛車是加速推動平埔族走進歷史時代的一對巨輪，但也是漢人給平埔族套上之枷鎖，將他們推入血淚斑斑的剝削體制。日治初期才普遍改成4輪，前2輪較小而後2輪較大，輪與軸之間用粗木條支撐。CE 1931年左右，有的牛車改用橡皮輪胎／是西拉雅人創造的，由（2片堅實半圓形）木板拼成實心大輪，《被誤解的臺灣老地名》，陸傳傑，p.311〕、距鳳山約15哩之滾燙溫泉（今屏東縣新園鄉田洋村泥火山）、嘉義南方Kia-e 20哩處之水火同源火山（今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村）、艋舺、淡水紅毛城、淡水美國駐臺榮譽領事館（曾素描該行懸掛之美國國旗）、茶葉、蓪草、油田（礦物性松脂油）、雞籠／煤港（Coal Harbour）、硫磺山谷等，總結是這個島嶼在「福爾摩沙」美名之外，可稱為中國海上物產最為豐富的蓬萊仙島

9月，李庥Ritchie牧師及馬雅各醫生欲造訪埔里社，他們先至大社（9人受洗，建造小教堂事宜已準備完成），惟後因連日大雨而取消埔里社之行

11月，馬雅各醫生離臺。返英之後，因多年勞累健康大損，至CE 1883年12月，再回臺灣。後又因夫人染病，於CE 1885年4月，再返英國。馬雅各醫生前後在臺灣工作7年9個月。CE 1899年，長子馬約翰醫生（Dr. John Praston Maxwell）被派往中國進行醫療傳教（經過42年返英），而其次子馬雅各2世醫生（Dr. John Laidlaw Maxwell）則於CE 1901年2月抵臺，曾經接任CE 1874年建築之新樓醫院院長，他前後在臺醫療傳教22年

12月初，巴克斯船長〔Capt. Bonham Ward Bax／著有《遠東海域／東方之海／東方海域：英國皇家海軍艦艇「侏儒號」在中國、日本和福爾摩沙之航行記敘及從高麗到黑龍江俄國韃 靼 沿海地區和東西伯利亞的描述》（The Eastern Seas, 1875）一書，描述自己航遊遠東各地之傳記〕向打狗港洋商借幾匹小馬（Chinese ponies），供軍官於海灘賽馬，還提及福州市洋商界有賽馬協會。之後於CE 1872年，曾到蘇澳灣有關接洽原住民善待西方船難漂民之探勘

12月10日傍晚，英國基督教長老教會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1841-1921／1871-1917在臺傳教，共約46年／CE 1876年大英博物館報告中記載，甘氏曾寄贈294種臺灣植物予該館／CE 1879年蝶類學者A. G. Butler所發表之新種「雌白黃蝶」（Ixias insignis），即是根據甘為霖於臺灣府所採集之標本，來加以命名／《中國植物誌》第3卷（1903-1905）中，有列出15種甘氏採集之植物，地點多為臺灣〕牧師〔於故鄉「自由教會神學院格拉斯哥分校」（Free Church College, Glasgow）攻讀神學，7月19日被艾靈頓教會倫敦中會冊封為海外宣教師，9月7日自利物浦（Liverpool）搭船出發，10月底抵香港，又搭小型汽船至廈門（Amoy），再乘小帆船橫渡海峽，最後以竹筏接駁上岸〕抵達打狗（Takow），受到李庥牧師接待，他是第2任英國基督教長老教會駐臺牧師，致力中南部教區之開拓，也是第1位造訪中部泰雅族、賽德克族的牧師。11日，由英國皇家海軍艦艇「侏儒」（H.M.S Dwarf）號船長巴克斯Bax協助由安平（An-peng）港上岸，前往臺灣府城臺南，曾見赤崁之普羅民遮城原址興建了海神廟。當時馬雅各醫生剛於幾個月前離開臺灣，府城只有德馬太Dickson醫生1位宣教士｛CE 1886年，甘為霖牧師是第1位前往澎湖傳教之宣教士（約250年前，琉頓Rev. Joannes Lutgens牧師在澎湖致力數年之傳教工作／普魯士宣教士郭士立Gutzlaff牧師，也曾於CE 1831年短暫停留澎湖）。CE 1891年9月，於臺南市二老口街街口（今衛民街北門路一段路口一帶）洪公祠設立「訓瞽堂」學校，引進布雷爾點字機（布萊葉／Braille dot-system），為盲者出版點字書籍，因此被稱「臺灣盲人福利之父」，主要教師為林紅〔Lim Ang，寶斗仔（今彰化縣北斗鎮）人，曾受聘泉州盲人學校（盲光堂）任教9個月。CE 1892年9月，臺南教士會正式通過任用案，直至CE 1897年3月訓瞽堂停辦，之後被臺南教士會聘為傳教師，在嘉義新港一帶傳教，CE 1900年9月謝世〕先生。CE 1897年，出版《中國的盲人》一書。CE 1917年2月22日歸國，共服務臺灣45年又2個月，CE 1921年9月7日過世｝

日本人山崎繁樹、野上矯介合著之《臺灣史》中，記載的故事乃是摘錄自「生還者仲本築登之等人的筆錄」而來，加上另一位日本人室伏可堂原著日記本所載的內容也大同小異，因此他們留下之記錄可能比較接近宮古島漂民的故事「原型」（其中仲本是首里出身）

12月11日（農曆10月29日），發生「八瑤灣琉球人事件」。一琉球宮古群島（宜蘭東方海面，琉球群島最南端，含宮古島、石垣島、西表島及附屬小島嶼）所屬漁貨兩用船（年貢搬運船／「山原號」上載頭人及官員69人，包括平良青雲、上宗根玄安等人，另一艘「中立號」安返故鄉。《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三）牡丹社事件》，林修澈，2017）赴琉球那霸中山國首里王府繳納「年貢」（非藩屬國向宗主國之「朝貢」）後（農曆10月18日／11月30日），歸途中因颱風失事觸礁，宮古島人3名溺死、66名遭風漂至今臺灣屏東縣滿州鄉之八瑤灣（北瑤灣／巴瑤灣／排灣族語Tjuavudas，「大沙漠」之意，即今「九棚」海岸，排灣族語Kaliavan，「很多」之意／陳梅卿總編纂之《牡丹鄕志》也認為是在港仔鼻岬角的礁石帶，但確定之登岸地點位置是在「今港仔村港仔Carulit小漁港處」／劉還月老師則認為應是出風鼻Cokuikan稍北到鹿寮溪之間的「巴丹洞」／高士佛部落耆老華阿財（松田勇、華裕財、法吉洛克‧瑪發瑠／1939-2018／歷任牡丹鄉長、屏東縣議員）長老認為宮古島漂民的船，是在八瑤灣北境之港仔鼻岬角，朝北面的礁岩上失事的，同時他還斬釘截鐵地認為，他小時候還見過那艘破船殘片，一直都棄置在礁石上。而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郭素秋老師所撰〈八瑤社的起源〉也談到華阿財口述的故事／恆春在地文史工作者念吉成老師，則認為宮古島漂民船破登岸之地，應該是八瑤灣南境的鼻頭岬附近／屏東縣政府在鼻頭岬角北境，珊瑚礁岩與沙丘接壤處不遠之九棚溪出海口，立了1塊「宮古島漂民登陸地」的解説牌，說明這個地方是官方認定的宮古島漂民登陸地），其中1人島袋龜〔1850-1926，首里人／是CE 1871年漂流民遇難事件之倖存者，事件發生時與其父島袋次郎同被凌老生、楊友旺等人相救。出生於沖繩之臺灣總督府技術官僚照屋宏（1875-1939／交通局鐵道部工務課長，沖繩出身）在〈牡丹社遭難民墓碑改修報告書〉（1927.03）中收錄了與島袋龜的訪談結果，最後被藤崎濟之助收錄在其著作《臺灣史と樺山大將》（1926）中〕建議，分組用小舟接駁上岸（農曆11月6日／12月17日），並遇2名平埔族馬卡道人〔日文史料上為「支那人」／客家系漢人兄弟，他們並非奪走島民衣服，而是為制止島民不要前往西方之排灣族部落（〈「牡丹社事件」の発生原因についての一考察—パイワン族と客家系漢族との交渉を中心に—〉，大浜郁子，《第四屆臺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論文集》，2011，p.77-86）〕建議他們往南走，但遭其任意搶奪衣物而轉往西走。農曆11月7日（12月18日），進入高士佛〔滑思滑／高士滑／Kuskus／排灣族巴利澤利澤敖（巴利澤利澤烏／Parilarilao／Paliljaliljau 不同記音）群／大耳人（此乃每位蕃民皆穿了耳洞足以嵌入日本20錢銀幣，或有懸吊木製、貝殼磨成圓形狀之物、認同標記）／高士佛社之Saqacengalj（鑿石板之工具）舊社，是現在屬於草埔後社管轄下的 Chinakaran（水坑，位於楓港溪北岸，隔溪與伊屯斜對）居民遷來恆春半島後建立之第1個部落。佔地約3.5公頃，計有83座石板屋家屋。依山勢分成12階背西向東平行排列的舊社，今已被劃入恆春事業區第60林班地內，西港仔山北境的緩坡上。保存完好之舊社遺址，從牡丹鄉高士村的上部落高士佛山橋東橋頭沿往北之產業道路前行，一路蜿蜒緩坡約8公里左右，右側有牡丹鄉公所立的「高士石板屋遺址區導覽解說牌」，沿解說牌旁小徑進入便可到達遺址。之後約在300年半前，他們來到了高士佛山西麓，中間路部落東邊約500公尺處，名叫Aumaqan（アーマカン，澳瑪干）的地方，建立了佔地約1.5公頃的第2石板屋聚落。牡丹鄕公所在石門村中間路部落東北境之產業道路入口處旁，立有「中間路石板屋遺址區導覽解說牌」，沿產業小徑上山，約半小時可達路下方，建在緩坡上的石板屋聚落。高士佛人建立之第3部落，是位於竹社溪流域的Cacevakan（カセヴァカン，卡什巴幹／意為「切割石板之處」）舊社，也是高士佛人所建之最後1個石板屋遺址，擁有頭目家屋1座（面積約為100平方公尺，屋前有石板鋪設之平臺）、22間家屋（每座佔地面積約50平方公尺）。牡丹鄉公所平常有定期派員整理，保存狀況不錯，因而被列為「牡丹鄉10大景點」。高士佛人之第4部落，是位於芭拉溪右畔的Linivuan（リニヴアン／哩尼夫岸／離泥不岸）舊社，而這裡也是宮古島人所到之部落，更是「牡丹社事件」時被日軍屠社的地方。之後乃往河左岸找尋新社地，遂分散遷徙到Caliguan（或Tjaruviljuaq，ジャルビレク，加魯必勒苦）、Tjaqaculju（ジャカクルジュ，加卡姑魯久）及Putung（プートン，布東）建立3個部落，從此才將逃離遭難之地稱為linivuan，而新居處（也就是高士佛社的第5部落）皆位於高士佛山東南方，另還有一部分的人遷往八瑤。日本人為了更方便監控管理族人，以居地安全為理由，要族人持續往東邊遷移，最後要他們分別落戶在Gade（ガッデ，加德）、Dangadangas和Sapeljikan 三個地方，並在Gade社建立了日本神社（今高士小神社），這個部落就是高士佛社之第6部落。最後高士佛社的第7部落，就是現在之高士村，這是民國34、35年間，Gade、Dangadangas和Sapeljikan 3個部落全都遭強烈颱風摧毀，迫使他們只得往東邊的中港溪中游河谷地帶遷徙，依地勢建立Quvulj（今之上部落）、Sadjungdjung（今之中部落）及Tjapacic（今之下部落）等部落。88水災後，有部分族人家屋被毀，在官方主導下回到Gade社地建立永久屋〕社｛室伏可堂報告：當時看到4至5名蕃民正在「圃圍」內工作／劉還月老師認為，看到之蕃民應是恆春阿美族八瑤阿眉社人或麻美望社人，之後原本在田裡工作的恆春阿美族人便領著他們前往大社高士佛社／室伏可堂報告：蕃民帶領著來到約有15、6戶住著梯屋之高士佛社部落，梯屋都是茅屋，有男女居住〔所以Linivuan舊社應該是竹木和茅草蓋的梯屋，且在CE 1874年被日本軍隊燒光。為了揭開Linivuan的神秘面紗，劉還月老師曾帶領田野工作小組到舊社範圍內進行2次田野調查，印象最深刻的便是挺立在部落入口的茄苳神木，其他就只有溪澗的取水處以及一些整地後砌出的駁崁，還是一些屋基的砌石，此外不見任何一片稍大一點，可供砌牆的岩塊，更不要說大型可做為牆或是立柱的石板，可見石板屋從來不曾在這裡出現，竹木和茅草蓋的梯屋是比較可能的╱華阿財先生在汪明輝計畫主持，高德義撰稿的《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歷史記憶委託研究報告建置計畫 排灣族研究報告書複查版》中，華阿財口中的Linifonga（也就是Linivuan）舊社：新部落Linifonga在水庫的東南邊，也就是高士佛山南側那一帶，遷移到那邊應該是CE 1870年，時間很短。CE 1874年日本的軍隊就過來了，日本軍隊來的時後，部落也還沒安定也沒有石板屋，然後連祭典、頭顱架都還沒有架，日本軍隊來了，全部的東西都燒光光，片甲不留，所以高士才流離失所，離開那個地方，所以叫Linifonga，意思是戰禍之地，禍害之地，高士經過這樣的過程〕。他們以很特殊的食器裝滿飯給一行人充饑。到了下午7時許，以唐芋（芋頭）加上米飯（這是他們的主食）3大鍋給眾船員吃，夜晚就住宿在梯屋房間（未被識別為敵人，而是依照先前當地「漂流民」之慣例收留一晚）｝並受到招待〔請「喝水」（友好表示）解渴及煮「蕃薯塊」（vineljukui）食用〕。8日早晨，依照部落規矩警告琉球人不能擅自外出，否則會被視為敵人看待，接著「外出狩獵」的武裝高士佛族人除了採集食物之外，亦有可能是藉由其他管道通知保力、統埔的粵籍商人已有琉球漂流民上岸，可以到位於雙溪口之番產交易所進行交易。但琉球人因心生疑慮、不告而別〔「對陌生者的不信任感」說／引起高士佛社憂慮，部落有被入侵之風險，遂追殺 or 大批琉球人先行逃離導致高士佛社人無法與番割以既有「以人換物」方式談判／日本人類學家紙村徹以《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中在排灣族內獅頭社所採集之「內文社代表與斯卡羅2股射麻裡社因違反禮儀而幾近開戰」的口碑（紙村徹堅持廣泛利用《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的成果，來建立起一套理解當時日本殖民時期前瑯嶠地區的社會結構），提出66名上岸之琉球漂流民，因為接受高士佛社招待，未獲同意便離開引發了殺機的「違反餐桌禮儀」（テーブルマナー／Table manner）說。相似之邏輯也見於華阿財於CE 2006年接受的口訪。華阿財表示，一旦喝了部落所準備的水，就必須遵循部落之規則，否則會被視為敵人看待／大浜郁子在CE 2007年《臺湾原住民研究》之牡丹社事件專號中，則重新檢視史料，以CE 1867、1869年同樣在瑯嶠地區失事的巴丹島漂流民並未接受招待卻也遭受攻擊之案例，回應紙村徹的「違反餐桌禮儀說」在同樣排灣系之部落中並不成立。且進而提出「人（與）物交換不成立」說：除了因為來自宮古島的琉球人可能基於家鄉流傳之「大草鞋傳說」（即八重山群島以西之大島上住著會獵首的族群。可將大草鞋隨波漂流至宮古島西邊的海面上，以嚇阻來自西部大島上的獵頭族不會入侵宮古島）之恐懼而逃走（「因狩首族傳說萌生之恐懼心」說），激起原住民的殺意之外，根本的導火線在於在原住民與在雙溪口之「蕃產品交換所」主人凌老生的交涉中，無法達到雙方滿意之交換所致（CE 1928年島袋龜版本是說原住民要求以「酒2樽（=2桶酒）」來交換，但凌老生沒有，因此談判破局而引發殺機，〈牡丹社遭難民墓碑改修報告書〉，1927／當以高士佛社為主之牡丹社群的原住民，無法依循既有的番產交易管道將琉球漂流民送至位於雙溪口之「番產交易所」時，為了保護部落內部的秩序，遂發生了大量琉球人遇害慘劇）。而保力粵莊甚至將凌老生作為投機商人的負面教材，反之凌氏後代則肯定祖先主動救濟琉球人之英勇行為，並認為後世僅記得保力庄總經理楊友旺，卻忘記其祖先的貢獻，正是仕途順遂之楊友旺及作為市井商賈凌老生的差別／作為翻產交易中介者之凌老生與鄧天保，在交易漂流民的過程中，對於原住民可能對漂流民採取之暴力行為，以及番割對下游統埔、保力2庄能動員的人際網絡，可能都是促使雙方在短時間內得以談妥交換條件的籌碼之一。換言之，凌與鄧2人作為純粹牟利之中介者，促使原住民最後對漂流民採取暴力手段，是可以在短時間內迫使下游的粵人以物資交換漂流民的原因（〈台湾事件と漢番の仲介者—双溪口の人びとのまなざし，林淑美，2008，p.178-179〉）／紙村徹認為清代「番產交易所」可用博蘭尼（K. Polanyi）之「交易港」（ports of trade）概念來理解，以費德廉（Douglas L. Fix）的說法是「貿易站」（trade depots）／曾明德：「違反餐桌禮儀說」與「人物交換不成立說」兩者並非互斥，在番產交易角度下來觀察很有可能是同時並存的狀況〕，分散遁走至「雙溪口」（劉還月：神奇的是，這趟先上山再下山的行程，一路翻山越嶺崎嶇難行，千辛萬苦地從後山來到前山，66名宮古島漂民竟然一個都沒少，這一大群外來者是怎麼辦到的呢？）。而高士佛社人此時要求凌老生等粵籍商人立即以一定數量的平地物資交換漂流民，否則會全部加以殺害。最後在時間所逼之下，凌老生、鄧天保利用人際網絡動員下游保力庄之總理楊友旺，利用村中僅存的物資緊急交換剩下的12人。在歷次文獻中出現之「蕃錢45枚、布6匹、牛1頭」（CE 1872年大山綱良版本）、或是「酒2樽」（CE 1928年照屋宏口訪問倖存者島袋龜版本）等各種物資之說法，其實反應了當地「以人換物」的番產交易常態。其中54人遭高士佛社原住民殺害｛農曆11月8日（12月19日），鄧天保〔番割，入贅牡丹社部落頂加芝來社。鄧天保育有5男3女，3個女兒都嫁給了保力庄男性（3女嫁楊友旺），以保持自己之粵籍身分元素，而5個兒子則都留在18社領域，留在上中游的Boutan群部落領域中，以被識別為「自己人」，即利用這種婚姻所帶來的身分模糊性，而得以穿梭在不同領域之間／鄧天保作為粵人與18社兩端之交易商與中介者，透過將兒子（男性子嗣）當作與18社番的接觸點，將女兒（女性子嗣）當作與漢人之銜接點，而確保其身分的流動特質和中介性〕先就地埋骨於「雙溪口」〔應是當時當地之「番產交易所」or「蕃產品交換所」（此名詞首見於CE 1926年出版之《臺灣史と樺山大將》，藤崎濟之助）位置，而凌老生與鄧天保則是番產交易的中介者／今牡丹鄉石門村茄芝路牡丹鄉公所對面一帶／女仍溪與竹社溪匯流處，牡丹水庫入口處，昔日加芝來社（有頂加芝來Chakachiral社和外加芝來Spogodan社之分，兩社呈北南分布／牡丹社是早年從頂加芝來社分出獨立，而高士佛社則是和北方之Sabdek群有深厚關係）所在／劉還月藉由口碑推論雙溪口石門部落是在CE 1935-1936年代之集團移住地，而葉高華博士的最新研究也顯示石門部落為頂加芝來社以及竹社於CE 1935年之集團移住地，先前並無部落存在／日人曾於CE 1874年7月31日，便指派猴洞人賴勝文、統埔庄頭人林阿九向加芝來社頭人溫朱雷索討當時尚存之41個琉球人首級（3個首級不知去向／顯示日方能藉由地方頭人之歸順與合作鞏固自己在瑯嶠地區的權威／《甲戌公牘抄存》，p.101：「倭人使土人賴加禮、楊阿二、陳阿三、陳阿尾等向加之來社主溫朱雷取討卑職追出之琉球人首級44個。該社主當將此項首級如數點交，送還倭營」）。8月17日，枋寮巡檢司周有基亦來取討首級（之前周有基前往加芝來社，要求瑯嶠18番社總頭目溫朱雷or小卓杞篤前去勸說牡丹社將宮古島人首級交給清廷，並切勿投降日本。溫朱雷奉命到了牡丹、高士佛社，賞2社火藥70包、布2疋、豬2隻、酒500瓶及日用品若干，牡丹社人收下禮物，並將51頭顱交給溫朱雷等人扛回。原欲交付給福州琉球館作人情，以示中國皇帝之親切），但遭保力庄眾客家人（統領埔頭人林阿九、湯阿河or楊阿河等人曾協助埋葬琉民屍體，並答應日人管理墓地，且曾奉日軍之命招降牡丹等3社）阻攔，並向龜山日本軍營陳報。26日，枋寮汛守郭占鰲差人送信給保力庄林阿九，書言斷不可將琉民首級交給日本人，需待欽差大臣到後，會以銀錢3、500元獎勵，林阿九懼怕清官究罪而請示日方，左久間中佐便命朱雷速將首級挑至龜山本營地，並保証絕不讓其虧損，於是8月27日，保力庄人和溫朱雷送交日軍風港營所（客家人為義民，一向忠於清廷，但此地粵人卻抱持助日態度，甘願反抗清官命令，於此可知當時清官在當地人民心中毫無份量可言／而日軍渡臺後，發現當地人民需求是免除蕃害之恐懼、脫離清官之暴政，故而「扮演」抑強扶弱的正義角色，安撫民蕃，以進行長久之安定統治）。後來首級由彭城忠平氏送至琉球，合祀在那霸護國寺。而統埔村琉球藩民墓中所埋的則是54人的無頭遺體，悠悠147年歲月，為何這可憐的54名琉球人首身無法合葬？實則日本人將琉球藩民首級回去做人情，而留其無頭屍身在統埔庄，如此一來則給日本人以祭拜為名，施偵查為實的最好理由，時時皆可進出南臺灣〕，後楊友旺等移至統埔（統嶺埔）南郊｝，其餘12人中3人受到凌老生保護，9人藏在鄧天保家中（此時牡丹社人也馳援而至，接續追捕逃脫之人，經統埔後找到楊友旺家中）。9日，12人抵保力庄，獲得阿猴廳興文里保力庄庄長（社寮Sialiao土民）楊友旺｛楊阿告，1827-1915，由佳冬南遷之望族／會同統埔望族林阿九、客家人張眉婆，經「北京專約」約定立碑〔我國（日本）人民，生蕃被殺亡者，遺體現就當時收埋之舊址，更建墓碑表之。將來如有親戚朋友等航客就近港口之際，若欲藉便登岸掃祭者，務望使其即日登岸，拜奠而歸。〕，而將被殺害者遷葬於統埔庄，今屏東縣車城鄉統埔村，即「大日本琉球蕃民五十四名墓」〔現存碑體是在CE 1874年12月2日西鄉從道攻臺時所立，是日人在臺灣所立之最早石碑。琉球藩民墓墓塜及墓碑都是用石垣築成，墓是用琉球當地的土饅頭型式。墓碑立於墓塜前方，花崗岩碑體是自廈門運來，碑高5尺、寬1尺5寸，正面寫著「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後方刻著西鄉從道具名之碑文。西元1927年﹙日昭和2年﹚日人再重次修琉球藩民墓，便是今日所見之貌，這次的重修將原碑柱墊高，在碑柱下方再加了四方型石座，上頭（底座）刻著罹難者姓名（照屋宏調查結果）。戰後鄉民因仇日情結將「大日本」3字抹去。CE 1982年3月3月，中琉文化經濟協會及統埔村民展開了「臺灣遭難者墓地改修等關係市町村協議會」，屏東縣政府與車城鄉公所同意重修琉球藩民墓，CE 2000年時始復原遭到塗抹的「大日本」3字，恢復其原貌，以存歷史之真〕。其後西鄉從道委託頭人林阿九及其子林椪獅，每年招集庄民，於春秋2季祭拜之，CE 1979年列為第3級古蹟，現為屏東縣歷史建築｝及其女婿文煜、宋國隆等人的救助才得脫險（以「1牛車的酒」加「6匹布」及保證牡丹部落不受外人侵入，來利誘原住民）。之後牡丹社人返回雙溪口，發現54具屍體未處理，於是取下人頭，開始「祝首」與「招魂」式（據說頭顱吊掛在現場一棵大雀榕上，位於今牡丹鄉石門國小旁，樹下仍用國徽12道光芒來鎮煞），之後帶回「牡丹群3社」（牡丹大社、牡丹中社、女仍社）按部落規模大小，分配在各社頭骨架上

12月20日，楊友旺之子楊阿財、姪楊阿和，護送12人於瑯嶠灣搭船北上楓港、再經陸路抵鳳山縣府。29日，送至臺灣府城。CE 1872年元月10-18日，由臺灣官方轉送福建福州琉球館。兼署閩浙總督文煜、福建巡撫王凱泰連銜奏准，CE 1872年6月2日，乃遣送此12人從福州出發，7日返抵琉球那霸。之後受難者向薩摩蕃（封建勢力已失）及中央政府求援〔倖存受難者鹿兒島縣官員伊地知貞馨（伊地知壯之丞，因琉球藩之設置而被派往琉球）向鹿兒島縣參事大山綱良報告〕，CE 1872年日本獲知消息，乘機為確立其對琉球之支配，而有犯臺懲番之議，乃於CE 1874年出兵攻打牡丹社原住民

12月29日約16時，加拿大基督教長老教會宣教士馬偕｛偕叡理／George Leslie MacKay／1844.03.21-1901.06.02／1871-1901在臺／CE 1878年5月27日，娶五股坑（今新北市五股區）臺灣女子張聰明〔原名：阿蔥／蔥仔，寡婦塔嫂（北部第1位女信徒）養女〕為妻，育有1子〔叡廉George William／CE 1911年，獲美國麻省克拉克大學教育碩士學位。4月，與羅仁利（Jean Ross／父親即為布魯斯菲爾德教會之約翰‧羅斯牧師Rev. John Ross of Brucefield）小姐結婚。10月，回臺定居淡水，創設今新北市淡江中學〕、2女（瑪連Marry Ellen，嫁陳清義、以利Bella，嫁柯維思／柯玖／1868-1945）｝牧師從廈門搭乘英國式帆船「金陵」（Kin-lin）號抵打狗〔CE 1871年10月19日，由加拿大溫塔里奧（Ontario）省牛津（Oxford）郡左拉（Zorra）村經舊金山、日本橫濱港，於12月5日抵香港（搭乘「美國號」汽輪），之後乘「Rona」號汽輪轉至汕頭，又搭沿海岸北上之汽船抵廈門〕，暫借住英商家中，之後向李庥牧師學習閩南語。當時打狗旗後醫館由萬大衛醫生（Dr. David Manson）接管，而臺南二老口街（今衛民街與北門路一段口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臺南校區博愛堂附近）之醫館，則由德馬太Dickson醫生負責

年底，漢人傳道師李登炎（Brother Teng-iam）、李豹（臺南人／CE 1872年5月入埔里）和李天才奉派至烏牛欄宣教（基督教正式傳入埔里巴宰族地區）。CE 1872年3月後，分設烏牛欄、牛睏山、大湳聚會所，並建立教堂。CE 1872年11月，李登炎調至吉貝耍（臺南市東山區東河里），故當時（CE 1873年10月）未與史蒂瑞Steere碰面

陳培桂主修《淡水廳志》刻本刊行，卷1之「淡水廳全圖」是清代臺灣方志中之地圖，第1幅將經緯度註記於其上者，圖採經緯度網線和計里畫方網格並用之（中西合璧）方式繪圖，帶有調和新舊繪圖方式之痕跡。該圖以步測度量各地里程數，幾何型態整體上大致尚可

《淡水廳志》記載：「風俗之移也，十年一小變，廿年一大變。淡水番黎較四邑為多。乾隆29年以前郡志所錄，類多耳所未聞，目所未賭。今自大甲至雞籠，諸番生齒漸衰，村墟零落。其居處、飲食、衣飾、婚嫁、喪葬、器用之類、半從漢俗。即諳番語者、十不過二、三耳。」

 

CE 1872年：（清同治11年／日明治5年）

元月1日，馬偕牧師由打狗至阿里港（今屏東縣里港鄉）拜會李庥Ritchie牧師，擔任賓客2個月，鑽研漢文並學習閩南語。英國長老教會同意劃分傳教區，他們負責西部平原，而北部區域歸馬偕，由他組織加拿大傳教團

2月29日，李仙得接受羅德傑斯（Admiral John Rodgers）司令之邀請〔美國駐上海總領事西華（George Frederick Seward／1861-1876／1876-1880駐清公使）之議〕，乘坐美艦「匯流／亞士休洛號」（艦長華理士Captain Wallace）出海。3月1日早上，抵臺灣府，李仙得通譯林鍼奉命上岸聯繫相關事宜，而美艦繼續南航。下午5時，抵枋寮登陸，查訪CE 1870年2月17日，李仙得與道臺黎兆棠、總兵楊在元、臺灣知府祝永清之對話〔在枋寮及楓港各設衙門、配置軍營／1位巡檢駐枋寮、1員千總加上100名汛兵、8位隘首（其中2位隘首駐楓港）各帶壯丁200名〕是否實現，而事實上是官方僅派遣1位軍部傳令兵駐紮頭人村落，其他甚麼事也沒做，既沒在南臺灣建置兵營，也未派駐官員處理船難事件。3月2日早上，開往射寮，上午10時抵達，從一老婦人處得知約1個月前發生像是日本男子被害事件。之後跟詹漢生（James Johnson，之後擔任日本隨軍翻譯）拜訪嚮導彌亞（綿仔、Mia、Miya／混生）或稱楊德清（Yen Ticktchien），期望其帶領前往18社領域射麻里部落，借道往東抵卓杞篤居處豬朥束社。3日早上，李仙得與華理士Wallace艦長、隨船外科醫生、彌亞、詹漢生、攝影師李光泰（李康洂／Lee Khong Tek）等一行人，並攜帶大量禮物（由27名漢人苦力扛來）出發（在往射麻裡社途中，聽取了琉球漂流民遇害事件），下午5時抵射麻里（因當時頭目伊薩正與龜仔律人作戰，而未受到接待。至此「卓杞篤的兒子」首次現身，傳達可以進入豬朥束社之訊息）。3月4日早上11時，李仙得與伊薩抵卓杞篤住處，第3次會晤卓杞篤（李仙得第1次到卓杞篤家中）。17時左右，卓杞篤才從龜仔律社回來，盛宴款待（卓杞篤告知CE 1869年「親善合約」僅約定救助白人之義務，但未規定須保護琉球人，從而否定其責任。之後李仙得在無可奈何之下，乃向美國駐清公使鏤斐迪Low及清國政府建議懲罰涉案之原住民，但因未受重視而不了了之。於是李仙得大為憤怒，乃向美國政府提出清國政府及鏤斐迪公使放任臺灣原住民施暴之報告，導致與鏤公使彼此不容，此時美國總統格蘭特Grant遂命其出任阿根廷公使。10月12日，李仙得由廈門出發返國，途經日本橫濱港）。3月5日早上11時，返回射麻里聚落，接受伊薩酋長午宴。下午1時，離開射麻里，傍晚抵射寮彌亞處過夜。7日早上6時，返抵臺灣府，拜訪道臺定保。8日，李仙得正式拜訪臺灣府軍政長官鎮臺林宜華、民政長官道臺定保、臺灣知府周懋琦及鳳山縣海防理番同知張夢元。10月13日（農曆2月4日），雙方協商完成並簽署備忘錄〔在枋寮與島嶼南端之間修築1條軍用道路，並要求枋寮與車城兩旁居民，夥同維修道路，同時餽贈禮物給橫跨道路之土人，贏取其善意，再從車城到枋寮間徵召「混生」（Half-castes／土生囝／土生仔／土生仔囝／是漢人移民在清廷渡臺禁令以及番界限制之下的產物，泛稱一切最廣義與當地土著通婚所生後代之群體／陳國棟考證「土生」一詞最早出現在《粵海關志》第2卷，21ab：「崇寧3年5月28日，詔應番國及土生番客」／原住民與漢人通婚後生下的後代稱之，多元血緣混血兒乃射寮地區之指標性群體，除了射寮之外，也可以在枋寮、莿桐腳、加祿堂、大樹房等聚落看到「混生」／李仙得曾於其回憶錄中，提到「混生」社群存在於臺灣各個不同之區域；Eskildsen, Foreign Adventurers and the Aborigines of Southern Taiwan, p.51）士兵，聽從枋寮軍官指揮，且在島嶼南端選擇一處建立一座燈塔〕，下午5時加密封套後上呈北京相關長官、總督和福建巡撫，文件副本也轉交艦隊司令。6時半「匯流號」起錨，14日下午1時抵廈門。4月4日，乘坐「班尼卡」（Benicia）號（艦長金柏利Captain Kimberly）前往福州，6日抵達。9日，拜會總督李鶴年和巡撫

3月7日，李庥牧師陪同馬偕由打狗搭乘汽船「海龍」（S S Hailoong）號〔船長法樂（Captain John Farrow），也是為老臺灣兼探險家。從CE 1871年秋季起，擔任這艘首航大陸、臺灣定期客貨汽船之第1任船長。CE 1874年牡丹社事件時，曾出面協調日軍主帥西鄉從道接見清使周振邦等人／CE 1882年，在白沙岬（今桃園縣觀音鄉大潭村）擱淺遭搶〕前往臺灣北部，途經臺南府時，德馬太Dickson醫生（第1次造訪埔里社）加入他們的行列。9日約15時，馬偕3人抵達滬尾，夜宿德約翰Dodd之商行，展開北臺傳教生涯，座右銘為「攏是為基督」（All for Christ）及「寧願燒盡，不願朽壞」（Rather burnt out than rust out）。11日（星期一），從淡水徒步出發南下視察中部教會，並沿林口臺地、中壢〔在馬偕取名之「女皇飯店」（the Queen's Hotel）過夜〕、桌山（今湖口臺地）。12日，抵竹塹、白沙屯。14日，抵大甲、大社、內社（南部教會最北端），到埔里會晤各地教徒。25日（星期一），由大社（今臺中市神岡區大社里）55名巴宰平埔族人武裝護衛下出發，於26日進入埔里社之烏牛欄、牛眠山等地醫療、宣教，此為西方人第1次到達臺灣最中心埔里的紀錄（李庥牧師替第1批信徒22人受洗，為烏牛欄、牛睏山、大湳建造教堂之預備工作進行中）。4月2日，再回到大社。3日，分道揚鑣，李、德2人南下，馬偕北返（「菜鳥」馬偕見習之旅）。4月6日，回到淡水。10日，在德約翰Dodd協助下租屋，並以此日為淡水教會設立紀念日。19日，正式遷入，不久馬偕就成為淡水居民口中之「偕牧師」（Kai Bok-Su）。CE 1873年3月2日，北部長老教會第1所教堂設在五股坑（由陳炮捐地興建，嚴清華為第1任傳道師，也是基督教婚禮第1次舉行之地）。第2所教堂是苗栗新港社（今苗栗縣後龍鎮新民里新港）教堂（4月6日設立）。第3所教堂則是和尚洲教堂（蘆洲／6月22日設立）。CE 1875年，淡水教堂建成。CE 1879年5月，租用民房籌辦為「滬尾醫館」，9月14日完工開幕。CE 1880年，得到鄉親資助（包括美國底特律馬偕船長Captain Mackay遺孀3,000美元）。CE 1884年，在滬尾創建臺灣北部第1所西醫院「滬尾偕醫館」〔The Mackay Hospital／前身即為另租民房為診所之「滬尾醫館」，最早有英籍海關醫生凌爾（林格／Dr. B. S. Ringer／CE 1873-1880年服務於淡水海關，同時兼任偕醫館及5家洋行之特聘醫生／CE 1879年6月，凌爾醫生在臺灣解剖一葡萄牙病人時，發現病人肺中有肺蛭蟲，但未在醫界發表。CE 1880年，萬巴德Manson醫生在廈門檢查1位曾到過臺灣8年的福州人之血痰，發現寄生蟲蟲卵。CE 1881年，才發表他發現蟲卵，並提到凌爾醫生之前在CE 1879年首先發現成蟲）的幫助，接著有兼內科醫生之華雅各牧師（Rev. J. B. Fraser／1875.01-1877.10），再來就是德籍周漠森醫生（約翰生／Dr. C. H. Johansen／1880-1893／淡水海關公醫），之後是禮德醫生（瀝尼／Dr. B. S. Rinnie／1880-1892／淡水海關公醫）及安基爾醫生（Dr. F. C. Angear／1886-1892）／今新北市淡水區馬偕街6號／今馬偕紀念醫院（Mackay Memerial Hospital）前身〕。CE 1901年6月2日，馬偕牧師因喉癌去世（馬偕牧師自CE 1873年10月起至CE 1900年間，經查往來噶瑪蘭平原傳教，但在宜蘭足跡最南僅及於蘇澳、南方澳，而未曾到過大南澳），偕醫館關閉5年，直到CE 1906年宋雅各醫生（Dr. George V. Ferguson）派抵滬尾才重新開張。CE 1882年7月（6月19日開學？），於淡水砲臺埔創建「理學堂大書院」，又名「牛津學堂」（Oxford Collage），是臺灣史上最早成立之學院〔今「臺灣神學院／真理大學」前身，授課者有馬偕、牧師娘、嚴清華、連和、陳榮輝、蔡生等6人，首批學生18名／CE 1881年，牛津郡郡府伍德斯多克鎮衛理公會教堂惜別晚會募款6,215元加幣／CE 1914年，遷至臺北牛埔庄（今雙連臺泥大樓）／CE 1922年，獲得認定，變更為「臺北神學校」／CE 1956年，再遷至陽明山士林區永福里嶺頭現址（臺灣神學研究學院）〕，亦為臺灣博物學講座之濫觴。CE 1884年3月3日，又在牛津學堂東側建立女學堂（第1屆女學生大部分是噶瑪蘭平埔族，學費、生活費全免），為臺灣第2所女子學校，僅次於CE 1636年尤紐斯Junius在新港社開設之第1所女學校

3月，甘為霖Campbell牧師與李庥Ritchie牧師也在今年來到打狗、東港（Tang-kang／CE 1870年傳教事業在此展開）、竹仔腳（Tek-a-kha／漢人村落，早期之宣教活動得力於武秀才阮慶，屏東竹仔腳竹林村人／今屏東縣林邊鄉竹林村）傳教。之後回到打狗遇見美國歸正教會（American Reformed Church）葉漢章（Iap Han-chiong／1832-1912／廈門人）牧師來訪，再一同啟程前往埤頭（Pi-thau，今高雄市鳳山區）、阿里港（A-li-kang，今屏東縣里港鄉）講道。然後進入山區抵木柵（Bak-sa，今高雄市內門區）、柑仔林（Kam-a-na，今高雄市內門區溝坪里）、拔馬（Poah-be，今臺南市左鎮區左鎮里／中正里？）、岡仔林（Kong-a-na，今臺南市左鎮區岡仔里）之教會執行主持禮拜、為信徒施洗等事工，最後3人分道揚鑣

7月12日（清同治11年6月7日），東莒島東犬燈塔點燈（依據CE 1872年7月22日海江警船示第11號布告），該燈塔係由英總稅務司赫德Hart主導，營造司韓得善Henderson設計，英國伯明罕「張氏兄弟燈塔工程建設公司」負責承造，塔高19.5公尺。在臺閩地區現存燈塔，創建年代僅次於金門東椗島燈塔｛是CE 1871年興建於廈門海域之第1座西式燈塔，與北椗島燈塔〔Dodd Island Lighthouse／由時任中國海關總營造司韓得善規劃設計，依據CE 1882年10月20日海江警船示第154號布告，此燈塔CE 1882年（清光緒8年）動工，10月18日（陰曆9月7日）點燈〕合稱為「金門雙椗」，11月15日（清同治10年10月3日）點燈。也由時任中國海關總營造司韓得善規劃設計，以及福州港務長兼海務稅務司畢士璧（Aelius Marcellus Bisbee，1841-1901）監造，燈塔的門額上方留有其署名及興建年代之勒石，為全國首創、年代最早之燈塔碑記｝，排名第2

7月，陸軍鹿兒島分營少佐（少校）樺山資紀（Kabayama Sukenori／1837-1922）向陸軍省提出〈臺灣蕃地探險隊派遣意見書〉，力主派兵征討蕃地。10月9日，太政大臣三條實美下達「清國臺灣視察差遣令」，樺山乃於CE 1873年（日明治6年）3月成行，首途上海。而其私人日記《臺灣紀事》，是從7月他開始遊說當局之日寫起，到CE 1874年12月牡丹社戰爭結束，他與征臺軍一起返回日本長崎之日止，共2年半的行動日誌。主要內容是他先後共3次，分別進出於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在上海、南京、北京、福州、廈門、香港，以及在臺灣淡水、基隆、東北部宜蘭、南方澳、花蓮、南部恆春地方，偵察軍情蕃情和民情（樺山一共來臺2次。他在海軍上尉兒玉利國、外務省官員成富清風及中國通城島謙藏3人陪同下，做第1次來臺後最早進行的「臺灣蕃地探險行」，其間在噶瑪蘭地方偵查38天，且收穫最多。當時在台灣西部已有曾留學清國之日本青年水野遵和黑岡脩，2人正進行民情之調查）

9月，鹿兒島縣參事大山綱良，首請興師、問罪臺灣，而外務卿副島種臣及參議西鄉隆盛、板垣退助等力為贊同

9月24日，日本明治政府單方面將琉球國改為琉球藩（未取得清國諒解即設琉球藩，以宣示琉球為日本國土，為能冠冕堂皇「臺灣出兵」），更派官員4人駐藩代辦外交，同時照會各國公使，聲明琉球已歸日本，史稱「第1次琉球處分」〔CE 1871年（明治4年）日本廢藩置縣，但當時琉球仍屬鹿兒島管轄，為確立對琉球（近代意義）之主權，第1步便是將其管轄權移轉至中央政府〕。CE 1879年3月11日，日本派出約300（400？）名軍人及約160名警察隨同「琉球處分官」松田道之（1839-1882／CE 1872年擔任第1任滋賀縣令，CE 1875年以「琉球處分官」身分視察沖繩，CE 1879年斷然實行「琉球處分」，同年又就職第7任東京知事）實行「第2次琉球處分」，之後琉球藩被廢除而編入鹿兒島縣，同年設置沖繩縣，受內務府管轄，租稅繳納於大藏省

10月，李仙得與美國駐清公使鏤斐迪Low，因處理臺灣原住民案意見相左，被調離駐廈門領事乙職

10月12日，李仙得離開廈門搭船返美（欲為駐阿根廷公使新職奔走），途中過境日本橫濱，在美國公使德朗Delong〔亦提倡蕃地無主論／當時美國為何如此積極建議日本採取行動，可從CE 1872年12月30日美國國務卿費雪（Hamilton Fish）給公使德朗之信中可知，美國由於懼怕日清2國結成同盟，故採反間政策，以阻礙雙方之近代化發展。因此，德朗公使如能使日本決定遠征臺灣，日本便會進一步和中國疏遠〕介紹下，與日本外交部長副島種臣晤談（10月25、27日，2度於橫濱出張所會晤外務卿副島種臣），乃演出「跳船事件」（李仙得認為可藉日本政府之力，實現自己有關臺灣原住民處分的宿願，內心其實甚為欣喜／李仙得預先揣度副島之意圖，言其所欲知之事，教其所不知之事，並指其希望之事極易達成，只需2,000士兵便綽綽有餘，而副島聽後則嘆說：雖見先生半日，便覺相見恨晚之感，今征蕃之策已定／12月12 日，李仙得正式辭去美國領事職位，為日本外交部工作，並成為天皇遠征臺灣計畫的顧問，年薪12000美元）

10月14日，甘為霖牧師第1次在德馬太Dickson醫生（第2次造訪埔里社）和大社、內社之信徒陪同下，前往中部山地教會巡迴，經由大社（17日，甘為霖第1次訪問）、內社（今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潭村／21日，與馬偕牧師在此第1次碰面相識）抵埔里社之烏牛欄〔CE 1823年（清宣宗道光3年），臺中市豐原區豐田里巴宰族烏牛欄社人抵此墾地建村，形成埔里盆地內巴宰族最大聚落／今南投縣埔里鎮愛蘭里、鐵山里〕、牛睏山〔Gukunswa，CE 1825年（道光5年）巴宰族葫蘆墩等社人至此拓墾／今埔里鎮牛眠里〕和大湳（Toalam，咸豐年間？巴宰族樸仔籬社群之大南社族人，經八幡崎古道入墾／今埔里鎮大湳里）。他們一行在牛睏山又接觸到埔里社東方之賽德克族。回程則由烏牛欄、大社、嘉義城（11月11日傍晚抵達／固定之傳教事工即時展開）、白水溪〔Peh-tsui-khe／在店仔口（Tiam-a-khau，今臺南市白河區）市鎮東邊5哩處之枕頭山（Pillow Mountain／Barahoi巴拉厚伊，蓪草之意）附近，今臺南市白河區仙草里，關子嶺附近〕、番仔田（Hwan-a-chan，今臺南市官田區隆本里隆田）而抵吉貝耍（Ka-poa-soa，今臺南市東山區東河里東河），在吉貝耍設立教會後返回臺南府城

10月初，李仙得期待北京當局給的指令仍未下達，乃決定返美，途中與美國駐日公使德朗（德隆／Charles E. Delong）會面，被告知琉球群島最近被日本併吞，也正為他們遭牡丹社殺害之人民尋求賠償。李仙得乃被說服留在日本，提供意見以讓日本以最好方法在臺灣東部及南邊海岸建立殖民地（《南臺灣踏查手記：李仙得臺灣紀行》，Robert Eskildsen英編，黃怡 漢譯，pp.166-167，前衛，2012）

10月15日，日本明治政府片面冊封琉球王尚泰（1843-1901／第2尚氏王朝第19代琉球國中山王）為藩王〔解除自江戶初期以來中日2屬之狀態，並於CE 1879年／明治12年設置沖繩縣，完成琉球處分，而臺灣事件就是琉球處分的開端（擴張論）／19世紀後半，歐美列強有對日侵略並加以殖民之野心甚至計畫，而明治政府為解決安全上之疑慮（自衛論：指日本要進入「近代之國際社會」或稱「脫亞入歐論」，為配合「近代國際法概念」或免於被殖民而做的調整），同時提高國際地位，乃出兵臺灣，以確保對琉球之領有權。而藉口以「保民」為目的之軍事行動，在當時歐美諸國之間是當然的主權行為，日本也無法避免？／水野智仁教授認為，明治初年之琉球政策，是日本政府在歐美理論所支配之國際環境下，要維持近世初期以來之琉球支配，同時維持本國的獨立，以及提高國威之前提下所訂定的，並非企圖藉兼併琉球來清略中國。同樣出兵臺灣也是明治政府基於安全保障以及提振國威之目的，被國際政治玩弄，不得不留下侵略清國領地的烙印／法學博士毛利敏彥則認為日本政府在設置琉球藩後，並無表示有解除琉球日清2屬之意思，亦即琉球藩化本來與臺灣出兵對策是個別發起的。也認為出兵臺灣，是因CE 1873年10月政變失算而抱有危機感之大久保利通，聯合西鄉從道與大隈重信，企圖獲得臺灣新住民區域而強行推進（官製倭寇）之暴舉（《牡丹社事件》，林修澈 著，原住民族委員會，2017，p.49-53）／出兵臺灣之目的是為了對內外表現琉球之日本歸屬化的證明。並以通過出兵臺灣這個機會，從清國之華夷秩序中解體出來，而形成以萬國公法秩序（以獨立國家在法律上對等、平等為原則之秩序，但並非否定戰爭、侵略及殖民地政策）為目標的國家戰略。其結果就是在甲午戰爭中，切斷了與清國和朝鮮之關係，造成華夷秩序的空洞化（〈萬國公法秩序的加入和日本軍國主義化的起點〉，纐纈厚 教授，日本左翼學派大師，國立山口大學副校長）〕，列為侯爵賜邸東京，賞日圓3萬。10月19日，美駐日公使德朗DeLong照會日本政府，美國承認琉球為日本之一部分。29日，日本派4名外交官駐琉球，並照會各國公使

10月，新港社平埔族以和平手段向下樓、西潭（即下撈、獅潭）2社總頭目訂立合同，買下此地進行拓墾（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給青山荒埔契字〉，1904）

10月23日，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就美國在琉球之既得權益（依CE 1854年與貝里簽署之文件）問題，向美國駐日公使德朗DeLong表示，日本政府將維持與履行該項協議。其間，德朗表示臺灣名義上雖由清國管轄，但其政令未能執行，因此如同浮物一般，應由時效佔有者獲得領有權，還勸告「雖然存在藉外交途徑交涉之必要性，但採用武力討伐方為上策」，並指出「美國雖不會將他國領土佔為己有，但美國歡迎友好國家取得他國領土擴大殖產」，以此暗示日本可以佔領臺灣，甚至表示如果日本出兵臺灣，美國將提供臺灣海岸地圖，且給予外交交涉方面之協助

11月，日本外務省發出李仙得為日本外務省準2等官的任用令，李仙得乃為日本如何佔領臺灣

12月12日，李仙得辭去美國領事職務，從此加入日本政府，推動籌劃日本侵臺行動。28日，獲天皇任命為外務省「2等出仕」（2等官／年俸12,000日圓），李仙得乃以日本外交官員身分，陪同外務卿〔各部會首長於CE 1885年12月之前稱「卿」（太政官制），之後改稱「大臣」（內閣制）〕副島種臣之使節團前往北京會談

12月26日，馬偕牧師受到新港社（巴布蘭Baburan族道卡斯亞族）頭目劉遠（或劉清遠）邀請，與「侏儒號」巴克斯Bax船長、漢人傳教師嚴清華等，一同從滬尾前往部落訪問，經林口臺地、中壢（在「女皇飯店」過夜）、竹塹（過夜／原道卡斯平埔族竹塹社址）、香山（Heongsan／地當海岸南北交通要道所經，昔為大甲—通霄—後龍至新竹必經之地／清廷設弁駐兵謂之汛，撥兵分守為之塘）抵新港社。29日（星期日），馬偕牧師整日聽診2回。30日，隨同頭目上山，中午則在南坪〔位於三灣鄉大坪村，為黃南球發跡之地。CE 1863年（清同治2年），在此集股創辦「金萬成」墾號〕甘蔗廠受漢人富豪32歲黃南球招待。下午越過三尖山抵獅潭賽夏族〔合蕃，大湖撫墾署所轄／大窩Taihou（今屬獅潭鄉永興村）、竹圍坑（最大之社／今大坪，百壽村第1鄰）、崩山下（今百壽村第4鄰）3社（以上聚居）、馬月Maagasu社（混居，位於下撈社北方／今屬新店村）／南庄鄉及五峰鄉賽夏族稱「化蕃」〕紋面原住民營地，之後曾前往豐林和八角林，後又返回營地，再翻過八卦力山脈抵原住民部落之茅屋（以棕櫚葉和竹子搭建）及穀倉

今年之後，西方人直接到大嵙崁（大溪），三角湧（三峽）、咸菜甕（關西）大量採買樟腦，直到日本治臺初期，大嵙崁及三角湧仍為重要樟腦產地

 

CE 1873年：（清同治12年／日明治6年）

元月1日，道卡斯平埔族與賽夏族簽約，從後者那裡買下大片山谷（之後有3名漢人遭出草狙殺，平埔族人遂恐懼而放棄該移民地）。夜晚下雨，馬偕牧師返回蔗廠再次受到殷勤招待，是夜，抵新港社。之後經溪水暴漲之中港溪與頭前溪抵竹塹過夜，最後經觀音山東側之五股坑（Go-kok-ke／當時五股坑教堂興建中，3月2日落成。4月6日，新港社教會設立／今新北市五股區五龍里）回到淡水，而途中巴克斯Bax船長也患熱病，全靠轎子抬回。幾日後，馬偕牧師也患熱病和瘧疾，病倒床上

元月9日，倫敦動物學會收到（見Proc. Zool. Soc. 1873, p.193）李庥牧師寄送之狐蝠〔Pteropus Formosus Sclater，司可特（Philip Lutley Sclater）命名〕標本，此為臺灣第1次發現之紀錄（特有亞種）

元月11日（星期日），馬偕牧師接受5人為徒〔嚴清華、吳寬裕（吳益裕）、林孽、林杯、王長水〕並施洗禮（2月9日）

3月8日，日本船家佐藤利八等4人前往和歌山縣買賣，回程遭遇暴風雨，漂流至臺灣東岸馬武窟（Maboke／マボケ／今臺東縣馬武窟東河鄉都蘭村）附近慘遭原住民掠奪，獲卑南漢裔頭人陳安生（Chen Ansheng）庇護，後經海路抵打狗港旗後（6月20日），之後到臺灣府獲日本駐廈門領事協助（其間曾遇福島九成），（7月20日）搭火輪船離開臺灣抵上海日本領事館〔這證實《臺海使槎錄》整理之瑯嶠地區3種常規經濟模式：「平原與山地之交易」、「聚落間的臣屬與納貢關係」、「恆春半島對外之沿海季節性貿易網絡」，亦顯示連接東部秀姑巒地區之海灘失事物資、人員等連帶的貿易系統。因此，界外地區漂流民送還慣例，其實是鑲嵌「界外番產交易」下之一環，即銜接界內漢人與界外原住民2個領域的經濟交流活動。恆春半島山區之原住民，藉由中介者與縱谷區的漢人交換漂流物資，以取得平地物資；而縱谷區之漢人則將漂流民送還至界內官府，獲取賞金之餘，也提供一條連繫界內人際網絡重要的管道／跨海之「戎克船貿易網絡」將南岬各處的原住民聚落，與打狗之消費者和農民連接在一起，來自海外的漂流物資與漂流民（即包含漂流民在內之「船骸交易網絡」），便藉此在以陸地為基礎之運輸網絡中被來回運送著（鑲嵌在既有連接東部後山、瑯嶠與界內地區的「戎克船貿易網絡」）／海洋其實形成一個溝通「人、商品與信息流動」的網絡，而非阻礙。因此，圍繞於臺灣之海洋及區隔東西領域的番界等自然或人為界線，非但不能阻隔瑯嶠半島成為東西往來的中繼站，番界政策反而在瑯嶠地區促成一種特殊之交易網絡。費德廉Fix認為，以點狀分布於恆春半島的「貿易站」，連接漢人與原住民2大社群聚落〕

3月，九州小田縣備中（今岡山縣、廣島縣）淺江郡柏島村一艘小船在臺灣東南海岸（馬武窟，今臺東縣東河鄉東河村）觸礁，船民佐藤利八等4位上岸後，被卑南族頭目陳安生收容3個多月，並由陳及番割商人李成忠護送至臺灣府，經轉送至上海交日本領事送回日本

3月下旬，甘為霖牧師（漢人傳道師周步霞陪同）搭乘挪威籍3桅船「達芬」（Daphne）號繞道南岬（South Cape，今鵝鑾鼻）經紅頭嶼〔Island of Botel Tobago，今蘭嶼／CE 1826年，比奇（Beechey）船長駕駛皇家海軍「花叢」（Blosson）號，從福爾摩沙獲得地圖，之後將它寄到英國／上次造訪此地之歐洲人，應是CE 1867年來自英國皇家海軍「西微亞」（H.M.S. Sylvia）號之調查團體／CE 1877年，中國政府將蘭嶼在地圖上劃為中國管轄之福爾摩沙屬地／CE 1891年，西班牙巡航艇「瓦拉斯可」（Velasco）號發現呂宋島北部海域之蘭嶼，但未深入發掘（《福爾摩沙詳盡的地理與歷史》，白若瑟 著，黃建龍 譯，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7，p.186）〕、火燒島〔Island of Samasana、Isla del Volcán（日語Kuasioto、Kuasio），今綠島／CE 1845年英國皇家海軍「沙瑪朗磯」（H.M.S. Samarang）號之貝查船長（Captain Belcher）曾拜訪此島〕，再由東岸〔沿岸被岩石圍繞，沒有可停歇的港口，只有在黑岩灣（Black-rock Bay，今臺東縣成功鎮三仙臺）和烏石鼻附近，才能看到岸上景物。再往北一些，青蔥之巨山佇立於深不見底的海邊〕訪問淡水，受到馬偕牧師純正的蘇格蘭高地式歡迎，這是2人第2次碰面。甘為霖Campbell牧師在淡水附近盤旋8天（24日〜31日／曾受到李春生之款待），到過五股坑（Gaw-khaw-khi）、艋舺（Bang-kah）、洲裡（Chiu-nih，今蘆洲）等地。4月1日（星期二），與馬偕連袂南下，經中壢、竹塹，3日（星期四）抵新港（Sin-kang／今苗栗縣後龍鎮新民里新港）社。4日，於新港社揮別馬偕（陪甘牧師到內社才分手／《馬偕日記1871-1901》，玉山社，2012），經猫裡（Ba-nih，今苗栗市／客家人村落），當晚夜宿內社宣教士住所｛今年新設新港教會，主持人李長水，並選出潘阿打歪〔阿打歪希、A-ta-oai／繼任敦仔後任岸裡社通事職，但因公租無著（岸社公租控制於敦仔2子潘士萬與潘士興兄弟手上／2人曾先後捐銀252兩，取得監生資格。潘士興長子德秀即春生和次子德升，亦分別於嘉慶16年與19年捐得監生銜稱），於CE 1773年（清乾隆38年）遭臺灣道奇寵格下令飭革。5月，潘士萬暫任通事。年底，改推阿里史社人潘輝光擔任新通事（曾表示前任漢通事張達京任內，公租計有萬石，但歸由岸社人充當通事之後，公費租粟概被佔匿，致使敦仔充任通事期間，家業賠累殆盡），惟仍面臨公租無收及坐認前任通事欠債問題，只好對外先將公口租業之租粟作押、借貸銀錢，至收成之際，再由銀主收租取息，利用此寅吃卯糧方式，得以勉強辦理社務，但也積欠巨額公債。CE 1775年，潘輝光奉命派遣族壯協助彰化知縣建造衙門，同時也為分擔CE 1776年（清乾隆41年）巡臺御史到岸裡社公館巡查及住宿費用，乃商請岸裡社9社長老土目共同議決，允許潘輝光向所有岸裡社屬之土著業主，不管事自耕或漢佃贌耕，按每石抽取1斗之原則（俗稱「19抽的」），增抽公租，藉以補助通事公館費用，惟也因此項抽派先後遭若干土目與社記的控告，自CE 1777年（清乾隆42年）開始，向沈榮勳、成履泰、史崧壽等3任分府不段進行申訴、辯解抽派「19抽的」之必要性。為了潘輝光通事職務，岸裡社內部更派系分成，各自競爭僉舉繼任人選，埋下嘉慶年間阿里史社土目潘文賢率眾出走拓墾東部噶瑪蘭之遠因。更因積年訟案所費盡出公租，通事只得預先典借公口租業，向漢人銀主舉債，此現象直至道光年間（1821-50）依然存在。CE 1779年（清乾隆44年），潘明慈接任通事（1779-1793），但只承接舊任積欠2,400墨西哥銀（其他5千餘墨西哥銀錢款由潘輝光私人田產租業抵償）。然依據潘明慈估計截至CE 1781年（清乾隆46年），岸裡社每年公租收入應有2,769石，其中包括員寶莊公租田243甲，按每年每甲可抽8石大租俗例，約可收1,945石，另由佃人貼給121石車工穀，2項合計為2,067石。岸裡社管轄下各莊社課租400石。葫蘆墩公費租75石。社口公租54石。烏牛欄公租105石。溪洲公租共68石。CE 1781年，潘明慈乃招集各社土目甲頭共同商議，決定在原有「19抽的」之外，所有業主應將冬季所收租谷上繳5％補充通事公費，此及臺灣史上有名的「19亢（空）5租」（即按每百石租業攤派15石），估計此新增稅收可帶來3千多石收入，加上原有公租，每年通事應有5,500多石可資辦公。同時族老會議也通過對通事職責進行規劃，將通事公務與族眾私人勞役劃分清楚。其中規定巡隘守路之役及文武2廟祀典和公館日用柴伙，乃由通事辦理，其他如越界遞送官府文件及協辦各個衙門採買，俱在通事公項內支出，不得無償隨意差遣族眾。此外，通事家中食用費項，亦不得由公費支銷。這些決議使通事不再是無事不管之專政權威，而其主要角色則是扮演協調部落與官方關係的中介人物。雖然族老已同意加徵公費，但是潘明慈自上任第1年起，即不斷由管事作保，以岸裡社公租為押向外借貸（之後再由銀主對早晚冬榖收割時現佃收租，通常以「對佃折交」方式償付銀母子息／潘明慈最大困境，乃是岸社公租仍在潘士萬控制中。而公租無法收足，有些是因公租收入管理不善，有些則是贌耕漢佃長年欠租所致），還有也向岸裡社周圍之「媽祖會」等地方公益組織認借銀兩，以及向「社主」兆仁（潘士萬，抱養廣東嘉應州漢人客屬移民陳結四之子為螟蛉子，？-1785。之後娶土著婦女為妻，亦抱廣東嘉應州人潘進文為嗣）之葫蘆墩街「成記」當舖（與數位漢人銀主合夥湊成40股，每股本50墨西哥銀而設立，並聘請專業店主從事銀貸及米糧買賣）擔保借款等。初期潘明慈借款對象，以潘士萬、潘士興（兆敏，1761-1818）兄弟為大宗，後期則向岸裡社的殷實佃戶王天送等人借貸。而借銀利息，大致在年率20-40％之間，月率則以3分為主。CE 1784年（清乾隆49年）潘士萬病故，其弟貢生潘士興同潘士萬子嗣潘進文繼續接管公租租業。又潘明慈於CE 1790年（清乾隆55年）為求取回公租管理權，向北路理番分府控告潘士興叔姪「霸收公租」，致使通事公費無收（其實是潘明慈聘用之漢人社記羅作經及土目管事潘學貴2人，於CE 1789年涉嫌侵吞公租所致），積欠府庫公項，而其中一部分公項欠款則是CE 1786年林爽文事件（期間有大批平埔族聚落遭受搶劫破壞，乃至田園荒廢而遭漢人侵佔，北路理番同知黃嘉訓特於CE 1788年／清乾隆53年頒發諭令，禁止漢人霸佔產業，並規定今後社番田產買賣、租贌，概需通事土目蓋印，方准生效）平定之後，官方實施屯田政策，而將岸裡社未曾報陞之公口租業劃撥為屯田業，導致岸裡社一半公租被劃歸屯餉，造成公租頓為短減。其次，岸裡社通事欠缺公租，也與地方官勒令社番採買米榖有關，早在CE 1755年（清乾隆20年）敦仔便曾向臺灣府反映，地方官以採買米榖為名，勒派社番買榖（以高價向民間買米，再低價賣還官方），遲至CE 1815年（嘉慶20年），岸裡社通事仍飽受採買之苦。CE 1793年（清乾隆58年／潘明慈過世）3月，潘亮慈接任通事（1793-1800／另有派系社番阿沐阿四老等保舉潘蘭輝擔任新通事），仍上承下接潘明慈所欠公私項債，其中單向潘士萬兄弟就借欠6千餘墨西哥銀（之後在取得社眾同意下，立約同意潘士萬兄弟所有子孫田業永遠免抽19空5公租，以交換前任通事潘明慈所欠銀項），而對於借額較小之漢人銀主，則抽出部分公租償付母利，但直到CE 1800年（清嘉慶5年），潘亮慈卸任之際，對外欠款仍高達9,975墨西哥銀。CE 1797年（清嘉慶2年），潘亮慈與岸裡9社土目、甲頭及各社耆番針對CE 1796年潘賢文爭奪通事地位（未果，乃率部分族人越過大安溪北岸，開拓罩蘭埔地）導致內爭而共同商定一「和解合約」（暫時解除岸裡社內部派系之鬥爭，維繫了部落的威權體制），內容首先列舉岸裡社公租種類與數額，其中員寶莊公租穀1,980石，各社社課租穀500石，另加番業主每年交納田租收入15％之「通事租」（約有3千多石），總共通事每年可收公費約有5千多石。同時，合約也明定潘士萬家族的私田範圍，大致包括員寶莊30石租業，北莊阿河巴租業及舊社埔園租業，而對於潘士萬兄弟自行斥資在翁仔社地區投資水圳而向佃戶抽取之1千多石水租，合約亦予肯定，藉以防堵繼任通事再以這些私租作為控告潘家侵佔公租的藉口。為平息派系之爭，合約也規定今後通事任期定為3年（有限責任制，促使通事任免輪替制度化），且必須負責處理任內所有債項，不能再以「上承下接」方式，將債務留給後任通事。又為安撫社族長老，各社原有不支薪的副通事、土目和甲頭等部落領袖、一律給予每年從10-60石不等之薪給（形同固定開銷），以貼補辦公需費，而該項費用則由通事公租中開銷，等於用公費酬償各社領袖。此外，對於隘防生番的番壯，也一改從前無酬徵派方式，每名每日派給食米1升5合，作為隘丁口糧，此開銷同樣由通事公費中支出。這2項支出使原本不足之公租收入更顯拮倨，但相對也使岸裡社組織呈現近似官僚管理色彩。最後，為防止岸裡社眾私人田產外流漢人，合約亦規定所有岸社業主，未來以田園私業典借銀兩（亦即將租業收租權暫時押給銀主，作為銀母利息，待子息母利還清後，銀主再行歸還業主），除需由通事土目共同簽字蓋戳方屬有效之外，也規定利息不得超過（前水師提督）奎林所定下的3分（年率30％）。CE 1800年（清嘉慶5年），潘進文（初拔，1800-1803，潘士興漢人養子）接掌岸裡社第8代總通事，他繼任之後，照例聲明上承下接，承坐上任通事積欠近乎1萬墨西哥銀之公債和各項銀母。不過，合約雖在整合部落權力結構方面有其正面意義，但在防範岸社田產外流方面，合約所能做者則極為有限（後因土著業主與漢佃共同捲入商品化之貨幣經濟體系中，更難以合約片面約束業主的田園租業借貸行為，遂致也無法遏止「番產外流」／所謂外流，除早期割地換取水利用地之外，尚有分割田底權予漢佃，乃致地權一分為二，土著業主變成只收租，而不從事農作的租佃地主。相對地，那些享有田底權或是永佃權的漢佃，反有權買賣及分贌出租，變成實質田主。而地權外流謂指土著業主將田園租業典押給漢佃或銀主，形成「空有田業而無租可收」的窘局。不少業主除將田底出賣給漢佃，而且將佃人每年租栗之憑單或租單，作為抵押借貸的「商品」，銀主則再憑此租單向現耕佃人催收租栗，直到銀母子息付滿為止，但往往即因無法「備銀贖田」，致使田園長期為漢佃銀主佔管，形成變相的番產外流。另外，通事土目為籌措辦公費用、應付領換戳記經費以及各級衙門社差需索，也經常以公社田產為典，向漢人長期告貸，稍後又因銀母利息沉重，乃至任還不清）。CE 1803年（清嘉慶8年），阿里史社熟番瑪下六等12人殺害大墩莊民林漢其，臺灣總兵愛新泰以阿里史社歸岸裡社管轄為由，革除潘進文通事職位〕及潘文良（Bun-liong）2人為內社教會第1任長老，潘加苞（Ka-pau）為內社教會第1任執事｝。4月中旬，抵大社（甘為霖第2次訪問）。23日，抵達埔里社。5月6日，離開

4月底，史溫侯調駐芝罘（煙臺）領事。10月1日，因下肢癱瘓離開駐所返英就醫

4月23日，甘為霖牧師抵埔社（Po-sia，或稱埔里社Po-li-sia／甘為霖第2次訪問）之烏牛欄（O-gu-lan），並拜訪29個村落，估計埔社人口6,000人左右。5月12日（星期一），甘牧師率領出身臺南市拔馬之漢僕平旺（Peng Ong）以及史蒂瑞Steere、布勒克Bullock、翻譯阿敦（Atun）從烏牛欄社前往牛睏山（Gu-khun-soa／今南投縣埔里鎮牛眠里），大頭目長子早已恭候（阿銳克感染熱病）。先向東行，越過蜈蚣崙，渡過眉溪，轉向北行攀爬西關刀山，再順西緣往北行渡過北港溪，而抵達眉原社〔阿銳克／阿列A-rek為大頭目，下轄13社（甘牧師走訪了其中7社，包括致霧社大頭目阿畏雅丹／阿圍阿丹A-ui-a-tan，是新崛起之領袖，下轄30社，此乃甘牧師唯一一次與阿畏雅丹見面。11月6日，第2次訪問該區時，還被總頭目阿畏亞丹Auiatan轄下之眉溪社人一路追殺，差點喪命），今南投縣仁愛鄉北港溪中游新生村（賽德克亞族Sedek西賽德克群眉原Bogoala部落／泰雅亞族澤敖利群眉原Mabaala、Mb＇ala部落，按《高砂族調查書》CE 1913年統計，不知何故眉原群在地僅剩10戶，其餘58戶是後來遷入的Squliq，又南澳地區也有此眉原群分布）／往東行抵托魯萬（Tur-u-oan／Tur-u-wan），今南投縣仁愛鄉眉溪畔大同村（賽德克亞族西賽德克群德克達雅部落霧社或致霧社／泰雅人稱原本無任何部落之當地為Parlan，意思是苦楝樹Parla很多的地方，清代漢人通事以閩南語譯音為「致霧社」（1717周鍾瑄《諸羅縣志》記載水沙連內山中有「斗截」、「致霧」之內社，即分別指稱道澤群、霧社群，此為第1次賽德克族群細部的文獻記載。1728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記載水沙連山內尚有「哆囉郎社」，即指托洛庫／土魯閣／倒咯嘓社）之名稱來源，而布農族卓社對當地之稱呼為「ish-Tibuo」北方部落，後來簡稱霧社，又因其地高亢，日人稱之「霧社高地」）或春陽村（賽德克亞族西賽德克群塔烏查／道澤／都達部落），第1位訪問泰雅族之外國人〕。14日（星期三），離開眉原社，深夜始返牛睏山。16日，離開埔里社夜宿邵族水社（Tsui-sia），停留1週，自稱是第1位到訪此地之歐洲人，並將水社湖命名為「甘治士湖」（Lake Candidus）

甘為霖Campbell牧師拜訪日月潭（Zintun／水社海／水社湖／水裡湖／Sun Moon Lake／Lake Candidius甘治士湖／第1位訪問日月潭之白人）的「水番」（Tsuiwhans／Water Savages／salvajes de agua）［邵族（Thao、Sau）語「水」之發音saeum，漢人發音salum，即「沙連」／「水社」化蕃（意譯，清代用語）／「沙連」化蕃（音譯）／「水沙連」化蕃（意譯+音譯）／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頭社／魚池鄉頭社村（往昔為邵族田頭社舊址）、猫蘭／魚池鄉中明村、北堀／北窟或卜吉／剝骨（臺語音Pa-khut／Pak-kut）／拔仔埔或拔社埔Ba-raw-baw（生長番石榴之平地，臺語音Pa̍t-á-poo，拔仔即番石榴）／魚池鄉德化社or珠仔山／伊達邵Ita Thau（我們是人）／魚池鄉日月村］。回程中再次造訪白水溪與番仔田駐點。5月27日，返抵臺灣府

4月，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表面赴清交換《清日修好條規》且賀同治帝親政（4月20日，抵天津。30日，與李鴻章交換《清日修好條規》之批准書。4月末，在香港遊學之水野遵，接獲「視察清廷」之命令，從副島種臣傳來「臺灣實況探索」的旨意，於是從香港搭乘汽船抵淡水港。5月7日，入北京／李仙得身分為日使節團顧問，樺山資紀亦同行），私下則派其副使柳原前光（6月21日）向總理衙門磋商臺灣生番戕害琉民事項，總理衙門駁覆琉球為中國藩屬，並云「殺人者皆屬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窮治」（總理值班大臣毛昶熙、董恂／「生番係我化外之民，問罪與否，聽憑貴國辦理」／柳原前光得到和李仙得當年一樣之回應，而成為日方解釋「清國對生蕃地區不主張領有權」的根據，並以此作為日本征臺行動正當化的理由）。柳原卻以聲明日本擬遣人赴生番處說話，未經深論而返國。之後，清國政府即轉變態度，並唆使各國公使交相指責日本不應對清廷採取敵對行動（只取得大清官員「口頭」上不對「生番」負責，同意日本單獨派人赴臺灣口頭詰問原住民，而無法取得清方大臣之「書面」同意文件，之後此「臺灣出兵事件」因此遭列強質疑，應該是出於食言背信之清國大臣和其外籍顧問之陰謀）。6月22日，副島整裝歸朝。26日，返回日本，受到隆重歡迎（之後因征韓之議論，乃掛冠朝門而去）。適李仙得返美路經日本，更從中鼓勵，迅任日本政治顧問。但日本犯臺之議，卻因在「征韓論」〔西鄉隆盛主張征韓之目的（大陸派），是要為失勢武士找出路，但木戶孝允（桂小五郎、長州藩）、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等人卻認為應以內政為重（內治派／內政派），征韓可能誘發對俄戰爭。10月24日，西鄉隆盛「遣韓使節行動」提議被否決，憤而辭職下野返回九州薩摩，史稱「明治6年政變」／CE 1875年9月引發「江華島事件」並對朝鮮用兵，之後簽訂不平等之《江華條約》／征韓論是近代日本亞洲觀點之原點，同時延伸出近代日本的大陸侵略政策〕的沸騰下，一時被擱置。就在此時，琉球人被臺灣原住民殺害消息傳至日本，屬舊薩摩藩士族之樺山資紀、西鄉隆盛（1827-1877）與西鄉從道（1843-1902／建立海軍薩摩閥，包括樺山資紀、伊東祐亨、東鄉平八郎、山本權兵衛、山本五十六等），乃極力主張出兵臺灣（日本薩摩藩人一向以琉球王國監督者自居），日本政府考慮到出兵可以緩和舊武士士族們對內政之不滿及反彈，出征臺灣呼聲頗高（也有人辯稱，對握有政策主導權之大久保派而言，這已不是純粹之國內問題，他們更擔心的是歐美列強趁日本國力微弱、政情不穩之際，威脅日本的自主獨立，而出兵臺灣應可理解為因應這種危機所採取之行動）

5月22（23？）日，水野遵〔Mizuno Jun，號大路／1850-1900.06.15／私人日記《臺灣征蕃記／征蕃私記》（原名《高砂浪ノ跡》，收錄於「大路會」所編水野遵紀念刊物《大路水野遵先生》中），又稱《征蕃私（日）記》（連載於《臺灣時報》上），今藏國立臺中圖書館／第1任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長（CE 1898年3月改為民政長官，CE 1919年8月再改為總務長官／CE 1895年9月，向樺山總督提出〈臺灣行政一斑〉報告，建議興建「橫貫鐵道」之議，為急務中之最急務。又主張以「恩威並重」態度來「撫育」原住民），CE 1897年7月因「高野孟矩事件」主動離職，12月勅選為貴族院議員。CE 1898年4月與2代總督桂太郎（7月19日，經評議會推舉為創會會長）、大倉平八郎（大倉喜八郎／1837-1928／おおくら きはちろう╱大成建設創建者）等人成立拓殖及文化交流團體「臺灣協會」，並親任幹事長，發行《臺灣協會會報》月刊（CE 1898年10月創刊，東京帝大文學士河合弘民擔任編輯主任），也力主辦理「臺灣協會學校」（CE 1900年5月，第2次總會決議通過成立，9月15日於東京麴町區富士見町之臨時校舍舉行開學式。CE 1904年4月，改名「臺灣協會專門學校」，即日後「拓殖大學」前身），以培養總督府所需開拓臺灣與南清之公私業務相關人才／CE 1899年元月29日，「臺灣協會」臺灣支部成立，支部長為後藤新平、幹事長石塚英藏／CE 1907年2月，「臺灣協會」改名「東洋協會」（CE 1907年6月，在京城設立韓國支部、在旅順設立滿州支部。CE 1909年創刊之《臺灣時報》，乃東洋協會臺灣支部之機關報）。而《臺灣協會會報》也改名《東洋時報》，又「臺灣協會專門學校」改名「東洋協會專門學校」（CE 1915年4月，又改名「東洋協會殖民專門學校」。CE 1917年4月，聘任「臺灣糖業之父」新渡戶稻造擔任學監），因應在日俄戰爭後之時局變化，而能將殖民地經營人才進一步送往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根據名古屋大學河原林直人副教授之研究，CE 1913年度以後，就沒有畢業生任職於臺灣總督府了／CE 1915年創立之「南洋協會」，仍以「文化團體」的模式，擔負起日本帝國「南進」的先鋒（大正南進期）。而近代日本社會文化團體之實質內涵有3：非屬公家團體，卻是政官軍民商等有力者所結集／扮演海外特殊情報之收發信源機制，內部成員可謂是社會輿論之意見領袖／扮演日本殖民地支配等對外膨脹的策略規劃腳色〕與印度鴉片商人卡瑪‧希得遜（Kama Hiteson）和一漢籍商人，乘船溯行淡水河在艋舺下船，改由陸路（經枋橋頭／今板橋）前往大嵙崁（Tokuharu／大溪）。23日傍晚，抵三角湧（Sankauda／三峽）。隔日，曾與大豹蕃頭目會面（〈蕃界偵察〉，《臺灣征蕃記》第2回）

6月21日，總署值班大臣毛昶熙、董恂接見柳原前光，將臺灣原住民居地說成「化外之地」、「政教不及」之失言，讓日本取得征臺之口實［其實化外之地不限於「生蕃地」，還包括宜蘭地方與恆春地方「熟蕃」（平埔族）的地界］

8月9日，日本海軍省決定派遣測量船測量臺灣近海。9月4日，測量船「春日艦」（CE 1872年完成第1張海圖，即水路寮第1號〈陸中國釜石港之圖〉）出發，完成日本水路寮海圖第13-16號〈臺灣島淡水多口嘈蛾國姓4港之圖〉（取材自CE 1855-1865年英國海圖，南天書局藏）以及第32號〈臺灣全島之圖〉

8月，史溫侯在「大不列顛協會」發表〈福爾摩沙筆記〉（Notes on Formosa）一書

夏天，廣東人張其光新任臺灣鎮總兵（CE 1877年4月，吳光亮接任），在福州往臺灣船上竟出借《臺灣清國屬地》圖，予同船之日本駐廈門代理領事福島九成及畫家安田老山摹繪，後更為日本海軍水路部所取用（CE 1871年發生「八瑤灣琉球人事件」，該時日本正準備出兵臺灣，此地圖為至關重要情報之一），製版刊行《臺灣島清國屬地部》，現藏於日本國立公文書館

8月23日，樺山資紀少佐抵淡水。9月5日上午8時10分，由淡水出發｛向墨西哥人佩德羅Pedro〔ビートル，其墓碑位於淡江中學內，而其子畢金桂（Biking-Guei），人稱「畢公」，其墓也位於淡江中學內〕租借戎克船，並請其擔任船長、嚮導及隨從｝，16時抵雞籠港，並在該港碇泊3日（9月6日為農曆7月15日中元普渡／于蘭盆會，往炭坑參觀）。7日，參觀ソーリコン（sorikon）煤礦。之後，在德國小船Coastal House（コンストンハウス）上會晤英國人Langland（ランドー）。8日上午7時出雞籠港，9時出洋前往蘇澳港，16時半，抵瑪蘭廳轄下之頭圍［設有縣丞署、巡檢署，兵營（300名清兵）則坐落於頭圍市街以東10町之「武營」（今頭城鎮武營里），9日曾溯行頭圍溪前往參觀］烏石港〔CE 1825年（清道光5年乙酉）夏，署噶瑪蘭廳通判烏竹芳選定「蘭陽8景」，此載於CE 1852年（咸豐2年）陳淑軍、李祺生之《噶瑪蘭廳志》： 龜山朝日、巃嶺係煙、西峰爽氣、北觀海潮、石港春帆、沙喃秋水、蘇澳蜃市、湯圍溫泉〕，因海浪洶湧，在該地滯泊10多日。其間曾上岸（當時烏石港到頭圍街碼頭之河道暢通）在頭圍市街（有200多戶，岸邊地面都鋪設石板）散步及（9月9、10日）走訪噶瑪蘭廳衙門〔與頭圍間可通舟楫，樺山從頭圍溪南支流（貼近海岸線北流）溯行至大福庄（宜蘭縣壯圍鄉大福村）、過嶺庄（壯圍鄉過嶺村），又經功勞庄（功勞埔，武荖坑溪南側，今蘇澳鎮存仁里）之支流，再沿噶瑪蘭市街北側小溪（辛仔罕溪）才抵噶瑪蘭庄，距離約6里（1里=36町=約4公里，1町=60間=約109公尺，1間=6尺），要花費7小時左右〕。11-15日，蟄居於船中。16日，雇船溯溪而上〔從頭圍沿大福、公館（壯圍鄉復興村）2庄流域，可出東港（壯圍鄉東港村），橫渡河、海之合流點，再從對岸茅仔寮上溯羅東溪（今冬山溪）14、15町，即可抵利澤簡or加禮宛（200戶左右之市街），當時樺山稱此地為「淡水」，可能是「東勢」（tansi，指從東港附近到利澤簡沿海一帶or蘭陽溪以南的平原地帶）之誤聽〕，往利澤簡方向調查，惟無所獲而夜宿小船，17日14時，才回烏石港船上。9月22日7時，樺山從烏石港解纜，16時20分，抵蘇澳港之南方澳（當時南方澳分上、下城，上城住漢人約有30人，分5、6戶。下城住「熟蕃」海岸猴猴族，有30戶，約100人／藤崎濟之助認為，由於不堪來自東澳、南澳泰雅族之攻擊，猴猴從南方澳遷至蘇澳北邊的武荖坑居住，成為噶瑪蘭36社之一，但是遷居地潮濕，族人生病無法居住，又想遷回南方澳，於是36社各派2名出役為他們蓋屋，南方澳熟蕃感念各社恩德，乃蓋廟祭祀噶瑪蘭領袖人物），熟蕃駕蟒甲小舟來邀請一行人至蕃社訪問，之後沉醉於熟蕃猴猴部落（四周環植林投與刺竹當籬笆，也堆石為墻，圍牆內住屋皆夯土茅頂建築）的于蘭盆會（中元節）舞蹈中。10月16日下午8時，返抵淡水。樺山第1次臺灣調查（海軍大尉兒玉利國、外務省官員成富清風、清國通城島謙藏及福州馬尾雇用之嚮導趙某陪同），其中42天他在東部南澳、烏石港、噶瑪蘭市街、蘇澳港等地探查。也在蘇澳、南方澳2地，周旋於泰雅族、猴猴族之間，進行所謂後山化外之地的佔領、殖民與開墾（南澳拓墾計畫），可說是後山地理、民情的第1手資料。12月10日，樺山資紀由打狗赴香港（日本征臺暫罷議，他抗命不回國，轉往大陸偵察沿岸）

9月，赴美歐考察近2年（CE 1871年11月出發）之「岩倉考察團」（the Iwakura Mission）返國，數週後完全改變副島種臣（「征韓派／武斷派／大陸派」：西鄉隆盛、後藤象二郎、板桓退助、江藤新平等人）出兵臺灣之野心，右大臣（副首相）岩倉具視（Iwakura Tomomi／「內政派／內治派」：木戶校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新內閣干預此事，派兵懲戒臺灣原住民之論調乃暫告終止

9月22日，樺山資紀乘戎克船抵達南方澳／南風澳〔上城清國人（5、6戶30人）居住，下城「熟蕃」猴猴族100人（30戶）左右居住，之後因南方澳漁港築港（CE 1922年9月完工，漁名全都是日本內地移民，旗魚著名產地），遷至東澳北溪吳春城舊址（4戶11人／CE 1921年藤崎濟之助當時調查在東澳溪左岸，周邊有高8尺、寬3尺之石壘外壁圍繞，外側四方更有深6尺、寬6尺之塹壕形跡，西隅則有枯井一口），而部分遷回祖先之地（花蓮港廳研海支廳新城／3戶8人），以及南方澳背面海岸山麓（18戶49人）與南澳浪速（日語發音「那娘仔」／今蘇澳鎮朝陽里）一帶／奉命來臺灣探查東部，企圖於南澳建殖民地，為日本侵臺預作準備／蘇澳郡守 藤崎濟之助，《臺灣史と樺山大將》，1926／《樺山資紀蘇澳行》，藤崎濟之助 著、林呈蓉 譯註，玉山，2004〕，並至熟蕃猴猴部落［頭目陳老眉，勢力者陳新抵、陳老大（藤崎濟之助查訪）／以林投Nâ-tâu（露兜Lōo tau）和刺竹為籬笆、疊石為牆約6尺高有如獨立城堡，牆內住家以夯土為牆、茅草覆頂，並以種蕃薯（鹿兒島人稱之「唐芋」）、織麻布為生，惟仍保留馘首習俗，並置敵首於棚架／猴猴族具有堆砌石牆之文化與技術，而漢本遺址也發現了堆砌石牆與石板砌造之屋舍地基，故當年居住在此地之漢本人，可能與猴猴族頗有淵源］作客慶祝中元節（提燈上寫著「全境平安」，稱熟蕃酋長為「三國王」）。24日，再前往1里外之熟蕃部落（僅有20多名男女），並利用其中2名生蕃婦女，安排斡旋招攬居住於深山中之生蕃酋長，於4日內同行前來此處聚會，也請她們示範教授蕃語數字。之後回途中巡視蘇澳市街，僅有一條街有清國人商店，何等寂寥。一行人回到南方澳海岸部落後又再次會飲跳舞，並在熟蕃指引下，看到日耳曼人美利士Milisch之居住遺跡［CE 1868年殖民拓荒事業，把南方澳及加禮宛2地之熟蕃，用船載運至南澳，建立碉堡以防衛新建住屋（靠近速浪港之龜山），並命熟蕃往山中伐木、抽藤、墾殖］。晚間在樺山戎克船上，又密議委託酋長於下城建立家屋一棟（給熟蕃20銀元當工資）做為臨時根據地｛24日，在海岸猴猴社熟蕃30名壯丁護衛下，乘蟒甲小舟由南方澳駛向蘇澳港靠岸，沿白米溪陸路而行，再左轉進入支流猴猴溪谷之猴猴社「內陸熟蕃」白匏（30多人／南方澳西南約3.9公里處猴猴坑之「大陂村」，即猴猴坑溪與白米河交會之處，樺山當年由南方澳搭船到蘇澳港，未入蘇澳街就拐入左邊小溪前行到谷地，即白匏社遺址，今中油東澳油廠所在地／馬偕博士與伊能分別於CE 1885年6月及 CE 1897年10月，來到南方澳探訪內陸之猴猴社，是直接從南方澳海岸，翻越小山稜到西邊之猴猴溪。而此條翻山越嶺的道路，是內陸猴猴社向南方澳出入的道路，也是捷徑／CE 1924年，該儲油槽處原建有「樺山伯爵紀念碑」，紀念當時樺山於此會見南澳蕃頭目，惟今已毀去）勘查［樺山準備利用猴猴族原有社路，開鑿一條通往南澳的道路，以利於其殖民開發計畫。翌年（CE 1874年），羅大春奉命來蘇澳開鑿「北路」，也是利用猴猴族往來於蘇澳及東澳、南澳間之該部落舊道。這在地形上是開路的最佳選擇，所以樺山之計畫和羅大春的實際開鑿乃不謀而合，充分顯示後山防務、後山探險與殖民的迫切性］，希望生蕃女子入山，請內山泰雅族南澳群下山見面｝。26日，建築工程起工，樺山亦至熟蕃社看建地，熟蕃男女則上山採伐大量建材。27日，有清國走私食鹽之海賊船入蘇澳港，但不敢與日人接觸賣鹽而於夜間逃匿。28日，招集生蕃下山之日期已到，但一整天無所獲，乃決定親赴南澳一探。30日，接到生蕃酋長等20餘名將下山與日方會面之快報，但熟蕃態度受清官影響而一變畏懼，只好通知生蕃今日見面暫緩，當夜樺山留宿熟蕃社。31日，清吏直接至南方澳盤問樺山等人，而熟蕃也不敢抗拒清吏禁令，樺山苦無對策。10月1日，樺山回到戎克船上。晚上接獲部分生蕃仍在熟蕃部落附近山麓宿泊並未歸社之報告，惟當日時間已晚不便會面。2日，請漢人生蕃通事阿鍾協助，之後在10名清國人護衛及生蕃女嚮導下，分小隊走陸路上山至溪頭之熟蕃社與生蕃人會面，並大事邀宴猴猴社熟蕃白匏社（10年後遭生番襲擊而荒蕪／CE 1923年，蘇澳郡守藤崎濟之助當時調查蘇澳庄白米甕境內東澳山嶺下的「白匏」遺跡之後，推論部落周圍外壁高約10尺、寬約6尺左右，以玉石堆積，並以石灰和黏土黏結接縫處，不僅有門戶更施以鎖鑰。藤崎濟之助之時乃臺南製糖株式會社的所有地，後為建「樺山遺跡紀念碑」而捐贈土地予蘇澳庄）與南澳泰雅族生蕃武搭（ブタ／Buta）社頭目Yawie Buta（Hayawie、Yawuyibutaヤウイブタ）等17名於大陂村（《臺灣征蕃記》稱大坡村，「大坡」與「大池」同義／原名蛤仔湖or蛙仔湖，猴猴溪與圳頭溪合流點，旁有蛤仔山，山頂有清兵營盤遺址／日據時代早期立有紀念碑「樺山公遺跡之碑」，以紀念樺山和南澳蕃舉行第1次會面的歷史性事蹟，該紀念碑在光復後遭破壞，而水池亦遭填平改建為油庫，今中油東澳油廠位置）豪飲，宴會直到日暮低垂夜宿為止。3日，Wakei（ウケー、Makeyikuマケイク，後改稱Butaブター）社酋長Hayawue（ハヤウエ、Yawueiヤウエー、Yawuheiヤウヘイ、Yaue、Yaueヤウエ、Yawuyiヤウイ，前酋長是Buta-nawuyiブターナウイ）、妻Sakaen（サカエン、Sayumuサアユムorサカユム、Saayumu）共8 人〔男3：Biboビーボ、Ahokuアホク／女5：Siyiyaシイヤ、Sanimuサニム、Hireyuヒレユ（前3人中有2人為酋長女兒）、Wasiyiワシイ／水野遵日記則稱他們來自Yagarehiki社（人口300人）和Warak社（人口400人），通稱Rakau荖狗社〕為避開漢人耳目，又翻越小山稜（宜蘭縣蘇澳鎮新化巷南仙宮後山）至南方澳船上密會樺山（早一步在7時已偕同熟蕃下山回到船上），但屢遭清朝官吏阻撓和施壓（猴猴人態度乃瞬變，不再協助樺山資紀）。4日，一行人乘小舟去北風澳（北方澳）偵查，發現漢人40多戶，而灣內有2艘清國水師之砲艇停泊。日記中覺得當時已無計可施（經費用光且日本音訊斷絕），只能放棄一切才是良策，乃決定引航回去淡水。5日，為農曆8月15日之中秋。6日13時，出帆南方澳，但風強浪高，折返投錨於北方澳（有清國人40戶）。7日6時，再度拔錨出海順西風回烏石港，14時以拉引方式入港。8日9時35分出船，因突颳北風雨乃仍滯留港內，但看見在龜山島近旁有2砲艦南航而去（是清國派遣之軍艦往蘇澳，搜索日人與生蕃人會面之有關事狀，其中英國人Langland因關心佩德羅Pedro安危亦曾隨行。17時北返）。其間聽聞生蕃頭目Yawie Buta遭囚禁，但無法證實。14日13時，又從烏石港經Toatukoi（トアツコイ，灣內有5、60戶人家／今宜蘭縣大溪港，大溪川口北岸）暫時休息，20時再度出發夜航，到サントー（Santo-／サムトーSamuto-／三貂）岬附近，漁舟篝火恰如螢火。10月15日5時抵雞籠港，攜5瓶洋酒給協助他往噶瑪蘭探險的德國友人。當夜12時，往淡水方向歸航（16日13時安返淡水）。樺山為此「南澳蕃的蕃情探險」共用掉43天，比原定15天期限超出2倍時間［CE 1874年5月2日，樺山從淡水領軍準備到南方澳建立殖民根據地，然後進攻奇萊地方海岸地帶，但船艦受阻於颱風。不久後日軍進擊瑯嶠地方（5月7日日艦已駛入瑯嶠灣射寮港），樺山不得不趕去參加牡丹之役（從淡水乘轎採陸路，晝夜兼行8天8夜抵打狗，轉赴車城外龜山大本營），其以響應臺灣西南部軍事行動的殖民計畫大夢，也隨之破滅］

10月1日，史溫侯因中風、下肢癱瘓而離開清國。10月底，回到英國倫敦就醫療養，從此永別亞洲。CE 1875年8月25日，無法康復乃正式辦理退休。英國動物學會主席施克雷特（P. L. Sclater）於CE 1875年年會，稱讚「他是最努力，也是成就最高之「探險型」博物學家（exploring naturalists）之一」

10月21日，馬偕牧師從頂雙溪翻越草嶺古道，第1次來到宜蘭大里簡（宜蘭縣頭城鎮大里里／大里簡教堂，設教日期為CE 1887年3月22日之前）海邊，之後抵頭城

美國博物學兼人類學家史蒂瑞｛史迪爾／Joseph Beal Steere／1842-1940／在臺灣至少採集3種貝類，即在打狗採集之高雄球蝸牛及黑線小鼈甲蝸牛，臺灣某地所採集之圓菱蝸牛／在臺灣採集之蕨類植物有58種，其中廣葉星蕨〔Polypodium steerei Harrington／Microsorium  steerei  (Harr.) Ching，係唯一為紀念史蒂瑞之植物採集而命名者〕及Nephrodium subpedatum Harrington是新種，採自打狗，係整理自CE 1878年Harrington教授在林奈學會會報（Linn. Soc. Journ.）中之報告／另在〈臺灣植物目錄〉中，記載史氏只有採集2種植物，即廣葉星蕨和臺灣肺形草｝在其伯父及密西根州立博物館（State Museum of Michigan）資助下，以密西根安阿伯大學博物館（National History Museum of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 Ann Arbor）研究員身分，遊遍巴西、厄瓜多爾、祕魯等中南美洲後（1870-1873），轉而橫越太平洋（72天）路過香港，為等待家書及與學校聯繫之方便，臨時決定一舉深入福爾摩沙島，展開長達半年的調查採集之旅（CE 1873年10月3日至CE 1874年3月31 日），並於CE 1878年寫成《福爾摩沙及其住民》（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一書，該書在塵封了近125年後，才在CE 2002年由李壬癸院士整理出版。另外，在美國地理學會CE 1876年學刊報告（〈Travel among the Aborigines of Formosa〉，Journ. of Amer. Georg. Soc. New York 6：302-334）中，史蒂瑞描述埔社東部原住民所居住之天然環境，以及紋身與獵首的傳統

11月11日，水野遵搭乘春日艦由東京出航，前往中國海測量臺灣近海海域情勢，並偵查生番動態

史蒂瑞（貴格教友派Quaker信徒）從祕魯出發8月底抵香港。9月，抵廈門。10月3日傍晚，亦搭乘汽船「海龍號」〔CE 1882年，船隻擱淺白沙屯（今桃園市觀音區大潭里）遭劫〕抵淡水（抵達後發現2位隨從未搭上船，乃打亂原先欲徒步至打狗之計畫），且步行至荷蘭古堡（the old Dutch fort，英國領事住處）。4日早上，參觀德約翰Dodd之茶葉公司寶順洋行（Dodd & Co.／淡水埤仔頭or鼻仔頭piatow，今空軍氣象聯隊營區內／曾兼為美國駐臺榮譽領事館）之製茶、裝箱過程。再來走水路經澎湖群島Pescadores後，5日近傍晚至打狗。拿著介紹信找到泰勒（Mr. Taylor／長居打狗之商人兼探險家）寓所。6日上午，四處採集標本，並聘任「王嘉」（Onga）為翻譯、廚師及嚮導。11日，搭小交通船北上臺灣府，並換乘有帆大竹筏（桅桿旁有大木桶可乘坐）上岸參觀熱蘭遮城堡「敲下城牆泥磚，推滾下山供作建材」，其主城門上方仍標示「T ' CASTEEL ZEELANDIA GEBOUWED ANNO, 1634」（「熱蘭遮城完工於1634年」），且城牆外側之崗哨仍堅固完整如初

10月14日，史蒂瑞與甘為霖Campbell牧師（此行採集600種植物，標本寄交大英博物館）及英國駐打狗領事館翻譯官布勒克｛布洛克／Thomas L. Bullock／著有〈臺灣中部內山行〉（A trip into the interior of Formosa）〔該文曾於CE 1877年3月22日，發表於《皇家地理學會會刊》（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Vol.21：266-272）。同時阿赫伯‧艾倫（Herbert J. Allen／CE 1873〜CE 1875年，英國駐淡水領事館署副領事。CE 1876年，赴福州新任）也於同日發表他與李庥、馬偕2位牧師從北部淡水徒步南下到中部，轉埔里以迄臺南府城之各地教會縱走旅遊記〈從淡水到臺灣府之穿越福爾摩沙旅行記〉（Notes of a journey through Formosa from Tamsui to Taiwanfu），全文著重地質觀察及見聞描述。而當時之評論員有前駐清公使、學會會長阿禮國Alcock，以及名攝影家湯姆生Thomson〕等文｝、平旺、王嘉Onga，一行13人由府城東門出發北上，展開福爾摩沙中部內山之旅，當夜在火燒店Hoisiutiam／Hosiutiam（今臺南市柳營區人和里）過夜。15日，抵嘉義城。16日，宿防汛軍營〔不知是否是林圯埔（Lim-ki-pó，今南投縣竹山鎮）？因該地為斗六門等處入山總路〕。18日中午後，到水社，往日月潭（甘為霖牧師取名「甘治士湖」Candidius Lake，第1批抵達日月潭之西方人）打獵與採集，夜宿漢人頭人家（CE 1875年2月中下旬，收留柯樂Corner／CE 1875年11月下旬，收留阿赫伯），而甘牧師當天即先前往北方埔里地區探視教會（甘為霖牧師可能將今屏東北大武山命名為漢布洛克山）。23日下午，抵埔社Polisia之烏牛欄，迎向前來握手、道「平安」（Peng Aan）的是巴宰族基督徒，在此停留2星期｛其間11月6日，雇用巴宰族「番割（barters and go-be-tweens）」〔通曉番語而出入蕃社交涉之漢人╱官派稱「通事 tongsu」、「熟番通事」／有能譯番語通彼此之情者，則貿易之利歸之，謂之「番割」。番割又私以火藥、鉛彈易其熊膽、鹿茸／越界從事原住民物產交易「番產交易」之貿易商人，亦稱之「番割」（番割即是漢人而通番語、與番人熟，於生番界和生番交易物品者，通常取番婦，其與番人交易稱「換番」）。通往番界以外的漢人，往往運用其與原住民通婚後造成身分之模糊性，迴避法律規範。民間以「番割」指稱這些越界進行的商人，而其與原住民所生，定居於界外生番地區之後代則稱為「土生仔」。這種非法的越界方式（「番割」or「土生仔」），與並行合法之「軍工匠首」、「通事」等種種特許的身分制度互為表裡，遂形成一批極有勢力的「土生仔」移民勢力（具有不同文化之中介者特質）。非法之「番割」以及合法之「通事」往往不是截然劃分的，甚至是以一體兩面之身分而存在〕阿敦Atun為嚮導兼翻譯，由烏牛欄出發經湄溪溪谷東行，東北向轉入眉溪支流南山溪（漢人稱「嘸回頭溪」）到霧社／賽德克亞族德克達雅部落東眼（Tungan／Tur-u-wan）社，今南投縣仁愛鄉南豐村，又稱眉溪社／位於南東眼山南方山麓，眉溪與南山溪交會處右邊河階上方，當時稱東眼社或眉溪社，而「東眼」意指山凹處或產燧石之地，日治時期稱為土岡社，即東眼社發音轉來／史氏、布勒克與甘為霖牧師進東眼社時，發現大部分男人都外出參加此「霧番／埔番」（Bu-hwan／Boo-hwan）部落之戰爭會議，其他的女人和老人以為他們是來報復的（因為霧番之前突擊了埔里社），《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Sketches from Formosa）／對一排骷髏頭素描，引起族人不悅／史蒂瑞誤闖竹叢墳區，被潑水、灑土去邪／11月8日，離開山區返回埔里時，因被誤認是來替巴宰族報復的，而遭總頭目阿畏亞丹Awiatan／Auiatan轄下50多名泰雅戰士跟蹤，最後史蒂瑞露了2手（射落飛過頭上之烏鴉、射穿12碼外6片樹葉）才嚇退追殺者，《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Sketches From Formosa）第12章〈與霧番獵頭族共舞／霧番獵頭族〉 （With the Bu-hwan Head-Hunters）｝。可能11月11日離開埔里，沿烏溪經集集（布勒克稱「漢人移民定居之邊境小村」）、彰化城（CE 1824年／清道光4年，建竣土城）東側北行，當晚夜宿阿罩霧（今霧峰／可能是下厝林家，當時「目仔少爺」林朝棟23歲／林文察長子）。13日，至大社〔Toasia／今臺中市神岡區大社里／昔日「岸裡大社」（Luhu luhut／多鹿之地）根據地與巴宰族（自稱Pazeh或Vazzehe，原意「成熟的人」，這是相對於「生番」的自稱。稱高山原住民「下土Rrahhu」，「土番」之意。而稱漢裔臺灣人Taporo）祖居地。其中「岸」Bali或Vali原意為「風」，亦即來去無蹤、經常不定時遷移之意。原居罩蘭（今卓蘭）、東勢、后里一帶，稱「罩蘭黥ㄑㄧㄥˊ面番」／布勒克Bullock停留2天左右後，單獨返回臺灣府〕。這是甘為霖牧師第3次訪問此地，全村總動員在CE 1874年初擴建之教堂內舉辦盛宴（當時總通事應是神岡岸裡大社第20代總通事潘國恩／1863-1881／CE 1873年，甘為霖牧師拜再次訪岸裡社，曾親自替潘國恩妻主持受洗／與必麒麟 Pickering往來密切）。中旬又隨甘為霖牧師走訪大社東南10哩外之第1個到訪的客家村），其位置在東勢左下方近山區，是原住民下山交易之處。18日，離開大社取東北方向，渡過大甲溪、大安溪，來到12哩外鯉魚潭溪（今景山溪）畔之內社〔Laisia／今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潭村／CE 1845年（清道光25年），最初由臺中市豐原區遷來巴宰族之岐仔Vazzehe社（神岡區）與蔴薯社（后里區）／CE 1871年，大社有66名壯士因逃避清廷徵調，遂攜家帶眷避居內社，基督教因此傳入／分為頂城Ta（上城）及下城Ba，Taba原為葫蘆產地之意／鯉魚潭教會長老潘大州則表示：Taba原為匏瓜（瓢瓜／瓠瓜／葫蘆科）之意，由於內社原址形狀似之，乃以Taba稱之。之後也以Taba稱鯉魚潭一帶，漢人則稱之「番仔城」〕。CE 1871年12月，鯉魚潭教堂建於下城中央〔CE 1935年4月21日，發生墩仔腳大地震，鯉魚潭教會全毀，巴宰人住居幾乎移為平地。CE 2003年起，在長老潘大州推動下，每年在傳統過新年（農曆11月15日）之前，陽曆11月底或12月初，皆舉辦走鏢（賽跑）、牽田（頌祖祭）、銅鑼舞（慶賀狩獵豐收）等活動〕，但潘文良長老於CE 1874年6月遇「番害」遭馘首，最後促使內社基督徒於CE 1879年遷移至大社，到CE 1882年始遷返。CE 1911年，內社改名鯉魚潭。CE 1945年，改為鯉魚村。CE 1987年，改稱鯉魚潭村。19日上午，史氏加入社民行列至鯉魚潭以魚藤捕魚。20日，甘為霖Campbell牧師回頭往南而去，史蒂瑞Steere帶著僕人王嘉則繼往淡水出發走舊官道北段，經過後壠〔Oulan、Ballabal、Dockedockol、Hallabas、Darraudau、Rutzut、Aulangh（番社戶口表番社名）／金門金湖鎮甌壠居民於荷治時期移民苗栗後壠居住，因此後壠（ãu-lâng）與鄰近之新港仔（Sinckangia／鄭成功據臺後，使「左先鋒札北路新港仔」，有其歷史背景）一樣，非番語／苗栗縣後龍鎮〕港、中港〔Tung-kiang／CE 1861年（清咸豐11年）開放／今苗栗縣竹南鎮中港里〕。21日，抵竹塹（Tekeham／今新竹市），夜宿楊梅壢（今桃園市楊梅區）。22日趕路，經中壢、桃仔園、龜崙嶺，抵海山口／新庄〔Sinchin／CE 1732年以新設置之庄稱之，並增添淡水營總把於此，以輪防海山口。至CE 1751年（清乾隆16年），因龜崙嶺新路開闢，水路交通匯集更促其發展／今新北市新莊區〕，再乘小船晚間抵達淡水，即刻拜訪馬偕牧師但未遇。11月23日禮拜天，上溯至艋舺坑（Bangkokee／五股坑Go-ko-khi，今新北市五股區）遇到馬偕牧師〔《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From Far Formosa :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林晚生 譯，2007／《臺灣六記》，周學普 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研究叢刊第69種，1960／《臺灣遙記》（From Far Formosa, 1895），林耀南 譯，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叢書譯本第5種，1959〕。下午，隨馬偕牧師到和尚洲（今新北市蘆洲區），近午夜才回到淡水。之後開始打包標本，透過茶船「前進」（Onward）號直航運回美國紐約。11月29日晚漲潮時，史氏與王嘉搭乘狹長輕便煤船，清晨已由淡水河轉基隆河，中午經五堵到七堵之湍流水道（上游滿載煤炭的船，接連從旁順流而下）下午到達暖暖（煤炭是由挑夫從雞籠揹過山來），步行越過獅球嶺抵雞籠（CE 1875年，改名基隆）且下榻於海關宿舍，洋人都住在港南近碼頭區（應是大清帝國海關所在，今火車站前碼頭附近），而漢人城鎮位於北方1哩外、港東平坦之岸邊（今大沙灣、二沙灣一帶）。史氏停留雞籠1週，每天採集珊瑚及貝類（史氏在臺灣至少採集4種貝類：黑線小鼈甲蝸牛、高雄球蝸牛、圓菱蝸牛、青山蝸牛），並參觀八斗子煤港（Coal harbor／今基隆市中正區八斗子）及附近礦區，再回到淡水，期間曾與馬偕牧師上大屯山洗溫泉和品嘗鳳梨。12月24日，史氏沾光作陪參加茶商德約翰在淡水埤仔頭住處舉辦之聖誕宴會。12月30日，離開淡水（同船有些英商帶著馬匹轉赴廈門賽馬）回到打狗過年

12月26日午夜、27日清晨，馬偕牧師接獲他第2位學生許銳〔第1位學生是嚴清華，是臺灣北部教會的第1位信徒，CE 1885年被馬偕封立為牧師，還包括陳榮輝／陳火（1851-1898／CE 1885年5月17日受封為牧師／新店教堂傳道師、牧師／長子陳清義取馬偕長女偕媽連）〕在獅潭底（苗栗縣獅潭鄉）山區被夏族馘ㄍㄨㄛˊ首之死訊，立刻動身趕往新港社，動員馬卡道平埔族協尋屍身（於CE 1874年元旦找到）

《福爾摩沙及其住民》第1部分，就是史蒂瑞Steere走訪邵族〔日月潭水社／今魚池鄉水社村／邵族祖靈之島珠子山、球子山、珠嶼、珠山，即光華島，高拱乾《臺灣府記》乃漢人文獻最早提及，CE 2002年改名拉魯（Lalu）島／CE 1934年底，完成水力發電所、圍潭成水庫後，原居珠子山西岸之水社、東南之卜吉社被迫遷移，而潭東之貓蘭社則全部沒入水中／史蒂瑞用「小湖」（the little lake）稱日月潭〕、巴則海／巴宰Pazehe平埔族｛烏牛欄（Ogulan or Auran／臺語音Oo-gû-lān，可能與賽德克語Aran／Alang有關）社［清道光3年（CE 1823年）間經邵族引進由豐原（荷文Aboan Auran烏牛欄社）移入，今埔里鎮愛蘭里、鐵山里］／烏牛欄3社［烏牛欄、阿里史、大馬璘（皆位居烏牛欄臺地，故稱之）］／埔社［埔裡社，位於埔裏社平原（埔里盆地），故址在枇杷城一帶，今埔里鎮枇杷里，布農Kantavan族］｝、賽德克亞族（湄溪）、巴則海／巴宰族（大社與內社）、西拉雅族（平埔岡仔林、萬金庄／紀錄144個單字）及排灣族傀儡番等族群之詳實記錄。當然，島上隨處可見的福佬人（在香港及東南亞地區，主要指廣東潮州人，而在臺灣卻成為漳泉系之閩南人）、客家人，史蒂瑞也沒錯過。透過他的描述，CE 19世紀下半的臺灣社會重現在前，彷彿觸手可及

史蒂瑞返國途中，還特別前往倫敦之大英博物館圖書館，檢視福爾摩沙的相關文獻。在浩繁書帙間，他搜尋到CE 17世紀的荷蘭牧師甘治士Candidius、蘇格蘭旅人萊特Wright、CE 18世紀的傳奇冒險家貝紐夫斯基Benyovszky伯爵、以及CE 19世紀「安妮號事件」船難者羅伯•金理（格利／Robert Gully）、史溫侯Swinhoe領事等人所寫下的探險紀事、獄中日記，就構成了《福爾摩沙及其住民》的第2部份

設鹿港理番同知分廳於埔里大肚城，推動臺灣中部「番地」之防務及墾務，並設義塾（讓各社頭目之子入學，乃「質子以降」、「送子求撫」）、教育番民，此後官員、商賈群居於此。光緒元年（CE 1875年），日軍征伐臺灣牡丹社，清廷派沈葆楨督辦防務，解禁漢人渡臺，允許漢人進入番地拓墾。同年改北路理番同知為中路撫民理番同知，新設埔里社廳，從鹿港移駐埔里（CE 1890年3月，知縣宋維釗於城內設番義塾乙處，核定番童牡丹社6名、高士佛社3名、射不力社4名，共13名來義塾讀書）

 

CE 1874年：（清穆宗同治13年／日明治7年／琉球尚泰27年）

元月1日，英國東印度公司EIC解散

元月3日，史蒂瑞Steere與李庥牧師自打狗出發南下，當晚夜宿舊城〔Koosia／今高雄市左營區埤子頭／明鄭時期萬年縣、清初鳳山縣治所在之興隆庄埤仔頭。CE 1878年元月中「林爽文事件」結束後，縣城遷至坡／埤頭街（今高雄市鳳山區），乃稱此地為舊城〕之教堂。4日，續行經臺灣府城北門外（今臺南市中山公園東北角高地），即CE 1842年7、8月清廷處決英籍、馬來西亞、印度籍船難平民共197名之校場。經東城門入府城後，並參觀赤崁樓〔fort Provence，荷蘭人稱Provintia—普羅民遮城／CE 1653年（「郭懷一事件」後1年）始建／地下室即為囚禁32年前（CE 1842年）未遭斬首之英俘9人所在〕。元月上旬出發，向東經白惡地後抵岡仔林〔今臺南市左鎮區岡林里／居民是原居新港Sunkang社，今臺南市新市區永就里（番子寮）、社內里（社內）之西拉雅亞族〕。抵達不久，頭人李順義來訪，史氏立即向其詢問有關手抄文書之事（這顯示史氏似乎是專程來岡仔林收購新港文書的）。第2天，再穿越類似惡地拜訪一位老婦，蒐集西拉雅語單字。10日，返回臺灣府。13日凌晨2點，搭乘德籍「美麗／費利」（Fairlee）號縱式雙桅帆船（schooner／甘蔗採收季，往返航行於廈門、臺南府城間之商情傳遞專用船）前往澎湖群島，但突遭風浪而回航。14日早上，船舶被風吹到打狗港外，又再頂風回到出發點安平港外停泊。15日，終於在漁夫島（Fisher's island／西嶼Sayson）靠漁船接駁登陸。16日一大早，開始「叫賣」珊瑚與海貝（曾親眼目睹西嶼島民搶奪失事船隻）。17日，探訪島南外垵之燈塔〔有修繕於CE 1824年（清道光4年）之花崗岩4層4面向的寶塔，高約30呎，每層正面為淺浮雕（媽祖）女神像，下層則有木雕女神像且香火不斷，而巨大的燈由花生油點燃，四面防風玻璃滿佈灰塵。守塔者據說是茹素僧侶，竹製籤牌置於神明前，討海人常來抽籤卜卦，祈求出海順利且平安歸來／上述燈塔並非最早者，CE 1769年（清乾隆34年）曾於西嶼外垵吃仔尾小丘上，建造一7級浮圖充作燈塔。「牡丹社事件」後，清廷議決於西嶼和鵝鑾鼻蓋西式燈塔，CE 1875年12月20日，西嶼西南端位於洋人稱為Litsitah Point（原在地小地名「屹仔尾」）的外垵燈塔（今稱西嶼燈塔）最早竣工、啟用，並駐有海關洋顧問〕。18日，搭乘交通船往抵媽宮，並再次「叫買」海鮮。也到娘媽宮（今天后宮）前觀看北管子弟戲（各甲頭訓練地方子弟組成業餘戲團之通稱，以供酬神寄廟之用，所演之戲均唱泉州方言的九甲仔調）中之九（高）甲，同時臺下則上演更精彩之官場18相送秀（當時澎湖最高官，武職為從2品之水師副將廣東仔吳奇勳，文職為正6品之通判江西老表劉邦憲）。史氏在澎湖共待2星期（曾親眼目睹失事戎克船遭圍攻搶劫），收集品有半噸珊瑚、2浦式耳（約3.78公斤）海貝、10加侖魚類和甲殼類動物。28日晚間，離開澎湖，29日下午返回臺灣府。3月16日下午，從打狗又與布勒克Bullock（獵雉雞／環頸雉）、來自紐約而服務於和記洋行（Boyd & Co.）之小伙子巴德（U. A. Budd）和王嘉同行，當夜（農曆除夕）夜宿埤頭〔Pitao，原稱下坡頭街，後改稱埤頭街，與臺南號稱南臺2大古都。CE 1804年（清嘉慶9年），知縣吳兆麟重新以石材建造城牆（原4周環植刺竹）和6座城門，現僅存東便門城牆／今高雄市鳳山區〕教堂（CE 1869年元月31日重建）。17日，渡過下淡水溪（el llamado Bajo Tamsui，今高屏溪）而進入客家庄（內埔老街）及馬卡道亞族山區（男人體格壯碩，髮型剃頭、辮髮，戴漢式斗笠；婦女不戴頭巾而戴大斗笠，上綴玻璃、金屬亮片之類的流蘇）來到萬金庄（Bankimseng／今屏東縣萬巒鄉萬金村、赤山村），原本規劃以萬金天主堂做為活動根據地，但已擠滿來獵雉雞之英國海軍軍官以及廈門海關稅務司休吉斯Hughes，此時西班牙道明會喬賢明〔Fr. Federico Jimenez／1840-1877／CE 1872年〜CE 1875年間，還有1位吳萬福神父（Fr. Vinte Gomar）駐紮／史氏CE 1874年4月10日寄自廣東，而刊登於該年7月3日《安阿伯快報》（Ann Arbor Courier）之信件有提及喬神父〕神父早已忙得團團轉。之後前往萬金庄北方3、4哩之平埔排灣交易市集地（可能是今屏東縣泰武鄉萬安社附近山麓），接著在原住民帶領下（史蒂瑞第1次進行人類學方面之觀察），越過萬安溪並沿溪谷上行再轉入山區，最後抵達排灣族布曹爾Butsul亞族巴武馬群之傀儡番筏灣部落（今屏東縣瑪家鄉排灣村，原稱筏灣村）之射鹿Tsarisi（意為「地勢急傾斜」）舊社｛「蛇生起源說」／位於隘寮南溪上游支流伊達布魯Itaburu溪右岸陡急傾斜坡上，而伊達布魯溪西側對岸，則是敵對之下排灣Supaiwan社〔史排灣社／筏灣社／屬「太陽卵生起源說」之箕模Chimo、Cimo人後代，箕模是指原居住在山腳下而與排灣人不同的人，一個非常古老之族群，比排灣還久遠（〈來義鄉排灣族中箕模人的探討〉，李亦園），而目前已融入排灣族，而李斯Riess教授提到可能來自琉球群島之瑯嶠人Lonkiu是否與箕模人有關？〕／史氏稱當時該社正與剛才渡河處之萬安社（巴武馬群）作戰｝，然後再北行1哩則抵高燕｛原意指「位在斷崖下方，狹窄突出之平坦地」，或稱巴達煙、八歹因Padain社（pa使變成為、dain胚胎，即人的含意。Padain是創造生命的意思，因此祖居地古巴達因Kapadainan加上Ka與an，是指原來的地方、創造生命的地方、族群的始源地／隘寮南溪南岸／布曹爾Butsul亞族／排灣族最古老之發祥地，有「嬰孩國度」之意），與射鹿社常被視為同一部落。日治時期射鹿（Calisi）社受高燕（Padaini）社頭目統治，2社在舊好茶時期與好茶關係友善，但CE 1974-1976年間，高燕與射鹿社集體被遷移至瑪家鄉沿山公路185縣道牛角灣現址，與筏灣部落混居（筏灣舊社原位於好茶部落對面山頭，二戰後也遷至牛角灣現址，遷村初期仍沿用「筏灣」一詞為村名，CE 1986年4月2日才更名「排灣」，CE 2015年9月排灣村共157戶534人）／史氏稱當時高燕社正與東部之世仇好茶Kochapoⁿgan（加者膀眼）舊社〔隘寮南溪北岸／好茶部落被其他部落稱為Kucapungane，對外則自稱Suwa-kucapungane，意為「好茶人」或「住在好茶的人」。好茶部落傳統領域範圍介於霧頭山（Parathutane）與北大武山（Tagarausu／「加撈」山脈）之間，而在二山間之狹長鞍部稱為巴魯谷安（Balukuwane／是舊好茶越嶺道最高點，換言之舊好茶越嶺道，是好茶人實質生活世界與超自然信仰象徵世界之間的聯絡路廊。舊好茶越嶺道，由舊好茶越過茶埔岩山北陵鞍部到臺東太麻里一帶，也是好茶人與東部族群之聯姻道路，更是好茶早期到東部補給和採購物質或文化交流的主要路線，還是利用歷史最悠久之古道。又好茶阿禮古道與好茶霧臺古道，過去是族人和西魯凱群部落通婚、訪親時使用），是好茶人最重要的神聖空間。好茶人認為人死後靈魂（Abake）將飄到達羅巴林Taruparingi（大鬼湖）、戴德額勒Taidengere（小鬼湖）、霧頭山Taidengere、北大武山等聖地，依序向祖靈告別，最後才在巴魯谷安落腳安息（魯凱族5大聖地，即精靈所居之地：大鬼湖、小鬼湖、霧頭山、北大武山、巴魯谷安）。因此，巴魯谷安被視為好茶人最終歸宿之家園，是人死後安息的天堂／古好茶Rumingane（鹿鳴安）意為高山寂靜之地，位於霞迭爾山西稜1,500公尺的小斜坡上。臺邦•撒沙勒認為大約距今500至650年前（約CE 1310至CE 1460年左右），是好茶部落經由中央山脈東部希給巴里基（Shikiparichi或Skipalhichi）遷到西部舊好茶的一個過渡部落（提供移居的接應與後勤支援，而鹿鳴安部落為舊好茶興建之第1座石板屋，命名為卡勒盛Kadresengan，意思是部落族人聚集之處），在長時間之環境適應後，才逐漸往低海拔遷徙並形成舊好茶（Kucapungane、古查波安、古查布安、古察波鞍、古茶柏安，意為「一個美的令人愛慕，使人嚮往吸允蜜汁的地方」，這或許跟部落擁有清澈豐沛的水源（井步山是水源地之源頭，3層瀑布、水流不停）有關。麗阿樂溫（Lhialeven）為舊好茶古名。而此地早已有人煙，好茶人稱他們是Tharikaogele，即「身材矮小之人」。Tharikaogele曾經協助並教導好茶人開採、搬運及取得石板材料的技術，然後又教好茶人如何蓋石板屋／好茶聚落空間由若干個家屋單元複合而成，共有18區，其中有12個家屋分布區141戶與6個重要文化區，大致上由西向東逐漸形成，據說族人遷到Kucapungane後，首先建造有8個窗戶Valu ku Llbang的靈屋Kadresengane，以供奉和祭祀祖靈，其東邊出口之前庭左側，有顆大榕樹叫Abulhulane，據說是雲豹當時棲息之處。然後部落最早從語意為「真正的部落」Kacekelhane，開始建立第1個「真正的家／真正的家屋」Kadanane，也是部落靈屋所在位置之後，逐漸穩定發展，族人再陸續自Rumingane遷來，直到CE 1932年聚落區位乃大致定型，CE 1977年遷到新好茶Labelabe時大約剩家屋160棟／在荷蘭時代〈臺灣番社戶口表〉中，好茶未被列入屏東一帶之「南部集會區」，而屬於東部「卑南集會區」的未歸順部落。研判當時荷蘭勢力仍未及好茶，而有關好茶的訊息大抵是從排灣族或卑南族那裡得知。又黃淑璥在《臺海使槎錄》中稱好茶為「加者膀眼社」，是鳳山縣轄區的化外生番。而「好茶」名稱，推論來自Kucapungane之kuca。又日治時期好茶被稱為Tachilarane，意為「水源處」。日人之kucia乃「好的茶」之意，之後可能演變成「好茶」）／CE 1992年5月24日，內政部公告舊好茶為國家2級古蹟。CE 2015年10月，世界建築文物保護基金會（World Monuments Fund／WMF）選定舊好茶為2016年文物守護名單，這是臺灣繼2004年澎湖望安中社村（花宅）後，第2個入選之文化資產／移川子之藏認為開基祖普拉奴洋Pularuyan即是現在好茶大頭目Kadrangilane家（建造Kadedesengane家屋區）的祖先，推測約在CE 1310年左右遷來（大頭目Yatavanane ka Talialalay、當家頭目Yatavanane、貴族Talialalay／另一大頭目是Druluane家，傳說是由來自阿禮部落前身Laudaudare的Plenge，因拯救好茶部落而被擁戴為另一頭目，享有中央山脈東段之獵場Talupan，同時統轄舊好茶部落上方的Emmese家屋區，並建造Dalapadhan家屋／傳統上只有這2家頭目擁有農耕稅租Padolo or Patulu、狩獵稅租、獵魚稅租和象徵性特權Thimithimi，例如紋面權Kiapacase及百合花飾權Kialirhaw & Siabengelray，以及擁有立柱的特權Karuvitin／又繳納收穫之一部分作為貢賦送給頭目，魯凱人稱之Swalupu／而好茶部落主要獵場分布於中央山脈南段，大約界於霧頭山與北大武山之間的東西兩側，以東之後山屬Druluane家，以西的前山屬Kadrangilane家，且以獵物之心臟Avaava、肝臟Athay及後腿Vagisi一支做為貢賦）／劉昌益以為魯凱族應為卑南文化人群之後裔，一開始卑南文化人群先往高山地區移民，適應山地生活方式後，再演化為中央山脈西側的北葉文化，且成為魯凱族祖先的一部分／在語言學證據中，李壬癸援引Starosta的看法和Blust之假設，認為魯凱族是距今4,500年前，由臺南市之古南島語族分化至高雄市茂林區（向內更深的山區移動），而後再分化為魯凱之各個語族，並到達好茶部落的所在地。而其過程呈現出由西向東移動的方向，完全與口傳及考古資料之遷徙路徑相反／魯凱族若強調自我隸屬的族群或相對於其它族群又自稱Ngudradrekai，意為「山上的人」或「住在山上的人」，而Ngudradrekai-Ka-Umaumas才是「魯凱人」或「魯凱族」之意，又魯凱正確發音應為Drekai而非Rukai。又相對於漢人Pairaange則自稱山地人Kacalrisiaane或Swalregelrege山上的人〕社作戰，也與筏灣社群南邊之萬安社為敵｝，在此可清楚看到東方幾哩外之大武山群，史氏仍盤算如何攀登那座可眺望太平洋之高山，再下到東海岸，但人少勢寡，又無土著願當嚮導，只有徒呼負負。23日星期一，回到打狗。31日，搭乘「海龍號」返回廈門。5月1日，乘茶船返香港，之後到廣東，最後往菲律賓群島、印尼、馬來西亞訪查至CE 1875年（〈約會在筏灣─射鹿、高燕探險行〉《紅毛探親記》，陳振三，五南，2013，p.102-117）

元月初，到臺南岡仔林之史蒂瑞，除了記錄了岡仔林人翻山越嶺參與聚會、平埔調吟唱詩歌之外，當下還用之前「神槍退敵」的左輪手槍（隨身攜帶）向李順義（加授五品銜西拉雅族岡仔林部落老頭目／兒子李登炎為漢人傳道師）換來書寫著（以毛筆書寫於大張宣紙上）羅馬拼音（某些文字以閩南語寫成）的29件雍正、乾隆、嘉慶3朝之「新港文書」（1723-1810）共87年，帶回密西根安阿伯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 Ann Arbor／較日本村上直次郎（Naojiro Murakami／1868-1966）於CE 1933年出版之《新港文書》（1683-1818）早60年／CE 1999年2月，密西根安阿伯大學考古學教授萊特（Henry Wright）無意發現，影印20件寄請中研院李壬癸教授鑑定，並經土田茲教授確認，始保住流落異鄉之國寶／史氏認為西拉雅雅族原住民在與外界影響完全隔絕之時期，仍保有使用羅馬拼音書寫自己語言的能力竟能達140年之久（1810-1662=148）。也納悶為何某些生於文書還在使用年代之長者，現在已完全無法說、寫這種語言］

元月14日，內政派右大臣岩倉具視離開赤坂臨時皇居後，於嗆違門遭武市熊吉等人襲擊。2月1日，江藤新平、島羲男等人以「征韓•攘夷•封建」之名，掀起日本「佐賀之亂」（3月1日為大久保利通所平亂），而各地不平士族大有蜂起之勢，內治派政府為安定內部，並為一般武士覓一出路，使向外發展（大久保利通因勢利導，由反對出兵征韓，急轉為出兵臺灣）以移其目光。而當時犯臺已有藉口（1874牡丹社事件），可併琉球之實，又進而可侵佔臺灣，加上李仙得〔曾提出《〔臺灣〕番地所屬論》之「番地無主論」（non-territory）、《李仙得備忘錄／關於處理生蕃事務之日本政府意見備忘錄》5篇（其中第4篇未被正式公開過，據藤村道生教授調查指出，李仙得認為當時英國及俄羅斯正忙於處理土耳其帝國之所謂「東方問題」，而無暇顧及在亞細亞的侵略，但此糾紛告一段落時，可以預期雙方會在亞洲發生紛爭。因此，日本應趁此時利用琉球漂流民問題，展開征臺戰爭以佔有臺灣，而未來對英、法之立場而言，日本的佔領行動，將可排除與其敵對之俄羅斯、普魯士佔領臺灣。反之，俄羅斯、普魯士亦會因相同理由，對日本的佔領行動，表現「雖不滿意，但可接受」之姿態）〕之協助策劃，於2月6日，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1838-1922／佐賀藩，早稻田大學創校者）於內閣會議提出「臺灣蕃地處分要略／要領」9條，內閣會議乃決定征臺，而於4月4日設置「臺灣蕃地事務局」於長崎，更任命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臺灣蕃地事務局」都督（太政官內設有臺灣都督府）。5日，大藏卿大隈重信出認「臺灣蕃地事務局」綜理，陸軍少將谷干城（1837-1911）、海軍少將赤松則良（1841-1920）為參軍，克沙勒Cassel與瓦生Wasson為外籍幫辦，準備遠征工作。4月8日，任命李仙得由外務省轉任臺灣蕃地事務局准2等出仕，福島九成少校為首任日駐廈門領事〔日本志願兵，又稱殖民兵，以失意士族為主。第1批殖民兵全為薩摩（今九州鹿兒島）出身〕。9日，西鄉從道率日進丸、孟春丸等軍艦由東京品川灣出發往長崎。但第2任英國駐日本國公使（1865-1883）巴夏禮（Sir 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鑒於英商在臺及東南亞利益〔4月9日，巴夏禮曾發函寺島外務卿質問日本出兵意圖。4月13、16日，2度提出書面照會警告日本。14日，文部卿木戶孝允決心下野。而日本《新聞雜誌》也在14日以〈問罪臺灣、鎮臺兵出發〉為題做了正式報導。17日，英人經營之橫濱外文報紙Japan Daily Herald出刊攻擊美駐日公使平安Bingham，說他獨斷地反對其同僚，不但未嚴守中立，且默認或明許日本雇用美國人員及船舶出兵臺灣。18日，日公使平安因驚慌乃跟進，聲明局外中立（又因為當時李仙得之活動過於囂張，而屢遭清國政府指責其為美國之陰謀，至此美國為表明自身的清白，不得不改變支持日本之初衷，宣告加入英國領頭的「戰時中立」）〕，並致電北京英駐清公使（1869-1887）威妥瑪（韋德／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1869-1882擔任英國駐華全權公使，曾創造一拼寫中文普通話之羅馬拼音系統「威妥瑪拼音」），且禁止英人與英船受僱日本參與犯臺〔英國汽輪「約克夏」（Yorkshire）號／只被禁止停靠任一清國之開放港口〕。之後駐日本俄、意、西等國公使也相繼詰問，同時美人美船〔美國太平洋郵輪公司（the 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之「紐約」（New York）號〕亦撤回參加〔日本遂被迫以410萬日圓購租13艘輪船（買入7船、僱用4艘日船、僱英、法各1艘），但無條件交予岩崎彌太郎之三菱公司，乃造成三菱集團之壯大〕。出兵前一刻，討伐臺灣蕃地變成侵略清國之行為，因之日本政府決定退縮、暫緩啟航進兵（4月25日，內閣會議決定中止征臺計畫）。5月3日，大久保利通親抵長崎，同意西鄉從道本人儘速趕赴蕃地（並命令李仙得返回東京），然西鄉從道（4月27日）早已派先頭部隊出發，史稱「西鄉暴走」，開創日本軍閥（不服從命令）以跋扈巨人之姿出現的第1例（有人則以政府無法壓制等待出兵之遠征軍為藉口，認為並非是政府要強行出兵臺灣、侵略清國）

2月，樺山資紀至南灣、大秀房庄、龍泉水等地，見村落間「互相親睦，畏生蕃如虎狼，聞王師（指日軍）討伐生蕃時，則無不歡欣雀躍。」（《處蕃提要》，3-19）

3月9日，樺山資紀與水野遵搭乘「春日」艦抵打狗〔請英國駐打狗署理領事額勒格里Gregory，代為申請臺灣府廳核發之內地旅行簽證。又透過在港英商Tait（德記）洋行社員James Hardie的介紹，與車城土豪盛明號會面，商議南部旅行事宜〕，是其第2次臺灣進出，是從3月9日至6月14日牡丹社戰事底定止，主要查察民生、物價與族群性情。3月23日，從打狗乘船7時才出航，中午（下午4、5時？）始抵東港河口。24日10時啟航，16時抵枋藔，借住林源勝之雜貨商店（林氏源勝號商行），而駐守枋寮之武道辦道標千總郭占鰲與巡司王懋功等親自來訪，之後林得勝氏也來訪。他2人決定先到大秀枋（大樹房庄，今恆春鎮大光里）一帶探查，但無所獲。25日，8時上船，但遇逆風而返枋寮，在源勝號再宿1夜。26日，樺山偕同海軍譯員水野遵拜會郭千總與王巡司（並向其借用地圖臨摹描畫？）。晚間看戲遇見蕃女10名［枋寮或水底寮與大武之間有一漢、蕃交易道（浸水營古道），且當地已有供排灣人住宿之「板寮」（客棧）］，她們來自靠海的伽羅堂（今加祿堂）。27日9時離開枋寮，下午4時在車城［四重溪出海口北岸，瑯嶠地方行政中心，CE 1880年（光緒6年）清廷於此設大營盤／清末所稱瑯嶠地方，不是指整個恆春半島，而是以車城為中心或起點，延至恆春城的小範圍］南瑯嶠灣射寮港靠岸（瑯嶠灣距離車城僅3-4町，約400公尺），借住林得勝家。28日，抵社藔頭人張光清家。29日9時從射寮出發，以張光清、林得勝為嚮導，在頭溝（今恆春鎮頭溝里）喝茶休息，繼續南行至龍泉水（主人是張光清弟弟張光旺／今恆春鎮龍水里），日暮時（18時）抵達多秀房（大秀枋）夜宿土人吳某家（吳姑記），晚餐時遇見龜仔甪社大耳生番。30日，上午爬馬鞍山，展望南岬與「龜仔甪港灣」（南灣），10時踏上歸程，中途於龍泉水張光旺家午餐。17時動身，18時抵頭溝晚餐，20時抵射寮。31日9時，從社藔走回車城，並移寓林得勝家。4月1日8時，搭船從車城啟航北走，正午寄泊風港（原射不力Shabulek社故地／楓港），於林讚家休息，18時趁月明風順之夜揚帆駛離楓港，但又遇逆風礙行，漂泊於伽羅堂北方。2日6時，船航經刺桐腳（枋山）與加羅堂（枋山鄉加祿村）外海，8時停泊於枋寮，本要於午飯後續航，但因無西風，且無法忍受舟行之苦，乃決定在枋藔棄船、快走到東港，並在林氏勝源號雇轎採陸路續行，惟今日無轎上路、決定明晨出發。16時，巡司王懋功來訪（贈奇木製作之筆架及毛筆各1對），手中扇面有瑯嶠一帶地圖，水野遵將地圖謄抄於白紙。18時，回訪王巡司贈5條手帕。3日6時乘轎從枋寮出發，11時抵東港，原想雇轎直接回打狗，但又無轎可雇，遂在耶穌教會禮拜堂暫住一宿（嚮導介紹），而僕役則從東港搭船回去。4日上午8時乘轎出發，拜訪當地官吏王從義，感謝其代為雇轎之厚意，10時經過五房州（新園鄉五房村）休息，再前行經鳥鼠州（高屏溪浮州）、芎蕉腳（高雄市大寮區），12時乃抵鳳山縣城，14時再從旂東租賃小船，15時才返抵打狗港舊寓日耳曼人Halma氏之樓房。其間3月27日到4月4日，樺山偕同海軍譯員水野遵偵查打狗以南到恆春半島瑯嶠、柴城、南灣一帶「生、熟蕃」之實況，包括登陸地點車城射寮港（日軍5月7日登陸）一帶之密集調查（之後由西海岸各地北上至淡水）。4月10日，租轎自府城大北門出發，投宿嘉義縣城外旅館。13日下午4時，抵彰化縣城。14日（清同治13年2月28日），往廖有富（CE 1862年彰化縣四張犁戴潮春之餘黨）住處西大墩庄（日治時期臺中州大屯郡西屯庄，今臺中市西屯區／原本是要觀看清軍與人民之作戰情形，而拜訪廖有富之家，也發現房內藏有馬槍及英製鉛塊等彈藥甚夥，且斷定是向淡水外商私購），午宴中主人突表欲與日人結拜為義兄弟，並請託暫時駐防該鄉以抗拒無道的清兵但遭拒（廖有富曾向樺山、水野遵2人訴說清兵的殘暴，而有舉事之議。但2人心想若不同意可能被視為清廷奸細，故只得佯作答應，卻趁機溜走，以致後日廖氏遣使風港及瑯嶠請求救兵／4月21日，清兵圍攻廖有富家，廖氏敗走生蕃五城，依附頭目吳文鳳之家，甚感焦急，聽聞日軍在南路掃兇，遂求援），之後逃離廖有富處往犁頭店（今臺中市南屯區一帶）投宿。4月15日，前往淡水（水野遵寄宿於英國領事館內P. W. Peterson之房間，而樺山資紀與田中綱長陸軍中尉則寄宿於居留在淡水的墨國人佩德羅Pedro處所）。其間17日11時，大甲溪因雨水暴漲而抵葫蘆墩（今臺中市豐原區一帶），又再次陷入土民與官府互鬥之間，但仍婉拒邀請。水野遵其後曾趕赴雞籠港但未及登上日本攻臺軍艦「日進」（Nishin）號，之後搭「海龍號」經2晝夜抵打狗港，而樺山及其他人則經陸路從淡水奔馳趕來，此時才從孟春艦士官口中得悉日軍已發動征臺之役，且於石門與生蕃接鋒並大勝。5月24日下午4時左右，樺山抵射寮灣，租借張光清屋子做為視察一行之臨時營地，並且加入他們夢寐以求的戰爭。7月15日，樺山被派往清廷。11月16日，樺山資紀又隨大久保利通來臺，是其第3次臺灣視察

4、5月間，臺灣道、臺灣鎮、閩浙總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等各級官員對於「番地」主權的發言立場漸趨一致。4月18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對英國正使梅輝立表示：「其人雖不治以中國之法，其地究不外乎中國之土」，代表清廷的基本立場

4月4日，日本征臺機構正式成立。9日，蕃地事務都督西鄉從道中將率領艦隊啟航離開東京灣品川港，先往長崎集結。14日，《申報》〈東洋來報〉（第599號）第1次報導日本政府於4月1日正式發出檄文下令出兵征討，與臺灣島上之土人「誓戰報仇」，侵臺消息比清中央官員還早知道4天（4月18日／農曆3月3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恭親王奕訢，才第1次獲悉日本已然出兵，且還是由英駐清公使威妥瑪Wade致函告知的。16日，《申報》又刊登〈論臺灣征番事〉，強調臺灣乃中國版圖，且要求清廷發兵臺灣，維護國家主權。而同治皇帝聞知此事時已是5月14日。這段期間，日軍艦隊不但已由長崎出發、中間停泊廈門整補，並早於 5 月7日先遣隊即已登陸社寮庄了）

4月20日，「北海丸」（Hokkai Maru）號出發前一刻，第7任美駐日公使平安（John Armor Bingham／1815-1900）之信函警告克沙勒Cassel與瓦生Wasson不得參與出兵行動，緊接著美國公使要求日本在尚未取得清國正式公文同意其遠征行動前（若仍任性出兵即是侵略行動），不得僱用美國人、船，惟「北海丸號」仍於25日開抵長崎待命，但因途中遭遇暴風雨而拋錨於長崎港內

4月25日，權少內史金井之恭奉派到長崎，命令西鄉暫緩出兵，但遭拒

4月27日，先行租用僅可容納100人之「有功丸」（Yuko Maru）號載運先頭部隊250人抗命出發，隨行者還有美國艦艇、美國陸軍工兵瓦生［華生／活生／Lieutenant James R. Colonel Wasson／1847-1923／西點軍校第1名畢業，年俸8,000日圓／CE 1871年參與北海道開拓使政府參與工程顧問工作／Lieutenant指陸軍中尉或海軍上尉／負責陣地建構，8月中旬因病離臺赴日治療（8月14日搭乘「明光丸號」往長崎？），後痊癒但未再來臺］中尉、海軍克沙勒（哥塞兒／卡塞／Lieutenant Commander Douglas Cassel／年俸9,000日圓／CE 1871年曾參與美國征朝鮮遠征艦隊（辛未洋擾）／染患瘧疾，10月8日先行離臺，CE 1875年6月15日卒於美國賓州費城）少校（據說是實際指揮官／以上人員之前已取得美國駐日公使平安Bingham之首肯以及美國政府的同意，之後雖遭平安公使干預，仍宣稱除非禁令來自華府，否則絕不退縮）、英國艦艇「侏儒號」（巴克斯Bax船長）、工部省英籍僱員布朗Brown（後因英國公使反對而退出）、A. B. Brown（「高砂丸號」蘇格蘭裔船長）、豪斯House等人

5月2日，西鄉從道（蕃地事務都督）逕自命令遠征軍3,600人從長崎出發，個人則滯留長崎，等待大久保利通到來（只能無奈承認既成事實）。3日，「有功丸號」駛進廈門。4日，福島九成將西鄉都督致李鶴年總督之征臺照會（「西鄉臺灣蕃地事務都督致李清國閩浙總督函」之「臺灣蕃族征撫事情通告」），遞交廈門同知李鐘霖代轉（5月8日才轉達至福州，是清國方面第1次收到日本政府出兵臺灣的正式照會／福島選擇廈門之原因，除規避琉球蕃屬問題，使人在福州之閩浙總督李鶴年（1871-1876）無法直接拒絕日軍征臺，也同時利用文書轉交時間之延宕，日軍可及早登臺成功／5月11日，清國總理衙門提出外交照會，詰問日本外務卿出兵之事）。5日晚上6時半，駛離廈門。6日晚間10時，「有功丸號」抵瑯嶠灣。5月7日（8日？、10日？）在恆春半島西海岸的社寮〔Sialiao／日軍最初登陸點為保力溪口之「射藔」港，稍後改在「後灣（龜山下）榖藔」登陸，《恆春縣志》1894／射寮村的信仰中心是位在海岸邊之「射寮代巡宮」，主祀五府千歲，創建於CE 1760年（清乾隆25年），恰巧見證了射寮村由移民建立起的歷史／當時廣義之社寮，包括車城鄉射寮後灣埔墘等3村〕港登陸瑯嶠灣（龜壁灣、魚房灣、車城灣、Expedition Bay／位於北方鼻仔頭與南方龜山之間今射寮、後灣2村之海灣）。之後（5月15日）曾派出赤松則良等官兵至網紗向小麻里（射麻里／小麻利《番俗六考》／紹貓釐《鳳山縣志》／Sawali／今滿洲鄉永靖村／嘉慶初年即有客籍移民進入）社酋長伊薩（以瑟／伊厝／Yisa／Isa／Esuck／Yee Suk／清朝賜漢姓為「葛」）致意，伊薩允許日軍在海邊進行測量，但堅持不准日本人上岸，但可接受在外海測量（《臺灣征蕃記》第7回）

5月7日清晨，日軍華籍翻譯詹漢生（James Johnson，原籍廣東廣州番禺縣人，CE 1858年漂洋至美唸書／可能與美駐廈門領事館翻譯官兼辦全臺翻譯事務薛明谷是同一人，詹漢生是其化名。而必麒麟在其自傳《歷險福爾摩沙》中提到，CE 1868年樟腦事件之後，他又遭臺灣道臺迫害，乃將後壠之樟腦倉庫交給一名漢人照顧，而此人應即是詹漢生）上岸，尋找村中某些特定人士上船開會。上午6時許，射藔庄老頭人之兒子綿仔〔Miya／建仔Kien／西拉雅族馬卡道亞族，他們隔著保力溪與對河新街之漢人分村而居／CE 1851年（清咸豐元年）閩籍張光清於社寮北方建一新街肆，故稱新街〕及近親與詹漢生一齊回來（豪斯House此時方知老卓杞篤最近剛死）。上午8時整，特遣隊福島九成（CE 1873年6月間偽裝畫家遊歷臺灣，9月返日提出「臺灣偵查報告書」，鼓吹日本征臺，克沙勒Cassel稱福島九成官腔官調、很難共事）少校指揮官等幾位日本軍官，偕同美國軍官20多名上岸，至青埔港地方（距柴城2里）勘查地勢與紮營地點（枋寮巡檢王懋功、千總郭占鰲之探報），青埔港在車城之南、射寮之北，四重溪下游車城溪之出海口河段〔清港埔八仙灣之近海處，介於北邊車城溪與南邊保力溪之間紮營，當地人稱之清港或大清港，而河岸邊地為清港埔（今屏東縣車城鄉新街村海邊），河南為日軍第1次紮營地〕。午飯後重新出發，搭乘竹排順保力溪上溯尋找適合紮營之處

5月8日清晨，一先頭小隊海軍陸戰隊攜帶裝備先行上岸。午後，「有功丸號」上所有士兵、苦力（軍伕／collies or military collies）及相關人員全部上岸，並搭起10座白色大帳蓬，且哨兵亦佈置妥當（兇番剿撫營）。下午，約有100名土民加入構築防禦工事，每天3角美金工錢（最初爭論不休，後由車城田中莊頭人林明國出面，約定「無論近遠、每日三角」）

早春，包含成富清風與兒玉利國等人抵達淡水，他們決定前往奇萊（Kilai，今花蓮）建立一軍事基地。5 月 9 日啟程，10日抵蘇澳，22日抵奇萊，但因巨浪撞向岩石而船破，於是在岩岸過夜。23日抵薄薄，但他們失去了一些財物，且無法修復佩德羅Pedro的船隻，一行人沒有可供長久生存的資源，等同被困於奇萊。不久，成富清風先搭船返回蘇澳，其他人則紛紛染上瘧疾。之後，終於搭上中國戎克船回到雞籠，惟所有財物只能遺留在當地，最後則回到長崎

5月9日，英砲艇「大黃蜂」（Hornet）號（船長賈美綸）抵瑯嶠灣，英國駐打狗領事額勒格里Gregory換乘小艇上岸視察。同時當日，《申報》開始轉載王韜於香港創辦之《循環日報》刊登的〈臺灣土番考〉上、中、下3篇文章（ 27 日起，更開始連載〈臺灣番社風俗考〉1〜14則）。10日，「大黃蜂號」起錨北航〔12日，額勒格里赴臺南見臺灣道夏獻綸（清同治12年4月起任臺灣道，光緒5年卒於任）面報情況，夏獻綸始知日軍登陸瑯嶠，乃命正在剿辦「廖有富之亂」的總兵張其光，調撥一營至鳳山〕。稍後，海軍少將赤松則良與谷干城少將，搭乘旗艦日軍艦「日進號」（木造3桅汽帆船）及「孟春號」（3桅縱帆木殼鐵船）進港（5月2日自長崎出發），帶來西鄉都督及李仙得因列強阻礙，仍滯留日本之消息（之後李仙得返回東京）。中午，大型運輸船（三邦丸、明光丸）抵瑯嶠灣，運來士兵千餘名、增援苦力，以及大量補給，且木匠迅速搭蓋簡陋之木屋（使用繩索、稻草將木板綁固，可隨意拆遷重組）

5月11日，因大雨營地易氾濫，乃另行勘定南方2哩處之新營址（龜山下後灣仔高地，租自陳光全，每年租銀150元）。下午，一隊士兵、苦力前往整地挖井，但遭當地人士阻攔暫停構工，日方遂首度警告在地各村頭人〔車城董煥瓊、新街張光清、統領埔林阿九（林九）、保力莊楊阿古、田中莊林明國、猴洞陳阿三、楓港王馬首（王媽首）、彰化西大墩（今臺中市西屯區）廖仕強（廖供／廖有富叔父）、廖有富〕，村民不得再有類似干擾舉動

5月11日，清國總理衙門（又稱總署）向日本外務省抗議出兵臺灣之外交照會（語氣姑息，有綏靖讓步之意／西里喜行教授認為：李鴻章當時也相信「是廢藩置縣懷恨之薩摩兵想找藉口企圖佔領臺灣，而政府也無法控制局勢」之情報，斷定臺灣事件僅是薩摩士族之個人行為，而應循日清提攜路線處理該事件，並且視大久保利通是日清提攜者來進行交涉，但明治政府之外交基調早已轉向脫亞入歐論／小西歐主義）已發出，但英籍雇員麥堅於6月4日，始將照會送交外務省手中（5月17日，清總署曾照會美駐北京署使衛廉士Williams，要求嚴禁美國人、船隨日軍對臺，然衛廉生大踢皮球，認為李仙得租船乙事，應由美駐日使臣管束，並暗批清廷未派公使駐日，只靠咨報新聞紙所傳恐難憑信，之後得到美駐日平安Bingham公使宣布美國局外中立之資料，6月6日才下令廈門美領館恆德森Henderson領事，禁阻美國人助日）。7月15日，外務省外務卿寺島宗則（技術性拖延）才覆文。7月15日，柳原公使也發函答覆總署（6月11日發給他的）照會。7月15日，日本也任命李仙得（特例辦務使）趕赴福建與地方官署交涉，支援柳原公使在北京的外交行動〔日本整體策略為「北使節，南用兵／北公使（外交），南都督（用兵）」，由柳原、仙得在大陸以外交手段爭取談判籌碼，西鄉則在臺用兵，取得戰果支援外交談判，而且步驟一致〕。而閩浙總督李鶴年也於5月11日，發出第1次致西鄉從道照會，要求日本撤兵

5月13日，枋寮千總郭佔鰲親到日營探查，被日軍阻擋不得入營

5月13日，綿仔Miya派往瑯嶠下18社傳遞日軍願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14日，返營，但番社酋長皆不願下山或到日營，不過有4社頭人〔由射麻里（Sawali）社之伊薩（一色／Isa，老卓杞篤兒子兼繼承人之監護人）領隊，當時小卓杞篤及潘文杰尚小〕願到離海岸3哩之山麓的某村莊和日方會面，已故老卓杞篤之兒子兼繼承人也將同來

5月14日（農曆3月29日），清廷派熟洋情之船政大臣沈葆楨，「帶領輪船、兵弁，以巡閱為名，前往臺灣生番一帶察看，不動聲色，相機籌辦」，且於5月29日（農曆4月14）諭授沈葆楨為「欽差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

5月15日上午10時，7名軍官偕同譯員、嚮導出發，前往約定之會面地猫仔坑外網紗庄〔位於恆春鎮網紗里，土地原係斯卡羅族猫仔社或麻仔社所有，乾隆末年（18世紀末）閩移民遷入，以漳州朱姓居多〕與伊薩第1次接觸〔老卓杞篤的幼子（youngest son of Tokitok）全程陪同在伊薩身旁〕，日方並邀請伊薩來射寮軍營但遭謝絕，伊薩則同意若李仙得抵日軍營願前往一晤。中午舉辦盛宴，至下午3時許才散。分手前，美軍官展示溫契斯特Winchester廠連發步槍之威力，而日軍官則分送3名頭人（清代稱頭人為各社之頭目，排灣族語Mazangiel或Mamazangilan）每人一把司奈德Snider步槍（達飛聲Davidson於CE 1895年赴該地，曾目睹一把司奈德步槍被保養得很好）。代表團在傍晚6時安返營區（雖然這次會談雙方安排之互動所顯示的雙方位階並不清楚，很明顯地雙方想依循先前李仙得建立之模式進行交涉。伊薩身為十八社的代表，仍堅持維持自身領域之完整，整體而言姿態是較為強硬、不輕易妥協的。但這一切表面上之相對平等互動方式將在5月22日石門戰役，牡丹社群被日軍擊潰後為之一變）

5月16日，第3艘運輸船運來更多軍隊及補給品。而赤松則良搭「日進號」至東部海岸探測水域（日進灣），在南灣、鵝鑾鼻分遭龍鑾社和龜仔甪社在岸邊開火射擊（後來5月25日，龜仔甪社辯稱全然是出於失誤，其實是「遊獵野鳥之兒童的作為」）

5月6日起至22日，日軍分批登陸並設營於龜山（Ku-soa／Bay Hill／今屏東縣車城鄉射寮村，原將大本營設置於射寮港沙灘上，之後因淹水遷去龜山另一側駐紮／《臺灣百年花火：清末日初臺灣探險踏查實錄》〈南臺灣瑯嶠地方視察日誌〉，楊南郡 譯註，玉山社，2002／清末瑯嶠地方不是指整個恆春半島，而是以車城為中心或起點，延至恆春城的小範圍。恆春縣城興建以前，車城是瑯嶠地方之行政中心。CE 1880年／清光緒6年，清廷於車城設立「大營盤」）

5月17日（農曆4月2日）起連續3、4天暴風雨，日軍為避洪水〔乃於5月19日「日兵一半移至統埔莊外，一半搬至龜山頂，分作2營屯紮」（清枋寮差兵探報）／「清港埔營盤被水衝入，日人紛紛搬移至統埔庄外，一半搬至附近之龜山山頂，分作2營屯札」（《甲戌公牘鈔存》，王元穉 編纂）〕。17日下午，為避水害乃派出一支百人偵查隊往東方（四重溪方向）2哩處勘查地形，但隊中日薩摩籍士官班長北川直征私自脫隊，再深入1/4哩處之二重溪庄，5月18日回程中反遭牡丹社原住民馘首。19日，「大黃蜂號」又駛入瑯嶠灣，而停留相當長時間

5月19日，日本正式宣布發動征臺事件，除透過豪斯House之報導，試圖影響歐美人士外，尚有《東京日日新聞》記者岸田吟香以大倉組員（陸軍御用商社「大倉組商會」之商人大倉平八郎被任命為「五百人長」，率領500名各行各業工匠、苦力參與遠征，負責均需物資調遣、伙食供應等）身分隨軍來臺採訪，岸田成了日本第1位軍事記者

5月20日，帛琉群島（Pellew Island，位於加羅林群島附近）16名土著，搭乘3艘裝有側舷外支架之獨木舟（outrigged camoes）漂流1,600英里來到雞籠，之後救活15人，並送至香港後返回故里（〈1874年淡水海關年報〉登載／另近期依據人類考古學者彼得•斯塔福德•貝爾伍德〔Peter Stafford Bellwood，1943-／荷蘭民族學者Johan Christiaan van Eerde彙編有《荷屬東印度群島諸族論文集》（De volken van Neder;andsch Indië, in monographieën）2卷，其中上卷（CE 1920年）之〈南島民族分布圖〉中，臺灣為南島民族西支（Indonesian民族）分布的北界。而Bellwood於CE 1991年在Scientific American發表〈南島語族之擴散與語言的來源〉（The Austronesian Dispersal and the Origin of Languages），從語言學研究角度，進一步發展出臺灣為南島民族自海島向外傳播的起點（發源地）之說。但林媽利醫師與Richard Broadberry在CE 1998年於國際期刊Transfusion Medicine Reviews發表〈免疫血液學在臺灣〉（Immunohematology in Taiwan）一文，不同意語言學者所認為臺灣原住民同屬南島語系起源的研究假設，並指出原住民族群之間的血液分布差異大，臺灣原住民族不僅有不同起源，而且長久以來彼此隔離。接著等人又於CE 2000年于國際期刊Tissue Antigenes發表〈臺灣原住民人口之異質性：與史前蒙古人種散布的可能關係〉（Heterogeneity of Taiwan's Indigenous Population：Possible Relation to Prehistoric Mongoloid Dispersals）一文，指出臺灣原住民常見之單倍體（haplotype）也常出現在一些亞洲族群身上，這表示臺灣原住民族或多或少和北部與南部之亞洲人種在基因上具有關連性，而分析也顯示出臺灣原住民跟大洋洲之間的關係緊密。之後，林媽利醫師再與Jean Trejaut在CE 2005年于國際期刊PLOS Biology發表〈追溯臺灣南島語族的遠古粒線體系譜〉（Traces of Archaic Mitochondrial Lineages Persist in Austronesian-Speaking Formosan Population）一文，以9個臺灣原住民族群的640個樣本，透過母系粒線體DNA（Mitochondrial DNA）之單倍體頻率分析，指出臺灣原住民和其他亞洲人口明顯不同，而和東南亞島嶼的人較接近。透過上述原住民DNA之分析，林媽利醫師認為臺灣原住民在1萬多年前就到臺灣，臺灣原住民帶有多元來源的基因組成，也符合臺灣在冰河時期是人類遷移路途中間站之推測。她在CE 2010年出版之書中歸納指出，臺灣原住民常見的單倍體，也在毛利人、新幾內亞高地人、澳洲原住民、愛斯基摩人、Orochon人（在黑龍江以北）、蒙古人、日本人、滿族、Buriat人、加拿大北方之印地安人身上出現。這顯示臺灣原住民和這些族群在遺傳上之關連，藉此可說明臺灣原住民起源的多樣性／在臺灣城市和郊野都能看到的構樹（可拍打其樹皮製成「樹皮布」／大洋洲構樹的CP-17基因單倍型，僅與臺灣南部同類吻合），不僅對大洋洲南島語族文化具有重要意義，透過分子親緣分析與植物分類學研究，也成為人類學、歷史學拓展知識之關鍵角色。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的鍾國芳副研究員，與團隊從生物地理學的角度，佐證了大洋洲南島語族（Austronesian-speaking peoples）起源於臺灣的「出臺灣說」（Out of Taiwan）〕及語言學者李壬癸院士之研究，稱猴猴族約於BC 200年，從太平洋西岸移居馬紹爾、加羅林群島Caroline Islands，又約在1,000年前「回流」臺灣東岸）

5月20日，「陸軍2等軍醫正」桑田衡平（以「醫院長兼預備警長」身分來臺）在新營地（距社寮港登陸點南方2哩遠處）龜山（Ku San／Kame Yama）設立基地總醫院（5月30日成立），且出任院長，而留下《明治七年征蕃醫誌》（內容紀錄CE 1874年4月2日至12月1日日軍臺灣出兵期間之戰事始末、戰地醫務以及軍隊傳染病情況等，今藏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傳世之落合泰藏則為隨行軍醫。6月初，病人全數由舊營區遷入新營區內之醫院

5月21日，一支12人偵查隊奉命至4天前北川班長被害地點調查，並決定深入2哩外之四重溪庄〔原名出湯（因有碳酸質溫泉湧出得名，當時住有平埔族及客家人，伊能嘉矩於19世紀末來該庄時，頭人是80多歲之平埔族潘元豐），位於四重溪北與大梅溪（茄芝萊溪）會流處〕，在溯溪而上時，突遭50多名原住民襲擊，2名士兵重傷，趁亂中乃回撤返營。下午5時半，日軍250名兵力趕抵事發地點，即遭牡丹社原住民攻擊，之後原住民脫離戰場，日軍則放棄夜間追擊，一半紮營於山腳下留守，另半則返營待命。之後，日軍進入瑯嶠山谷最靠山麓之村庄沒收所有武器，且張貼布告警告村民不得幫助或藏匿牡丹人（布告：「在此近鄰，累生兵端，但我日本人難分生、熟之別…」，可見當時平埔人、山區客家人及內山原住民之服飾已漸趨一致，有互相影響的情形）

5月22日上午，日本陸軍中校佐久間左馬太率領日軍2連（150人）趕抵四重溪，再深入山區、穿過石頭門〔Chio-to-mèn／排灣語「馬諸亞苦斯／Macacukes」，意為相會之處／四重溪上游牡丹溪，在石門穿過西方之虱母山（蝨母山／Savu，「石頭」之意／今石門山）、東方之五重溪山／昔日居民以頂加芝來社為主，所以石門原名加芝來，今牡丹鄉石門村石門，CE 1935年總督府在該地建忠魂碑／外加芝來社為今石門村大梅〕與sinvaudjan、kuskus部落原住民激戰（原住民事前已接獲統埔之親戚林姓客家人通報，早已據守石門靜候／而為避免讓原住民從岩間之胸壁窺伺、偷襲，日軍乃從石門背後之山腹攀爬而上，再從敵方背後以小槍襲擊），之後日軍6（7？）人亡29傷、牡丹社16人亡｛CE 1877年3月14日，美籍醫生史都華‧艾爾杰〔Stuart Eldridge／1843-1901，生於美國賓州費城。CE 1872年2月起，正式被禮聘為日本政府之北海道開拓使醫務總監（Surgeon-General），駐紮函館。8月，協助建立北海道第1所醫學院「函館医学校」，同時創辦日本第1份日文醫學期刊《近世医說》，內容由其學生本多公敏翻譯為日文，每期印刷通行約500份。CE 1875年春，搬至橫濱定居行醫直到CE 1901年。CE 1897年，明治天皇特頒授瑞寶勳章，最終安葬於橫濱外國人公墓〕於日本亞洲學會（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宣讀發表〈福爾摩沙牡丹人顱骨筆記〉（Notes on the Crania of the Botans of Formosa），牡丹人（the Botans or Motans）／日軍獻牡丹社顱骨4具給美國海軍軍官Cassel或Wasson （共12人，其他8人據稱仍在日本），後又呈給時任北海道開拓使政府醫務總監的艾爾杰醫生收藏研究，之後因採集交流轉給解剖學博士約翰‧安德森（Dr. John Anderson／1833-1900，生於英國愛丁堡，曾擔任殖民地政府印度博物館Indian Museum首任館長，直到CE 1887年卸任退休），而Anderson又將這4具來自福爾摩沙島的頭骨，帶離印度回到英國愛丁堡，轉交給友人解剖學家透納。現則收藏於愛丁堡大學解剖學博物館（The Anatomical Museum,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迄今，目前臺灣駐英國代表處已與愛丁堡大學校方接洽，協商文物返還的可能性與方法〔CE 2023年11月3日，在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院進行牡丹之傳統祭儀，靈媒跟祖靈們對話，帶4位牡丹頭骨回家。勇士、頭目和靈媒都很有感覺，準備了豬骨、榕樹葉和酒，召喚祖靈回家。遺骨從英國直接運抵臺灣後，將暫存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考古館，這是臺灣自海外迎回歷史遺骨的首例。聯合國CE 2007年通過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其中載明各國若有原住民遺骨確定是哪一國家時，就應該將遺骨送回該國。對此，夷將・拔路兒於CE 2021年以原民會主委身分，代表族人寫信給愛丁堡大學，希望依照國際宣言讓遺骨可以回臺灣。他雖於CE 2021年11月正式寄信給愛丁堡大學，但校方在CE 2022年7月才回信同意返還。校方所收藏的4具臺灣原住民遺骨，他們生前參與攻擊琉球漂民行動的可能性不高。這4具頭顱原是日軍戰利品，戰事結束後被一名隨日軍出兵臺灣、擔任軍事顧問的美國海軍軍官帶往日本。接下來長達約30年期間，這4具遺骨陸續由住在日本橫濱的美國醫師、頭顱收集者艾德瑞吉（Stuart Eldridge），以及蘇格蘭解剖學家、在英屬印度加爾各答（Calcutta）籌設並擔任「印度博物館」（Indian Museum）首任館長的安德森John Anderson持有。CE 1907年，這幾具頭骨被交給時任愛丁堡大學校長、英國解剖學家透納，就此存放於愛丁堡至今〕／CE 1907年，英國解剖學家威廉‧透納〔William Turner／1832-1916，生於英國蘭開斯特。CE 1857年《人體解剖學和生理學圖集》（Atlas of Human Anatomy and Physiology）出版，直到今天本書仍會再版。CE 1861年當選愛丁堡皇家學會院士，CE 1877年當選英國皇家學會院士，CE 1903-1916年任愛丁堡大學校長，直到逝世〕出版〈有關婆羅洲土著、馬來人、福爾摩沙土著、圖博人的顱骨學文稿〉（A Contribution to the Craniology of the Natives of Borneo, the Malays, the Natives of Formosa, and the Tibetans）／〈沉默的頭顱：從屏東恆春到愛丁堡，牡丹戰死勇士的百年漂流拼圖〉，姜可祐，故事StoryStudio，2020.06.12／從此案例中吾人可以見到，殖民地與戰場在當時成了科學探索之起源地，而背後實則存在一跨國交換網絡作為充分條件。在帝國殖民和知識生產背後，如此物質性的蒐集、交換網絡，構成19至20世紀前葉西方人類種族科學盛世基礎卻鮮為人知之重要面向／由Cassel和Wasson這樣的軍官協力者所取得、採集，由地處帝國知識生產網絡前緣如Eldridge醫師所收藏與研究，附藉由具殖民地官員和自然史學者雙重身分的Anderson轉手中介，最終來到位於帝國中心之學者Turner及其所屬機構的手中，產製各式測量和比較研究成果｝、14名重傷隨後皆不治，而牡丹社頭目阿祿古（Arok／Aruqu／族名Arugu Kavulugan／Alok豪斯／Ahluk瓦生／Ahoko高加馨／Kavulugan家系，之後絕嗣而由遠系親族puiku家繼承，此為puiku家第1任頭目，後為牡丹社副頭目，又牡丹社由原本的副頭目ruljigaljig家之kuliu接替管理）父子也身亡（西鄉從道以銀製手環辨認牡丹社頭目阿祿父子遺體，《處蕃提要》／銀製手環是瑯嶠地區原住民除了耳洞以外與漢人系移民相異的文化特徵），此即為「石門戰役」，算是「牡丹社事件」之（日本史上稱「征臺之役」或「征蕃事件」或「臺灣出兵」或「蕃害事件」或「臺灣事件」或「宮古島民臺灣遭害事件」或「臺灣遭害事件」或「琉球漁民殺害事件」／明治維新後日本第1次海外出兵）第1場戰役〔造成「仇日派」原住民信心遭擊潰，也更拉近「親日派」之原住民部落、意義重大。也使日軍信心加強，逐漸脫離李仙得規劃之剿殺計畫，而逐漸趨於試圖在恆春殖民的企圖／今日，西鄉從道中將始抵瑯嶠灣，之後大倉平八郎曾將一名12（13？）歲捕獲自女仍（爾乃）社之女孩取名OTAI（Otake、Otais、オタイ、おタケ，「臺灣姑娘」之意），7月間送到日本「遊學」教養，3個月後返回家鄉，成為日軍之「統戰樣板」，《臺灣征蕃記》第13回。但根據高加馨之口述調查〈從Sinvaujan看牡丹社事件〉（《史學》24，1998.05），該名少女回到蕃社後，反因適應不良而早逝。然而，原住民耆老說法則是，日方待其「年老之後才將她送回」，這部分恐與事實有出入〕。其實當天戰役結束後，伊薩即派信使以十分友善的態度表達願意抵達日營，並指出若能指派綿仔上山邀請，一定會立即下山

5月22日，高砂丸〔Takasago Maru／原為英船「三角洲」（Delta）號，以10萬美金購入，當時駕駛仍為蘇格蘭裔船長A. B. Brown〕上載遠征軍總司令西鄉從道將軍及幕僚、1,900餘名增援軍、大倉組500名工匠抵瑯嶠灣。之後，一艘清國驅逐艦揚武輪（Yang-woo）、一艘砲船福星輪（Fuh-sing）也開進港灣，船上載有安平協副將周振邦（5月21日由安平抵旗后，22日抵瑯嶠，帶來5月11日發出之閩浙總督李鶴年第1次的「李鶴年致西鄉照會」以及上海新聞報刊登之「總署致日本外務省公開信」，皆為抗議日方侵臺、要求立即撤兵／CE 1895年乙未之戰任澎湖總兵，日軍攻澎、未戰先逃）、署臺防同知傅以禮、淮補歸化縣令吳本杰、參將貝錦泉，以及住旗后之英國代理領事額勒格里、稅務司愛格爾（H. Edgar）、英商船「海龍號」船長法樂（John Farrow）同行｛5月22日（農曆4月7日），福島九成及書記官吳碩也至臺灣府拜會臺灣道夏獻綸〔4月間，夏獻綸正督軍攻打彰化犁頭店（今臺中市南屯區）大角頭廖有富之叛亂，曾云「牡丹社係屬番界，彼自尋釁，在我勢難禁止」，所以清同治帝批為：「臺灣道視為番界尋釁，勢難禁止，實屬不知緩急！」〕、知府周懋琦、知縣白鸞卿、全臺通商委員華廷賜，說明日軍來南臺之目的，並於27日購買大量糧食後搭「高砂丸號」離開府城，西鄉從道讚其「善用花言巧語，使臺灣府糊塗，苟且偷生」｝

5月23日，大本營召開軍事會議。中午，西鄉都督在海邊搭建帳篷接見周振邦等清國使節團。清使表示總督認為日軍既已達到出兵懲兇之目的，當即立刻撤兵，但西鄉無法接受，表示他奉命查出元兇，防止類似情事發生，至於2國交涉事，應由柳原公使負責與清國當局研商。下午，清國代表團告辭登船。24日黎明，代表團離開社寮港，中午抵安平。另外，綿仔也奉命於今日入山邀請射麻里酋長伊薩下山，當晚即回報：伊薩本擬和他一道下山，但整天大雨山路泥濘，送日方當禮物之牛群無法順利驅趕，因此可能延到25日。25日晚間9時左右，射寮頭人彌亞（Miya）及其他6人〔豬朥束社酋長ツールイ（Tsurui、即已故之卓杞篤胞弟）、射麻里頭目伊薩、蚊蟀酋長カルリン（Karurin）、副酋長アイー（Ai、Ayi）、龍蘭（龍鑾）酋長ピンナライ（Pinarai 、Pimmarai）、加芝來酋長ツールイ（Tsurui）〕等抵社寮村綿仔家，而西鄉從道、谷干城、赤松則良等3位將官、美籍軍官Cassel及高級幕僚、詹漢生Johnson等即刻趕往舉行第2次接觸。日方表明想要討伐之對象乃牡丹社與高士佛社，且保證只要伊薩聯盟成員遵守要求，絕對秋毫無犯，同時避免誤殺，將發給伊薩認可之部落避兵符（紙張書寫之保護令）和保護旗（共發出16面紅色日本國旗），雙方並交換禮物，會談約為時2小時，最後相互敬酒，直到午夜12時之後才散席〔在日軍兵分3路進擊牡丹社之後，南部蕃社（今屏東、臺東一帶）其餘之原住民，從內大龜文蕃開始共39社，亦主動前往日軍營區示降（向風港支營橫田棄大尉歸順），日軍除賜予禮品外，又分予日章旗、印鑑等，目的作為他日再見時之標記（《臺灣征蕃記》第12回）〕

5月25日，日兵分兵千餘人往龜山下後灣仔駐紮（清枋寮差兵探報）

5月29日早晨，美艦「莫諾卡西」（Monocacy）號（船長寇茲Kautz）在社寮港外出現以瞭解日軍狀態，上載美國駐廈門領事韓德森Henderson

6月1日起，日方兵分3路發動總攻擊：

6月1日下午1時，中路（石門口／中央部隊／四重溪路線）由西鄉都督指揮由瑯嶠橋營出發（佐久間中佐為參謀，豪斯House選擇同行，約有300兵力／嚮導新街人張鴻業、保力庄人張連生）。下午5時，抵四重溪庄。2日破曉，循四重溪路線，正面攻打牡丹社。3日，抵阿眉（Amiya）社，它附屬於老佛或羅佛（Loput）社，僅有12間木屋、上覆乾草。飽餐後派往北方之60人偵查隊抵牡丹社（上午8時），有40-50間磚石屋、上覆茅草，但空無人跡，遂放火燒毀蕃社以洩怒氣。而派往南方之60人偵查隊，則遇到赤松則長少將派來之探路信差；

6月2日上午5時，右路（竹社口／保力溪路線）由赤松則長少將指揮（福島九成為參謀，約有400兵力／嚮導保力庄人鍾戍郎、徐錦、猴洞人賴勝文），先取竹（Chiksia，今牡丹鄉保力村後殼附近）社（遭伏擊，日兵3人亡、2人受傷），再仰攻高士佛社。2日下午2時，抵高士佛社〔即竹社溪流域高士佛舊社Linivuan（リニヴアン，哩尼夫岸），之後因牡丹社事件時被日本遠征軍屠社過，乃一直被社人認定為禁忌之地、逃離之地／之後往東南遷徙（排灣族遷村傳統必須「追著太陽跑」），建立3個部落（部分遷入八瑤）：Caliguan（CE 1901年設立「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分別在豬朥束、高士佛、港口、龜仔甪4社設立1、4、2、3號母樹園）、Tjaqaculju（高士佛山東方高崗地）、Putung（行政中心）。又因「集團移住」再往東遷，形成3個部落（亦有部分再遷入八瑤）：Gadu、Dangadangas、Sapeljikan（行政中心，設有公學校、駐在所、神社，即今高士神社所在部落）。CE 1945-46年，因颱風侵襲、再度東遷：Gimeng、Quvullje（今上部落）、Sadjungdjung（今中部落）、Puididat（遷入下部落，原址成「高士墓園」）、Tjapacic（今下部落）〕遭到原住民攻擊死守，之後日軍放火燒毀房舍。下午5時再整裝出發，儘速趕往西鄉將軍處會合，直到3日2時抵雙溪口附近（得知石門部隊在2日夜已朝牡丹社出發），而10時才到阿眉社；

6月1日下午1時，左路（楓港口／楓港溪路線）由谷干城少將指揮〔樺山資紀少佐為參謀，約有500兵力。水野遵則先行前往楓港雇請4名當地人（黃文良、董仕全、葉宇六、廖興順）為嚮導〕，先由車城沿海岸北上楓港（Hongkang／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2日5時，沿楓港溪路線掃蕩射不力（Sebdek）諸社後，攻打牡丹社背部附屬牡丹社之牡丹中社、女仍（爾乃／女乃／據說巴士墨社向來與女乃社關係友好，然而日軍左路沿楓港溪而上，途經巴士墨社準備掃蕩女仍社時，巴士墨社卻向日軍輸誠，雖然由此保全了巴士墨社倖免於戰火衝突，可是遭到背叛之女乃社卻慘遭焚毀。而巴士墨社之武士刀，大約是日軍餽贈的酬謝之禮，也是日本軍方賜予政治權力的象徵。親日家族在CE 1895 年後的日治時期特別受到禮遇而風光一時，然而被視為背叛戰友之歷史事實，卻在舊部落社會中被側目且受到譴責，這些故事也依然在當代的部落社會中，持續流傳著。〈除了沙灘與海水，恆春半島還留存有150年前的記憶嗎？走入「瑯嶠」的當代探訪〉，《故事Story Studio》，郭正平，2019.10）社。2日18時，始抵女仍社，也遭抵抗，但幸好無大傷亡（生擒一生蕃少女Otais、オタイ）。3日9時，火燒女仍社後下山至雙溪口，遇到在石門口把守之砲兵，才初得今朝石門口之部隊已進入牡丹社的確實報告。4日上午，谷干城抵會合點阿眉社。3巨頭乃決定已佔據之部落村社全部焚毀，日軍只留下足夠兵力，分駐山路要衝及戰略位置，並於雙溪口設置分營，其他部隊撤回社寮，上午9時開拔

6月2日，閩浙總督李鶴年發出第2封照會西鄉從道文，但未轉送日方，而改由沈葆楨依據萬國公法，要求日本撤兵之照會遞交西鄉從道

6月6日，日方派詹漢生、綿仔入山通知相關頭人與會。8日晚間，各社頭人抵達社寮，當日也是綿仔姪子（社寮庄老頭人孫子）娶妻（伊薩部下之女）之日。9日，加芝來社（Kuchilai／溫朱雷）與猴洞社（Kaotan／陳阿三）頭人提前至日營求見西鄉從道都督，希望日軍提供保護，以免其族人遭報復。稍後會議時日方開始分發保護旗〔包括射麻里社頭人伊薩（Isa）、文率社加禮帶（Kalutoi）、巴龜甪社辛曉（Sinjio）、老佛社魯林（Lulin）、龍鑾社兵也來（Pinali）、龜仔甪社頭人代表、豬朥束社朱雷‧土給（Minat、Mun-kat、Vankim、潘萬金？、潘文結？／唯一出現的名字，陳政三認為應是筆誤）〕，各部落並同意日軍於東海岸取得一基地，並於次日6月10日指派代表登岸，以打擊未參與會議之仇日部落，且日軍邀請頭人參觀營區，伊薩首先同意。中午過後，日軍以千人閱兵歡送11社頭人，結束歸順式

6月11日上午10時，「日進號」由赤松則良將軍指揮、福島九成少佐輔佐，上載50名陸戰隊員由社寮港出發，前往5月16～19日曾勘查過之東岸地點（日進灣）設立前進營區，中午12時許抵南岬（South Cape／鵝鑾鼻）or南灣（Kwaliang Bay／鵝鑾鼻與貓鼻頭間之海灣）。接著抵日進灣（3週前「日進號」發現／今滿洲鄉港口村港口溪出海口，港口溪昔俗稱大溪，出海口有大港口庄），而岸邊已有射麻里社之伊薩等頭人及隨扈恭候，之後往已故卓杞篤老家豬朥束社拜訪，卓杞篤最小的兒子（Tokitok's youngest son）、「唯一稱得上英俊」之大股頭人弟弟亦出席招待日方代表，最後雙方在宴會中排解糾紛，正式於6月12日建東營，駐軍定期交班（4大社維持的直轄領域之自主性至此正式被日方打破，日方成為瑯嶠地區最不可挑戰的力量，並以統治者之姿態建立起新的政治秩序：日軍定期訪問各個部落並要求各部落頭人每4日至龜山大本營報到，且在縱谷平原區選擇車城董煥瓊、新街張光清、統領埔林阿九、保力莊楊阿古作為辦事員4人，一套貫穿縱谷平原區與18社區之新政治秩序就此形成）。11日下午，各路人馬前來致意，包括龜仔甪社酋長巴也林（Pallalum, Pallaleem or Payarin，並兼竹社頭人），傍晚則舉辦了一場原始迎賓盛宴。12日，士兵趕建營舍，海岸有艘英國砲艇〔「侏儒號」巴克斯Bax船長）停泊，似在監視日軍動態（「侏儒號」5月25日由長崎啟程赴臺，途經淡水澎湖臺灣府打狗，於6月8日抵瑯嶠，之後在臺觀戰2個多月，曾隨日艦赴東岸，8月25日返抵長崎，並於《東方海域》（The Eastern Seas）（1875）留下珍貴史料〕。13日，「日進號」啟程返航西岸，留下少數兵力駐守。6月14日（23日？），谷干城將軍、華山資紀和傷兵搭乘一艘小運輸船，攜帶最新捷報（西鄉從道之《臺灣蕃地討撫情事報告》／其中有言曠日持久將對日軍不利，「應儘快提出解決措施」，造成之後日本政府對清強硬論急遽抬頭，於是在7月15日，柳原前光公使接到「與清國談判要領及應知條件等」之訓令11條）啟程回長崎

6月11日，袁聞柝（1821-1884／著有《日本窺臺始末》1卷及《開山日記》4卷）、周有基搭乘「長勝輪」至瑯嶠、車城一帶探查日軍動態

6月14日，沈葆楨與福州將軍文煜、閩浙總督李鶴年上疏〈防臺四策〉，建議4事：一為聯外交，將日軍犯臺真相，照會各國，以國際公論，使日本歛兵撤退；二為儲利器，購置鐵甲輪船及水雷槍彈，以充實軍備；三為儲人才，調用提督羅大春及前臺灣道黎兆棠等會籌一切；四為通消息，安設福州、廈門間之陸路電線及臺南、廈門間之水線。17日，沈葆楨抵臺，悉心籌度，認時下所宜行者3；一是理諭；二是設防；三是開禁（7月8日奏報〈防臺3策〉）

6月14日，沈葆楨、潘霨（福建布政使）、日意格及斯恭塞格分乘安瀾、伏波、飛雲輪由馬尾出發，潘霨直接先航安平（15日抵達），沈葆楨、日意格則沿途巡視福建沿海邊防及澎湖，而於6月17日（農曆5月4日）抵臺南安平（沈葆楨第1次來臺：1874.06.17-1875.01.30）

6月16日，赤松則良將軍及福島九城少校搭「日進號」赴清國，同樣攜捷報信息給日本駐北京公使柳原前光〔4月8日，被任命為第4任駐清公使。5月19日，攜到任國書及相關照會自東京出發。28日，抵上海，但遲遲不願北上履新，主要在等候日軍在臺灣南部之軍事捷報，以及西鄉從道與潘霨之會談結果。同日，蘇松太道（上海道臺）沈秉成即訪柳原前光，詰問日本興兵之由。6月6、7日，與清國副使潘霨（正奉命途經上海赴福州、臺灣）晤談2次，並提出3項條件。7月1日，潘霨發函透過上海道臺轉送柳原（8日收到，10日回覆，責潘霨違背2人6月初在上海之共識），要求日本無條件退兵。7月12日，總署照會柳原，抗議日軍侵臺。直到7月17日，柳原才離開上海，21日抵天津，但24日遭李鴻章倚老賣老、海訓一頓，31日則抵北京履新並展開其強硬（因日軍大勝，而在臺清軍毫無作為所致）外交。8月3日，遞到任國書。13、15、17日，柳原前光與總理衙門舉行3次會議，最後不歡而散〕。17日，2人抵廈門。之後福島九城旋轉赴上海，將石門勝仗及在臺軍事進度告知柳原，柳原態度因之轉強（17日又接到前述訓令11條）

6月16日下午，風港人鄭傑領山後蕃（大鳥萬社頭目潘無南卵、矸仔畢社頭目潘大老、大織羔？社頭目潘登山3人及其他13人）16名隨濱崎康至楓港營所請降，之後頒予號旗及都督府印章和手巾等。7月25日，山後蕃大鳥萬社一等頭目嘮哩煙（世襲大頭目）、二等頭目無印南（具有管理社務權力者，世俗稱言諾頭目）帶領全體社人71名，著正式禮服來行投降之禮，聊獻生豬1頭，再賜與日本刀、紅布、手巾，並饗以酒食，又讓眾蕃人觀賞士兵的射擊，到26日蕃人辭去。28日，山后蕃矸仔畢社頭目榮爪、大織黑社頭目旁仔（ポンア）、渴仔陵社頭目參、大竹扢社頭目光也耀、賊仔微社頭目加貓煙、撈狸北社頭目丹里目及社眾80人，獻活豬2頭乞降，並賜4社頭目大日本號旗及都督印章，直到29日，6社頭目辭回

6月17日，欽差大臣沈葆楨抵臺南安平視察（李鴻章限制沈對日軍應「諭以情理、示以兵威」，造成沈幾乎無舞臺發揮／），派潘霨會同夏獻綸去見西鄉從道，並親自遞交沈葆楨照會，自6月22日到26日雙方會晤4次（22日上午、下午、24日托病不見、25日下午、26日上午），達成口頭協議，但後來雙方又否認有此「西潘密約」。27日，離開瑯嶠，因原船已至澎湖避風，乃經陸路回到臺灣府（6月30日）

農曆6月20日（CE 1874年8月2日），羅大春由福建泉州秀塗搭乘「靖遠號」出發，並於22日抵達安平。農曆7月1日（8月12日），自臺灣府城出發，循陸路於農曆7月13日（8月24日）抵達蘇澳。隨後羅大春率領親勇前往臺灣協助北臺灣海岸防守任務規畫及督建工作。清同治13年7月17日（CE 1874年8月28日）接任至光緒元年8月1日（CE 1875年8月31日）之間，代理臺灣兵備道夏獻綸所負責之北臺灣防守及開山（後山之經營以交通順暢為先決條件，於是有開山之舉）撫番事務。8月28日，接辦北臺防務，開鑿北路｛以蘇澳為起點，途經東澳、大南澳、大濁水、大清水、新城，抵花蓮港北岸之200里海岸通路工事，於CE 1875年完工。當時在蘇澳七星山嶺南麓路旁設有里程碑，也在蘇澳鎮南澳路邊，立有羅大春囑咐僚屬勒石立碑之「開路紀念碑」（現位於南澳震安宮旁之小石亭中）。位於蘇澳鎮南方澳晉安宮〔依據邱水金先生之調查，道光7年晉安宮最初建祠奉祀所在為白米甕永春，今為臺泥蘇澳廠員工宿舍，在白米溪右岸，即蘇澳最早開發地區在今臺泥蘇澳廠一帶。所以吳永華老師認為，蘇澳至東澳間古道可能沿白米溪右岸繞行山腳下，經蘇澳水泥廠至蛙仔湖／五里亭，再上溯猴猴溪（此段路自大正16年臨海道開通後，已乏人通行。但此時另有一「東澳越嶺道」翻山捷徑，由永樂里圳頭坑越過東澳嶺海拔550公尺鞍部再下抵東澳，有人稱之隘路、內路or偷走路，日治時期大家都是使用此道路）。出猴猴溪後可見海洋，並循東澳嶺山腰而行，自此至東澳之古道均在今蘇花公路上方〕之紀念碑是「後山北路里程碑」（CE 1874年12月／清同治13年11月設立，原碑於蘇澳七星嶺下蘇澳冷泉之冷泉橋旁山腳下／自蘇澳至秀姑巒一帶，稱之後山北路）。另一紀念碑則為羅大春開路至新城駐紮時設立的「師次新城碑」（羅大春部隊於CE 1874年11月21日抵新城／鳥居龍藏於CE 1896年8月下旬曾尋獲），但在CE 1940年一次大水過後被捲入海中，至今仍未能發現／另一「羅提督興學碑」則是羅大春於率軍駐紮蘇澳開闢後山道路期間，曾捐銀500圓託付宜蘭街進士楊士芳，設立義學於晉安宮旁以提倡文風，也是蘇澳鎮興學之始，蘇澳庄民舖戶為感念羅大春義行，因此於CE 1875年（光緒元年農曆6月）7月一同立碑紀念｝即蘇花公路前身。CE 1875年2月，北路軍開至木瓜溪南岸之吳全城，隨即有成廣澳之番目、秀姑巒之通事來營乞撫。3月後，北路軍因兵勇染病甚眾，再往吳全城以南則派員招撫（千總吳金標、軍功陳輝煌、外委陳陸等，沿途招撫、通計29社）至5月

6月21日（農曆5月8日），沈葆楨派福建布政使潘霨、臺灣道夏獻綸及福州海軍基地之法國洋將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1835-1886／曾於寧波組「常捷軍」洋鎗隊抵抗太平天國紅毛軍，後助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建議在安平興建西式大砲臺，即億載金城，也指導馬尾船政學堂學生魏瀚等人繪製1萬分1《臺灣府城並安平海口圖》（南天書局藏）和5千分1《臺灣府城街道圖》（前2圖引自CE 1893年于雅樂Imbault-Huart的《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一書，而廣為世人所知）〕、斯恭塞格（塞恭札克／De Segonzac）等帶沈葆楨照會，赴瑯嶠晤西鄉從道商議退兵，但西鄉一味推諉，未肯退兵。於是沈葆楨積極調兵設防，並奏請自內地調撥久練洋槍新兵3千人增援，先後乘輪東渡者1萬多人

6月21日晚間，清國軍艦「伏波號」（潘霨坐艦）、「飛雲號」（法籍顧問日意格Giquel、斯恭塞格坐艦）抵瑯嶠灣。22日（農曆5月9日）清晨，清使節團先於車城臨時招待所稍作停留，立即赴日軍舊營會晤西鄉將軍，雙方未達成任何協議，並訂妥24日舉行第2次會談。下午4時，西鄉赴車城臨時招待所回拜，潘霨重申未來「撫番」之責，必須完全由清國主導，不必假手他國。23、24日，清使節團派周有基、郭占鰲進入內山番社招撫，傳喚15社頭人具結不再劫殺漂民押狀，並張貼公告、極力討好。26日上午（豪斯House稱 24日下午），舉行最後1次會議，達成「日本應暫停在臺軍事行動」之初度協議，並擬定解決草案（《西潘密約》：清國應補償日本出兵之費用、清國應確保臺灣生番地區不再發生類似暴行、本條款生效後日軍應即撤離），各自呈交其政府做最後考量，但西鄉從道仍不同意「瑯嶠屬清國領土，應由清國派兵處理」的說法（潘霨出示臺灣府志及蕃社歲輸蕃餉加以說明／另清國買單償款建議，潘霨奏褶中云係由西鄉提出「以所用軍費無著為言」，惟瓦生Wasson、豪斯House皆稱係清代表主動提出，成了「公說婆說」之爭）。27日，潘霨離開瑯嶠。30日，返抵臺灣府

6月28日（農曆5月15日），沈葆楨派同知袁聞柝坐輪船至卑南招集25社頭人51名等，剴切開導（因日軍早已暗中託人，往勾卑南番目陳安生／一但各個網絡中最具影響力之番社開始與日本人合作，其他番社往往也會開始合作，以維持各自網絡內的勢力平衡），原住民亦表達歸順之意，並有5名酋長隨船至臺南府，獲賞銀牌及衣物〔《甲戌公牘鈔存》，清代王元稚，國立臺灣圖書館藏／其中鈔存之公牘，全是關於清同治13年（CE 1874年）日本出兵臺灣的各種檔案，共計179件文牘。其中78件探報幾乎把日本人在臺灣的一舉一動都逐日查明，作成報告送給道臺衙門，為關於日兵侵臺事件最有價值之原始資料。另有地方官吏與日本帶兵官辦理交涉的談話紀錄，亦至有價值。本書如與《同治甲戍日兵侵臺始末》相較，前者內容重在日兵侵臺事件實地發展情況，後者內容則重在清廷辦理此一事件之經過，兩書各有特色，缺一不可。而本此書為閩人王元稚所編、不分卷，其時客臺灣道幕，所以有機會把日軍侵臺事件的公牘錄存副本，編為是書〕

6月28-30日，日軍僱用牛車2、30架，將清港口營（大本營）移至龜山（又土名后灣仔）下並紮。其餘大港口、雙溪口、風港等處之營如常（清枋寮差兵探報）

7月1日（清同治13年5月18日），在統領埔林阿九與豬朥束大股頭人朱雷之斡旋協調下〔牡丹社群（牡丹、高士、爾乃聯盟）尋求大股頭人之協助，重新歸到大股頭人轄下向日軍投降／在日軍焚毀牡丹社群各聚落後，保力與統埔粵庄成為牡丹社群與日人之中介者，並順利與大股頭人聯繫一同前去日營投降。這顯示著粵籍勢力是大股頭人重新收納四重溪上游牡丹社群重要的助力。此外在傳統之結盟策略中，保力與統埔庄是18社傳統上對外情報資訊交換地，也是瑯嶠地區重要的火器加工地，在種種因素交錯之下，鞏固與這2大粵籍之關係具有重新整合18社領域的潛力。在上述種種原因之下，一個新時代意義下之18社領袖便因運而生了，這是出生於統埔庄的粵籍後裔、被卓杞篤收養並順利繼承新任大股頭人之潘文杰／這是為何被卓杞篤收養之統埔粵籍後代潘文杰得以在大股頭人3大權力基礎─父系血緣、自卑南知本遷徙的神話，以及巫術─中，依其敏銳之政治眼光，以及與四重溪上游牡丹社群的人際網絡關係，克服先天「血緣」上之劣勢而成為繼承人，並維持著18社框架20年，到日治初期大放異彩的原因〕，豬朥束社（酋長Tokia、Tokia、トーキア）、牡丹社（新酋首Kuriu、Kuliu、クーリウ、姑柳／ruljigaljig家系）、高士佛社（新酋首Burariyan、Burarian、ブラリアン、符也冷煙）、女仍社（酋長Kurui、クールイ）、蚊蟀社（酋長Karitai、カリタイ、加禮）、射麻里社（副酋長Tenrai、Ranrai、テンライ）、龜仔甪（酋長Teumari、テウマリー、傀仔角）社等6社（7社，《臺灣全誌》日本文獻）酋長及族人70餘人，透過統領埔頭人林阿九之仲介至保力莊楊天保（楊友旺長子）家中，向日方表達議和之意。日方則派出佐久間佐馬太參謀率領相關幕僚人員前往保力，在佐久間佐馬太對牡丹、高士佛、女仍等酋長做詰問後，接受牡丹等社投降，然後前往本營見西鄉從道。此後戰事停歇，日軍主力駐守龜山本營，分兵駐守楓港（6月初奉命，日軍稱風港營所，11月下旬遵命回朝／9月1日，水野遵出差楓港支營專營北方番社之招撫事宜／9月間，乘小船自風港返龜山，靠近龜山後灣時，見山上木標林立，船夫乃說是日軍士兵墳墓，其甚驚）等地（因風土病使兵力大減，乃於7月5日撤豬朥束、大港口兵丁回龜山本營。7月11日，撤雙溪口營盤，不過自8月起遂派日本補來之正規軍，漸替代染病的殖民兵，到12月初退兵前，在臺之日軍幾乎已全是正規軍／8月起，瘧疾開始於日軍營中蔓延）

7月1日下午，美駐廈門領事恆德森派副巡查專人搭乘清砲艇，攜送公文及警告信至瑯嶠，要面交克沙勒與瓦生。而克沙勒尚接獲「莫諾卡西號」船長寇茲之信件，內附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平諾克（Admiral Pennock）之公文，內容均屬忠告性質，用意在警告2位美國軍官，勿參與對抗清國的行動

7月6日，豪斯House搭乘「高砂丸號」回航日本，惟遇颱風「高砂丸號」乃避風澎湖，之後又改往廈門。16日，再由廈門返瑯嶠，數小時後即啟航回日本。20日，抵長崎（潘霨及沈葆楨分別於7月1日和19日照會柳原前光，要求日本撤兵）

7月10日（清同治13年5月27日），沈葆楨派遣臺灣道夏獻綸率參將李學祥部鎮海營，自臺南府城乘輪（長盛輪）北上，先行前往蘇澳一帶駐紮〔6月底（農曆5月中），沈葆楨曾寄書予羅大春，派其往駐蘇澳，然羅大春不願赴臺〕。16日（農曆6月3日），抵蘇澳。7月29日（農曆6月16日），開始北路開鑿，並於1個月內開抵東澳，總計20華里，並築碉樓1所，撫新城及附近東澳蕃數處。此時夏獻綸兵力大致為鎮海營500人、淡蘭土勇各1營計1,000人、林維源支助練勇1營約500人（土勇300人、料匠200人）。8月28日（農曆7月17日），羅大春到任後接收土勇920人、料匠158人。而禦敵只有噶瑪蘭營都司陳光華之練勇與自己之福靖中營、福銳左營。9月3日（農曆7月23日），陳光華推薦陳輝煌協助開鑿北路〔當時噶瑪蘭北管子弟西皮、福祿2音樂流派械鬥甚烈（這是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戲曲界新舊衝突的第1次，第2次衝突則是由新興劇種歌仔戲所引起）。而陳輝煌為福祿派首領，偕同開路有助弭平爭鬥，安定地方〕，山路每丈予洋鏹1圓，平地別議。9月5日（農曆7月25日），北路又自東澳開工。9月12日（農曆8月2日），開抵大南澳嶺下〔東澳至大南澳埤角（今宜蘭縣蘇澳鎮海岸），共30華里〕，而先于大南澳立「大南澳抵達碑」（現存南澳鎮南澳路震安宮東側，有碑亭保護）。9月13日（農曆8月3日），沈葆楨核准添募3營〔改為綏遠左、右、前、後共4旂（16哨），派李東來、李得升至嘉義、彰化各募1旂，其餘擬於內地募足之，但至11月底（農曆10月下旬）才補齊〕兵力。9月15日（農曆8月5日），開抵大南澳北岸〔同日，沈葆楨同意徵調戴芝亭（德祥）之福靖前營抵雞籠增援，但到10月16日（農曆9月7日）才抵蘇澳。綏遠右旂則亦於淡水齊至〕。10月19日（農曆9月10日），李得升之綏遠左旂（彰化招募）抵蘇澳。10月22日（農曆9月13日），李英之綏遠右旂（嘉義招募）亦抵蘇澳。11月3日（農曆9月25日），陳輝煌、陳光華諸軍抵大濁水（大南澳埤角以南，傍海取直線前行直抵大濁水，行程共35華里），而綏遠左、右2旂則開拔往南澳。11月16日（農曆10月8日），陳光華1營進紮小清水（即今蘇花公路之清水，在大清水隧道與和清隧道之間／清代稱之小清水，日治時期稱之清水／CE 1922年之前，在此設有清水駐在所，之後轉移至石坑仔，CE 1934年亦廢），陳輝煌等進紮大清水（大濁水至大清水，計30華里）。11月21日（農曆10月13日），大軍在新城通事李阿隆籠絡太魯閣番作嚮導下，引領清軍沿原住民山徑攀過清水斷崖（小清水至石硿仔之間）與得其黎斷崖，各軍乃陸續抵達新城｛紮營於得其黎溪南岸（新城河東／今民有社區附近）／於新城立「師次新城碑」／11月26日（農曆10月18日），移防三棧地方〔即順安／草林（蓪草成林）至北三棧之間〕｝。惟總計自大濁水到新城（45華里），竟只花18天（若從小清水計則僅5日），因此後山北路到底曾否開鑿？12月初（農曆11月），開通至奇萊（即花蓮港北岸）。CE 1875年2月14日（清光緒元年元月9日），羅大春抵新城。3月初（農曆2月），命陳輝煌開路直驅吳全城，並向南招撫大巴塱［太巴塱、Tavarong，日治時期改稱富田，今東富、北富一帶／西南側為加禮宛人媽佛（馬佛）社，從那裏至卑南就無加禮宛人足跡。而東海岸是加禮宛人新殖民區，北邊從加露巒Karoruan社（今濱豐鄉新設北邊機旗山麓）進入新社庄，繼續南下到猫公庄（阿美族部落Vakon社，有外來者混居故稱庄），在這阿眉蕃區域裡寄居，並另設姑律Kolits庄（今濱豐鄉新社村立德社區）和石梯（石梯灣）庄。再南下渡過秀姑巒溪出海口，便到石連埔庄（今長濱鄉寧埔村），最後到達成廣澳庄。而在大港口以南，加禮宛人多半寄居於平埔熟蕃及阿眉蕃部落，很少單獨建立自己的部落］、嗎噠唵（馬大安、馬太鞍、Vata-an）等社。7月初（農曆6月），開路抵秀姑巒，但花蓮港以南，大多沿溪床而行，實際並未開路，只是「曾經走過」！

7月15日，德籍醫事顧問Schoenberger抵龜山營區（準備接管醫院），西鄉都督陪同巡視病房。19日，醫院使用製冰機製作消暑、醫療用冰塊

7月23日，倭人前存青港口之兵，於是日盡撤回後灣（清枋寮差兵探報／龜山西側，舊稱「龜山後」一帶及位於龜山南方、後灣港東北之海岸低地，原即為日軍新營所在，現為「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園區停車場旁有日軍「明治七年討蕃軍本營地」紀念碑，CE 1997年6月21日，整地工程中重新出土〔日軍撤離後，其營舍及紀念碑大多遭清廷拆除。CE 1916年（日大正5年）10月，恆春支廳長鹽彌太郎又重建紀念碑。CE 1935年（日昭和10年）12月，臺灣總督府指定登錄為重要史蹟。CE 1937年再次整修〕

7月24日，柳原前光在天津與李鴻章談臺灣事件，然雙方堅持不下。8月3日，柳原遞交到任通知書，且與恭親王等談判，惟始終無所獲

7月26日，馬偕設立新店禮拜堂。而根據《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店教會—聖殿改建獻堂紀念冊》〈歷任牧長〉記載，新店教會最早之傳道師：嚴清華（1878-1881）、蔡生（1881-1882）、吳寬裕（1882-1883）、林孽（1883-1884）、陳榮輝（1884-1885）；第1任牧師陳榮輝（1885-1890／唯一的牧師），然後是傳道師陳能（1890-1893）、第2任牧師又是陳榮輝（1893-1898）。之後在CE 1901年左右，則為3位傳道師：蕭田（1898-1898）、蕭東山 （1898-1899）、郭春木（1899-1902）。其中陳榮輝、陳能是兄弟，蕭田、蕭東山是兄弟，都是馬偕早就帶在身邊的學生，分別派往北臺不同教會歷練

7月，李仙得獲得日本天皇「勳2等旭重光章」以表彰其貢獻，他是首度（包含外國人與日本人）獲得此一天皇勳章之人。此後，李仙得一直留在日本，直到1890年，轉而擔任朝鮮內政部的職務，後曾擔任朝鮮國王宮內省顧問，直到1899年在朝鮮去世

7月間，日軍曾招降大龜文社，勸諭其勿再出草。但8月鳳山縣丞周有基曾至瑯嶠，歸途經莿桐腳，當時曾告諭庄人安心，卻賜與蕃人禮物，勸說蕃人不可降日。因此清官離去後，大龜文社認為日軍不足懼，而屢次圍殺莿桐腳及崩山庄人，於是8月24日庄人再來風港營所呈上請願書請求日軍保護。26日夜，龜山本營指派百崎俊雄出差至莿桐腳說諭大龜文蕃。之後於8月28日由風港營所派一分隊至莿桐腳駐紮，且發布「說諭莿桐腳、崩山庄民之書」

8月1日，李仙得獲日政府訓令（命其與閩浙總督李鶴年或福建將軍文煜等人會談，以斡旋和局）從香港出發，經汕頭于5日，抵廈門。6日，美國駐廈門領事約瑟夫‧韓德森（Joseph J. Henderson／1873-1878／曾協助史蒂瑞Steere取得赴臺旅行證照）逮捕李仙得將軍（主要係美國駐上海總領事西華Seward奉美駐北京代理公使衛廉士Williams之「在華美國人，此時應守中立」之令，指示恆德森逮捕李仙得，而衛廉士又是因總理衙門再三施壓下，乃下達該指令），據信當時李將軍正是前往福爾摩沙途中，準備加入日軍陣容〔就是日本這起侵略行動之幕後推手／李仙得於CE 1872年底至1873年初，向日本政府提出6件備忘錄〈觉書／覺書〉，其中第4號覺書提出「東亞文明月彎」之概念（日、朝、琉、臺半月形地區，在日本領導下將是亞洲現代化之重心），深深影響第2次世界大戰日本軍方之「大東亞共榮圈」主張。有人認為他是19世紀影響臺灣前途走向，最大、最深遠、最具爭議性之西方人士。第1號備忘錄〈李仙得觉書第1号：台湾蕃地着手云  之論並斯密附論〉（論臺灣番地著手辦法並附斯密之鑰）／向日本外務省提交之第3號備忘錄提出〈野蛮ヲ教化シ各部落ヲ統治スルノ論〉（論如何教化、統治野蠻各部），其中提到在社寮建設大本營，然後從海路到卑南地方建設支營，最後全部佔領臺灣東南部蕃地。第25號備忘錄〈社寮碇泊場ノ図各船将ヘ分配等ノ論〉（社寮碼頭剖面圖及各船舶碇泊之議）則提供登陸射藔之詳細情報／在為日遠征軍作準備之紀錄中，他也曾大量引用貝紐夫斯基之殖民方案／7月李仙得因協助日本有功，獲賞「2等朝日勳章」，是首位獲賞之外國人，無怪乎被戰前日本政治學者稱為「日本外交的恩人」〕，後經德記洋行茶商施智文（N. C. Stevens）、米利敦以1萬元「番銀」（保釋金2.5萬日圓）作保，乃獲送至上海。18日，在上海領事法庭無罪開釋（破壞李仙得想到福州活動，並到臺灣加入遠征軍之計畫），韓德森Henderson反遭美政府斥責「違法且不當」。29日，李仙得離開上海赴天津

8月3日，彰化縣覓霧沙西大墩江西厝庄頭人廖有富（聞日軍侵臺）密遣叔父廖仕強至風港，透過頭人王媽守（曾擔任日軍會計部幫辦，處理採買物品等雜霧，亦曾協助日軍招降大龜文蕃人。但後遭恆春縣令周有基視為漢奸，將其下獄斬首）與日軍勾搭請求救援，允為內應

8月17日，射貓人新蟯引導射不力社（頭目潘射以寧）全體100人來風港請降，頒給頭目號旗與印章，至翌日蕃人辭去

8月下旬，李仙得由日本政府出資，在上海匿名出版《〔臺灣〕番地所屬論／臺灣蕃地是中國帝國之一部分嗎？》（Is Aboriginal Formosa a Part of the Chinese Empire？），大力為日本出兵辯護，主張蕃地為無主地（terra mullius），而清國僅有暫時性之權利，日本有權開發，成為日本出兵攻打臺灣之理論基礎與宣傳

8月27日（農曆7月16日），淮軍（武毅銘軍）唐定奎援臺部隊由江蘇瓜州搭乘輪船第1批抵臺灣旗後（7月25日，清廷下令派淮原駐徐州淮軍唐定奎部13營，合計6,500兵分3批赴臺。同時調派吳光亮廣東軍之「飛虎營」、羅大春湘軍之「綏遠營」，共10,970兵員，而此2營則被派至後方開路），大營設於鳳山縣枋寮，並在枋寮以南至楓港溪以北之海岸地帶設堡駐防，但始終未出擊（意在嚇阻日本兵，以防其乘虛北上），而清日2軍對峙前線應在率芒溪。第2批於9月26日抵安平，第3批於10月14日抵安平〔〈1874年打狗海關年報〉記載第1批於8月25日抵臺，迄11月17日，共增援10,970名部隊（從旗後上岸，主部隊駐紮在鳳山縣城西側的五塊厝，部分派至枋寮前線與日軍對峙。CE 1874年12月日軍退兵，淮軍並未與日軍戰鬥。直到CE 1875年2月淮軍征討排灣族獅頭社時，淮軍部隊才全面南下至枋山一帶）。牡丹社事件後，6、7百名日軍染疫死亡，而駐紮枋寮之淮軍也有769名病故，葬於枋寮郊外的北勢寮，現稱「白軍營」〕

9月，西鄉從道依大股頭人小卓杞篤（朱雷‧土結／卓杞篤哥哥已過世，由侄兒繼承）要求，搭乘自柴城（當時頭人為林得勝／馬卡道平埔族）神轎改裝的轎子從猴洞社（今恆春城）入山，抵達射麻裡時，射麻裡社（今滿洲鄉永靖）伊薩 Isa等頭目捧來乾餅（其實是燻乾之小芋頭），隨行軍醫並順便醫治伊薩之眼疾（一說是伊薩長子之手疾）。往豬朥束社大股頭人住家之沿途有明顯的稻田風光，抵達時大頭目叔甥（卓杞篤與養子潘文杰 Jagarushi Guri Bunkiet）已恭謹地站在門外迎接西鄉從道。不久，蚊蟀社頭目加禮及蕃丁等10人也聚集過來。最後各社頭目與日方代表一起享用以鹽汁豬肉、鹿肉乾、鳳梨、薩摩藷飯（蕃薯飯）、芋釀燒酌（即19世紀西方文獻上常出現的Samshoo酒）構成的晚宴，大家相互宴飲、跳舞。次日，西鄉乘轎返回瑯嶠本營，而其他官兵及醫療隊則巡迴附近各社，之後又回大頭目宅第過夜。今日經蚊蟀社、響林社，夜宿萬里驫（Malitok）社（頭目阿冷 Alan）。今日水野遵往更北部的高士佛（Kusukusu）社巡視。高士佛社人在舊址被日軍燒毀後舉社遷徙。在水野遵筆下，面對水野一行人的高士佛社眾，彷彿日本代官、地頭出巡時的農民般下跪、奉酒。最後決定不去牡丹社，直接往西行，在山上之「熟蕃」（應是漢人）家過夜後，第2天清晨涉溪往高士佛山西行，取道「竹社口」順著進攻路線舊道返回龜山本營（水野遵，《臺灣征蕃記》，p.244-250、253）。而這場巡視活動最重要之地方，在於西鄉從道應大股頭人朱雷之邀請而前往，這不能不說是大股頭人利用此契機挪用為政治資本，以新領袖代理人的身份進行重整18社、建構圍繞在日軍的一個新的政治秩序

9月1日（農曆7月21日），內務卿大久保利通（おおくぼとしみち／哦古坡／征臺幕後黑手／一方面強調是為保全日清2國和好而來，一方面又祭出萬國公法，主張臺灣生蕃之居住地為無主地，不屬清國固有版圖，而出兵臺灣則只是報復生蕃殺害琉球人）以全權欽差大使身分抵天津稍停留，曾透過美駐天津副領事畢德格（William N. Pethick／之後辭職，長期擔任李鴻章英文秘書）打探李鴻章之態度，且傳達日本不增兵臺灣之訊息。3日，李仙得於天津加入外交特使團（8月6日，大久保利通出發往清國。8月19日，抵上海，曾與李仙得會面，之後擔任大久保隨身顧問、同赴北京）。9月6日，大久保離津。9月10日，抵北京。14日（農曆8月4日）起，大久保、柳原，鄭永甯至總理衙門談判（7回合：9月16、19日、10月5、18、20、23日）未果、瀕於破裂，之後將英駐清公使威妥瑪Wade拉成親日派（第2次會議時，威妥瑪第1次介入調停。9月22日，威妥瑪向總署提出「臺事公斷」建議。9月26日，威妥瑪第2次介入調停。第7次會議後，大久保向威妥瑪表示可以用「將賠償金載入書面」來「交換撤兵」，威妥瑪自此態度丕變，從抑制日本轉為壓抑清國／當時沈葆楨認為清軍「備未實修，未能遽戰為慮」，同時朝廷又被陝甘回教徒及新疆問題，加上安南方面告急，無心作戰，而在臺日軍亦師老無功，病死525人，戰死才13人，雙方互相虛張聲勢）。10月25日，大久保發出離京宣言，恭親王奕訢急訪英公使威妥瑪，希其挽留大久保，終於逼使清國簽約

9月4日（清同治13年7月24日），內大龜文大頭目遮碍、外大龜文大頭目匏嘮哩烟之弟朱雷和取類奉命來降，並諭示3頭目不得再戕害莿桐腳、崩山2庄人民，且頒發號旗與印章給2社頭目，該日蕃人辭去，並約定16日方能招喚所有18社一齊前來。20日，內大龜文大頭目遮碍及外大龜文大頭目匏嘮哩烟之子籠仔人帶領所轄8小社人民，隨莿桐腳、崩山2庄耆老前來楓港投降，諭令勿再為兇虐之行，隨後給予8小社頭目大日本號旗與都督府印章，翌21日讓其觀看士兵之射靶練習，該日上午9時眾蕃人辭去（《風港營所雜記》，p.464-507，2004，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9月27日（農曆8月17日），吳光亮飛虎軍（CE 1874年8月中募粵勇左、右2營）連同總兵張其光所招共2,000餘人，到達旂後

9月29日，日軍醫全數病倒，醫院實施「只給藥、不看病」

10月，安平二鯤鯓砲臺（億載金城砲臺）開始動工，到CE 1876年（光緒2年）9月才完工（其間發生臺灣知府凌定國浮報、侵佔建設經費弊案），是沈葆楨聘請馬尾造船廠法國工程師帛爾陀（M. Berthault）設計監工，而其設計時則參考了巴黎外圍的防禦工事。主要建材是以三合土及磚材為主，其中磚材部分是從廢棄之熱蘭遮城拆卸城磚而取來。也是臺灣第1座現代西式砲臺（竟也呈四方形，4隅有稜堡），配備5門英製阿姆斯壯18噸前膛大砲（18 tons RML Armstrong Gun）

10月31日（農曆9月22日），中、日兩國在北京交涉完畢簽署《北京專約／臺灣事件專約／清日臺灣事件專約／中日北京專約／臺事北京專約》3款及互換憑單（中國先准給撫卹10萬兩，又日本兵退，所有在臺修道建房，中國準給銀40萬兩），以中國提出50萬兩補償金交換日本的撤兵，日軍直至12月下旬撤完為止

日本藉口「牡丹社事件」替「琉球藩民」討公道而興師犯臺，登陸瑯嶠灣／車城灣／柴城灣〔位於北方「鼻仔頭」（又名「車城角」）與南方龜山之間的海灣，昔日漢人稱「魚房港」，亦即西洋人所稱之「Expedition Bay」（探險灣），排灣人稱龜壁灣，冬季船舶停靠地〕

11月1日，大久保離開北京。7日，抵上海，將整個出使經過以電報詳稟東京當局。9日，日本政府下令退兵。16日，上海道派唐蔭亭全程陪同大久保利通、樺山資紀一行，由廈門搭上載琉球人墓碑之「神奈川丸號」抵瑯嶠，告知西鄉締結和約之事，並與西鄉擬定分批撤兵步驟，自此日軍開始準備回國。13日，日本天皇派特使（侍衛長東久世通禧偕同赤松則良）赴臺，正式傳達退兵令（24日，抵瑯嶠）。17日，大久保參觀石門戰場。18日，大久保離臺。26日晚間，抵橫濱。25日，大久保利通提出「琉球處分」建議。27日，回到東京

11月20日，琉球漂民44具遺骸交琉球官員，合葬於那霸若狹上之毛（CE 1899年，遷葬沖繩波上之護國寺。CE 1980年10月，護國寺琉球漂民「臺灣遇害者之墓」墓碑遷移改建工程完成）。且20日及27日，西鄉從道分別召集友善之土著（即車城社寮附近之漢人與平埔族頭人／車城頭人林得勝、董成明、田中央頭人林明國、統領埔頭人林阿九、保力頭人楊天保、蚊蟀頭人朱保生、射藔頭人張光生、新街頭人張光清等人），以及曾抵抗日軍的各部落酋長（豬朥束社酋長土結文腳、蚊蟀酋長加禮帶、蚊蟀埔酋長阿眉子、射麻里社魯命等人）前來，除饗以酒食、下賜禮品外，並遞交2則〈諭告瑯嶠住民文／諭告山地人文〉公告（曉諭書）

11月30日，琉球王派貢使國頭親雲上，從那霸使清

牡丹社事件發生，隨後清日兩國展開外交折衝，加上當時日本又因庫頁島主權問題與俄國交惡，日本衡量當下情事，乃接受英國駐北京公使威妥瑪的調停；與清廷達成協議，於是清日在10月31日簽訂《清日北京專約》or《清日2國間互換條款及互換憑單》，並支付50萬兩銀子為撫卹銀（10萬／12月1日即支付）和日本軍費（修道建房40萬）的賠償〔此次日軍犯臺，死傷600多人，其餘將兵幾全罹疫病（即捍衛臺灣最凶猛之天然防禦網—風土病、瘧疾、熱病等），花費760餘萬兩銀子／原住民亡30餘人，日兵陣亡12人，病死561人（鈴木明乙）／死者573人（戰死12人，病死561人），負傷17人（伊能嘉矩1904），雇船4艘，雇英美船各1艘／參戰軍人3,658名及文職人員共約5,900人，病人人次16,409名。共計死亡393人，回日發病死亡154人，槍傷僅25人（死亡3人）。最多1日有600名病患，連醫官本身也病倒，8月中旬陷入幾乎全軍生病慘況，其中弛張熱（熱病）約佔十之七八，傷寒次之（高加馨）〕。11月13日，日本正式宣布撤軍。12月27日（美籍記者豪斯House稱12月3日／條約上載12月20日），日軍完全離臺〔西鄉從道12月2（3？）日搭高砂號船艦離臺，清艦揚武輪發21響禮砲歡送〕，結束了這場軍事行動〔之後於CE 1875年元月中旬，負責出兵臺灣規劃工作之大隈重信奏請天皇，裁撤特設之「臺灣蕃地事務局」（Taiwan aboriginal ministry）。事後大隈論斷臺灣出兵事件得失認為：該事件不僅使清國間接承認琉球人為日本臣民、琉球群島為日本領土，甚至各外國亦因日本出兵一事，而認可其政治之有效性，如英法2國即撤走幕末以來為保護外僑安全而駐守橫濱的軍隊，明治外交史上所獲間接利益莫大於此／此事件中，吾人可看到「民族國家」日本之官方不斷與清廷、英國、美國等進行交涉，簽訂條約，同時「藩閥國家」日本之薩摩勢力卻派遣軍隊征討原住民及議和，這是2個不同層次之「國家概念」分頭在處理臺灣事件〕。12月2日，福島九成會同臺灣府知府周懋琦興建「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晚間，村民縱火、洗劫空無一人之日營。7日，西鄉從道返抵長崎。27日，抵東京，受到盛大歡迎。這次的事件不僅左右了臺灣未來的命運，也重塑了東亞的新局勢。但因條約中有日本出兵是「保民義舉，中國不指以為不是」字句，日本據此認定中國不否認琉球是日本屬地。CE 1875年繼續進行「琉球處分」，令琉球終止向中國朝貢（CE 1875年3月，琉球遣使赴東京，但其貢使仍照例赴北京朝貢），且撤除福州琉球館，貿易事務由日本廈門領事館接手。復在CE 1879年（清光緒5年／日明治12年）迫使琉球國王尚泰移住東京，派軍警（400名軍人及約160名警察）進駐琉球，廢止「琉球藩」改設「沖繩縣」，並將行政中心由首里移往那霸（原首里外港）。CE 1880年，在前美國總統格蘭特（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調解之下（「琉球2分島之案」：宮古、八重山2島屬中國，而琉球及北部之島屬日本，且中國接受日本與歐美國家一樣最惠國待遇），李鴻章則提案琉球（「分島改約」：將琉球群島3分，北歸日本、中還琉球、南屬清國）割沖繩島以北歸日本，中間仍屬琉球國，宮古、八重山2島屬中國。但之後琉球的歸屬，因CE 1882年朝鮮問題等其他重大事件發生，而遭到擱置〔美國史學家馬士（Hosea Ballou Morse）指出，「最重要之處在於賠款的支付。清國因同意支付賠款，而使得過去5個世紀一直納貢之琉球被暗中拋棄」。雖爭回臺灣蕃地之領土主權，並獲列強承認。但臺灣原住民遭到殲滅，也被利用互相殘殺而受損害，惟最可恨可恥的是漢人，充當日軍嚮導／同時，放掉朝貢歷史500年之琉球，更是越南、朝鮮、暹羅、蒙古、西藏等朝貢國脫離中國宗主權之前奏曲〕

農曆11月（CE 1874年12月），清軍開路至花蓮港，設大營於吉安溪下游與花蓮溪下游之間，舊花蓮港街北側，當時駐兵500人。另外，在今日花蓮市內各設小營（100名清兵）於米崙山腳及米崙沙崙2個地點

農曆11月15日（CE 1874年12月23日），沈葆楨上〈請移駐巡撫摺〉陳善後之策（移福建巡撫冬春駐臺，夏秋駐省），然尤以「開山撫番」〔「開山」者，即內山番界之開禁，並且在官方與漢人的合作下，進行在番界之武裝拓墾與殖民。「撫番」者，即招撫生番進行中華文化之教育／清廷以買通部落頭目方式，以獲得原住民承認清廷統治權，而進入山區漢人則須向頭目納貢取得墾荒權／揭開內山（中部山區）及後山（東部）之神秘面紗／只是軍事行動，並非實質統治，所有事物仍維持部落傳統模式運作，且由頭目自行管理統治，但要定時納社餉，這種自主態度延續至日治初期，又消弭各社之間的糾紛是當時統治管理者首要之務〕為臺防要務，且開山與撫番須同時並進（各訂有應辦事項14項及11項／除了繪製蕃地圖之外，並於CE 1887年調查得806社，丁口148,479人。此為清治時期對臺灣原住民最詳細的一次調查與地圖製作）。而在日軍未撤時，已分2路進行：北路先後由巡道夏獻綸（蘇澳-東澳／30天、20華里）、提督羅大春（東澳-水尾）負責（蘇花古道）；南路則由同知袁聞柝、總兵張其光任之（崑崙坳古道與南崑崙古道）。北路自蘇澳至岐萊約100里；南路由（高雄鳳山經）赤山（屏東內埔）至卑南約170里，平路以橫寬1丈為準，山蹊以橫寬6尺為準，俾榛莽勿塞，車馬可行；沿途設碉堡，派屯營哨，安撫良番，平服兇番，募民隨往耕種（如無沈葆楨之致力於東部開發和對原住民之撫綏，以造成中國治理臺灣全境的事實，恐難使外國信服，也恐難使日本知難而退。對於其能保全臺灣疆域完整，粉碎了臺灣半屬中國，半屬番境無主之地的謬論，其豐功值得懷念。但由於清廷面對各種不同問題之考量，晚清的後山經營大致呈現逐步衰退的態勢）

農曆12月5日（CE 1875年元月12日），沈葆楨再上〈臺地後山請開舊禁摺〉，於是清廷遂於CE 1875年12月5日（清光緒元年11月8日），詔除內地人民渡臺入山耕墾例禁〔全面解除清廷190年來（1684-1874）移民來臺之限制，開啟臺灣邁向近代化腳步〕。後於廈門、福州、汕頭、香港各設招墾局（CE 1877年，因收效不高而裁撤，改由委託民間招募開墾），往臺者免費乘船，官予口糧、耕牛、農具、種籽，以廣招徠（透過政策鼓勵，希望增加後山移民，達到「實際佔領」之目的）。同日，又奏請賜諡勒建專祠，褒鄭成功之忠節。於是在臺灣府城興建延平郡王祠，沈葆楨自撰自書一幅楹聯，云：「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

農曆12月13日（CE 1875年元月20日），沈葆楨從府城南下履勘瑯嶠形勢，擬即築城設官，以鎮民、番而消窺伺。18日，抵瑯嶠，宿車城，為前大學士福康安征林爽文駐兵之處。接見夏獻綸、劉璈〔CE 1874年（清同治13年）來臺，處理牡丹社事件善後事宜，並專辦築建恆春城（城壁高20尺、延長27町，由磚石堆積，再以石灰塗黏縫隙，4方並設有城門及城樓，CE 1879年竣工／建城前將西門處之馬卡道猴洞社遷移至約1公里外的今山腳里）工務。第1位建議在今臺中市擇地建城作大都會之人，並陳臺中港居中策應南北的重要性。先與臺灣鎮總兵吳光亮不合，又揭閩浙總督何璟之短，但遭劉銘傳以「四大罪、五小罪、十劣蹟」鬥垮，CE 1885年（清光緒11年）11月，背叛斬監候。CE 1886年8月改判流放黑龍江。CE 1889年，病死該地。著有《巡臺退思錄》〕，知已勘定車城南15里之猴洞，可為縣治。23日，上呈〈奏請瑯嶠築城設官摺〉〔恆春縣志，2007（〈請琅嶠築城設官折〉同治13年12月23日／CE 1875年元月30日）：當沈葆楨自猴洞回車城時，適洋將博郎（布朗／H. Octavius Brown，時任臺灣關署稅務司，CE 1875年2月1日升任稅務司）、哥嘉（Thomas Edwin Cooker，時任海關大巡船「凌風」管駕官Revenue Steamer Commander of Ling Feng）、基德（Edward McKean，CE 1873年初任同文館教席，CE 1874年3月加入海關襄辦漢文秘書，CE 1875年12月14日就任潮海關副稅務司）、韓德喜（韓得善／David Marr Henderson，時任海關營造處營造司Engineer-in-chief）等4人到車城。據稱：赫德囑於龜仔甪左近，創建燈樓。隨飭周懋琦與之相度，俟歸後定議。沈葆楨遂同夏獻綸、劉璈等，於12月20日坐輪船歸郡〕

清軍開通（後山）北路—蘇花古道〔CE 1874年7月／提督羅大春領兵13營／噶瑪蘭蘇澳-奇萊花蓮／今「蘇花公路」前身／蘇澳至新城之開鑿用了4個月，而新城至花蓮港北岸用了半個月（205華里，計118公里），從花蓮港北岸抵水尾（瑞穗）也用了4個月（計59公里），因此開鑿共計1年，全長174公里〕、中路—八通關古道〔CE 1875年元月至11月／南澳鎮總兵吳光亮領兵3營飛虎軍／雲林林圯埔（今南投竹山）〜臺東璞石閣（今花蓮玉里），265華里／今「中部橫貫公路」前身／沿線有3處遺蹟石碣：開闢鴻荒（集集鎮獅仔頭草嶺／今南投縣集集鎮林尾里）、萬年亨衢（鹿谷鄉頂城／今南投縣鹿谷鄉鳳凰村仁義路田底巷）、山通大海（今信義鄉羅娜村筆石）、過化存神／明治42年6月，整修此清代舊道東段部分，且設置阿桑來戛及大分駐在所。直到大正8年6月，才新闢八通關越嶺路，並於大正10年3月完工而取代之〕、南路—赤山•卑南古道［CE 1874年6月中，是臺灣第1條開山撫番道路，也是由姻親道路拓寬而成／崑崙凹古道、崑崙坳古道／海防同知袁聞柝（《開山日記》4卷，已佚失）領兵3營（曾先行至卑南覓探查），袁染病後由通判鮑復康繼任／以鳳山郡城為起點，經過芎蕉腳庄、鳥鼠洲庄、兩魚山、雙溪口、內社、崑崙坳、大石巖（Tsapyaran）、諸也葛、虷仔崙、大貓裏至卑南覓，全長183（175？）華里、105公里／主線從屏東縣萬巒鄉萬金村南下，進入山區第1站即「雙溪口」（瓦魯斯溪與來義溪匯流點），再經舊來義社、舊古樓社（崑崙坳社／CE 1930-32年，移川子之藏調查當時共有295戶、1,717人，單面斜坡上分上Sapulin、中Koralin、下Kitsasan三社，平均海拔高度1,100公尺），從古樓社東方之大石巖獵場，升到中央山脈衣丁山（西部來社溪、七佳溪之源流，以及東部金崙溪、大竹溪的源流）之南鞍，翻過主脊後沿大里力山支稜北側溪谷（有3個不見於清人史冊之營盤群，分別是海拔1,820公尺之Chuachakuri、海拔1,510公尺之Sachiakurin、海拔1,340公尺之Chiamalusapai），斜升至支稜末端的諸也葛Chujakas，再下降至金崙溪主流，沿溪流東行，最後抵達金崙舊部落虷仔崙社］。又射寮•卑南古道（南崑崙古道，總兵張其光），是「南路」之副線，214華里。而沈葆楨督導13營計6,500名士兵，完成以上工事

清因應「開山撫番」政策，在扼守後山出入口之山腳地帶，砌石為營牆名「石頭營」，又稱石營盤、三條崙本營。隔年，副將李光受命管帶總兵張其光麾下的振字中營500名兵勇，駐紮石頭營3年。另外，鎮海後軍統領張其光則於軍營附近設「番學堂」及「聖蹟亭」（亭頂為硬山屋面及馬背山頭，下層為六角形，而上層為四方形，縣級古蹟）

法國漢學家聖第尼（d'Hervey de Saint-Denys）侯爵在研究並翻譯《文獻通考四裔考》（此書後出版於CE 1876年、CE 1883年）時，於今年在法國《亞洲學報》Journal Asiatique發表一篇〈關於臺灣和中國人所稱琉球群島〉，第1次提出隋代流求（《隋書》中之「琉求國」）是今臺灣與琉球群島之總稱，唯隋代中國人所至是臺灣之說。另外，主張「流求即臺灣／臺灣論者」說有市村瓚次郎、和田清、白鳥庫吉等，多為日本所謂「東洋史學家」。而主張「沖繩論者」有喜田貞吉、秋山謙藏、梁嘉彬教授（《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CE 1965年，東海大學／〈隋書流求國傳逐句考證〉，《大陸雜誌》45-6，CE 1972年12月）、陳漢光（《琉球傳與東番記》，臺灣風物5-11、12，CE 1955年12月）、吳幅員（〈新元史琉求傳正謬─兼一申隋書流求非臺灣說〉，《東方雜誌》復刊16-11、12，CE 1983年5、6月）、松本雅明及本位田菊士則力主流求是今日之琉球。「折衷論者」有琉球學者伊波普猶等。同時，對於隋書流求國問題之研究，可參考賴永祥之《研究隋代流求是否臺灣之書目》，原刊載《臺灣風物》4卷1期，後增補錄於其《臺灣史研究初集》，CE 1970年刊行

現代醫學所稱之「瘧疾」在臺灣的第1次記錄，是出現於今年之牡丹社事件（「蚊子博士」連日清提出）

法國漢學者聖第尼艾耳維（Le Marquis Léon d'Hervey de Saint-Denys, 1822-1892）侯爵首先提出中國文獻之「琉球」為臺灣，從此引發國際漢學界夷洲、琉求是臺灣還是琉球之爭論

居住廈門之英商柯樂（柯勒／Arthur Corner）於CE 1874-1876年間抵臺旅行。第1回在CE 1874年，由打狗攀上猴山（Ape's Hill）南端名為龍頭（Dragon's Head）之石灰岩崖頂，採集到二叠紀之貝類化石。接著前往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一帶（經Calipo抵達原住民部落Kao Siah），有德國駐廈門領事Krauel先生同行。第2回在CE 1876年6月，由臺南走到淡水。第3回由北而南，走訪日月潭。又根據《中國植物誌》記載，只列出柯氏在臺灣所採集的2種植物而已。第1種為黃絨蘭（Eria Corneri Reichb.，在學名中以其姓氏命名，CE 1878年命名，是柯氏最早於臺灣所採集者，標本現存邱園），第2種是立奇蘭（CE 1878年命名，採於臺灣）

今年至CE 1875年，田代幹夫出版《臺灣軍記》，共5本

 

CE 1875年：（清光緒元年／日明治8年）

元月9日，愛沙尼亞籍俄國軍官艾比斯（保羅•伊比斯／Paul Ibis／Pavel Ivanovich Ibis／1852-1877）趁俄國皇家海防艦「阿斯考德」（Askolda）號，長時間停泊香港而請假走訪臺灣（因當時報紙報導日本出兵臺灣遠征瑯嶠、鎮壓南岬原住民之消息）搭乘澳洲籍三桅帆船Pelham號，隻身由香港出發。21日，抵達打狗［當時市鎮位於海港入口之兩旁，北邊（即鼓山）住歐洲人（以前臺人稱西洋人為「西仔」，附近的「西子灣」即源於此）；南邊礁脈上（即旗津）主要為漢人所居］。23日，離開打狗抵達東港，夜住宣教士宿舍。25日，抵枋寮，後經南勢（內勢湖／Lam-sio／今枋山鄉加祿村南勢湖）遇卑南族（Pilam）男女（下山以花生、鹿皮交換火藥），但因未獲頭目許可，不願帶他進村。26日，抵楓港，往射不力（Saprek）社，接受頭目招待並在頭目小屋過夜，隔天早上替村民素描，並列表記錄原住民之字彙（今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楓港溪北岸至牡丹鄉一帶）之後又遇見Quajan（快仔）或Quai-hwan一族（上快、下快2社，原是射不力社東南鄰，CE 1921年遷住今獅子鄉竹坑村），為了安撫其腳伕，不得不拔出左輪手槍壯勢。28日，抵瑯嶠（今車城），於赤山（屏東縣萬巒鄉）？發現當地駐紮3座新建之清軍堡壘。接著循先前日本人運大砲之小路入山，往斯卡羅族射麻里Sabari社［頭人Issek／Isa（以瑟／伊查／伊薩），老卓杞篤之子兼繼承人的監護人，副手是漢人Lubian／舊社是加都魯Katoro社］、豬朥束社（頭目卓杞篤）拜訪（曾求證傳說中矮黑人之存在）。29日早晨，不顧警告冒險前往八姑甪Bakurut阿眉／巴龜甪ㄌㄨˋ社，社民以為他是遭遇船難者，乃領他至港口溪海邊，卻因未發現任何失事船骸而失望，艾比斯Ibis乃送菸草以安慰。30日，艾比斯偷偷往北進入牡丹社則失敗，又因發高燒（感染熱病）而被高士佛社人帶回石門，之後回到瑯嶠（柴城）養病，見到南部9個部落（射麻裡、蚊蟀、猴洞、豬朥束、巴龜甪、龍鑾、射不力族、卑南族）之原住民。2月2日，離開瑯嶠經鳳山縣辛苦跋涉，但總被沿途平埔百姓奉為上賓而殷勤款待。4日，抵萬金庄，受楊真崇Chinchon神父溫馨款待，後入山探訪加走山（Katsausan／加少山）馬卡道平埔族？（今屏東縣泰武鄉萬安村／高雄州阿馬萬）村落（頭社／陶社Tau-siia及內社Lai-siia）。6日（星期六），經過埤頭（今高雄市鳳山區）回到打狗。9日，又再度啟程往臺灣府（今臺南市），曾與德國駐廈門領事理查•克勞埃爾（Richard Krauel）雨歇後在城牆上散步，也到過城牆已損毀且地下儲藏室已變成起居場所和豬舍之赤崁樓，更曾參觀清政府正有計畫拆除該城，取用其石材修築新堡壘的熱蘭遮城遺跡。16日中午，抵六龜里（Lakuli／今高雄市六龜區六龜里），遇客家人與Antaurang（萬斗籠社？／魯凱族）人。之後，經過平埔族大滿亞族大村落頭社〔陶社Tau-siia／Thau-sia／今臺南市大內區頭社里／於「公廨」中有鹿角掛在後壁，兩旁各貼著一根鐵矛，兩副獸（鹿）頭骨，還有不同顏色的石子。它們的前面則擺著盛著水的壺，盛有酒的瓶子以及成串的檳榔（Betelnut／平埔族稱木柔木柔）〕，並記錄當時尚未被漢人文化消滅之舞蹈。20日傍晚，抵達嘉義。之後經彰化，24日，抵達大社（Toa-sia／今臺中市神岡區大社里／巴則海或巴宰Pazeh平埔族），並接受村長款待。之後再經竹塹（今新竹市），3月3日，終於抵達大稻埕（淡水之歐洲商社的代理商住於此），之後往基隆河上游旅行，且參觀雞籠礦場。7日，從雞籠搭清國炮艦「福星」（Foo-shing）號抵淡水。22時，搭乘「海龍」（Hay-loong）號汽船離開淡水。9日，船抵打狗。12日早上，回到香港。［CE 1876年俄文期刊《Морской Сборник》（Maritime Collection／海洋文集）及CE 1877年德文期刊《Globus／地球儀／環球》，〈青年Ibis的臺灣之旅〉，1876，龔飛濤醫師 譯／〈フォルモサ紀行〉，塚本善也 譯／《1875‧福爾摩沙之旅：俄國海軍保羅‧伊比斯的臺灣調查筆記》，聯經，2022.06.16］

元月12日（清同治13年12月5日），沈葆楨上〈臺灣後山請開禁〉摺。2月15日（清光緒元年元月10日），光緒帝批可？

元月15日，甘為霖自府城前往白水溪教會，之後往嘉義城購買傳教用地。22日，回到白水溪教會。27日，又前往頭社（Thau-sia／今臺南市大內區頭社里）教堂。28日早上，甘為霖因昨日白水溪教友家中遭攻擊而返回。但店仔口（今臺南市白河區舊稱）獲「斗六都司」虛銜之「鄉賢兼角頭」吳志高（Gaw-chi-ko／曾投靠戴潮春民軍後改效命官軍）因信徒在白水溪蓋禮拜堂早已不滿，當晚乃雇人縱火欲謀殺甘為霖，危難中甘為霖牧師巧智得以脫險逃到山中藏匿，倖免於難（因此白水溪教會外設有「甘牧師為霖遭難紀念碑」），史稱「白水溪事件」。事後帶頭者被關入牢獄，信徒也得到100元賠償金

元月29日，北部教會第1位醫療宣教士華雅各（Rev. James Bruce Fraser／1846-1929）牧師兼醫生來臺，CE 1877年其妻因產病逝（其夫人安葬於淡江中學旁之外僑墓園）而離臺回加拿大

元月30日（清同治13年12月23日），沈葆楨上〈請琅嶠築城設官折〉摺。〔元月25日（清同治13年12月18日），抵琅嶠，宿車城，…。當臣葆楨自猴洞回車城時，適洋將博郎（Brown）、哥嘉（Cooker）、基德（吉德、McKean）、韓得善（Henderson）等4人到車城。據稱：赫德囑於龜仔角左近，創建燈樓；隨飭周懋琦與之相度，俟歸後定議。臣葆楨遂同夏獻綸、劉璈等，於元月27日（清同治13年12月20日）坐輪船歸郡（恆春縣志，2007）〕

元月，沈葆楨命總兵吳光亮任中路開山事宜〔CE 1874年10月1日（清同治13年8月21日），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記載「以營務處黎君駐師中路」（黎兆棠字召民，廣東人，1827-1894，「牡丹社期間」被沈葆楨保舉來臺管營務處，中路開鑿係黎兆棠最早開始／CE 1874年11月25日（清同治13年10月17日），劉墩抵臺，代黎兆棠為營務處）。CE 1874年10月28日，載「中路經黎召民觀察募勇開闢」。但至CE 1874年11月17日（農曆10月9日），「黎召民觀察亦以疾請告，於CE 1874年11月30日（農曆10月22日）航海歸粵」。黎氏離任後，中路才由也是老廣之吳光亮負責（CE 1874年12月初，吳光亮進駐集集埔，今年2月14日／清光緒元年元月9日開始興工）〕，自林圯埔（今南投縣竹山鎮）而東，從社寮（從竹山北邊之社寮和竹山同時開工，新寮是社寮支線與竹山線交會處）、鳳凰村、內茅埔、筆石、Namagaban（ナマガバン／楠仔腳萬社）、和社，回溯陳有蘭溪，經八通關、中央山脈分水嶺、大水庫出璞石閣（花蓮縣玉里鎮）。8月15日（清光緒元年7月15日），羅大春開缺回籍養病。8月31日（農曆8月1日），卸任銷差內渡〔由福寧鎮總兵宋桂芳東渡接辦／CE 1875年元月2日（農曆12月6日），宋桂芳身染癘疫病故，再由總兵張陞階接任。CE 1877年4月（清光緒3年3月），張陞階銷差內渡，北路蘇澳至新城間遂遭丁日昌撤廢，而蘇澳至此不設統領，但仍紮1營（歸駐紮基隆之總兵孫開華調度）。此後後山中南北3路兵力，盡歸吳光亮節制調遣。9月（農曆8月），張陞階因聽任軍功莊建升濫募丁勇充數，遭革職〕。12月，中路竣工，共265里，橫貫內山，以通山前至山後之路線〔清代八通關古道，其東部大致上是開在拉庫拉庫溪北岸，較直／CE 1919-1921年（日大正8-10年）東西兩邊同時開鑿，即日治八通關越嶺道，其東部則是開在拉庫拉庫溪南岸。它與清代中路古道完全未重疊，僅有11處交會。又較其他開山撫番古道不同的是石階特別多、清光緒元年所修道路特別好。而楊南郡老師探勘時，整理出將近1,000個石階，工整的水平疊法，90度轉角處呈扇形轉折〕

元月30日（清同治13年12月23日），沈葆楨率員自臺南出發，巡視瑯嶠地區。2月1日（清同治13年12月25日）宿東港，2日宿枋寮，3日宿風港，4日抵車城，5日與夏獻綸、劉璈會勘猴洞建城所在地，建議改名為恆春。6日，搭船返回臺灣府（《恆春縣志》）

2月6日〔農曆元月1日，羅大春／2月3日，〈淮軍平定臺灣番社紀略〉方濬頤、2月13日（農曆元月8日），〈1875年打狗海關年報〉〕，清軍福靖營管帶游擊王開俊（王玉山／淮軍唐定奎部屬，提督羅大春兒女親家），率200名清兵自楓港進剿枋山鄉獅頭（獅子頭）社（今屏東縣獅子鄉獅子村，屬上18社，又分內、外獅頭社）排灣族（大龜文／內文社群傀儡蕃），濫殺焚社。歸途中反遭伏擊（枋山溪上游卡悠峰瀑布一帶／卡悠峰即「內獅」之意），游擊王開俊、儘先守備楊舉秀、儘先千總楊佔魁及丁勇共96（97，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人、生番約30人被殺，此為清廷實施開山撫番政策下，第1次遭遇排灣族人反抗事件（強行開南路，並藉口保護庄民／開山撫番第1仗），稱之「獅頭社事件」或「內外獅頭社事件」。枋山鄉南勢湖公路旁之「王太師鎮安宮」，即是奉祀王開俊的廟宇（枋山王太帥鎮安宮）。3月20日？（農曆2月13日），欽差大臣沈葆楨第2次來臺（1875.03.25-1875.08.22），命提督唐定奎率麾下淮軍及招募臺灣勇丁一千多人，為立威乃向內、外獅頭社及草山、竹坑（獅子鄉鄉公所收藏有清廷頒予竹坑社之「歸化良民」旗幟）、本武等部落（大龜文酋長遮碍領導奮戰）進剿報復〔之後雙方於莿桐腳會面言和，大龜文認為是「停戰協議」，清廷則定調為大龜文酋邦接受招降及冊封／提督張光亮染瘴癘死於軍中，提督王德成染病退伍，援臺萬餘北兵（淮軍）中，不含苦力、差役之9千名官兵，在7、8月撤回大陸時，已有1,485名官兵命喪南臺，〈1875年打狗海關年報〉〕。7月，上述病故者1,918人安葬於鳳山（CE 1877年，「鳳山淮軍昭忠祠」落成于鳳山縣新城北門外之武洛塘山，並立有碑文。CE 1908年，日本總督府為興建縱貫鐵路而拆除昭忠祠（石碑送往臺灣總督府，之後受徐如林老師幫助在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找到），武洛塘山也遭剷平，山下柴頭埤（鳳山古名「埤頭」之緣由）也乾涸（武洛塘山與柴頭埤已成今日之「大東文化中心」）。而淮軍骨骸分葬地分別是鳳山之萬福廟、萬姓公媽廟和鳳邑萬應宮）和枋寮〔枋寮鄉隆山村（北勢寮）白軍營（地主柯三坤先生自建，CE 2004年落成。因謂其製服為白色或因墓塚外牆以白堊／石灰塗刷避免疫病流出，故稱之）淮軍義塚，又名枋寮昭忠祠〕

元月中旬，美國駐廈門領事韓德森（約瑟•恆德森／J. J. Henderson／CE 1873年下半〜1878年冬）、攝影師愛德華茲Edwards與甘為霖Campbell牧師一起在嘉義城〔10日自臺灣府出發，經番仔田、岩前（Giam-cheng，今臺南市白河區仙草里），13日抵達〕北部九芎林（Kiu-kong-na／雲林縣林內鄉九芎村）向東轉，經林圯埔（Lim-ki-po，今南投縣竹山鎮）取道集集（Tsu-chip／遇修築開山撫番道路中路之廣東粗魯軍人吳光亮），5天後（15日）抵達甘治士Candidius湖（玻璃湖Polisia／今日月潭）及水社（超過90歲之老頭目Pai-ta-buk以降，都是「乞討大師」且酗酒，搞得他們不得安寧／白大文、白大霧？），並續往埔社（Polisia／今埔里）谷地。17日，抵埔社之烏牛欄。之後韓德森經彰化、淡水北往廈門。離開埔里往內社、大社（雇用1名每年70元薪水之教師）

3月14日，長老教會李庥牧師（Rev. Hugh Ritchie）第1次搭戎克船自打狗繞過南岬往寶桑（寶藏，今臺東市），並於海岸地帶旅行傳教（曾於靠近南灣之港口碰到一位賴姓漢人，說他恰是CE 1850年收留布列克及希爾的家庭之子）。30日，李庥牧師抵達成廣澳港一帶，之後回寶桑再搭船返打狗（CE 1879年9月28日，搭乘中式帆船第2次到卑南）

4月6日（光緒元年3月1日），現聞有羅軍門、張鎮戎已提勁旅而去，…。又聞「凌風」輪船曾赴臺灣之極南境有所謂「龜仔律社」者，其社右有地名「大樹房」，經西人相度地勢，將於貓鼻角、水泉莊兩處建設燈樓。又在澎湖之口有小島曰「魚洲」，亦擬建造塔燈，俾往來火船於黑夜中不至壞事。此誠洋面之極要務也（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1968）

4月初，南路撫民理番同知袁聞柝回駐卑南，並奉令接辦南路招撫事宜（全臺唯一進行招募移民之地區，更首設招撫局，下有秀姑巒、花蓮港2分局。此謂「開山撫番」政策之延續，是國家體制介入東臺灣原住民之生活領域。而國家體制入侵所帶代表的是軍事力量的強制干預，以及對當地住民之權威性宰割，衝擊自然遠大於自發性之零星漢人入墾事件，並引發CE 1877年「大港口事件」及CE 1878「加禮宛事件」），調派藍軍2營，由提督高登玉、副將李勝才帶領至瑯嶠負責防務，並參與恆春建城工作。光緒3年（CE 1877年），後山中路發生「大港口事件」後，蘭字中營再調到後山之卑南至大陂（今臺東池上）、平埔（今花蓮富里）一帶駐守

5月9日，已完全敉平獅頭社及鄰近之排灣各部落，但清軍遭霍亂傳染襲擊「中瘴物故者幾二千人」，剩餘淮軍則撤回澎湖。於是乃設招撫局

5月30日（農曆4月26日），沈葆楨受命調任兩江總督，而丁日昌即繼任主理福州船政。CE 1876年2月（清光緒2年元月），又兼署福建巡撫〔CE 1875年10月23日（清光緒元年9月25日），原任巡撫王凱泰於卒於任上／以澄清吏治、整頓營務為首要，開山撫番上的腳步轉慢／曾於CE 1877年（清光緒3年），取中第1位「番」秀才陳寶華／身兼閩撫、船政、巡臺3職，而在建議朝廷派大員駐臺督辦，而督撫在閩專顧後路、互相配合，但不為朝廷接受後，乃建議恢復CE 1787年（清乾隆52年）之慣例，由督撫水、陸2提臣，每年輪流赴臺，以及CE 1810年（清嘉慶15年）督撫每2年1次赴臺之舊章。朝廷乃准其所請，自CE 1879年（清光緒5年）又形成督撫輪流巡臺的局面〕。清光緒3年3月，丁日昌病假回省調理，由吳贊誠暫行接辦臺防。農曆5月，吳贊誠第1次來臺，由南路恆春往後山卑南一帶查勘。農曆6月13日（CE 1877年7月23日），查勘完畢。清光緒4年4月（CE 1878年5月），船政大臣吳贊誠正式兼署福建巡撫。2個半月後內渡，不久病故。接下來之閩撫為裕寬及李明墀，但皆未曾來臺。直到CE 1880年11月23日／清光緒6年10月21日，勒方錡才再度來臺充實海防，查勘臺灣4大海口（基隆、滬尾、安平、旗後）之營務及各處駐兵。再來接任閩撫者則是岑毓英，其最大貢獻在選擇橋孜圖（今臺中市南區）為將來之省會

5月30日，詔諭「准許先在磁州及臺灣試辦開採煤鐵，惟縱有雇用洋人之必要，務必『權自我操』，勿任由外國攙越。」

6月5日，長老教會巴克禮〔多瑪‧巴克禮╱Thomas Barclay，生於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格拉斯哥3傑為巴克禮、汲約翰（Rev. John Campbell Gibson╱1849-1919╱妹夫，在汕頭傳教，兒汲多瑪牧師Rev. T. C. Gibson）及馬啟辰（Dugald Mackichan╱1851-1932╱印度孟買大學副校長）牧師／1849.01.21-1935.10.05／1875-1935在臺／CE 1874年9月19日，從英國利物浦出發（受到杜嘉德牧師感召）。12月18日，抵廈門，學習5個月之廈門話╱巴克禮牧師偕伊莉莎白‧透納（Elisabeth A. Turner）2人於CE 1892年11月18日完婚╱CE 1902年，被推薦為英格蘭長老教會第1屆總會議長╱伊莉莎白於CE 1908年7月11日病逝於上海〕宣教士（來臺第5位，在臺最久）在臺灣打狗上岸，並主要於臺南宣教，且積極推動白話字全民教育，編著《廈英大辭典增補》（以杜嘉德牧師之《廈英大辭典》為藍本，CE 1923年出版）。CE 1876年，創辦「大學」（神學校／府城學院，今臺南神學院）。CE 1885年（清光緒11年6月），「臺灣教會公報社」發行臺灣最早之報紙《臺灣府城教會報》（今《臺灣教會公報／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公報》前身，CE 1885年7月12（15？）日，出刊第1期），採用白話字（臺語之羅馬字拼音系統）為文字，至今已近135年。CE 1916年5月28日，完成廈門音「新約聖經」首版（英國聖經公會委託、根據希臘原文聖經改譯）發行。CE 1930年又完成閩南語「舊約聖經」改譯〔美國聖經公會委託、參考希伯來原文聖經及「和合本」（Union Version）〕，但因CE 1932年中日開戰，上海商務印書館遭轟炸而悉數被燒毀，終至1933年全本聖經印製完成。CE 1935年10月5日，病逝於臺南新樓醫院，總計一生奉獻給臺灣61年

6月10日，日本大政官遣熊本鎮臺灣分遣隊至琉球駐紮

6月中旬（日本遠征軍離開臺灣6個月後），清廷在美、日兩國外交壓力下，委託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畢齊禮｛畢司禮、畢詩禮／1833-1918／Michael Beazeley／W. F. Spindey／CE 1875年元月加入清海關擔任工程師（營造司、Assistant Engineer／CE 1875年在東港，曾見有28艘船在河邊裝卸貨物，其中有幾艘船裝滿鳳梨，這些鳳梨來自鄰近山腳，當地1顆6錢，運到東港時抬高3倍，隨後再集運至廈門、香港及其他地區），CE 1884年7月被解除職務離開海關。實際參與至少包含漁翁島燈塔〔建設期自清光緒元年7月11日（CE 1875年8月11日）動工至11月18日（12月10日）點燈／按CE 1875年12月30日〈海江警船示第53號〉漢英2版，初點燈日為清光緒元年11月23日（CE 1875年12月20日）點燈。〈海江警船示〉是清代海關的航船佈告（Notices to Mariners）〕、北椗島燈塔、鵝鑾鼻燈塔（哈爾定是建造鵝鑾鼻燈塔駐地工程師）等工作｝陪同海關駐打狗專員布朗（H. O. Brown）、海關稽查員哈斯汀（希士頓、R. J. Hastings）、道臺秘書、廚子、苦力、馬車伕及士兵等共41人，因颱風季節已至，遂全程經陸路前往瑯嶠地區，協助尋找及選定燈塔位置，並替海關稅務司從當地原住民手中取得所需土地。6月18日清晨，離開打狗，經紅毛港、大林蒲（Twa-na-pu／今高雄市小港區鳳森里）、烏樹（原文Oh-chin／Oh-chiu，《福爾摩沙大旅行》，劉克襄，2015），下午5時乘船渡河抵東港（Tan-kang／Ton-kan／早期東港街市在今東港西岸與新園一帶，因每年逢雨季則浸淹房屋和耕地，同治初年只好遷移至今日位置。現址為海埔，同治末年成為街市）。19日凌晨4時半出發，再行經枋寮（Pang-liau）抵莿桐腳〔Cha-tong-ka／今枋山／拜訪周有基（當時曾出示自己拍攝之照片供畢齊禮等觀賞），8月5日（農曆7月5日）到任恆春縣知縣，後任職不到1年（12月24日／農曆11月27日）就因丁憂卸事。是第1位前往紅頭嶼之官員（CE 1877年，清政府公然納入領土），曾在距離縣城30里處蓋「羅佛山茶室」供往來行人休憩，但後來荒廢，也是港口茶的引進者／清福建巡撫王凱泰，亦曾駐紮於此〕。20日，一行人8時多抵楓港（Hong-kong），下午4時多抵達柴城〔Che-cheng／以蘇鐵樹幹做成之「木牆」／之後沿海岸轉往恆春（該區首府預定地），並將今大尖石山（原民語Katza-katza，「大」的意思／漢人稱 Toa-shiam-pan）命名為布朗峰〕夜宿。21日8時，前往牡丹（Mo-tung）社，並經旭海（將今大尖石山命名為布朗峰），下午3時半抵射麻里（Sheomalee／今滿洲鄉永靖村）。22日清晨6時40分出發，越過港口溪，抵巴龜兒（Pakolut、Pakoro、パコロ／八姑甪、八姑律、龜仔甪社，即今港口村）社，之後頭目兒子Tokat同行，並遇小卓杞篤（Tauk-e-Tok／停留在有點距離外之岸邊峭壁上），再沿海岸渡牛溪（刣牛溪），經龍磐可看見鵝鑾鼻，夜宿海邊草屋。23日清晨6時半，起身經今籠仔埔草原抵西岸之芎蕉灣（Kwa-liang Bay／今船帆石與熱帶海岸林間之海岸），之後仍返回海邊草屋夜宿。24日，又回到西海岸，然後走過珊瑚海灘（貝殼珊瑚沙灘／今砂島生態保護區）終抵鵝鑾鼻，之後於燈塔預定地測量。返抵草原休息時，卓杞篤養子（朱雷‧土結、Tauk-e-Tok／潘文杰？）與8名原住民現身，下午2時接著返回巴龜甪（八姑甪、Ku-a-lut／臺語音Ku-á-lut／佳樂水聚落南邊）社協議土地價格（用100銀兩向番目小琢紀琢買下座落鵝鑾鼻盡南，東西開路至海，北至樹林起至南海，約120丈的土地做為燈塔建地）。25日，簽約完畢後百元銀幣馬上兌現，且在布朗Brown分發完禮物後，早上8時半出發返回射麻里，下午4時抵柴城。26日早上7時，從柴城出發，下午4時抵莿桐腳。27日早上5時，離開莿桐腳與周有基分手。28日清晨5時半，離開東港，下午2時半，返抵打狗，來去共11天〔CE 1876年12月13日，臺灣打狗海關稅務司代理長官休吉斯Hughes和其夫人Julia Grimani又至南岬巡視該用地，以宣示當局對此購置行為的持續關注，之後返回打狗／CE 1884年11月24日（法軍封鎖臺灣數週之後），此倘旅程原稿於皇家地理學會傍晚會議中宣讀，並登載於《皇家地理學會會刊及地理月刊》（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7：1-19，1885）〕

7月14日，日派內務大丞松田道之赴琉球，禁止琉球奉清國正朔，禁止對清遣使受封，禁用清國年號，刑法例律一概遵照日本

7月18日（清光緒元年6月18日），臺灣海防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請（〈臺北擬建一府三縣摺〉）增設臺北府，統轄3縣（改淡水廳為新竹縣、改噶瑪蘭廳為宜蘭縣、另於艋舺新設淡水縣）及1廳［基隆廳／雞籠正式設治並改名為「基隆」，沈葆楨取「基地昌隆」之意，並設臺北分防通判（分府）］。原臺灣府，則統轄5縣（臺灣縣、鳳山縣、嘉義縣、彰化縣、恆春縣）及3廳（澎湖廳、埔里社廳、卑南廳）。是故，臺灣始有「2府8縣4廳」（原1府4縣3廳），臺灣府：臺灣縣、鳳山縣、嘉義縣、彰化縣、恆春縣；澎湖廳、埔里社廳、卑南廳（光緒14年改為臺東直隸州）／臺北府：淡水縣、新竹縣、宜蘭縣暨基隆廳，規模既具，外防內治，而可兼籌並顧（CE 1876年元月調整建置）。另「臺灣府南路理番同知」加上「撫民」2字，改為「臺灣府南路撫民理番同知」，移紮卑南覓（原駐府城），轄境雖未有包括廣大山地區域，仍為臺灣後山設治之始；原駐鹿港之「北路理番同知」改為中路，移紮水沙連

7月，船政大臣沈葆楨奉清廷之命「臺灣所屬各縣及番社著詳細繪圖」，以充御覽，因此繪製臺灣新地圖（8-11月）。CE 1876年，兩江總督沈葆楨「進呈臺灣全圖並各番族形狀風俗圖」臺博館典藏AH001979-002（船政委員張斯桂督率船政學堂藝生分赴各地測量製圖）

8月22日（清光緒元年7月22日），沈葆楨離臺，返大陸就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總計在臺期間不過1年又半個月，但成績斐然可觀，然究為時間短促，自須另謀適當人物接辦

9月20日，日本軍艦「雲揚號」在朝鮮江華島草芝鎮一帶，遭朝鮮士兵自衛砲擊，日本稱「江華島事件」，韓國稱「雲揚號事件」。之後，日本強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允許日本在釜山通商，派駐使臣，並承認朝鮮為獨立國家，以分離清廷和朝鮮之宗屬國關係

11月10日，阿赫伯Allen離開紅毛城，搭船橫渡淡水河口至對岸八里坌，再沿觀音山西麓、林口臺地南下，傍晚於桃園（Do-a-heng）用餐，並趁月光夜色趕路10哩抵達中壢（Tiong-lek）之「女皇／皇后飯店」〔馬偕牧師在臺灣住旅館之初體驗／《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From Far Formosa），林晚生 譯，2007〕與馬偕、李庥牧師〔11月9日，2人從‎滬ㄏㄨˋ尾出發到五股坑、溝仔墘街（今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256巷）。同行者尚有9位本土牧師與學生、愛犬王子Prince。10日，再從艋舺教會南下夜宿中壢，而此時2人已達女皇飯店並就寢〕會合。11日清晨，來到桌山（Table Hill／即湖口臺地）後，下「風山坡」（Windhill slope，「鳳山坡」近音之訛／今新竹縣湖口鄉鳳山崎）到山腳，搭乘平底渡船（竹筏）過鳳山溪抵竹塹夜宿，當時淡水同知陳星聚（CE 1871年任淡水同知，CE 1878年升任臺北知府，推動臺北築城。清法戰爭協守臺北，CE 1885年和議成旋卒）因視察轄區而不在衙門內。12日，沿西海岸南下，見署臺灣北路營游擊江西老表樂文祥〔字容軒／曾於CE 1877年底至CE 1878年秋，協助苗栗縣公館鄉出磺坑村（今開礦村）鑽鑿油井之美國技師簡時（A. Port Karns／1840-1920）和助手大老粗絡克（Robert D. Locke／1850-1943），當時老樂可能已升為北路協鎮營副將／協臺，之後樂文祥帶走技師從烏坵帶來臺灣之狗狗「薯條」〕張貼在路邊小客棧牆上之告示，警告鄉民不得擅取失事船舶之漂流物〔當時有2艘英船都在10月遭難，包括「英格蘭」（England）號3檣船在臺中大安港遇難，「亞歷山大」（Alexandra）號2桅帆船在竹塹失事〕。之後再經香山（Heong-san／當時貿易鼎盛之大鎮）、中港（Tiong-kong／苗栗縣竹南鎮中港里，竹南鎮建設最早之港市。嘉慶末期至道光中葉，商業頗盛，為南北必經之地），且橫過中港溪口，再往南沿大鎮後壠（Oulan／官方設有傳遞公文之鋪遞，以及課徵鹽稅之鹽館，亦曾建有城垣）右緣左轉，終抵目的地新港（Sin-kang／道卡斯Taokas平埔族／今苗栗縣後龍鎮新民里，原舊址分東、西社，亦即CE 1697年來臺採硫之郁永河在「裨ㄅㄧˋ海紀遊」書中所稱之「新港仔社」／馬偕北部教會最南端）社。13日，穿過大鎮猫里（Bali，平埔族語為「平原」之意／今苗栗縣苗栗市）及客家庄，中午在銅鑼彎（Tang-lowan，3塊臺地狀如銅鑼，彎即3面繞山之意／今苗栗縣銅鑼鄉）打尖，之後沿火炎山、關刀山之間南下，傍晚抵達巴宰族岸裡社內社〔Laisia／麻里蘭社移至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潭者，當地正確位置應為大安溪中游北側支流景山溪（哆囉嘓溪）和大安溪交會處附近之河谷小平原〕。15日，南下渡過大安溪抵新店（Sintiam／今臺中市后里區公館里），再渡過大甲溪抵大社（Toasia／即岸裡大社，今臺中市神岡區）。16日，派遣信差將行程通知英國駐打狗領事額勒格里Gregory〔1872-1874署理領事（Acting Consul appointed／代理領事任命），CE 1874年升領事〕後，取東東南方向經彰化城東，順烏溪溪谷往埔社。17日，繼續辛苦登山行程〔路旁生長羊齒植物，平埔人稱之Tanpa，而巴宰族及泰雅族稱之「刺蔥」（Tana），邵族則稱之「達旦那」〕，後經草屯溯烏溪柑仔林及其上游南港溪、眉溪匯流處，入夜時抵埔里社Polisia 〔CE 1851年（清咸豐元年），漢人始於盆地中央形成聚落。CE 1878年（清光緒4年），總兵吳光亮建中路理番廳於埔里社，之後始有大規模漢人進入拓墾〕，夜宿烏牛欄（Ougulan）教會。19日，前往牛睏山（Gukunswa）。20日，在大湳。21日，前往鐵砧山（今埔里鎮鐵山里）。22日，回到烏牛欄。23日晨，經南港溪、五城〔Ousia／CE 1848年，漳州人墾首陳坑與王增榮從集集來墾，向水社番（水番／Tsui-hoan、Siek-huan）邵族租耕五城堡荒埔地（日後有貓蘭、統櫃、水社、司馬鞍、新城等5城建立），邵族乃日趨沒落／今南投縣魚池鄉五城村〕小村抵水社海（Tsui-sia-hai）或水番湖（Lake of the Water Savages，即今日月潭）。在湖畔漢人讀書人家中過夜（CE 1873年10月中下旬，收留史蒂瑞Steere與布勒克Bullock／CE 1875年2月中下旬，收留柯樂Corner），還拜訪了住在湖中拉魯島（珠子山，即光華島）上的棺材商漢人。24日下午，離開日月潭，晚間抵達濁水溪北岸之漢人大鎮集集〔Chip-chip／CE 1771年有漳州人始拓墾，CE 1873年尚是邊境小村（布勒克Bullock稱之），CE 1875年12月開山撫番道路中路竣工，CE 1878年洋商紛紛抵此開辦腦館，CE 1919年集集火車支線開闢，已開始興建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沿線甚至有諸多私人經營之輕便臺車車道／最初因在「林尾」和「柴橋頭」之間形成店鋪街，因而稱之「集集」或「聚集」／今南投縣集集鎮〕。25日清晨，以木筏渡過濁水溪抵林杞ㄑㄧˇ埔（Limkepo／今南投縣竹山鎮竹山、中正里。肇始於鄭經時參軍林圮ㄆㄧˇ率200多人，屯田於今竹山鎮雲林里、下坪里。CE 1910年改稱竹山），並沿虎尾溪上游朝西南向前進，晚間夜宿斗六（Toulak／康熙年間已開發，乾隆時市街成形）。26日，繼續朝西南抵大蒲林（Tapona／康熙末年始拓墾，乾隆中葉形成街庄／今嘉義縣大林鎮），再南行至打貓（Tamao／洪雅族Taneaw社所在地之臺語音譯／今嘉義縣民雄鄉），晚間抵嘉義。27日，阿赫伯向馬偕及李庥Ritchie牧師〔向東巡視其他佈道站／11月27、28日，2人於白水溪作禮拜。29日，至番仔田（今臺南市官田區隆本里隆田）。30日，在拔馬。12月上、中旬，馬偕至岡仔林、木柵、阿里港、阿猴、打狗各地教堂證道。20日，抵臺南府城。24日，啟程北上處理11月間新店教堂發生之被搶、遭焚事件〕告別，下午抵茅港尾（Ungkangbay、Hmkanboy／今臺南市下營區茅港里），有間舒適之官營客棧，還可吃到海鮮魚獲。11月28日，抵達府城，下榻英國領事館。之後參觀億載金城（CE 1874年10月啟造，CE 1876年9月竣工）、赤崁樓（出入口通道門楣上刻「Anno-1650」字樣／CE 1653年9月25日奠基，正式動工修建，CE 1653年完工）。最後抵廈門

分巡臺灣兵備道夏獻綸，於鳳山縣添設若干義學（由官方設立，以教貧童），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下卷番人教育記有14所。後裁去大半，CE 1894年（清光緒20年）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記之僅6所番社義學。光緒10年12月起，陸續裁撤，至光緒16、17年，多半義學社學廢絕殆盡

11月15日，恆春縣城動工興建。CE 1879年（清光緒5年）9月1日落成，是臺灣現存城池之中唯一保存所有城門的一座，現為國定古蹟〔1875年8月5日（清光緒元年7月5日）周有基為恆春縣第1任知縣，號麗生，廣東南海縣監生，後因丁憂卸事〕

開闢射寮•卑南古道（南崑崙古道／張其光／214華里），是清代「南路」之副線，西部從枋寮或水底寮開始，經力里社到東部姑仔崙社

阿美族南勢群七腳川（直腳宣／竹腳宣／竹仔宣／今音譯為知卡宣，意為「盛產柴薪之地」／Chicasuan／Cikasuan／Sicosuan，在荷蘭時期之3次探金征伐隊活動均無紀錄，故應尚未遷入平原地帶／CE 1685年，蔣毓英《臺灣府志》提及「直腳宣5社」，尚未歸附清廷繳納番社餉／口傳舊社址位於該社西方之高地，稱Naruma'an或Naloma'an，原義是「原來之屋址」或「舊社」，另名Kuduvan或Kedofan）社（今花蓮縣吉安鄉慶豐村、太昌村）聯絡加禮宛人抗清，但為陸路提督羅大春化解（《開山撫番下的噶瑪蘭悲歌—加禮宛之役》，潘繼道，1999）

沈葆禎因牡丹社事件，在打狗港沿岸增修2處西式砲臺：旗後砲臺（威震天南，大砲4尊，CE 1875年副將王福祿造／北區為兵房，中區為指揮所，南區為彈藥庫，清末4門大砲為6.5噸英製阿姆斯壯前膛砲。正門為中國式建築風格之八字牆，門牆2邊用磚砌「囍」字為其特色。CE 1895年10月15日，砲臺門額遭日艦「吉野號」砲擊毀損，門額「〇〇天南」4字僅能從老照片中辨識「天南」2字，高雄市政府於CE 1991年修復時，「天南」2字參考老照片摹寫放大施作，而「威震」2字則以虛字呈現。又門額所缺2字有二說：一為依據CE 1915年劉範徵、謝鳴珂來此旅遊，並於《臺灣旅行記》一書，提到門額為「砥柱天南」；二為CE 1927年陳錫如在《劉鴻軒詩文集》之〈旗山記〉中，提到「營門匾書，威振天南」）與港口砲臺（哨船頭砲臺，雄鎮北門，大砲2尊，CE 1875年副將王福祿造），以增強打狗港防衛能力。CE 1884年（清光緒10年）清法戰爭時，劉銘傳擊沉載石船以封鎖港口，並增設大坪頂砲臺〔打狗山／壽山／柴山／猴山 Ape's Hill／《鳳山縣採訪集》1894，盧德嘉，云：打鼓山（一名埋金山、一名麒麟山、俗呼打狗山），在興隆、大竹交界（今鼓山區桃源里），縣西15里，脈由蛇山出，高3里許，長10里許，適當港門之右，與旗后山對峙。上有2砲臺，一在臨港扼要處，一在大棚頂（CE 1885年副將王福祿造），可容駐兵一千名。又云埋金山在打鼓山巔，相傳明都督俞大猷討海寇林道乾，道乾遁入臺，舟打鼓山港，殺其妹，埋金山上，時有奇花異果，入山樵採者或見焉，若懷歸，則迷失道；雖誌其處，再往，終失之。／大坪頂砲臺（海拔160公尺）分為東側營盤區（營房74間），西側砲臺區（營房27間），砲臺區又分為北砲壘（8吋砲1尊）、中央指揮所、南砲壘（北側7吋砲1尊、南側5吋砲1尊，均是英國製阿姆斯壯後膛砲）3部分。廖德宗，〈清代打狗大坪頂砲臺及軍事古道考證〉，《高雄文獻》第5卷第3期， 2015.12〕

沈葆楨延聘總稅務司赫德Hart介紹之英籍礦師翟薩（瞿薩／David Tyzack／清國井煤礦總工程師／1875-1882）重新調查基隆煤礦，建議在八斗子深澳山兩側開辦西式官煤廠（其探險結果到CE 1884年才出版）

光緒帝准沈葆楨之奏，正式在臺為鄭成功立祠。3月，拆除開山王廟並於原址重建閩南式之「延平郡王祠」

廣東惠安人曾仲箎出海貿易，遇颱風而漂流至紅頭嶼，居留3年多始駕船返抵基隆，之後貿易乃成巨富，曾賦「亞美族竹枝詞」4首，較鳥居龍藏〔CE 1902年，完成《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他聽島民自稱「Yami-kami／Yami-Namen」，而kami／Namen的含義是「不包括對方的『我們』」，馬淵東一乃認為應作「我們Yami人」解釋。鳥居氏將島民命名為「雅美族」（Gurugurusera，意指留平頭的男人），此語源自菲律賓依巴雅特島，伊伐達斯人之語，意思是「北方的民族」〕早22年到蘭嶼

吳子光（1819-1883／廣東嘉應人，CE 1842年來臺定居淡水廳苗栗堡銅鑼鄉，曾任岸裡社之地方書塾任教師，為原住民子弟授課，著有《一肚皮集》等，CE 1959年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選錄其中有關臺灣部分集結成《臺灣紀事》一書）著〈紀番社風俗〉，將生番與熟番之風俗同時關聯至中國古代經籍所載之類似風俗，以匡正當時中國習俗，而非根據古制來矯正原住民。其文章提出和鄧傳安〈番俗近古說〉同樣之主張：已然失落於中國之禮制，如今可以在番人當中找到，因為後者尚未被現代之種種發展所腐化。這些19世紀之作者，試圖把臺灣原住民當成活在當世之中國上古先民，從而納入更大之中國歷史架構中，藉此馴化臺灣原住民之異己性，藉由主張臺灣原住民堪稱為今人與古人之間的失落環節，他們將此島上之原住民跟中土之人民更緊密地繫在一起（《臺灣的地理想像：中國殖民旅遊書寫與圖像，1683-1895》，鄧津華 著，楊雅婷 譯，臺大出版中心，2018，p.238）

清廷為保護交通要道，在枋寮、恆春間海岸一帶之山腳，建築堅固石造物稱「防蕃塞」，每個要塞皆屯駐有下士以下5名兵員充當警備，此乃仿效自清國四川省西境用以防備生苗之制度，惟功效不彰，終於在CE 1892年（清光緒18年）被撤廢

臺灣南路理番同知袁聞柝，從府城移駐卑南。CE 1879年，於池上新開園設番學，而王凱泰之《訓番俚言》，是第1份也是唯一教材。CE 1893年，臺東直隸知州呂兆璜禀請增設義塾，教番童識字讀四書，萬安莊塾於焉設立。學童13-15人，塾師每月束脩湘平銀10元。CE 1894年（甲午）戰後，劉德杓在新開園負嵎頑抗，最後的清軍殘餘在此告終，「新開園」慘烈抗日，然而無力回天。CE 1913年（日大正2年），魏阿歪奉獻4分多地，在保安宮南設立新開園公學校。CE 1914年改成新開園蕃人公學校。大清帝國改為日本帝國，「新開園」仍然是「番人公學校。接下來東部線火車通車，CE 1936年（日昭和11年）池上中心從東邊之「新開園」移至今天火車站附近，「新開園」被遺忘了，有了新名稱「池上」。而火車站旁有了新的「福原國小」，CE 1937年堀尾一彥任福原國小校長

 

CE 1876年：（清光緒2年）

元月上旬，英國人好博遜（Herbert Elgar Hobson，1846-1922）調任淡水稅關長，此時與馬偕牧師、凌爾醫生有所交遊，亦曾主持開發基隆煤礦（第1次採集到麟翅目昆蟲50種，其中有6種新種）。CE 1877年轉任打狗海關（第2次採集到麟翅目昆蟲155種，其中有33種新種出現），CE 1879年調往中國溫州，CE 1882年早春來臺任職時造訪恆春，9月再到淡水〔第3次採集到10種蝶類，其中臺灣波紋蛇目蝶（Ypthima Multistriata）為新種〕。CE 1897年7月任職亞東時，曾採集1,500種西藏植物，送回英國皇家邱園。並受Bulter氏委託，於淡水、打狗、恆春地方採集200餘種蝶蛾類麟翅目昆蟲，送回英國供巴特勒（Arthur Gardiner Bulter，1844-1925）及穆爾Moore進行研究，發表5篇有關臺灣島與昆蟲相關之最古老學術文獻，且標本均保存於大英博物館中。其中新種達40餘種，而荷氏黃蝶（Eurema Hecabe Habsoni Bulter）、圓翅紫斑蝶（Euploea Eunice Hobsoni Bulter）是冠其姓好博遜以資紀念，另有CE 1883年好博遜採集於北臺灣之新種斑蛾（Erasmia Hobsoni，CE 1889年巴特勒Bulter發表）

2月，在廈門經商之英國人柯樂（柯勒／Authur Corner）抵臺灣府（痊癒期的養病之旅／a kind of convalescent ramble），住在熱蘭遮城附近。並參觀臺灣第1座西式砲臺「億載金城」，認為新堡建材不佳，增加施工麻煩，恐無法像熱蘭遮城那樣能夠維持長久，當時也曾參觀赤崁樓（出入口通道門楣上刻「Anno-1654」字樣）。且於今年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刊》（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19：515-517, 1875）發表〈臺灣南部內山之旅〉，是他在CE 1874年，由打狗到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村訪問魯凱族之遊記。又在CE 1876年，於《清國與教會記事報》（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7, 117-128, 1876）發表〈臺灣旅行記〉（A Journey in Formosa, 1876），應是他于CE 1875年2月從臺南旅行至臺北。第3篇〈臺灣南北走一回〉（A Tour through Formosa, from South to North），則刊登於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刊》（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22：53-63, 1877），內容與上篇都是敘述CE 1875年之旅行，但著墨重點不同。而且此篇文末，兼敘他CE 1876年試圖從東岸立霧溪（Chok-e-Day／擢其利／擢其力／得其黎）溪谷橫越中央山脈至埔里，發現不可行（主要癥結為族群、部落間之相互猜忌，以及語言障礙使然，通常是透過嫁娶之「番婦」居間溝通）之後，改由北方之大湖—東勢—大社—埔里—日月潭，和上次相反的路線。他在臺灣採集到黃絨蘭（Eria corneri Reichb.／冠上柯樂姓氏）、立奇蘭（Cymbidum leachianum Reichb.）2種（CE 1878年列入新品種）

2月15日（星期二）上午9時，柯樂Corner與挑夫兼嚮導2名〔潘阿踏歪、潘阿打歪、A Tou Wye／A-ta-oai阿馬達（內社教會第1任長老）及潘加苞Kar Pow／Ka-pau打歪（內社教會第1任執事，經常為南部教會「傳遞」各種信件、書籍與經費款項至各地，甘為霖牧師在《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中曾表揚其貢獻）／2人皆是CE 1872年3月，由李庥牧師領洗之內社信徒，CE 1879年舉家遷居大社〕、轎夫2名從府城出發，穿過北門外校場即英浮斬首處（甘為霖牧師曾送行），下午2時許約在安定區附近渡過曾文溪。取東北方向，沿曾文溪北岸經過麻豆，一行約下午4時50分抵番仔田（Hoan-a-Chan／今臺南市官田區隆本里隆田），夜宿茅頂、白牆之小教堂。16日清晨7時出發，8時經過茅港尾（Hui Kang-boe／今臺南市下營區茅港里），11時半則經過正採收花生之茄苳仔（Kar Tang-A／今臺南市後壁區），中午12時40分落腳下茄苳（E-Kar-Tang／E-Ka-Tang／臺南市後壁區嘉苳里），下午4時半抵嘉義城，夜宿寺廟旁之教堂。17日上午8時出發，10時至打貓（Tarniou／今嘉義縣民雄鄉），11時半抵大莆林（Toa-paw-na／Twa-paw-na／今嘉義縣大林鎮）。之後穿過石龜溪（Cho-Koo-day、Chiu-ku-ke、Chioh-ku-khe／今雲林縣斗南鎮石龜里、石溪里），下午4時正抵達斗六（Tao Lae）。18日7時半上路，朝東北方向出發，9時半抵九芎林（Kio-kiong-Na／Kiu-kiong-Na／雲林縣林內鄉九芎村），11時整，搭乘平底船橫渡烏溪水（Au-Khe-Tsui／濁水溪上游清水溪／阿拔泉溪之舊名），中午12時到林圯埔（Lim-Ke-Peau／Lim-Ki-Paw／南投縣竹山鎮），遣散了轎夫，接著一行3人渡過濁水溪，下午5時抵達集集（Chip Chip）夜宿。19日上午8時出發，順著濁水溪主流東行，途中2次搭乘木筏通過曲流處，之後則開始登山抵頭社（Thau-sa），下午2時抵龍湖（the Dragon Lake／輪龍潭／日月潭）湖畔之邵族（漢人稱其「水番」／Tsui-hoans or water-men）水社（Tsui Sia），住在當地漢裔頭人家中（CE 1873年10月中下旬，收留史蒂瑞Steere與布勒克Bullock／CE 1875年11月下旬，收留阿赫伯），還拜訪了頭人住在湖中拉魯島上優雅農舍〔清光緒2年（CE 1876年）總兵吳光亮修建正心書院，山頂設有六角亭／清光緒2年10月，臺灣巡道夏獻綸曾來日月潭巡視，而駐防於水社3年之福銳新右營營官丁汝霖乃應其之命建置〕的哥哥，也看過2舟合併在一起之雙拼式怪蟒甲。20日（禮拜日）上午8時，離開水社沿湖東岸出發，順南港溪溪谷北行（柯樂Corner在〈臺灣旅行記〉提到在林中與賽德克族「霧番」Bu-hoan不期而遇）來到埔社（Po-sia）平原，下午2時抵巴宰族烏牛欄 （Au-Gu-Lan〉社，夜宿烏牛欄教堂。21日，拜訪大湳ㄋㄢˇ（Twa- Lam／Toa- Lam）、牛睏山（Go-Kum-Swa／Gu-Khum-Soa），夜宿牛睏山教堂。22日清晨星期二，沿南港溪西行，幾乎整個埔社基督徒都來送行、並道「平安」（Peng Aan），再沿著烏溪（下游稱大肚溪）、穿過壽山及九份二山間之較低谷地，而抵草屯東方的九九峰，晚間6時半抵草鞋墩（Chao E Tun／Chow-E-Tun／今南投縣草屯鎮）。23日上午7時半出發，取西北方向中午到旱尾溪（Ta-veh Ket／Tabeh-Keh／今臺中市東區旱溪里），略事休息再北行，下午4時抵巴宰族祖居地岸裡大社（Toa-Sia），夜宿教堂。24日，下午2時離開大社，一路朝北渡過大甲、大安溪，中午抵內社（Lai-Sia／又稱「內城」），夜宿教堂。25日上午9時離開，繼續朝北前行，橫過後龍溪溪谷抵猫里街（Bar-ne-keh／Ba-li-keh／今苗栗鎮苗栗市），傍晚6時抵新港（Sin-kong／Sin-kang／今苗栗縣後龍鎮新民里，分東、西社）社，夜宿馬偕北部教會最南方之新港教堂，牆壁居然畫上太陽系行星圖，還有世界地圖，以及聖詩教唱用之大型音階符號，令柯樂Corner驚訝。26日，上午10時徒步出發，之後搭竹筏渡過中港溪河口，抵當時貿易鼎盛之中港（今苗栗縣竹南鎮中港里），中午僱到轎子冒雨朝竹塹（Teuk Cham）疾行，到傍晚6時住進客棧。27日，上午8時搭轎北行，搭乘以60磅藤索導引之平底船過鳳山溪後，下午4時抵中壢（Tieng-Liek／Tiong-Lek）。28日上午7時出發，一夥拼命趕路，下午4時到淡水河西岸，隔岸可見大稻埕（Toa-Tu-Tia／Toa-Tiu-Tia，原平埔族圭母卒社所在地）之白屋、綠廊的洋行建築〔CE 1903年據達飛聲Davidson云，當時有寶順、德記、水陸（Brown & Co.）、和記、怡記等5家，合稱「五行」，另有人以怡和洋行代替怡記洋行，合稱「六館」。當時集中在淡水河岸碼頭，今南京西路底，淡水河9號水門附近，所以當時該地有六館街之稱〕。3月1日，馬偕牧師至大稻埕與柯樂簡短會晤並共進早餐。3月中旬，始離臺返廈門

5月，英籍西普里安•布里奇（Cyprian Bridge）探勘基隆煤礦時，也云社寮島有2個村落，1個全為漢人，另1個漢人、平埔混居，以捕魚為生。而明鄭時留有日本人與福州人在此交易之紀錄，耆老稱該地為「福州厝」，現社尾仍有福州街

6月，馬偕牧師搭乘英國海軍軍艦「田鳬」（Lapwing）號往花蓮訪問。4日，因大風浪暫拋錨，看到岸灘上有生蕃，艦長、主官、馬偕搭乘一救生艇欲往，但受到海浪阻擋而未上岸。但大浪救了他們，假如能上岸，恐怕一 人也無法回來（當時蘇花古道通行不久，但卻復為原住民勢力所盤據。直到CE 1892年／清光緒18年，沿海山區仍是原住民勢力範圍，蘇花古道無法通行，而海陸便於陸路，惟船隻不敢靠岸）

7月，閩浙總督文煜（1876）與福建巡撫丁日昌聯名上奏〈保護中外船隻遭風遇難章程〉5條（見《廳志》〈卷5五備海防篇〉，宗青版頁162-164），並於農曆5月27日奉批可。7月，臺灣奉令開始推行。8月間，澎湖繼而實施，後來總理衙門將此章程擴充至全國沿海各省皆適用

10月18日，馬偕牧師4人從大龍峒南下中壢。19日，宿竹塹。20日，抵新港社，之後柯樂、甘為霖、巴克禮繼續南行

煤礦官營乃沈葆楨巡臺後所奏請，當時官礦礦址八斗仔（Pé-táu-á／老寮坑）乃聘請英籍礦師瞿薩（David Tyzack）會同勘定後所選定者。為明瞭地下煤層情形，尚僱用英國鑽井工2名，至八斗仔煤區進行鑽探工作，與110餘年後之今日臺灣煤田探勘工作相比，毫不遜色。八斗仔官礦經過年餘之探勘、籌備與興建臺灣第1條輕便運煤鐵道（由礦場直通八斗子煤港）後，於今年開鑿臺灣第1座西式煤廠「八斗官煤廠」（11月設立）第1口直井／豎坑—「清國井」（機械化挖煤、小鐵路運輸）。此等籌設事宜，均交由臺灣道夏獻綸聽候分發之候補官員中，遴選委員設立「臺灣煤務局」，全權負責。設廠開坑，設置機器，布置煤路，酌量分配工匠人數，監督洋鑽工作等，則由洋工程師瞿薩負責。據近人考證，該官礦工程規模，因創辦經費耗費過鉅，開辦費在200萬銀元以上，與可採煤量不相配合，估計至劉銘傳奏稱老井煤枯時為止，產煤量在20萬噸以下，全礦員工多達千人以上，工作效率不到每人0.1噸，當然賠累倒閉

提默斯（Henry Teignmouth）於《拉普溫號航行季》（The Flight of the Lapwing）中，記載他造訪福爾摩沙之數趟行程［「拉普溫」（the Lapwing）號在基隆港停泊，有第1批英國礦工從紐卡爾斯（Newcastle）抵達］

開始栽種港口茶（臺灣北回歸線以南唯一茶產），以安溪之烏龍、綠茶、雪梨、紅心尾4種茶籽混合下種，風味特殊

吳淞鐵路〔輕便窄軌鐵路，軌距（ゲージ、Gauge）寬0.762米／30英吋〕由英國商人未經批准而建造，通車16個月後被清廷以285,000兩白銀買回。CE 1877年12月18日，鐵路路軌全部拆除，路軌及機車、車輛被運往臺灣，準備修建北基鐵路

天主教道明會在臺有4個傳教站，即臺灣府、打狗港、山下（山腳／今高雄鼓山）、萬金庄，而原住民信徒約700人〔早期隸屬福建代牧區（今福州教區前身），CE 1883年改歸廈門代牧區（今廈門教區前身）管轄，CE 1913年（日大正9年）獨立設置臺灣監牧區，教務仍由道明會神父主持，教座則設置於高雄。2次大戰爆發前，臺灣天主教會轉為日本籍神職人員負責〕

福建巡撫丁日昌巡臺時下令建構「中崙砲臺」（或稱「白砲臺」White Fort），由孫開華〔字賡堂，湖南慈利人，17歲隨四川耗子鮑超打太平軍、捻匪，以善戰聞名／1840-1893／CE 1877年2月28日，由大陸第1次來臺抵基隆，〈1877年淡水海關年報〉。12月11日，開赴東岸鎮壓後山「番亂」。13日，「東岸英雄」（hero of the east coast）離臺，〈1878年淡水海關年報〉。CE 1879年11月，因「清日琉球矛盾」反「俄警事件」，孫開華第2次率兵調駐北臺，迄CE 1882年元月初離臺。CE 1884年3月底至CE 1886年4月，第3次來臺鎮守滬尾，寫下勇挫法兵於淡水之輝煌戰功。淡水關稅務司法來格Farago於呈報清國總稅務司赫德Hart之多次報告中，稱其為「長勝孫」，治軍甚佳，錢糧按月支付，故士氣高。因涉入湘淮鬥爭與劉銘傳不合，乃於CE 1886年4月中旬內渡，實授福建陸路提督。CE 1893年冬卒〕奉命督建，CE 1884年10月初清法戰爭中被燬

巴克禮牧師將CE 1869年李庥牧師及馬雅各醫生，各在旗後、府城設立採師徒制之「傳道者養成班／傳教者養成所」（The Student's Class）兩者合併為「神學校／府城學院」（The Capital College），目的在培養在地之神職人員，也曾因戰爭而數度停辦〔CE 1884年清法戰爭，「大學」或「神學校」（早期通稱）停辦，至CE 1885年2月續辦。CE 1895年甲午戰爭再度停辦，戰後復校〕。創院初期於舊樓中院上課，CE 1903年建立現址（新樓對面5,000坪土地╱校舍在CE 1903年2月17日啟用，其建造乃拜家鄉寄來之1千英鎊所賜，但仍缺書館及禮拜堂），2月18日舉行開學典禮。CE 1948年，更改校名為「臺南神學院」迄今，為臺灣第1所西式教育大學

史溫侯獲選英國皇家學會會員（F. R. S.／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黃南球〔黃滿頭家，《臺灣通史•貨殖列傳》稱臺灣清末3大貨殖家之一（李春、陳福謙），因參與乙未戰爭抗日而家道中落〕率領粵籍武裝墾戶，從三灣、田美，進入獅潭拓墾土地與焗腦，並將賽夏族驅離，除馬陵、圳頭2社，餘均被迫陸續遷往南庄紅毛館（今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和泰安八卦力（今苗栗縣泰安鄉八卦村）等地

鹿谷新寮（大坪頂）士紳為感念吳光亮為政以德，同時頌其開闢中路之功勳偉業，因此特立「德遍山陬」碑於土地祠旁，與CE 1875年（清光緒元年）「入番撤禁告示」碑並立。德遍山陬碑高95公分，寬42公公分，目前2碑皆已列定為八通關古道一級古蹟（新寮福德廟現址為南投縣鹿谷鄉中正路二段184號）

 

CE 1877年：（清光緒3年）

2-4月，佩福來（George MacDonald Home Playfair，1850-1917）來臺代理英國駐臺灣領事，直到CE 1888年6月4日起，又前來臺灣府擔任代理領事一職，至CE 1889年7月26日為止。為紀念佩氏之採集而命名之臺灣產植物有4種：椴葉野桐、大明橘、臺灣黃苓（Scutellaria playfairi Kudo）、小葉烏藥，而他在臺灣所採獲之新種植物計5種：臺灣鐵線蓮（Clematis Formosana O.Kuntze／CE 1888年間最先在臺灣府採獲，而以「福爾摩沙」來命名之臺灣植物共有58種）、椴葉野桐、小葉朴（Celtis nervosa Hemsl. In Forbes & Hemsl.，CE 1888年間在打狗猴山最先採獲）、臺灣蔗草（Erianthus Formosanus Stapf，CE 1888年由佩氏最先在臺南及打狗之猴山採獲的臺灣特有種）、廣葉星蕨（Polypodium playfairii Baker）。根據《中國植物誌》記載，佩氏於臺灣之採集地點為打狗（絕大部分約400種）、猴山（Ape's Hill）、臺灣府3處，同時再加上依據〈臺灣植物目錄〉之記載，總計經佩氏採集而收藏於邱園內之臺灣植物種類達322種之多，另外，又留有臺南、打狗《英國領事報告》1876&1888及淡水《英國領事報告》1889及3篇臺灣史著述

3月，丁日昌擬定撫番開山善後章程21條款，交由臺灣道夏獻綸頒行，遂有番塾社學（由士子結合設立，為敬業樂群之所）之設

3月，因「率芒社之變」使得射寮•卑南道〔CE 1875年臺灣總兵張其光修建，利用滿州縱谷前行，至八瑤灣往北，全長約240華里（1華里約0.5公里）〕不堪使用。福建巡撫丁日昌乃令恆春知縣周有基（有紀錄之臺灣最早漢人攝影師）重修恆春•卑南道（總長213里，方便吳光亮東進後山，也意味清廷對恆春半鳥和後山在軍政上之重視），並派「振」字中營（太麻里以南、大鳥萬、巴塱衛）及綏靖軍（卑南）分段駐紮巡防，以護往來商旅安全

農曆4月15日（5月27日），吳光亮接任臺灣鎮總兵，自臺南府城出發，隨行軍有飛虎2營2哨及線槍營〔副將統帶林福喜及500名清兵／原駐守前山中路，後移駐大陂，今池上／農曆5月中旬前，移駐大港口之阿棉山（北溪頭）社，且於秀姑巒溪出海口南岸之納納社設置營房，今靜浦國小操場邊，有「Cepo' 事件紀念碑」。CE 1878年3月初，裁撤〕，至後山統領中南北3路各軍，練兵屯田、以為久計〔全軍暫駐璞石閣，並於成廣澳設糧局／成廣澳與大港口是後山的糧運接收站／惟雙方衝突不斷，而此時「清官路」沿途各據點之碉堡兵轉調花東縱谷，且7月又有練勇前、左2營南下，分駐吳全城（今吳全社區近吳全公墓一帶）至水尾（營盤及今瑞美國小）一帶，使原本礙於兵力不足而不敢妄動之吳光亮，決定為了運糧而繼續駐軍大港口〕。此時，新城以北之北路正式棄守〔CE 1876年12月30日（清光緒2年11月15日）丁日昌因北路軍紀大壞遂親由閩省啟程、乘輪渡臺。CE 1877年元月2日（農曆11月18日），抵基隆。5日，抵蘇澳，且將蘇澳至新城間所紮各營改駐岐萊、秀姑巒、卑南一帶，僅新城仍有駐兵。CE 1878年9月26日（清光緒4年9月1日），吳贊誠第2次來臺。10月（農曆9月），加禮宛事件後清廷大幅調整後山駐軍之佈防（裁撤原駐花蓮港之都司李英的福靖左營，改由壽寧縣知縣吳鳳笙另募福靖新前營接防／撤除原駐新城之福銳左營副戎統帶陳德勝官職，而委都司楊金寶接帶，並裁撤原駐吳全城之都司劉洪順的練勇左營，而改由前述原駐新城之福銳左營接防）。庶期兵收實用，餉不虛糜。並將新城駐兵撤離，至此後山北路完全廢止，前後僅歷4年／日治時期，CE 1909年北段再次開闢大南澳路，接著（CE 1914年10月）南段鑿通沿岸理番道路（警察搜索隊將新城經得其黎至姑姑子グクツ之路段第1次打通），之後築成東海徒步道，最後則是121.2公里之蘇花臨海道，前後歷經13年9個月，乃今日蘇公路前身，約清代後山北路之2/3，但路線幾乎無重疊，亦無任何關聯／CE 2011年，臺9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動工。CE 2020年元月6日，全線通車〕，中路山道部分也不再經營，而南路也無法通行，沈葆楨時期之開山3路〔是對後山全面性之開發與駐兵，但丁日昌主政時期只以後山中路（自新城起至大巴隴止，約100里，是為北路之奇萊；自大巴隴起至成廣澳止，約100餘里，是為中路之秀孤巒；自成廣澳起至阿塱壹止，約100餘里，是為南路之卑南／同時期之《臺灣輿圖》則以北起木瓜溪南至大陂之地為「秀孤巒」）為重點，所以晚清在後山經略（具有武裝移墾之性質）上是明顯的衰退〕至此全部放棄（這些「用重兵、糜鉅餉所開，穿番中以行」之山道，都是「兵甫撤，而道即為番所阻塞」，胡傳《臺東州采訪冊》，其交通功能極其有限。即使晚清唯一具有交通功能之「三條崙古道」，也只是「左山右谿，鳥道一線，側足乃通」，池志徴《臺灣遊記》）

4月，官方告示禁止私自將後山耕牛輸往西部（VOC自印尼引進黃牛，作為耕作、搬運及拖動糖場榨汁石輪之用，多餘者暫置放牧於東部。至明鄭與清代，也因移民開墾所需，漢人自中南半島及華南地區進口水牛，也將部分牛隻與平埔族交換土地。而浸水營古道最後一個「牽牛割」是枋寮人黃朝福，直到民國60年）

4月，八斗仔官礦煤井鑿掘至269英尺又5英吋（82.17公尺）的深度後，第1次見到煤層，厚達3英尺5英吋半（1.05公尺），成色與外國煤炭不相上下，生煤含量極高，燒得很快，可做為汽艇短程所用

農曆7月1日（CE 1877年8月9日），福建船政大臣吳贊誠上呈〈查勘臺灣後山情形並籌應辦事宜〉，此時北路之蘇澳新城間確已撤廢、兵去碉空

上半年，史溫侯Swinhoe在「倫敦萬國博覽會」（The London Exhibition of 1877）設置「福爾摩沙專櫃」（Formosan Booth），展示臺灣原住民及鳥獸標本。10月28日，因癌症病逝倫敦，得年僅41歲又2個月

農曆7月，位於水尾東北方之烏漏（今花蓮縣瑞穗鄉鶴岡村屋漏）社人攻擊瑞穗的清廷駐軍（之後遭飛虎左營出兵滅社），成為「大港口事件」導火線〔烏漏社、奇密社、阿棉山社、納納社同屬Soupra（泗波瀾或薛波瀾）或稱Tsipour（Tsiporan、芝舞蘭）氏族（「氏族」有部落同盟之意味，康培德認為應稱作「社群團體」）／原住民語字尾-an，意指某某之地〕

農曆8月，戰事擴大，阿棉山社及納納社相繼起事（戰場在東海岸一帶），駐大港口之線槍營奉命與飛虎左營出兵彈壓，雙方戰於烏鴉石（納納社南方4里，即今豐濱鄉靜浦村三富橋一帶，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啟》／烏鴉石社：在大港口南10里，即今長濱鄉樟原村（CE 1937年姑仔律改稱樟原）之大峰峰一帶，胡傳《臺東州采訪冊》1894），清兵中伏大敗（第1戰）。農曆8月底（陽曆10月初），駐守於成廣澳之飛虎右營配合線槍營殘兵共同出擊，清軍在水母丁（今長濱鄉三間村八仙洞／此事件第2戰之歷史現場，150名阿美族勇士展現強大戰鬥力）又中伏而敗，退守彭仔存〔今長濱鄉寧埔村城山，彭仔存原為安通古道（彭仔存設有城寨，再上溯石門溪往西，接紅座溪上游，下抵安通，即「紅座越」，今安通越嶺道）東側起點，古道入口處設有山城，CE 1937年（日昭和12年）據之更名為「城山」至今〕。農曆10月（陽曆11月初），總兵孫開華之擢勝軍（右、後2營）由基隆馳赴救援，先至成廣澳（農曆10月8日），接著進紮彭仔存（農曆10月23日／陽曆11月27日）。此時，臺南總鎮沈茂勝之鎮海左營（臺灣道夏獻綸所創）及臺灣知府周懋琦之開花砲隊由恆春北上，但均尚未到。農曆11月（陽曆12月初），駐卑南之綏靖軍先鋒隊（都司管帶羅魁）、卑南族呂家望社及大庄平鋪族（南路撫民理番同知袁聞柝調發後山中路各社歸附番人）亦經陸路馳援趕至成廣澳，於是與吳光忠［世貴／敬獻今玉里鎮協天宮「後山保障」牛樟木匾。另有南投縣鹿谷鄉鳳凰山寺（昔稱頂城祖師公廟）之「佑我開山」匾］飛虎右營、林福喜線槍營聯袂北攻大港口地區，卻在大通氣（大通鼻，今長濱鄉三間村統鼻）、田寮（加走灣，今長濱村長濱）地方遇襲，羅魁都司力戰而亡（第3戰）。農曆12月12日（CE 1878年元月14日），各路援軍齊聚成廣澳北上反攻，大軍以孫開華擢勝軍為主力交戰於水母丁，阿美族因英雄卡布俄克（Kafook／Kafoc／Kafu'ok／李來旺校長、黃肅碧Wu Sai、頭目許金木口傳）陣亡於石雨傘（李來旺校長口傳）而喪失鬥志、四散逃亡。之後清兵聯軍繼續北上，且福銳左營（副將統帶陳得勝）和新右營（都司哨長曾友成）分別由奇萊、新城南下支援，雙方於秀姑巒溪南、北2岸激戰，阿美族不敵洋火箭與山砲而落敗。農曆12月19日，攻破納納社。20日（CE 1878年元月22日），攻破阿棉山社，本案正式結束，史稱「大港口事件／Cepo' 事件」或稱「阿棉納納事件」或稱「奇密社事件」？，是大港口與奇密（Kiwit，即「海金沙」爬藤／秀姑巒阿美群，今瑞穗鄉奇美村。CE1964年使用電力，CE 1992年接通電話，CE 2010年始有自來水／祭司兼頭目，能誦出約20個世代之系譜，且系譜都伴隨著相應的口碑傳說）社等阿美族部落反抗清廷一再過度徵調勞役（營建軍壘、修築山道、搬運米糧、風災重建等），擾亂港口阿美族人年齡層社會組織及生活秩序，最後遭致臺灣鎮總兵吳光亮（今年農曆4月接任，並至後山統領3路各軍）誘騙屠殺百餘名阿美族〔阿棉山社（今港口部落南方／Makuta'ai／秀姑巒溪出海口一帶，當地阿美族人稱為Cepo' 之地，Makuta'ai阿美族人自認是Cepo' 舊部落Tsiporan的直接傳人／阿美族部落以年齡階級構成超越親族之公共領域，並提供部落擴展與連結的機制，不僅是一地域組織，也是藉由年齡階級架構而成之政治、經濟、軍事與文化的共同體。阿美族社會階層具有階級性，但與泰雅、布農族不同無貴族階級，取得領袖地位除氏族淵源外，亦與自身能力有關。年齡階級不但是部落成員互助合作之基礎，也是一切社會行動的概型，更是全部生產活動之執行團體／年齡階級制度中有8大青年階級，稱「人」為tamdaw）和納納社（今靜浦部落）／第1位記錄此事的人類學者是伊能嘉矩，相關事蹟收錄於CE 1904年《臺灣蕃政志》（光緒4年元月27日／CE 1878年2月28日？，番人果約至營，吳光亮合集營內，閉門銃殺之，計165人中逃走者僅5人而已云）。而戰後人類學家阮昌銳CE 1969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大港口阿美族調查報告》（是首先揭示Makuta'ai阿美族與大港口事件有關之文獻，最直接資料來源是頭目許金木的口述）也收錄屠殺一事／CE2001年，許金木口傳：通事林東涯從大港口前往瑞穗（Kohkoh／秀姑巒溪下游北岸有一支流Tsifaxoai往奇密，林東涯應在該溪附近山區遇害）途中被卡布俄克Kafu'ok殺死，此事傳至清廷便引爆戰爭，大頭目馬耀阿濱（Mayaw Eping）只好帶著族人，連夜往部落西北方之Cilangasan躲藏。林東涯（林東海、林東艾、Tanghay／其事蹟最早出現於《月摺檔》／胡傳在《臺東州采訪冊》中說林東涯「臺灣淡水人，光緒元年，充後山總通事（應是秀姑巒總通事，而非後山山路總通事）」，在CE 1876年11月「在擠巴摘山巔遇山番，被戕」）之死應與接下來的戰爭無關，僅是衝突之預告和徵兆，他這中間人充其量只是第1個受害者〕壯丁，是國家機器第1次侵犯阿美族傳統領域，是阿美族人對後山清兵的不滿（對通事林東涯不滿，就是對清政府不滿，因為通事乃清政權在部落的代理人）所引發的抗暴事件，這才是大港口事件之本質，而非因原住民殺死了通事林東涯｛清廷前後總計投入兵力至少5,000人，而閩浙總督何璟（1876-1884）之奏摺也「頗疑其有濫殺情事」／事件之後清廷政權在後山的統治，始獲頭緒與成效，這應與吳光亮在後山之統治手段有關，CE 1879年吳光亮為教化原住民而制定〈化番俚言〉32條教材（用來作為公眾訓示，並非當作一班學生背誦之教材），並「頒發爾等各社、各學，以便逐日觀覽。並令蒙師於授學之餘，講解而指示之」，且其內容充分展現征服者「破家滅族」的恐怖統治心態：「均經掃穴搗巢，擒渠斬攘」、「切切勿踏喪身滅社之罪」。雖然當地阿美族人敢怒不敢言，但其悲慘之遭遇無法輕易抹去，於是林東涯成為宣洩的出口，經過數十年之層累、流變、加工翻炒，包含林東涯事蹟之口傳誕生了，以致乍看之下「大港口事件」簡直是「林東涯事件」／另外，後山接著爆發「加禮宛事件」，清廷認為是由於各社不肯繳械所導致，而此觀察及討論竟也出現在日治時期之「七腳川事件」，收繳軍械乃成為日方「理蕃」的重要手段之一／之後秀姑巒之拔子庄、馬大鞍、大巴塱3大社，紛紛求撫／清軍為搜捕帶頭者，駐兵納納社月餘〔旋擒獲首惡馬腰兵（總番目／即阮昌銳所採集到之領袖人物Majao Apin，可能較接近大港口事件之「傳說原型」／黃肅碧〈港口部落戰爭與遷徙〉文中之青年階級領導者Mayawaping）、猛益裹（副番目）、裡戛ㄐㄧㄚˊ（頭番目）、加早、卓律等〕／往後後山中路進入相對穩定時期，直到11年後CE 1888年之「大庄事件」，才又爆發另一波反抗高潮｝

9月4日（農曆7月27日），簡時、絡克從美國賓州提塔斯維爾（Tirusville）小鎮〔油鎮／CE 1859年醉客上校（Colonel Drake）在此地鑽到世界第1口油井「醉客油井（the Drake Oil Well）」／受臺灣主持鑽油計畫之「輪船招商局」總辦唐景星（唐廷樞、Dick Sine／CE 1879年3月29日英國駐淡水領事費里德A. Frater在〈1878年英駐淡水領事貿易報告〉寫道，據稱唐道臺不得不自掏腰包賠償公庫3萬銀元）招募〕搭上西行火車出發。5日，抵芝加哥。11日，抵舊金山。12日，乘美國輪船「北京城」（City of Peking）號（頭等艙）出航，直奔日本。10月3日，抵橫濱港。4日，改搭「東京瑪利亞」（Tokio Maria）號、「紐約」（Old New York）號離開橫濱，6日，抵神戶，曾赴京都Kyoto。10，抵長崎。11日，改搭清國輪船。13日下午4時，抵上海，滯留33日（住第1流之亞士都飯店／the Astor House）。11月14日，搭乘大禹輪離開上海。16日上午7時，抵馬尾兵工廠，靜候代理巡撫布政使葆亨接見。17日，搭船沿閩江上溯至福州市。18日（星期日），中午與巡撫共進午宴。20日清晨4時半，登上靖遠砲船（管帶／船長葉富Yip-a-Foo）。21日，風浪太大，停留尖峰島（Sharp Peak Is.／川石島）。22日凌晨2時，開往烏坵嶼燈塔（創建烏坵嶼燈塔代表人物為韓得善），9時抵烏坵，上岸參觀建於CE 1872年之燈塔，燈塔守護員葛林（Mr. Green）贈送一條狗（名「薯條」Chip）。23日凌晨2時啟航，上午8時抵大安港（或澎湖西嶼內垵）。24日早上7時，始抵臺灣府（臺南），住在孔廟旁之臺灣府學學生宿舍。25日中午，謁見道臺夏獻綸，且共進午餐。28日，與臺灣通商局委員，即補分府（sub-prefect）鄭膺杰（Chang Ting-chieh／CE 1885年3月底法軍攻澎湖而軍前逃亡，後流放黑龍江）簽署正式聘僱合約（清方見證人是靖遠砲船船長葉富，美方見證人是英國駐府城領事館員何藍田），中午道臺賞宴。29日，一行共75人從府城出發，傍晚6時抵茅港尾（Ung-kang-bay／臺南市下營區茅港里）。30日上午8時離開，傍晚6時，抵（嘉義城）一舒適知縣官邸。12月2日（星期日）上午9時才出發，夜宿莿桐港（雲林縣莿桐鄉莿桐村）客棧。3日上午8時出發，橫渡笨港溪（北港溪）及華武壠溪（濁水溪支流新虎尾溪），晚上9時抵彰化城（彰化知縣鍾鴻逵）。5日上午9時出發，游擊樂文祥率20名士兵隨行，在牛罵頭（Goomatao／臺中市清水區）過夜。6日上午8時半離開，後抵大甲（吃魚翅大餐），並於通宵過夜。7日，上午8時半出發，之後抵達後壠（苗栗縣後龍鎮）。8日，到達後壠港，但發現運機器上岸之港口水深不足。9日（星期日）上午8時半離開，晚上在離油泉5華里處之溪洲庄（公館鄉福德村）過夜。10日，溯後龍溪上游，到5華里外之出磺坑油泉探勘。11日，探勘運送機器上山之開路地點。之後竟接到夏道臺調招他們返回府城過陽曆新年之命令，因此12日早上7時，又從油村出發，下午抵葫蘆墩（Hoo-lotong／豐原）。13日早上8時出發，中途於大墩仔街（今臺中市中區）午餐，下午4時抵彰化城。15日早上8時出發，下午5時抵莿桐巷。16日早上8時離開，下午5時抵嘉義，投宿知縣吳鳳笙官邸。17日早上7時半離開，下午5時抵茅港尾（荷治時期原為倒風內海南邊港口，位於急水溪、將軍溪會合處）。18日早上7時出發，下午2時半抵臺灣府。19日，拜訪美國代理副領事何藍田（W. Holland／CE 1890〜1892年出任英駐淡水署領事Acting-Consul），還向德馬太醫生增購奎寧備用。21日，又拜會道臺。23日，簡時寫〈遠東函〉抱怨

11月底，美國簡時（A. Port Karns）與同伴大老粗絡克（Robert D. Locke）來臺，並在出磺坑（今苗栗縣公館鄉開礦村）鑽探臺灣（CE 1878年5月30日，在此地升起美國國旗），也是中國有史以來第1處機器鑽油（臺灣第1口深入地下120公尺之油井），但2人於合約期滿1年後不再續約，而於CE 1878年11月初離臺，而絡克卻留有《出磺坑鑽油日記》〔CE 1979年，中研院近史所向美國翰林大學（Hamline University）前校長吉丹斯博士（Paul H. Giddens）購入絡克日記原件以及其他中英文原始資料，但之後相關資料竟下落不明〕

馬偕牧師傳教士在艋舺清水祖師廟旁草店尾街向鄭士筆租屋傳教施藥。被威脅拆屋，馬偕函請駐淡水副領事司格達（George Scott）處理。淡水廳同知陳星聚以天津條約明定不可強租，請退之；司格達則以向例只須屋主同意，並承諾不加高於眾屋之上堅持之。至建堂時，因百姓阻撓並拆屋，陳請馬偕暫離以平眾怒，對司格達要求處治頭人並賠建築費之要求則敷衍之。司格達上告臺道夏獻綸，夏允賠償損失並定租約2年，至CE 1878年教堂完工並點收銷案，史稱「艋舺教案」（清末西方基督宗教之教會、信徒與本國民眾之衝突，引起外交交涉和衝突案件，稱為教案）

CE 1877-1880年間，英國海軍軍醫古比（Henry Brougham Guppy／1854-1926）隨英國砲艇「大黃蜂號」來臺，在打狗及澎湖採集螃蟹及海膽等化石

王錫祺（1855-1913）編成《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其中抄錄1千多篇遊記，描繪從臺灣到吐魯番之各地奇風異俗

臺灣鎮總兵吳光亮建造「大埔城」、建築廳署、壘土為城、外植刺竹、環以濠溝，並設東、西、南、北四門，周圍凡700餘丈，成為臺灣中部理番重鎮

年底，臺灣道夏獻綸前往埔裏社勘查中路，並稟稿〈臺灣府轉行臬道夏獻綸查勘中路埔裏各社籌辦事宜〉一文：由集集至風谾口至土地公鞍嶺，路較峻削。…。計由風谾口至土地公鞍嶺皆屬山路，將吳鎮開闢，現在輿馬可通；由頭社至埔裏社，雖間隔一、二小嶺，皆屬平坦易行

丁日昌奏準由臺南至鳳山旂後先行開辦電線，約2月告成。計凡2線，一自臺南達安平，一自臺南達旂後，長95里（約54.7公里），是線的之架設較大陸津滬線為時更早

 

CE 1878年：（清光緒4年）

年初，英國園藝家馬瑞斯（Charles Maries，1851-1902）在臺灣府上岸，停留不到1週，並抵達原住民地域邊界，曾嘗試北上但未如願，乃返上海。他在東亞採集植物之年代為CE 1877-79年間，且均送交皇家邱園收藏。依據《中國植物誌》記載，馬瑞斯於臺灣採集之植物計有19種（當中無新種），也曾於CE 1881-82年間之皇家園藝協會期刊《Garden》上，發表〈Rambles of a plant collector, in the yead 1877 to 1880〉一文

年初，打狗英國領使館官邸興建，CE 1879年6月完成

元月2日，簡時、絡克再行束裝北上，下午4時半抵茅港尾。4日（星期五）上午8時離開，傍晚6時抵嘉義城。5日早上9時才出發，下午5時抵莿桐巷。6日上午8時出發，6時15分抵彰化城。8日上午9時離開，下午4時半抵葫蘆墩。9日上午8時離開，旁晚6時半，抵溪洲庄〔位於後龍溪上游之溪北，距溪南之開礦村出磺坑油井約5華里／往後7個半月（從CE 1878年元月9日至9月22日）的「家」（home）在庄中廟宇之偏間（CE 1927年完成之《石圍牆越蹟通鑑》記載「洋人每要入浴，在房間就卸下衣服，裸體通過廟門，瀆穢聖神，不知廉恥，其生活之奢華，舉動之肆傲」／清政府把2位美國採油技師安置在今公館鄉石圍牆的揆一樓關帝廟旁廂房住 或許是美國人洗澡前裸露習慣 在當時村民看來是對神明不敬），工寮則在溪南出磺坑油泉旁／狗狗「薯條」已被老樂到此視察搭蓋工寮時，順便帶回彰化豢養〕。17日，唐景星首度來到油村（住公館）。20日，至公館交大牛車模型予唐景星及木匠。21日，僱工8名搭建橫跨後龍溪之幾座步行便橋。24日，與唐景星商量修造一條通往後壠之道路。26日上午9時，與唐景星至後壠港口，選定一處適合卸下機械之場所，5時回到住處。29日，唐景星返回（基隆八斗子）煤港。2月7日，築路工人今天上工。3月15日，第1批機器（2套蒸氣鍋爐及3、4大箱機具）由淡水運抵後壠港（日治初期淤塞，乃遷港至南岸之公司寮港／今龍港）。4月3日，第2批機器入港，只卸下少部分機器，因風浪大被迫折返淡水。6日，馬偕牧師來訪。7日（星期日），北上至（獅潭底Sai-tham-toe／苗栗縣獅潭鄉）教堂參與「漢人」信徒（應是道卡斯平埔族新港社移民山區者）之禮拜儀式。9日，招商局雇員波典先生（Mr. P. Boudains）搭乘砲船將所有機器全部到港，夜宿後壠。18日，新譯員小陳（Chen／Cheng／Chang）或文金（Boon Kin）從後壠到任。27日，下山至茄苳坑（Wetankha／頭屋鄉明德村），遇見5名「印地安人」（賽夏族）。28日，一早下山抵後壠。5月1日，載運鑽油機械之美式大型牛車（big wagon／3頭牛拖拉）完工下山至後壠，準備載運蒸氣鍋爐。3日，唐景星特別助理布朗〔Robert Morrison Brown／香港出生，其父老布朗牧師（Rev. Samuel R. Brown／1810-1880）曾任澳門馬里遜學堂校長〕抵後壠，與簡時、絡克同甘共苦，協助搭建井架、安裝機器。5日，14輛小牛車裝載較小機器至油泉。6日上午11時，大牛車載運1具鍋爐啟程運往油泉，下午4時抵油村，又立即至油井（oil well）。12日，穿著條紋睡衣（pajamas）上到油泉。4輛2輪牛車又從後壠抵達，加起來共已載運44輛次。17日，布朗Brown回基隆，絡克託他買衣服及鞋。30日，美國國旗高掛油泉井架上、迎風飄揚〔CE 1878年3月20日，兼任美國駐淡水副領事（1868.06-1874.05／1877夏-1886）茶商德約翰Dodd，已比他們先在臺灣升起美國國旗）〕。6月3日，漢人老魏（Mr. Hugh）從茄苳坑來，支付絡克50美元生活費。6日，上油井發動引擎，開始鑽油井。7日，志油井上工，但缺煤發動引擎（〈1878年淡水海關年報〉記載，今年基隆煤炭因缺少蒸汽動力挖煤及儲煤處，加上無便利之運輸方式，遂生產量大減、價格昂貴），又返程途中遇4名「印地安女人」，下山找漢人以物易物。11日，馬偕牧師協新婚妻子張聰明（蔥仔）來訪，但因大雨溪水高漲，無法進入油泉工地。12日，樂協臺從彰化來到油泉。14日，鑽井已達26呎深。15日，8名已開化土著（絡克晚年回憶可能是官方為免除土著出草，每月給付50銀元「保護費」給附近部落之社人，要求擔任保全工作，以防範其他部落之覬覦）來到村裡。22日，鑽井深入地下70呎深。25日，油井四周擠滿看熱鬧之漢人，礙手礙腳的。7月1日，鑽井達84呎深，而新譯員小周（Chow）從龜崙嶺（Keeluney）前來。17日，葉文瀾（臺灣煤務總辦，監理石油、硫磺事務／後遭翟薩Tyzack向新任福建巡撫吳贊誠、臺灣道臺夏獻崙打小報告，葉遂於CE 1878年6月託病請辭，稍後基隆通判何恩綺兼任，並移駐艋舺。CE 1878年12月，由基隆通判鄭膺杰接任，參閱1877、1878年英國駐淡水領事與貿易報告）上到油泉，勸說2人搬到油井工寮，惟遭拒。18日，唐景星抵油井視察。8月3日，打到油層，但流出之鹽水比石油還多（今日是全大清國、全亞洲，也是臺灣地區有史以來，用機器鑽出「第1滴油」的大日子）。14日，唐景星搬到油泉工寮居住。22日，樂文祥從彰化城前來，而且把廚房屋頂給燒了。23日，搬家至油井旁山坡工寮。9月2日，簡時與廚師的女兒們之間發生麻煩事。3日，與清國官方之1年合約到期，自CE 1877年9月4日離開故鄉起算。21日，絡克最後一天上工，此口井遭到廢棄之宿命，依據〈1878年淡水海關年報〉，該井鑽戶地底394呎，共抽出約400擔（8,800加侖／當時市價880美元）之石油，其中100擔供糖廍照明使用，其餘300擔儲存於後壠。27日清晨6時離開油泉，夜宿不知名小鎮（似是苗栗縣竹南鎮中港）。28日，清晨5時出發，抵竹塹（新竹市），似是夜宿楊梅。29日，破曉前即啟程赴淡水，傍晚似是抵大稻埕，心情大好。10月1日，拜訪馬偕牧師與美國兼任副領事德約翰。9日，簡時（7日）自油井北上抵此（CE 1872年入墾出磺坑之隘勇首邱阿玉，在油井荒廢後曾獲官府特准，每月繳納稅金30元，採撈舊井湧出之石油販售）。12日，唐景星（10日）也自油井北上抵此。17日，英國醫生凌爾Ringer來看病。23日，唐景星特別助理布朗Brown去基隆，好付清絡克和簡時之薪水及返鄉旅費。25日，絡克和簡時終於一次拿到1張廈門怡記洋行開出、紐約取款之薪水匯票領單（13.5個月之薪水／簡時3,375美元／絡克1,350美元），以及1張香港領款之旅費匯票，2張均由道臺夏獻綸署名。26日，由大稻埕搬至淡水，與怡記洋行經理郭業賜（Mr. Goetz）同住一艘舊船改裝之船屋上。11月5日，登上臺灣輪（Taiwan），傍晚6時駛離淡水，先航往臺灣府。6日下午3時，抵安平港。7日傍晚5時離開臺灣府，波濤洶湧。8日上午10時，抵廈門。9日，往見美國駐廈門領事韓德森。10日晚上8時，臺灣輪離港。11日上午8時，抵汕頭，下午4時，離港。12日上午8時，抵香港。15日，購買到舊金山最低統艙傳票。16日下午3時，搭乘北京城號揮別香港。23日下午5時，抵橫濱。26日傍晚5時半，船離橫濱。12月5日，上海發行之《北華捷報》（The North China Herald）刊出後壠油礦之介紹。12凌晨2時半，抵舊金山美格絲碼頭（Meggs Wharf）。13日一早，簡時先行搭火車東行返鄉提塔斯維爾（從此簡時沒入歷史塵堆）。14日下午4時，搭火車至南加州。15日下午2時，抵洛杉磯，4時轉車往聖塔安那（Santa Anna）探望雙親，晚上7時抵達（之後絡克娶地方選美皇后Miss Fannie Allison，經營鑽油業務致富，成為賓州及油鄉名人）

元月29日，李庥牧師與夫人在岡仔林（臺南市左鎮區岡林里）教導年輕女孩閱讀，又前往木柵（高雄市內門區木柵里）與加蚋埔（今屏東縣高樹鄉泰山村）教導。2月9日，返回打狗

2月4日，英國駐南臺署領事費里德（Alexander Frater／CE 1878年底或1879年初轉任駐淡水領事）撰寫〈1877年英國駐臺灣署領事貿易報告〉，上載外國駁船擱淺安平，船夫竟引用〈保護中外船隻遭風遇險章程〉要求獲賞該批貨物價值1/3之獎賞金

2月，甘為霖牧師及許朝陽、李豹兄弟至灣裡（Wan-nih，今臺南市善化區）、土庫（Thaw-khaw，今雲林縣土庫鎮）傳教

3月，美船「森林美人」（Forest Belle）號為詐領保險金及清廷官方鉅額賠款，乃在恆春南灣爆炸自沉，宣稱貨物遭排灣人劫掠，向官府施壓。但甘為霖牧師當時〔那時甘牧師往恆春龜仔甪造訪當地部落後，恰巧路過柯涼灣（Kaw-liang Bay，今恆春半島鵝鑾鼻附近）並調查了船難及掠奪經過，之後往崙貝（Lambay Island／Siaulyuquiu／island of Lamey／Lamay／Lambay／Lamey／Taccarijen／isla Sio-Liukyu／Pequeño Liukyu／Isla Lambay，今小琉球島）傳福音，最後回到打狗〕遂挺身作證（韓德森Henderson領事主持法庭，夏獻綸道臺亦在場）解決此詐騙案，並將美國船長送監

夏天，加拿大長老教會又派了閏虔益牧師（Rev. Kenneth F. Junor）夫婦前來支援馬偕。當馬偕第1次返回加拿大休假（CE 1880年元月1日至CE 1881年12月，約2年／第2次是CE 1893年8月至CE 1895年11月，約2年4個月）時，臺灣的宣教工作就落在閏牧師和「阿華」（A-hoa／嚴清華／1852-1909）的身上。閏牧師後因健康因素，於CE 1882年11月返回加拿大

農曆6月18日（7月17日），南勢阿美之竹窩宛社、南遷之噶瑪蘭族加禮宛人平埔族及花蓮當地先住民Sakizaya族共謀叛變（陳輝煌的「按田勒派，以致加禮宛社番眾被逼難堪，復肆猖獗」，只是後來推諉之辭，實因駐地營勇的欺壓行為導致）。農曆7月26日（8月24日），吳光亮督軍討伐竹窩宛社。27日，逼加禮宛人，敵番不支。農曆9月（10月），亂平〔之後是遷社及佔領社地，不似大港口事件之「關門屠殺」，而日治時期《臺灣文化志》CE 1878年2月（清光緒4年元月）的「社商陳文禮」被殺之說，只能視為傳說〕，是為「加禮宛事件」（之後噶瑪蘭族重新落腳新社）。討伐歸順後竹窩宛社改名歸化Sakor社，加禮宛社則改為佳落（佳洛）庄，而Sakizaya族亦遭屠殺和廢社，族人離散後寄居阿美族部落〔撒奇萊雅族稱為「達固湖灣Takoboan事件」／撒族正名後，於每年秋天復辦 Palamal（現譯：火神祭），以追悼撒族當年於達固湖灣部落的抗清事件，以及因而犧牲的族人與 Komod Pazik 與 Icep Kanasaw 頭目夫婦／阿美族「南勢7蕃社」（荳蘭Natauran、薄薄Pokpok、里漏Ridau、毯毯Varvaran、七腳川Chikasowan、飽干Tsipaukan、竹窩宛）中之飽干社與歸化Sakar社，是Sakizaya族和阿美族混居之部落／七腳川社曾協助清廷（阻絕木瓜蕃與加禮宛社眾聯繫，並截殺巾老耶敗竄之人，且清廷贈銀、帛獎賞）平定此次噶瑪蘭族等之加禮宛事件，以及富里大庄之西拉雅族大滿亞族群起義事件而勢力大作，成為今吉安鄉一帶之「南勢阿美」族群中最強大社群。惟日治後命運不佳，而發生CE 1908年的「七腳川事件」〕。而部分阿美族叛亂者則冒著獵首襲擊之危險，避難於「南勢阿美」和「海岸阿美」2地域間之無人煙地帶〔即「海岸阿美」北端之猫公Vakon社及「秀姑巒阿美」北端之馬太鞍Vata-an社和太巴塱Tavarong（阿美族語「螃蟹」之意）社（今花蓮縣光復鄉富田）的一條橫線，到花蓮市南側與西南側之「南勢阿美」的里漏Ridau社、薄薄Pokpok社（今花蓮縣吉安鄉仁里村）、荳蘭Natauran社等「3番社」一帶，該全區已成為賽德克亞族東賽德克Eastern Sadeq群木瓜部落之大獵場〕居住，其他部分之人則越過「海岸阿美」之居住地帶，向更南方遷移〔「加禮宛事件」結束後，不論是清廷在後山北路當地勢力明顯衰退，或是原住民勢力重新洗牌，該事件均是關鍵因素。清軍退出新城一帶，整個奇萊平原之勢力範圍劃分出現巨大改變，加上清廷刻意扶持太魯閣蕃（並藉以達到「以蕃制蕃」之效果），太魯閣蕃才有機會取代加禮宛，將其勢力延伸至新城一帶or獨霸花蓮美崙溪以北一帶，甚至南下擴張。同時，南勢阿美之七腳川社取代撒奇萊雅族，成為花蓮市南邊最強大的族群。又CE 1905年之後，南勢阿美七腳川社深受日方的信任與重視，認為可充分供給火槍及彈藥，以遏阻太魯閣蕃南進舉動所造成之治安問題。但是為何後來日方卻捨棄屢次發生治安事件的太魯閣人，卻先行掃蕩一個與他合作無間又為他禦守隘勇線之平地幫手（七腳川社）？事件最令人不解之處莫過於此〕

9月3日（星期二），甘為霖牧師夜宿番仔田（今臺南市官田區隆本里隆田），之後至嘉義城。5日，抵斗六，夜宿榴榴班（Liu-liu-pan，今雲林縣斗六市榴北里石榴班）。6日，抵林圯埔，夜宿水裡坑（Tsui-li-khe，今南投縣水里鄉）。7日晚，抵埔里社。19日（星期四），動身前往大社，21日抵達。期間曾造訪梧棲（Gaw-chay、Goche五汊）、牛罵頭（Gu-ma-thau，今臺中市清水區）、葫蘆墩（Haw-law-tun，臺中市豐原區）、東勢角（Tang-si-kak，臺中市東勢區），舉辦露天講道，販售福音小冊子。又再前往內社（當時許多信眾與居民遭蠻族殺害，決定棄守而陸續遷移至大社）。最後經彰化北上抵淡水。10月13日，馬偕牧師熱忱接待，並陪同探視他所有駐點（淡水10間、基隆5間），包括6天路程之遙的噶瑪蘭、宜蘭。原本預計由蘇澳灣（Saw Bay）乘戎客船往南約1天航程後，上岸經恆春返回臺灣府，但因蠻族佔據蘇澳灣南端而受阻

10月26日，馬偕牧師娘蔥仔生病。27日，馬偕牧師也生病。30日，赴五股坑與甘為霖牧師會合。11月1日，南下至中壢，然後至竹塹再與甘牧師聘面，之後偕同牧師娘及弟子至中壢、南崁、新港社（苗栗縣後龍鎮新民里）、紅毛港（新竹縣新豐鄉新豐村）、後壠、桃仔園、新莊、洲裡（蘆洲）、五股坑、大龍峒、三重埔、艋舺、水返腳、基隆、煤港、大稻埕，直到12月27日方再返淡水

於廣東出版完成之「全臺前後山總圖／光緒輿圖並說全臺前後山總圖」單張大圖（余寵測繪，109*77cm），為清代最詳細之近代臺灣實測圖。若年代無誤，本圖應該是以「臺澎山海輿圖」（同治年間蘭陽黃河清繪，此圖繪出完整而詳確之全島輪廓，特別是正確的東海岸形狀）為基礎增修而成

 

CE 1879年：（清光緒5年／日明治12年）

4月4日，日本將琉球島轉化「琉球藩」為「沖繩縣」（占領首都首里城，命尚泰王居宿東京皇宮，擁有500年歷史文化的琉球國淪為日本「第1個新領土殖民地」，是日本明治維新下，最重要之同化基地及殖民教育政策實驗所）

5月20日，清廷抗議日本對琉球之「廢藩置縣」

6月11日，英國基督教長老教會第1任駐臺牧師李庥Ritchie向臺南教士會請求設立興建女學之用地，但事未成。9月29日，李庥牧師因染患瘧疾，病故於臺南府，葬於打狗壽山山腳砲臺下英商公共墓地。CE 1880年（清光緒6年）2月，英國長老教會海外婦女宣教會（Women's Missionary Association）差派李庥牧師娘伊萊莎Cooke為第1任駐臺女宣教師／宣教士（Lady Missionary），繼續推動女學興建工作。CE 1880年11月，抱病返英，休息1年後再度來臺。CE 1884年6月，牧師娘伊萊莎又因健康不佳而離開臺灣（女學校舍早已於CE 1884年7月完成，牧師娘伊萊莎捐獻300磅經費）。直到1885年12月（CE 1884年8月，爆發清法戰爭），朱約安（Miss Joan Stuart）和文安（Miss Annie E. Butler）2位女宣教士受派來臺（CE 1885年11月，抵臺南／為協助臺灣產婦，曾搭船至打狗向海關梅醫生Myers學習助產技術，也利用返英休假期間到醫院學習，且取得英國國家文憑，成為臺灣最早之助產士），女學才正式籌辦。CE 1886年11月，正式於《教會公報》刊登開設女學之公告。到CE 1887年2月，「臺南長老教女學」才開始招收學生就讀（2月14日，開學）

10月，石頭營之振字中營副將李光，在今佳冬鄉玉光村建「忠英祠」（屏東縣枋寮鄉太源村佳冬忠英祠），提對聯「忠魂用慰，英氣長留」，祠內供奉一青斗石神主牌，直書「皇清振字、福靖營開山陣亡病故員弁勇丁神位」，以祭祀駐防（三條崙古道）期間屬下兵勇之英靈。而佳冬人蕭南斗後裔為感念李光，另於祠內設立神位（現已佚失），然鄉民仍稱此祠為李將軍廟。又乙未戰爭步月樓之役，戰死的六堆義勇與和日本兵，由蕭光明〔臺灣鳳山縣六根莊，今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人（佳冬在清朝時期稱六根庄，至日治初期改為茄苳腳庄，CE 1920年實施街庄制時改為佳冬，沿用迄今）／客家左堆總理、富商、保甲局長〕及地方士紳收埋，並該祠合祀

12月31日，是馬偕第1次離開臺灣傳教生涯的日子返國述職，到CE 1881年12月19日返抵淡水。第2次是CE 1893年9月6日到CE 1895年11月19日，計有2年多的時間。此外，在CE 1884年清法戰爭期間，在臺之大英國協的人避居香港，他的妻兒在CE 1884年10月12日先行，而他和學生順仔在10月21日出發，這段期間近半年直到CE 1885年4月19日返臺

《恆春縣志》載：官方招撫政策施行時，牧丹灣有郭洋長、郭佔魁等20名客家移民在開墾，但往來不定，移墾未成功而返回者不少（實際上則是秋招冬去，墾民僅為奇貨可居、價值不菲的鐵器而來，甚至冒用他人之名，且販賣圖利）。是以太守袁聞柝稟陳清廷：「埤南闔境安插潮農，殊多不便，不若就近招募為善」。9月，東臺灣之開墾事宜改由「民招民墾」之方式，以繼續對臺灣東部地區進行開發

南路阿朗壹、阿勒馬薩社番屢伏路殺害行旅，袁聞柝太守率「綏靖軍」及調屬番往剿，平之（胡傳《臺東州采訪冊》，1894）

總帶軍門楊開友、客民黃增福、鄭萬達等17家合力捐助，將恆春東門城外數百塚合葬「蘭軍楚勇塚」一處（屠繼善《恆春縣志》說明由來：「蘭軍楚勇義塚，在東門城外，數百塚合葬1處。光緒5年，總帶楊軍門開友捐洋110元，客民黃增福、鄭萬達等17家各捐洋1元合置南門內客人街。坐西北，向東南。瓦屋2間，每間月稅洋1元2角，作義塚祭掃之用；尋減至8角。現由鄭萬達經手，屋契由楊軍門帶藏。」）

清廷資助茶山墾戶陳資生等人初拓，而成今日之「茶山聚落」（屏東縣港口溪左岸出海口）

何安慈（Celedonio Arranz／1879-1905）神父抵打狗。CE 1880年，奉命接替吳萬福（Vicente Gomar）神父開教（CE 1872年2月）的羅厝庄本堂（CE 1906年震毀）。CE 1887年3月，到達和尚洲（洲裡、蘆洲）重開北部傳教。CE 1888年，成立和尚洲天主堂。CE 1889年，在臺北大稻埕新店尾（今日圓環附近）買地建教堂。CE 1905年，往廈門任副牧。CE 1922年逝世，一生中有26年在臺灣傳道

馬偕牧師第1次拜訪大嶼（Agincourt，今彭佳嶼）

德國植物學家恩格勒（Heinrich Gustav Adolf Engler，1844-1930）在《植物界發展史之研究》一書中，將臺灣納入「東亞熱帶區」，與菲律賓及馬來群島分開

〈澎湖圖〉為王之春於今年左右完成之《清朝柔遠記》中之附圖，圖中於東吉、西吉旁特別標示2島為澎湖渡臺的指南

 

CE 1880年：（清光緒6年）

今年2月〜CE 1882年，費笠士（George Phillips）來臺擔任英國駐（臺南）打狗領事，而《中國植物誌》記載他曾在臺灣採集到蘇鐵一種植物，並保存於英國皇家邱園植物標本館中

在臺灣兵備道夏獻綸（馬尾船政提調出身，CE 1874年曾親乘「長盛輪」測量蘇澳等地水線）主持審定下，余寵（其後出任大甲巡檢，CE 1885年協助集資重建鐵砧山國姓廟，並親立「國姓井記」）等人測繪完成（CE 1879年）包含〈前後山小總圖〉1幅（僅有經緯線及其註記，310*180cm）、縣廳分圖11幅（同時又見計里畫方格網和圖例說明／其中〈臺灣府澎湖廳分圖〉之南方4島已被加上「鄉」，表示已有一定人口的居住），共12幅地圖，並由臺南松雲軒木板印刷出版《臺灣輿圖并說》刻本地圖集〔CE 1879年定稿（夏獻綸，〈序〉），圖說由王廣文（元樨，福州籍）纂述／CE 1877年，派船政藝生隨官員前往紅頭嶼觀覽形勢、測繪地圖，更屬清代首第1例／描繪之邊界是縣廳之間的行政邊界。而〈全臺前後山總圖／全臺前後山輿圖／臺灣前後山輿圖／光緒輿圖並說全臺前後山總圖〉（李蓮琨繪製，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則是在CE 1878年（光緒4年）便在前述基礎上預先出版集結成之單張大圖，內容偏重軍事方面，描繪的邊界是營與營之間的劃分，地點以各營哨、守備、塘汛為主，其他市街和聚落則簡化〕。它為清末最具系統之臺灣官修地圖測繪計畫，亦係清末「開山撫番」新政策下之產物，也可說是殘留若干傳統繪製慣例的近代式地圖集（西部平原繪製十分詳盡，而中央山地及後山地區，則依然採用山水概念式繪風製作），但詳細程度堪稱清代臺灣地圖之最

臺灣舊式糖廍〔蔗廍ㄅㄨˋ／早期製糖工廠，由壓榨甘蔗糖汁之茅屋棚屋（高近30呎之圓錐屋，是用粗竹竿作支架，上頂細竹編成之圓錐形頂架，其上再覆蓋茅草為頂／內有兩個直立的石圓柱，各附有木齒可互相咬合，而圓柱則用3隻水牛來拖拉轉動，榨出來的糖汁流入地下溝渠，通到第二棟內窪洞中之大桶）和煮糖之熬糖屋（長方形屋／大桶裡加入石灰，然後慢慢流經8個大鍋予以煮沸。這時工人要不斷的把上層之雜質浮皮撇去。最後糖膏倒入平底箱盒內，讓它凝固結晶，這樣就是成品了。而每個大鍋各有1爐，爐從屋外加火，剛榨乾的甘蔗渣就是燃料）2部分所構成，其所產的糖稱為赤糖（烏糖／brown sugar），即黑糖，而白糖則是由黑糖再在「糖間」作坊精煉而來〕統計總數高達200餘所，蔗糖輸出達106萬擔〔1擔（picul／pecul）=100臺斤=60.52 or 59.7公斤=133又1/3磅〕，創下新式糖廠誕生前最高紀錄。但同時臺茶生產亦達高峰，產值甚至超過蔗糖，從而帶動經濟重心北移之效應。而至CE 1939年，臺灣年產糖2,360餘萬擔，則達日治時期生產高峰

今年間，佛里士（Sigismund Ritter von Fries／CE 1876年11月起，擔任打狗海關B級3等助理員／-1893）在臺灣打狗（Takow）、六龜里（Lakuli）採集貝類，其中皺大山蝸牛（Oyclophorus friesianus Möllendorff）與菱蝸牛（Eulota friesiana Möllendorff）2種以其姓氏命名，也曾採集到臺灣長蝸牛（Dolicheulota formosensis H. Adams）、臺灣煙管蝸牛（Hemiphaedusa formosensis H. Adams）、旋龞甲蝸牛（Ariophanta taiwanica Möllendorff）

德宗諭令暫停臺灣後山（花蓮、臺東）之開墾（沈葆楨第1階段開山撫番，僅6年即結束），而騰出餉糈移作北洋海防之用

 

CE 1881年：（清光緒7年）

4月至CE 1882年4月，擔任英國淡水海關代理稅務司和業餘植物採集者〔以蕨類為主，韓氏桫欏（Cyathea Hancockii Copel.，CE 1881年淡水採獲，CE 1909年Copel氏命名）、韓氏耳蕨（Polystichum Hancockii Diels.，CE 1881年12月11日淡水山區採獲，CE 1884年Hance博士命名）、韓氏烏毛蕨（Blechnum Hancockii Hance，CE 1881年11月27日淡水3,300英尺山區採獲，CE 1883年Hance博士命名，臺灣特有植物）、毛柄蹄蓋蕨（Asplenium Hancockii Maxim.，CE 1882年臺灣採獲，CE 1883年Maxim氏命名）、箭葉星蕨（Polypodium Hancockii Baker，臺灣採獲，CE 1885年Baker博士命名），皆以紀念他而命名。另有臺灣鳳尾蕨（Pteris Formosana Bak.，CE 1881年淡水附近採集）、槭葉石葦（Polypodium Polydactylon Hance，CE 1882年4月淡水一帶採集）〕韓威禮〔William Hancock，1847-1914〕先生停留臺灣淡水，並從新店屈尺（Ksuw，「可交換東西的地方」之意）進入當時新店溪上游，接觸泰雅族泰雅亞族屈尺群｛CE 1895年，臺灣總督府陸軍局發行之〈臺灣蕃地圖〉〔魏德文在《測量臺灣：日治時期繪製臺灣相關地圖》中認為〈臺灣蕃地圖〉是出自於CE 1888年〈臺灣內山番社地輿全圖〉之摹本而重刊（長115公分、寬57.6公分、臨摹本、比例尺約為436,000之一，而〈臺灣內山番社地輿全圖〉則是臺灣設立撫墾局時所繪之番社全圖，其現存（北京）中國國家書館（長215公分、寬96公分、繪製方式為墨印）〕圖中顯示屈尺群有8社：後坑仔（位於今石碇區格頭里）、納仔（ラガ，雙溪口進入烏來的第1個泰雅族聚落，馬來巴卡可能居此，屬烏來區忠治里）、大舌（桶壁，大桶山與烏來山交界，屬烏來區忠治里）、湯裡（烏來，可能在今妙心寺，屬烏來區烏來里）、夾精（加九寮，烏來山之中，屬烏來區忠治里）、內枋山（拉號、蚋哮、遷來、枋山，位於林望眼，屬烏來區福山里／枋山即今標高869公尺的美露、美鹿山or美鹿山南峰）、外枋山（西羅岸，美鹿山北側，屬烏來區烏來里）、林望眼（圖中所繪位置在茶墾社，屬烏來區烏來里）等社，統稱「內外馬來大8社」（即烏來泰雅族之分布區域，而馬來之典故源自清末的勇猛頭目「馬來巴卡／馬來巴克志」，以其名稱族。又日治總督府則稱他為マライバッケ，另除劉銘傳留下的奏文外，馬偕牧師及其學生柯玖，曾從新店前往烏來與其會面／塔拉南社未列入，可能就是圖中之義興社）。CE 1897年，橫山壯次郎呈報〈蕃地探險報告書〉（日方為調查臺北通往宜蘭之鐵路，派遣探險隊進入烏來山區調查，任務完成後之報告），其中文末曾寫「蕃情一斑」說明烏來有6個蕃社：ウライ、ヒロガン（西羅岸社首次出現）、ラガー、枋山、林望眼、タラナン等社。CE 1900年，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出版《臺灣蕃人事情》指出，屈尺方面之馬來社（總稱）由7個小社組成。CE 1917年，森丑之助調查後出版的《臺灣蕃族志》則指出，屈尺群共有4社：烏來〔ウライ／Kilux-balay（縮寫Ulay）／湯裡、湯、烏萊、污萊／溫泉、非常滾燙之意／清末湯裡社可能位於今烏來大桶山山中，許毓良／泰雅語habun tngtong，意謂2條溪流會合處冒熱氣之地／《淡水廳志》中之小悅仔八仙社疑為烏來社〕、洛仔（ラガ／納仔、拉卡、啦卡、轆仔、桶後，泰雅語「楓樹」之意／最早遷至今大桶山西方山腹，日治初才移至桶後溪與阿玉溪匯流處附近之舊ラガ社。又一說約於清代中葉（約CE 1780-1860年），該社自茶墾社遷徙而來，可能即是亞維•布納三兒子巴亞斯Payas定居拉卡之傳說／《淡水廳志》中之大悅仔社即納仔社）、蚋哮（ラハウ）、林望眼〔リモガン，包括屯鹿（屯鹿固／トンロク）、卡拉模基（カラモチ／Kbuciy／分家獨居／位於南勢溪右岸、波露山西南山麓，隔著南勢溪與李茂岸相對／最早出現於此CE 1917年）、塔拉南（タラナン／大能蘭、大羅蘭、大羅南／Tranan／祖先之地、先前曾經來過的地方、發祥地／泰雅族語詞尾加an表示地方／由Trang演變而來，「正當那時候」之意／結社於塔拉南溪左岸、多崖山東南方，今福山部落西方約3公里處）、馬岸（マガン）等4個集團共8社組成〕。CE 1920年，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完成之《蕃族調查報告書》中有9社—烏來、拉卡、蚋哮、大能蘭、屯鹿、卡拉模基、桶壁、茶墾（基亞鞏、札孔、札亞孔、チヤッコン，語意為烏鴉／《淡水廳志》中之青坑假已社即茶墾社）、小藔（ショーリヤウ／今成功與烏來汙水處理廠之間，渡過南勢溪旋接上加九寮步道，再走上山區可抵外枋山社）等社。CE 1938年，臺灣總督府警務局出版之《高砂族調查書》指出，臺北之泰雅族有7個社：烏來（三井合名會社整頓小藔、希魯幹、哈盆組成烏來社）、桶壁（タンビヤ、タンピヤ、桶坪、西波安、希波安、大舌／可能位於大桶山與烏來山交界，且在納仔社南方）、拉卡（ラガ／楓樹／南勢溪與桶後溪會合處東南山腹）、蚋哮、林望眼（李茂岸、白馬岸、リモガン，曲流之意，今福山）、大能蘭（タラナン）、哈盆（哈文、ハブン／Hbung）等社，其中除哈盆社（40戶213人）為卡奧灣群（ガオガン）的高義蘭社（11戶）與塔卡散社（29戶）之移住地〔前2社原居今桃園市復興區高義里／據稱CE 1930年7月12日，高義蘭社在陀薩諾幹（Tosa Nokan）帶領下遷往哈盆，不久塔卡散社部分族人亦至／CE 1931年7月28日，從林望眼開始，開鑿道路延長至施列克（シラック／Shirakku／泰雅語Siliq，即現今之哈盆），且修築3條鐵線橋，12月30日完工。但過哈盆社以後往崙埤子（崙埤仔）社之道路，較少人利用，而臺北州理蕃課續有維護。CE 1935年，於越嶺點位置設立「中嶺警察官吏駐在所」（哈盆、中嶺越嶺道路）／之後又有族人移往宜蘭縣大同鄉崙埤、東壘／CE 1963年葛樂禮颱風後，哈盆社原住民再遷移至今福山里之「下盆（屯鹿）聚落」〕外，其餘6社皆為屈尺群的居所｝部落，留有〈一次福爾摩沙土著的訪問〉（A Visit to the Savages of Formosa）一文（CE 1881年淡水港商務報告〈Tamsui Trade Report for 1881—With Notes on the Physical Geography, Flora, Fauna, Agriculture, Climate and Inhabitants, and a Map of North Formosa by J. W. Paterson〉附錄，寫於CE 1882年3月）。2月10日，韓威禮從淡水搭乘小汽船出發，10里至艋舺購買禮品，再朝南走向新店〔Sintiam／地名起源自「屈尺蕃」（Mstranan）出入口地所築店鋪而名之。另說碧潭東岸昔日未築堤防，遇颱風山洪暴發，店鋪被毀，每每重現而稱之。昔稱大坪林，因過去乃森林蓊鬱之平坦高地。CE 1729年，有粵人沿新店溪拓墾至此。CE 1740年，修築大坪林圳／而新店最古老之街市為店仔街（新店區民生路86巷底），該街之形成乃附近有14張大坪林渡頭（亦稱店仔腳，新店區溪園路101巷），透過港口水運而與新莊有密切往來，即新莊—大坪林渡頭—大坪林莊。又傳云道光年間泉州人林章存，沿新店溪往中游發展，在今碧潭附近建立街肆，因為有別於下游的店仔街，故名新店（新店區新店里），該新店街（標高196公尺文中里小獅山下／新店區有4座獅頭山：858公尺塗潭里獅仔頭山、781公尺塗潭里東獅頭山、754公尺廣興里南獅頭山）之所以繁榮，在於屈尺附近的泰雅族會前來交易之故〕山中抵碧潭，再經灣潭、小粗坑（泰雅語Qasuw／「小舢板船」之意）、伸仗板（伸仗坂、申丈坂、しんじょうさか／由後藤新平命名，舊名「嶺頭」，又稱「餓人嶺」，今新店碧山公園附近）、屈尺〔曲尺、Kotchou、泰雅語musu taranan，意為「曾經到過的地方」／地處新店溪曲流最發育地帶／日治總督府曾抄錄一份清同治11年（CE 1872年）仝立香燈水田約字，寫明嘉慶23年（CE 1818年）墾民向秀朗社番業主韓敬元，簽約開墾青潭內直潭庄屈尺等處土地。又CE 1829年（清道光9年）隘丁首林士雀併「屈尺莊」等莊，因「兇番肆擾、連殺數命」，遂向淡水廳衙門呈准設隘。這表示最慢在同治時期，原本泰雅族勢力範圍之屈尺，已轉變至漢人手中，而泰雅族乃退入今南、北勢溪。再由此反推CE 1878年《全臺前後山輿圖》繪出的「新墾地」，難道是指今新北烏來？然許毓良老師則認為最可能應是新店溪支流—平廣溪流域，今新店區廣興里（廣興舊名甲場埔、尪場埔，CE 1873年／清同治12年，署理淡水廳同知何恩綺曾發出公文，內容說明前一年墾戶金順安買得土地，地址在菜刀崙、小坑範圍，而何恩綺答應該人等所請設隘防番，並勘丈陞科、應完正賦）／CE 1885年，劉朝祐則重啟新店山區「開山撫番」政策，率百人至此並駐軍雙溪口（泰雅語Hbung Naqi、van nadi，「2溪合流處，砂聚在一起」之意／龜山Rageso），泰雅族人乃退回烏來，始形成穩定之漢人村落〕而抵龜山漢人通事「鷹眼」茅屋住處（CE 1897年5月，伊能嘉矩到龜山和通事約定入山）。下午5時半，見到了紋面原住民（3個男子與1個少女）。次日，再見到12個原住民與一艘載著原住民從上游下來的船，彼此喝燒酒〔山酒／火酒／Firewater／原住民稱之「噴尼葉克•苦•夏」（Poon-niek ku Tsiah）／漢人提供原住民喜飲之酒／sampsoe、samsoe、sampe、samsu、samshoo、samshu、Chinese rum、Chinese brandy／shamsoo、三燒or燒酒，經過3次蒸餾的米烈酒／Chinese bier、中國啤酒，Chinese beer／翁佳音老師考據，應為古語「三白」或「三酒」之近似發音，〈周禮•天官•酒人〉：「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供奉之／推測「安平壺」是酒壺，是就其之大量使用及初次使用的用途而言的，至於其回收再利用，可醃製食物，乃至儲存火藥」。三酒用米、粟、甘薯等釀造，與日本清酒sake屬同一類（非臺灣蒸餾米酒類，臺灣米酒屬於Arack燒酒類），又排灣族稱酒為VaVa、BaBá／荷語文獻中可見釀造之米酒屬進口，臺灣本土（包括澎湖）則在同時用蒸餾製造米酒或番薯酒（熬酒gô-chiú）／17世紀末O. Dapper編寫《荷蘭東印度公司遣使大清中國記》一書中有言：漢人酒有很多種，最上等者稱之Samsoe或Sampe，是由米造出或壓榨出（getrokken of geperst），此酒色白，猶如我們歐洲之葡萄酒（France wijn）。他們為何也稱為Sampe，因該酒有3種白色之故〕且烤豬吃肉，在約定未來能到他們的森林中訪問後，便轉回淡水。26日大清晨，韓威禮再度出發至「鷹眼」家中，然後往烏來原住民部落前進，於中午抵達。之後由一條不同的路回家，將近傍晚6時返抵茅屋，分給原住民禮物後和他們告別（《福爾摩沙大旅行》，劉克襄，2015，p.54-77）

4月，巴克禮牧師（Rev. Thomas Barclay）乘著中式帆船往返東部，並帶卑南社大頭目高拿稍（Kulasai）至臺南舊樓醫館治療嚴重的砂眼，之後高拿稍成為長老教會在卑南地區傳教之最大助力

5月22日（清光緒7年4月25日）前雲貴巡撫岑毓英接任福建巡撫，先後來臺2次（清光緒7年7月13日〜9月3日／CE 1881年8月7日〜10月25日；清光緒7年11月8日／CE 1881年12月28日〜1882年4月28日），有4個半月駐臺〔8月，開始籌建大甲溪橋，位置在後里庄（臺中后里）與葫蘆墩（臺中豐原）之間（接近臺鐵縱貫線山線之大甲溪鐵橋）。8月開始籌建，以鐵籠裝石以為橋墩，由福建船政局製造，同時興築大甲溪2岸長堤（以開墾兩岸的河岸地），半年即告完工，全長150丈（約500公尺），利用冬季水位低時趕工。清光緒8年6月，遭颱風豪雨沖毀大甲溪橋，僅3、4個月壽命〕。清光緒8年3月，重新開通北路及中路之事已在進行中，提督何秀林、鄒復勝分開北、中2路以通後山，均已分投修路，紮營前進，以後防撫事宜，即由臺灣道劉璈暨臺灣鎮總兵吳光亮就近調度。農曆6月，岑毓英調任雲貴總督，而由閩浙總督何璟兼署福建巡撫（接任者為張兆棟），此時之後山中、北2路，因烟瘴盛發，未即開通。之後，在逃噶瑪蘭番目陳輝煌投案效力，乃使北路順利開通（陳輝煌2開北路）。伊能嘉矩《臺北文化志》：「光緒8年，警官何秀林率領兵勇1百，自4月起工修理，迄7月告竣。」至光緒10年雖開通北路及沿線設局招商伐木，但清廷並未再派兵駐紮，僅由開墾者自募壯丁防番，不久北路即再告荒廢

駐清國日本領事館2等領事上野專一，奉外務大臣密令，於本年（CE 1881年／清光緒7年）及CE 1891年（清光緒17年）分別從上海與福州領事館前往臺灣視察旅行

臺北知府陳星聚建城隍廟，合祀淡水縣城隍，稱「臺北府縣城隍廟」。CE 1892年，巡撫邵友濂升格為「臺灣省城隍廟」

今年，源隆號茶行老闆吳福元（吳福老）試製包種茶成功，主要銷往東南亞。昔日烏龍與包種最大區別在烘培過程加花與否。烏龍不薰花，包種則將茶葉（俗稱元茶）分別和槴子花、秀英花、茉莉花或玉蘭花一起烘培，烘後再把大部分花瓣取出，即成「花香茶」或「包種花茶」，依花茶3、烏龍茶7之比例混合，即為包種茶。CE 1921年，南港王水錦與魏靜發明不摻香花之「無花香包種茶」，香味更加，於是加花薰製的稱「包種花茶」或「花茶」，不薰花的稱「包重素茶」或「素茶」。目前臺灣包種茶早已不加花薰，而加花的通稱「香片」

當初為使鵝鑾鼻燈塔能夠順利建造，避免再度發生生番戕害遭風船員事故，臺灣官方、總理衙門與總稅務司詳加酌度審議，臺灣官方因此於今年籌議保護燈樓章程，總稅務司核復定案後，做為起造燈塔的規範與執行依據。例如「請自3月初起至8月底止，風平浪靜時，輪船間往一行」，又「自8月底起至3月底止，請派輪船停泊該處，可趁此數月內動工舉辦」，「工匠材料皆由船隻直送鵝鑾鼻，不由恆春陸路行走」等（劉璈，1997，巡臺退思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可見當時燈塔周邊應有船隻停泊處，現經潛測調查已發現該處位置及深度，未來應會公布周知

 

CE 1882年：（清光緒8年／日明治15年）

5月17日〜7月21日，陳宣令（Pastor Tan Swanleng，廈門人）牧師至臺灣，協助西拉雅地區之傳教事工

6月（CE 1881年11月，由英國克萊德Clyde啟航），英人古禮瑪Guillemard搭乘科學調查船（備有螺旋槳之雙桅縱帆船）「馬卻沙號」（Marchesa）抵臺灣鵝鑾鼻海面（曾搭小船登陸綠島），後又冒險搭小舟登陸太魯閣之清水斷崖一帶，並沿東海岸一路（經龜山島右緣）北上抵基隆。25日清晨4時出發（由陸路往淡水），翻越山丘沿基隆河而下，處處可聞臺灣特有之烏秋和五色鳥叫聲，下午抵達水返腳，再經艋舺到淡水。26日夜晚，離開淡水繼往琉球（CE 1884年3月，回到英國）。其採集標本均收藏於英國羅卻爾得博物館（Lord Rothschild's Museum）中

英國博物學家肯特郡之古禮瑪Guillemard駕駛「馬卻沙號」（Marchesa）縱帆船至福爾摩沙島南端，因無意上岸乃轉向航行於福爾摩沙東海岸，曾於沙馬沙那島（Samasana／今綠島）西北方海灣下錨並登陸，之後經今清水斷崖〔羅大春在《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CE 1875年／光緒元年農曆2月底，p.47）載：「大濁水、大小清水一帶，峭壁插雲，陡趾浸海；怒滔上擊，炫目驚心。軍行束馬捫壁，蹜蹜而過，尤深險絕」〕、龜山島（吉爾馬Guillemard稱「陡峭島」Steep Island）抵基隆港（puerto de Kilung）。6月25日清晨4時，從基隆出發翻山越嶺，並搭乘可渡過眾多淺灘、吃水淺之大型平底舢舨，午後登陸水返腳，之後再抵淡水〔《馬卻沙號巡航至堪察加半島與新幾內亞，以及對福爾摩沙、琉球與馬來諸島之評述》，The Cruise of the Marchesa to Kamchatka & New Guinea; With Notices of Formosa, Liu-Kiu, and Various Islands of the Malay Archipelago，2012／CE 1886年英國繪圖師Edward Stanford繪製「臺灣地圖」（Map of Formosa）一圖（原件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其中紅線即為該艦沿臺灣東海岸北行，並於綠島、花蓮太魯閣地區上岸調查，最後至基隆、淡水之航行路線〕

燈塔員喬治•泰勒（太羅、George Taylor／CE 1877-82年，為澎湖漁翁島燈塔看守人／CE 1880年4月，由B級2等燈塔員擢升至A級2等燈塔員。CE 1883年7月，升至B級主任燈塔員。CE 1885年元月，再升為A級主任燈塔員「Chief Lightkeeper, A」。CE 1885年9月3日，獲得清廷雙龍四等寶星勳章／CE 1889年發表〈臺灣島之特性及其原住居民〉／在CE 1887年5月即已取得長假1年資格，於CE 1887年11月告別鵝鑾鼻，返英休假，並於休假期間CE 1888年4月升任內班供事「Clerk, on probation」。）開始負責南岬燈塔之興建工作［英國人哈爾定（John Reginald Harding／CE 1880年12月被指派來臺之營造司）設計。CE 1881年11月，廈門海關專員及燈塔總工程師，搭乘「凌風／林枋」（the Ling-Feng）號抵今沙島海灣，之後6等臨時燈塔建在岬角珊瑚岩上，而年底正式啟建。CE 1881年12月（農曆11月），招募工人。至CE 1882年6月19日，外國燈塔相關人員居住之營區都已完成。鑄鐵塔樓及熟鐵底部要塞由Armstrong公司在倫敦建造，照明設備則由Chance兄弟公司在英國製造。另外，需以炸藥清除一小海灣裡之岩石，並於灣側構築一道170呎長的RC防坡堤，以利在南岬登陸。CE 1883年3月（農曆2月），完工／當時燈塔總工程師是韓得善，韓得善是否來過南岬不得知。實際燈塔建造監工者是副總營造師（海關職稱）哈爾定，CE 1898年韓得善退休，哈爾定接任海關總營造師。哈爾定帶領百來人工作人員，興建碼頭蓋燈塔施工5個月，到夏季因雨多暫停施工返回大陸，只留下2位洋員及7、8位華工看守工地，CE 1883年才將燈塔建成］。6月21日，接管南岬燈塔，而助理工程師哈爾定Harding則離開。CE 1887年11月，離開福爾摩沙島返英休假至CE 1888年11月14日，休假期間CE 1888年4月，又擢升為書記。CE 1889年起，轉至上海港務站工作

三條崙•卑南古道正式開鑿成寬6-8尺之開山撫番道路（綏靖軍歸楊開友接帶，督開三條崙之路），沿途並設有石頭營、歸化門營、六儀社營、大樹前營、大樹林營、出水坡營、溪底營和巴塱衛營〔浸水營古道／CE 1884年（清光緒10年）完工／《 恆春縣志》云：「自三條崙通路以後，往來皆由東港分路北行，而恆春縣城至牡丹灣一帶遂成僻境。」／清光緒20年（CE 1894年）纂修之《臺東州采訪冊》也有「舊通臺東之道有6，…，今前後山相通，只三條崙一縷之道」╱CE 1906年（日明治39年），改修三條崙道為理蕃道路。CE 1917年（日大正6年）改稱浸水營越嶺道、浸水營橫斷道／CE 1992年10月與CE 1993年7月，楊南郡老師、林古松和臺灣大學、屏東技術學院、東吳大學7個學生，艱苦地完成古道之第1次全程探查及複勘〕。設六儀社營，屯兵30人（營盤遺址在具馬奴山北麓、大漢林道14.7K處，目前被大漢林道切割分為上、下遺址。清代浸水營古道在遺址下方通過，路寬有2.4公尺）。設出水坡營，屯兵30人。CE 1919年（日大正8年）新設出水坡警官駐在所於清營遺址上（至CE 1926年3月）

CE 1882-86年間，刊行3冊《巴達維亞城一般決議錄索引》

海關總稅務司（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派遣克萊因瓦奇特（George Kleinwächter）前往福爾摩沙島南部南岬附近調查地質［曾經前往小琉球（Siao Lieou Kieou）島調查地質結構，在沿途採訪一道民間口傳：中國人在猴山（高雄柴山）怕猴子，在小琉球，怕（黑）鬼］

 

CE 1883年：（清光緒9年／日明治16年）

2月4日（清光緒8年12月27日）？，鵝鑾鼻燈塔由英商倍因公司建造落成完工落成，晚間正式點燈｛清海關官方名稱竟是「火燒嶼」鐙（Chinese Lighthouse Chart，1894）／清光緒7年（CE 1881年）11月間動工〔鵝鑾鼻6等臨時燈於建造初期CE 1881年12月即已設置，泰勒Taylor搭乘大巡船「飛虎」（Feihoo）於CE 1882年4月1日抵達鵝鑾鼻接手管理。施工計畫分2期，原訂CE 1881年9月起造棲止房屋，CE 1882年9月再造燈樓工程。施工人員主要由汕頭承包商招募及管理華工來臺，工程團隊在CE 1881年11月28日抵達鵝鑾鼻，由江海關營造司哈爾定Harding指揮，臺灣關希士頓Hastings擔任通譯，原住民則由潘文杰負責聯繫溝通。第一期工程於CE 1882年6月21日完成，包含宿舍、碼頭、旗杆，施工團隊搭乘S S Albay輪船撤離，海關各人返回原單位。泰勒Taylor、巴理（William Barry）和警衛小組留守，臺灣關與鵝鑾鼻每週聯絡，官方車城守備移駐鵝鑾鼻石厝口，更名「鵝鑾守備」，配兵100名。施工團隊搭乘「海龍」（Hailoong）汽船抵達，第二期工程於CE 1882年11月7日展開。碼頭災後修復，磚砌四周圍牆、儲水槽，燈塔和避難所的地基施工，開挖圍牆外側壕溝等。鐵製塔體和環形避難所係Armstrong Mitchell & Co.製造，由「海龍號」於CE 1883年元月23日運送抵達，哈爾定Harding指揮，塔體於CE 1883年3月1日組立完成。又燈籠座、燈籠和燈器為Chance Brothers & Co.製造，由S S Albay於CE 1883年3月2日運抵鵝鑾鼻，畢詩禮Beazeley隨船而來協助，按部就班於CE 1883年3月14日組裝完成。CE 1883年4月1日廈門關稅務司柏卓安（約翰•麥克利維•布朗、John McLeavy Brown／英國駐華使館中文翻譯，之後至清廷海關總稅務司服務，隸屬於赫德，亦曾任職朝鮮海關總稅務司，還跟隨美公使蒲安臣Burlingame為首的清朝使團出使西歐各國）搭乘大巡船「飛虎號」到來視察，當晚在柏卓安「大人」和眾人額手稱慶之下，與原住民一同見證燈火開燃，正式宣告鵝鑾鼻燈塔點燈。拆除鷹架、最後裝修、6等臨時燈收回、餘料包裝，施工團隊於CE 1883年5月16日搭乘大巡船「凌風」（Ling-Feng）回往汕頭，工程於CE 1883年5月18日全部完成〕，燈塔本體為圓筒形鑄鐵造，分5層（第1層為同心圓鐵鑄堡壘，中心專儲燃油即煤油，外圍是間隔避難間，避難間頂層為砲座，外圍亦有鋼板保護；第2層為洋人寫字吃飯之所，有鐵門通戶外避難間頂層砲座，外環石闌平臺，備格林砲、開花砲各1尊；第3層為洋人休憩之所；第4層又備格林砲1尊；頂層安置頭等透鏡定光鏡機，5蕊煤油燈，光遠距離60英里，燈籠頂置鐵球，安風向計與避雷針。四面環以大塊水晶百葉窗，最外為玻璃窗，柱皆用鐵。戶外陽臺又置格林砲，並留槍銃），高72英尺，厚半英吋，裡面有16人在工作，有18磅大砲2座，2挺機關槍，建造經費達30萬美金，水及食物足夠3個月使用（屋頂有收集雨水設計，而地下有9座花崗岩蓄水池）／設圍牆，外挖壕溝，圍牆對角設砲座（也有2門霧砲警示效用），牆身有銃眼，外設鐵剌網。內設雨水儲存地下水庫，供民生用水（足夠10個員工飲用1年）／燈塔工程由韓得善（韓德喜、Henderson）設計，營造司哈爾定（John Reginald Harding）帶領工匠100餘人施工，臺灣總兵吳光亮與臺灣兵備道劉璈督造，恆春營游擊劉兆瑚、恆春縣知縣蔡麟祥及委員前署恆春縣令周有基監造（屠繼善《恆春縣志》）／施工前後之防禦措施，則由恆春營及鎮海前營各撥兵勇100名，分別駐紮船篷石與沙灣一帶，專責防守。而完工後的燈樓防護，即由CE 1882年（光緒8年）移駐石厝口之車城守備（已更名為鵝鑾鼻守備），帶兵百名以資防守，原為興建燈樓時，因防護工程而設的營勇隨即裁撤（劉璈《巡臺退思錄》）／今年4月1日（清光緒9年2月24日）第1次點燈日。按中國海關密檔第3卷p.250，鵝鑾鼻燈塔於CE 1883年4月1日啟用。又按上海申報記錄鵝鑾鼻燈塔為清光緒9年2月落成，清光緒9年3月24日（CE 1883年4月30日）中西官員慶賀落成。兩相對照，互不違背。哈佛燕京圖書館，光緒9年2月28海江警船示第166號〔鵝鑾鼻燈塔（鵝鑾鼻燈臺）初史略，Taine Ko／https://kotaine.blogspot.com/search?q=％E9％B5％9D％E9％91％BE％E9％BC％BB〕｝，為防範「蕃害」、「匪害」及「海賊侵害」，燈塔以鋼板圍護，四周牆壁設槍眼與機關槍（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武裝燈塔），牆外則設有20呎深壕溝及吊橋，其間清將王得祿派500名清兵防守。CE 1896年，日軍軍艦前往巡視，當時有3個英國人和17個清國人在看守，於是命英國人撤回廈門，只留下少數清國人留守。之後土匪侵入掠奪設備及財物，並用炸藥炸燬燈塔。CE 1897年6月，日本政府下令進行修繕，CE 1898年5月完工。CE 1910年更換燈器，光距增加到4倍大，達20海里，照域277度，燈塔距離海面高180公尺，（〈鵝鑾鼻燈塔沿革誌〉，鵝鑾鼻燈塔主管飯島直之助手記）

3月12日，佟牧師（Rev. W. R. Thompson）在臺南教士會（CE 1877年由英國在臺傳教士所成立之「臺灣府城教士會」）開會時，建議籌設一所寄宿中學（Boarding school）才決定興辦中學，且是借用舊樓醫館的部分空間設立

8月25日，越南（安南）皇帝阮福昇和法國簽訂《第1次順化條約》，至此越南被法國征服

12月23日，余饒理〔伊德／George Ede／1854-1908／他在臺南學習臺語，並成為第1位負責教育工作的宣教士╱CE 1896年，轉至汕頭客家庄五經富（今廣東省揭西縣）宣教〕宣教士暨夫人余安妮，受英國長老教會差遣至臺灣府〔巴克禮牧師偕伊莉莎白‧透納（Elisabeth A. Turner）也同行？╱2人於CE 1892年11月18日完婚╱伊莉莎白〕，準備設立中學（巴克禮牧師率先向英國海外宣教會申請，之後宣教會乃對外公開徵求籌設中學之人選），但因清法戰爭受阻延。CE 1885年，始創辦「長老教中學」（現「臺南長榮中學」前身）。9月21日，租屋正式開始上課，余饒理宣教士出任第1任校長，希望由中學來培養教會小學師資，也是神學校之基礎預備學校，以招收信徒子弟為對象，更是臺灣第1所西式中學（教育內容不再是以儒家思想為主軸之四書五經，入學也不以科舉為目的。是日本在臺灣推展近代國民教育體制之前，已為臺灣新教育播下種子）。直到CE 1893年才於新樓校區內之西南角一隅興建新校舍，CE 1894年元月正式啟用（之前余饒理也和廈門建商簽定興建女校之合約，校舍於則於CE 1884年7月完工，故男學校舍比女學校舍晚約10年），空間可容納60名學生，包括教室、禮堂、師生宿舍、餐廳、洗澡間、運動場等。CE 1887年7月開始，臺灣長老教會規定入中學之新生，要認識白話字到能念能寫的程度

英國醫師杭福（Richard Hungerford）來臺灣北部採集貝類，而學名中冠其姓氏以資紀念者有杭福扁帶管蝸牛（Chamalycaeus hungerfordinan Nevill）、高砂芝麻蝸牛（Diplommatina hungerfordinan Nevill）、臺灣絨蝸牛（Trichochloritis hungerfordinan Moellendorff）、玉女寶螺，另有臺灣大山蝸牛（Cyclophorus formosaensis Nevill）、斯文豪煙管蝸牛（Hemiphaedusa swinhoei Pfeiffer）等

澎湖通判李嘉棠奏請加強西嶼西臺防禦工事，CE 1884年完工，但未奏請派兵置砲，形同虛設。CE 1885年（清光緒11年）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督辦臺灣軍務，乃委請德國專家鮑恩重新規劃，CE 1886年竣工，這回規模大略就是今天的樣子

葉春霖在罩蘭庄（今卓蘭）集股，招士勇加入開路行列，闢通大湖至罩蘭道路，惟仍常遭原住民紛擾。CE 1885年為撫剿原住民，撫墾局中路統領林朝棟率棟軍偕同駐防彰化春字營總兵柳泰和將該路拓修，因而成為較具規模之官路

 

CE 1884年：（清光緒10年）

元月，因中法之間戰雲密布，劉璈緊急整修蛇頭山砲臺（風櫃尾荷蘭城堡）及西嶼砲臺。CE 1885年3月，法軍攻擊臺北失利，將軍艦調往澎湖，29日上午7時艦隊航入澎湖灣，CE 1884年砲臺曾發砲攻擊，約上午8時許守軍即宣告棄守

3月3日，馬偕又在牛津學堂東側建立「淡水女學堂（院）」（第1屆女學生大部分是噶瑪蘭平埔族，學費、生活費全免），首開北部女子教育之風氣（今「淡江中學」前身），為臺灣第2所女子學校，僅次於CE 1636年尤紐斯Junius在新港社開設之第1所女學校

3月，石頭營營官潘高陞，因處理七佳社馘首事件不當，引發排灣族率芒社圍攻歸化門事件

設溪底營，守營屯兵30人

4月13日，法國巡洋艦「樓打」（Volta）號抵基隆，艦長福祿諾（福尼爾、F. Fournier）中校藉口巡視通商口岸，強迫地方官員提供煤炭、補給品，之後北航天津與李鴻章談判。5月11日，與李鴻章簽訂《天津專約／天津簡約／天津簡明條約／李福簡約》，承認越南是法國保護國

6月6日，法國政府與越南（安南Annam）阮氏Nguyen王朝皇帝阮福明訂立《第二次順化條約》，否定了清朝對越南的宗主權，越南脫離清朝冊封體系

6月26日，前直隸陸路提督劉銘傳被授予頭銜（CE 1884年10月29日，補授福建巡撫，仍駐紮臺灣、督辦防務。一直到CE 1886年2月22日，才接奉新頒「福建臺灣巡撫」關防），並負責臺灣行政與督辦軍務。7月16日，全權特使劉銘傳（Liu Ming-chuan, Imperial Commissioner／1884-1891在臺）搭乘「海晏輪」到達基隆，因鑑於北臺灣遭受法軍攻擊之情勢，乃親自駐守臺北艋舺主持防務，而當時駐臺清軍計16,000百餘人，但部署形態北輕南重

6月，英國駐香港植物園園長福特（Charles Ford，1844-1927）來臺，在基隆與淡水停留數日，而他在臺灣採得之新物種植物有7種：厚葉衛矛（Euonymus Carnosus Hemsl.，今年6月由福氏最先在基隆採獲之臺灣特有種）、波緣珍珠菜、卵葉鼠尾草、臺灣黃苓（Scutellaria playfairi Kudo／Scutellaria Formosana N. E. Brown，為紀念佩福來Playfair之採集而命名，今年6月由福氏最先在基隆採獲之臺灣特有種）、大花細辛（Asarum Macranthum Hook，CE 1864年由奧德漢Oldham最先在淡水採獲）、心葉葵蘭（Tainia Cordifolia Hook.f.，也是在今年6月由福氏最先在基隆採獲之臺灣特有種）、虎紋蘭（Cleisostoma Formosana Hance），且有3種為紀念他之採集而命名的植物計：福氏石松、琉球雞屎樹、母丁香（但非採自臺灣，故命名與臺灣無關）。依據《中國植物誌》及〈臺灣植物目錄〉中之記載，經福氏採集而收藏於大英博物館和邱園之臺灣植物種類有72種，幾乎都採自基隆，在淡水者只有虎紋蘭、卵葉鼠尾草、紅鳳菜

7月30日，「金龜子號」砲艇（船長鮑特勒Capt. Boteler）開進淡水港（CE 1885年4月21日始駛離，共近9個月）。8月2日，英國駐淡水領事費里德Frater搭乘「金龜子號」抵基隆，當天回淡水

8月3日，運砲委員游學詩雇德輪「萬利」（Welle）號自上海運砲械（含19門17厘米砲）、電報線等物抵基隆，但遭法艦阻擾乃轉往淡水滬尾卸載

8月4日晚間，法國東京灣分艦隊司令李士卑斯（利士比／Rear Admiral Sébastien-Nicolas-Joachim Lespès／1828-1897）海軍少將率領「剌嘉理順尼亞」（嘉禮松尼、La Galissonnière）號戰艦和「魯登」（陸廷、Lutin）號砲艇抵基隆。8月5日上午8時，砲轟基隆堡壘（配置德製新式克魯伯大砲Krupp guns），並令陸戰隊400人［指揮官馬丁（Martin）中校］登陸基隆港（二沙灣），攻佔港口東側高地（今無線電山）。而社寮島砲手（姜鴻勝）用5尊洋砲反擊，有3顆擊穿「剌嘉理順尼亞號」鐵甲（吃水線上），馬偕亦於《福爾摩沙遙寄》書中稱其登艦拜訪時，親眼見到3個近1呎直徑大之彈孔洞，李士卑斯還稱讚其神準。6日，法軍派遣 Villars艦之陸戰隊200名［指揮官（Jacquemier）上尉］攻入基隆市街，卻中清軍福甯鎮總兵曹志忠之埋伏，乃敗退回艦。之後，李士卑斯只好率領輕型護衛艦「維拉」（維拉爾、the Villars）號回到馬祖，並封鎖臺灣海峽及中國東南沿岸，而旗艦「迦利索尼葉」（Galissonnière）號留下封鎖基隆港灣［當時馬偕正在棕櫚島（Palm Island，今和平島）進行教學活動，親見外僑被帶上英國砲艇「金龜子號」，移往淡水避戰］

8月5日，「新砲臺」（法軍稱之Fort Neuf／Fort Galissonnière／二沙灣砲臺）燬於法國艦隊，該砲臺原位於沙灘邊（今法國公墓海邊），是姚瑩始建於CE 1840-1841年間（鴉片戰爭前），有3門18cm滑膛砲，鴉片戰爭期間重創攻臺英船。清法戰爭前沈葆楨來臺，命羅大春重築，上架5門17cm德製克魯伯大砲。當時由銘軍記名提督章高元駐守，可控制社寮島與白米甕間之基隆港進出水道，戰後劉銘傳將之移到山上今址「海門天險」處，日治時期則稱「基隆小砲臺」。另外，三沙灣砲臺（Fort Villars），有3門18cm滑膛砲，位於內港東海岸邊，銘軍記名提督畢長和駐守，毀於法艦未修復。仙洞砲臺（Fort Clement），位於仙洞山（又稱火號山、球子山、土窟仔）山頂，補用都司駱正開駐防，有4門18cm滑膛砲，日治時期仍存。仙洞鼻砲臺（Fort Lutin），補用副將陳水龍統領，有3門18cm滑膛砲，清法戰後廢棄。岸鱗墩（白米甕）砲臺，位於港灣西側入港處之萬人堆鼻山、太白社區附近，由總兵曹志忠駐防，有4門18cm滑膛砲，清法戰後廢，日治時期再建今光華砲臺／市定古蹟。社寮東砲臺（Fortin），位於今和平島上，亦由總兵曹志忠駐防，毀於法艦，清法戰後廢（以上為清法戰爭前，基隆灣已有之6砲臺）。而大沙灣砲臺（舊名頂石閣砲臺），用3合土圍成砲牆，加20cm鋼板，配備17cm克魯伯大砲（地點在今中正路318巷內福安宮上方、海拔50餘公尺之旭岡），清法戰爭之前，該砲臺已廢，劉銘傳抵臺後設臨時砲座（〈基隆砲臺研究〉，劉敏耀）。（以下為清法戰爭期間，清軍趕建之8砲臺）小基隆山聯營，候補縣丞蕭甫臣駐守，之後法軍改建成3座砲臺Fort Ber（今主普壇山頭）、Fort Gardiol（今中正公園觀音像山頭）及法軍地圖上A點（Point A）之Fort Bayard（貝亞德砲臺），清法戰後皆廢。基隆小砲山，副將廖得勝駐防，位於今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國中部大德分校一帶，法軍改稱Fort Central（中央砲臺），清法戰後廢。大武崙砲臺，統領林朝棟駐守，除原有之岸鱗墩砲臺，另於石皮瀨附近建一新砲臺，法軍佔領後改稱Fort Thirion，清法戰後廢，日治時期再建。獅球嶺砲臺，法軍改稱Fort Tamsui（淡水砲臺），清法戰後重建，現市定古蹟。紅淡山砲臺，即鳥嘴峰砲臺，法軍稱Fort Bambou（竹堡），清法戰後廢。暖暖街山砲臺，銘軍副營提督劉朝祐駐防，位於暖暖北面山頭，法軍地圖標為Fort Du Sud（南方砲臺），清法戰後廢。八堵砲臺，統領提督孫得勝駐防，法軍地圖上標Fort Bertin。而日治時期建造者，還有槓仔寮砲臺、深澳坑砲臺（位於月眉山區）、木山砲臺（位於外木山，現仍為軍事基地）、八斗子砲臺（位於八斗子山頭）、八尺門砲臺、綠丘砲臺、牛稠嶺砲臺

砲戰之前，外籍居民早已逃至德國帆船「左漢•卡爾／卓安卡」（Johann Carl）號上，開打後再由「愛麗絲」（Alice）號小汽艇轉駁至開到基隆外海之「金龜子號」砲艇

8月22日，法國海軍部長命令中國海分艦隊司令孤拔（Anatole-Amédée-Prosper Courbet／1827-1885）攻擊清朝南洋水師，摧毀福建沿岸海防設施。之後迄28日止，孤拔則乘「貝亞德／拜逸」（Bayard）號率遠東艦隊突襲全殲駐福建馬尾之福建水師〔閩海艦隊／南洋艦隊／「會辦福建海疆大臣」艦隊司令張佩綸與船政大臣何如璋由後山潛逃（後來李鴻章替其脫罪、招為女婿）。之後因反對購買德籍顧問建議之「大開花彈」，致使北洋艦隊於「甲午黃海大戰」時僅有穿甲彈可用，終被日海軍殲滅。10年間，張佩綸先後搞垮了南、北洋艦隊，此可謂尚稱中肯之評論〕，也摧毀福州兵工廠、造船廠，史稱「馬江海戰」。23日，「貝亞德號」抵基隆與「剌嘉理順尼亞號」換防。26日，清國對法國宣戰，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外交部）未照會各國（新任清廷花花公子外交部長、總理大臣貝勒爺奕劻之疏忽所致／4月8日，「小六子」恭親王奕訢已遭開除一切差使），惟法國也是迄終站都未曾正式對清宣戰，只稱是「報復狀態」（Petat de nepresailles）

8月29日，法國將中國海、日本海艦隊與（越南）東京灣艦隊合併組成法國遠東艦隊，司令孤拔Courbet、副司令李士卑斯Lespès。艦隊共有5艘鐵甲艦、15艘巡洋艦以及其他艦船共35艘，官兵4,300人

臺灣兵備道劉璈命令林朝棟等率苗栗縣鄉勇民團北上協防基隆，阻止法軍登陸

9月2日，孤拔搭乘「德輪凡得／凱旋」（Triomphante）號抵基隆視察。而「德輪凡得號」上之海軍上尉Julien Viaud於戰後CE 1886年，用皮耶•羅逖（Pierre Loti）筆名出版世界名著《冰島漁夫》（Pêcheue d'Islande／An Iceland Fisherman），另有〈孤拔提督輓詞〉一文

9月3、4日，「營務處知府」兼「滬尾海關通商委員」李彤恩（之後被清廷確認為棄守基隆之罪魁禍首／中法戰爭被損毀之教堂，就是透過李彤恩奔走和劉銘傳支持，最後由淡水海關提撥一萬墨西哥銀元作為賠償）執行劉銘傳之決策完全封死淡水河口（沈船塞港）計畫，但遭英國茶商反對，幸為淡水海關稅務司法來格（E. Farago）勸阻

9月11日，英國砲艇「馬林」（Merlin）號從福州抵淡水港外，當晚即離開，停留期間船長布連登上尉（Lieut. Carey Brenton）、名旅行家柯樂洪Colquhoun至大稻埕作「沾醬油式」遊覽

9月中，官府禁止長老教會探訪位於鄉村之各個教會，之後相關人員（包括甘為霖牧師，不含馬雅各醫生）及婦女也被移往廈門

9月18日，劉璈發布《全臺漁團章程》，下令將所有漁團收編為水上團練，用以調查法艦情勢並阻止漢人私通法軍的情形

9月20日，「威利」（Waverley）號（卸人後折返上海）載550名與「萬利號」載50名援兵，由劉朝祐（劉銘傳族侄）率領抵淡水港，他們化妝成平民未攜武器，而武器則由東部或南部進臺。23日，「威特輪」裝運清第2批援軍駛至浙江海面，遇「威利號」告知法軍封鎖甚嚴，乃勇械原船載回上海。26日，「維伯」（Vipère／法文原意為「蛇蠍」）號砲船阻止上海來之「海龍」（Hailoong）號進入淡水港（上載150名可疑華人／便衣士兵）。27日，龔照瑗租用「華安輪」載運援兵第4批300人，但遭「維伯號」砲船登船檢查後逐離。28日，改由新竹上岸

9月30日，孤拔率5艦抵基隆外海，會合先前在基隆之6船，決定親率其中7船主攻基隆，李士卑斯領4艦攻滬尾（18日，法國政府下令在陸地上開戰以奪取礦脈，孤拔打算同時襲擊2港口）

10月初，法艦轉而進攻臺灣。但從今年10月直到CE 1885年4月，法國海軍步兵隊和從馬賽調來支援之法國外籍兵團（CE 1885年元月），曾多次進軍臺北卻遭受阻，同時一直被困於基隆（被霧峰林家棟軍及北部民團擋下）

10月1日（農曆8月13日），法軍於基隆登陸，雖被守軍逼退2次，最後仍成功佔領基隆港口，劉銘傳狼狽撤往大稻埕和淡水。同時，協守滬尾之李彤恩、李朝祐（皆淮軍）誇大戰情，3度謊報法艦5艘直犯滬尾口門、升旗開砲，以及孫軍之勇萬不能靠，若不派兵救援，滬尾必失。以洋人論，則基隆重而滬尾輕；以中國論，則基隆輕而臺北重，務請率師救滬尾，以固臺北根本

10月2日凌晨，劉銘傳獲報，深恐萬一滬尾失守必危及北臺，乃不顧全體部將反對棄守基隆，率軍急返臺北府（之後左宗棠2度上書彈劾李彤恩）。清晨6時45分〔淡水海關稅務司法來格（E. Farago）正式紀錄〕，清軍先發制人向法軍開火，法艦也猛轟近2個月才匆建之「新砲臺」及「中崙砲臺」〔後方山崗即新砲臺，再後面山坡及凹地則駐紮清軍部隊，最後面就是大屯山，又稱「北山」（North Hill）。而淡水河口南岸後方，則是稱之「南山」的羅漢丘陵（Lohan Group of Hills／觀音山旁18個狀似18羅漢之小峰）〕。上午10時以後，海邊之白砲臺寂靜無聲，似乎已被摧毀，新砲臺打到砲管過熱冒煙，暫停發砲。有8個傷兵被送至偕醫館，接受周漠森Johansen醫生及「金龜子號」隨船醫生白浪（Dr. Browne）之治療。馬偕牧師則因急性腦膜炎發高燒臥病數日，因德約翰Dodd之冰塊才退燒

10月3日，從大稻埕傳來，劉銘傳帶1千名士兵逃至艋舺，有意挾帶珠寶金銀、細軟糧秣，再往南逃到竹塹，但為艋舺民眾發現，軟禁於龍山寺。此時，淡水只有湘軍孫開華、淮軍章高元及木柵小刀會首領張李成〔張魁（魁者頭人也），文山堡（臺北木柵、深坑、新店一帶）人，民間說書人將之趣化成男戲子阿火旦〕率孤軍死守淡水

10月4日，獅球嶺（曹志忠所部及林朝棟團練共3營拒守之）被法軍攻下，劉銘傳逃往艋舺。5日，法船坦恩（Tarn）運輸船、巡洋艦「沙多倫娜」（沙拖雷諾、Château Renaud）號及「杜蓋都音」（代外特魯安、Duguay Trouin）號，共載援兵600名，預計6日晨實施登陸戰。7日，軍艦「洗滌日」（washing day）。8日（農曆8月20日），法軍600名海軍陸戰隊登陸沙崙東北海岸｛黑燈塔〔Black Beacon／即望高樓、望高塔，CE 1796年（清嘉慶元年），由「泉廈郊出海、戶尾街董事」共同設立。其中「出海」者，司帳及收攬貨物且隨船出海。「街」意指「人家稠密之街市，住民以工賈為主」，「莊（庄）」則指圈舍「散處各地，住民大率以耕稼、伐木、捕魚為業之地」。CE 1764年（清乾隆29年），余文儀修《臺灣府志》時稱八里坌為「街」，而滬尾為「庄」。而大約30年後滬尾則已稱「街」。只是當時滬尾人口仍不多，居民當漸漸以與船頭行業有關的人群為主。又「董事」為清代臺灣鄉職的一種，乃為輔佐總理、地保或街庄正而設，地位甚低，而總理則是地方自治團體的首席，這表示滬尾人口少、事務簡，當時僅是一「小街」而已，碑記由「董事」出面足矣。〕北方海灘／今原淡水沙崙海水浴場｝攻向淡水，當時劉銘傳已事先沉船巨石堵住淡水河口，並在沙崙海岸築堡壘據守，以防止法軍直接突入臺北城。而清軍在淡水守將臺灣總兵章高元、漳州總兵（正2品）孫開華領兵下力抗法軍，雙方往返衝殺死傷慘重（馬偕於淡水傳教診所提供醫療協助），最後法軍不支撤退，臺北滬尾之圍稍解，稱為「淡水大捷」，寫下臺灣島史第1次，也是唯一一次擊敗外患的光輝紀錄。而這時一艘日本單桅砲船「天城」（あまじょう／Amaki／Amagio）號正停泊港外觀戰〔8月29日，由上海赴馬尾觀察清法海戰。9月1日，登陸馬尾訪問，並追隨法艦至香港。10月5日，隨法艦抵淡水、7日至基隆，訪問法工兵上尉霞飛（依法方資料，霞飛是在CE 1885年2月底才抵基隆，因此有可能係後來編者穿鑿附會所成。之後出任第1次世界大戰法陸軍總司令，官至元帥），再經淡水、廈門、日南、馬祖觀戰。時任日艦隊參謀長之伊東祐亨，也曾至福州觀戰。他2人目睹孤拔如何以偷襲戰術，擊潰大清南洋艦隊〕，該小砲船船長即為東鄉平八郎少校（Captain Heikachiro Togo、とうごうへいはちろう／CE 1905年，東鄉在日俄戰爭出任「日本聯合艦隊總司令」，擊潰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升大將）。10年後，東鄉與伊東聯手以同樣戰術，在甲午戰爭黃海大戰中殲滅大清北洋艦隊，而東鄉即為立下大功之浪速號艦長。23日子夜起，法軍轉而對臺灣實行海上封鎖

10月12日（農曆8月24日），淡水僑眷〔包括馬偕家眷及黎約翰牧師（Rev. John Jamieson／1883-1891在臺，過世於淡水／曾因其師母在通信中表達對馬偕之不同觀點，而引發加拿大和臺灣2地間的嚴重爭議，史稱「黎約翰事件」）夫婦〕已登「福建輪」（Fokien），乃離港往香港避難。同日，劉銘傳上呈〈敵攻滬尾血戰勝摺〉（11月11日刊於《京報》）。10月21日，馬偕牧師才搭「福建輪」赴港。CE 1885年4月19日（4月15日，孤拔解除對福爾摩沙之封鎖），搭「海龍號」返抵淡水

10月17日，法艦砲擊高雄，當晚軍方即令旗山燈塔熄燈（CE 1884年10月26日，安平燈塔熄燈。CE 1884年12月1日，鵝鑾鼻燈塔熄燈。英輪船S S Amatista於CE 1885年4月15日帶來停戰消息。旗山燈塔CE 1885年4月27日復燈、安平燈塔CE 1885年4月28日復燈、鵝鑾鼻燈塔CE 1885年5月1日復燈）

10月20日，孤拔中將自基隆發出「封鎖宣告」：「自1884年10月23日起，從南岬（Cap Sud，鵝鸞鼻，北緯21度50分，東經118度32分），經過西部及北部海岸，以迄烏石鼻（Pointe Dome，北緯24度30分，東經119度35分），所有臺灣各港埠、海灣，都處在法國海軍封鎖狀態下。一切友好國及中立國船艦應於3天內裝載完畢，並退出各封鎖區。」同時，清廷准劉銘傳奏，妥速籌辦臺灣-福建海線及臺北-基隆電線，由臺紳林維源等捐餉（當時臺灣僅有丁日昌於CE 1877年10月舖設之旗後-府城-安平間的95華里長陸路電線）

10月23日午前，一隊臺灣沿海貿易船團（Coasting boats／早期臺灣各地因河流隔絕，陸路不方便，海岸港口往來貿易乃靠其互通有無。南部稱之倚邊船，中部曰溪船，北部名垵邊船。安平之溪泊船，北臺之紅頭船亦屬之）突然揚帆離開碼頭，但遭「杜蓋都音號」驅返

10月30日，「飛虎」（Feihoo）號砲船因違犯封鎖令，在安平被查扣，充作法軍在北臺之交通工具。CE 1885年2月，赫德派海關駐英代表金登幹（J. Ducan Campbell／1833-1907／CE 1873-1907年主持清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談判「飛虎號」緝私船歸還問題時，竟意外促成清法和議。CE 1885年4月4日，金登幹與法方代表畢樂（Albert Billot）在巴黎簽訂和議草約3條。4月6日，清廷批准，同日茹費禮內閣正式總辭

11月17日，「暖暖之役」由周玉謙團練為主，林朝棟、曹志忠支援防守，阻擋法軍連續3日的猛列進攻，使法軍無功退回

11月22日，法艦封鎖範圍由10月23日之臺島近岸，擴大為臺灣沿岸（不含東部）5浬

11月26日，英國正式承認清法交戰，從此拒絕法船在香港取得補給品

11月，臺北府城竣工（CE 1882年元月開工，CE 1882年建城牆，分巡臺灣兵備道劉璈推動，臺北府知府陳星聚承辦），臺北府知府乃遷往臺北（原暫駐竹塹），德約翰稱之「新建城牆之市」（the new walled city）

12月4日，日本趁清法戰爭（中法戰爭）之際，發動第1次征韓（親日派開化黨人金玉均引日軍攻入王宮，後來清兵擊敗日軍及開化黨，救回朝鮮國王，史稱「甲申政變」）。CE 1885年4月18日，李鴻章和伊藤博文乃簽訂《中日天津條約》，約定朝鮮為清、日共管，為日後甲午戰爭埋下定時炸彈

12月29日上午10時，舉行在地洋人、「金龜子號」水兵、淡水地方人士之划船賽、水上射鴨賽。同時，「威利號」載運銘軍600人暨餉械，在卑南登陸

劉銘傳授命臺灣知縣沈受謙拆毀赤崁城基地上之荷蘭建築，以杜絕法國侵臺藉口。至此，赤崁城乃成為歷史。戰後，遷建引心書院於赤崁樓基礎上，改稱「蓬壺書院」，另建文昌閣、海神廟、五子祠、大士殿。今僅存蓬壺書院門廳、文昌閣、海神廟（正廳門楣懸掛「赤崁樓」牌匾，以及一幅CE 1930年代小早川篤四郎之〈赤崁夕照圖〉）

巴克禮牧師成立全臺灣第1間印刷所「聚珍堂」〔俗稱「新樓書房」，今之「臺灣教會公報社」前身／CE 1881年9月2日，巴克禮第1次休假回英國。10月17日，從淡水乘船離臺。11月30日，抵達倫敦，在格拉斯哥的艾爾科希印（Messrs. Aids and Coghill）刷廠廠實習檢字及排版等印刷技術。CE 1884年元月6日，假期屆滿抵臺，開始在新樓北角之房間組裝由馬雅各醫生提供的英國小型印刷設備（CE 1880年6月運至府城，存放於府城亭仔腳禮拜堂後方／包括印刷機、排字架及鉛字共11箱）。CE 1884年5月24日，第1次以印刷機開始印刷工作（第1位印刷工蘇沙）。後因清法戰爭延至CE 1885年7月12日才出刊第1期（創刊號只有1張4個版面，第2期起增為8個版面╱以清光緒11年6月紀年）。CE 1885年年8月26日，臺南教士會決議派巴克禮牧師主持《臺灣府城教會報》。它是臺灣第1個大眾傳播媒體，也是臺灣第1份月報型式之報紙，更是發行至今歷史最悠久的刊物（已有135年）〕

中法戰爭戰場延伸至臺灣，德約翰擔任《孖剌西報》〔Hongkong Daily Press是香港第1份商業性英文日報／早報，CE 1857年10月1日由美國人賴登（George M. Ryden）創辦〕通訊員，紀錄了法軍封鎖臺灣之真實情況，並將其收錄成《北臺封鎖記》〔原民文化，2002／修訂版《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戰爭臺灣外記》（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85），陳政三 譯，五南，2015〕一書

李庥牧師曾在新樓校區引進草地木球（Carpet Ball），而之後演變成網球場，其第1場網球賽於CE 1884年元月21日舉辦

日本海軍翻印由英國皇家海軍上校Richard Collinson所測繪的〈澎湖群島海圖〉（Pescadore Islands），其中東吉嶼稱之East Island（東島），西吉嶼稱之Pe Ting（筆錠島），東、西嶼坪則稱之Reef Island（石礁島）

 

CE 1885年：（清光緒11年／日明治18年）

元月2日，馬偕牧師投書《多倫多環球報》（The Toronto Globe）抱怨法艦封鎖，使他歸不得淡水

元月6日，綽號「西風」之法國「非洲兵團」共917人抵基隆，成員皆罪犯或亡命之徒。同日，清總稅務司赫德電令海關駐英代表赴巴黎協商安平關被擄緝私船「飛虎號」歸還事宜（6月3日，法軍於媽宮釋放「飛虎號」），兼探合議可能性

元月10日～11日，法軍分4路攻打基隆東南方紅淡山（媽祖婆山／Majuba hill）區清軍陣地，無功而返，稱之「鳥嘴峰之戰」〔鳥嘴峰為紅淡山西邊高地，法軍稱齒型高地（La Dent）〕。法方17人陣亡，34人受傷，清兵死傷不詳（這是一場莫名其妙之戰爭，由12名剛抵基隆之非洲兵團士兵，因打賭「摸哨奪旗」而意外引發）

元月20日，法國千名外籍兵團抵基隆

元月25日～2月1日，法軍投入1,900名兵力，發動第1次「月眉山區攻防戰」（元月，清軍在月眉山開闢了一條長達600公尺之壕溝，由於遠望山頂平坦，故被法軍稱為「桌山」。防禦陣線後方集結幾個營的兵力，有米倉、彈藥庫、被服庫等。3月4日，法軍猛烈攻擊，佔領這個陣地，將清軍逼到基隆河谷），以游擊縱隊進攻守軍之環港長牆防堵陣戰術（600公尺長壕溝）

元月，燈塔員喬治•泰勒調升為燈塔看守長（A級主任燈塔員）

2月11日，法海軍部長電孤拔，基隆法軍將於4月間撤離，但須守密以免影響議和談判，並強調應佔領基隆煤礦

3月2-3日，副將聶士成抵臺北府（元月28日，率淮勇850人抵卑南）

3月4-7日，法軍投入1,280名兵力，發動第2次「月眉山區攻防戰」，法以「流動縱隊」對抗清軍之固守長牆、堡壘戰術，結果清軍（7日）撤至基隆河南岸之暖暖、五堵，而法軍達成佔領煤礦區之戰略目標〔法軍接收後建立堡壘，並配置2門80mm山砲與兩個中隊，並取名為「桌山砲臺」（Fort La Table）〕

3月5日，法軍從過港山（四腳亭砲臺對面）攻下四腳亭砲臺，再直攻月眉山。6日，法軍因為死傷過多，運送傷兵到三沙灣及二沙灣之醫院，由於時間過長，來不及再進攻紅淡山，因此這一天的戰事，只有四腳亭大坑埔山上的清軍碉堡爭奪戰，但法軍輸了！7日，法軍一大早強攻前一天輸掉之大坑埔山的碉堡，並很快佔領了碉堡。而另一支法軍在月眉山前放下背包分成兩隊，一隊拿著竹梯，沿著山頂往紅淡山進攻，另一隊則走下山谷，沿著現在的月眉路往南進攻。傍晚，法軍佔領了過港到瑞芳之間基隆河以北的整個地區

3月4日，欽差大臣楊岳斌（湘軍老將）試圖從鹿港登陸，但因迷霧大風，回輪暫泊金門。7日，由卑南上岸。5月1日，抵竹塹。4日，抵臺北府。6日，訪滬尾。8日，返臺北府。5月13日，楊岳斌率軍進駐六堵前線

3月5日下午，淡水舉行英兵武術表演、丟擲砲彈頭、騎人打仗、拔河比賽等苦中作樂活動

3月28日，由於法軍困於基隆未能佔領臺北，為需要更好談判之擔保品，於是法國艦隊會合於安平外海。29日，在澎湖發動攻擊〔上午8時，守軍棄守南砲臺（Fort du Sud／Fort Dutch紅毛砲臺／蛇頭山砲臺）、四角嶼砲臺（Fort I. Plate）、測天島砲臺（Batterie／小垵嶼砲臺），而北砲臺（Fort du Nord／金龜頭砲臺）、穹窖砲臺（法軍地圖標b堡）、媽宮露天砲臺（c堡）持續比抗。下午5時，運輸船Annamite號搭載Lange少校在圓頂灣（墓碑峰Tomb Peak、嵵裡澳，今嵵裡）登陸，紮營紗帽山附近。30日早上，推進至鎖管港。31日8時半，法軍第2批部隊登陸雙頭跨（今澎湖縣馬公市興仁里附近），與鎖管港（Siou-koui-kang／今鎖港）附近法軍會合、從石泉北攻，守軍乃四散逃逸，相繼搭帆船逃至臺灣。下午4時20分，2軍於Amo村（暗澳，今文澳）會師。下午5時15分，法軍開進媽宮，夜宿清軍營舍／在東北季風暫歇之3月底，5天不到時間即拿下澎湖群島／法軍因霍亂亡900多人，伊能嘉矩〕。4月3日，佔領澎湖。但雙方相安無事，歐洲人完全沒有進行迫害，中國人也完全沒有想過要報復，且孤拔將軍開始深受澎湖人民敬愛

4月2日，德約翰Dodd在板球場（今淡水高爾夫球場）舉行運動大會，最後壓軸的是在400碼之跑道上賽小馬（pony）與驢子（donkey），如此「臺灣賽馬史」躍然紙上（《北臺封鎖記》）

4月10日，以石頭、竹子搭架之跨河簡易竹排（防禦）便橋，自北岸領港人村一直延伸到河口南岸之沙岬，終於完工，惟法國艦隊對於該架橋的進行，毫無反應。18日，部分因連日豪雨而被沖垮。23日，「愛麗絲號」因拖救反被風浪吹至白沙岬，遭劫掠一空

4月15日，孤拔解除對福爾摩沙之封鎖（北部迄16日方接到通知，於該日解除北臺封鎖）。但持續之霍亂與熱病疫情使法軍傷亡慘重，中、法政府乃展開外交談判且達成停戰協議〔由法國當局及清廷代表金登幹（James Duncan Campbell、詹姆斯•鄧肯•坎貝爾，一名服務於中國海關之蘇格蘭人）在巴黎協商與簽訂的／之前3月23-30日，馮子材、王孝棋於北越諒山（29日）、鎮南關之役重挫法陸軍，導致3月31日茹費禮（Jules Ferry）內閣辭職垮臺，亦促使合議加速進行，以及解除封鎖臺灣，避居香港之馬偕返回淡水，遷居淡水之德約翰回到大稻埕〕

4月21日下午1時，「金龜子號」穿過竹橋出口、沉港石船、水底佈雷區，終於越過沙洲，航向香港

5月13日，全權大臣李鴻章與法公使巴德諾（Jules Patenotre）在天津開始談判

5月17日，馬偕封立位全臺最早之本土牧師：嚴清華、陳火(陳榮輝)，這之後才有牧師牧會，而且每個月在淡水有4位牧師開會：馬偕、吳威廉、嚴清華、陳火，討論宣教事務

6月9日，清法於天津正式簽訂《中法和約／中法會訂越南條約10款》，中國承認法國對安南之統治權（保護國／宗主國）、與清邊境通商之權、修築且投資2國邊境鐵路之權，而清廷僅僅不賠償法國軍費、收回戰爭期失陷之基澎。孫逸仙於自傳云：「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

6月11日，孤拔病逝於澎湖媽宮（現澎湖縣馬公市）「貝亞德」（巴亞、巴亞爾、Bayard）號旗艦上〔8月28日，在巴黎舉行國葬。9月1日，安葬故鄉阿貝比拉（阿布維爾／Abbeville）。衣冠塚原設澎湖媽宮城北、中正國小旁（尚有紀念碑），後移葬基隆市法軍公墓，CE 1910年日人曾出資修復，並豎立一新方尖碑〕，因而使得法國海軍於6月21日，5艘法艦（馬偕記錄8艘）從基隆要塞撤退至馬達加斯加，淡水英國領事館則派遣皮特遜巡查（Constable P. W. Peterson）赴基隆處理相關清點事宜。7月22日，法軍依約撤出澎湖，共釋放戰俘880名。8月4日，完全撤離澎湖

6月17日（農曆5月5日），孫開華將軍特別指示，在淡水碼頭附近水面舉行龍舟賽決賽，而往年扒龍船都在艋舺與大稻埕間之淡水河舉行，而臺灣北部扒龍船在清法戰爭之前其實就已開始，俗諺：「西仔反後在滬尾，提督叫眾龍船去彼扒，第一會扒是洲尾，贏過十三庄頭家」（洲尾，即洲尾庄，今臺北市內湖區新明路附近，與松山老街隔基隆河相對）。18日（農曆5月6日），舉行淡水落鼻祖師（今淡水清水巖，又稱淡水祖師廟，而當時淡水並無建造祖師廟，應是挑夫苦力聚集之蕭府王爺廟）大拜拜之繞境儀式，孫軍門獻金800元謝神，並奏請光緒帝御賜「攻資拯濟」匾額（日治時期經官府協調，由艋舺祖師廟與淡水祖師廟2廟輪流奉祀清水祖師神像及敕額／農曆2月初1日從艋舺清水巖移至淡水）

6月20日，記名提督蘇得勝率兵進入基隆會晤李士卑斯，辦理交接事宜。21日，法軍由月眉山開始撤退。上午9時，「剌嘉理順尼亞」（加里松尼爾、La Galissonnière）號發出21響禮砲，法國三色旗降下，法攻臺陸上司令迪舍納（杜奇尼、Jacques Duchesne／CE 1884年12月15日抵基隆，前馬達加斯加之役及越南東京yuoc之役的英雄）上校最後登艦。下午2時，全部撤退完畢，只留「埃克雷勒」（偵察兵、Eclaireur）號處理善後

6月25日（農曆5月13日），大稻埕舉行霞海城隍生日祭典（俗稱「迎城隍」），萬頭鑽動

6月30日，馬偕牧師家眷與黎約翰牧師夫婦，搭Amatista輪（總稅務司赫德於CE 1886年9月11日購買Amatista，並命名為「併徵、Ping Ching」）由香港返抵淡水

6月，加拿大籍牧師馬偕博士訪問噶瑪蘭地區，並特別至南方澳並翻越小山陵（宜蘭縣蘇澳鎮新化巷南仙宮後山）至猴猴仔（鉤猴仔／Kau-Kau-a）社訪問，根據馬偕牧師的資料顯示，猴猴族原本居住於泰雅族南澳群的地域（南方澳一帶之猴猴高地），直到CE 1850 年代有一次兩族為了細故（以狗肉混充鹿肉）發生嫌隙，猴猴族才倉皇逃離，前往蘇澳北方3英里的地方｛武荖坑溪下游北岸海岸沙丘西面／今蘇澳鎮頂寮里及龍德里╱猴猴社區／猴猴田寮／利澤簡〔利澤簡堡猴猴庄，《臺灣堡圖》（明治版），1904〕之海濱，馬賽〔武荖坑溪下游南岸／範圍大致包括宜蘭縣蘇澳鎮存仁里西北端、永榮里不含東南端及西南端、龍德里東部、新城里東北端凸出部分／清朝治理臺灣末期，馬賽地區為一街庄，稱為「馬賽庄」，隸屬於利澤簡堡。該庄東與功勞埔庄為鄰，南與隘丁庄為鄰，西邊為新城庄，西北邊為隆恩庄，北邊為猴猴庄。CE 1901年（日明治34年）11月，該庄隸屬於宜蘭廳，編入第13區。CE 1905年（日明治38年）7月，該區改名為「利澤簡區」。CE 1920年（日大正9年），該庄改制為「馬賽」大字，隸屬於臺北州蘇澳郡蘇澳庄（CE 1933年，蘇澳庄升格為蘇澳街）〕為猴猴族捕魚打獵之地（波越重之）／東勢16社｝，但是不幸在那裡遇到瘧疾的襲擊。因此這些猴猴社民再度遷徙，前往現在的南方澳海邊，建立村社直到當時。此外，在CE 19世紀末，馬偕牧師接觸到的猴猴族人只剩下11戶，估計所有人數應該不會超過100人，而且大部分人居住在南方澳地區，因而成為馬偕時代南方澳教會〔以「馬偕教會」之名紀念馬偕牧師父親（George Mackay，1799-1884），設教日期是CE 1883年8月17日，建築樣式為磚石造洋式瓦屋〕會員的骨幹。CE 1896年10月間，伊能嘉矩訪問猴猴社｛17世紀中葉以前，猴猴人被泰雅人稱為Mək-qaolin人，原定居花蓮立霧溪中下游及支流流域；CE 1710-1730年間開始遷徙，CE 1730-1740年間起居住於南方澳西北方的猴猴高地達百年，他們與噶瑪蘭人的語言、風習迥異，除貨物交換外並無來往；CE 1840-1850年間因與泰雅族衝突，被迫遷往武荖坑溪下游濱海沙丘建聚落，但維持不到2、30 年；CE 1860-1880年間因水土適應不良（口碑記載，有受漢人欺凌壓迫之族群因素，土地貧瘠、無田可耕之經濟因素，以及疾病流行之生活適應因素，應該是兼而有之）遷回南方澳猴猴鼻（今內埤漁港），在此待了30多年；CE 1910年前後，土地被日本人征收建南方澳港，遂遷往東澳、南澳，主要在今蘇澳鎮朝陽里〔浪速／那娘仔崎，朝陽里北側山後順著山脊而上，至舊廢棄公路或更上方之古道以通東澳之一條便道捷徑。大正年間，浪速海岸為運送樟腦而繁忙，形成一小聚落，「酒保」賣些日用百貨，挑貨進出者都走此徑，故亦稱「酒堡崎」，但究係何時所闢，已無從考查。然清代為便於運米糧、軍械之輪車或開墾用之牛隻、牛車、墾具等重物通行，就必須繞過「大彎」之溪谷，方能平緩地下至大南澳。從大正4年2月及大正7年2月製版之大南澳地圖中，繞過烏石鼻駐在所開始下坡後，便直下浪速。而繞過大彎出南澳街上之古道並未繪出，可見此段古道已沒入荒草間（更證實繞過大彎出南澳街上之古道係清官路），而便道「那娘仔崎」即成為蘇花臨海道路開通前（大正5年6月）之交通要道。日治時期，大部分南澳村民仍以步行方式，由朝陽「那娘仔崎」上至蘇花臨海道路後，便沿公路走到東澳，而上方之清代古道也幾乎乏人問津。到了公路115.6K附近，再沿著「東澳崎」下至「東澳底」（約在今北迴鐵路南澳隧道北口附近／東澳最早移民都住這一帶，而今東澳街上之住家，是蘇花公路開通後才逐漸聚居）。尚有一「南澳越嶺路」是由南澳大彎八仙宮之後山沿大彎溪上攀，越過竹仔嶺，在830公尺山峰右側（海拔約700公尺處）取西北向而下，再順溪谷右下至東澳的幸福水泥廠圓柱形大水槽附近出東澳。最後由東澳嶺鞍部翻越，經圳頭坑、永樂里下至白米甕出蘇澳街上〕。〈族群、歷史與地域：噶瑪蘭人的歷史變遷〉，詹素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p.103、104、106／猴猴人於CE 1730-1740年代因受太魯閣人壓迫（《臺灣地名研究》安倍明義，1938，p.128-129），從立霧溪口向北遷入和平溪，不久繼受南澳泰雅人壓迫而北遷大南澳、東澳〔最後約於CE 1750-1760年代抵南方澳，留下猴猴坑（水野遵稱之「大陂村」）、猴猴坑溪、猴猴鼻等地名〕。而再遷入宜蘭平原武荖坑溪口的時間當不晚於CE 1797年，或許猴猴人可能早在CE 1750-1760年代即已遷抵武荖坑溪口，因此在噶瑪蘭廳設治前的1807年，猴猴人已在武荖坑溪口建立新的聚落。之後嗣於CE 1830-1850年間回遷南方澳，直到CE 1921年因南方澳建設漁港而四散（東澳、南澳、花蓮新城）。《臺灣史研究》〈清代宜蘭猴猴人遷徙與社會文化的考察〉，第19卷第1期，李信成，p.29-85，2012/03，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CE 1850-1860年代，猴猴人自稱噶瑪蘭人，而噶瑪蘭人未以異族視之，卻視共同居住更久之哆囉美遠人及里腦人為異族／住屋則近似漢人，既非墩上也非樁上屋，竹為結構覆茅草為頂，室內無傢俱僅一木板為全家人之床，有一石灶｝

由於二崙（Ji-lun╱今屏東縣竹田鄉二崙村）當地客家庄族群間之利益糾葛，致使信徒在聚集禮拜時常遭阻礙，臺南教士會於是派巴克禮牧師前往處理。7月1日，巴克禮牧師抵二崙。2日（禮拜日）上午聚會時，數10名民眾包圍教堂侮辱信徒，並以糞便潑得巴克禮全身，他卻溫和的對暴徒說：「真可惜，糞肥為田園所需，您們浪費了好水肥。」（《臺灣教會公報》，3118期，p. 22-23），史稱「二崙事件」

9月7日（農曆7月29日），劉銘傳上奏〈條陳臺澎善後事宜摺〉，以設防務、籌軍政、理賦稅、撫生番等4事為治臺急務（「不可緩著」之4件大事）

9月11日（農曆8月3日），清廷命閩浙總督楊昌濬（1884-1888，左宗棠愛將／清法戰後在建省、推動臺灣各項建設上，大力支持劉銘傳）兼署福建巡撫，劉銘傳專辦臺灣善後事宜。李彤恩著即驅逐回籍，不准逗留臺灣，而朱守謨著即革職，永不敘用（劉銘傳在CE 1885年2月〈奏參朱守謨片〉中，將謊報淡水即將失守，造成基隆撤守之罪硬加其上。之後於CE 1886年3月上呈〈奏留李彤恩片〉，並獲廷諭同意所請）

秋季，得忌利士洋行（the Douglas Lapraik Steamship Company）所屬之「海龍」（Hailoong／the see dragon）號小汽船，開始在法樂（John Farrow）船長指揮下，定期航行大陸臺灣之間，是第1艘維持較久、定期往來2岸之交通船。航線從香港、汕頭、廈門，航至淡水、府城、打狗；再由打狗直奔廈門，然後汕頭、香港（CE 1872年5月起每2週來淡水載運茶葉）

9月24日，涂為霖（Rev. William Thow／CE 1880年11月20日抵臺灣，CE 1894年6月24日於臺南逝世）牧師、傳道人李主忠〔至後山璞石閣（玉里）迪階教堂服務〕及傳道人李松（至成廣澳／蟳管澳服務）近20人，開始從臺南府城經新開闢之三條崙•卑南古道至後山

10月2日，涂為霖牧師才走到糞箕湖（射寮），6日抵寶桑（臺東市）

10月12日（農曆9月5日），慈禧太后依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會同議奏之結果，頒詔決定正式將臺灣建省（因福建與臺灣仍有相當密切的行政體系關係，因此臺灣省的正式名稱仍為「福建臺灣省」，管轄原福建省的臺灣府和臺北府／臺灣建省早在乾隆2年，內閣大學士兼禮部侍郎吳金，鑑於巡臺御史的功能不彰，建議朝廷設臺灣巡撫以統轄文武，方能裨益於海疆重地），劉銘傳（CE 1884年10月29日／清光緒10年9月11日，接任福建巡撫。CE 1885年8月3日／清光緒11年6月23日，卸任）為第1任福建臺灣巡撫，省城初定於橋孜圖／橋仔圖〔CE 1886年11月15日（清光緒12年10月20日），奏定／即下橋頭，今臺中市南區／因與原臺灣道劉璈不合，臺中省城直到CE1890（1889？）年才動工修建（臺灣知府則暫駐彰化城），由臺灣知縣黃承乙監造，士紳吳鸞旂（與林獻堂之父林文欽為表兄弟）為總理，林朝棟督勇築城垣。府城是一有8個門和4個樓之八卦城，CE 1891年（清光緒17年）後劉銘傳離開臺灣時還未完工，繼任之邵友濂為減輕財務乃宣布停工而荒廢。日治時期遭拆除，僅餘大北門上之明遠樓，臺中公園落成時移至公園內，初名「觀月亭」。CE 1894年（清光緒20年）整修後改稱「望月亭」，同年省會改遷臺北〕，而劉銘傳初期辦公處所則設在淡水縣署內。CE 1887年（清光緒13年8月1日）9月17日，臺灣正式建省（官莊銀是歸官之產業，今日撥歸臺用）。CE 1888年3月3日（清光緒14年元月21日），臺灣與福建正式分治（福建臺灣巡撫當日正式開印）

11月，劉銘傳命令記名總兵劉朝祜帶領親兵百人，會同在地仕紳候選縣丞李秉鈞、訓導劉廷玉，對「北路」內山屈尺總頭目馬來號驚桀（馬來巴卡）招撫成功，每月發給口糧銀6兩（當淮軍正勇每月軍餉4兩2錢），惟須親至淡水縣署（今臺北市武昌街一段14號／臺灣省城隍廟）領取。同時，再派劉朝祜督帶張李成土勇一營，趁此冬季開通屈尺往林望眼社之道路，又於12月完成一條石碇通往宜蘭的道路

11月，開闢從新店至屈尺，再到雙溪口之道路，沿途未穿越新店溪，也不需坐船擺渡〔CE 1881年（清光緒7年）《新店市志》記載，從秀朗橋以上至廣興之新店溪本流共9個渡口：挖仔渡（大坪林渡）、新店渡、直潭渡、小粗坑渡、灣潭渡、塗潭渡、礦窟渡、小坑渡、廣興渡〕，路徑很可能與今日的新烏路高度重疊。又開鑿從雙溪口出發，渡過北勢溪直上大桶山，路徑由今日桂山路入山，然後穿越大桶山、烏來山直趨小藔。之後，再開闢從小藔渡過南勢溪，接上今加九寮步道，並直趨上山接上今加九寮-美鹿山步道，抵達內枋山社的道路。以上3條是劉銘傳招撫8社總頭目馬來巴卡後，最具體之開山撫番成果

12月1日（農曆10月25日），巡撫劉銘傳上奏〈撤留勇營綜計款目請撥餉需摺〉：「副將張兆連統帶楚軍2營、土勇1營，分防埤南後山一帶；署臺灣鎮總兵章高元統帶礮勇1營、練兵2營，分防嘉義、埔裏社一帶」

CE 1884年清法戰爭為臺灣建省之契機，而今年第1任臺灣巡撫劉銘傳，在醇親王奕譞還奧援下，獲得臺灣稅收3年免上繳之恩典，亦即每年約有200萬兩官銀，可做為建設臺灣之資金

於臺北大稻埕6館街創立西學堂，聘請張爾城為總監，英國人轄治臣Hating、丹麥人布茂林Pumollin教授外語，又聘請中國教習4名，分受經史子集。學生由上午11時至下午5時學西學，早晚則由漢教習督課國文。CE 1890年，遷至臺北城內登瀛書院西畔。CE 1892年，遭邵友濂裁撤

建省前，新北市三峽區實為北部伐樟焗腦之大本營，但建省之後，卻被新店、烏來一舉超越，其伐樟地點遠溯南勢溪上游、海拔約1千公尺之林望眼社（茶墾），成為今日新北市於清代開山撫番政策的最前線。CE 1889年（光緒15年），漢人大舉開墾紫薇坑、大寮地，但CE 1892年已經荒廢，越3年日人領臺已成為泰雅族獵場，可知三峽泰雅族之強悍

今年之後，有2個因素促成樟腦出口之大幅增加，其一是劉銘傳來臺籌備建省，在理番政策上較成功（CE 1885年以前「番害」嚴重），解決了生產面的問題。其二是西方工業國家開始採用樟腦為製造煙火、賽璐珞（celluloid）、無煙火藥等之原料，價格暴漲，刺激了臺灣樟腦的增產與出口

購郵輪3艘，命名為「飛捷」、「威利」、「萬年清」，行駛於中國各港口與臺灣之間，業務稱盛。CE 1886年，又購汽輪2艘，命名為「斯美」、「駕時」，往來於上海、香港、新加坡、西貢、呂宋之間

 

CE 1886年：（清光緒12年）

元月19日，余饒理Ede宣教士（自臺灣府出發）抵達嘉義。20日，原希望抵達茄苳仔（Ka-táng-á／今雲林縣西螺鎮茄冬）之禮拜堂，但因疲憊乃夜宿他里霧（今雲林縣斗南鎮）。21日，朝西北向鹿港前進，夜宿寶斗仔（Pó-táu-á／今彰化縣北斗鎮北斗）。22日星期六，中午抵鹿港，後往彰化城，晚間抵大社（臺中市神岡區大社里，全村皆姓潘／巴則海Pazeh平埔族）。24日，動身前往內社（今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潭），但因大雨而折返。25日下午，前往葫蘆墩（今臺中市豐原區）。26日，前往草鞋墩（今南投縣草屯鎮），之後經由新開闢道路往埔社。27日，晚間抵烏牛欄（本意為「番茄產地」／今南投縣埔里鎮鐵山里、愛蘭里）禮拜堂。30日，早上帶領禮拜式，下午至牛睏山（今埔里鎮牛眠里，山形似臥牛）禮拜堂舉行禮拜式。晚間又到大湳村（Toa-lam／今埔里鎮大湳里）禮拜堂。2月4日，抵日月潭水社（今魚池鄉水社村）。5日，抵斗六禮拜堂。7日，前往茄苳仔。9日，抵嘉義城。10日，前往岩前（今臺南市白河區白河區仙草里岩前）禮拜堂，續往關仔嶺（今南市白河區關子嶺），黃昏時抵達吉貝耍（臺南市東山區東河里）。11日，往新庄（今朴子市新莊）。12日，往樸仔腳（嘉義縣朴子市朴子），後朝西抵東石（今嘉義縣東石鄉東石），之後抵牛挑灣（今嘉義縣朴子市牛挑灣）禮拜堂，遇見涂為霖Thow牧師。13日，主持禮拜。14日，經過鹽水港（今臺南市鹽水區鹽水）短暫停留後抵傳教團所在地

元月，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完成最初之撫番成果，即開通一條從石碇通往宜蘭的道路〔CE 1885年11月25日（光緒11年10月19日），馬來8社總頭目馬來就撫／CE 1886年5月21日（光緒12年4月18日），發奏摺上報北京道路完工〕，具體路程為平林尾（坪林區坪林里）—樟谷坑（水德里）—摩璧潭（水德里）—倒吊子（石嶆里）—四堵（石嶆里）—石牌（石嶆里）—十一股溪（頭城鎮二城里）—白石橋（礁溪鄉白雲村）—礁溪（大義村），但此清末稱淡蘭便道〔木馬路，日治稱陸軍道、跑馬路，今稱「跑馬古道」／淡蘭古道最直之南路南線（南路為茶商積極推促官方於CE 1885年所闢之便道，以六張犁為起點，經深坑、石碇、坪林到礁溪，是路程最短、最符合經濟效益的路線。直到CE 1924年臺北宜蘭間之鐵路全線通車及戰後北宜公路的開闢，古道才漸漸式微，轉變為山友的健行步道），經古亭、景美、新店、石碇，坪林、跑馬古道下礁溪，由於CE 1905年3月11日「屈尺至烏來隘勇線」，以及10月20日「深坑廳屈尺宜蘭廳叭哩沙隘勇線」才完工，使得要過CE 1905年之後，淡蘭古道才可能有漢人敢正常穿越通行！／淡蘭古道是清代淡水廳（今臺北）到噶瑪蘭廳（宜蘭）之間的經濟及交通要道，因18世紀漢人大量往東移民開墾，逐漸發展出北路官道、中路民道與南路茶道的系統。最先發展之北路官道以瑞芳為起點，經三貂嶺、頂雙溪、貢寮至宜蘭大里、石城，為軍事防守、傳遞公文的要道。中路民道以暖暖為起點，經平溪、雙溪到宜蘭外澳，是先民為生存而耕山開闢之生活民道，承載著從拓墾到族群衝突的庶民記憶〕之道路竟未繪於地圖上〔其實烏來有4條（越嶺）道路，第1條沿桶後溪至烘爐山、抵達宜蘭，即是桶後越嶺道。第2條沿南勢溪先至信賢、後至福山，抵達桃園，即是福巴越嶺道。第3條自孝義出發，南下沿阿玉溪溯行，翻越阿玉山後抵宜蘭（此道清代文獻從未出現，卻被繪於CE 1908年8月調製之《北蕃圖—第5號大豹社》，伊能嘉矩蒐集／哈盆越嶺道？）第4條自龜山沿加九寮溪，翻越嶺線後順大豹溪支流熊空溪，而下抵熊空，此條為清末撫番道路〕

2月16日，記名總兵劉朝祐率所部4營，滬尾水師守備張廣居率1營，共40隊進兵大嵙崁相機援剿（清廷建省後，第1次三角湧開山撫番戰爭／1886.02-03）。18日，記名提督唐仁元於南雅防守泰雅族人，張廣居、尤福聚左右夾擊，大嵙崁東北13社總頭目馬來猶力（Maray Yuri／三峽大豹群頭目）率眾歸順（若是和解可得好處）。但竹頭角（Sinazi／今桃園市復興區長興里卡拉部落）、馬里闊丸2社仍堅持抵抗。之後，以大砲遙擊竹頭角社乃降。3月8日，劉銘傳親自督軍進攻馬里闊丸社，頭目Yuming Kutu奇襲失敗。10日，竹頭角社、猫裏翁（新竹縣關西鎮）社請降。11日，馬里闊丸各社邀集馬武督諸社至（鹽）菜甕（咸菜硼）投降（竹頭角、馬里闊丸之戰）。隨後劉銘傳宣稱，從三角湧（大埧、梭落社／這是官府勢力第1次深入大豹溪流域）到鹹菜甕、毗連大湖（苗栗縣大湖鎮）之生番一律招撫，5月北京方面就予有功官員敘賞。又唐仁元從外污來（復興區義盛里）出發開路，經內污來直達竹加山社（高義里），再延伸至拏簡鶴（華陵里），最後抵加九岸社（今三光）

2月，閩浙總督楊昌濬乘「富美輪」至澎湖巡視海口，再到基隆，並探視眼疾病假中之劉銘傳以磋商分省

農曆3月，三角湧及屈尺撫墾分局報告有墾民被殺。後山群（Mkgogan）與屈尺群〔Tranan、Taranan，Mstranan／tranan是tramn，即kita raral之訛轉（誤用），為「以前看過」之意，而冠上接頭詞s，成為表示其所在之詞，再加上接頭詞m，成為指稱居住在該地的眾人之詞（即部族名），漢文譯為「塔拉南」、「大能蘭」、「大羅蘭」／祖先離開賓斯布干（Pinsbukan／祖先誕生之地／今南投縣仁愛鄉發祥村）之地尋求可移住的地方時，其頭目亞維•布納先動身來到現在之「李茂岸監督所」的對岸，之後向北、向東擴張出去。早在CE 1740年（清乾隆5年），已到達臺北新店一帶活動，時間比口傳歷史之CE 1786-1798年間，更提前46-58年〕互有聯姻，但屈尺頭目Watan Temu（瓦丹帶麼）則指稱是Mkgogan群之Tkasan〔竹加山（頭目燮促‧貝阜Syat Pehu）／校椅欄／塔卡散／下蘇樂／日治時期（CE 1931年7月）已遷往今新北市烏來區之哈哎（哈盆、Hbun、Habun）及宜蘭縣大同鄉崙埤、松羅（シヨウラ、Siyoura／泰雅語Syoro／今松羅村）〕及Gogan（三光）社人「出草」殺害的，可見清軍已經某種程度在挑撥2群間的情感。劉銘傳乃命唐仁元從三角湧進兵，Tkasan、Sbunaw（雪霧鬧）、Piyaway（Piaway／比亞外、白阿歪）等3社頭目投降。清軍繼續進攻，三光頭目偕其他9社頭目也來降（Tkasan之戰）

5月，劉銘傳抵臺就任，提出「辦防、練兵、清賦、撫番」4大要務

5月，劉銘傳在北路之大嵙崁設「全臺撫墾總局」，自任撫墾大臣，林維源為幫辦大臣，兼官辦隘勇的團練大臣。而其事務辦理章程仍依「撫番開山善後章程21條」（CE 1878年福建巡撫丁日昌鎖定）調整，並以開路征剿為主，將理番與墾殖合為一體。CE 1887年，乃設「伐木局」

6月2日，甘為霖Campbell牧師及高長（Tiong）傳道師在高長陪伴下從大社出發。4日，抵東石（Teng-chioh，今嘉義縣東石鄉）前往澎湖馬公。6日（星期日）晚間，在媽宮港登陸，並第1次設傳教站。最先至南寮（Lam-liau，澎湖縣湖西鄉南寮村）村停留2天，也曾至大嶼（Great-Island）最北邊之赤崁（Chiah-kham，澎湖縣白沙鄉赤崁村）、鳥嶼（Bird Island，今吉貝嶼Kiat-poe-su）、員貝嶼（Wan-poe Island，今澎湖縣白沙鄉員貝村）、白沙嶼（Sand Island，澎湖縣白沙鄉鳥嶼村）及漁翁島上13個村落宣揚福音。之後甘為霖牧師在八罩嶼（今望安島）因生病而被送往廈門，10天後返回淡水，再到大社。此後，福爾摩沙南部各教會團結一心捐款150銀元（被認為是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自立之表現，而非由英國信徒出資），並選派傳道師黃深河（嘉義大溪厝人╱1829-1898）及神學校學生黃能傑（祖籍金門╱1853-1927╱孫黃彰輝為臺南神學院第1位臺灣人院長）駐點澎湖宣教（CE 1886年12月10日，抵馬公）

6月14日，在臺北設立「商務局」，以促進臺灣之對外貿易並強化臺灣與各地交通線的建立，乃訂購（林維源捐10萬元）斯美（Smith）、駕時（Cass）等8艘新式輪船與香港英商道格拉斯（Douglas）輪船公司競爭，也另開基隆港對外航線。更在臺北設立「電報總局」，由怡和洋行（CE 1842年渣甸洋行更名為怡和洋行。CE 1876年，在上海興建中國第1條鐵路吳淞鐵路）承建基隆經滬尾、臺北、臺南、安平之旱線（1,400餘華里，設基隆、臺北、新竹、彰化、嘉義、高雄等6個電報局），以及安平到澎湖（53華里）、滬尾到福州川石島間之海線（117華里，設滬尾、安平、旗後、媽宮等4局）的電報線，以強化臺灣人之市場即時情報

7月，劉銘傳設「臺灣鐵路總局」（倡議於丁日昌撫閩之時）

臺灣第1任巡撫劉銘傳裁撤理番同知而與招墾委員合併，改設立「撫墾局」，直隸屬巡撫，主要職責為配合防「番」專設之屯隘，及剿「番」的營汛兵勇，做綏撫生「番」之善後工作。並於全臺設置撫墾局，與臺灣豪紳大族合作招撫番社，不服者討伐。當時共設有大嵙崁、南勢角、埔里社、叭哩沙（羅東附近）、林埔（竹山）、蕃薯寮（旗山）、恆春、臺東等8個局，下各設數個分局，專辦撫墾事宜，且將全省番界分為北、中、南3大區（埔里以北至宜蘭、埔里以南至恆春、恆春臺東一帶）。又配合隘勇屯兵組織新制（全廢屯隘，但保留屯丁及屯隘之設備和財源，且參酌勇營制，創立隘勇制，直隸於巡撫。其主要任務是保護佃民安全以維持既成拓地，並負有開拓疆土、逢山開路之積極作用），北路直屬大嵙崁撫墾事務總辦指揮、中路受中路軍統領節制、宜蘭則受北路宜蘭營節制

8月間，比亞外社連殺隘勇21人。10月12日（清光緒12年農曆9月15日），劉銘傳令澎湖鎮總兵吳宏洛、提督朱煥明回防守候。15日，萬國本1營人馬又返回大嵙崁，之後派唐仁元進攻Gihin（Gihing、義興，今宜亨部落，桃園市復興區義盛里），但唐仁元戰死。17日，吳宏洛部隊在加飛（加輝／奎輝）社人嚮導下，經之前林維源從南雅修築之道路直入比亞外Piyaway社，而劉銘傳親率朱煥明、萬國本部隊由西部竹頭角前進，東路劉朝祐則自義興進攻，總計清軍約5,200人。Piyaway頭目Maray Smyaq（馬來詩眛）與後山群共16社於前山Gogan共同防禦，清軍吳宏洛卻鑿石開山。26日，逼迫Piyaway社，並下令殺頭目，但經義興社頭目（Msbtunux前山群／北大嵙崁群）連帶保證誓不殺人，才勉強同意不殺。11月28日，清軍收兵回大嵙崁（Piyaway之戰）

10月，臺灣奏准由通商委員浙江候補知府李彤恩、候補知府丁達意會同設立臺北府「腦務總局」，下轄北（大嵙崁／大溪，有雙溪／屈尺、三角湧／三峽、南庄／新竹3分局）、中（彰化，有大湖、卓蘭、集集、埔里社4分局）2路總局，而腦務局設在恆春與宜蘭，腦務局與招墾局並立，職務上是「番政」機關。劉銘傳實施樟腦專賣制度，由腦務局買收樟腦後，以專賣品售予各國特許商人（1886-87英商大和公司承包、1887.10-90.06粵商恆豐號承包、1890.06-12德商公泰洋行承包，但皆由霧峰林家之林朝棟具名）。而各國公使在北京抗議後，至CE 1891年2月起，終廢止官腦專賣制度，腦務總局並改名「磺腦總局」

農曆10月，「集集•水尾（瑞穗鄉）古道」（原為布農族丹大社東遷道路）由巡道陳鳴志率鎮海後軍副將張兆連向巡撫劉銘傳請修〔CE 1887年4月26日（清光緒13年農曆4月4日）臺灣巡撫劉銘傳上奏之《各路生番歸化請獎員紳摺》，第1次提及古道的開鑿情形。CE 1887年6月7日（清光緒13年農曆閏4月16日），再次上稟《奏臺灣各路生番歸化並開山撫番情形疏》，說明古道開鑿之重要性／CE 1886年5月21日（清光緒12年農曆4月18日）劉銘傳上奏之《剿撫生番歸化請獎官紳摺》（農曆2月28日）及CE 1922年陳衍的《臺灣通紀》（農曆元月）中，首先出現倡議修築「新中路」的史料記載，原打算從嘉義開到至卑南（1-2月嘉義知縣開到噍吧哖／玉井，接著由總兵高章元開到4月已到臺東。因石萬壽教授在甲仙五里埔發現85座清軍墓，故可能當時眾多清兵遇瘧疾而亡，所以估計最多只開到雁裏溪頭／高雄市桃源區而已，到日治時期此道路為關山越嶺道所取代），但未實現。／西段於清光緒13年農曆元月（此時薛國鰲才齊全備妥開路工具）從拔石埔起工（利用原住民原有社路），農曆3月底開路至中央山脈分水嶺，〈從拔石埔到東海岸花蓮港的道路〉，伊能嘉矩，《隨觀抄記》。《臺灣風物》，楊南郡 譯註，47：2，p.106。《臺灣通史》，卷19〈郵傳志〉，連橫〕。採東西同時對開方式，西段由臺灣鎮總兵章高元負責，委請督工（調度民工）者為管帶中路屯兵營守備余步青（埔里人，日本陸軍通譯，曾獲日本「勳6等」陸軍勳章，曾在林圯埔與伊能嘉矩會面，訪談全文收錄於〈從拔石埔到東海岸花蓮港的道路〉），而東段則由鎮海後軍副將張兆連負責（東段於清光緒13年農曆2月起工，農曆3月底開抵分水嶺／中央山脈分山嶺歇工），清光緒13年閏4月27日（CE 1887年6月18日）（〈臺灣府轉飭恆春縣嚴禁後山販賣耕牛出口〉文中提及：「查拔子庄之路尚未開通，販牛之徒均由三條崙一路而出」）之後全程才竣工，開路主力西段有2營營兵1,000人（鎮海中軍前營、定字左營）、1營砲兵500人、練兵700人、石工與民夫300人，東段則有500人，共有約3,000人投入，是清代最後1條「開山撫番」道路（全長182華里，約104.8公里，不含集集至拔社埔（南投縣水里鄉民和村）約5日里／19.6公里，但包括拔仔庄（花蓮縣瑞穗鄉富源）至水尾（瑞穗）約15華里／8.6公里之平路，所以整條「關門古道」從拔社埔抵拔仔庄應有24.5日里／96.2公里），但當年5、6月間則因雨季、番害及瘴癘而使古道廢棄（中斷時間也可能是CE 1887年10月3日／清光緒13年8月17日以後）。日治時期重修為理蕃道路，命名為「關門古道」［又名「集集水尾道路」、「集集拔仔庄道路」、「丹大越嶺道」等名稱，是清代最晚開鑿的官道，曾建造海拔最高營盤稱之「關門」，又在中央山脈頂端（關門山南側）發現居然有完整石階（一般石階大都築於靠溪谷陡峭處）］，係由集集沿濁水溪至水裡坑（今南投縣水里鄉）、拔社埔（今南投縣水里鄉民和村）及其支流丹大溪，再經中央山脈主脊到關門山，東部沿倫大文山南稜而下降抵拔仔庄（庄名由客家語而來／今花蓮縣瑞穗鄉富源村）［〈從拔石埔到東海岸花蓮港的道路〉，伊能嘉矩，楊南郡 譯註／〈南投花蓮港兩廳間交通道路踏查〉，野呂寧，楊南郡 譯註，自立晚報，19890721／〈番境探險譚（生蕃地探險談）〉，1924，長野義虎，劉枝萬 譯／〈集集、拔仔庄間─中央山脈橫斷探險報文〉，《生蕃行腳》，森丑之助，楊南郡 譯註］。CE 1911年（日明治44年），整修西段古道（路幅整修標準約7.5-10尺／2.5-3公尺寬，非「清制6尺」）作為「理蕃道路」或部落間之「社路」，稱之丹大道路or關門越嶺道路，而東段因無原住民聚落，故無需大力整修

11月11日至16日，因臺灣巡撫劉銘傳對原住民採取「撫剿並施」政策（隘勇防番工作，也全部收歸官辦），使得恆春縣屬大小43社男丁4,269名「一律薙法歸順」

12月，統領林朝棟率清兵正營，從賽夏族「十八兒社」（Sipajik，今五峰）攻打「石加祿南路」｛泰雅亞族賽考列克群「霞喀羅部族」〔泰雅偉大的頭目武塔卡拉霍（卡拉荷、Buta Karaho）6子帕楊Payan-Buta翻過霞喀羅大山稜線，進入頭前溪流域，在滿是烏心石（Syakaro）之原生林中建立天同（Tenton，意思是「萬山之中」）社，其後代又陸續建立木喀拉卡（Mukeraka，「藍鵲」之意）社、羅卡火（Rokkaho，意思是「穀倉之防鼠板」）社、野馬敢（一個名為Yabakan之婦女所建）社〕，此時稱「石加祿蕃」｝，而守備鄭有勤領清兵副營，亦從賽夏族「西熬社」（Siigao／シイガオ，今茅圃／十八兒社之南，與其不睦）攻打「石加祿北路」｛石加祿蕃獲得同血緣之基納吉Kinaji／Mknazi部族〔武塔卡拉霍2子泰莫Taimo-Buta（Ginyaben居高坡、小烏來、霞雲）、4子雪茲Shetz-Buta、幼子賽侯Saiho-Buta等3人留在大嵙崁溪流域，合稱Makanaji（始祖），後轉音為Kinaji。其子孫則分別至司馬庫斯（Sumangusu）、秀巒（Habun-Tonan，意思是塔克金溪與薩克亞金溪合流點，溪水沖激發出好像織布一樣大的聲音／軍艦岩or「鐵達尼號」上方有一座砲臺，泰雅語叫做Babo Gomu，Babo是山，Gomu是大砲，有「軍艦岩吊橋」可通往對岸之芝生毛臺山or砲臺山）、田埔（Tabaho）、三光（Gaogan／卡奧灣）、巴稜（巴塱、歪龍／Balon，今上巴陵）、角板山（Kappansoan／得名來自武塔之「夜襲」（Kiyopan）司卡馬允Skamajun人，漢譯「角板」／泰雅語Pyasan、Payasan比亞散、交易之地／今復興）、竹頭角、雪霧鬧（Shibonao／Sibunao是指此地往昔有猴子喜歡的一種水果，又一說是指落花生）、小烏來、水流東、大豹（Bngciq、Bngcixq、Mbngciq、Topa、トアバ／大埧、斗霸）、三角湧…等地區拓墾〕之支援｝，且2路皆由賽夏族人充當前鋒嚮導。之後，鄭有勤又再度領兵自鹹菜甕（今關西）經馬武督進軍大嵙崁，企圖攻打「金孩兒」（基納吉群）。當時鹹菜甕屬於平埔族道卡斯人之開墾地，馬武督（Mautux／Maudu，今關西鎮錦山里）則是泰雅亞族（大嵙崁蕃）賽考列克群馬里闊灣部族所居住（深受基納吉部族壓迫），鄭有勤雖有2個額外援助，但仍無功而返，僅留下一「鄭統領」的地名

冬末，臺灣巡撫方面在和解談判中提議，讓角板山（峽根山）社頭目Taimo Misel才8歲之3子Planaha Ivan到臺北新設立的「番學堂」（以中國式之私塾教育為主，並教官話和臺灣話，也教以中國式禮法。CE 1892年，有第1期之畢業生。CE 1893年，為邵友濂所裁撤）就讀，一切費用由官方負擔

12月，《臺灣府城教會報》刊登女學招生啟事，學生至少8歲以上，一年只需繳交4個銀元伙食費，其餘學費、文具、住宿皆由教會提供，但就讀的女孩不可纏足，可謂臺灣倡導不纏足運動之先驅

從CE 1886年（清光緒12年）起到CE 1893年（清光緒19年）止，清軍與泰雅亞族原住民之間為了樟腦領域〔CE 1886年，臺灣巡撫劉銘傳設「全臺撫墾總局」於大嵙崁（桃園大溪），自任總辦大臣，內閣侍讀學士林維源任幫辦大臣兼團練大臣，負責「撫番」與招墾，此後就是表面「撫番」，實為取得山產之利的開發，留下盡是征戰記載。日治時期（CE 1896年）則設「大嵙崁撫墾署」，下再設「生蕃物品交換所」〕，從未停止「進剿」與「出草」的拉鋸戰，統稱「大嵙崁之役」（劉朝祐、蘇得勝皆亡於瘴癘／達飛聲則載劉朝祐死於原住民之手）

劉銘傳在臺北府城考棚創設官方之醫療服務「臺北醫官局」，招聘挪威籍韓先（Dr. A. Hunsen）醫生免費看病，裡面尚有官藥局，並設置「臺灣病院」替士兵們看病

劉銘傳為解決「一田二主」現象（大地主／大租戶、小地主／小租戶），進行「清賦」改革（目的在以臺灣之財，供臺灣之用，以緩和福建財政的負擔。先編保甲，再辦清丈，最後行改賦，是劉銘傳採行之策略），採「減四留六」方式（由淡水知縣汪興禕提出，劉與板橋林維源磋商後訂定），規定原本大租戶（墾戶／業戶）向小租戶收的「大租」分成10等份，其中的6等分仍由大租戶保留，而4等分則是讓小租戶拿去完納政府「正供」（完糧供賦／原是由大租戶完納，現由小租戶來承糧納課，惟仍令小租戶可轉向佃人將大小租一併全收／小租戶包完錢糧，正式成為登記有案之業主。相對之下，土著大租戶變成十足寄生之「租主」），而小租戶可以向佃農收大、小租額（實是耕佃對官納供）。其中的奧秘，便是在於將繳納稅金的權力自大地主轉到小租戶身上〔大租戶免除了繳稅權力的同時，也失去4成租金，即以漸進方式限制大租戶所能收取之地租，並「清丈」（今年7月9日，通告全臺實施清丈，其目的在減輕人民負擔、清出「隱田」及取消大租。隨後在臺南、臺北2府設清賦局委由知府負責，廳、縣部分則設分局任命總辦委員與知縣、知府協商辦理。此次清丈只查畝數界址，至於完糧數之後再行議訂。本工作前後進行了2年4個月，到CE 1888年11月就完成，但三聯票單之發給則至CE 1892年5月底才完成，並撤銷清賦總局／初步清查並釐定「堡／街庄社」之名稱與空間界線，此即所謂的「清丈區域」。在清丈過程中，清丈委員會同地方人士實地勘查民間所謂「堡」、「庄」之名稱及較確定的界限，並繪製成散圖、區圖，庄圖、堡圖和縣圖等5種地圖存檔備查，而使臺灣之堡、庄有了較為固定的名稱與空間界線。對田園實地丈量後繪製之地圖為散圖。以田園所在的地勢，依山溪、道路、溝渠等為界，而將若干田園繪成一圖是為區圖。集合庄內各區繪成一圖，是為庄圖。丈量結束後，3種圖呈送縣局，再集合庄圖繪製成堡圖。最後並集結堡圖，繪製成縣圖）田畝明定業權，大租戶的存在受到很大之削減。不過，這是就一般民大租而言，減四留六法最大之影響，其實在於「免正供」番大租及「大小租合一」的番租。對原本就免納正供之番大租，4成之減收損失，卻沒獲致相對的補償。對於擁有完整地權且自力墾成之私口糧田塾番田主而言，若是自耕田園本不需納供，又如果將熟田出贌予耕佃，收取番小租（因也屬自耕蕃地，所收小租內含大租，又慣稱「大小租」），一樣不需對官納供。但在劉銘傳新制之下，自耕自墾的塾番全要納供，而招現耕佃人以收取番租之塾番，其所收番租在性質上原是小租，卻被官府視同「番大租」處置，在耕佃對官納供的前提下，也需減收4成番租。在新稅法下，清丈後所有田園均需納供，而間接取消了長期以來官府對熟番之主要保護措施－免納正供〕，讓政府承認小租戶為實質上的土地所有權人（其實之前真正掌握土地，能轉手典賣，甚至換佃的也是小租戶）。CE 1904年（日明治37年），臺灣總督府發佈「大租權整理令」，成功完成土地所有權單一化目標〔CE 1896年臺灣正式實施民政後，日本政府先是公告保障舊有屯租、大租等權利，而至CE 1896-1898年間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進行林野、原野地官民所有權的調查，以大致掌握臺灣「荒地」之概況。同時於CE 1898年放寬林野的利用規定，隨後則於CE 1898-1904年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重新進行土地調查（「臨時臺灣土地調查事業」主要是以地租課稅為目的之土地調查，共完成777,800餘甲土地調查，其中大都是平地，山林地僅完成調查9,316甲，原野地59,320甲），以確定土地產權、重訂地租／自全臺大租權最終以收買、補償而歸於總督府後，CE 1908年總土目潘阿鞭出首請墾前述荒地叭哩沙原野今三星鄉獲准，乃率各社無業番丁，移墾棲止於叭哩沙支廳（管轄溪頭蕃蕃地）的破布烏一帶，而領有荒原數百畝做為熟番墾地〕。CE 1905年（制訂「土地登記規則」），又進一步以發放補償金／交付公債方式全面收回大租權〔日本政府以現金和公債（主要是公債，兩者成為番社的基本財產，至於如何分配使用或儲蓄、累積，成為番社新課題，但也很容易在短時間內使用一空，而使番社陷入再無收益之困境）買回大租權，番大租變成一堆廢紙，番大租和番業主也成歷史。至此，原已失去土地的平埔族塾番，再度失去大租權，變成無地又無租／清廷為保護平埔族生計，規定族社共同產業不得買賣，以避免平埔族土地為漢人侵奪盡淨，漢人乃以佃農名義向族社租地承耕，土地名義上仍屬平埔族社所有，漢佃則每年向族社繳納番大租，以分配給族人口糧，賴以生存，族中負責向漢佃徵收番大租的頭面人物，即番業主，或稱番頭家，是族社中的權力核心人物。原則上，番業主由族人共推後向官府舉薦，由官府給出戳記（官章），才有權管收大租、分配口糧。而此大租買收之舉，對向來負責收取番大租或口糧為務的頭目，其名銜就只成為殘存之「祖先遺物」〕，此後「一田二主」現象乃成陳蹟〔因陸續頒布實施「普通行政法」（劃入普通行政區域）、「民蕃同享業主權」（即土地耕作者改向官廳納稅，此舉將頭目階層固有的土地權與及收租權，徹底消滅。此措施打破部落固有之共有土地制度，轉為個人私有土地制，原住民傳統社會秩序因著失去土地而瓦解。昔日叱吒風雲的總頭目，在失去土地的同時也失去了角色，權勢急速崩落，再也無能號令各社。值得注意的是，在「民蕃同享業主權」措施實施前，斯卡羅領地即因漢人大量湧入而遭受侵害。安倍明義在〈彪馬往何處去？─謎樣的斯卡羅族顯影〉指出：斯卡羅族衰微的主因之一，是漢人侵占他們的土地，也就是『地權侵略』。更多漢人湧入斯卡羅族地盤，與漢人接觸過程中，斯卡羅族被漢人用巧智鬥垮，屢次中了漢人的奸計，土地被漢人掠奪殆盡，才成了今日地權極端縮小之地步。土地權與尊榮的總頭目地位，在總督府一紙令下後轉眼成空，潘文杰如折翼的鵟鷹失去了整個天空，威震南臺灣的輝煌與榮耀彷彿還在昨日，如今僅存不堪。回首這一頁動盪，雙眼失明多年的總頭目承載了太多的情非得已，面對變局只能任憑命運，翌年，帶著無限的悲愴回到祖靈的懷抱，得年52歲），使得「琅嶠18社」徹底被解構。CE 1905年，潘文杰為此抑鬱而終〕。國府時期則是先後於民國40年（CE 1951年）通過「375減租條例」、「公地放領」以及民國42年（CE 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政策

添設「臺灣布政使司」，邵友濂為第1任臺灣布政使（CE 1887年上任），而唐景崧（CE 1865年／清同治4年進士，自願入越招劉永福歸清有功）為第6任，也是最後1任

CE 1886-1888年間，中國海關助理魯師達（Ernst K. A. Ruhstrat）在臺採集爬蟲類，標本送至德國Oldenburg自然史博物館收藏，並交由Johann Gustar Fischer（1819-1889）研究。他曾採集白梅花蛇（Ophites ruhstrati Fischer，冠其姓氏紀念，模式標本採自南臺灣）、斯文豪氏遊蛇、龜殼花、長尾南蜥（Euprepes ruhstrati Fischer，亦冠其姓氏紀念，模式標本採自南臺灣）等4種

牡丹社事件過後12年，今年《恆春縣志》記載清廷歷年政策，係將40社分別責成9位大頭人去約束，豬朥束社（本社150人）約束9社（1,476人／文率社170人、高仕佛社271人、加芝來社242人、八姑甪阿眉社148人、龜仔甪社162人、牡丹社261人、牡丹中社69人、牡丹禮乃社153人），責任重大，特別是牡丹社及加芝來社，在當時是以「凶頑成性、屢出殺人」著稱

設埔里社撫墾局於番界，並立屯兵營盤，分5哨營盤，兼具防備與耕耘，中哨營盤負責埔裡社城內警備，其餘400人分為4哨派遺蜈蚣崙、十一份仔、守城份、水尾、三條崙等6屯營。清光緒14年（CE 1888年）改埔里社撫墾局為招墾局，並設蜈蚣崙及木屐蘭分局

於臺北設立礦物總局，並在北投、金包里、油坑設立分局，另於滬尾設一硫礦場。CE 1887年，在上海英租界設立駐滬臺礦場，經理大陸各地購硫業務

 

CE 1887年：（清光緒13年／日明治20年）

2月14日，文安與朱約安2位女宣教士之「臺南新樓長老教女學／臺南長老教女學」（現臺南市私立「長榮女子中學」前身，也是臺灣第1所新式女子中學）正式開學。下午3時，舉行開學典禮，地點在新樓內西南角，由朱約安擔任校長，第1屆學生人數共18人。CE 1888年12月，萬珍珠（Miss Margaret Barnett）奉派來臺加入女學及傳教行列，即由3位輪流主持校務。CE 1900年，招收到學生60名。CE 1903年12月，專業教育工作者英格蘭長老教會婦女宣道會盧仁愛宣教士〔Miss Jeane. A. Lloyd╱1870-1933╱曾任「女學校」（長榮女中）及「女神學」（巴克禮牧師稱之「婦女聖經學校╱Women's Bible Institute」）校長，CE 1933年病逝臺南並葬於臺南〕抵臺，乃正式被派任為校長。CE 1918年，原有校舍已不敷使用，於是在努力募款後買下了今日校地，而新校舍在CE 1923年11月完工，並於該月28日舉行落成典禮。而在CE 1927年時因盧仁愛校長轉任神學院女子部，而由吳瓅志（J. W. Galt）出任第2任校長。CE 1939年，再改為「長榮高等女學校」

3月，哈盆越道路〔雙連坡（埤）越嶺道、中嶺越嶺道〕從宜蘭往烏來方向開工，先由副將陳得勝督工，後由副將陳羅接替（CE 1888年12月／光緒14年冬，又前往剿撫出擾之溪頭蕃），路線為宜蘭吧哩沙（三星鄉）—大粗坑—雙連埤—阿玉山腳—屈尺。而從烏來往宜蘭方向之具體路線為林望眼—溯南勢溪上游—草埤（員山鄉湖西村）—雙連埤（湖西村／有岔路往東抵大湖隘界，即員山鄉湖北村）—外粗坑（湖西村三針後山）—鴨鵲窩（大同鄉英士村棲蘭山）—崩山（英士村芃芃山）—內粗坑（大同鄉茂安村唐穗山）

3月，劉銘傳鐵路（聘請德國貝克爾設計，英國人馬蒂遜為技師長）於臺北大稻埕動工。CE 1888年（清光緒14年）12月18日，臺北（今大稻埕，市街南側設有「臺北停車場」）至錫口（今松山）段正式通車營運，同日並頒佈臺灣鐵路營運章程。CE 1891年，臺北大稻埕至基隆通車，後續延伸至新竹的縱貫線路段則於CE 1893年（清光緒19年）名義上完工通車（工程進行中劉銘傳辭職／基隆至新竹間計有16座土造式停車場即火車站），之後邵友濂中止鐵路鋪設至臺南的計畫。CE 1908年4月20日，基隆至打狗（總長274英里、441公里）之縱貫線全線通車（CE 1898年開工／日本領臺50年期間，在臺灣共建設240餘座之各式火車站，其中以基隆、臺北、新竹、臺中、嘉義、臺南、高雄等7個鐵道車站深具歷史文化和建築技術上之意義），又因疫情延宕，10月24日方於臺中公園舉行縱貫線全通典禮。同時，連結淡水港與臺北間之長13.7英里（22公里）的鐵路線開始建造，並於CE 1901年完工（CE 1916年建築支線，由北投至新北投間1.3公里）。隨後，開始興建打狗、鳳山與阿猴平原間（總長約62.9公里）之鐵路線，最終於CE 1941年竣工。海岸線，CE 1919年8月開工，由縱貫線之竹南站起分岐至大肚站，CE 1921年竣工，長82公里，再延長至彰化，CE 1922年10月完工。宜蘭線，CE 1916年由2端開工，長98公里，CE 1935年完成。臺東縣，自花蓮港到臺東，凡173公里，係分數期建築。集集線，自二水至外車埕，長29公里餘，原為臺灣電力株氏會社經營，CE 1916年價購。平溪線，由宜蘭之三貂嶺至菁桐，長12公里餘，原為臺陽礦業株式會社敷設，CE 1929年價購。至於純為運輸營業而建設之鐵路，則有臺北鐵道株式會社所述的萬華至新店一線，以及臺灣交通株式會社經營之豐原至土牛（臺中石岡）一線

4月，劉銘傳奏摺道：「道員林朝棟、守備鄭有勤開通新竹石加祿、京孩兒70里。」

5月7日清晨4時，南岬燈塔A級主任燈塔員泰勒Taylor，先從南岬經巴龜甪社，於晚上8時抵豬朥束社和潘文杰（文結／Bunkiet）會合〔／其所走之路部分是當地人口中之「上學路」，是日本時代到民國60年代左右，茶山、公館、橋頭、港口等聚落孩子，往返蕃童教養所（蕃童教育所）或滿州公學校（滿州國小）上學的路。民國106年（CE 2017年），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與林務局合作，將這條孩童上學、大人交易買賣之路，整理成「滿茶古道」〕。8日14時展開旅程，與22名客家人及排灣族人，一起前往探訪卑南覓，之後在日落時於漢人小村落過夜。午夜離開，又再經過高士佛社、石門仔、軍營（30名士兵）、溫泉、阿塱壹溪（Allingid／今安朔溪）、Chen-a-mia（9日14時抵達，有11戶客家人／今大武鄉尚武村一帶）、軍營、大竹高（Toa-tek-ko／今大武鄉大竹村大竹）？、軍營（過夜）、加津嶺（Kap-tsu-ling／今大武鄉大竹村加津林）？、干仔崙（Kanadun、虷仔崙，金崙溪口之Kanadun社／中午抵達Kan-a-lun／今太麻里鄉金崙村）、大麻里營區（15時抵達）、家族登陸地、知本部落（待3天）、呂家、馬蘭坳（Balangau／阿美族大村落）、寶桑（Pohson／今臺東市）。此條路即是「瑯嶠•卑南古道」［康熙年間已開闢成為移民道路，以恆春為起點經由射麻里（永靖）、蚊蟀（滿州）、八瑤灣、牡丹灣、至臺東，其間恆春至八瑤灣為山路，八瑤以北到臺東走海岸，當時要4天才能走完全程，而恆春與臺東地方以阿塱壹溪（安朔溪）為界］，也被稱為「泰勒之路」，並留下〈漫遊南臺灣〉（A Ramble through Southern Formosa）一文（《中國評論》，16：121-26,137-16，1887-1888／《1880年代南臺灣的原住民族：南岬燈塔駐守員喬治•泰勒撰述文集》，謝世忠 譯，行政院原民會，2010，p.105-149）

5月20日，臺北鐵路開工，劉銘傳挪用在臺中建府城之專款100多萬兩。至於統籌機構為全臺鐵路商務總局，置總辦1人（第1任為補用知府張士瑜）、會辦1人（並特聘技師瑪體孫H. C. Matheson擔任，之後遭邵友濂辭退）、提調2人

6月，臺灣鐵路（寬3尺6寸）開築臺北、基隆段，其間設臺北、錫口、南港、水返腳、八堵、基隆6個火車票房。而最感建築困難者為長達573.8公尺之基隆獅球嶺隧道的開鑿，現其南坑洞口拱圈上方碣石匾刻「曠宇天開」4大字，以及右聯：「五千年生面獨開，羽轂飆輪，從此康莊通海嶼」、左聯：「三百丈巖腰新闢，天梯石棧，居然人力勝神工」（劉銘傳親題）〔CE 1891年11月（清光緒17年10月）竣工通車。之後劉銘傳調離臺灣，繼任巡撫邵友濂於CE 1893年將鐵路在道員蔣斯彤日夜趕工下延伸築成至新竹〕。CE 1888年（清光緒14年），向南至新莊、桃園之鐵路也同時修築，第1個碰到之困難是淡水河上架橋（首座臺北大橋），因洋技師設計鐵橋，但所費不貲，乃改由廣東人張家得承包，架設半鐵半木橋（橋上鋪設鐵路軌道，兩側有人行道可通車馬），只有靠東一段採鐵製旋開橋，啟之可通戎克帆船，解決此一難題〔CE 1889年8月完工，惟大部分均在CE 1897年（日明治30年）8月初時，因颱風大洪水侵襲臺北導致橋樑破壞斷裂。臺灣總督府決定修改鐵道路線橫跨新店溪，經萬華、板橋與樹林再跨大漢溪南下〕。主要提供火車通行，連結了三重埔與臺北大稻埕埠頭。設計出半鐵橋，橋上鋪設鐵路軌道，兩側有人行道可通車馬。東岸特設鐵製旋開橋，可隨時懸放便於船隻通行

秋天，劉銘傳移調澎湖總兵吳宏洛，率23營清兵共1,1500人，準備一舉殲滅大嵙崁溪流域中、下游之所有番社，不料竟遭狙擊，甚至位於枕頭山之砲臺陣地亦被奪，雙方激戰4個月，雙方死傷慘重。年底，清軍流行性感冒及痢疾猖獗，不得已只好以贈酒食、錢財、布匹賄絡頭目談和（並帶走頭目約7、8歲子女，美其名為接受文明教育，實安排於撫墾總局作為人質），然後謊報朝廷「奏功」，開通70清里（40.3公里）山路，實則沾不到「金孩兒」（基納吉部族）與「石加祿」（霞喀羅部族／今新竹縣五峰鄉境內）主要地盤之邊

8月21日，水陸電線自福州川石山起工，22日達淡水，旋由澎湖放線，抵臺南之安平港。陸線則3月間開始架設，先敷設由基隆、淡水河至臺北之報線，11月間，由臺南取道嘉義、彰化、新竹而達臺北。CE 1888年2月1日，全部接通，計水陸報線長約1,400餘里。甲午以前，臺灣電信事業陸線已由高雄達基隆，另由臺北可通淡水。海底電纜有二，一為由臺北至川石山達福建，一為由臺南至澎湖

10月10日（農曆8月24日），劉銘傳派記名提督李定明隨同幫辦臺北撫番開墾事務大臣林維源攻打三角湧大埧（大豹／因6、7月間原住民有藉「出草」來消除暑災之習俗，又正值酷暑、不利官軍調動入山）社、怡磨社（清廷建省後，第2次三角湧開山撫番戰爭／1887.06-11）。12日，林維源派守備陶麟徵攻擊大豹社小社褒懂社，毀社後離開。17日，李定明從紫薇坑出兵，攻入大豹（Ncaq）社西側牛角坑（牛角尖，三峽區插角里），大豹7社〔從1888《臺灣內山番社地輿全圖》看來，包括有宜亨（ギヘン，三峽區五寮里）、插角（三峽區插角里）、白石腳（白石下／位於內金敏山，三峽區金圳里）、金阿敏（位於金平山主峰，三峽區五寮里）、大埧（大豹，三峽區插角里）、敦樂（三峽區插角里）、梭落（之後遷徙改稱東眼、膛眼，三峽區插角里）（以上大埧7社，劉銘傳奏摺中亦曾提及）、望則（老畦，三峽區有木里）、大埧新拐（馮來帶木、雙溪、九歪，三峽區有木里）、花草藍（有木，三峽區有木里）（以上3社分布於「杉胡」，即今「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整片範圍）、怡母（怡磨，三峽區插角里）等11社〕聯合抵抗。19日，陶麟徵、副將李桂成潛至外插角，襲攻大豹社本社〔大埧本社／大豹社總頭目Ukan率眾抗清，而當時瓦旦‧燮促為先鋒隊長／瓦旦燮促2弟宇包‧燮促Iban Syat也在此役戰死，父燮促‧克怒Syat Kenu在東眼山谷看守2天後，用樹葉蓋住其屍體／林昭光（Batu Tanga／伯托‧堂嘎）、林昭亮（Watan Tanga）口傳〕，大豹7社總頭目亞未‧燮促（Yawi Syat、亞威燮促）不敵撤退（《大豹社事件1900-1907》，傅琪貽，原住民族委員會，2019，p.53），清軍乃逕行焚社。10月21日（農曆9月5日），大豹7社總頭目Iau Syat（夭月舌）率眾投降（然後李定明率部開通從三峽紫薇坑，途經大埧通往烏來枋山，最後至林望眼的道路，其中段即今「紅河谷-熊空越嶺道」。又清代蚋哮社也有一古道通往拔刀爾山，且越過山頭即熊空），最後被要求遷徙山外，並接受漢農（大嵙崁撫墾局林維源名下）入山屯墾〔〈中北兩路化番滋事派兵剿復摺〉，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1887／大豹之戰／黃信安口傳：從今三峽與板橋交界故地離開，遷居東眼山下之佳志，之後又搬到現基國派（三民）部落／後裔口傳：一直到日方來臺時，族人依舊居住在三峽大豹社祖居地〕。後續，隨著林維源辭職、漢人也離開，大豹群重新奪回土地，清國也留下大營、24甲、100甲等地名，即此役清廷官軍已深入大豹溪上游

10月3日，劉銘傳與楊昌濬會奏〈臺灣郡縣添改撤裁〉摺，重新規劃臺灣行政區劃。24日奉准，臺灣行政區劃正式改為3府1直隸州（臺北府、臺灣府、臺南府，臺東直隸州）

今年澎湖媽宮鎮才建城垣，而副將升格總兵缺，舊協轅改設總鎮署

CE 1861年淡水關正式設局開徵鴉片，當時委託各地紳商代辦抽釐，而於今年始設全臺釐金總局於臺北，改歸官辦（釐金，是從清朝太平天國之亂開始，至CE 1931年廢止的一種地方商業稅，因初定稅率為1釐，「百分之一」為1釐，故名釐金。又稱釐捐、釐金稅）

今年，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以苗栗附近山中產石油，遂設煤油局，交由霧峰統領林朝棟兼辦，共鑽井5口，但出產量少。CE 1889年7月，與英商范嘉士（Hankard）簽訂授權開採煤礦、煤油合約，終因朝廷不准而作罷。CE 1893-1894年，接任之巡撫邵友濂原擬恢復鑽探，惟經淡水海關稅務司馬士（Hosea B. Morse）評估開辦資本高達銀洋25萬元，建議仍以採煤為重點，遂終止繼續鑽油之計劃。日治時期，出磺坑從CE 1897年起陸續由淺野總一郎、寶田〔1903／CE 1910年代「錦成輕軌」臺車鐵道（造橋-錦水）〕、南北（1906）等株式會社經營開採。CE 1921年由日本石油株式會社社繼之，至2次大戰末期共鑽98座井，產量佔當時全臺灣總產量之96％。CE 1904年在出磺坑礦山中設苗栗製油所，CE 1907年移至苗栗街上，出磺坑與錦水之石油、天然氣都以油管輸送至該處處理。CE 1946年6月1日，中國石油公司在上海成立，接管日本在臺所有油礦產業，並陸續在出磺坑附近開發生產中，而出磺坑油井也是全世界仍在生產的最古老油氣田

設招商局，以處理航海船舶之事務，首先以修築基隆港為要務，使基隆成為臺灣的吞吐港

臺灣巡撫劉銘傳邀請江浙仕紳集資白銀5萬兩，於臺北市東門外設立「興市公司」（建設公司），治大路、鑿井道。CE 1888年，在北門外鐵道部官署（前身為軍需工廠）裝置小型蒸氣燃煤火力（直流）發電機組（裝置容量數十瓩，馬偕博士及大臺北仕紳曾參觀。日治初期出現在臺北市北門外之砲兵工廠，日人曾嘗試修復未果），在丹麥電氣技師監督協助下，於臺北城內第1次裝設電燈照明（直流電），點亮「臺灣第一盞電燈」。這批電燈〔500-1,000燭光之弧光燈（Arc Lamp），亮度太高、不適合用於室內照明〕除了裝設在巡撫衙門、布政史司衙門、機器局等建築物戶外，撫臺街、西門街、新起街、祖師廟、北門外街道也有設置。電燈裝設後，夜晚燈火輝煌，宛如白天，當時民間以「欽差已經點燈火，電火點來較光月」形容當時之盛況。可惜耗費過大，招致各方非議，故1個多月後，市內電燈（除巡撫衙門外）就宣告廢止。CE 1891年（清光緒17年），由曾經禁掉「上海第一盞電燈」的邵友濂繼任臺灣巡撫，臺灣電燈廢止原因不是上海的「若電燈產生不測，會焚屋傷人，無法可救。」，而是沒有經費了，導致清朝在臺灣點亮的第一盞明燈僅為曇花一現，但仍在臺灣電力發展史上，留下最早興辦電業、使用電燈之紀錄（〈臺灣電業五十年史初稿〉，《臺電勵進月刊》第66期，CE 1952年7月25日出版）。日本佔領臺灣後，最早點亮之電燈是CE 1895年5月進佔基隆金砂局時，使用柴油發電機提供發電照明。CE 1897 年臺灣總督府興建總督府製藥所鴉片工廠，裝設有4臺蒸氣發電機，提供工廠夜間照明使用，也供應政府機構及官邸照明，但仍未普及和商業化

 

CE 1888年：（清光緒14年／日明治21年）

元月7日下午2時半，馬偕從基隆經淡蘭古道（草嶺古道）抵頂雙溪禮拜堂。而從德國漢堡來的植物學家瓦伯格｛Otto Warburg／1859-1938／CE 1887年聖誕節期間，自廈門搭船前來淡水，第2天即搭船至臺北府。CE 1888年元月在北臺灣，2月在南臺灣，3月在中臺灣採集／繼CE 1861年密蘇瓦Wichura之後，第2位來臺採集標本之德國植物學家（均送回柏林博物館），另外也採集貝類和兩棲類（送回漢堡）／對臺灣原住民人種研究充滿興趣，以相機留下珍貴影像／瓦氏所採集的華氏冬青（Ilex warburgii Loes.）、水柳（Salix warburgii O.Seem.，只有其命名與臺灣有關，是CE 1881年元月他在新店最先採獲）、牧野氏苔（Carex warburgiana K-ükenthal）、賽芒萁（Dicranopteris warburgii sensu Nakai）、弓果黍〔Cyrtococcum patens（L.）A. Camus var. warburgii（Meg.）Reeder〕及瓦氏似煙管蝸牛（Ena warburgi Schmacker & Boettger）等都以其姓氏來命名／發表〈有關我在福爾摩沙的旅行〉（Über Seine Reisen in Formosa）一文／他是第1位與劉銘傳見面之歐洲人，也曾在蘇澳附近看過姿容像白種人之原住民女子，CE 1866年柯靈烏、CE 1895年達飛聲（應角田海軍少將司令之邀，至東北海岸蘇澳參訪，在港南丘陵地帶遇見霍恩Horn女兒）等也是／在臺北府碰到協建軍械庫之德國人Graf Butler／在鵝鑾鼻（燈塔）碰到泰勒Taylor，並一同前往拜訪18個部落／19世紀來臺採集植物之西方人士中，唯有他一人有能力為臺灣植物命名，共有9種／大頭蛇（Boiga Kraepelini）及紅斑蛇（Dinodon rufozonatus var. formosana Boettger）都是以其在基隆採集者為模式標本而發表命名／於臺灣東部海岸取得37個藻類物種｝博士在1小時內也上來。當馬偕進行（武裝）宣教工作時，他則忙著採集植物標本。8日晚上10時，上船。9日清晨，馬偕牧師登陸龜山島講道（龜山島教會建堂年代為CE 1887年2月13日，舊址應在龜尾池邊民宅一帶，今為軍方房舍或空地）。下午1時，回到打馬煙禮拜堂〔命名「瑪格麗特•馬赫爾紀念教堂」（Margaret Machar Memorial Church），設教日期為CE 1883年2月17日，是由加拿大母會募款興建之磚石建造的洋式瓦屋，其第1任傳道師為陳火之弟陳能，此教會為馬偕牧師來宜蘭必訪之地。CE 1892年傳道師為高振（高用／牛津學堂第1屆學生，曾與馬偕在南方澳牛欄度過1夜）／CE 1895年9月15日，田代安定曾訪視〕。10日，到阿里史拜訪陳輝煌。17日，則在新社作禮拜（瓦伯格Warburg全程參與16所教堂之10天旅行）

5-6月，臺北隘勇都司鄭有勤攻入雪霧鬧（樹木繞／復興區高義里色霧鬧部落），接著攻擊Smyax社〔雪霧鬧上方，因可清楚看見比亞外、高義（高義蘭／Qwilan／Kawairan）部落，故稱之Smyax，泰雅族語意為光明、清楚之意〕，並請宜蘭防軍駐紮哩茂眼（今烏來區Limongan）社，以防範哩茂眼社前來幫忙（戰役後，宜蘭防軍溯馬岸溪走至多崖山或北插天山，接上現今東滿步道，開通前往小烏來之道路），但之後Tkasan部落來幫忙，鄭有勤乃令呂賢億、林建庸分頭進攻Smyax與Tkasan兩社，攻破後帶走頭目小孩當人質，又順道攻擊Ipopaw（今Qara加拉部落現址）、Piyasan（今Qara部落對面）、Raga（今洞口部落居民種植枇杷之地）（雪霧鬧、Smyax之戰／雪霧鬧、Smyax、Tkasan三社關係友好）

8月2日，發生大庄（今花蓮縣富里鄉東里村）後山平埔族（主要為西拉雅族大滿／大武壠亞族，受大庄客民劉添旺煽惑）反清殺害卑南撫墾局委員雷福海（因其收糧嚴急）等之「大庄／呂家望事件」〔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副將鄧世昌率北洋艦隊致遠、靖遠號至埤南砲轟番民弭亂／太巴塱Taparon社和馬太鞍Mata'an社的Amis蕃在北方響應，但為協臺李得勝、後山統領張兆連率臺南、臺北兵隊掃平（潰敗之Amis蕃投靠同族之七腳川Tsikatsoan社及薄薄Pokpok社，但遭反噬），同年冬添募鎮海後軍前、右2營，分駐拔子庄及新開園／《臺東誌》，陳英（CE 1895年接辦清代最後1任秀姑巒撫墾局，並調補花蓮港州同，住拔仔庄）〕

12月7日，裁撤原駐紮卑南的「臺灣府南路撫民理番同知」而正式設立「臺東直隸州」（吳本杰始也，光緒19年胡傳1人兼統文武），到CE 1897年（日明治30年）再改為臺南縣下轄的臺東（支）廳

美國駐北京大使田貝（Charles Denby）訪臺，呈報國務院臺灣有大量物產（特別是茶葉）運往美國

秋季，發生「施九緞事件」，是臺灣清治時期後期重大民變事件之一，也是臺灣建省以來規模最大之民變事件。事件起因為臺灣巡撫劉銘傳派淡水縣知縣李嘉棠前往彰化丈量土地時的官民糾紛，當時士紳施九緞率領民眾包圍彰化縣城示威，最後演變為暴動，全縣陷入失序狀態。之後由棟軍主帥林朝棟指揮下，清軍順利平定事件（因最先起兵解圍，獲賞黃馬褂，成為清代唯一以道員身分獲得此榮譽者），但該事件導致李嘉棠等大小官員被查辦，劉銘傳丈量工作也宣告失敗。不久離職，臺灣建省後的新政宣告結束

12月7日，裁撤原駐紮卑南之臺灣府南路撫民理番同知正式設立臺東直隸州，後移治今臺灣臺東縣西北卑南鄉，屬福建臺灣省

CE 1884年清法戰爭（中法戰爭）結束後，清廷力圖振作，撥款400萬兩庫平銀，向英、德等西歐強國購買各型軍艦及大砲，致北洋海軍於今年正式建軍，總計有56艘新式戰艦，號稱「世界第八，亞洲第一的海上勢力」［以整個CE 1880年代（光緒初年）來講，中日兩國之海洋汽船科技表現是非常接近的。但至CE 1880年代末期（光緒中期）以後，清廷因無財政調度體系而面臨嚴重困難（許多資源又給了那些老舊、既得而幾乎無戰力之軍方八旗體系部隊），福州船政局開始欠缺穩定集中之大量資金來源（需靠船政大臣自籌財源），而搖搖欲墜。惟CE 1872年之後劃歸日本海軍管轄之橫須賀造船所，則能持續投資基礎建設及創新］。到今年，清廷幾乎並無更新戰備武器，而是慈禧太后挪用軍費重修頤和園及光緒大婚，因此到甲午戰爭開戰時，事實上北洋海軍已無優勢可言（其實日本是靠領導力與凝聚力獲勝的，其全盤戰爭佈署計畫比較精細而有彈性，但中國則無）

CE 1888-1931年共出版《巴達維亞城日誌》31冊（CE 1624-1682年部分，但只存有其中21年），而其中有關臺灣、日本和中國沿海關係已有日譯本（村上直次郎選譯，CE 1970年由中村孝志教授校註之後，全部付梓）與中文重譯本

劉銘傳於臺北設立「郵政總局」，並於全島設立正站、腰站及旁站，而傳遞工作則交由綠營之汛塘兵。同時於大稻埕建昌街設立「電報學堂」，並拔取西學堂之優秀學生18人轉入，專攻電報技術，可說是臺灣第1個工業學校。CE 1889年，頒定臺灣郵政章程，歸巡撫管理，當時每年入款達1萬兩｛向英國Bradbury, Wilkinson & Co. London公司訂製大清臺灣龍馬郵票紅綠色各50,500枚，CE 1888年船運抵大清臺灣郵政總局，之後因故未能發行，遂加蓋或手寫作為最初的火車票，由大清臺灣鐵路商務總局發行。CE 1900年9月，總督府公布郵便法、郵便為替法、鐵道船舶郵便法及電信法，並於10月1日起於臺灣施行，自此臺灣開設火車郵局具有法律規範，目前最早之火車郵局日戳記錄是CE 1902年10月19日。在縱貫鐵路前通前的CE 1905年，鐵道郵便掛增列入郵便電信局組織中，可說鐵道在郵務系統運作日愈重要〔CE 1864年芝加哥的George B. Armstrong於Chicago & North Western Railroad Chicago（Illinois）至 Clinton（Iowa）之火車上設置正式的火車郵局，亦即在鐵道沿線各站進行接收郵件、拆袋分撿、封裝郵袋、然後在沿線各站投送郵件，具備上述4項功能才是火車郵局。〕CE 1920 年，王田至清水完工通車，同時開設臺中沙鹿間3等鐵道郵便線路，但未設置火車郵局，只運送封袋郵件。CE 1921 年4月1日開設臺中清水間鐵道3等郵便線路，替代臺中沙鹿線路，也只運送封袋郵件。CE 1938年7月15日臺中線鐵道復駛，新竹彰化間的火車郵局再度又有山海線之分。CE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結束日治時期的火車郵局｝

英國人班德瑞（Frederick Bourne，1854-1940）前來臺灣擔任英國駐淡水署理領事，曾留有淡水《英國領事報告》1888。依據《中國植物誌》記載，班氏在臺灣僅採集2種植物（臺灣肖楠、臺灣竹柏）而已，且均收藏於英國皇家邱植物園標本館中

劉銘傳從中國引進人力車（janri-kisia、rikxo／發源地在日本，出現於明治維新時期，CE 1876年傳入中國上海）。達飛聲Davidson曾記錄：「城外及大稻埕開闢了幾條街道，1888年劉總督引進人力車，這些新道路係以人力車為考量開設的，每條道路有2條或3條平行的車道，以1英尺寬的長石接連鋪成，車道與車道間的路面則鋪以鵝卵石。為了使人力車在臺灣有良好之發展，劉總督還先以自費營運，然後再將人力車移交給苦力。」CE 1899年，當時臺北人力車路線已多達29條，又基本上CE 1900年（清光緒26年／日明治33年）臺灣進行所謂「市區改正」都市計畫之前，全臺只有臺北與臺南2大都市才看得到人力車之身影，而到了CE 1911年，全臺已有人力車輛2,500輛、車夫3,600人，從北到南各個主要城市都可見其身影

埔里社即設有從小埔社開始，經大坪頂到達東勢角約40公里的中路棟字營隘勇線，由林朝棟之弟林紹堂（霧峰林家）掌管。另埔里社南邊之白葉坑嶺側鹿篙仔附近也設有14名隘勇。這2條隘勇線都是為了防番，以保護埔里社附近開採樟腦的腦丁，也兼具保護行旅交通、治安與郵件運送安全

 

CE 1889年：（清光緒15年／日明治22年）

下半年，日本採集者花費3個月以上時間在臺採集貝類，再由許麥克爾（Bernhard Schmacker／當時臺灣貝類研究工作主要由von Möllendorff收集鑑定，惟之後交給人在香港之許麥克爾）與Boettger於CE 1890年和CE 1891年發表，共記載13個新種，7個新亞種。而在許麥克爾名下之貝類採集地點，有打狗、木柵（Baksa）、萬金庄（Bankimtsong）、南岬（South Cape）、淡水（Tamsui）等地

臺灣巡撫劉銘傳任內，由出身板橋林家之林維源總辦基隆港築港事宜。但因政府官員與外國工程師意見不合，日據前夕只完成基隆火車站附近一帶碼頭而已

9月25日（清光緒15年9月1日），宜蘭方面泰雅族人〔南澳群荖狗社，泛指蕃社坑溪（寒溪Kankei／カンケイ，日治時期稱凍死人or寒死人溪）之部落群—寒溪社、大元社、四方林社、小南社、古魯社〕等，伏擊統帶宜蘭防勇副將劉朝帶連同營官曾友成等弁勇共273人一併陣亡（吳永華老師認為遇難地點在羅東之寒溪山內，並非南澳地區／廖英杰博士推知約為大元山東側鞍部之處）。臺北隘勇都司鄭有勤率兵，並邀澎湖鎮總兵吳宏洛擔任特將，於12月8日（農曆11月16日）從宜蘭方面進攻。飭都司陳輝煌募土勇300人為嚮導，自蘇澳開路至大南澳（與樺山資紀殖民道路一樣，沿猴猴族所居住之猴猴溪谷而開），以利行軍〔陳輝煌3開北路／CE 1894年（清光緒20年），卒於蘇澳鎮海前營任所〕。總兵竇如田3營自東澳而前，提督李定明3營、總兵蘇得勝3營，自海乘輪逕抵南澳。進武搭山（今武塔山）區剿平南澳蕃社后，僅令鎮海前營留駐北方澳。大兵甫撤，北路旋復荒廢（此劉朝帶事件後，北路開通至花蓮港計畫遂不再提起）。之後，Mkgogan後山群17社總頭目Yumin Yaway（有敏阿歪）聯合Tkasan、雪霧鬧2社又殺隘勇40多人。建寧鎮總兵蘇得勝領軍4營、處州鎮總兵竇如田帶2營、提督李定明帶3營，共9營乃直入外奎輝，且隘勇營官陳玖自內奎輝攻入，出戰清軍約11,500人。CE 1890年元月6日（清光緒15年12月16日），大軍抵比亞外，Mkgogan總頭目有敏阿歪拚死抵抗，最後吳宏洛使用炸炮與火箭攻擊，總頭目終降並遭處決。之後，清軍於比亞外（白阿歪）山頂設砲臺、逐地設碉堡，並招募漢人進墾（Mkgogan群聯合之戰）

道明會何安慈Arranz神父再度重返淡水興化店（今新北市淡水區興仁里興化店）開教，為清末淡水天主教設教之始。CE 1906年，道明會林茂才（Clemente Fernandez）神父購進現在的淡水區教會厝地，教會由淡水興化店遷移到今淡水區永吉里，建天主堂奉玫瑰聖母，而此淡水天主堂也是全臺灣第1個法蒂瑪聖母朝聖地。這座教堂除了保留部分日本時代延續至今的漢人街屋，在CE 1961年又興建了法蒂瑪聖堂大廳，面向中山路［原本是以清水街（米市仔街）為主要出入道路］

苗栗黃南球、大隘（姜紹基）與北埔姜兆居、葫蘆墩（臺中市豐原區）陳汝舟、林振芳（4大股）出面合組「廣泰成墾號」〔臺灣踏查日記（上）：伊能嘉矩的臺灣田野探勘，楊南郡 譯，2012，p.125〕，主要開闢苗栗之獅潭、大湖、卓蘭等地，實際上是林維源與林朝棟（幕後）「二林」（劉銘傳主政後之左、右手）結合黃、姜等地方中、上層勢力，來共同瓜分內山利益（《淡新檔案》：17339）

不著撰人（夏獻綸主持重繪？）之《臺灣地輿總圖／臺灣地輿全圖》寫本地圖集（應與「大清會典輿圖」有直接密切關連，係為配合朝廷全國性之規定而完成／為臺灣建省以後唯一之地圖集，計有全圖1、分府4、分縣14幅，共19幅，約於CE 1888-1891年繪製，在體例上與《臺灣輿圖並說》相仿，惟參考價值較有所不及）刊刻，補足了《皇輿全覽圖》所缺之東部地區（約完成於CE 1888-1891年間）。以格林威治為準之經緯度，直接注記於畫方網格上（中西合璧式），是與現代製圖慣例最為相符之清代臺灣全圖

 

CE 1890年：（清光緒16年／日明治23年）

農曆元月，劉銘傳軍進剿武塔山一帶南澳番社（大正8年，進行大南澳北溪上游蕃地道路開鑿時發現清兵30人之白骨，《臺北理蕃誌》），番遂乞降。之後，「番」將所奪劉朝帶槍械200餘具獻還，並送番童入義塾讀書

3月，知縣宋維釗以牡丹社與車城莊民迭次仇殺，奉鎮憲督師剿撫，平定後通稟於城內設番義塾1處，額定番童13名，牡丹社6名、高士佛社3名、射不力社4名，來義塾讀書，並供給衣、食、書籍和零用錢

春季，《倫敦新聞畫報》（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刊登英國駐臺海關人員格利馬尼（Edmund Grimani Hornby，1825-1896）在福爾摩沙東南部旅行時所畫之一系列素描（包括勘察屏東內陸萬金庄沿途所經之茂密竹林）

8月27日，馬偕牧師與陳火、順仔（葉順）、柯玖從淡水出發，目的是去拜訪噶瑪蘭個教會及奇萊平原。他們先搭汽艇至艋舺，再坐火車到水返腳，並走路到基隆。之後越過深澳山之庚仔寮抵南仔吝（南子吝／今南雅），又經鼻頭村、新社（賓威廉教堂）來到打馬煙〔打馬燕，頭城鎮竹安里三抱竹北側╱宜蘭地方噶瑪蘭36社最北之平埔蕃（ヘボワン）部落╱煮海水製鹽為業╱噶瑪蘭語「火」之意／花蓮打馬煙庄，位於秀姑巒溪支流馬蘭鉤溪西側，今瑞穗鄉瑞北村／溪北各社，援引打馬煙為入蘭之首〕

9月2日（星期二）上午10時，乘河舟（頭城河，今整治為13股大排／舊宜蘭河）南下抵番社頭〔屬「哆囉美遠」社／舊社位於中油大福加油站南邊之「新社」公車站牌至「社頭」公車站牌一帶，即今宜蘭縣壯圍鄉新社村社頭／番社頭教會是馬偕牧師在宜蘭所設之第1所教會，設教日期為CE 1883年2月5日，位於今13股大排之編號16-263小橋前（從壯濱路5段151巷進入）／夏介辣、烏面及八寶良等3人是最早於番社頭得信，其中夏介辣為牛津學堂第3屆學生〕對大眾傳道，午餐後乘船經海邊划抵山溪出口，又上溯而抵流流仔教堂（晚上8時）。3日天剛亮，再乘船南下，一直到下午4時終抵蘇澳港，立刻至南方澳教堂（設教日期為CE 1883年8月17日）講道。下午5時，再度划船南下，當晚星空、山脈及海水景色超美。4日中午，抵花蓮港。傍晚抵加禮宛［噶瑪蘭族一支（噶瑪蘭36社熟蕃之一／宜蘭縣五結鄉秀水一帶），道光20年（CE 1840年）或咸豐元年（CE 1851年）或咸豐3年分2路南遷╱宜蘭冬山河（加禮宛港指今日之冬山河，港即河流）出海口（加禮宛港頭，港頭即下游海口）南岸沙洲西側之加禮宛移民集團至蘇澳乘竹筏（catamaran）、刳舟至米崙山下鯉浪港（米崙溪出海口／胡傳《臺東州采訪冊》，「崎萊平埔之番，居鯉浪港（即米崙港）之北者，曰加里宛、曰竹仔林、曰武暖、曰七結仔、曰談仔秉、曰瑤哥，凡6社，統名曰加里宛，其性畏強欺弱。居鯉浪港之南者，曰巾老耶、曰飽幹（飽干）、曰薄薄、曰鬥難（斗難、荳蘭）、曰七腳川、曰理留、曰脂屘屘等7社，統名南勢」）登陸或由陸路南下會合（鹿野忠雄：最初登陸地為美崙溪出海口附近，再遷至美崙山西側農民庄和軍威庄一帶，今屬花蓮市區），但與在地Sakizaya族衝突，後退至新南遷徙地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嘉新村、佳林村（花蓮北部奇萊原野），總稱加禮宛社／之後同為噶瑪蘭族一支的武暖社（宜蘭縣礁溪鄉光武村）等族社陸續移居後山，並依附於加禮宛社，而使其擴張成加禮宛社（大社）、談仔社、瑤歌（新城鄉北埔村）、竹仔林社、武暖社（新城鄉嘉里村）、七結仔（新城鄉北埔村）等6大部落，橫亙於泰雅族與南勢阿美族群之間。咸豐年間，更向南壓迫已在十六股開墾之黃阿鳳等漢人村落，使漢人在CE 1876年（清同治6年）放棄已開發土地，離開後山北路地區。甚至到開山撫番時期，噶瑪蘭人實力已凌駕南勢阿美，而足以跟泰雅族人相抗衡〕，其傳道師為以前牛津學堂之廚師顏有年。10日，準備乘船回北部。12日雞鳴時，抵南方澳。之後經加禮宛（加禮宛教會位於今五結鄉季新村，其社教日期為CE 1886年3月11日，舊社位於今開山廟一帶）、流流仔（流流仔教會也位於今五結鄉季新村，其社教日期為CE 1886年3月16日，舊社靠近冬山河畔高地之竹圍聚落），再持續乘河舟拜訪噶瑪蘭平原20間教堂〔其中1間在董門頭（意指水圳門排水閘門頭，原音為「東門頭」）教會稱之「葛蘭加里禮拜堂」（Glengarry Chapel／設立於CE 1883年8月19日，是磚石建造之洋式瓦屋），是由加拿大安大略省之葛蘭加里年輕朋友的零用錢所募款興建〕、6個福音站，且繪製精確地圖。然後離開噶瑪蘭進入大澳平原，晚上在破布烏〔舊社約在今三星鄉人和村人和社區活動中心東北側之福德廟東北方一帶，馬偕牧師之破布烏教會設立於CE 1895年，而其中9月26日，田代安定曾訪視破布烏教會，27日則夜宿頂破布烏教會（設立於CE 1889年12月15日，而舊社位於今三星鄉雙賢村和平路與蔥仔路交叉口一帶）〕過夜，隔天抵天送埤（教會設立於CE 1892年12月23日，當時建築樣式為洋式茅屋，駐堂傳道師是潘道德。三星路8段與福山街之臺灣電力公司蘭陽發電廠入口指標處，左前方不遠處有百年老茄苳夫妻樹，相傳馬偕牧師曾於樹下看病拔牙），又在銃櫃城（今三星鄉拱照村宜蘭監獄附近之集村，為一隘墾城仔，乃陳輝煌領導巴則海阿里史等平埔族所進墾的地區。「銃櫃」係一防禦性建築，以其地近蕃地，為保護墾民之設施／銃櫃城教會設教於CE 1887年2月10日，位置在宜蘭監獄西側）舉行戶外禮拜，再抵紅柴林（馬偕牧師之紅柴林教會位於今三星鄉貴林村，而舊社位於紅柴林營區右邊，三皇宮及貴林社區活動中心附近）。最後經基隆、水返腳、艋舺、大稻埕，在總共離開40天後，又回到淡水

12月18日，余饒理Ede宣教士由臺灣府出發，傍晚抵楠梓坑（今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楠仔（lâm-á）坑／楠子坑，很多楠樹之山谷或溪谷），而橋仔頭教會最近才搬至該地。19日，續往南行經過半屏山，抵鹽埔仔（今屏東縣新園鄉鹽埔仔）禮拜堂過夜。20日，以竹筏渡河抵東港補給物資，在竹仔腳（今屏東縣林邊鄉竹林村／無牧師，但設有基督教青年會）禮拜堂過夜。21日，抵畚箕湖（今屏東縣新埤鄉箕湖村）並暫住牧師家。22日星期日，舉行禮拜。23日，抵三條崙（今屏東縣枋寮鄉新開村）。25日，抵巴塱衛（臺東縣大武鄉大武），之後沿海岸往北行，度過2夜後經知本抵寶桑（今臺東市）。28日星期六，抵鹿寮（今鹿野鄉永安村？）軍營。31日星期二，抵里壠（里隴、里壟、里瓏、Mabaoku、馬巴奧克／今臺東縣關山鎮關山）禮拜堂。元月1日，抵石牌庄（石碑、花蓮縣富里鄉石牌村）禮拜堂（全木作）。6日，向東抵大庄（今花蓮縣富里鄉東里村）。7日，今夜露宿野外。8日，抵彭仔存（今臺東縣長濱鄉寧埔村城山），之後抵蟳廣澳〔閩南語「蟳管」之音轉，「蟹螯」之意／成廣澳╱日治CE 1937年改稱「小湊」，戰後更名「小港」，當地慣稱「澳仔」，「小灣澳」之意／今臺東縣成功鎮忠孝里，有「成廣澳文化地景」（廣恆發商號）遺址公園〕禮拜堂（其位置是在石雨傘，今臺東縣成功鎮忠孝里）。14日星期二，回到大庄。15日，先抵觀音山（今花蓮縣玉里鎮觀音里）。18日早晨，越過山谷前往迪階（迪街，位於秀姑巒溪中游網狀流西側，今花蓮縣玉里鎮三民里，日治時期改稱「三笠」）禮拜堂（無牧師）。27日星期一，出發前往花蓮港，在軍營過夜。29日，停留在另一軍營中，遇見泰雅族賽德克亞族木瓜Bok-koe群母女。30日，抵花蓮港途中，遇泰雅亞族南勢群蕃人。下午則拜訪南勢群其中一村落薄薄（今花蓮縣吉安鄉南昌村、宜昌村）。31日午時，接觸住在加禮宛地區由宜蘭縣噶瑪蘭平原而來的平埔族（在地牧師非馬偕醫生所委任）。2月1日，回到花蓮港（擢奇黎）。2日，舉行禮拜。3日，往南歸程。8日中午，回抵里壠。10日，來到寶桑（今臺東市）海邊之軍營，發現一從柑仔林（今高雄市內門區溝坪／臺南市左鎮區二寮里柑子園？）來得婦人。12日，歸抵巴塱衛，遇見一來自楠梓坑之客家婦人。14日，回到畚箕湖（今屏東縣新埤鄉箕湖村）。18日，在竹仔腳度過一愉快之安息日。19日星期三，經埤頭回到臺灣府。［4所教堂—石牌、裡隴、觀音山、成廣澳（《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明治29年調査，明治33年3月出版，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産課）］

12月（〜CE 1891年2月），福州日本領事館外交官上野專一抵臺，主要是為視察貿易情勢（繼CE 1881年第1次短暫停留之後，第2次到臺灣）。之後回到日本，於CE 1891年3月在東京地學協會（成立於CE 1879年／日明治12年）之例會有場公開演講，其內容後來出版為〈臺灣島實踐路〉（上野1894-1895），3年後（CE 1894年）又刊載於《地學雜誌》第6集第72卷

劉銘傳親提「北門鎖鑰」之滬尾礮臺｛原CE 1884年10月初清法戰爭中被燬之「中崙砲臺」〔油車口滬尾砲臺，由德國技師巴恩士（Lieut Max E. Hecht）建造。日治初期，曾被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挪用，作為砲擊練習場地／內裝德製克魯伯洋砲3尊，位在領港人村（Pilot Village／帶水村／油車口庄，今淡水鎮油車里）上方之烏啾埔上，即今淡水高爾夫球場（CE 1919年開幕）內〕西南200米處｝竣工，內置12吋英製阿姆斯壯砲4門。日治時期撤走大砲，成為清國名勝古蹟遊覽地，現為新北市市定古蹟

今年起，德國派駐臺領事。除荷蘭亦派有領事外，其他國家都無領事駐臺，而有關業務均由英國領事代理

 

CE 1891年：（清光緒17年／日明治24年）

元月11日，巴克禮牧師第2次去後山，是乘坐2人抬的「番仔轎」（蟹轎）經由浸水營古道過山，並獲得頭目高拿稍熱忱款待

2月，上野專一自廈門直航臺南（曾與甘為霖牧師見面），拜訪巡撫衙門與劉銘傳對談，也拜訪了臺灣首富林維源（刊出時原題為〈明治24年的臺灣視察／與劉銘傳、林維源對談—臺灣視察手記〉，《臺灣時報》，第71號，是 CE 1914年自「從當年駐福州二等領事上野專一君的手記」中節錄／上野分析劉銘傳之10年洋務運動熱烈展開的同時，民間也掀起一股對清吏苛政暴行之怨恨達到沸點，暴動一觸即發的實況，讀之令人側目。文中上野詳細描述2人身體、表情和談話口氣，不但談話內容珍貴，描述官員的神情與健康狀態也極為罕見。如此具體之談話記錄，是從事歷史研究與從事田野訪談者的最佳示範。上野領事對臺灣物產、地理、人情之觀察銳利，所記錄的不只是客觀事物、物產、通商實況，還能分析族群種類、習俗和信仰。領事的專業知識，加上他實地調查、訪問後所做的客觀分析，使他在臺灣割讓前寫下的手稿，成為今日不可多得的上乘歷史文件）

4-5月，馬速（馬學、Masu，田螺之意／新竹縣關西鎮）社殺隘勇20多人，統帶隘勇各營總兵陳羅遂率隘勇捉拿搓人，而統領高楚珩欲加鎮壓卻宣告失敗，槍械彈藥多被掠奪。接著沈應奎嚴飭總兵陳羅親自督飭駐防隘勇，又欲至Masu社抓人惟遭拒，清軍遂焚社。9、10月間，大嵙崁群聚集Hbun（合流）、Rahau（拉號、吶號、羅河／今羅浮）及古擺鶴圍攻清軍碉堡，撫墾大臣林維源親赴大嵙崁督剿後，長興、羅浮等社再次投降。11月下旬，Mkgogan群內奎輝、比亞外社等反撲，清軍遂展開第1次圍剿行動，大嵙崁群不分Mkgogan、Msbtunux一起抵抗清軍推進隘勇線，阻絕水源並打斷清軍碉堡間之聯絡，致雙方死傷慘重。之後，軍功陳福勝、守備林建庸自前山大豹、基國派進攻，游擊鄭榮領2營從竹頭角進紮羅浮，展開第2次圍剿行動。最後，中部道員林朝棟率領4營前來增援，大嵙崁群攻守同盟才在清軍定海右營、隘勇新右營等圍困下投降（大嵙崁隘勇線之戰／清廷建省後，第3次三角湧開山撫番戰爭，今稱「光緒朝大嵙崁戰爭」／1891.04-1892.04）

6月4日，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疑似涉入臺煤招商弊案，而在「革職留任」下）去職。7月4日，離島，由布政使沈應奎短暫護理（代理）4個月。11月25日（農曆10月24日），前任臺灣布政使、現任署湖南巡撫邵友濂補授「福建臺灣巡撫」（1891-1894），原為劉銘傳巡撫任內的臺灣布政使，知臺甚深。由於劉銘傳大舉新政，財務透支（CE 1892年，來自閩省之協餉停止），遂只能採取「緊縮臺政」的保守策略，大量裁減預算與駐兵員額（乃致使浸水營古道安全與便利性日失），而林維源仍被重用，繼續主持撫墾大局

9月，甘為霖Campbell牧師於臺南創立全臺第1所盲人學校「青盲學」，是臺灣盲人教育的先驅者。CE 1897年3月底，青盲學因為租期屆滿而停辦。甘為霖數度勸請日本政府成立官辦盲校，兒玉源太郎總督下令在臺南莊惠院創立官辦盲人學校（後改為臺南州立盲啞學校，今臺南啟聰學校前身），並聘用臺南長老會中學日文老師秋山珩三（Akiyama）為該校第一任校長

11月17日，涂為霖牧師、高長傳道師與李松傳道師3人，穿著草鞋疾走於浸水營越嶺道上

11月21日（農曆10月20日），池志徵從上海搭乘「斯美號」輪船來臺，22日抵基隆港外

上野專一於拂曉時分乘轎，從臺北艋舺向東南方向前進，13時抵達新店屈尺，之後進入蚋仔（Rahau）社（蚋哮，今新北市烏來區信賢里）界，並與蕃人頭目會面（〈臺島生番風俗／與大嵙崁頭目會面〉，《臺灣視察復命書》第4號，1894／記述頭目出示CE 1790年捺手印製成的蕃契，說當時漢人以豬和山羊跟頭目交換土地，而以土地交換家畜是相當罕見的例子）

蘇格蘭人「艾蒙特號」三副林賽•安德森［Lindsay Anderson／筆名亞歷山大•克里斯提（Alexander Christie）］出版《鴉片快船巡航記》（A Cruise in An Opium Clipper），該回憶錄記述他在鴉片船「艾蒙特／伊夢／怡夢」（the Eamont）號（船長格利佛Gulliver）上之冒險事蹟（於CE 1859年正要開始在打狗港從事走私鴉片貿易／回憶錄中不曾提及魯尼Rooney架設電線桿一事）

今年大嵙崁、五指山、加九岸（今三光）等地之泰雅族蜂起反抗，統領高楚桁領兵攻打上坪、五指山一帶之霞喀羅群／部落，但大敗而歸，武器彈藥遭搶劫一空。之後，撫墾局總辦林維源緊急請求定海營出兵仍失敗，最後，依靠臺灣第1勇將林朝棟及家兵才能力抗，1個多月後雙方議和撤兵

英國植物學及昆蟲學者Alexander Wallace（1829‐1899）發表臺灣百合（Lilium formosanum Wallace）

 

CE 1892年：（清光緒18年／日明治25年）

2月25日，胡傳（原名守珊，字鐵花，1841-1895）自上海抵滬尾（淡水）。26日，進入臺北城謁見臺灣巡撫邵友濂，被任命為「全臺營務處總巡」，月俸洋銀100圓，代理臺灣巡撫至各地清軍營盤視察及勞軍

3月7日，胡傳自大嵙崁出發，乘轎經水流東至大嵙崁溪中游之阿姆坪慰勞正與「大嵙崁番」作戰之林朝棟與「棟字營」各營官兵。23日，胡傳則搭乘「飛捷號」輪船（通航滬尾、臺南、基隆、澎湖、福州各港之間）前往臺南

3月，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擔任淡水海關署理稅務司，至CE 1895年7月以書信、文件、電報等方式，向總稅務司（Inspector General／I. G.）羅勃‧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字鷺賓，清廷賜「太子少保」，人稱「赫鷺賓宮保」，1835-1911，擔任第2任［第1任為英人李國泰（Horation Nelson Lay），任期1859-1861。第3任為安格聯爵士（Sir Francis A. Aglen／1911-1927／因拒絕徵收關稅附加稅，被北洋政府開除）。第4任則為梅樂和爵士（Sir Frederick Maze／1928-1943／赫德外甥）］清廷海關總稅務司長達45年（1863-1908／CE 1861年代理，CE 1863年真除），其弟為赫政（James H. Hart／CE 1873年曾任打狗關稅務司）。歷史學家唐德剛評價為「是英帝安插在中國官僚體系之一個公開間諜，有一言九鼎之權威，介入軍購案，中外少有之梟雄」。其權勢等於是替維多利亞女王在東亞建立一非正式之帝國，海關在大清自強運動扮演火車頭角色，同時也是清廷、北洋政府外債、賠款的擔保者｝提出之報告─馬士書信（Letter Books），共219件（陳玉美，2009），現藏美國哈佛大學Houghton圖書館。CE 1896年馬士升任稅務司Commissioner，他也是一名近代中國史學者，有〈1882-1891年臺灣淡水海關報告書〉，閒暇時亦從事植物標本之採集，採集品均送交在打狗海關擔任醫官之亨利Henry整理研究，且併入亨利之標本中而藏於邱園，其中有一新種即大花羊耳蒜（Liparis macrantha Rolfe），發表於CE 1895年《Ann. of Bot.》刊物中。根據〈臺灣植物目錄〉記載，馬士在淡水共採集139種植物

4月12日，胡傳至三條崙石營盤（石頭營，水底寮東北側蔗田內，今玉泉村）過夜，受到石營盤總兵（此時三條崙•卑南道山路部分共有6個營盤，以中央山脈為界分左哨與前哨兩隊，統屬鎮海後軍前營，都歸石營盤總兵管轄）江雲山盛宴款待。16日，胡傳抵卑南，會見臺東直隸州知州呂兆璜，以及鎮海後軍統領張兆連

5月1日，胡傳離開卑南。4日，返回三條崙石營盤。之後繼續奔波全臺各地港口、砲臺、屯營，甚至也到澎湖巡視，他可能是清代唯一遍歷全臺灣的官員

7月18日，胡傳再從三角湧出發，經水流東至阿姆坪，在林朝棟陪同下，冒險深入角板〔得名來自武塔卡拉霍之「夜襲」（Kiyopan）司馬卡雲Skamajun（Skhmayun）人（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教室移川子之藏教授認為就是後來之賽夏族），漢譯「角板」〕山之吶號（今羅浮Rahau）、合脗（今霞雲坪）等戰地視察，再經竹頭角、高遶坪抵清軍可控制之馬武督地區

8月26日，胡傳結束了「全臺營務處總巡」工作，著有《全臺記錄兩種》上、下冊（日記、稟啟）

9月15日，胡傳至臺南新接任「臺南鹽務總局提調兼安嘉總管」，鐵腕整頓呆帳與查緝舞弊

9月，巡撫邵友濂鑒於八斗官礦煤源已竭，遂奏請暫封存機器，停止開採，所有工作於焉告終，官府從此改向民礦業者採購

9月30日（清光緒18年8月10日），胡傳行抵宜蘭縣。10月1日，抵蘇澳。查得參將鄭運泰所統定海左營中、右、後3哨駐蘇澳街（羅大春時期之蘇澳大營，今七星嶺南面山腳下蘇澳冷泉一帶），前哨駐山上砲臺（今砲臺山），左哨駐五里亭（今中油東澳油庫／永春里蛙仔湖一帶，原蛙仔山頂有清軍營盤址），皆海防之兵也（《蘇花古道宜蘭段調查研究報告》，吳永華，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4，p.75-78）

10月23日，宣教士吳威廉牧師（Rev. William Gauld／1892-1923在臺／牧師娘吳瑪利Margaret Mellis Gauld）抵達淡水，幫助馬偕從事北部教會組織建設工作，開始他長達32年之臺灣佈道生涯。由於他具備專業的建築知識與能力，從今年之後北部基督長老教會的設計大部份即落在他肩上（1906女傳教士宿舍、1909男傳教士宿舍、、）

10月，英國駐淡水領事謝立山（Alexander Hoise）訪問新店溪沿岸之村落，發現有幾名容貌體格像極日本人之人

11月來到臺灣（CE 1896年離開），而於打狗擔任醫官之愛爾蘭籍奧古斯汀•亨利［韓爾禮／Augustine Henry，1857-1930／19世紀最後1位西方來臺植物標本採集者，《歐洲人在中國的植物發現史》／是日本領臺前歐美人士對臺灣植物之採集記述的集大成者，有「臺灣植物研究者唯一指南車」之稱／CE 1906年，松村任三、早田文藏2氏合著之《臺灣植物誌》出版（領臺後至CE 1905年以前之採集成果），其目錄係將Henry氏所著，再加上牧野富太郎、三宅驥一（CE 1903年渡臺採集）、大渡忠太郎、早田文藏、田代安定、川上廣衛諸氏等之採集品而成］醫生，進行了大規模之植物採集工作（約2,000份），其主要採集範圍是在臺灣南部，計有打狗、打狗山（今壽山）、萬金庄（里港山麓）、鵝鑾鼻、臺南、安平、小琉球、嘉義及南岬、淡水等地區。所收集標本全數送回英國倫敦皇家邱植物園（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標本館，副份標本則分送歐美著名植物標本館分別收藏，以供分類學者研究發表之用。隨後他整理自CE 1854年福鈞Fortune至CE 1895年以來（約40年，可謂臺灣植物研究史之黎明期，總其成即本文獻）西人來臺採集發表之所有資料，於CE 1896年在東京《日本亞細亞協會誌》發表〈A List of Plants from Formosa, 1896〉（福爾摩沙植物名錄、臺灣植物目錄）。其中包括顯花植物628屬、1,182／1,279種，隱花植物146／149種，總計1,328／1,428／1,446種〔海拔1,000公尺以下山地帶之特有種計103種（79屬），惟今日真正屬於臺灣特有種之植物僅約50種，且均分布於海拔1,000公尺以下／羊齒植物與雙子葉植物記載相幫完整，而單子葉植物較不完整／臺灣海岸之紅樹林沼澤植物有水筆仔、紅茄苳、紅樹、欖李、海茄苳／他曾表示：「事實上海拔3,000英尺（1,000公尺）是臺灣植物採集之最上限，在3,000-13,000英尺之間的大片山區，迄今完全無人探險過，許多植物種類仍然未被發現」〕，這是臺灣最早也是最有系統的植物著作，並對植物生長地點及經濟植物之用途作簡要說明。而亨氏更將臺灣納入喜馬拉雅-中國-日本之廣大區域內，竟與今日植物地理學之所知相差無幾〔為紀念亨氏而命名之臺灣特有種植物有：亨氏蒟蒻（Amorphophallus Henryi R.Br.，又名亨氏芋，最先由亨氏於打狗山採獲之臺灣原生種）、臺北榿木（Alnus henryi Schneider，又名臺北赤楊，可能由馬士Morse採獲）、苦苓舅（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又名臺灣欒樹，亨氏曾於恆春採獲）、齒唇羊耳蒜（Liparis henryi Rolfe）、臺灣馬錢（Strychnos henryi Merr. & Yamamoto ex Yamamoto，由亨氏最先採獲）、烏皮九芎（Styrax henryi Perkins，又名奮起湖野茉莉）、細葉紫珠（Callicarpa pilosissima Maxim. Var.henryi Yamamoto，亨氏曾於屏東萬金庄採獲）／另外，最早由亨氏採獲之臺灣原生種有：細葉山螞蝗（Desmodium Gracillium Hemsl.，打狗山）、密毛蒟蒻（Amorphophallus Hirtus R.Br.，打狗山）、翼核木（Ventilago Elegans Hemsl.，打狗）、猴歡喜（Echinocarpus dasycarpus auct. Non Benth.，以下皆在屏東萬金庄）、節節紅（Pogostemon Formosanus Oliv.）、臺灣水竹葉（Aneilema Formosanum N. E. Brown）、山枇杷（Photinia Deflexa Hemsl.）、臺灣油芒（Spodiopogon Formosanus Rendle）〕

12月8日，宋忠堅Ferguson牧師經浸水營古道前往後山傳教，隔年元月25日，走原路回前山遭排灣人攻擊

部分原居於臺灣西南部之西拉雅族，從恆春進入臺東，或從甲仙翻山越嶺至臺東拓墾［平埔族第4次大遷徙／在後山之分布如下：在「中央路線」（花東縱谷）方面，北起迪階庄、識羅庄（日治時期稱春日，今玉里鎮春日里）、媽汝庄（麻汝，今玉里鎮松蒲里／以上3平埔庄縱列於秀姑巒溪中游東側，玉里之北），以大庄（秀姑巒溪東側之東里。移民至後山秀姑巒溪之平埔族，首先居於溪之西岸，今屬玉里鎮長良里的舊「大庄」，後來遷到對岸仍稱之大庄，日治時期又改稱大里，今臺東縣富里鄉東里）至大埔（躼埔庄，池上與富里之間，萬朝溪北側，今臺東縣池上鄉大埔村）為中心，南邊分布到新開園庄及里壟庄，和卑南蕃居地階壤。在「海岸路線」方面，北起大港口，南止於成廣澳庄／田代於CE 1895年9-10月訪問時（伊能與鳥居尚未來臺，而森丑當時剛於同年9月抵臺。伊能則於CE 1897年11月12日寫的日記中提及，他曾來大庄訪問，當時大庄有100多戶，其中漢人6戶，客人3戶），平埔族部落數目（42、43個）較漢人（26庄）及加禮宛人（16庄）各多出1倍，在東臺灣僅次於最大族群阿眉蕃，又其所拓殖的土地，也僅次於阿眉蕃］

馬偕由南方澳登上後方山丘，前往名為猴猴社之村落，當地種植數種果樹及麵包樹，有11戶猴猴人後裔及其他人（埋葬死者於洞穴，行室外葬，以武器、煙斗等死者生前用品陪葬／臺灣歷史上第1次記載猴猴族之文獻，是在馬偕牧師的日記中，記錄了猴猴族的墓葬形式為「在地上挖洞，放置亡者生前的用品，讓亡者以坐姿」，而與漢本遺址文化層中發現的蹲姿葬幾乎相同）

英國勛爵（Knight）蘇格蘭籍人謝立山（Alexander Hosie，1853-1925）前來臺灣擔任英國駐淡水署理領事，於CE 1893年初離臺。曾著有〈Report 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ts Resources and Trade〉（Commercial, No.11）提及臺灣資源與貿易，且提供一張記載為CE 1893年3月17日的大地圖，提供有臺灣島上之經濟作物和地理學知識。依據《中國植物誌》記載，謝氏在臺灣僅採集1種植物（單葉鹹草／Cyperus tegetiformis, Roxb.）

今年開始統計臺北城牆內之土地利用，30％為官衙、書院〔臺北府儒學、登瀛書院（臺北知府陳星聚於CE 1880年創設，號稱當時北臺灣規模最大之書院）、西學堂（當時臺灣第1座西式學堂，以教授英語為主，目的在培養能通洋務的本土人才）、番學堂、電報學堂（設置於電報總局內，專門招收登瀛書院與來自中國福建船政學堂之學生，聘請洋人教授最新電訊技術）、明道書院（CE 1893年由當時臺灣巡撫邵友濂募款、布政使沈應奎於考棚南側一帶建立之，歸臺灣巡撫管理））等〕、考棚（艋舺富商洪雲騰捐贈／洪雲騰富屋，今公保大廈）、廟宇及店舖，其餘70％是農田，此年被視為臺北都市土地利用調查之始

 

CE 1893年：（清光緒19年／日明治26年）

年初，何必虞（霍斯特，P. A. Holst／鳥類學家Henry Seebohm之委託採集人）經廈門抵臺灣，以中南部之探險採集為主。3月4日，在木柵採獲臺灣野兔（Lepus formosus Thomas）新種。6月5日，在木柵採獲臺灣小葉鼻蝠（Rhinolophus Monoceros Anderson／以上模式標本均存於大英博物館）新種。10月20日，又在木柵採獲赤腹松鼠（Sciurus thaiwanensis Bonhote）新種。11月4日，人在木柵停留10天（採獲小雨蛙Microhyla fissipes Boulenger）後往六龜，亦曾前往東部海岸探險。CE 1894年6月29日，於六龜採獲赤腹松鼠（Sciurus thaiwanensis centralis）新亞種。CE 1895年春天，逝世且葬於臺南市三分子墓地之西北隅，現為中油用地墓已佚失。其採集標本藏於大英博物館，而臺灣特有種之黃山雀（Machlolophus holsti Seebohm、Parus Holsti）、臺灣亞種之灰腳秧雞（Rallina Formosana）、臺灣熊蟬（Cryptotympana holsti Distant）新種及某蜘蛛（Macrotjele holsti Pocock）新種學名中，皆冠上其姓氏holst以資紀念。也曾在臺灣內陸採獲臺灣間爬岩鰍（Homaloptera formosaba），臺灣草蜥（Tachydromus formosanus Boulenger／標本得自臺灣府和內陸）新種，尚有紅艷天牛（Dicelosternus corallinus Gahan）新屬與新種、椿象（Coleotichus borealis Distnat／標本得自六龜）新種等

5月4日，胡傳接到臺灣道唐景崧「臺東直隸州知州代理知州」派令（之後又一併代理「鎮海後軍統領」）。17日，自府城出發。20日，抵三條崙石營盤。21日，他開始第3次三條崙•卑南道之旅。24日，終到卑南，會見新鎮海後軍統領後海吾

8月2日，臺東地區遭逢百年大颱風

10月31日，愛爾蘭鳥類學家德拉圖什La Touche由廈門抵臺南安平。11月3日，經舊社（Kuhsia）、關帝廟（Kwongtibio），並攀越2,000尺高之黑山（O-Soa）抵達高雄木柵（Baksa）採集。7日，回安平。8日，搭船經海拔330公尺之猴山（Apes' Hill）抵打狗，經前金（Chimikin）、埤頭（Pithan，今鳳山）、萬丹（Bantham、Wantam）抵屏東萬金庄（Bankkimtsing），爬上海拔600多公尺之佳平（Capiang）山岳採集旅行，曾採獲斯文豪氏蛙（Rana swinhoana Boulenger, 1903），成為新種發表時之模式標本，現存大英博物館。另外，還有採獲同時產於臺灣之拉都希氏蛙（Rana latouchii Boulenger, 1899／模式標本由德氏在中國福建省崇安縣桂墩所採集）、蛇類（Opisthotropis latouchii Boulenger, 1899／黃頜蛇科）及黃裳鳳蝶（Troides aeacus formosanus Rothschild／南岬採集）新亞種。30日，由高雄回廈門，前後計1個月

愛爾蘭鳥類學家德拉圖什〔拉圖雪／La Touche／John David Digues La Touche／1861-1935／1894.10-1895.07在淡水海關任職／英國鳥類學會（BritishOrnithologists' Union）會員，曾為澎湖亞種之小雲雀（Alauda gulgula pescadoresi La Touche）命名，模式標本採自澎湖漁翁島（Fisher island），現存美國哈佛大學比較動物學博物館／〈1894年鵝鑾鼻之旅〉（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n 1894）曾提及威那Wilnau（丹麥人，CE 1894任南岬燈塔看守員，也將所採集動物送回丹麥哥本哈根博物館／CE 1898年，公開新的完整之福爾摩沙家禽樣本列表。CE 1907年，在奧格凡•葛蘭特（W. R. Ogilvie Grant）協助下，再度發表一新的福爾摩沙鳥類學目錄，其中記載了260個品種〕前往萬金庄旅行，途中搭乘竹筏渡過2條大溪，高屏溪與東港溪

11月13日，涂為霖牧師與王希賢傳道師，在後山觀音山教會兄弟陪伴借下藉宿石頭營，而石頭營營官譚桂林則堅持派人護送，之後涂為霖牧師因腹膜炎逝去，此乃他最後一次走浸水營古道（〈清末的後山•悲慘的教會〉，基督教長老教會）

12月3日，胡傳家眷（含胡適）自臺南出發。10日，始抵大樹前營（清代浸水營旅人過夜處，從石頭營到大樹前營都是馬轎可通之平緩大路，過此營後則須爬陡坡且路徑崎嶇難行／日治時期大樹林警官駐在所位置）過夜。11日，到達大樹林營〔此段路是浸水營古道最高點，也是越嶺中央山脈的鞍部（中央山脈分水嶺／日治州廳界），更是林邊溪主要支流力里溪上游之集水區，該位置正好在冬夏季風氣流輻合帶，夏季旺盛西南氣流帶來午後豪雨，冬季東北季風則常降下綿綿冬雨，因而平均年雨量高達5,200公釐，是全臺灣第2大降雨區，僅次於雪山山脈（Dodd's Range）東北尾閭之火燒樟。原住民稱此地為Chuwa Zarom，Chuwag是指地點，Zarom是水的意思，亦即這裡是水多到四處溢流的地方，「浸水營」之得名即來自此／清光緒18年（CE 1892年）纂修之《鳳山縣采訪冊》，第1次登載此名稱〕，接著從大樹林營到出水坡營之間，一路都是沿著稜線下坡，它是東排灣群姑仔崙社、出水坡（Rilao、Rirau／來自Kuabar社群，之後移住遙遠之壢坵Rulakes社，另外Varalji社也遠移至牡丹社轄內之上牡丹，與自稱Sinevaudjan之下牡丹不同。如此Kuabar社群也散落各地：古華、上牡丹、壢坵）社與茶茶牙頓社（Chalangatoan、Chachagatoan）的共同獵區，也是浸水營古道最危險地段（平埔番勇相互警誡：「隔隔莫，麥溜溜！」，意思是「小心，快走！」）。12月12日，從出水坡營出發抵溪底營。12月14日，到達州署

于雅樂（英堡／Camille Clement Imbault-Huart）於巴黎出版《美麗的福爾摩沙島─歷史與記述／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臺灣島志》（L'ile Formose, Histoire et Description）一書，所跨時間上至CE 605年，下至CE 19世紀。而其材料來自華倫坦Valentijn之《新舊東印度誌》、瑞和耐Rechteren之《瑞和耐東印度遊記》、尼霍夫Nieuhof之《荷使初訪中國記》及愛德華茲（Saint-Julien Edwards）所珍藏之老臺灣照片等

九份發現金礦［之前以採樟煮腦為業，10口灶為1份，1份1間腦寮（茅草屋／藔／約20英尺長、12英尺寬，寮內中間有1長10英尺、寬5英尺、高4英尺之泥磚腦窯），或許是其地名之由來／清代屬基隆堡之「焿仔寮庄」（包括新北市瑞芳區海濱里和九份地區），而焿仔寮、焿子坪是早年製造鹼的地方，「鹼」（臺語音kinn）常被寫成「焿」］，隨即進入黃金時代，直到CE 1971年停止開採（CE 1989年侯孝賢「悲情城市」電影取景地）

史坦因（W. Styan）先生捕獲一新品種命名烏頭翁（Pycnonoyus Taiwanus）

德籍許密格（M. Schmüser）至少於今年及CE 1894年任職鵝鑾鼻燈塔看守員，閒暇獲當地原住民頭目協助採集植物，採集地區擴展至恆春附近海拔1,000公尺左右山區，此高度乃19世紀西方人在臺植物採集之最高限，而標本都交由在打狗之醫官奧古斯汀•亨利Henry整理研究，並發表於〈臺灣植物目錄〉和收藏於邱園。其中他所採集之新種植物至少15種，且因許密格之採集而命名的有鵝鑾鼻野百合（Crotalaria Similis Hemsley，由許氏最早在鵝鑾鼻採獲之臺灣特有種之一）及鵝鑾鼻鐵線蓮（Clematis Recta Auct. Non.L.，最早由許氏於鵝鑾鼻採獲），另外臺灣柯（Quercus Formosana Skan ex Forbes & Hemel.）、小花鼠刺（Itea parviflora Hemsl.）、臺灣根節蘭（Calanthe Formosana Rolfe）、齒唇羊耳蒜（Liparis henryi Rolfe）、寶島芙樂蘭（Phreatia Formosana Rolfe）也是最早由許氏在鵝鑾鼻所採獲（後4者為臺灣特有種）。又根據〈臺灣植物目錄〉及《中國植物誌》之記載，許氏在南岬（South Cape）一帶共採集植物標本472種

 

CE 1894年：

2月8日，愛爾蘭鳥類學家德拉圖什La Touche搭乘英國巡洋艦，由廈門出發。10日，抵澎湖島（漁翁島）。11日，抵恆春之鵝鑾鼻，在燈塔內見有威那Wilnau所生擒之藍腹鷴（Euplocamus swinhoii Gould、Gennaeus swinhoii）與翠翼鳩（Chalcophaps indica、金色斑鳩）。12日，回高雄。13日，又前往澎湖。15日，回到廈門，前後約1週。10月，則前來淡水海關任職。CE 1895年7月，日本領臺後轉任中國廈門海關，前後共10個月。他主要採集地在淡水，也曾上溯淡水河而上至大稻埕（Twatutia）、臺北府（Taipei-fu）、大嵙崁（Tkoham）一帶，而在〈Notes on the Birds of Northern Formosa〉（1898）一文中，共計錄下77種鳥類

2月15日，浙江人池志徴（著《臺遊雪鴻記》、《番社紀聞略》皆已亡佚，今僅〈全臺遊記〉《臺灣遊記》存世）來到三條崙石頭大營，欲往臺東擔任臺東直隸州幕僚

6月3日，朝鮮政府因東學黨起事而以書面向袁世凱正式求援。6月16日，日本混成旅團共約4,000人由仁川登陸完成。6月20日，清朝陸軍登陸朝鮮。之後，袁世凱以東學黨潰散、叛亂已平，要求日本同時從朝鮮撤兵。日政府反要求中日兩國留兵，共同改革朝鮮內政，為清廷所拒

7月20日，日大鳥圭介公使向朝鮮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侵害」朝鮮「自主獨立」的清軍撤退。朝鮮政府若無法請求清朝撤軍，就由日軍代為驅逐。原本位於仁川與漢城一帶的日軍南下，23日，濟遠和廣乙兩艦掩護運送清軍在朝鮮牙山登陸。25日拂曉，兩艦離牙山返航。早晨7時20分，在朝鮮豐島海面，遭遇大日本帝國海軍聯合艦隊第一游擊隊吉野、浪速及秋津洲等3艦，日軍不宣而戰發砲攻擊，清廷慘敗，濟遠艦以小擊大、以一敵三，不敵敗走，史稱「豐島海戰」。28日夜，日本陸軍進攻牙山，清軍不支退向平壤

8月1日（農曆7月1日），清日雙方正式宣戰，中日甲午戰爭〔為火藥時代最後一場重大軍事衝突／美報界謔稱為「辮子之戰」（the Pigtail War）〕正式爆發，當時臺灣巡撫邵友濂令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和南澳鎮總兵劉永福率兵赴臺幫辦防務（黃飛鴻也曾跟隨劉永福至臺南駐守／《香港武林》，香港明報周刊，2014）。更調派霧峰林朝棟負責獅球嶺砲臺，板橋林維源專辦臺灣團練防衛事務。10月13日（清光緒20年9月15日），邵友濂請調湖南巡撫，CE 1895年5月7日（清光緒21年4月13日）批准。之後，唐景崧繼任為末代臺灣巡撫

9月12日，北洋水師主力艦12艘由威海出發，赴鴨綠江口之大東溝，護送陸軍登陸。16日，日軍分三路攻陷平壤。17日（農曆8月18日），當日本聯合艦隊護送援軍登陸仁川行動完成後，艦隊本隊和第一游擊隊乃進入黃海鴨綠江出海口大鹿島附近（今遼寧省東港市孤山鎮外海）合擊北洋水師艦隊，這是CE 1866年利薩海戰（Battle of Lissa）後的第1次大規模鐵甲艦海戰，史稱「黃海海戰」（亦稱「大東溝海戰」），售出軍艦給清日雙方之英國及當時各軍事大國極為關注此場海戰。26日，清軍退抵鴨綠江以北，朝鮮全境為日本所控

10月25日，日軍在鴨綠江上搭浮橋搶渡成功，向虎山清軍發起進攻。同日，日軍在莊河花園口登陸遼東半島。11月10日，陷大連灣，至此清軍在鴨綠江防線全線崩潰（就甲午陸戰而言，清軍所遭遇之大問題是後勤補給不如人，也許並非裝備太差）。21日，旅順陷落（旅順大屠殺）。CE 1895年2月，軍港威海衛被日軍奪下，嚴重威脅北京，清廷乃以「承認朝鮮獨立」和「賠償軍費」2條件請求調停

農曆6月12日，池志徴藉口回鄉參加科舉而辭職，再次經浸水營古道返回西部

知縣陳文緯委託屠繼善總纂之《恆春縣志》修成，卻遇甲午戰爭和乙未割臺，並未正式刊行，而書中建議之砲臺根本來不及建成，臺灣統治權便落入日人手中〔卷15：「恆邑防軍4營，一駐龜山、一駐龜山相近之厚樹埔（今屏東縣車城鄉福安村）、一駐馬鞍山、一駐縣城，策應各路；內分二哨，駐防新街，與龜山、厚樹埔2營，力扼後灣穀藔之海口也。…。現在籌辦海防，如能於龜山或坪頂，並貓鼻山及楓港對海之小琉球島各建砲臺1座，安以克虜伯、或槐槐蘇巨砲、或格林砲多尊，選練砲勇，磨礪以須，則恆邑海面，非特敵船不能駛入內，即安鳳一路運糧運械等事，亦不至有梗阻之虞矣。」〕

駐清國日本領事館二等領事上野專一，提出〈臺灣視察復命書〉3篇（鋼筆謄寫公開本，分為第2、3、4號，而第1號原件未公開），現藏於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第2號稿本描述臺灣地理、形勢、農產、礦產、交通，以及各地漢人之生活習俗。第3號稿本分析重要民生品之物價、輸出、輸入貨物之種類和分析、各港口之優劣與臺灣對外通商情形。第4號稿本則專述「生、熟蕃」種類、性情、蕃俗，以及漢人對「生蕃」1895

之關係

丹麥人威那（Wilnau）擔任鵝鑾鼻燈塔看守員，並將所採集動物送回哥本哈根博物館

 

CE 1895年：（清光緒21年／日明治28年）

農曆元月3日（元月28日），迪階、觀音山、頭人埔（位於螺仔北溪畔，今富里鄉竹田村）、石碑、新開園、里壟（里隴、今關山鎮）等各庄集體反清，殺害大庄總理宋梅芳和下羅灣Harowan社（玉里嘎嘮灣社，今玉里鎮樂合里）漢人通事朱某。15日，花蓮港協臺邱光斗引兵攻打觀音山庄（今玉里鎮觀山里）逼降平埔族（雲林漢人傳道士鍾文振曾告知田代安定，曰：「觀音山及石碑教堂，自元月20日被劉邦統及邱光斗賊兵燒去，以及平埔庄社多被害，人民慘不可言也！」／《迪階、觀音山教會早期50年史》，黃茂卿，1991，p.117-119），史稱「觀音山（走反）事件」

元月31日，日本南征軍組成，由聯合艦隊司令伊東祐享統率，海陸軍超過1萬人

元月底，使團一行人〔尚書銜總理衙門大臣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兵部右侍郎署湖南巡撫邵友濂為全權代表，前清廷駐美使館法律顧問福士達（John W. Foster）為使團顧問〕抵達廣島。2月初，與日本全權代表伊藤博文、陸奧宗光2度會晤，但以「全權委任狀不完善」為由，片面中斷交涉。2月13日，改命北洋大臣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前往日本商訂合約

2月6日，胡傳夫人走浸水營古道返回臺南。13日，抵水底寮，在三條崙道路起始點「領（嶺）路頭」石碣前的三欉榕下歇息。而今中華路三欉榕土地廟旁，當地人稱「入嶺口」，有天然石上刻「領（嶺）路頭」及道教保佑行人之平安符咒。由此過去之古道，因雨季積水牛車輪轍深陷日久侵蝕而成溝渠，被稱為「牛車巷」，現在就像一條小溪。而於牛車路旁另闢一條寬2.4公尺之平行鄉道，是當地居民主要使用道路

2月15日，臺南市長老教會傳道師陳有成，帶妻小沿浸水營古道，前往後山玉里北郊之觀音山教會赴任。當時曾遭遇傀儡蕃正要攻擊出水坡清營，幸好及時躲進營盤內，直到18日才獲准啟程。但抵達姑仔崙溪之溪底營時，備戰中的清兵竟然怕傀儡蕃趁機混入營盤，而不肯開營門讓百姓進入

3月7日，進攻臺灣之日本陸軍從廣島出發。15日，日本皇家海軍少將田中綱常〔たなか つなつね／1842-1903／CE 1874年臺灣出兵（牡丹社事件）時曾隨谷干城隨行／第1任澎湖列島行政廳長官，CE 1895年5月13日出任臺北縣知事〕率領艦隊駛離九州佐世保軍港，經臺灣東岸繞過恆春向澎湖進軍。19日，李鴻章、李經方（李鴻章侄兒）、伍廷芳、福士達等人抵馬關（今日本山口縣下關市下關港一帶），雙方於春帆樓共舉行5次會議

3月23日9時，日軍開始砲擊澎湖，清廷拱北臺（大城北）砲臺還擊1小時但無效，日軍登陸媽宮里正角。24日，清國全權使臣李鴻章抵日談判遇刺（遭神刀館之小山豐太郎槍擊）。同日5時，岩崎少佐領軍攻下拱北臺要塞，不久日軍即攻襲佔領奪下媽宮城（當時日軍由拱辰門和朝陽門攻入）。25日，日軍攻陷澎湖（達飛聲Davidson抵淡水）。26日，全面佔領澎湖群島〔日軍苦於霍亂病or吐瀉病流行，病亡1,257人，戰死20多人／在東北季風暫歇之3月底，5天不到之時間拿下澎湖群島／3週前曾有法國艦隊至澎湖，提議由其暫時佔領漁翁島，以避免日本侵犯之意圖付諸實行，但遭劉永福拒絕。此乃起因於中國早料到可能失去這塊土地，曾無條件對英國提出相同建議，卻為英國外交部長金伯利（Lord Kimberley）2次拒絕／日軍攻佔澎湖取得臺灣海峽戰略地位，確立對臺軍事優勢後，始同意與清廷簽訂媾和條約〕。30日，雙方簽訂停戰協議（停休戰21日，但臺灣不在停戰範圍）

4月13日，田代安定以正式陸軍省雇員身分（附屬於比志島混成支隊／以東京地學協會地理探險名義擔任軍屬）搭乘「萬團丸」出發參戰，18日抵澎湖馬公灣，之後開始建立澎湖列島行政廳勤務，並抽空從事植物採集調查，且託野戰郵便將報告寄至東京帝大植物學教室供松村任三教授鑑定，5月，在植物學雜誌上以〈澎湖列島自生植物〉為題發表（署名田代天劍），共記載在植物115種。6月17日舉行始政式後，田代由基隆經臺北之西門街入臺北城，任職民政局，這就是他在臺生活30年的開始。CE 1896年（日明治29年）7月任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技師開始，到CE 1915年（日大正4年）2月退職為止的20年間，均熱心從事熱帶農林業之調查研究，曾任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場長多年，臺灣產植物學名中冠上田代氏以資紀念者就有22種之多（其中中文名稱以田代氏命名紀念之植物有田代氏大戟、田代氏澤蘭、田代氏鼠尾草、田代氏黃苓、田代氏芭蕉5種）。CE 1911-17年發行《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報告》1-6輯，CE 1921-24年出版《臺灣造林主木各論》3篇（前、後、續編），CE 1919-20年出版《臺灣行道樹及市村植樹要鑑》2篇（上、下卷）

4月17日，李鴻章與伊藤博文于日本下關（馬關）春帆樓，依日方條件簽訂《馬關條約》（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最後仍永久割讓遼東半島（但經俄、法、德3國於4月23日出面干涉，並且在11月8日清、日簽訂《遼南條約》後，以3,000萬兩白銀贖回，史稱「三國干涉還遼」，另也埋下CE 1904年日俄戰爭之導火線）、臺灣全島、澎湖列島予日本，並賠償軍費2億兩

4月20日，丘逢甲等臺灣仕紳以提供煤礦、茶葉、樟腦、硫磺等稅收做為補償，懇求駐淡水之英國代理領事霍布金斯（Lionel Charles Hopkins，漢名「金璋」）向英國請求託管保護。此時，唐景崧仍想方設法離開臺灣，並請求在臺英商將60萬美金運往大陸。24日，英國及德國領事館緊急請求對其住民提供保護。不久，德國軍艦「伊蓮」（Irene）號抵滬尾。26日，英國軍艦「百人隊長」（Centurión）號也抵達護僑。但他們仍約定在遭到攻擊時聚集到德記洋行以自保，直到日軍攻佔淡水港。又德國商人歐里（Ohly）、英國商人湯姆生（Thomson）、美國記者達飛聲Davidson冒險前去日軍先遣部隊，邀請他們儘快進城接管遭遺棄之首都，重整混亂至極的秩序

5月2日，光緒皇帝批准《馬關條約》。8日，清、日雙方於煙臺（舊稱芝罘）完成換約（交換清、日2國皇帝批准書）。10日，海軍中將樺山資紀被擢昇為大將，並擔任第1任臺灣總督（至CE 1896年6月2日卸任，共13個月）兼臺灣交接全權代表，開啟他第4次進出臺灣。11日，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張之洞從廣東增派1,600名士兵（含曾擔任清廷駐巴黎公使館參贊陳季同，自認嫻熟法、德、英語，有助於促成歐洲列強介入割讓臺灣一事）乘汽船抵臺（唐景崧要求）。15日，臺灣仕紳與巡撫唐景崧密談，會後發表〈臺民布告〉。18日，清廷派李經方至臺灣，與日本特派員商辦交接事宜，而臺灣所有文武官員則一律遷回大陸。20日，清廷發給唐景崧「解職令」，以及在臺大小文武各官「內渡令」。另外，樺山資紀接獲總理大臣伊藤博文親擬之「該島接收事宜」訓令，其中指示接收臺灣的原則為：令清國兵員全數繳械後迅速離臺，清國官員在和平移交公務文件後盡速離臺

5月21日，水野遵受明治政府任命為公使，全權負責與李經方辦理交割臺灣後續事宜，同時也兼任代民政局長。CE 1896年4月1日，真除為民政局長。CE 1897年，水野遵離職，升任日本拓殖務省次官（次長）。CE 1903年元月18日，臺北圓山公園設置水野遵銅像揭幕，為臺灣社會鑄立銅像之嚆矢

5月23日，「臺灣民主國」第1任大總統唐景崧（丘逢甲為大統領，劉永福為大將軍），發布「臺灣民主國」獨立建國宣言（《臺灣民主國自主獨立宣言》）。25日（農曆5月2日）上午，臺灣民主國總統府（原巡撫衙門）前廣場升起藍地黃虎旗，舉行獨立典禮，發表「臺灣民主國宣言」（陳季同起草，並於5月24日以英譯傳至各國使館），宣告「臺灣民主國」（The Republic of Formoda）正式成立，定臺北為首都／國都，年號為「永清」（永戴聖清）。而樺山資紀（5月24日，率文武官僚自宇品港出發，搭乘橫濱丸前往臺灣）與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5月22日，自旅順分乘12艘運輸艦，前往臺灣執行接收任務）則在沖繩島中城灣中城港集結會合。28日，總督樺山資紀一行抵淡水港外海，之後選定於三貂角和澳底之間為登陸地點。而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搭乘薩摩丸（Satsumamaru）則抵尖閣群島南方5海浬預定停泊處海域（5月31日7時，親王搭乘接駁船始自澳底上岸、于一番藷田搭帳露營。15時，總督亦自澳底上岸，並與親王相會，且囑鮫島重雄參謀長他日應在此立碑紀念，因而立木柱標示「禁衛師團長陸軍中將能久親王幕營之地」。CE 1898年／明治31年改建一紀念碑，即「澳底上陸紀念碑」）。29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為掌握機先，先行命旅團長川村少將率第一批日軍60人，由今福隆海水浴場東邊之挖仔庄沙坡登岸（以偵查登陸地點周圍狀況），並翻越虎仔山（今新北市貢寮區虎子山）抵達凱達格蘭Ketagalan族｛Ke-tagal-an的tagal是指「平地積水的地方」，而「凱達格蘭」者，意是指「居住在沼地的人」／下分馬賽Basay〔海岸地帶／即淡水河下游一帶，到三芝鄉的沙巴里（Taparri）或淡水人、金山鄉至三貂一帶之金包里（Kimauri）人。馬賽族原住民懂得計算、富有語言能力、善於操舟航行近海，進而漸有貨幣交易的商業行為。金包里人除操舟往後山交易之外，他們以漁獵、製鹽、為其他村社造弓箭、刀斧、衣服，以及建造房屋為生。金包里（Quimaurij）人甚至有類似掮客、壟斷各族群交易之現象。更有意思的是，北臺灣原住民社會存在有地域分業（分工）的情形／淡水、金包里與三貂、噶瑪蘭等原住民族群之間的交通往來，是以沿岸海路為主。長久發展下來，各村社雖有自己之方言，但北部臺灣原住民也發展出一套交際語—馬賽語（Bassay／是一種通行語 koine，亦即少數人之語言因為交流而成為廣範圍的共通語言。從語言界定出之族群可以視為廣義的馬賽人，例如康培德就以語群將金包里、大雞籠、三貂、哆囉美遠、哆囉滿視為廣義之馬賽人。劉益昌老師則再依據祖源傳說加入也可以被視為哆囉美遠人的里腦、歪仔歪等2社，並從考古資料推測蘭陽平原到立霧溪也是馬賽人的活動範圍。但在西班牙和荷蘭史料上描述的馬賽人，又比從語言界定之範圍更小一點，可以視為狹義的馬賽人，包括Kimaurij、St. Jago、Tapparij 三社）。就是因為北部臺灣海岸長久以來，存在著淡水-雞籠-噶瑪蘭-花蓮北部的沿海往返交通路線（交通圈）／17世紀中葉之荷蘭戶口表清楚指出，馬賽人即為三貂（St. Jago）方面Quimaury地區的Bassajos村落（詹素娟：即學術界所謂的狹義馬賽人，係分佈在金山鄉界到三貂角地區；而八連溪以西到淡水地區，則為圭柔人的分佈範圍），包含Cajpary（Taparri、沙巴里、金包里／有2-3個村落，今淡水、金山）、Quimaurie（大雞籠，今基隆市區、社寮島、萬里？／有4-5個村落，總人口約600人。他們到各個村落去購買稻米、玉米做為食物。換句話說，他們以打漁、狩獵、製鹽、弓箭、房子、衣服和刀子等維生，而不像其他土著一般種植）、St. Jago（三貂、今貢寮鄉雙溪地區）3個村落群。St. Jago並不是一個人數達300人以上之單一聚落；而是以聚落群的狀態，分佈在雙溪下游到河口地區，另外也及於部份之海岸地帶〕、雷朗 Luilang〔雷里+秀朗／內陸╱臺北以西以南／南崁4社屬之，CE 1712年（清康熙51年）《重修臺灣府志》將坑仔、南崁、龜崙（荷蘭番社戶口表：龜崙人番社 Coullonders dorpen，即今新北、桃園2市境內之大嵙崁一帶的前後山Gaogan群（大龜崙Coelon、Coulon）／清代文獻中在今桃園行政地區之內也有「龜崙社」之名（小龜崙Barissouw、Barritsoen），有云：「小龜崙山在眩眩山之北。內有3社：山下為龜崙社、西為坑仔社、南為霄裏社。」小龜崙山為今桃園龜山即奇崙山，坑仔社在桃園市蘆竹區的坑仔，霄裏社則在八德區內，而龜崙社比定為今桃園市龜山區新路村與楓樹村，2者舊地名則分別是新路坑及楓樹坑，而語言或民族學家通常將此桃園之龜崙3社歸類為平埔族的凱達格蘭族或龜崙Kulon族，這在荷蘭文獻則是稱 Baritschoen番人、大龜崙）、霄裡等社，通稱「南崁4社」〕、哆囉美遠［Torobiawan／原居新北市貢寮區／約400年前遷移至宜蘭縣壯圍鄉新社村社頭（李壬癸）／社名意涵「人丁眾多」］、里腦 Linaw（Linau／冬山鄉補城村及三奇村之間╱噶瑪蘭語「樹名」之意／被噶瑪蘭人蔑視為「猴子的子孫」vaqe-na-rotong）｝之三貂「新社」Santiago〔貢寮區雙玉里／田寮洋街／靠近Caquiuanuan社（馬賽老社）／報導人：潘氏腰／賓威廉教堂（Burn's Church／賓威廉紀念教會／賓威廉William C. Burns，英國長老教會所派出之第1任海外宣教士）〕，命令原住民往來接駁官兵由三貂「舊社」［澳底、鹽寮一帶／貢寮區龍門里／西班牙人稱三貂社，當地人自稱奇宛暖（Kiwannoan、Kivanowan）社，伊能嘉矩〈臺灣蕃地地名考〉］沙岸上陸。30日，李經方與福士達從上海啟程赴淡水。而日軍主力則由澳底登陸（原預計在淡水登陸），由頂雙溪（29日晚，第1中隊攻佔三貂嶺，川村少將則向前推進至此紮營）向三貂嶺推進。31日，繼之進抵九份、土地公坪，再直逼瑞芳

日記者松原岩五郎隨軍至臺灣，並以「乾坤一布衣」之筆名寫下〈臺灣風土記〉，敘述登陸臺灣時，看見的一切。他說：「臺灣百物茂盛，動物、植物多種多樣，非高麗、遼東之地可比。」

6月1日（攻擊發起日，3日內攻佔基隆／15時，能久親王於頂雙溪下達次日攻擊瑞芳之命令，夜宿鐵匠何慶住宅），日軍進抵九份、土地公坪，激戰於瑞芳。2日，佔領瑞芳。而同日清廷全權大臣李經方（搭乘德國汽船「公義號」）則與第1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海軍大將，在基隆港外三貂灣之日艦「橫濱丸」（「千代田」？）號上完成臺灣交割，並創下「不在現地清點、交接」的世界首例。3日，日軍乘勝攻陷基隆（晚間，能久親王住宿清國舊統領衙門。4日，高千穗艦攻陷基隆砲臺。6月4-9日，親王滯留基隆，住宿則移至基隆海關樓上），接著攻打獅球嶺（原林朝棟部移調中部，換上唐景崧同鄉粵軍／日軍在基隆集結兵力，開始仰攻獅球嶺，當天因大雨，獅球嶺砲臺又不斷發射砲彈，讓日軍遭到很大的困難），至傍晚攻陷，清軍則撤退至臺北。又晚間9時，中日雙方於中方郵船「公義」號上簽約，李經方以中國名義割讓其主權，而佐務下村宏（しもむら ひろし／1875-1957／CE 1915年，接受臺灣總督安東貞美之邀請，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而「民政長官」職稱亦於其任內的CE 1918年8月20日更名為「總務長官」）持有樺山中將御鑑代表日本接受及接管其所有權。4日，唐景崧逃入淡水英商道格拉斯輪船公司〔Douglas，舊譯德忌利士，今稱得忌利士洋行（Douglas Lapraik & Co.）倉庫〕後返香港［日本臺灣總督府報告：贈予追兵王統領16萬兩，終購一命／紐約前鋒or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記者達飛聲Davidson（3月來臺）報導：唐景崧買通滬尾守軍，順利出走］。5日，臺灣民主國副總統兼義勇軍統領邱逢甲（1864-1912，臺灣苗栗人）捲餉銀10萬兩回臺中［6月下旬，又從梧棲（巴布拉族語譯音／舊稱五汊，牛罵溪口5條扇形水流）港逃往廈門及原籍廣東嘉應州］，同時樺山資紀登陸基隆。6日上午8時半，唐景崧及陳季同（前清駐巴黎公使館參贊）搭乘英國商輪（淡水港國營汽輪）「亞瑟／亞士／鴨打」（the Arthur）號自淡水港出航［支付護衛兵50,000兩逃脫臺北城／付給淡水砲臺守備5,000兩（由美國淡水海關代理稅務員謨斯Hosea Morse以海關稅款4,500元加私款500元給付，「亞瑟號」始開航，《風中之葉：福爾摩沙見聞錄》，2006，約翰‧德約翰，p.247-248）／另雇用德國砲艇「伊爾提斯」（Iltis）號護航，《中國與安南郵件》（Correo Sino-Annamita），1895，p.17。收入道明會西班牙籍神父當時來到菲律賓、臺灣、中國等地寄往馬尼拉之著作與書信報告］逃至廈門。6日，樺山資紀於基隆上岸，而日軍抵水返腳（今汐止）。6月7日6時半，日軍先頭部隊不費一槍一彈進入臺北城〔開城門幫助日軍入城的其實是個名字叫做陳法之女菜販，她是住在北門外後街（今延平北路一段）的一位66歲老婦人。為獎勵陳法的「愛國行為」，能久親王還頒發給她獎狀和賞金〕，而清軍焚毀巡撫衙門（CE 1888年新建，原稱巡撫行署）。8日，《倫敦畫報》報導黑旗軍於打狗搭建竹橋方便撤退，以及於打狗港入口處佈水雷。9日，日軍前往滬尾港。10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自基隆出發（夜宿臺北州七星郡水返腳街），6月11日抵臺北，並由承恩門進入，住宿清國布政使司衙門（6月12日至7月28日，能久親王停駐臺北。7月29日，出發南進征途，夜宿桃園街。30日，夜宿新竹州中壢郡中壢庄仁海宮。7月31日至8月7日，住宿新竹州新竹郡新竹街富豪林達夫園邸之爽吟閣）。13日，臺灣民主國大將軍劉永福自旗後（今高雄旗津）移駐臺南府城。同時，樺山資紀貼出告示，指清國在臺兵勇只須向臺北、基隆、滬尾日軍文武官衙登記，即可免費搭乘日軍船舶返回福州（6月30日為最後期限）。14日，樺山資紀入臺北城，以清代布政使司衙門為臨時臺灣總督府。6月17日，舉行「始政式」，正式宣告殖民統治臺灣〔8月10日即由日本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臨時測圖部、臺灣總督府製圖部，測製完成清末日治初年臺北城格局4,000分之1的〈臺北及大稻埕、艋舺略圖〉，本圖CE 2010年公告為「重要古物」／6月頒布「地方官暫行官制」，將臺澎地區分設3縣1廳，縣廳之下則沿用劉銘傳土地調查時之「清丈區域」（堡／街庄社制）作為行政區域，並據此展開戶口調查〕，並實施格林威治標準時間〔CE 1884年10月，由在美國華盛頓召開之國際子午線會議（The International Meridian Conference）所制定〕，並將此日訂為「始政紀念日」。6月19日，阪井支隊大舉南下新竹（7月，山根信成少將率領第2旅團順著大嵙崁溪谷地南下，但分別於三角湧之隆恩埔、分水崙等地，遭當地義民軍四處狙擊）。6月22日，竹塹城淪陷（7月31日，能久親王進入新竹城，入住富豪林達夫家。8月9-12日，住宿新竹州竹南郡竹南庄藥草商陳汝厚宅。8月13-21日，住宿新竹州竹南郡後龍庄盧德來宅）。25日，樺山資紀以書信勸降劉永福，但遭拒。6月26日，劉永福（1837-1917，率領「黑旗軍」協助越南阮朝抵抗法國而揚名中外，後被任命廣東南澳鎮總兵，甲午戰爭時奉調協防臺灣）以臺南大天后宮為總統府，接任臺灣民主國第2任大總統，並發行官銀票（流通範圍以民主國所在之臺南地方為主）、股份票（臺灣民主國安全公司發行股份票／公債）與郵票（士擔紙、postage stamps／安平海關內郵局）

6月10日，日本陸軍先成立「臺灣鐵道線區司令部」。8月26日，改設「臨時臺灣鐵道隊」，隸屬於臺灣總督府陸軍局長，並設立「輕便鐵道班」。12月，臺灣第1條軍用人力輕便鐵道〔臺車Kuruma、輕便車、手押車／一般軌距以1呎7吋半（495公釐）為主，也有若干線路為2呎（610公釐）／位於臺南安平和打狗之間／CE 1889年，日本人力輕便鐵道於東海道之藤枝與燒津問世，日文稱為「人車鐵道」（ジンシャテツドウ／Zinshatetsudō）〕完工。CE 1898年2月，又將軌道延長至新竹，同時完成網藔社（臺南永康）至安平、烏日至塗葛窟（臺中梧棲）、他裏霧（雲林斗南）至斗六、打狗至鳳山等4條支線，以及基隆線、臺北線，總里程超過385公里。CE 1909年10月25日，臺灣人力輕便鐵道之管理權，才完全從軍方轉移至臺灣總督府民政部。CE 1912年，臺灣總督府公布「臺灣私設軌道規程」

6月17日，宣教團中女士們動身前往廈門。7月下旬，巴克禮高燒乃由夫人陪同，前往廈門。8月4日，去日本休養。10月12日，巴克禮由廈門回到臺南府，那時臺南城尚稱平靜，由黑旗軍首領劉永福控制。此時民眾謠言基督徒中有日本人潛伏、引發眾怒，多處有搜捕基督徒之情形。10月14日夜間，發生臺灣教會史上著名的「麻豆事件」，信眾中被殺害有15人、受累者4人，計19人，最為慘烈

6月21日，臺灣總督府在臺北大稻埕千秋街創辦「大日本臺灣病院」，屬陸軍省軍醫部管轄。CE 1896年，改轄臺北廳並更名為臺北病院（總督府並函請從東京臺灣事務局，派遣醫師10名、藥師9名、護士20名來臺，將醫療工作帶上軌道）。CE 1897年，設立醫學講習所（臺大醫學院以此年為成立起算點）。CE 1898年，遷至臺大醫院舊館現址，又更名為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為今臺大醫院的前身（日語「病院」即「醫院」之意。CE 1897年，總督府頒布《臺灣總督府醫院官制》規定在興建醫院時應將「病院」改名為「醫院」）。CE 1906年，第1代臺北醫院遭受大量白蟻侵蝕，因此由總督府技師近藤十郎主掌新醫院之建設工程，為第2代臺北醫院。CE 1913年，開始將木造臺北醫院改建為磚造醫院，並不斷加入最新規劃觀念及考察心得〔總督府技師近藤十郎於CE 1912-1918年間，前往南洋、中國和美國，考察世界最先進的醫院配置和設備，而得出「走廊式」（魚骨形平面）優於「大廳式」之結論／CE 1910年，井手薰（1879-1944／東京帝大建築學科畢業，創辦「臺灣建築會」）來臺，在松山森之助興建總督府時擔任工事主任（總督府至CE 1919年才真正完工）。CE 1917年，井手薰為近藤十郎底下的工事主任。CE 1919年，井手薰接任總督府營繕課長，直到CE 1940年。代表作品有幸町教會（1912／今濟南教會）、建功神社（1928）、臺灣教育會館（1931）、高等法院（1933）、臺北公會堂（1936）〕。而原本之鍋爐室（旁邊之洗滌房為CE 1920年代增建之RC大跨距機房，其挑高屋突上之大型採光高氣窗，可利用金屬連動桿件於地面操作控制其開關角度。另外，室內臺度則貼滿東京不二見燒Fujimiyaki公司出品的上釉白瓷面磚，該面磚燒製出10餘種不同角度之造型，來配合包覆室內門窗框、工作檯、機具檯等各種角度牆面的需求）與煙囪（由東洋コンプレッソル株式會社生產，其他如臺北市華山文化園區、臺中市月眉糖廠等廠房菸囪，皆出自此會社）鄰近新公園，之後改建至臨東3線路側新建。全區至CE 1940年代仍在增建（CE 1921年，完成之第一進正立面壯麗美觀），是當時東南亞最大型之現代化醫院，而近藤十郎也於CE 1920年升任營繕課長，且以同樣理念及風格規劃臺南醫院。當日日軍攻下宜蘭，22日則攻下新竹。7月14日，苗栗淪陷

6月24日，臨時臺灣燈標建設部官制公布。7月4日，臨時臺灣燈標建設部技師竹田關太郎、技手大澤正業、書記佐伯梅治，率醫師1名及測量工數名，自橫濱出帆，臺灣航路燈標調查作業始開始

7月3日，日軍公布《地方官假官制制定件》來劃設臺灣地方行政區，以清政府時期之3府1直隸州為基礎，劃分為3縣1廳（臺北縣、臺灣縣、臺南縣、澎湖島廳）12支廳（基隆、宜蘭、淡水、新竹、彰化、埔里社、雲林、嘉義、安平、鳳山、恆春、臺東）。但這樣的劃分卻因為當時臺灣中南部仍在抗日，所以臺灣縣與臺南縣之規劃並未真正運作。4日，決定暫時停止南進。8日，在臺南府府學（今孔子廟）開設議院。7月31日，「護理臺南府正堂忠」第1次發行官銀票

7月12日，臺灣總督府學務部因八芝蘭一帶文風濃厚，乃自大稻埕遷至芝山巖惠濟宮，部長伊澤修二在該宮後殿設立「芝山巖學堂」（畫家淺井忠曾繪製《湯島聖堂大成殿》以為創校紀念。CE 1898年，改名「八芝蘭公學校」。CE 1921年，改名為「士林公學校」。CE 1974年，則改名為「臺北市士林區士林國民小學」）招募國語傳習生，即日治時期之「全臺教育發祥地」

7月12日，吳湯興以「統領臺灣義民各軍五品銜生員」之名義，向臺灣知府黎景嵩呈文，告知共招義民先鋒辨勇共2,000名，編為5營，其中徐驤守北埔、邱國霖守尖筆山、張兆麟守水流東、陳超亮守深井、黃景嶽守苗栗，都是扼守重要隘口

7月12日，日軍負責水路運輸補給之「大嵙崁輸送隊」利用18艘紅頭船載運軍糧，由臺北出發逆大嵙崁溪上溯，夜泊今臺北大學一帶之隆恩埔（只有櫻井Sakurai士官長帶領34人護衛）。13日清晨，即遭林久遠、王梯雲、陳小埤等人之義軍伏擊，導致櫻井茂夫率領之35名運輸兵中，僅4人逃出，史稱「隆恩埔之役」（《攻臺見聞》之〈運送監護隊之奮戰〉浮世繪，即是刻畫該戰役）。稍晚，另一支近衛師團之坊城大隊抵三角湧、夜宿祖師廟等地，惟遭當地居民將日軍情報交付郊區之抗日義軍。14日，日軍向大嵙崁推進，行經三峽鳶山一帶的土地公坑山區時，乃陷入蘇力等義軍預先布置之口袋陣地。最終歷經4日，日軍死傷數百人，此役是日軍挺進臺北地區期間所遭逢之最大戰役，史稱「分水崙之役」。19日，日軍乃頒發第1次「掃蕩令」，對大嵙崁走廊沿線村落，採取無差別式之屠殺，成千上萬民房遭燒毀，居民流離失所。23日，日軍又發動第2次慘烈之掃蕩，焚三角湧、火焰20餘里不絕、共夷燒房舍1,500餘戶，死者之日方記載接近5千人，臺灣研究者則估算應在2萬人以上。此述2役可謂讓日方知道臺灣人民抗日決心的決定性戰役

7月，日軍（東京近衛師團第4聯隊，聯隊長是後來發動三角湧大屠殺之內藤政明大佐）自新莊打類坑〔今迴龍樂生療養院（從CE 1927年開始，分3年度預算建成。CE 1930年12月13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樂生療養院落成典禮，參加者有總督石塚英藏、臺北帝大總長幣原坦（1870-1953）、臺北醫院院長倉岡彥助、馬偕醫院院長戴仁壽等200人出席。CE 1935年9月8日，樂生療養院之恩賜治療室完工，在建築物棟札上，設計者是井手薰，大工棟梁是吉村末一，請負者／施工者是杉村廣八）下方〕上山，2天不到即攻克龜崙嶺。其時（乙未戰役）抗日義軍是以詹清池之第5營為主，駐守大菁坑到龜崙嶺（今日之大棟山405高地）一帶，並以大棟山為主陣地。7月22日早上，日軍從打類坑上切今日之樹林三角埔頂山（又名羌子寮山），隨即兵分2路包夾大棟山（右路沿今日青龍嶺—大棟山之稜線前進，左路則往桃園之關公嶺行進）。上午11時左右，日軍對大棟山發動砲擊，黃昏時刻義軍主陣地遭攻陷，之後主要據點剩下大棟山南邊200多公尺之320高地連峰（今旨雲宮東側山稜）。23日早上，內藤下令對320高地連峰進行最後攻擊，經過一陣猛攻後，320高地連峰遭攻陷（《乙未之役：隨軍見聞錄》，呂理政、謝國興主編，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攻臺見聞：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許佩賢 譯，遠流，1995／而日軍對乙未之役有極為完整的戰事紀錄，最終集結於CE 1907年《明治廿七八年 日清戰史》一書，其中卷7、8即收錄陸地測量部臨時測圖部所繪製的31幅澎湖、臺灣作戰相關地圖，又該書所指「日清戰史」包括甲午戰爭及乙未戰役2部分）

8月1日，胡傳從臺東啟程，經浸水營古道返回臺南。15日，再從臺南搭船前往廈門。18日，船到後住進三仙館旅店。22日，溘然長逝

8月5日，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長署名通報馬士Morse，淡水海關遂告結束

8月6日，公布《臺灣總督府條例》（7月18日，臺灣決定開始實施軍政／CE 1895年8月6日至CE 1896年3月31日，以陸達第70號實施軍政／有關民政法規以「日令」公佈）。24日，制定《民政支部及出張所規程》，除保有臺北縣、澎湖島廳外，臺灣縣與臺南縣都被裁撤，改為臺灣民政支部（苗栗、鹿港、雲林、埔里社4個出張所）及臺南民政支部（嘉義、鳳山、恆春、臺東4個出張所）。縣、民政支部底下設「出張所」或支廳

8月8-9日，日軍以海陸（8日拂曉，日軍自竹塹城出發南向攻打枕頭山、雞卵面、香山。9時半，日軍邸內湖、南隘一帶，未再前進而向大埔庄砲擊。同時日艦吉野、浪速號開至尖筆山外海猛烈轟擊尖筆山及大埔庄）夾擊進攻竹南尖筆山（海拔約102公尺，為臺灣義軍抵抗日軍關鍵性戰役地點之一，當時以客家族群為作戰主力），義軍不敵猛烈攻擊而退守苗栗，此為「尖筆山之役」

8月10日，臺灣總督府製圖部繪製1/4,000《臺北及大稻埕、艋舺略圖》。CE 1987年同一版再翻印之1/5,000《日治初期臺北市街圖》及CE 1898年5月9日由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大倉熙所調繪的1/6,000《臺北全圖附圓山附近圖》，這3張市街圖最具代表，不僅對於當時清末臺北三市街之街道、建築物、城牆的描繪極為詳盡、是目前發現精度最高、描繪最為詳細、且年代最早有關臺北三市街之地圖

8月19日，「臺南官銀錢票總局」（莊序端主持）第2次發行官銀票。22日，能久親王夜宿通霄湯鴻文住宅（8月23-24日，住宿臺中州大甲街西北方之文昌廟，並設禁衛師團司令部於廟中，另有一說是夜宿於廟旁之地方人士王泮水的住家。25日，住宿臺中州大甲郡牛罵頭街蔡仁鄉磚造平房。26日，住宿臺中州大甲郡大肚街郊外之磺溪書院，今臺中市大肚區文昌一街10號。8月28日至10月2日，住宿彰化舊知府衙門（長達1個多月之停留主要是為了部隊休補，以及增援部隊重新大集結的再次準備。近衛師團擁有15,000多名裝備訓練精良兵員，而拼死抵抗主要是黑旗軍主力以及主要由客家人組成之義民，大約5,000多人，裝備簡陋且許多是臨時召募的，雙方軍事實力懸殊。儘管如此，抗日軍部署在彰化城內以及城外制高點之八卦山上，利用地形地勢，準備拼死一搏）。10月3-5日，住宿臺中州員林郡永靖庄南港西庄陳有光住家。6日，改宿北斗許從龍之住宅。8日，抵大莆林住宿大林開漳聖王廟）。23日，樺山資紀又以信函勸降劉永福，但仍遭拒〔8月23日，北白親王將步兵第2旅團分成左、右2縱隊，右縱隊以三木少佐為司令官，沿海岸線持續南下；左縱隊則以中岡大佐為指揮，繞經臺中往南前行，2隊訂於3日後合兵於彰化八卦山。25日清晨，中岡大佐自葫蘆墩向潭子頭家厝庄挺進時，遭溝背庄（今臺中市北屯區舊社里北側）民軍狙擊。26日，日軍才終於突破據點拿下溝背庄，續往八卦山〕。27日清晨，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在大甲下令準備進攻彰化，偕同其他將領親率5,000名士兵分2路攻打彰化城，7時入城。10月28日，發生全臺最慘烈之抗日大戰「八卦山之役」［清晨5時半，日軍開始進攻，由於武器懸殊許多據點相繼陷落，臺軍退守於光緒14年（CE 1888年）臺灣知府程起鶚重新修復之定軍寨（原址現為八卦山大佛）及砲臺，然而日軍從後方攻入且砲臺基座無法旋轉而陷落，此時吳彭年所率之黑旗軍趕來增援，但為時已晚且因日軍居高臨下而幾乎覆沒，彰化縣城遂被日軍控制。八卦（Pat-kuá）山，本名半線山（Puànn-suànn），取諧音雅化而來／完成對彰化城包圍之近衞師團分3路發起總攻擊，清晨5時半，日軍以山炮16門、機關砲9門，配合上萬步兵步槍射擊，對彰化城發動猛烈的砲火攻擊。當日中午時，日軍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全臺義民大統領吳湯興與黑旗軍勇將吳彭年皆奮戰而死，且中部原臺灣府知府黎景崧（新楚軍）也內渡。另外，近衛師團步兵第2旅團長山根信成也在此役陣亡。之後，黑旗軍和義軍往嘉義方向撤退，日軍先頭部隊繼續佔領雲林，黑旗軍又重整兵力試圖光復彰化未果。總的來說，儘管黑旗軍和義民戰敗，但近衞師團亦元氣大傷。9月7日，北白川宮下令近衛師團中止南進行動，隨後曾短暫回到臺北城，參與南進軍司令部之成立與南進軍事計劃的制訂

8月22日，西班牙人白若瑟（阿巴雷茲、José Maria Álvarez／1871-1937）神父受道明會玫瑰省指派來臺傳教，至CE 1904年8月3日離臺共9年，在臺北（並及於蘆洲、大稻埕一帶）及彰化埔心羅厝（天主堂）等地傳教，兼巡牧員林與田中，之後轉赴日本，擔任四國（Shikoku）教區高知（Kochi）第1任牧長or監牧（Prefecto Apostólico），直到CE 1931年因病辭任，CE 1937年在四國辭世。CE 1915年，西班牙馬德里皇家地理學會出版約600頁自然史之西班牙文專書《福爾摩沙地誌／福爾摩沙詳盡的地理與歷史》（Descrión Geográfica de la Isla de Formosa）。CE 1930年，又有下冊人文史出版

臺灣民主國郵票是為在臺南領導抗日之黑旗軍劉永福，其幕僚為籌措軍餉，詢問任職安平海關的英國人麥嘉林（C. A. McCallum），由其於今年8月所創，並交由安平海關經營，先後發行了5種版次（包括試用版），每版發行1套3枚，面值30錢、50錢、100錢

9月1日，總督府殖產部長橋口文藏與臺北縣知事田中綱常等受命到大嵙崁，招徠泰雅族人。10日，樺山資紀總督會見大嵙崁前山群角板山社及竹頭角社5人，這是雙方第1次接觸，也是泰雅族第1次的「臺北觀光」。25日，比照清代撫墾局模式，在大嵙崁街設立出張所（辦事處）獲准（CE 1896年設立）

9月13日，恆春知縣歐陽萱（以管帶臺南先鋒營兼署臺南府恆春縣知縣，在對抗日軍的乙未之役時遇害）奉令秘密焚毀鵝鑾鼻燈樓、石牆及石路碼頭（清軍離臺前）等

9月17日，日本陸軍中將高島鞆之助（たかしま とものすけ／1844-1916／唯一臺灣副總督）子爵於臺北編成南進軍分路南下，計畫3面夾攻。而伏見宮貞愛親王已率領日軍混成第4旅團，於8月26日（10月10日？）自嘉義布袋嘴登陸（由分遣艦隊海軍少將東鄉平八郎協助），現也已完成補給，準備夾擊臺南府城

10月9日，日軍攻陷嘉義，並等待軍援，以及新的戰役計畫（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將總部由竹塹之牛埔山移出，在彰化設立總部）。而英國領事胡力檣（R. W. Hurst）則拜訪劉永福極力勸和，也答應從中協調，即連夜搭艦至澎湖轉交約文給高島司令部，約定12日正午於安平港外旗艦上，由劉本人或其全權代表會商議和，但之後議和破局。11日，日本陸軍第2師團在獅團長乃木（Nogi）希典中將率領下（10月3日，由基隆港出航），於枋寮海岸登陸〔由常備艦隊海軍中將有地品之允（ありち しなのじょう／1843-1919）協助〕，向北揮軍，12日，拿下毫無抵抗之東港。11日，日軍貞愛師團上溯佔領鹽水港。17日，臺南府城宣布戒嚴，劉永福率主力移駐安平砲臺。18日中午，能久親王抵安溪寮，惟已染上瘧疾，夜宿臺南州新營郡後壁庄安溪寮王大高道士竹柱土埆屋。19日18時，乘轎抵達果毅後，夜宿臺南州新營郡柳營庄果毅後張朝陽宅。10月19日深夜，劉永福於安平港搭乘英國輪船「賽理斯」（爹利士／塞里斯／S. S. Thales／Selise）號逃亡〔因躲在煤炭間，致未被追上英輪之日艦人員找到／臺灣民間傳說則是「阿婆踉港／阿婆閬港」（A-pô-làng-káng／浪槓），即扮成老婦人搭船逃亡（躲藏於船長艙臥舖下之抽屜櫃內），此說首先來自《臺灣教會公報／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公報》之前身《臺灣府城教會報》／之後，再次以「八重山」（Yayeyama）號郵輪追捕，而於廈門外海趕上，但遭船長抗議其在公海攔停他國船隻，英國大使也向日本政府抗議，結果反使負責此一行動的福爾摩沙艦隊司令有地品之允調離其職〕廈門。20日16時，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乘轎抵灣裡（善化），住宿臺南州新化郡善化庄藥種商林匏住家。10月21日，日軍長驅直入臺南府城小南門「鎮南門」〔殿後之英國宣教士宋忠堅牧師（Rev. Duncan Ferguson／1860-1923／CE 1889-1923年在臺，曾任「大學」校長、1912年代理長老教中學校長╱夫人宋以利牧師娘Elizabeth Blackburn Christie Ferguson是蘇格蘭第1位取得「三重醫學學位」即同時擁有內科、外科、藥科執照的女性醫師，在CE 1891年來臺醫療宣教，並將自己的所有和一生都奉獻給臺灣）實地紀錄：「那是一個晴朗、涼爽的清晨，日本步兵和騎兵列成縱隊，跟在巴克禮先生（12日，回到臺灣）和15名赤腳之中國人後面，這是一個值得回憶的景象」，小南門終於打開，上百名士紳走出來跪拜在地，不久日本太陽旗飄揚城中。CE 1897年，宋忠堅及巴克禮牧師獲頒「（勳5等雙光）旭日章」〕，臺灣民主國結束，壽命僅148天，近代臺灣歷史上唯一之建國紀錄（21日，能久親王當夜住宿臺南州新化郡新化街鍾鏡清住宅）。22日，能久親王隨部隊到達臺南東門，夜宿臺南市張紹芬宅。23日，能久親王轉移至檨仔林街〔它是條東南-西北向之道路，大概是從中巷街（今中正路21巷）或重慶寺街（今中正路5巷）往南延伸至今忠義國小內開始，有時往西又有時往西北方向延伸，到莊雅橋街（今永福路2段54巷出來往南的永福路2段）。日治時期市區改正後，這條斜向道路不僅被截斷，因此今天已不能還原〕吳汝祥家中，第4旅團長伏見宮貞愛親王等人前來探診。10月28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於曾文溪南岸，今臺南善化地界（三塊厝林投巷），被義勇軍龍敲、曾老晏、林惡沙射殺成重傷，士兵扛至今善化慶安宮前草藥店急救，並連夜運往臺南，仍不治死亡。29日上午，靈柩以西京丸輪船自安平港運回日本｛軍艦吉野號護衛／11月3日，抵土佐國須崎港停泊。4日上午7時，抵橫須賀港。5日7時於東京發布死訊消息，11日以國葬規格下葬豐島岡御陵／身為主帥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日方記錄中於新營附近的安溪寮就開始發燒，軍醫診斷為瘧疾，之後連日發燒，到達大目降（今新化）時已燒到40度以上，22日進入臺南城先住在安海街張紹芬宅〔今林百貨對面富華飯店一帶／市定古蹟林百貨原為CE 1932年臺南市末廣町店舖住宅建築，設計者為CE 1911年來臺之梅澤捨次郎。初期任職於總督府土木部營繕科負責建築監造，CE 1917年正式擔任總督府技手，CE 1930年派至臺南州擔任地方技師，CE 1931年設計完成臺南警察署，即今市定古蹟臺南美術館一館。CE 1934年調回臺北擔任專賣局技師，至CE 1942年離職前，執行許多專賣局新建任務，包括CE 1935年完工之新竹支局（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與CE 1937年3月完工的嘉義支局（原基地為臺灣煉瓦株式會社嘉義工場所在，CE 1936年9月開工，CE 1938年3月5日舉辦新廳舍落成紀念。全棟皆為鋼筋混凝土造，並以托架強化樑柱交接處之結構韌性。且入口雨庇出挑390公分，採反樑設計並將之隱藏於雨庇中）等廳舍建築工程（上述2棟建築其正立面與側立面皆貼附具有現代主義風格，而由北投窯業株式會社所產製之「Scratch風格磁磚（タイル）」），背面僅水泥粉光而未貼磚／堀込憲二老師將之歸類於進階式的「Tapestry磁磚」（Tape.），樣式兼具Scratch與筋面磁磚特徵，以具Scratch風格紋路之模具壓印、上釉製作而成〕，23日又移至莊雅橋街富商吳汝祥宅邸宜秋山館（之後被設為「臺南御遺跡所」，CE 1902年在其北側，以原第3旅團司令部的事務所建立臺灣第1座公立博物館，CE 1920年代初期為擴建官幣中社之臺南神社，又遷往在臺粵桂人士所建的「兩廣會館」，正式設立了「臺南州立教育博物館」，惟二戰期間慘遭空襲炸毀／今臺南美術館二館近永福路友愛街一帶）療養，但病況並未好轉，於10月28日7時逝世。能久親王過世後，官方第一時間並未承認死訊（避開11月3日之天皇誕辰即天長節，以免影響天皇壽誕慶典），而是以生病回京為由將遺體運回東京才舉辦國葬｝。10月底，日本才平定臺灣島西部，而臺灣島東部之剷除清國殘餘勢力，是到CE 1896年初夏，在卑南族和斯卡羅族頭目合作下始完成

7-8月，殖產部農務課員田代安定［Tashiro Antei、Tashiro Yasusada、たしろ あんてい、たしろ やすさだう／1856.08.22-1928.03.16／自稱「天劍子」，被稱為「憂國志士」，為貫徹「南海諸島經營」，而於甲午戰爭中從軍到澎湖，CE 1895年6月17日轉來臺灣，是開拓臺灣原住民調查之先行者，也在臺灣原住民研究領域中始終扮演「黑子」（暗中協助者）的角色。CE 1929年11月16日於臺北市三板町（三板橋，今林森北路一帶）公共墓地建碑（北側為臺灣第7任總督明石元二郎墓地，西邊是第3任臺灣總督乃木希典之母墓地，這個日本人墓地是臺灣殖民統治「功勞者」之殿堂，是「殖民地統治者的巨塔」，《日本殖民地下の臺灣と沖繩》，又吉盛清，1990），石面碑銘「田代安定君碑」等字由新渡戶稻造親筆撰寫，而銅版雕刻之碑文則由尾崎秀真撰文，吉田耕治親書，可惜此碑今已無存矣！］單獨視察臺東地方（CE 1895年當時包括今日臺灣東部全境，仍有清軍據守，不知臺灣統治權已更迭，田代安全上有疑義？而CE 1896年5月25日軍才登陸臺東，到6月止進行清兵掃蕩戰），著〈臺東管內調查報文／臺東に關すゐ所見〉（12月呈報樺山總督，但未見收錄於《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報文》第1卷中，是否現已佚失，或是當時調查報告所提出之意見未被採納，形同廢紙？）。9-10月，田代安定巡察宜蘭地方，並發表〈宜蘭管內調查錄〉，收錄於《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報文》第1卷｛9月14日，拜訪奇立丹社（今宜蘭縣礁溪鄉德陽村）頭目高良西〔宜蘭「平埔36社」（熟番社役場／宜蘭支廳今年12月設立，獨立處理36社事務。CE 1897年5月取消該社役場，各社則依其所在劃入不同辦務署的各區之下，但熟番社仍與街、庄分離，仍單獨設社長，自行負責行政事務。又至CE 1898年，檢討發現舊社名稱雖然存在，惟日常生活與同名庄已經通用不分，庄、社合併其實更有行政效率。因此CE 1900年12月27日，36社分別與附近的漢庄合併，編入「街庄／土名」2級基層空間。CE 1901年，宜蘭廳正式採用，宜蘭熟番社還是併入全臺街庄行政體系，蕃社再也不是獨立之行政單位，然仍准許保留社內頭目，而行政事務乃歸街庄長掌管了）事務管理人，抵美社（今宜蘭縣壯圍鄉美城村）頭目振金聲（36社總頭目）擔任補助〕。15日，訪視打馬煙教會。26日，訪視破布烏教會。27日，則夜宿頂破布烏教會。10月，訪視加禮宛教會，當時傳道師為偕榮元（偕英元）。4日，訪視冬瓜山教會／平埔族教會當時有4所：石碑、里隴、觀音山、成廣澳｝

9月，加拿大基督教長老教會宣教士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博士完成並付印《福爾摩沙遙寄》（From Far Formosa），其中第8章記載「動物生活」（Animal life, p.76-91），介紹他對各種動物之觀察記錄。CE 2007年，中文版書名改為《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林晚生 譯，2007，前衛），這是他在臺灣18年間的經歷見聞和研究

10月31日，公布日令第26號「官有山林原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否決了原住民之土地權（理由竟是「野蠻地」、「無主地」，即直接成為臺灣總督府之「官有地」／「蕃地」套上現代化法制而改稱總督府之「官有地」，又在「殖產興業」政策下轉變成「開發地」，這是以國家政策發展之名，對土地所施展的赤裸裸剝奪，是「國家」把泰雅族之山居生活環境視為企業「開發」地，迫使與大自然共生共存之原住民族走上沒落一途／也是當下臺灣森林資本化與後現代化之最初「法源基礎」，可以視為臺灣森林殖民史的母法）以及漢人樟腦業的生存權（要求業者重新提出申請始得合法作業），這樣日方才能在自己能支配的土地上推動掠奪式之「殖產興業」政策（日本把「現代化」西洋文明帶入臺灣，而19世紀末西方文明主要以「文明」、「進步」、「科技」為代表，相對的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人打敗之清朝，漢人被放入「落後」、「墮落」、「虛僞」等負面評價而歧視之，而臺灣原住民更被列入「野蠻」、「無知」、「劣等」的等級，係沒有人格之人種，而理所當然地應受到各種非人的待遇／其實原住民文化，才是土生土長的本土文化，無論時代如何改變，仍舊深深地影響著原住民）

11月5日，臺灣總督於臺南北門外之陸軍練兵場，主持戰病歿者的招魂祭。6日，接收臺灣之南進軍解除編制

11月10日，伊能嘉矩以臺灣總督府囑託（約聘雇員）身分抵臺（10月19日獲得任命狀10天後，就由東京束裝起程），並任命其為「國語學校書記」（後升任國語學校教諭），主要負責「蕃人教育設施」之籌畫準備工作〔大致分成「蕃人教育」（蕃人公學校）與「蕃童教育」（蕃童教育所）〕。一個月後，與田代安定合組「臺灣人類學會」。而他在臺北居住於艋舺（大嵙崁溪流域之門戶）的「南洋商會」，可認識很多原住民朋友及通事，也初識其義子Palnaha Ivan

11月18日，日軍宣稱「全臺悉予平定」

12月2日，恆春出張所所長相良長綱透過恆春方面之18蕃社總頭目潘文杰、射麻裡社頭目潘阿籣及豬朥束社頭目潘藕葉，一同前往臺東卑南地區向該區之原住民招降，獲得善意回應。17日，卑南大社總頭目Sangung等6人前來歸服

12月14日，衛生局長後藤新平呈交〈阿片處分論〉予臺灣事務局總裁伊藤博文，提出漸禁策略，包括有效控管、政府公賣且額度遞減（治標）、基礎教育（治本）、藉鴉片收益改善衛生環境。之後經事務局委員討論，再經內閣會議審議通過。CE 1896年2月，漸禁方針乃正式確立，而後藤新平則被授予勳2等旭日重光章及獎金3,000日圓

12月18日，蘭大衛〔Dr. David Landsbrough／1870.08.02-1957.10，1895-1936在臺。CE 1912年11月22日，與英國女傳教師連瑪玉（Marjorie Learner）小姐結婚〕醫生、梅監霧牧師（梅監務╱Rev. Campbell Naismith Moody／1865-1940╱1895-1924在臺／CE 1906年返回母國休假時結婚，其主要工作場域在臺灣中部，生活簡樸刻苦寒酸，甘為霖稱他「英國乞食」，但著作等身╱以蘇格蘭式之「沿村露天佈道」方式宣教，臺灣同工譽為「臺灣之保羅」）及廉德烈牧師（廉得烈／Rev. Andrew B. Nielson）於今年共抵安平港（10月16日一同出發），與巴克禮牧師同住，並向林燕臣〔子林茂生，曾得到巴克禮牧師贊助留學日本，成為臺灣第1位取得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哲學科文學士學位之人（CE 1916年），之後又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CE 1929年），是臺灣人在美國榮獲哲學博士之第1人，但於228事件中被殺害〕學習臺語，之後廉德烈牧師留在臺南，蘭大衛醫生、梅監霧牧師前往彰化接替病故之盧加閔（盧嘉敏／Dr. Cavin Russel／CE 1890年，開設「大社醫館」）醫生之醫療傳道事工，為彰化基督教醫院創設〔英國伯斯郡布斯基（Bonskied in Perthshire）之巴羅伯牧師（Rev. R. W. Barbour）曾提供經費給海外傳道會以永久維持此教會醫院〕之始

臺北大屯山區山仔后內燒庚寮（今臺北市士林區新安里）是日據初期臺灣頭抗日民軍簡大獅（名忠誥，號大獅，出生在臺北滬尾淡水區／1870-1900／CE 1884年，清法戰爭在臺灣北部開打，簡大獅以綠林豪組成鄉勇練團，投入清軍將領陳輝煌營中效命。CE 1895年，臺灣割讓給日本後，日軍登陸三貂灣，簡大獅率臺灣民主國義軍抗敵失敗，避身臺北芝蘭堡大屯山區）及部眾游擊基地。12月31日（清光緒21年11月16日），簡大獅結合北部抗日義民軍組織，密謀全力反攻。支援金包里抗日，圍攻滬尾，並依約定夜暮山頂上舉火為號，率蔡白、蔡池等附屬共部眾約400餘人，下山攻取士林，支援圍攻臺北城，在芝山巖殺日習所6位日本學務辦員

12月31日，6位任教芝山巖學堂老師（六氏先生）往臺北城慶祝元旦，途中因臺北城內動亂遭殺害，史稱「芝山巖事件」。CE 1896年7月，設立「學務官僚遭難碑」

北臺灣各地義民組成的抗日軍，相約於12月31日（日本過年）夜除夕起義，並以大屯山與觀音山（雙峰山／Double-peaked Hill）的山頂舉火為號，各路一起行動，預計在元旦日以武力奪回臺北城。但因宜蘭三貂堡（後清時代將現今貢寮、雙溪一帶命為「三貂堡」）的林李成（前清秀才、經營金礦）及林大北在招集部眾時，被日軍偵查得知，而於12月28日對林李成的部眾展開攻擊，但日軍反被義民軍所殲滅。日軍雖戰敗但牽制林李成等力量，而未能將這股力量集中在臺北城發揮，甚為可惜。加上最後抗日軍各路素質不一等相關原因，難以對抗已有所戒備及防範的日本軍，第1次以武力奪回臺北城終告失敗〔大里天公廟碑林（草嶺古道南端起點）左側路旁的山徑岔路有「巡查心得大村總藏戰死碑」，背面刻有「明治28年12月29日戰死•大分縣人」，可能跟該年年底義民軍第1次圍攻臺北城的歷史有關。其中，「心得」之意乃代理也〕

年末，吉野艦奉命收容鵝鑾鼻燈塔守並護送至廈門，拔錨後，恆春方面清兵來掠奪並破壞燈塔〔遞信志航路標識篇（1928），日本國會圖書館／Taine Ko網誌（https://kotaine.blogspot.com/search?q=％E9％B5％9D％E9％91％BE）認為馬關條約後，清軍奉命撤離臺澎，這筆破壞燈塔記錄，應該算在周遭亂民之行為？還是清兵志願留守易幟（黃虎旗）抗擊的荒唐？這只能說是戰災吧！〕

荷蘭人希格勒Gustav Schlegel在《通報》T 'oung Pao第6卷發表〈琉球國的地理問題〉，主張元代以前之琉球是指今日臺灣，到了明初，其名稱始轉為指今日琉球

美國《紐約先鋒報》駐臺記者達飛聲〔禮密臣、大衛孫、德韋森、戴維斯／James Wheeler Davidson／1872-1933／CE 1898年，擔任第1位美國駐福爾摩沙（臺灣）和琉球領事，最終以駐上海總領事之身分結束外交官生涯，之後定居加拿大卡加利（Calgary），因從事筏木業而致富〕來到臺灣採訪新聞，卻趁夜潛入基隆日軍陣地報告臺北虛實，並引日軍從山野僻徑順利進入臺北城。CE 1896年，成為第1任美國駐淡水代辦領事（CE 1898年真除，CE 1903年卸任）。CE 1905年，任美國駐上海總領事，著有《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風華美麗島》（The Island of Formosa：Past and Present,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s），是第一本以英文書寫的臺灣歷史專書，是下列書籍中流通最廣、最具有代表性、影響也最深遠的一本［CE 1893年，法國人于雅樂（Camille Clement Imbault-Huart, 1857-1897）首先出版《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CE 1897年，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科李斯（里斯／Ludwig Riess, 1861-1928）教授出版以德文書寫的《臺灣島史》（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CE 1898年，德國歷史學者沃斯（亞伯雷•維爾／Albrecht Wirth／1866-1936）亦出版《臺灣之歷史》（Geschichte Formosa's bis Anfang／書中曾評價劉銘傳是除李鴻章之外，中國最有才能的人，治臺成績超過所有前任者，是國姓爺以後臺灣歷史上最重要人物，且功績表現在交通建設—鋪設鐵路、海底電纜、陸上電報線）；CE 1905年，竹越與三郎（たけこし よさぶろう，1865-1950）的《臺灣統治志》，則可視為日本殖民初期的歷史編纂與調查之階段性成果（CE 1907年出版英文本Japanese Rule in Formosa）］。不管如何，這些以外文寫作的臺灣歷史書籍，時間都遠在CE 1920年第一部由臺灣人連橫（1878-1936）著作的《臺灣通史》出版之前，匯集日本殖民地研究傳統與西方區域研究傳統，成為當代臺灣史的重要源頭之一。而美國領事李仙得LeGendre用英文寫成的《臺灣紀行》（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雖然早在CE 1875年書稿就已完成〔附圖「The Rover's Case—South Formosa」〈羅妹號事件—臺灣南部地圖〉，繪製時間應在CE 1869年調查之後，地圖範圍為恆春半島。半島東部以紅線繪出「aborigines territory under Tok-e-tok」（卓杞篤轄下的原住民領土），以及豬朥束社、龜仔甪社、龍鑾社、牡丹社等11個社之名稱。其中龜仔甪社、龍鑾社繪製出番社領域範圍（與羅妹號事件相關），而半島西部漢庄部分，則相形之下簡略〕，卻直到CE 2012年英文原版才正式出版（Douglas L. Fix and John Shufelt 譯，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2）。CE 2013年，則出版中文翻譯本《李仙得臺灣紀行─附李仙得臺灣紀行相關地圖》（費德廉 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禮密臣的臺灣歷史書寫及其影響之考察》，新史學29卷3期，林欣宜，2018.09）此時臺灣茶葉貿易佔全臺出口總值約54％，且佔淡水出口總值90％，對臺灣重心北移具有關鍵性影響

割臺後，潘文杰迅速投靠日軍，擔任恆春出張所之事務囑託（約聘專員）

〈澎湖島〉為山吉盛義氏編纂，於今年訂正再版發行，其中東吉嶼稱之東島，西吉嶼稱之筆錠島，東、西嶼坪合稱礁列島，應為承續清領末期西方對於南方4島的稱呼

日本陸地測量部臨時測圖部隨軍測製「臺灣早先地形圖」（CE 1895-96年／日明治28-29年）二萬分之一 53 幅及五萬分之一 101 幅，測繪區域主要集中全臺蕃界以內，人口較密集之平原地帶，可以反映出清末日治初期（尚未實施任何「市區改正計畫」與開闢任何道路或建設任何公共工程之前）尚未被日人實施空間改造以前各個傳統漢人聚落街庄的空間結構與土地利用，也是目前唯一可以重建百餘年前之河道、地形、地貌、地類、聚落、土地利用、水運（渡船頭）及路運的交通運輸路線、農田水利、天然溝渠與埤圳等具體空間資訊，可以幫助我們重建百年前地理空間的歷史現場

 

CE 1896年：（清光緒22年／日明治29年）

元月，簡大獅率領抗日民軍600多名攻擊臺北城。首攻打江頭關渡，斷開引北電話線，轉而攻瀘屋街，與日軍巷戰於天后宮，打死打傷日軍300多人。但戰事失利後退守大屯山區，設駐游擊營在北投山、紗帽山、金包里山區等處。6月，在金包里倒照胡（今新北市金山區兩湖里倒照湖）附近襲擊日人。7月，受金包里及石門庄老梅日本軍警隊合攻，退往紗帽山一帶

元月，日人矢野勢吉郎（S. Yano／為臺灣早期之日籍植物採集者，甲午戰爭後日治初期，他曾大量採集臺灣的植物標本，甚至是臺灣第1位前往綠島、蘭嶼的日籍植物採集者。後來他任職於俄羅斯駐日公使館，這些在關鍵時期採集之臺灣植物標本編號共計500多號，亦全數被蒐藏在俄羅斯聖彼得堡的科馬洛夫植物研究所植物標本館，也成為臺灣早期植物研究歷史中一個失落之環節）第1次至紅頭嶼採集植物，接下來同年3月，是上田毅門的一位伺從。CE 1900年2月，東京帝大理科大學之植物採集員三宅驥一，同年5月的田代安定，CE 1901年2月的森丑之助，CE 1906年3月之中原源治，同年8月的森丑再次渡航，CE 1909年5月之草野俊助，CE 1911年4月的川上瀧彌和森丑，同年7月佐佐木舜一第1次前往紅頭嶼，適與東京帝大理科大學之渡瀨庄三、朴澤三二、臺灣總督府的動物採集員大島正滿、菊池米太郎等人同行。CE 1912年7月，川上和佐佐木也參加總督府產業調查隊一行，此時田代安定亦前往從事有用植物調查。接著佐佐木於CE 1919年5月單身前往（第3次），CE 1920年6月與林學博士金平亮三一起渡航，CE 1921年2月第5次渡航，CE 1924年5月、CE 1926年6月第7次赴紅頭嶼進行1個月的大採集

2月中旬，被稱為「生蕃近藤」、「軟弱的日本生蕃」之日本人近藤勝三郎（Kondô Yoshio）從香港抵達基隆，之後跟隨埔里守備對檜山鐵三郎隊長返回埔里，並成為軍隊日用品的獨家供應商，且向撫墾署申請設立「蕃產交易所」，不久後還娶了巴蘭社頭目那威‧羅豹（Nawai Robao，後因「姊妹ヶ原事件」而勢力大弱，總頭目地位由赫哥社頭目Awui Nokan取代）的女兒伊婉羅豹（Iwan Robao／後來改取赫哥社頭目Awui Nokan妹妹），甚至成為托洛庫群沙度（Sado）社頭目巴沙鷗波蘭（Bassao Polan）的養子，也（）曾命令弟弟儀三郎（伊三郎／因與巴蘭社土地買賣糾紛而憂鬱自殺）娶馬赫坡（Mahebo／馬海濮、麻平暮）社頭目莫那‧魯道的妹妹特娃斯‧魯道（Dewas Rudao、迪娃斯‧魯道）

2月24日，宣教會南部「中會」正式成立〔每個堂會（congregation）選出之長老與牧師組成小會（session），負責治理會眾，且派代表參加中會（presbytery），並每年招集一次大會（synod）或總會（assembly）╱CE 1904年，北部教會也組織「中會」〕。CE 1898年，潘明珠（嘉義岩前人╱牧養林後、東港、阿猴、建功、杜君英共5個堂會）及劉俊臣（茂堃╱屏東里港人╱牧養臺南及西拉雅地區之木柵、拔馬、溝坪、崗仔林共5個堂會）先後被封立為牧師

3月10日，日人組織第1支探險隊，在船長Tanoma Kibuchi率領下由基隆出海抵達蘭嶼，隨行有專家學者及士兵

3月30日，臺灣總督府燈臺所官制公布，並於4月1日施行

3月31日，公布臺灣總督府直轄諸學校官制。同時，大日本帝國國會公布法律第63號「應於臺灣施行法令相關之法律」（簡稱《六三法》），該法律特別賦予臺灣總督律令制定權，在其管轄區域內得發布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律令），而且臨時緊急命令可不經中央主管機關呈請天皇裁決而立即發布（奠定臺灣總督之絕對權力的法律基礎，影響臺灣人民至鉅）

3月，臺灣首位武官總督樺山資紀任命負責軍用運輸之陸軍臨時臺灣鐵道隊長山根武亮執行調查任務，並聘請日本遞信省鐵道技師工學博士增田禮作及小山保政，支援實地測量及選線比較等作業。4月，調查隊成立，遭遇第1個難題，就是縱貫鐵道走海岸線好或山間線好？根據6月的調查報告：海岸線需橫渡河流但雨季氾濫甚烈，不僅架橋工程困能（當時挖掘隧道較架設橋樑易於掌握），且偏離物產產出地，有運輸利用較難普及之虞，加上臺灣總督府參謀的意見（考量海岸線易受臺灣海峽進犯之敵方船鑑砲擊，山間線遠離海岸易守難攻，較能維持戰時運輸功能，充分展現軍用鐵路時期之思路），最後決定採取山間線為方針。因此CE 1893年之鐵路終點新竹以南，過竹南後就進入山岳地帶，其中苗栗-三義-豐原路段，最大坡度超過26/1000，也就是每公里水平距離爬升26公尺，幾乎達到當時蒸汽機關車鋼輪鋼軌黏著力的物理極限。一般平坦線可以牽引35輛貨車，而此時最多只能牽引15輛，甚至為了順利將火車推上臺灣鐵道最高點，還必須在苗栗、臺中2站常態配置「補助機車」，配合列車前端之「本務機車」，前後包夾、一推一拉，才能安全準時地通過此一難關。CE 1908年，臺灣縱貫鐵道全通後，基隆及高雄逐漸超越淡水、安平港，成為南北2大進出口港，米糖大多經高雄出口，日本和中國物品則由基隆輸入，後由鐵路往南運送，且北部之燃煤亦須南運供製糖所需，因此造成單向南運的盛況。CE 1914年，因歐陸發生第1次世界大戰而帶來亞洲大景氣，至CE 1917年最激烈時，航運報價卻突發暴漲，使得日本至基隆、高雄的船運差價極大，導致物品大量運送到基隆港，卻無法裝上火車往南運送（受限於苗栗-臺中間鐵道貨運能力低下），堵塞現象遍及全線，當時稱為「滯貨事件」，之後乃有「海岸線」的方案。最後決定一條大致平坦，最陡坡度只有10/1000，從竹南分岐，一路沿著海岸往南，到王田（今成功）再匯回縱貫線之新線（主線仍是在彰化銜接縱貫鐵路），長約105公里。CE 1919年8月起，南北2端同時動工，而架橋渡河成為海岸線工事的最大挑戰，其中日南為海岸線最高點〔「和洋混合風」木造建築（由信號室、站務室、候車室組成3段式平面布局）海線5寶：談文、大山、新埔、日南（以上4站面積14.38坪，小海線標準式）、追分（面積27坪，大海線標準式）／車站屋頂左右不對稱，面對車站右半部為「切妻式」，左半部為「半4坡水式」屋頂。大門入口與候車室偏右。「下家」的設計，下家為車站本體一樓遮陽避雨的廊道（談文車站下家當年因配合臺一線拓寬而遭拆除）。山牆下方設有牛眼窗，候車室內購票窗口前設「等候木柵欄」，為早年火車站必備設施。車站上層外牆以「雨淋板」裝修，下層則為「編竹夾泥牆」，候車室內為格狀之「木骨白灰泥牆」〕。CE 1920年12月，南段清水-王田間先行通車，稱為王田支線。CE 1922年10月10日，竹南-王田全線通車，並於王田前方增設追分站，使海岸線下行列車得以直下彰化、高雄。此後，海岸線反成縱貫線主幹，山線則改稱「臺中線」〔CE 1922年告示公布自同年10月11日竹南清水間鐵道開始營業並改正營業哩程，將海岸線稱為縱貫線，原有山線改稱臺中線，同日基隆高雄間鐵道1等郵便線路改定，海岸線開始設置火車郵局，CE 1922年10月10日在通霄驛舉行通車典禮，而啟用海岸線之火車郵局日戳使用「臺灣型C欄左書型」（CE 1926年6月1日起廢止），CE 1923年8月14日改為使用「臺灣型C欄右書型」（CE 1923-1926年期間火車郵局日戳左、右書型併用／CE 1943年10月廢止），CE 1943年5月1日基隆-高雄全線改為「臺灣櫛型」，因舊戳需磨損才可更換，故至11月始初見此類新戳，至CE 1945年8月15日廢止／直到CE 1925年第2座大肚溪橋完成，部分客車改直接進入山線而不避於追分換車後，逐漸達成「山客海貨」的局面〕，而「循迴追分」則是海岸線列車到追分後先繞經王田抵臺中，再掉頭經彰化繼續南下（更換機關車約增加18分鐘）。就像CE 1978年鐵路電氣化初期，自強號電聯車首航臺北至臺中，也是走海線再巡迴追分進臺中

4月1日起，恢復施行民政。《臺灣總督府地方官官制》將全臺恢復3縣1廳（澎湖島廳）之規劃，但臺灣縣改為臺中縣（此更名動作，也正式產生「臺中」這個地名），而「出張所」也全部調整為「支廳」。其中臺北縣有基隆、宜蘭、淡水、新竹4個支廰。臺中縣有苗栗、彰化、埔里社、雲林4個支廳。臺南縣有嘉義、鳳山、恆春、臺東4個支廳

4月，日人仿照清制撫墾局設置撫墾署，直屬民政局長之下，成為管理山區原住民族之專責事務機構（CE 1898年6月廢除），全臺共設11所〔叭哩沙（宜蘭羅東）、大嵙崁（桃園大溪）、五指山（新竹竹東）、南庄（苗栗南庄）、林杞埔（南投竹山）、大湖（苗栗大湖）、東勢角（臺中東勢）、恆春（屏東恆春）、埔里（南投埔里）、蕃薯寮（高雄旗山）、臺東〕，並將樟腦採集、礦業開採、木材砍伐等，納為官方壟斷事業

同時也在各撫墾署之下籌設「出張所」（分局），但此時仍無警察參與。第2任臺東撫墾署長為林良長綱，擬定一項20年計畫分3階段進行，希望以教育、安撫或教導種植技術，達到統治原住民、開發經濟之目的。而後在大津麟平警視總長與臺東廳長森尾茂助管理下，臺東山地業務由警察負責，警察成為理蕃事務的主體，對原住民政策也由過去之綏撫政策改以武力鎮壓手段。6月28日，由「五指山撫墾署」開始辦理業務，迄於8月3日「蕃薯寮撫墾署」（今高雄縣旗山鎮）開辦

5月，私營鐵道之「臺灣鐵道會社」成立，推舉安場保和（後藤新平岳父）出任社長。

10月27日，得到臺灣總督府的成立許可，後來由於集資問題（日清甲午戰後資本主義之恐慌）而在CE 1899年10月25日解散。此後臺灣鐵道的興建便正式改為官營（後藤新平以3,000萬日圓之縱貫鐵道官設計畫，作為臺灣事業公債案之中心，而在日本國會提出，最後則以2,880萬日圓預算通過協贊，其間曾遭貴族院議員反對，但最後在貴族院議員水野遵護航下通過），由鐵道部負責縱貫鐵道的鋪設與營運〔日治時期臺灣鐵道事業可分為建主改從時期（1895-1926／鐵道路線之擴張時代）、改良時期（1927-1936／CE 1927年鐵道部新設改良課，是由創業、擴張時代轉入改良時代的指標。第1任課長照屋宏僅任職1年，小山三郎自CE 1929年接任至CE 1938年以建設改良課長退職，任期長達10年）、改主建從時期（1937-1945）〕

5 月21日，發布國語傳習所名稱、位置，共14所

5 月25日，日本陸軍混成第三旅團派遣一支混成大隊（指揮官德田步兵少佐／士官石坂莊作同行／5月18日，總督府令文官20餘人，腳伕100餘人從基隆乘船進發）從打狗（高雄港）搭運兵船（「大和號」護衛／24日離開）自臺東港登陸，向北一路掃蕩清殘兵至6月。5月29日，德田少佐從卑南新街進發。30日抵大埔（池上鄉大埔村），當夜少佐曾修書勸降。31日拂曉進攻位於新開園之敵營，當夜趁黑逃走。6月4日，清軍逃竄至新開園西方之網網社。7日，日軍發動攻擊佔領清軍據守之地，殘餘清兵奔竄後山。而清守將管帶劉德杓（5月12日，相良良剛支廳長也指派通譯中村雄助前往臺東，18日將支廳長書信交予劉德杓，勸其歸降／CE 1896年2月，長野義虎為蕃地探險及民情查察乃由臺北出發，經恆春牡丹社至臺東，曾與會面勸其歸順／潘文杰也曾赴臺東勸導原住民組成義勇隊，協助日軍攻打劉德杓在臺東之反日勢力）戰敗也逃入山區（臺灣各地之探險一直等到CE 1896年才熱烈展開，所以CE 1896年是臺灣探險正式登場之關鍵年 ）。CE 1898年11月，在雲林被俘並遣返大陸

日軍與卑南大社及馬蘭大社聯合出兵（事務囑託潘文杰勸說），於池上電光之「雷公火」擊潰清軍殘部，是為「雷公火之役」

6月，日本「南進軍」（指臺灣征討軍）由卑南北進奇萊（清花蓮港駐屯營官邱光年出降，當時花蓮港僅30戶、81人），日軍隨即入駐花蓮港並設置守備隊，完成臺灣本島之接收，至此臺灣全島悉數落入日軍的控制

6 月22日，發布國語傳習所規則。9月10日，設立恆春國語傳習所分教場於豬朥束（設立全臺第1間蕃童國語傳習所，為日治時期官方認定之第1所原住民教育機構／潘文杰12子樓特亞ロテヤ曾入學，第3代總督乃木希典欲收為義子，但為潘文杰所拒）。CE 1897年9月4日，在臺東設立國語傳習所分教場於馬蘭及卑南，隸屬學務部管轄，是日人最早於臺灣設置之原住民教育機構，為原住民教育之嚆始。但此與日後在山區廣社之「蕃童教育所」不大相同，後者是由警察本屬所管

6月29日，臺東輔墾署成立於臺東，海軍大尉曾根俊虎為第1任署長（石坂莊作也是撫墾署員）。30日，開設大嵙崁撫墾署（署長宮之原藤八）。CE 1897年，於新店設立大嵙崁撫墾署屈尺出張所，其管轄範圍是馬武督、大嵙崁、三角湧至新店烏來一帶

6月，南進軍進入奇萊（今花蓮）平原時（日人勢力第1次進入太魯閣蕃地），東海岸之漢族與蕃族表示歸順，僅太魯閣蕃與居住新城之漢人沒有迎接日軍。雖然陸軍參謀柴田大尉以書信招降新城頭目李阿隆，但他以生病為由拒絕出面。7月，臺東撫墾署長曾根俊虎前往巡視時，才命人出面表示歸順之意，但之後藉故有病在身而推辭與日方之面談。CE 1898年（日明治31年）元月，經臺東廳長相良長綱多次斡旋及努力，李阿隆終向日方提出順降書與具稟書2封，隨後臺東廳奇萊辦務署派任新城漢人李阿隆為「太魯閣蕃總通事」，月領20日圓。其實李阿隆為求自身利益及勢力之發展，並未盡總通事之責，反而加深日本人與太魯閣人之間的矛盾和對立，並憑此作收漁翁之利〔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啟》：「地方官無威力足以致通事之死命，段不能治番；…非假地方官以權，不足以有為也。臺東用兵數十年，歲糜餘十餘萬金，而民不加多、土不加辟，無絲毫之成效，職此之故」，以為不能有效駕馭通事是晚清後山經營無成之主因，即通事才是真正的統治者，清廷設官分職只是形式上的治理。正如日治時期之警察官吏才是部落裡真正的統治者，日人至後山初期，警察與通事互相競爭對部落的控制，最具代表性者即外太魯閣總通事李阿隆（CE 1902年／日明治35年，遭日人誘殺遇害），這也是促使太魯閣事件漸趨激烈的一項要素〕

6月，日本開始修繕鵝鑾鼻燈塔（CE 1898年5月完工／CE 1910年更換燈器，光距增加到4倍大，達20海里）

7月8日，日人坂本格、中島與吉、關常吉3人至南庄收購和製腦，並與賽夏族聯興社頭目日阿拐訂立合約，但此3人從來不曾見於〈製腦許可表（專賣制施行前）〉

7月17日，長野義虎從臺北出發，前往大嵙崁生蕃界（桃園縣大溪鎮以東泰雅族大嵙崁群）及南庄（苗栗縣南庄鄉南庄）一帶生蕃及熟蕃界（泰雅族與賽夏族）實地考察狀況。8月1日，從基隆港搭船到深澳，視察那一帶生、熟蕃狀況。5日，從蘇澳搭戎克船沿東海岸航行，第2天抵花蓮港，當天視察花蓮港附近之Hitsu蕃。他採陸路南行，經由拔仔庄（花蓮縣瑞穗鄉富源）視察其西方生蕃界（布農族），然後沿濁水溪（秀姑巒溪）東行（經由奇密社之阿美族社路「奇密古道」，交叉沿著秀姑巒溪2邊溪岸，到出海口的大港口社），到達位於海口之大港口社（今豐濱鄉港口村），從此折北，沿東海岸經由新社庄（豐濱鄉新社）回到花蓮港。27日，再次從花蓮港出發，溯Son溪與Tailin溪到達一越嶺道起點，而那是一條通往前山，即一般人所稱的舊鳳山縣道路（舊關山越嶺路）。9月5日，又從花蓮港搭戎客船到東南海岸的成廣澳庄，6日抵達，之後沿東海岸南行抵臺東港。從臺東港溯濁水溪（卑南大溪）北行，9月13日抵璞石閣庄（花蓮縣玉里／花東縱谷），他停留到15日，特別調查那一帶之高山蕃（東部布農族）的住屋與生活狀態。16日，從璞石閣出發，走上卓溪［蕃社頭目近馬Kinma，副頭目貝都Kaitsu，有23戶／Takke Poshiko，Takke是蕃社之意（後來用以指玉里西邊的蕃社）， Poshiko則是塵土飛揚之意，「卓溪」即Takke的閩南語譯音，而Poshiko（璞石閣）被移用於玉里街市，叫璞石閣庄／原來最早南遷之布農族巒社群部落佔居玉里地方，後有阿美族、東遷之平埔族與漢人移民移入，巒社群之Takke Poshiko退到山麓現居地，所以蕃社名稱被分2半，分別指現在之卓溪社、玉里鎮。CE 1917年花東線鐵路通車至此，取「璞」是未磨的「玉」之意，將本地改稱「玉里」（たまざと）］社。17日，從卓溪社出發，走貼近拉庫拉庫溪北岸之舊年代社路（清古道則由玉里直上卓溪山，再繞向西北方向之玉里山山腰，折西至塔洛木社，與上述社路平行伸展，但是位於社路北側）抵異祿閣（Takke Iroko）社（頭目阿行，副頭目安老行，男女共325人），在此過夜。18日，沿清水溪左岸（庫拉庫溪北岸）朝西北方向抵蚊仔厝（Maniton）社（頭目時明，男女共56人），在此過夜。19日，抵萬里木社（4戶，可能是大崙坑社之分社Masuban社），在此過夜。20日，夜宿岩屋（可容納20人左右）。21日，終抵大崙坑社［頭目沙里難Salilan，24戶，住有漢人通事黃才／長野可能是在漢人通事（總通事杜貴：從卓溪社至西邊之大崙坑社，南方從分水崙／中央山脈主脊大水窟起，北邊到拔仔庄的內山一帶）與布農族嚮導陪伴下，進行第1次的中央山脈越嶺探險之旅］。24日，自大崙坑出發，沿米亞桑溪前進，夜宿獵屋（可容納15人）。25日，朝西爬升抵大水窟，再繼續朝西，露營夜宿（日治時期「南駐在所」位置）。26日，抵八通關。27日，大部分同行者往東埔社先行，長野則與2名蕃人去爬Morrison山，抵玉山北稜，但為取暖而開始烤火露營（在主峰東北側大斜坡下）。28日凌晨4時半離開露營處，匍匐前進終於登頂（長野2月下旬從阿里山啟程，第1次攀登玉山，因積雪而露營於玉山前方，沒有繼續攀登，9月這次行動是第2次試登頂）。因高度計發生毛病，未提出精確高度，但他也使用6分儀逐一舉出從玉山主峰360度所看的高山（雪山、中央尖山、能高主山、太魯閣大山、清水大山、尖山、新康山、南玉山、南雙頭山、關山、大水窟山），全盤否認他曾經登頂的說法未見公道。之後因已無糧食，遂急忙向東埔下山，沿溪（今陳有蘭溪）下降至溪底社路或獵路時，溪中有硫磺泉（樂樂溫泉／Raku Raku，布農語是「溫泉」之意），22時才抵東埔社（12戶／今信義鄉東埔1鄰／大崙坑、東埔屬布農族郡社群）。28、29日晚上，在東埔社過夜。30日，來到和社（頭目毛你Moru，副頭目阿巴里Apali，11戶，100人左右／不是指現今信義鄉同富村和社，而是指其西南邊高地的鄒族大社Hosa，漢譯和社）吃午餐，飯後續沿溪下降，經由南仔腳社（頭目為碗Wan，副頭目是八集羅Pashula，13戶／楠仔腳萬社，今久美／信義鄉望美村／和社、久美原住民屬鄒族鹿株群）到羅竹庄（蘆竹庄，庄內熟蕃非平埔族，而是漢化原住民／內茅埔一帶，今信義鄉愛國村／內茅埔當時是漢人最深入蕃地之地點，也是八通關古道降至平地之地點。從此古道分為主、副線，西行到竹山者是主線，北行到牛轀轆（陳有蘭溪至此匯入濁水溪）者是副線。副線較好走，主線須越過鳳凰山北稜，當時因有土匪潛伏比較危險）過夜。10月1日，抵牛轀轆又過1夜。2日，終抵林圯埔（今竹山）。長野從璞石閣出發，走上通往大崙坑社、八通關以及前山之道路（共17天），視察了（八通關古道）路況與沿線蕃人生活情形［他從信義鄉茅埔（今愛國村）之分岔點取牛轀轆（Rinwunto）支線，繼續北行至牛轀轆庄（南投縣水里鄉永興），然後經集集、社寮到竹山］。這條「中路」是CE 1872年（清同治11年）清廷官員吳光亮負責開鑿，6年後竣工，共花費190萬日円［CE 1875年2月（清光緒元年元月）開鑿開山撫番道路「中路」，同年12月竣工，西起南投縣竹山鎮，橫越中央山脈到東部玉里鎮。吳光亮原是廣東南澳鎮總兵，指揮3營飛虎軍1,500人開路，民間估計耗費100萬兩，雇用漢人石工及東埔社布農族搬運工500多人］

7月26日，威廉‧巴爾頓（William Kinninmond Burton／蘇格蘭愛丁堡出身）抵臺，是由於民政長官後藤新平〔1857-1929／1898-1906任臺灣民政長官／推行「生物學的殖民統治」（即尊重舊慣之概念），由衛生醫療改善入手，實施舊慣調查及土地、戶口調查，為日本統治臺灣奠定堅實基礎〕之推薦，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乃延聘來臺擔任衛生工程顧問技師，在臺灣各地從事衛生及水道（自來水）建設之調查工作，而其學生濱野彌四郎（はまの やしろう，1869-1932，曾任臺灣總督府土木部技師，被譽為「臺灣水道之父」）亦被聘為衛生工程技師，負責協助巴爾頓。而巴爾頓所提出之臺灣衛生計畫，成為日後日人在臺衛生施設的設計藍圖，被譽為「臺灣自來水之父」

7月，基隆、新竹間鐵道復駛，由臨時鐵道隊附遞信省鐵道技師小山保政〔1852-1899／3男小山三郎（CE 1909年來臺擔任鐵道部工務課技手，CE 1910年4月出任阿里山作業所技師，CE 1911年升任技師。CE 1912年因基隆-臺北間雙軌工程及縱貫線延長工程，回任鐵道部技師，CE 1919年任宜蘭出張所長興築宜蘭線，CE 1929年10月榮任勅任技師，CE 1935年任改良課長兼工務課長）之父，新元鹿之助為其最得力助手／CE 1897年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技師、臨時鐵道掛長，CE 1899年擔任臨時臺灣鐵道敷設部技師，並出任鐵道部打狗出張所長，但於出差考察時（視察路線因臺車事故身亡）發生意外。與長谷川謹介（1855-1921）、村上彰一（1857-1916）被合稱為「建立臺灣鐵道之三元勳」〕主導

7-8月間，英籍菸草商喬那士（Fiederick Maurice Jonas／1851-1924）至臺灣採集麟翅類昆蟲，並寄給羅卻爾德（L. W. Rothschild／1868-1937）研究，臺灣麝香鳳蝶（Papilio jonasi Rothschild）可能即為當時之採集品

8月，東京帝大理科大學簡易科動物部助手之多田綱輔［Tsunasuke Tada，曾寫成類似旅行日記之復命書，如〈臺灣通信〉、〈臺東探險紀行〉、〈紅頭嶼探險記〉等，於CE 1896、97年發表於《動物學雜誌》，CE 1898年也以〈臺灣動物調查〉之名發表在《東洋學藝雜誌》上，CE 1898年則出版專書《臺灣鳥類一斑》（東京帝大出版），共記載鳥類196種之分布及習性。他也是蘭嶼動物相調查採集的先驅，其中蘭嶼最早的動物相紀錄是箕作氏攀蜥（Japalura mitsukurii），為多田氏所採集，並由史丹吉（L. Stejneger）教授所命名，而箕作氏是指當時任教於東京帝大理科大學之箕作佳吉教授。又綬帶鳥也是多田氏在蘭嶼所捕獲，鹿野忠雄在〈紅頭嶼の動物地理學的研究〉（1933）一文中，指該鳥的學名為Terpsiphone atrocaudata tadai Momiyama，而Tada即為多田綱輔，命名者籾山德太郎有紀念採集者之意］抵臺。CE 1897年9月1-7日，以臺東巴塱衛為據點，進行浸水營道路東口與山區之動物調查。CE 1897年12月離臺，在臺滯留1年5個月，足跡遍及臺北、宜蘭、花蓮港、臺東、高雄、澎湖、紅頭嶼等地，所採集之標本分送東京帝大理科大學之飯島魁、寺崎留吉、內山柳太郎、德永重康、波江元吉與美國國立博物館的史丹吉教授、美國史丹福大學校長喬丹（D. S. Jordan）博士等多位學者研究，例如最早有關臺灣魚類之研究論文為CE 1902年，由美國的喬丹及愛阜曼（Evermann, B. W.）2人所發表的〈臺灣魚類採集記〉（Notes on a Collection of Fishes from the Island of Formosan）

8月，長野義虎至秀姑巒溪（Tarawalau，大河之意）出海口北岸之大港口（Taiko／Tsiporan／Cepo'）社視察

元-12月，陸軍通譯森丑之助［1877-1926，又名鞆次郎，號丙牛，CE 1895年9月抵台╱生蕃通、臺灣原住民通／他認為原住民有3大崇高品行：純情、獨立自主、尚武精神。臺灣因為有了他們，得以保全大自然，避免漢人大量湧入山區破壞山林／CE 1910年擔任總督府博物館雇員（不久即在《臺灣日日新報》發表以〈關於臺灣蕃族的民族別〉為題之論點，並針對伊能觀點提出批判），CE 1912年在該年出版之《日本百科大辭典》第6冊中負責撰寫「臺灣蕃族」項目（稍後補充寫成〈臺灣蕃族概說〉一文，在《臺灣時報》發表／民族分類只針對「生蕃」：泰雅、布農、鄒、排灣、阿美、雅美／森丑將澤利先、排灣、卑南3民族合併為排灣，並將賽夏視為「平埔蕃／熟蕃」道卡斯族之一支，是「熟蕃系化蕃」，且認為邵族是「生蕃」鄒族的分支，是「生蕃系化蕃」／正確來說，CE 1910年代初期，總督府並未照單全收採用森丑之民族分類法，而是部分修正之後，加入賽夏族重新正式認定為7個民族分類）。CE 1913年6月，森丑辭去蕃務本署調查課工作（蕃務本署推行「5年理蕃計畫」逐步加強對原住民使用武力政策，調查課遂遭廢除，森丑因憤怒或他想藉助機關力量出版自己研究成果的希望不再而辭職）離臺返回日本東京居住（也可尋找合適出版商），CE 1914年8月再度回臺，CE 1915年8-9月由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出版攝影集《臺灣蕃族圖譜》第1、2卷，CE 1917年3月出版《臺灣蕃族志》第1卷（泰雅族民族誌），仍由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出版（受到CE 1910-15在任之民政長官內田嘉吉高度評價，以上2書全部用總督府經費出版），但CE 1923年9月全部資料於關東大震災中被燒燬，CE 1924年辭職╱CE 1926年7月4日，從往返臺日間之「笠戶丸」船上投海失聯／他實際上關注對象都偏向集中在中央山脈之高山民族，其著作出現最多的民族是泰雅族與布農族，其次是排灣族和鄒族，而東部平原之阿美族卻寫的很少，雖然也去過離島之紅頭嶼，但沒有顯示對達悟族的調查興趣／自由主義教育家土田杏村稱金田一京助（愛努）、伊波普猷（琉球）、森丑3人為「日本異族研究3權威」］調查東、西部泰雅族。2-4月（1-10月，長野義虎攜帶1把單刀和1支美製13連發新槍，出入於蕃社調查），長野義虎中尉單獨闖入西部阿里山藩地27個蕃社（5月26日，演講〈臺灣島生蕃地西蕃之探險〉，《地學雜誌》，第8集，第91卷，CE 1896年7月／試登玉山、但積雪）、南部牡丹社一帶（南蕃），以及東部調查［大庄，花蓮縣富里鄉東里。從此處橫越海岸山脈（安通越山）到東海岸之烏石鼻社，再沿著東海岸經成廣澳庄（臺東縣成功鎮北側小港，清代最重要港口，戎克船出入頻繁），再度繞回南部牡丹社生蕃地界］。7月，臺東撫墾署署長曾根俊虎調查東海岸（石坂莊作同行，並從通事楊永德手中看到漢文手寫之《臺東誌》，並以漢字原文抄錄下來）。7-12月，東京帝國大學派遣鳥居龍藏（第1次來臺調查，每次調查都受到約制，而從東京來到臺灣），調查東海岸各族群（平埔族、阿美族、卑南族／CE 1896年7月15日，鳥居龍藏從東京出發，搭船前往臺灣／8月下旬，抵新城進行田野調查／CE 1896年8-12月，在臺灣東部來回步行，去程沿著山區南下進入木瓜等地，回程則主要沿著海岸線往北移動。結束之後，鳥居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第136期發表論文〈東部臺灣各蕃族及其分部〉，該文將臺灣東部原住民族劃分為7個「群」，包括有黥蕃、高山蕃、阿眉蕃、卑南蕃、知本蕃、平埔蕃、加禮宛蕃）。7-10月，伊能嘉矩調查北部與東北部平埔族。8月14日（奉總督府命令）～12月12日，殖產部農務課員田代安定帶3個殖產人員［拓殖兼礦務課員成田安輝技師、阪基技佐（負責「平面地基檢測圖」）、農商課員堀駿次郎技佐］調查宜蘭與花東各族「臺東地方殖民地豫察」［北以奇萊新城庄（今花蓮縣新城）為起點，將足跡伸到得其黎溪（立霧溪），南則以卑南大麻里溪為終點，縱貫南北60餘日里間。巡察順序是從花蓮港啟程，初程是採取中央路線，通過吳全城（今壽豐鄉東華大學東南側，木瓜溪與花蓮溪匯流處）與水尾（今瑞穗）溪間之谿野（花東縱谷），繼續向南走，經由璞石閣（今玉里鎮）、新開園（臺東縣池上鄉錦園村）、務錄臺（又稱鹿寮，今鹿野鄉永安村）諸庄，從此循北勢溝社（北絲鬮社，今臺東縣延平鄉桃源，原屬卑南族Murivurivuk社）山路抵達卑南新街（臺東市，舊名寶桑，臺東廳公署所在地  ，是臺東市漢人新興住區，以別於阿美族馬蘭坳社社區，以上都是位於花東縱谷的村莊及部落）。再從這裡繼續把足跡伸到南方之大麻里溪為止。折返卑南新街後再度啟程，涉渡卑南大溪（10月19日）下游，進入海岸路線起點。從這裡進入第2階段路程，採取海岸路線北行，經由成廣澳（今臺東縣成功鎮北側小港）、大港口（秀姑巒溪出海口，與成廣澳同為清末、日治初期東部重要港口）到花蓮港街（位於花蓮溪出海口北岸之舊街，今吉安鄉東昌村近海邊，以上是東海岸重要村莊／CE 1904年，日本臨時土地調查局之2萬分之1《臺灣堡圖》，「花蓮港街」仍標示於清代同治、光緒年代以來的舊街位置，同時在米崙溪出海口南岸，另標示「新港街（花蓮）」。森丑曾自白說他在CE 1896年12月7日劃1根火柴時，不小心引起火災，結果「花蓮港全市街」燒光了，是乎是指新港街。而當時8-12月，田代也正在調查臺東地方，在花蓮停留時也遇到全市街火災），續行到新城庄，之後折返花蓮港，結束本次巡察行動。途中，一行人分批進入木瓜蕃社、大魯閣蕃社以及拔仔庄（今花蓮縣瑞穗鄉富源）、新開園庄（從拔仔庄至新開園一線之西側山區的高山蕃為布農族施武郡群）附近各高山蕃社踏查］。8月17日，4人從臺北出發，往基隆搭船，20日抵花蓮港，各自進行份內調查工作。11月9日抵花蓮港，10日前往新城地方巡查，北進到石空社海岸，這裡已原野盡頭，乃折返花蓮港（一行四人於8月20日乘船抵達花蓮港，沿縱谷線經璞石閣、卑南至太麻里溪，然後沿海岸線經成廣澳北上，最北到達清水斷崖附近之石空社）。原定從基隆開來之汽船船班為11月9日，想不到要延至11月28日才抵達，惟也落空。期間計畫雇用本地土人之三板船（舢板船），但怕曠日持久而放棄。也曾考慮學陸軍後備中尉長野義虎走拔仔庄、埔里間越嶺路，因隊員身體有疾病加上疲憊，遂無人建議走山路。忽聞班輪「千代田」號駛入花蓮港，立即決定搭乘。利用候船時間，補查木瓜蕃與大魯閣蕃資料，也修正奇萊原野之檢測資料。12月12日，在花蓮港搭乘汽船「千代田」號，20日抵基隆，隨即返回臺北復命（田代原預計從臺東進出，之後變更由花蓮踏上歸途，不期遇到無船可搭，而逾期返回臺北／當時花蓮和臺東空有港口名稱，卻無碼頭設備，汽船只能暫停外海，等待小船接駁客、貨。所以候船之人要隨時在岸上待命，有時因風浪太大，汽船不敢停泊於海岸附近而駛離，讓候船者望洋興嘆）。CE 1897年3月，田代安定向民政長官呈報《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他認為對新納入版圖之土地應盡的真正義務，應是專注於偵察新土裡面不為人所知的真相，研究未來因應之道，才是第1要務。他是採用漢文筆談方式，直接引用當年耆老的口述，勾勒出東部各族與自然環境的全貌，完成最早、最珍貴的東部平地族群調查。CE 1900年3月，由民政部殖產局出版，其中含1／250,000檢測圖（觀測後所製作的地圖），是與「臺灣蕃人事情」同時出版。CE 1900年4月，田代昇任殖產部技師）。9月，陸軍少尉豐田龜萬太調查花蓮至新城

9-10月，埔里社撫墾署長陸軍步兵中尉長野義虎（9月16日）從東部璞石閣（玉里）出發〔經大崙坑（Talunas）社、卓溪社、異祿閣（Izuk）社、蚊仔厝（Maniton）社、萬里木社、大倫坑社〕，循清八通關古道（開闢於清光緒元年／CE 1875年），橫斷中央山脈（9月27日，於玉山主峰東北大斜坡下過夜，翊晨4時半開始攀登，登頂成功／史德培Stöpel則在CE 1898年12月26日成功攻頂），28日抵東埔。10月2日，抵南投竹山，歷時17天（到東埔社／今信義鄉東埔村，歷時13天）。接著10月20日，又從拔社埔（今南投縣水里鄉民和村）出發〔經蚊蚊（文文、勿勿、Bunbun）社、貓府蘭（拉夫郎、ラフラン、Lavulan、Lafulan）社、治宇散（帖鹿桑、テルサン、Tilusan、Telusan）社、簡吻Kanmut（堪姆卒、カンムツ、Qalmut，設有丹大蕃務官吏駐在所）社、卡阿郎（Ka-alan）社、哈巴安（Habaan）社〕抵蚊蚊（Takke Bunbun／頭目至密Chibis，副頭目阿密Abis，30戶，位於濁水溪右岸）社，在此過夜。21日，抵猫府蘭［Takke Rafuran、拉夫郎／頭目世九，副頭目長仔，10戶，卡（Takke Baka）社在左方，巒大社在右方遠處］社，過夜。22日，橫繞山腰朝東南方前進，來到治  散（Takke Terusan、帖鹿散／頭目毛  ，副頭目世久，丹社群）社，過夜。23日，繼續繞山腰朝東南方前進，亦即沿濁水溪支流（丹大溪）向上游溯行（繼續走清代官道），抵簡吻（Takke Kanmutsu、堪母卒／頭目使仔，副頭目女老，10戶，丹社群，社內有一通事杜成羅）社。27日，終於出發但之後遇雨，乃就地在一空屋過夜。28日陰天，續朝東南方攀行（依照蕃地地形圖與楊南郡老師實查所得，舊道有2條：第1條是簡吻社出發，繞向東北再折東的弧型路線，最後是沿著六順山西稜，到布農語叫做「卡卡鳥利」之處，位於山脈主脊關門北峰北鞍，由此南行可到關門。這是簡吻社及阿卡郎山向東部出入的要道，CE 1913年臺灣總督府蕃務本署勘查隊及森丑走過。另1條，是從丹大溪底溫泉處，過溪後轉向關門西稜，經由哈巴安Habaan社攀上關門），最後抵中央山脈主脊分水崙西側（關門山南側寬平且有水池之地點），該處有1座木造華表，矗立於古道由斜坡上接主稜的銜接點，古道穿過隘門一般的華表建築，繼續伸向主稜上之關門營盤地（CE 1999年，楊南郡老師前往未見木製牌坊遺構，但古道猶存，營盤址及華表柱洞已被箭竹掩蓋）。之後沿著中央山脈主稜南行，來到一座岩峰「巖山」（有2座竹筍般並立之岩峰，遠觀則只是一座，而古道從2峰之間離開主稜，朝東以「之」字路形下降。中央山脈主稜從關門山到南方大石公山這一段，東側全是斷崖，而清兵居然在巖山東面找到稍微凸起之不明顯支稜，接下支稜之前的斷崖古道十分壯觀）。再從岩峰下降，先朝東北方再轉向東南方來到一條大溪（冬庫蘭溪），溪南岸有一座岩屋（可容納約20人），於是決定在此過夜。29日，冒雨出發朝東方爬坡，當夜烤火睡覺露營。30日，繼續爬坡越過山頂（倫太文山），因為下雨乃在另一岩洞內過夜。10月31日，下降至拔仔庄。長野義虎發現清軍開路嚴謹：寬度維持6尺，有岩石之處鋪石片於道路上；通過樹林時，砍樹設木階，但這幾年缺乏適當維護。長野循關門古道（「清集集、水尾道路」，開闢於清光緒13年1-3月／CE 1887年2-4月／1丈寬）經堪姆卒社等布農族丹社群舊社（透過「集集街、大邱園前山總通事」杜遷之協助才得以進入該區域），再次橫斷中央山脈，10月31日抵花蓮拔仔庄（今花蓮縣瑞穗鄉富源村），歷時12天（2個月內一次走通2條清代官道，而且是這2條官道開鑿完成後，第1次以交叉來回方式走通的平地人），帶來最早描述高山布農族部落生活之第1手資料，並向臺灣總督府提出〈蕃地視察景況報告〉（鋼筆原稿），收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2門殖產，第10卷撫墾類。此外，也在東京地學協會就探險成果做專題演講（CE 1896年5月26日。當時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室標本整理員鳥居龍藏曾參與並發問，他急欲知道臺灣原住民是否還在使用石器？阿里山鄒族所使用之武器？1個多月後他被派往臺灣），更向軍務局與民政局通信部演講臺灣探險始末。目前留下之演講記錄有3份，其1為《地學雜誌》刊載的〈臺灣島生蕃地西蕃之探險〉［先擇出「西蕃（玉山以西蕃地）」地部分刊出，而有關「南蕃」（卑南至牡丹社附近）」排灣族及「東蕃（臺東以北到花蓮附近）」卑南族、阿美族等部分，都沒有留下演講紀錄。而「北蕃」則指中界嶺（脊梁中央山脈）以北蕃地］，談到他2-4月的行動。另2份都題為〈生蕃地探險談〉，1份用毛筆寫的線裝稿本，存放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此份可能是長野在軍務局演講之紀錄；另1份則是《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主筆尾崎秀貞從「公文類纂明治30年乙36之7」中發現，交給臺灣山岳會轉載於《臺灣山岳》雜誌，這可能就是長野在通信部的演講紀錄，該譯作以毛筆稿本為底本，另參考山岳會刊印本及〈蕃地視察景況報告〉。又此同名的2份演講紀錄，內容幾乎完全相同。將毛筆稿本和〈蕃地視察景況報告〉做詳細比較之後，發現除文句口語化外，內容也差不多，都是描述他2次橫越中央山脈的經過。而最明顯之差異，是〈蕃地視察景況報告〉中有平地蕃社及山地蕃社人口、戶數及正、副頭目名字一覽表。〈蕃地視察景況報告〉中也附加他登上玉山頂做360度觀測時，所繪四周大山的方位、山名、略圖，以及他踏查東部秀姑巒溪口之大港口部落，主張於河口開築港口，供船隻停泊的築港計劃簡圖（〈大港口開挖築港意見略圖〉，1896）。又從CE 1897年起1年時間，長野中尉離開軍職，歷任埔里社撫墾署主事及署長。森丑之助於〈太魯閣蕃的過去與現在〉一文中說，長野曾於CE 1896年前往花蓮新城調查，後來離開臺灣、死於上海

9月，剌令第6號公布實施〈臺灣礦業規則〉，總督府開始接受礦業申設，沖辰雄為第1任礦物課長。CE 1899年，完成關於礦產資源之「臺灣地質調查」一書

9月，潘文杰說服地主捐地興建恆春國語傳習所分部。12月開學時，勸導族人子弟30人入學，因此獲總督府頒發瑞寶章，敘勳6等（CE 1897年12月）

10月1日，伊能嘉矩從基隆出發，沿著淡蘭古道抵後山之噶瑪蘭地界，做為期24天之調查旅行（「詞彙比較表」手稿現存臺灣大學研究圖書館）。18日，與6女1男走海岸路至猴猴社訪問（不過他顯然把猴猴人視同噶瑪蘭人，在討論社會文化時，完全未予區別／伊能嘉矩 著、楊南郡 譯註，《平埔族調查旅行：伊能嘉矩〈臺灣通信〉選集》，遠流，1996，p.196、222-245）

10月，多田綱輔與粟野傳之承、伊能嘉矩等3人同行前往宜蘭，沿途跋涉三貂嶺古道及草嶺古道，於8日12時抵望遠坑，之後越過草嶺抵宜蘭之大里簡，夜宿兵舍。9日8時出發，13時抵頭圍，宜蘭地方第1大港，住當地日本旅舍。11日一行人冒雨出發，日暮漸垂時冒險渡河終抵宜蘭，宜蘭為本島東部第1大都會，市街井然。10月13日住宜蘭官舍，隔日著手進行調查，粟野及伊能2人則在其後數日因公務關係已先行北返，而採集近1個月後於11月5日出發前去羅東（住宿撫墾署），停留1週後於12日南下蘇澳，可惜由於蘇澳連日豪雨，「蕃地」探險也無法成行，乃苦候至11月21日才由蘇澳搭船（18日隅田川丸入港，20日清晨3時出航，但海上風浪仍大，乃取消航向花蓮港而駛回基隆）回到基隆，25日從基隆出發返回臺北，結束此行（〈臺灣通信〉）

10月20日8時，東京帝國大學［CE 1873年開成學校開設於東京，CE 1877年與東京醫學校合併為東京帝大，現為東京大學。當時由曾遊學美國康乃爾大學之矢田部良吉（1851-1899）教授植物學講座，松村任三（1855-1928）擔任植物分類學，大久保三郎、牧野富太郎、宮部金吾亦在此研究／CE 1882年，今日日本植物學會前身之東京植物學會初設立］理學部植物學教室助教牧野富太郎［まきの とみたろう 、Tomitarõ Makino，18，，62-1957。CE 1884年（日明治17年），經矢田部良吉教授許可，進入東京大學植物學教室研究。其是日本第1使用林奈分類系統分類日本植物的植物學家，因此其也被稱為「日本植物學之父」。CE 1888年自費出版「日本植物志圖篇」，CE 1889年與友人創立《植物學雜誌》，CE 1890年出版《日本植物志圖篇》第1卷第1-11集，並於刊物發表新種「大和草」（日本假繁縷，學名Theligonum japonicum），是日本人中第1次（最早）在日本為日本新種植物取學名，CE 1900年著手撰寫「大日本植物志」。CE 1927年（日昭和2年）取得東京帝國大學理學博士學位。94年生涯中蒐集約40萬件植物標本，親手描繪1,700多件植物圖鑑，並為1,500種以上新物種命名，奠定日本植物分類學基礎。CE 1958年4月高知市在五臺山設縣營牧野植物園，CE 1999年園區內由建築師內藤廣設計牧野富太郎紀念本館開館，園區重新盛大開幕，8公頃園區種植約3,000種植物。本館中庭有一片竹林，標示是臺灣真竹（桂竹，Phyllostachys makinoi Hayata），乃臺灣原生種，是牧野CE 1896年奉東京帝國大學之命，到臺灣調查時發現。CE 1916年在「臺灣植物圖譜」中，早田文藏為了向發現臺灣桂竹之牧野致敬，發表此學名］、大渡忠太郎［おおわたり ちゅうたろう、、Chutaro Owatari／1867-？，大學生，當時任職東京市小石川植物園之東京帝大理科大學植物學教室，所採集標本供松村任三博士進行分類研究／CE 1898年編纂出版《近世植物學教科書》，是中小學及師範學校的教科書，並曾於《植物學雜誌》發表〈臺灣植物探險紀行〉。CE 1897年11月下旬又第2度來臺採集，於CE 1898年4月中旬回東京。CE 1899年12月又渡臺，在東勢及埔里等地調查。臺灣產植物中，中文名稱以大渡氏命名紀念者有大渡氏牡丹藤與大渡求米草2種。而學名中冠上大渡氏owatarii以資紀念者，尚有白樹仔（完整標本由大渡氏在小琉球島所採獲）和大葉愷寄生］、內山富次郎［Tomijiro Uchiyama／1851-1915／時年45，在東京市小石川植物園任職（1876-1915），日本植物學會在CE 1882年創會時之發起人之一］及小藤文一郎理學博士、山崎直方理學士一行人參加學術探險隊，10月30日在雨中從基隆上岸（石牌街元料理店柳亭住1夜）。31日，搭乘火車前往臺北八芝蘭（今士林），在臺灣走訪了基隆、臺北、淡水、新竹、高雄、鳳山、澎湖等地調查3個月，採集逾4,000種植物標本並記錄1,000多種植物，一行人12月5日返回東京。牧野友人在嘉義調查植物時發現愛玉子，交由他鑑定並於CE 1904年發表新種植物，取學名為Ficus pumila L. var. awkeotsang Makino。其中，awkeotsang是愛玉欉臺語發音、Makino則是牧野的日文讀音。後來英國植物學家柯納（Edred John Henry Corner）認為愛玉與薜荔（Ficus pumila L.）極相近，薜荔學名發表較早，因此現代學者大多將愛玉歸類為薜荔之變種，學名為Ficus pumila L. var. awkeotsang（Makino）Corner。

10月，小川尚義（1869-1947）來臺擔任臺灣總督府學務部勤務。走訪各地研究臺語、臺灣南島語等語言，並編纂《日臺大辭典》，被李壬癸教授喻為「臺灣語言學之父」10月中下旬，日軍攻打莿桐腳（枋山鄉）之排灣族阿乳芒社、本霧社、蔴離巴社（獅子鄉內），為對原住民動武之嚆矢

10月起，臺灣總督府留用臺中縣下林紹堂配下之隘勇隘丁，並改由臺灣守備對混成第2旅團長指揮，建立一套新的隘勇防衛制度。CE 1900年起（明治34年）隘勇改歸警察指揮監督。至CE 1903年起（明治36年），臺灣總督府從宜蘭蘇澳一直延續到南投埔里一帶，共設4條隘勇線圍堵原住民。埔里附近共有2條支線，分別為埔里南邊之白葉坑嶺-鹿篙仔線，及埔里北邊的大坪頂、小埔社延伸到今國姓鄉境之銃櫃、龜仔頭的防線。當時隘勇大部分雇用平埔族擔任，少部分是日本人及漢人羅漢腳

10月22日，法國駐東京大使館少校武官皮摩丹伯爵（克羅德‧德拉黑古爾‧德拉瓦雷、Claude de Rarécourt de la Vallée, comte de Pimodan／1859-1923）受邀參與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將軍之視察旅行（福爾摩沙、漁翁群島、印度支那、緬甸／先到福爾摩沙調查日本人最近在該新殖民地遭遇之各種問題，然後到歐洲人的殖民地看看他們面臨類似問題時採取何種處理方式），並自基隆登陸。此地仍可見西班牙城堡遺跡，各處高地仍留有過去之中國砲臺，還有法國墓園。23-24日，在臺北，拜訪歐洲商人在大稻埕之美麗私宅與小型俱樂部，並接受熱忱款待，也參訪西班牙天主教傳教士的小修院（今民生西路之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26日，抵淡水，拜訪荷蘭古堡的英國領事館與旁邊之領事官邸別墅。27日，搭乘火車抵新竹。28日，坐轎子抵後瓏。29日，抵大甲。30日，抵臺中。11月1日，抵彰化。2日，抵北斗。3日，抵雲林。4日，抵嘉義。5日破曉時分，改搭人力輕便鐵道抵達臺南城門口。當時熱蘭遮城已消失，安平小砲臺仍保存完好，但二鯤鯓砲臺完全荒廢。9日，抵打狗，拜訪英國領事館、西班牙道明會修道院（今高雄玫瑰聖母聖殿主座教堂之前身）。14日，抵馬公，其古老城門開向港口棧橋，馬公看似歐洲中世紀要塞，但宏偉牆垣後方只是個冷清的大漁村。又參拜CE 1890年由法軍建造位於馬公市風櫃里蛇頭山之法軍殉職紀念碑、孤拔將軍衣冠塚（原位於今日馬公國小西邊牆外，CE 1954年遷移至馬公民族路與民生路交叉口）、海軍陸戰隊中尉耶恩（Jehenne）和海軍副軍需官戴爾（Dert）墓地（這2位墓地於CE 1954年同時遷往基隆的法國墓園）。16日，抵廈門。之後返回日本，不久後他出版了精美之攝影集，並於CE 1900年問世《福爾摩沙與漁翁群島的回憶》（Souvenirs de Formose et des îles Pescadores）乙書，將該趟旅行之日記公諸於世

11月8日14時，大渡忠太郎搭乘「凱旋丸」從基隆開拔。而牧野與內山則準備進入臺北，因聽說城內有黑死病，因此轉往大稻埕投宿，於是開始在臺北四周採集植物。9日清晨，漁翁島出現在正前方稍靠左舷處，9時碇泊於馬公港外，11時有小蒸汽船來接泊上岸。11日8時，大渡出發航向打狗港，16時抵達港外碇泊，夜宿兵站部宿舍。12日9時，到旗后之Dr. Meyer府邸拜訪，他是亨利氏（Augustin Henry、奧古斯汀•亨利，CE 1892-95年住打狗，主要在打狗、萬金庄、恆春一帶採集， CE 1896年發表《臺灣植物目錄》，為日本領臺前臺灣植物研究之集大成者）的知己。18日，大渡至打狗山、鹽埕浦、三埕厝、苓雅藔、旗后、海砂、鳳山等地踏查。而牧野和內山2人前往淡水，這裡曾是英人奧德漢 Oldham採集之所，植物品種極多。23日起，2人又在新竹附近採集3天，得到不少新品種。26日，在埤角採集。29日，大渡氏搭乘「勝山丸」於31日抵基隆，而牧野則在八芝蘭的芝山岩採集。12月5日，大渡在臺北與牧野（牧野氏於基隆共採集154種以上之植物）、內山2人會合，往基隆搭「薩摩丸」回東京

11月21日，東京帝國大學林學教授本多靜六與與林圯埔撫墾署長齋藤音作中尉之科學考察團，由軍隊保護於東埔、觀高、八通關入玉山山區。齋藤登頂玉山東峰成功，而本多採集到史上第1份紅檜標本（郡大山脈／CE 1901年，由東京帝大松村任三教授命名為「臺灣紅檜」），且發表了臺灣歷史上第1份植被帶報告

11月23日，陸軍少尉結城亨（8月，花蓮港守備隊派遣結城亨少尉帶一支分隊駐守新城分遣隊監視哨）與其部下共21（13？）人，因部下誤觸當地習俗禁忌（女性遭日軍蹂躪），於花蓮新城遭到太魯閣族殲滅，史稱「新城事件」。之後，日軍組合之討伐隊（守備隊第二中隊出動，並募集南勢阿美族近600人協助，同時命令駐澎湖之「葛城號」軍艦至新城沿海準備砲擊，但因風浪過大改航基隆）抵新城，惟遭太魯閣人頑強抵抗。5月，日軍不得不終止其討伐行動，也造成太魯閣人與南勢阿美人結下更難解之仇怨［赫赫斯社（今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頭目哈鹿閣‧那威（Holok Naowi／Haruq Nawi／ハロクナウイ），CE 1896年參加新城抗日事件，隨後出任太魯閣總頭目，令日本人無法進入太魯閣地區長達18年。直到CE 1914年日人派兵征討，哈鹿閣率族人奮勇抵抗，最後7月3日寡不敵眾棄械投降。CE 1915年2月22日，抑鬱而終，而赫赫斯社被改為哈鹿閣社，激戰山頭取名哈鹿閣臺］

11月29日，蘭大衛醫生正式在彰化設置「蘭醫館」（禮拜堂，CE 1899年增建），與梅監霧牧師共同在中部展開醫療傳教工作

12月，石坂莊作奉臺灣總督府命令，率隊橫越中央山脈調查臺灣橫貫鐵道的可行性（CE 1897年初，曾根俊虎被派遣到中部橫越中央山脈，調查縱貫鐵路線，山根工兵大佐負責西部縱貫鐵路線之勘查，石坂以隊員身分參加）

年底，土居香國等人創辦「玉山詩社」，並招攬臺人與會，由此正式帶動臺灣詩社活動的復甦。此時詩社再起，亦是臺人「漢文再發現」之歷程，其性質已不同於以往清代詩社以文會友那般單純的文學本質型態，而是具有漢族文化記憶再確認與再鞏固之積極意義

國語學校教師栗野傳之丞在臺北芝山岩無意間發現一件石器，後來送去日本鑑定，確認是3,500年前的文物，這是臺灣第1次發現史前遺址

臺灣總督府評估全臺民情趨於穩定，於是改臺灣縣為臺中縣（此更名動作，正式產生「臺中」這個地名）

潘文杰4子潘阿別（滿州庄庄長／8等瑞寶勳章）聽從巫師指示（媳姚龍妹說法），帶領部分族人北遷至牡丹灣旭海另圖生計

臺灣總督府向首相松芳正義提出〈臺灣之實況〉報告書

開始規劃「臺灣東西橫貫公路」之預定路線，西起王田東到銅門。之後，雖然屯原至能高鞍部20公里、坡度6％，惟因五甲崩山大面積崩坍，且能高鞍部至東能高（檜林）坡度達25％，加上木瓜溪〔由源自奇萊主山之天長溪、奇萊主山南峰（日軍曾設置養馬場）之丸田溪、能高山南峰之檜溪、磐石山之龍溪（巴托蘭溪）等匯集而成〕河床因坍方而逐年提高，影響計劃路線高程，所以公路局逐漸研擬東勢至花蓮（今8號公路／中部橫貫公路）。而到CE 1941年，西邊車道已開通至屯原，而東邊則通到瀧見（龍澗）

德裔美籍昆蟲學者哥貝尼（Albert Koebele／1852-1924）因探究介殼蟲之敵蟲而由夏威夷來臺，在淡水等地採集約15種介殼蟲之寄生蜂，他在利用天敵驅除蟲害方面有很高之業績與聲譽。其採集品由William H. Ashmead研究，之後發表了2種新種蜂類，模式標本現藏美國國家博物館（U. S. National Museum）

博物學家奧古斯丁‧亨利Henry在東京之《日本亞洲協會期刊》（Transaction of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發表《福爾摩沙植物名錄、臺灣植物目錄》（A List of Plants from Formosa），收錄1,347種原生植物，敲開臺灣原生植物分類研究之門

總督府制定發布〈臺灣官有林野及產物處分令〉，私人企業始得以申請林業經營

日本企業家山下秀實等人在臺北大稻埕建昌街成立「臺北電燈株式會社」，計畫在淡水河畔建立火力發電所，但至CE 1898年因集資失敗而解散。5年後，在南勢溪山區從事伐木造林事業之土倉龍次郎投資成立「臺北電氣株式會社」，首都臺北電力事業才  初露曙光

日方將清朝林朝棟所施設之水底寮至埔里社之間的隘勇與隘勇線，歸臺中縣管轄，每日並補助2,000圓，此舉為日方承認隘勇制度的嚆矢

今年，第1條「指定航線」（日本輪船公司在政府補助下，經營臺灣沿岸及臺灣與境外港口之間的定期航班，又稱「命令航路」）之輪船航路開航，由大阪輪船公司（大阪商船株氏會社）每月航行日本本土與臺灣3次（持續至CE 1930年代）。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CE 1941年）時，往來本島之定期航線既有47條，擔任航運之船舶144艘。其中「自由航線」（船公司自行開發經營的航線）25條，擔任航運之船舶91艘（以本島為起訖點之航線有14條、39艘，而路過的航線有11條、52艘）、「命令航線」22條，使用船舶40艘（CE 1890年之後，臺灣的海運業成了輪船之擅場，帆船則退至微不足道的位置。而CE 1920年以後，臺灣的對外聯繫，幾乎完全由日本航運業所壟斷）

今年，總督府通信部設立，是為日人在臺經營電信事業之始。CE 1900年，電話事業開放民用。CE 1924年，交通局下社遞信部

「臺灣製冰株式會社」於東京成立，直送冰塊到臺灣，但遠途運送成本提高3倍，總非長久之計。大稻埕茶商李春生與英商賀禮那合夥，開設首家製冰廠，重此展開臺灣的製冰事業。CE 1903年，「高砂製冰會社」設立。CE 1908年，「臺灣製冰會社」在臺北驛北側（今臺北車站後站 ）開辦「臺北製冰工廠」。CE 1910年，「基隆製冰會社」成立

自今年夏天以後，伊能嘉矩嘗試於治安良好之臺北附近村落往返，進行平埔族的實地調查（他是在有限時間內努力工作，而其較長時間之調查是CE 1896年10月到宜蘭進行24天的平埔族調查）。他將各次調查成果以「臺灣通信」專欄，連載於《東京人類學會雜誌》，這些成果至今仍被視為平埔族研究的重要基礎資料。又伊能對於中央山脈和東部平地原住民之實地調查的機會，只有CE 1897年及CE 1900年2次而已。第1次是與粟野傳之丞2人花費6個多月（193天／5月23日〜12月1日），進行全臺調查（一個「有關蕃人教育設施準備之調查」／記載於〈巡臺日乘〉），結果總結於著名之《臺灣蕃人事情》乙書［粟野負責「蕃地地理上之觀察、蕃地與生物之間的關係、蕃人教育上之方針」，伊能則負責「蕃人的土俗習慣、蕃人的智識程度、蕃語之本質，以及自古以來有關蕃人的歷史事件」／實際上，伊能也從田代安定之《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1900）和鳥居論文〈臺灣東部各蕃族及其分布〉（1897）有好幾處引用他們的（東部平地原住民族分類）資料］。第2次則花約1個半月時間在南部進行調查（記載於〈東瀛遊記〉），但調查之村落數較前次全島調查少很多［鈴木作太郎之《臺灣蕃族研究》將臺灣總督府的「理蕃事業」大致分4期：第1期是CE 1895-1902年，此時總督府與平地抗日勢力對抗，對原住民採取「懷柔政策」（放任主義or蕃地消極主義），僅數次發動「威壓性討伐」。到第2期從鎮壓平地漢人之抵抗，到第5任總督佐久間佐馬太開師實施「5年理蕃計畫（1910-1914）」的CE 1910年（日明治43年）為止，該時期特徵是一方面持續推動「恩威並施主義」，一方面「懲罰性討伐」和延長隘勇線。就時期區分而言，伊能2次原住民族調查都是以「懷柔政策」為主之第1期］

以日籍資本家為主力，並有臺籍仕紳李春生、辜顯榮等人參與，今年欲合力籌設一小型火力發電所，此電所位於大稻埕今進淡水河之低窪地，但計畫因資金問題而終止。CE 1898年，臺灣總督府製藥所引進另一部火力直流機組，除提供城內地區、製藥所周邊室內、外照明，也開放參觀，於是發電機組成為近代化的符號，官方意圖宣傳給臺灣仕紳的是「一個先進之治理體制以及物質文明」。CE 1903年與土倉氏同時，有另一批日本資本家構想在臺北廳天母磺溪地區設置水力機組，後因總督府考量磺溪水質富含硫磺，恐對水力發電機組不利而放棄，之後2案合併為土倉案而持續推動

今年起，商業劇場在島都臺北城初登場，東京亭、一龍亭、浪花座及十字館等和式劇場陸續開張，空間使用上多為既有建築改建，稱不上完整之「劇場建築」，演出服務對象更限於日人。CE 1897年12月開幕之「臺北座」可謂「劇場建築」的嚆矢，仿效日本本土劇場建造，設有廻り舞臺，但後因風災及市區改正於CE 1908年底關閉。CE 1902年10月，於西門外街2丁目36番地盛大開幕之「榮座」，或許更能譽為現代化劇場的初期代表。其經營者小林竹藏於CE 1902年元月獲得建築許可，6月開始動工，以能容納1,200人為目標，由田村組負責建設工程。主體外觀為入母屋造和式木構建築，巨大的影盛足付鬼瓦上搭建的類似「櫓」的構造，櫓為和式劇場用來展示紋章及代表政府認可的臺座。CE 1905年4月之大檢修由總督府技師小野木孝治（CE 1899年畢業於帝工學部建築學科，原為海軍省技師，CE 1902年來臺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土木局營繕課技師，CE 1907年3月前往大連滿鐵會社就職。主要作品有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本館與病院）負責，此次檢修進行屋頂和2樓棧敷的改建工程。從當時室內寫真可以看到自舞臺向觀眾席延伸，有可供演員行走之「花道」，搭載舞臺佈景能迅速轉換場景的「廻り舞臺」，以及供觀眾入座並用木板隔間的「枡席」，還有2樓「棧敷」包廂等傳統和式劇場構成元素，規模和形式不亞於日本當地一流劇場。到CE 1926年，整體外觀更仿照由岡田信一郎設計之第3代歌舞伎座（CE 1927-30曾更名為「共樂座」），於2樓窗開口加設高欄，入口處則改建為唐破風造的車寄。「榮座」為臺灣第1家歌舞伎劇場，也是中國戲班第1次來臺之演出場地，這機緣促使日後臺人對中國戲曲劇場設立的渴望。榮座也兼具市民社交、集會等功能，並呈現近代都會繽紛之生活樣態，其營運持續至戰後，直到CE 1952年才被拆除改建為萬國戲院

 

CE 1897年：（清光緒23年／日明治30年）

元月10日，為報復去年新城守備隊屠殺案，日本派遣守備隊、軍隊（基隆步兵第二大隊、臺北砲兵及工兵一小隊）、葛城號軍艦，並徵召600名南勢阿美族開始征討太魯閣各社，但戰況膠著。5月，因瘧疾撤軍，日兵被譏為老舊無用之「村田銃」

元月11日，臺灣總督府軍務局陸軍部決定派遣之5支探險隊伍（深崛安一郎大尉、曾根俊虎大尉、山根工兵大佐分3路橫越中央山脈探險），聚集於臺北市榮町，舊軍務局前廣場準備出發。其中，編為第2班之探險隊稱之「中央橫斷隊」，由臺灣守備隊第一聯隊中隊長陸軍大尉深崛安一郎率領，還包括民政部殖產局蕃務課技師原音吉林學士等共14人。15日，深崛大尉抵埔里，拜訪新到任之埔里撫墾署署長長野義虎，詢問有關「生蕃習性」、「蕃地探險」等問題，義虎乃介紹「生蕃近藤」同行（真正任務在調查地形、森林與部落分布，以及研擬開鑿橫貫鐵道或公路，並探討殖民於沿線之可行性）。18日，一行人由埔里出發，下午抵巴蘭社，但頭目那威‧羅豹（Nawai Robao）拒絕領路。之後只好經過赫哥Hogo社（新部落為櫻社，今春陽部落）、馬赫坡社（今廬山溫泉，為霧社群馬赫坡社地盤，莫那‧魯道故居遺址在部落北側）、博阿倫社，進入道澤Tauda／Tautsa群（今平靜部落）與托洛庫Toroko群（今靜觀部落）地界。22日傍晚，深崛大尉到達托洛庫群沙度（Sado）社求助，仍未成功，且伊婉Iwan率先趁夜逃回巴蘭社。28日，通事潘老龍也逃離。2月2日，又來到白狗群（Hakul，日文漢字譯其音，分布於梨山南方北港溪2岸）地界，惟遭泰雅亞族白狗蕃瑞岩（Masitobaon，今仁愛鄉發祥村）社驅逐回沙度社。6日，有糧食及禮物由埔里送至沙度社。8日清晨，從沙度社出發翻越中央山脈往東部，傍晚抵「池の端」（今天池），惟子夜時深崛大尉及13名部下全部遭Sado社壯丁殺害。9日中午，Sado社壯丁及8顆人頭回到部落。到底以上實情如何，雖經日本軍部調查，曾發現部分遺物（在合歡山南側、臨濁水溪上游之支流米納肯溪旁），但真相仍然不明，乃成為一永久懸案，不但影響了總督府對於「北蕃」之觀感，更造成後來採取強硬「理蕃」措施的原因之一

「臺灣中部東西橫斷線探險隊」第1次奇萊主山探險隊深崛安一郎大尉一行14人，遭泰雅族全部殲滅，是臺灣中央山脈探險史上最早發生的離奇死亡事件，而且是最慘烈的一次〔首級與遺物直到CE 1897年3月才找到，後來查明全隊可能在2月11日走到奇萊溪上游之密那肯（Minaken）時被殺害／南投縣仁愛鄉天池山莊西北側3,311公尺深崛山〕

元月及3月，第3任臺灣總督乃木希典頒布《臺灣鴉片令》、《鴉片令施行規則》，並決定於4月1日先從臺北施行，8個月後才擴及全臺

3月，公布《臺灣銀行法》。CE 1899年元月26日，後藤新平任命水野遵等5名為臺灣銀行創立委員。3月30日，通過臺灣銀行定款之認可申請，接著公開募股，再申請設立許可，並在臺北成立臺灣銀行，第1任銀行負責人為添田壽一

3月19日〜4月5日，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屬員唐澤孝次郎至宜蘭調查教育情形，曾到訪位於南方澳之猴猴社，停留1日

4月12日，臺灣病院（CE 1896年，改轄臺北廳並更名為臺北病院）院長山口秀高在院內創辦醫學講習所（臺大醫學院以此年為成立起算點／又稱「土人醫師養成所」，土人意指臺灣人），招收就讀國語（日語）傳習所之學生、略通日語之臺灣學生，以培養臺灣本地醫師為目的，惟招生情形不佳

4月21日，依據臺灣總督府告示第22號規定，日人劃定淡水港口外僑雜居區域之界線，由鼻仔頭之小丘右旁起，畫直線至布埔頭東端，再畫直線經過元吉街（今中山路、文化路）北端，由外國人墓地出，會於英國領事館左邊溪流，至同溪流近海的區劃內。此塊地區即相當於昔日滬尾市街的全部，而整個日據時期就大約維持著這樣一個規模發展

4月，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女子分教場設立，日治時期臺灣女子教育正式啟動，但獨缺體操科，因為女學生纏足步行艱難，根本無法參與運動。CE 1898年8月，該校獨立為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仍未將體操科列為必修科目。CE 1919年，總督府公布〈臺灣公立女子高等普通學校規則〉，除明訂每週必修2小時之體操科外，基本上都與〈臺灣公立男子高等普通學校規則〉一致，這不僅意味著臺灣學校女子體育具有全面性（初教到中教）的實施準則，更突顯女子教育在實施20餘年後，教學法規間已無任何差異存在。CE 1922年公布之〈新臺灣教育令〉中，教育者對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關注，已從「足」之問題，轉移至男女間的生理特徵。CE 1924年，女學生第1次參與臺北市公學校六校聯合運動會校際接力。CE 1925年8月，臺灣教育會開辦臺灣第1次女子體育講習會，掀起臺灣女子競技的浪潮。10月，臺灣體育會決定在「第6回全島陸上競技大會」，第1次開放女選手參賽，來自彰化高等女學校之甘翠釵、黃藝分別在50公尺田徑和跳高獲得優勝。CE 1927年，學校刪除「解纏足」項目的身體檢查，正式宣告纏足世代之終了。CE 1928年，林月雲取得「臺中御大典記念競技會」2項田徑冠軍，自此開啟臺灣女性挑戰前進奧運競技之路

4月，臺北縣知事橋口文藏（CE 1896年4月1日至CE 1898年5月3日，接替田中綱常擔任臺北縣知事，管轄今臺北縣市、宜蘭及基隆地區）巡視新竹支廳，於26日至絲大尾（北獅里興or獅里興社總頭目，繼承人絲卯乃）家，視察化蕃狀況，下午4時5分回到南庄。CE 1902年7月發生南庄事件，絲大尾家亦成為官方部署軍隊的要地之一

4月，德籍史學家里斯Riess（本人並未來過臺灣，CE 1887年被邀請到日本，因此把蘭克史學帶到日本）於《東京德意志自然、民族東亞學會雜誌》第6卷第59號，以德文發表《臺灣島史》，贊成d'Hervey de Saint-Denys之臺灣琉球總稱說〔大琉球（Grande liukyu）、小琉球（isla Lambay）〕，被視為近代臺灣島史書寫之里程碑，亦收入於《臺灣經濟史•第3集》，1956，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周學普 譯

5月8日，為《馬關條約》第5條中規定之「臺灣島人抉擇去留之日」（國籍選擇），而當時臺灣有300萬人口，最終決定返回中國者僅佔0.23％（有申報者6,456人）

5月16日，多田綱輔11時20分由卑南搭「江島丸」出發航向火燒島（今綠島），13時50分抵達，投錨於島西南側。17日凌晨2時，拔錨向正南方錢進，7時40分抵紅頭嶼之矢代灣，這裡有佐野、南根2大村，在佐野村上陸後分2隊，夜宿巨大礁石之洞窟，此夜「江島丸」西去。18日，打算溯溪入山，但翻越山嶺無望，遂回營。19-21日，在附近山野跋涉，進入佐野村與西陽村方向山中，但還是無法通過。22日11時由本營出發，路況險惡而正午抵西陽村，午飯後再出發，午後抵菊地村，住蕃社。23日一早出發，12時抵清水村吃中飯，夜宿東立村。24日冒雨出發，繞過南端望南角，越過巍峨險崖出佐野村，來到另一隊營社拜訪。25-27日，等候船隻入港，預作歸臺準備。5月28日6時「須磨丸」入港，12時拔錨，航經卑南、花蓮港、蘇澳、基隆，6月1日回到臺北（〈紅頭嶼探險記行〉）

5月23日，伊能及粟野傳之丞（Awano Dennojo，生卒年不詳）乘小舟由艋舺學海書院啟程，溯新店溪於中午抵達新店，準備到南勢溪流域探訪泰雅族湯社（今烏來）及蚋哮社。之後，伊能、粟野和通事許安、阿枝以及蚋哮｛新北市烏來區信賢里（拉號、蘭吼、蚋哮、哪哮、吶踍、羅好、枋山、ラハウ、Lahau、Lahaw社，「樹林濃密or森林or樹枝分叉利於設機捕禽之處」的意思，或者英雄武塔卡拉霍Buta Karaho尾字raho譯音）／位於南勢溪左岸支流樟樹溪〔Gong Sknus／Gong，溪流之意／キンノス、Sknus，樟樹之意／而在南方與其平行的是烏砂（ルサ／Rusa／原意為抓大型動物之陷阱）溪，是指蚋哮駐在所與三井合名臺車終點詰所之間的一條支流〕合流處南方／頭目Watan Taimo／房舍以木、竹為牆，茅草為頂，屋外柵欄養豬，還有蜜蜂箱子｝社蕃婆Awai和她2個兒子，由曲尺憲兵屯駐所出發，經雙溪口（泰雅語vun ba di，即北勢溪與南勢溪匯流處，砂聚在一起之意，範圍從新烏路2段302號至488號，廣義範圍從燕子湖到翡翠水庫）、龜山抵烏來（桶後溪與南勢溪匯流點），當晚住頭目家。繼續往蚋哮社，頭目Watan Taimo是伊能舊識，但當夜險遭出草。之後也記錄下「馬來8社」，包括洛仔、烏來、西羅岸（希魯幹、ヒロガン，泰雅語意是小山或箭矢）、拉號、加九寮、林望眼、大羅南（應是外枋山社，許毓良）、Aokyan［後坑仔社之閩南語拼音，「內外馬來大8社」中唯一座落於北勢溪流域者，之後有遷徙但直到CE 1903年才併入拉號社（許毓良）／另有云他們是亞維‧布納與大兒子北伊後的後代？］等社

5月27日，以勅令152號公布新的《臺灣總督府地方官官制》，將3縣1廳改為6縣（臺北、新竹、臺中、嘉義、臺南、鳳山）3廳（宜蘭、臺東、澎湖島廳），同時廢除支廳，改在縣、廳之下設「辨務署、警察署」。另外在辨務署之下的空間單位是2級制，有堡、里、鄉、澚，在這之下則是街、庄、社〔但並未使用「清丈區域」，而是以清丈前的原始街庄社（即自然村）作為基層空間〕

5月，伊能嘉矩接受臺灣總督府民政局之命（學務部長伊澤修二推薦），即將展開逆時針方向環繞全臺灣之193（192）日調查大旅行（5-12月），主要是沿著臺灣淺山地區（與平地接近之山麓地帶），收集蕃情，藉以制定臺灣之蕃童教育方針。CE 1900年，出版調查報告書《臺灣蕃人事情》［最早有關原住民族之概論，並附有「原住民族分布圖」（有顏色區分各民族分布的地理範圍，又該圖中西北部塗淺棕色之位置可見一寫著「平埔族（未漢人化）」的非平埔族的「生蕃」族群Amutoura。報告書中也有舉出少數幾個非平埔族之「熟蕃」：「四社熟蕃（今臺南市頭社至玉井一帶）—頭社、宵裡、茄拔、芒仔芒社（西拉雅族之大武壠or大滿Taivoan亞族）」）以及「臺灣西部平原上平埔族舊位置」之（單色）略圖，此2圖也可說符合民族分布圖之「原型」的這種說法／伊能嘉矩與同僚粟野傳之丞於CE 1897（日明治30年）花費6個月時間，一起進行全臺的原住民族調查，依據當時蒐集得來之資料而寫成。該書揭示原住民族之8個「種族」（伊能嘉矩原文用語）分類，雖然未將紅頭嶼之雅美族納入，但仍不失被視為原住民族分類的「原點」位置，也可謂劃時代之見解／喬治•泰勒Taylor於CE 1880年代提出部分原住民族分類：排灣Paiwans、知本Tipuns（其記述未提及此族群另一名稱斯卡羅Seqal）、阿美Amias（恆春阿美）、平埔Pepohoans（漢番混血half-caste）］

5月，臺民選國籍終定日至，簡大獅和文山領袖陳秋菊、錫口領袖詹振等共謀再取臺北城，事仍未成。8月，日軍對大屯山游擊營發動攻擊。10月，簡部擊阿里磅殺日軍松本少尉，日軍派3個中隊包圍金包里無所獲而退兵。簡又復召百餘人活動各處，令日軍疲於奔命

6月4日，伊能嘉矩乘轎經龜崙嶺（今龜山）、南崁（Lamkam、Parricoutsie）到桃仔園（桃園），傍晚抵大嵙崁（今桃園市大溪區）。5日清晨，伊能、粟野在撫墾署代署長、蕃產交易所主任和生產樟腦之大東商行（當時採用「土佐式製腦法」）職員及腦丁（camphor makers），加上通事阿敏與其原住民妻Rimoi，從大嵙崁東門出發，經頭寮、九芎山（今溪洲山）、水東流（今三民），晚上夜宿竹頭角社外圍之大東商行腦寮。6日，拜訪竹頭角（當年武塔卡拉霍把殺長子油羅霍之仇敵司卡馬允Skamajun人頭目喀比爾Kapil逼至絕路，最後以「肖楠之矛」宣告饒恕他的地方，該地名稱之Puchin Raui Rakan Buta，意思是「武塔長矛停止之處」／今桃園市復興區長興里）社、烏來社（今小烏來），之後來到角板山社（總頭目Taimo Misel，其3子Palnaha Ivan為伊能所收養，今復興），夜宿頭目家。7日，來到竹東之上坪換蕃所（上坪交換所／清代上坪撫墾分局），準備進入五指山區拜訪賽夏族（化蕃）。之後在總督府殖產局「五指山撫墾署」官員陪同下，拜訪豆流明Tarumyan〔大隘Rakkus社之小社，頭目Yuvai（賽夏族總頭目Taro Wumao、Oemaw、趙明政，1871-1952／長孫Taro Yivan、趙巨振，部落內唯一會製作賽夏式白木臼的老人／Rakkus樟樹之意）之小社／曾捲入CE 1902年（日明治35年）之「南庄事件」及CE 1907年（日明治40年）之「北埔事件」〕社及十八兒（Sipajek、Sipajik、シパジイ，原意是「梧桐很多的地方」，北連上坪，南接西熬社／今新竹縣五峰鄉大隘村）社〔曾於清代（CE 1886年）被中路統領林朝棟討伐過／38戶賽夏與泰雅族混居部落（「線內蕃」，是居住於接近平地的「蕃界」之外）／部分賽夏後裔後遷居尖筆山下之比來社／曾捲入CE 1902年之「南庄事件」〕總頭目Watansset，並接受豐盛招待〔可對比線內蕃之富足（芋莖煮鹹豬肉、炒米粉）與深山蕃之清苦（水煮蕃薯）〕，惟險遭霞喀羅社人馘首

6月，日本公告玉山為新高山（Nii-taka-yama，新測最高之山）。同年，攀登玉山隊伍發現玉山西方山脈（即阿里山）蘊藏豐富原始森林

7月，伊能嘉矩走訪「番仔城」，發現大社及內社2區共27戶、132人

8月6日，多田綱輔從臺北出發，9時半抵基隆，黃昏時刻搭上「江島丸」，半夜拔錨出港。7日6時30分抵蘇澳，卻終日鬱閉在炎熱船艙中，夜間風雨益大。8-9日，風雨依舊。10日，雨勢漸歇但風勢仍強，於16時返回基隆。11日，當夜出帆前往花蓮港，風又轉強但未進港避風，12日終日禁足船中，20時拔錨出帆，13日6時抵花蓮港，18時出航，臺東撫墾署主事補中久喜氏也搭上船。14日天剛亮之際抵卑南，由於相良廳長厚意夜宿署內，住民大半是臺灣人，而卑南市街房屋多以檳榔樹、竹、茅3種來建造。15-19日，到附近做偵查，卑南原野一望為田圃未開之樹林地，又缺水源清泉，因此不適生物棲息，連一種珍奇物種也未曾獲得，決定向蕃地探險。20日，雇用牛車載行李，或徒步在河濱或涉溪，12時抵知本蕃社，贈頭目菸草，接著一直沿海邊沙岸困難前進，黃昏時到達太麻里，這時傾盆大雨，乃至憲兵屯駐所面會本間所長，借一間宿舍住宿，21-30日，一直留在當地探險。當地蕃人之工資須拿現金，且荷重耐性較臺灣苦力差，最常吃的僅有粟及芋頭，而蝶類群飛林中，爬蟲類則很少。8月31日，雇3名挑夫荷物，9時半左右從太麻里屯所出發前往巴塱衛（今大武），沿著海邊一路步行及涉川，在薄暮中抵巴塱衛，夜宿立田憲兵屯所長宿舍，住民皆臺灣人，飲用水不佳。9月1-7日，停留當地探險，各種動物不及太麻里群集，比太麻里多的獸類只有猿猴及穿山甲。8日早上離開，回到太麻里住一夜，9日從太麻里出發回到卑南（〈臺東探險記行〉）

8月8日，20歲的森丑之助（花蓮美崙山「花蓮守備隊本部付通譯」）受花蓮縣吉安鄉阿美族里留（Ridau、里漏）社［部落位於花蓮溪出海口西北方約700公尺處，夾於吉安溪和花蓮溪2溪出海口之間，今花蓮縣吉安鄉東昌村／里留社北側為屘屘Varvaran社（里留社分社）及飽干社，西邊有荳蘭社與薄薄社，都是阿美族北勢群部落／先祖漂流至花蓮市美崙山南側（美崙溪出海口），清末及日治初期稱鯉浪灣。當年宜蘭加禮宛社人南遷時，也是乘船航行到鯉浪灣登陸的／森丑將阿美族分3大群：在花蓮平原（舊稱奇萊平原）之族群稱「奇萊阿眉」（鹿野忠雄稱為「北阿美群」）；分布於東部秀姑巒溪下游的稱「秀姑巒阿眉」；而分布於東海岸的稱「海岸阿眉」］頭目Janga邀請，參觀8年一次的「Misalisin Lunan（船祭）」（今稱Palinan，Misalisin是祭典，Lunan是小舟／舟型木臼，寬3尺，長1丈4、5尺，用樟木幹刳製，已腐朽／當時有8男2女分乘4隻獨木舟／雅美族人稱臺灣為Ridau／禁忌的日子，阿眉語稱Baisin）活動（船祭由族老Matowasai主持，同時是年齡階級進階的慶典，里漏社年齡階級Sulal分9級。古野清人之《高砂族之祭儀活動》也顯示里漏社分9級，但名稱和森丑不同），並寫下〈臺灣奇萊里留社船祭〉乙文刊載於《臺中新聞》，以及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第180號（1901.03）

8月3-31日，總督府第1回正式安排臺灣原住民（13人？）赴日本「蕃人內地觀光」，遴選大嵙崁（桃園縣大溪鎮及復興鄉／前山群義盛Gihing社頭目岱木宓嚇Temu Bsyal，前山群總頭目養孫子／後山群合流社頭目養子Batu Nomin，以後山群總頭目身分參加）、林圯埔（南投縣竹山鎮）、埔里社與蕃薯寮（高雄市旗山區）4撫墾署轄內頭目和有影響力者（含泰雅族，布農族，鄒族和澤利先Tsalisen族）赴日本觀光。8月3日，從基隆港啟航繞經沖繩（6日抵長崎，9日清晨抵神戶，11日乘火車抵東京）。參觀九州長崎與本州之大阪、東京、橫須賀，對「文明」表現出旺盛進取心且觀察銳利｛但其實他們是為了當初約定參加赴日活動之賞品槍枝，才遠從臺灣來的，惟日後並未兌現，然步槍對打獵謀生者而言只是生產工具，而非日方的打仗殺人武器／岱木頭目在此親眼目睹各地日夜趕工大量生產大砲、彈藥、步槍，因而對日本軍國主義旺盛之企圖心和真面目，感到憂心與懷疑。《蕃人內地觀光日誌》，滕根吉春〔1865-1941／他在「真駒內種畜場」升任場長，開創性的將種畜場開放為觀光場地幫助營運，後來成為札幌非常著名之「羊之丘展望臺」。CE 1895年11月渡海來臺，擔任拓殖局原住民土地調查員，是第1個提出原住民部落可以發展觀光的人。CE 1904年，擔任「總督府農業試驗場」場長，將試驗場轉型兼辦學校，並發給「一年制」之學位證書，之後試驗場成為「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再於CE 1928年改制為「臺北帝國大學」。CE 1906年出版《臺灣農友會報》，向農民介紹國際農業新知。CE 1907年又出版《臺灣農事報》，是臺灣最早之學術研究期刊。CE 1910年再出版《農業試驗場特別報告》，是臺灣最早之本土研究報告。他為有心移民南洋的臺灣農民上課，請他們帶些南洋種子贈給他，包括鵝掌藤、洛神葵、朱槿、黑眼花、爆竹紅、文殊蘭、第倫桃、錫蘭肉桂、棘木、大花田青、軟枝黃蟬等等。他也推動「種植樹木，把馬路變成綠色隧道」、「植栽園藝花朵，改善都市景觀」，並種植大花田青為綠肥，改善農地景觀，臺灣之平地與都市景觀，是由此開始的。CE 1915年，因染上瘧疾辭職回日本休養〕， 1897｝。31日，返抵臺灣（實際在日僅10天，前後29天）。而陪同參訪之民政局技士藤根吉春在《原住民觀光日誌》發表陪同報告〈向來之卑見〉，建議成員每團20-25名較適當，停留日本期間以3週為宜，同時引率者（陪同人員）需學識充足

8月，南庄撫墾署事務成績報告記載：豆流明（長子豆英萬，マイワス社總頭目，屬北埔支署大坪出張所管轄）曾率其蕃社腦丁多人，侵入五指山署內西熬社以南之後山蕃社、槍殺蕃婦，故後山蕃社企圖復仇，而發生聚眾於途中槍殺豆流明事件。隨後發現先前所指之後山蕃社即為接於西熬社之南的Pasukuharan社（大頭目Yuhkan Rahha，常逞其暴威，深為化蕃及當地人民憎恨／Pihtan社位於Pasukuharan社之東南，其大頭目是Yuhkan Naoi／Pasukuharan社及Pihtan社為石加祿社之小社），當時施以反擊而殺害豆流明者，即該社大頭目Yuhkan，而日方於CE 1938年《高砂族調查書》記為「大隘社豆流明被鹿場社殺害案」。另有一說，10月五指山撫墾署事務成績報告記載：10月16日下午2時，十八兒社總頭目油歪皮黎等隨伴南庄轄下，鹿場社總頭目太老哇歪（太祿／太老／Tarao-wawaiタラオ ワワイ）等出面報到，該太老哇歪即大湖撫墾署轄下卡荷蘭（Kahoran）社總頭目薛稼鞍（Stagaomu）及十八兒社頭目哇丹雪（Watanshieto）之妻弟，彼為殺害豆流明者，據說其所攜之槍即是豆流明所攜之物

8月，近藤勝三郎為揭開深崛大尉探險隊全體失蹤之謎，來到托洛庫群沙度Sado社，並拜頭目巴沙鷗波蘭（Bassao Polan）為養父，他在部落居住1年8個月明查暗訪（CE 1899年3月20日，近藤回到埔里），發現深崛大尉佩刀與外套等遺物和顱骨，至此乃知Sado社人就是殺害深崛大尉探險隊的仇人。之後總督府為紀念深崛大尉因公殉職之事蹟，特別將能高越嶺道天池西側之海拔3,311公尺的高山，命名為「深崛山」

9月10日，伊能抵達楠仔腳萬社。14日，抵和社（2社皆為阿里山鄒族魯富都支群的部落）

9月28日，伊能嘉矩記錄抵美社（今礁溪鄉玉田村）總頭目振金聲所述噶瑪蘭族祖先之傳說：我們的祖先叫Avan，原來從Mariryan（馬利利安）乘船出海，在臺灣北部登陸，然後沿海東進，迂迴三貂角，抵達此名叫蛤仔難（Kavanan）之地。但我們不知道Mariryan是什麼地方，相傳是位於東方海外之處，至於來臺灣的年代確實是屬於遠古的時候。當時還沒有漢人，但已有山番佔居山腳平原，我們只好在海岸荒地居住。雙方常在酒醉之餘爭鬥，幸而我們這一族打勝仗，佔領平原地區，先住的另一族就退居到山中，因此我們自稱Kuvarawan（平地人），退居山中的先住者稱Pusoram（山上人）

9月，石加祿（シヤカロ）社總頭目Yura Mioi（ューラオナメト／石加祿小社奇那哈茲克Kinahatsukuru社頭目／也是屬於Muishikuharom頭銜之3名頭目之一）往大湖撫墾署方面出草而未遂，歸途至馬凹社頭目薛稼鞍家寄宿，適遇日人大湖撫墾署主事補福山登及民政局殖產部技師西田又二一行6人。13日，福山登遭トヨナラ ウ（Toyo Nawouトヨナヲ ウ／也是屬於Muishikuharom頭銜之3名頭目之一）手下殺害。官府令凶案地頭目薛稼鞍去商議返還之事，但石加祿社不從，仍頻頻誘殺撫墾署員及警察，最後日方出動大軍討伐乃歸順

10月11日，伊能（〈巡臺日乘〉日記）到達今日高雄市旗山區之蕃薯寮撫墾署，花了幾天進行平埔族調查。17日，繼續往「傀儡山蕃社」出發。18日，與頭目Tjevasavasai（サモハイ、三磨溪／今屏東縣三地門鄉青山村）的近親見面，住在臨時小屋中。19日，拜訪口社（Segaran）部落進行訪談，而三磨溪和口社都是屬於排灣族拉瓦爾系統的部落。20日，回到番薯寮，但並未繼續往阿緱以南之村落前進，10月26日，就從打狗搭船向臺灣南端恆春附近移動［「澤利先族」的記載，只是在靠近山麓之部落短期調查所得的資料，以及來自番薯寮撫墾署提供（主要關於下3社）之間接資料而寫成］

10月，伊能到南方澳並翻越小山稜探訪猴猴溪谷之猴猴族

10月下旬，鳥居龍藏（22日自基隆港出發，25日抵達紅頭嶼／11月22日14時左右，伊能嘉矩與臺灣探險隊亦搭乘從花蓮港出發向南部車城航行之淡水丸抵達，2人曾相遇，當日半夜伊能離開蘭嶼）經由日本東京大學之派遣，與助手中島藤太郎到蘭嶼進行70天的調查（第2次來臺／CE 1896年3月，達飛聲Davidson與臺灣總督府人員一起前往紅頭嶼5天，時間比鳥居第2次臺灣調查，還要早1年半左右），其成果後有《人類學寫真集臺灣紅頭嶼之部》（CE 1899年3月由東京大學刊行，後收錄於《鳥居龍藏全集》卷11，p.281-328）、《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調查重點集中於原住民的身體測量和遺留物的收集，堪稱日本人類學民族誌之嚆始，但對於原住民族文化的網羅性記述則顯得沒興趣／鳥居氏將調查成果陸續發表在《東京人類學雜誌》，之後CE 1902年7月由東京大學集結刊行，後收錄於《鳥居龍藏全集》卷11，p.329-353）。鳥居氏在紅頭嶼期間，幾乎皆在夏曼‧藍波安的高曾祖父家（CE 1904年，日本武警登島後將高曾祖父家拆除，建立起紅頭嶼駐在所、蕃童教育所等）做田野調查，據口傳鳥居氏用1元日幣購買島民之日常生活用具，並任意拍攝獵影（島民稱他是「奪魂者」、manakaw su pahad）。他曾採集族人髮絲，進行體質測量等，都是不付費的（鳥居氏殺價，曾被部落族人稱作「小氣鬼」）。又常以「bulansam」一詞（語意為「你不就範我就叫惡靈抓你的靈魂」），來使部落族人不反抗

10月29日，伊能嘉矩到豬朥束社踏查、記錄，「恆春國語傳習所豬朥束分教場」教師藍原新二帶他去拜訪豬朥束社大股頭萬金Vankim（朱雷長子，在豬朥束社享有前大股頭人之子的名號，但權位自然不及潘文杰）與2股頭文杰的家（潘文杰與潘萬金住在一起），或許可能因為藍原新二介紹潘萬金是豬朥束社大股頭，所以伊能嘉矩誤將潘文杰記成2股頭（2股頭應是Vunki）。CE 1898年（明治31年）臺灣總督府「元恆春撫墾署管內上下蕃社職名及權限」列表，已經將潘文杰記載為總通事，潘萬金為豬朥束社大股頭人。同時，「恆春國語傳習所豬朥束分教場」之教室與操場土地，都是當時的豬朥束社大股頭潘萬金所管轄

11月12日，伊能嘉矩來到璞石閣（花蓮玉里）南方之大庄（花蓮東里），伊能嘉矩稱大庄是最能代表臺灣東部地區的平埔大部落，當時大庄有100多戶（璞石閣只有60幾戶），漢人只占6戶，客人僅有3戶，其餘多數是平埔族。伊能嘉矩訪問到庄內一位68歲耆老Taoren（馬卡道族遷徙到卑南時出生），Taoren說他們最初是住在前山之舊鳳山縣，受到客人壓迫，不得已推舉族中Poan-vura、Poan-avan、Poan-aki等3人為首，帶領族人避難到後山之巴塱衛（臺東大武），然後再北上卑南，由於受到卑南原住民排擠只好繼續往北遷徙

11月22日，伊能嘉矩搭船至紅頭嶼，與當時停留在紅頭嶼調查的鳥居龍藏短暫見面，之後即搭船返回恆春（伊能所提倡之8個民族分類，不知為何竟然沒有包括紅頭嶼的雅美／達悟族。之後2年伊能在出版的《臺灣志》中，加上雅美／達悟族，共9個民族）

12月7日6時，大渡忠太郎所搭船之左舷通過彭佳嶼，9時半安抵基隆，在大基隆日新館吃午餐。15時搭火車，16時半抵臺北府。8日，拜訪殖產部並與八戶林學士會面，並將殖產局所藏蜡葉標本做鉛筆摺之拓印本。之後，曾拜訪國語學校本田嘉種、粟野傳之丞、伊能嘉矩等人，也曾參觀圓山公園，預定一路南下至鵝鑾鼻，然後沿東海岸至花蓮港。12月27日，從臺北出發踏上探險之途抵新竹，28日8時，借用陸軍輕便鐵道出發，從新竹經四里路到達東份，午餐後再搭輕便鐵道至新港庄，16時抵新港庄，僱苦力向苗栗出發，涉過後瀧之大河到對岸高地已近黃昏，於苗栗大和庄住宿。29日7時半，在2名警官帶領下向大湖出發且沿途逗留採集，10時半抵福基庄，午餐後向鄭東邊的大份溪河邊出發，16時抵大湖撫墾署。30日上午，對溪邊芭蕉攝影紀錄並採集，14時出發經南湖、四份抵砂糖小屋一宿。12月31日從砂糖小屋出發，13時抵打蘭，並在村長家吃中餐，14時渡過發房里溪，這裡是生蕃獵取人頭之處，15時半左右則通過下辛庄，17時抵東勢角撫墾署，正好遇到殖產部志和池林學士，且與他同房。CE 1898年元月1日到來，8時參加撫墾署祝賀式，相飲跳舞直到深夜未歇。3日，與越智署長、志和池技師3人合影。4日，到木匠家調查木材，並經水流東後住山上樟腦小屋，預計16日往臺中，21-22日抵埔里社

12月25日，臺東廳長相良長綱前往花蓮，會同奇萊辦務署長與地方有勢者（陳得義、林廷貴、林洪爐）及諸社通事商議，且招集南勢阿美族及木瓜蕃各社頭目進行訓誡，來化解他們與外太魯閣人間的紛爭和嫌隙，以強化外太魯閣人歸順之意願。CE 1898年元月6日，通事李阿隆乃指派李錦昌、徐水仙、李憨塗、林阿爐4人，攜帶李阿隆歸順書前去日方投誠

學者伊能嘉矩和宮村榮一， 也在臺北圓山採集到史前石器及陶器，並確認發現貝塚。上述2個重大發現，開啟了日治時期臺灣史前考古調查與研究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囑託伊能嘉矩，在臺灣東部訪問當年移民之後代〔馬卡道亞族阿猴社、武洛社、搭樓社、放索諸社（舊鳳山縣），以及西拉雅族大傑顛社、新港社（羅漢內、外門，今內門鄉、旗山鎮／舊臺南縣）和大武壠社（今甲仙、杉林、六龜／舊嘉義縣）等／臺東平埔族自稱Taivoan〕，乃著《觀風蹉跎》手稿（現藏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伊能文庫／伊能關於平埔族東遷之史實，分別寫於《觀風蹉跎》、《巡臺日乘》日記以及《臺灣蕃政志》，內容大致相同，只是前2者是原稿，後者是出版的著作），見證了平埔族移民東部的血淚史

今年伊能嘉矩曾拜訪溝坪（猴坪／高雄市內門區溝坪里、金竹里），證實大滿╱大武壠Taivoan（相當荷人之Tevorang）亞族（「4社熟番／4社平埔」：玉井之茄拔／目加溜灣／加拔、芒仔芒、霄里、大武壠／頭社）曾於新港社人〔西拉雅亞族「4大社群」：新港Sinckan社（原居臺南市區之赤崁社、臺窩灣社，遷居臺南市新市區成立「新港社」／17世紀前半期，此地係荷蘭傳教會總會所在。之後向新港即鹽水溪兩岸遷徙，再向新化、山上、關廟方向移動，最後落腳高雄之內門、木柵）；麻豆社（麻豆、下營、六甲、官田）；蕭壠／歐王或漚汪社（佳里、七股、西港、學甲、將軍、北門）；目加溜灣社（善化、安定、大內）〕移入前居住此地之口述歷史

臺北帝大村上直次郎教授至臺南，向巴克禮及宋忠堅2位牧師，借閱39件文書，其中10件有漢文對照。另外，甘為霖牧師曾於CE 1884年在臺南東邊山區小村取得9件，其中3件為「番漢合字」，他寄給了貝德祿〔Colborne Baber／曾任英國駐淡水領事，後轉任駐北京公使館漢文秘書／史蒂瑞Steere亦曾寄給他11件《新港文書》手稿（每件開頭皆標示Attaintesollang，意指「雙方合約」），其中有4件標示雍正年間（1723-1736）日期、6件標示乾隆年間（1736-1796）日期、1件標示嘉慶（1796）初期日期。之後又寄到皇家亞洲學會主席手上，現藏於倫敦博物館〕，並寫成〈9件番仔契摘記〉（A Note on Formosan Manuscripts），且發表於CE 1887年「大英與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期刊」（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而甘牧師也將此篇論文借給村上抄滕上載之3件文契。於是村上據此開始30餘年之埋首研究，且不間斷蒐集契字，而他編寫之《新港文書》收錄了114件契字，內有35件為「番漢合字」。又新港社寫本佔最多，故統稱「新港文書」，另有麻豆社16件、卓猴社3件，其他大武壠社、下淡水社、茄藤社各1件。年代最早的是CE 1683年（該年恰為政權輪替、大清入主臺灣之年，似乎證實史蒂瑞Steere「清領後，為自保才開始保存文契」的推測），最晚的是CE 1816年

今年起，「日本郵船會社」每月自基隆開出2航次〔島外國際航路除此基隆與神戶間之定期內地航路（CE 1896年開辦）外，另有淡水、安平港（因淤積嚴重，CE 1919年廢止為命令航路港口）至香港之南清航路（CE 1899-1900年開辦），而此2航路亦是由「大阪商船株式會社」營運之命令航路。之後，國際航線再由原先中國沿海（CE 1910年代）延伸至韓國（CE 1928年），而CE 1932年底又擴增滿州國（關東州）大連線，基隆港（CE 1899年第1期工程開始，至CE 1944年第4期工程結束）、高雄港（CE 1905年著手第1期築港工程，持續到CE 1945年仍進行擴港工程）的國際航運功能不段增強，以臺灣為日本海外前哨之企圖益形顯著〕，經九州北方福岡縣門司港（Moji）附近之關門海峽，進入瀨戶內海抵本州兵庫縣神戶（Kobe）。同年起，「大阪商船株式會社」從基隆每月3次，經門司、廣島縣宇品港（Ujina）抵神戶。CE 1898年，「大阪商船株式會社」每月加開2航次基隆-神戶直接航線，中途只停靠門司，航程縮短到4晝夜。CE 1908年12月〜CE 1919年底，使用時速16海浬之「櫻丸號」，則僅需2晝夜。CE 1925年，新闢高雄─橫濱線，每年有72航班，使用時速10海浬、3千噸級船

臺北縣為保護蕃界之樟腦製造及開墾造林之民眾，乃設立「景尾辦務署」，並於冷水坑、乾溝地方之北勢溪一帶設置隘勇線，配置警察與臺灣人隘勇來戍衛（當時設有乾溝及冷水坑隘勇監督分遣所，下轄9處隘寮），此舉為日本治臺後設置本島隘勇線之濫觴，此條路線大約在今北勢溪的乾溝一帶（此線在今北宜公路南側一帶，大約在雷公埤之南側，通過今日之直潭，越過獅仔頭山北稜，沿著山邊一直到三峽的橫溪一帶，此線為日治初期的「蕃界」）

臺北縣知事橋口文藏因地方歸順人民授產緣由，命令林務課長有田正盛前往烏來調查，並繪製〈臺北縣南北溪附近生蕃各地名山林之圖〉，此圖出現6個番社—後坑子社、轆子（轆仔）社、湯社、內邦山社、外邦山社、林望眼社

吳玲青根據伊能嘉矩《臺灣踏查日記》於CE 1897年於恆春城外山腳庄採集猴洞社頭人陳阿三之口碑，認為林樹梅於60年前（CE 1837年）協調的械鬥導火線之一，正是以陳阿三為首，來自下淡水萬丹溪流域的平埔番至此與18社番以牛換地的過程中發生糾紛所引發之衝突

今年之水測作業由日治時期臺灣最早之測量艦「海門號」（CE 1884年啟役，艦長小掠元吉大尉）高野瀨廉大尉等人進行，此艦於CE 1895年即奉命測量臺灣諸港及海岸

今年調查臺北縣直轄區下的熟番社有武撈灣社、擺接社、雷朗社、錫口社、塔塔悠社、里族社、北投社及毛少翁社

今年，總督署於南部重要地區設置警察官吏派出所，而蕃地警察派出所於所在值勤之餘，也從事原住民兒童教育。CE 1899年嘉義辦務署收容原住民，由署員施行教育其中一位是阿巴里（アバリ），後來成為巡查補，他是鄒族菁英吾雍•雅達烏猶卡那（Uong'e Yatauyungana，漢名高一生，日名矢多一生）之父

 

CE 1898年：（清光緒24年／日明治31年）

元月10日，鐵道隊長山根武亮率隊至東部勘查花蓮港、臺東間方向架設東線鐵道之可能性

元月16日，大渡忠太郎與民政局衛生課之角田忠藏、臺中縣殖產課的內海靜二及2名巡查，再加上埔里社撫墾署長長野義虎，在水底寮的臺坂公司（日人製腦事務所）住一夜。17日沿隘勇線前進，第1次在野外自炊、以洗臉盆煮米，14時吃飽後出發，途中沿大甲溪上下來回幾十次，天黑時抵達隘勇小屋住宿，第2次用臉盆煮飯。18日8時出發前往水長流，沿山脊隘勇線且在太陽底下急行，14時抵水長流，夜宿隘勇營舍，並與長野氏分手。19日8時向北港溪方向出發，好不容易抵達，在守備隊一宿。20日，與淺田中尉到附近山上採集。21日（農曆12月29日、除夕日）8時出發，越過松柏崙於18時半抵埔里社，借宿辦務署，晚上炮竹聲不絕。22日，苦力休息，乃至蜈蚣崙庄之蕃產交換所參觀，又涉過蜈蚣崙溪後登上關刀山。27日8時出發，越過白葉嶺、鹿港庄於16時抵水社，途中再以臉盆炊飯，15時抵日月潭及竹湖湖邊採集，當夜接受水社村村長招待。28日9時半出發，經頭社至銃櫃庄吃中餐，再越過土地公鞍嶺、水里坑庄經濁水溪河灘，16時抵集集，分宿辦務署與郵便局。30日8時出發，以竹筏渡過濁水溪，15時抵林杞埔撫墾署。31日9時出發，14時抵雲林，從集集開始一山接一山地走，採集不少植物。2月1日將前往嘉義，預定3天後再從嘉義往臺南

元月25日，後藤新平向日本藏相井上馨提出〈臺灣統治救急案〉，重點在於以募集事業公債而達到建設臺灣之目的。CE 1899年3月22日，「臺灣事業公債法」正式公告通過，募集3,500萬日圓用於殖民地臺灣之鐵道架設、土地調查、港灣修築等基礎建設上。後藤以臺灣事業公債籌措資金，完成臺灣社會近代化基礎建設（同時透過鴉片、樟腦、食鹽等物資之公賣開闢財源，謀求臺灣財政獨立），這也落實水野遵對於殖民地臺灣之於殖民母國日本的關係，應從富源開發之角度切入，並著手於基礎建設的推動等理念。另外在〈臺灣統治救急案〉內容中，後藤反對以軍隊力量處理臺灣社會之治安問題，因此臺灣統治走「民政主義」方針已然確立

2月26日，大渡忠太郎搭乘新館水上警察署小汽船「新臺南號」前往小琉球島，一座扁平禿山之島還能看見綠珊瑚與麵包樹。返航時本要開往東港，但風浪太大，乃於17時半開到打狗，然後夜行至鳳山。27日由鳳山出發（枋寮辦務署主記橋本同行），經東港、枋寮，3月2日接受頭目招待在士文蕃社住一夜。3日抵枋寮，4日出發前往相港、車城，5日傍晚平安抵達，沿途中最感興趣的是野生相思樹。7日抵恆春，之後前往牡丹社、高士佛社地方蕃社內。至於卑南之行將取消，預定搭3月22、23日左右便船回臺北，停留1週後將回東京

2月，德國人藝術收藏家費雪（Adolf Fischer／1856-1914）抵臺灣基隆，後前往臺北、大稻埕、淡水（曾參觀馬偕所收藏之臺灣本島動物標本）、艋舺，再南下新竹、苗栗、臺中、埔里等地。接著由基隆搭船至澎湖，後又經安平、臺南、打狗、東港、枋寮，再由枋寮循山路經利利社、巴塱衛、太麻里而抵達臺東卑南，並搭船前往綠島、蘭嶼，然後5月回到基隆（《1898‧福爾摩沙踏查：德國旅人阿道夫‧費實的臺灣漫遊手記》，聯經，2024.01.18）

3月24日，日本興業會社小川真一獲絲大尾轉讓，在獅里興社之小河東地方設灶18個，這是日本人（外來日本資本／有為官廳代言之態勢，資本家的靠山是強大的殖民政府和有力之理蕃制度）第1次在南庄開辦樟腦製造業，但CE 1899年11月28日，小川真一退出製腦業（其實是小川真一與松田時馬共6人合組「小松組」）。接著在CE 1900年，松田時馬在一年中設灶500個，並在壟斷最好的生產地後，申請再增設400灶，至此製腦業已轉入日本資本家手中，民族資本與客家資本都受到壓制

3月，第4任總督兒玉源太郎〔1898-1906／兒玉在總督任內，也在中央身兼數職（兼任內閣陸軍大臣、軍務大臣、文部大臣等職位），更領兵參與日俄戰爭，因此在臺灣的時間很短／當時依照民眾反抗統治之激烈程度，將全臺治安劃分為「危險」、「不穩」與「安全」等3類，而危險地區由軍隊與憲兵負責，不穩地區由憲兵與警察控管，安全地帶治安則由警察維持，該制度稱之「軍憲警3段警備制」，後藤新平曾嚴正反對〕起用了曾任衛生局長的後藤新平擔任民政長官（1898-1906／3月2日履新／今年有人提議將臺灣以1億日圓賣給法國，而此論調在當時日本朝野間亦甚囂塵上。惟水野遵認為殖民地臺灣之於日本，會在不知不識間為日本帶來莫大利益，包括在東亞情勢中日本的國家安全、對南清之貿易關係、以及以佛教力量強化日清之間友好關係的可能性等／確立殖民政策方針，即拓殖興業以應母國日本之需，展開土地調查及交通建設，對於蕃地繼續採取懷柔態度，並延續清代隘勇線制度，保障山林拓殖。CE 1900年佐久間總督上任，才積極推動理蕃政策，而以武力鎮壓和教化方式，迫使原住民歸順），並公布《保甲法》及《保甲條例》，各地方政府亦視情況制定《保甲規約》，作為社會監控之手段

3月，簡大獅部由竹子湖再攻金包里磺溪，燒憲兵屯所，雙方在倒照湖附近對峙數日後，簡部才退入大坪頂

3月，總督府公布「壯丁團編制規程」。由街庄長在其轄區空間內挑選年齡在18-40，身體強壯、素行良好之人擔任壯丁且組成壯丁團，目的在抵禦匪賊、防範水火災害與救助庄民，成為街庄區域之自衛團體，並需協助街庄長處理行政事務，但其指揮權卻轄屬該地警察署長，使壯丁團同時成為警察部門的下屬團體

4月22日，林圯埔撫墾署事務代理帖佐顯一行共53人，由林圯埔出發，夜宿大水窟通事家，沿清代八通關古道〔經楠仔腳萬社（4月23、24日）、和社（25、26日／以上阿里山蕃）、東埔社（27、28日）〕，轉登郡大山，再下溯郡大溪流域由南往北走〔經加走咱社（29、30日）、毛食打倫（マシタルン／馬西塔倫 ）社、放閣社（本鄉社）、郡大社（5月1、2日）、意北閣（イバホ／Ivaho／3日／以上郡大蕃）社〕，過郡大社及巒大社之分界山脈〔再經郡鞍（ビシテバアン）社、下毛社（4日）下詩社、意里頭（イリト）社〕，然後越巒大山〔5日抵丹世格社，6日抵人倫社（以上巒大蕃）〕，再經濁水溪沿岸到拔社仔庄（拔社埔），最後經集集（7日）回到林圯埔（5月8日／將近17多天行程），是第1次（日人第1次進入郡大溪流域探險）、也是唯一1次較為詳細完整之調查。事畢，由嘉義縣知事磯貝靜藏呈報〈林圯埔撫墾署員濁水溪蕃探險實況報告〉，而收錄於《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其探險報文〈濁水溪沿岸蕃に於げゐ蕃界の狀態〉曾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未具名作者，從今年6月26日開始，6月28日、6月30日、7月1日，全部共4篇

5月6日，《臺灣日日新報》創刊，是由《臺灣新報》（薩摩派）和《臺灣日報》（長州派）2份報紙整併而成以為機關報，也是日治時期臺灣第1大報，其中包含日文版及漢文版。CE  1944年4月1日，停刊

6月10日，臺灣總督府發布府令將3縣1廳改為6縣3廳（臺北縣、新竹縣、臺中縣、嘉義縣、臺南縣、鳳山縣、宜蘭縣、臺東廳、澎湖廳）。另設「辦務署」86個，署下設街、庄、社。其中縣、廳、署之下設有參事，由總督遴選當地有學識名望之臺灣人擔任。同時，配合臺灣總督府官制改正，廢除「支廳」、「撫墾署」及「警察署」，而將蕃人、蕃地、防蕃及製腦事項，則移歸辦務署〔共設立18處（製腦關係）辦務署／第1課業務為一般行政，第2課業務為警察，第3課業務則為蕃人蕃地〕第3課，由警察管轄（顯示以寬待為主之原住民「撫育」業務的萎縮及改變／此時之防蕃制度主要以縣為單位，臺北縣採憲兵制，宜蘭縣為警丁制，臺中縣則是補助隘勇制／臺東廳未設辦務署，改直轄於總督府）。並以辦務支屬取代警察支屬，配置警部、警部補和巡查，專管警察事務

7月，新設浸水營警官駐在所於三條崙道最高點（之後CE 1903年元月2日遭排灣族襲擊而燒毀。CE 1907年6月重建完工。CE 1911年3月因之前遭颱風吹毀而再次重建完工。CE 1914年10月又遭排灣族襲擊而燒毀，但隔年1915年3月又重建。CE 1924年3月，第5次重建浸水營警官駐在所）

8月6-8日颱風侵襲，之前已連下3天大雨，而發生「戊戌年大水」，沖崩了大樹腳庄及其他靠溪聚落，也沖毀大樹腳庄鳳安宮（CE 1867年／清穆宗同治6年完工）且結束其時代，並開啟新吉庄（舊名新興庄，今高雄市大樹區大樹里）保安宮之時代

8月31日，總督府以律令21號發布「保甲條例」7條、府令87號制定「保甲條例施行細則」12條做為實施保甲制之法律依據。「保甲」不以街庄轄區編成，而係以10戶為1甲，10甲圍1保，順序編成。甲設甲長，保設保正，分別由甲和保內的家戶（由戶長、家長代表）選舉出任，期限2年，連選得連任。原以街庄轄區為範圍編集成之壯丁團，至此也改以保甲編成：先以甲為單位組成壯丁團，再由各甲聯合組成一保的壯丁團，或合併數保成一壯丁團，團設團長，承辦務署長或支署長指揮。壯丁團自此由街庄轉為保甲的武力團體，保甲亦藉此和警察制度建立了轄屬關係〔警察（派出所）、壯丁團、保甲制（保甲局）3者，是日治時期使國家權力如臂使指般直接來到家戶門限之前的三合一組織，其能動性使地方社會之民眾，足以全部捲入國家機器的運作，是總督府統治工程中最為滴水不露的控制體系。其中保甲制雖是上述三合一體制的核心，但其實是延續自清代之下層組織。康熙年間，臺灣因缺乏縣級以下行政機關，遂於臺地施行傳統中國社會的保甲制，其性質主要在藉此編造清冊、門牌，以編查戶口、稽查村莊民人的出入，並催糧辦差，防範盜匪，然在臺灣施行不具成效，但保甲無疑是最能深入地方的組織。所以，當劉銘傳即將施行「清賦」事業時，即以保甲制做為清丈機關，希望藉戶口編查達成清賦事業，目的並不在治安〕

9月，總督府依據臺北縣令第19號，組織臨時保甲總局艋舺保甲分局，辦理保甲事務，不久改變成經常保甲局。同時保甲之編制：10家為1牌，10牌為1甲，十甲為1保，牌、甲、保都是以家戶為基本單位，以10為編制標準。牌長、甲長、保正受保甲局監督、指揮，維持地方治安，但保甲局卻不受警察官的指揮監督。CE 1902年5月，正式廢止保甲局。CE 1903年5月9日，總督府以訓令第97號發布「保甲條例施行細則標準」。CE 1904年（日明治37年）元月，總督府又發出通令「有關保甲編制注意事項」。自此以後，保甲制度終於全島統一，架構於警察官的控管之下，成為殖民統治體制之最基層機關。整套制度持續至CE 1943年（日昭和18年）5月1日，先解散壯丁團，到CE 1945年6月17日，在日本向同盟國投降前夕，才廢止保甲制

10月，新竹樹杞林大墾戶仕紳彭殿華邀請廣東陸豐5名鸞生來臺。CE 1899年2月，在自宅設立鸞堂，他與九芎林庄庄長等數十人皆戒菸成功，爾後又將鸞堂移至文廟，創設「復善堂」專為鴉片癮者扶鸞戒菸，結果200多人成功，直接促成鸞堂之大量成立。惟如此大量信眾進行集體宗教儀式治療，反造成日方當局高度疑慮，唯恐是地下宗教活動，又擔心與抗日義軍相呼應，於是由主管政治思想之高階警察查緝，造成不少鸞堂遭取締，但此鸞堂的戒菸成效依據調查將近6成5，其實可謂「神效」。整體而言，鸞堂藉由民眾信任神明之神威力量，讓菸癮者堅定其意志以抗菸魔，再結合開立藥方、改變飲食和生活習慣等理性化方式，使戒菸更具成效

11月24日，德國探險家史德培（Karl Theodor Stöpel／1862-1940）博士抵達基隆港，在德國領事 von Varchumin協助下，取得通行全島之通行證。12月4日，從大稻埕出發抵竹塹（Tixam、Tek-chhàm、Pocal，今新竹市）。5日，由竹塹乘輕軌手推臺車（輕便車／手押車）抵貓貍（猫裡，今苗栗市）。6日，離開貓貍過大甲溪抵葫蘆墩（今豐原市）。7日，由葫蘆墩到臺中。8日，再抵彰化，拜訪了蘭大衛Landsborough醫生。9日，離開彰化來到寶斗（今北斗鎮）。10日，由寶斗出發經二八水（今二水鄉）、鼻仔頭（今鐵路集集線源泉站，舊稱鼻仔頭驛）到林圯埔（竹腳寮／今竹山鎮，日文漢字「竹山」Takeyama）。15日，從林圯埔出發，探險隊成員增至30名，其中20名是阿里山Arisoa社原住民。之後，抵大水堀（窟）（日語Taisuikutsu，今南投鹿谷鄉內，又名麒麟潭）。16日，啟程往登鳳凰山頂，再經陳有蘭溪到釋竹南Sotkuram社（楠仔腳萬社稍北）。17日，到楠仔腳萬Namakama社（今久美部落），再到和Horsia社（由14間竹屋組成）。18日，向阿里山族人道別，跟隨著東埔人踏上旅途，之後到東埔大社。19日，帶了5天儲糧離開部落，於八通關遇大崙坑Toaronshia（即太魯那斯Tarunas／Talunas，意為竹子很多之地，而該社有Is Tanda、Is Lituan兩氏族）社人。22日，因雨功虧一簣返回東埔。24日上午，風和日麗再次上路。26日上午，登頂玉山東峰（齋藤峰／在一堆石頭下發現日本國旗和旗竿，就是2年前齊藤音作等人所留下之證物，史托貝爾取出舊旗），並於可可瓶中裝入一封寫給德奧登山協會的短簡（後來被斗六辦務署熊谷Kumagai署長撿到）作為登頂證據。之後，又登上玉山主峰，且留下一條黑白紅3色手帕（壓在石頭下）。27日，返回東埔。28日星期三，啟程經陳有蘭溪一直到集集，並遇見德商東興Mannich（CE 1875年，艾比斯Ibis來臺時曾在打狗遇見他，並受其接待，且建議Ibis購買燒酒及禮物，以便順利進入原住民村落）。30日，離開集集往林圯埔。31日，出發抵寶斗。CE 1899年元月1日，返抵臺中。2日早上，乘輕軌臺車前往葫蘆墩。3日，到貓貍（猫裡，今苗栗市）。4日，走海線黃昏至竹塹。5日，至新豐火車站乘火車至臺北，之後還獲日本總督兒玉源太郎接見並簡報。最後史德培將他在臺灣之所見所聞寫成〈臺灣島內之旅並首登玉山頂峰〉［Eine Reise in das Innere der Insel Formosa und die erste Besteigung des Niitakayama （Mount Morrison）］一文，龔飛濤 譯，2016

12月1日，伊能嘉矩應東京府教育會之邀請（因病返回日本休養1年／渡過一段重新學習人類學的充電時間），演講「臺灣蕃地探險實話」，認為要調查人類有5個基準藉以辨別，就是體質上的特徵、習俗的現況、思想發生之程度、語言之異同、口傳史

12月，協助日人防衛恆春城，對抗林少貓、林天福之反日勢力

臺灣總督府發布「臺灣公立公學校規則」

森丑之助第1次循關門古道橫越中央山脈

基隆商業專修學校校長石坂莊作（1870-1940／號圖南、圖南狂夫。CE 1894年從軍，在甲午戰爭中轉戰於朝鮮半島與遼東半島，次年臺灣割讓，他隨陸軍來臺）出版《石坂圖南新領臺島踏實記》一書，章炳麟為之作詩、寫序及題名。也曾著有論文〈凱達格蘭蕃謠〉，是以日文片假名譯出凱達格蘭語，更特地安排職員宗任癸向雙溪口（新社）的87歲蕃婆潘氏腰學唱蕃謠。CE 1936年，借廣播電臺向大家唱出3首。CE 1933年9月，參加第10回全島產業組合大會（9月23-24日在宜蘭農林學校舉行）之「太平山方面視察團」，並擔任團長。20日12時，在羅東郡役所集合，先到警察課辦理入山許可證，再至竹林驛休憩場接受茶水招待，並向參加者贈送印刷物（可能是《太平山登山の》栞）及繪葉書（風景明信片），且收費每人6圓70錢。然後到羅東林場館參觀，14時搭火車出發，因跨越田古爾溪之橋樑受到前日颱風侵襲而鐵道不通，於是步行一段路於17時30分抵土場，21日在太平山上參觀旅遊，22日搭土場9時40分開的火車下山，12時25分地羅東，13時在營林所羅東出張所俱樂部享用午餐，由團長石坂代表大家致感謝辭，14時結束後解散

赫隆納費勒特（W. P. Groeneveldt／Groeuevelat）出版《在中國的荷蘭人；第一部：1601-1624年間在中國求市之初次紛擾與澎湖的佔據》（原載於《荷蘭印度語言、地理、民族學報》第48卷），此書共598頁，而附錄資料將近一半，收於297-594頁。可以說荷蘭人初來佔據澎湖，後撤退轉移至大員，這一段時期之主要荷蘭檔案，已收錄於本書之附錄（其中雷爾生司令之日記、CE 1622年4月至1623年9月海上及澎湖之決議錄，宋克之決議錄，CE 1624年11月5日宋克呈給總督柯恩的報告等幾件，戰前曾由村上直次郎博士翻譯為日文，收於《臺灣史料雜纂》第2冊，惟《臺灣史料雜纂》只有打字稿而未出刊，並分別藏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和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史研究室）

臺灣已經脫離軍政時期（三條崙‧卑南道開路與電信施工費用，都由陸軍負擔），改由警察負責治安

植物學家布雷特施奈德（貝勒／Emil Bretschneider，1833-1901）出版《歐洲人在中國的植物發現史》（History of European Bonat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一書，是研究19世紀臺灣植物研究史很重要的一本參考書

總督府發布「臺灣地籍規則」、「臺灣土地調查規則」，並設置臨時土地調查局，全面實施土地調查工作和整理工作（但未涵括東部，而東臺灣之系統性調查僅有田代安定於CE 1896年8-12月完成的《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其中內容分為地理、土民與業務部3部分，該調查主要目的在瞭解東部可開發之資源），到CE 1904年（日明治37年）始完成。各地一但完成「查定區域」，即以「堡」、「街庄社／土名（前身為「清丈區域」中之街庄社，是一擁有固定空間的地理範圍，並自成獨立之地籍、戶籍編制單位）」2級制地理系統，清理調查前不合宜之「清丈區域」，並以法令廢止、合併或改定廳下現行各堡的街庄社名，再公布改正後之新街庄社名。日本初領臺灣，總督府先以清代遺留的堡制設立下級行政機關－堡役場，處理地方事務。CE 1896年（日明治29年）再改設堡務署，做為傳達政令、處理街庄事務之單位。到CE 1897年5月，以敕令157號發布「臺灣總督府管內設置街庄社長案」。6月，以府令30號制定「街庄社長設置規程」，才得以確定下級行政的設施

CE 1898-1903年間，動員147萬人次從事地籍調查、三角點樁定、地形測量等工作，共計埋設3等三角點1,082顆，總督府之花崗岩圖根點和圖根補點2,300顆，以作為後續測繪《臺灣堡圖》之用（CE 1904年《臺灣堡圖》（明治版）完成）

日軍警藉剿匪之名，對南部抗日軍全面大掃蕩，濫殺無辜，廣燒民房，許多庄社遭「清庄」，16歲以上男子全部被集體屠殺。此殘暴手段引起在臺灣傳教之多國傳教師聯合向香港〈每日新聞〉（Daily News）投書抗議此一非人道行動，成為國際注目的事件，史稱「阿公店大虐殺事件」〔大阬溝（今高雄市大樹區興田里大坑溝）附近坑谷發生萬巒四溝水人遭日軍追擊，全遭殺戮，為大坑溝北面殺人坑傳說源起背景〕

鳥居龍藏第3次來臺調查（7-12月，南部），以排灣族為中心

總督府於CE 1898年代（日明治31年代）起戮力推行全臺土地調查（明治31年至明治38年／1898-1904／因東臺灣治安不穩等因素未列入「臨時臺灣土地調查事業」調查區域，直到實施「臺灣林野整理事業」，臺灣總督府才在CE 1910年11月〜CE 1911年2月，以附帶事業方式，完成臺灣花東兩廳土地整理事業調查）、林野調查〔明治43年至大正3年／前期CE 1905-1909年（先由臺東廳、花蓮港廳開始，進行林野現場調查，以確認官有或民有／林務課、嘉義橡膠樹ゴム苗圃）。CE 1910年6月16日，制定〈臺東花蓮港兩廳管內土地整理決議之件〉，規定費用由殖產局項下支出。11月4日，又制定〈臺東花蓮港兩廳管內施行林野調查決定之件〉為實行調查的方針，一週後從臺東廳卑南街今臺東縣卑南鄉開始調查／後期CE 1910-1914年（臺灣林野調查事業／在殖產局下新設置「林野調查課」且編列預算580,778圓，共調查12州廳林有地，面積達973,739甲，並查定官有753,091甲，民有31,179甲。又新設置「阿里山作業所」，官營伐木。再新設置「林業試驗場」，下轄嘉義、恆春2支場。CE 1921年，林業試驗場改隸臺灣總督府下之中央研究所林業部，該部是於CE 1921年8月2日改制。之後改名「林野整理課」，主要業務為國有林野存廢區分和調查「不要存置林野」之處分）／CE 1911年2月，完成花東兩廳土地整理事業，5月臺灣總督府完成〈臺東花蓮兩廳管內土地整理之件〉〕與林野整理［大正4-14年、1915-1925／臺灣總督府實施的「臺灣官有林野整理事業」主要目的在將含緣故關係（清領時期有耕作事實，但無法取得證明者得承認其「緣故關係」）之官有林野區分為「要存置林野」與「不要存置林野」（前者應歸屬官有林野，後者為可以放領與民有林野，而尚未完成放領者則由地方政府管理，稱為「公有林」），以及在普通行政區內官民有林之界線／林野整理期的認定原則，如在林野調查期之前CE 1910年開墾之地，尚在耕作的情形，則承認開墾者的所有權，而在林野調查之後開墾者，就需辦理受領手續／CE 1916年9月〜CE 1922年2月，完成官有林野整理調查事業之土地臺帳未登錄地調查，但僅在花東地區執行初步地籍整理整理］。CE 1919年，臺灣總督府「內務局」新設置「地理課」成為林野調查的執行單位（林野調查及土地處分，以及官有林野與開墾地調查實測和處分／地理課之設置直到CE 1925年，林野整理執行完畢為止／CE 1926年，由內務局「地方課」來執行原先地理課的業務，普通行政區內之官民有林界線完成劃設），亦即CE 1919年之前，是以營林局和之前殖產局的林業整理課或林務課，作為執行林野調查或整理工作的主要單位（促使林野及平原地區之土地所有權得以明確，為林業的資本化生產而準備。這是臺灣土地被投入資本主義企業之前提，又為資本得以依序要求，並用以控制臺灣全部土地的順序）。日本馬克思主義學者矢內原忠雄於CE 1929年（日大正14年）出版之《帝國主義下の臺灣》認為，其目的均在促成馬克思所稱的「原始積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意即，在以前述調查釐清臺灣土地之產權歸屬後，殖民政府得運用「軍憲強制」或「合法且平穩」等手段，讓做為生產工具的土地與生產者分離，集中在資本手中，而失去土地之生產者則被迫為資本工作，成為受薪的勞動者。就矢內原而言，在林野調查與整理事業中，前述以調查之名遂行臺灣社會之原始積累的企圖表現地更為露骨，這一方面表現在林野幾全為官有的調查結果，另方面則牽涉到「國家資本」在森林相關產業的「獨佔」。但李文良教授之「合理－合法化說」認為，統治穩定也是總督府在規劃林野開發路徑及方式的重要考量，而不能以「原始積累」簡單地予以概括。可惜的是，在處理臺灣史上的「蕃地」如何轉變為「國有林」及「原住民保留地」時，諸多研究者還是不免站在「剝奪－反抗說」的立場，即認為總督府在領臺之際即研擬了首尾一致、邏輯無懈可擊之掠奪計畫，一方面以「無上手地契者歸為官地」為由收奪原住民土地，將當時原居住於深山（奧地）地區之8,4000名生蕃原住民侷限在每人3公頃（參考北海道農民開拓墾殖所分配之每人2町，再給予臺灣森林狀況的考量，加權至3公頃）的「準要存置林野」（蕃人所要地）中；另方面，自原住民手中踱來的土地，則被納為「要存置林野」，以「科學林業」予以經營

 

CE 1899年：（清光緒25年／日明治32年）

元月9日，伊能嘉矩和粟野傳之丞將合著之《臺灣蕃人事情》復命書，向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提出

元月10日，臺中縣知事木下周一針對清領時期水圳管理問題，向臺灣總督府建議由官方介入，協助圳主強制收取水租，以避免水圳荒廢。CE 1900年7月14日，開始擬定臺灣公共埤圳規則草案。CE 1901年7月，公布「公共埤圳規則」16條，並逐步開始認定公共埤圳，且規定公共埤圳必須自行成立具有公法人地位之「公共埤圳組合」，政府賦予組合徵收水租的法律權力及相應刑責，以改變過去水圳管理混亂之弊病（保留水圳自治之同時，以公權力為後盾，維持公共埤圳的運作。至於公共埤圳之範圍新設或廢止，則由地方官廳劃設，運作若出現問題時，地方官廳亦可以直接介入管理）。CE 1902年（（清光緒29年／日明治35年））12月22日，獅子頭圳也成為公共埤圳，而「公共埤圳獅子頭組合」則成立於CE 1906年2月26日〔當時水租是每年收費1次，並以「甲」為面積計算單位，水租是每甲2圓50錢／CE 1905年9月，獅子頭圳、龍肚圳、中壇圳和柚子林圳組成「公共埤圳組合」。至CE 1906年5月，全臺灣130處公共埤圳中，僅5處成立組合／CE 1905-1907年，蕃薯寮廳內共有大小水圳13條，其中獅子頭圳、圓潭仔圳（水租每甲6圓）、邦復坑圳（六龜土壠灣）和梆物波圳（水租每甲3圓）等4條水圳被認定為公共埤圳，總灌溉面積共1,455甲，其中獅子頭圳即達569甲，約占4成左右，是蕃薯寮廳內最主要且規模最大之水圳（CE 1907年水租收入1,423圓56錢，維修費用720圓，聘任巡圳員3人和書記1人，專職從事水圳管理工作，惟財務相當吃緊）／CE 1907年11月至CE 1908年5月，獅子頭圳擴建工程由古賀組承包，並完成工程前期之圳路測量。因臺灣夏季常有颱風，故實際擴建工程延遲至CE 1908年12月才正式動工，包含1條幹線（目前該幹線改編為獅子頭圳導水幹管和第2幹管）、7條支線（第1-5支線灌溉瀰濃溪和荖濃溪之間的廣大平原，而第6、7支線則灌溉瀰濃溪至旗尾一帶）、2條排水路（排放吉洋地區灌溉後之剩餘水）和龜山堤防（因當地土質以砂石為主，按當時技術水準需投入大量人力，被認為是獅子頭圳工程中最困難部分）。也是CE 1908年總督府土木局提出之「水利16年計畫」（計畫在16年內擴建14條既有水圳，以增加水田耕種面機）的一環，是這14條水圳中最早動工之一條。之後至CE 1909年6月，已完成美濃水橋以南之幹線，8月幹線全線竣工，10月14日總督府劃定獅子頭圳的具體區域。CE 1910年4月，除第2、3支線外的圳路皆已竣工。CE 1911年元月20日，第2、3支線完成，擴建工程全數竣工（依照新灌溉區農民意見，依照土地收穫情況分成3級收費，其中每年1級水租每甲4圓，2級水租維持每甲2圓50錢，3級水租每甲僅1圓，整體平均約每甲2.9圓。CE 1913年水租總收入達12,075圓，財務能力明顯改善，但仍較其他官設埤圳之水租費率為低），圳路總長17里31町（約70公里）。灌溉範圍包括龍肚、吉洋、瀰濃、金瓜寮、中壇、旗尾、手巾寮庄等7個村莊，水田面積由原本僅580甲，增加到4,100餘甲，打造出南臺灣重要穀倉〕。CE 1911年4月1日，臺灣總督府正式公告廢止公共埤圳獅子頭組合，並指定為官設埤圳（僅臺中廳莿仔埤圳、后里圳和阿緱廳獅子頭圳等3條，但至CE 1918年4月1日，官設埤圳之管理職責又由總督府移轉給地方廳），由「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直接管理（整個日治時期由官方出資整修之埤圳，也只有莿仔埤圳、獅子頭圳、后里圳、曹公圳局部、桃園大圳和嘉南大圳等6條）。CE 1920年10月1日，配合臺灣行政區重劃，獅子頭圳再度轉移至高雄州管理（當時有10個水利組合在高雄州境內，總灌溉面積30,625甲，其中獅子頭水利組合灌溉面積為4,531甲，占高雄州的14.8％，是州內規模第2大之水利組合，僅次於曹公水利組和的12,808甲）。CE 1921年11月28日，總督府公告「臺灣水利組合令」（置「組合長」1人，是由所在地之州知事或廳長任命，為水利組合之行政首長，並擔任評議會議長，任期4年。組合長之下可置理事、技師、出納役、技手、書記、監視員等職員，均由組合長任命（CE 1911年獅子頭圳竣工初期，以上職位均由日本人擔任，僅2名「雇」是臺灣人，日本人已完全控制水圳之一切管理權，而實際耕作的在地農民卻完全被邊緣化，對水圳毫無話語權）。而灌溉區內之地主和製造業者則為組合員，可選出評議員（只能提供農民意見給組合長，無法參與決策，且州知事或廳長得任意罷免評議員，評議員僅是榮譽職位）成立評議會。亦即臺灣總督府透過水利組合完全掌控了水圳組織，又可攏絡地方人士擔任評議員，為組合長的諮詢機關，徹底控制臺灣農村之社會網絡，達到加強殖民統治的目的。至此，埤圳組合從過去單純之水圳管理單位，轉變成具有政治功能的準公務機關），開始推動公共埤圳組合改組為「水利組合」。CE 1922年3月31日，廢止官設埤圳。CE 1924年3月21日，將中圳埤併入獅子頭圳，並新成立「獅子頭水利組合」，下設中壇、頂溝寮、竹子門3個監視站〔即今日中壇、吉洋、竹子門3個（灌溉）工作站的前身〕。CE 1940年2月17日，獅子頭水利組合與同屬旗山郡之旗山水利組合、六龜水利組合及新威水利組合，合併為新的「旗山水利組合」（獅子頭圳擔任獨立管理區之地位至此結束）。CE 1944年12月20日，旗山水利組合 進一步與高雄水利組合、屏潮水利組合、東港水利組合、枋寮水利組合及恆春水利組合，合併為「高雄州水利組合」（獅子頭圳隸屬旗山郡支部管轄）。CE 1946年，水利組合改組為「高雄農田水利協會」。CE 1948年，高雄農田水利協會再改稱「高雄水利委員會」（獅子頭圳屬旗山分會管轄，原本3個監視站，也改名為「灌溉工作站」，之後再改稱「工作站」至目前。另外，日治時期獅子頭圳第1支線至吉山再分出第2、3支線，因此原第1支線 10穴至吉山部分改稱獅子頭圳第1幹線，吉山以下之原獅子頭圳第1、2、3支線改稱獅子頭圳第1幹線第1、2、3支線。而原竹仔門發電所到10穴部分改稱獅子頭圳導水幹管，10穴以下則改稱獅子頭圳第2幹線。原獅子頭圳第4、5、6支線分別改稱獅子頭圳第2幹線第1、2、3支線，從此獅子頭圳成為多幹線系統的水圳）。CE 1956年，高雄水利委員會改稱為「高雄農田水利會」。CE 1973年，高雄農田水利會著手進行「獅子頭圳系統工程改善」（獅子頭圳原使用土堤為主要構造而非混凝土，常出現土堤漏水問題／美濃東北側竹頭角一帶，始終未在灌溉區內／增建排砂設備，設立「倒虹吸工」及「排洪門」各1座，以減少水圳淤砂堆積。接著在CE 1974-1984年間分10期將獅子頭圳各幹線與支線內面，改建成混凝土構造，以上共花費11年。CE 1977年又著手興建第3幹線，灌溉美濃東北部竹頭角一帶之看天田，從竹仔門電廠尾水排放口附近分出，沿美濃東側山麓向北抵達竹頭角，跨過美濃溪後，再沿著美濃北側山麓向西，最後注入排水道，這增加了720甲水田，灌溉面積更突破5千甲），以優化水源、解決漏水問題並擴大灌溉面積

元月起，土倉龍次郎已獲總督府許可，取得新店山區為期300年之造林租賃許可，總租賃面積1萬町步（約合9,918公頃）。11月，龍次郎經灣潭、屈尺道〔CE 1898年3月20日，駐守新店之日軍第10師團步兵第20聯隊第1中隊之工兵，由中村清雄大尉指揮，中柴小隊長及小野軍官率領下，將以往墾民走出的小路，動工修建成較寬闊平坦之「（臺北）屈尺道」（3月31日完工）。目前道路起點岩壁上留有一紀念開通之「屈尺道碣」碑文（CE 1898立碑，CE 2005年4月重現於灣潭，CE 2007年7月登錄為臺北縣歷史建築），今新店區直潭里人力擺渡渡船頭「新店渡」旁／CE 1907年（日明治40年），總督府修建完成可以行車之「景尾龜山道」，路線（CE 1927年／日昭和2年出版之《文山郡館內要覽》記載）在景尾由臺北宜蘭道分出，經大坪林、新店、青潭、屈尺到龜山（CE 1936年／日昭和11年新店、曲尺段重修拓寬，而延築烏來至龜山段的工程至CE 1941年／日昭和16年竣工，新店-烏來道全線完成，即新烏路前身），臺北屈尺道（保甲路）成為次要道路〕、小粗坑、屈尺，再渡船上溯來到南勢溪上游舊茶寮的最後渡口，於是在此建造家屋（河谷地形與家鄉吉野郡川上村極為相似），並在龜山設立事務所、蕃人物品交換所等，展開伐木拓墾事業直到CE 1909年〔土倉家族為虔誠基督徒，以人道主義對待原住民，並儘量僱用泰雅族人為工人，且採取「部分林制度」（引進家族之吉野式經營方式而協助造林的蕃人，於成功後直接撥付部分山林為其所有，以期物質生活安定，符合總督府所要之造林與撫番同收其效）與「化用生蕃」（教導蕃人利用現有林木來燒炭、製板，將產品運至交換所，換取日常所需之食物和用品，再進一步授予育苗及造林技術），希望與原住民共享山林土地。但CE 1909年之後新店烏來山區之伐木事業由三井合名會社接手，引進大量漢人為勞動力，並強徵土地造林，大肆擴張經營，原住民部落乃被迫遷移〕。CE 1901年，龍次郎邀請泰雅族頭目9人及深坑廳參事游世清，到家鄉奈良縣吉野郡川上村參觀土倉家族之伐木造林事業，也為父親土倉庄三郎祝壽（60歲）。CE 1903年，龍次郎之植林成果已漸呈現，土倉事務所栽植杉樹82萬株，檜木26萬株，面積有144町步（約143公頃），同時在友人清水建議下，計畫利用南勢溪的水位落差開發電力，並向臺灣總督府提出申請

2月20日，臺北病院升格為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五年制專收臺灣人全部住校。4月1日，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舉行「開校式」（開學典禮），第1任校長為山口秀高。《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規則》第一條即開宗明義說明主旨：「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為授予本島人醫學教育，養成醫師之處」，且學制規定修業年限4年、預科1年

3月，臺灣第1座上水道系統（水道／自來水系統分為「上水道」和「下水道」兩大系統，上水道系統即自來水供應系統，臺語稱「自來水」為「水道水（tsuí-tõ-tsuí）」應源於此。而下水道系統則為地下排水用管線），在巴爾頓Burton努力下在於淡水完工啟用（雙峻頭水源地），即「滬尾水道／淡水水道」，開啟臺灣自來水時代。4月1日，正式通水運轉。CE 1902年，為港口發展而建置之基隆水道完工，是臺灣第1座具淨水廠設備之水道系統。之後因財政困難，直到CE 1906年才見到第3座正式之水道動工，地點位於八卦山下之彰化市街。同年，總督府發布「全島性之水道費徵收規則」。而臺北的水道系統，終於在CE 1907年開始進行建設。又臺灣史上第5處展開工程之水道系統，是在當時甫開啟築港建設的高雄，奠定未來南部第1大城之躍昇基石，水道橫跨港灣供水至旗后的海底管線更是臺灣首見。CE 1910年代初，供水達萬人以上的大規模水道，僅在臺中、嘉義、臺南等地動工。而至CE 1920年代起，隨著各式街庄之成長，中、小規模的水道建設大量出現，伴隨施行地方自治制度的改正，水道逐步交予地方政府經管。臺北水道率先公告水道使用條例，並於CE 1924年安裝計量器，實施臺灣最早的計量制水費，以促進民眾節約用水。CE 1926年澎湖獨立設廳，隔年開啟馬公市街之水道業務，重新調查水源地，設計6個深井，並以地下隧道連通貯水，減少水分蒸發，再由唧筒將水送至貯水塔，CE 1930年舉行盛大通水典禮

5月24日， 埔里守備隊舉行「埋石之誓」，賽德克族、布農族和平埔族各社群原先答應不再馘首，但後來僅同意「以3年為期」，不過當天下午萬大社即失信

5月24日，石加祿蕃社於樹杞林支署上坪出張所進行謝罪、歸順及埋石宣誓，並交出主事補福山登、新竹縣巡察大橋龜太郎、守屋愛之助等3人之頭顱。列席宣誓典禮者為石加祿蕃社總頭目Yura Mioi、頭目トヨナラ ウ、頭目ューミンバイホ（麻裡橫社小社長）、頭目ューカンパラ、頭目タイモワフイ等5頭目60餘人

6月後，於總督府殖產局下設臺北、新竹（分設上坪、內灣、南庄3出張所）、苗栗、臺中、林圯埔、羅東6個腦務局／樟腦局〔廢除（製腦關係）辦務署〕，並於8月施行樟腦、樟腦油專賣規則，展開專賣事務（CE 1901年6月，統歸總督府新設之專賣局管轄。專賣局首先將鴉片、食鹽、樟腦收歸專賣，陸續加入菸草、酒類、無水酒精、度量衡器、火柴、石油等達10餘項。第1任局長由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親自兼任，官廳建築則由森山松之助設計／統治殖民臺灣初期，日本國庫提撥龐大「補充金」支應殖民政務，甚至有聲音主張以1億日元將臺灣買予法國。之後為減輕國庫壓力，第4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及民政局長後藤新平就任後，首要目標即儘快達成財政獨立，專賣就是實現財政自主之最佳捷徑），而採製樟製腦業務則委由日商三井株式會社經營，後由腦務局收購，經再製與精製後輸往歐美各地（專賣後臺北樟腦局製腦特許人只剩下上村富一、小松楠彌、大西幸之助、有川熊次郎等4家日本人業者／CE 1900年時，臺北樟腦局製腦特許人除上述4家日本人業者外，新增2家漢人陳國治、周源寶／CE 1905年時，桃園廳製腦特許人除陳國治、周源寶外，還有日本人「山下秀實」在「海山堡」鳥嘴山。CE 1906年時，製腦特許人除陳國治與周源寶外，還有山下秀實更改為「三井物產合名會社」等3家（當年大豹社領域所產出之樟腦總計約35萬斤、腦油約30萬斤）。至CE 1907年，三井物產合名會社臺北支店長齋藤吉十郎包攬桃園廳及深坑廳之製腦業。終於CE 1911年，一躍成為臺灣北部最大製腦業者，而直到CE 1919年，三井才將製腦權和相關設施轉賣給總督府官督民辦成立之統制公司「臺灣製腦株式會社」（之後設置9處出張所，包括蘇澳、大嵙崁、新竹、東勢角、集集、嘉義、六龜里、花蓮、成廣澳，但成品仍由三井株氏會社銷售世界市場／此時因第1次世界大戰國際不景氣、市場規模減縮，故有眾多製腦業者合併），其事業重心轉移至其他農林業，如水田、茶葉、伐木與造林業），在臺灣「殖產興業」政策扶植下成為殖民地最大地主（CE 1910年代樟腦專賣收益達高峰）

8月至CE 1900年3月，動員鹿場社方面之熟蕃社（北獅里興、南獅里興、獅頭驛、大東河or鵝公髻山下社）及生蕃社（西熬、巴思誇蘭、石加祿シヤカロ社）等7社，再動員大隘（五份八後／新藤坪）社方面之生蕃社（十八兒、馬以哇來マイバライ、中心峴メタコナン社）等3社交叉進行和解，且官府南庄撫墾署極力督促鹿場社與大隘社談判，但最後功虧一簣

8月，日本當局採懷柔政策，簡大師派部下代表歸順，要求條件提供優厚工資，修繕金包里大道魚路。施工3個多月，日方疑覺簡仍重施軍防工事、囤積糧食、募集錢資訂購槍器彈藥，似預謀再反。12月，日軍發動殲滅簡部抗日基地燒粳寮。突襲中死傷慘重，簡大獅足部受傷仍夜襲樹林坑派出所報復，之後棄逃海外。日本乃向廈門要求引渡簡大獅，清朝官吏將其逮捕審訊，他要求：「生為大清之民，死做大清之鬼。」希望死在廈門，但廈門官吏還是交出他。CE 1900年2月，簡大獅被遞解出境

9月，臺灣總督府以500萬日圓資金成立之「臺灣銀行」正式營業，此為臺灣第1個現代化金融機構。CE 1900年元月，並開設廈門分行（5月營業）。CE 1902年，則設立香港分行

9月，臺灣總督府成立基隆築港局，正式展開第1期築港工程，CE 1903年竣工。目前留存之基隆港第1岸壁，為CE 1906年至1912年間第2期工程之主要遺蹟，並見證臺灣築港技術發展之重要歷程，其拱圈與石垣之構造設計相當優美

11月，石坂莊作遷至基隆，在義重橋經營度量衡商行，同時創設夜間補習學校，並於CE 1909年（日明治42年）設立「石坂文庫」（藏書6,500冊）與圖書館，免費供市民閱讀

11月，總督府准許總部設於壽豐吳全城的「賀田組」（賀田金三郎，東臺灣移民村之重要開拓者／CE 1905年10月，賀田組事業由臺東拓殖合資會社繼承。CE 1914年7月，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合併臺東拓殖株式會社）開墾花東地區原野，包括吳全城、鯉魚尾、鳳林、加禮宛等地，面積總計約1萬甲，從事甘蔗栽植（在吳全城經營／CE 1904年，設立「吳全城製糖工場」）、製腦、畜牧與移民

11月28日，臺灣總督府殖產課齊藤技師調查新高山，同行者還有產業雜誌社之白川正治等人，他們從林圯埔出發到達和社，登頂時溫度是華氏36度。12月7日，往臺東方面下山，9日抵太魯納斯社（CE 1923年，第2代太魯那斯駐在所興建完成，位於八通關古道跨越米亞桑溪之支線上，CE 1940年12月廢棄，至今日其原始木造建築本體仍能站立？而另一棟仍能站立者，是位於支線的華巴諾駐在所？），最後一行人出璞石閣，再下到秀姑巒溪，從大港口庄，沿著海岸線抵卑南，北上到新開園，橫斷巍峨山脈抵荖濃庄。接著從荖濃噍吧哖附近溯楠梓仙溪，經阿里蘭從林圯埔出來，然後北歸

興建「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臺北南門工場」，佔地17,000坪，CE 1900年開始生產「再製樟腦」，並將再製及山製樟腦用昇華法精製樟腦，是製造及試驗樟腦、鴉片2大專賣品〔鹽（CE 1899年施行專賣）、菸草（CE 1905年4月施行專賣）、酒類／5項專賣事業〕之重要生產基地。CE 1967年，停產廢廠。CE 1988年，指定為國定古蹟。CE 2006年，交付國立臺灣博物館修復再利用，現為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

開始興建「臺北新公園」，CE 1908年初步落成（CE 1996年，更名為「228和平紀念公園」）。CE 1913年，拆除臺北大天后宮，並興建「故兒玉總督暨後藤民政長官紀念館」〔臺灣總督府博物館（CE 1915年8月20日開幕）前身，而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前身為CE 1899年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物產陳列館及CE 1908年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紀念博物館）。臺灣總督府博物館CE 1949年更名臺灣省立博物館，今國立臺灣博物館（CE 1999年更名）〕。CE 1915年完工［森丑自最初創立時就開始在那從事博物館相關工作，移至CE 1915年新館時，則負責蒐集有關原住民族之展示文物以及全部展示工作，但卻一直沒有明確的正式職務／CE 1938年，素木得一在博物館創立30年之紀念座談會中，回憶今天博物館能有這樣的基礎，在蕃人土俗品方面幾乎都是森丑之助一人所收集，而在動物方面則以菊池米太郎居首功（他曾跟隨東京帝大理科大學之飯島魁學習剝製標本的技術，來臺前也從海南島之德國採集家學得鳥獸採集的方法和標本製作法），…，他在舊彩票局廳舍之博物館時期即在此任職］

當時調查臺灣之「醫生」〔臺灣人對醫者之稱呼，包括非經總督府認可之洋醫。至於有接受現代醫學訓練的醫療人員，即總督府認可之西醫，則稱為「醫師」（日本國內法令使用）。而「醫生」資格為具備「醫術開業免狀」（內地證書）及「醫業開業證」（臺灣證書）之人，且限制行醫範圍為臺灣本島及澎湖。CE 1916年訂立《臺灣醫師令》，至此「醫生」成為「醫師」〕共有1,070人，其中洋醫生只有24人，其餘皆漢醫

《臺灣醫事雜誌》創刊，CE 1902年更名《臺灣醫學會雜誌》。CE 1902-1945年間，除極少數英文和其他語言外，主要是日文論文。CE 1946年開始有中文論文，CE 1946-1990年間主要收錄中文和少部分英文文章，雜誌目錄同時包含中英文標題，內容包括醫學期刊、演講、病例報告等。CE 1989年之後為求國際期刊達到國際認證，收錄論文改以英文為主，並於CE 1996年成為臺灣第1個SCI醫學期刊，之後只收錄英文論文。刊名之前是中英文並置，至CE 2006年後正式改為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

道卡斯族人最初居於苗栗縣後壠鎮新港社、竹南鎮中港社、新竹市竹塹社（道卡斯族舊社最北，社地分布北緣在今桃園市楊梅區、龍潭區等地）。CE 1682年（清康熙21年），被明鄭部將陳絳討伐後退至竹東（樹杞林）、北埔、南庄。CE 1834年之後，又受「金廣福」墾殖集團侵墾，再由南庄入山而生蕃化，自稱賽夏（Amutoura）人，清人則稱「南庄化番」（《臺灣蕃人事情復命書》，伊能嘉矩，1899）

年初，臺北縣知事村上義雄透過大東商行之上村富一，會見奎輝社頭目Syat Batu等3人，並贈送農具，鼓勵農耕。此時，大嵙崁地區的樟腦事業，共有大東、小松、小西、有川等4家日商在進行

日人圓太郎經營臺北圓山公園到大稻埕之公共馬車，是臺灣最早一條以一般大眾運輸為目的的路線，後來其路線範圍擴大至北投

臺南縣政府技手小池三九郎在石田常平協助下入山探勘，歸來後提出發現大檜林（紅檜）之報告，使阿里山「無盡藏」之名遠播於世

臺北首先於今年與CE 1901年分2次公告局部都市計畫，已進行道路及水溝之改善，此為日人治臺後的第1次都市計畫。至CE 1905年時，再公告全市第2次都市計畫，實施面積增為1,806公頃，計畫容納人口15萬人，並將清末三市街時期所築之臺北府牆全部拆除，原址則興建為3線道路。至CE 1907年（日明治40年）實施市區改正，市圖將城內、艋舺、大稻埕連在一體，而其《臺北市區改正全圖》是當時之重要歷史產物。到CE 1932年（日昭和7年）3月，實施臺北州（CE 1920年／日大正9年成立臺北州轄市）第3次都市計畫，才開始有機場與公園設施，本計畫預計收容人口60萬人，計畫面積共達6,676公頃

 

CE 1900年：（清光緒26年／日明治33年）

元月，鳥居龍藏［第4次來臺調查（1-9月，南、中部／1896-1900，調查合計將近2年，主要興趣是中央山脈、東部及離島之原住民族。4次調查都是有系統地劃分區域，他是一位認真進行實地調查的「探險型」人類學家／而伊能嘉矩則志在學術研究）。CE 1910年，在發表之〈人類學研究：臺灣的原住民（一）序論〉論文（法語）中，統整提出原住民族分類／CE 1910年12月〜CE 1911年2月，第5次調查（西北部泰雅族居住地），但鳥居龍藏著作中未記載此次調查］與翻譯兼助理之森丑之助從南部縱走至中部山地，縱橫了中央山脈西側的村落（〈臺灣中央山脈の橫斷〉，《太陽》，1901／其中有描述森丑擔任與當地住民交涉及探路之角色，四處奔走的樣子），且避免重複CE 1897年伊能嘉矩環臺調查時走訪之區域。又森丑之助偕同黃漢生（漢人通事，排灣族頭目女婿），從枋寮向北至力里社訪查調查排灣族（1901，〈臺灣蕃地探險談〉，《地學雜誌》，13卷146期／百鬼晝行）。其間在力里大社用巧計把頭骨架上之一個下白鷺社人的頭骨取走。又在望嘉社看到被獵得之力里社人頭，然後偷偷從旁邊頭骨架中拿另一已風乾頭骨掉包，並以油紙包好藏在攝影機皮袋中，迅速溜下山，原要送予日警惟遭拒絕，便由鳥居帶回東京帝大做標本

元月，鳥居和森丑自屏東縣潮州出發，上山尋訪內社及崑崙坳Kon;onnau社（舊古樓社／與古來義社均屬西排灣Paumaumaq群，Paumaumaq有「故鄉」、「故地」、「祖先發祥地」之意，而pavoavoa是「移居地」之意），巧遇祭典前一日，故在聚落待5天進行人類學研究

元月，簡大師突破日方封鎖線，由滬尾搭船出海赴廈門，日本發佈通緝令，由廈門領事向清朝官廳談判，遂以交換被捕清將為條件，清廷應日方要求將簡大獅逮捕入獄

2月，臺灣總督府舉行「殖產協議會」，兒玉總督特別訓示「對蕃政策」應著眼於「蕃地」之拓殖，並將「蕃人」視為阻礙，之後總督府又宣示蕃地土地權利「國有」、「官有」之原則，否定「蕃人」對於「生蕃地」之土地權利

2月，清廷逮捕從滬尾逃抵廈門「臺灣抗日3猛」（柯鐵虎、林少貓）之簡大獅（曾逃遁至獅仔頭山），並以「日本國之匪徒」名義，接受日本引渡而遞解出境。3月11（22？）日，簡大獅死於臺北監獄刑場。直到CE 1945年日本戰敗臺灣光復後，簡大獅入祀臺灣忠烈祠，被尊為「民族英雄」

2月，鳥居龍藏曾至南鄒Sungae及Kanap番之區域。3、4月，亦曾一度到達阿里山新高族（鄒族）區域，包括達邦、特富野〔荷蘭時代，特富野大社被記載為Tivora（Sivora、豬母朥），即清代文獻上之「豬母嘮社、肚武膋社、阿里山社」，日治時代譯為「トフヤ社、知母朥社」／「阿里山上4社」有路株大社（鹿株大社or和社／Luhtu系）、全仔大社（泉仔大社、阿拔泉Appasouang社／阿拔泉（Apaswangh）是漢語地名，在嘉義縣竹崎鄉、梅山鄉一帶，以前這裡也叫「大目根」）、知母朥大社、達邦大社〕、和社、楠仔腳萬Namahavana社等地，拍攝照片和採集標本（包括鄒族Kuba內之頭骨）、語言與體質資料（鳥居進行實地調查，確認將鄒族分成南鄒Sungao沙阿魯哇、Kanavu卡那布、北鄒Ali阿里山3個亞群。而伊能只在Luhtu系之村落「楠仔腳（楠仔腳萬）社」及周邊蒐集相關資料，其他則大部份依賴來自撫墾署等之資料）

3月15-21日，樹杞林支署上坪出張所第3課員技手飯島幹太郎，至所轄蕃界5社（西熬、巴思誇蘭、石加祿、十八兒、馬以哇來）出差，並探查臺中縣大湖方面之交通線

3月20日，臺北大稻埕漢醫生黃玉階（臺中梧棲人／1850-1918）、富商李春生正式共同發起「臺灣天然足會」，下午並在大稻埕日新街1丁目7番地（今臺北市大同區保安街49巷16號）之「普願寺」舉行成立大會，且發行「天人足會會報」，此乃以組織方式推動放足運動之開始，並促成日本總督府於CE 1915年在「保甲規約」中增列禁止纏足之條文

3月，臺東廳長相良長綱巡視古魯、得其黎、九宛3社並簽訂和約〔日人勢力第2次進入太魯閣蕃地，但以遮埔頭（今花蓮縣新城鄉康樂村、大漢村一帶）為蕃地界線，日人及平地蕃不得侵入遮埔頭以北之地／撰寫「東臺廳長太魯閣巡視、顛末及蕃況報告」〕，且繪製「太魯閣內外社散布之圖」及「內社勢力分布圖」〔內社有立霧溪中、上游之蕃社和木瓜溪中、上游之巴托蘭（與南澳蕃常爭鬥，2蕃以吊藤嶺為界限）。而外社則有北方之七腳籠社（七腳籠、千里眼、國老社）、石空社（姑姑子及牛窟，光復後國語音及臺語音之漢譯／臺語音為嵎窟or屈駒珠or隅屈／グクツ／gukutsu／太魯閣語音gugul，指山的尾稜之意／今稱和中，和平與和仁之間、大清水、石硿仔or石崖子／今匯德隧道北口）和南方之得其黎（羅大春1875日記／擢其力，夏獻綸1879〈臺灣輿圖並說〉／日名タツキリ，Takiri，烏魚之意／Tkijig、達給黎，海洋漩渦之意／光復初稱達梓里，今稱崇德）、古魯、九宛3社〕。CE 1901年7月1日，在古魯社設立臺東國語傳習所大魯閣分教場。8月31日，日賀田組在古魯社設槍砲火藥店

5月28日，位於臺北劍潭山之第1座純日式「臺灣神社」動工

6月17日，八國聯軍攻佔大沽砲臺。8月14日，八國聯軍攻入北京

6月，鄰近大嵙崁樟腦製造地之大豹〔Hbun Ncaq／Hbun Spukan／Knabin，菅芒（鬼芒草）叢生之處／越過Mkgogan蕃（約3、4百年前抵卡奧灣／三光一帶，祖居地Mlipa，是馬里闊丸Mrqwang、基納吉Mknazi對Mkgogan之稱呼）、Msbtunux蕃（約2百年前進入前山）後遷徙至內詩朗（三峽區五寮里）居住，5年後又拓展新詩朗，即今三峽大豹溪一帶，是大嵙崁前山蕃最晚抵達之一群，居住於與異族漢人接壤的前線地帶（防衛不易、衝突多）。今新北市三峽區插角里／插角舊稱「狗空口」／塞口（坑）山，日人讀音サイカク，寫成漢字為「插角」〕社因樟腦工人強姦部落婦女，引起前山群族人反抗（共組攻守同盟）爆發衝突。8月30日，日方出動日軍混成第1旅團〔旅團長須永武義，下轄東京步兵第1聯隊、仙臺步兵第2聯隊以及騎兵、砲兵（隊長武田氏）、工兵中隊各一，又之前乙未戰爭期間任近衛師團第2聯隊聯隊長〕中隊133人，由大嵙崁守備軍中隊步兵大尉藤岡慎藏率領，另瀨口藤則警部率警察隊254人前進阿姆坪，而別府警部亦率巡查50人、隘勇100人、人伕150人之警察隊到羅浮社坐鎮，並準備與其他部隊會合後往義盛前進。之後反遭前山群泰雅族（高遶社〉人埋伏，藤岡大尉斃命、瀨口警部受重傷。9月1日，兒玉總督再急調守備隊1中隊150人及守備砲兵第1大隊臼砲1小隊，由守備步兵第3大隊隊長寺本龍夫中佐指揮前進。9日，另在三角湧方面，別府警部警察隊遭遇大豹社，而在十三添庄西方高地發生激烈槍戰，日方雖用2門臼砲反擊，雖造成大嵙崁前山群總頭目岱木宓嚇Temu Bsyal去世（後由大豹社總頭目Watan Syat接任），其弟Mara Bsyal遭擊斃，但日方仍決定於9月17日撤隊回師（日治時期唯一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發揮傳統流域攻守同盟qutux phaban，成功抵擋臺灣總督府以現代化武力入侵）。10月28-30日，總督府中村參謀長至大嵙崁考察，仍決定放棄武力，改採「封鎖」政策，並將臺灣施政重點改到消滅平地之漢人抗日份子，且嚴守「民蕃」界線，防堵漢人「土匪」潛伏蕃地，與蕃人結盟。於是，日軍加派混成第一旅團，配置於北部「蕃地」各出入要地，而北部山腰地帶乃形成了由軍人駐守警戒的一條封山線，嚴禁食鹽與鐵器之交易

7月29日〜9月12日，伊能嘉矩進行「為了臺灣地理歷史及蕃地事情之調查」，地點是今臺南與屏東等地，南部方面也造訪隘寮溪附近山地原住民族居住地等少數村落

8月，大嵙崁區域日漢製腦業者全面停止開採。日方則開始對大嵙崁前山群採取嚴厲之封鎖政策，而禁止食鹽、鐵等交易，並交臺灣守備混成第1旅團旅團長陸軍中將土屋光春負責封鎖任務，由於已墾田地退縮，導致漢人離鄉背井至宜蘭等外地做臨時工。然而泰雅族人反獲得休養生息之大好機會，且中央山脈內山道路暢通，可到花蓮、宜蘭等地完成所需交易，因此對其而言，「封鎖」只不過是在大溪方面而已

8月，總督府派軍隊鎮壓，大豹社頭目瓦旦‧燮促（Watan Syat／或襲母名稱Watan Amuy）率領族人反對日人伐木製腦之「理蕃政策」，並收容抗日漢人義軍與日人展開抗日浴血戰，日軍因死傷慘重而停戰，對大豹社改採「嚴密監控、游擊出擊」的戰術。CE 1904年5月間，大豹群展現優勢戰鬥力，搶奪日軍70釐米山砲等且擊退敵人，成功保衛「大寮地」〔這是CE 1900年被大豹群打敗後的第2次失態／大寮地是CE 1900年設立之三角湧隘勇線的中點，從16寮（今小暗坑山旁389高地）起經過今日之楠興橋（楠子橋）、松腳湖直抵大寮地，並從竹崙茶廠往東北之靈隱寺（濟公廟）方向走，下竹坑溪谷後經4城崙上祖眉坑山（即紫微坑隘寮），然後直轉南下經菅草湖崙、過紫微坑與粗坑抵白沙鵠隘勇分遣所（王公坑山以東稜線約1公里處，CE 1905年設立之白石按山隘勇線銜接至此），再順今日「環大臺北天際線」山稜一路綿延，從阿4坑隘勇分遣所下山，通過犁舌尾（打鐵坑溪與三峽河之匯聚處，有老街及古厝、古井）以北之打鐵坑及13添（13天）民隘一帶，又過大豹溪經瓦厝埔（瓦厝埔平原，今大豹溪畔大埔路20鄰一帶平原）後，一路通往大溪方向的金面山系，總長達2、30公里〕。CE 1905年8月3日（7月28日／12月？），日軍佔領戰略要地白石鞍山（白石按山／泰雅語Saping，山棕之意）後，大豹本社領地（今新北市三峽區插角里）乃完全暴露於山砲射程內。CE 1905年11月，設置白石鞍山隘勇線。CE 1905年12月，桃園廳咸菜硼支廳獅頭山方面隘勇線前進。CE 1906年10月5日，總督府責成深坑廳及桃園廳組成2支隘勇前進隊（1,454名軍警），以東西2面（一從石門、一從竹坑山）夾擊方式，歷經5天5夜激戰10餘次，終達「大豹滅社」之目的，並沿大豹溪河岸興築「加九嶺—熊空—大豹隘勇線」（CE 1906年11月7日，完成由竹坑山經熊空山（Kuda，或稱一百甲山，大豹人稱之Gen Lawa）、大豹溪、六寮、水流東、阿姆坪至石門間之隘勇線），以取代「雞罩山—尾崙寮隘勇線」，瓦旦‧燮促（大豹群總頭目）乃向南撤往桃園之東眼山麓〔佳志、志繼、優霞雲等祖先因緣地（緣故地、避難地／200多年前大豹群分別從南投逐步北遷時，尚未進入大豹溪流域前，據傳可能暫居於此地）／志繼部落尤幹‧達亞賀（楊崇德）口述：大豹社事件後，族人撤退至東眼山南麓一稱為sqiy（暫稱舊志繼）之小盆地（因周圍種滿帶刺的泰雅族防衛植物Valagi，故又稱Valagi）／舊志繼遺址位於今佳志部落東北方約500多公尺處，CE 1914年日本5萬分一《蕃地地形圖》中標示為シツケ（Stuke、施志給），後因人口成長及耕地需求，才逐漸移動至現今之志繼與佳志部落（CE 1915年森丑之助《臺灣蕃族志》記載，志繼部落多為插角（Ng'caq／取自泰雅語「五節芒」bngciq的發音／一般也以此稱為大豹社，與有木社並稱當時大豹溪流域2大部落之一，大豹群以Mng'ciq稱之／位於今日插角國小後方森林，一直延伸到大板根森林溫泉酒店之左翼）社之人，而佳志部落則多為原金敏社人，共計約21戶），之後又流動於下溪口臺、角板山、詩朗或三民等地／目前今日志繼與佳志的祖先大多來自大豹溪的有木、一百甲（泰雅語Ga Kbhul）山區一帶，其中志繼部落以「黃」家為主要，而佳志部落則以「宗」家（有木社領袖哈勇‧西侯之後代）為代表〕，從此在三角湧地圖上，大豹社消失而融入大嵙崁前山群。之後，大嵙崁前山群乃全面投降日本。CE 1907年5月，日軍為打通「臺北-桃園橫貫隘勇線／臺北-桃園橫斷隘勇線」〔從林望眼（Rimogan／李茂岸Rmuwan／哩茂眼Limongan／溪流彎曲、多人聚集之處／結社於南勢溪左岸，在與其支流大羅蘭溪會合處附近／今新北市烏來區福山里李貌岸）社入山，上達插天山脈一帶，然後下切至桃園廳之阿姆坪，全長24公里，並從烏來龜山發電所拉來電力，鋪設最高防衛度之高壓電防線〕，又發動插天山及枕頭山之役（原、漢聯合抗日？），瓦旦燮促再度戰敗，而失去泰雅族大嵙崁前山群（Msbtunux）「攻守同盟」〔qutux phaban（戰爭時才結盟之臨時性組織，可能跨越qutux lliyung之界線，並無長期而統一之政治架構存在，更遑論「國」之概念）／qutux gaga同一個gaga（共祭團體、祭團、責罰同擔／qotox gaga）／qutux niqan一起吃飯，都是跟自己關係很近之親戚（共食團體、血族團體、血親）／qutux kalan同一個部落（同一聚落）／qutux lliyung和遷移路線有關，在河的同一邊稱之（同一流域，通常分享共同獵場，其範圍與群之活動界線相近／資源分配的最大單位）／從qutux gaga到qutux phaban，包含一組由「我群」之社會單位和地理範圍的大小相對照，所建立出來之領域概念／gaga原意為祖訓、古訓或遺言，是生活、信仰與社會體制及權力結構中之最高準則，但個人可以自由選擇加入或退出gaga／狩獵團體、獵團qotox litag／psanaq是深怕「神罰」、虔誠祖靈教誨之意／niqan共食團-qalang家群、部落或社（蕃社大致每5、6家聚集在一處，其結構概以草鋪於屋頂，以木片為壁，不像他社用竹。道路於社內頗有開鑿，往來稱便）-q'yunan同一部落之耕地或獵場-qutux llyung共享河流資源之人（官大偉，〈原住民生態知識與流域治理—以泰雅族Mrqwang 群之人河關係為例〉，《地理學報》第70期，2013）。泰雅族是以「流域」作為生活共同體的邊界，拉流斗霸（Llyung Topa）為大豹溪的泰雅語，是指共同生活在大豹溪流域之共同體（包含空間與族群身分認同之混合詞），是一個qutux llyung，而qutux gong是指支流共同體，qutux是泰雅語的「一」、「共同」之意〕之領導地位，大豹社從此流離於桃園山區。CE 1908年間，瓦旦燮促病逝角板山kijai工寮〔之後，舊社族人被日方暫時安置於大豹溪右岸金敏山之Tukan一帶居住2年，到CE 1922年期滿要求「集團移住」，Abau Syat表示不滿，最後由堂嘎瓦旦於CE 1923年12月帶領族人33戶、150人搬遷至大嵙崁拉號「溪口臺」開墾（與宿敵基納吉Mknazi群為鄰，並在下溪口之外出處（部落上方）架設高壓電網，令其腹背受敵（運用「以蕃制蕃、地理孤絕」來防範大豹群），又該地無水源，但堂嘎瓦但卻在此創造了水田模範地的奇蹟）。而當時蕃地正流行獵狗瘟疫，而獵狗死亡正代表泰雅族打獵維生之時代結束，乃進入以農耕為主的謀生時代（定耕農業、定住生活）〕。CE 1923年，倖存族人被逼迫「集團移住」（三井會社撥付補償搬遷費用）至桃園市復興區溪口臺、角板山、詩朗（、志繼〔Sqiy／日本警務局《高砂族調查書》記載為錫科意（Shikkei）社，文中又說「志繼」2字是「並排、並行」之意，是指部落位於志繼溪2條併排的支流之間／今桃園市復興區霞雲里〕、佳志（泰雅語cyasi之諧音，其意是斗笠，日據時期該處曾設置一涼亭形似斗笠，當時稱「便名亭」。部落位於志繼溪中游右岸山坡海拔約600公尺處，可由優霞雲往插角的產業道路經過，亦可通往東眼山森林遊樂區）一帶，原本1,000多位居民僅剩25戶，是為「大豹社事件」〔即CE 1900-07年瓦旦燮促抗日事件／日方以8年時間分階段、分區域開闢多條隘勇線來包圍與殲滅大豹社，包括CE 1903年之「獅仔頭山—加九嶺—平廣坑隘勇線」、CE 1904-05年之「雞罩山—尾崙寮隘勇線」、CE 1906年之「加九嶺—熊空（Kenlawa）—插角隘勇線」（大約順著今日「湊合—插角—有木」之北114線區道）、CE 1907年之「水流東—合流隘勇線」、「臺北—桃園橫貫隘勇線」等。而在大豹社退出傳統領域後，「三井合名會社」（齊藤吉十郎／CE 1906年繼承山下秀實之事業後，進入三角湧支廳竹坑山、雞罩山、熊空山、崙尾寮至大嵙崁支廳五寮山一帶製腦）隨之進入，大肆砍伐樟樹製腦，可以說樟腦利益才是理蕃戰爭之核心，並且原住民地區因此淪為殖民母國最邊陲的原料地，而這些過程都是在「贏者之歷史」裡，完全被無視的／8年7次大戰，前期CE 1900-1905年之樟腦爭奪戰爭，日方推進隘勇線，排除開發阻力，實踐臺灣「財政獨立」。後期CE 1906-1907年的武力征服戰爭，依照「佐久間5年理蕃」計畫發動討伐戰爭而迫使「大豹滅社」〕

7月，於總督府殖產局下設臺北、新竹、苗栗、臺中、林圯埔、羅東6個樟腦局支局，而各支局（CE 1905年廢止各支局，其業務由專賣局本局執行）為解決漸增之蕃害以保障樟腦生產，乃提出擴編「蕃界」的警備編制，其中官、私隘均有：憲兵制、警丁制、補助隘勇制，甚至樟腦局壯丁制等並存

8月初，鳥居龍藏與森丑之助循八通關古道橫越中央山脈中段生蕃地〔曾發現關門古道之清兵營盤與哨站所在地，即「虎尾嶺」（今姑姑山前之環頸丘）下方平臺〕，第1次從阿里山登頂玉山主峰成功，證實玉山冬季積雪，打破當時通行之謬論：玉山頂粘板岩白色反光非積雪說（鳥居還成為玉山西峰首登者，而森丑為玉山北峰首登者）

12日，鳥居與森丑、冒險家安井萬吉、1對通事夫婦、生蕃通事Saburiu一家3口及4對布農夫婦一起從集集踏上橫越中央山脈的旅程。坐圓木桶橫渡濁水溪後抵南岸之牛轀轆（今水里鄉永興村），再走八通關古道支線抵內茅埔（今信義鄉愛國村），才和從竹山來的古道主線匯合（3年前伊能是走此條八通關古道）。一行人沿陳有蘭溪西岸古道行走，到筆石時在溪畔遇一刻有「山通大海」之石碑（清總兵吳光亮所立，被CE 1959年87水災洪流沖失於筆石下游，今筆石橋原址附近有一依照拓本字跡重刻的新石）。之後往東埔，途中至和社溪與陳有蘭溪主流匯流點附近的「峽谷關門」，有一高矗靈岩Qhanitowan而聞名。15日抵東埔社，遇到布農人「過新年」的日子，也就是「小米收穫祭」。20日，臨行時Subari與安井感染瘧疾而病倒，重新調整隊伍後，3時半下到陳有蘭溪底前進。通過陳有蘭溪上的木橋到對岸後馬上爬坡，這裡看到6尺寬的石階路，已覆蓋茂盛蔓草且日以繼夜在崩壞中。之後安井可能在稱之「杜鵑」的下方荖濃溪底失蹤，鳥居一行人爬上分水嶺以前在幾處等候，但均未再見到安井。接著抵達一小兵營［是日本「八通關橫斷道路」與清代古道交會之處，今稱之Minami（南）］，只留一片石牆。再來到達中央山脈主脊上，稱之「大水窟」（清代稱之「水崛」，有最高營盤）的地方。22日，從大水窟邊緣，鳥居沿著陡坡下降，眼前展開著廣闊的拉庫拉庫溪谷［鳥居此〈橫斷中央山脈〉長文，只報導到太魯納斯社（分布於米亞桑溪2岸，靠近拉庫拉庫溪合流點，這是從18世紀以後，從北部郡大溪向南部遷徙之布農族郡社群的部落），文後註明「未完」］

8月14日，伊能（日記〈南遊日乘〉）從鳳山下阿緱抵山地門（Tjimor）稍做停留，當天下午取山路步行到達Kudrengere（Tangeve／日治時期稱伊拉Ila部落，今屏東縣霧臺鄉霧臺村谷川部落，今為魯凱及排灣族混居而成，位於隘寮北溪旁小臺地），在頭目家住2晚並進行訪談調查。16日下午就下山，離開該村

8月17日，下淡水社頭目潘乾坤在屏東內埔老埤庄（今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向伊能嘉矩口述（《臺灣踏查日記》），屏東各平埔族（鳳山8社）係來自左營舊城之放索社、路竹大社（今高雄市路竹區社中里）之大傑顛社、高雄港之打狗社（大約600年前從高雄越過淡水溪抵屏東），和臺南平埔族Sirauya同一祖先（《番俗六考》：「新港、蕭壟、麻豆各番，昔住小琉球，後遷於臺南」）。可知屏東各平埔族來自小琉球，而小琉球人可能是幾千年前冰河時期從臺灣南下，冰融之後又順北上洋流漂至小琉球上岸之南島民族

8月，大武崙砲臺興建（主事者為日本築城部本部，創建背景是日俄戰爭前的基隆海岸陸防砲臺），CE 1902年元月竣工。CE 1903年（明治36年）2月至CE 1904年2月完成備砲，配置9公分速射加農炮4門。CE 1907年廢除大武崙高地散兵壕及交通路、大武崙炊事場與附屬物。CE 1917年改為屯營（武器報繳、人員集中），CE 1938年（昭和13年）3月除役。戰後，由國軍接收隸屬基隆要塞管轄。CE 1957年春要塞撤銷，大武崙砲臺之軍事功能始告一段落。CE 1985年8月公告為省定二級古蹟，CE 2007年公告為國定古蹟，CE 1991年進行第一次修護工作至今

9月10日，鳥居龍藏抵達羅東，順便往阿里史庄、天送埤訪問，但未查訪盛行獵首之有黥蕃─溪頭蕃及南澳蕃

9月28日，孫中山抵臺北，與兒玉源太郎及後藤新平會晤接洽武器，並於臺北新起町（今長沙街附近）設立革命指揮所，策畫惠州起義

10月5日，頭目Yura Mioi及其蕃丁於鹿場社內加害土民3人，結果Yura之次子ワタニーュラ ウ身負重傷，並放話必報此仇而歸社

10月，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籌設之際，鈴木藤三郎與山本悌二郎來臺選定製糖工場之建設地，因運輸便利與水源充足的考量，以及既有蔗作地帶之中心區位，定案於阿公店南側的橋仔頭（今橋頭區）設置製糖工場（僑仔頭製糖所／場內鐵道鋪設路徑分布較其他糖廠更錯綜複雜，它也是保存臺灣糖業鐵道演進豐富樣貌的歷史場域）。CE 1901年元月，為運輸需求向官方提出橋仔頭停車場（今橋頭車站）設置之申請，由臺灣製糖株式會社負擔部分用地與工事費。3月，製糖會社又申請鋪設自停車場延伸入工場內的裝卸用鐵道（軌距與官線同為1,067公釐，是島內最早使用鐵道輸送原料與成品之製糖工場。早期距離工場較遠之原料採收區，需仰賴官線運送至橋仔頭停車場，再用裝卸用鐵道轉進廠區，而鄰近工場的甘蔗採收，除以2輪牛車運送，還使用總督府軍用手壓臺車軌條所鋪設之輕便軌道，但隨著甘蔗種植區域擴張，衍生出搬運效率不甚理想的問題）。5月12日開通，是臺灣最早使用1,067公釐軌距的製糖工場。設施陸續建成後，CE 1901年11月，製糖器械試運轉。CE 1902年元月，開始第1回之製糖作業，為臺灣新式製糖產業的嚆矢。CE 1905年6月11日，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常務取締役（常務董事）山本悌二郎，偕同技師日比孝一、草鹿砥祐吉、鈴木源吉等，前往布哇（夏威夷）進行糖業考察。7月25日歸返後，為改善製糖工場搬運設備，決定引入軌距762公釐（30英吋）之專用糖業鐵道，起初應是於廠區內及周遭鋪設數哩軌道，並打造牛隻牽引用的甘蔗貨車。由於水牛牽引軌道的效果不錯，而考慮蒸氣機關車（五分車）牽引用之鐵道設置，處理較遠距離的原料搬運，以提升效率。CE 1907年2月，獲得總督府設置許可，採用25磅軌條，著手建設廠區內之鐵道系統。9月15日，舉行專用鐵道的運轉式，是臺灣糖業專用鐵路之起源，為製糖產業發展帶來重大運輸變革（全盛時期各製糖所之線路總和達2,600多公里，在臺灣交通史上曾佔有關鍵一席，更成為馳騁在平原區之移動風景）。CE 1907年11月，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建設由製糖工場直接通往原料採收區的路線。CE 1908年，8條線路（太爺線、石案潭線、港口崙線、赤崁線、滾水線、頂螺底線、仁武線、鳳山厝線）、3臺機關車、50臺貨車竣工後開始運轉，直至終戰前，路線共擴充至11條。這些機關車鐵道沿線皆架設有電話系統，以便突發狀況與廠內進行聯繫。CE 1929年山本悌二郎銅像於高雄橋仔頭糖廠揭幕（山本悌二郎因入閣辭去社長職位，當地仕紳為感念其貢獻故委託藝術家黃土水創作銅像並置於橋頭糖廠社宅事務所前，後因物換星移，銅像來到山本先生之故鄉佐渡市。CE 2002年3月，高雄市長致信日本佐渡市表達對流離近百年銅像再返回糖廠舊址之期待，獲市民大眾支持並簽屬MOU確認山本先生銅像返鄉事宜。8月19日， 在佐渡市副市長伊貝秀一與駐日臺灣代表處教育組組長黃冠超共同見證下，銅像自佐渡市真野公園啟程返鄉並順利抵達高雄。之後，將由高美館翻鑄一尊銅像回置橋頭糖廠社宅事務所玄關原址，另亦複製一尊回贈佐渡市真野公園原處，原件則交由高美館修復、典藏，成為高雄市重要的有形文化資產）。CE 1953年，橋仔頭糖廠更名為橋頭糖廠，陸續經歷製糖工場合併、砂糖倉庫擴建，廠內鐵道與軌道也有數次調整。CE 1999年，糖廠進行最後一次生產後，鐵路停止運輸甘蔗原料。CE 2000年與CE 2001年分別為慶祝橋頭糖廠、聖觀音奠基百年，皆在活動期間提供民眾搭乘小火車。CE 2003年，橋頭糖廠正式開辦觀光小火車，路線利用原有仁武線，由橋頭糖廠南側連接至昔日青埔農場所建置的花卉園區。CE 2006年，橋頭糖廠內成立臺灣糖業博物館

11月28日，臺南至打狗之縱貫鐵路鋪設完成，終點在打狗臨時停車場（今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87巷東側），為打狗發展跨出第1步。CE 1904-1907年，總督府進行填海造陸之築港試驗工程，向南規劃一塊「鐵道埋立地」，挖掘港灣內部之泥沙，填埋成為海埔新生地，此鐵道埋立地以反L字型延伸至哨船頭東面的海灣中，直逼哨船頭之舊泊船碼頭。CE 1908年4月，從基隆至打狗縱貫鐵路全島貫通（基隆驛至高雄驛距離445公里），6月打狗臨時停車場至鐵道埋立地的新站稱為打狗驛（高雄驛／CE 1941年6月，高雄驛遷往大港埔開始營運，城市重心向東轉移，原高雄驛改稱高雄港驛），也就是今天高雄港站的位置

年底，由三井財閥（三井物產）投資之「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正式成立，是臺灣第1家建立新式機械製糖工場（橋仔頭工場）的會社，與大日本製糖、明治製糖、鹽水港製糖並列為當時臺灣的4大製糖會社

伊能嘉矩和粟野傳之丞將合著之《臺灣蕃人事情》出版，提出蕃人分南北說，將臺灣南端所有蕃族都劃分為supayowan，其下再分上、下2群。認為平埔族最「進步」，其次為排灣族、卑南族和阿美族，而泰雅族則被列為「最劣等」［原住民族5個分類標準：體質特徵、土俗現狀、思想發展程度、語言異同、歷史口傳／8個原住民族有系統分類（伊能自始至終堅持以「自稱」的族名來命名，並用片假名標記民族名稱）：泰雅Ataiyal（最劣等）、布農Vonum（邵族為布農之一部分，鳥居則視邵族為獨立民族）、鄒Tso'o（阿里山蕃）、澤利先Tsarisen（傀儡蕃、加禮蕃／伊能將「澤利先Tsarisen」一語解釋為「住民的」等自稱之語，其實是泛指山地居住者之意。又最早使用「魯凱族」指稱那一帶山地居民的人，據了解即森丑之助。在攝影集《臺灣蕃族圖譜》中之地圖與照片解說都可見到。但森使用這個詞並非民族名稱，而是當作民族內部分類的「蕃」，也就是部族之一／伊能認為「傀儡」是從原來住在「澤利先族」居住地之平埔族馬卡道族語彙而來／蕃薯寮撫墾署職員慣用名稱，分布區域是「北界從關山村附近，南界是率芒溪以北，東至中央山脈為止」，此民族分類到明治時期CE 1910年代初期為止，官方行政文件都廣泛使用這樣之名稱、學術上也是，惟之後於CE 1913年被森丑之助否定）、排灣Spayowan（斯排灣／瑯嶠蕃，臺灣蕃人中其次進步的是屬於排灣族，但現今已不復存在的Palizalizao群，而卑南、阿美等族亦可列入）、卑南Pyuma（卑南蕃、プユマ族，伊能認為Puyuma是住民自稱其實是誤解，應是南王社之村落名稱）、阿美Amis（阿眉蕃）、平埔Peipo（平埔蕃、ペイポ族，臺灣蕃人中最進步的。又分為10 or 11個「小群」：馬卡道Makadao、西拉雅Siraya、羅亞Lloa、猫霧捒Babuza、阿里坤Arikun、拍瀑拉Papora、巴則海Pazeh、道卡斯Taokas、凱達格蘭Ketagalan、噶瑪蘭Kavalan + Amutoura／屬馬卡道之一分支／《臺灣蕃政志》改稱「賽夏Saisiett族」）／被總督府正式採用為官方標準，伊能乃成為當時臺灣原住民之權威，一直到CE 1919年代進入大正時期，被森丑之助提出新的見解（分類為6個民族）取代之前，伊能的分類在官方文書一直頻繁被使用］

公告全臺第1份都市計畫《臺中市區改正圖》， 參採總督府英籍顧問巴爾頓（W.K.Burton）之建議，重新整治河流與規劃市街，將原清代南北向的都市軸線改為與南北軸成45度角之斜向，使各方向街屋均能平均接受日照，從物理環境的科學角度達到改善都市公共衛生目標。新建州廳仍設在原市中心官署位置，由總督府技士森山松之助仿歐洲巴洛克式的華麗建築樣式設計，自CE 1912年開始逐第分年興建施工，是日治初期參採西方新古典主義建築風格之近代建築典範（臺中州廳與臺北州廳、臺南州廳為當時日治時期的一等廳舍，屬於日治時期總督府土木局營繕課所主導的「永久性廳舍」營造工程）

正式發布市區計畫，而臺灣第1個公告之都市計畫，應是同年稍早發布的「臺中市區計畫」。CE 1936年，公告《臺灣都市計畫令》及相關施行規則，並於CE 1937年正式實施，在臺灣都市計畫之法制演變上具有劃時代意義。CE 1938年，高雄都市計畫地域最先發布，是臺灣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的開端

拓殖大學成立，最初稱為「臺灣協會學校」，前3任校長分別是桂太郎、新渡戶稻造與後藤新平，最初期是為培養前往臺灣從事基層建設之人員而設，日後則走向一般綜合大學

岡村庄太郎（日本剛領臺時，在臺南軍團販售飲食，而軍隊一向是食品罐頭之大客戶）開始多方嘗試生產鳳梨罐頭（CE 1895年小笠原父島已開始生產鳳梨罐頭），雖經失敗但由總督府資助前往新加坡考察現代化工廠，並獲「臺灣糖業之父」新渡戶稻造協助，於CE 1902年在靠近產區之鳳山新庄仔試種且設立「岡村鳳梨罐詰工場」，成為臺灣鳳梨罐頭的開山鼻祖。並以深具臺灣特色之「生蕃印」為商標，且接連獲得CE 1903年第5回內國勸業博覽會3等賞、CE 1904年美國聖路易世界博覽會銀牌，因而聲名大噪訂購量大增，於CE 1911年改組為「臺灣鳳梨罐詰株式會社」。之後，中部彰化員林地區急起直追，具製罐技術之濱口富三郎、櫻井芳之助合組濱口鳳梨工廠，成功帶動八卦臺地的鳳梨產業，使種植面積增加一半以上。不過，因空罐須自日本進口、生果產量不穩定、加工需大量人力等因素，成本無法降低導致虧損，日本政府遂以政治力介入，除調高外國罐頭銷日進口關稅、免除台灣業者砂糖消費稅，並積極解決原料品種和加工成本2大障礙。由於「在來種」產量不穩且果肉利用率僅3成，因此自CE 1906年起，陸續從各地引進新品種，分別在鳳山、嘉義試種，以婆羅洲與夏威夷開英種最受注目。CE 1924年三菱竹林事務所（原屬臺灣山林製紙所，CE 1916年製紙所結束營運，其後引進鳳梨種苗培育）引進14萬株開英種苗至雲林古坑試種，繁殖有成。CE 1925年總督府於高雄大樹成立鳳梨種苗養成所，CE 1927年中央研究所嘉義農事試驗支所導入馴化及栽培技術，以開英種與在來種持續進行育種改良，CE 1934年研發出第1個臺灣品種「臺農1號」，至CE 1936年陸續開發出8個品種，又CE 1922年大阪東陽製罐來臺設立臺灣製罐會社，乃由臺灣製罐統一供灌。之後，鳳梨工廠設置門檻、生產成本大幅降低，於是鳳梨罐頭工廠便如雨後春筍般設立。為進一步強化國際競爭力，總督府參考夏威夷經營模式，CE 1926年藉由實施機械設備輸入補助，鼓勵設立新式製罐工廠，隔年發布「臺灣鳳梨罐頭檢查規則」，並於基隆港、高雄港設立檢查所，以確保出口品質。至CE 1930年全臺鳳梨罐頭工廠81家，鼎盛時期鳳梨罐頭年產20萬罐，創造445萬元外銷收益。但其後出現惡性競爭及萎凋病蟲害席捲南部產地，使產業前景一夕黯淡。CE 1931年業者自發組成「臺灣鳳梨罐詰共同販賣株式會社」，惟成效不彰。總督府CE 1935年決意進行整頓，指導罐頭業者整併成立「臺灣共同鳳梨株式會社」（整併過程不公，大甲鳳梨罐詰商會直到CE 1939年前，都持續抗爭。另一批不願被整併之業者，在CE 1935年帶著鳳梨苗，遠赴沖繩石垣島成立大同拓殖株式會社，成為沖繩鳳梨經濟的開端，並於CE 1938年開始生產鳳梨罐頭並成功外銷，為戰後日本鳳梨產業打下基礎，CE 1960年曾是沖繩第2大經濟命脈），隔年合併鳳梨生產者的「臺灣鳳梨拓殖株式會社」，使臺灣鳳梨罐頭產業正式邁入統一管制模式，同時迎來全盛時期，CE 1938年創下167萬箱產量，躍居全球第3大鳳梨罐頭輸出國，而此產業榮景一直持續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因美國禁止馬口鐵輸入臺灣，且部分至罐工廠遭炮擊破壞，鳳梨罐頭產業再次面臨危機。二戰結束後，臺灣共同鳳梨株式會社先由臺灣省政府接收，後於CE 1955年轉為民營「臺灣鳳梨股份有限公司」，至CE 1971年種植面積達1.7萬公頃，外銷量達410萬箱，榮登世界第1，並與洋菇、蘆筍合稱「三冠王」，以供給日本市場為主。然而，隨著農村人口外流，工資上漲使成本提高，加上日本實施貿易自由化，臺灣逐漸不敵東南亞，CE 1938年種植僅餘4,800公頃。於是政府轉而推動鮮食內銷，並由農業試驗所進行改良，CE 1998年臺農17號「金鑽鳳梨」正式問世，迅速成為鳳梨鮮食新寵，除金鑽外，尚有20號「牛奶鳳梨、23號「芒果鳳梨」等品種。經24年育成之芒果鳳梨在適合鮮食、耐儲放等特質外，低矮植株便於機械省工管理，得以因應臺灣農村之勞力短缺。至於日治時期引進的開英種「土鳳梨」，藉由鳳梨酥、手搖飲風靡臺日，也找到安身立命之處。從日治時期持續不斷的改良育種，是臺灣鳳梨能夠屢屢突破困境之最重要憑藉。近年鳳梨產銷端組成「臺灣鳳梨產業策略聯盟」，以期開創鮮食新時代榮景（芒果是殖民強者，原產於印度。西元前4世紀後傳入馬來半島，7世紀由玄奘帶進中國。16世紀藉葡萄牙人傳入非洲、巴西、菲律賓，18世紀英人帶進雅買加，19世紀西班牙人傳到墨西哥、美國，隨著人類足跡遍布了全球）

 

CE 1901年：（清光緒27年／日明治34年）

3月，英國輪船蘇布倫號行經東引島之小北固礁附近（鐵坑），因觸礁沉沒，而清廷在英國壓力下，直接促成「東湧燈塔」誕生。CE 1902年由海關總營造司哈爾定Harding設計，CE 1904年竣工，7月1日點燈

5月，「巡查補」（CE 1895年6月25日，以臨時雇員身分招募臺灣人協助「巡查」（日治時期之警察稱之）執行警察事務，稱之「警吏」。CE 1898年6月9日，改稱「巡吏」。CE 1899年6月，採取「削減巡查1人，增置巡查補2人」方式，解決警力不足問題。7月，正式設立巡查補制度）列入正式官制

6月，臺灣總督府實施樟腦專賣官制，將樟腦局改設為「專賣局」

7月4日，臺灣總督府公布「臺灣公共埤圳規則」16條，希望藉由整建水利設施、管理水圳規範奠定農業現代化之基礎

9月7日，慶親王奕劻和北洋大臣李鴻章與各國代表簽署「辛丑條約」，是清廷賠款最多之不平等條約

9月，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局長新渡戶稻造〔1862-1933，日本岩手縣盛岡市人，札幌農校（CE 1875年成立／CE 1907年改名「東北帝國大學」，CE 1918年又改名「北海道帝國大學」）第2期生，柳本通義（1854-1937，札幌農校第1期生，CE 1896年6月來臺擔任殖產部拓殖課課長，曾委任滕根吉春擔任臺南農業試驗所場長。CE 1903年5月，建議總督府買下蟾蜍山下富田町329番地34甲土地，同年11月正式啟用為「總督府農業試驗場」，共分農藝、昆蟲、植病、畜產、蔗務、教育7部，由藤根吉春擔任場長，隸屬臺北州府植產部，CE 1928年成為臺北帝大校地。CE 1904年，向總督府申請轉調恆春熱帶試驗場擔任場長，CE 1906年長嶺林三郎前來協助，一起推動臺灣水牛與黃牛之品種改良。CE 1907年7月，申請退職，返回日本）向後藤新平建議延聘／CE 1906年，稻造推薦高知縣農學校校長長崎常（1865-1939／CE 1889年，札幌農校第7期生畢業）來臺擔任殖產局農商課長，日治時期臺灣農業發展開始邁向制度化。CE 1907年，他推動法令讓臺灣各地農村可以成立「農民組合」。CE 1910年與病蟲害學家素木得一，推動「臺灣作物、蔬菜、果樹病蟲害運動」，以彰化田中為試驗區，施放自美國引進之瓢蟲，以蟲防蟲。CE 1912年提出臺灣《農業發展規畫》，成為臺灣農業的藍圖，此時他擔任殖產局農務課米麥改良主任，大力改良「在來米」（臺灣秈稻碾出之米）栽種方法獲得成功，產量大增。CE 1911年，首先推動設立農民信用合作社，鼓勵儲蓄。CE 1919年，他訂出米的品質量測標準，分辨臺灣良質米，並且補助農家將曬穀場地面鋪上水泥，大大改善臺灣稻米純淨度。CE 1921年，又推動成立「水利組合」（後稱「農田水利會」）納入臺灣埤、圳、池、灌排等水路系統。CE 1924年提倡建造「農村大型倉庫」，以調整豐收時之供貨量，維持市場價格，以免穀賤傷農。CE 1926年，建竹東大圳。CE 1929年返回日本，他是解決臺灣糧荒的第1人，昭和時代被稱為「臺灣農業的恩人」〕提出《糖業改良意見書》，包括改良甘蔗品種（CE 1915年引進秀貴甘蔗）、改良栽培法、改良製糖技術、改良壓榨法、改良灌溉方法等，對臺灣糖業有重大影響，被譽為「臺灣糖業之父」。CE 1902年，臺灣總督府受其影響遂推動一連串獎勵措施，鼓勵內地日資企業，紛紛在臺灣設立近代之製糖株氏會社，成為臺灣新式製糖工業的骨幹（當時臺灣糖業都是本島人經營之小資本公司，以石磨、獸力榨糖，產出具有蜜味的紅糖），但成立過程中大都藉由國家力量協助，進行土地強制收買

10月20日，於劍潭山腰（今圓山大飯店）興建竣工「臺灣神社」（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為主祀），24日舉行落成大典，成為臺灣最高神社信仰中心，往後每年10月27日舉行鎮座式，28日皆舉行大祭（臺灣神社祭）。CE 1944年6月17日，臺灣神社升格為臺灣神宮。10月23日，日本客機降落松山機場（原臺北飛行場／CE 1932年開始興建，CE 1936年開場）時失事撞毀神社，預告日本帝國的末路。CE 1949年，臺灣神社原址興建臺灣大飯店，由臺灣旅行社經營，為中式2層樓建築。CE 1952年5月，改稱圓山大飯店。CE 1973年10月，14層中國宮殿式建築落成

10月25日，臺灣總督府依同時發布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規則》，於府內設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官方組織［調查對象一開始以漢人為主，CE 1900年已先行展開工作，CE 1909年開始進行原住民族有組織性之調查（增設名為蕃族科之新建制），大正時期10年間陸續出版許多調查報告書，包括佐山融吉（與大西吉壽聯名編輯之《生蕃傳說輯》，1923）負責主導之《蕃族調查報告書》全8卷（1913-1921），其中排灣族內部分為12個部族or蕃。以及小島由道、河野喜六、安原信三、小林保祥（出版《臺灣原住民族排灣的民藝》）分擔負責彙整而成的《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全5卷8冊（1915-1922），CE 1919年「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解散／《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其中排灣族內部分為9個部族，其中稱「下3社群」為「上沙利仙（澤利先 Calisian）蕃」，澤利先被當作「部族」名稱，而小島與佐山一樣沒有採用「下3社蕃」此名稱。而「魯凱（Rukai）蕃」中又分「東群」之達魯瑪克與隘寮溪流域的「西群」／鹿野忠雄主張魯凱族分東魯凱群、西魯凱群、下3社群。2戰後，陳奇祿稱之大南群、隘寮群、濁口群］，由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出任會長，並聘請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岡松參太郎（以上述報告書為主要依據，年撰著《臺灣蕃族慣習研究》全8捲，1921）和織田萬主持大規模的舊慣調查，兩人皆為法學者，並於CE 1909年增設「蕃族科」（之後，才從原住民之生活文化與社會關係2條路線，以全面派遣調查團方式及科學態度進行調查，為將來能夠順利治理做準備）。其成果為佐山融吉、小島由道主編之《蕃族調查報告書》共8卷〔CE 1913-1921年出版／雖然有研究者對於該報告有過度「簡略」之評價，但高俊宏老師認為，值得關注的是帝國對於知識體系之動員，以及「人類學機器」如何為殖民政府所用。在隘勇線推進時期，自日本法界推衍而出（臺灣總督府法院判官安井勝次郎），後為總督府所接受，即視原住民為飛禽走獸之觀點，也就是推進時將蕃人視如動物般驅離（日方眼中，理蕃戰爭對原住民之清剿，並非傳統意義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爭，亦非所謂之鎮壓內亂，而毋寧更像是神話故事中，人類如何驅趕猛獸的情節）。惟在日方取得山地的掌控權後，則對原住民之觀點轉向以教化、治理為主〕、《臺灣蕃族慣習研究》（CE 1918-1921年出版，沒有以哪一族群為主，而以不同議題方式呈現），以及小島由道、河野喜六、安原信三、小林保祥等4人之《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共8卷〔CE 1915-1922年出版／係CE 1913、1917、1918三年在阿緱廳（「阿猴廳」設立於CE 1901年11月至CE 1920年9月間，CE 1905年3月改稱「阿緱廳」，CE 1909年10月合併蕃薯藔廳和恆春廳，並於CE 1920年10月被劃為高雄州的一部分）下之原住民區域調查所得。依行政區域為範圍，在當地警察局與山地駐在所員警的協助下，對一個區、一個區下之原住民做地毯式的普查而成〕

11月，臺灣總督府認為原有總督府、縣或廳、辦務署或出張所之3級制（3縣4廳），造成行政事務上的欠缺靈活，乃廢縣（縣-辦務署2級制）增廳，並加重廳級的裁量權，總共有20個「廳」（廳下仍設有廳參事），廳下廢辦務署或出張所而改設「支廳」。同時配合警務與保甲，設立「區」作為下級行政輔助機構，輔助統領區內自古以來便有的各「街庄社鄉」，構成「總督府、廰、支廰、區、街庄」的行政體系。又其中民政局新設警察本署外，殖產課擴編為殖產局，仍保有管轄蕃人蕃地之拓殖業務權力，但隘勇以及山林、蕃人取締等業務，則分別移交警察本署警務課〔CE 1895年5月，總督府民政局內務部警務課成立。CE 1901年11月，民政部（民政局改制）設立警察本署，主管官員為警視總長。CE 1909年廢除警察本署，改制為內務局警察課。CE 1911年再次設立警察本署，CE 1919年再次廢除警察本署，改制為警務局，主管官員為警務局長。此一段時期警務單位出版2套叢書，包括《理蕃志稿》4冊（以編年方式蒐集、整理總督府之理蕃公文，起迄時間為CE 1895-1926年）、《高砂族調查書》6冊（內容側重總督府理蕃成效）〕、保安課管轄（這是專任「理蕃警察」之始／CE 1903年元月，蕃人取締事務由保安課，改歸警察本署長專屬）。另外，負責蕃人蕃地事務之辦務署第3課，也移交地方廳總務課管轄（CE 1902年3月，交接完成／CE 1903年6月，再改歸警察本署警務課）

CE 1901年末至CE 1902年5月間，警察本署長大島久滿次主持「土匪招降策」（由辜顯榮向後藤新平提出，即臺灣社會傳統之「連庄保甲」制），假藉舉行集體歸順投降儀式，藉口「騷動鬧事」只好「臨時處分」，將「土匪」一網打盡，達到消滅漢人武裝抗日的目的

臺南噍吧哖（荷語Tamani，漢字音譯為「噍吧哖（Ta-pah-nî）」，日治時期取近音改為「玉井（Tama-i）」，與大武壠人屬同一族群）支廳（今臺南玉井）發生抗日事件

潘文杰被任命為恆春廳（有枋山、蚊蟀2支廳）參事，年近50，雙目失明，未幾卒於CE 1905年12月12日

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臺灣演習林（臺大實驗林前身）成立，第1任西川末三主任決定引進奈良縣吉野川川上村之「吉野柳杉」（黑色心材，至今無法於臺灣野地自行繁衍）。CE 1906年，選定溪頭進行造林試驗，種植地點即今日溪頭米堤大飯店前之「西川造林地」，CE 1911年正式栽植

西部縱貫鐵路重新改線（原由臺北城北側外繞大稻埕東、北側，並于大橋頭街越淡水河南行），改由臺北停車場轉城內西側外至艋舺停車場（今中華路、愛國西路口）南行，而帶動板橋、三峽線之發展，北部樟腦、茶的運輸也更便捷，並分線至專賣局、製藥所（CE 1896年成立鴉片製造廠於臺北城南門外）

頭目潘文杰帶領數十位「蕃人」遷往牡丹灣附近（《臺灣地名研究》，安倍明義，1938），今日則集中住在牡丹鄉之旭海村

日人從林投樹提取纖維做為製帽原料，並稱之為「模造巴拿馬帽」，在美國暢銷雜誌上刊登廣告，以高價品牌路線行銷，深受海外市場歡迎。CE 1902年日人玉井重次郎在臺北艋舺開設工坊，生產帽子、提籃、菸草袋、坐墊等，甚至請求兒玉源太郎總督命名，因此林投帽亦稱「淡水帽」。林投帽業發展初期，日人借助臺北、臺中監獄之勞動力，其後還發展至臺南、新竹、宜蘭各監獄：臺北荒井泰治、臺中安土直次郎、臺南小松繁吉合組治製帽會社，積極配合總督府參加海內外博覽會都得到佳績，也屢獲日本、美國、比利時各博覽會獎

臺灣第1間公共圖書館之私立臺灣文庫正式開館，是由官民共同發起，並設於臺北城內的淡水館，不久轉交臺灣協會（東洋協會前身）管理營運，每日開放至夜間10時，且採用日本圖書館舊例收取閱覽費用，後因市區改正計畫淡水館遭拆除，臺灣文庫被迫於CE 1906年關閉，藏書輾轉移至他處暫放。CE 1909年，實業家石坂莊作於基隆開辦石坂文庫，包含免費使用、開架閱覽、分館制度、巡迴文庫、獨立館舍等，還發行《私立石坂文庫年報》。之後，東洋協會多次嘗試恢復運無果，CE 1912年建請臺灣總督府設置官立圖書館，CE 1914年以敕令公布總督府圖書館制進行籌備，接收臺灣文庫藏書後，最初借用艋舺祖師廟空間，CE 1915年遷入舊彩票局後正式開館，逐步成為島內最大規模之圖書館，實為臺灣圖書館事業的領導中樞，第2任館長太田為三郎更積極收集清國政府刊行之文獻資料，CE 1916年總督府圖書館第1次設置兒童室。CE 1932年頒布〈公立、私立圖書館規則〉後，各地圖書館數量有明顯成長。CE 1927年，總督府圖書館館長山中樵第1次策畫全島圖書館協議會，並成立臺灣圖書館協會，此後定期召開大會，並自CE 1932年起總督府圖書館，結合各文教單位舉行「圖書館週間」，成為每年春天臺灣教育界大事。至日本時代結束前，臺灣公共圖書館共計39所

今年林草創立「林寫真館」（CE 1949年被迫改名為「林照相館」），他是臺灣第1位臺籍攝影師，原址在臺中市中區，二層樓房佔地4間店面

應後藤新平之邀高松豐次郎來臺，在殖民地推動影劇事業十餘年（1901-15 or 1903-17／經營之事業包括輸入日本電影、拍攝臺灣主題紀錄片、建設各都市劇院、引介經紀日本劇團來臺等），且創立「同仁社」、「臺灣正劇練習所」（皆為臺灣漢族青年／臺灣最早的現代劇場，以臺語發音演出真人實事、流行話題、民間傳說，並改編歌舞伎、新派劇和中國戲曲等。論及現代化劇場，舞臺裝置可說是關鍵元素，正劇使用之光影設備和搭景，為臺人帶來如幻境般的感官體驗），廣設劇院、電影院，開風氣之先積極發展臺灣劇場和電影事業（20世紀初臺灣已有日本的「壯士劇」、「書生劇」與「正劇」等新派劇），可說是當時臺灣的演藝娛樂業大亨。起初，「高松活動寫真會」透過播映人文風情及時事新聞片，在臺各城鎮實施教化工作，他體認到「選擇娛樂物致力於本島人同化開發」與「提供所有在臺內地人（日人）慰藉」之使命，自CE 1908年起沿著甫通車的縱貫鐵路，於臺灣8大城市設立至少13座大小劇場。此舉不僅加速了全臺劇場文化拓展，更將客群鎖定臺人，使得大眾生活中的戲劇娛樂開始商業化。CE 1910年12月改築之「朝日座」，可謂是高松豐次郎的劇場代表作，由愛奧尼克柱列形塑出傳統街屋之「亭仔腳」，而1樓的立面外牆則採用米字型之半木結構形式。柱列上方托著第2層的木構量體，厚重之馬薩式屋頂可說是該建築之主要特徵。主入口招牌上方設有一座露臺，不論是露臺入口、窗開口及屋頂轉角處的老虎窗，均可以看到三角楣飾之運用，該建築反映了日治初期市區改正的建設方針，並作為劇場應用西式建築語彙之起始點。朝日座在市場上與榮座雙雄爭霸多年，雖於CE 1912年初見2劇場研商合作，但直到CE 1914年3月才正式併購，由高松氏獲得2劇場經營權，惟好景不常，因經營不善持續虧損，CE 1915年開始逐步釋出股權和經營權，並漸漸淡出臺灣市場回歸日本，事業經營雖以失敗告終，但對於臺灣戲劇文化留下的影響仍功不可沒

初代明治橋（鐵製桁架橋，技師十川嘉太郎設計，橋兩側有華麗雕花欄杆）興建。CE 1930年起，在舊橋北側興建鋼筋混凝土造第2代橋，CE 1932年完工並移除舊橋，橋面有由德山御影石造之燈座欄杆。明治橋戰後改稱為「中山橋」，CE 2002年遭馬英九任內北市府拆除，宣稱要「異地重現其風華」後遭分割擺置河岸邊

 

CE 1902年：（清光緒28年／日明治35年）

2月8日，臺灣製糖株式會社（今年完成臺灣第1家機械製糖廠）透過臺灣總督府向軍方借得6.4公里軌條，築成2條人力輕便鐵道。CE 1907年2月，鋪設蒸汽鐵道獲得臺灣總督府許可。11月，與橋仔頭工廠共築製糖鐵道5線，成為臺灣糖業鐵道〔利用小型蒸汽機關車（Locomotive）運送甘蔗／鐵道軌距以2呎6吋（762公釐）為主，大約為標準軌的一半（4呎8吋／1,435公釐），因此稱「5分車」〕之嚆矢。CE 1908年，臺灣總督府制定「臺灣私設鐵道規則」。CE 1909年，臺灣糖業鐵道（臺灣總督府將之歸入「私設鐵道」）開始提供一般民眾使用。CE 1950年，國府指示臺糖公司貫通糖業鐵道東西向網狀路線，成為南北縱貫鐵道之戰備輔助線（南北平行預備線，北起臺中，南至高雄，將西部數座糖廠的鐵道線路串連起來。不過公路運輸自CE 1960年代起日漸發達，對糖鐵之客運營業和原料運送有所衝擊，許多營業線因不堪虧損而關閉。隨著CE 1982年最後一條北港糖廠嘉義線的廢止後，糖鐵客運步入歷史。時至CE 1990年代，因產業結構改變使得眾多糖廠陸續關閉，運送原料之專用線也跟著荒廢，而現僅存虎尾糖廠之馬公厝線尚在製糖期間忙碌著。但CE 2001年在有心人士爭取下，烏樹林糖廠開出了第1班觀光小火車，爾後新營、橋頭、蒜頭、溪湖等糖廠也跟進，蒜頭糖廠甚至延伸到高鐵嘉義站），全程約260公里。CE 1955年，臺灣糖業鐵道開始轉虧為盈。CE 1982年，停辦最後1條專營一般客貨的營業線。CE 2004年底，臺灣糖業公司仍保有糖業鐵道1,552公里，但僅作為尚在開工之工廠原料副品運輸之用

4月，「埋石之誓」3年期限將到，埔里守備隊決定先發制人，中村幸十郎中尉受命率領「紅帽子」（軍帽前方飾有紅色絨布條）隘勇隊進入「人止關」隘口，即遭霧社群｛其祖先由白石（Pusu qhuni／牡丹神石，位於知亞干山東稜）山區發源地（Bunhun）出發，向西下至濁水溪中游河階，建立第1個部落「塔羅灣」（祖社）。幾代之後部分人至 Regeaf Banal（霧社高地／意思是生長著苦楝樹，像屋頂一樣的平緩稜線。這條稜線是從合歡山主峰之東南邊一路延伸過來，它區隔了北港溪與濁水溪，也是泰雅亞族與賽德克亞族之分界線）周邊建立巴蘭社、赫哥社及馬赫坡社，以這3個大社為基礎，又分出8個部落，總共含祖社有12個部落，自稱塔克達雅（Tak-daya、Tgdaya／德克達雅、德克塔雅、德奇塔雅、霧社）群，今春陽部落附近。17世紀末，Tgdaya部分族人開始翻越中央山脈，將東岸阿美族、噶瑪蘭族山產，與埔里一帶物資交換，並陸續在東部木瓜溪流域建立部落，稱之木瓜群（Pribaw）〔「木瓜」可能與賽德克語「bukwy（意指山的後面）」有關，bukwy發音近似木瓜的臺語音／Tgdaya建立木瓜溪最古老之3個部落：Btulan、Araw阿荖（是Tgdaya在木瓜溪流域住區腹地最大之部落，即後來之Quluh Pais、古魯巴伊斯、古魯侯百伊斯。原為Tgdaya族所建居地，後為Truku族之Karaw Watan率家族移入而改稱，意指敵族的頭顱。部落位於木瓜溪右岸，桃源山西北方，Btulan部落東南方對岸山腹臺地，隔木瓜溪與Btulan部落相對，海拔900-1,200公尺）、Kagit旮給支，分別位於龍澗電廠現址及其西南方山腹，並擴及木瓜溪中游的銅門電廠西南方山區，並與東部阿美族往來熱烈，後來成為東西物資交易的貿易商，貿易足跡最遠曾至秀姑巒溪一帶／清領時期臺東知州胡傳《臺東州采訪冊》中有當時木瓜番8社：馬力加山、加虱、苟蘭、浸利灣、紅梨老、王阿往、同文、馬瑙老8社〕。18世紀起，托洛庫群、都達群也陸續東遷，分別於立霧溪、陶塞溪流域定居，稱為太魯閣（Truku，意指來自高山臺地上之人）群、陶塞（Tausa，東遷至立霧溪中游北支流陶塞溪流域之泰雅族）群。之後（19世紀中、末葉時期），立霧溪之太魯閣群又向南發展，爭奪木瓜群的居地〔清朝中期首遷其地之Tgdaya族人則逐漸往南遷至木瓜溪中游一帶之文蘭山區居住，又等到Truku各家族大量自立霧溪遷徙到木瓜溪流域後，Tgdaya族人甚至遠離木瓜溪流域範圍，而移遷至今文蘭、重光、池南一帶山腹地區（外木瓜蕃）。之後又再次放棄居地繼續往南移動，甚至遠達溪口、萬榮間以西的山區一帶，分別建立Tribow（溪口山區）、Maribasi（森坂村山區）、Tngahan（長漢、塔可汗、大加汗、タガハン／明利上部落山區）、Banaw（馬太鞍溪旁臺地）等4個部落。另外，太魯閣群人自CE 1918年至1940年代，又被迫集團移住而遷入萬榮Malipasi與塔可汗Tngahan，部落成為Tgdaya群與Truku群混居之地（《從杜魯灣東遷泰雅族賽德克亞支德奇塔雅群部落生命史調查研究（四）花蓮Tgdaya部落》，簡鴻模，2005，中華民國臺灣原住民同舟協會，p.22-23）〕，而在巴托蘭南麓建立部落，是為巴托蘭〔Btulan／kMhiyang住區，東起秀林鄉文蘭、榕樹部落，西迄天長斷塹下之坂邊，即Skahing舊部落，在當代行政區域範圍則涵蓋東起花東公路之仁壽橋，西迄奇萊、能高等山脈／kMhiyang系統涵蓋之部落範圍，包括kMhiyang、Btulan、Quluh Pais、Ulay（巫萊）、Psawan、Btunux Bqrig、Mkrusaw等。《逆襲》，彭密成 傳記，旮日羿•吉宏 撰，2021，p.31-32、70〕群。19世紀末，木瓜群則再遷移至更南之今萬里橋溪北岸、南岸的山麓地帶、溪口（壽豐）、萬榮鄉一帶，目前主要群居地為萬榮鄉萬榮村及明利村，部分散居萬榮鄉西林村和見晴村，少數居住秀林鄉佳民村、壽豐鄉溪口村等地｝襲擊，最後中村中尉率殘兵敗勇逃回埔里，史稱「人止關之役」（人止關位於今臺14線大觀橋處），而霧社乃遭封鎖

5月，河合鈰太郎博士奉臺灣總督府特命，由嘉義經公田、達邦、十字路，首度進入阿里山。初步探勘後認定林相優秀、蘊藏豐富，河合力主應用美式機械、鐵道的運材方案開發，其實河合是以開發森林之名，行建登山鐵道之實。這份首勘報告，讓民政部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下達開發阿里山的決策。CE 1903年，河合博士展開選線調查規劃，今日臺灣阿里山之獨立山螺旋線規劃（列車緩緩上山並以螺旋狀繞行3圈半，經過9個隧道後才翻過山頭），就是當年所誕生，今日回顧百年以前獨立山螺旋線的複雜度，僅次於瑞士阿布拉螺旋線，堪稱全球頂尖傑作。年末，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依其報告確立開發方針。CE 1904年10月2日，後藤新平與河合博士、鐵道部技師長谷川謹介等30餘人組成龐大探勘隊，從嘉義出發踏訪阿里山。同年，河合博士所主導之阿里山森林開發案，送日本國會審議首度遭到否決。當然，之後河合博士只好尋求民營的方式去解套

5月，總督府平定長達8年之林少貓事件

7月6日，日阿拐〔賽夏名Basi-Banual，偏名Akuwai／原客家人，賽夏族Tanoherah Ubai（日有來）養子，後為「南庄南獅里興社／南庄聯興社」（今蓬萊村）頭目，因獨吞「山工銀」（蕃租、蕃大租、蕃費、蕃水租）遭社眾不滿，但為轉移焦點，乃指稱日籍製腦業者遲發，南庄事件後隻身逃入山中躲藏而亡／又一說是日方製腦業者於辛抱坂豎立標示木，但發行腦票且拒付山工銀所致，2007《南庄事件：根據臺灣總督府檔案的理解》，p.157-159〕聯合東河社及大隘社頭目及Matayanan社等賽夏族及泰雅族族人（還有少數客家Hakka人／日方認為日阿拐之Holo人管家林阿水，是煽動本起事件的「漢奸」）起事。8日，日軍在蕃婆石與族人發生衝突，且包圍攻擊南庄、火燒新街，為南庄事件爆發之第1役。10日，日陸軍則派出新竹守備隊1個中隊，另調2個步兵中隊編成「南庄混成支隊」（以5週之戰鬥完全平定）。11日，因日阿拐敗跡後遁入苗栗大湖馬那邦社，苗栗廳乃組討伐隊實施討伐。7月26日，南庄江田支隊佔領辛抱坂（今苗栗縣南庄鄉長崎下）。8月10〜26日，日方鎮壓日阿拐之居宅（紅毛館／由絲卯乃帶路大屋坑至紅毛館的小徑，因此絲家甚少參加賽夏族活動，包括矮靈祭）。30日，日軍開始退出南庄歸回臺北，直到9月28日。11月16日，舉行「日阿拐臨時歸順式」，而條件未談妥，約定17日再見面，日阿拐往蕃婆石離去，但頭目太祿竟帶17、18蕃人投宿憲兵出張所。17日，日阿拐僅抵南庄河岸邊（今南庄鄉伯公廟）並未過河，午後鹿場社生蕃總頭目太祿Tarao Wawai父子及日阿拐子親兒子等24人卻遭憲兵隊槍殺（日方事先安排軍隊，但未能判明是政策上之蓄意，還是事情展下的斷然決定），史稱「南庄事件」（日稱「明治35年南庄附近蕃匪討伐」）。後來，日阿拐之墾地遭官方沒收（後由日阿拐養長子在本家之親生哥哥日新太郎繼承業主權），起事原住民的土地則被客家人佔據，而賽夏族祭儀活動則遭官方嚴密監控。之後，日本官方才將隘勇納入「警察本署」管理（全部隘線統一改為官設），並漸次透過「隘勇線前進」方式（入侵）包圍蕃地，除設置隘寮外，更大規模興建「隘寮」、「監督分遣所」、「監督所」（且制定其人員之任用、薪資、服裝、賞罰休假等相關事務，之後更為分遣所和隘寮之命名制定了統一標準），迫使原住民歸順（日治初期，各地隘防除位置退卻外，也並未連成一線包圍原住民）

11月起，田代安定擔任「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CE 1901年3月，田代安定向兒玉源太郎總督提出創設熱帶植物殖育場之構想，並獲得殖產課長新渡戶稻造的支持，這是田代過去在八重山群島的未竟之夢，終於在CE 1901年於恆春實現創設，直到CE 1911年廢除殖育場改為林業試驗場支場為止，前後共11年／CE 1921年改為恆春林業試驗支所，戰後改稱臺灣省林業試驗所恆春分所）主任場長8年，從事熱帶植物之移植、栽培，母樹園及種苗場的經營引進513種熱帶植物，分別種於高士佛、豬朥束、港口、龜仔甪等試驗地（曾選定屏東縣來義鄉排灣族來義社試種規那樹／瘧疾特效藥材），光復後繼由臺灣省林業試驗所恆春分所經營。CE 1968年，龜仔甪熱帶植物試驗地被開設成「墾丁森林遊樂區」

12月，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向總督兒玉源太郎提出《有關蕃政意見書／蕃政問題的意見書》，明確定下以追求經濟利益為最優先前提之理蕃方針，且徹底運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建議「先威後撫」之「理蕃」改革方案，並廢除「封鎖」，且認為當前所實施之各廳行政區劃是適合討伐「土匪」，應修改為對付「蕃人」之疆界劃分。此改革方案與殖產課技師有田正盛於CE 1898年所提之「林政廳構想」一致，有田技師認為大嵙崁位於臺北通往東部之交通要道上。同時2人皆認為，該由警察來總理一切「理蕃」相關的政經及產業。CE 1903年6月，總督府採用持地六三郎之建議，成立「蕃地事務委員會」，並將原由總督府殖產局、地方廳總務課管轄之蕃人蕃地事務，分別改歸警察本署及警務課

林癡仙、林幼春等人發起成立「櫟社」詩社

臺北車站前設置臺灣最早之公用電話

羅東支廳長早川源五郎視察蘇澳之海岸情勢時，曾深入大南澳平原，對英人之「大南澳侵墾事件」做過一番探查

臺灣第1座正式之「武德殿」〔日本安平時代京城內之馬場正殿原稱馬埒殿，是天皇觀覽騎射、競馬、相撲的場所，CE 818年嵯峨天皇（786-842）將宮殿改號武德殿〕建於臺北文武街（今重慶南路），CE 1907年第2代臺北武德殿為和洋折衷式

 

CE 1903年：（清光緒29年／日明治36年）

元月，廢除辦務署，業務移交警察本署「蕃務掛」統籌（CE 1906年，提升層級為「蕃務課」），蕃政事務才全部下轄於警察機關（總督府對於原住民之治理政策初期採取綏撫懷柔的策略，將重心放在平地漢人武裝抗日之鎮壓以及平地的治理工作。臺灣總督府於 今年起對蕃地採取較積極態度，將蕃務納入警察本署管轄，設立了直屬之蕃務掛，並舉辦了第1次蕃地事務會議。CE 1904年進行叭哩沙到屈尺的蕃地探險，並刊行了80萬分一之「蕃族分布圖」。CE 1906年4月11日佐久間佐馬太接任臺灣總督，4月14日就將蕃務掛提升為蕃務課，使其主管蕃地、蕃人及隘勇線事項。CE 1907年4月17日以訓令修正蕃務課分掌事務，納入蕃地官吏駐在所以及警察官吏之配置與職務事項，也正式開啟了日治臺灣地圖測繪史上的山地探險與蕃地測量之新頁）

元月25日，達飛聲Davidson所著《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1903）〕上、下冊成書問世，公認最佳臺灣通史之一。中譯本為《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陳政三，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4

2月1日至7月20日，日方動員警部補5人、巡查57人、巡查捕5人、隘勇200人、其他應援巡查20人，前後發動3波隘勇線前進，攻克獅仔頭山（Piyasal Maray）後，續往竹坑山及加九嶺山〔又名江南腳山，泰雅語Hluhiy Yahu Sqyuniy（Hluhiy Yahu，「崩塌之山坡地長出野菜」之意。Sqyuniy，「漩渦」之意），「咬狗嶺」之閩南語音／嶺頂為加九嶺隘勇監督所，是當初獅仔頭山隘勇線的中繼大站，相當於三角湧隘勇線之大寮地／由此下到紅河谷（南勢溪河床巨巖，呈傾斜45度奇怪形狀）之十字鞍部，大豹人稱Quri Takai（谷里達嘎、谷里達蓋，很高的鞍部之意），是大豹群與屈尺群之姻親路（今稱紅河谷越嶺古道）的中繼點〕前進，又過鹿阿坪（今稱羅料坪，「腦寮坪」之閩南語音）往平廣坑方向前進，全長23.5公里。此獅仔頭山隘勇線是日本實施「隘勇線」專勤化之實驗地（以切斷三峽泰雅族大豹社與盤據獅仔頭山之土匪簡大獅之互通，也保障製腦利益），沿線配置有「武儒兜曳欲砲」（ブロドウェル山砲）與臼砲各1門〔獅仔頭山有深坑廳長丹野英清所立之「獅仔頭山防蕃碑」，以及當初隘勇前進隊本部的石屋（獅仔頭山隘勇監督所所在地／今「石寮」遺址）和大、小土匪洞〕

2月下旬，南澳群塔貝賴社正、副頭目等共9人，下山至阿里史交換物資。日人以交換所內存放食鹽不足為由，要求族人等待幾天。在等待時，日警便勸誘塔貝賴社人前往宜蘭城與臺北觀光。這是歷史上南澳群族人首次進入宜蘭城，而後途步至大里，越過草嶺古道進入雙溪前往基隆，再搭程火車至臺北（南澳群祖先原住於合歡連峰之西邊北港溪，與白狗Hakku群分離，從南湖大山北面向東繞過去，直接下到大南澳北溪上游定居下來）

3月，總督府確定「北威南撫」之「理蕃大綱」，從此「理蕃」成為武裝警察專管事務，由警察本署長專管。一方面警察扮演經濟警察角色，推動隘勇線前進，另一方面將「土匪／蕃匪」從山區揪出來，而與原住民族的合作關係切斷

3月底，宜蘭廳警察務課長本田正己、叭哩沙支廳長岡崎豐治、宜蘭公學校教師諭綾部正吾及殖產調查人員等10多名，在南澳群塔貝賴、哈卡巴里斯、格勒亞賀、流興等4社，共89人陪伴下，沿著蕃社坑溪（即寒溪），越過大元山東側鞍部，順著南澳北溪而上。在南澳北溪源頭夜宿，日人調查復命書寫到該地為ヲワン（Owan，泰雅語稱 wuwan），並有族人所建之草寮。翌日，順稜線登上了亞普拉塞山，進入南澳群居住地，完成以上4社的實地調查，並與其他各社多位部落領導人完成會面後，始離開山區。此行共計10天（3月23日到4月1日），是進入南澳山區泰雅族人居住地的第1次

4月4日起，總督府將「蕃人取締相關事務」（蕃人及蕃地事務）撥給總督府之警察本署負責，CE 1904年即發布「隘勇線設置規程」、「蕃地警察職務規程」，將殖民地臺灣之隘勇線帶往警察化、專勤化、科技化的境界。各地區隘勇線的建置狀況略有差異，桃竹苗地區隘勇線前進自CE 1897-1913年密集進行；北宜區域開始隘勇線推進時間與桃竹苗相同，但完成時間略早，在CE 1910年完成；中投區域開始時間較遲，在CE 1902年開始隘勇線前進，但完成時間則是在CE 1912年；東部地區最晚，CE 1906年才開始隘勇線建設，至CE 1917年結束建置

4月，深坑廳（CE 1901年12月設置）景尾支廳從新店獅頭山（獅仔頭山／泰雅語Piyasal Maray）東方啟動，沿著鹿阿坪、平廣坑往大豹社方向推進「獅仔頭山隘勇線」，從而引爆獅仔頭山戰役〔大豹社後裔林昭明（Watan Tanga、瓦旦‧達拉、瓦旦堂嘎／1930-2018／CE 1949年與臺北師範原住民學生高建勝、趙巨德在臺北成立「臺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宣言標榜原住民自覺、自治、自衛。CE 1952年9月被捕，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被判刑15年，CE 1967年出獄／子林信安）口傳：大豹社與漢人抗日份子之關係密切，大豹社人稱這些受到保護的漢人為tufei「土匪」。所以為保護因抗日遁逃到獅仔頭山一處名為Kato山洞之漢人抗日「tufei」千餘人，加上此地亦為大豹社與新店屈尺漢人集團之物資交易地（大豹群經營自家之對岸貿易經濟），日方隘勇線推進威脅到大豹社人的經濟動脈，大豹社人乃展開激烈抵抗，保護漢人〕，當時大豹社馘首8名隘勇、殺傷巡查及隘勇各2名，之後日方部署約6里餘（約24公里）之「獅仔頭山-加九嶺-平廣坑隘勇線」（設有加九嶺隘勇監督所、7個隘勇監督分遣所）。8月10日，深坑廳丹野英清廳長在此建立「獅仔頭山防蕃碑」（總督府警視總長大島久滿次題字）。12月8日至CE 1904年元月9日，桃園廳也把隘勇線從大嵙崁前山白石山方向往大豹社推進

4月27日（至7月上旬），法國傳教士佛歐里（Père Urbain Jean Faurie，1847-1915／CE 1873年以天主教傳教士身分定居日本，曾採集大量野生植物標本，豐富世界各地研究機構而致富）由日本抵臺，第1次於北部（基隆、淡水、圓山、屈尺、大屯山）採集一般顯花植物及蘚苔類，其中蘚苔類送交法國蘚類專家M. Jules Cardot進行鑑定，於CE 1905年發表一百數十種，內含1新屬、38新種、8新變種

8月，《內灣蘇澳間蕃地豫察圖》製圖完成，而此套1/50,000地形圖製圖之時間，在兒玉源太郎總督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於臺灣平地進行土地調查之際，甚至比《臺灣堡圖》出版的時間更早。此圖紀錄臺灣總督府開展「隘勇線推進」前山區原住民聚落（社）、隘勇線、隘寮（腦寮）之位置（鄭安睎、黃清琦，1903年〈內灣蘇澳間蕃地豫察圖〉之研究，《區域與社會發展研究》第7期，2016，p.101-128）

10月，12名韓國漁夫發生船難，漂流至淡水港口被日人收留，之後搭蒸汽船「臺南丸號」返回

11月11日，臺東廳長（有花蓮港、璞石閣、成廣澳、巴塱衛等4支廳）相良長綱與總督府警視賀來倉太，一同進入花蓮太魯閣蕃地會見總頭目，希望太魯閣蕃能協助征討南澳蕃。12月1日，雙方集合戰鬥人員出發，兵分2路攻擊南澳蕃，並於13日凱旋，受到坐鎮古魯社國語傳習所之相良長綱的厚禮犒賞，也結束此次「以蕃制蕃」之戰役

12月20日，桃園仔至大嵙崁（今大溪）間輕便軌道舉行通車典禮。至於大嵙崁到角板山（今復興）間輕便軌道（CE 1910年4月22日，許可鋪設）要到攻打卡奧灣蕃（高崗群Gaogan／今三光）戰事開始後的CE 1910年8月才通車，其輕便軌道長4里18町（約22.7公里），軌距49.5公分，臺車50輛。大嵙崁往角板山臺車發著所在桃園客運大溪站附近，而角板山往大嵙崁臺車發著所則在角板山忠孝路24-28號附近

在今楊梅（桃園廳竹北二堡草湳陂庄／舊名楊梅壢，「壢」在客家語是谷地之意）設立「殖產局安平鎮製茶試驗場」，由殖產局農商課藤江勝太郎技師設計完成，並第1任主任（1905-1909），負責掌管製茶及茶樹栽培之試驗業務，為臺灣最早半機械製茶工場，從事烏龍茶及包種製造以及紅茶製造試驗。初始以新式機械，探討能否製優良之烏龍茶為使命，且臺灣紅茶草創之初，幾出於此一人也，即可謂藤江勝太郎為「臺灣紅茶開拓者」

甘為霖牧師之《荷據下的福爾摩沙／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Rev Wm. Campball：Formosa under the Dutch, 1903）在倫敦出版（全譯本《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修訂新版】》，李雄揮，前衛出版社，2017），達飛聲讚其為「臺灣史權威」。其中第551頁，則稱許史溫侯是自CE 1771年貝紐夫斯基伯爵訪臺後，第1個和原住民接觸之歐洲人，而且他敘述了新港社人、南部山區排灣族、北部山區奎輝社、東北部山區太魯閣族以及東北平原噶瑪蘭族之實況，增加我們對原住民的暸解

臺灣人林榮欽首先在基隆田寮港深澳坑使用簡易鍋爐和機械設備採煤，可惜失敗

臺灣總督府實施「霧社蕃膺懲計畫」，教唆布農族干卓萬群誘騙霧社代表150人，於2族交界處之「姊妹ヶ原」（Bukai）談判和解事宜，但談判中卻部屬200名戰士趁機殺害霧社群壯丁，當天僅20人逃回，霧社群巴蘭社勢力大挫，史稱「姊妹ヶ原事件」。之後霧社群因封鎖無法度日，只好向埔里警方要求和解，官方特派近藤勝三郎上山，要求構築從埔里穿越守城大山與關刀山間，伸向霧社之第1條隘勇線。CE 1905年7月，巴蘭社頭目同意於其附近設置6門大砲，對萬大社部落上空發砲威嚇，接著警方推動「埋石山」、「眉原、霧社」2條隘勇線之前進，並於「霞之關」設置中央監督所，欲以控制霧社群

日人將清末民隘（是武裝漢人組織的城寨，是挾持著武裝侵墾意圖之人群組成的「準軍事組織」，常會隨著侵墾領域之擴張不斷推移。大多位於山麓的平坦地帶，由私人武力組成，在上陳給帝國官員之文書中稱之。這些原漢交界地帶，可說是臺灣淺山地區的火藥庫，同時是原住民傳統領域之邊緣警戒區，以及漢人擴張拓墾範圍的前線戰區）全部改為官隘，由警察本署管理

下令回收所有福爾摩沙民眾合法持有之槍械，且無任何賠償，總共回收5萬支步槍或火槍、50萬發彈藥

今年基隆郵船會社一位名為都島金次郎之社員，說服從事蔬果批發商人賴成發，共同合作首次將臺灣香蕉〔芭蕉、芎蕉、バナナ、Banana／CE 1934年「臺灣芭蕉實宣傳委員會」發行〈バナナ音頭〉，是以香蕉最為主題編寫之日式舞踊曲，由Columbia唱片總公司發行，在大日本所有地區販售／鄧雨賢CE 1938年創作〈鄉土部隊の勇士から〉（文夏〈媽媽我也真勇健〉原曲）發行（該曲第1句歌詞是「島のバナナが喰ベたいと」，而文夏臺語歌詞改為「新味的芭娜娜，若送來的時」），而文夏版本發行後不久，便因原曲為日文時局歌而遭禁唱，直到CE 1991年始解禁，因而有「臺灣史上被禁唱最久歌曲」封號〕出口運到日本神戶販賣。之後，陸陸續續又有其他商人起而仿效。日本在品嘗到臺灣香蕉後，開始喜歡上這種充滿香氣的水果。為了應付日本市場龐大需求，臺灣掀起了一股種蕉熱。農民起初是從臺北開始種起，受惠於可由基隆港運輸到日本之便，臺北香蕉一時盛產。但是好景不常，CE 1917-18年發生象鼻蟲災害導致產量銳減，政府為避免蟲害擴大，除了下令燒毀既有之香蕉樹外，也嚴禁人們繼續種植，不得已，香蕉只好往其他地區發展。此時的中南部，因鐵路興設使其交通逐漸便利，加上氣候溫暖比起北部更適合香蕉生長，於是迅速成為香蕉的新產地。到了CE 1920年代，臺中州香蕉產量已佔全臺產量的9成

今年臺灣香蕉正式進入日本神戶，CE 1908年臺灣縱貫鐵路全線通車後，透過內臺航運，香蕉輸日數量逐年增加，CE 1912年臺灣香蕉產量高達8成來自臺中廳，同時成為出產之最大宗水果。CE 1915年由臺中廳負責尋找最適切的香蕉，進獻大正天皇作為登基御大典之用，選定臺中廳員林支廳湳港西庄農民陳助所種植的香蕉。日治時期香蕉生產重鎮在西部，一般而言香蕉於產地裝進竹簍，以臺車或牛車運至各地青果同業組合之芭蕉檢查所，之後完成分級包裝且裝入標準化竹籠，蓋上目的地印記，不合格者即留島內消費。中部地區完成減裝之香蕉，透過中南線（連接臺中與南投間之產業鐵道。臺中端自後火車站發車，經帝國糖廠、太平、大里、霧峰、草屯至南投，載運甘蔗、香蕉，也供客運。中南線臺中站在CE 1959年87水災後，於CE 1961年拆除，CE 1964年將站體改建為臺中車站後站）運輸至市場前站的香蕉市場，再至臺中驛（CE 1917年啟用第2代，紅磚造辰野式建築，正面山牆以深具南國風情之水果泥塑點綴），隔日一早搭第1班列車前往基隆。嘉義以北香蕉運至基隆港，以南則到高雄港。南部於CE 1920年代開始種植香蕉，臺中州於CE 1924年產量最高，超過2億2千萬斤，因南部炎熱少雨生長快速，中部則多種植於山坡，品質優良但產量不及南部平原產區，因此至CE 1934年高雄州產量已追平臺中州，甚至略為超前。臺灣香蕉初期以移入日本為主，其後擴及御本屬地朝鮮、滿州國和中國各地，而CE 1920年代，香蕉移入以神戶及門司2港為做大宗

 

CE 1904年：

2月8日，日本在中國東北發動「日俄戰爭」，至1905年9月5日雙分達成和平協議（促使日本軍帝國主義抬頭）。之後CE 1907年樟腦價格暴漲（歐洲興起賽璐珞工業，樟腦成為軍需化學工業原料），使佐久間總督更積極從事理番。而CE 1906年（明治39年） -1915年（大正4年），正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展之時期，積極推行其大陸政策，而南方殖民地臺灣，扮演起農業支援工業之腳色（日俄戰爭對臺灣之最大影響，就是民政長官後藤新平（CE 1902、1904年，分別因鴉片及樟腦專賣獲頒勳2等旭日章）藉實施臺澎戒嚴與統制經濟之機，提前完成臺灣「財政獨立」與日本勢力深入滲透漢人社會，順利掌握臺灣政經人脈和社會資源。其中專賣制度如鴉片、樟腦、食鹽等完全由國家壟斷，對財政收入功勞很大，約佔總督府年歲入30％）

2月8日至3月26日，深坑廳日軍為防堵漢人後路及斷絕其與大豹社間之連帶關係，又對Kato山洞展開第2波「加九嶺隘勇線」推進，從鹿阿坪經加九寮〔逆有鍋、Sqyuniy、スガニー／泰雅語「漩渦／產生漩渦之地」的意思／位於南勢溪左岸，隔南勢溪與洪荒峽相對／紅河谷-熊空越嶺道，由加九寮出發，途經大崙（標高989公尺之加九嶺山），抵達內大埧（有木里）〕，包圍烏來社之後，再沿著南勢溪延伸至屈尺、龜山。從此，屈尺群與大豹社之姻親連帶關係被完全切斷，稍後，包圍在隘勇「線內」之屈尺、烏來一帶的泰雅族人，被日警「操縱」誘降同胞。4月，桃園廳三角湧支部中止雞罩山（崙尾寮）隘勇線〔瓦厝埔隘勇線／從三角湧瓦厝埔隘勇分遣所為起點，經過雞罩山、崙尾寮（崙尾寮高地設置七硼米山砲／又稱崙母寮、崙尾寮山、崙仔尾山，過去是阿都巴拉Adupara部落，今插角往大寮之插角產業道路分水嶺處，一直到牛角坑福德祠一帶）、熊空山到竹坑山，連接至深坑廳獅仔頭山，以實現最早橫斷大豹群北方山也之大戰略〕前進〔5月2日，日方棄守崙尾寮，而將七硼米即70mm山砲等武器物資暫先拋棄於溪中，直到6月7日仍未搜尋到「失去武器」的下落。9月間，兒玉總督為此特寫信向中央政府內務大臣芳川顯正以「職務上不可抗拒」來解釋，並請求與陸軍大臣以「免除償還」之處分來交涉／而大豹社後裔也有以「奪槍傳說」之光榮事蹟相傳至今／下溪口臺樂信‧達雅（林德桃）口傳祖父輩當時俘虜砲身而遺棄砲座，僅利用黃藤綁在樹上發砲而失精準，事後扔進18洞天一帶溪谷〕，但該線經過大寮地（Ngu Kuri）而遭大豹社頭目Syat猛烈抵抗（最終日方不敵而以放棄收場，這是CE 1900年被大豹群打敗後的第2次失態），這是因為Syat欲在此地開墾籌建新部落Ngungu Kli（第14個部落）〔然終難抵日軍挾現代化軍備進逼而失守，CE 1906年三井合名株式會社之後在此設置「寮山茶場」、「樟仔所」，經營茶園與樟腦製造業。CE 1922年10月以後連續到CE 1934年11月27日，「臺北州海山郡蕃地」大寮，都在以實現臺灣日本化之「內地延長主義」政策下，行政區劃更改為「臺北州海山郡三峽庄」竹崙字竹崙（變成普通行政區「平地」）／CE 2013年，日式風格之茶場場長宿舍整修為「大寮茶文館」，其中介紹之文史資料只述及三井合名會社，卻遮掩大豹社如何在此抵抗日人之史實。茶文館以文化經濟為藍圖，外表雖有精美的文化包裝，卻缺少正視歷史傷痛的決心。而茶作為臺灣「正統」之社會文化，除了先民篳路藍縷之神話形象外，也應將茶葉與土地侵略間之關係考慮進去〕

2月，小西成章在南投廳林圮埔杉林山之烏松坑（阿里山北方8公里處）、海拔2,000公尺處採集到臺灣杉（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Hayata），是世界上唯一以「臺灣」為屬名之特有種裸子植物（早田文藏於CE 1906年在《林奈學會植物學期刊》以臺灣為屬名發表），源自地質時代第3紀所孑遺下來之活化石，與中國的水杉、銀杏和美洲的世界爺等古生物並稱於世（《臺灣高地帶帶植物誌》，1908）

4月，新任臺東廳長森尾茂助准許「賀田組」之賀田金三郎，可以興辦花蓮地區的樟腦事業，共650灶。CE 1905年12月，賀田組在威里社開始經營製造。CE 1906年，賀田組被允許在古魯社山地進行製腦。至CE 1906年，採樟區域北起太魯閣、南至璞石閣之迪佳，製腦灶數亦達1,000灶

5月，蕃薯寮廳（後改為高雄州旗山郡）蚊仔只（マガツン）警察官吏派出所收容簡仔霧（カナブ、Kanabu／干那霧、干仔霧，居於楠梓仙溪，日治時期種族劃分為鄒族，現正名為卡那卡那富族）蕃童，開設蚊仔只教育所（存續至今為高雄市那瑪夏區民權國民小學），並於9月27日開始授課。6月，嘉義警察官吏派出所收容阿里山蕃童，為達邦（タッバン）教育所。前者9月開學，後者在11月，雖為個案，但仍可視為蕃童教育所之濫觴

7月7-30日之間，從鹹菜硼支廳鐺把山方面成功推進隘勇線（使日方取得一處得以鳥瞰馬武督社之重要戰略據點，對分化馬武督社與大嵙崁前山群攻守同盟有著顯著意義），使馬武督方面完成新竹、桃園2廳「蕃地」之界線劃定，馬武督群和大嵙崁前山群之關係，因行政區域的劃分而被切割。加上CE 1901年大嵙崁前山群由桃園廳大嵙崁支廳管轄，大豹群由桃園廳三角湧支廳來分別管理｛11月下旬，深坑廳利用屈尺群招撫大嵙崁後山群19社成功，後山群並充當嚮導，將日方探險隊第1次帶進其傳統領域，而發現宜蘭叭哩沙至新店屈尺間之雪山山脈原始大森林的未開發處女地。12月8日，當局決定大嵙崁後山群由深坑廳來「操縱」／CE 1905年10月20日，「深坑廳屈尺宜蘭廳叭哩沙隘勇線、深坑-宜蘭橫斷隘勇線」〔自臺北深坑廳之拉號（蚋哮、枋山、ラハウ）社，溯南勢溪而上，即哈盆越嶺而南抵紅柴山及中嶺山間鞍部（CE 1907年「宜蘭鐵道計畫」預計以屈尺叭哩沙橫斷線為基礎，從烏來信賢將鐵道拉往宜蘭，此鞍部即為當時預計穿越點），並向右上折至中嶺山（設有中嶺隘勇分遣所／CE 1910年，卡奧灣蕃熬眼社在此擊斃隘勇伍長市村松造），再至破鐺（九寮）溪左岸的崎頭（中嶺山往南600公尺外之分水嶺）入宜蘭廳。之後由該分水嶺（設有分水嶺分遣所）向南抵崙埤池（蓴菜池／池旁設有湖上分遣所），又接著陡下抵今九寮溪自然步道（九寮瀑布前公尺約200公尺處），最後過蘭陽溪抵叭哩沙（Parisanan，今宜蘭縣三星鄉三星）。另可由崙埤池往西方拳頭母山（可能是《臺灣內山番社地輿全圖》中之「石角輦」。該圖有條路自林望眼出發，路徑是今日福巴越嶺道一小段，然後在福巴道往茶墾山之岔路分出，直趨標高1,457公尺之模故山與標高2,031公尺之拉拉山的山坳，途經石角輦再抵射獵，最後和哈盆越嶺道相接）、松羅溪（《臺灣內山番社地輿全圖》之「射獵」，應為松羅之音轉，而松羅即閩南語「檜木or扁柏」之意／也可能是今桃園市復興區之「尖山」）之上游前進，之後沿松羅溪而下至九芎湖，是臺灣第1條有通電鐵條網的隘勇線（電力來自龜山發電所／而蕃社坑水力電氣發電所是總督府直營的第一個理蕃專用發電所，CE 1906年8月以前設置，初期為石油發電機，CE 1908年改為水力發電機組，如CE 1908年10月10日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出版「臺灣寫真帖」p.26-1及p.26-2之照片／宜蘭百年歷史地圖-1920宜蘭廳管內圖：寒溪農場後方「確認」為蕃社坑水力電氣發電所之所在位置），沿途設有中嶺及松羅（松欏、Syanch、Shoula／《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都將檜木稱為松欏，也是今日臺語的習慣稱呼）2處隘勇監督所、29處隘勇分遣所及92所隘寮╱今日坪林-龜山-烏來-三星與大同〕完工，坪林-三星總長約有56K，延伸到大同松羅溪再增加12K，由於最接近臺北首府，該隘勇線是當時全臺最堅固、也最為重要（蕃地經營之母線／除對北泰雅族形成大包圍圈以外，也獲取約2,000多平方公里之土地與森林資源）。其中隘勇線配置標準為：1）隘寮：1處約200m，3名隘勇。2）分遣所：3處隘寮設一處，1名巡佐與3名隘勇。3）監督所：3-5處分遣所設一處，1名警部補or警部+3名巡佐+8名隘勇。4）指揮所：或稱中央監督所，各隘勇線每廳設置1處，並附設蕃產交換所與醫療所，增設警部1名、巡查4名、隘勇15名、醫生1名、雇員2名。如宜蘭廰叭哩沙（今三星）靠近泰雅大橋及深坑廰屈尺（今龜山）各設置1處，1名警部+3名警部補+10名巡佐+20名隘勇。全線配置大砲數門，配置於監督所or分遣所（要有地勢上之優勢），每門配置巡查2名、隘勇4名｝，官方權力藉由「行政劃分」介入泰雅族人領域，如此原先攻守同盟之大團結被細分地行政區域切斷。這是象徵前近代的結束，臺灣原住民被迫進入日本殖民主義帶來之現代化時代，但前提是還要遭受戰火洗禮與事後屈辱

8月，賀田組為選定製腦事業地，派專賣局技師小田真一等人調查樟樹蘊藏，在璞石閣北方10公里處山林發現極為豐富的樟樹，當地蕃人又比太魯閣蕃溫和，適宜做為製腦場所

9月，設立「人倫警察官吏派出所」（布農族巒社群最早成立之駐在所），當時位於今人和村對面臺地，隸屬林圯埔支廳管轄。CE 1909年2月13日，移轉集集支廳管轄，管理巒社群與丹社群部落

11月4日，臺灣第1所蕃童教育所「達邦蕃童教育所」於臺灣嘉義廳（後改為臺南州嘉義郡）阿里山的達邦（タツバン）部落設立（今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國小）且開始上課（山地區域蕃童教育所之肇始）。並由派出所之警察兼任教師，教育所直屬管理單位則是臺灣總督府理蕃系統之民政局殖產部，而非文教系統之文教局學務部

11月6日，發生在臺灣中部地區之大地震，波及斗六、彰化、鹽水港與嘉義各廳，而今臺南市佳里區之佳里興有大廟2座，1名金唐殿，1稱震興宮，都有葉王交趾陶。原來地震毀了此2廟，而居民從大陸延聘葉王來蓋廟，臺灣才開始有交趾陶，距今不過110多年

森丑之助從大武走浸水營古道到水底寮，這是日治時代第1次學術調查走過全程的紀錄

興建「臺北監獄」，CE 1904年更名「臺北刑務所」

今年，恆春廳長森尾茂助兼任臺東廳長後（相良長綱3月病逝），命令原住民撫墾事務（原直轄於總督府）改由地方廳總務課主管，之後又改為警務課專管（警察成為管理山地事務之主體），並提出增設警察官吏派出所，且應將原設於路旁之派出所，轉設置於各鄰近的原住民部落中，以利管理及「取締」（由綏撫轉為取締）非法行為，此時之派出所已逐漸變成部落之行政中心樞紐，亦即原住民部落遭日本行政勢力入侵，有漸被「同化」之虞

《臺灣堡圖》（明治版）繪製完成（由「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測量，日日新報社於CE 1906年對外公開發行），比例尺為2萬分之一，共466張地圖，呈現清代地方行政區劃（堡里、街庄）之臺灣地名。CE 1921年（大正10年），《臺灣堡圖》發行新版（大正版），以CE 1904年之版本（明治版）為底稿，僅將異動地名及行政區界以紅字標示，故又稱為「紅字版」［當年「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也增加玉山及其西側的先期性測量與簡略製圖，剩下玉山以東地區，則完全是一片空白。而野呂寧技師於CE 1908年（警察本署調查課接替臨時土地調查局要開始蕃地測量製圖的頭1年）率先出發，從玉山正面與背面進行觀測作業。雖然玉山背面之精密測量和製圖，甚至到昭和年代都始終未能完成，但該次探險行動仍扮演先驅性的角色。CE 1916年，陸地測量部承接CE  年1909年開始之《蕃地地形圖》，於昭和年代大致完成精密的5萬分之一地形圖］

今年由臺北廳、深坑廳負責之大嵙崁後山群，CE 1910年才歸還桃園廳。又劃定新竹與桃園之界線，將馬武督群與大嵙崁群切斷，之後再以隘勇線實質切斷關係，最後馬武督完全被孤立化，「行政劃分」乃是日方用來孤立分化北泰雅族而使用之手段

於南澳蕃社設置「烏底嶺隘勇線」前進（右方為鳳紗山，左側是烏帽山），其隘勇線架設之鐵條網（鐵絲網、鐵線網）是由距離分遣所約2里多之「蕃社坑水力電氣發電所」輸送電流（CE 1905年底起電流鐵條網應用於蕃地，至CE 1926年停用，CE 1930年全面廢除），以防範蕃人出草。該隘勇線向西北延伸，而與深坑廳轄下的隘勇線相連，又另一端經過烏帽山隘勇線，繼續與下南澳蕃方面的隘勇線接續（鳳紗山監督所位於小南澳山-蕃社坑山之間稜線與隘勇線的分歧點，烏底嶺分遣所則位於小南澳山-蕃社坑山之間稜線與小南澳山-烏帽山之間稜線的分歧點）

今年底，除了刻意留存的4座城門之外，臺灣總督府幾乎已將臺北城所有城牆拆除。拆除下的石材則大多運往東門附近，建造為臺北刑務所（今日臺北監獄遺跡）與兵營區（之後成為陸軍總司令部所在，今日已改建為中正紀念堂）。此段圍牆現為市定古蹟─臺北監獄圍牆遺蹟，也有一部分成為臺北北警察署（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南側牆壁之建材、也有一部分作為圍牆（今大同區長安西路336號後方巷子）

臺灣也出現愛國婦人會（CE 1900年八國聯軍時，北清奧村五百子至前線慰問，深覺傷兵救護與遺族撫卹之重要性，回國後尋求貴族政治家、華族夫人和教育界人士支持。CE 1901年愛國婦人會創立，由岩倉久子擔任會長）的活動蹤跡，並直接在臺北、臺中、臺南3地設立支部。CE 1902年，臺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廢除3個支部，而統一設置臺灣支部於臺北，暫借臺灣總督府廳舍民政部一隅作為辦公室，並由其夫人和子擔任支部長。後來則在全島各廳設置幹事部，部長由各廳長夫人擔任（CE 1920年，地方制度改正，在各州設州部。CE 1921年，高雄州部長富島巴子另成立高雄婦人會。CE 1922年，臺灣第1座婦人會館於哈瑪星山腳下落成。CE 1933年，臺灣支部升格為臺灣本部，各州改為支部。CE 1942年，與國防婦人會合併為大日本婦人會臺灣本部。CE 1945年，戰爭落幕而遭解散）。初期之軍事援護，主要是針對討蕃隊的慰問及救護，以及CE 1906年開始之蕃產品交換事業，臺灣支部曾設置多處蕃產品交換所，直到CE 1915年官方收回經營權才結束。CE 1908年，發行《臺灣愛國婦人會》月刊（CE 1916年廢除）。CE 1912年，另擇於文武街興建新事務所。CE 1930年，事務所再移建至表町（今復興高中址）。終戰後，高雄婦女界人士組織成立臺灣婦女協會，協會本部設於婦人會館，是戰後臺灣婦女運動的發韌

卓社群Daqdaq（ラクラク）社因原社空間不足，有意部分人口移居過坑，乃向官方提出照會，於是9戶38人移居過坑建立卡度Qatu社，之後陸續吸引Daqdaq社人口移入，到CE 1920年底，Qatu社已擁有50戶362人，CE 1921年官方更將Daqdaq社剩餘的10戶87人全部移住Qatu社，隨後CE 1924年再將Daqdaq社附近之Kainhungan（カンボンガン）、Lasekan（ラヤガン）、Sailu（サイロウ）等社也全部移住Qatu社。CE 1922-25年，官方對整個卓社群出手，將「干卓萬蕃」之Ludun（ルルン）、Vaqlas（バクラス）、Tukkun（トツコン）、Uqutu（オクトウ）等社集中至濁水溪畔，之後合併為干卓萬社（萬豐）。CE 1926-29年，再將Panaban（バンアバン）、Mangdavan（マクラバン）、Kukus（ククス）、Lua（ロワ）等社集中合併於濁水溪畔的武界社，而卓社群剩餘之Asang Daingaz、Hilav、Panapanan三社則於CE 1933年完成移住合併為良久社。雖然Qatu社移住成功，但其他移住地都慘遭瘧疾肆虐，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尤以干卓萬社與武界社為最，人口衰減直到CE 1930年代中期才獲控制，這也造成其餘布農族人抗拒移住的首要理由

 

CE 1905年：（清光緒31年／日明治38年）

2月20日，龜山發電所建築工事已大致完工，晚上約有4、50位原住民襲擊發電所工地宿舍，4對日人夫婦、6名日籍男性、4名臺籍男性員工正在睡夢中，導致發電所人員共15人喪生，其中13人遭馘首，日用品全被掠奪（12位日本人及2位臺灣人罹難），史稱「屈尺事件」〔高石組（負責人高石忠慥／CE 1900年，原是大倉組臺灣出張所土木事業主任的高石忠慥與弟弟金原豐藏在臺灣一同開業，公司創立之初就設於撫臺街一丁目。CE 1909年，從北門往南貫穿「撫臺街」至道路新闢，即今延平南路，高石組在撫臺街此新闢道路拓建後不久重新興建公司本社，於CE 1910年完工，即今日之撫臺街洋樓）於臺北西本願寺舉行喪禮儀式，並立慰靈碑於當地高石工務所（今翡翠水庫管制橋旁，後拓寬新烏公路時遭毀，村人則於橋頭側興建有應公廟，今民壯亭，是19世紀末漢人開發雙溪口、龜山地區時，慘遭泰雅族獵首之民壯）／也有學者推測，突襲者是從三峽大豹社翻山越嶺而來〕。此一起事件引起臺灣總督府高度震驚，遂開始在龜山、屈尺附近一帶地區設置監督所，並加快隘勇線之推進速度，2月底增設20町（約2公里）之屈尺-烏來隘勇線（2月28日開工，3月11日完工，當時設有ラハオ、ウライ、屈尺等3處隘勇監督所、13個隘勇監督分遣所），使得屈尺群傳統領域退至北勢溪以南、阿玉溪以北之界線。10月20日，又完成屈尺到宜蘭叭哩沙的橫斷工程（「深坑廳屈尺宜蘭廳叭哩沙隘勇線」）

2月，新設力里警官駐在所。之後，官方正式將三條崙道路改稱為「浸水營越嶺道」，而此時期是日人直接利用清代三條崙卑南道，拓修為電信與警備道路

4月7日，甘為霖牧師與夫人及女兒瑪莉，搭火車抵員林街（Wan-lim-koe，今彰化縣員林鎮），夜宿草鞋墩（Chau-e-tun，今南投縣草屯鎮）禮拜堂。8日，進入埔里社，傍晚5時抵烏牛欄。13日，舉行曾大量（字持衡，原為甘牧師之廚師，CE 1895年就讀「大學」）傳道師之埔里烏牛欄教會的封牧就任典禮，而「臺南長老大會」指派梅監霧Moody牧師安排，由甘為霖牧師為「會正」（主席），林赤馬牧師（Lim Chiah-be，字學恭，嘉義民雄人，CE 1888年3月就讀「大學」，CE 1903年封牧成為彰化、新吉庄、社頭崙雅、茄苳仔4會堂之牧師／1857-1943）負責勸勉講道

5月16日，甘為霖牧師與夫人及雜役兼廚師，由臺南宣教總部搭乘「輕便軌道臺車」（鐵軌寬度僅火車之半，有簡單座位，並由苦力用竹竿之類工具推動）北上抵達臺中，其主要目的在視察當地30個長老教會之發展情形。接著拜訪臺中縣知事木下（Kinoshita）先生，以及臺中醫院院長富士田（Dr. Fugita）醫師，之後前往臺中監獄參訪。再經大社、龜仔頭、北港、小埔社抵埔里社

6月，大豹社頭目瓦旦燮促經由詩朗（Silong、Shiron、Silung、六寮，「天然小池塘」之意／日治地圖為至在今桃園市大溪區吊橋頭巴士站下方，靠近五寮河右岸一處凹地。其實五寮一帶山區皆詩朗社範圍，以金平山（カナビラ）西北山稜為界，分為北方之外詩朗和南方的內詩朗）社頭目Watan Takun（Taqun）斡旋，與日方達成協議解除封鎖，也答應外族進入「大寮地」製腦，日方則在大豹社西北面，即瓦厝埔經烏才頭（臺語「黑石頭」之音譯，今日鹿窟尖往南約100公尺，有顆海拔637公尺的深褚紅色巨大尖石，由蛙仔窟可遠眺）、白石鞍山、打鐵坑到白沙鵠之間鋪設「白石鞍山隘勇線」，但大豹社人認為日方未經協商就動工違約。7月14日，大豹社要求漢腦丁立刻全員撤離。15日，大豹社主動發動攻擊，並於鹿窟山區之二坪（二坪仔，今三峽區嘉添里龍泉公墓）與烏才頭點燃第1波戰火。21（22？）日深夜，日方警察第1、第2部隊在二坪隘寮（第1陣地）集合，經烏才頭隘勇分遣所（第2陣地／今三峽河醒心橋往下游100公尺處野溪，溯溪往上約1公里抵鹿窟山腹之「蛙仔窟」，而烏才頭分遣所即在此，當初日方部隊是從蛙仔窟上白石鞍山的）往白石鞍山前進（桃園廳警察第1部隊以井阪大嵙崁支廳長為隊長，福元警部為副隊長，率領75人向白石鞍山北尖進攻。第2部隊以村田警部為隊長，率領107人沿舊隘路，向白石鞍山主山仰攻。同時，山下二坪陣地開始發砲掩護）。22（23？）日凌晨2時30分，第1部隊攻下白石鞍山北尖。5時30分，第2部隊佔領白石鞍山主山（南尖／×576山頭），立即裝上山砲。8時起，往插角方向砲轟（1905年7月21日，《臺灣日日新報》稱之「大豹社蕃の反抗」）。9月6日，日方於白石鞍山發射榴散彈攻擊，造成頭目瓦旦燮促家屋燒毀。8日，第1旅團武田砲兵大隊長所指揮之白石鞍山砲兵陣地轉移至南尖高地，並對大豹群施行機關砲與榴散彈交叉攻擊。28日，又向東方鹿窟尖（又稱湊角山、插角山或鳥嘴尖）挺進並佔領之，之後福元警部進一步佔領雞罩山西方某山頭（660高地／福元山隘勇監督所／今日白雞山—鹿窟尖—南尖一線上有最大系統性隘勇遺址群），凡大豹社全社及有木社、六藔社等皆舉目瞰眺，使得大豹群失去前山屏障。8月4日，日方興築鳥嘴山方面連結白沙鵠隘寮之「新設鳥嘴山方面隘勇線」〔白石鞍山隘勇線之前進加上今年叭哩沙屈尺橫斷線的貫通，造成全臺隘勇線長度達155里24町（約600公里），警部下及隘勇共有4,580人〕

7月（8月？），新店溪上游之「龜山水力發電所／龜山發電所」（臺北第1發電所）竣工〔CE 1902年日人著手興建，是臺灣第1座水力發電所，也是臺灣進入電力現代化之里程碑。原為斜頂舖瓦之磚木構造建築物（有磚砌彎拱門窗及牆體四角扶壁，而側牆圓框內之3孔洞為輸電線路），因緊鄰南勢溪畔，在電廠營運後6年（CE 1911年8月，颱風導致南、北勢溪水流暴漲）慘遭大水淹沒（也包括小粗坑發電所）。CE 1912年8月風災更為劇烈，龜山發電所發電機再遭大水吞沒，小粗坑發電所的堰堤也被沖毀，導致臺北停電將近1個月，乃於CE 1913年重新改建，將機組和廠房墊高以防洪水，而電廠變成鐵筋混凝土加強平頂建築物。CE 1943年，因南勢溪水流被新龜山發電所之攔水壩阻攔，位於下游的舊龜山堰水量驟減，遂撤廢停止運轉，其3部發電機組移至臺東「大南水力發電所」（今臺東縣卑南鄉東興村之東興發電廠），而此地亦被臺電公司於CE 1968年以「無業務上保留價值或需要」標售，成為私人產業而棄置荒廢。CE 2006年指定為新北市歷史建築。CE 2012年3月14日傍晚，無預警倒塌，包括有著古早閃電（電紋圖騰）及（臺灣總督府）台字標記之山牆也斷落／CE 1902年日本企業家土倉龍次郎，發現新店山區擁有豐富的林木與水力資源（因地勢關係，將木材放在溪流中運往下游，屬於一種小規模、粗放式之森林開發模式，且預定於「雙溪口」處利用溪流高低落差成立水力發電所，提供森林採伐、切割的動力來源，當時水力發電可視為森林、水利、製藥事業之附帶事業），並向臺灣總督府申請「臺北電力／電氣株式會社」（CE 1903年2月獲准成立，資本額40萬日圓，土倉龍次郎並擔任社長，且持股57％為最大股東，臺籍股東有李春生、辜顯榮等，之後被總督府以「公益」為名收購）。CE 1903年7月，親至日本聘請剛自東京帝大電大學電氣科（工科前身）畢業的大越大藏（1873-1928／曾任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第1任理事。CE 1928年8月，參與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中因腦中風逝世）擔任技師長，而發電工程之土木設計也由來自東京的石田、吉川2位技手擔任。後來因其兄長土倉鶴松在中國投資失敗，導致土倉家族經濟惡化，CE 1903年10月臺北電電氣株式會社清算結束（但仍繼續其植林事業直到CE 1909年），之後被臺灣總督府收購經營（大越大藏從私聘工程師轉為隸屬總督府土木局／總督府於CE 1903年11月成立「臺北電氣作業所」接手官營，所長為總督府財務局長祝辰巳、技術長為土木局長長尾半平、主任技師大越大藏／總督府提高土倉案之系統規格為略具儲水式概念之先進發電機組，同時採用交流電系統，將電力送往數十公里外的古亭變電所），以地方稅收支應，12月繼續龜山水力發電所工程施工，承包商為高石組（CE 1903年12月開工，每日僱用3、400名工人，進行水路開鑿及隧道工事，實際工程期間得面對山區運補困難，以及原住民侵擾之隱憂）〕。CE 1904年，發電機組因日俄戰爭受阻於蘇伊士運河，直到12月才運抵臺灣，且由於機具過大，新店溪現有貨船無法承載，還得將機械分拆，新造船隻，再分從陸運與河運送至發電所。CE 1905年7月，興建完工，廠房屬斜頂鋪瓦之磚木構造建築物（CE 1912年8月風災後，改建為平頂式屋頂，內有煉鐵桁架支撐，並加強牆體結構、擴大建築量體、墊高地基，也有說1年後才墊高地基），擁有2部500瓩（瓩特、kW、10³W／功率單位）交流發電機，並同時完成經雙溪口、屈尺、小粗坑，沿溪岸至景美，再至臺北古亭庄配電所（今臺北市南昌街郵政醫院後方）的11kV（千伏，電壓單位）輸電線路（長16.5公里）。CE 1905年8月17日，進行試輸電至古亭庄配電所。9月11日，逐漸增加點燈。10月15日，正式供應臺北城內（總督府周邊行政中心之城內地區）、大稻埕及艋舺地區官、民使用，使三市街大放光明，開啟臺灣水力發電時代之序幕。後來因用電申請踴躍，遠超過龜山發電所的供電量，總督府認為以地方稅收無法承擔電氣事業發展，應改由國庫支應。CE 1907年5月公布「總督府電氣作業所」官制（CE 1911年10月，總督府成立「總督府作業所」，專職經營電氣事業與自來水事業）及「電氣作業所組織規程」，將「臺北電氣作業所」移轉國家經營，並接續著手擴充龜山發電所第3部機（250kVA／千伏特安培，是功率的測量標準），及在龜山發電所下游興建小粗坑發電所（臺北第2發電所）〔CE 1906年帝國議會同意贊助，CE 1907年興工，施工時使用電燈照明及電力動力，並在青潭架橋且修築青潭通往小粗坑的道路（今新烏路前身），同時民間也在小粗坑到新店鋪設輕便車道，方便運煤與貨物。其發電所建築是臺灣第1批全RC造建築物，仿巴洛克風格之紅磚立面，以圓拱圈做成裝飾，白色山牆上留有臺灣總督府「台」字徽記，而內部則是大跨距的鋼骨桁架構造（CE 1951年12月11日7時多發生火災，造成第1代屋頂全毀，重建屋頂設有具散熱功能之高凸式氣窗。CE 1987年因增設豎軸式新機組，廠房內部空間更新改建）。CE 1909年8月5日竣工，裝置容量2,400kVA（橫軸式水輪發電機組3部）。其攔水壩為RC造堰堤（有斜坡式船路及魚梯／每年11月至隔年4月為禁漁期），原稱屈尺堰堤，今稱粗坑壩。另築有2.6公里長之引水路，主要為明渠。CE 1919年增設1,000瓩之橫軸式水輪發電機1部，送電區域除臺北市區10餘萬戶用電外，尚包括基隆市電燈、基隆築港、瑞芳金瓜石礦區等地。CE 1975年，將小粗坑、新龜山、烏來（被臺電員工暱稱為「小烏龜」，也是CE 1986年臺灣水力電廠推動無人化的第1個電廠）3座發電廠（這3座都是第1代串聯川流式水力發電所，貢獻當時全臺灣1/4的發電量，CE 2011年3電廠登錄為歷史建築）合併（共組一電力營運體系），小粗坑改名粗坑（機組），新龜山改名桂山（發電廠），且CE 1975年電廠開始朝向無人化、自動化邁進（由發電處電氣課主政，與水力課互相搭配，組成電力自動化小組來推動，目標是電廠無須有人駐守，而統一由桂山電廠以電腦自動控制）。CE 1987年臺電將原本5部發電機組停止運轉，而新設1部ELIN奧地利製、裝置容量5,000瓩之卡布蘭式豎軸發電機組及遙測遙控設備，CE 1992年完工運轉，發電量約相當於原本舊有日本東芝、日立、德國AEG等製造機組的總容量，舊機組因此CE 1987年除役，但仍留現場做為展示解說之用，成為珍貴的文化資產（粗坑電廠可視為一座收藏不同年代發電機之博物館）〕。而龜山電廠採串聯川流式（run-of-river type）發電，也就是在上游處築壩引水，利用天然地形之水位落差通過水渠，再從「前池」〔具調節水流、間有兼具沉砂作用者。又具有壓力隧道之發電所皆具平水塔或稱平壓塔（分為上水室、直井、底部鋼襯隧道3大部分），為備水車水門驟然關閉時（水流因擠壓產生水錘作用，使水路內產生異常壓力上升現象。此時平壓塔可提供空間暫存因水錘現象產生而湧入之多餘水量，減緩水路壓力驟升情形）調節水壓之用；又水車水門驟然開啟時，壓力隧道管路內水流將快速衝向水車，而上游水路的水尚未開始流動補充，一瞬間水路末端壓力驟降，導致產生負壓（此時平壓塔內存放之水量，則可適時補充下游水路的水量，減緩開機時水路壓力驟降之情形，以保護水路設施安全）。前池或平水塔的下部設有上鋼管門，連接於水壓鋼管，而管之盡處則有下鋼管門與水車即水輪機相通〕通過鋼管衝往較低的水輪發電機組發電。在龜山上游約2公里「栗子園」地方，從南勢溪中可以看到被沖毀像梳子一格格的壩體，一般稱之「龜山堰」，是臺灣第1座攔水壩（也是臺灣最早一批RC構造，曾被CE 1914年出版之「臺灣鋼筋混凝土構造物寫真帖」列選，CE 2015年蘇迪勒風災後遭土石掩埋大半，9月杜鵑颱風來襲沖刷掉砂石，反讓堰體又重見天日），除了取水發電外，靠山側還築有「魚梯」。從「龜山堰」透過引水隧道〔頭水隧道（1號隧道就在攔水壩旁，隧道口有鐵製門扉阻攔異物）〕、暗渠（4段總長311公尺）、明渠（底部為倒ㄇ字形之卵石混凝土造／電廠撤廢後，長1.8公里之明渠被填平而蓋起馬路、民宅，不過公家機關如警局、臺電，興建時會避開水圳位置，形成今日龜山社區道路兩旁，公司建築前後錯落建置的景象）、制水門、放水路（可將多餘水排入南勢溪），將水引導到電廠（引水路先是沿南勢溪右岸而行）。其中在「上龜山橋」下，有一道圓拱型的雙孔「倒虹吸管引水道」〔直徑1.51公尺、118公尺長之煉鐵製虹吸（syphon）彎管外敷水泥，將水引流過河並上流至對岸的儲水池內〕穿越南勢溪，再通過一段明渠水路到發電所。這種工法應該是臺灣第1次使用「倒虹吸原理」的開始（林炳炎）（虹吸管呈倒U字型，可將較高位置之液體引至更低位置。至於倒虹吸管是一種壓力管道，用於輸送水流，來穿過河渠、溪谷、窪地、道路之地形障礙，呈U型，因不需人為製造管中的真空狀態，普獲採用）

7月間（15日及25日，宜蘭廳與深坑廳分別開工，10月20日接連告成，長度14里，為所有隘勇線中工程最大者），日方鋪設「叭哩沙-屈尺橫貫隘勇線／深坑廳屈尺宜蘭廳叭哩沙隘勇線」（古稱叭哩沙即今三星鄉），從今日新北市新店區屈尺一帶向南翻越雪山山脈，抵宜蘭之松欏溪一帶（起點在當時蚋哮隘勇線之樟樹溪口，渡南勢溪沿右岸上溯至今福山部落轉往哈盆方向，抵哈盆後穿越紅柴山與中嶺山之鞍部，下抵松羅），與山地之境界總長達30餘里（約120公里）。此隘勇線被視為北部「理蕃」政策上最重要之「蕃地經營上的母線」。為強化此條被稱為理蕃「母線」之南北向隘勇線，日本官方第1次從南勢溪龜山發電所輸送電力，以供隘勇線上通電鐵條網之高壓電使用（參考日俄戰爭／電流鐵條網廣為日本人所知曉，乃是在CE 1904-1905年日俄戰爭期間，帝俄陸軍在旅順要塞周圍架設鐵條網為防禦設施，其電力為3,000伏特之三相交流電，由石油交流發電機發電，經變壓器升壓後以地下電纜送達鐵條網，造成攻城日軍極大損傷）。CE 1907年8月完成之「臺北-桃園橫貫隘勇線」，則是烏來地區第2條有通電鐵條網之隘勇線

8月16日，成立「楠仔腳萬警察官吏派出所」，當時管轄和社，其次為郡大社之東埔社、十八頂溪社。CE 1907年4月25日，改稱「楠仔腳萬蕃務官吏駐在所」，同時「人倫警察官吏派出所」亦改名。CE 1909年6月20日，設「楠仔腳萬蕃務官吏駐在所」於楠仔腳萬社內。並設「內茅埔蕃務官吏駐在所」於內茅埔（今信義鄉愛國村），管轄當時箏仔林山、巒大山與風櫃斗山一帶

8月17日，臺北三市街〔臺北城內（總督府周邊）、大稻埕、艋舺〕開始試送電，是為臺北市電燈營業之始。9月11日，漸增加點燈。10月15日，三市街皆大放光明，臺北成為臺灣第1個有電燈城市，當時美國領事田貝Denby到訪時曾予讚辭

8月，新設姑仔崙警官駐在所於姑仔崙溪北岸，姑仔崙舊社上方，但CE 1914年因浸水營事件遭燒毀

9月5日，近藤勝三郎在臺北總督府，向新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さくま さまた／ Sakuma Samata／1844-1915／5月23日，就任臺灣第5任總督／1906.04.11-1915.05.01）及多位長官，侃侃報告「霧社地區蕃人的現況」，並不忘提出「安排蕃人觀光文明世界」之構想。報告後佐久間總督乃裁示，本年 10月28日臺灣神社年度大祭，可選拔30名霧社蕃及花蓮港廳15名阿美族七腳川社蕃人來臺北參與祭典。之後經大費周章的鼓勵和勸勉，近藤總算募集到30名賽德克人，其中有2位重要頭目，即赫哥社頭目Awui Nokan與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Mona Rudao）

10月20日，臺北觀光團出發，折騰4個多小時終抵臺北，之後除參加臺灣神社大祭典以外，還安排到基隆看海、到砲臺參觀，還至「臺北練兵場」參觀盛大之閱兵儀式

史學評論家日人竹越與三郎出版《臺灣統治誌》，運用大量文獻及數據頌揚日本殖民統治成就

10月28日早上，以總督府技師川上瀧彌為首之探險隊從嘉義旅館出發，同行還有也是總督府技師之福留喜之助［曾說哆囉滿之地涵蓋大濁水溪（和平溪）以南，至花蓮米崙溪之間，包括外太魯閣8社及加禮宛6社之地／日治時期「臺灣產金會社」之砂金開採區，包括更南的花蓮溪口荳蘭一帶］、國語學校教授永澤定一（Nagasawae，永澤黃斑蔭蝶及永澤蛇目蝶均為其所採集而交由松村研究命名）、專業採集者中原源治，加上警部、原住民巡查補、挑夫等約40人。10月28日10時半抵竹山庄，在警官派出所休息及吃午餐，11時經過八掌溪河灘，13時抵觸口，在腦館休息，上行至2,400尺處，是綠竹、麻竹的美麗山林，今日投宿宮田庄警官派出所。29日8時出發，由從達邦社趕來的高橋巡查擔任嚮導，11時抵隙頂山（海拔3,700尺）休息，之後在一農家吃中飯。再經過竹腳舍、石埔社，接著沿後大埔溪上游前進，入夜後抵達邦社，在石田警部招待下投宿在派出所，今日採集品極多、行李沉重。30日，近中午登上4,500尺處休息，13時吃午餐，16時進入竹藪小道，於「山水」野營地（海拔6,800尺）夜宿，這裡是阿里山森林之南端，檜木及五葉松交錯生長。10月31日7時出發，一路上坡，一行人抵8,000尺山頭，瀏覽四周景色並攝影紀錄，接著走過一峰又一峰，15時登上「岩山」山峰（海拔8,250尺），夜宿竹林中。11月1日8時出發，到達9,000呎山頭暫時休息，之後辛苦下到荖濃溪和沙里仙溪分水嶺，夜宿沙里仙溪溪邊小屋。2日7時出發，今日道路全無，15時抵1萬呎山頭，野宿寒冷無水林中。11月3日，不待天亮就開始打包出發，而白色濃霜飄下，近11時攀登途中天空放晴，之後在石田警部鳴笛催促下，從南峰繼續沿峰前行，惟左右兩側都是深峻溪谷。此時東面山谷飄上濛濛霧氣，午後的斜陽產生美麗彩虹，並在高山頂上出現「映光輪」，15時順利成功登頂新高山（〈臺灣新高山採集紀行〉，川上瀧彌）。還在山頂發現鳥居龍藏在CE 1900年留下之水壺（內置詩歌字語、郵票），之後川上瀧\彌依照壺中字語的指示，將郵票貼於信上寄給鳥居。11月中，回程由東埔下山，再從林圯埔離開山區，並將採集之珍貴植物標本經整理後（川上與中原2人在1萬尺以上高山共採集到24科45屬52種之顯花植物，另外高等隱花植物也有3屬3種，其性質屬於高山植物帶），置放於舊總督府殖產局倉庫（臺灣總督府新建築CE 1919年3月完工前，總督府是使用清代原布政使司衙門西側籌防局為辦公處所），但該倉庫於12月發生火災，標本受到嚴重損毀

11月21、22日，第4回蕃務會議招開，會中決定統一限制供應槍彈予「南蕃」之原則，同時大島久滿次警察本署長清楚表明「撫蕃」為日警「操縱」之手段。為削減漢人通事之勢力，且有效阻斷通事供應槍彈，除明令取締外，日警不得不在有附帶條件情況下，供應槍彈予原住民，這是為了獲取信賴，進一步探知內情［日警在部落內收集各種情報，製作「蕃社臺帳」／CE 1910年8月14日，總督府發布訓令167號，修改「蕃社臺帳」的記載樣式，加上各村落（蕃社）住民之民族名稱，並記載新的各民族內部部族名稱，而蕃社臺帳是依原住民族各村落所製作之管理手冊／所謂「部族」是「民族」之下的分類單位，之後CE 1910年臺灣總督府在原住民族相關文件上的記載，統一用語為「種族、部族、蕃社」，此後「部族」就成為官方用語而固定下來］，以謀後續完善對應之策

年底，財政局長祝辰巳派遣技手藤本鐵治（退休後開設「芳釀社」，於CE 1914年生產出臺灣第1瓶清酒「蝴蝶蘭」。實行專賣制度後，被總督府收購改為專賣局臺北酒工場，其所在地現今為臺北華山藝文特區），展開大規模臺灣酒業慣習與概況調查，費時3個月走遍全島各地詳細記錄。根據藤本鐵治CE 1906年之調查統計，當時臺灣有「酒店」（俗稱酒寮）1,581家，「酒沽仔」與「酒廓」〔均是利用製糖的副產品，來釀造糖蜜酒或離仔酒之臨時酒工場／將甘蔗汁加入離仔土（濾仔土、濾泥）提煉出砂糖後，再多次加入離仔土，製作出質量不同的頭水、二水、三水糖蜜酒〕共有1,092家，總計酒的「營業製造者」有2,673家，製酒量達108,321石。另外，自用製造者也高達74,637戶，造酒凡32,146石，由此可見臺灣百年前酒業的盛況。該調查成果不僅是CE 1907年總督府酒稅徵收之依據（CE 1907年頒行〈臺灣酒造稅規則〉，促成眾多小型業者合組為較大規模的酒業公司、會社，並開始轉向資本化、現代化之新興產業，一時間臺灣酒業呈現蓬勃發展景況），也是CE 1922年實施酒專賣的基礎〔CE 1922年5月，臺灣總督府頒布《臺灣酒類專賣令》，專賣局首先調整組織架構，增設「酒課」後，在臺灣各地開設5處專賣支局，轄下再設12處出張所，並徵收12家、租用9家民間製酒工場，推展專賣生產（含原料取得）、販售、取締和獎勵消費等業務，是一種「完全專賣」的制度，一直到CE 2002年元月1日才正式公告廢止，期間達80年之久。而其中酒品主要分3類：釀造酒（主要為清酒）、蒸餾酒（以米酒為主）、再製酒（以紅酒／紅露酒／黃雞老紅酒為主，以糯米和紅麴釀造，源自福建安溪）。專賣局又在各地酒工場陸續興建祭祀酒神之「松尾神社」，以奉祀日本釀造主神大山咋神。第1個舉行盛大奉安鎮座式的是臺北酒工場（CE 1924年），由第1代專賣局酒課長衫本良主持。隨後花蓮、埔里（CE 1936年設立松楠神社，合祀造酒與製腦守護神）也都先後興建安奉。又酒類專賣機構由總督府指定，分為「賣捌人」（批發商，由各地州廳政府初步篩選，呈交專賣局長指派）及「小賣人」（零售商）2種。酒類專賣實施初期全臺共劃分124區域〕，更是今日研究臺灣酒產業發展之珍貴史料文獻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成立植物調查課，由植物學家川上瀧彌〔Takiya Kawakami、かわかみたきや／1871-1915／學生時代CE 1897年於北海道阿寒湖發現「毬藻」╱CE 1900年札幌農業學校畢業，師從宮部金吾博士（日本植物病理學先驅者）門下專攻植物學／CE 1903年10月來臺，CE 1904年元月升任臺灣總督府技師、農事試驗場植物病理部長，奠定臺灣植物學研究基礎，以其姓名命名之植物有40種之多╱CE 1905年，擔任有用植物調查事業主任，開啟有用植物調查事業（CE 1904年殖產局長新渡戶稻造來臺就任，由於川上要求，CE 1904-1910年殖產局乃展開「臺灣有用植物調查研究計畫」，此係臺灣植物調查的開端／這項調查事業的直接關係人有中原源治、森丑之助、佐佐木舜一、藤井清太郎、伊藤武夫、島田彌事等，另外有殖產局之小西成張、專賣局的中井宗三、稻村時衛、國語學校之永澤定一及相馬禎三郎、田代安定、屏東小學校的松田英二、法國傳教士佛歐里Faurie、東京帝大的草野俊助等人。這些人在全島跋涉收機資料，其中森丑深入蕃界。佐佐木氏20年來平地蕃地勿論，高山中新高山3回、阿里山8回、南海孤島之紅頭嶼7回的採集旅行。相馬氏、松田氏2人在校務之餘、也經常進行採集，對學界貢獻甚大。島田氏的功績亦大）。但在川上瀧彌過世後，研究重心轉往總督府林業試驗場（CE 1921年升格為林業部），由場長金平亮三主持╱CE 1908年，擔任總督府臺灣博物館第1任館長／CE 1910年3月，編纂由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出版之《福爾摩沙植物集、臺灣植物目錄》（A list of plants of Formosa）書中記載臺灣植物總數合計162科1017屬2,368種（隨之後調查進展，在CE 1917年改訂出版《臺灣植物總目錄》）／CE 1915年8月12日，因準備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之遷移及開館事宜，積勞成疾而病逝〕主持，標本交由東京帝大植物學教授早田文藏〔BunzōHayata、はやた ぶんぞう／1874-1934／臺灣植物分類學巨擘，師承松村任三，CE 1904年因同鄉出身之工學博士川上浩二郎之關係初次前往臺灣研究植物，自CE 1905年5月受聘擔任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農務課植物調查係（係長即股長由技師川上瀧彌擔任，於CE 1905年4月開始進行有用植物調查）囑託，10幾次渡臺從事臺灣植物調查至CE 1924年元月29日解約／CE 1907年11月以研究臺灣植物獲授理學博士學位／植物分類學向來之基準是從外部型態的形質來分類，早田則導入解剖學方法，著重內部形態及構造之重要性，並提倡「動的分類系」等學說／曾任東京帝大理學部教授（CE 1922年5月）及小石川植物園園長／出版《臺灣植物圖譜》（Icones Plantarum Formosanarum）10卷（1911-1921）／CE 1920年因《臺灣植物圖譜》，日本帝國學士院授予「桂公爵紀念賞」／學生山本由松、正宗嚴敬，師徒3代一脈相傳〕進行分類研究（負責鑑定與命名，解開了臺灣植物「世界闇黑地域」之謎）。CE 1905-1915年，是植物採集最熱烈時期。至CE 1920年代，臺灣山區植物種類躍升至3,600餘種，大量標本收藏於東京帝大及臺北植物園腊葉館中。CE 1917年6月30日，早田發表《臺灣植物總目錄》，共記載169科、3,446種植物，作為CE 1916年出版《臺灣植物圖譜》第6卷之附錄。CE 1918年3月，早田出版《臺灣植物圖譜》第7卷，就有數種他Taroko之行的新種。又至CE 1936年，正宗嚴敬［Genkei Masamune／1899.04.22-1993.06.18，94歲／CE 1929年3月東京帝大理學部植物科畢業，10月來到臺北帝大理農學部助手，CE 1934年元月臺北帝大助教授兼農林專門部教授，CE 1940年任臺北帝大教授，且任教10餘年。CE 1943年理學部獨立出來而設植物學科，第1講座由正宗嚴敬擔任，第2講座仍由日比野信一擔任，增設的第3講座則由東京帝大植物科CE 1930年畢業的吉川涼擔任。而臺北帝大是當時日本唯一在熱帶設置的大學，熱帶植物研究乃成為其特色，如《熱帶農學會誌》於CE 1930年即已開始發行。CE 1943年正宗氏發表《海南島植物誌》。終戰回到日本，在東京大學農學部森林植物學教室擔任囑託講師，CE 1945年獲理學博士，CE 1950年任教金澤大學教授（日比野信一教授亦來金澤大學／以裡日本植物為主體成立標本室，CE 1952年元月創立《北陸の植物》刊物，帶動金沢地區的植物研究風氣，而金澤植物同好會成立，每月並進行一次之植物採集旅行。《北陸の植物》後來更名《植物地理•分類研究》），CE 1965年退休，CE 1993年內閣總理大臣奉追贈正4位］發表之《最新臺灣植物總目錄》，共記載3,841種植物，CE 1954年又追加訂正新內容後重新出版，可謂臺灣高等植物的戶籍簿。CE 1969年間，已出齊《日本の植物》原色圖鑑全8卷及別卷1冊（東京高陽書店發行），而其本人一直長年住在小田原市入生田423，CE 1983年夫人去逝後，便獨自一人生活於四周無民宅的箱根山麓，並常到屋久島和日本各地採集蘭科植物，且下定決心寫日本之自生蘭第1-6集，第7集未出版便仙逝

Pilsbry發表一貝類新亞種—石蚌（Nodularia Douglasiae Taiwanica），模式標本（Type specimen，乃指分類學家於新物種命名發表時，其形態特徵描述時所依據的標本）來自臺灣，出自德國漢堡Godeffroy博物館之加雷特（Andrew Garrett，1823-1887）的採集，且收藏於美國費城自然科學院（A.N.S. Phila.）

賀田金三郎於吳全城、荳蘭築輕軌鐵道，以利運輸甘蔗，為壽豐鄉鋪設鐵道之始

進行臺灣第1次人口調查並登記戶籍，福建福佬人寫「福」，廣東客家人寫「廣」，平地熟番寫「熟」，內山生番寫「生」

陳履獻〔于22歲時入墾大湖，擔任墾戶吳定新家族（CE 1862年／清同治元年吳定新、吳定連兄弟2人率眾入墾苗栗大湖地區）通事，負責與山區原住民溝通協調，並協助吳定新墾務。CE 1872年娶泰雅族他巴賴社畢猴酋長之女雅優•猶玠（CE 1861年／清咸豐11年生於大南勢）〕以長子陳接蘭為陳家代表，約於今年大肆開墾大窩，埤頭、水圳與穿窿圳亦於該期間大量興建，原住民因而不悅，屢屢破壞水圳設施，幸由雅優居中調和，而漸趨和諧，位於雙鳳橋上方水圳源頭之穿窿圳源名為「雅優圳」，即是紀念雅優對於原漢融合的貢獻

琉球漁民內間長三來和平島定居，當地居民給予內間長三生存空間，他則教導當地人捕魚技術，當地人稱他為海大王，是和平島臺日良性交流中最為著名之故事。CE 2011年則豎立琉球漁民慰靈碑，雕像主人翁即以內間長三為原型〔日治初期，有多達1萬名琉球人來臺工作，當時臺灣有3大主要琉球社群，分別在花蓮米崙、花蓮縣新城鄉北埔村以及基隆社寮島（今和平島），而社寮島是臺灣最大的琉球人聚落，最繁盛時曾超過500人／CE 1945年日本戰敗當時，在臺琉球僑將近1萬4千人。遣返時，由於國民政府規定，日僑每人最多只能攜帶3件行李，總重不能超過30公斤，「灣生」牧野光博，還記得當年那一幕／臺灣警備總部接收報告指出，到CE 1946年4月底為止，首批被遣返的琉球僑民只有5千人，還有近9千人滯留臺灣。CE 1947年228事件中，和平島估計有30多名琉球人，因為不諳漢語成為槍下冤魂，處死地點就在今和平島公園九孔游泳池旁海岸，而和平島公園萬善公祠收納死於海難與戰火的琉球（沖繩）人等外國籍遺骸〕

 

CE 1906年：

2月起，臺東廳和阿緱廳分別整修浸水營道路，並清除古道上灌叢（此年日本警方展開第2次三條崙卑南道整修與改道）。2月23日，浸水營越嶺道東段起工

2月，大阪「藤田組」與臺灣總督府訂立有關阿里山森林經營權合約（因官營困難／CE 1902年決定敷設森林鐵道），於嘉義與二萬坪（坪社仔）之間舖設鐵道。CE 1906年7月9日，嘉義至竹崎開始施工（也是臺灣最早之762mm軌距輕便鐵道開始運行）。CE 1907年10月25日，獨立山螺旋登山路段正式完工，不過鐵道才鋪設一半就花掉所有預算，而且為減少工程經費，河合博士規劃是以762mm軌距輕便鐵道去鋪設，但後來日本以1,067mm鐵道作為國鐵的主體，762mm軌距之鐵道地位大幅度滑落，以至於阿里山鐵道長達70多公里，昭和年間總督府收購私鐵時而被排除在外，也註定了後來坎坷的命運。CE 1907年4月20日，藤田組重新評估發現，鐵路只修築至梨園寮（僅完成30多公里），即已經耗資130餘萬元，如果還要繼續興築至阿里山，尚需投入150多萬元。這項評估令藤田組懷疑是否繼續興築至阿里山之可行性？未來投入經費、工程艱鉅的變數以及伐木所得之利潤能否平衡？於是CE 1908年2月11日藤田組宣佈，收支無法相償而中止阿里山森林開發事業，總共耗資1,312,772元，無奈地阿里山鐵道的修築暫時停頓。一直到CE 1910年2月12日，終於由日本國會通過，由殖產局接手開發阿里山（原本藤田組要求補償金208萬元，後來僅核發120萬元之補償金，於該年與次年2次攤還）。

4月，總督府正式收歸官營（發布〈臺灣總督府阿里山作業所官制〉），外加創業費約240萬日圓，總計360萬日圓，全面開發阿里山。CE 1910年4月16日，阿里山作業所〔創業之初，作業所便以美國西岸之伐木企業為藍本，向美國著名的林業公司Lidgerwood訂購蒸汽動力、集材半徑可達1公尺的架空式鐵索集材機（cableway skidder）。運材則以海拔30公尺之嘉義車站（由臺灣鐵道部技師宇敷糾夫設計，折衷主義建築風格，是臺灣最早之水泥站房，也是臺灣唯一集臺鐵（1908）、糖鐵（1911）、林鐵（1912）的「三鐵共構」車站。縱貫線於CE 1908年通車，CE 1914年阿里山林業鐵路開辦客運服務，而此處可見0K里程碑及軌道起始點）為起點，直接銜接2千公尺餘的伐木地。該所設於嘉義之阿里山製材廠則有「東洋第一」的美譽，其各式製材機不僅可依原木大小進行製材，且自大正初年接收自內地官營製材所退役下來之製材設施後，製材量每日可達400石。歷經CE 1913-14年（日大正2-3年）間水災重創鐵路設施、從業者對相關設施仍不熟練等考驗，阿里山作業所得於CE 1915年將首批官營材運至內地試售。又自CE 1917年起，鈴木商店與東京野澤組同意擔任營林所的指定商，分別負責關東與關西地方之臺灣官營材銷售業務。同年，三井物產也將臺檜運至利物浦試賣。就林業的觀點，臺灣之官營林場可說是世界林業的楷模，是結合美國技術及德國林學（森林公益性）之完美結晶。難怪當時官營林場會被總督府當成殖民統治進步、文明開化之成效的展示櫥窗〕正式成立，阿里山鐵路的修築又重新展開。原本官營變為民營又再度轉變為官營，前後延宕6年之久，可謂一波三折，好事多磨。    爾後，在阿里山作業所的完全主導之下，阿里山鐵道終於在CE 1912年12月25日，從嘉義延伸至二萬坪段（全長67.1公里）的鐵道路線完工通車〔第1臺列車將木材運抵嘉義站是CE 1912年12月。嘉義站海拔30公尺，阿里山站是2,274公尺，全長71公里，軌道使用40磅軌條（因阿里山以生產「長大材」為主），隧道60餘座，最長隧道768公尺，橋樑114座，287臺鐵路貨車，最大臺車僅1臺，可載長度9.5公尺之木材，開啟了阿里山鐵道的百年歲月。之後總督府營林所繼續開發太平山與八仙山，完全不用河合博士那一套，而是以堀田式「空中索道」的方式集材。雖然木材之材積與長度都比較小，然而開發運送效率快、成本低。這也就是為何臺灣阿里山森林鐵道只有1條，後來更永成絕響的原因〕。CE 1913年，進入營業期。CE 1915年（日大正4年）7月，阿里山作業所職權擴大變更為營林局〔與殖產局同等級，其下設置事業課和庶務課，專管官營伐木、運材軌道設施、林產物及製品販售。下轄有阿里山、八仙山（1916）、宜蘭等3個出張所。CE 1919年初，原殖產局林政業務全部納入營林局管轄，加上原有之官營伐木業務，被稱為「林政—林產」一元化的開始。但該制度僅維持1年，CE 1920年臺灣總督府即廢除營林局，改回隸屬殖產局（內設林務課，外設營林所及林業試驗場，其中殖產局之林務課管林政，殖產局的營林所則管林產）所新設置之營林所（分置作業、營業2「課」，嘉義、八仙山、宜蘭3個出張所。CE 1926年5月，殖產局營林所升格為局，由殖產局長（當時是片山三郎）兼任營林所長，業務則改為庶務、作業、造林3課，而以上造林業務原屬殖產局下山林課或林務課，以及專賣局下腦務課執行）。另外，在山林課底下合併改組為臺北、羅東、新竹、臺中、嘉義、旗山、恆春、東部8個出張所。CE 1942年9月，為因應戰爭時期而將行政機構精簡，裁撤營林所，各出張所回歸殖產局山林課，伐木事業移轉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經營，下設林業部，經營阿里山、八仙山及太平山3個出張所〕，希望事權統一、資源調度統一。CE 1916年8月，於溪北的宜蘭郡圓山莊（今宜蘭縣員山鄉）大三鬮設營林局宜蘭出張所（CE 1924年2月，臺灣總督府頒布告示第15號「營林所羅東出張所設置ノ件」，移轉至溪南之羅東街改稱羅東出張所）。12月，於臺中州東勢郡土牛（今臺中市石岡區土牛村）設營林局八仙山出張所（駐地佳保臺，分庶務、會計、販賣、業務及鐵道5系，另於土牛／和盛設儲木場及八仙山伐木事務所，開發初期正式員工僅228人。CE 1926年5月，更名為臺中出張所，原佳保臺派出所改稱八仙山派出所）。CE 1920年9月，營林局（廢止）降格改制為殖產局營林所。CE 1921年，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建制，CE 1921年8月2日，因統一研究機構，殖產局林業試驗場改為中央研究所林業部。CE 1925年10月，營林所成為獨立官廳。直到日治末期，營林所成為日治時期臺灣官營伐木事業的中心單位，負責阿里山、八仙山、太平山3大官營森林事業地之伐木事業

3月，臺灣第1支棒球隊—總督府國語學校中學部（今建國中學）棒球隊成立

3月17日，臺灣時間（UTC+8）凌晨6時43分於臺灣嘉義廳打貓東頂堡梅仔坑莊（今嘉義縣梅山鄉）一帶，因陳厝寮、梅山斷層錯動而發生芮氏規模7.1之強烈有感淺層地震（深度僅6公里，搖晃4分多鐘，地震儀震動時間為15分49秒）。而自臺灣有文獻記載以來，這場地震的死亡總人數為史上第3慘重，至少有1,258人遇難，是為「梅山大地震」（梅仔坑大地震／時序進入西元20世紀之後，寶島第1次，也是當時災情最嚴重的地震）

5月24日，修路至浸水營。其中東部有15.7公里是原路拓寬，另外，11.7公里變更路線使得道路坡度較緩。西部路線則改由水底寮經新開、崁頭營（崁頭警官駐在所／申請「入蕃許可」）東上歸化門〔原是力里社耕地，CE 1914年／日大正3年浸水營事件後，日警陸續將力里社遷至此處形成歸化門社，分為大部落（稜線北側，曾設歸崇國小，但民國60年廢校）及小部落（稜線上）2處〕，不再經石頭營。而在地圖上，不像一般「警備道路」（亦稱「理蕃道路」）使用點線，乃是以雙實線標示

6月7-13日，殖產局之川上瀧彌與森丑之助，利用「深坑廳屈尺宜蘭廳叭哩沙隘勇線」山徑至宜蘭山區採集，後來這批標本送至東京帝大早田文藏Hayata手中，而命名了4個物種，包括狹瓣八仙花（Hydrangea angustipetala Hayata╱正式學名）及早田氏菝葜（以上採自中嶺），黃穗薹及褐柄薹（以上採自拳頭山）

7月30日，突有西拉岡（西拉罕）社人殺害2名採集樟腦之日籍腦丁（因後山採樟活動是由日本賀田組，負責人賀田金三郎所獨佔而漸擴大，乃影響到太魯閣人之生存領域，故常發生糾紛。此次西拉岡社與威里社因腦寮警備津貼發放起爭執，而積怨日本人不公）。31日，又有5名日籍腦丁被威里社人獵首，而古魯（Koro、Kulu／讀音可樂コロ）社〔CE 1901年（日明治34年）7月，設置「國語傳習所太魯閣分教場」。10月5日，開課（這實際上是太魯閣人逐步陷入被日本「同化」之徵候）。CE 1904年9月，派駐公醫於太魯閣地區。CE 1905年（日明治38年）3月，改古魯國語傳習所為蕃人公學校。11月17日，設置「古魯警察官吏駐在所」／今花蓮縣秀林鄉秀林村／日本人基於招撫政策之手段及設立分教場的交換條件，乃答應太魯閣總通事李阿隆的要求，供給太魯閣人火槍與彈藥，並指定賀田組於古魯社內開設「賀田組槍砲店」（CE 1901年8月31日）。外太魯閣蕃之南部3社得其黎、古魯、九宛（石空、七腳籠，共5社），便藉著與李阿隆之共生關係，成為勢力強大的族群／石空社位於舊稱石硿溪，今名石公溪之溪口。七腳籠社即Dekalon社，蕃地地形圖有2處，一在和平溪南岸，另一在立霧溪出海口北岸，今崇德之南，公路轉彎處。擢其力社，又寫得其黎Takkili，今崇德。古魯社即Kolo社，位於立霧溪南側，介於富世和秀林之間的山坡地。九碗社，又寫九宛社，Kauwan社，位於三棧溪出海口南側〕頭目比沙奧（赫赫斯Huhus社哈鹿閣‧納威的女婿）自威里社（今花蓮縣秀峰鄉佳民村）攜帶2名日人首級回社，向社眾疾呼要殺盡日人。8月1日，趕赴威里社調查的臺東廳花蓮港支廳長警部大山十郎及製腦員工共25人被殺害，7（17？）名遭扣押軟禁，幾天後才被釋回花蓮港，史稱「威里／委里／維李事件」（在國家勢力及資本主義進入部落後，影響太魯閣人生存空間而發生，也使得日人勢力再度撤出太魯閣）

8月21日，臺東森尾廳長提出威里事件後花蓮港支廳報告：南勢7社非常憤慨威里社人殺害日本人，希望政府加以討伐，且有盡力協助之意向。25日，代理警察署長大津麟平抵花蓮港調查「威里事件」，並視察臺東廳轄內狀況且提出意見（有提到中央山脈橫貫道路之構想，其中包括由花蓮港溯木瓜溪經霧社至南投廳埔里社。這必然經過七腳川社、木瓜蕃、巴托蘭蕃之活動領域，而3社中又以七腳川社對政府態度最為倨傲，一來因協助清政府平定加禮宛有功，加上日治初期被委予重任防禦太魯閣人，七腳川社對日本政府向來採取對等姿態，未來會反對是可以預期的。這顯示總督府在七腳川事件發生之前，早已進行有關開闢中央山脈橫貫道路之準備及設想）。另外，日方對七腳川社無視政府威權，竟逕自提出討伐行動，頗不以為然（七腳川社屢次申請攻擊太魯閣人，皆不准，然此要回被侵占土地之行為，雖表達了其維護生存空間的意志，但忽略了日方對自身建立政治威權的重視，遠甚於懲治治安事件頻傳之太魯閣蕃。其實日方並不願和七腳川社以對等關係互動，而希望在「以番治番」手段中扮演操縱者，七腳川社絕不能採取主動方式，且仍應臣服於其統治威權下，然而七腳川社渾然不覺地實踐部落的自主性，觸怒日本當局，所以將任意向日本政府索取代價之七腳川社，視作無視政府威權的倨傲不遜者，乃埋下七腳川事件日本政府討伐該社的遠因），故向森尾廳長告知總督府民政長官的意見，即歉難同意討伐太魯閣群，而應先彈壓或逮捕威里事件後，態度倨傲不遜、強索物品或不聽官憲政令之平地原住民，並送紅頭嶼拘禁（由此可看出即使七腳川社未發生嚴重殺警事件，但日本官方早已有整頓平地原住民的想法和打算，而利用「平地番」對付「高山番」之維持治安策略出現了轉變跡象），並於CE 1907年5月16日，撤除太魯閣地區之警察官吏派出所

9月，總督府（今臺北賓館）進行設計競圖。CE 1912年，動工。CE 1919年3月，建造完成

9月，西線桃園廳（以步兵運動戰為主，游擊於大豹溪河谷以及插角山區）隘勇前進隊自大溪出發，經石門再從三角湧湊合入侵大豹溪流域，而東線深坑廳（以工兵戰為主，據熊空山為主陣地，步步逼近）則從大寮地旁竹頭坑方面（向熊空山方向挺進，之後掌控從熊空山頂鳥瞰全大豹社之戰略位置）與桃園廳同步進攻。4日，總督佐久間抵三角湧祖師廟前廣場，在雨中校閱桃園廳警察部隊。5日17時啟程，部隊渡過三峽河並經13天庄，21時始抵烏才頭隘勇分遣所。6日清晨，桃園廳「第1次前進作業」開始（總指揮官早川源五郎警部、第1部隊長石川河彥、第2部隊長小城成斛、第3部隊長永井國次郎、第4部隊長谷川照雄、第5部隊長日永忠雄），而最終止於外插角山區。7-10日，石川第1部隊遭大豹社人在外插角忠魂碑附近奮力還擊，警部中內武之助及另11人戰死，同時8日以後臺灣守備隊第1旅團（特別是砲兵部隊之投入，對大豹社發射榴彈／散彈，是一種CE 1899年國際海牙公約禁用的子母彈）也派遣士兵前往（大豹溪流域至少設立20餘處砲兵陣地），軍隊介入事證明確。11日，一百甲方面大豹人強烈反擊，造成東線深坑廳部隊（一邊人工手鋸伐木，一邊往熊空山挺進）數十人死傷。18-19日，大豹人襲擊南尖腳（南尖角，今湊合橋下之河岸犄角），試圖阻擋桃園廳的隘勇線前進，而此期間大豹溪左岸則不斷出現增援而來之原住民。21日，小城之第2部隊開始挺進九空〔或稱狗空，臺語「狗洞」之意／今18洞天與湊合橋中間之壺狀溪谷，大豹溪對外的天然隘口／今五寮河與大豹溪匯流處，泰雅語稱哈盆‧斯布東（Hbun Sputong），即「匯流處有白色燧火石」之意，清領時之「褒懂（Sbudoug）社」〕，與大豹群發生激烈交戰，樂信‧瓦旦在戰後對國民黨之歸還土地陳情書中以「插合峽谷」之戰記載。24日4時30分，大豹群掩體（長度超過100公尺的U型環狀壕溝）之「熊空第2突角」（熊空山東北方稜線約300公尺處標高900公尺之高地山頭絕頂，又稱「熊喉首」，事後10月10日取名「犬歸阪」）被加九嶺砲臺及竹坑山砲臺轟擊。26日，才遭佔領，有木社乃喪失熊空山的第一線屏障。同時，南尖腳橋樑（即湊合橋前身）架設完成，大豹溪2岸交通取得聯繫，惟九空隘口始終無法突破。9月27日早晨，桃園廳1、2、3、5等4個警察部隊繞過九空前進，但處處遭大豹群抵抗而無法動彈，其中惟日永之第5部隊天黑時才抵內插角山區某預定高地，山砲隨即開始砲轟（至翌日），而其他部隊才能持續前進（永井之第3部隊佔領崙尾寮溪的右岸高地），28日除以山砲牽制插角的外大豹社，也完成有木及一百甲方面內大豹社領域之包圍（大豹群以有木社哈勇‧西侯為領袖）。30日，石川之第1部隊放棄逆大豹溪而上，改為迂迴山腹而佔領今日中崙山脈某樞要地點〔可能在今中崙產業道路上之大勝寺或彩蓮觀音廟一帶，因為該處可同時左右觀望今日插角和有木2個區域，距離瓦旦燮促所在的大板根約1,500公尺，而距副頭目西蘭瓦旦居住地之番仔厝崎則約800公尺，而番仔厝崎位於今私人別墅群「悠峽山莊」（日治時期為三井合名會社辦公宿舍地）一帶〕，這裡距瓦旦燮促3兄弟家屋及插角之大豹本社僅1,500公尺，而距離副頭目西蘭‧瓦旦（Slan Watan）家屋也僅800公尺。此外，對於油膜社（有木社）及大豹溪左岸另一外大豹社｛金敏〔Knabi、カナビ、金仔敏／原居大豹溪南岸，後為集中管理而遷至今大豹溪金龍橋對岸之大平臺／如同北插天山之於大豹社，金平山（kanabira、カナビラ、卡那比拉山／三峽區五寮里）則是金敏社的重要象徵〕社或東麓（Tonung，「樹下有水池之地」之意，來自墩樂社）社｝，同樣也起了壓制作用。10月1日，永井之第3部隊佔領距插角僅3、400公尺的崎腳頂。2日8-11時，日方從中崙第1崎腳與山下的崙尾腳（即中崙崎腳，今北114線上大德橋一帶河階凸地）砲陣地，發砲轟擊外大豹社頭目和副頭目之家屋。3日，部隊集結於內大豹大社，佔領瓦旦燮促宅第之所在。6日，東線之深坑廳部隊再次啟程（9月26日，已佔領熊空第2突角）順著熊空山山崙往下，希望直取熊空山腳。同時，西線桃園廳第1、3、6部隊分別啟程，則直指中崙第3崎腳（今3溪交界之東峰橋對面，正德居旁之熊空溪和無名野溪的會合處）和熊空山腳。7日，深坑廳部隊正式佔領熊空山，並設置新的砲兵陣地。13日，2部隊長及隨行警戒員終於聯絡上，整個大豹流域龐大土地終被佔領。19日，4支分隊又往五寮詩朗方面前進，將隘勇線推往三民方面之牌子山，而五寮（Kanabilu）與詩朗之大豹人則直接往南過分水嶺，再下至鄰近的三民下基國派。17日（？），守備隊返回原單位。2廳共出動1,454名，其中警部以下死傷者共43名，日方稱之「大嵙崁前山蕃大豹社方面隘勇線前進」（9月5日至10月24日）。19日，日方再度匯集並編成隘勇前進部隊。11月7日，完成竹坑山經熊空山到大豹溪、五寮河、水流東、阿姆坪，一直延伸到石門第4隘寮，即三角湧支廳至大嵙崁支廳全長5公里之「加九嶺—熊空—大豹隘勇線」。CE 1937年元月8日，在臺北州警務部長佐佐木金太郎主持下，於海山郡三峽庄外插角舉行「忠魂碑」（今三峽區金圳里 ）儀式以紀念當年桃園廳石川和彥第1部隊之戰歿者（漢人傅鐘培擔任建設委員長）

10月5日，深坑廳及桃園廳隘勇前進隊，以東西2面夾擊方式，歷經5天5夜激戰10餘次，日稱「大豹滅社」（原大豹社人，CE 1923年被迫離開大豹溪流域，遷徙至異鄉之決定，可說是「大豹滅社」的時間點／CE 1934年，行政區劃被「平地」化編入「臺北州海山郡三峽庄」竹崙字竹崙，從地名角度看，也可說是「大豹滅社」的時間點）

10月27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發表〈演子弟戲〉一文，描述臺北廳錫口街（今松山）一班「子弟」〔係指業餘之戲曲愛好者，是良家子弟習尚戲曲之美稱，強調有別於吃鑼鼓飯的職業藝人，多少帶有一種非正式、半玩耍性質「𨑨迌」之嘲諷意味。由子弟自發性組成的社團稱之子弟團，同時參加子弟團也是民眾參與地方事務、表現個人才藝的最重要方式。在各戲曲類子弟團中，以北管子弟最為活躍，也是日治時期北管演戲最主要的核心參與者。北管在臺灣民間亦稱亂彈，其發展與民眾生活方式及宗教文化緊密結合，歷來是祭祀演出之主流，但凡廟宇酬神、建醮等慶典，都以其為首選。北管長期以來吸收不同劇種的表演元素，讓藝術底蘊更加厚實，仔細分析北管戲統之扮仙戲、古路戲與新路戲等，可描繪出長期兼容並蓄並在地化的過程。而北管音樂也被臺灣其他劇種所使用，共同形成臺地戲曲之特色。此外，大型北管子弟團人數眾多，擅長的表演項目往往不只單一品項，諸如神將、西藥、什音、獅陣、龍陣等，也會被歸納進同一團體之內，因此子弟團（大致分出錢的會員與出力之藝員2種身分，凡有「寄附」皆算「有份」的會員，長時間學藝的表演者則為藝員。而其經營方式是由會員籌措經費、藝員負責表演，2者相輔相成共同運作。其實，具群眾基礎之子弟團後來雖常成為政治動員或政令宣導的工具，但實際上參與者大多數對政治無感，所著重的則是參與地方事務之認同感，以及展現戲曲技藝的表演機會）實屬一種複合型的表演藝術團體（既是業餘表演團體，也是鄉親之聯誼俱樂部，逢地方祭典時還能娛神娛人，熱鬧出陣乃至上棚演戲）。北管子弟團在日治大正年代以後最為興盛，或與官方策辦之「奉迎」（是指迎接日本皇族的活動（有上對下視察之意味）活動有關，而要了解風土民情，最佳方式就是接觸富有地方風味的「催物」—集結眾人之儀式或活動所帶來的藝文展演，包括戲曲表演、藝閣遊行、武術陣頭等〕，「素諳歌曲，近又趕上臺開演，無異於戲，而卻不願以系自居，故別稱之曰子弟戲」，雖是描述臺北松山的子弟戲，當可視為彼時全臺子弟的縮影（自CE 1897年《臺灣新報》之明白譏刺，到CE 1899年在《臺灣日日新報》上乾脆直接提「禁戲芻言」，可見臺人衛道態度明確，惟進入20世紀後，這股衛道怒火似乎轉向新戲，對子弟活動稍轉溫和）。CE 1911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曾針對淡水「淡水軒」刊出4篇報導，而該團6月於龍山寺開演時觀眾數「以萬計」，「然基隆艋舺之子弟班。恆惹爭端。故警官禁不許演。」淡水軒受認可的同時也被勸勉「其毋效基艋之惡習也可」，易生爭端是當時子弟團屢遭詬病的關鍵。CE 1921年片岡巖出版之《臺灣風俗誌》中，記錄對北管子弟之觀察與收錄北管曲調，並詳列常演劇目。CE 1930年警察山根勇藏著作《臺灣民族性百談》，也對子弟熱中演戲的情形有生動之描述。不過，日人看臺人之子弟戲，常比擬為日本「素人演劇」，因「子弟」演出有「素人」業餘、義務的性質，惟若從演戲生態來看，臺灣子弟戲無論演出頻率、規模甚至演出水準，未必會比職業劇團遜色

10月，殖產局技師兼有用植物課主任川上瀧彌在森丑之助陪同下，第1次由登玉山採集植物標本，並在山頂立了一個小神祠，CE 1925年擴建為新高祠

早田文藏Hayata根據小西成章〔Nariaki konishi╱1862-1909／被譽為「臺灣造林界之功勞者」╱CE 1896年來臺，入大嵙崁撫墾署。CE 1903年，在大阪舉行之第5屆日本內國勸業博覽會時，與森丑之助展出他們合作的「臺灣森林地圖」，此外2人和田代安定還共同參與籌備總督府殖產局附屬博物館之建館工作（CE 1908年開館）。CE 1906年，進入殖產局林務課。CE 1909年9月16日，病逝臺北醫院╱CE 1906年也在臺東發現臺灣特有種「小西氏石櫟」Quercus konishii Hayata╱CE 1907年8月7日，在宜蘭（中嶺、拳頭山、舊寮山）蕃社坑（今寒溪農場稍北河床地）發現桑科新種幹花榕（Ficus konishii  Hayata，亦由早田文藏命名），今年也在巒大山採得巒大杉（Cunninghamia konishii Hayata）╱小西氏楠、小西氏灰木也是以其姓氏命名〕採自南投竹山烏松坑山之一無名針葉樹標本，在當時世界植物學頂尖期刊《林奈學會植物學期刊》上以臺灣為名，發表了1個裸子植物新屬（臺灣杉屬／此位階之後喪失）新種─臺灣杉（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Hayata╱活化石，約1億年前白堊紀地層中）

第2次修築基隆港，並將鱟公島（Klaij Hoeck黏土岬角／eylantjen小島）與鱟母島鑿除之

松村任三及早田文藏2氏合著《臺灣植物誌／臺灣植物總覽》（Enumeratio Plantarum Formosanarum），全書641頁，以歐文記載，東京帝大出版，並收錄18幅由早田文藏最早期所繪製之植物圖版，更是第1次真正以圖版形式發表的臺灣植物科學繪圖。其時，臺灣總督府設立植物調查科，由川上瀧彌負責，在全島進行大量採集調查，此時可謂臺灣植物調查最盛之時，然而大部份標本（包括模式標本）均送回日本收藏

賀田金三郎自日本招募農民318人來臺墾殖，為民間日人移民花蓮之始

川上瀧彌與森丑之助採集到扁柏，後經早田文藏於CE 1908年鑑定

今年，三井乃以「樟樹造林」為由，以低價「貸渡」方式，從總督府手中獲得雞罩山、熊空山、崙尾寮、竹坑山、五寮山、十三分安山所包圍範圍內、面積廣達2,385甲3分的大豹溪以北土地，作為樟樹造林與製腦之用。CE 1908年，三井進一步取得當時桃園廳下轄內蕃地，包括大豹溪以南之內大豹社、金敏仔社、污萊、熊空、插天山（Babaw Lupi／Babaw山峰、Lupi草蓆，像草蓆的山峰），總計5,800甲官有林野，而且是以30年免費之條件「貸渡」給三井

今年「桃園廳志」將大嵙崁蕃與大豹蕃並列，同時稱大豹蕃是由ヱボ（有木、花草藍、栳仔、有老，老字通「栳」，樟樹之意／三峽區有木里）社、ラワ（蚋仔、伊仔、望則、老畦／有木里）社組成

福州三慶班今年初次來臺，引發喜愛中國戲曲之熱潮，因和室劇場空間使用不符臺人習慣，故年底報端即出現擬建中國戲曲劇場的倡議。CE 1909年2月大稻埕下奎府聚街59番地，一棟足以稱為臺灣建築奇觀之劇場開始動工，淡水戲館由荒川泰治等日人出資起建，松浦孝次郎負責工程，占地348坪。建築主體為2層閩式建築，正脊、垂脊為雙層無尾脊，脊堵上之泥塑花草裝飾精緻奪目。建築最大亮點是形式特殊的入口處，一般傳統閩式建築由長向一側進入，為配合劇場室內空間，淡水戲館則自短向進入，以3重樓閣做為門面，主入口的龍虎邊由3疊鵲尾式馬頭牆（中國徽派建築特色，清領時期只運用於少數官衙建築因而深具特殊性，如澎湖總鎮署、臺北機械局、軍械所、巡撫衙門等）夾護，3重樓閣與建築主體間更以巨大之4疊鵲尾式馬頭牆做為銜接，山牆上左右對稱的龍踏祥雲泥塑氣勢非凡。此建築雖為中國傳統建築外觀，室內則是現代化劇場之鏡框式舞臺及設備，座位分為上下樓，1樓設有藤椅供觀眾入座。CE 1909年9月淡水戲館開幕，成為日後北臺灣主要的中國戲曲劇場。CE 1913年6月底，榮座與淡水戲館共同組成臺灣劇場株式會社，聯手稱霸臺北市之戲劇市場。CE 1915年，鹿港富紳辜顯榮買下淡水劇場改名「淡水新舞臺」，成為經營者與客群皆為臺人的本島劇場代表。之前CE 1911年2月，於臺南西門町1丁目44番地落成之「大舞臺」，由地方仕紳洪采惠等人共同發起興建，為南臺灣第1座客群鎖定臺人的中國戲曲劇場。到此臺人看戲不再是依附於廟會（許多匠師談起年少時之學藝過程，都表示觀看廟會戲劇演出，就是研究戲文人物呈現的最佳管道）民俗之游離式參與，而正式成為須購票進入，具有儀式性並歸順於秩序的時髦娛樂。CE 1920年代以降，新興之歌仔戲成為戲曲市場主流，大舉攻佔臺人劇場舞臺，直到日治末期，才出現各式活動寫真常設館（臺北芳乃亭）與混合型戲院（臺灣在明清時期屬於拓墾年代，自中國來臺之先民代入各式原鄉演藝，而戲劇演出則依附於婚喪喜慶的日常生活中。19世紀末，中國之茶樓戲園文化發展興盛，但傳入福建沿海一帶已是甲午戰爭割臺之後，其時表演的觸發是依循民俗節慶與特定事件，觀演行為則呈現游離式的自由參與。又日治時期前之臺灣戲劇空間場域，擔任臺南地方法院通譯的片岡巖，收集、記錄了當時之戲臺形制，並發表於《臺灣風俗誌》，1921）

阿里山龍膽（Gentiana arisanensis）由川上瀧彌與森丑之助於阿里山及玉山一帶採集，CE 1908年由早田氏發表為臺灣特有新種

 

CE 1907年：（清光緒33年／日明治40年）

元月6日，佐久間總督提出「五年理蕃事業計畫」（1910-1914）前身之「蕃地經營之方針」〔交由總督府官房秘書課秘書官大津麟平負責，確立以經濟利益豐富之北蕃地，作為「理蕃」的重心，並以「甘諾」（透過隘勇線推進原住民蕃地，並在封鎖的同時以物質利益交換，讓原住民同意並承認日方合法統治權之策略，稱之／日警誘使原住民「甘心承諾」在其境內設置隘勇線，日軍則以速戰速決手段早日完成征服）政策為主，施行設置隘勇線前進之計畫。而本計畫的最終目的，在於引誘臺灣原住民族從隘勇線外遷居至隘勇線內定居且接受管理，以將原住民土地財產收歸日本國有，方便日本官方或私人財閥開拓蕃地豐富之自然資源／「理蕃」政策之重點，其實在於日本資本家殖興產業的「蕃地」政策，而非「蕃人」／一如馬克思主義典範，矢內原忠雄（CE 1927年3月起，他來臺灣進行為期1個半月之「調查旅行」，而當時總督府正在推動「森林計畫事業」，透過區分調查將國有林野地分為：「要、準要、不要」存置林野。其中原住民保留地係以「準要存置林野」之名義劃設，而他誤以為「區分調查」是在區分所有權，事實上原住民保留地仍為國有，只是保障原住民之使用權而已。在他來臺的那個年代，原社現地保留才是主流，只有小部分過剩人口移住山腳。含CE 1931年以前完成之集團移住，大致上按照區分調查的邏輯，但CE 1934年以後之集團移住，幾乎全面推翻原先規劃／原住民保留地之所有權移轉至原住民，應是CE 1970年代以後的事，CE 1966年元月修正〈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規定，完成地籍測量後開始登記耕作權與地上權，登記後持續耕作或使用滿10年，轉移所有權）預設國家機器之使命是為資本家利益而服務，具體做法則是國家出手清除障礙，將盤據山林之高山原住民趕下山，使資本能「自由地」進入山林開發資源（矢內原忠雄的模型適合說明20世紀初泰雅族大豹社群之遭遇，但不意味同一套因果關係能推廣至不同年代的其他地方）。但黃樹仁教授認為殖民官僚的核心關懷並非資本家利益，而是如何建立能滿足母國總體利益之政績，以累積自身政治資本。日本資本家必須與殖民地人民競爭總督府的關懷，而且不保證總是獲勝（〈強制合作發展：臺灣日本殖民體制的米糖經濟〉，《挑釁的提問：臺灣研究的歷史與社會探索》，黃樹仁，巨流，2018）。李文良教授也認為「理蕃政策」之變革是總督府為了維持統治穩定所做的調整，而非為服務資本主義，為資本主義在山地的拓殖創造有利環境。總督府曾於CE 1907年（日明治40年代以後）、CE 1935年（日昭和10年代以後）積極引進企業拓殖蕃地，但前後都僅有數年時間，前者主要是基於「理蕃事業」考量，希望以拓殖作為經營隘勇線的後盾，但隨著「理蕃事業」告一段落而（CE 1914年）停歇。又後者則是因應戰爭，對東南部淺山推動熱帶栽培業（國策），但隨著日本控制南洋熱帶圈（約CE 1941年）又告停歇。即使總督府推動拓殖之時，企業大多只獲得經營權而非所有權，亦即蕃地大部分土地始終維持國有（〈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李文良，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確定「北討南撫」的基本政策（濁水溪以北用武力掃蕩泰雅族，南部則以安撫手段對待布農、排灣等族。在此大方針之下，預計在濁水溪以北設立「地區番號第1條」的霧社線，又針對北部泰雅族則設立穿越雪山山脈之「地區番號第2條」插天山線，同樣透過深坑廳和桃園廳採東、西夾攻方式），並在各地區進行大規模之隘勇線前進和討伐行動並進的強硬政策，從此進入準備階段。而佐久間之前期「五年理蕃」計畫為CE 1907-1909年之3年間，採取設置且加長隘勇線封鎖（僅封鎖不能為其增加任何山地資源）為主，招降或殲滅為輔之方式進行，派遣部隊鎮壓原住民的次數共計18回之多，且在前期計畫中，臺灣總督府完成對泰雅族「大嵙崁前山群」之征服（CE 1907年發動，CE 1908年11月完成「歸順」／而CE 1900年「大豹社事件」，則是日本整個理蕃戰爭之前哨站）以及掃蕩奇萊平原上的七腳川社（CE 1908年）。後期則為CE 1910-1914年，此刻更獲得日本帝國會議之支持，而擁有龐大理蕃費用（約1,590萬圓），乃以雄厚軍備武力為後盾，掃蕩壓制屈服「兇蕃」及隘勇線推進（要往前推移，才有威逼效果／實為開闢「理蕃道路」）為主，並決定沿用「七腳川事件」（1908-1914）之軍警聯合（並進）討伐形式來進行（第1次以軍事兵力，作為警察後盾對付原住民之成功行動。而佐久間總督動用軍隊，涉及侵犯天皇之統帥權／CE 1910年5月，發動對「大嵙崁後山群」之行動，名為隘勇線前進，之後卻以軍隊為主力），最後用「教化政策」為手段同化原住民（此時布農族除玉山以南之施武郡社群「未歸順」以外，其餘之巒社群等可以說幾乎都已成為「歸順蕃」）

元月11日，三井獲准大豹社全隘勇線內之土地，租金1年1甲1錢。CE 1927年，三井登記取得大豹土地所有權。CE 1936年7月，三井合名會社將土地以「買賣」移轉予日東拓殖農林株式會社（CE 1936年成立／CE 1942年更名為「三井農林株式會社」），又於CE 1944年2月，土地再轉為三井農林株式會社所有

元月19日，日方決定將南投、斗六2廳投降之郡大、巒大、丹大社等布農族「濁水蕃」人及該「蕃地」管轄權，轉移到南投廳以集中管理，於是南投廳集集街成為操縱「南蕃」布農族的政策中心

3月，大嵙崁前山之大豹蕃等11社，於阿姆坪隘勇監督所進行「歸順儀式」，泰雅族稱之Sbalay，有「和解」之意

年初，日人在李茂岸社（今福山）設置隘勇監督所及桶壁（今忠治）駐在所，以監督烏來各社，之後陸續開鑿烏來、宜蘭、桃園間山區之隘勇線，並架設通電鐵條網

5月5日，桃園廳前進部隊700人（加上之後臺中、南投2廳增援千餘人）集合於阿姆坪隘勇監督所出發，約9時抵枕頭山南方高地，隨即佔領並設置山砲，惟之後遭大嵙崁前山群、馬武督群、大豹群（事先已將老幼婦女撤退到大嵙崁後山、雪霧鬧溪北側，祖先所遺留之避難地Tayax、Taiyaf、泰雅富／林茂成，〈依據林昭光先生口述及文憑資料整理〉，1998）等攻守同盟的強烈抵抗（日方認為是潛入馬武督之「土匪」與瓦旦燮促所煽動／如果枕頭山淪陷，整個大嵙崁前山群與大豹社即被一網打盡，成為「線內蕃」，連帶危害新竹馬武督群及大嵙崁後山群，並打斷桃園與宜蘭馬力巴系泰雅族之團結）。6日，另一端深坑廳700餘人部隊自屈尺、李茂岸（隘勇監督所）向東出發，直往北插天山方向單線前進（此條隘勇線前進其實是想追殺避難於插天山西南邊東眼山麓之大豹群，是「五年理蕃計畫」上所列之「地區番號第2號」隘勇線），途中雖曾遭屈尺蕃〔清代官方之命名，不以烏來泰雅族傳統習慣為依據，而以最鄰近之漢人村莊來命名，又稱北蕃（森丑之助）或黥蕃／相傳創始頭目是從桃園拉拉山遷徙而來之亞維‧布納（Yawuibuna、Yavipuna、Yawi Buna、Yawi Puna），其大兒子北伊後Peiho居住李茂岸及基亞鞏，二兒子達納Tana定居拉號，三兒子巴亞斯Payas定居拉卡，四兒子布干Bukan定居逆有鍋（加九寮。另一說稱沙波Sappo，定居西波安、希波安、桶壁），五兒子伊旁Iban遷往烏來，但定居至西羅岸〕抗阻，但雙方實力懸殊，深坑廳部隊5月16日（1個月？）就完成從李茂岸至插天山的隘勇線，並在北插天山〔塔開山、Buvu Takai、Buvu Lupi、Babaw Lupi、Babaw Rangay／大豹溪的母親之山／北插與南插的山稜岔路稱谷里魯培（Quri Lupi，「草原鞍部」之意。泰雅語Lupi，「鋪在地上的草皮」之意。桃園復興區與新北市福山方面泰雅族姻親路的中間點）／北插天山—拉卡山—東眼山稜線上有一稱「谷里哈維伊」（Quri Hwei，「很累的鞍部」之意）的地方，是過去霞雲里之大豹人前往大豹溪流域之有木、滿月圓所必經之地〕東稜設立插天隘勇監督所（深坑廳部隊本部），而屈尺蕃從此喪傳統獵場成為「線內蕃」。8日，總督府蕃務課長警視大津麟平至阿姆坪參與指揮（桃園廳長津田毅一在此督戰，還被龜殼毒蛇咬傷致死）。9日，桃園廳在枕頭山遭到泰雅族部落猛攻，指揮官警務課長早川源五郎警部中彈（19日過世）。11日，新竹廳動員警隘700名直搗馬武督社域，在枕頭山參戰之馬武督群立刻撤退，且與內灣溪一帶之馬福社人一起反擊，51天後日方獲勝，從此馬武督蕃成為「線內蕃」（6月30日，完成內灣溪流域的馬福社新隘勇線，是「五年理蕃計畫」上所列之「地區番號第8號」隘勇線）。5月16日，雙方火力開始懸殊，日方士氣乃大振，而泰雅族方面損失慘重，高義蘭社頭目Batu Tali死亡，奎輝社頭目Maray Batu也受重傷瀕危。6月4日，日方加碼砲轟，雙方在枕頭山東北角最高處泰雅族陣地肉搏攻防，日方終究拿下。11日，角板山社頭目Putay Wiban到角板山分遣所表示和解，請求停止砲轟。12日下午至夜晚，雙方又在枕頭山北端桃園廳部隊佔領地短兵相接。當天大島九滿次警察本署總長曾巡視桃園廳前線並慰問，表示戰亡者可入奉靖國神社（從5月至6月中，雙方激戰49天，戰火殆無一日之休止，同時也是連日豪雨）。22日，抗日者為談和解而召開部落會議。23日上午8時，抗日者提出和解前提，但遭新任桃園廳警務課長永田拒絕。25日，雙方協議停戰10日（後再延到7月7日）。6月30日，內灣溪一帶之馬福社隘勇線完成，使得馬武督群離開攻守同盟。7月6日，永田課長與各社頭目們30人，在角板山分遣所展開和解交涉，各頭目基本上同意隘勇線前進至大嵙崁區域〔其中內大豹社頭目毛溪•馬萊（Boki Maray）及內烏來社頭目覔逃•排武（Batu Behuy）受日方之命來枕頭山與會調停／日方一切承諾就是「甘諾」計謀，談判協商只是權宜之策，一旦隘勇線完工就準備要隨時毀約〕。9日夜晚，雙方交涉終於圓滿達成，泰雅族提出14（11？）項要求，日方3項（《理蕃誌稿》，伊能嘉矩，第2編，p.548／是無文字之臺灣原住民族歷史上唯一被遺留下來的談判紀錄）。後續，桃園廳向臺中與南投等廳請求並獲得援軍，終於在8月攻下枕頭山。8月19日，各社頭目擔任嚮導帶領鋪設隘勇線，終於完成來自深坑廳之延長線連結，從阿姆坪經大嵙崁溪右岸（東岸）、和脗社、污萊社至插天山（枕頭山-插天山方面隘勇線前進／或稱「臺北-桃園橫貫隘勇線」）。除左右兩端既有之阿姆坪與李茂岸隘勇監督所外，中間新設角板山、合脗、污萊、插天等4個隘勇監督所、39個分遣所、隘寮276處、砲兵陣地1座、鐵線橋3座與藤索橋1座〔由此時日方甫完成插天山隘勇線而繪製之「插天山之新隘勇線」圖看來，當時內大豹社已遷移至東眼山的正北，即今日水車寮溪上游一帶，而外大豹社則大致位於今日志繼或佳志部落一帶，而詩朗社位置大致位於下基國派一帶。另外，根據CE 1908年臺灣總督府發給三井之〈三井會社樟樹造林無償承貸定名義變更案〉之公文附圖，除公文上記載三井擁有大豹溪以南、北插天山—污萊監督所—東眼山—金敏仔社—水流東的分水嶺隘勇分遣所以北之5,800甲土地外，由相關附圖更可發現，當年大豹群各社間的位置，其中內大豹社位置和前一年地圖位置相同，而外大豹社則明顯遷移至復興區的詩朗（水源地），詩朗社也遷移到角板山一帶，而在東眼山南麓則出現東眼社（今桃園市復興區霞雲里卡外一帶）〕

5月16日，動工設置「威里隘勇線」〔又稱「北埔隘勇線」，東臺灣第1條隘勇線，南至沙巴督溪（今娑婆噹溪／美崙溪）右岸（今水源村），之後朝東而行，經Sabato（今石壁堂）、茄苳林、Batomo（今八堵毛）、威里（今佳林）、北埔，北至遮埔頭（今北埔／康樂村、大漢村）海岸間，最後抵達海岸分遣所，長達2日里15町（約9.635公里）／在「甘諾」政策下設置的隘勇線，隘勇出勤人數最多的是七腳川社〕。31日，完工。線上設置隘勇監督所1處，隘勇監督分遣所6處，隘寮36處，以封鎖太魯閣蕃南下且保護平地庄民〔加禮宛庄、十六股庄（今花蓮縣花蓮市國強里豐川）、歸化社〕之安全，且設有通電鐵條網。但因此促使太魯閣蕃大規模遷移至沙巴督溪上游加禮宛山南方山腹開墾，而直接侵犯七腳川社之原有墾地，造成雙方之嫌隙與紛爭。CE 1908年4月，再決定將此隘勇線向西南方擴張約5町長，並付諸實行以抗衡太魯閣蕃勢力

7月1日拂曉，日本海軍省派遣南靖（南清）艦隊2艘軍艦「浪速」與「秋津洲」，從海面砲擊古魯社以外的全部太魯閣蕃社。2日，臺東廳警察官吏搜索討伐隊，以及花蓮奇萊平原7社（南勢群）阿美蕃500多名，攻入古魯社的2個蕃社，擊斃21名蕃人，並燒毀18戶蕃屋與耕地。官方則有2名隘勇陣亡、2 名受傷，而蕃社有8名戰死、7名受傷。其後又派警備船「扇海丸」巡邏於東海岸，時而砲擊蕃社、時而取締海上走私行為

6月21日，臺灣鐵道旅館〔臺湾鉄道ホテル╱たいわんてつどうほてる╱Taiwan Railway Hotel╱松ヶ崎萬長、總督府土木局技師野村一郎、鐵道部技師福島克己設計，工程發包大倉組（今日本大成建設前身）田原豐次郎，以工程費24萬圓，於臺北車站前3,069餘坪之土地上，興建建坪約620坪之3層樓的德國文藝復興樣式、馬薩式屋頂（Mansard roof）之紅磚建築〕開工。CE 1908年5月20日，舉行上棟式。10月20日，於縱貫鐵道全線開通典禮前4日完工（CE 1936年，位於臺南車站2樓、250坪之鐵道旅館支店完工，3月底啟用，是全臺第2間西式旅館，名醫兼作家吳新榮讚為「南臺第1旅館」，而臺北館則改名「臺北鐵道旅館」）。CE 1945年5月31日，在臺北大空襲中被炸毀。戰後臺灣省營之「臺灣旅行社」接管，並租用位於泉州街1號的臺灣教育會館，小規模修建後改稱「臺灣鐵路飯店」，並繼續營業（CE 1946年2月，復業）

8月12日，臺中廳東勢角支廳長井野邊幸如（CE 1896年4月抵臺／CE 1901年調任臺中廳東勢角支廳長，兼掌土語翻譯，曾擔任《警察沿革志》編纂主任。CE 1909年調任阿緱廳警部，先後擔任蕃薯寮支廳長、臺東廳警務課長兼蕃務課長、巴塱衛支廳長、里壠支廳長等。CE 1916年調回臺中廳，擔任彰化支廳長，CE 1918年調民政部警察本署蕃務警視）為巡視轄內隘勇線，抵白冷監督所，由警部本鄉宇一郎（CE 1902年6月擔任臺中廳警部補，亦曾任東勢角支廳長。CE 1915年八仙山林場啟用前，已退休返日）、警部補原豬治、2名巡查及原住民嚮導10名，8時從監督所啟程，至十文坑之大甲溪合流地點（石文坑的水源，蕃人稱之冬濛）。16時，雷雨頻來，一行人在該處結寮過夜。13日，沿溪上溯，約行4公里抵溫泉前岸，之後派原住民游到對岸，更接近溫泉口，距此溫泉口上游約18-20公尺，更有點點溫泉湧出，一行命其名為「明治溫泉」。因當時支配力只及於白冷監督所，故僅發現並命名，並未常駐（〈探險蕃界溫泉〉，《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2796號，1907.08.28）。CE 1911年2月，大甲溪隘勇線再次前進，從白冷監督所沿大甲溪左岸，經裡冷溪抵達久良栖，新設約8公里隘勇線。25日，第1部隊長本鄉宇一郎及警部原豬治到達明治溫泉附近，與原住民相互射擊，戰鬥持續4小時，之後為維持警戒線，於3月25日解散，此為「明治溫泉」第2次出現史料中（《臺中廳理蕃史》，p.174、177-181）。CE 1927年，由臺中州、有志民眾臨大甲溪合力建造公共浴場。CE 1929年2月，明治溫泉號稱「風光佳麗，全島第1」。CE 1931年，原由臺中州廳經營之明治溫泉改隸東勢郡經營。而《臺中州要覽》（1931.03）指出，從土牛至明治溫泉有2條路，第1條是營林局輕鐵，在大甲溪左岸山腳蜿蜒前進，風景雄大極妙，約3.5小時抵久良栖，再步行綠蔭下山徑5.89公里到達。第2條則是坐手押臺車沿大甲溪右岸前行，到橫流溪（橫龍溪）下車，不行經久良栖，約3小時可達，沿途道路平坦，可悠遊玩賞四周風光（CE 1920年代要到明治溫泉，若走大甲溪右岸，可坐東勢至楓樹腳之臺車軌道，這是臺中輕鐵經營，後來這段臺車路延伸至橫流溪。接下來就只能靠步行。另外，可從和盛搭乘八仙山鐵道抵佳保臺，再步行至明治溫泉，或是抵久良栖後，走過鐵道橋到右岸，然後直往明治溫泉而去）

9月，竹仔門發電所（8月新店溪龜山發電所開始啟用）引水隧道工程動工，承包商為大倉組（今日本大成建設前身），以荖濃溪河床與獅子頭圳間之水位落差來發電，而於竹仔門山東側獅子耳處，建築攔水壩將荖濃溪水越域引入（鑿穿虎形山與竹子門山）馬蹄型引水隧道（高3.2公尺、寬3.2公尺、長505公尺）取水口（CE 1911年9月、CE 1912年8月2日及CE 1913年7月下旬3次因颱風使取水口受阻，導致長時間停電）、出水口，並經沉沙池、排砂（洪）門且通過竹仔門山西側之梯形引水明渠（頂寬10公尺、底寬6公尺、高2公尺、長350公尺，有3道沉沙池和排砂門等攔汙設施）、前池（高程99.911公尺），再被導入4條厚度3/8吋、直徑1.5公尺、長66.65公尺的輸水壓力鋼管（CE 1958年全數更換）後，以45度之傾斜角度產生重力，進入發電所內4座［向德國購買瑞士蘇黎世Escher Wyss公司製造之橫軸雙動輪法蘭西斯 Francis式，出力700HP，有效落差21.3公尺／水車分沖擊式（適用於高落差250公尺以上）、反擊式（即法蘭西斯式，適用於中落差250公尺至25公尺／立霧發電廠及銅門發電廠）及推進器式（即卡普蘭式，適用於25公尺以下的低落差。水由下鋼管門流入蝸形管，經進水門而射擊於水車之輪葉，以傳達其動力而使之旋轉／沖擊式水車則使用噴水管，再經尾水管返回河道或尾水渠）3種］水輪機組〔可分豎軸式、橫軸式、貫流式（CE 1992年歸屬桂山電廠轄下之新竹縣竹東圳上游的軟橋電廠屬之，有效落差7.7公尺，早年是新竹電燈株式會社所興建之民營電廠）〕帶動發電機（德國柏林AEG公司製造、出力500kVA，全世界最慢停止商轉之機組）發電〔以每秒約350立方日尺（約等於每秒9.7立方公尺）的流量，推動發電機組產生電力〕。本發電所工程預算92萬1千圓，預計工期2年，首先引水隧道工程於CE 1907年9月動工。CE 1908年4月，開始進行發電所主體建築工程及輸電線架設工程。由於打狗至九曲堂之鐵道路鳳山線已在CE 1907年9月30日通車，所以建材可先經由火車運至九曲堂，再利用下淡水溪（今高屏溪）和荖濃溪水路，以30艘竹筏運到竹仔門附近，而每艘竹筏最多可運送15桶水泥，單程運輸時間需2天（但實際每天最多只運送15桶水泥）。另外，發電機組從德國出口，經香港轉運於打狗港登陸，經由火車運送至九曲堂，之後除可利用上述水路運輸外，也可利用運過下淡水溪後，藉由阿緱糖廠之阿里港線糖業鐵道，以輕便車運至高樹後再抵達竹仔門。又因水輪機組相當沉重，而輕便車是由人力運輸，故每日只能搬移1.8公里到3公里，過程相當艱辛。CE 1908年10月，開始調查臺南及打狗2地居民使用電燈的意願，但有意願之日本人大都是會社、商店、旅館及料理店，而一般民眾較少，至於臺灣人有意願者更是寥寥無幾，顯示一般民眾對於生活新科技仍持觀望態度。CE 1909年4月，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預估每年只有3萬圓營收，而對於小粗坑+龜山發便所則預估將有33萬圓營收）開始受理臺南及打狗民眾申請使用電力，同時亦啟動2處配電所之興建工程（預定CE 1909年9月落成，11月開始供電）。CE 1909年5月21日，4部法蘭西斯式水輪機發電機組全數運抵工地，10月中旬即安裝完成，發電所主體建築也在10月27日落成。11月18日，才第1次進行高壓輸電線測試，並從12月25日開始向臺南市街測試供應民生用電。CE 1910年元月11日，正式開始供電，優先供應部分臺南市街民生用電與打狗港築港工程（CE 1908年開始，CE 1912年完工），至4月上旬（採取每月啟用1部發電機組運作）竹仔門發電所4部發電機組（4*400=1,600瓩）全部啟用後，才開始供給打狗市街之民生用電，而開啟南臺灣的電力時代｛架設一條33kV特別高壓線路至蕃薯寮〔CE 1914年10月29日，總督府才正式公告將蕃薯寮街和旗尾庄設為供電區域，CE 1915年蕃薯寮、旗尾和旗尾製糖所（僅10匹馬力／直到CE 1930年代中葉以前，製糖都以蒸汽做為主要動力，電力只是輔助，且日治時期之製糖所大多於CE 1912-1917年間就陸續設立私營的小型發電所）開始使用電力，距竹仔門發電所開始供電已將近5年，且苓雅寮（今高雄市苓雅區）、阿公店（今高雄市岡山區）、橋仔頭（今高雄市橋頭區）、楠仔坑等地早已納入供電區域。至於發電所所在地之瀰濃、龍肚一帶，直到土壠灣發電所（今高雄市六龜區）竣工前，始終無電力可用。CE 1915年供電區域再擴大至車路墘製糖所（今臺南市仁德糖廠）及鄰近村莊，年底再擴大到大目降街（今臺南市新化區）。CE 1916年鳳山街（今高雄市鳳山區）、大港埔庄（今高雄市新興區）、港仔墘庄（今高雄市小港區）和嶺口也納入供電範圍。另外，土壠灣發電所開始局部供應六龜里之民生用電和隘勇線電力。CE 1917年供電區域又擴大至前鎮庄（今高雄市前鎮區），而CE 1918年元月，土壠灣和竹仔門發電所串連為同一供電系統，並取代竹仔門發電所成為臺灣南部最主要之電力來源，至此進入另一階段〕再轉向南方，沿下淡水溪西岸經嶺口〔今旗山區嶺口里／之後也設立分歧室，向南分出一條33kV特別高壓線路至九曲堂，連接九曲堂「唧筒室」後（九曲堂唧筒室火力發電所250匹馬力），再由一條2.2kV之配電線跨越下淡水溪至阿緱（今屏東縣屏東市／阿緱廳，高雄市旗山區及屏東縣全境，繼臺南、安平與打狗之後，臺灣南部第3座有電力供應之城鎮。CE 1912年，臺灣總督府作業所成立阿緱分室，6月1日起開放民眾用電申請。8月15日竹仔門發電所正式對阿緱供電。CE 1913年4月，竹仔門發電所至土壠灣發電所工地之輸電線路架設完成，也開始供電予土壠灣發電所建築工程使用），以供應九曲堂和阿緱的電力〕抵楠仔坑（今高雄市楠梓區）之分歧室，又分成2條同樣是33kV之特別高壓線路，一條向北經過阿公店抵臺南配電所，供應臺南、安平一帶電力。另一條則向南抵壽山山麓的打狗配電所，供應打狗、三塊厝打狗港（今高雄中學一帶）之電力｝。更因為此工程各階段皆需投入大量人力，除造成發電所外已有2家雜貨店與2家料理店（CE 1908年2月），以供應工人需求外，更使得鄰近之蕃薯寮街（今旗山區），也因糖業鐵道旗尾線開通、甲仙地區開始發展樟腦業，以及興建竹仔門發電所工程的關係，一躍成為重要交通樞紐、人口逐漸聚集

10月1日，官方公告「浸水營越遞送郵便線」又稱為「力里郵便線」（因為郵遞工作由馬卡道族改為排灣族力里社執行），取代「瑯嶠卑南遞送線」，成為臺灣島南部唯一東西向郵遞路線

10月7日早晨，角板山隘勇監督所、污萊隘勇監督所一直到見返坂隘勇分遣所約12公里一帶之插天山隘勇線，遭6、7百（6、70／400？）名武裝泰雅族部隊襲擊，聲勢浩大，日警共17人悉遭「出草」殺害（初期因攻守同盟關係，大豹群出奇有勁，但之後大嵙崁前山群與後山群沒有戰敗經驗，無法體會佐久間「理蕃」討伐之目的是徹底毀滅泰雅族，乃在各自掠獲戰利品後，隨即找藉口如陸稻收割離等開戰鬥陣營，大豹群只能獨自長期抗戰）。7日7時，控社分遣所遭150名泰雅族人襲擊，該分遣所隨即遭控制為根據地（反攻基地），並以此地奪來之山砲反擊日方，之後又襲擊樟山分遣所，日本清野巡查及隘勇1名遭馘首，不久日本援軍奪回樟山分遣所。19時，合脗隘勇監督所被60（200？）名泰雅族人包圍，而於10日夜淪陷火海中〔造成谷警部補及2名巡查戰死／CE 1907年11月28日，原位於今霞雲國小一帶之合脗隘勇監督所移往今大漢溪與霞雲溪匯合點（霞雲溪右岸），同時隘勇線由牌子山直下此匯合點（並廢除清水、薄野、舊砲臺、社寮、桃林、合脗、瀧上、深谷、坂下等9個隘勇分遣所），再接上合脗頭山—赫威山稜線（控社、樟山、見返坂），之後由赫威山逐漸下至山腰，循今日小烏來古道（深山、望都）直抵污萊隘勇監督所（往北下山可抵東滿步道，是CE 1908年為方便三峽方面物資及警備員可以迅速補充至插天隘勇線，因而開通有木到檜谷分遣所的新補給隘線），然後下到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杉胡）內的檜谷、岩戶分遣所，最後上接插天隘勇監督所。另又從牌子山聯繫東北方1公里之「2828高地」（金平山南峰），之後再接上CE 1906年大豹方面隘勇線〕，使得泰雅聯軍取得插天山西翼之中央樞紐位置，扼住平地日本援軍而無法上山救援。此外，附近之薄野（牌子山）分遣所亦受襲擊，有吉巡查被殺。9日7時半，深坑廳先鋒隊100人已先抵插天山西方污萊隘勇監督所，並派隈元警部防守19時半，枕頭山南角分遣所突遭襲擊，因此枕頭山北角分遣所下山警部率巡查趕赴救援。而今日桃園廳西波美廳長擔任隊長、山內蕃務課長為副隊長率領警部以下364人、隘勇750人等共1,114人（含長谷川警部下設之泰雅族人「別働隊」），也趕往角板山救援。另外，賀來倉太警視長在枕頭山指揮，大津蕃務課長於9日早晨親赴大嵙崁（枕頭山？）坐鎮，桃園廳本田警務課長則在角板山隘勇監督所指揮。11日，泰雅族繼續進攻見返坂與深山2分遣所，而角板山隘勇監督所也遭到身穿隘勇服裝之20名泰雅人放火焚燒，當時岌岌可危之角板山隘勇監督所中的通譯渡邊榮次郎、隘勇李石來等因娶泰雅族女為妻，而角板山社頭目Temu Watan不敢冒犯禁忌，遂由保護當女婿之日本人轉而保護這一批人（永田、長谷川警部、巡查、隘勇等人／拒絕義盛社人之要求交出日本人），但日方卻解釋為該頭目是「親日」份子，從此重用為大嵙崁區域的代表人。又今日臺中、宜蘭隊也趕到，東邊插天山有臺北、宜蘭、基隆支援部隊，西邊有守備隊第2中隊抵枕頭山。12日，日方擊退泰雅族部隊脫困。又有桃園、新竹及臺中、南投等部隊陸續抵達。13日，角板山方面之泰雅族部隊再次出擊，展開游擊戰式之緩慢攻擊，其主力據守在薄野分遣所東方附近深溝處，並築有掩堡。而據守於控社分遣所之泰雅族部隊，則利用見返坂分遣所第2隘寮附近之泰雅族部隊砲臺，砲擊深坑廳部隊之前線。但14日11時，卻遭日方反擊砲轟。15日，在污萊再新設山砲2門。自17日開始，日方砲臺頻發山砲、臼砲、榴霰彈等，欲粉碎泰雅族部隊賴以保命之大森林及掩堡，其砲彈猛烈的爆炸威力，使泰雅族部隊之傳統戰術無法施展。21日，日方奪回清水分遣所。22日，佔領清水分遣所東北方左翼高地。25日13時，日方奪回已燒毀之薄野分遣所，而泰雅族部隊意圖挽回局面而出擊，但雙方勢力消長鮮明，泰雅族部隊失去薄野陣地，而大津蕃務課長在角板山坐鎮指揮。此時泰雅族部隊僅剩大豹社和大嵙崁後山群堅守抗敵，而前山群左岸（西岸）之奎輝、拉號（羅浮）、基國派、高遶（箭竹叢生之意）、竹頭角以及右岸之合脗（合吻／今霞雲坪）、角板山等，已向日方表明和解（為日方態度強硬，拒絕個別之談和而僅接受全體一致之「歸順」立場，同時要求每一壯丁必須繳交一支槍）。26日晨，泰雅族部隊從控社分遣所，利用自日方奪取之砲彈向日方攻擊，但卻提早落地爆炸，而日方砲彈則在控社分遣所上方爆炸，殘存之20餘名泰雅族人只好撤走。10月30日，內閣總理大臣桂太郎特准臺灣總督府，動支第2預備金14萬7,000圓之「土匪鎮定費」，借著漢人抗日份子「土匪」參與其中之名，以方便動用軍隊。11月初，少數反抗者早已逃至大嵙崁後山群之雪霧鬧部落。11月8日，放棄原先與大豹社談判時而鋪設之枕頭山至插天山舊線路，而從枕頭山經2828高地（金平山南峰，993m）至合脗頭高地直線通往插天山〔由牌子山溪溯往大嵙崁溪右岸，再跨越合脗溪後一直延伸至溪流對岸，之後再經由外合脗社接到合脗高地，最後連結至深坑廳方面之插天山線。另外三角湧支廳也緊急開鑿大豹社領域東邊，有木（油漠、Iboh、Ibuh，赤楊木之地。赤楊木樹根之根瘤可與放射菌共生，形成固態氮增加土地肥沃度，也可作為建材及烤火材料／今三峽區有木里）社到大嵙崁前山群污萊社至中崙腳，一直延伸到合脗的插天山隘勇線，以堵住戰敗之大豹社群逃往原社方向〕之新隘勇線啟動（至此，東西2線的部隊完成聯繫，插天山隘勇線再次貫通）。12月7日完工，全線架設通電鐵條網（電力來自龜山水力發電所）。14日起，各支援部隊在大嵙崁或新店舉行解散歸建儀式後陸續返回。15日，插天山與枕頭山間之舊隘勇線撤除。30日，於桃園街景福宮舉行陣亡人員追悼儀式，佐久間總督與大島警察總長等出席，事件中戰死的64名日警中，有26名入奉靖國神社。事件後，逃離「線內」之族人幾乎都到南插天山（大溪郡污萊社Babaw Rinago／泰雅族大能蘭社Babaw Nago）和夫婦山峽谷一帶之霞雲、雪霧鬧，而以雪霧鬧溪北側的Tayax為避難所，但該地地狹且位於險崖高坡，瓦旦燮促只好向義興Gihen社借地種植陸稻，惟最後未等到收割而向日警表明屈服，以換取大豹群的生路「回歸故土」。CE 1909年10月1日，瓦旦‧燮促的兒子樂信‧瓦旦（林瑞昌／子林茂成、林茂秀、林昌運、林敞夫，女林紫苑／外甥林昭光Yumin Masazi／角板山教育所、桃園尋常高等小學校、CE 1921年9月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醫專研究科結業、部落公醫）、堂嘎‧瓦旦〔達盎‧瓦旦、旦咖‧瓦旦、林忠義／1902-1976／子林昭明、林昭光（前復興鄉鄉長），女多蜜‧堂嘎（林富美）〕2兄弟，送到角板山蕃童教育所就讀，住進宿舍。而繼承大豹群總頭目之Abau Syat（阿豹‧燮促／瓦旦‧燮促弟弟）將達盎‧瓦旦擄回隱匿（後被送至基國派Kiakopai，後又輾轉往泰雅富Taiyaf、義興Gihen等地，CE 1912年返回志繼Sikei部落），於是日警將樂信‧瓦旦送到「平地」桃園市街，安排就讀桃園尋常小學校，更改名為「渡井三郎」。又因本事件參與者包括大嵙崁前山蕃、大豹蕃、大嵙崁後山蕃及咸菜硼支廳所轄馬武督蕃，然官方懷疑其中另有潛伏於馬武督蕃的漢人隘勇約16人涉案，日方文獻乃定名為桃園廳「大嵙崁蕃匪騷擾事件」（之後有一批漢人轉戰新竹，於是11月發生「北埔事件」）。而對於大豹社頭目Watan Syat，則列為被煽動而貿然起義（尚未收割稻薯等備妥糧食即貿然發動）之失敗者，這是以漢人抗日份子為主謀（隨著「理蕃」討伐之進展，漢人抗日份子感受到喪失棲身隱藏地的危機），忽略泰雅族之主體性（與日方今年7月所約「14項條件」未履行，且泰雅文化中沒有「歸順投降」，而只有「和解」sablay與「接受」smwan），未理解泰雅族奮戰是為保衛其固有領土及尊嚴（漢人可說與泰雅族人雙方皆受困於同一條隘勇線上，於是出現不如藉機先發制人，以開闢一條生路的念頭）

10月，森丑之助參加蕃務本署測量隊前往鹿場大山，登頂完成測量後本要繼續縱走至大霸尖山，可惜當時蕃情險惡，被迫折返苗栗

11月14日，北埔客家人何麥榮及賽夏族人共150餘名分別出發，於15日凌晨攻擊北埔支廳、各地分遣所、內大坪日人聚落與太平學堂，殺害北埔支廳長渡邊龜作｛K. Watanabei，1868-1907／CE 1903年任新竹北埔駐在所蕃地巡查，公餘則熱中採集，並將昆蟲標本送北海道帝國大學松村松年〔Shñ nen Matsumura、1872.04.12-1960.11.07／CE 1895年7月札幌農學校畢業，CE 1896年任該校助教授，CE 1899-1912年文部省派遣至德國柏林大學留學，CE 1919年任北海道帝大教授，理學及農學博士。CE 1898年著《日本昆蟲學》，揭示昆蟲分類學的大綱，是一本劃時代之教科書，也是日本近代昆蟲學上最早出版的書籍。他是日本昆蟲學開拓者與日本昆蟲分類學基礎之建構者，在CE 1905年發表《日本昆蟲總目錄》，而北海道帝大的昆蟲學教室是當時CE 1922年日本唯一之昆蟲學教室。又最早進行臺灣蝶類研究的是松村松年及其門生三宅恆方。松村氏自CE 1905年起持續進行臺灣蝶類研究，直到CE 1940年為止，經其命名的臺灣產蝶類計有56種，學者如素木得一、一色周知等均為其門生。CE 1906年7、8月及CE 1907年4月曾2度來臺，進行甘蔗害蟲的調查。CE 1928年4月，臺北帝大理農學部舉行開校式時，松村氏也應邀來臺。CE 1905年松村發表《日本昆蟲總目錄第1卷（蝶蛾の部）》，正值臺灣蝶類研究之萌芽期，CE 1909年發表《臺灣產蝶類目錄》（動物學雜誌），記載臺灣產蝶類共230種，CE 1931年出版《日本昆蟲大圖鑑》（東京，刀江書院），臺灣既知蝶類全部圖示刊載其中。松村氏研究臺灣蝶類之標本，大多來自渡邊龜作、永澤定一、川上瀧彌、粟野傳之承、志津基太郎等人，還有從CE 1906年起，一位叫朝倉喜代松的標本商，採收大量蝶類輾轉予松村氏）／近來日本蝶類界將戰前CE 1929年，視為臺灣蝶類研究史上第1個黃金時期，而將戰後CE 1960年白水隆博士《原色臺灣蝶類大圖鑑》之出版，並且適逢臺灣蝴蝶標本再度大量輸出，視為第2次黃金時期的來臨〕教授研究。有4種臺灣特有種昆蟲學名冠其姓氏，包括渡邊氏黃斑蔭蝶、渡邊鳳蝶（2種蝶類）、渡邊氏東方蠟蟬（1種蟬類）、渡邊氏寬盾椿（1種半鞘目甲蟲）｝警部等人，一夕被殺死共57人（其中5位是小孩），後來總督府特設手掌形之「五子之碑」（今新竹縣北埔鄉外坪村內大坪「內豐國小」後方山丘）紀念。而擔任北埔支廳乙種巡查之大隘社頭目Taro Oemaw（CE 1907年10月，與各族頭目往臺北觀光，接受大島九滿次警視總長之招待），因受到隘勇蔡清琳（本籍廣東陸豐客家人，謊稱清廷已派兵登陸光復臺灣）之謊言而參與，並殺死大坪隘勇監督所日警等24日人，乃藏匿橫龍山一帶。之後，賽夏族人殺死蔡清琳，並交出其首級而結束，史稱「北埔事件」，而Taro Oemaw讓自願當替身之養子替他被槍決。此後，大隘社頭目Taro Oemaw（頭目家族原姓「豆」Tautauwazai，日治時期改姓「伊波」，伊波幸太郎，而國民政府時代又被改姓「趙」，趙明政／CE 1953年元月9日病逝，被賽夏族視為與泰雅英雄武塔卡拉霍同等之偉大頭目）乃接受任何差遣，而其2子Ivan Taro（伊波太郎）及Oebay（伊波仁太郎）皆擔任日警巡查

1l月，劉忠堅牧師（(Rev. Duncan Macleod／1872-1957）與夫人自加拿大來臺抵淡水。CE 1916年接續約美旦牧師（Rev. Milton Jack）為臺北神學校校長，CE 1927年接續巴克禮牧師成為臺南神學校校長。CE 1939年黯然離開臺灣，2戰結束後返臺，代表臺灣教會接收日人在臺教會堂，CE 1949年告老返鄉，CE 1957年7月28日含笑而終（在臺灣北部教會設教50週年時，著有《美麗島》（The Island Beautiful）一書）

11月，獅子頭圳擴建工程〔為臺灣總督府土木部於CE 1908年提出之「水力16年計畫」之一環／16年內擴建14條既有水圳，而獅子頭圳擴建工程是這14條水圳中最早動工者／有1條幹線、7條支線及2條排水路。該幹線以竹仔門發電所為起點，尾水滋潤整個南隆平原、瀰濃（CE 1736年／清乾隆元年，嘉應鎮平縣人林豐山、林桂山兄弟率領16姓40餘人赴美濃開墾，並選在瀰濃溪北畔定居，後發展為現今之美濃。之後美濃先民轉往龍肚地區開墾，開鑿龍庄水圳，築壩攔荖濃溪水灌溉，因此經常與荖濃溪下游之福佬村庄發生衝突，最終引發爭水械鬥造成死傷，平息之後龍肚民眾乃在龍庄水圳位於竹仔門取水口附近興建「水德宮」，並將出資興建龍庄水圳的鍾丁伯、管理水圳之涂百清、爭水而犧牲的蕭阿王，並列為「水利3恩公」、入宮奉祀）與旗尾，最後於旗尾注入旗山溪or楠梓仙溪。目前該幹線從竹仔門發電所至十穴部分改稱為獅子頭圳導水幹線（全長3,524公尺），十穴以下則是第1幹線（十穴即10座分水閘門，南邊6道門則屬第1幹線水路，北邊4道門屬第2幹線水路／第1幹線橫越美濃南方，總長20,000餘公尺）與第2幹線（由南往北貫穿平原向美濃山系伸展，總長24,000多公尺。而與東、西向之美濃溪相遇的所在，有一創建於CE 1926年的「水橋」，形成一下為溪水、上為圳水之獨特風景。水橋本身下方是給水走的路，上方則供人們和牛車行走，今日牛車已被2輪車取代。每年1至7月「黃蝶祭」，都是由「穿水橋」活動畫下句點），原4、5、6支線分別改稱獅子頭圳第2幹線第1、2、3支線〕開始工程前期之圳路測量，並至CE 1908年5月完成（由臺灣總督府全額出資興建，以土堤為主要構造，灌溉面積569甲）。CE 1908年12月，實際擴建工程正式動工。CE 1909年8月，幹線全線竣工。CE 1911年元月20日，擴建工程全數竣工（灌溉面積達4千餘甲），圳路總長17里31町（約70公里），打造出南臺灣重要穀倉〔至CE 1934年，美濃仍是高雄州之重要穀倉／CE 1973年，進行「獅子頭圳系統工程改善」計畫，包括增建排砂設備、設立「倒虹吸工」1座、排洪門1座（以降低水圳之淤沙堆積）、水圳內面改建成混凝土構造（強化設施結構，解決土堤漏水問題，讓水圳末端農田獲得足夠灌溉水源）、興建第3幹線（竹頭角圳／CE 1970年代由當時高雄農田水利會工務組組長李成利，帶領15位工程師修築完成12,000公尺。水圳經茶頂山下沿山腳而行，共有1,400公尺之涵洞和800公尺的隧道而不易靠近）灌溉美濃東北部竹頭角一帶的看天田／目前CE 2018年獅子頭圳已擴建為3條幹線、6條支線、133條分線、611條中小給水路、14條大排水路，其幹、支線及大排水路總長達145公里〕

11月，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日本三井財團為主體）在阿緱廳歸來莊（今屏東市）建阿緱糖廠，CE 1908年年底竣工，該廠在CE 1909年11月到CE 1910年11月之間進行擴張，將壓榨能力從1,200噸提升到3,000噸，為當時東洋最大之糖廠，號稱「臺灣糖業的新高山」（取自來義鄉的伏流水引水圳道工程，分別穿越了林邊溪與力力溪床下方，是日治時期為了灌溉下游新開發之原來溪流氾濫的「埔地」蔗田，供臺灣最大之新式阿緱糖廠製糖使用）

日本政府選擇在萬年溪畔設立「阿緱製糖工廠」，CE 1909年開工製糖。在糖業全盛時期，臺灣外匯之75％是糖業的產值，其中又以屏東糖廠產量位居全臺第2多。屏東糖廠為日治時期繼橋頭糖廠之後，成為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的社址，糖廠之興建見證了屏東市的興起，亦使屏東市成為屏東平原核心

日本商人西澤吉次（Nishizawa Yoshiz）到東沙島插旗，建造房屋、開採磷礦（鳥糞層）

臺灣鐵道飯店（臺灣鐵道ホテル）開始興建，CE 1908年開業，是臺灣第1座西式旅館，本體為德式紅磚建築，CE 1945年5月31日毀於臺北大空襲

日本商人西澤吉次（Nishizawa Yoshiz）到東沙島插旗，建造房屋、開採磷礦（鳥糞層）

臺灣鐵道飯店（臺灣鐵道ホテル）開始興建，CE 1908年開業，是臺灣第1座西式旅館，本體為德式紅磚建築，CE 1945年5月31日毀於臺北大空襲

今年開始印製由J. H. Heeres，後由F. W. Stapel續輯之《東印度外交文書集成》之第1卷，將近半世紀後至CE 1955年刊印其第6卷始完成。這部書是CE 1596-1799年東印度公司存在期間，公司與東印度各地土侯，以及其他與公司有貿易關係之日本、暹羅、印度、波斯等地所訂立條約、協定書等類外交文書的集成。而第1卷是CE 1596-1650年間之文書，第2卷是CE 1650-1675年間之文書。其中，有CE 1624年8月22日撤退澎湖之協定書、鄭芝龍與臺灣長官納茨及普特曼之協定書，麻豆社投降之條款、雞籠西班牙駐軍投降條款、CE 1662年2月1日之鄭荷條約、CE 1663年10月22日海軍艦隊司令波特Bort與靖南王之清荷聯軍協約等共有13件

自今年起至CE 1914年（日大正3年）間，漸次修築5條隘勇線，從北到南包括「塔次基里／得其黎隘勇線」（CE 1914年2月17日，開工。南接威里隘勇線，北迄得其黎溪口，全長約20公里。3月7日，複線式通電鐵條網架設完成，並設置三棧監督所及得其黎監督所（在新城）。9日，完成。另鋪設臺東至富世岡之手押臺車輕便軌道，供部隊使用／為太魯閣蕃討伐打響之第1砲）、「北埔／威里隘勇線」（CE 1907年5月16日，動工。31日，完成）、「七腳川隘勇線」（CE 1909年2月17日，完工）、「巴托蘭隘勇線」〔CE 1908年（日明治41年）5月21日新設，6月12日完工，以木瓜蕃居地新設之達莫南（花蓮縣秀林鄉銅文蘭／文蘭，銅蘭、銅文蘭／Tamonan、Tmunan、托莫南）蕃務（警察）官吏駐在所（今鯉魚潭北側／巴托蘭蕃歸順後設置番產交易所，由巴托蘭女通事Chiwan負責，因此突然富裕起來，與太魯閣蕃之外社及內社也能分庭抗禮）為起點，溯木瓜溪至牟義（今秀林鄉銅門村榕樹／木基羅Mugiro溪）路溪合流點為止，全長3里2町（約12.218公里）。目的在牽制與懷柔合流點一帶之巴托蘭群，一為防範太魯閣群南下木瓜溪流域尋找耕地，二更為將來橫貫道路預作準備，且一但開通必將跨過七腳川社生活領域。換言之，處置七腳川社才能將「蕃地經營方針」付諸實行，順利進行包圍北番的行動。因此，當CE 1908年七腳川社防守北埔隘勇線之隘勇出現逃逸行為時，原本可輕易解決處理之事，但日方立即毫不猶豫地進行大規模掃蕩活動（考量開拓臺灣東部之重要性遠大於利用七腳川社，也順便把七腳川社有關東部開發之問題一併解決／其實七腳川事件亦在日本前進隘勇線計畫之中，將偶發事件處理成全社反抗事件，藉機剷除七腳川社能為日本政府帶來極其龐大之經濟利益和理蕃統治上的效果，相較之下借助七腳川社來對付太魯閣蕃之利益就更顯微不足道），一來折損七腳川社銳氣，二來切斷木瓜蕃與七腳川社（在吳全城／CE 1825年，淡水富商吳全與自宜蘭招募而來之2,800名漢人移民所建設的卵石城池，但開發3年後荒蕪）之經濟交易活動，三來可將隘勇線推進包圍計畫實現，以利下一步即將進行之中部橫貫道路。又事件後巴托蘭群只受到輕微懲罰（甚至日方事件前即已被告密，知道巴托蘭群有密謀叛變企圖），可知日方之軍事掃蕩目的，並非僅針對抗日行動而起〕、「鯉魚尾隘勇線」〔CE 1910年2月24日，開始構築。北接七腳川隘勇線，南迄北清水溪（今鳳林鎮清水溪）。3月25日，正式完工〕，將北起立霧溪（Yayung Paro）口、南至知亞干溪口之山麓地帶完全封鎖，以壓制太魯閣人之生存空間，並防備太魯閣蕃南下遷移〔太魯閣族人在「威里事件」後，除遭遇日方大規模之砲擊而喪失臨海的土地外，其生活空間亦因受到隘勇線之封鎖，而發展愈形艱困及孤立無援／隘勇線是清末以及日據初期，舖設有鐵刺網的山地警備線，沿着山稜向蕃地延伸，目的是封鎖界外原住民的出入，隘路寬6臺尺（約1.8公尺），隘勇線外約100公尺內及隘勇線內約50公尺內，應清除竹、木、雜叢使視野開濶，週邊之地物亦應儘量清除，免遭蕃人利用。沿線設有隘勇監督所、隘勇監督分遣所、隘寮（隘櫃、銃櫃、槍櫃、哨棚）。每座隘寮派隘勇2人至4人駐守。隘勇是民兵，雇用漢人或熟蕃充任（或有老人、酒鬼、抽鴉片者、無賴漢等社會邊緣人，充當祭典人頭之犧牲者）。隘寮周圍設有副防禦設施，包括木柵、掩堡（上有槍眼）、探照燈、土凹（低胸牆）、通電或不通電的鐵刺網以及地雷，並依情況設置野砲、山砲、臼砲，以防止蕃人越界入侵平地。隘勇線是帶狀的防禦設施，每隔2日里（1日里=3,927.2公里）設有1個監督所，每隔1日里設有4-6個分遣所與8-12個隘寮。監督所與分遣所除了隘勇外，尚有警部或警部補與巡查駐守〕

巴托蘭群：巴托蘭蕃／清末，立霧溪太魯閣（Truku、托魯閣）群向南翻過稜線，進入木瓜溪流域，在巴托蘭山南麓（伏多丹地區，今龍澗發電所以西山區）建立馬黑洋〔Kmheyang、Mahiyang、kMhiyang／詞意為「山嶺稜線之鞍部」／CE 1892年，Paras Harung（巴拉斯•哈龍／）率領整個家族部落，移住到Btulan部落（即今龍澗電廠）西北方3公里處，仍以原立霧溪上游的駐地Mhiyang為名而稱之kMhiyang，意即「來自Mhiyang部落」社〕、沙卡亨（Skaheng、Skahing／詞意為「從中間斷裂的山崖地區」／バトラン社總頭目其名為カラウハタン，發音為Karauhatan，和文獻有點出入，按紀錄應該就是總頭目希峇爾‧瓦旦／部落住區位於木瓜溪上游右岸，上源柴田溪左岸，在和Btulan溪交會點之龍澗發電廠西方4-6公里地，北面依山而南面隔木瓜溪與Psawan部落相對，海拔700-1,000公尺區域）社、摩古莫給（古莫給、Qmgi、Mqmugi、Mqmgi／意指來自Qrgi的家族，Qrgi詞意為「蟋蟀」、「山藤」）社、摩古鳴歪（Mduway、Mkeuway／來自Uway部落）社、摩古伊波（摩古依玻厚、摩古伊玻厚、Mukiboh、Mkibuh／詞意為「來自Ibuh部落」，Ibuh詞意為「赤榕」、「畫眉鳥」）社、凱金（Mqicing）社、巴沙灣（Bsawan／意指「休息的地方」）社、巴托蘭〔Btulan、Patulan／炊煮糯米飯之地／今龍澗電廠現址，龍澗山南方，海拔500-600公尺，此處曾是Tgdaya族人東遷時期首先建立之Btulan部落／創建部落的是Tgdaya部族之Puhuq家族，第2批移入的是Truku部族Pyanan（畢亞南）部落之Wasaw Batu（與兄弟Oahuy Wasaw自Truku Truwan遷出，而在立霧溪流域建立Pyanan。Watan Batu時代再南遷木瓜溪上游之巴托魯Patul溪即今鳳溪的Btulan部落住區。子Karaw Watan則遷往先前Pribaw部族建立的Araw部落，即Quluh Pais西荖卡侯尼部落，位於Btulan南方山腹緩斜闊地。此時原先住在kMhiyang部落之Harung Pilay乃率家人全數遷住Btulan部落，並成為其部落領袖）家族，第3批移入者則是來自立霧溪流域kMhiyang部落的Harung Pilay家族，此即Btulan、kMhiyang部落皆為kMhiyang的居住區〕社等8個部落，稱之巴托蘭群，而驅趕由霧社群東遷而來之木瓜群〔Pribaw／自稱「可佈伊」（Kopae），太魯閣群稱其「巴雷巴奧」（Balibao-group）／經霧社越過中央山脈而居於木瓜溪中、上游，今銅門與池南一帶山區，之後因太魯閣群而東移至外木瓜地區（鯉魚潭南方山麓／外木瓜蕃：玻卡散、托莫南、里奇麻、斯米亞灣、巴拉瑙5社／斯米亞灣部落Alang-Simiyawan，又稱摩古希亞瑤巴雷巴奧Moksiyau-Balibao），而後又東移至花蓮縣秀林鄉原荖腦山及壽山Cimayawan之間居住〕

佐久間總督巡視臺灣東部時，決定「臺東線鐵道」先鋪設花蓮港至璞石閣（玉里）間之鐵道。CE 1908年，日本國會核准「臺東線鐵道」第一期工程施工，預計7年完成。CE 1909年，設鐵道部花蓮港出張所，正式展開臺東線鐵道之鋪設和經營，鐵道以製糖會社專用線為準，使用2呎6吋（762mm）之輕便蒸汽鐵道。CE 1910年2月1日，「臺東線鐵道」第一期工程先由花蓮港開工，全線分6個工作區〔CE 1914年（日大正3年）6月，以徒手開鑿方式進行「掃叭隧道」之地層開挖，但，挖鑿期間屢屢發生自然災害，也讓工程進度一再延宕，一直到CE 1916年（日大正5年）10月才完成。隧道全長1,166.33公尺，由北向南開鑿，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在隧道北口題字「無窮」（可由瑞穗馬立雲部落之小路進入），而南口則是安東貞美總督所題之「宏達」2字。舞鶴山舊掃叭隧道於CE 1984年7月1日正式走入歷史，目前已經啟用第3代自強隧道〕。CE 1910年底，完成第1工作區花蓮港至鯉魚尾一段（「七腳川事件」實在不能單純的視為社人反抗事件，因為從後來「散居移住」之安置處理，都可以發現與東部建設的時間點上有相當之巧合）。CE 1910-1919年，完成花蓮港-玉里線鐵道。CE 1919年，臺東開拓會社所有之臺東-里壠線完成，總督府鐵道部則於CE 1922年收購。CE 1926年，里壠-玉里段完成，而將南北2段串聯，形成臺東線，成為官線鐵道系統之一部分

《臺灣蕃地地形圖／5萬分一蕃地地形圖》今年開始由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測量，後有蕃務本署加入共同測量，直到CE 1916年完成，共有68張單色印刷地圖，由日日新報社發行，是日治政府為「理番」目的，對全臺蕃地所繪製之第1套山地地形原圖（但留下中央山脈南段，從關山、卑南主山到出雪山這一段未測量）

總督府修建可以行車之「景尾龜山道」，即新烏路前身，路線自大坪林、清潭、屈尺到龜山

第1次臺北市區改正

帝雉（Calophasis mikado Ogilvie-Geant，今學名Syrmaticus mikado，mikado為日語「帝王」之意／黑長尾雉）經英國著名採集家羅卻爾德Rothschild發表於學界［菊池氏CE 1906年11月從阿里山（塔山）捕獲帝雉20餘隻，而將其標本送交當時住在日本橫濱的標本貿易商歐斯頓Owston送至歐洲］，引起全球鳥界之重視與轟動。雖然同年英國採集家古費洛Goodfellow在阿里山無意間從原住民頭頂帽緣上飾羽所得之2根長尾羽，交由英國鳥類學者葛蘭特Grant鑑定，而認定是臺灣新鳥種。但真正雌雄完整的帝雉之最先捕獲，則是菊池米太郎之功

三井合名會社買下土倉龍次郎之伐木植林及製腦事業，此後南勢溪上游2岸的人文地景產生巨變，不僅屈尺、龜山、烏來形成人口集中之聚落，對外交通更為便利，山區裡也遍布載運木材的臺車軌道，堪稱臺車王國

《臺灣日日新報》之創刊10週年紀念專號，刊登一篇〈興行物年代記〉，指出CE 1895年12月，臺北城內有「軍夫大寄席」（位於北門街二丁目民房2樓／寄席屬室內小型表演場，上演人數較少、規模較小的演出，節目類型多元／CE 1897年12月，臺北西門外街便已有劇場建築「臺北座」，商業劇場純屬娛樂，觀眾必須買票入場），顧名思義可能是軍人的業餘演出或勞軍表演。同時，也記載CE 1897年臺灣已有「新派」〔乃相對於歌舞伎之「舊派」而言。西方立憲與政黨政治之概念因明治維新傳入日本，此後自由民權運動風起雲湧，各種政黨與政治運動團體出現。其中為向大眾宣揚政治理念，自由黨人川上音二郎（川上氏的演出被稱為「書生芝居」，「芝居」即日文的戲劇，「書生」就字面而言指讀書人，另具有別於傳統歌舞伎演員之深意。CE 1902年第1次為改編日本版《オセロ》專程訪臺，並至澎湖取材。創作新戲之同時，川上發明一新名詞「正劇」，用以標榜該作品，意旨真正寫實的戲劇。此劇CE 1905-12年間曾在臺上演，但非由川上劇團演出。CE 1911年第2次率團來臺巡演，成為臺灣劇壇該年度最大盛事，而邀請者正是高松豐次郎，他並將自己劇團稱為「臺灣正劇」，便是以川上之「正劇」為師法對象，也以新派的表演方式訓練臺灣演員）於CE 1887年打出「改良演劇」旗號，另一檔人角藤定憲（被稱為「壯士芝居」，所謂壯士，意指從事政治、社會改革運動的熱血人士。書生芝居、壯士芝居後統稱為「新派」）也在CE 1888年成立「大日本壯士改良演劇會」，2者都利用戲劇作為宣傳理念之手法。此戲劇類型乃出自社會政治運動，且多半以悲劇為主題，來臺演出者眾多，數量可與歌舞伎分庭抗禮。新派在日本是明治時期（1868-1912）產物，所演均為當代主題，大量取材來自報紙之新聞時事，另明治時期的小說也常被新派改編上演／一如歌舞伎在明治初期所受的批判，誕生於CE 1920年代後之歌仔戲、客家採茶戲，劇團常以「改良戲」自稱，所不同的是「改良」係出自民間藝人，非由官方或知識份子所主導，即便如此，仍然受到文化協會成員嚴厲的口誅筆伐罰。同樣誕生於CE 1920年代之新劇，如同新派也出自政治社會運動，後來則漸脫離宣揚理念之工具，蛻變成為戲劇而戲劇。若將臺灣20世紀初傳統戲曲之處境和現代戲劇的發展過程，與日本相互對照，會出現如攬鏡自照般的趣味。或許正反映出臺灣在日治時期現代化過程中，就連戲劇界也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日本現代化的影響濡染，而有相類似之歷程〕上演

 

CE 1908年：（清光緒34年／日明治41年）

元月11日至2月29日，總督府通訊局長兼參事官鹿子木小五郎進行臺灣東部調查事業。3月10日，呈報《臺東廳管內視察復命書》，此東部開發政策建議書提出應留意鐵道鋪設、經營和內地移民官營（關乎日本統治權之鞏固及大和民族的消長）之土地所有權問題（發現木瓜溪上游檜林品質不亞於阿里山森林）。也認為阿美族之存在和他們毫無經濟效益的土地遊耕燒墾方式，是開發東部農業之絆腳石，此外南勢7社擁有龐大槍枝和彈藥影響治安，未來則應予收繳。而對阿美族徵收土地與武器收繳，將是總督府開發東部所要面對之大問題。同時認為東部開發鐵道交通若在先，日本殖民開發速度必能加快 ，才能吸引與招致日本移民者來臺，未來原住民同化〔自CE 1914年（日大正3年）開始推動「蕃人」之同化政策，但在CE 1930年（日大正15年）的霧社事件爆發後受到挑戰，之後重新檢討。CE 1931年提出〈理蕃政策大綱〉（當代日本學者近藤正己稱為「理蕃憲法」），確立以「教化」取代武力威壓以進行同化的方針。臺灣總督府之「理蕃事業」，固然是日本於新領土建立國家威權的典型個案，但此過程中除包含「征服－控制－效忠」3階段以外，還涉及一個預先「命名」（naming）的認識論之支配過程，即對被統治者進行「科學的」分類、命名，並以此為依據進行統治的作為。而從伊能嘉矩以降之日本人類學者所建構的原住名分類命名架構，相當程度影響了原住民族之自我認識（〈殖民主義、「蕃情」知識與人類學－日治初期臺灣原住民研究的展開（1895-1900）〉，陳偉智，1998）。大體上霧社事件後之「教化理蕃」政策是由「授產」與「精神教化」2個方向來推動。所謂「授產」主要是透過協助轉化為定耕農業和開發經濟作物等手段，促使「高砂族」能夠儘速達到經濟的獨立自主，能夠加以課稅之狀態，最終則是為「高砂族」成為「自治的公民」（也就是有納稅能力的國民／「自立、自主、自治」其實是「臣服subjection」，「公民」終究不過是「善良臣民subjects」），以及將「蕃地」編入普通行政區域預作準備。換言之「授產」政策最終極目的其實是政治的：將「蕃人」改造為具有納稅能力的「公民」，以便將之納入國家一般行政體系掌握之中，而總督府乃於CE 1935年（日昭和10年）5月30日，制定「高砂族自助會會則標準」，如同CE 1920年代以來在平地地區數度實施的「地方制度改正」一樣，以「授產」為經濟基礎之「自助會」制是「內地延長主義」在原住民地域實施的具體表現。至於「精神教化」主要著眼於日本人意識之灌輸與風俗習慣的改善。而首任理蕃視學橫尾廣輔修正當年丸井圭治郎所提倡之全面、機械與形式主義同化政策，將同化焦點集中在語言和日本國家精神的灌輸之上，除蕃童教育所外另設國語講習所，並將傳統蕃社之青年聚會所改造為「敬神崇祖尊皇愛國為第一信條」的青年團，鼓勵受教育之蕃族青年擔任「先覺者」（其實是指那群最先臣服，積極接受官方文明論及現代化論述價值觀，並且協助推動現代化政策的族內菁英。而日本統治者培植、運用少數「先覺者」作為統治代理人之工具性意圖也十分明顯），亦即推動社內經濟自立與精神教化之主要協力者〕才指日可待（之後CE 1909年鐵道順利展開鋪設，七腳川社的所有土地遭沒收實是關鍵因素）

2月，伊能嘉矩（1867-1925）返回故鄉岩手縣遠野

4月10日，「縱貫線鐵道」全線通車，而採用1,067公釐寬軌道。10月24日，在歷時9年之艱困施工後，「縱貫鐵道全通式」在臺中公園盛大舉行，閑院宮載仁親王來臺主持「全通式」典禮，且在臺中舉辦「汽車博覽會」（日文汽車指火車），並於臺中公園「中の島」建雙亭（休憩所／池亭及停雲亭）以為誌慶（鐵道部長長谷川謹介廢除技師長一職，改任勅任技師，是技術官僚的首席）

4月23日，警部以下1,500人推進「大南澳（北溪）隘勇線」前進，由宜蘭冬山小南澳（紅水溝堡，今冬山鄉大進村）入山，經烏帽山、蘭崁抵大南澳，再至海岸龜山（浪速）下，全長9日里27町（約38.3公里），建造監督所（雙生腳、蘭崁、大南澳3個監督所）、分遣所、隘寮共53處，沿途並架設通電鐵條網。6月16日，在大南澳平野重新發現提督羅大春之「開路碑」。21日，完成。之後乃逼使下、上南澳蕃全部歸順，日本當局勢力，至此正式進入大南澳〔日本領臺前10年，尚未用心於理蕃事業，蘇花古道（清官路／清代北路）上仍歸生蕃地界，直到此時大南澳隘勇線之前進後，才有所改觀（CE 1904年臺灣總督府土地測量局測繪之《臺灣堡圖》，蘇澳以南的測量地區僅及於東澳嶺以北，而東澳、大南澳地區則皆闕如，印證日人勢力尚未即此）／南澳漢人住民全部都是在日明治41年以後（尤其是大正年間）才移民過來的〕，且自9月20日起，以50日趁勢完成修築蘇澳經圳尾溪、猴猴溪、烏岩鼻、東澳、粉鳥林、烏石鼻至大南澳浪速（今蘇澳朝陽里）之大南澳路蘇花古道｛大南澳警備道（蘇花古道大南澳越嶺路╱羅東林管處），沿途設有圳尾溪、猴猴溪、烏岩角、東澳、粉鳥林、烏石鼻、浪速等7個警察官吏駐在所。其中圳尾溪是大南澳路起點之駐在所，遺址在今蘇澳猴猴溪鹿鼎橋附近，當地居民稱之「衙門地」。而速浪以南至姑姑子社，尚未築路、僅沿海南行，姑姑子社再南則因太魯閣蕃未歸順，而無法通行。直到開山撫40年後，才在佐久間總督五年理蕃事業下，於CE 1914年太魯閣蕃正式歸順。至CE 1915年，乃進行大南澳至大濁水北岸間道路開鑿之踏查。CE 1906年9月20日（10月10日？）開工，CE 1909年5月8日（CE 1909年3月？）完工〔原大南澳至大濁水之蘇花古道，其中海線是由左右山左側山腳下過溪至對岸澳尾山西側山腳下，再沿南溪河谷（取水考量／今公路在其上方）筆直前進至山海交會處（大正6年，此處設置魯基岳夫ルキョフ駐在所。而魯基岳夫是指巨石之下可供臥睡的洞穴之意／另對於住在朝陽或海岸一帶之人，日治時期則可直接由海岸沿海邊南行至「跳湧／跳過海湧、海浪」處，再循山坡上至公路，此僅是一捷徑而非「清官路」）。之後則沿海邊山腰石壁崖道而行（「師次新城碑」有言：自大南澳遵海而南／公路仍在其上方）抵漢本海濱營壘處（漢本火車站東南方數百公尺靠海之處有清軍營盤址），再直接架2座木橋渡過大濁水溪。至於山線可能是經由今金洋之「無名溪／無命溪」至長水引方向的路線，但可能並未開通〕。CE 1916年6月，始建東海徒步道，並於CE 1923年完工〔路寬3.6公尺，僅供步行往來，完工後在宜蘭境內設立東澳、南澳、ナンケイ（南溪）、魯基岳夫、ベレフン（白來分）及大濁水等6個警察官吏駐在所〕。至CE 1932年（日昭和7年）6月，全線通車後再改稱「花宜臨海道路」｝

5月1日，打狗運河（哨船頭方面外國人墓地前之海面掘鑿一運河，今第1船渠）興工，由佐藤組包工，最初寬度24間（43.2公尺），長270間（486公尺），目前寬度77公尺，長度664公尺，水深3公尺

5月24日，「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後簡化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暫設龍山寺籌備。10月23日，在臺灣總督府彩票局（近藤十郎設計，今國防部博愛大樓）開館（CE 1915年8月20日，於臺北新公園開幕為「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紀念博物館」／CE 1915年8月9日，原館開館為「總督府圖書館」）

5月16日，在角板山社頭目陪同下，大豹社交出槍枝16支、子彈300發及珠裙18件以表「歸順」之意，於是日方決定讓其「假歸順」，遂形成「線外大嵙崁前山群」新部落（包括外大豹社、詩朗社、合脗社、東眼社／為觀察「悔改」後的誠意，而令其仍集中暫居住於隘勇「線外」官方所指定處，並嚴格限制鹽、鐵之供應，且無法獲准物品交易和醫療照顧）。25日，桃園廳長在角板山監督所又引見共15戶106人（包括居羅浮部落之原大豹社、金仔敏社、居義盛部落之原詩朗社、有木社），其中96人獲准「歸順」並被准許遷移至「線內」居住。11月4日，「線外」泰雅族人攜帶武器、家當與賠罪品於牌仔坪隘勇分遣所前集合，之後進入角板山監督所接受檢查，在「線內」角板山社頭目等作證下，表達和解意願，而由桃園廳長西美波主持第1次「大嵙崁線外前山蕃歸順」儀式，之後僅部分人准其居住在「線內」

5月，總督府秘書官齋藤參吉擬定蕃地政策〈齋藤秘書官之山地政策〉（其中隘勇線前進計畫中，預備要開闢的第1條隘勇線，是自埔里社濁水溪畔之埋石監督所管轄隘勇線末端，越過中央山脈至臺東廳轄內南勢阿美族居住地約18里，而它將直接影響巴托蘭蕃、木瓜蕃和七腳川社）呈報總督，他認為在殲滅土匪為臺灣第1期事業完成數年之後，仍尚未全盤規劃臺灣第2期事業之平定蕃地，是不了解蕃地事務攸關政府威信之政治責任（總督府預藉蕃地平定以建立政府威信，增加帝國對外威名，誇示殖民地統治完滿成功）。同時，蕃地除開政治目的，其經濟利益為開發山地事業，並運用原住民壯丁之廉價勞動力加入生產行列。其中最重要的是組織一個特別部隊來推動探險、測量與討伐，這支部隊是由山地戰爭有經驗之陸軍參謀、士官、下士等軍人中選拔出的警部、警部補，來充當隘勇線上的指揮官

5月，總督府蕃務本署切斷巴托蘭蕃與內外太魯閣蕃之間的聯絡，另一方面在木瓜溪流域（南岸）設置2日里長隘勇線。12月，七腳川社叛變，此後巴托蘭蕃對外交通斷絕。CE 1910年，當局在Tamonan隘勇線［從花蓮新城鄉屋伊里社向西南延長到花蓮鯉魚潭西側之Tamonan（文蘭）分遣所］架設鐵刺絲網外，准許巴托蘭蕃來交易物品，因此當局也對巴托蘭蕃的情況有所了解。CE 1904年，發動「太魯閣蕃、巴托蘭蕃征伐戰」。CE 1905、06年，花蓮港廳本田警部（當時任職總務課），曾經進入巴托蘭社調查，認為有「操縱」的空間

7月18日，早田文藏從神戶搭「西京丸」出發，22日抵基隆，採集一些海岸植物，又從基隆搭汽車往臺北。19日，與川上瀧彌一起參觀總督府標本，之後在臺北一週時間，進行總督府標本的命名工作，30日開始步上全島視察之途（7、8月間在臺進行全島採集視察），有川上、森丑、稻村時衛等人同行（島田彌市與佐佐木舜一因故被困艋舺車站無法同行）。首先前往苗栗，調查目的地是生蕃界之馬肋蕃山，當日宿泊於山頂，翌日下山。接下來是向巒大山出發（在公田庄和川上分手），是這次旅行從事採集的焦點，夜宿藤田組小屋，在此停留5天（《植物學雜誌》，〈早田博士ノ通信〉，1908.09）。CE 1917年4月，早田由南部北上花蓮港，到內太魯閣之陶寒社，再經新城沿清水斷崖東海岸一路直上大南澳、烏石鼻、蘇澳，再從宜蘭溯濁水溪，經叭哩沙、土場進入太平山事業地內，然後越過宜蘭、桃園廳界，經西村、高崗社、角板山下桃園，於5月14日回到臺北。又CE 1919年6月22日，早田搭「香港丸」抵基隆，然後前往澎湖群島進行植物採集1個月

8月底，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大津麟平警視總長（5月30日，到任並兼蕃務課長／5月原民政長官祝辰己過世，遺缺由「剿滅土匪」出名之警視總長大島久滿次繼任，警視總長則由秘書官大津麟平繼任）、南投廳能勢廳長與池田警部，為決定將伸向霧社之第1條隘勇線延長到櫻峰，乃連袂至埔里拜訪近藤勝三郎，希望他幫忙遊說霧社群，配合官方政策。10月1日，近藤至霧社招集各社頭目聚會討論

11月，日警方終於在霧社設置「霧社蕃務官吏駐在所」，以及相當於警察分署之「埔里支廳霧社分室」。12月，埔里支廳組成1,490人之大隊伍，進行埔里經霧社、立鷹（監督所下設鷹峰分遣所、三角峰分遣所及追分分遣所，今霧社支線上之松崗派出所位置）、三角峰到櫻峰之隘勇線前進，全長36.7公里，可控制霧社以北至合歡山方面之全部社群的要害

11-12月，總督府警察本署技師野呂寧｛CE 1894年清日甲午戰爭中，以地形測量人員身分從軍到清國遼東半島，CE 1898年臺灣總督府設立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進行隘勇線內土地之測量。野呂寧CE 1899年渡臺，歷任土地調查員、民政局警察本署及蕃務本署之專責測量技師、主任技師、地理課長等要職，尤其以他早期冒險進入高山地帶進行「蕃地測量」，樹立卓越功勳並獲得多枚勳章。在臺40多年最大成果為完成1/20,000地形圖集（《臺灣堡圖》）和1/50,000高山地形圖集〔5萬分一《蕃地地形圖》／CE 1808年（日明治41年）開始測繪，本套地形圖套圖之製作過程，靠近平原地帶地圖主要由臺灣堡圖縮製後再製版補上新的資訊，山地則常因山地探險工作而有多次以上的測圖時間，並發行有內部應急特殊版本地圖。根據相關典藏單位的地圖比對，含括太魯閣地區之4個圖幅：加禮宛、畢祿山、奇萊主山、グウクツ社，皆存在有特殊應急版本。典藏於臺灣圖書館及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簡稱LOC）的這4幅應急版5萬分一蕃地地形圖，雖然是CE 1914年10月再版之地圖，但也較忠實的呈現太魯閣戰役前後的測繪結果〕，曾被推舉為臺灣山岳會名譽會員／CE 1908年，蕃務本署蕃務課蕃地地形測量主任野呂寧開始帶領高山地帶之測量工作，此同時測量隊也扮演了侵略者的偵探隊角色。他的工作都與日警無數次的「隘勇線前進」及武力鎮壓息息相關，他到底是鎮壓山地原住民的馬前卒？還是地理探險英雄？然而至少在臺灣高山地理與山岳探險方面，其貢獻很大／CE 1910年5月，蕃務課增設「調查班」，由野呂寧主任負責｝、警察本署測量囑託志田梅太郎（3年後不幸在新武呂溪遭布農蕃馘首）與警察本署蕃務囑託森丑之助（31歲）對玉山地區進行觀測行動，並發表〈新高山紀行〉於《臺灣時報》第1號（CE 1909年／日明治42年元月）。他們［臺北→嘉義蕃薯寮→甲仙埔→打鐵山埡口（荖濃越山之越嶺點）→上荖濃→檨仔腳（荖濃溪支流寶來溪匯流點一帶的大河階，今六龜區寶來）→排剪社（荖濃溪北岸）→雁爾社］從高雄市桃源區桃源（雁爾Gani駐在所）出發，向北貫穿跋涉於南、北鄒族地界［越過玉山支稜（荖濃溪與楠梓仙溪分水嶺，向南南西延伸，稜上有大竹溪山、打鐵山、內英山，最南接到旗尾山／我丹山越嶺點）前往楠梓仙溪中游蚊仔只（Magatsun，附近已有漢人製腦所，今高雄市那瑪夏區瑪雅里民權），再沿楠梓仙溪上溯並越過越嶺點（簡仔霧埡口），向北下降至三石際Toyachi社（三石際社、蚊仔只社及附近小社群，全部屬於簡仔霧蕃，即南鄒族Kanakanab群，這裡是蕃薯寮廳管轄地），之後抵勃仔Takopulan社（原屬布農族施武郡蕃，即南遷之布農族施武郡群，因與達邦社往來密切幾乎鄒族化，今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村），再沿曾文溪左岸向北穿行於山中，到21時才抵達邦社。12月6日8時動身，主隊經由知母朥社（特富野社）往北，向阿里山十字路東側前進，於10時抵小徑最高點。14時，抵坪社仔（二萬坪），繼續沿鐵路東行到阿里山藤田組事務所（工務所，宿舍北邊約5町處，有民政部殖產局長宮尾氏命名之「阿里山神木」／CE 1908年2月11日，藤田組宣佈中止阿里山森林開發事業，直到CE 1910年4月總督府收歸官營，CE 1911年底完成鐵路工程）。而7日出發之行李隊，已在巡查及阿巴里巡查捕帶領下，直接從知母社爬上水山，12時半抵兒玉山，預定8日到達塔塔加營地。8日5時半主隊出發，從阿里山繞過萬歲山東側鞍部往水山稜線上，7時半越過和社溪西南支流源頭鞍部（此鞍部為達邦、特富野社之鄒族，與陳有蘭溪畔鄒族之間，往來行走的姻親道路必經山口）南行，於8時抵水山（位於阿里山山脈主脊中央，東聯石山、鹿林山之橫嶺，西接達邦、知母朥社地界，是十字路口中心點，同時也是西部曾文溪源流和東部楠梓仙溪源流分水嶺的分歧點）。從這裡拐向正東，9時半朝向和社溪南支流源頭鞍部下降，越過兒玉山、石山於中午抵達鹿林山，與行李隊會合一起午餐。13時離開鹿林山（腳下是楠梓仙溪溪谷，東邊仰望玉山櫻姿，西北方有塔山、對高岳，西南則有石水山在腳下，南方更遠處依稀可見蕃薯寮、後大埔方面山群，幾乎是360度的展望臺），最後於15時5分來到沙里仙溪源頭之露營地塔塔加（自從明治年代鳥居、森丑、野呂及總督府山林課專業人士走過以後，除鄒族獵人外，沒有別人會加以利用，所以這是沿著鄒族古道「水山、兒玉山、石山、鹿林山稜線舊道」到塔塔加營地的最後一次描述）。9日8時離開塔塔加營地，溯行至塔塔加鞍部，要沿著玉山前峰、西峰之稜線攀登。但爬上玉山西峰頂後風雨加劇，乃從西峰頂向玉山主峰方向下降，並決定向南在楠梓仙溪溪源找營地，最終找到一岩洞過夜。10日7時左右出發，沿著片岩碎塊陡坡爬上主稜，距離玉山南峰約500公尺。接著沿玉山主稜從南邊走向主峰，生怕向兩邊千仞深谷滑落（玉山西側是崩坍地形，岩屑滾動於陡坡面，而東側則是岩壁峭立，形成斷崖狀態），最後在10時半攀上玉山絕頂（CE 1904年臺灣總督府臨時土地調查局測得玉山高度為海拔13,020尺，CE 1910年元月民政部警察本署所製作之5萬分一《蕃地地形圖》，顯示玉山海拔13,075尺，而秀姑巒山則是海拔12,650尺／最後一段登山小徑，林務局更改不斜向南峰方面，而直接爬上玉山西側碎石坡到通往北峰的風口，再採之字形上主峰頂。楊南郡老師認為這條新路直上碎石坡至風口，因危險性較高乃設鐵欄杆保護，造成玉山形象大破壞，故建議回復以前登路，以確保安全及無汙染）。14時左右太陽開始西斜，出現觀音圈（七色光環halo）。14時40分開始下山，從東北側碎石大斜坡滑降，15時50分抵位於荖濃溪源流底森林中的露營地。11日7時半離開，沿荖濃溪下降，之後爬上左岸草地，改走山腰小徑，22時抵達八通關，並於八通關草原南側小溪旁營地紮營（斗六廳之鴻農巡查來迎接）。由於野呂15日以前非趕回臺北不可，因此決定將南中央山脈之觀測與探險，交給志田囑託和森囑託2位進行。野呂技師一行人沿陳有蘭溪溪底（CE 1875年清代古道／中路開在溪旁，至今CE 1908年已33年之久，有些路基已被溪水沖刷，或遭雜草石塊填塞。而布農族人皆涉溪前進，遇瀑布流泉則爬上倒木通過或攀岩高繞）下降，18時抵樂樂ラクラク溫泉營地（溫泉池在右岸），左岸凸稜上方小平臺有拉庫拉庫社。12日8時離開溫泉營地（清代古道東埔、樂樂Rakrak溫泉段築於左岸即西岸山腰，有完整石階，雖然陡險但工程嚴謹，楊南郡老師CE 1987年調查時，舊跡依然清晰。而日治時期之八通關越嶺道東埔、八通關段築在陳有蘭溪右岸即東岸，路經溫泉上方日人則設一Rakrak駐在所），改走右岸至東埔社（東埔1鄰／其北端今稱東埔溫泉之八項溪溪溝中也有溫泉湧出，適於入浴）。過午後離開東埔社，在陳有蘭溪與和社溪匯流處，見到楠仔腳萬社駐在所的國友巡查來迎接，14時45分抵鄒族鹿林大社（鄒族Loft群）楠仔腳萬Namakavan社（今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又名久美／Namakavan是鄒族語Namahavana之閩南語譯音字）。13日8時，與嘉義廳之中村警部、阿里山蕃朋友分手（中村警部要從楠仔腳萬社退回和社，從這裡溯和社溪上到阿里山對高岳，再轉回自己部落，這條道路也是阿里山鄒族與陳有蘭鄒族的古老姻親道路），沿陳有蘭溪左岸小徑，經由牛轀轆（Rinwunto，今水里鄉永興村）抵集集街。14日抵嘉義，15日安返臺北］。從排雲山莊下方楠梓仙溪溪源邊岩洞，斜上玉山主稜西坡，到玉山南峰北側主稜後，再沿稜縱走至玉山頂（12月10日10時半登頂，此路線於日治50年中被沿襲使用之／森丑之助則是第4次登頂玉山）後，野呂寧則東下八通關經樂樂溫泉（拉庫拉庫社／拉庫拉庫駐在所）到東埔社（其布農族來自東邊郡大溪西岸Hataran社，屬布農族郡社群，祖社為郡大社。而所謂「臺灣東部高山蕃」，指曾於18世紀向南部、東部移動之布農族郡社群）。而志田及森丑2人繼續循中央山脈主稜及其東側的布農族地界迂迴南行，歷經25天後回到原出發點，恰好環繞玉山一周。森丑之文章〈南中央山脈探險（1）-（19）〉也於CE 1909年元月起，連載於《臺灣日日新報》，19090107-0204

12月13日下午7時，原於之威里隘勇線值勤之南勢阿美七腳川社（291戶、791人／今花蓮縣吉安鄉）隘勇伍長芝魯霧甸（Ciluuh Vuting）等19人，認為日方轉勤調度及勞役分配不均，且沒有拿到薪資，而認定頭目Komod-congaw（Kumud-cungaw）與警方苛刻他們，因而於今日攜眷相偕逃至部落西方山區隱匿（罷工事件／其目的在殺害頭目及隘勇線上之警察）。13日晚上9時，花蓮港支廳長警部岩村槇吾聞此訊息，欲率領警察官吏前往鎮壓，但又接獲其餘隘勇已稍鎮定，未免人多起疑乃取消行動、靜待消息。14日，又有巴托蘭隘勇線之4名七腳川社隘勇逃走，襲擊赤水（ムキツロ）隘勇監督分遣所，造成1名巡察受傷後死亡。岩村支廳長遂命花蓮港守備隊長往援，該隊長乃派陸軍步兵綿貫（綿中）中尉率領一小隊參與鎮壓。而有勢力者Luuh-Putal又教唆巴托蘭群在威里及巴托蘭隘勇2線一帶「響應」並趁機襲擊，繼之臺東廳警務課長田中庸茂又率領廳警務課與璞石閣支廳之巡查前去支援。15日，加禮宛警察官吏派出所受七腳川社人襲擊，1日本巡查戰死。之後，七腳川社人包圍七腳川警察官吏派出所（因為花蓮港支廳長和以下警察官吏8人及大批守備隊42人進入七腳川社，造成社內壯丁警戒和恐慌）。此時社眾興起恐怖念頭，反正將來日軍嚴酷討伐無可避免，是故寧願滅族也要堅決一同反抗到底，而失去威信聲望之頭目亦莫可奈何勸社人回頭，故其狀況相當不樂觀並陷入愁雲慘霧，加上岩村支廳長和綿貫中尉雙方之間電話線突然中斷，使得日方全體也陷入重圍當中，更造成雙方氣氛難以舒緩（口傳對於臨時起意戫首日警之年輕人Koho' Fokeh，頭目擔心事態擴大，而交由該年齡層處決，以懲罰其魯莽行為危及社內安全，來表示七腳川無意抗日。由此可推論當時七腳川社應並非計畫性質之反日，但反觀日方之動員和掃蕩，倒像是蓄意將此衝突擴大為全社抗日行動，以合理化攻打驅逐七腳川社）。此時，花蓮港守備隊長增派陸軍步兵廣大尉率領一中隊，恣意猛烈砲擊，逼得七腳川社壯丁也跟著被迫反擊，至下午9時日方才擊退敵人成功突圍而出，惟在此衝突中日方斥候下士及士兵各1名犧牲。事件至此，七腳川社人乃被日方認為是全社投入參與反動〔其實日方於討伐七腳川社前，已事先派人向社人提出警告，威脅若不逃離就殺光（可知總督府已決心採掃蕩驅離措施，其對土地之意圖昭然若揭），所以大部分社人是倉皇逃走避難且手無寸鐵、甚至連糧食也來不及攜帶的，此跡象不像意圖抗日或經過策畫。而若未經長老會議和頭目同意，在當下是不可能發動全社抗日的，且少數隘勇之脫逃殺害行徑，並不等同七腳川全社有抗日意圖，況且他們之後從未返回七腳川本社〕，本來只是少部份人之薪資及逃脫問題，現被說是全社暴動抗日（而後遭滅社）。15日晚，森尾廳長因此親自前往花蓮港，而大津麟平警視總長也與池內陸軍參謀及部分軍隊，至基隆港搭乘「奉天丸」號，且於16日上午9時抵達。16日，日方擬定對七腳川社、巴托蘭蕃及木瓜蕃之討伐計畫〔完全以戰略和戰爭效果，以及對其他社群觀瞻與影響效益為考量重點，而不以3社其抗日行動之大小或嚴重性程度而定，見《日治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一）〈附錄第三臺東廳轄內花蓮港方面之原住民暴動事件〉，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p.656-657／將3社圍逼至山區隘勇線之內，藉困厄環境逼其就範、歸降，從而承認日本統治權，不再違抗政令並收繳槍械，因此「七腳川事件」是採行佐久間總督之「甘諾」政策的最好例證〕，而七腳川社人破壞電信設備，並紛紛撤退至木瓜山（今鯉魚山）一帶（日軍並未即刻往山區追擊之）。16日夜晚，令未反抗之其他阿美族5社共同奪取七腳川社物資、家具並燒毀該社（第1次）。此時，搭乘「須磨丸」號及「扇海丸」號之宜蘭深坑及桃園3廳支援隊共90人，也抵達花蓮港。17日，討伐隊正式成立。日方再命令薄薄、胞干、里漏、荳蘭、屘屘等5社奪取七腳川社之糧食且燒毀家具（第2次），藉以試探奇萊平原上各阿美族部落之歸順意願（聽命歸順日方可得好處，是日方認為對南勢5社展現之恩澤；然而南勢5社之認知，則覺得是他們辛苦協助、扛大砲出勞役等所該得的報酬）。18日，日方又下令焚燒七腳川社（第3次），並搬走殘糧。20日，軍隊和警察隊一起先向七腳川社附近藏匿之社眾攻擊，隨後再轉向木瓜山強力掃蕩，原住民因居所被燬及缺乏糧食而轉入山區周旋。同時，16日滯留於七腳川社之頭目Komod-congaw和1名長老今日企圖逃走，遂遭逮捕而被殺〔口傳則為事件結束之後，於花崗山（今花蓮國軍英雄館）遭傷口撒鹽以凌虐方式處死〕。21日上午4時，軍隊主力及警察隊自花蓮港出發，砲擊七腳川分社之秦歸社。上午8時，佔領該社且燒毀家屋。11時，日軍北進抵七腳川社，但無所獲而燒掉所有穀物庫（第4次）。下午2時，日軍返回花蓮港途中，反遭七腳川社人襲擊，但以優勢武裝擊退之。下午5時，日軍抵薄薄社過夜（同日，日本通信局長鹿子木以電報向大津警視總長，提出有關平定後之意見，除沒收七腳川人耕地，並可將之遷至海岸或中部地區之原野從事開墾勞動，然後招募日本人移住至原七腳川人生活領域形成村落，並開始耕作，此項建議之後成為日方與七腳川歸順社人的主要交換條件）。22日，日軍自薄薄社出發，再次搜索山腳一帶之平地，並以臼砲轟擊附近的山腰與溪谷，且對茂密草叢機槍掃射，又清除通往七腳川社之道路兩旁雜草，使人無法藉物隱蔽。23日，為防止山中反抗勢力躲藏於七腳川社殘餘之建築物，放火隊乃將之全部燒光（第5次／日方似乎有意將反抗事件擴大至木瓜溪流域一帶，而並不急著圍剿七腳川社眾。如前述巴托蘭密謀抗日因素外，七腳川、木瓜、巴托蘭3社其居住領域，剛好位於日本東臺灣重要建設之規畫土地上，尤其是七腳川社，無論是採腦、移民、鐵道、中央橫貫道路等事業，該社的活動領域正是日本開發事業之中心。倘若七腳川事件處理得當，日方自然可藉由懲罰七腳川社而沒收其遼闊土地，因而於討伐過程中，日方竭盡所能將七腳川社所有建物和作物焚燒殆盡。日方一燒再燒唯恐七腳川社還有重返之可能，此行徑適將其意圖掠奪七腳川居住地和無數世代生營於斯賴以傳承之土地的野心顯露無遺（之後對平原上之南勢各社指派要求各種勞役，以配合日本在東部的開發與建設，更是對原住民一次又一次的剝削）。至於所謂肇事份子即七腳川隘勇，罕見地毫無懲兇之作為，對於社眾也僅以大砲震撼射擊，將他們從七腳川西邊山麓趕至南部木瓜溪和木瓜山一帶，足見隘勇逃逸抗日事件，非日方軍事討伐之真正動機）。24日，日軍討伐本隊自瓜連港出發，於上午抵木瓜溪，借重設置於木瓜蕃銅文蘭社之大砲砲擊威力，於正午時佔領達莫南社（今文蘭），但遭木瓜蕃、巴托蘭蕃及七腳川社人聯合狙擊，遂於下午5時，撤退下山至木瓜溪畔紮營。12月25日上午6時，日軍又重新佔領馬拉卡散社、達莫南社及木瓜溪右岸一帶。另外，南部支隊於上午9時由鯉魚尾（今壽豐鄉光榮村）出發，佔領荖濃溪流域左岸之歌阿歪（コアオイ）高地，但在迫近歌阿歪社時突遭伏擊，日軍極力應戰無法擊退，遂退回高地紮營休息

之後，日方積極架設「七腳川隘勇線」（CE 1907年12月26日，開工），CE 1909年元月18日，日方於花蓮港街公學校西南方安裝石油發電機（花蓮地區首見石油發電機，亦為花蓮地區電氣化之開端，第1次有電力之使用）。20日，測試七腳川隘勇線上通電鐵條網（第1次設置，並在隘勇線周邊埋設觸發性地雷或電器地雷等）送電之效果。2月17日，完工［北接威里隘勇線南端之皋月分遣所，經七腳川社渡過木瓜溪至銅文蘭駐在所，沿鯉魚山下之鯉魚潭、荖溪（Loki，今壽豐鄉池南村），至哥阿歪社附近山頂，南迄鯉魚尾庄外400公尺處，約7里15町長。監督所4處、分遣所17處、隘寮20處、駐在所3處／目的為防止潛入山區之七腳川社、巴托蘭社及木瓜蕃等抗日者下山襲擊。南起鯉魚溪，沿著荖溪經銅文蘭、木瓜溪、七腳川山麓至娑婆礑（水源），與威里隘勇線連接，全長約30公里，且架設鐵條網，在花蓮港設置火力發電所發送電力成為電流鐵條網，而吉安鄉今日的親山線（太昌、慶豐、福興、南華、干城）大山自行車道即是過往之七腳川隘勇線］。接著派遣荳蘭（Natawran／Natauran／今花蓮市主權里田浦）部落耆老入山遊說歸順（有聯姻關係）。CE 1909年2月18日，日方於花崗山舉行解散討伐隊之儀式，部分七腳川人下山歸順。CE 1909年3月3日，森尾廳長及警視賀來倉太一起參加七腳川社人之歸順儀式，同時使其頭目與奇萊平原6社頭目舉行和解儀式化解怨懟。此次歸順戶數共計42戶、145人（男81人、女64人）及火槍30挺、彈藥24發。15日，臺東廳長及賀來警視又一起至鯉魚尾庄參加該批歸順者之儀式，並再度促使七腳川社頭目與奇萊平原6部落和馬太鞍分面之各部落頭目舉行和解儀式。此次歸順戶數共計214戶、951人（男425人、女526人）及火槍132挺、彈藥175發。最後，一部分歸順者120戶、349人甚至被移到鹿寮附近之大埔尾（今臺東縣鹿野鄉瑞源、瑞隆村／Defu Defu臺東縣海端鄉海端村or臺東縣卑南鄉賓朗村檳榔？）原野安居，稱為七腳川新社（Varuhay-Cikasusn／バロハイチカンワン／受到從西邊武陵來之布農族獵首威脅），其餘部分175戶、616人則被分在其他南勢6社及賀田庄、月眉庄、十六股庄等地。而歸順後逃走及不肯投降者，則越過木瓜溪於鯉魚尾一帶活動，或仍潛伏於牟拉納（原荖腦山，今壽豐鄉樹湖村or重光Sefiki？）溪谷山中與日方長期周旋對抗（日方始終未積極討伐而僅以鐵條網防範，也是利用他們來制衡太魯閣群以防其向南方出入），直到CE 1914年6月討伐太魯閣群時，才被收繳槍支及歸順〔144戶遷入溪口（Kiku）社（溪口監督所前方之平地林）及魯給（Luki／Loki／初居池南對岸山腳，CE 1942年合併入池南社，CE 1945年9月因3次颱風，疏散至壽豐山下Ci'alopalay及平和國中東北方至花東鐵路兩側間，屬今平和村境）社（牟拉納山與鯉魚山間之平地林）〕，計鎗器149挺、彈藥303發，史稱「七腳川事件」亦在此時才真正結束（1908-1914／有人認為「七腳川事件」之發生可說是日本人之陰謀，以利能名正言順攻打及佔領七腳川社的生活領域及自然資源，進而對往後收服太魯閣蕃有所助益，或藉此餘威威嚇太魯閣蕃侵擾平地之種種行為。然就此脈絡下之太魯閣人發展情勢而言，「七腳川事件」之發生與其滅社一事，似乎使得2社夙怨煙消雲散，且太魯閣人得以掌握原七腳川社之山區豐富資源，並跨越隘勇線向花蓮南方發展，以躲避日本人的壓迫；但同時卻也是太魯閣人逐漸被日本人所熟悉，掌握其民族性格弱點的時候，所以「七腳川事件」之引爆，或可說是往後日本人發動「太魯閣蕃討伐」的關鍵）。之後，日本政府於荳蘭、薄薄、文蘭設立蕃童教育所，讓七腳川社人和其他社人一起學習，打破過去的仇敵與緊張關係，使得族群對立及紛爭逐漸消失於無形，而部落族群意識乃由國家意識所取代，此後奇萊平原阿美各族社直接面對國家力量（經過日本之宣導和教育，今天之七腳川後裔都認定是隘勇殺警有錯在先，才導致日方毀的懲罰，日本殖民統治者掠奪了七腳川社土地，還剝奪他們在歷史上的認知）

而當年七腳川社族人的後裔，現在則分布在吉安鄉之南華（Fafowakay阿美語，日人稱初英，又稱畜牧場，光復後改稱南華）、太昌（美雅麥／Miyamay／原是故社北方之傳統狩獵地／CE 2004年8月更名為七卡溯安，CE 2005年更名為七腳川）部落，與壽豐鄉之光榮（Rinahem／文獻上以「鯉魚尾」見稱／光復後改稱共榮，CE1979年改稱光榮／今壽豐鄉光榮村，是七腳川社人口最多之移居地）、溪口（居知亞幹溪口而得名）、荖溪、月眉、池南〔初分2社，一為魯給Loki，另一為Felanaw／Fanaw阿美語，「池」之意，Fanaw阿美族稱其居地為Faliyalaw（日人稱賀田莊，原為吳全城，今稱志學），後以此自稱Faliyalao，CE 1909年賀田莊擴展為糖廠，遂遷移至池南（荖溪中游、鯉魚山西麓，壽豐山北方約2公里之池南臺地）。日治時，哈崙山砍伐之林木均集中池南，經一輕便鐵道自池南、魯給、重光抵壽豐，而魯給社人為運材工〕等社區（CE 1909-1914年，有流散各處之七腳川社眾自行逐漸回聚），分散流落之社群失去過往部落光榮的記憶（雖然默默隱身但族我差異仍有，七腳川人Cikasuan的意識普遍存在），成為統治者任意宰割擺佈之勞役者（包括其他南勢諸社，當時亦受到日軍展示其軍事武力之震攝，不僅無異議被全部收繳槍械彈藥，更從此唯政府是諾，也是日方在此事件後所想獲致的效果），獨特文化（年齡層、儀式、禁忌）及母語（語彙和口音之差異，可分辨誰是Cikasuan人）大量簡化、流失，在經過100百多年外來者的各種形式入侵之後，阿美族人之七腳川部落，也只能擁有停留在歷史中的片段記憶了〔CE 1995年，張澤良教授於日本東京舊書店購得此事件之寫真帖、舊相簿，並公諸於世，學界乃有較直觀之認識／不過，慶幸的是在失去歷代以來祖先發源地之七腳川社群，能從奇萊平原跨過木瓜溪，並在奇萊平原以南分散各處，將其命脈繼續傳承下去。而從另一角度上看，該事件正代表了七腳川阿美族人擴散遷移至南方的轉捩點，是七腳川族裔的擴大和發展，也代表了臺灣歷史上族群遷移（國家機器運作介入下之大規模族社遷移）的軌跡之一〕｛七腳川社舊地被沒收約3千甲，後來即變成日本第1個官辦日本內地人移民村〔CE 1909年起開始以「折衷式集村」規劃（在適合移民地區，畫出一大片土地為一村落，中心地區建設相關公共設施，周圍則安置數個聚落，一個聚落從十戶到百戶不等／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於CE 1898年出版《明日‧通往改革的和平之路》Tomorrow: 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至CE 1910年底已招募宮前聚落61戶，共295人「模範移民」移居（稱「吉野移民村」），最初每戶分配耕地3町步=99.17355公畝（3甲ka為1耕區）。CE 1911年8月3日，七腳川社改稱吉野村（Yoshino-mura，今花蓮縣吉安鄉吉安），以四國德島縣人募集最多，便以其境內之吉野川為名。CE 1912年3月5日，全村分立宮前（今稱慶豐）、清水（今稱福興）、草分（今稱稻香）3個聚落，面積1,260餘甲〕的土地來源，這也是吉安鄉的舊名吉野的由來。CE 1913年4月，「豐田移民村」設立于知亞幹溪（今壽豐溪）出山口北側，共139戶、674人，全村共分大平、中裹、森本、山下等4個聚落（今花蓮縣壽豐鄉豐山、豐裡、豐坪村）。CE 1914年8月3日，第3個官營移民村「林田村」（今鳳林鎮北側。南平與平林一帶）設立，分別由北林、中野、南岡3個集中住宅用地所組成，共177戶、767人，耕地宅地面積546甲／東鄉實（1881-1959）在擔任總督府拓殖局技師時，主管「農改與移民事務」，在花蓮設置吉野、豐田、林田等移民村，使移民村成為臺灣人學習的模範，而非以武力同化。CE 1910年寫《臺灣農業殖民論》中說：「不同民族的管理，非常困難…不同民族的融合，不是以激烈的方式同化對方，不是強迫性的資源掠奪。」他也是造就臺灣糖業發展之關鍵人物，認為臺灣糖業必須朝機械化發展，才有競爭力｝

12月，森丑之助（說服臺灣總督府蕃務本署，組織測量探險隊以實地踏查方式，證實玉山自成一脈，而非中央山脈的分水嶺，亦非中央山脈向西分出之凸稜，同時證實荖濃溪不流入東海岸，而是在玉山東側大轉彎300多度，注入高屏溪而流入西海岸。該行動森氏稱之為「南中央山脈探險」，共25天。中途曾遭大分社頭目阿里曼•西肯追殺5日，但受到大崙坑社頭目沙里朗之保護）從高雄市桃源區雁爾駐在所（屬高雄旗山蕃薯寮廳管轄）啟程，向北貫穿南、北鄒族地界，又從鄒族特富野社循水山、石山、鹿林山、玉山前峰、西峰稜線上玉山［10日／森丑安放1顆方形石刻「新高山」3字之紀念章與尾崎秀貞（《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主筆／漢文欄編輯長）1顆刻上「萬歲」2字的圓形紀念章，和另1顆刻上「登山紀念、新高山、明治  年  月」之紀念章，給今後登頂者蓋章留念／他們也證明新高山和中央山脈間有荖濃溪（下淡水溪即今高屏溪上游）分隔］，再次證實玉山冬季積雪。之後（與野呂寧技師分手），隊伍自玉山東下八通關，繼而穿越中央山脈東側，循部落間之聯絡古道（社路）南行，這比縱走於主稜上還難（沿主稜縱走雖展望好有利觀測，但糧食和飲水補給難），要判斷玉山自成一獨立山脈，以及玉山以東溪流的流向，一定要繞到中央山脈觀測。13日抵米亞桑溪畔之大崙坑社［太魯那斯社，臺灣最高海拔部落／前年CE 1906年森丑來訪時（當時森丑發現臺灣五葉松Pinus morrisonicola Hayata、森氏鐵線蓮Clematis morri Hayata，均由早田文藏薄士命名），適巧打訓Tahun（大分）社布農族叛變（CE 1906年4月，北山音助在璞石閣遭阿里曼•西肯馘首後，阿里曼提著頭上來大崙坑社，聽說森丑來到而欲出草之，並連續幾日追蹤，幸好森丑大膽選擇一條最危險的「死路」，才擺脫追殺行動），差一點斃命於利刃之下，而這次是森丑第4次來訪，阿里曼及手下還替森氏一行人背行李到新武呂溪上游］。當日森丑怕上級單位官員擔心，遂寫一短箋〈寄自內山最深入的大崙坑社〉，14日早晨託付布農族嚮導（4男3女）帶回平地，而布農族青年不辱使命，翻越秀姑巒山、馬博拉斯山、駒盆山連峰等3千多公尺級高山，又涉渡哈伊拉羅溪與郡大溪深谷，爬上望鄉山，經由東埔社下降至南投（連續10天10夜跋涉於中央山脈與玉山山脈北稜），于23日送抵竹山，交由電信所拍發森丑擬好的電文。而森氏之短箋也層轉至臺北蕃務本署及高雄縣旗山蕃薯寮廳，並刊載於CE 1908年12月26日之《臺灣日日新報》頭版。15日通過打訓社及其小社下世老Esiro社，然後登上中央山脈主稜，縱走到向陽山，18日下降經巴丁具流Batinguru社，19日經流崙Rurun社（以上2社位於新武呂溪上游／在流崙社與預先約定之雁爾溪頭社頭目會面），此後翻過關山，西下至荖濃溪畔樟山Rakkus。24日，探險隊返抵雁爾Gani社

12月末，南投廳將隘勇線由霧社向上擴展，而世居之道澤群奮起抵抗，警察隊CE 1909年元月，則以砲火轟擊〔設置タッタカTataka（CE 1911年後稱之「立鷹」）砲臺，配置七珊山砲（口徑70釐米、射程3公里）〕，道澤群終繳械。之後，隘勇線繼續上推至「三角峰高地」，且設置「三角峰砲臺」。CE 1909年4月間，飽受威脅之托洛庫頭目至隘勇線外要求歸順。至此，賽德克亞族西賽德克3群全被征服。6月間，增設見晴（今清境）隘勇分遣所、タッタカ及三角峰隘勇監督所、追分及櫻峰隘勇分遣所（今翠峰一帶，日後才遷至今鳶峰現址）等警察機關。9月末，歸順式於タッタカ隘勇監督所進行，由警察本屬蕃務課長大津麟平主持，舉辦埋石立約儀式

阿里山森林鐵道嘉義（北門）至竹頭崎（今竹崎）路段完工〔河合鈰太郎（1865-1931）是臺灣阿里山森林鐵道（軌距762mm）倡建者，當時他提倡興建之目的，在興建世界級的登山鐵道。今日回顧阿里山鐵道之規劃選線，原始河合博士規劃的坡度比較小，尤其是奮起湖以前，坡度約略在千分之50（1/20），比較接近歐洲登山鐵道的規模，但是後來總督府阿里山作業所之規劃，為了速成與經濟（長谷川謹介的延長速成主義），卻大幅度提高到千分之62.5〜66.7（1/16-1/15），尤其是加入了之字形，增加了後來的作業風險。CE 1914年二萬坪翻車事故，河合博士之愛徒進藤熊之助，不幸因為蒸汽機車試車事故而往生，對於河合博士是很大打擊。世界3大登山鐵路：CE 1881年印度之大吉嶺喜瑪拉雅鐵路、CE 1910年智利與阿根廷間之安地斯山橫貫鐵路。全世界同時結合螺旋線Spiral line與之字形Switch back兩種工法之登山鐵道，當今全世界只有3條，即印度大吉嶺鐵道，九州肥薩線（CE 1909年完工），臺灣阿里山森林鐵道〕

臺灣總督府通令全臺19個廳和5個支廳，同步進行各廳管轄下平埔族群之實況調查，當時將平埔族分為10族，重點放在「平埔番戶口及沿革調查」，主要是戶數與人口統計。結果於CE 1910年（清溥儀宣統2年／日明治43年）提出調查報告，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蕃務本署彙編成《平埔蕃調查書》，鋼筆手寫稿，共240頁，中文版則由翁佳音、陳怡宏合譯，國立歷史博物館，2013

臺灣製糖株式會社阿緱製糖所開始興建。CE 1909年，開工製糖，並設酒精工場，被譽為「臺灣糖業新高山」

清水仕紳蔡惠如創立協和製糖會社之際，考量甘蔗新鮮度會影響蔗糖甜度，遂籌組牛罵頭輕便鐵道株式會社，陸續鋪設手押臺車的輕便鐵道，以運送原料為主，客運為輔，可說是海線地區最早出現的鐵道建設

今年開始，臺灣總督府連續進行2年之築港工程，CE 1908-1912年第1期築港工程將航道加寬為109公尺，深度為7-9公尺，並興建停泊碼頭。CE 1912-1937年第2期築港工程則將港口濬深至9公尺，而該工程之填海造陸，後來產生哈瑪星、塩埕埔新生地、苓雅藔濱海地區等，為都市提供土地

長老教中學第2任校長費仁純（F. R. Johnson╱1901-1908任職）因水土不足，乃於今年辭職，而由廉德烈牧師代理，但他於CE 1912年2月，離開臺灣返國休假，臺南教士會則指派宋忠堅牧師代理。中學校長之選任，成為當時迫切工作（CE 1914年9月，萬榮華正式接任第3任校長）

早田文藏發表歐文《臺灣高地帶植物誌／臺灣高山植物誌／臺灣山脈植物誌》（Flora Montana Formosae），記載臺灣山地（海拔3,000至13,000英尺處）所產植物共79科、266屬、2,199種（外來種57科、141屬、170種），其中收錄早田親自描繪之41幅手繪圖。早田氏亦於此時攜帶無法鑑定之標本前往英國邱園標本館進行比較研究（CE 1909年12月自費前往英、德、法、俄等國從事研究考察），將所得成果於CE 1911年發表於《臺灣植物資料》（Materials for a Flora of Formosa），記載109科、343屬、735種，其中2科、72屬、567種為新增加之分類群。而早田氏並自CE 1911-1920年〔CE 1909年，早氏得到總督府民政長官大島久滿次之支持，計畫以15年時間出版植物圖誌，並預計收錄600幅手繪圖誌，且以每年40幅圖版為目標，因此整套書是以圖誌為名。惟從第3年開始，因人力、經費之限制而圖版（plate）數目逐年縮減，到第6卷（CE 1916年12月出版）時，完整圖版僅20幅（其中一幅「臺灣原始觀音座蓮Archangiopteris somai Hayata」是全10卷中唯一跨頁圖版，又名「相馬氏觀音座蓮」，是由相馬禎三郎T. Soma採集自烏來。又此屬名Archangiopteris之最早標本，則是由奧古斯丁•亨利Henry在中國雲南發現），而第9卷只剩7幅完整圖版。而完成圖版之專業繪圖師及雕刻師乃是由早田氏所聘請的，包含M. Ebina和速水不染（Fusen Hayami）兩位，前者負責前2卷共80幅圖版，後者則包辦第3至9卷共133幅圖版（前後共213幅圖版）。這些圖版也由5位雕刻師接力完成，其中有近半數97幅，是由K. Nakasawa所刻製。另外，圖譜中也有許多一般性之插圖（Figures），是根據早田氏之野外筆記重繪而成，精確度也相當高，科學價值一樣重要〕每年陸續發表1卷歐文之《臺灣植物圖譜》（Icones Plantarum Formosanarum）共10卷，記載了170科、1,197屬、3,568種及79變種，並附部分植物圖版，此為臺灣植物研究史上巨著，描繪出臺灣植物整體的大要及特性。後來中央研究所林業部繼續囑託山本由松（Yoshimatsu Yamamoto／1893.12.15-1947.06.27╱1913年3月福井師範學校畢業，1918年廣島高等師範學校畢業，CE 1923年3月東京帝大理學部植物學科畢業。CE 1923-27年間3度來臺採集（CE 1923年冬季受中央研究所林業部囑託第1次來臺採集，12月中旬登玉山、阿里山採集，亦至北投、陽明山、高雄、屏東等地採集。第2次於CE 1925年前往恆春半島、太平山、埤亞南、宜蘭蹦蹦山、桃園角板山等地調查採集。第3次調查在CE 1927年夏季，越過枋寮、浸水營而至臺東，此行亦對臺東紅葉之臺灣蘇鐵自生地進行調查）。CE 1924年3月為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囑託。CE 1934年獲理學博士。CE 1928年臺北帝大設立，他也任教於新設之臺北帝大理農學部助教授，CE 1930年4月跋涉臺東海岸山脈進行植物調查（攀登新港主山及貓公富士山，完成歷史性第1次登頂紀錄），CE 1940年參與臺北帝大科學研究團赴海南島研究植物（CE 1943年出版《海南島植物資料》），CE 1940年元月發表《臺灣植物概論》（文中對臺灣植物研究之歷史有詳盡介紹，可謂終戰前的集大成者），CE 1945年任國立臺灣大學教授／CE 1947年辭去教職，加入蘭嶼自然資源調查之組織，但因赴蘭嶼採集卻染病身亡）氏研究。在CE 1925-1932年間，每年陸續刊行1冊的《續臺灣植物圖譜》（Supplementa Iconum Plantarum Formosanarum）共5卷［CE 1925年第1輯出版，CE 1926年第2輯出版（珍奇植物有生長著鮮紅色種子之臙脂樹、臺東廳下大谷蕃地的烏心石舅），CE 1927年第3輯出版（其中載有臺東廳下大武支廳蕃地的針葉樹臺灣穗花杉、型態似愛玉子而果實含有膠質物之牛乳榕），CE 1928年發刊第4輯（臺東廳下蕃地之臺灣紅豆杉），CE 1932年發刊第5輯。其中又收錄10幅山本氏親自繪製之完整的植物科學繪圖圖版，另外圖譜中也有超過70幅之小型插圖，而最有名的為列入文化資產保存法所指定之臺灣珍貴稀有植物「南湖大山柳葉菜」。主要是植物調查事業移往中央研究所林業部以後之報告］，繼承恩師早田氏之臺灣植物研究工作。3度自東京來臺採集，第1次在CE 1923年冬天，12月中旬登阿里山及玉山，近則北投、草山，遠則高雄、屏東。第2次在CE 1925年秋天，前往太平山、埤亞南、芃芃山、角板山、恆春半島等地。CE 1925年9月，在林業部佐佐木舜一陪同下，從太平山（2日）到四季薰（3日）及埤亞南（4日），此行在埤亞南鞍部採得蕨類新種疏毛水龍骨（Polypodium transpianense Yamamoto），山本由松以「泛埤亞南的（transpianense）」做為種小名紀念。第3次則在CE 1927年夏天，越過浸水營，赴臺東調查

今年「線外」各泰雅族部落陸稻大豐收，日方為有效促成反抗者之「歸順」，乃採取強悍毒辣手段，於收割當天自隘勇線各砲臺（控社、合脗頭、枕頭山北角與南角、二層坪）發砲，不讓族人收到糧食，包括大嵙崁前山群之奎輝、高遶、烏來、義盛、基國派〔名稱為日人所命名，泰雅語叫Kujae（基價，「荒涼、易得瘧疾」的意思）。而下基國派位置在5萬分一蕃地地形圖上標示為サロソ（詩朗社），推測是由原本居住於三峽五寮一帶的詩朗社所遷移而來〕以及咸菜硼之馬武督等部落

今年完成「桃園—宜蘭東西橫貫隘勇線」，理蕃道路從角板山到雪霧鬧溪口（CE 1907年開闢），再連結到宜蘭從圓山起沿著大濁水溪經芃芃溪一直延伸到分水嶺的道路，而宜蘭圓山隘勇監督所就成為連結東西隘勇線之核心點。此時，南投廳正進行以霧社為起點，往北向中央山脈前進，預定連結來自宜蘭廳道路之計畫（由圓山隘勇監督所起轉向南方，再穿越溪頭群領域，之後一直延伸推進到中央山脈，再連結來自南投廳的道路），這又是規劃在霧社地方，要連接到能高越橫貫道路通往花蓮港。而日方也規劃經由奇萊山、合歡山、畢祿山、棲蘭山之後、再連結至深坑廳叭哩沙、屈尺之間的橫貫線，共達70里的中央山脈縱貫道路（正是泰雅族祖先遷徙之路線）。另外，再規劃來自新竹廳之隘勇線，意圖鎮壓油羅溪流域之馬里闊丸群

今年，在水流東駐在所附近開墾水田1甲，贈與耕牛、秧苗及農具，同時雇用平地漢人來指導水田耕作技術。CE 1909年，再於今霞雲坪開拓水田約1分，但皆宣告失敗（另外，對於習慣在緩坡上耕作的泰雅族人來說，需要彎腰除草之日式水田耕作法，叫人備感痛苦）。直到CE 1917年，日方又再次於霞雲坪開墾約1甲水田，並設置指導所，之後算是達成效果良好、產量也多，族人開始接受。而最早在日據時期進入三民原住民區域種田的少數漢人群，是楊梅張姓、莊姓、鍾姓客家人（三民里王金財口傳）。又如居住於溪口臺吊橋橋墩邊之閩南人廖阿風，曾經是「溪口臺社頭目」堂嘎瓦旦的水田耕作指導老師，其後裔如今仍舊居住於該地

今年，臺灣總督府鐵道部初設「旅客係」。CE 1912年，日本旅行局（JTB）第1次於臺北設立支部，以增取國際觀光客，但成效有限。CE 1924年，「日本旅行文化協會」成立，並於臺灣設立12處案內所，逐漸打開市場，至CE 1930年代掀起日本來臺觀光熱潮。CE 1934年，「日本旅行協會」成立臺灣支部，此為日本CE 1920年代大眾觀光文化崛起後的產物

 

CE 1909年：（清宣統元年／日明治42年）

元月2日，近藤勝三郎與弟弟儀三郎穿著全新「羽織袴」正式禮服，來到霧社分別與赫哥社頭目妹妹和特娃斯‧魯道結婚，以及正式接收「霧之關」30甲土地（但事後南投廳能勢廳長竟然否決勝三郎之過戶申請，造成儀三郎引發憂鬱症，而請調花蓮港廳璞石閣支廳服勤，也使得其妻特娃斯‧魯道只能在霧社之日本人中間過著無尊嚴的生活，而無法回到自己的部落），且瘋狂婚宴延續了7天7夜，全霧社地區人人有吃有喝。10日清晨5時，「霧社總頭目」近藤勝三郎率領647名霧社群戰士、埔里警察隊霧之關本部的8門山砲和10門臼砲（加農砲）出發。11日，18門大砲已安置於稜線定點，砲口對準濁水溪上游之道澤群和托洛庫群（Truku／位處濁水溪北源流更上游）各部落，宣告一場為深崛大尉復仇的戰爭於焉展開（實際上大砲之設置，是用來壓制整個霧社地區之各個族群）。2月，討伐行動告一段落，又於霧社西北方之北港溪瑞岩（Masitobaon）新設馬西托巴翁駐在所，執行從霧社經哈汶、白狗至瑞岩各社之另一條南北隘勇線警備。之後於太魯閣蕃征伐戰中，道澤群和托洛庫群被徵招為「蕃人隊」，攻打太魯閣族

4月10日8時半，南澳廳第1次組成探險隊（由宜蘭支廳長田丸直之率隊，加上總督府警察本署警視賀來倉太、森丑之助囑託〔第1位進入南澳部落之植物採集者／早田文藏從森丑採集的標本中，共命名3個新種：南澳杜鵑（4月15日，採集自亞普拉塞山，模式標本現藏林業試驗所植物標本館）、臺灣一葉蘭、細花根節蘭〕、財津久平技手由臺北屈尺翻越隘勇線前來叭哩沙助陣）從圓山分所，進入南澳群泰雅族地區〔分布於南澳南溪（僅塔壁罕社及武塔社）與大濁水北溪╱和平北溪流域（其他13社），計有上南澳7社及下南澳8社，合計15社、519戶、3,174人，男性1,604人、女性1,570人〕視察（CE 1909年元月，宜蘭南澳蕃全部假歸順／暫時歸順），晚上於中途露宿。11日，越嶺經Egiri（エギリ／採集「臺灣一葉蘭」新種，模式標本現藏林業試驗所植物標本館）山抵比亞豪社，並停留1日。13日，一隊在巴博凱凱（バボーカイカイ／是指「藍鵲嶺」）社進行戶口調查，一隊則前往南湖大山，但因鳥鳴聲不祥而折返，當晚2隊會合於庫莫瑤（クムウヤウ）社過夜。14日，經巴博凱凱社於15時10分抵金洋（キンヤン）社夜宿。15日8時15分出發，經基嘎央（キガヤン）、欺路模安（キルモアン／採集「細花根節蘭」新種）社，於10時20分抵庫巴博（クバボー）夜宿。16日7時40分出發，前往格勒亞賀（クルゲーフ）社，於13時半抵塔貝賴（トベラ）社夜宿。17日也7時40分出發，經過哈卡巴里斯（ハガバリシ）社，於9時抵達流興（Riyohen／リヨヘン／是指「山蘇花」）社。18日7時出發，10時5分抵哥各茲（Kogotu／コーゴツ）社19日，抵塔壁罕（タピヤハン／是指「野牡丹」）社，再前往武塔（ブター）社。20日，平安下山13時半抵大南澳，回程則經東澳嶺、蘇澳至宜蘭

4月12日，桃園廳舉行第2次「大嵙崁線外前山蕃歸順」儀式，宣示「絕對服從」之後立刻准許8社45戶320人居住在「線內」。CE 1909年7月6日，舉行第3次儀式，也准6社27戶214人遷居住至「線內」。經過以上3次的儀式，大嵙崁「線外」前山群大致已完成「歸順」程序，因此10月9日廳長經總督許可，開始進一步「撫育」措施，准許每月1人發給1合（約280公克）鹽巴（僅供維繫生命所需，完全無法醃製獵物，維持傳統飲食文化），而農具及刀子等鐵器仍為管制品，有官方烙印記號者才可交換新品，切斷「生蕃」與「平地」漢人鐵匠間之互動關係。然大嵙崁前山群中如奎輝、高遶、羅浮等尚未受到討伐之基納吉群依然反日，於是日方在牌仔山山頂設置9珊速射炮一門（今年11月至CE 1910年2月間加設），將污來、高義、Tayax、雪霧鬧、比亞外、羅浮、奎輝、竹頭角、高遶等所有大嵙崁群，都瞄準在砲轟範圍之內

4月24日，日軍討伐臺東廳巴塱衛支廳轄內之柴塱驛社及馬有樂社（因CE 1909年6月及11月，2次殺害護送歷歷社與浸水營間郵件之巡查，且巴塱衛支廳長等6人亦於今年間逮捕兇手返回途中亦遭毒手），討伐後將之安置於簡那撫臉社鄰舍，但又將2社30戶共123人移住到距離故社約23町之巴塱衛溪右岸，並改名為巴克灣社（意味新社的排灣語），且廢柴塱驛社及馬有樂社。而日方誇口說這是七腳川社之翻版，將七腳川社的滅社當成理番典範，是未來在山地討伐各社所要採取之模式

民政局番務本署囑託森丑之助向民政局呈報其所調查訪問之〈中央山脈橫斷探險報告〉（《生蕃行腳》，楊南郡 譯，遠流，2000）

蕃務囑託森丑之助于《臺灣日日新報》連載〈南中央山脈探險〉

野呂寧探險測量鹿場大山，下山時遭受泰雅族人包圍，槍戰中2名巡查失蹤，3名受輕、重傷

7月25日，日方推進「油羅山隘勇線」（尖石淺山地區），遭遇泰雅族Karapai社激烈抵抗，戰事直至8月才結束

10月1日，新竹州角板山蕃童教育所開設，收取泰雅兒童20名入學，為復興鄉教育之開始

10月7日，清政府派員前往東沙島接收，並派官兵駐守

10月13日，臺東廳璞石閣支廳巡查吉田琢治等人從大分社出發，成功橫貫中央山脈，於29日抵集集街，30日再轉抵臺北，訪問臺灣總督府蕃務本署，並參與臺灣神社之祭典，日方稱是臺東深山郡社群成功完成臺北「觀光」的第1例

10月14日，溪頭群Thbu社之「蕃務官吏駐在所」竣工，Skikun社則於11月26日完成。Thbu社的日警負責管理溪頭蕃（Boyegan）前山群5社（Thbu、Pagung、Byungan、Bngbunng／Bungbung、Tahan），而Skikun社日警則負責管理溪頭蕃後山群5社（Skikun、Lmwan、Mnoyan、Pyanan、Knoran）。CE 1910年2月24日，南澳支廳於南澳群塔壁罕Tpyahan社與武塔Buta社新設「蕃務官吏駐在所」。3月10日，接著與南澳群比亞豪Pyahaw（ピヤハウ）社達成和解，並開始興建駐在所

今年溪頭群、南澳群與宜蘭廳吧哩沙支廳達成「和解」，又霧社後山Toda社、泰雅亞族Malepa／Mlipa社、白狗社與南投廳埔里社支社達成「和解」。繳交槍枝後，即可恢復鹽巴、鐵器等生活必需品之交易，但被劃入隘勇線內成為「線內蕃」，且須主動協建「蕃務官吏駐在所」勞役。於是日方在「五年理蕃」計畫初期，極可能完成中央山脈縱貫道路，阻斷東西泰雅族之團結，發揮「以夷制夷」的作用。然大嵙崁後山群結合新竹後山群馬里闊丸社群，阻擾了日方之開工意圖，因為那裡是他們共有之獵場或耕作地

10月25日，日本當局正式將花蓮港廳從臺東廳獨立出來（廢「花蓮港支廳」，使花蓮地區第1次成為獨立之行政區域），規劃並建立臺灣第1個官營農業移民村—吉野村，並沒收平地然住民之銃器

10月，總督佐久間將全臺原有20廳裁併為12廳（仍置廳參事，僅名譽職／其中9廳內設蕃務課）。12月，將區由下級行政輔助機構改為下級行政官署，合併之前數個庄、街、社為一區，並設立區長（由素有名望之臺灣人擔任），直到CE 1920年

10月，森丑之助曾赴阿里山地區，攝有2張達邦會所照片，一是正面、一是內部敵首籠

10月，廢除警察本署，改設「蕃務本署」（1909-1911／蕃務本署長兼蕃務總長，是專管「理蕃」業務之獨立單位，與專管平地警察業務之「內務局」為同等單位／CE 1910年，在蕃務本署中再增設調查課，專營蕃地測量、製圖，以及編修蕃社臺帳、理蕃調查等事項），並在各州廳也增設了「蕃務課」（並在其下成立蕃務課測圖掛，掌管蕃地之測量與製圖事宜）以推行理蕃事業，而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長大津麟平（10月25日，到任／本年第8次蕃務會議，大津明確指示南北2「蕃地」，都以「收押槍枝」為目標，且預計5年內解除武裝／CE 1913年6月30日，大津因不滿佐久間總督一味採取軍備圍剿之掃蕩政策，而辭職卸任。CE 1914年6月9日，任岩手縣知事／是佐久間「五年理蕃」政策之原創設計者，同時扮演著操刀的執行者）提出「五箇年計畫理蕃事業」草案，預估總經費達1,540萬日圓

11月16日，臺灣總督府警視蕃務課長中田直溫率領探險隊及蕃務本署蕃務課囑託「蕃通」森丑之助等7人，自南投集集街出發，經鄒族、布農族領域，於12月8日抵花蓮港，13日回臺北。其間「蕃路」沿著陳有蘭溪至東埔社後經里風洞抵水源地，在此登上八通關後繞著秀姑巒山橫過荖濃溪上游，於此經過鞍部即可達大分、Talunas社、米亞桑，再沿著拉庫拉庫溪左岸下到璞石閣。同時，此探險隊中有山區道路專家土木部技手蘇井綠彌、地質專家殖產局技手出口雄三、森林生態專家土木部技手加藤宗三（中井宗三），他們發現布農族人雖生活於窮山僻壤，卻生活富裕，房屋使用檜木及石板十分堅固，女人穿上漢服，部落內有木工、鍛冶、製桶等專門職業，可自行製造刀槍、修理槍枝，故懷疑部落內留有清代通事或壯丁來協助

12月5日，新設異錄閣、中社、Asang Daingaz等3處蕃務官吏駐在所（日本勢力正式進入拉庫拉庫溪下游流域）。CE 1911年2月17日，又新設Masisan、Nanatuq與大分社等3處蕃務官吏駐在所（日本勢力則正式進入拉庫拉庫溪上游流域）

12月7日，臺東廳警部平野治一郎為首之探險隊出發，而內本鹿（Laipunu／82戶、751人、9名通事，勢力幾乎是施武郡群中的盟主）社頭目派兒子宇麥、通事莊元等5人及壯丁39人協助，不料途中遭漢人通事鄭清貴突襲，平野等2名警部重傷不治，技手立川昇、內本鹿人伊克、阿伊及漢人通事陳細細等4人受傷，此次探險最終以中輟收場，18日返回六龜里

12月，南投廳決議進行一稱為「2次霧社膺懲行動」之討伐戰，廳長率領1,000多名討伐隊伍從埔里進發，到立鷹與三角峰2分遣所砲臺，向東南方濁水溪源頭東岸之各社進行猛烈砲擊，討伐行動長達3個多月後始結束，並增設馬赫坡駐在所。至此，霧社、道澤及托洛庫群總共被強制收繳槍枝1,210支，包括精密之摩瑟槍50支、斯耐德槍9支、雷明頓槍10支、日本村田槍21支、土製管打槍416支、火繩槍652支、其他槍52支，從此喪失祖先所傳下來的，賴以為生之出草、狩獵工具，霧社、道澤及托洛庫群更全部成為日人之奴工

洪以南與謝汝銓等人組織詩社「瀛社」，且為第1任社長

日本陸地測量部（CE 1888年成立，CE 1894年10月成立臨時測圖部）決定在臺灣，展開基本地形圖之三角測量與繪製。CE 1921年開始測繪，直到終戰前為止，有1/25,000（不含蕃地與東部）及1/50,000兩種地形圖陸續完成

電力採煤最早紀錄在今年，但維持不久，直到CE 1921年以小發電機自行供電，才正式上軌道

日方今年建設自大嵙崁（大溪）經二層、三層、頭寮、楠仔、水流東至角板山共17里的道路（繞過山腰地帶之隱諱路線／至CE 1907年止，日方在大嵙崁與角板山之間，已開闢長達4里18間的輸送道路），並規劃將大嵙崁與角板山間之道路拓寬為9尺寬的多功能道路，以便在道路中央鋪設臺車軌道，而興建輕便鐵道所需之鐵軌、50輛臺車等材料，全由日本調動運送過來，並於CE 1910年4月正式動工，同時又為角板山基地增援的軍警用水之需，從埤仔山上游水源地引水至角板山供日軍警使用，因此整個大嵙崁地區唯角板山有上水道設施

滿雄才牧師（Rev. W. E. Montgomery）來臺。CE 1926年，擔任臺南神學院院長，直到CE 1940年被迫關校，戰後又回到臺灣。CE 1948年，再次被選為臺南神學院院長。CE 1949年，返回英國

於阿猴興建完成東南亞最大之新式製糖所（臺灣製糖總廠），為取得足夠的甘蔗來源，總督府結合（1）下淡水溪治水計畫，築昌基堤防，將隘寮溪改往西北方向流入荖濃溪會合，沖積扇扇頂端浮覆地，闢建海豐製糖農場、隘寮開墾區、隘寮製糖農場、合同鳳梨農場等。（2）林邊溪治水計畫，從來義溪出谷處（丹林Calasiv）往東南方向築築大石堤，往糞箕湖>獅頭>千三庄>新埤頭>林邊出海，原有北岸河、佳佐溪成為斷頭河，扇頂端浮覆地開闢為新厝、四林、萬隆製糖農場。臺灣製糖株式會社鳥居信平氏，為開發枯水期（每年10月至隔年3月）灌溉製糖農場之水源，順著來義溪上溯至瓦魯斯溪及來社溪二河谷交會之下游約100公尺處，發覺枯水期仍有地下伏流水冒出，因而在此興築梯形之地下集水廊道，蒐集河床下的地下伏流水，輸送至萬隆機庫場旁的分水工，灌溉3大製糖農場

今年，女魔術師松旭齋天勝〔1886-1944，CE 1911年創立天勝一座（一座為團體之意），除在日本巡演外，還前往中國（東北、上海）、韓國、臺灣、美國、加拿大等地演出。演出內容除保留部分日本傳統奇術外，另創有少女隊之歌舞、音樂表演，並將國外人才帶到日本及其他地區，發展出各類戲劇與魔術結合之「奇術劇」（魔術應用劇，通常僅挑選原著的精彩部分改編），成功打破語言、文化隔閡。她曾陸續來臺14次，平均每年停留1個月並屢創票房佳績。CE 1916年到臺灣參加勸業共進會，除演出《莎樂美》（CE 1891年王爾德創作之法語劇本／天勝一座的夫婿間經理人野呂辰之助邀請劇作家小山內薰指導，這是天勝第1次以演員身分演出，小山內薰和東儀鐵笛翻譯日文劇本，並善用天勝的舞蹈才華，她穿著清涼性感、長腿橫陳，在衣著保守之大正時代，畫面極具衝擊性。此齣戲除巡迴日本各地外，也曾到韓國演出，皆在各地引起討論，且吸引滿座觀眾，奠定了天勝一座穩定的票房吸引力）外，也將莎士比亞的《暴風雨》改編為魔術應用劇，並將文學家巖谷小波之童話改編成魔術應用兒童劇《新動人的胡琴》（新うかれ胡弓）。CE 1932年在臺北榮座演出魔術水藝舞踊劇《浦島與龍宮》，取材自日本童話《浦島太郎》，運用天勝擅長之水藝，結合魔術、戲劇和舞蹈改編為舞劇。天勝是第1個將兒童劇商業經營成功的團體，符合節目設計「雅俗交融、老少咸宜」的手法，CE 1919年10月27日，天勝一座於臺灣演出兒童劇《陽的天下》。天勝一座的奇術劇有2個作品與臺灣有關，一是神話音樂劇《雞皇妃》（雞の妃），以清代臺灣卑南族為背景，場景包括猴祭（猿祭）與卑南王的宮殿，CE 1922年在日本巡演，但臺灣未上演。另一是CE 1932年11月26日起在臺北榮座連演5天之《吳鳳》。CE 1938年，天勝姪女中井娟子襲名為第2代天勝，初代天勝陪同她來台灣演出，為呼應時局，將宣傳日本將士英勇之《爆彈三勇士》也改編為奇術劇，歌舞繽紛、特技炫目依舊，然而戰爭陰影已隱隱籠罩。，，，，，／在天勝一座之魔術應用劇中，透過戲劇故事串聯雜技、音樂和魔術，原本技藝高超的表演者成為劇中人，使觀眾為他們之遭遇動情，此種創作概念與當代之太陽馬戲團或法國「新馬戲（Cirque Nouveau）」相同，卻早在百年前已經實踐〕隨其師松旭齋天一（1856­-1912，人稱奇術博士。在聞名東南亞後，他追隨20世紀初日本學習西洋文化之潮流，帶領天勝等團員，從CE 1901年7月至CE 1905年8月到美、英、法等地巡演，初期在日本移工較多的夏威夷、加州演出廣受歡迎，後在娛樂經紀公司要求下，調整過於日本風之節目內容，終於進入以白人觀眾為主的劇院演出。得益於長期觀摩吸收歐美之演藝養分，孕積了巨大的創意能量，逐漸打造出跨文化之多變表演。由於天勝有天分且勤奮又正值青春年華，乃成為劇團臺柱，甚至能與天一並稱，因此天一去逝後，正當盛年的天勝就成為實踐此番西遊心得，將日本魔術「近代化」的中心人物）來到臺灣，當時演出之節目中，安排了莎士比亞悲劇《奧塞羅》（オセロ）改編為奇術應用喜劇的《認錯情夫》（間違情夫）

 

CE 1910年：（清宣統2年／日明治43年）

元月21日，森丑之助見到外社蕃總土目哈鹿閣‧那威（砂卡礑Skadang地區聯合祭團首領及外太魯閣地區40個部落之總頭目）帶領古魯社土目Yakau-Pitai及Wumin-Yaken和其它各社土目6名、13社蕃人共58名武裝代表，一齊來到遮埔頭（今花蓮北埔）分遣所線外和警方談判

元月29日，「線外蕃」大嵙崁後山群Krahu社副頭目率領該社15人、基納吉群17人，襲擊宜蘭廳吧哩沙支廳大濁水溪旁之九芎湖蕃務官吏駐在所，造成8死3傷。因此，日方決定先發制人，從宜蘭廳吧哩沙支廳圓山到大濁水溪上游Pyanan社的中央山脈縱貫道路，提前於4月動工。4月7、8日，則遭到大嵙崁後山群Krahu社30餘人及Tgliq社人的襲擊。5月，中央山脈縱貫道路南端第1期工程，從白狗社至Slamaw（紅香？）社開闢順利，但第2期工程從Slamaw社即將進入Sqoyaw（志佳陽）社時，官方宣布中止，原因是中央山脈一帶之泰雅族人聚集于Sqoyaw社內、交換情報

2月1日，在桃園廳內舉行第4次「大嵙崁線外前山蕃歸順」儀式，收編馬武督社頭目以下6戶45人，立刻准許交易、施惠鹽巴並安排「臺北觀光」，而馬武督社頭目Watan Maray即在總督府扶持下成為代表最親日之泰雅族頭目

佐久間總督安排阿緱廳（屏東）恆春及枋山2支廳轄內排灣族高士佛等8社、男女共24人，赴倫敦「日英博覽會」表演，另外包括2名日本引率者（警部補石川種象和巡查板倉重太郎）。元月間，先赴日本觀光。2月21日，從九州福岡縣門司港搭乘「加賀丸號」轉往英國。CE 1911年6月，返抵臺灣，佐久間總督在官邸（今臺北賓館）接見並慰勞，其中已有2、3人會說簡單英語

2月12日，佐久間總督從臺北出發巡視大嵙崁前山區，經新店、哩茂眼、插天山，於14日巡視桃園廳大嵙崁支廳之角板山。16日，召見剛納入「線內」的10社男女老少（前山群「線內蕃」），並視察當地之隘勇線。接著巡視新竹廳，在尖石召見馬里闊丸群。回程在內橫屏山隘勇監督所借宿1晚，19日從樹杞林返回臺北。3月，佐久間總督邀請訪臺之英國使節武官一行人，至桃園三角湧大豹社領域打山豬，以展示總督府「理蕃」成功

3月8日，舉行第5次「大嵙崁線外前山蕃歸順」儀式，前山群奎輝社頭目武太密歸率領6戶（共61人）繳槍歸順，隔日即被招待至臺北觀光（今年完成對「大嵙崁前山群」之征服，而大豹社也消失並融入前山群中。CE 1915年時，志繼部落有多數原大豹社的人，它有2個gaga，一個是瓦旦燮促之胞弟Abau Syat（阿豹燮促）的gaga，另一則是Umau Nahuy（尤敏‧那輝）的gaga，形成2個niqan（共食團）。又大豹社與大豹群消失，由Abaw Syat的gaga維繫著大豹社總頭目家族的命脈，之後由瓦旦燮促兒子堂嘎瓦旦繼承頭目）

3月初旬及下旬，野呂寧偕同蕃務本屬測量技手財津久平、殖產局囑託森丑之助完成第1次合歡山探險（2月28日，登頂合歡山南峰／今昆陽，並發現一近400尺之3段無名瀑布，遂命名「身崛瀧」。29日清晨，因天氣寒冷且風雨猛烈，乃倉促下撤返回櫻峰分遣所。野呂寧將前述過程發表於〈漢文版臺灣時報〉之「踏查合歡山」一文中。3月16日，終於第1次登上合歡山絕頂），並從合歡山觀測白狗蕃之北港溪源頭至撒拉矛（Saramao、撒拉馬奧，泰雅族一支，部落位於梨山公路局站下方）蕃之撒拉矛鞍部（梨山）一帶

4月，叭哩沙支廳支廳長小島仁三郎警部率隊探險南湖大山與陶塞蕃地

4月，野呂寧偕同殖產局囑託森丑之助，參與一支總督府委派之中央山脈橫斷探險隊，森丑之助並撰寫〈集集拔仔庄間中央山脈橫斷探險報文〉，從中確認森丑之助曾於4月15日行經關門古道上的關門山，並採集到喜岩堇菜（ Viola adenothris Hayata）、高山小檗（タイワンヘビノボラズ／Berberis brevisepala Hayata）及長葉小檗（アミヘビノボラズ／Berberis aristatoserrulata Hayata）

4月起，總督府「蕃務本署」（CE 1909年10月設立）開始實施「五年理蕃事業計畫」〔經過慘烈之「角板山之役」、「李崠山之役」（CE 1913年）、「霞喀羅之役」（CE 1913年）、「太魯閣蕃討伐」（太魯閣戰役／CE 1914年）等數十場戰役，CE 1915年（日大正4年）3月結束，實耗1,600多萬日圓，死傷2,200多名軍警和無數原住民，總計沒收全臺原住民25,700多支槍、子彈20,858顆〕，從北部泰雅族地界進行「隘勇線前進」（警備線前進），對於抗命拒繳槍械之泰雅族各族，是採取武力鎮壓行動〔隘勇線（=隘路+警備機關）其特性為「即時性」之軍用應急道路，過渡期之後則由新設的「警備線」所取代。而「警備線」則以「永久性」為著眼點，展現當時科技技術〕

總督府自CE 1903年訂定「理蕃大綱」瞄準泰雅族，先對前山群進行隘勇線前進，奪取樟腦開發等經濟資源。日俄戰爭之後，佐久間再瞄準後山群，準備「五年理蕃」計畫，征服所有泰雅族。當大嵙崁前山群被征服，新店屈尺群被收編，南澳與溪頭2群也與日方和解之後，大嵙崁後山群之生活領域，便處於日方貫穿中央山脈，開闢縱貫道路的關鍵位置

5月初，臺灣總督府動員3廳（新竹、宜蘭、桃園）軍警共3,369人進行「卡奧灣蕃（大嵙崁後山蕃／Gaogan／Mkgogan）方面隘勇線前進」〔宜蘭廳主攻Mkgogan，新竹廳兵力則牽制Mkzani之Siakaro霞喀羅，桃園廳則扮演宜蘭、新竹與桃園3隘勇線連結的關鍵腳色（設置往內山輸出入物資的永久性設施）／「蕃通」警部中間市之助負責指揮由南澳群與溪頭群頭目以下155人之「別働隊」，這是第1次在隘勇線隊伍中，將泰雅族人列入戰鬥部隊的先例〕，攻打範圍西起角板山附近之雪霧鬧社，東到宜蘭廳之芃芃Bonbon社（今大同鄉英士村），南迄大霸尖山北側之基納吉群（5月13日，霞喀羅群／部落已先向日警表明不對抗立場，故未遭鎮壓）。5月20日，重新編成宜蘭前進部隊。21日，自圓山（圓山溪，今執信橋附近，臺7線92.5K／今執信橋一旁仍留有日治時期之吊橋橋頭）監督所出發。22日上午3時，宜蘭前進部隊〔宜蘭廳長兼隘勇線前進隊長小松吉久（1867-），在圓山設置宜蘭廳前進隊本部，再編成第1至第5部隊，展開芃芃山隘勇線前進行動／臺北、桃園、臺中、南投3廳支援宜蘭廳警部以下684人〕沿濁水溪（今蘭陽溪）經Pagung社攀上芃芃山。24日，大嵙崁後山群于Zihing社聚會商談對策，並等待馬里闊丸群前來與會。6月3日下午3時，Zihing、Tgliq、Btwanokan等社頭目抵Takua溪上游鞍部，有意透過中間警部談和解（想了解為何日方擅自侵犯其祖傳領土又架設隘勇線，而他們的要求就是「撤回隘勇線」），但因中間警部採取不當面談判策略而失敗，故決定「宣戰」。此時，溪頭群及南澳群人也開始動搖，紛紛逃離或藉口收割而脫隊，最後僅剩溪頭群8人（操縱「以夷制夷」伎倆癱瘓／於地形險惡山岳中，無當地泰雅族嚮導協助，日方就算擁有先進技術，亦寸步難行）。10日黎明，正式揭開大嵙崁後山群戰爭，泰雅族人採取「斷水斷糧」戰略（奪取水源地即炊事場），且日方各部隊因深入原始檜木老林，難以行10步，只能日以繼夜開路清地，並遭泰雅族人切斷各部隊之聯絡線及後路。而日方處於一路挨打窘境，並出現排山倒海之棄守逃離潮，戰情乃告急，高田第4部隊最先淪陷，田丸第1部隊及小島第2部隊間之聯繫亦遭切斷。此時，中間別働隊長率2巡查及溪頭群30人赴援，但之後溪頭群出動者要求撤退，日方乃決定換裝混入其中同行往Ttahan溪方向下山，直奔圓山本部向蕃務本署警視江口良三郎求援。正當警察部隊處於慘敗危機時刻，日軍終於抵達（名為隘勇線前進，卻是以軍隊為主力）。12日上午8時半，日軍川和田大尉率第7中隊抵達支援田丸第1部隊。13日，田丸第1部隊與鹿島少尉所率第7中隊擊敗泰雅勇士，完成第1部隊及第2部隊的聯繫。13日下午5時，大津蕃務本署長率領警部豬口安喜及幕僚參謀長陸軍大尉金澤未作一同抵圓山本部共商大計，決定開啟新竹地區之牽制行動且親自督戰，一直到11月中主持「歸順儀式」為止。6月15日，新竹廳樹杞林支廳發動隘勇線前進，從內灣溪與六畜山前進鳥嘴山鞍部。同時，大津要求今後隘勇線前進時，要與日軍相互協議，進入戰鬥時要服從軍官之指揮。其實這些日軍的出動是額外支付，總督府由「匪徒鎮定費」來支付。16日之後，溪頭群Sqoyaw、Slamaw、Skaru社，南澳群Mkb'bu、Kmuyaw、Kinyang社，基納吉群、馬里闊丸群相繼決定加入抗日行列，聲勢越強。17日，臺灣第1守備隊小泉司令抵達圓山監督所，預計以更高強度軍隊進行鎮壓卡奧灣群。20日晚上，久保少佐率領3個步兵中隊分別出發，進軍漆崎山。後續，漆崎山與芃芃山區再度落入日本掌控，泰雅族則撤守至尖山（今復興尖山）預備做最後抵抗。21日清晨1時半，日軍向大嵙崁橫山群與泰雅族聯合陣線正式開戰（夜襲），之後水源地收復及各部隊間之電話線也修補完工。22日，新竹支廳巡查乙女、鈴木率領屈尺群36人抵圓山本部，能替日方進行後山群內情之探報、偵查及引導帶路，可減少日軍警的損失。25日，新竹廳隘勇線從內灣溪經羅浮社高地往李崠ㄉㄨㄥ山鞍部推進。6月26日，大津總指揮官、小松前進隊長與臺灣軍司令官小泉正保陸軍中將商談後，新訂攻堅尖山（復興尖山／西納列庫Sinaleku山）之行動，並將安插日軍在警察隘勇部隊之間。7月12日，雙方於尖山鞍部一帶展開攻防戰，日方陷入守勢僵局。之後屈尺群帶回好消息，後山群已有人提出要與日方和解，大津總指揮官急召雨田新店支廳長至宜蘭圓山本部，共商如何「操縱」屈尺蕃。28日，臺北廳大場警部率大嵙崁後山群36人抵圓山本部，他們是22日向臺北廳新店支廳哩茂眼隘勇監督所表明歸順，大津乃「操縱」（利用與日達成和解之泰雅族人，以「出役」的勞動服務名目，把他們送去敵營從事偵查、嚮導、誘降，甚至對同族人欺瞞、使詐。大津利用這種深厚的同胞愛，讓泰雅族人違背gaga，藉分化及疏離，使其相互誤解而敵對仇恨，遺留永久的心結，這是大津主張之「甘諾」政策）他們展開遊說抗日同胞之行動（雖然抗日及勸降雙方嘲笑辱罵、惡言相向，但事後仍有禮貌表示道歉）。6月29日，塔卡散社頭目Pacu Hecu、屈尺烏來社頭目Masing Nomin被送往尖山泰雅族堡壘地，向負責守衛之爺亨與比雅山2部落勸降。30日，新竹廳隘勇線前進至李崠山。7月31日，又遣送4人回後山群原部落，以達從內部滲透瓦解泰雅族人之團結。下午2時半，天皇特使中村侍從武官抵圓山巡視，並給前線官兵天皇下賜之酒菜料及點心料，日方「士氣大振」。然後山群內部出現戰和2派，主戰派為庫魯、卡拉（加拉）、比雅山、嘎拉賀（頭目Batu Maray陣亡）、爺亨（頭目Hakaw Yacu／Hakaw Yayut陣亡）等社及馬里闊丸人。8月3日，佐久間總督至李崠山Tapung督戰？。8月6日上午7時，「准歸順蕃」巴陵社頭目Iban Hiroku、塔卡散社頭目Iban Nokan前往尖山第2突稜偵查時，遇到抗日之古魯社頭目Buray Maray、比雅山社頭目Watan Secu，於是在山裡與中間警部和談，不成。之後，古魯社頭目遊說「左岸」陣地眾頭目投降，終究失敗，主戰派仍舊佔上風。12日，大津總指揮官與軍方人士密商「乘虛突襲」策略（日方為何從不「宣戰」？而以「入侵」模式開啟戰爭，因其慣用「乘虛奇襲」的戰鬥模式，先發制人之後，再找對方的不是，發動興師問罪之舉，最後對其侵略做出日方方便之合理化解釋，這與在東亞及中國與其他區域開啟戰端的手法如出一轍），因為別働隊中間警部告知大津總指揮官，「左岸」部落意見不一致，乃是泰雅族人施展的「緩兵之計」。13日，日軍竹內大隊長率北川、山井2日軍中隊遂前進尖山鞍部第3突稜，見空無一人駐守乃佔領該地。原來，泰雅族「左岸」社人聚集在Tayax開會，因此要害地無人駐守，造成莫大遺憾。14日，中間別働隊長率日本巡查與後山群塔卡散、比雅山、古魯社頭目，與「左岸」各社代表武道能敢社頭目Yumin Losi見面（部落會議中人人平等，頭目們關心戰死者遺屬之悲痛心情，需要多花時間來慰問及調停，一定要全體合意才能結束／展現尊重少數弱勢者的胸懷，尊重每個人之生命和情感，甚至願從長計議，為修復雙方關係而努力。和戰之間，後山群族人的應對表現，始終不卑不亢），15日又與鐵立庫、庫魯社頭目於第3突稜會面談和，惟均無結論。於是頭目們決定留下武道能敢社17人、庫魯（古魯）社7人、哈嘎灣社3人「出役」替日人做工，日方就此完成第3凸稜與尖山方面的佔領。17日，庫魯社被佔領。19日，大嵙崁後山群舉行「假歸順」（暫定性獲准投降）儀式以及泰雅族人傳統象徵和解之「埋石」儀式。25日，馬里闊丸群Ulay社與中間警部面談歸順之事。8月27日，日軍竹內大隊佔領巴塱〔巴壟／巴龍／巴侖／巴崚／巴陵／Balung（泰雅語，意為「巨木」）／Baron／語意為檜木，又分為上巴陵Balong、中巴陵Tayax（匹亞散社、碧霞山莊）、下巴陵Phay三個聚落〕山、砲擊各社。9月11日，新竹廳部隊佔領李崠山大鞍部，代表大嵙崁後山群與新竹馬里闊丸群聯合抗日，已呈被分化局面。接下來之重點，轉移到宜蘭、新竹與桃園3廳開闢道路的隘勇線，要在何處連結的問題。12日，桃園廳前進隊行動開始。13日，桃園廳長西美波令長谷川照雄別働隊長率領泰雅族36人，以及抬耀（Tayax）社與雪鬧霧（Sbunaw）社7人，前往抬耀、爺亨（Zihing／Ehen／意為上午陽光難以照到之地）、Sbunaw等部落動以親情、規勸和解，於是宜蘭、桃園與新竹3廳之聯繫順利達成。9月23日上午10時，3廳前進隊至大嵙崁溪徙涉點（砂崙子）完成第1次聯絡。同日，後山群右岸者50人到角板山及桃園市街進行「臺北參觀」。10月20日，大津在巴陵山警察隊總本部舉行「左岸蕃歸順條件示達」儀式。接著27日，舉行「右岸蕃歸順條件示達」儀式之後，日方僅收到453支槍。30日，再招集2岸部落頭目到巴塱山，脅迫繳槍並持續砲轟部落，直到11月19日，總共沒收1,143支槍，完成解除大嵙崁泰雅族之的武裝。於是在11月20日，在巴塱山警察隊總本部舉行大嵙崁後山群「左岸」、「右岸」共同「歸順儀式」。CE 1911年5月，《蕃匪攻打紀念寫真帖》出版（其中可看出大嵙崁溪右岸道路是最早之隘勇線，而大嵙崁溪左岸道路則原是輸送道路）。而大嵙崁後山群戰爭中死亡者多為能統御指揮且最勇敢之戰士（他們向後代子孫展現了泰雅族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英勇戰績為後人永懷），劫後餘生者則多半是老弱婦孺及警察系統中最底層之別働隊者，他們也為了延續子孫命脈及族群發展，接受被殖民的現實，在苦撐求生之中適應「文明」、「現代化」的新奴化時代，但是決不放棄抵抗之民族精神，現今不過潛在化，隨時可能再爆發

5月25日，日警佐倉達山承命查察蕃界而由臺北出發，夜宿角板山全由樟木搭建構成之「薰風館」（原名「薰風閣」，又名「角板山宿泊所」，今角板山賓館一部分），半夜唯聽溪聲與警筶（當時懸掛於隘勇線上之警報器，用於通報「蕃情」）相應。26日一早，經過控社、樟山、見返坂、深山、望都分遣所，而夜宿污萊隘勇監督所。27日，經檜山（谷）、岩戶分遣所上抵插天山（北插天山），14時抵插天隘勇監督所（隘勇線中繼大站），大岡警部補擺酒款帶（同時報導隘勇線上巡邏人員夜間移動時，必須以「點1柱香照明」方式行走，以免被原住民襲擊）。28日一早，繼續往東方之林望眼隘勇監督所前進，此段路線山友慣稱「北插東稜」路線，其中山路雲霧繚繞、陡峭難行（佐倉達山，〈登插天山記〉，《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3.01.01／「山路極險，以木作階段，不知幾千級」）

6月，臺灣總督府認可「帝國製糖株式會社」的設立。10 月30日，在東京招開創立總會

8月，日方向「理蕃」當局發布「蕃社臺帳」調查項目之更正訓令，要求各地警察駐在所必須在8月底之前完成62項調查，其中「戶口槍」數量的調查，以該年6月30日前之調查為準，應於9月15日前向中央機關先行報告。從CE 1908年末調查看，泰雅族人每100人中擁槍者37人，擁槍比率最高，而雅美無槍枝

9月12日，桃園廳長西美波擔任隊長，警部長谷川照雄（擔任別働隊隊長）組織1,200人討伐前進隊（12-13日，先至雪霧鬧等部落，利用族群關係扮演和事佬勸降角色，也擔任協助日警地形勘查及探險，14日回角板山），開鑿從角板山監督所經大嵙崁溪右岸通往後山之雪霧鬧、塔卡散、哈凱、巴陵等部落「理蕃」道路（隘勇線）〔從宜蘭與新竹中間以T字型切入前進，因右岸斷崖險峻故曾考慮改開左岸（19日，其中一段改開大嵙崁溪左岸道路）。10月11日？，大嵙崁溪右岸（東岸）道路竣工〕，一直延伸到大嵙崁溪上游一處能步行涉水之地點（今砂崙子），在此與宜蘭、新竹2隘勇線連結。10月5日，「右岸」道路完工，宜蘭-新竹-桃園3隘勇線連結終究開通。11月24日，全線開通（今日北橫公路最初樣貌）。12月5日，總督府決定大嵙崁後山群歸由桃園廳管轄。另外，馬里闊丸群之「操縱」改歸新竹廳負責，使得原圍繞李崠山一帶之泰雅族前山群的跨族群聯盟合作關係，宣告終止

9月23日，渡邊囑託率領後山群「右岸」部落等，共50人至「臺北觀光」。10月12日，荻原警部率領後山群「左岸」部落等，共64人至「臺北觀光」。13日，中間警部也率領後山群「右岸」部落等，共56人至「臺北觀光」。其實下山是去認識前山群泰雅族「歸順」後過著如何新時代的「文明」生活，因此到角板山觀摩「線內蕃」，其自從放棄槍枝及打獵後，從事水田耕作，過著安定生活的模樣。並乘坐代表「文明」之交通工具輕便鐵道，至大溪街參觀平地漢人，正過著物資豐富的繁榮生活，且讓他們親眼看到沒有槍枝照樣能安居樂業

9月底，日警才完全佔領芃芃ㄆㄥˊ山，且設置砲臺並砲擊後山群蕃各部落。10月19日，芃芃山隘勇線（從圓山監督所渡過芃芃溪往上攀登，經旗山、漆崎山、芃芃山、第1高地、大內臺、西村，然後進入桃園廳）竣工（CE 1922年，新的角板山三星警備道完成，乃於CE 1923年5月拆除停用）。20日，大津麟平總指揮官在Balung山舉行和解（sbalay）歸順條件示達式。11月5日，押收槍枝共180支分配予監督所。而於11月收兵（7日，在樹杞林舉行解隊式），無功而返各廳休息（新竹、宜蘭2隊亡183名、傷256名／桃園隊死傷共11名）。但同時梅澤柾ㄐㄧㄡˋ〔1879.09.27-1920.01.29，部屬都稱他為「山の親分」（山老大）／CE 1908年元月9日，正式任職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囑託，從事「防蕃作業事務」。CE 1909年5月，任職警察本署蕃務課囑託兼南投廳囑託。CE 1910年7月22日，改任桃園廳技手兼任臺灣總督府技手。9月17日，再改敘為技手兼任警部。CE 1911年4月30日，擔任桃園廳警部兼任總督府警部。11月17日，任職總督府警部，歸屬中央管轄。參與自CE 1911-1914年之隘勇線前進及討伐戰役，負責開闢道路，架設鐵線橋、電話線與電流鐵條網，興築房舍和防禦工事，被視為當時蕃地道路開闢與建設之第1好手，其所著《蕃地作業軌範》共200頁，其中有30頁圖版，繪圖解說300多項設施構造，CE 1919年3月完稿，10月出版，被視為當年山地警察人人必讀之「聖經」，包含土工、土木建築、通信、測量等。CE 1920年元月22日，在綠分遣所（今八通關越道路美托利）罹患流行性感冒，後送花蓮港醫院但不治。他自從軍起，經歷日俄戰爭，來臺後轉任警察，其生命最後幾年，全部放在臺灣山地警備道路之開鑿上／名字只出現在3處紀念石碑上：吉安的能高橫斷紀念碑、南安之八通關紀念碑、卓樂的殉職紀念碑。除了別人為他設立之紀念石碑外，梅澤柾留下的唯一物證是錐麓古道隧道外之11個小刻字「大正三年梅澤作業隊開鑿紀念」，而萬代橋（梅澤作業隊是CE 1917年5月還在合歡越趕工，9月後加入能高越工程，11月架立完成這座萬代橋）上的梅澤題字則是第2次出現。CE 1920年他在八通關越工程中感染西班牙流感，輾轉送醫過逝於花蓮港醫院，僅得年42歲〕警部帶領之道路開鑿隊，在搜索隊戒護下，開鑿了內灣至尖石之道路

11月，總社位於橫濱之「日蓄」唱片會社（駐臺第1家唱片會社）在臺北榮町成立出張所，全名為「株氏会社日本蓄音器商会」，是臺灣最老牌之唱片公司。CE 1910年，由日本老闆岡本樫太郎領軍客家樂師一行15人，飄洋過海到日本東京進行錄音工作。第１次約錄了10張唱片，締造眾多臺灣第1聲音記錄 : 第1張臺灣唱片〈一串年〉（以客家8音演奏之器樂曲）、第1張臺語錄音〈八角日落／點燈紅？〉、第1張落地掃階段的歌仔戲雛形〈三伯英臺〉等，臺灣唱片工業大門就此展開

12月10日，於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CE 1908年10月23日開館，原臺灣總督府彩票局，後CE 1917年改為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但於二次大戰期間遭到炸毀）樓上，集合了10餘位同好成立「臺灣博物學會」（川上瀧彌與素木得一倣效札幌博物學會，在CE 1903-04年間所策劃，並與永澤定一訂出大略的會則條文，但一直未能成立），接著在CE 1911年元月，在國語學校（後來CE 1918年的臺北師範學校）舉辦第1次集會（川上被推舉為創會會長，直到他CE 1915年過世為止。CE 1920年素木氏被推舉為會長至CE 1926年止約6年，接著從CE 1932年起至終戰前夕之CE 1944年3月止約12年又再度擔任會長，共計18年，為該會就任最久的會長），並於CE 1911年3月發行《臺灣博物學會會報》至CE 1944年停刊（共33卷，243號），是研究日治時期臺灣動物、植物、礦物、人類學、地學、氣象學等最重要之史料。另外，該會非常熱衷於植物採集旅行，普通在每年春秋2季舉行大型之採集旅行，少數會員的採集旅行則每月舉辦。同行者少則10餘名，多則甚至達150名以上

12月29日，殖產局雇員佐佐木舜一、技師川上瀧彌、技手岡本要八郎（命名北投石的礦物學家）加入蕃務本署野呂寧技師之阿卑線橫斷隊（總督府計劃在浸水營越嶺以外，從阿緱、卑南間再開鑿一條中央山脈橫斷道路，以及鋪設南迴鐵路的構想。因此，平緩山脈路線之踏查實屬必要。由蕃務本署調查課勤務的野呂技師擔任隊長，鐵道、土木、礦物、植物等專門技術者也加入行列），一行10人由臺北出發，當天抵阿緱街（屏東），後經隘寮北溪向東翻越中央山脈，涉過臺東廳知本溪上游、大南溪上游，經大南社於翌年（CE 1911年）元月5日抵臺東廳卑南街。佐佐木舜一在〈臺灣奴草の發見と露營の元旦〉（《臺灣の山林》第93號，1934）一文中，曾回憶道此行發現臺灣奴草的驚喜之情。30日，在阿緱廳長佐藤先生歡送下，在西瓜園搭乘製糖會社輕便鐵道之臨時列車出發（今澤警部隊長以15名警察隊和126名蕃人編成6個部隊），經三地門夜宿德文社，隔天宿泊於阿禮社。CE 1911年元月1日從阿禮出發，白天沿著霧頭山北側山肩行進，特請中村警部補為我警備，之後在夜幕下沿著北隘寮溪右岸到達宿營地

日本設立朝鮮總督府，一舉併吞朝鮮國（李朝，1392-1910／CE 1896年，李朝高宗宣布朝鮮獨立，改國號為「大韓帝國」）

哈利‧阿佛森‧法蘭克［Harry Alverson Franck／1861-1962／「漂浪王子」（Prince of Vagabond）］出版第1部著作《環遊世界漂浪之旅》（A Journey Around the World）。CE 1924年，《日本與福爾摩沙一瞥》（Glimpses of Japan and Formosa）一書問世。其中有言：「因為這裡的一切井然有序，呈現出普魯士精確連普魯士人都望塵莫及，與海峽彼岸中國人的失序截然相反。…。這種訪客會隨即產生一種印象：日本人對任何雜亂無序跡象之痛恨，一如中國人對此的熱愛。」、「整體而言，福爾摩沙人看來不過是更被馴化、更壓抑、更安靜，也更常洗澡的天朝人，身上不時流著一些原住民血液。」、「在經濟上，臺灣完全處於日本人為日本利益服務之榨取之下，一如政治上受到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統治。」、「我不記得有看過哪個朝鮮人穿著下馱及和服，福爾摩沙人忘記了被征服的恥辱了嗎？…，但新的一代對日本人太習慣了，…。」

甘為霖牧師將臺南教士會自CE 1877年元月10日，正式召開以來至CE 1910年之間，總共788次之開會紀錄，加以濃縮出版《臺南教士會議事錄》（Handbook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South Formosa），其扉頁聲明：這本有版權的書為非賣品，僅印行100本（且加編號），供私人傳閱

江文也〔三芝地區客家人，本名江文彬，夫人江（舊姓瀧澤）乃ぶ／江信或江のぶ子／江信子／有4個女兒，中國妻子吳韻真〕可能出生於「寄留地」大稻埕，而戶籍在臺北州淡水郡三芝庄，可能於CE 1916年，舉家移居中國福建廈門成為「臺灣籍民」（擁有日本國籍而居留於日本本土與殖民地之外的臺灣人）。CE 1917年，進入廈門旭瀛書院就讀。CE 1923年，母親過世後隨長兄江文鍾至日本信州（長野縣）留學。CE 1932年，畢業於東京武藏高等工業學校，之後以聲樂嶄露頭角〔《生蕃四歌曲》以原住民為主題，歌詞是用羅馬字寫成，包括〈祭首之宴〉、〈戀慕之歌〉、〈原野上〉、〈搖籃曲〉，曾於CE 1936年初夏第1次訪問北京時，在航往中國之客船上演唱〈祭首之宴〉，之後又在抵達北京當晚之化妝舞會（打扮成原住民頭目／生蕃の首長）後之音樂會中，演奏《小素描》及演唱《生番四歌曲》（齊爾品Alexander Tcherepnin擔任鋼琴伴奏／齊爾品強調音樂應該具有民族性，深信「歐亞合璧」Eurasia在世界文化藝術音樂上之可能性。而立足於自己之文化音樂傳統而從事創作，是他給日本年輕作曲家的忠告），又《生番四歌曲》也曾在CE 1937年巴黎萬國博覽會中演出〕，並以作曲崛起日本樂壇（在CE 1930年代中期）。CE 1936年夏天，以管弦樂曲《臺灣舞曲》獲得奧林匹克藝術部競賽（在柏林之第11回）管弦樂之「等外佳作」（認可獎／亦即不在頭3名之內／CE 1935年預賽，CE 1936年2月寫作正式樂曲），確立其在日本樂壇地位。CE 1938年，接受中國國立北平師範大學（今北京師範大學前身）音樂系主任柯政和（柯丁丑，1889-1979，臺灣人）之邀請擔任教職〔江文也選擇到北京是追尋藝術創作之泉源，但仍以東京為發表音樂和文學的場域／當時北京已為日本人所控制／《古代中國正樂考―孔子的音樂考》，《孔廟大晟樂章》（文獻研究與田野采風之精妙結晶），日文詩集《北京銘》、《大同石佛頌》，中文詩集《賦天壇》〕。CE 1945年冬，因「漢奸罪」遭逮捕，10個月半後獲釋。從CE 1957年起慘遭清算下鄉，CE 1978年，獲「平反」。CE 1981年，江文也名聲由海外華人社群傳回臺灣，CE 1983年10月23日，逝世北京。CE 1992年，臺北縣政府舉辦「江文也紀念研討會」及「江文也紀念音樂會」。CE2003年10月，中研院臺史研究所籌備處舉辦「江文也先生逝世廿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

著手蘇澳至南澳間警備線之前進作業，開築長約34公里、寬約3尺左右之道路，沿線並設置駐在所

CE 1910年代，自八仙山、佳保臺伐採之林木，藉木馬路、滑臺（Sliding Bed／即修羅盤臺，就是一個木材的滑臺，是木材專屬溜滑梯，是先從山上伐下木材，由山上一邊組裝一邊往下游運輸，材料和運輸標的物皆是珍貴檜木。檜木交互以90度一層一層堆疊，不斷堆高之木材等待放流前最後的處理，最後近100公尺之滑臺，是整個山地運輸系統放流前的最後一段）托運至松鶴一溪，然後從久良栖以「管流」（クダナガン，是將木材綁組成筏後放流，相較於單株圓木放流之謂。日治時期只有太平山與八仙山林場，使用管流運輸木材）方式放流大甲溪〔至CE 1930年以前，放流走入歷史／須避開農忙需水期間及八仙山雨期5月至9月中旬，乃多選冬天溪水較小較緩時進行。12月後春天至夏秋之時，是刎場堆積如山木材放流作業的開始。放流前營林所會公告何時可以將木材放入土場（暫存地），接獲通告後，從刎場開始搭設15-20片（枚）修羅（圓弧狀凹道，讓木材由上往下滑）往大甲溪滑落，人夫則接受役所係員指揮監督，當時可能將木材在裡冷溪匯入大甲溪處集結，木筏在此整備後開始往東勢放流。任務完成後人夫湧入東勢，促進餐旅發展，從每年12月起至隔年2月底止，約可放流3次，每次任務完成後，將帶動東勢之消費娛樂，特別是東勢街之繁榮，受八仙山從業男性員工影響極大／管流之木材稱「流材」，而在河面上控制木材的工作型態稱「川狩」，亦即將木材組成筏的型態，並利用河川運輸之意〕至和盛，而在東勢及稍來坪設置駐在所以監督放流作業，在儲木場附近則設置營林局八仙山派出所／土牛上岸，再以輕便臺車運至葫蘆墩（豐原）

今年後因為賀田組的開發，居住於新竹州頭份庄及附近之漢族北部客家人100戶，開始在臺灣島內進行第2次大規模移民，經濟移民或產業移民遷居至鳳林支廳，進行伐樟、製腦和墾殖，奠定了鳳林鎮的發展基礎

臺灣總督府採用採用森丑之助之主張（6族），將原住民族分類修正為7族（+賽夏族），此行政上的分類法依值為總督府所採用

 

CE 1911年：（清宣統3年／日明治44年）

3月23日，臺東廳組織警察搜索隊，由廳長任隊長。24日，在成廣澳支廳招集頭目與勢力者收押槍枝，3天完成3,907支。官方以和平方式收押阿美族槍枝，提供補償金作為部落購買豬隻的費用

3月24日，梁啟超受林獻堂（林朝琛，林文欽次子，林朝棟堂弟，林文欽為林朝棟叔父）之邀由日本啟程來臺。28日，抵基隆，先遊歷臺北。4月2日，前往臺中和櫟社成員會面，且下榻於霧峰五桂樓

4月1日，總督府第2次正式安排泰、排灣、卑南族共10人赴日本觀光，這是佐久間總督任內第1次蕃人日本內地觀光團。由2名警員陪同，從基隆搭船至神戶、京都、兵庫縣姬路、大阪、九州福岡縣小倉及枝光等地。21日，返回（實際在日本僅約2週，前後39天）

4月27日，荷蘭蒸汽船「基帕拉」（Tjipanas）號拯救日本船上之35人，他們是在熊本釣魚時不慎落海、漂流至臺灣海岸的

7月25日〜9月10日，阿美族不堪修路勞役壓榨、沒收槍枝、巡查侮辱頭目，群起圍攻成廣澳支廳（臺東縣成功鎮）、公學校，史稱「成廣澳事件」

8月1日，大安溪左岸之「后里發電所」（后里庄發電所，CE 1908年由臺灣總督府規劃設計建造，是由水利灌溉計畫附屬興建的，將臺中市、彰化市列為第1個供電區，CE 1911年8月1日竣工。CE 1996年8月1日，併入大甲溪發電廠，改稱后里機組。CE 2003年2月20日，完成機組自動化遙控操作。后里電廠在春、夏豐水期，每小時發電1,000度；秋冬枯水期，發電量減半，惟電力悉數輸往豐原翁子變電所，經減壓後再送到民間使用。而引進發過電之溪水，則分別流入后里及城廓2條圳渠，灌溉外埔鄉和大甲地區的農田）開始為臺中市送電，該所CE 1909年開始規劃、設計、施工，CE 1911年7月竣工。裝設2部機，每部裝置容量400kW，總裝置容量800kW，CE 1930年總裝置容量改為950kW，是臺灣總督府附帶事業之第2座發電所（其3條壓力鋼管全長80公尺，直徑1公尺，有效落差39.4公尺）｛第1座是位於高雄美濃的竹仔門發電所，CE 1907年興建，CE 1909年（日明治42年）10月27日竣工（電廠主體工程竣工紀念碑），CE 1910年元月正式啟用（裝置容量2,000 kVA，原總出力1,600kW，後提升至1,960kW），是臺灣第3座民生用電發電所、南臺灣第1座發電所（CE 1911年竹仔門發電所2,000匹馬力發電容量中，臺南與打狗之民生用電佔680匹、打狗築港電力460匹、產業用電95匹，剩餘電力度足800匹馬力，相當吃緊。之後打狗又設立水泥工業，電力需求節節上升，土壠灣發電所遂於CE 1910年秋季提前展開實地調查規劃／CE 1910年代，電燈、電扇等民生用電確實是當時主要之電力需求，也是竹仔門發電所最重要的供電目標，尤其電燈照明／燈用電力更是重中之重。另外，臺灣南部2大工業電力用戶為打狗製冰業及臺南精米業，佔當時工業用電之72.9％，惟仍低於電燈的電力需求。而製糖業主要動能以蒸汽為主，並非供電的優先對象）。CE 1992年5月22日，內政部列為臺灣第1座「產業古蹟」（3級古蹟正式名稱「竹仔門電廠」）。CE 2002年10月30日，高雄縣政府文化局函內政部，將竹門機組之發電廠房（含發電機組）、壓力鋼管、前池、制水閥門、紀念碑等指定為古蹟本體，由第3級古蹟提報為國定古蹟。CE 2003年10月28日公告核定為國定古蹟「竹仔門電廠」，目前唯一之電力古蹟〔CE 2008年4月18日停止運轉，而老機組以「靜態展示」方式呈現／CE 2007年為提高發電量，新廠房（以菸樓造型為意象）設於老廠房西北側約80公尺之平坦地面，且2者間有小山脊阻隔，聯接前池與廠房間的新建壓力鋼管採隧道方式布設，並新建尾水路和目前尾水路連接，發電尾水仍排入獅子頭圳。CE 2007年動土興建，發電機組於CE 2010年10月4日商轉，新發電機組安裝於B2，是臺灣第1部橫軸管狀S型（S-type）水輪發電機組，裝置容量2,670kW／CE 2017年臺電推出「築蹟特展」，系統性整理及展示臺電持有之舊文物，而竹門電廠事保存最完整的電廠〕。CE 1963年更名為「竹門發電廠」，CE 1977年竹門發電廠與土壠發電廠〔CE 1910年9月因電力需求節節上升，遂提前展開實地調查規劃，CE 1912年6月動工（原預定工期2年），最初由臺灣總督府技師十川嘉太郎統籌規劃，並由古賀組承包興建。CE 1910年糖業鐵道旗尾線已經通車，打狗物資先經由鐵道鳳山線運送至九曲堂，再經糖鐵旗尾線轉送到蕃薯寮，CE 1912年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遂在蕃薯寮和六龜里之間鋪設輕便鐵道（其中美濃橫山庄到六龜里路段，準備將鐵道材料挪為下淡水溪堤防工程的輕便鐵道使用，但該鐵道已成為六龜里居民出入的重要道路，乃向阿緱廳長陳情，廳長也向總督府爭取保留，但最後仍決定拆除，不過也決定開闢一條阿里港到六龜里之公路，即今臺27線做為補償措施，六龜里交通遂有改善），方便運送興建發電所的材料。攔水壩設在土壠灣上游距引水隧道取水口2.5公里處，溪水通過隧道後流至下游之明渠，再由明渠將水輸送到土壠發電所上方31公尺處的前池，經4條壓力鋼管讓水順流而下（每秒450立方日尺，即約每秒12.5立方公尺的速度），推動4,000匹馬力（總督府預估應可滿足冬季枯水期供電之需求／CE 1919年2月，是荖濃溪冬季枯水期、水量不足，竹仔門加土壠灣發電所8部機組僅運轉5部，發電量只有3,254匹馬力，即使打狗預備火力發電所啟動運轉仍不足，而工廠只好重新啟用蒸氣設備）川流式發電機組發電。但在CE 1914年夏季遭暴風雨沖垮攔水壩，同時因建材無法運送而停工，其間因竹仔門發電所到土壠灣發電所間的輸電線也早於CE 1913年4月已啟用，故曾小規模供應六龜里居民和隘勇線鐵條網（CE 1916年10月，開始在濁口溪至上寶來一線架設）電力。之後施工單位只好（在舊攔水壩上游約1.8公里處）興建一新攔水壩（而舊攔水壩則改為沉砂池，做為攔汙之用）及新、舊攔水壩間之引水隧道（CE1916年12月1日貫通），但同時新取水口工程卻因該處岩盤較堅硬而遲遲無法完工，直至CE 1917年12月整體工程才竣工，CE 1918年元月開始供電，原預計做為二層行溪（今稱二仁溪）灌溉工程（2萬甲農田）之附屬電氣事業，但因該灌溉工程缺乏經費（灌溉計畫經費617萬5千圓，再加上土壠灣發電所工程經費111萬3千日圓，共728萬8千圓經費。另外，獅子頭圳擴建計畫僅需59萬9千圓，即使再加上竹仔門發電所興建工程費用152萬圓，為前者1/5左右）而放棄，而使土壠灣發電所成為一座未與水圳共構的發電所／高雄市六龜區中興里，今高屏發電廠六龜機組，受竹門機組遙控〕合併為高屏發電廠，廠本部設於原土壠發電廠（CE 1963年改名），並設置竹門分廠，CE 1997年改為竹門機組〔CE 1977年土壠灣發電所與高雄市美濃區 竹門發電廠合併（串聯為同一供電系統）後，官方正式全名為高屏發電廠土壠分廠（六龜機組），竹門發電廠改稱高屏發電廠竹門分廠〕。其尾水注入獅子頭水圳（CE 1905年9月，將獅子頭圳、龍肚圳、中壇圳、柚子林圳組成「共同埤圳組合」統一管理，並統稱獅子頭圳，是日治時期蕃薯寮廳內最主要且規模最大之水圳，而竹仔門發電所則最初是獅子頭圳水利事業的附帶電氣事業），灌溉滋潤美濃平原、南隆農場〔南隆地區範圍一般指美濃、旗山在臺28線以南，荖濃溪以北之平原，大致上包含目前美濃區的吉洋、吉東、吉和、清水、德興5里、獅山、龍山2里的一部分和旗山區之廣福里（手巾寮／CE 1912年6月，臺灣總督府在此設置「手巾寮尋常小學校」提供日本移民就讀，是當時阿緱廳5所尋常小學校之一，也是蕃薯寮廳第2所尋常小學校）／美濃南隆平原於日治初期CE 1910年，由日本35公司社長愛久澤直哉以南隆農場名義，向總督府申請核准墾拓美濃南郊荒野（礫石地），包括吉洋、手巾寮一帶官有地共1,513甲（再向原居民購地930餘甲後擴大至2,400餘甲），而當時尚有花蓮港廳吉野村、臺東廳旭村、臺中廳（二林草湖）源成農場（CE 1909年有移入日人約86戶322人，惟仍不適應紛紛離開）等多處移民村。農場至CE 1911年移入日人約38戶157人，但至CE 1917年僅剩2戶，CE 1920年也僅有3戶13人，移民村計畫徹底失敗。之後未持續發展，乃招募美濃、龍肚舊部落之佃民外，還透過農場主事白石喜代治（曾任苗栗廳稅務課長／撥地建築今輔天五穀宮，長生廳仍供奉白石喜代治及愛久澤直哉之長生祿位牌）從新竹州桃竹苗地區招募大批「北客」墾民（CE 1920年已有臺灣各地移民220戶1,280人），最終使得美濃發展成一文化融合的小鎮／CE 1896年6月3日，日人津田靜一向臺南縣知事申請開墾中壇庄以南、荖濃溪以北、下淡水溪以西之官有土地，並開辦50名農民試驗性質的移民村，但因缺乏灌溉水源與荖濃溪氾濫而失敗，此為日本開發南隆地區之始／CE 1908年龜山堤防完成，美濃南部地區不再受氾濫之苦〕及孕育菸葉文化｝，也是迄今仍在運轉，排名全臺第3老之電廠，供應臺中縣、市及彰化、苗栗等地用電。而日月潭第1發電所〔原名門牌潭發電所、大觀發電廠，今大觀1廠／CE 1934年竣工，將日月潭湖水經約3公里長之地下引水隧道引至電廠上方的平壓塔（減壓水槽），再流入5支長達592.2公尺之壓力鋼管，以推動廠房內5部CE 1923年出廠的蝸牛狀橫軸佩爾頓式水輪發電機組（Pelton Turbine）〕5部發電機（美國GE製之主水車直結回轉界磁型／同步交流發電機）及日月潭第2發電所〔今明潭發電廠鉅工分廠，南投縣水里鄉二坪路7號／CE 1937年竣工，利用日月潭第1發電所尾水，經過4,409公尺長引水隧道，與銃櫃溪水匯合後，再引入由銃櫃堰堤（壩）攔截後形成之銃櫃調整池蓄水，最後由2條壓力鋼管輸送至電廠內的2部豎軸法蘭西斯式水輪發電機〕2部發電機在CE 1919年初建，CE 1937年全部完工後，其供電區域才改為「后里」（CE 1945年3月，日月潭第1及第2發電所遭受盟軍猛烈轟炸後，嚴重毀損、無法供電。CE 1946年10月30日，在臺電機電處長孫運璿與日籍技術人員努力下，恢復電力供應）

8月15日〜9月23日，7廳主要部落頭目43人參加（包括莫那‧魯道），是佐久間總督任內第2次蕃人日本內地觀光團（前後39天，實際考察1個月／CE 1910年10月27日，山地事務本署訂定〈引率原住民觀光注意事項〉／共舉辦4次「蕃人日本內地觀光團」，目的均在展示近代化軍隊   之威力，以收嚇阻之效。這段期間，也正是佐久間總督強烈執行「五箇年理蕃計畫」的時期）從基隆出發。19日，抵神戶港。曾參觀神宮、學校、製造廠、上野動物園、淺草公園、東京新橋演藝館（能劇）、三越布莊（三越百貨前身）、砲兵工廠、東京板橋兵器倉庫、練兵場、軍艦等設施。9月20日，在福岡搭乘讚歧丸輪船，於23日返回基隆港

8月22日至9月6日，進行太魯閣蕃姑姑子社之探險，是由羅東支廳長田丸直之警部及4位巡查領隊，而本次的探險除了取得姑姑子社之歸順外，也對週邊地形及蕃情做了基本調查

9月26日，臺北廳發布臺灣第1則地方性汽車管理規則，第19條規定，成為汽車駕駛前，必須先接受官方之考驗。而臺灣首位通過駕照考驗者，是「神田自動車會社」修繕部之中桓藩居，他取得甲種駕照。又第1位通過測驗的臺灣人，是住在大稻埕之徐裕發，他取得乙種駕照。直到CE 1924年時，全臺擁有汽車駕照者僅130名，但汽車則有620輛。由於當時考照通過率平均在5-30％之間，平均要考3-3.5次才會及格，因此CE 1925年臺灣設立第1所汽車駕訓班由日人鳥居秀雄創立，稱為「臺北自動車講習所」。CE 1922年，臺北大稻埕出現第1位女性汽車駕駛是中野小菊。CE 1927年3月，臺灣人第1位女性汽車駕駛，是任職於臺中州大甲郡清水街「昭和自動車會社」之蕭鄭綢，她取得乙種駕照。又第1位考取駕照之原住民是花蓮港廳的ボヤルロオ（日文名藤村行雄），他在CE 1934年取得乙種駕照，隨即被屏東市役所雇用

8月起至10月31日止，新竹廳（廳長永泰吉郎）警察部隊兵分2路，構築李崠山｛泰雅語Tapung，意指此山冬天會積雪，而把樹枝都壓壞了的意思，位於今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李崠山一帶Tayal〔17世紀末，漢人稱北番、黥面番、王字頭番／該名稱最早出現於沃斯Wirth《臺灣之歷史》（Geschichte Formosa's bis Anfang）1898文獻中／伊能嘉矩、栗野傳之丞《臺灣蕃人事情》1899分類稱「泰雅族」アタイャル〕主要有3群，皆發源自Pinsbkan，人口擴張後開始遷移，經Papakwaqa（大壩尖山）後分散至不同地方，繁衍後各群體有Mrqwang（馬里闊灣or馬里闊丸or馬里光／「河谷地」之意／尖石鄉中分布最廣之一群，祖先原居住於Mlipa，今南投縣仁愛鄉力行村）、Mknazi（基納吉／基那吉／金那基／馬卡納奇）、Karapai〔加拉排、卡拉排／分布尖石鄉西北一隅之淺山地帶，油羅溪與上坪溪兩岸之山腹，有Karapai（Kababai，今新竹縣尖石鄉嘉樂村）、Msiuzin（麥樹仁）、Matai（馬胎，今尖石鄉義興村）、Mkaran（美卡蘭or梅佳蘭，「大臼齒」之意，油羅溪上游山麓，今尖石鄉梅花村）等4個部落〕等群｝、太田山2座堡壘及大小砲臺，而形成火力強大之突出部，並建置了李崠山、那羅Naro山隘勇線（劃歸樹杞林支廳管轄），此役軍警陣亡79人，重傷65（63？）人，此引起日本國內輿論譁然，只好在10月31日下令撤軍。11月1日至16日，解散前進隊

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將「泛泰雅族群」分為3個系統：Squliq〔Səqoleq（賽考列克或賽考利克，語言及文化具有高度一致性），發源於北港溪（烏溪水系）上游的一塊巨石—Pinsbkan，位於今日南投縣仁愛鄉發祥村。居住於發祥地一帶的是Xalut群（Xaqul、白狗蕃、福骨群／Knaziy紅香、Tlirun、Masitoban瑞岩3社。發祥地瑞岩的前2社於CE 1999年921地震後受損，CE 2011年瑞岩遷村至北港溪對岸，而位於瑞岩上游處之翠巒，即Məl-qoan，也在CE 2009年莫拉克風災之後被診斷為危險區域，政府原擬遷村至埔里，但至今CE 2023年仍懸而未決），其上游不遠處分出Malepa群（Məlepa、馬列巴群／Mkmuyaw、Plmuan、Mkbubul、Mklihan、Mktaktak、Mkbubu六社），但2者各有自己之社會規範組織qotox-gaga。在北港溪最上游處，還有3社屬於Malepa群，惟自稱Məl-qoan（馬力觀），意指「水源處的人們」。發祥地人們越過北港溪與大甲溪間較低矮之鞍部，於大甲溪上游分出Slamaw群（Səlamao、沙拉茅群、梨山，與蘭陽溪流域之Pyanan南山社友好）與Sqoyaw群（Səqauyan、志佳陽群），他們與Malepa群之間關係緊密，但和Xalut群較為疏遠（Xalut群僅有Knaziy紅香和Slamaw社相連）。由於距發祥地不遠，這裡的人們仍清楚發祥地位置，並保持往來互動的關係。又此2群雖位於大甲溪流域，但原歸能高郡管轄，這說明大甲溪上游與北港溪之間的交通是比較順暢的。CE 1927年2月1日起改隸大甲溪流域之東勢郡，今屬臺中市和平區。值得一提，921地震後中橫公路中斷，大甲溪上游再次只能經由北港溪流域聯通西部平地。另一Squliq群經大甲溪上游，再越過大甲溪和宜蘭濁水溪（蘭陽溪）之間的鞍部（思源埡口），於蘭陽溪流域形成溪頭群（Mənebo／與Slamaw群、Sqoyaw群緊密相連，甚至最上游處之Pyanan南山社可直通北港溪上游的Masitoban瑞岩社，說明北港溪上游、大甲溪上游到蘭陽溪的這條交易路線確實暢通。另一方面，從大嵙崁溪自發性移至蘭陽溪畔之Gaogan群崙埤子、松羅、Bonbon三社，也是溝通Gaogan群和溪頭群的橋樑）。由於北港溪及大甲溪上游各群，仍持續走這條路線到蘭陽溪流域之阿里史與漢人或平埔族群交易，獲取鹽、鐵器及火藥，因此溪頭群能夠接觸上述這些人，並且對Pinsbkan的位置保有相對準確之知識，而溪頭郡由臺北州羅東郡管轄，今屬宜蘭縣大同鄉。Squliq群人們繼續翻過雪山山脈來到大嵙崁溪（大漢溪）流域（對於發祥地之記憶已模糊，說不清Pinsbkan正確位置），從上游往下游分出Knaziy群（Mə-Kənaji、金那基群，源自Xalut群，Xalut群其中有一社稱Knaziy社、紅香）、Mrqwang群（Məl-qoan、馬里闊丸群，源自Malepa群的分支Məl-qoan馬力觀，而遷居大嵙崁溪流域並自稱「馬里光」，其實是同名，另外Mrqwang群蔓延至頭前溪上游的油羅溪流域，並與當地C＇uli＇系統串連）、Gaogan群（卡奧灣群、大嵙崁後山群，與大嵙崁前山群關係不錯，和Mrqwang群更是相連緊密，自稱是Malepa群，但與北港溪上游之Malepa群已無往來，他們對於發祥地的記憶已模糊）、大嵙崁前山群（混有Malepa群與Knaziy群）。原先大嵙崁溪流域劃歸新竹州大溪郡管轄，CE 1927年2月1日起，最上游之Knaziy群（與相鄰之Mrqwang群不斷互鬥，主因是Knaziy群缺乏物資，有意往下游發展，遭遇Mrqwang群抵抗甚至封鎖，糧食不足的Knaziy群於CE 1926年爆發飢荒）改隸竹東郡，今新竹縣尖石鄉秀巒村，並陸續將其半數人口移至油羅溪流域（留在大嵙崁溪流域的人們，包括Tbahu田埔、Thyakan泰崗、Yuluw養老、Kinlwan錦路、Tarakas天湖等社，依然與同流域其他社不相往來，並且與北港溪上游之Knaziy社也沒連繫，同樣說不清發祥地位置，但是Thyakan社和大甲溪上游的人群卻保持往來）。CE 1948年8月以後，Mrqwang群也改隸尖石鄉玉峰村，其餘部分今屬桃園市復興區。大嵙崁溪流域之Squliq群繼續向周邊擴張，其一Knaziy群進入頭前溪上游之上坪溪流域形成Skaru群（霞喀羅群或石加路群／即使流亡至大安溪流域，仍與Knaziy群互通有無，他們並未融入大安溪流域的地緣團體，反與大安溪流域之北勢群因獵場衝突而為仇敵。CE 1936-37年，統治者並沒讓他們回頭前溪上游的老家，而是送至不同地方，其中Rokkaho社14戶移到風美、15戶移到石壁，Yabakan社3戶移到風美、18戶移到鹿湖，Mukeraka社27戶移到風美，這些地方位於中港溪流域，屬於鹿場群地盤。而Skaru群和鹿場群素無往來，此外Mukeraka社還有20戶移到後龍溪流域之Tabilas錦水村社，兩者也同樣素無往來／戰後這些CE 1937年移入竹南郡蕃地風美、鹿湖、石壁的Skaru群，直到日治最終仍在「理蕃所管」之保護下免稅，然而戰後他們被劃入平地行政區，適用一般行政體系，尤其是得負擔納稅義務，苦不堪言乃大舉逃離居地，有些人逃回原鄉，即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有些則逃往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後者即原先的Tabilas社，當地有CE 1937年移住之舊識，而這些逃亡地點都在山地行政的保護下，暫時免納稅），官方歸入上坪後山群，歸竹東郡管轄，今屬新竹縣五峰鄉。其二Mrqwang群蔓延至頭前溪上游的油羅溪流域，稱為前山Mrqwang群，歸竹東郡管轄，今屬新竹縣尖石鄉。又Mrqwang群蔓延至鳳山溪流域者稱馬武督群，歸竹東郡管轄，今屬新竹縣關西鎮。其三，新店溪流域之屈尺群自稱與Gaogan群屬於同一系統（Malepa），但他們與大嵙崁溪之Gaogan群聯繫不多，倒是和遷至蘭陽溪畔的崙埤子、松羅、Bonbon三社相連緊密，另外屈尺群與大嵙崁前山群之關係也很密切，又宮本延人發現其中混有Knaziy群，而新店溪流域歸臺北州文山郡管轄，今屬新北市烏來區。還有一些Squliq群從北港溪上游出發後，經過大甲溪並翻越南湖大山，進入大濁水溪（和平溪）流域，成為南澳群之一部分（他們只記得Pinsbkan位於大甲溪志佳陽Sqoyaw群後方），南澳地區歸臺北州蘇澳郡管轄，今屬宜蘭縣南澳鄉〕、C＇uli＇〔Tsə ＇ole＇、澤敖利或澤敖列，語言及文化具有較大變異，語言又可分出汶水、萬大（位於濁水溪畔，與其餘泰雅族領域之間遭賽德克人從中隔開，李壬癸老師指出萬大方言之音韻較接近賽德克語，但詞彙毫無疑問是泰雅方言，馬淵認為萬大群應是眉原Mb＇ala群的近親）等方言。他們已淡忘祖居地之故事，大安溪以北和南澳群東側之人們，遂將洪水傳說中的大霸尖山權充為祖先發祥地。北港溪中游（能高郡）與南澳地區都有Mb＇ala群（眉原群）分布，後者雖由前者分出，但已不知前者的存在。另一方面，北港溪中游Mb＇ala群不知何故人口激減，按《高砂族調查書》CE 1913年統計，眉原社僅剩10戶是在地之Mb＇ala群，其餘58戶是後來遷入的Squliq。其餘屬C＇uli＇者分布於雪山山脈的西部山麓地帶。由北港溪中游往北，首先是大甲溪中游之南勢群（只有南勢社，含捎來、白毛屬澤敖利，其餘都是後來移入之賽考列克）。往北則是大安溪流域的北勢群，全是澤敖利。北勢群屬臺中州南勢郡與新竹州大湖郡，今為臺中市和平區和苗栗縣泰安鄉。更北邊後龍溪上游分為大湖溪及汶水溪流域，分別有大湖群和汶水群，皆由新竹州大湖郡管轄。馬淵指出其語言特殊，不只音韻，連詞彙也大異澤敖利系統與一般泰雅族。再往北是中港溪流域的鹿場群，由竹南郡管轄，今屬苗栗縣南庄鄉（CE 1946年蕃地成立30個山地鄉，之前已移入平地鄉鎮之原社就近劃入山地鄉，之後改稱山地原住民。但有些蕃地或因規模太小，CE 1946年沒有成立山地鄉，而是就近併入平地行政區，之後則改稱平地原住民。亦即，原籍平地、山地之分是以CE 1946年成立的山地鄉為基準）。C＇uli＇系統最北端位於頭前溪上游，分為上坪溪與油羅溪流域。前者有上坪前山群、上坪後山群，後者有Mekarang群（梅佳蘭群）、Klapay群（加拉排群，官方歸入前山馬武督Mrqwang群），兩流域皆由竹東郡管轄，其中上坪溪流域今屬新竹縣五峰鄉，油羅溪流域今屬新竹縣尖石鄉。C＇uli＇系統的社會網絡許多部份不相連，汶水群、大湖群、北勢群構成C＇uli＇系統最大集團，但此集團無法連接中港溪、頭前溪流域之C＇uli＇集團，此外南澳地區的Mb＇ala群不但無法連接北港溪中游的Mb＇ala群，其本身也內鬨分裂成2塊，受到Pyahaw比亞豪排擠的其他Mb＇ala群人因而移居到東側〕、Seediq〔Sədeq、賽德克，發源於濁水溪上游，分為Tgdaya、Toda、Truku三群（最上游是Truku，往下游依序是Toda與Tgdaya），大家語言互通，只有方言差異。他們對「人」的稱呼分別是Seediq、Sediq、Seejiq。發源地附近之Tgdaya又稱為務社群，其中6社即發動霧社事件的反抗者。大約18世紀中葉開始，上述3群人都有人越過中央山脈來到東部發展。其中，Tgdady群盤據木瓜溪流域，形成木瓜群，而Toda群到東部後，音變為Tausa（陶塞）群（由於與原鄉Toda群之聯繫遭太魯閣群切斷，只能困守於Tkijig溪的一條支流Tausa陶塞溪，之後則往北與南澳泰雅族取得聯繫並交好，攜手對抗太魯閣群。但與遠方的太魯閣群Bsngan富世社、Dgarung社有所往來），又Truku群就是太魯閣群（先於Tkijig立霧溪流域茁壯／タッキリ、Takkiri、達基利溪／タツキリ、Tatsukiri、日語「立つ霧」、塔次基里溪）。19世紀末，木瓜群因內鬨頻繁而衰弱不振，木瓜溪流域遂由太魯閣群蠶食殆盡（太魯閣群隨後往南擴張到Ciyakang壽豐溪和萬理橋溪，甚至與系出同源之原鄉Truku群反目成仇。不過，群體之間發生衝突在所難免，而沒有所謂「世仇」，以當代族人立場來看，他們的敵對狀態毋寧是日本人挑撥分化的結果），而佔領木瓜溪流域的太魯閣群曾被稱為Btulan群（Vətodan、巴托蘭群），惟馬淵指出他們仍自稱Truku，並非新部族，CE 1931年以後，《蕃社戶口》也取消Btulan群，將其歸入太魯閣群，所以賽德克系統分為6個部族，亦即西部3個：霧社蕃、タウツア蕃、トロコ蕃，東部3個：木瓜蕃、タウサイ（Tausa）蕃、タロコ（太魯閣）蕃及バトラン（Btulan）蕃〕。Squliq、C＇uli＇、Seediq是一組同源詞，都是「人」的意思，移川借來作為系統之名稱，而且馬淵提醒我們：「以上分類只是調查者的客觀分類，此3群人之活動並無明顯的共屬意識，還是各自為政的」。假如這3個系統是從同一棵樹開枝散葉，Seediq之分立早於另外2者分立，事實上Seediq與另外2者語言不通，如今已獨立為賽德克族和太魯閣族。馬淵稱Squliq及C＇uli＇為泰雅本族（Atayal proper），若要指稱歷史上包含3個系統的範疇，則使用「泛泰雅族群」一詞。CE 1912年起，「理蕃部門」便展開抽離北部泰雅族傳統領域之移住，尤其宜蘭地區為最，而北部泰雅族並在CE 1930年代以前就經歷較大幅度的整頓，因此CE 1930年代以後，已經不是最急迫之移住對象

南澳地區之Mb＇ala群〔原本居住於大濁水溪上游，後來發生內鬨，並受Pyahaw（ピヤハウ、比亞豪）排擠的其他Mb＇ala群人因而移居至東側〕位於東、西兩側，Squliq系統位於中央地帶，北側之Tubulaq（トベラ）、Hagaparis（哈卡巴里斯）、Regeax（クルゲフ）等社以Squliq系統居多，混入部分C＇uli＇系統，南側的Kmuyaw（クムヤウ）、B＇bukeykay（バボーカイカイ、巴博凱凱）2社住著來自立霧溪流域的Sədeq系統Tausa群（タウサイ蕃）。又Ryuhing（リヨヘン、流興）社是由Tausa群和Mb＇ala群共同組成。CE 1912年起，Tubulaq與Regeax社全社、Hagaparis與Ryuhing社一小部分北移至宜蘭平原南側山麓，建立寒溪、大元、四方林、小南、kulu（古魯）等社，他們不僅進入蘭陽溪流域，也在移住時分類重組，其中Tubulaq社的Squliq系統移至寒溪社，C＇uli＇系統移至小南社。Regeax社之Squliq系統移至大元社，C＇uli＇系統移至kulu社。此外，Hagaparis社的Squliq系統移至kulu社。Ryuhing社移至四方林社者是Sədeq系統之Tausa群，留下C＇uli＇系統的Mb＇ala群。自CE 1943年11月1日，移至蘭陽溪流域的諸社改隸羅東郡，從此和南澳群之其他人分屬不同行政區。另一方面，南澳東側之Mb＇ala群再往東遷至東澳溪、大南澳溪的谷口，建立上東澳、下東澳、柑子頭、鹿皮（ロツポエ）等社。其中，Guguc（コーゴツ、哥各滋）社移至上東澳，Tpihan（タビヤン、塔壁罕）移至下東澳，Buta（ブター、武塔）社之一部分移至鹿皮和柑子頭，Kinus（キンノス）社東遷至旃壇駐在所旁，改稱旃壇（センダン）社。Sədeq系統之Kmuyaw全社、B＇bukeykay社一部分，加上Squliq系統的K＇babaw（クバボー、庫巴博）、K＇lmuwan（キルモン）社2社各一部分東遷至大濁水溪谷口，建立大濁水社。又原民會於CE 2012年核定部落時，大濁水（澳花）依然分為Kmuyaw（莫瑤）、B＇bukeykay、Kb＇bu（庫巴博）3個部落，可見即使已經合併80多年，他們仍各自保有不同來源的意識。此外，B＇bukeykay社另一部分和Squliq系統之K＇yang（キンヤン、金洋）社一部分，合組Kngungu（ゴンゴ、各姆姆）社。CE 1933年，K＇babaw、K＇lmuwan、Kngungu三社移至蘇澳庄大南澳，組成南澳社，符合先前區分調查之設計。移住80多年後的今日南澳社仍核定為K＇babaw、Kngungu兩個部落，移住前的K＇babaw與K＇lmuwan已融為一體，惟包含Tausa群成分之Kngungu仍有所區別，可見形成共同部落意識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南澳泰雅族的社會網絡支離破碎，進入蘭陽溪流域之5社當中，寒溪、大元、小南、古魯已與原鄉疏離，只有寒溪、大元和蘭陽溪流域的溪頭群建立親密關係，而同樣來自Tubulaq社之寒溪與小南已不再往來，來自Regeax社的大元及古魯社亦缺乏連結，這些人在社會網絡中非常孤立，缺乏同族之羈絆，可能使他們較容易放棄族語，轉而使用一種帶有泰雅語成分的日語（宜蘭克里奧爾或稱日語客里謳／寒溪語以泰雅語詞彙為基礎，再加入大量日語詞語與文法，經語言石化過程混合而成的新語種）。以往南澳泰雅族與其西北方之Gaogan群、南方的太魯閣群皆為仇敵，但和其南方之Tausa群關係不錯，本身含有Tausa群的Kngungu社、大濁水社仍與Tausa群保持往來，Pyahaw比亞豪社也與南方的Tausa群交好，並往北連結蘭陽溪流域，具有橋樑地位〔位於大濁水溪上游之比亞豪社於CE 1939年移至大南澳溪谷口的柑子頭，形成今日之碧侯，而隨著比亞豪社東遷，Tausa群南遷，橋樑兩端與搭橋者三方面皆互相遠離，使得繼續維持南方Tausa群（Mquris、Dudux、B’siyaw社）和北方蘭陽溪流域這段橋樑之代價因而變高〕。戰後，依區分調查擬全社遷出的K＇yang、K＇gayan兩社合稱金洋，並於CE 1963年下山，移至大南澳南溪旁。而區分調查原擬保留之Ryuhing、Hagaparis、Buta等社，戰後也一鼓作氣遷村下山，Buta（武塔）社於CE 1951年搬到南溪，隨後Ryuhing（流興）社CE 1958年搬到鹿皮，接著Hagaparis社於CE 1963年搬進武塔新址。至此，南澳山區全面淨空

溪頭群方面，靠近平原的部分集中安置於Bonbon（ボンボン、梵梵）社、Banun（バヌン、碼崙）。蘭陽溪上游的Manauyan（マナウヤン）全社與Skikun（シキクン、四季）、Pyanan（ピヤナン、南山）社（以上3社為Squliq系統之溪頭群3社）各一部分往下游移動，建立東壘（トールイ）社、牛鬥（ギウトダ）社，或移入Banun社。另外，來自大嵙崁溪流域的Gaogan（卡奧灣群）也移動至蘭陽溪畔，形成崙埤子、松羅（シヨウラ）、Bonbon社（混雜在地之溪頭群與外來的Gaogan群，而Gaogan群是自行和溪頭群達成移住協議，再向宜蘭廳官方提出請願並准許後移住）等社

新店溪流域方面，Habun（ハブン，哈盆）社是來自大嵙崁流域之Gaogan群，於CE 1931年移入。之後從CE 1936-39年分2批再度移住，移住地點主要是蘭陽溪畔的松羅社與東壘社（還有小部分移去崙埤子、牛鬥），而哈盆社及松羅社均來自大嵙崁溪流域的Gaogan群，原本即往來密切，但東壘社屬溪頭群，和哈盆社素無淵源，致於CE 1954年又返回新店溪流域

新竹地區泰雅族之集團移住，採取部分人口保留、過剩人口外移的模式，亦即《理蕃政策大綱》發布前之主流思維。Gaogan群374人往東移住蘭陽溪畔的崙埤子、松羅、Bonbon等社，213人往東北移至靠近新店溪分水嶺的Habun社（臺北州文山郡），還有114人往西北移至大嵙崁前山之Qoyaw社（コーヨー、高遶），但Gaogan群人口大部分留在原地，大抵符合森林計畫事業的區分調查（CE 1933年Gaogan群130人移住前山ケイフイKehuy社，同年Knaziy群最偏遠之Tarakas社也移至前山頭前溪流域）。Mrqwang群（馬武督群）位於最上游之Kutan（クータン）、Makagaon（マカガオン）、Smangus（スマングス）3社全社移至油羅溪流域之Naro（ナロ、那羅）社，其餘各社各有一部分人口移至油羅溪流域的Mkslaq（シラツク、水田）社和Naro社。Mrqwang群整體有一半人口留在原地，一半人口外移，這符合森林計畫事業之區分調查的邏輯。Knaziy群（金那基群）方面，Sibokke（シボツケ）、Cinsbu（チンシボ）、Takejin（タケジン）3社全社，以及其餘各社部分人口移至油羅溪流域之Tentana（テタナ、比麟一帶）、Mkzihing（ジヘン、義興）、Mkmatuy（マトヱ、馬胎）等社，Knaziy群將近一半人口留在原地、略多於一半人口外移，這仍是區分調查的邏輯。油羅溪流域原本是C＇uli＇系統之地盤，隨著Squliq系統大舉移入，發生「部族性格」的變化，固有語言和文化色彩逐漸消失。尤其原為C＇uli＇系統的Mkzihing全社、Mkmatuy社多數人口往Mekarang（メカラン、梅花村）社聚集，然後再由Knaziy群人口入替，結果Mkzihing、Mkmatuy兩社質變為Squliq系統的地盤。上坪溪流域方面，Skaru群（霞喀羅群）抗日多年，在深山裡到處流亡。直到CE 1928年，Tenton（テントン、天同）社才在官方勸導下返回上坪溪。Mukeraka（木喀拉卡）社之一部分則安置於桃山駐在所旁，後併入Pskwaran（パスコワラン、白蘭）社，但截至CE 1931年，Mukeraka社大部分以及Rokkaho（ロツカホ、羅卡火）社、Yabakan（ヤバカン、野馬敢）社仍流亡於大安溪流域的深山裡。上坪溪畔之Singaw（シイガオ、茅圃）社也有百餘人因不滿日本統治而遠走他鄉，移居大安溪流域的二本松一帶，CE 1931年，官方為方便管理，將其中11戶60人就近併入盡尾（チンムイ）社，12戶86人併入Mukeraka社。CE 1915-1931年中部泰雅族之集團移住，包括其一，北勢群武榮（Buyung）社與Lobongku（ローブゴー、老屋峨）社下山定居於大安溪畔，其中前者分為埋伏坪（ハンテウ、雙崎）和雪山坑（桃山）2處。其二，北港溪中游各社集中合併為Mb＇ala（眉原）社。霧社事件後，許多賽德克Seediq人也移至北港溪中游和Mb＇ala社為鄰。CE 1933年，大安溪流域Temubawnay社一半的10戶50人、盡尾社中來自Singaw社之9戶57人、Mukeraka社中來自Singaw社的6戶42人，合計25戶149人移至梅園對岸保留地，組成大安社。而此塊地保留地與象鼻駐在所附近擬收容Mukeraka社的176人，後來Mukeraka社轉往其他地方（風美與Tabilas社）。又來自Singaw社之113人原擬移至洗水坑一帶（苗栗縣泰安鄉清安村），後來大部分就近安置於梅園對岸（大安）。CE 1934年大甲溪之Ulay社遷移至Kulas社附近的Haron哈崙臺。CE 1944年萬大（バイダイ）社因萬大水庫（霧社水庫）興建，在臺灣電力株式會社補助下往下游處遷村

Seediq依照CE 1929年之區分調查，霧社群之過剩人口原擬移至Drodux（ロードフ）社、Paran（パーラン）社稜線以西的保留地，Toda群與Truku群則擬移出350人至北港溪流域Mb＇ala（眉原）群附近，然而CE 1930年爆發之霧社事件打亂這些安排。通說霧社事件發動者有Mehebu（マヘボ）、Buwarang（ボアルン）、Suku（スーク）、Truwan（タロワン）、Gungu（ホーゴー）、Drudux（）、Bkasan（ブカサン）等7社，而其中Buwarang社與Bkasan社的人口是來自Toda群，但加入霧社群之聯盟（gaya），CE 1929底7社原有1,236人，霧社事件後餘生275人於CE 1931年被押送至北港溪畔，組成川中島（清流）社，但受到鄰近之泰雅族Mb＇ala社的大力協助。CE 1932-33年，官方將Toda、Truku群部分人口移來填補霧社群反抗者遺留之土地（官方認為這2群是協力者，如此處理可讓他們更能維持社群的完整性，而非為了防止他們反抗），其中Toda群455人移至原Gungu社一帶建立櫻社（春陽），同時原鄉各社合併為Toda社（平靜），CE 1933年底時有396人。另一方面，Truku群的321人移至原Buwarung社一帶建立富士社（廬山）。霧社事件之前，Truku群有部分人口移至萬大社下游處組成Inago松林社，然而受到霧社事件影響及瘧疾肆虐，許多人旋即返回原鄉。不久後再接收第2波移住者，至CE 1933年底達到182人，原鄉各社則合併為Truku社（靜觀），CE 1933年底時有456人。由此可知，Toda群與Truku群之移出人口都超過一半，相較於先前區分調查安排的2群合計移出350人，規模擴大許多。CE 1938-40年，官方以興建霧社水庫（萬大水庫）為由，再將霧社群之Paran、Tkanan、Qacuq等社共144戶661人撤離並移至北港溪畔（移住經費由臺灣電力會社負擔）而組成中原社，但移住過程中曾遭族人抗拒，日人一律採取逮捕收押之強制手段，且將其監禁於埔里的郡役所。如此Paran等三社被迫移走之後，霧社群僅剩Togan、Sipo兩社仍留在傳統領域，今合稱眉溪

CE 1915-1931年間，Seediq重要之長距離移住如下：其一，位於Tkijig溪最上游處之Tpuqu（トボコ）等4社移至Tkijig溪出海口的新城（陶樸閣），完成於CE 1930年（CE 1946年納入山地鄉—士林鄉）。其二，位於三棧溪上游北部各社集中至三棧溪谷口，合併為Patran（三棧）社，完成於CE 1928年。其三，位於三棧溪上游南部各社集中至砂婆礑溪（美崙溪上游）谷口，合併為Pajiq（水源）社，完成於CE 1931年（CE 1946年納入山地鄉—士林鄉，取自玻士林Bsuring社，後改名秀林鄉）。其四，位於木瓜溪上游的Btulan等社，陸續移至木瓜溪谷口之銅文蘭或Ciyakang溪谷口的平林社（CE 1931 年以前稱馬里勿社，今萬榮鄉西林村／CE 1946年納入山地鄉—萬里鄉）。另一方面，山腳地帶之Knlibu（和平）、Gukut（和中）、Tkijig（崇德）、Bsngan（富世）、Kul、Bsuring（秀林）、Dowrasi、Qowgan（景美）、Kdusan（佳民）、Ibuh（榕樹）等社各自匯聚周邊人口，形成集中式聚落

在Tkijig溪上游（內太魯閣地區）許多原社也經過官方整頓而就近集中，特別是合流駐在所旁的Bksuy社（今慈母橋附近），整併周邊若干原社，按照區分調查內太魯閣地區多數人口可以就地安置，不需要外移。但CE 1933年底或CE 1934年初草擬之「蕃人移住十箇年計畫」擬將內太魯閣地區近4千人全數移至研海支廳與花蓮支廳（CE 1937年後合為花蓮郡）的山腳地帶，然而顯然找不到足夠土地容納眾多人口，官方只好往更遙遠之南方尋找移住地，將鳳林支廳、玉里支廳（CE 1937年後為鳳林郡、玉里郡）之山腳地帶都用上了，結果內太魯閣地區約有2/3人口被迫移到遙遠的南方，甚至深入布農族地盤，導致太魯閣大分散。CE 1942年，南方之Ihownang（今萬榮鄉紅葉）、三笠山（今卓溪鄉立山）、山里（今卓溪鄉山里）等移住地（以上2地於CE 1946年納入山地鄉—太平鄉，取自Tavila社之日語諧音太平Tahira，後改名卓溪鄉）鑲嵌於布農族領域中。如此，Ihownang和太魯閣群領域之間隔著布農族的地盤（馬遠），三笠山與Ihownang之間又隔著布農族的地盤（崙山）

木瓜群被太魯閣群趕出木瓜溪流域後，其中一支向南移至鳳林附近之Thgahan（名利）社（CE 1946年納入山地鄉—萬里鄉，取自萬里橋，CE 1958年改名萬榮鄉），但之後又被太魯閣群持續湧入，截至CE 1931年底，Thgahan社有86戶377人屬太魯閣群，42戶152人屬木瓜群，而另一支木瓜社則在官方安排下安置於平地的豐田村（溪口一帶），戰後他們歸屬平地之壽豐鄉，未被鄰地山地鄉納入，也些族人為避免繳稅乃遷至山地鄉居住，由於村民散去，遂造成今日官方核定的部落名單中已不見該社蹤跡。CE 1947年，政府補助尚未下山之Skadang社（大同），Huhus社（大禮）、Sdagan社移至吉野農莊（吉安鄉慶豐村、福興村），但同樣的問題是，搬到平地鄉就要繳稅，結果部分社民拒絕下山，即便下山移住，不久後便受不了稅賦而離去。又續留山上的Skadang和Huhus因為沒有通電而被稱為「黑暗部落」，直到CE 1980年兩部落才在政府補助下移至山腳的社區。近年來大禮、大同遺址成為觀光景點，又有許多族人返回舊社經營民宿

10月，總督府成立獨立官衙「總督府作業所」。CE 1919 年成立官民合營之「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接收原總督府土木局辦公廳，而該建築物於2戰時期遭美軍炸燬／即臺電公司前身），興辦當時全亞洲最大的日月潭第1發電所（日月潭第1水力發電所，今大觀1廠）

12月中，進行奇萊主山探險計畫，派遣財津久平技手，搭配南投廳下由伊藤泰作警部等34名警務人員、35名腳伕以及25名西賽德克トロツク社蕃人，組成近百人之探索隊。從櫻峰經合歡山腹往奇萊主山方向前進，在接近奇萊主山境內之鞍部時，突遭約40幾位太魯閣族蕃人的威遏與阻擋，即宣告測量中止〔由於仍無法登上合歡山或奇萊主峰，內太魯閣（Dgiyaq Truku）區域在外面眼中仍是神祕國度〕。CE 1913年（日大正2年）3月，再次鎖定奇萊主山，由蕃務本署調查課測圖掛長野呂寧技師親自領隊，組成合計286名之探險隊（其中近藤勝三郎擔任別働隊長，在本次行動中擔任蕃情之偵查與疏通。別動隊指與本隊分開，進行特別任務之隊伍）。3月16日11時，探險隊員從臺中州南投廳的埔里社出發，15時抵眉溪駐在所，16時輸送部隊（行李和糧食）抵達，17日抵櫻峰，各部隊集結完成。21日5時半出發，14時大隊人馬抵合歡山下，特別准許頭目、近藤氏及數名蕃人至山下露營。16時全體抵山頂，18時左右暴風雨沛然而至，致無法生火炊事，所有人員吃口糧。並在合歡山南側與櫻峰相接分水嶺處露營地點，入夜遇上豪雨及零下3度之暴風雪。22日7時半宣布急速撤退到櫻峰，中午至下午全隊潰散逃回櫻峰分遣所。漢人隘勇及腳伕164名失蹤與凍斃89名，其中隘勇9名、腳伕80名。23日，就地舉行「解隊儀式」解散「搜索隊」（警務單位之調派人員），並將現地指揮權交給南投廳淵邊元治警務課長和依田盛男埔里社支廳長（搜索隊隊長），野呂氏即日返回埔里社。26日21時半回到臺灣總督府。29日天氣回復後，再組搜索隊回營地現場，又發現6位隘勇及28位腳伕，共34具屍體，致本次探險遭遇重大挫折

戴仁壽（Dr. G. Gushue Taylor／1883-1954／1911-1918在南臺灣，1923-1940在北臺灣）醫師偕同夫人彌拉（迷拉／Marjorie Miller）抵臺灣臺南，擔任新樓醫院院長。CE 1917年，出版全書675頁之《內外科看護學》（由日本橫濱市福音印刷合資會社出版，以白話字寫成）。CE 1918年，因夫人健康問題返英。CE 1923年再度來臺〔途中曾前往印度，專訪英籍痲瘋病專家梅爾博士（梅耳／Dr. Ernest Muir），並購買特效藥大楓子油（Hydnocarpus oil）24瓶來臺〕，服務於馬偕醫院，後來並擔任院長。CE 1925年2月，馬偕醫院第1次發現痲瘋病患，乃開辦癩病（Leprosy）特別門診。CE 1928年，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灣大會批准）同意設立「臺灣痲瘋病救治會」，並派戴仁壽、偕叡廉等5人為理事，而戴仁壽醫師是其中主要推手。CE 1927年，受英國及美國痲瘋病救治會之支持，先啟動治療病患，成立臺灣第1家痲瘋病之「特別皮膚科診所」。CE 1930年3月25日，在臺北艋舺召開「臺灣痲瘋病救治會」大會且報告募款情況。CE 1941年年底，因日本戰事擴大，被迫與夫人離開臺灣轉往加拿大。CE 1952年，戴仁壽醫生退休。元月17日，又抵臺灣。9月2日，夫人則於加拿大病逝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調查，當時力里社有260戶、1,058人

臺北廳參事洪以南妻陳宇卿及艋舺區區長黃應麟之妻施招，聯合成立「臺北解纏會」

赫哥社頭目Awui Nokan號召族人抗日失敗被捕，由其弟Tadao Nokan（11月1日，遭日機第1波轟炸炸死／長女Obin Tadao高山初子嫁給Dakis Nawai花岡二郎，他被選出送到埔里尋常小學校就讀並改名，畢業後回到部落擔任霧社分室警手，是個文藝青年，而Dakis Nawai父親Nawai Biho是赫哥社勢力者，財富冠於霧社地區，被稱為「霧社蕃人資產家」）繼任，但Tadaow他行事軟弱，霧社總頭目已由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承接

正當日軍警在臺中方面之南勢群「阿蘭社」等部落收押槍械時，原於CE 1908年歸順的北勢群原住民，突然襲擊該搜索隊，繼而包圍大湖支廳司馬限隘勇線之分遣所及交換所，並出沒各地大舉反抗。臺灣總督府照准新竹廳所提之討伐計畫，於是廳長即以警視1人、警部補以下警官279人、隘勇1,015人、工役574人組成討伐隊，砲轟全線北勢群8社，並推進隘勇線。原住民奮力抵抗，以肉搏戰迎擊。在2次行動後，日軍攻占制高地築砲臺，俯瞰反抗之原住民部落。原住民乃搬空聚落，藏匿於深谷高山中，日軍才逐漸解散討伐隊伍

自今年起分別成立樟林作業所（專賣局轄下負責樟樹造林事業）計有羅東、坪林、南庄、大湖、新社、魚池、甲仙、滿州等8處。並自CE 1913年起推動12年樟樹造林計畫，至CE 1924年12月25日裁撤專賣局造林機構，但整項樟樹林撫育措施則預計到CE 1927年方結束（中止主要原因在於西方合成樟腦漸受國際青睞，臺灣天然樟腦已失傳統優勢）

松本龜太郎（CE 1896年前往北投開設「松濤園」，模仿日本箱根溫泉形式）邀請京都製陶師來臺築窯，CE 1912年正式成立「北投燒」，是臺灣現代陶瓷產業之濫觴

 

CE 1912年：（清宣統4年／日明治45年、大正元年／民國元年）

2月7日，英國博物學富豪艾維斯〔Henry John Elwes，1846-1922，曾任英國鳥類學會、昆蟲學會會長。CE 1930年出版《Memories of Travel, Sport and Natural History》（E. Benn.），其中一章為在臺日記〈Forests of Formosa〉（臺灣森林旅行記）／引進栽種於英國之植物計4種：山油點草、川上氏月桃（Alpinia elwesii Turrill, 1916）、臺灣一葉蘭、大花羊耳蒜，且提出「臺灣5木」：紅檜、臺灣杉、巒大杉、油杉、肖楠／最重要著作是《The Tree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大英國及愛爾蘭之樹木，7大冊，與奧古斯丁‧亨利Henry合著）；最重要學術報告是〈O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siatic Birds〉（亞洲鳥類之地理分布），Zool.Soc.1873.p.645〕與英國倫敦皇家邱Kew植物園採集手卜萊斯〔普萊士╱William Robert Price，1886-1980／CE 1936年，發表〈The Liles of Formosa〉（Lily Year Book.1936：26-29）／為紀念卜氏之採集而命名之臺灣植物有9種：普來氏月桃、卜萊斯女貞、臺北菫菜（卜萊斯菫菜）、臺灣一葉蘭、溪頭風蘭、大葉釣樟（CE 1891年，由漢姆斯萊Hemsley命名Lindera oldhamii Hemsl.。CE 1915年，早田文藏Hayata將卜萊斯所採集標本視為新種予以命名Lindera pricei Hayata，但今已歸於大香葉樹Lindera megaphylla之同一種）、太魯閣薔薇、高山露珠草、臺灣百合（Lilium Formosum Franch／以「福爾摩沙」來命名之臺灣植物）／日治時期唯一來臺採集之英國人╱早田文藏博士於CE 1915年發表，以卜萊斯姓名命名之臺灣特有草本植物卜萊斯月桃（Alpinia pricei  Hay.）╱CE1982年，臺灣出版《臺灣植物採集記》（Plant Collecting in Formosa）〕為視察臺灣杉，由香港共搭日本船經汕頭、廈門抵達淡水（採集植物、鳥類及蝶類），在日本老友白澤博士協助下迅速通關〔當時日本與英國正處於「日英同盟」之友好時期（1902-1923）〕，宿臺北鐵道旅館。10日，抵嘉義。12日，出發前往阿里山，夜宿奮起湖。13日，經十字路抵阿里山調查〔阿里山車站（原為Z字形路線之第4個分道，CE 1981年沼平車站居民遷村至此，林務局遂在此設置新的站房與月臺，之後正式更名為阿里山車站。CE 2007年重新落成啟用，乃成為阿里山林業鐵路本線的終點，也是祝山線、沼平線、神木線之起點）、阿里山郵便局〕。15日，卜萊斯獨自來到千人洞（仙人洞、千人巖）過夜。17日，回到嘉義，和卜萊斯分手，再與白澤博士前往臺南，並搭船至高雄。18日，乘船前往大板埒〔南灣（Kwaliang Bay）／早年是日本捕鯨基地，臺灣光復後轉移到香蕉灣／蔡文進（CE 2019年2月底辭世）是臺灣第1位登上（德祥漁業行）捕鯨船擔任砲手之人，並被封為「臺灣第一捕鯨人」，見證了臺灣捕鯨業興衰史，而臺灣捕鯨業在CE 1981年全面禁止〕上岸，前往恆春之龜仔甪農業試驗場。23日，回臺南再至嘉義、阿里山。27日，抵阿里山。3月1日，與英國鳥類採集者古費洛〔Walter Goodfellow，1866-1953／CE 1906、1912年，從玉山（火冠戴菊鳥Regulus goodfellowi、Taiwan Firecrest）、阿里山（黃腹樹鶯Horeites acanthizoides concolor）之缺口將臺灣高山特有鳥種一舉成擒，使得日本人治臺50年卻在臺灣特有鳥類發現史上缺席〕會面。2日，與菊池米太郎｛Yonetaro Kikuchi／1869-1921.11／CE 1906年來臺，在臺北博物館擔任採集標本之工作有一段時間。一種新種高山鼠類「菊池氏畑鼠」［Microtus kikuchii Kuroda，今名「臺灣高山田鼠」（Kikuchi's Field Vole）］就是他在CE 1908年於新高前山3千公尺處所發現的臺灣特有種｛黑田長禮［1889.11.24-1978，89歲／Nagamichi  Kuroda、ながみち くろだ／CE 1915年東京帝大理科大學動物學科畢業，CE 1921年黑田氏與堀川安市共同發表〈臺灣鳥類總目錄〉共列出352種鳥類，CE 1924年以《琉球諸島及附近ニ於ケル鳥界知見》論文獲禮學博士學位，是東亞地區鳥類分類學權威。CE 1933-34年發表《鳥類原色大圖鑑》共3卷，CE 1943-44年則與山階芳磨、鷹司信輔、內田清之助合著《大東亞鳥類圖譜》共4卷／在蘭嶼鳥類研究方面，CE 1925年發表〈日本鳥類の分布に就て〉一文是討論蘭嶼動物相之最初文獻，文中指出蘭嶼與臺灣是不同的生物地理區，而與菲律賓之巴丹島為同一區，因為調查發現長尾鳩、黑綬帶鳥、巴丹綠繡眼等3種均為蘭嶼和巴丹2地的特有亞種，後來也從哺乳類中印證了此觀點：〈紅頭嶼哺乳類〉1931／從CE 1920年代以後至CE 1945年，臺灣哺乳類研究已多為日人天下，其中黑田氏貢獻最大。CE 1920年在《動物學雜誌》發表〈臺灣中央山脈產鼠科の二種類に就て〉，CE 1925年又發表鼠類新種—田鼷鼠Mus formosanus及〈臺灣產哺乳類の蒐集品に就て〉，CE 1935年發表山階芳磨所收藏的臺灣哺乳動物標本共33種（含亞種），其中以山階氏鼩鼱之發現對臺灣動物地理學的研究意義最大，CE 1940年更出版含臺灣之《原色日本哺乳類圖說》（東京三省堂發行），戰後CE 1952年又在《臺灣省立博物館季刊》5（4）發表最後集大成代表作《Mammalogical History of Formosa, with Zoogeography and bibliography》（臺灣哺乳動物研究史），將臺灣產哺乳類80種（包括海域）的研究歷史、地理分布情形及參考文獻等都作扼要介紹，為有志者入門之鑰。他認為貢獻最大之日籍哺乳動物研究者有青木文一郎、平坂恭介、堀川安市、鹿野忠雄、風野鐵吉、菊池米太郎、折居彪二郎7人。該文結論是臺灣陸生哺乳類分布於高海拔地區者，多為舊北極喜馬拉雅地區的因素，而分布於較低海拔地區者，則為東方之中國華南及中南半島地區的因素，且蘭嶼仍是與臺灣之動物地理關係較為密切，和鹿野氏（1931）看法不同］CE 1920年才命名｝。在臺灣各地採集動物長達16年，標本一部分送往東京，一部分也送至海外，可由鳥之鳴叫聲分辨其種類，也擅長以銃獵來採集鳥獸。主要著作有CE 1916年之《臺灣鳥類の習性》及CE 1917年的《臺灣屬島の鳥類》／CE 1908年11月及CE 1911年6月2度前往紅頭嶼採獲蘭嶼特有種的「蘭嶼守宮」（Gekko Kikuchii Oshima），由當時總督府中央研究所之大島正滿鑑定命名，係蘭嶼特有種（僅分布在蘭嶼）／截至CE 1916年底，臺灣所捕獲唯一一隻臺灣特有亞種「菊池知目鳥」標本，是菊池氏於CE 1911年3月2日在花蓮港廳卓溪蕃社所採集到的｝會合。4日，返回嘉義，續由森林官金平亮三〔Ryoso Kanehira，1882-1948／東京帝大林學博士，臺灣第1位林學博士／CE 1907年東京帝大農科大學林學部畢業（之後赴美自費留學1年），CE 1910年來臺任臺灣總督府技師。CE 1917年著有《臺灣樹木誌》（當時《臺灣植物圖譜》發行至第5卷／於CE 1936年增訂新版）。CE 1927年登新高山，住前山東邊避難小屋（有充沛水源可用洗澡桶沐浴），而山頂上有水泥製新高神社，珍貴灌木因取暖禦寒而遭任意砍伐。CE 1919年林業部從殖產局農務課接管植物調查業務，CE 1920年任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長，同年以《臺灣產樹木ノ解剖學的研究》獲林學博士學位。CE 1924年林業部腊葉館落成，CE 1926年完成《熱帶有用植物誌》一書（3月由南洋協會發行，本文736頁，全書分12章163節，為日本熱帶農林學之權威），CE 1928年金平氏離開臺灣總督府林業部，前往九州帝國大學（農學部林學科）擔任教授（1928-1943），CE 1936年著書《南洋群島植物誌》獲日本農學會頒贈「日本農學賞」，CE 1943年任莫哥魯植物園之腊葉館館長，CE 1946年回國任G.H.O.天然資源局勤務〕接待。10日，搭火車至二水採集，再往南投。11日，由南投經集集抵巒大山山腳之警官駐在所。12日，卜萊斯、金平亮三及8名苦力登巒大山，艾維斯未參加。14日，前往水社。15日，往魚池、日月潭，夜宿埔里。18日，採集眾多鳥類。20日，抵臺中，夜乘火車往臺北。21-25日，於臺北採集植物及鳥類標本，並前往淡水及當地之英國領事館。26日，與金平亮三往坪林尾。27日，回程中前往龜山，經（龜山）火力發電所抵烏來。4月1日，回到臺北，打包標本、拜會總督。4月4日，與卜萊斯至基隆搭船前往日本

2月12日，從嘉義出發坐一小段窄軌小火車到竹崎，卜萊斯和金平亮三步行及艾維斯乘竹轎再前往阿里山區，至海拔900公尺處，開始呈現亞熱帶雨林型態。在交力坪午餐後，續行至1,050公尺左右，卜氏察覺環境由亞熱帶區進入溫帶夏熱帶，而艾維斯更驚訝表示，此區所見植物相與錫金、喜馬拉雅大吉嶺甚為相似，森林變得幽閉，樟科樹種佔絕大部分，可稱之「樟科森林群叢」（Lauraceous Forest Association），傍晚抵奮起湖（海拔1,380公尺），有許多日式木造房子。13日，再走至海拔1,500公尺之多林（舊名哆囉嘕，鄒語意指森林茂密之意），往上常綠殼斗科植物取代樟科，大多為赤皮椆、青剛櫟等，而栓皮櫟與臺灣赤楊（本屬在地球上分布之最南限）是臺灣僅有之落葉林。並循阿里山鐵道預定路線前進抵十字路（山稜線與越嶺古道交叉口，舊稱「十字峠ㄑㄧㄚˇ」，意指地理上之埡口處。最早是來吉、達邦等部落交換物資的地方，也是鄒族追捕獵物必經之路，日治時期伐木工人在此落腳，今日已成為阿里山鄉南北地區的交通樞紐，受CE 2008年88風災影響，阿里山林業鐵路全線路基毀損嚴重，直到CE 2017年復駛之後，列車才重返十字路），又在海拔1,980公尺處接觸「針葉林群系」（Coniferous Forest Formation），意味已進入溫帶冬冷氣候區，卜氏一行見到臺灣特有種紅檜，且測量3棵巨大紅檜其周長、直徑與高度〔其中包括阿里山神木（CE 1956年遭雷擊，之後又因風雨侵蝕面臨傾倒危機，林務局為安全考量於CE 1998年將其放倒在原地）〕，並夜宿阿里山林務工作站。14日，在此進行數小時採集。之後曾前往萬歲山（威理森Wilson：昆欄樹保留區，在古世紀形成大片森林，後來在生態競爭上被紅檜及臺灣扁柏所擊敗），海拔2,285公尺處，盡是臺灣扁柏純林，林下灌木為玉山灰木、臺灣江某、玉山箭竹。29日，又往大塔山，再沿東北走向抵阿里山區最高點「松山」（海拔2,590公尺，以玉山杜鵑最多）。3月5日，回到多林。8日，抵奮起湖，並循獵徑下水車寮（海拔1,200公尺之亞熱帶山谷）。之後又抵交力坪住1晚，隔天一路採集抵竹崎出嘉義

2月，施景琛（1873-1955／CE 1912年加入同盟會，CE 1949年來臺灣，後病逝於臺灣）奉福建省制軍松鶴齡之命令，來臺考察日治時期的政經建設實業，寫下日記式遊記《鯤瀛日記》印行，為近代臺灣地方史重要參考書之一

4月18日至6月5日，南投廳警察隊推進白狗隘勇線，以躑躅岡（今慈峰最高點，標高1,980m）為起點，經マカナギ社（馬卡那奇，今紅香部落）高地，至サラマオ鞍部（薩拉茅鞍部，今翠巒產業道路經過，座標N24.22518／E121.21299，標高約2,100m／翠巒Mukabuburu為北港溪源流地帶）的「袋型隘勇線」，並設置白狗隘勇監督所（N24.128171／E121.167996／H 1,070m），位置在比較靠近北港溪床的隘勇線上，白狗監督所後於CE 1914年改制為白狗警察官吏駐在所。後來在陸測版上標示之白狗警官駐在所已遷移到稜頂三角點一帶（N24.121762／E121.169021／H 1,347m）的新警備道路上

4月30日〜5月27日，泰雅族53人參加（包括莫那‧魯道），由11名員警陪同，從基隆港出發東京等地，是佐久間總督任內第3次蕃人日本內地觀光團（前後28天）

5月1日，桃宜橫斷線〔由拉哮（Raha、ラハウ、拉號，泰雅語Lahau「濃密森林」之意／今羅浮）為起點，沿大嵙崁溪左岸（西岸）至牙澳伊蘭（カウイラン／校椅欄／高義蘭，今高義）路寬5日尺、長5日里半（約21.5公里）之輸送道路，今臺7線北橫公路前身〕開鑿。9-11月，李崠山隘勇線前進。10-12月，馬里可灣（今玉峰）隘勇線前進。11月，拉號至高義蘭道路工事大致告一段落，工費19萬日圓，於高坡巨石（寄浮〈北部橫貫公路施工紀略1〉（1968）：刻載日人構築角板山至巴崚砲車道路經過，以及參加工作的工程人員姓名，後來此石遭築路工人破壞／今北橫之星渡假民宿對面，臺7線26.5-27K處）刻有紀念文字（高坡紀念刻石），未來則將鋪設輕便軌道至宜蘭，但因8月颱風來襲與9月太田山事件，致使工事拖延受阻。12月11日13時，筆名餘霞樓之人抵桃園，16時多抵大嵙崁支廳，和大嵙崁支廳長同行，21時才抵角板山並在薰風館住宿（CE 1910年5月25日，桃園廳長西美波興建，作為大津麟平蕃務總長宿舍，之後曾當作休憩所，戰後轉為警察主管宿舍，CE 1957年拆除，而檜御殿貴賓館則是CE 1914年5月落成）住宿。12日8時出發，經斷崖、高坡、瀧下駐在所以及巖洞（今榮華隧道）、大崖（由此至高義蘭約2日里，兩岸岩壁緊逼／CE 1992年底完成之今雪霧隧道外側）、山月橋（比亞外溪之上，今榮華橋／榮華原名卡議蘭Kgiran，泰雅語意用腳搓揉東西之動作稱為Giran，據稱該地栽種很多苧麻）、仙琴橋（臺7線33K處，今山月橋短橋）、比野峭壁（今榮華峭壁），15時半抵高義蘭監督所。13日中午，隨同由李崠山而來之大津麟平蕃務總長前往巴塱，13時出發下大嵙崁溪抵塔卡散（Takasan）社（卓家山、竹加山社／今鷹山社），取道拉拉溪，21時多乃抵巴塱山砲臺。CE 1913年3月，寫下〈パロン行／巴塱行〉且發表於《蕃界》第2期。至CE 1914年10月，巴塱鐵線橋竣工。CE 1914年12月，大曼鐵線橋竣工。CE 1916年3月22日，圓山至牛鬥（ギユトウ）之吊橋竣工，而全部工程在CE 1916年5月22日完工，另再增加修補工程而於CE 1917年3月31日竣工

5月10日〜6月4日，英國博物學家兼攝影家卜萊斯Price前往阿緱、臺東及花蓮採集動植物標本。6月1日，來到高士佛社接受曾赴「日英博覽會」表演者之招待，席間彼此還以英文交談，排灣代表蒂埔‧沙崙崖並致歡迎詞

6月起，日方廢止臺東、花蓮港地區阿美族之頭目津貼，從此阿美族成為日方花東地區的勞力資源

6月，總督府鐵道部開放食堂列車（食堂車係美國鐵路車輛設計公司Pullman Company在CE 1860年代前後所設計，而日本於CE 1899年開始出現食堂車之服務），起初僅在打狗到桃園間，CE 1913年才擴展至基隆，將縱貫鐵道全線都納入服務。臺灣食堂車分1等及3等，1等食堂車餐點委由臺灣鐵道旅館負責，其裝潢奢華且用餐價格昂貴，用餐乃成為身份地位的象徵，而3等食堂車則供應平價簡便之料理、飲品與水果，提供更全面的服務。CE 1908年，臺中車站開設車站食堂，餐點價格為35錢，且只有中餐時段提供服務。CE 1933年，嘉義車站於候車室前設立2間食堂，分別提供臺灣與日本料理。臺南車站則於CE 1922年有簡易食堂，至CE 1936年第2代站房改建落成後，於2樓設臺南鐵道旅館提供大眾食堂。另外，臺灣鐵道旅館總經理福島篤也曾在臺北及高雄2站內增設食堂

7月，佐久間總督第1次前往霧社地方巡視

8月初，總督佐久間陪同天皇特使奧村侍從武官一同巡視大嵙崁後山群一帶，從臺北出發經高義社、拉拉溪、巴陵山、四稜到宜蘭叭哩沙支廳溪頭群、芃芃山到圓山。再回頭經過戰場「小林合流點」、「田丸合流點」及萱源等後又巡迴到角板山。當時邀約大嵙崁溪後山群500人觀看，角板山與高坡2蕃務官吏駐在所56名巡查之現場射擊表演，以表威嚇。19日，佐久間返回臺北。此趟巡視，表示已完全控制大霸尖山到雪山山脈一帶之北泰雅族及其傳統領域，不過仍然懼怕泰雅族勇士會以個人復仇理由「出草」馘首，因此於深山理蕃道路上，依舊嚴密戒備、從不鬆懈警戒

9月10日上午6時，泰雅族人齊向隘勇線發動攻擊。上午12時，太田山砲臺遭Mrqwang與Mknazi群攻陷，大砲全被推入山崖。12日，新竹廳及桃園廳第1次增援部隊參戰，暫解Tapung山危機。14日，泰雅族人又趁颱風再度猛攻，並佔領巴拉分遣所。15日，日軍隊及臺中廳、桃園廳、宜蘭廳第2次增援。15日，才完全解除Tapung山危機，回復到Naro間隘勇線之全線聯絡。17日，泰雅族人大舉攻擊太田山、八五山間一帶，而花蓮港廳又第3次增援。10月1日，太田山戰事結束，而日軍警20日間又戰死36人，傷6人

9月11-28日，泰雅族400人持續反擊李崠山、田勝山、那魯山隘勇線，並攻陷太田山砲臺，幾乎將日警全數趕下李崠山、那羅山稜線，史稱「太田山事件」。而民政部警察本署則繪製完成基納吉與霞喀羅方面之5萬分一蕃地地形圖，並標示基納吉（Mknazi）部落：塔克金（Takejin）社、泰亞崗（Tabaho）社、鎮西堡（Ginsibo／Tsinsibo）社、田埔（Tabaho）社、薩克亞金（Sakayaghin／白石，可磨鋒利刀鋒之亮白石頭）社、塔拉卡斯（Tarakas／栗園？）社、養老（Yoro）社、哈嘎雲（Hagayun）社，以及霞喀羅部落：天同（Tenton）社、木喀拉卡（Mukeraka）社、羅卡火（Rokkaho）社、野馬敢（Yabakan）社之確定位置。10月2日？，新竹廳軍警再度進攻李崠山，奪回李崠山西側太田山至大岡稜線，並向玉峰溪流域之泰雅亞族賽考列克群馬里闊灣Mrqwang部落發動攻擊。在李崠山砲臺爭奪戰中，雙方死傷慘重。12月13日，日軍警停戰並解散部隊，此次交戰日警共205人陣亡，388（288？）人負傷，而泰雅族30人陣亡，40人負傷（150餘人傷亡？）。年底，由於東北季風雨霧濃重，日軍無法作戰，只好再度黯然撤兵，也造成日本國內群情激憤（含CE 1911年8-10月軍警之陣亡共284人，重傷453人）

臺北市內之「日の丸」旅館主進口一輛福特車，用來接送客人。同時9月18日，由當時撫臺街的高松豐次郎申請營業用之汽車客運和租用汽車。CE 1913年元月，他在臺北市內與近郊展開營運

10月1-31日，共招待泰雅族50人赴日，由9名員警陪同，是佐久間總督任內第4次蕃人日本內地觀光團（前後31天）。回到部落依規定須向族人簡報各種見聞，而CE 1913年5月號《蕃界》雜誌登載一篇〈內地觀光蕃の感想〉，整篇都是歌頌

10月15日，卜萊斯Price和菊池Kikuchi搭夜車前往嘉義。16日，坐人力車到觸口村。17日，開始走在亞熱帶雨林中，之後抵海拔900公尺之公田社，接著越過海拔1,200公尺之山頭，黃昏時抵達邦社，住在警官駐在所內。19日，由達邦出發（海拔1,000公尺），至海拔1,500公尺進入原始林，在海拔1,600公尺以上呈現高海拔闊葉林，到海拔2,100公尺處則周圍盡是紅檜林，卜氏等在此度過第1個野營，而該地最高點為水山。20日，到海拔2,400公尺處出現臺灣刺柏，而後登上海拔約2,600公尺之石水山，夜宿山頂東側大岩石下。21日，前行至高地草原，第1次清楚看見玉山主峰，此地已達扁柏分布上限，取而代之的是鐵杉林，為尋水源而下抵海拔2,250公尺處雲杉林內，當晚夜宿塔塔加鞍部下。22日清晨5時半出發，至海拔2,900公尺小高地，首度見到臺灣冷杉純林，再向上抵海拔3,200公尺左右之前山，第1次在山頂見到玉山圓柏，又為尋水源，往下200餘公尺處冷杉林之谷地紮營。23日清晨，在海拔3,300公尺走出森林，接著行抵碎石坡，然後由主峰南側登頂。24日，再登頂1次採集。25日，下抵石水山。26日，回到阿里山採集。29日，取道千人洞（第2次夜宿）、烏松溪（30日紮營）。11月1日，爬上烏松坑山，再北經溪頭出竹山。11月3日，進入丹大社。14日，回南投。15日，返抵臺北

10月24日，英國長老教會與加拿大長老教會在彰化西門街禮拜堂（此場地舉辦之第1場集會）合併成立「臺灣大會」。而第2屆大會中決定臺灣教會名稱更名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雖然「臺灣大會」是教會的最高權力機構〔第1任主席╱議長moderator為甘為霖牧師，英格蘭長老教會（倫敦母會）秘書長╱總幹事（General Secretary）白為霖牧師（Rev. W. M. Macphail）也出席，還有廈門大會（Amoy synod）代表，而分餅杯之2位長老係小馬雅各醫師與偕叡廉先生〕，但缺乏執行機構和組織，所以真正的實權仍掌握在南、北2大會手中，「臺灣大會」比較屬於南北聯誼之機構而已。至CE 1942年被「日本基督教臺灣教團」取代為止，共有30年20屆存在

10月底，依例藉辦理臺灣神社祭典之機會，邀請原住民到臺北觀光，遴選布農、泰雅、鄒、卑南、排灣及阿美族共155名頭目至首府祭拜、觀光考察。27日，抵臺北夜宿鐵道飯店前空屋。28日，參拜臺灣神社，再來進行觀光，最後接受佐久間總督接見

11月17日，萬榮華牧師（Rev. Edward Band／1912-1940在臺）抵臺南，之後臺南教士會先派他至日本學習日語，返臺後再學習臺語。12月，勘察新校舍用地於臺南東門城外，佔地約5甲。CE 1914年9月，正式接任長老教中學第3任校長，新校舍之興建成為校務首要工作，同時他也認為長老教中學應被視為教會學校，而不是傳教學校。CE 1916年4月，新校舍啟用（建築資金半數來自海外宣道會，半數籌募自在地支持者），學生人數達94人。CE 1930年10月，臺灣史上第1次舉辦之「第1屆足球大賽」，長老教中學之足球隊（萬榮華校長特別引進）獲得大勝。CE 1935年，改聘日本退休海軍大佐加藤太郎出任校長（以「國民精神教育」為目標，日化痕跡日愈明顯），萬榮華牧師依然留校任教聖經課程與照顧學生宿舍。CE 1936年，學生始至神社參拜，學校也於CE 1939年獲得認定，變更校名為「私立長榮中學校」。CE 1940年，榮獲在臺北帝國大學舉行之「全國中等學校地方選拔賽兼臺灣中等學校足球錦標賽」冠軍，奪得參加日本甲子園之全國大賽代表資格。之後因日本國內反英美情緒日漲，萬榮華牧師乃於CE 1940年11月23日，離開臺灣。第2次世界大戰後，再改名「私立長榮中學」

12月2日，卜萊斯Price和日本警察石井（Ishii）搭乘早班火車從臺北前往基隆，接著搭臺車抵瑞芳，之後繼續步行前往雙溪過夜。3日清晨，越過草嶺古道、經大里簡抵頭城，再搭臺車至礁溪。4日，搭乘手押臺車到達宜蘭。5日，搭船越過宜蘭濁水溪抵羅東，然後前往吧哩沙（三星）。6日，在龐大護衛隊保護下前往天送埤，之後抵達濁水警官駐在所。7日清晨，攀登駐在所後方之梵梵山，但只採集到一種植物〔之後寄回英國送給邱園Kew。CE 1913年，植物學家羅伯特‧艾倫‧羅夫（Robert Allen Rolfe）告知是一新物種，並命名Pleione Pricei Rolfe，即臺灣一葉蘭，而發表在植物學雜誌上〕。之後回到羅東，又搭臺車於天黑時分抵達蘇澳，準備展開大南澳之旅（尋找油樹Oil Trees）。8日，沿著海岸小徑前行，身臨太平洋岸之深淵，而於黃昏時抵東澳，並在駐在所過夜。9日，南下大南澳河谷地，並在浪速Nanywa警官駐在所短暫休息，而路徑上生長著數量可觀樟樹之原始森林，當夜抵大南澳。10日，再回Nanywa警官駐在所上方斜坡拍攝那些最大棵樟樹，然後下午4時繼續趕路，直到晚上9時才抵蘇澳。11日，乘坐人力臺車經羅東抵宜蘭。12日中午，抵礁溪，13日，往坪林尾前進，採集到卜氏在臺灣最後一樣採集品，一種開黃花之蘭科植物，即綠花肖頭蕊蘭（Calanthe venusta Schltr.）。14日，從坪林步行出發，經過新店，天黑後抵達臺北。之後，也曾前往北投附近山丘。臨別前夕，Ishii及菊池米太郎也為他設宴餞行。12月31日，卜氏從基隆搭船離開臺灣

12月，延伸至二萬坪段全長67.1公里之阿里山森林鐵道完工〔臺灣總督府於CE 1910年接手興築阿里山鐵路，其嘉義至二萬平段（全長67.1公里）在CE 1912年12月25日正式通車（因此二萬坪車站曾為終點站，將此做為集材、運材之前進指揮中心，因此設有機關車庫停放車輛，以及三角線供車輛調度轉向，此外該處也是黃昏時觀賞塔山夕照、晚霞和雲海的最佳地點）；而後鐵路終點於CE 1914年3月14日延伸至沼平（當時為阿里山林業鐵路本線終點，稱作「阿里山站」，同時也曾是阿里山林場最大集材場，主要伐木作業區北有塔山線，往南則有水山線。CE 1976年一場大火造成部分聚落損毀，CE 1981年因應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之營運，原居民遷離家園），全長71.9公里的阿里山鐵路登山本線至此完成（其後延伸出20多條支線系統：林場線與支線）。當時，阿里山鐵路不只是一條森林鐵道，更是日本帝國用來彰顯其國力的傲人成就。幾個重要設計：762mm之窄軌軌距、對彎曲路線以及時走時停的行駛方式適應良好之Shay直立式汽缸蒸汽機，和因地制宜運用螺旋形、U字形、Z字形等多種攀山行進方式，可說是登山鐵路技術華麗的展演〕。CE 1914年，該路線延伸至沼平，該鐵道之主線宣告完工〔當時已有「奮起湖驛」，日文漢字「奮起」フンキ，Funki／臺語「湖」及客語「湖」，傳統用法皆指窪地（低窪之盆地）。但客語「窩」，則是指深谷低窪而開口向外之地，例如新竹湖口之客語舊地名即「大窩口」，所以臺語「糞箕湖」就是客家「糞箕窩」〕。CE 1915年，路線再度延伸至塔山、石猴，其延伸路段稱「眠月線」（原名「塔山線」，因921大地震及莫拉克颱風而被破壞），當時海拔2,346公尺之塔山站，成為日本帝國的鐵道最高點，也是東亞第一的登山鐵道。CE 1986年元月13日設祝山站，是臺灣緯度最高之火車站（海拔2,451公尺，依然是亞洲窄軌762mm登山鐵道的海拔最高點。CE 2006年7月1日青藏鐵路通車，海拔5,072公尺榮登世界鐵道最高點，成為世界第一誰與爭鋒之榮耀。而歐洲鐵路最高點，海拔3,454公尺的瑞士少女峰鐵道，更是與阿里山鐵道同一年CE 1912年誕生），而祝山線是唯一由臺灣人闢建之鐵路，於CE 1986年正式啟用

12月，阿里山區第1列運材車自2萬坪開出，如今僅剩慈雲寺和香林國小旁數10棵檜木巨樹。而CE 1922-1945年之林業統計（最高峰在CE 1940〜1943年），其間伐木總量為2,596萬2千立方公尺（日治時期阿里山、八仙山、太平山3大林場共砍伐663萬立方公尺材積之高價針葉樹，《中華民國臺灣森林志》，姚鶴年，1993）。而在國府時期，CE 1946-1990年之伐木總數量達4,547萬2千立方公尺（包括木材、炭薪材／CE 1991-2016年，總伐木量僅120萬立方公尺）

四林格社排灣族原住民因為不願繳械（槍枝）而引發「四林格事件」，又稱「撒西那武事件」（今四林格山上就有當時所建之忠魂碑／CE 2004年，牡丹鄉公所則以巨大石板砌成《四林格事件紀念碑》）

臺灣出現第1輛進口汽車（臺北市「日之丸」酒店購買）

秋季，由於竹仔門發電所常因氣候及自然災害等因素無法穩定供電，因此為求能夠預備預備緊急接續供電，開始規劃打狗預備火力發電所工程，並由「打狗整地株式會社」捐贈乙部500匹馬力汽力燃煤機組（原為打狗港填海造陸工程所設置，CE 1912年打狗第1期築港工程結束後，因該會社無需使用而捐贈總督府）。CE 1913年3月左右動工，位於打狗配電所旁，即今高雄市壽山山麓之臺電高雄區營業處所在地，CE 1914年元月竣工。CE 1920年，臺灣行政區全面重劃，並進行地名改正（阿廳與臺南廳南部合併設高雄州），打狗預備火力發電所改名高雄預備火力發電所。CE 1923年，再度改名高雄第1火力發電所〔同時間5月7日，高雄第2火力發電所（CE 1917年7月，竹仔門發電所引水路再度因颱風毀損，使得發電機組停擺，此時不僅打狗預備火力發電所500匹馬力緊急啟動，連發電容量只有250匹馬力的九曲堂唧筒室火力發電所，以及打狗淺野水泥工廠自設之發電機全數啟用，仍無法維持足夠的民生用電。在此背景下，臺灣總督府始有設立高雄第2火力發電所之計畫。戰後曾改名為高雄發電所，即今三民區中一路臺電電力修護處南部分處／CE 1923年5月20日？正式啟用發電，CE 1927-31年2次擴建）竣工啟用，設置1,000瓩之燃煤汽力發電機組，加上竹仔門1,600瓩，土壠灣3,600瓩，高雄第1火力500瓩，裝置容量共6,700瓩，暫時足供臺灣南部電力需求／由於打狗預備火力發電所之裝置容量太小，不足以應付竹仔門和土壠灣發電所缺電（2發電所都位於荖濃溪流域，常遇夏季洪水使發電設施受損及冬季發電量不足的問題，曾有構想在荖濃溪上游設置儲水池，讓泥沙提早沉澱之想法，惟因工程浩大，並未付諸實現）時之電力需求，因此CE 1922年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乃決定在高雄建設第2火力發電所〕仍提供備用電力。CE 1934年7月，日月潭第1發電所啟用，因電力供應充足（裝置容量10萬瓩，佔當時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總裝置容量一半以上，實際發電量也有58,000瓩），而當時全臺灣電力需求只有46,000瓩，於是為避免電力浪費、並降低營運成本，高雄第1火力發電所遂停止運作（直接裁撤），但於第2次世界大戰中遭炸毀，現改建為臺電高雄區營業處辦公室。而高雄第2火力發電所則停止運轉，且回歸緊急備用電力之功能。至於竹仔門及土壠灣發電所的發電機組仍維持空轉，以備不時之需

東京大學邦雄教授（B. Tada）與內田清之助教授（Seinosuke Uchida、1884-1975／CE 1912年發表〈臺灣鳥類目錄〉之後，日本學者才逐漸起而代之歐美人士對臺灣鳥類的研究調查，而其中初期最主要研究者即是內田氏及黑田長禮2人， CE 1913年2人又合著〈臺灣產鳥類追加〉一文，共有300種鳥類）出版《福爾摩沙鳥類目錄》（Hand-List of Formosan Birds），標注290個不同品種

按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1912《臺灣總督府研究所報告第1回》，p.86-87紀錄，「往昔臺北居民以掘井或池塘水，或添加明礬取清水飲用，總督劉銘傳建設臺北城市街時，有感鑽井為必要，委託日本人七里恭三郎鑽井試掘，其後再雇西洋人某鑽井掘穿，得5鑽井水」。又按日本國會圖書館館藏1928《臺灣文化志 下卷》p.404-406所述，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曾聘用日本人鑽井3處，以下抄錄2017《臺灣文化志 下卷（全新審定版）》p.313-314：「臺灣所有飲用水質，概為不良，事實上對於保健發生障礙。…，於清光緒14-15年間，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為省會之臺北城內北門街、西門街、石坊街3處，曾聘用日本人鑽井（是時日人流寓上海名倉某者，應募來臺督工。據稱：適在上海為岸田吟香門下，正從事研究中國語之七里恭三郎亦以通譯參與其事），此等設施乃為彌補上述缺陷，屬於至善理想之特殊施設」。續按《臺灣日日新報》（1898-06-25）記載，臺北辨務署長七里恭三郎弱冠遊歷，於劉銘傳巡撫時期，曾任臺北城石坊街水井開濬委員。再按《臺灣日日新報》（1899-10-11～1899-10-17）記載，名倉信敦接受劉銘傳委託，偕同鑽井大工佐藤甚太郎到臺。翌日，召集本地苦力數名，在西門街和石坊街角鑽井施工，居民恐遭神罰，聯合淡水縣官員連署阻止，致鑽井施工停止。綜合以上：劉銘傳建設臺北城市街時，有感鑽井為必要，乃委託日本好友來臺鑽井，名倉信敦偕同鑽井工匠佐藤甚太郎、通譯七里恭三郎召集本地苦力數名，在西門街和石坊街角鑽井施工。居民恐遭神罰，聯合淡水縣官員連署阻止，致鑽井施工停止。其後再雇西洋人某鑽井掘穿，得5處鑽井水

南投人民因反對日本「三菱造紙株式會社」搶占大片竹林，而引發「竹山事件」

當時已有北港製糖株式會社（小松楠彌設立）為月眉製糖廠鋪設之「後里-大甲」線糖業輕便鐵道（五分車／為確保蔗糖原料穩定供給，沿途支線密布於蔗田之間），兼營一般客貨運，當時為大甲-外埔地區主要對外聯絡路線。CE 1929年，再由大甲往海灘延伸至大安港。CE 1933年，由大甲旁之南門站，另外興建中庄線，往西延伸至東中庄。因此，月眉糖廠的大甲線其實包括大甲線〔臺灣位置最北邊之糖業鐵道營業線，自成獨立系統，可連通官方鐵道山線之后里站（海拔247公尺，后里臺地）及海線的大甲站（海拔54公尺，大甲沖積扇平原／成為2鐵匯集車站—官營之縱貫線海線鐵路、私營的糖業鐵路在此交會），成為一條山海線之間的橫貫鐵路。採山岳鐵道常見之「盤山展線」手法，分別於三崁、馬鳴埔2處迴轉180度，盤山而降，最後來到山腳站前後，再來個2處90度轉彎，才終於降到大甲市區，從后里至大甲地圖上12公里之水平直線距離，卻因而拉長到21公里長。糖鐵出南門站分成2條路線，1條往北至大安港，1條往南至東中庄。CE 1957年改稱為「后甲線」，CE 1960年代受到公路客運快速發展影響，臺糖公司鐵道室根據各營業線的營收業績和地方需求，先於CE 1967年停辦「大甲-中庄」段，之後「后里-大甲」段也於CE 1970年全部停業，而同時停業的還有西螺線、莿桐線、田林線。進入21世紀後，曾規劃為臺中捷運黃線，CE 2015年臺中市政府提出「臺鐵山海環線計畫—甲后線」，成為臺中山手線的一環，目前仍審議中〕、大安港線和中庄線

 

CE 1913年：（日大正2年）

3月21日，野呂寧再度於櫻峰分遣所出發，前往探索合歡山。托洛庫Torok人建議以主稜路線下方山腰森林為攀登合歡山之途徑（從合歡瀑布北方迂迴橫繞合歡山東峰之山腰，再接上奇萊西稜的大鞍部。此條原為蕃路，也是CE 1912年財津久平技手隊伍所走的路但非常難走，不適合大部隊前進，原準備觀測完畢後下山時再走），但未被接受。下午5時，抵合歡山南峰，於6時開始紮營，突然狂風大雨降臨且氣溫驟降，蕃人與漢人挑夫隊乃各自奔逃下撤。22日清晨，氣候仍未轉好，於是宣布撤退，而陸續於稜線上發現失蹤死亡者不計其數。中午至下午，探險隊潰散逃回櫻峰分遣所

3月，「太魯閣蕃討伐前之廓清準備階段」第2梯次探險隊，在55名警察隊巡查、5名巡查捕、2名測夫、46名隘勇以及100名腳伕隊支援下，野呂寧技師所率領13名幹部隊伍自埔里出發。21日，於合歡山南稜因遇上極寒天氣又在山頂露營，一夜之間凍死與失蹤者達89名（隘勇9名，腳伕80名皆漢人），造成臺灣登山探險史上最慘烈的一次山難紀錄，而其中之行動紀錄〈合歡山、奇萊主山探險復命書〉則發表於《蕃界》雜誌（以武裝警察隨隊支援之探險，叫做「強硬探險」，而從事探險測量或推進隘勇線之武裝隊伍，則叫做「搜索隊」）

4月11日，巴克禮牧師（共事譯者為林溫人、黃馬惠、盧綠爹3位牧師）在廈門開始修譯新約聖經（羅馬拼音方言譯本╱巴克禮牧師因此譯本，獲母校格拉斯哥大學頒發榮譽神學博士學位）。CE 1914年10月2日，完成。CE 1915年3月5日至7月8日，根據建議再修訂譯稿。8月3日至11月11日，在橫濱之福音出版社（Fukuin Press╱福音印刷合資會社）監督印刷事宜，而第1批完整版本則在CE 1916年5月28日發行，又第2個版本（大字本）於CE 1926年出版，隨後是附有參考文獻之雙欄式版本〔後者由廈門的韋玉振牧師（Rev. George M. Wales）在橫濱監督〕

4月12日，野呂寧從拔社埔開始踏查南投、花蓮港2廳間交通道路，橫貫道路調查隊員共12名，另有警戒隊26名、隨行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服部氏1名。15日下午5時，抵堪姆卒社。20日中午12時半抵拔仔庄

5月起，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發行《蕃社戶口》〔出版年皆滯後1年／最早之《蕃社戶口》以CE 1911年為基準（稱之《臺灣蕃社戶口一覽》，民政部蕃務本署編。採伊能嘉矩分類，將內社溪即來社溪北方諸社歸類為Calisianツアリセン澤利先族，而內社溪以南及中央山脈以東歸為排灣族），爾後陸續發行CE 1915、1917、1918年版（稱之《蕃社戶口》，民政部警察本署編。採森丑之助分類，將Calisian族、排灣族、卑南族合併為排灣族）。又從CE 1920年版至CE 1942年版，未曾間段（警務局理蕃課編）。它提供完整的原社名單，且有各社之戶數、人口資訊，又欲知CE 1931年以前的原社沿革，參考《高砂族調查書》第5編（警務局理蕃課編，是「蕃地開發調查」之成果，共6編。以CE 1931年為基準，詳列562個原社單位的沿革，但不含阿美族、卑南族）就可掌握大概〕{《蕃社戶口》統稱內社溪北方諸社為「傀儡蕃」，加上濁口溪3社即為原先之Calisian族。《慣習調查》則將「傀儡蕃」分為「Rukai番」、「Raval番」、「Vuculj番」3種。Rukai之正確發音是drəkai，但日文假名缺乏drə 此音節，乃以ru代替，以致後來轉譯為魯凱。又《系統所屬》的分類顯然深受《慣習調查》影響，移川將魯凱族獨立後，再將排灣族區分為Raval（西排灣群）與Butsul〔Vuculj／北、中、南、東排灣群／移川將瓦魯斯溪流域（泰武Kulaljuc、佳興Puljetji、大後Tjuwaqau）與內社溪、力里溪流域（以上2流域諸社，《蕃社戶口》稱「Paiwan蕃」，而率芒溪流域諸社，《蕃社戶口》稱「率芒蕃」）一起劃入中部排灣（瓦魯斯溪流域之方言與北部方言相同，而內社溪以南即來義以南則屬南部方言。南北方言的分界正式早期Calisian族和排灣族之分界），並以Paumaumaq註記，但不應將Paumaumaq視為一固定之社群〕兩大系統。Raval系統之文化特徵與魯凱族極為相似，繼嗣制度都採長子繼承而非盛行於排灣族之長嗣繼承，也缺乏諸多排灣族傳統信仰，但Raval系統不會講魯凱語（面對外人時也講強勢之排灣語），且Raval系統只有緊鄰魯凱族的幾個社〔口社（自稱Sagaran）、Anbaka（漢稱紅目仔社，自稱Djineljepan）、大社（自稱Paridrayan）、三磨溪社、三磨溪口社，後2者實質上已合於一處（青山）〕而已，甚至位於交界處之Tjusepayuan、Tjukuvuli、Kingdalruwane三社（今屏東縣三地門鄉德文村），同時具有Raval和魯凱族的淵源。從隘寮溪流域到Puljetji溪（瓦魯斯溪、クワルス、庫瓦魯斯溪）之排灣語群，除自稱Kacalisian（山地人），也會使用Vuculj這個自稱。《慣習調查》則將瓦魯斯溪流域歸為「Vuculj番南群」，並將「Vuculj番北群」及Raval構成今日之三地門鄉，中群構成今日的瑪家鄉，南群構成今日之泰武鄉（包括劃入來義鄉的大後）。東排灣也稱Paqaluqalu，簡稱Paqalu，馬淵指出這是「地方住民」的意思，當然這不是一個同質社群。太麻里溪上中游與虷子崙溪（金崙溪）上游諸社，大多來自隘寮溪流域（Padain系統），大竹高溪流域及其南方諸社，則大多發源於Puljetji社（Puljetji系統），但已斷絕聯繫。此外，Kanadun（金崙）以北的沿海諸社，據說由卑南族創立，且首領家亦源自卑南族，然而由於排灣族人口大量混入，首領家乃隨之排灣化。不論其首領家來自Padain系統、Puljetji系統還是卑南族而明顯區隔，東部諸社構成相當緊密之社會網絡。以上將排灣族分為Raval、Vuculj、中間、大龜文群、恆春、東部等區域，「中間」（排灣語vecekadan）則指內社溪〔內社溪6社：內社、Tjinungasan、Calasiv丹林（以上3社組成一孤立小圈子）、Vungalid望嘉、Pucunug文樂、Payljus白鷺（以上3社組成另一孤立小圈子），也許與他們的Cimo、Chimo族淵源有關？而將其北部和南部之排灣族網絡隔開，而中間地帶唯一的橋樑係由Kuljaljau社（古樓）搭建，此社往北連接Puljetji社，往南則連接內文社，甚至跨越中央山脈串聯東部7社〕、力里溪、率芒溪3流域。除大龜文群以外，這些區域不具社群或「部族」之意涵，純粹只是便於掌握地緣關係。又CE 1931年移前移住案例不多，且多為近距離移動，整體格局未變

6月，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親任「討伐軍總司令官」，率領陸軍步兵大隊、砲兵中隊，以及動用2,778名警察，分為4個大隊，全面攻佔李崠山。6月25日，桃園與新竹廳警察部隊在Tentanah（錦屏）聚集，並於深夜開始行動，攻擊泰雅族基納吉（Mknazi）部落。26日，佔領Ulay（烏來）山且構築掩堡及12吋臼砲砲臺。7月1日，更調動日陸軍守備隊由宜蘭來援。7日，佐久間總督又到Tapung山，設司令部。8日，霞喀羅（Siakaro）部落基於攻守同盟之血緣關係，已翻山越嶺前來支援共同抗日。15（11？）日，2翼日警部隊推進至合流（控溪，今秀巒）。8月2日，再包圍泰亞崗社，強勢要求泰雅族人交出槍械，為使民族不遭滅絕，泰雅族人只得降服，繳槍256支、彈藥885發，同時日軍解散征剿部隊。9月2日，Tapung山司令部撤除，總計日軍官以下死17名、傷12名，警察隊亡35名、傷65名，工人死46名傷15名，史稱「李崠山之役」，日警稱「基納吉方面討伐」（桃竹苗地區泰雅族人最後一次大規模反抗日本軍警壓迫之重要抗爭）。隨後在李崠山山頂建立「討伐軍司令部」，構築永久性砲臺，之後成為「李崠山隘勇監督所」，現稱「李崠山古堡」之遺跡，是由梅澤柾警部監工建造，而用鐵線補強之混凝土混合磚造之「古堡大門」，一直保存至今，現為新竹縣縣定古蹟，尖石Tapong古堡。此後，日警乃於大漢溪中上游2側山稜分別建置隘勇線，包括桃園廳之馬里闊灣、西堡溪隘勇線、新竹廳之屯諾富士羅灣隘勇線，並在左右2側制高點構築西堡溪、屯諾富士羅灣2處砲臺，來控制基納吉部落各社

7月19日，成立宗座監牧，提名林茂才（Fr. Clemente Fernández, OP）神父監牧一職，10月7日就任

7月，甘為霖牧師出版《廈門音新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一般稱「甘字典」，共蒐錄15,000字，最大特色在取音於中國福建省漳州與泉州以及臺灣通行之語音，而在字音之註釋則採白話字（以羅馬字母拼出廈門音寫成文字，以教導本地信徒識字，來閱讀聖經與聖詩之拼音文字）

野呂寧主持合歡山、奇萊主山、能高主山與南湖大山4個山區之「探險測量」（以武力進行之地形測量）共7次，其中合歡山及奇萊主山各有1次失敗紀錄。而合歡山3個梯次行動中，第1次是從埔里徒步進發，只登上合歡主峰。第2次（CE 1913年3月底）也只攻上合歡山頂，本來要繼續向奇萊主山推進，但遇到極寒天氣，一夜間凍死與失蹤者達89名，其餘179名隊員倉惶撤退，造成臺灣登山探險史上最慘烈、死傷最多的一次山難。野呂寧技師以復命書形式撰寫實況報告〈合歡山、奇萊山探險復命書〉，並以待罪之身要捲土重來，而該文發表於CE 1913年5月《蕃界》雜誌。9月19日，總督府再次發動「合歡山、奇萊主山與能高主山大探險行動」，由於上次的教訓，本次將由總督佐久間親自出馬指揮測量隊、陸軍和警察部隊同時進軍。野呂技師之測量隊分為奇萊與能高2路，在大約400名陸軍部隊、100名武裝警察、60名蕃人嚮導及近2,000名漢人挑夫支援下，攻上奇萊北峰及能高主山峰頂，偵查並測量立霧溪內太魯閣群及木瓜溪巴托蘭群的各部落位置與東部泰雅族動態（軍事偵察行動／以武裝警察隨隊支援之探險稱「強硬探險」，而從是探險測量或推進隘勇線的武裝隊伍稱「搜索隊」），為次年（CE 1914年）要發動的太魯閣戰爭鋪路。而在太魯閣戰爭爆發1個多月前，蕃務本署又另組一支探險、測量隊34名，在宜蘭泰雅族南澳群比亞毫社頭目、金洋社頭目與其他2社共275名壯丁協助嚮導和警衛之下（原住民參與探險行動人數最多的一次／第1次揭露理蕃當局的「理蕃秘方」—「操縱」與「反間計」／探險歸來後，野呂技師和警官，依約帶領100多名南澳群嚮導，到臺北觀光旅行），第1次登頂南湖大山，並描繪內太魯閣群與陶塞群部落位置及通路（立霧溪北面觀測），確實掌握進攻立霧溪太魯閣族的戰略知識（野呂技師自撰〈南湖大山方面探險復命書〉，包括探險日誌。CE 1914年5月16日（野呂探險歸來9天後），蕃務本署發行《南湖大山方面調查事項》，但只有文字部分，未登載地形圖或照片）。之後在太魯閣討伐戰中，總督府動用約3,000名陸軍、6,000名警察隊、數百名霧社群泰雅族及12,000名漢人挑夫，從東、西兩方面夾攻，戰役則從CE 1914年（日大正3年）6月開始，8月底始撤軍，以10倍兵力鎮壓約2,350名原住民抗軍

8月5日，孫中山因二次革命討袁失敗乃離開上海，行經福建馬尾得知廣東局勢有變而轉來臺灣，居住於當時御成町（今中山北路與北平西路交叉口）日人大和宗吉經營之「梅屋敷」（今逸仙公園中之國父史蹟紀念館）

8月15日，由松山隆治警視指揮警察部隊與陸軍1個大隊，組成共3,384人之「霞喀羅方面討伐隊」，由上坪溪（頭前溪主要支流）左岸白蘭（Paskoaran）社出發，溯上坪溪向上游霞喀羅部落4社進攻，霞喀羅部落雖孤軍英勇抗敵，乃於8月底頭目出面求和（被迫交出256支槍、885發子彈）。此役日警陣亡35人、重傷69人，陸軍陣亡17人、重傷13人。同時期，日警則開鑿從上坪溪左岸白蘭社經由井上（今清泉）、民都有（Mentoyu，面托由）山到霞喀羅之隘路（當時又稱「霞喀羅突出線」，築路採用陡上陡下方式，而避用「之」字形，因為之字形易受對方狙擊。此築路方式是由新竹州大杉警視所主張，故亦稱「大杉式隘路」），並於隘路終點設置「霞喀囉分遣所」（CE 1917年和CE 1920年之2次霞喀羅事件，曾被劫走槍彈10箱6,000發，山砲被推入山谷）。隘路完工後，其起點被移至井上溫泉，且在此設「井上分遣所」。之後，即使開闢了霞喀羅警備道路，但仍有許多原住民利用該隘路打獵、耕種，到國民政府時期，利用原本之霞喀羅警備道路拓寬成「清石產業道路」通車之後，這條隘路才逐漸淡出〔霞喀羅隘勇路之路線，由清泉起直接爬上民都有山稜線，但未登山頂，而是由南側山麓繞過去，最後抵石鹿／而目前由清泉上民都有山稜線之隘勇路，完全被芒草堵塞，且民都有山南麓已被全面開闢成果園及菜園，隘路也已無跡可循。但在石鹿派出所後方稜線上，仍保有一段隘勇路以及當年霞喀囉分遣所之遺跡，此段隘勇路路基清晰，兩旁栽植成排之山櫻花（緋寒櫻）行道樹，春天時這些百年高大櫻樹則繁花盛開、落英滿徑〕

9月16日13時，於蕃務本署召開警察隊與陸軍聯合行動協調會，這是由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親自領隊（第1次也是唯一次由總督親往「前線指揮所」指揮軍、警聯合行動），並破天荒的將把軍隊編入探險隊中。分別就以下4個方面進行探險測量：合歡山方面（指揮官山本新太郎警視）、能高山方面（指揮官江口良三郎警視／以上9月下旬開始進行，約在10月初結束）、塔次基里溪方面（指揮官永田警視）、巴托蘭方面（指揮官江口警視／以上10月中進行）。亦即，從西側之合歡山、奇萊群峰觀測太魯閣流域峽谷內的部落，並從東側完成隘勇線的佈署，且掌握東側外太魯閣及南邊巴托蘭部落之情況。（10月3日，第1次從奇萊北峰及能高主山山頂，同時觀側到東部部落群之分部／〈太魯閣戰爭東部主力隊的指揮官〉，永田綱明警視。〈立霧溪及以北姑姑仔方面探險復命書〉，山本新太郎警視、野呂寧技師。〈巴托蘭方面探險復命書〉，江口良三郎警視。《太魯閣蕃事情》，1914.04，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里蕃誌稿》，第3篇，總督府警務局）

9月19日，第5任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1906-1915）親自出馬（在合歡山與東峰下坐鎮指揮）發動「合歡山、奇萊主山與能高主山大探險行動」（第2守備隊和南投廳支援，以武裝警察為主力，加上部分陸軍軍官）。9時，山本警視自臺北出發，21時抵集集。20日16時山本警視抵埔里社。21日，江口警視則自臺北出發，22日江口警視抵埔里社。23日15時，合歡山方面探險隊在櫻峰完成編組，並於合歡山南方約2,000公尺處設置根據地（前進指揮所）。25日，野呂技師等人攀至合歡山頂及合歡東峰頂，從事立霧溪上游（塔次基里溪）之觀察、測量與製圖。26日，財津久平技手等人前往馬海濮社，參加能高主山方面探險隊。同日，江口警視亦抵馬海濮社，能高主山方面探險隊也編組完成，並等候陸軍司令官荻野少將（臺灣第2守備隊）到來。28日10時，於櫻峰分遣所迎接總督，17時半總督一行抵根據地。29日6時40分，護衛總督抵達山頂，天氣晴朗，中央山脈畢祿山、南湖大山都在視野中，但從合歡山頂無法望見太魯閣蕃社群。同日7時，能高主山方面探險隊從馬海濮社根據地出發，走安達山稜線。30日7時，總督一行離開根據地。同日江口警視6時出發， 9時抵達能高主山9成高度（今能高水池）。10月1日，凌晨2時半山本警視出發，途經合歡山與東合歡山間鞍部（今武嶺，日治時期稱為「南合歡山鞍部」，CE 1914年太魯閣戰爭時，南合歡山鞍部當時被稱作「佐久間峠 」。日治時期之登山健行隊伍，都是從此鞍部攀登合歡山主峰。此地冬季積雪、燦爛如銀，因此又稱「銀嶺」。國民政府遷臺後，因此鞍座落於合歡山南側，故稱作「南嶺」，中橫公路開鑿之後又改稱「武嶺」），9時50分登上合歡北峰山頂（東方有南北走向之屏風山連峰，無法展望立霧溪岸部落，只有站在奇萊北峰頂，以及東邊近磐石山之奇萊東稜上，才可俯瞰立霧溪之內太魯閣部落群），天氣晴朗有利中央山脈大展望，從奇萊北峰南側向西彎曲，經合歡山連峰、合歡鞍部（今大禹嶺）東北接畢祿山、南湖大山，這是探險隊第1次描繪出中央山脈的走向。同日，江口警視5時出發，6時半抵能高主山山頂，展望良好，整個木瓜溪流域至海洋都清晰可見。又夾在奇萊北峰與奇萊主山之間的巴托蘭溪（今龍溪）向東南流下，與木瓜溪匯流處一帶，便是泰雅族木瓜溪巴托蘭群部落之分佈地，共有8社（Sakahen、Maheyan、Batoran、Mukumuge、Mukidoyon、Muki-ibo、Muk-owai、Qotox-pais／在CE 1914年太魯閣戰爭中全部受到武裝警察隊攻擊，被迫交出所有槍械。其中巴托蘭方面討伐隊，是從Tamonan分遣所出發，沿能高越嶺道東段至龍澗，從那裡爬上直攻巴托蘭社及砂卡亨社，而這條路即當年之「蕃路」）。8時完成「能高主山探險測圖」，18時抵奇萊主山南峰東側營地。2日山本警視7時出發，向大鞍部東南方高地前進，因地形險惡，18時主隊才抵紮營地。同日，江口警視6時出發攀登奇萊主山，但濃霧密布，半夜又下雨。3日5時離開，7時抵奇萊主山與北峰間鞍部，8時抵奇萊主山北峰頂，著手地形及蕃社位置、戶數測圖（蕃社名及地名是隨行之靜觀、平靜部落泰雅族所指點）， 11時半離開山頂。同日，江口警視6時出發，7時10分登奇萊主山絕頂，但突有陌生蕃人叫喊又隨即退回，為免交戰僅完成觀測和製圖，即快速下山。13時離開奇萊主山南峰東側營地，20時抵達一水源地露營。4日山本警視6時半出發，15時回到根據地。同日，江口警視6時出發，16時25分全隊安抵馬海濮社。5日13時，抵櫻峰分遣所，解散搜索隊。同日，能高主山方面探險隊亦解散。8日，從臺中返回總督府。10月9日，參加陸軍偕行社舉行之「探險隊報告會」，說明前後已有5個梯次之合歡山方面探險，最早由深崛安一郎大尉前往手探，野呂技師接著去2次，財津技手去1次，而本人率隊前往則屬第5次。並提出通往內太魯閣蕃的道路有4條：1）沿濁水溪到合歡山南方大鞍部（指奇萊北峰與合歡山東峰之間鞍部）道路（指從靜觀布拉耀社沿濁水溪北支源流上到奇萊主山北鞍的「蕃路、獵路」，也是西部泰雅族於18世紀東遷之主要道路），地形複雜、有利敵蕃狙擊。2）從櫻峰到根據地攀上大鞍部，從奇萊北峰前往卡里亞諾敏道路，地形複雜斷崖多、不利進軍。3）從根據地攀上合歡東峰東北方屏風山，通往托博闊社的道路，是遼闊草地，不會受到狙擊有利我軍，但通過高稜行軍困難（本條道路正是日軍太魯閣戰爭時，陸軍主力隊所採取的進軍路線。從合歡山東峰北側，沿石門山東稜走向屏風山北稜，經由魯比社到塔次基里溪和立霧溪主流合流點，兵分2路，右路攻擊並燒燬托博闊社、孫墨克社等，直路攻打西卡亨社、西拉歐卡夫尼社等，又根據楢崎大郎著《太魯閣蕃討伐誌》，陸軍另一支部隊曾經橫越屏風山與屏風山南峰之間鞍部進軍）。4）從根據地攀上合歡山與東合歡山間鞍部（今武嶺），經由北合歡山東北側通往西歐卡夫尼的道路。利弊與第三條道路同，但在以上路線中屬於最便捷的一條（本路線差不多沿著今霧社支線公路接上大禹嶺，然後攀到畢祿山，向東南方沿魯翁溪下降，直達西歐卡夫尼社。太魯閣戰爭中山砲中隊採取本路線進攻）。又提出進軍內太魯閣之根據地（前進指揮所）適當位置也有3處：1、從櫻峰向卡里亞諾敏進軍的話，可以利用本次探險隊選定之根據地與接近目標的營地（即昆陽下方森林及奇萊連峰西側營地）。2）從櫻峰出發向合歡東峰東北方之屏風山進軍，越過屏風山下降到托博闊社，應設置根據地於東合歡山和屏風山的中間，溪流左岸附近（在塔次基里溪畔舊屏峰山金礦工寮附近，一支日軍曾採此路線）。3）如果從櫻峰經合歡北峰、畢祿山向西拉歐卡夫尼進軍，應設置根據地於合歡東峰北方1公里的鞍部，或合歡北峰東方標高9,200尺處之鞍部（指今石門山東坡一帶，以及今大禹嶺的位置，大禹嶺舊稱「合歡山鞍部」）。其實山本新太郎警視從奇萊北峰所觀測之部落群，最遠只到西拉歐卡夫尼社的距離，而佐久間總督之討伐軍採用埔里-霧社支線-屏風山-西拉歐卡夫尼-天祥路線，總督則在西拉歐卡夫尼的前進指揮所（立霧溪畔）停留2個月，一直到從西部進攻之陸軍部隊結束作戰為止。9月29日，合歡山方面探險隊（包括參謀長木下宇三郎少將、警視總長龜山理平太、蕃務本署警視山本新太郎）成功登頂合歡山，並順利完成立霧溪上游之地形測繪。10月1日，能高山方面探險隊（臺灣第2守備隊司令官荻野末吉少將、蕃務本署警視山本新太郎）則順利登上能高主山峰頂。10月3日，合歡山方面探險隊接續攻上奇萊主山北峰，偵查並測量立霧溪太魯閣群和木瓜溪巴托蘭群各部落位置及東部泰雅族動態，為CE 1914年要發動之太魯閣蕃征伐戰鋪路。〔之後於CE 1914年4月，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發行《太魯閣蕃事情》一書。其中含〈武裝探險隊首登奇萊北峰與能高主山〉2份覆命書、〈立霧溪及以北姑姑仔方面探險復命書〉（警視山本新太郎、技師野呂寧）、〈巴托蘭方面探險復命書〉（總督府警視江口良三郎）／警視為位階最高之警官〕

9月，新竹廳大湖支廳一批槍隻遭竊，警方循線追查，造成羅福星〔CE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後，羅福星至臺灣成立同盟會支部，以大稻埕（今臺北市大同區境內）為活動範圍進行地下抗日運動，往來於臺北及苗栗之間，並從大陸走私武器運至臺灣，主張以革命推翻日本殖民統治。孫開華長子孫道仁（與林維源次子爾嘉是兒女親家）曾出任民國初期福建督軍，且資助過羅福星在臺起事事件〕在各地建立之組織乃遭一一偵破。12月16日，羅福星逃到淡水準備搭船暫避大陸，但遭警方發現，於是根據羅福星身上所帶黨員名冊逮捕相關人士。日本總督府於是在苗栗成立臨時法院，依情節不同對參與人士分別進行審訊，史稱「苗栗事件」。CE 1914年3月3日臨時法院宣判，以羅福星為首的20位反抗者，在臺北刑務所（今臺北監獄）分批送上絞刑臺

9-11月，進行「太魯閣討伐之準備探勘／探險」（以地形之探勘、道路之開鑿、糧食之儲存及通訊機關之設施為主），共組成合歡山、能高山、得其黎溪及愚屈、巴托蘭等4個地區之探險隊。CE 1914年，日方又展開第5次的探勘行動（4月15日，宜蘭廳當局安排比亞毫社頭目來宜蘭廳公署會面，要求頭目擔任嚮導與警衛，頭目勉強答應。 23日，從臺北出發，24日在宜蘭廳叭哩沙集結後，經南澳蕃之部落範圍往南湖大山方向進行探險測量。25日7時出發，溯行於濁水溪（宜蘭蘭陽溪）南岸，到濁水監督所（樂水）午餐，再經烏帽子山、留茂安（Lumoan）等據點于18時20分抵Sikikun（四季）據點（隘勇線上之警戒所／CE 1913年，宜蘭廳警察曾聯合陸軍部隊，討伐溪頭群之四季薰社與瑪諾源Manauyan社，戰後在四季據點設置砲臺與1門山砲，並派警備員駐守，四季警戒所是當時最深入的一個警備據點）過夜。26日7時10分踏出四季據點，19時抵達「比亞毫社蕃務官吏駐在所」（早期山地警所稱之「蕃務官吏駐在所」，大正晚期以後改稱「警官駐在所」，簡稱「駐在所」）過夜。29日5時開跋，13時15分抵南湖大山東峰支脈上［是比亞毫溪（大濁水北溪上游）和大濁水南溪（支流闊闊庫溪）的分水嶺］，13時50分抵闊闊庫溪（Kokoku，大濁水南溪之源頭）溪底，夜宿溪畔帳篷。30日7時從闊闊庫營地出發，10時40分抵達南湖大山直下之平闊谷地Bunagan休息、午餐。13時抵接近山頂一凹地，並選池旁惟營地。5月1日天亮後立刻動身，早晨6時登臨絕頂，主峰南邊有一峰頂尖銳，野呂命名「中央尖山」。主峰與東峰之間以及主峰與南峰之間，各有一個山麓階，緩緩斜向2個平底谷。前者［指今日所稱上、下圈谷，有Piyanan社（南山村）獵人占用稱之Bunake（砂地之意）］從主峰北側向西傾斜，成為大甲溪源頭（指南湖溪），流向志佳陽社（今環山）可稱「北谷」；後者（指今日所稱大濁水南溪乾谷）即Bunagan之谷（有比亞毫社獵人所建獵屋群，有涓涓細流穿迴於碎岩之間成為伏流），向東南延伸成為大濁水南溪源頭，可稱「南谷」。溪頭蕃與太魯閣蕃交通要道，是從卑亞南（埤亞南）鞍部的上方上至中央山脈主脊，下至北谷，再越過南湖東峰與南峰間之鞍部降至南谷，沿著這南峰分水嶺（西那吉稜）至陶塞蕃社群。又志佳陽蕃從中央尖山南方鞍部（經由耳無溪上游、甘薯峰北鞍、小瓦黑爾溪）進入陶塞蕃和內太魯閣蕃之地，交通頻繁。10時半下山，回到Bunagan營地，且決定朝北邊卑亞南方向（南山村）下山。中午很快爬到北谷，再經中央山脈主脊折西下降（沿審馬陣山稜西行），18時半於耶克糾溪合流點設營。2日7時離開營地，卑亞南社頭目Romin•Nabo率蕃丁迎接於途中，7時半在卑亞南社下方溪底休息，10時安返四季據點，立即拍發電報向蕃務署長報告探險成功。3日8時正式出發，途中在留茂安守備小隊和烏帽子山據點休息、吃午飯，14時抵芃芃溪據點過夜。4日7時40分出發，經圓山、九芎湖，10時半抵叭哩沙，解散搜索隊，15時經羅東回到宜蘭廳過夜。6日，從宜蘭出發到蘇澳搭船。7日6時，船抵基隆港，9時回到總督府。從4月23日以來歷經15天（之後隨探險隊一起回臺北觀光者，共179名），期間除成功離間南澳蕃與太魯閣部落的關係，也從制高點針對內太魯閣地區陶賽蕃內之蕃社位置進行概略性量測（關於南澳蕃之地形，則沒有進行現場觀測，只是通過其地盤時，特別留意其部落分布等狀態。但事後於8月，遭總督府永田警視率領的643名討伐隊施壓，被迫交出武器。而這是一個南澳群頭目所無法預料的，南澳群害怕自己土地與部落被偵查，果不出所料，警方的矛頭反過來指向他們）。因應太魯閣戰役所需要的地形圖，此時也已完成最後測繪準備工作）。之後綜合幾次勘查結果，出版「太魯閣事情」1冊

從合歡山方面進行的立霧溪探險隊、測量工作，即所謂「太魯閣蕃討伐前之廓清準備階段」，在大正年間共有3次。第1梯次於今年9月19日至10月8日進行。探險隊由臺灣總督府警視山本新太郎担任指揮官，佐久間總督與龜山警視總長為實際督導長官，一行288名。10月2日，自「位於合歡山南方約2,000公尺處根據地」（指昆陽，舊稱合歡山根據地）出發，沿東南支稜下降至濁水溪上游，過溪後10月3日攀上「奇萊主山鞍部」，再從奇萊北峰東稜，觀測東北方山下「卡利亞諾敏」一帶的地形與托博闊溪沿岸的蕃社位置。這支探險隊所獲托博闊溪各蕃社資料，尤其是蕃路系統之資料，非常珍貴

10月3日，「合歡山探險日誌」（《理蕃誌稿》， CE 1918-1938年／日大正7年〜昭和13年，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記錄：「通往內太魯閣的道路分析如下：（1）自櫻峰〔Sakuragamine／日據時代地名，位於翠峰之北，海拔2,463M。CE 1913年（大正2年）為廓清太魯閣蕃地而進行之「合歡山方面探險」，以櫻峰為根據地，在此地整隊向奇萊連峯挺進。無論是史籍上，或從地理位置來看，櫻峰才是真正的道路分歧點。原本有蕃路沿2,463M峯之西北稜通北港溪白狗社等，而東南達濁水溪上游托洛克社（今仁愛鄉合作村靜觀、平生一帶／舊稱Taroko-Tarowan／Təroko-Tərowan，Tərowan之含義為「本社」、「祖社」，也指「祖社那邊之部族全體（親族）」）等／「櫻峰警察官吏駐在所」遺址，現在已被公路局闢成公路巴士停車場〕下濁水溪上游，攀上奇萊主峯鞍部後，從北峯東鞍下至卡利亞諾敏。卡利亞諾敏位於奇萊北峯東北方2公里處，北、東兩面有數百尺的懸崖峭壁，需迂迴下降。採此路線進軍，弊多於利。（2）從櫻峯經東合歡山的東北方上屏風山，東下托博闊社。此進軍路綫較為容易。屏風山以西部份經過開濶的箭竹草原，敵方無法潛伏以狙擊我軍，對我軍有利。（3）自櫻峯北行至北合歡山的東北方，（經屏風山北麓）東至西拉歐卡尼夫。此路綫稍遠，但易於通過屏風山北稜，由此進入內太魯閣蕃社，對我軍有利。…由地形來看，龐大的陸軍部隊向東攻擊，以第3條路綫最適當。」〔可見太魯閣戰爭爆發前，在合歡山、立霧溪上游這一大片領域已有3條蕃路可循。CE 1914年，「5萬分一蕃地地形圖」測繪時，也出現3條蕃路，但地形圖上略去奇萊北峯東稜路綫，反而增加靠近畢祿山（Pilu）的畢祿山線。其中，由北而南暫稱為畢祿山線（陸軍第二守備隊岸和田大隊循此綫進兵，攻打瓦黑爾溪岸之部落）、塔次基里溪線（古道主線）與托博闊溪線（陸軍第二守備隊司令部與聯隊本部採此路線進軍）。另依照今年10月「合歡山方面探險隊日誌」，托博闊線以南另有一條蕃路，舊稱卡利亞諾敏線，或暫稱奇萊北峰線。可見當年自合歡山一帶通往立霧溪上游，有4條舊蕃路可循，實際上這4條在太魯閣戰爭中均被採用，這些蕃路就是合歡越道路的原始路線。另外，砲隊採用塔次基里溪線與畢祿山線越過山稜砲擊古白楊（Kbayan），砲車輪距約1公尺，因此道路標準寬度應該是1.2-1.5公尺，上下坡時舖設原木為枕木，用人力拖拉砲車。《太魯閣國家公園合歡古道西段調查與步道規劃》，楊南郡，1990〕

10月16日，蕃務本署以開拓海岸道路，觀測沿海地勢為由組成搜索隊。由永田警視偕同野呂寧技師等25人，前往赫赫斯社（今大禮）搜索。17日，抵山頂，並繪製內太魯閣蕃地地圖，引起總頭目哈鹿閣猜忌

11月，宜蘭廳奉命組成一支「南湖大山方面探險隊」，為CE 1914年即將發動之「太魯閣蕃討伐戰」（官方動用經費1,600多萬日圓，而日本官方死傷人數2,200多名，至於原住民族死傷人數更是無法統計，僅知被沒收槍枝共計18,000多支）做先驅性偵察工作，範圍涵蓋南湖大山以及太魯閣部族的領域，但是延至CE 1914年（日大正3年）4月才成行

11月22日，因官方大量徵集土地，作為大南庄（臺中市新社區大南里、永源里）蔗苗養成所之試驗田，乃爆發農民反抗的「馬力埔事件」，這是臺灣第1起農民運動。因此，為大南庄蔗苗養成所所需之灌溉用水，於CE 1927年計畫興築白冷圳〔總督府命磯田謙雄（1892-1974／CE 1918年7月於東京帝國大學土木工學科畢業之後，旋即赴臺灣總督府土木局任職，展開長達近29年在臺勤務的歲月。CE 1919年，磯田謙雄參與八田與一嘉南大圳的測量及調查工作。渡臺1年後，即CE 1920年（日大正9年）9月便從技手升任技師，任職於土木局土木課監察係（股），開始至臺灣各地參與各項工程建設。戰後磯田被臺灣省農林處留任，任農田水利局工程師整編日治時期之農林文獻，直至CE 1947年6月才返回日本。在臺灣日治時期參與水利工程建設，以在臺中新社建造白冷圳聞名，有「白冷圳之父」的美譽）設計新社地區水利設施，工程名為「臺中州大南莊蔗苗養成所灌溉工事」〕，CE 1928年12月動工，CE 1932年5月完工，花費104萬日圓，9月進行測試，10月14日舉行通水儀式，立有「白冷圳回水灌溉工程竣工紀念碑」，並由總督府殖產局局長殖田俊吉正式命名，又施工期間于大甲溪右岸設置橫流溪圳發電所（有效落差105呎，裝置容量168馬力／約125瓩）以提供電力，且白冷圳被新社人冠以「母親之河」之名，總計全長16.6公里，灌溉面積788.24公頃

12月9日，法國傳教士佛歐里Faurie由基隆上岸，任職臺北大稻埕天主公教會，並隨即第2次到臺灣各地（基隆、大屯山、新店、烏來、角板山、高雄、萬金庄、阿里山、花蓮）採集一般顯花植物、高等隱花植物及地衣、羊齒類（CE 1913-1935年／日大正2-3年）。CE 1915年5月，赴東部花蓮港採集時染病（野營時水蛭侵入鼻腔中）。7月4日，客死臺灣（大龍峒or大稻埕？教堂／之後，早田文藏募款籌建佛歐里神父銅像於臺北植物園內，係由雕刻家渡邊長男鑄造，惟2戰後佚失，直到CE 2012年石膏模具於渡邊長男遺物中找到才重製復位，CE 2017年雕像揭幕）。CE 1920年，神戶市之岡崎忠雄向佛歐里遺孀購下佛歐里自存之採集品，總計62,440點之植物標本、193本圖書雜誌、7個標本箱，寄贈京都帝國大學理學部之植物學教室典藏

12月，依照訓令127號，將「蕃務官吏駐在所」改名「警察官吏駐在所」

12月，新高堂書店發行《臺灣山岳景觀》一書，由森丑之助與其殖產局僚友中井宗三合著。是他們共同拍攝的臺灣高山寫真，這不但是森丑之助生平第一部出版品，也是臺灣最早的山岳寫真集。森氏還表示他非常樂見大家能將這些山岳風景圖用於「家庭裝飾」，可見森氏視其為「藝術品」，而或許這也是該寫真集是以「單幅」各別呈現而非裝訂成冊的原因。此寫真集雖是印刷品，但當初是由日本東京「矢吹高尚堂」以珂羅版印刷精心製作，再送回臺北「新高堂書店」發行。《臺灣山岳景觀》共收錄18張單幅的臺灣高山寫真圖，拍攝年代約為CE 1902-1910年前後，內容包含新高山、合歡山、奇萊主山、巒大山、大武山及中央山脈等高山景致。其中〈新高山山頂〉（自新高山主峰頂拍攝之新高山東峰）是CE 1906年10月森丑之助陪同川上瀧彌登玉山採集植物時所攝；〈中央山脈的春色〉則是森丑之助拍下了以其姓氏命名的「森氏杜鵑」盛開的景象，皆為難能可貴的珍貴鏡頭。CE 1914年，臺灣總督府技師林學士賀田直治出版《臺灣中央山脈橫斷記》

由於溪頭群馬諾源Manauyan社遲未繳械，故日方共動員2,290人，自濁水溪監督所（今宜蘭縣大同鄉樂水村）出發，第1次討伐馬諾源社，然並未讓其完全屈服。直到8月，第2、3次討伐行動，馬諾源社才被攻陷，族人退往夫布爾（Booburu）溪谷。而帝國攝影師遠藤寬哉一路跟拍之《討伐軍紀念》，則完整見證了今年馬諾源社被毀滅的過程。之後，日軍繼續進逼上游之埤亞南社（今宜蘭縣大同鄉南山村），8月11日，埤亞南社頭目樂信‧那侯向日人輸誠

日本專賣局與殖產局合作自美國引進黃色種菸草（美國維吉尼亞種菸草）在花蓮吉野移民村試種，第1年效果尚佳。CE 1930年代末期，因日籍男子需充實日本邊防，臺灣本島人才獲得機會。美濃仕紳林恩貴於CE 1937年出面遊說，日本總督府殖產局乃於1939年開始讓美濃人種植菸草〔非常需要良好之灌溉系統，而且是與種稻非常搭配的輪作作物／由於烤菸技術必須標準化，因此菸樓大小與搭建方式日方有規定，而美濃菸樓（美濃最突出之視覺景觀，美濃乃以「菸城」名聞全臺）是大阪式菸樓、4坪大小，屋頂設有氣窗散熱／一般10月栽下，次年2月收成，清明前後繳交烘烤完成之菸葉／種植及採收均須大量人工，因此演化出特有之「換工」組合制度，約每5戶「種植面積相同」的菸農共組一組合，輪流採收組合內的菸田，且每塊菸田要10人同時採收〕。最盛時期是CE 1975-1976年，當時計有菸田2,235.3028公頃、種菸戶1,791戶、菸樓1,814棟。CE 2002年，臺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同時廢除菸酒公賣制度，原料菸葉開始走入歷史。CE 2017年5月15日，美濃最後一場菸葉收購在「龍山繳菸廠」舉行，美濃80年之種菸歷史於是謝幕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理蕃概要》規定，隘勇線上之隘寮配置分為3個等級，1等危險區大約每200公尺即設一隘寮，2等區每300多公尺，3等區則要將近1,000公尺才設一隘寮

青木文一郎〔Bunichiro Aoki、1883.08.16-1954／CE 1910年7月東京帝大動物學科畢業（渡瀨庄三郎指導），CE 1913年任九州帝大助手，同年留學英國（從大英博物館之東亞哺乳類學專家湯姆斯Oldfield Thomas研究哺乳類），CE 1915年出版《日本產鼠科》（含臺灣、南庫頁島／Muridae of Japan），CE 1925年任名為外在研究員赴英，以1年半時間在大英博物館觀察研究3萬個全世界之鼠類標本，CE 1927年4月來臺任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教授，CE 1929年4月起任臺北帝大理農學部教授（動物學第2講座、脊椎動物比較形態學及哺乳動物學講座／2度出任理農學部長，第1次在CE 1934年2月至CE 1936年3月間，當時有文政學部、理農學部及醫學部，其中理農學部設有生物學、化學、農學、農藝化學等4科，CE 1931年起生物學科又區分為植物學、動物學、地質學等3類。第2次在CE 1942年3月接任，CE 1943年3月理農學部分開，青木氏仍任理學部長，當時已擴增為文政學部、理學部、農學部、醫學部、工學部等5部。並設有南方人文研究所、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及熱帶醫學研究所，CE 1944年4月起擔任臺灣博物學會會長至終戰），直到戰後離臺。返日後則擔任家鄉之歧阜大學第1任校長，但不久於CE 1954年逝世。CE 1930年在《動物學雜誌》42（499）發表〈哺乳動物より觀りゐ臺灣島と其周圍〉，此為臺灣本島最早有關動物地理學研究的論文，堀川安市在《臺灣捕動物圖說》（1931）中提到，臺灣在哺乳動物地理學上位於東洋區，而東洋區與舊北區的分界線有所謂「青木線」之稱，那是青木文一郎教授所認定其位置在奄美大島和屋久島之間。由於在CE 1930-40年代間，臺灣輸出之糧食農產品以稻米及蔗糖為主，因此有關鼠害的研究頗為當時臺灣總督府糖業試驗所和臺北帝大所重視，從CE 1933-1945年間，有關臺灣鼠類研究之主要論文共有29篇（大部分為基礎性之科學研究），其中CE 1933年對野鼠分類作更進一步研究，同年也記錄一新種—巢鼠（Micromys  minutus），CE 1936年青木氏與田中亮（戰後任教於日本高知女子大學動物學科）亦對臺灣鼠類驅逐方法有所介紹。 CE 1940年青木氏也與立石新吉著手規劃臺灣天然紀念物—水雉及穿山甲的保護工作（完成臺灣總督府囑託之《天然紀念物調查報告第6輯》）。CE 1941年青木氏與和其門生田中亮合著之《臺灣產鼠類の圖說》（臺灣博物館協會），其研究的深入詳細允為空前佳構，尤其是由畫家佐久間文吾所繪之13種鼠類的彩畫相當逼真傳神，至今仍為大家所引用〕在日本《動物學彙報》上發表〈日本び臺灣產哺乳動物目錄〉（A Handlist of Japanese and Formosan Mammals）一文， 共記臺灣哺乳類59種，係將過去文獻資料加以整理修訂而成，為當時最完備之臺灣哺乳類目錄。同年赴英國留學，從東亞哺乳類專家湯瑪斯（Oldfield Thomas）受學

今年臺灣開啟了商業捕鯨歷史，｢臺灣海陸產業株式會社」以屏東大板埒，也就是現在的南灣為基地，採用小艇式標槍捕鯨，但成績不佳。CE 1920年，臺灣總督府找了「東洋捕鯨株式會社」來重啟捕鯨，他們改以工業化之捕鯨模式（挪威式捕鯨砲），以新式捕鯨船及聘請國外專業人員來協助，第1年就有不錯成績，共捕獲34隻。同時，他們也在大坂埒興建鯨魚加工廠，用最短時間完成所需作業。而當時主要捕鯨場集中在近海之恆春到臺東沿岸，並沒有發展出遠洋捕鯨。根據統計CE 1920-1942年間，臺灣共捕獲約500-600頭鯨魚，約占全球總量的1/200。戰後臺灣之捕鯨業沉寂了一段時間，祥德漁業行於CE 1953年在政府支持下，和日本「極洋捕鯨株式會社」（KIOKUYO HOGEI KABUSIKI KAISIA）合作捕鯨，並將加工廠從大坂埒遷到南方1公里的香蕉灣〔CE 1957年3月1日，重280噸之日本捕鯨船「第一京丸」號（DAI ICHI KEO MARU）駛抵高雄港，開始捕鯨〕

在臺北廳第4任廳長井村大吉之規劃下，擴建原本因露天而屢遭檢舉妨害風化的公共浴場「湯瀧浴場」，一具有英國鄉間別墅風情之北投溫泉公共浴場（今北投溫泉博物館）正式落成。CE 1932年，日本東宮太子裕仁行啟，曾短暫停留此樓

 

CE 1914年：（日大正3年）

元月26日（CE 1914年農曆除夕），葫蘆墩街（今豐原）迎來「電火（電燈）開通」，街上成為「流星垂路曲，皓月滿街同」的水晶宮。CE 1922年開設劇院「豐原座」，之前中國戲班早在CE 1911年已到葫蘆墩街，第1場場演出是共樂茶園的福州徽班三慶班，演出地點在聖王廟

元月，宮川保之發表〈草山溫泉〉、〈四季草山〉等短詩。8月，他在草山建屋舍取名「野草庵」，研判在後來草山林間學校（今青邨介壽堂之西側上平臺，而西側下平臺為教育會館草山別館、草山夏季學園、今日籃球場）位置。12月，提出〈草山名所〉8處：相合橋（瀧橋、多喜の橋，今臺北市士林區陽明里福壽橋）、草佐瀧（今福壽橋旁之白雲瀑布，是紀念草山最早開發者佐竹定省）、見返坂（今山仔后至福壽橋的下坡路）、萱野松（草山溫泉源頭，芒草原中散生之松樹）、風動石、紗帽山、湧水石（位於後山公園之途中）、紗帽瀧（可能是大屯瀑）。CE 1916年2月，宮川保之還命名絹絲瀧（今絹絲瀑布）

2月20日，花蓮港前進部隊，開始前進太魯閣蕃居住地

2月，日籍飛行士野鳥銀藏，駕駛美國寇帝斯廠生產之螺旋槳推進式雙翼飛行機「隼鷹號」，在臺灣表演飛行，臺灣人首度見識現代文明象徵的飛機

4月，「太魯閣蕃討伐前之廓清準備階段」第3梯次探險行動，仍由野呂寧領隊，測量了合歡山、奇萊連峯一帶地形，當時臺灣總督佐久間還親自到合歡山指揮。隊伍自東合歡山鞍部登上奇萊北峯，觀測位於北麓托博闊溪（立霧溪上游）沿岸的各蕃社動靜。這一次大戰前夕最重要之軍事偵察行動，最大的收穫是測繪了「5萬分一蕃地地形圖」，涵蓋奇萊北峯的東稜到太魯閣大山，以及屏風山一帶

4月，蕃務本署組探險隊首登與測量南湖大山成功，並出版發行《南湖大山方面調查事項》，其中理蕃課勤務野呂寧技師撰寫〈南湖大山方面探險復命書〉〔從志佳陽（Sikayou，今環山部落）社經撒拉矛（Salamao，梨山）社有「蕃路」通往內太魯閣，扼內太魯閣蕃與陶塞蕃（Tausa-group／賽德克族都達人的祖先最早是從「平靜」出發南遷至「布卡散」，後來受霧社地區同族賽德克德克達亞之威脅與人口壓力而轉向北遷，至合歡山大禹嶺附近時，又與梨山泰雅族接觸，為避免糾紛再向東遷，乃越過南湖大山和中央尖山鞍部，進入立霧溪支流陶塞溪中上游定居始穩定，建立第1個部落Dudux社，進而發展成後來的大部落Tawsay。19世紀初遭太魯閣蕃襲擊，部分族人遷往今宜蘭縣南澳鄉山區，並於明治時期下山移住，一部分往南澳鄉澳花村、金洋村、南澳村，一部分往大同鄉寒溪村；而尚留住於陶塞溪流域之陶塞蕃，亦於明治時期下山遷移，分布於花蓮縣卓溪鄉立山村、崙山村及秀林鄉富世村、佳民村）間之要地。所謂蕃路，以自合歡埡口（1961年2月，改名大禹嶺／中央山脈鞍部）下接屏風山北麓為捷徑，往昔就有此蕃路〕之探險日誌／偵察報告，並非根據測量人員實地勘路，而是根據地形觀測與蕃人口述，因此蕃路實際狀況在當年還是不甚明瞭

4月，「蕃地地形圖」（5萬分一）製版（CE 1911年3月，蕃務本署測繪）。7月，發行47幅（CE 1910年／明治43年，91幅「5萬分一蕃地地形圖」）

4 月，南投廳長石橋亨，親自率領「南投廳道路開鑿隊」，自埔里出發，經眉溪、霧社、三角峰、合歡山、關原〔位石門山東稜尾端下，塔次基里溪畔對岸大河階上，非目前中橫公路上之關原／關原舊址，是霧社一帶部族（南投廳托洛克蕃）與太魯閣部族（花蓮港廳太魯閣蕃）為爭獵區一決死戰之地。太魯閣戰爭中，塔次基里溪岸新開道路上3個主要倉庫地／補給站之一，稱為「關原陸軍倉庫地」。討伐軍司令官佐久間總督曾經在此地停留12天指揮作戰，也親自督促開路隊拓寬蕃路，讓重砲隊與輜重輸送隊通行，所以「關原舊址」是自合歡山入山第1站〕、塔次基里溪（即立霧溪）、無名溪、魯比社（蕃社分散於杜鉾山北側山腰，是塔次基里溪線的第1個蕃社）、魯比合流點（塔次基里溪與托博闊溪合流點，附近有橫跨塔次基里溪之「勅使橋」鐵線橋，再經「世良岡橋」可跨過立霧溪至東岸之西拉歐卡夫尼討伐軍司令部／卡拉寶社東南方立霧溪對岸，原是西拉歐卡夫尼耕作地）、卡拉寶（カラボオ／即「空尾巴」？）社等地。7月17日，開路抵達天祥〔當時稱為三角錐山西麓倉庫地，又稱拉比多（得彼都／Tpdu／Tpedu，太魯閣語山棕也，日人譯音タピト／Tapido／大北投）社／CE 1923年5月30日，永井國次郎警視建「佐久間神社」（今天祥正氣碑附近）竣工。11月8日，獲得許可（創建），惟今已改為文天祥祠〕。合歡山以東的道路作業與討伐戰同時進行，而此段新開道路供步兵聯隊、山砲中隊、九珊砲中隊、臼砲小隊通行，工程非常艱巨，這就是合歡越道路的前身。共動用300名漢人苦力，60名日警，利用原有蕃路之路徑，配合炸藥使用，故效率很高，平均每日開路1.9公里。〔CE 1935年「合歡越道路／合歡越嶺道」通行，成為當時相當熱門之健行路線，而舊路合歡山至卡拉寶段則日漸廢棄。合歡越嶺道上的宿泊資料如下：臺中州方面，有霧社（旅館）、追分（警察官吏駐在所）、合歡山（警察官吏駐在所）；花蓮港廳方面，有關原（關ヶ原／警察俱樂部）、古白楊（警察官吏駐在所）、塔比多（警察俱樂部）、巴達岡（Batakan／バダカン公共宿泊所）…。而警察俱樂部就是招待所，公共宿泊所指小型旅館。雇用高砂族（原住民在昭和年代晚期CE 1935年改稱「高砂族」）腳伕，標準工資是男工每日50-60 錢，女工每日50錢。如果在某地多停留一夜，加兩成工資…。（《臺灣時報》月刊，〈臺灣國立公園俯瞰〉專輯，臺灣總督府警務局，日昭和13年元月號第218期）〕而當年之開路作業只是配合陸軍的行軍，一切以作戰為主，因此道路公里數以及其他詳情均付之闕如

5月1日，大隊人馬由野呂寧技師、財津久平、金子警視及小島仁三郎警部等組成探險隊，共計34人，並調動比亞毫Piyahau（頭目Wylan•Taiya）、金洋Kinyan（頭目Yukan•Rokke）、庫莫耀Kumuyau社（頭目Hayun•Bana）及巴博凱凱（Babokaikai）社等4社頭目與壯丁274人擔任嚮導護衛，登上南湖大山主峰

5月12日，在「太魯閣討伐戰」開打前為激勵日軍警士氣，於泰亞崗警官駐在所前，舉行基納吉部落各社聯合歸順式。17日，在白蘭警官駐在所，則舉行霞喀羅部落各社及西熬社之聯合歸順宣誓儀式。之後，官方贈送31頭黃牛予各社，另外還贈送參加之社眾每人1份「惠予品」，就是鍋子、雨傘等日用品。又當時收繳各式槍枝共1,450支，它們是泰雅族歷代祖先所累積之重要遺產，根本非黃牛及惠予品所能補償

5月13日，佐久間總督以「太魯閣蕃討伐軍總司令官」身份，由臺北抵達埔里社。16日，下達「討伐命令」。19日，將司令部移駐追分（翠峯）。23日，由通信局技師山本三次郎、技手尾原菊三，分別於合歡山及奇萊主山南峰頂架設長距離無線電通訊天線，完成「合歡山非常通訊所」、「奇萊主山南峰非常通訊所」的設置。29日，下打達「攻擊命令」。並以5月31日為期，第2守備隊在合歡山集結後，分4條路線向東對內太魯閣發動攻擊。第1守備隊之步兵第1聯隊則往奇萊南峰方向，先攻打巴托蘭蕃後，再往北與第2守備隊在內 太魯閣會合〔西部陸軍部隊（佐久間總督擔任總司令官，木下宇三郎少將為參謀長，平岡茂少將為第1守備隊司令官，萩野末吉少將為第2守備隊司令官）分2路向東部立霧溪進攻，東部則由武裝警察隊（民政長官內田嘉吉擔任總指揮官，警視總長龜山理平太擔任副總指揮官。6月1日，下達攻擊命令／分為永田及松山2支隊伍，其中永田警察隊由永田警視為隊長，雨田勇之進副警視為副隊長。而松山警察隊由警視松山隆治擔任隊長）分成2路：得其黎方面、巴托蘭方面，向西部夾攻〕

西部戰線之軍事行動路線主要有以下5條：（1）畢祿山線：自合歡山東峰至北合歡山鞍部（今大禹嶺），往東北越過畢祿山南側，接上瓦黑爾溪上游，沿溪流往塔比多（初改為大北投，今天祥）方向，再繞過饅頭山〔CE 1914年6月間，軍隊砲兵攻上塔比多（今天祥）後方之「饅頭山」，峽谷下游諸社悉在砲火範圍內，太魯閣戰事勝負幾乎已告底定。不久，軍警於布洛灣附近完成會師。8月，總督府在西拉歐卡夫尼舉行歸順儀式〕，沿著塔次基里溪與其他部隊會合。（2）塔次基里溪線：此路線也是沿合歡山東峰北側為起點，沿塔次基里溪後，繞過屏風山北稜，沿塔次基里溪南岸東行，抵達塔次基里溪與托博闊溪合流點，之後往北岸卡拉寶社進攻後，與托博闊溪線會合（本屏風山支隊主攻戰線由步兵第2聯隊所進行，此經合歡山、魯比、西拉歐卡夫尼河階、饅頭山、塔比多、合流、三角錐山等地東出太魯閣之軍事路線，也將成為未來太魯閣道路之雛形）。（3）托博闊溪線：本路線與塔次基里線一樣起自合歡山東峰，向東往屏風山，越過屏風山與奇萊北峰間的鞍部，向東下降至托博闊溪，然後沿溪東行，沿托博闊溪到上條路線的合流點，最後與塔次基里溪線會合。（4）奇萊北峰線：本路線一樣出發自合歡山，攀上奇萊主山鞍部後，往奇萊北峰之東鞍下行往東前進，之後再循蕃路迂迴下降至托博闊溪沙卡亨社附近。（5）奇萊南峰線：此路線由第1守備隊步兵第1聯隊自奇萊南峰附近出發，先往南向巴托蘭蕃發動攻擊，與警察隊在巴托蘭社會合後，往北經太魯閣大山在沙卡亨社與奇萊北峰線合而為一

太魯閣戰役的東部戰線則是由警察隊編組而成，分別立霧溪方面討伐隊及巴托蘭西方面討伐隊。其路線主要有3條：（1）立霧溪線：以立霧溪方面隘勇線之終點，即立霧溪監督所為起點，從外太魯閣往內太魯閣方向推進，掃蕩沿線蕃社，在三角錐山山麓與向東進攻的陸軍部隊會合。（2）三棧溪線：由立霧溪方面討伐隊另派出3個部隊，掃蕩三棧溪流域及其山地各蕃社，之後與巴托蘭方面的討伐隊會合。（3）巴托蘭溪線：於5月31日自指揮部出發，與奇萊南峰之陸軍相互策應，切斷木瓜溪流域左右兩岸山地的蕃社與太魯閣蕃的聯繫，並與陸軍第1守備隊在巴托蘭社會合，之後再沿木瓜溪東返，與三棧溪方面的討伐警察隊會合

5月30日，鈴木（鈴木秀五郎大佐）聯隊派遣大高佐三郎中尉帶領斥候隊至木瓜溪中游之沙卡亨〔CE 1925年，能高橫斷道路改道時，日人將沙卡亨音譯為「坂邊」（ざかへん），並設坂邊警察官吏駐在所於能高越嶺道之步道上方，今稱磐石〕社附近高地，遭遇太魯閣戰士攻擊、互有傷亡。6月3、4日，日軍強行攻打沙卡亨社，而激戰中該社屋舍全遭燒毀。當晚沙卡亨社反擊，並造成大高中尉傷重不治，且斥候隊幾乎已被殲滅。6日，沙卡亨頭目西巴•瓦旦｛Skahing部落／Sibal Watan／希峇爾‧瓦旦、Karauhatan／CE 1913年底至1914年初，曾被臺灣總督府選派至日本本土觀光，也曾在臺北見過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日本文獻稱其為「叛亂時期總頭目」／Skahing部落領袖Sibal Watan協同Harung Pilay〔Btulan部落／哈隆•畢萊／在Paras Harung遷居木瓜溪流域建立部落時，他接受岳母召請帶領全家遷到Slagu Qhuni部落居住，後因耕地不足，又依親至Paras Harung之kMhiyang部落居住，之後再遷住Btulan部落。戰後傷重病逝，部落領袖由其子Teylung Harung繼任，CE 1918年8月率部分族人遷居至山下Tmunan托莫南，即今文蘭村銅蘭部落西南方（即陳家、林家），同輩兄弟則分別南下散居Cyakang（即西林村黃家）以及Murisaka（CE 1939年日治時期對萬里溪流域左右兩岸住地之統稱，取名「森坂」、摩里沙卡／即萬榮村彭家、李家）。民國政府初期，Teylung又遷住Bkasan，即今銅蘭部落西南方山腹地〕、Paras Haring（CE 1892年，立霧溪流域上游Mhiyang部落家族，全數隨Paras遷居木瓜溪流域上游左岸，即今龍澗電廠溪北山腹，建立kMhiyang部落）之子Wacih Paras（kMhiyang部落／CE 1927-30年間，Wacih Paras也率族人遷入Tmunan部落）、Karaw Watan〔Qulun Pais部落／CE 1918年間，Karaw Watan率部分族人從舊Bnkul（玻恩古爾，意指bnbun、肥沃地／今萬榮鄉西平村西面山腹）移住Cyakang溪山區，仍沿舊稱Bnkul為部落名，今西林村現址南方高地，而今住在西林村的平家即Karaw Watan家族後裔〕等人共同組成抗敵聯盟｝再襲擊日軍。11日，戰事始告平息，史稱「沙卡亨之役或馬黒洋之役」，是太魯閣戰爭中原住民唯一之大勝戰

6月1日，由日警編成之東路軍以文蘭部落為入侵木瓜溪流域的起點，分成兩條路線攻入西面山區的太魯閣各部落住地，一是登上Bkasan（玻卡散，語意為「緩坡地」／現文蘭村銅蘭部落西南面山區），沿木瓜溪右岸西上，軍事行動目標為抵達木瓜溪中游之烏帽山；另一條是從木瓜溪左岸七腳川山西面入山掠取太魯閣族各部落。途中推進至Mkeibuh（摩古依柏合，意即「原Ibuh部落人」／今木瓜溪下游左岸榕樹部落上方山腹臺地）部落下方，3門山砲也已在Ayug Kmuhil（卡默黑爾溪谷，今翡翠谷上方山區）對岸山腹緩坡上，但遭Mkeibuh部落領袖Lowking Uma〔洛金•瓦寄赫／立霧溪中游Ibuh（依柏合）部落創建者Abis Nowtan（阿畢斯‧諾丹）之孫。CE 1902年間，帶領家戶族人遷住木瓜溪山區〕擊潰，日軍狼狽退回山下之初音分淺所（同日，日本陸軍部隊先遣部隊從埔里、霧社入山，途經奇萊南峰直達木瓜溪上游，並逐漸逼近位於天長山南方山腹斷崖上的Skahing部落西南面山腹，形成對kMhiyang住區各部落兩面夾擊態勢）。4日清晨，近千名警察部隊配置更多山砲、機槍，再次從七腳川山向西方爬升移動，Lowking乃招集族人抵抗防禦，最終則撤退躲入更深山區。5日，警察部隊終於進入冷寂多日的Mkeibuh部落〔同日清晨，駐紮Skahing部落上方之日本陸軍（西路聯隊長鈴木少佐）各門山砲進行連續砲擊，Sibal Watan則將族人送往巴托蘭溪（今龍溪）對岸Quluh Pais部落避難，另指揮本部落及Btulan部落（領袖Harung Pilay父子）青壯族人併肩作戰，伺機攔截西方山頭逼近的日軍。但在日軍第2波攻擊中，Harung Pilay不幸是此戰役中第1個英勇戰死之部落領袖。6日傍晚，日軍鈴木部隊按兵不動於高地後方，等待西路軍司令部的兵力支援（已延誤跟東路警察部隊在巴托蘭臺地會師之平岡少將諭令）〕。不久，Lowking Umax也解繳槍枝重回部落。6月6日，2路警察部隊在木瓜溪與支流清水溪匯流的烏帽山區會合（即將由東進入kMhiyang住區的各家族部落），接著沿木瓜溪右岸攀登Quluh Pais部落，但已空無一人，日軍留下一小隊焚燒所有家屋和農作物。另外，遠在南方之Bungkul部落的Karaw Watan，也率族人趕往北方之木瓜溪流域上游區域，參與kMhiyang戰場上的抗敵行動。之後，日軍小隊則遭Karaw Watan全數殲滅。7日上午，日本警察松山聯隊進入kMhiyang住區，惟遭Wacih Paras（瓦奇赫•巴拉斯）於Ulay部落獵徑上襲擊，而僅能於溪邊空曠臺地紮營待命。之後，日本警察聯隊透過無線電訊獲知西面陸軍聯隊即將抵達Btulan部落，他們乃再次整軍爬越陡坡，移動至山腹臺地上之Ulay部落，然後沿獵徑前往Btulan部落。途中又遭Karaw Watan狙擊，但Karaw Watan也被流彈擊中喉部而從斷崖滾落，造成右臂骨折，一度病危後漸好轉。8日，支援西路日軍的部隊已通過奇萊主峰向東急行，午後日軍西路步兵聯隊則進入Skahing部落，燒毀家屋、穀倉及耕地上小米，且急於將部隊推進至Btulan部落住區。9日午後，日軍東西2路部隊已在Btulan部落會師集結，kMhiyang駐區各部落也被日軍完全控制。並在其他部落族人勸說下，躲藏於Quluh Pais部落上方之各部落老弱婦孺，全部回到殘破的部落家園。日警聯隊長松山隆治警視奉總督訓示，對於順服者妥善安置之諭令，並宣告於戰事中參與抵抗者，只要繳械即一概不再追究的處置方針。10日，日本軍警聯隊繼續沿木瓜溪上源Patul溪（今鳳溪）向東北轉往內太魯閣住區移動，日警松山部隊則留守大部分兵力於Skahing、Btulan，以及在今銅門部落設置駐在所，負責戰事後之搜索、安撫和招降。亦即，當日本警察部隊入侵推進到 Skahing部路時，由西巴•瓦旦領導之Skahing、Btulan（巴托蘭）、Mhiyang（馬黑洋／部落領袖Wacih Paras，Paras Haring之子）抗敵聯盟軍早已集結於木瓜溪上游，在日警擬攻擊Skahing部落的山道附近埋伏，伺機遂行襲擊戰術，此即太魯閣戰史上的「沙卡亨之役」〔太魯閣族人僅以250位青壯戰士對付日軍6千多名使用機槍、山砲的正規軍隊，在山區裡纏鬥3個月，唯最終仍因武器簡陋、糧食匱乏而未能翻轉被日本殖民的命運。時過百年之後，在木瓜溪流域上源白石山（Bnubung／太魯閣族人稱之pusu btunux、牡丹岩、神石、聖石、或pusu qhuni、神木。位於木瓜溪支流清水溪上游源頭處，與壽豐溪支流知亞干溪上源間的山脈）頭插立巨石的峰谷深林，悠蕩其間之歷代祖先英勇靈氣猶仍靜靜窺探著，等待衝破魔障釐清迷霧的天地招喚〕。戰事初期，日警先後被族人聯盟之力量擊退，日警於次日再攻，也無法攻進Skahing的住地。戰事膠時日警精良部隊死傷於山林石塊、藤蔓與木箭而無法入山的窘境，直到另一支日本軍隊從西路奇萊主峰東下木瓜溪流域，投入了更多的武力，加上山區彈藥用盡和物資短缺，木瓜溪上游太魯閣族聯盟力量才逐漸敗退到更深遠之山區內，留下杳無人煙的荒墟廢牆，「沙卡亨之役」終在CE 1914年6月10日結束（CE 1914年戰事之後，日本以勸誘與高壓之併行策略，將統治力量深入到山區部落，木瓜溪流域的Skahing部落頭目仍由Sibal Watan擔任，但在CE 1915年卻因下痢不止而病逝，頭目職務則由其堂兄Harung Bowxil繼任。CE 1930年間，西部南投發生霧社事件後，日軍鑑於山區部落管理不易，乃對太魯閣族山區部落進行強制集團移住（包括kMhiyang、Btulan、Quluh Pais、Psawan、Ulay等部落此時全面性下山移住，他們大多數跟隨家族依親，遷往西林、萬榮、明利等部落居住），木瓜溪上游之Skahing部落遂由Harung Bowxil率遷至Branaw，即今秀林鄉文蘭村重光部落現址。Skahing部落家族下山移住後，災難似乎並未停止，就在移住幾個月時間裡，部落發生嚴重瘧疾，族人死去不少，一些族人則遷往鄰近的銅門部落居住。自此之後，Skahing部落Rakaw Bowxil之家族後裔，至今集中居住於文蘭村重光和銅門村2個村落）

5月，桃園廳于沙崙子（Sarut／平坦盆地地形）設置「高崗支廳」（軍營、彈藥庫／CE 1920年改制為「新竹州大溪郡高崗分室」。CE 1930年5月，裁撤／今三光部落所在地，CE 1935年由高義分出。三光彈藥庫外觀保存良好，是臺灣極少數尚存的日治時期彈藥庫之一。CE 2019年5月2日，公告為桃園市歷史建築），這是第1次設於「蕃地」獨立處理「理蕃」業務之地方行政單位「支廳」。原因是該地與新竹廳馬里闊丸群、基納吉群等接壤，加上離大嵙崁廳20里非常遙遠，且泰雅族分布廣闊，一旦有事無法應變

6月1日，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發動臺灣規模最大之蕃地討伐戰—太魯閣戰爭／太魯閣蕃討伐。8月13日結束，8月31日撤軍，討伐戰長達3個月。總計動用軍隊3,408人、警察3,127人、人伕6,800餘人，共。而太魯閣戰士合計約2,350人，其中內太魯閣蕃約1,100人、外太魯閣蕃約1,000人、巴蘭托蕃則有1,000人〔討伐軍採用埔里—霧社支線—屏風山—西拉歐卡夫尼（セラオカフニ）—天祥路線，而最高指揮官佐久間總督則到達位於立霧溪畔之西拉歐卡夫尼前進指揮所（根據地），停留2個月，直到從西部進攻之陸軍部隊結束作戰之日止／「太魯閣事件」則泛指日本人入主臺灣後，直到「太魯閣蕃討伐」戰疫爆發（1895-1914），日本人與太魯閣人之間所發生的諸多衝突，例如「新城事件」、「威里事件」和「七腳川事件」等等〕

6月4日，孫墨克社被日軍偷襲，深夜裡槍聲四起，所有蕃屋均被放火，烈焰冲天。5日，日軍第2守備隊「屏風山線」（深水大隊）遭卡拉寶社襲擊。7日，攻陷卡拉寶社，並焚燒大部份蕃屋。抗軍暫時向後撤離，但不久反攻卡拉寶北側山頭上之日軍，激戰中室島一二少尉陣亡，他的小隊幾乎全被殲滅，稱之「卡拉寶之役」，之後卡拉寶山被命名為室島山，並立碑紀念

6月4日，松山警察隊前往巴托蘭地區開始攻擊行動，經過多次交戰後，三棧地區之莫克莫蓋社及莫奇依薄社投降，但巴托蘭社總頭目卡羅•華旦（カラオ•ワタ）仍頑強抵抗，最後因胸部受傷而陣亡。12日，松山警察隊之岡本隊，與日軍第1守備隊鈴木聯隊官兵會合後，此線之戰事乃告終結

6月12日，第2守備隊「塔次基里溪線」（阿久津聯隊）經魯比合流點（魯比社在托博闊溪與塔次基里溪之合流點）與「屏風山線」（深水大隊）會合後，2隊聯合突擊西拉歐卡夫尼社，6、70名太魯閣戰士以其傳統戰術頑強抵抗，最終被山砲及機槍攻克，稱之「西拉歐卡夫尼之役」

6月13、14日，第2守備隊司令官萩野少將命深水大隊長帶兩個中隊與1個機槍隊，兵分2路前進，又命阿久津（阿久津秀夫大佐）聯隊長帶1個臼砲小隊，3面攻擊古白楊社，結果在猛烈炮火掩護下，步兵佔領古白楊（可巴洋）社〔這是繼西拉歐卡夫尼社、卡拉寶社、沙卡亨社後第4個激戰之地。由此記載可以看出火砲與重機槍在不到半個月之內，從合歡山通過山畢祿與屏風山之險，很快地到達立霧溪中游之古白楊社，當時蕃路的拓修作業快速，而且路況良好，陸軍在古白楊社包圍戰中，第1次使用臼砲／卡拉寶社與其東之西拉歐卡社、古白楊社，以及其南之沙卡亨（Sakahen／Skahing，位於托博闊溪南岸，與托博闊社隔岸相望）社，是這一太魯閣戰役中之4大古戰場〕

6月20日，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抵西拉歐卡夫尼。26日上午9時許，佐久間左馬太於巡視戰場〔約在立霧溪與魯翁溪交會口對岸山麓「馬黑洋社」（馬黑洋為族語「鞍部」之意，非立霧溪中游、海鼠山西南之馬黑洋／馬黑揚／北馬黑洋マヘヤン）之「西拉歐卡夫尼第1隘勇分遣所」（CE 1920年，改稱「岩水分遣所」。CE 1921年，撤往荻坂道路，名稱不變）附近〕時，不慎墜落斷崖受傷，即「總督墜崖受傷事件」［另有一說法是在立霧溪中游西拉歐卡夫尼指揮部附近，遭當地原住民太魯閣族反抗軍多人之武裝狙擊，導致受到嚴重槍傷落馬，此為臺灣東部花蓮縣秀林鄉（本稱Bsuring之原住民聚落，意為長出新嫩芽之芒草／漢人音譯「玻士林」／日治時期稱「武士林」，戰後改為「秀林」）太魯閣族當地原住民耆老歷代口耳相傳的口述歷史，真實性極高／大正3年6月中旬上午，佐久間乘坐民伕肩負之滑竿，率隨員出巡，甫抵西拉歐卡北方之母哈高﹙Muhakaw﹚上坡路段突遭襲擊，立即負傷從滑竿上跌下，滾落於30多公尺深之溪谷。由賽德克族學者古宏‧希盼，於CE 2001-2003年在花蓮秀林、萬榮、卓溪等3個鄉調查訪談耆老108人（75-89歲），依族人口述。CE 2005年9月中，希盼自費赴日本，訪問佐久間第3個孫媳婦（佐久間惠子），她証實確是佐久間在臺北因負傷病死後，運回日本埋在仙臺老家／又依田牧師信德及瑟林‧烏明等人口述，確實在西拉歐卡夫尼被族人槍傷，唯沒有一個族人耆老曾親眼看過總督佐久間的屍體］，導致傷重不良於行，使其將臺灣總督職位交棒給安東貞美接任，並於CE 1915年5月1日卸任總督，8月5日傷重病逝（討伐軍司令官在戰爭中受傷地方，距立霧溪約1公里，當時日軍興建一座鐵線橋「世良岡橋」橫跨立霧溪。戰後繼任之臺灣總督曾建一紀念碑於佐久間軍司令官墮崖受傷處，遺址尚存，但是世良岡橋已廢，目前只剩吊橋水泥柱）

6月26日清晨，當大軍進攻內太魯閣時，在西拉歐卡夫尼司令部指揮作戰的佐久間總督，帶1名侍從往東北方新開道路視察，不慎墮崖受傷，在司令部一面療傷一面繼續指揮作戰。一直到8月13日，才班師回臺北之總督府

7月3日，太魯閣蕃總頭目哈鹿閣‧那威率族人繳械歸順，即是結束戰爭（永田警察隊，得其黎方面，外太魯閣各社／0601-0703）。8月10日，於西拉歐卡夫尼之軍司令部舉行歸順式。13日，撤除太魯閣蕃討伐軍司令部

7月4日，步兵第1聯隊第1大隊2中隊小隊長富田正忠中尉，陣亡於花蓮縣秀林鄉富田山北側下方山麓地帶之阿牧伊社。CE 1915年，開闢「科蘭警備道路」（今「研海林道」伐木、登山路徑），並設置「科蘭警察官吏駐在所」（科蘭為族語「樹脂」之意／CE 1922年，因各社併入立霧溪北岸之合流臺地而遭裁撤／「警察官吏駐在所」原稱「蕃務官吏駐在所」）

7月19日，佐久間總督下達第2次作戰命令，期望於8月上旬結束對太魯閣人之戰役。21日，日軍643人在蘇澳登陸。25日，各部隊陸續自蘇澳出發向南澳進軍。30日，花蓮太魯閣總指揮官內田嘉吉民政長官從花蓮搭船來到蘇澳，準備進入南澳山區。當時殖產局林務課課長賀田直治（1877-／1906-1917在臺／「賀田組」賀田金三郎為其父，CE 1917年完成鉅著《臺灣林業史》）自南投埔里出發，越嶺經太魯閣山區抵達花蓮新城，進行一趟12天之探險，然後加入民政長官的陣營來到蘇澳。31日，一行人從蘇澳出發前往南澳。上午6時，沿著猴猴溪谷之道路前進，接著臨海而行，於11時15分抵東澳，於駐在所吃午餐（最近有塔壁罕及哥各茲社共27戶、149人移住來此）。中午12時半從東澳出發，15時半則到達大南澳浪速監督所（傍晚海邊散步，見第2長春丸正在輸送物資）。8月1日，徒步走過大南澳溪之北溪與南溪合流點，並越過左右山隘勇線，而沿著南溪岸邊之道路前進，並在第3合流點用午餐，之後抵達第4合流點的柏尾部隊休息。2日，溯支流往南澳南溪與大濁水溪之分水嶺，展望4方，南湖大山宛如屏風展開、壯大雄偉，遠望山容見2大瀑布，乃命名「雙龍瀑布」。而總指揮官內田嘉吉民政長官則前往南澳南溪之岡本部隊本部，與下南澳群的204名族人會面。接著前往哥各茲臺地，南澳諸社形勢看得更加清楚，且在此吃午餐，午後則在哥各茲社視察，並在駐在所前與上南澳群之250多名族人會面，更臨時決定在此地宿營。8月3日9時20分，回到第4合流點。15時，返回浪速。4日15時，自浪速到達蘇澳。賀田直治將每日見聞，發表在《臺灣中央山脈橫斷記》（1914）書中之〈臺灣中央山脈橫斷後記，併南澳蕃地視察概要〉，文中除描述沿途植物生態外，其所拍攝的照片也彌足珍貴

7月，真島寅三郎技師擔任主任，著手測量宜蘭線鐵道新路線（舊路線從臺北經屈尺、宜蘭而達蘇澳，但因工程困難且經費龐大而決定再探勘），CE 1915年3月，測量完畢。新路線以縱貫鐵道八堵站為起點，經四腳亭、瑞芳，穿過三貂嶺〔長1,852公尺之舊三貂嶺隧道（另包含相距僅數十公尺的三爪シヤ子隧道，長110公尺）在CE 1918年興建（施工單位大倉組），CE 1922年完工，CE 1922年9月21日啟用，CE 1985年廢棄停用。目前列為新北市歷史建築（CE 2019年5月23日新北市政府公告）且同年展開闢建自行車道（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又名「時空暗線／Dark Line」，吳忠勳+法國Michele & Miquel景觀建築事務所，CE 2023年5月18日威尼斯建築雙年展期間，獲得法國建築師境外設計大獎GRAND PRIX AFEX 2023 AWARDS「首獎」肯定，不但從全球10件入圍作品中脫穎而出，更是唯一一件景觀構築作品），CE 2022年7月3日起至9月3日試營運／第7任臺灣總督明石元二郎於西口提額名「至誠動天地」，而第8任臺灣總督田健治郎則於東口提額名「萬方輻湊」〕出頂雙溪，沿溪流過新社，迂迴三貂角而出大里簡，經頭圍、礁溪、宜蘭抵蘇澳，而5年計畫執行總經費7,073,878圓，但至CE 1917年第39回帝國會議方通過。該90.7公里之工程（84座橋樑、16座隧道）由澤井組、鹿島組、大倉組、住吉組等4間建設公司負責

8月9日，佐久間總督下達命令，將一部份部隊留下支援松山警察隊（留1個中隊駐紮於海鼠山。9月15日，「海鼠山分遣隊」成立），其他各陸軍部隊準備撤軍

8月13日，以兇悍著稱之泰雅族溪頭群（Mnibu'）馬諾源（馬那烏樣／Manauyan／今「四季平臺」，又稱「小四季」）社，因風聞太魯閣蕃討伐成功，乃決定歸順，交出全部槍枝並設置駐在所。至此總督府之理蕃事業終告一段落，以撫綏代替威壓，開啟積極性蕃人統馭端緒的新時期

8月19日，臺灣總督府蕃務本署完成「五年計畫理蕃事業」，主要目的是收繳原住民槍枝（收押槍枝），並在臺北舉行盛大凱旋儀式。9月19日，佐久間總督離臺返日，向天皇上奏完成「五年理蕃計畫」。之後總督府蕃務本署從事「蕃人授產」，而警方於早CE 1911年12月25日，實施「貸與槍制度」（每人1次領1支「修正村田式」步槍和5顆子彈，貸與期間1週／約定每枝押收槍可賠償70至80圓，惟藉「授產」名義，代購發放水牛或黃牛），且嚴令各部落拆除頭骨架，不准出草獵首，也禁止紋面習俗

8月23日，2個多月的討伐戰結束後，東部警察部隊分別在花蓮港廳與宜蘭廳組成2支搜索隊，前者4,164名（9月5日解散），後者725名（9月9日解散），分別從事包括道路拓修、橋樑架設、42處警察官吏駐在所官舍建築、電話線修理、藏匿武器沒收、逃匿蕃人招徠等善後工作

8月28日，臺灣總督府在臺灣神社舉行蕃地平定奉告祭，宣告這次討伐戰勝利。此戰役中日本警察隊死傷138名，軍隊死傷226名，太魯閣族傷亡人數未見於紀錄，歷時2個月之戰事告終

8月，南投廳集集支廳抄沒管轄內丹社、卡社、巒社、郡社之槍枝有1,778桿。埔里支廳抄沒槍枝，則有581桿，致使打獵諸多不順，其社亦衰，埋下「丹大事件」之前因。9月，臺東廳收押新武路流域社群的槍枝。10月，阿緱廳在荖濃溪、濁水溪一帶收押槍枝。另外卑南、大南一帶也收押槍枝。10月15日，收押布農族槍枝告一段落

8月，「內太魯閣隘勇線」成功統合、整修軍用應急道路，由東至西包括：高地道路〔塔山山系北側／以峽口南岸路線進入，經「峽口三大高地」（高位河階臺地）：古魯臺地、落支煙臺地、托末灣臺地，結束太魯閣東端／CE 1918年8月，高地道路裁撤〕、三角錐山大鞍部道路（三角錐山山麓）、荖西至支廳道路（海鼠山南側山麓）、饅頭山道路（攀登饅頭山頂，設置「饅頭山隘勇分遣所」，6月此處曾設立山砲臺）、奧地道路〔穿越立霧溪上游之掘鑿曲流。隘勇線越過饅頭山及荻坂山鞍部後來到「蘇瓦沙次合流點」，此處約略為古白楊溪、立霧（塔次基里）溪、魯翁溪、桐卡荖溪4溪合流點。以此為界，立霧溪以西呈現南北走向之迂迴曲流，稱之「立霧溪掘鑿曲流」（羊頭山東南稜尾閭延伸至立霧溪底之環流丘，與巴多諾夫環流丘、西拉歐卡環流丘，形成立霧溪一連串劇烈的S型曲流與峽谷，這是全臺灣河川中最精彩的掘鑿曲流地形）。而以東則轉為東西流向，直到出海〕。其中配置8個監督區域（每2公里劃分1個監視區）：富世岡隘勇監督所（管制進出內太魯閣蕃地之檢察機關，進入前應先至研海支廳辦理「蕃地出入許可」／並設有教育所、交易所、養蠶指導所、蕃人子弟農業講習所等機關，宛如峽口小型行政中心／富世岡為族語「交會」之意）、落支煙隘勇監督所｛落支煙（ロチエン）社，今峽口「福德祠」上方高地，曾設置「落支煙砲臺」，稜線下方CE 1915年另設「突角分遣所」（「峽口新道」路旁第1個警備機關，CE 1929年因峽口觀光興盛而撤廢，今峽口「觀海亭／望海亭」），再向西翻越稜線抵「太魯閣關口」後下降至無名溪（CE 1915年，改名「落支煙溪」），且於溪東岸設立「無名溪隘勇分遣所」（CE 1925年，實施「平地誘致」後撤廢／今「禪光寺」），接著架設鐵線橋「香瀧橋」及「仙寰橋」〔今長春橋／第1代長春橋，橋長50公尺，係當時25公尺及50公尺長的鋼桁樑橋（由當時美援之西德製鋼桁樑的華倫桁架Warren truss拼湊而成／ 中橫主線跟宜蘭支線的鋼桁架橋，原本是法國為越南殖民地量身打造的鐵道橋樑構材，奠邊府戰役後透過美援系統輾轉運來臺灣，改作為車道橋樑使用）各5座中之一座，且西端原有一混凝土引橋。後因CE 1958年7月之溫妮颱風侵襲，使該橋桿件受損而原橋址修復。CE 1959年9月的露依絲颱風，又令鋼樑遭沖毀，於是決定抬高橋面位置，並將原50公尺長之鋼桁樑錐麓橋改建為60公尺後，移來為第2代長春橋，且於CE 1960年完工，另原西端之混凝土引橋則改為觀景平臺〕。上方舊大吊橋仍有橋跡，別號「緣切橋／離緣橋」，可眺望峽口及二叉瀧（雙股瀑／今「長春飛瀑」）。CE 1940年（日昭和15年），「發電道路」車道興工之後荒廢。「太魯閣3大試煉所」：仙寰橋、錐麓斷崖、荻坂〔是太魯閣最陡峭的斜坡，長30丁（約3,270公尺）／意指長滿荻草之陡坡，坂為日語「急坡」之意〕，以分別跨越落支煙溪和立霧溪，之後抵對岸「茶屋臺地」的「太魯閣茶屋」，另設有涼亭且後期因觀光而增建旅館（由研海支廳官方經營）／落支煙為族語「漂流木」之意／CE 1918年，隨「高地道路」廢止而裁撤｝、拖莫灣隘勇監督所〔丹椎山北稜臨溪岸處／「高地道路」結束山崖行程後，下降至立霧溪後之終點，也是「高地道路」與「峽口新道」交會處／CE 1925年，實施「平地誘致」（包括落支煙、拖莫灣等8社726人）後撤廢／拖莫灣為「族人傳統以唾液釀酒方式」之族語發音〕、巴達岡隘勇監督所（立霧溪與巴達岡溪交會口上方臺地，為「三角錐山大鞍部道路」及「斷崖道路」交會處／巴達岡為族語「麻竹」或「突擊戰地」之意）、荖西隘勇監督所（三角錐山尾稜西側荖西溪東岸溪畔，隔溪對岸為隘勇線之「瀧下隘勇分遣所」／荖西為族語「青剛櫟／櫸木」之意）、陀優恩隘勇監督所／合流（立霧溪與大沙溪交匯口東側，今「綠水地質景觀展示館」左上方／陀優恩為族語「兩端寬廣、中央狹窄」之意，形容該社所處的峽谷地形，亦有「丘地」之說／CE 1920年，合流之名東移至立霧溪及荖西溪交會口，而本地回復舊社原名「陀優恩」）、古白楊隘勇監督所（設置於巴多諾夫社／巴多諾夫為族語「石塊」之意／CE 1919年更名「古白楊分遣所」，前身為古白楊警戒所。CE 1921年3月，「卡拉寶道路」竣工後移至巴多諾夫社西南方，改稱「見晴分遣所」。CE 1922年，更名為「見晴警察官吏駐在所」。CE 1941年，因實施「集團移住」而廢止）、西拉歐卡夫尼隘勇監督所〔立霧溪南岸大型河階臺地，即西拉歐卡夫尼社對岸之部落耕作地／西拉歐卡夫尼為族語「百日紅」之意／戰時於此設立「太魯閣討伐軍司令部」，之後設有佐久間左馬太之紀念碑與小神社／這裡是激戰之地，日軍自屏風山一路向東進攻，在西拉歐卡夫尼第1次遭受到全面性反擊／CE 1919年，設置蕃人療養所，乃當時奧地唯一醫療機關／CE 1920年，地名簡化為西拉歐卡（即「世良岡」，世良岡日語讀音西拉歐卡），則變更為「西拉歐卡警戒所」／CE 1921年，「卡拉寶道路」竣工後，改遷至對岸西拉歐卡（セラオカ）社（卡拉寶社之東，立霧溪北岸）內，原道路及警備機關悉數廢棄／西拉歐卡為族語「挺直的樹木」之意〕等「隘勇監督所」（主管階級為警部或警部補）。各個監督所下轄12個「隘勇分遣所」（主管階級為巡查），合計達96所。又另設置11所「警察官吏駐在所」

9月初，內太魯閣正式之「永久性」道路接續開工（由花蓮港廳警部梅澤柾為作業隊長，能高越、內太魯閣警備道路、八通關越均出自其手），從太平洋岸之新城到達立霧溪中游的塔比多（他比多）社，預定CE 1915年完工，稱之「新城內太魯閣道路」，由東至西包括：峽口新道｛於新城山北稜，以炸藥開鑿峽口隧道，新入口即今「東西橫貫公路」入口山洞，取代昔日高遶之「高地道路」。之後經本道第1座鐵線橋「紅鏡橋」（「紅鏡」即是「太陽」之意／今「峽谷橋」）、「突角分遣所」抵「太魯閣關口」，接續經過「香瀧橋」、「仙寰橋」抵「茶屋臺地」，再通過「冰柱橋」（今「長春隧道」西端出口處）、「榮橋」〔CE 1930年（日昭和5年）2月18日修建〕、「銀帶橋」〔橋側有「銀帶瀧」，初建於大正3年／CE 1931年（日昭和6年）12月13日，往下游一點改建為第2代橋。中橫時期改建為第3代之鋼纜橋和現在第4代的公路水泥橋／今「寧安橋」旁〕及「千里眼橋」〔橋名源自仙臨干（センリガン）社與「千里眼」日語發音相同／仙臨干為族語「焚傷」之意〕而到達「高地道路」與「峽口新道」交會之拖莫灣隘勇監督所，最後經「白妙橋」〔因「白妙瀧」而得名，CE 1932年（日昭和7年）7月9日修建／今「白沙橋」〕抵終點「溪畔隘勇分遣所」〔位於路旁臺地上，與幹道之間以階梯相通。CE 1925年（日大正14年），成立「溪畔乙種蕃童教育所」／「塔次基里第1發電所」（今「東部發電廠立霧機組」）以「溪畔」作為水利發電之取水口。CE 1943年／日昭和18年，「溪畔壩」攔阻立霧溪水，昔日溪畔成為水壩淹沒區。惟溪畔壩相關設施於CE 1944年8月14日遭大水沖毀，直到CE 1950年9月立霧工程處成立，才開始進行修復立霧1號機〕。之後再由「布洛灣隘勇分遣所」（布洛灣為族語「回音」之意，即當人們站在布洛灣段丘邊緣，向燕子口峽谷喊叫時可聽到回音／CE 1916年，設置「布洛灣乙種蕃童教育所」／高地道路終點／立霧溪下游峽谷地質，可概略以布洛灣為界，東方多屬片麻岩地質，而西方則以大理岩為主）下方通過「岩松橋」〔CE 1926年（日大正15年）改建／今「上溪橋」〕可抵「山月橋」〔太魯閣峽中最長鐵線橋，別名「辭職橋」，最早見於CE 1914年（長154m，兩端橋門和基座、引道現還完整），CE 1941年（日昭和16年）8月在上游重建第3代山月橋／之前「太魯閣產金道路」僅達布洛灣，由山月橋起開始徒步合歡越道路，根據記載第2代山月橋落差75m、長190m（CE 1930年12月竣工）。後因產金道路繼續向前開闢至荖西溪附近，山月吊橋則失修而損毀。第4代「山月吊橋」工程於CE 2014年12月辦理吊橋委託設計，CE 2016年8月11日開工，CE 2019年5月13日竣工，CE 2020年8月12日啟用（全長196公尺，寬2.5公尺，距離溪谷153公尺）。為尊重部落意願，CE 2022年5月16日24.175356718040963, 121.55437721578613更名為「布洛灣吊橋」〕｝、巴達岡坂電光道路（バタカン／Z字型山路）、斷崖道路〔其中經過「巴達岡橋」、「不急橋」抵「東麓分遣所」（CE 1920年，變更為「斷崖分遣所」），再經「荖西第1分遣所」（CE 1920年，變更為「錐麓分遣所」／大斷崖與第2斷崖山稜分界處／昔日蕃地警察戲稱「錐麓分遣所」之後的道路為「離緣坂」）抵終點「荖西隘勇監督所」／CE 1926年（日大正15年）3月31日，「斷崖新道」開鑿完工，直接水平穿越第2斷崖〕、荖西至支廳新道〔渡過「荖西橋」後，經「瀧不見橋」（因附近「瀧底溪」而得名）、「彌生橋」（彌生意即「3月」之意）抵「合流第1分遣所」（原「牧水隘勇分遣所」），再經「岩中橋」（跨溪連接至「科蘭警備道路」／即今「岳王亭吊橋」，旁可眺望「銀線瀧」，即今「一線瀑布」）、「塔比多橋」〔CE 1935年（日昭和10年）2月11日重修／跨越陶塞溪之此段河道今稱「大沙溪」〕終抵「新城內太魯閣道路」終點塔比多社，即位於塔比多警察官吏駐在所之「內太魯閣支廳」

9月21日，花蓮港廳公告以三角錐山大鞍部（大斷崖山）為界，設立「新城支廳」（前4個隘勇監督所屬之）及「內太魯閣支廳」2所，分別位於塔比多社（內太魯閣陶塞合流點右岸）及新城（外太魯閣塔次基里溪下游右岸），分別轄治內、外太魯閣地區〔「內太魯閣」：意指三角錐山以西、陶塞溪流域等地帶。錐麓駐在所（含）以西，包括荖西社、托博闊社；而「外太魯閣」：意指北埔、三棧沿海地區，以及峽口至三角錐山以東地帶，斷崖駐在所（含）以東，包括巴達岡社、布洛灣社。至於「奧太魯閣」：則意指接近中央山脈之廣大深山地區，其中「奧」意謂較「內」更「深入」的意思，「奧地」即指分常「深遠」的地方，意即比「內太魯閣」更偏遠難及之深山。亦即，從新城至斷崖駐在所是外太魯閣，從錐麓駐在所至塔比多，再至陶塞則是內太魯閣。而過了西奇良社之鶯橋，以迄托博閣是奧太魯閣〕

9月，臺灣總督府在霧社（已有長度超過80公里以上之隘勇線伸入基地，日本人已可完全統治，所以被評列為全臺番地中唯一之「一等地」，亦即治安上的「模範蕃地」，因此霧社山地之兒童學校，被視同與平地漢人就讀之公學校一樣稱「霧社公學校」，而非稱「霧社蕃童教育所」）設立全臺灣第1所「蕃人公學校」。接著，霧社被提升為行政權獨立於埔里支廳之外的霧社支廳，且建廳署於霧社高地，同時廣植櫻花，大大增加公共建設，如俱樂部、郵便局、養蠶指導所、農業改良所、塔羅灣溫泉（櫻溫泉／春陽溫泉）、霧社工園等，並設高級觀光旅館「櫻旅館」（可容納100多人，一泊二食每人3.5圓／今霧櫻大飯店對面，林務局辦公室旁之商店間，日治時期都是櫻旅館之範圍），作家與記者乃稱霧社為「臺灣蕃山的箱根」

9月起，著手以「兵不血刃」手段，全面沒收「南蕃」的槍械。南部排灣族緊跟在中部布農族起來抗爭後，於10月9日蹶起反抗，戰火蔓延到臺東臺東廳之巴塱衛支廳及西部阿緱廳的枋寮支廳全境。首先由古道西段力里社（當時日人已改稱力力Rikiriki社）的排灣族發難，而古道東段姑仔崙社壯丁出力最多，他們將力力、浸水營、姑仔崙3大駐在所焚燬，因此日軍動員1,680名兵力與4個野砲隊，由警視廳長直接指揮，同時從日本內地調派第10驅逐艦隊之2艘驅逐艦「薄雲」及「不知火」，分別停泊於枋寮港及恆春海岸，進行海上炮擊。之後則演變成延續4個月的排灣族全面叛亂行動，雙方死傷慘重，但傷亡人數始終未公開，直到次年，日政府僅公布沒收排灣族槍械1,687支

10月1日，日方於六龜里召開繳械會議，南部排灣族（力里、大龜文、射不力及四林格酋邦）歸途時密謀襲擊警察駐在所。其最大原因是為維護主權和酋邦尊榮，而槍枝為導火線，實則點燃導火線是因復仇、禁忌、獵首與ilavas（戰利品）等文化因素。CE 1909年東部地區發生「柴塱譯社事件」，柴塱譯部落殺害浸水營要道上數名送郵件之巡查，因日本人強迫族人送書信，送件過程若有遲緩則會被懲罰或罰緩，因而累積諸多不滿。日本動員組織討伐柴譯社，並強迫力里社追捕柴塱譯社族人，力里社酋邦拒絕追捕，日警便將力里社頭目關押至枋寮駐在所。另一姑仔崙酋邦則因日本觸犯文化禁忌（要求姑仔崙酋邦替日警收屍，但這些屍體是姑仔崙酋邦之敵對力里、大龜文酋幫所獵頭的屍體，這對排灣族而言是最大的禁忌），感到受辱，而起了復仇的決心，襲擊大武支廳日警

10月4日，臺東廳警察隊以魯凱族大南社為第一個目標，強制付費收繳槍枝。9日，力里社數10名社民襲擊浸水營警官駐在所，殺害所有人員。之後又聯絡割肉社、大茅茅社（Chiibabao）與獅子頭社，大舉攻擊力里警官駐在所，一名漢人巡查捕趁亂逃走奔向枋寮支廳報案，日稱「力里駐在所慘案」，而後日本政府設立浸水營警察駐在所遇難紀念碑。10日，姑仔崙社又放火燒毀姑仔崙警官駐在所。戰火不斷擴大，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迫於情勢只好向海軍省請求支援，獲得驅逐艦「薄雲」及「不知火」從近海砲火支援

10月，日人展開蘭陽溪流域之森林調查。11月，任職於「阿里山作業所」（CE 1910年，在嘉義設立）之營林局技師中里正和技手矢田英輔2人，奉民政部營林局局長永田正吉之命，組成20餘人武裝部隊前來太平山進行森林調查（舊太平山時期1914-1937、新太平山時期1938-1982、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時期1983-2014），以「芃芃ㄆㄥˊ山隘勇監督所」為根據地，發現了大片之原始扁檜純林。12月，2人提出「宜蘭濁水溪森林調查報告書」，確認此地為臺灣最具價值之森林，決定了太平山走向林業開發之命運。CE 1915年，設置臺灣總督府營林局太平山出張所（CE 1926年╱日昭和元年，羅東林鐵通車後因產量增加，隸屬於羅東出張所之舊太平山事業地「太平山出張所」改稱「太平山派出所」）。11月，太平山開啟森林伐採作業，以生產檜木聞名，與阿里山、八仙山｛CE 1911年10月25日，編成912人之「大甲溪隘勇線前進隊」前進，並越過裡冷溪東方之無名溪（應是今松鶴三溪，過松鶴橋後左轉，右轉是久良栖部落傳統核心，包括蕃童教育所、警察駐在所，松鶴一、二溪），從久良栖社後方稜線（從松鶴三溪方向右繞一弧形）攀登八仙山主峰（〈臺中廳管內蕃地圖〉，《臺中廳理蕃史》，臺中廳蕃務課，1914.07）。26日10時55分，越過稜線抵檜林（前進之際命名）。12時30分，抵白姑大山支稜高地。19時30分，與自眉原高地出發之南投廳隊，利用音響信號及搜索犬而通訊聯繫上，這表示八仙山稜線南方一帶，原始狀態是茂密森林之事實。而此次大甲溪隘勇線前進與討伐北勢蕃〔北勢群（Mepaynox），日治時期屬臺中廳東勢角支廳管轄稱「北勢蕃」，族人自稱為Mepaynox。paynox為大安溪的泰雅族名，因居住在此溪流域而得此名。據說paynox是河面寬廣而水流急之意。本群居住在大安溪上游和其支流雪山溪（源於大雪山，注入大安溪）的兩岸，由8社（CE 1915年北勢8社：蘆翁Lobun社、盡尾Chinmui社、得木巫乃Temokubonai社、眉必浩Mabiluha社、馬那邦Manapan社、蘇魯Sulo社、老屋峨Loobugo社、武榮Buyung社）所組成。領域由大雪山，向東北東至Slbiya山，由此向北至大霸尖山，向西至鹿場大山，再向西南經Cinmuy山、司馬限山及馬那邦山等至觀音山，由東南方回到大雪山〕同時發動，將控制力延伸至大甲溪左岸上游，打通八仙山稜線，是一次南北向的行動，眉原蕃繳械，久良栖社歸順（CE 1911年初，日警進駐久良栖社／坂入莊四郎長期駐守久良栖警察官吏駐在所，與頭目有密切互動。CE 1910年8月擔任臺中廳警部補，CE 1920年5月轉任桃園廳警部）。CE 1912年4月，推進白狗（馬立巴）方面隘勇線討伐北勢蕃，臺中廳蕃務課長市來半次郎〔CE 1906年在大甲溪隘勇線前進行動中，經裡冷至久良栖一帶構築隘勇線、修路，擔任第1線指揮官。CE 1902年日阿拐事件（南庄事件）中，時任苗栗廳警務課長，參與苗栗馬那邦蕃及北勢蕃討伐行動。CE 1916年，由臺北廳警視升任臺東廳長〕命名〔走到白狗大山之西南稜線，因山峰標高7,998≒8,000日尺／2,410公尺，音近八仙故以名山。CE 1914年11月八仙山道路開鑿，CE 1915年4月完成八仙山道路，6月開始伐採，木材以大甲溪水運送至東勢和盛，再以輕便軌道載至豐原，CE 1916年太平山出張所設立，正式邁入林場經營時代。CE 1917年5月，臺車軌道從和盛鋪至久良栖（今松鶴），也辦理客、貨運，載木材也載客。CE 1924年7月，豐原土牛間行駛蒸汽車頭，並延長至營林所和盛貯木場。CE 1925年，和盛至八仙山行駛柴油車頭（機關車／CE 1959年因87水災將之沖毀而停駛，歷經35寒暑，且CE 1960年代八仙山結束伐木，鐵道遭拆除）。CE 1926年2月6日，臺中實業團來八仙山考察，住宿佳保臺，晚上還有電燈照明，電力則來自營林局的十文溪發電所（CE 1922年設立，位於十文溪右岸，主要電力供應伏地索道之用，伏地索道作業需電30馬力／約22瓩，還有佳保臺製材工廠之需，也供應明治溫泉夜間照明約17馬力／10瓩），裝置容量80馬力（約60瓩 kW，1馬力=0.735瓩），遺址在今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收費站前約100公尺處，距佳保臺2公里。CE 1927年，營林局收購豐原石岡土牛和盛段之鐵路，與八仙山鐵路銜接，雖說鐵道事權由營林局統一管理，但木材和乘客在和盛站還是要改地點、換路線、也要換車。8月，八仙山入選「臺灣8景」，而八仙山亦有8景：小坂原、久良栖部落、見返瀧、岩松山、合流峽、佳保溪谷、斜頭角、菊池臺〕。CE 1912年目視調查，判斷有「大檜林」，CE 1914年實地調查（5月1日自東勢入山，5日抵八仙山監督所，16日歸東勢），其中最重要之2位技師為臺中廳農業試驗技師久保隆三（CE 1909年轉任彰化廳兼臺南廳技師，同年又轉任臺中廳技師，CE 1915年轉任臺南廳技師，CE 1916年12月轉任農事試驗場技師，CE 1916年5月申請恩給退休）及總督府作業所技師綱島政吉〔CE 1907年轉任朝鮮統監府營林場技師，CE 1910年轉任臺灣總督府阿里山作業所技師、事業課長、嘉義出張所所長。阿里山二萬坪之進藤雄之助（技師）殉職紀念碑，最初即由綱島正吉發起設立。CE 1917年10月因病申請退休〕。10月，阿里山作業所所長永田正吉與臺中廳技師長尾正元負責運輸路線調查，發現八寶圳水道距土牛約6公里之上游取水口，無法容納大尺寸9米以上檜材流動，而葫蘆墩圳儲材池靠近葫蘆墩製麻會社發電所，則會影響其水力發電，此乃何以選擇土牛，再轉輕軌到豐原的原因。CE 1914年下半年久良栖軸線「試營運」。CE 1915年5月，追加預算27萬1,696圓獲議會通過。6月，開始採伐，技手矢田英輔擔任主任。CE 1916年3月，外包給臺籍人士組成之東勢角物產會社進行放流測試，實驗流放2500尺締（日治時期計算材積之單位，即「尺〆」，しゃくじめ，其數據再乘以0.33即立方公尺。基本上1尺締約指樹木直徑30公分，長度360公分，換算約0.324立方公尺／檜木有時以容積「旦」計算，每旦「容積」為180.39公升）成績似佳，而放流量至CE 1919年12月已達1.5萬尺締，惟至CE 1925年僅有2,000旦。最初10年（1910-1920）伐木軸線是在久良栖（從松鶴一溪平行山徑左繞一弧形）上八仙山主峰一線｛與之前1911年10月大甲溪隘勇線前進隊路線不同／GPS軌跡約與松鶴一溪〔舊稱リトク溪／松鶴二溪舊稱蛇木溪，其上游是八仙山最初伐木之軸線，所伐木材透過約180公尺長的木馬（百間棚），移往松鶴一溪與大甲溪主流匯合之落口附近下送／八仙山3個伐木聚落分別在蛇木溪上游、清水臺、ピヤワン溪鞍部，以及散居佳保臺、黎明派出所與ピヤワン溪鞍部之小木屋，是樵夫、木挽曾待過的聚落，現在只是一片臺地〕平行而上。在上游平臺週邊伐採木材並匯合於木材儲放場（造材積場），透過木馬道運至下方，再由松鶴一溪上游滑臺運送到下游之落口（下水點）附近，即刎臺or刎場（準備放流最終處置場），於冬季水位適合季節放流至東勢，此即八仙山林場最初伐木之原始態樣與特色（依手動斧鉞砍倒，並利用自然地勢高低、河流運輸，以降低固定成本）｝，而非佳保臺〔CE 1910年代第1期可稱「久良栖-八仙山主峰軸線」時期／木馬階段，「八仙山式」集材法，是包括山落（丟下溪流上游山谷或山溝）、轉材（運送路徑轉換方向）、修羅（運送載具）、棧手（木材滑道）、木馬、木馬道等搭配起來的整個系統，是以日本傳統2種運材法之排列組合、截長補短而成，細節部分有彼此搭配時之細微調教，充分考驗樵夫的專業經驗，具有高度彈性，應視為一種創新應用。其中修羅棧手用於比木馬道更陡之地形（概念是一支垂直道路以快速降低高度），而一般運輸則使用木馬道（配合垂直道路之水平橫向運輸系統，以「之字型」或「Z字型」方式蜿蜒降低高度，運往山下集材場。木馬道寬度1.5-2.1公尺，斜度6-8.5度，敷設木馬道之木料稱為盤木，類似火車枕木，使用樹種多為闊葉樹如櫸木、桃花心木、黃楊木等硬木，敷設間隔約30公分。木馬外型幾乎與雪橇相同，一臺重量15貫、約56.2公斤，普通木馬可載運8-12尺締、約1.3-2噸。拖曳木馬連續工作2日，必定休息1日，平均每月勞動15日，每月給假3日）〕。CE 1920年代軸線東移至佳保臺後〔往十文溪上游發展，直到抵達白姑大山-八仙山間稜線為止。而伐木聚落也從佳保臺逐漸往十文溪上游轉移，在十文溪上游最接近佳保溪之支流ピヤワン（ビヤワン／畢亞歪、比亞歪、僻亞歪）溪與佳保溪中間的小支稜上建立一新聚落，也位於傾斜鐵道（インクライン／Incline Cableway）第2段中平（中ノ平）段（平面路段）的東方，因可便於獲取2邊水源之輕美水質乃稱「清水臺」，海拔約1,800公尺，之後聚落又再往ピヤワン溪上游興起（清水臺成為中繼基地），故CE 1920年代第2期可稱「清水臺-ピヤワン溪軸線」時期（鐵道階段，包含CE 1916-1918年間，從久良栖往佳保臺分區敷設之軌道，CE 1919年起增加土牛至久良栖40公里軌道，以及CE 1922年發包之傾斜鐵道，還有從斜頭角到黎明派出所週邊的輕軌鐵道，這些都是八仙山林場之鐵道運輸系統，皆於CE 1920年代初期，陸續發包、完成和啟用。而久良栖仍是進出八仙山之「前進基地」或「關門」），以上2時期都是南北向軸線，由西往東約平行偏移〕，登山路徑才改由佳保臺出發，後來林務局闢為森林登山步道，與久良栖上八仙山之傳統路線，交會於登山步道3.1公里處（地圖瀏覽器v.4.33／TWD97 ：250718/2674117，GPS／TWD67 ：249890, 2674324，海拔1,826公尺／Google Map經緯度：24.17241, 121.00707）。又在久良栖上八仙山步道交會之前，可看到以往的集材區、生活起居區、木馬道轉場、木馬道遺跡等。CE 1920年代（1920-1930），佳保臺（佳保溪與十文溪匯流處，其中天籟步道在過去輕軌鐵道上，從此位置再上溯，第1個合流處左邊那一條即ピヤワン溪，往上溯可達2,400公尺之稜線鞍部，史料中稱為ピヤワン溪鞍部）取代久良栖成為林場行政中心，這裡有俱樂部、營林所八仙山派出所、醫療站。CE 1920年代中期，伐木作業地往ピヤワン溪上游鞍部轉移時，清水臺仍是前進基地，工作人員往返2地，工作在上方之鞍部，住宿還在清水臺，那裡有販賣部、住宿區、派出所、全檜木製泡湯浴槽，毋須下山至明治溫泉（CE 1910年代初期理蕃探勘時被發現）。CE 1920年代後期，木材加工廠也在此。CE 1920年代，佳保臺到稜線都是伐木軸線，而今旅客服務中心、八仙國小、神社舊址、新登山口及住宿區仍匯集於此。CE 1930年代（1930-1940），伐木軸線則越過稜線，往營林所黎明辦公室（詰所）方向移動〔CE 1933年，清水臺辦公室（CE 1924年2月成立，佳保臺辦公室也同時成立）移往黎明辦公室，距清水臺辦公室成立約9-10年／佳保臺辦公室成立距久良栖軸線開始之CE 1914年下半年，正好10年〕，並運用臺車軌道敷設為東西向（主軸方向往白姑大山前進），之後ピヤワン溪鞍部成為伐木新聚落，黎明辦公室也升格為派出所，且道路系統不斷擴充（今稱裡冷溪林道），故CE 1930年代第3期可稱「黎明派出所軸線」時期（索道階段，CE 1929年引進第1臺之空中索道稱ピヤワン索道，長度824／813？／850？公尺，斜度24度，高低差333公尺，主索直徑5.6公分，副索1.9公分，單次可載3立方公尺，最大載重2噸，為「複線式自動索道」／CE 1931年建成）。此時林場財務終於轉虧為盈，黎明派出所週邊檜木單位密度最高，加上有了佳保臺-斜頭角之傾斜鐵道，和斜頭角-ピヤワン溪鞍部的空中索道（Cable Car），以及斜頭角-黎明間之環形輕鐵軌道等，形成高覆蓋率之運輸系統，而使產能大增（自CE 1915-1927年的13年間，除CE 1916、1918年2年有盈餘外，年年結算均負數，CE 1928年起至CE 1937年，年年有盈餘，且越來越多。CE 1943年是八仙山木材生產量達最高之年，計為43,790立方公尺，乃軍用緊急所致）。第4期CE 1940年代，由於CE 1929年從佳保臺透過空中索道之引進，而往新山、馬崙（バロン）山方向轉移發展另一伐木軸線，甚至到戰後。以上伐木軸線分期是以日治前期、且以針葉樹種中的紅檜、扁柏為主要樹種來劃分（吳政憲，《檜林、溫泉、鐵線橋：近代八仙山林場的成立與旅行書寫（1910-1930）》，稻鄉，2018.11）。CE 1916年12月30日，總督府營林局八仙山出張所〔CE 1926年5月，改為營林所臺中出張所，位於土牛。CE 1927年10月，臺中出張所與土牛儲木場移設豐原鎮。CE 1933年9月，營林所佳保臺出張所改設八仙山派出所，鄰近傾斜鐵道第2段中平段，接近清水臺聚落，管理製材工場（CE 1928年建設，CE 1929年開始作業）與修理工場。CE 1942年9月，八仙山伐木事業移轉予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成為官商合營，而營林所八仙山派出所改隸臺拓林業部為八仙山伐木事務所，又臺中出張所改制為豐原出張所，回歸殖產局山林課，為光復後臺中山林管理所前身〕設立於土牛庄，八仙山林場是中臺灣唯一日治官營林場。日治時期採伐區從合歡山支脈、白姑大山以西鞍部開始，稜線上經過ルビン（ルピン）山、奇崙（ギルン、キルン）山（今基隆山）到八仙山一帶森林，是營林所臺中出張所砍伐樹木事業地的總稱，非單指八仙山主峰周邊而已。而往新山（山體與山頂渾圓）、馬崙山方向採伐（CE 1938年開始伐採，建有十文溪第1、第2索道。CE 1941年4月，設立新山俱樂部、事務所，還有專供日本人子女就學的新山小學校。CE 1963年伐木作業停止，CE 1965年全部結束），則是戰後的重點區域。八仙山林場擁有日治林業所有之運輸工具〔木馬道、輕軌、傾斜鐵道、空中索道／CE 1919年，鋪設土牛（土牛驛，可由豐原乘民營輕鐵到此換搭營林局輕鐵，也是八仙山伐木初期，放流大甲溪木材理想之登陸儲   放地點，CE 1920年代後期，儲材及行政都遷往豐原後衰退）至佳保臺森林輕軌（包含軌距2呎6吋，即標準76.2公分輕便鐵道之整套系統），之前CE 1910年代是八仙山林場最原始、珍貴與摸索之起步階段，其重心在松鶴部落。CE 1929年，營林所作業課囑託堀田蘇彌太（CE 1925年抵臺）引進第1條空中索道（架空式鐵索集材機）。CE 1939年，空中索道之軸線移往新山-馬崙山方向，已是日治後期到戰後／每隔10年新機具系統之引進，能提高林場集材能力與作業效率，並直接帶動財務狀況翻轉。CE 1910年代是久良栖木馬時期，CE 1920年代是佳保臺鐵道時期，CE 1930年代是黎明派出所（位置在越過八仙山稜線上，已經是北港溪一線。是CE 1930年代伐木新軸線，也是八仙山第1條東西向軸線，是今裡冷溪林道的前身。有俱樂部、1935樹靈碑塔、可遠望玉山之見晴臺等）索道時期。這是八仙山林場3條伐木軸線重心的轉移，趨勢是每隔約10年、由西往東偏移，每次移轉約重疊2-4年（預作準備及擴大調查之過渡期）〕並存運作惟比重有別，可視為一營運創新（隨不同運輸工具之運用，而產生軸線變化的階段關係），而傾斜鐵道｛伏地索道／CE 1922年2月發包〔標案名稱「營林所八仙山出張所ケーブルカー」（採限制性招標、指名投標，當時邀請8家廠商投標，開標日期CE 1922年2月28日，底價10萬6,000圓，以共益社／代表人右川榮次郎94,588圓投標價格最低，而由總督府內務局長末松偕一郎代表簽約），字義翻譯是Cable Car，而當時工程稱為「インクライン工程」，英文是Incline。故Cable Car是車體、機電系統，Incline則是傾斜鐵道敷設之土木機構系統，故正名此裝置名稱應為「傾斜纜車／インクライン、ケーブルカー」。其外型是運材、運人的車臺，而有傾斜度很高的鐵軌，其傾斜度已超過傳統鐵道，接近空中索道，但因其仍以接觸地面之軌道運作，且動力來自機電鋼纜牽引，是CE 1930年代空中索道未標準化普及前，林場最佳的運輸方式／當時景氣低谷〕，CE 1924年3月竣工啟用，建置經費僅近10萬圓，動力來自CE 1924年啟用之十文溪發電所〔裝置容量60kW，水位落差19.5公尺，高壓鐵管全長27公尺，水車（橫置式單渦卷水車）、發電機與勵磁機同軸設計。清水臺及傾斜鐵道各所和住宿地附近裝設電燈，電桿是電力與電話線共用，使夜晚之明治溫泉、八仙山附近已是不夜山城／太平山水力發電於CE 1937年啟用〕，而大約在CE 1960年代走入歷史／佳保臺-斜頭角長2公里分3段（分為佳保臺段、中平段、斜頭角段3段，各段分開操作，共需人力16名。施派連提到第1段長度1,206公尺，高低差600公尺，鋼索長度2,667公尺。第2段長度360公尺，第2、3段間以500公尺軌道連接，第3段長度396公尺）爬升海拔1,000公尺（約需1小時就能將木材從海拔2千公尺降至1千公尺，運輸效率遠高於木馬及挽工，到CE 1930年代的空中索道，由山上到山下時間只需數分鐘），纜線使用直徑為1吋275鋼索（約3.1公分），使用鋼索共4,559公尺，軌條為30封度（磅），平均斜度30度。雙線鐵道，中心距離2.7公尺，軌寬75.2公分（五分車，與輕軌、糖鐵一般），軌道全長2,016公尺，每日運作時間8小時。運材車每部載重可達2噸，其間隔距離360公尺，發車間隔12分鐘，即每小時可發5臺車次，故每小時10噸，每天80噸，每年運量28.8萬噸（而CE 1930年前後設立的高階索道，每年運量約1.5萬噸）。速度每秒0.4公尺，時速1.5-2公里，載重較初期索道1噸為大（是傾斜鐵道未被索道取代的最根本原因／索道建置1條約2.1萬圓，要達傾斜鐵道長度需3條索道，即6.3萬圓，雖然比傾斜鐵道之10萬圓建置費便宜37％，但每年運量遠不及傾斜鐵道，也證明毋需用索道取代傾斜鐵道），是一套機電、土木、通訊與電力之整合運輸系統，連結佳保臺、清水臺與稜線鞍部，更連接人、物和住宿生活區域，組合彈性高，運作慣性已成，CE 1929年索道之引進無法取代傾斜鐵道所有功能／日本京都市東山區附近有「蹴上インクライン」｝更是臺灣唯一、日本（林場運輸新運具）首創與東洋第1，但這些運輸系統都因CE 1959年87水災（葛羅禮颱風）後遭沖毀。CE 1960年7月新建大甲溪越溪橋樑完成，佳保臺經久良栖至土牛間運材軌道自此改為卡車運材，由久良栖對岸新設松鶴站起，沿東西橫貫公路（CE 1960年5月竣工通車）行駛經東勢到豐原儲木場，而CE 1961年拆除佳保臺以下之森林鐵道，又CE 1985年八仙山林場十文溪與佳保臺溪合流處開發為八仙山森林遊樂區，劃地2,397公頃。八仙山與阿里山運輸系統最大差異不是森林鐵道，而是循環式傾斜鐵道（全臺獨有、識者有限）。其實日治官營林場出現之運輸工具八仙山都有，而各種運具的搭配、維繫和運作，盡萃於八仙山，惜後人不察，未能突出特色｝並列臺灣3大林場（3檜山／八仙山有「3低：產能低、營收低、被關注度低」之特點），直到CE 1982年林業政策改變。CE 1916年，開始採用以蒸汽為動力之美國架空式5捲筒集材機（以木材為燃料，又稱「水煙」），一直使用至CE 1953年，再由汽油或材油集材機取代到CE 1982年林業政策轉變，停止開採時為止。CE 1916年2月，營林局在員山庄設置貯木池。8月，成立宜蘭出張所，由技師中里正（CE 1903年東京帝大農科大學林學實科畢業，CE 1912年3月來臺擔任阿里山作業所技師，CE 1916年8月接任新成立之宜蘭出張所所長）擔任第1任所長，管理太平山事業地之採伐和運材業務。10月，將砍伐之原木利用木馬（每隔20公分鋪設枕木╱1915-1924）、臺車（人力臺車1919-1924╱山地運材軌道車，CE 1925年完成鋪設佳保臺-久良栖-土年輕便軌道45.4公里，改由3-5噸木炭或汽油機關車運送，舊太平山7線、新太平山9線共16線，其軌距762公厘、坡度2％左右）、流籠索道〔堀田式架空複軌索道，技師堀田蘇彌太發明，樫木平索道是臺灣第1座堀田式大型山地索道，是「2線主索複軌式自動索道」，由4條直徑3吋之鋼索組成複軌複線式裝置（載運量2噸，雙向雙工運作，其建設經費與使用難度高，安全性變數多），最長909公尺，高低差394公尺，CE 1930年（日昭和5年）第1次使用。舊太平山有樫木平、日向臺（斜度最高33度）、加羅山、追分4座索道，新太平山則有鳩之澤、白嶺、白系（以上3處CE 1935年竣工）、獨立山（光復後CE 1952年建造）4座索道，每日索道可運輸木材80-125立方公尺╱另有2處「伏地索道」，一設置於舊太平山「源」這個地點（CE 1916〜1936年使用），另一是三星線伏地索道（CE 1951年所建，斜距90公尺、高差9公尺），其在傾斜軌道上，利用鋼索曳引運材車，俗稱「大地流籠」或「纜車軌道」／阿里山只有1條鹿屈山索道，長度900公尺，斜度11.5度，高低差180公尺，是複線單道式，單次搬運能力都是4立方公尺〕以及宜蘭濁水溪（蘭陽溪），以「管流運材」方式（1916-1924╱CE 1917年3月，第1批600石木材從舊土場放流30公里抵達西北之宜蘭外員山）由舊土場放流至員山貯木池〔之後，因臺灣電氣興業株式會社（臺電前身）計畫於CE 1921年設立九芎湖（清水湖？）水利發電所，必須利用宜蘭濁水溪進行發電，而這會與管流運材方式產生衝突，因此CE 1922年才能沿蘭陽溪右岸（南岸）開始鋪設（田健次郎總督同意在不花費官方預算原則下興建鐵道）太平山運材鐵道（羅東林鐵，即5分仔車。CE 1918年8月及CE 1921年9月，營林局曾2度向總督府提出興建運材鐵道之計畫，但皆未獲上級通過），CE 1924年完成（原預計CE 1923年9月中旬完成）。CE 1923年11月19日13時24分，第9任臺灣總督內田嘉吉視察營林所貯木池，並聽取佐藤善吉（1924.02-07／CE 1906年盛岡高等農林學校畢業，CE 1915年2月來臺任職阿里山作業所，CE 1922年6月經任營林所宜蘭出張所時期之第2任所長，CE 1924年元月23日隨出張所移轉至羅東，繼續擔任羅東出張所所長。半年後又於7月轉調嘉義出張所阿里山派出所主任，CE 1925年再調至營林所八仙山出張所服務，於CE 1926年5月離開公職生涯返回日本）所長對於太平山森林鐵道的說明。CE 1924年元月11日，先由運輸部率先試移轉至羅東，27日（羅東林鐵開始通行之日）起1天各發車4回，往返於羅東及土場2地間搬出檜材（一部分仍以管流送至牛衝鬪（今牛鬥），之後以火車搬出羅東，擬於3月中全部運到羅東）。CE 1924年2月，營林所羅東出張所成立（陳純精街長奔走說服╱CE 1946年又改為太平山林場），有貯木場、修理工廠、森林鐵路3個單位，所內員工200餘人／從CE 1924-1942年經歷4任所長，之後3年（1942-1945）進入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林業部羅東出張所時代，所長下設庶務課、會計課、販賣課、業務係、鐵道課、貯木場、制材工場、修理工場及太平山斫伐事務所〕。CE 1918年，加羅山神社設立（太平山第1座）。CE 1925年，太平山尋常高等小學校與太平山公學校正式立案。CE 1926年，成立「臺北州立宜蘭農林學校」（今改制為國立宜蘭大學）。CE 1927年，太平山郵便局成立，也開始裝設電話。CE 1937年，舊太平山基地轉移至新太平山。CE 1942年6月，太平山林場設置作業、工務及總務3課，林木生產地為太平山分場與大元山分場〔2處生產地大致以翠峰湖（CE 1929年7月，由產殖局山林課森林調查隊吉井隆成發現）為界，而大元山事業地位於南澳北溪上游，生產材從古魯出口，由平地線之公路（產業道路）行駛卡車來運輸，經寒溪、大埤、廣興抵羅東。隨著開發的進展，太平山與大元山的運材軌道在中興崗接軌，此後因資源開發完成，CE 1974年6月底，林場裁撤（1942-1974），改為大元山工作站，統一由太平山林場管轄，而這2條接軌的運材軌道（晴峰線、三星線），後來也改建成現今的翠峰景觀道路，直接連接太平山與翠峰湖〕。CE 1942年9月，為因應戰爭而將行政機構精簡，裁撤營林所，各出張所回歸殖產局林業部，而官營之太平山、阿里山及八仙山3大伐木事業，悉數轉由民營的臺灣拓植株式會社（臺拓，與臺銀、臺電同為2次大戰期間臺灣之3大「國策會社」）接管經營。CE 1943年（日昭和18年），太平山林木開採量超越阿里山，成為全臺之冠

11月8日早上7時，臺灣總督府內田嘉吉民政長官從蘇澳出發，取大南澳路（CE 1909   年5月，日人開闢完工）抵浪速，後經吊藤嶺腳（大石穴鼻，今高峰鼻北側／石穴，即凹入之海蝕洞或海崖環抱之山谷，又名石空、石硿／石公，則指突出之岩稜或獨立之巨石）、大濁水溪抵姑姑子（以上路程大致沿襲清代後山北路依海而行）。9日，經卡那岡カナガン（太魯閣族語Kanagan，柵欄之意／清代稱大清水／中譯卡那岡，今和仁）、大清水溪、小清水、石硿仔（石坑仔／清代設有石硿仔營盤，日治時期設有石坑仔分遣所，CE 1922年廢止，而原設清水之駐在所移駐／今匯德隧道北口）、得其黎溪抵新城（以上沿新鑿之沿岸理蕃道路而行）。內田嘉吉一行，可算後山北路廢止後，第1批全程走完蘇花沿線之人

11月3日11時，苓雅藔〔原名苓仔藔，因用苓仔（竹罟）捕魚而得名，雖無鐵路經過，卻是稻米、砂糖、鹽之集中地與輸出地。陳福謙、陳中和都是苓雅藔人，從事通商貿易、殖產興業致富，這是林曙光在《打狗滄桑》（1979）中提到的，其證言即是史冊，是博採史籍並透過訪談再抒發所見所聞，而不是慣於借用抽象理念來解釋具體事件。他曾任高雄三信家商教師兼三信出版社總經理〕庄民300餘人與旗後苦力在打狗港碼頭濱線〔日文發音Hamasen，哈瑪星、哈瑪生／以打狗驛為起點，有一鐵路支線向西南延伸，再傍依海濱，延伸至哨船頭東南海灣之新生地（今鼓山漁市場），稱為「濱線」，也築起店屋倉庫，新地名為濱線街。打狗山下，自新停車場附近至哨船頭前，原係荒蕪魚塭，約7、80甲。前業主為怡記張烏豆，數年前即賣與內地人淺野總一郎，價金1萬圓。淺野更投巨資，為之填平以租人起蓋店屋倉庫，…。該地新名為濱線街…（〈打狗訪函，莫大地利〉，《臺灣日日新報》，1909.12.10，第4版）。CE 1911年末，濱線街愈見繁華而改稱新濱街，人口約1千人。哨船頭新濱街各有1千人，旗後發達最早則有8千人口，惟鐵道全通和築港（1908）進步，興隆之勢已漸移於新濱街。〈打狗現狀〉，《臺灣日日新報》，1911.12.05，第5版／打狗最初指旗後，後來兼及哨船頭，CE 1905年打狗市街加入鹽埕埔，形成三市街，CE 1911年7月打狗市街加入濱線，CE 1913年7月打狗市街加入湊町（港町之意），濱線改稱新濱町／日語之濱線僅指新濱町一代，而臺語化的Hamasen泛指壽町、湊町、新濱町之南鼓山區域，範圍較大〕倉庫打起來，這肇因於11月1日 之南部競漕會（划船比賽、競渡）旗後啦啦隊的輕蔑以及2日之苓雅藔苦力遭旗後苦力毆打。18時，雙方在支廳樓上互舉祝盃，表示愛好之意

11月17日，大龜文酋邦約300餘人在清晨4時，從內文社駐在所南、北兩側襲擊日軍警，雙方對峙直到黃昏，此次接戰陣亡日警有28人，原住民並無統計​​​​​

12月4日，總督府發布府令第85號，公布〈蕃物交易規則〉，正式將臺灣山區物品交易，納入警察管理項目之一。CE 1915年，日本官方最早在卓社群內成立卓社、干卓萬與過坑3個蕃物交易所，為「官營」交易所之始

12月6、16及20日，布農族人為奪回視為「謀生工具」的槍枝及彈藥，乃採取全面攻破方式，分別縱火襲擊新武路（臺東廳）、上寶來（高雄阿緱廳六龜里支廳）與清水等蕃務官吏駐在所（花蓮港廳）日警

12月20日，日本「自由黨」（CE 1881年創立日本第1個政黨）創立者板垣退助（民權運動領袖）、林獻堂、蔡培火、蔡惠如等人在臺北鐵道旅館成立「臺灣同化會」，甚至是蔣渭水等醫學校學生也來參加，會員人數多達3,178人，目的是消除日人對臺灣人的差別待遇，而宣告漢人知識分子民族文化抗日運動新時代之來臨，但於CE 1915年元月26日，遭臺灣總督府以「妨害治安╱公共安全」為由強制解散，臺灣人第1次透過合法之政治組織來反抗日本殖民地統治宣告失敗

12月，嘉義製材所落成啟用，佔地相當於390個足球場之規模，是當時最大的官營木材產業區（以北門車站為中心，擁有全臺腹地最大之貯木池與最先進的製材設備，製材所內經常見到前來貯木池旁釣魚蝦之人，或35成群玩耍的小孩，如此詩情畫意之景緻被選為嘉義8景之一「檜沼垂綸」，是許多嘉義人的共同記憶）。CE 1941年12月中埔大地震震傾第1代製材工場，CE 1942年在製材所內另擇地興建第2代製材工場。CE 1963年阿里山林場結束官營伐木，而嘉義製材所之製材工作則於CE 1965年隨之停止

12月，楢崎太郎（楢崎冬花）編《太魯閣蕃討伐誌》，作者是太魯閣戰爭中的從軍記者，隨陸軍第2聯隊本部翻越屏風山東下托博闊。書中也提到陸軍沿4條蕃路向東攻打「內太魯閣」：（1）第2聯隊的山田大隊與深水大隊提前出發，採奇萊北峰東稜路綫，直下卡利亞諾敏（Kalyanomin，奇萊北峰東側之最低鞍部）去攻打沙卡亨社（2）第2守備司令部與第2聯隊本部橫越屏風山，經「屏風山中繼所」，越過屏風山去攻打托博闊社（3）佐久間司令官率領司令部參謀幕僚與直屬中隊，經塔次基里溪畔關原，繞過屏風山北麓東至魯比社、西拉歐卡夫尼社（4）岸和田大隊採畢祿山線，迂迴北面以攻打西寶社與瓦黑爾溪畔各蕃社。書上也述及第1守備隊的鈴木聯隊，自博阿倫社（今廬山）沿能高越獵徑（今「能高越道路」）向奇萊南峰進軍，進而攻打木瓜溪流域的巴托蘭社，並與從東部銅門攻上來之松山隆治警視所率領的警察部隊會合〔正式版蕃地地形圖僅標示了3條由合歡山往內太魯閣地區的路線，而應急版蕃地地形圖除了這3條路線之外，更多了奇萊北峰、奇萊南峰的路線，且部落的標示數量也較正式版來的更多（〈百年前太魯閣戰役地圖史料的時空校正〉，郭俊麟，《第8回臺日原住民族硏究論壇》，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2015）／《太魯閣蕃討伐寫真帖》出版於CE 1915年（日大正4年），作者為柴十誠太郎，以攝影記錄了太魯閣戰役東路軍各戰線的實況，照片總數近300張。雖然本書內容是站在日本政府之立場與觀點，然而百年之前的太魯閣峽谷、木瓜溪上游斷崖絕壁的雄偉風光及太魯閣族部落風貌，因此書而得以留存於世，如今已成為珍貴的臺灣老照片與歷史影像記錄〕

日軍發動「太魯閣蕃、巴托蘭蕃征伐戰」〔東賽德克Sedeq群之托魯閣（托洛庫）群約在CE 1732年左右商議東移，遷離者相率越過奇萊主山北峰（Kilibiyun）附近，進入Yayung paur（意謂「大河」，即立霧溪，文獻上稱達其黎タッキリ溪），並逐次遷入今花蓮縣秀林鄉山區。最後分為3個支派：住於立霧溪中、上游者，稱「內太魯閣蕃」（Dogiaq-Taroko），東起科蘭，西抵中央山脈；居於立霧溪下游、三棧溪及和平溪下游者，稱「外太魯閣蕃」（Mokisiyau-Taroko），北起和平溪（舊稱大濁水溪），南迄加禮宛山；居於木瓜溪中上游流域者，稱「巴托蘭蕃」，東起榕樹or文蘭，西至坂邊（沙卡亨，今稱磐石）／木瓜溪流域上游之沙卡亨Skahing部落建立於19世紀末期，創建部落的祖先是Bowxil Lowsi，其祖父Rakaw Bowxil在距今300多年前從南投靜觀山區的Truwan部落東遷，攀越中央山脈之奇萊北峰，涉渡立霧溪上源的托博闊Tpuqu溪，再沿立霧溪右岸遷抵Slagu Qhuni部落對面山腹，初建Skahing部落，部落位址海拔高度約1,300多公尺。skahing的族語詞意為「山脈鞍部中央」之意思，部落族名具象說明了當時居地環境狹隘險峻的樣貌。到了第三代的Bowxil時代，家族人口增加，耕獵之地也殆盡了。為了解決生存問題，遂由Bowxil Lowsi率家族南遷木瓜溪上游，以原部落名建造新住區，此時Skahing部落尚有Rakaw之孫Awi、Ulaw留住〕

臺灣總督府頒布「（原住民）公學校規則」

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夫婦，在塞拉耶佛被塞爾維亞人刺殺，乃掀起「第1次世界大戰」（1914-1918）

「西拉岸Xilaan警備道路」由「新城內太魯閣道路」主幹道分歧，向北方山崖開鑿，其終點止於西拉岸Silagan（地名為族語之植物名）社，並設立「西拉岸警察官吏駐在所」｛位於三角錐山南稜上之白髮山南側山麓地帶的西拉岸臺地〔清代「開山撫番」開鑿「北路」（蘇花古道）期間，開路清軍即以「實仔眼」稱之，約今安寧橋東側斷崖上方高地〕，而「白髮」一詞，取自西拉岸シラガン社諧音しらが／Shiraga｝。CE 1915年，於本線與「峽口新道」分歧點設立「阿唷分遣所」（阿唷為族語「斷崖」之意）。CE 1922年，「阿唷分遣所」改制為「阿唷警察官吏駐在所」，且設立「西拉岸乙種蕃童教育所」。CE 1932年（日昭和7年）6月，「臨海道路」自動車道（今蘇花公路）開通後，因旅客人潮湧現而增設該所為入山管制站

「合流梅園警備道路」以「內太魯閣隘勇線」主幹道上之「牧水（バクスイ）隘勇分遣所」（CE 1915年，「新城內太魯閣道路」完工後廢止）為起點，深入海鼠山頂之陸軍「海鼠山分遣隊（1914-1930）」（CE 1914年9月15日，花蓮廳臺灣步兵第2聯隊第3大隊，自其轄下4個中隊中，各抽調兵力編成一支混成中隊，駐防於海鼠山上，稱之。CE 1930年10月15日，撤離歸建，「蕃地駐軍」政策結束，原址10月28日設立「海鼠山警察官吏駐在所（1930-1940）」。但10月27日清晨，卻爆發「霧社事件」，乃造成「集團移住」政策計畫於CE 1941年前，完成內太魯閣地區計700餘戶、近4,000人的大規模集團遷移。第2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曾以此為養馬場，至今仍有人以「馬場」稱之）。再循「松山稜」（砂山-鍛鍊山-海鼠山）向北抵荖西（ラウシ）溪中游之巴支干（バチガン）社（原位於海鼠山東側荖西溪中游，後因「蕃社併合」遷移至海鼠山東北方、鍛鍊山西側山麓，與附近族社集中／巴支干為族語「經過」之意），且設立「巴支干警察官吏駐在所」（CE 1916年，附設「巴支干乙種蕃童教育所」）。而後沿西卡拉罕溪上游穿越西奎社等居地，下降至蘇瓦沙魯（ソワサル）社（今「蓮花池」／蘇瓦沙魯Suwasal為族語植物名），設立「蘇瓦沙魯警察官吏駐在所」（CE 1916年，附設「蘇瓦沙魯乙種蕃童教育所」）。CE 1915年3月，「新城內太魯閣道路」主幹道完工（荖西至支廳新道改由昔日隘勇線下方之立霧溪岸水平通過），警備機關乃下降至「合流第一分遣所」（原「牧水隘勇分遣所」／CE 1922年，再改制為「合流警察官吏分駐所」，並有「合流乙種蕃童教育所」／今清澈之荖西溪與混濁之立霧溪的清濁合流點西側寬闊河階地之「合流／合流臺地」，立霧溪狹窄之大理石峽谷在此結束／第2次世界大戰時，曾為美軍戰俘營）為新起點，再一路往北銜接舊道。年底，再從蘇瓦沙魯社接續北進，渡過陶塞溪（發源於南湖大山南側，於塔比多匯入立霧溪）至「瓦黑爾臺監督所」。日後，此條道路稱之「合流梅園警備道路」，全長約11.7公里。CE 1916年5月，開闢直接連結海鼠山至蘇瓦沙魯社之警備道路支線。又開闢由海鼠山陸軍營區沿西南稜線下降直達內太魯閣支廳的警備道路支線（也是太魯閣攬勝旅遊者，由塔比多登山之勞軍路線）

「洛韶警備道路」開鑿是由支廳攀登西寶山，再向西轉入黑瓦爾溪流域，途經卡莫黑爾（クモヘル）社（今花蓮縣秀林鄉薛家場）、卡魯其社（卡魯其為族語「蟋蟀」之轉音），並設立「卡魯其警察官吏駐在所」（CE 1916年，設置「卡魯其乙種蕃童教育所」），最終至洛韶（ロサオ）社（今「洛韶」巴士站西側，椎巴宇山南稜東側坡面／洛韶為族語「髒污水池」之意），且設立「洛韶警察官吏駐在所」（CE 1916年，設立「洛韶乙種蕃童教育所」）。初期因「洛韶警備道路」入口路段與西寶社相通，乃併入「瓦黑爾臺監督所」監視範圍，後因CE 1916年年底，「支廳至西拉歐卡夫尼道路」隘勇線主幹道開工，其「荻坂道路」路段由瓦黑爾溪北岸進入溪谷〔之後經「瀨之音橋」、「臼杵橋」、「西奇良（Skliyan）警戒所」、「荻坂分遣所」抵荻坂山鞍部埡口（荻坂峠），完成越嶺〕，與「洛韶警備道路」交會於卡莫黑爾社東側之「西奇良警戒所」〔CE 1921年設立，前方「鶯橋」（太魯閣峽第2大鐵線橋，長113公尺，高32公尺，塔橋水泥柱標記：大正10年／CE 1921年3月竣工）可通往「荻坂分遣所」〕，因此入口不必再借道昔日隘勇線艱苦行程，於是改制納入「歐外監督所」管轄區域。「西拉歐卡夫尼隘勇監督所」（CE 1916年，改為「西拉歐卡夫尼警戒所」。CE 1920年，再改為「西拉歐卡警戒所」）為「內太魯閣隘勇線」〔將「塔次基里（タッキリ）隘勇線」（亦稱「得其黎隘勇線」）深入自古與世隔絕的太魯閣深山幽谷之間，稱之〕主幹道終點，亦為「托博闊警備道路」｛深入中央山脈主脊之山麓地帶，號稱太魯閣最奧警備線。有短程支線攀登至卡拉寶社，沿途設立「卡拉寶隘勇分遣所」，終點則設有「卡拉寶警察官吏駐在所」。但CE 1921年3月，「卡拉寶道路」完工後，本段立霧溪南岸之警備線被取代，而遠落於主幹道之外，遂淪為警備支線。CE 1933年（日昭和8年）6月22日，由卡拉寶越嶺合歡山，橫斷中央山脈，直達臺中州之「合歡越道路／合歡越嶺道路」在卡拉寶社啟工〔預計CE 1935年（日昭和10年）「臺灣始政40週年」大慶之前完竣〕。CE 1933年7月初，花蓮港廳隨即裁撤「托博闊警察官吏駐在所」及「魯比警察官吏駐在所」，而「托博闊警備道路」乃成廢道｝起點，沿立霧溪上游西行，經托博闊溪、立霧溪交會口之魯比社（托博闊溪河階臺地東側），設立「西拉歐卡夫尼第2隘勇分遣所」（CE 1915年，改稱為「西拉歐卡夫尼第2分遣所」。CE 1920年，再改稱「魯比分遣所」。CE 1922年，改制「魯比警察官吏駐在所」）。接續沿托博闊溪北岸開鑿，道路最終抵托博闊Toboko社〔內太魯閣最奧蕃社，也是太魯閣部族300年前最早定居之地，因附近一帶有極好之天然資源。之後慢慢往立霧溪中、下游遷移／位於屏風山（3,250m）東側、杜鉾山（即托博闊山）南側山腳處，發源於奇萊主山北峰之托博闊溪下游河階臺地上／托博闊為族語「初到之地」之意〕，並設立「托博闊警察官吏駐在所」（CE 1916年，設立「托博闊乙種蕃童教育所」）

由丸井圭治郎提出之《撫蕃意見書》和《蕃童教育意見書》之文教主義蔚為之後的「理蕃」主流。CE 1915年臺灣總督府撤除蕃務本署，改由警察本署接手「蕃務」

目前可取得之太魯閣戰爭主題圖主要有2個來源，分別是今年11月30日由臺南下田寫真館印刷發行之《大正3年太魯閣蕃討伐軍隊紀念寫真帖》中所附的15萬分一「太魯閣方面圖」，以及同樣是今年11月由臺灣日日新報社與臺北遠藤寫真館共同印刷發行的「大正3年紀念寫真帖」內的25萬分一「討伐軍隊行動經過一覽圖」。其中，「太魯閣方面圖」可以說是最能代表太魯閣戰役完整戰況的主題圖，該圖為3色地圖，以藍色標示討伐軍本隊之行進路線，而以紅色標示警察隊分隊的征討行動路線（包括後續宜蘭南澳群方面警察隊之綏靖行動路線），並用紅字在主要路線及地點上標示進攻時間（司令部則設於加禮宛地區北埔）。2隊先後於木瓜溪、外太魯閣會合，並合攻陶塞溪流域原住民部落。之後，警察隊於大濁水溪口會合後，又肅清上游的南澳群部落。圖中可見埔里至眉溪之間埔里指揮司令部鋪設的運輸軍隊及錙重之鐵道（即埔眉輕鐵，其後成為糖業、郵遞鐵道）。另一張「討伐軍隊行動經過一覽圖」則是呈現第1守備隊步兵第一聯隊自霧社出發後的進攻路線。該軍隊由平岡少將領軍（由埔里社進軍），沿眉溪至霧社賽德賽德克族領域，再沿奇萊南峰進入木瓜溪流域木瓜群領域，先攻擊內太魯閣南邊之巴托蘭群後，至黑馬洋社（Maxeyan，今秀林鄉銅門村）又北上越過太魯閣大山進入立霧溪流域太魯閣地區，並至Rubi社越過立霧溪北岸與第2守備隊會合，進攻陶賽溪沿岸蕃社的路線。歸返路程則順陶塞溪而下，越立霧溪至Mukwawai社轉西沿立霧溪上游而越關原、合歡山，順眉溪、北港溪分水嶺而下，經櫻峰、三角峰而至霧社，最後再沿眉溪回到埔里。其路線繪製僅限於第2守備隊，進攻為黑色線，返回則用紅色線顯示，2者路徑並不相同（郭俊麟，〈百年前太魯閣戰役地圖史料的時空校正〉，《第8回臺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2015）

日本連鎖劇（在舞臺演出中插入預先拍好的外景影像，或是舞臺劇中某些場景以影片替代，即舞臺實演和影片撥放交替連續／臺灣最早拍攝連鎖劇之歌仔戲班為江雲班）已出現在臺北、新竹、臺中、嘉義、屏東等地劇場

阿里山櫻花（Prunus transarisanensis）由植物分類學者金平亮三、早田文藏及殖產局林務場技師田中市二（I. Tanaka）於塔山採集，隔年由早田氏發表為臺灣特有新種

 

CE 1915年：（日大正4年）

元月20日，此「排灣、魯凱族抗日事件」又稱「浸水營事件」、「力里社事件」、「南蕃事件」、「南蕃騷亂／叛亂事件」、「南蕃銃器收繳事件」之鎮壓行動已壓制最初戰火，而直到CE 1916年3月8日始結束平定（idjalu、潤飾情感，而非歸順、投降），完成槍枝收繳任務。且收繳槍枝8,108支，另有2,268支殘缺槍（係排灣族人叢林戰中，為方便攜帶而故意拿掉槍托者）也一併沒收。其間潘文杰4子潘阿別（日警「巡查補」／由漢人或蕃人充任的警員）是負責勸誘各部落投降而有功授勳

2月23日上午6時，大分駐在所警手大脇為一郎與梠豐次交接勤務，但遭臺東廳Matenguru社（今臺東縣海瑞鄉利稻村摩天）、Kaimos（戒茂斯）社之勢力者Laho家族突擊致死，而大分社頭目Aliman Siking聞訊後跑到駐在所，大聲喝令阻止族人射擊

3月5日與22日，六龜里支廳發生「六龜里事變」，日警駐在所遭到襲擊，日方研判直接動機與漢人通事柯知煽動有關

3月20日，「新城內太魯閣道路」完工，全程約計31.4公里，山徑寬1.2〜1.5公尺，並徹底取代「內太魯閣隘勇線」。5月，「內太魯閣隘勇線」廢止，改以「警備線」稱之。而隘勇線上之「隘勇分遣所」、「隘勇監督所」，改稱「警備線」上之「分遣所」、「監督所」。之後，又以「合流第一分遣所」（今「合流臺地」）為南向開闢「科蘭警備道路」之起點，且架設永久鐵線橋「岩中橋」以跨越立霧溪。至CE 1916年11月，再將沿線各「監督所」改稱「警戒所」

3月，新設歸化門警官駐在所於歸化門社內（大部落上方，臺電電線桿129號，光復後改為派出所），強化浸水營道路接近平地處之戒備

5月2日，花蓮港廳璞石閣支廳喀西帕南（Qasibanan）駐在所向當地部落追繳了15把槍枝，這等於將族人原本打獵護身的重要維生利器白白送到日本人手中。一旦失去槍枝，生活便會立刻陷入困境，因此當地族人十分憤怒。而日本人一連串「南蕃槍枝收繳行動」掀起了布農族人的熊熊怒火。12日下午5點，近百名布農族壯丁悄悄包圍喀西帕南駐在所，他們切斷電話線，一舉馘首10名日本警察，並縱火燒毀屋舍，史稱「喀西帕南事件」。喀西帕南事件震驚了花蓮港廳，於是派遣警務課長宇野英種帶領人員收斂屍體並搜捕兇手。又Qasibanan社頭目Psado身受重傷過世，長子Prisu也中彈身亡，於是日方將其2人排除在襲警事件之主謀名單外，而將矛頭指向大分社頭目Aliman Siking和兄長Dahu Ali，因此在日方文獻中稱「大分事件」

5月15日，臺東廳組織搜索隊，日警井久保率先遣隊28人抵中社駐在所。16日，搜索隊長宇野警務課長率4名警部等共212人，從璞石閣支廳出發經卓溪抵中社。同日，Masisan駐在所巡查小川之助，經Talunas社時遭臺東Bulubulu社族人射殺。17日上午9時，抵喀西帕南駐在所，並展開搜索，收拾日警屍骸。6月1日，搜索隊解散。但6月28日及7月2日，Asanlaiga駐在所就遭重擊，有日警6人遭出草（稻垣啟二〈大分事件／ターフン物語〉認為兇手是Dahu Ali）

5月17日上午5時（一說上午11時半），受到喀西帕南事件的激勵，大分｛ターフン、Tahun、打訓／Baungzav-an〔語源於bauszang，「開闊」之意／語源於bukzav（平原或平臺），是一個「區域名稱」or「本社」，而an通常表示「…的地方」或「…的事件」〕／Baungzavan是布農族郡社Isbukun群東遷之重要據點，從祖居地Mai-asang〔Mai是過去的，Asan是大部落（Asandaiga）的簡稱，意思是「那裡過去是一個大部落，後來就沒人住了」〕東遷、南遷的Isbukun族人，幾乎都曾暫居在Baungzavan，這裡儼然是Isbukun群遷移之重要「通道」和聚居的大本營／Isdaza（拉庫拉庫溪上游或深山處稱之，而下游或淺山處則稱之Taksingsing／居住於Isdaza的族人幾乎都是郡社Isbukun群大分社人，而居住於Taksingsing的族人幾乎都是巒社Takbanuaz群Qasibanan社人及Bulubulu社人，且彼此之間爭奪獵場、交換婚及共同出草／布農族出草行動的領袖，謂之Lavian。而成為Lavian必須具有mangan（靈力）且行動前先經夢占始被確認。故界定布農族的Lavian，需符合布農族傳統之機制。另從布農族強調集體性之文化角度來看，族人的出草行動，無論是過程或結果，都具有一種集體性意識，亦即當中不會特別標榜誰是英雄）的Baungzavan地區曾經是鄒族的領域｝社（或大分地區／全為屬於Is Tanda中氏族之Takis Talan小氏族，由Aliman Siking與Aliman Bukun指揮）總頭目阿里曼•西肯〔Aliman Siking，曾單獨深入客家庄出草，而布農族稱客家人為siking／CE 1930年從玉穗社移居至里壠山（關山）山麓。CE 1931年4月與日方和解後，遷居里壠郊外過農耕生活〕與其兄拉荷阿雷〔Dahu Ali／屬郡社群Is Tanda氏族之Takis Talan家族／CE 1922年，遷往荖濃溪上游建立塔馬荷Tamahu社，此部落號稱「臺灣最後未歸順蕃」，以CE 1931年為基準之《高砂族調查書》第5編中，尚無Tamahu社。CE 1933年4月22日，願意與日方和解（minpakasial）並舉行盛大的「歸順式」。CE 1940年Tamahu舉社移往Viviu社（復興）下游處之Opakaru（オパカル）臺地。CE 1953年再次往下游移至今日的建山，仍於當地遺留「玉穗瀑布」、「玉穗溫泉」等稱號，玉穗之日語發音為Tamaho，來自Tamahu的諧音。CE 1941年6月21日，因患胃潰瘍病逝於玉穗（Tamaho、塔馬荷，原意為「露珠」，意即玉穗山之容貌美麗如露珠）社／在訪談相關事件後裔及Dahu Ali之部分孫子中，亦表示祖父未曾攻擊大分駐在所，且一致性地認為祖父Dahu Ali出草日本之因，除了日警之強制搜押布農族槍枝外，最重要的因素乃在於其兄Husung（胡頌）被日警拘押虐死而生恨，然事件的相關後裔皆一致性地認為Dahu Ali是在Tosioy事件發生並從大分遷至Tamahu社之後，才開始積極對抗日本（海樹兒‧犮剌拉菲／余明德，臺灣文獻季刊60卷1期，200903）〕率領50多名壯丁，於日警用餐時攻擊大分駐在所（位於花蓮港廳Daqdaq溪上游），當場造成11名日警死亡，另外1位在逃亡時被殺，而大分駐在所也遭到焚毀（CE 1920年底，駐在所復設於最高之第4階地平臺，規模號稱「東段首都」，當初第1層設有辦公室、蕃產交易所、被服倉庫、酒保，再上1層有官舍、宿舍、警察俱樂部、豆腐小屋、木工作坊、貯水槽，最上1層則有武德殿、高階警官獨棟官舍、軍械室及彈藥庫，今則僅剩混凝土彈藥庫留存。原大分駐在所辦公室一度為林務局護管所使用，但CE 1992年焚毀，後玉管處就地建大分研究站，也是登山夜宿之處／大分平臺第3階地是學校平臺，有小學校、蕃童教育所、公醫診所、教員宿舍，如今成為黑熊研究場域），史稱「大分／Qasibanan事件」。而Masisan（馬西桑）社頭目Omas等人，則（以個人身分）護送大分社日警到Asanlaiga（阿桑來戛）駐在所，則被視為忠誠親日之布農族人，是可以用來「操縱」的人。本次事件起事者（約300人）中，除了大分社、Rakuraku社及臺東Bulubulu社（殺害Masisan駐在所之小川巡查）外，新武呂溪的拉馬達星星〔Lamata Sinsin、拉馬達仙仙，原居地Ikanoban社／妻子Bone之出生地Barisan社／胞弟Byon／長男Sausabu，次男Sobare／CE 1932年12月16日，在Bokowan（化名，亦即拉馬達在何處被捕，文獻中全無紀錄，難道總督府「理蕃」當局是有意讓布農族英雄，在歷史長河中如塵埃般消失，且讓後人遺忘／雖然拉馬達與日警飲酒為歡，既款待日警也互換禮物，並讓孩童去教育所上學當人質，惟布農族人仍認為拉馬達是英雄，卻嚴詞批判「謝罪投降」而與日方和解的大分社兄弟，可見「抵抗不屈精神」仍舊鮮明地存活在布農社會中）家（馬加里宛社）喝醉被寺澤警部補及小林警部補逮捕，同時包括其長子沙伍沙霧及蘇巴雷。17日，14歲蘇巴雷供出，曾與塔羅姆一行人至大關山出草，為免各社聯合起來救人，乃連夜將拉馬達父子秘密押解至里壠，並且撤退部隊。18日，又於伊加之番逮補拉馬達星星2子霍松和3子拉霍〕也帶領100多名族人前來支援，由於被殺的警察官階相當高，花蓮港廳立刻向外求援。之後，因為受到日警搜捕，拉荷阿雷也乃率領族人遷居到荖濃溪上游更深入地點之塔馬荷（Tamahu）社（共27戶244人／CE 1928年6月27日，郡大社「新高山脫走蕃」Anu tunpu等4戶49人移至Tamuhu社），被日方認為是「全島唯一未歸順蕃」

5月18日上午10時，Talunas駐在所遭布農族30人攻擊，日警只好在19日上午10時偕妻小攜帶3天份糧食，在Talunas社頭目Banetoru隨行保護下逃往南投廳集集支廳Masitarun駐在所，並於23日平安抵達（這些事件應是一連串布農族人襲擊日警駐在所的搶槍殺警事件，其主謀者或發動者不能限於某一特定人士，而在空間上也包括臺東廳里壠支廳到花蓮港廳璞石閣支廳內新武路溪、拉庫拉庫溪、清水溪、豐坪溪一帶。是布農族郡社、巒社等氏族為爭取自己之文化權而共同發動之抵抗異族運動，但日方卻刻意將事件縮小成CE 1915年在「大分／Qasibanan事件」發生的襲警事件，甚至刪除「收押槍枝」這個重要原因）

5月，甘為霖牧師出版《Sketches From Formosa》（《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林弘宣 等譯，2009，前衛）一書，係將其CE 1889年於倫敦出版之《福爾摩沙宣教之成功》（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加上新資料編輯而成。他以50則或長或短之筆記，記載他在臺灣宣教46年各地傳教的實況，以及他的所思所見、所悲所喜

6月，阿緱廳在力里社新設蕃人療養所，派日人公醫定期診療

余清芳、江定（武力領袖）、羅俊〔本名賴秀，號俊卿，嘉義廳他里霧堡五間厝庄（今雲林縣斗南鎮）人／僅負責臺灣中、北部招募工作，反抗行動前已被捕、未參與戰役／招募彰化縣大村鄉（日治時期原屬臺中廳燕霧下堡）與田中鎮，合計42人〕等人於臺南市西來庵五福王爺廟策劃起事，日方稱之「西來庵事件」。而起事首領是余清芳（1879-1915），亦稱「余清芳事件」。又余清芳等人與日軍在噍吧哖庄（今臺南市玉井區）一帶交戰，故亦稱「噍吧哖事件」或「玉井事件」，發生於今年7月6日至CE 1916年4月，導致玉井、楠西、南化、左鎮及周邊地區村莊遭到日軍毀滅性屠村，人口銳減，甚至滅村。此事件為臺灣日治時期諸多起事中規模最大、犧牲人數最多者（死亡約3,000餘人，事後判刑者則約1,400人），同時也是臺灣人（主要為閩南人與原住民大武壠族）第1次以宗教力量抗日的重要事件，更是臺灣漢人最後1次大規模武裝抗日事件，象徵全臺武力抗日運動時代的結束〔總督安東貞美（1853-1932）稱之為「日本統治的失敗，也是教育的失敗」，於是委託民政局長官下村宏（1875-1957）籌畫完整之臺灣教育體系」，之後漢人改採「文鬥」（不拿刀槍，改用嘴巴和紙筆，以演講和文章抗日）。而CE 1916年以後，幾乎全是高山原住民獨霸之武裝抗日

8月6日下午4時，日警假藉發放收押槍枝補償金，讓中社頭目Topasu與93人進入中社駐在所，官方先招待酒肉，接著以「蕃人喝酒騷擾鬧事」為由，令埋伏日警射殺頭目。混亂中頭目等11人斃命，警察負傷8人，史稱「中社屠殺事件」（因查出中社布農族人暗中從清水購得5連發槍枝及其他精銳槍枝27支，乃藉口發放「收押槍枝」代償金，招集頭目等27人至中社駐在所）

8月22日，布農族施武郡群攻擊土壠灣發電所工地，造成4名工人死亡、1人受傷（六龜里事件）。六龜里一帶腦丁及土壠灣發電所工人，一度全數撤離，工程因此停頓。CE 1916年更有4次布農族攻擊六龜里的紀錄

9月，訓令全面改制蕃務官吏駐在所為「警察官吏駐在所」，並正式宣佈全臺為行政地

10月起，自臺東廳北絲鬬溪左岸至花蓮港廳姑藥溪右岸，開始架設「複線式電流鐵條網」工程，至11月完工，共23里長，耗資96,518圓，配備員警386人，派駐於6間監督所及64個分遣所共70個警備據點。11月13日，臺東廳增設「里壠支廳」，與北方之花蓮港「廳璞石閣」（CE 1917年9月20日，改名玉里）支廳相呼應（從CE 1914年12月6日起至CE 1915年8月6日中社駐在所騙殺事件，這是布農族人之第1波抗日運動，可視為「收回槍械」運動，手段激烈而密集。而第2波抗日運動為CE 1916年日警與布農族抗日陣營持續對峙，直到CE 1921年Tosioy屠殺事件為止）

12月，「支廳至陶塞警備道路」開工，由「塔比多警察官吏駐在所」〔設立於CE 1920年（日大正9年），且在研海支廳改制後，於此改設「花蓮港廳警務課塔比多分室」，其下轄「塔比多警察官吏駐在所」／即內太魯閣支廳所在地／塔比多為族語「山棕」之意／今「天祥」〕起，沿著陶塞溪西岸絕壁開鑿，沿途經過托布拉トブラ社（今文山）之「瓦黑爾臺第一分遣所」｛CE 1920年，變更為「托布拉分遣所」。CE 1922年，再變更為「托布拉警察官吏駐在所」／托布拉為族語「湧出溫泉」（tomu ulai）之縮音，其下方溪谷有「深水溫泉」（今文山溫泉）／此處可接「西寶シーパウ警備道路」〔CE 1915年開鑿，且於終點設置西寶警察官吏駐在所（今西寶國小東側農業區旁小臺地），但此警備道路及駐在所因「集團移住」而於CE 1939年遭廢止／CE 1916年，增設「西寶乙種蕃童教育所」／西寶族語「對岸」之意〕向西北延伸上山｝、瓦黑爾臺（今「九梅園」／瓦黑爾為族語「蔓草」之意）之「瓦黑爾臺監督所」（今九梅吊橋／CE 1916年，變更為「瓦黑爾臺分遣所」。CE 1920，又降格為「梅園分遣所」。CE 1922年，再變更為「梅園警察官吏駐在所」。CE 1941，最後因實施「集團移住」而廢止／「合流梅園警備道路」北端入口）、陶塞溪上游之「陶塞溪上流監督所」（CE 1916年，變更為「陶塞溪上流警戒所」。CE 1920年，又因地名「內地化」而變更為「山里警戒所」。CE 1922年，再變更為「山里警察官吏駐在所」。CE 1941年，最後因實施「集團移住」而廢止／今下梅園），最終抵達羅多夫（魯多侯）社（今「竹村、上梅園」）設置「陶塞ウサイ警察官吏駐在所」（CE 1916年，設置「陶塞乙種蕃童教育所」。CE 1941年，因實施「集團移住」而廢止／陶塞是族語「陶塞人居住之地」之意／「支廳至陶塞警備道路」終點）。CE 1916年3月，該警備道路全線完工，全程16.4公里

隨著「支廳至陶塞警備道路」起工後，同時修築深入小瓦黑爾溪（發源於海拔3,705m之中央尖山南麓）流域之「西拉克警備道路」，它以瓦黑爾臺橋（今清溪吊橋／瓦黑爾臺臺地南側）為起點，向西開闢至小瓦黑爾溪與西拉克溪匯流處西側之西拉克（シラック）社（西拉克是族語「濕地」之意），並設立「西拉克警察官吏駐在所」（CE 1937年，因「集團移住」而關閉。曾於CE 1916年，設立「西拉克乙種蕃童教育所」）。此後，向北繼續深入，翻越袋角山（2,108m）渡過鐵線橋至瓦黑爾社，設立「陶塞溪上流第一分遣所」。CE 1920年（日大正9年），地名因「日本化」而改為「川向分遣所」（日語「河流對岸」之意）。CE 1922年，設立「川向警察官吏駐在所」。1923年，因實施「蕃社併合」政策，將上游之瓦黑爾社併入西拉克社，同時裁撤「川向警察官吏駐在所」。CE 1923年5月，川向、荻坂、卡魯其3駐在所則併入「西奇良警察官吏駐在所」

臺灣總督府設立以臺灣學生為主之4年制公立「臺中中學校」，即今「臺中一中」前身。實則係由臺灣仕紳林獻堂、辜顯榮、林熊徵、顏雲年、陳中和等人出資籌設，此校是結合全島仕紳為臺灣人爭取教育權而成立，帶有民族運動色彩，是民族運動第1聲

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於赫赫斯（ホーホス／Huhus／Hohus／Xoxos，意為「蛇聲」或「多蛇之地」）社〔清水大山南稜尾段，今大禮Hohus（又稱Halokudai）部落〕設立「裾野分遣所（舊）」（裾野，日語「山麓緩坡」之意）。CE 1917年（日大正6年），改名「哈鹿閣ハロク臺分遣所」（CE 1921年，改制警察官吏駐在所）。CE 1918年，將「裾野分遣所」（舊）移往清水大山南稜山腳處之道路起點，即「塔次基里橋」（太魯閣12景之一，今錦文橋／預力樑RC橋）北岸（今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附近）增設為「裾野分遣所」（新），但於CE 1920年裁撤。CE 1918年，又增設「竹林分遣所」［位於赫赫斯社與砂卡礑（サカダン／位於砂卡礑警備道路終點，CE 1914年設有「砂卡礑警察官吏駐在所」，並附設「砂卡礑乙種蕃童教育所」／Skadang是「臼齒（Kadang）」之變音／今大同部落）社之間］，CE 1922年裁撤

甘為霖牧師獲加拿大多倫多諾克斯神學院（Knox College）頒贈榮譽神學博士學位，而日本政府也曾頒贈「旭日勳章」與「瑞寶勳章」（CE 1915年6月17日）

臺東製糖株式會社設立「鹿野移民村」，當初所築道路仍沿用至今，但原先建設之公共設施與住宅僅剩「日式校長宿舍」、「鹿野托兒所」、「鹿野庄役場」、「邱雲海宅」等，以及後來於CE 2015年重新復原的「鹿野神社」

演唱廣東二黃、奉祀戲神田都元帥之戲班「廣東宜人園」成立，是由桃園新屋的客家人范姜新露所組織。當時，廣東宜人園在商業劇場中之競爭對手，主要是來臺的上海京班與福州戲班。CE 1940年，戲班於南投八杞仙戲園解散。戰後戲曲活動恢復，廣東宜人園一群舊伶故友也合股整班，以「宜人園」行藝，之後又改班名為「宜人京班」巡迴全臺，但隨著娛樂生態改變，未能倖免地於CE 1961年再次解散（《薰風》第17期，2021.07，p.62-69）

大安港海濱開設海水浴場（位於大安溪口南岸之大安港，原為中部地區一處貿易口岸，不過因淤積及CE 1911年洪水影響而廢港， CE 1912年即可見海水浴活動），CE 1922年再由大安港庄役場投入設施設備，該地遂成中部各機關團體休閒遊憩熱點。CE 1928年更由臺中州補助更新設備，《臺中州公共浴場及海水浴場休憩所管理規程》頒布後，CE 1933年大安港成為臺灣唯一之州營海水浴場。CE 1923年開始，交通上可利用東洋製糖株式會社月眉製糖所之輕便軌道線接駁。坐火車至大甲驛後，可以選擇搭乘臺車或民營巴士前往。CE 1927年東洋製糖株式會社併入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後不久，原有之輕便鐵道改鋪五分車鐵道，CE 1929年正式通車運轉，終站設大安港驛，而此線路也常被稱為日糖線或大日本社線，針對搭乘的浴客還給予3成折價。而今之大安濱海樂園並非大安港海水浴場原址，而是CE 1980年代遷建至北汕的結果

森丑之助唯一一次參加視察團，到當時日軍佔領之密克羅尼西亞（南洋群島），進行與臺灣原住民族的比較研究

 

CE 1916年：

2月27日，重建姑仔崙警官駐在所於姑仔崙溪與茶茶牙頓溪（巴塱衛溪／大武溪）匯流點上方，原清代溪底營遺址上（茶茶牙頓溪北岸），距離姑仔崙舊社約8公里，CE 1923年再遷建於稜線上之現址

初春，在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運輸課長村上彰一主導下，一項以分擔溫泉遊客人次為目的之鐵路支線計畫（浴場線）－「新北投支線」與「新北投車站」相繼落成

4月10日，黑田長禮從東京出發，11日由神戶港搭乘「備後丸」來臺灣，15日6時抵達，主要目的是參觀在臺北舉辦之「始政20週年紀念臺灣勸業共進會」，並調查臺北、臺南2博物館所藏鳥類標本以及到各地進行鳥類採集。4月27日14時從臺北出發往南部，之後抵臺中。28日，經彰化、南投14時抵集集街。29日，從集集搭臺車經濁水溪、臺灣耶馬溪抵達埔里社，當地鳥類豐富。30日搭臺車抵眉溪，再乘轎子（支那籠）抵生蕃地霧社。5月1日7時從霧社出發，15時抵埔里社，視察蕃童教育所、霧社公學校及霧社蕃社。2日經魚池抵日月潭，18時抵水社住宿新旅館。3日乘獨木舟在附近採集，並到化蕃之曹族蕃社拜訪。4日，經集集抵湳仔換乘輕便鐵道抵二八水驛，在由本線到達嘉義。5日搭乘輕便鐵道至蒜頭，視察明治製糖會社的農場及製糖狀況。6日，經臺南抵打狗。7日上午抵阿阿緱，14時回打狗。8日15時半抵臺南。11日，自臺南出發抵嘉義。12日7時半，從北門搭輕便鐵道出發抵竹頭崎，再沿阿里山鐵道上山，17時半抵達。13-14日，在阿里山採集。15日6時自阿里山下山，17時抵嘉義。16日搭車返回臺北，15時半抵達，結束20天的南部旅行。19日在臺北附近採集，21日出發往北投，14時回到臺北。22日至淡水進行1天之採集，當晚住北投。23日在北投進行最後採集，14時回到臺北。25日從臺北出發至基隆，參觀水族館，16時從基隆搭乘「亞米利加丸」出發，28日抵九州之司門，29日抵神戶港，30日8時40分回到東京。以上在臺共停留41天（認為臺灣交通工具之利用上有利採集，不但獵獲物多且可輕易到達各地），於5月25日從基隆搭乘「亞米利加丸」回京，30日抵東京（《臺灣島の鳥界》自序）。此次來臺共採集39種，總計335隻鳥類，並且出版《臺灣島の鳥界》，且接受總督府囑託整理〈臺北博物館所藏鳥類標本目錄〉，共219種〔經黑田長禮命名之臺灣產鳥類有褐鷽（臺灣特有亞種）、老鷹、珠頸斑鳩（臺灣特有亞種）、蘭嶼角鴞、樹鷚、綠啄花（臺灣特有亞種）6種／鼠類則有山階氏鼩鼱（臺灣特有亞種）、臺灣灰鼩鼱（臺灣特有亞種）、黑背條紋松鼠、菊池氏畑鼠（臺灣特有種）、田鼷鼠（臺灣特有種）5種〕

4月10日〜5月15日，臺灣總督府為慶祝「臺灣始政20週年」，於臺北舉辦「臺灣勸業共進會」，第1會場在總督府各廳舍，加上總督府圖書館（CE 1915年8月9日開館／今博愛路、寶慶路交叉口之國防部博愛大樓，現遷新北市中和區之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作附屬會場，全部展出臺灣本島各廳產物。另在第1會場舉辦臺灣第1次飛機展，且有3次飛行表演。第2會場則設在殖產局林業試驗場〔CE 1911年4月18日創立／臺灣總督府研究所（CE 1909年4月成立）在南門町6丁目臺北植物園內成立林業部，今植物園。CE 1921年8月2日，因統一研究機構，殖產局林業試驗場改為中央研究所林業部。CE 1939年4月，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改制，林業部改組為臺灣總督府林業試驗所，分殖育、施業、利用3科，庶務1課，直到終戰〕，以外地物產為展示重點，參觀期間吸引共80萬9,999人次進場。4月20日，臺北圓山動物園舉行開園式，總督府同時趁機邀請9廳原住民共600人分批抵臺北。24日，展開觀光參訪

6月7-22日，警察本署測量員記守財津久平、測夫浦上仙次郎、殖產局林務課技手伊藤太右衛門（Ito Tayemon／CE 1908年來臺，日治時期臺灣著名登山家，CE 1908年2月首登巒大山，CE 1920年6月與山崎嘉夫Yamazaki等人從太平山循稜攀登南湖大山途中首登巴都諾服山／CE 1942年在〈臺灣林業界の今昔〉一文中回憶道：「當時農業試驗場主事藤根春吉、恆春殖育場之田代安定及臺中縣樟腦局的小西成章有「3奇人」之稱）、礦物課技手魚谷義次等同行，以16天時間完成大南澳山區之調查。6月7日7時半，一行人從臺北搭乘急行火車往基隆，10時再搭奉天丸出港，17時抵蘇澳港，18時乘輕鐵前往宜蘭，抵達時已20時。8日8時，拜會宜蘭廳廳長及警務課，11時半宜蘭出發往羅東支廳，15時羅東出發往蘇澳，17時到達。9日，沿猴猴溪11時半抵東澳、吃午餐，12時半出發登坂往烏石鼻，17時抵大南澳浪速。10日7時出發，渡北溪鐵線橋，經左右山溯南溪右岸前進，17時半抵哥各茲。11日，與金洋社蕃人嚮導等討論行進路線，並編成搜索隊。12日6時半，往比亞豪出發，出漠很溪，在金洋社耕地附近溪邊露營，薄暮時分金洋社土目、副土目前來聊天、喝酒及振舞之後而歸。13日4時半整裝出發，攀爬陡坡望見庫巴博、金洋、巴博凱凱、比亞豪等社。14日，轉往南溪之中的流域視察。15日7時半出發，展望南湖大山、中央尖山、清水山全都映入眼簾。16日，登急坡、越稜線，8時渡過漠很溪，13時回到哥各茲據點，以半天時間洗滌、整理腊葉、閱讀新聞。17日7時出發，下大南澳南溪，傍晚抵海岸分遣所。18日6時半，往南沿海岸線至姑姑子。19日5時半出發，從西北邊密林往西南登上稜線，並尋找水源地，15時入帳篷內。20日6時半出發，循返回大南澳方向前進，17時抵浪速駐在所一泊。21日，上午工作宣告結束，午後解散搜索隊。22日，傍晚17時抵蘇澳。23日，至羅東支廳，15時抵宜蘭廳。24、25日，留在宜蘭廳。26日凌晨3時，從宜蘭步行經大里簡、瑞芳抵達基隆，搭19時火車於20時10分回抵臺北。而伊藤太右衛門將此趟行程以〈南澳蕃地踏查記〉發表在《臺灣農事報》（1916）上，同時伊藤太右衛門在此行程中記錄了44科110餘種植物，包括臺灣山毛櫸之標本〔原金平亮三在CE 1936年由中央研究所林業部增補再版第2版之《臺灣樹木誌》（CE 1933年及CE 1935年金平氏2度來臺做最後的檢討與完稿，而腊葉館主任佐佐木氏其實對本書之完成幫助最大。又有關臺灣樹木之地理分布是本書重要論述，而此書也奠定了臺灣樹木分類的基礎。CE 1860 年，生物學家華萊士（Alfred Russell Wallace）根據動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差異，將馬來半島動物區劃分為兩部分，兩區界線被稱為華萊士線。金平亮三從樹木種類及原生種兩項準則，發現蘭嶼與菲律賓的植物生態相似，與臺灣差異較大，因此主張華萊士線應從菲律賓西方往北延伸，在臺灣與蘭嶼之間增加一條線，成為當時的創新學說／CE 1917年，出版第1版之《臺灣樹木誌》，是以木材解剖為主，嘗試做臺灣樹木分類的工作，也聘請專業繪圖師來做植物繪圖，包括速水不染、高橋精一、真隅大莊、臺籍之王仁禮等人，但這些繪圖師之名字，只出現在CE 1936年第2版《臺灣樹木誌》的序言中，所有插圖都沒有註明繪圖者）中提及「羅東郡南澳蕃地三星山之東方ヤップサライ有產」，但ヤップサライ其實是ヤップラサイ（亞普拉塞yax plasai，是現今山毛櫸步道所在最後一段之稜線。或者更精確的說，是位於望洋山東南側，山毛櫸步道臨南澳北溪源頭起，至銅山、雅音山一線之間山區的稱呼。泰雅語「yax」是下去之意，「plasai」是指「那個地方」。地名之由來，是因泰雅族人由南澳山區至此，開始一路下行至南澳北溪源頭、順溪而行，越過大元山東側鞍部，行經寒溪之後，便能進入蘭陽平原）之誤記，因此伊藤的紀錄將南澳山區之臺灣山毛櫸，發現史往前推了20年〕在內，但目前國內標本館中均未見這批標本

6月，總督府土木局開始負責修築「東海徒步道」（寬度12呎／3.64公尺），首先進行蘇澳至東澳段。至CE 1919年，開鑿完成宜蘭廳轄境之蘇澳至大濁水段。CE 1920年（日大正9年），開鑿花蓮港廳轄境之得其黎至石硿仔。CE 1921年，自石硿仔延伸至大濁水段。CE 1921年3月，大濁水溪橋（長度510公尺）竣工。CE 1922年11月，蘇澳至得其黎間之陸路可徒步通行〔路段約維持在海拔100公尺上下，較先前之沿岸理蕃道路（海拔300-600公尺）下降許多〕。CE 1923年8月，三棧橋竣工。CE 1924年，東海徒步道自三棧延伸至花蓮港。CE 1925年（日大正16年）4月，東海徒步道大致完成，全長約31日里（119.8公里），耗時8年9個月，工費300萬4,132日圓。而漢人移民再度進入東澳與南澳地區，距羅大春開路已隔50年。CE 1927年（日昭和2年），東海徒步道著手改築為可供汽車通行之公路的「蘇花臨海道」（1927.06-1932.05），由南北2端向中點之大濁水推進。CE 1931年6月，開通完工。CE 1932年（日昭和7年）5月，路面改善工程始完成，全長121.2公里（開東海徒步道修築時，今慶安堂所在發生炸藥爆炸，造成工程人員死亡而設立「遭難碑」，下面是殉職者6人名字。光復後「遭難碑」被磨除，重新改刻為「開路先鋒爺」，但石碑人名維持不動。光復後之蘇花公路工程繼續使用此石碑作為傷亡紀念碑，名字向左右方向增刻，乃變成現在的13人。而「開路先鋒爺」當地人稱之「石牌公」）

8月2日，總督府作業所技師綱島政吉組成探險隊，進入大雪山歷50日完成調查。9月19日，歸抵東勢（大雪山伐木要到CE 1950年代才開始）

10月，總督府鐵道部於蘇澳設置蘇花線測量事務所，開始籌畫鐵道勘測工作。CE 1918年元月21日，測量工作完成

12月16日，金平亮三於太平山採集植物標本，共有臺灣胡頹子、香葉樹、玉山箭竹等3種（林業試驗所植物標本館，第1份太平山植物標本）

臺灣總督府興建「桃園大圳」（CE 1924年竣工）

年底，「支廳至西拉歐卡夫尼道路」開工，其中「西拉歐卡夫尼道路」路段〔翻越荻坂山鞍部埡口之後，經由「岩根分遣所」（前身為古白楊第1分遣所／CE 1920年內地化更名，CE 1914年原名「古白楊隘勇分遣所」／岩根為「磐石」之意）、「巴多諾夫隘勇分遣所」（巴多諾夫社）、「岩水分遣所」（馬黑洋社／前身為西拉歐卡第1分遣所）之後抵本道路終點「西拉歐卡夫尼隘勇監督所」〕是利用「奧地道路」加以整修，並至CE 1917年3月30日，全線竣工，全程共26.6公里

花蓮港廳開闢能高越嶺道（舊道）自初音警戒所到木瓜溪中游之巴托蘭警官駐在所，全長約16.2公里之警備道路

今年，日方展開森林調查，為林政奠下基礎。CE 1929年，臺灣總督府公布森林令

今年，六龜里支廳針對布農族「施武郡群」架設電流鐵條網加以「封鎖」，以保護當地三井、櫻井等製腦事業及荖濃溪岸一帶的開墾事業

「中ノ線警備道」約開鑿於今年，完工於昭和年間，道路呈南北走向，由於沿著郡大溪又稱「郡大溪古道」。路線從Qanituan社越過丹大溪，陡上至對岸之Hinukunヒノコン社，再繞過東巒大北（密西可彎、ミシコワン）山西稜緩坡之望鄉Qatungulan社，延伸至八通關越嶺道之觀高警察官吏駐在所，全長共17日里（約67公里），是關門古道與日治八通關越嶺道間重要的聯絡道路，因此被稱之「中ノ線警備道」（拉夫郎ラフラン社是「中ノ線警備道」與「關門古道」間之銜接點部落，更是「中ノ線警備道」的起點）。沿途主要部落有喀塔朗Hatazan社、無雙Imusu社、Masitalum社、本鄉Hunku社、郡大Kundai社、伊巴厚Ivahu社、望鞍Pistibuan社、Qatungulan社、Hinukun社等。CE 1988年由吳澄寬、簡進清2位老師帶領興大法商登山社，走完「無雙至三分所」該段古道

為輸出埔里糖廠所產之蔗糖，修築埔里至車埕之輕便車鐵道。CE 1921年6月，因應日月潭第1發電所的興建，拓寬車埕至二水間的7分車鐵道，銜接西部縱貫線，日後成為集集鐵路支線

今年臺灣總督府鐵道部開始發行《鐵道旅行案內》，至CE 1930年更名為《臺灣鐵道旅行案內》，並不斷增修〔CE 1930年代臺灣已形成具有觀光規模之「觀光空間」（《植民地臺灣と近代ツーリズム》，曾山毅，2003，青弓社）〕直到CE 1942年止共計發行12版（《旅行的視線：近代中國與臺灣的觀光文化》，蘇碩斌，2012，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比較特別的是有詳實的登山資訊（各山脈及各地住宿點）和原住民相關資訊。又書刊對鐵道沿線各站及鄰近景點詳盡介紹，完全可說是觀光介紹之經典範本

新竹廳樹杞林支廳十八兒（シバツー）蕃童教育所第1次舉行學藝會（日人小學校CE 1906年即已開始舉辦學藝會）

臺灣總督府為慶祝治臺20年及促進產業發展，舉辦了臺灣首次大型會展「臺灣勸業共進會」。同年，作為勸業共進會第2會場貴賓接待所的「迎賓館」也正式落成。展覽結束後，這棟主體為二層樓的木造建築改作「商品陳列館」使用，其後又變更為總督府營繕課辦公室。二戰結束，政府在植物園周邊設立南海學園。CE 1955年沿用此植物園內日式兩層樓木造建築為館舍創立了「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CE 1957年更名為「國立歷史博物館」。CE 2019年，史博館啟動「修復及再利用工程」，工程人員發現館舍建築不少隱蔽處有歷次修改建的痕跡，秉持守護歷史建築精神，將施工過程發現之遺構殘件進行記錄歸納，再透過歷史文獻、影像圖片等資料逐一比對與考證，決定變更施工設計，將新發現的遺構以現地展示的方式保存。史博館「修復及再利用工程」期間，在結構補強、改善機能外，也加強空間開放性，並開始「想想歷史」公共藝術計畫，啟動民眾參與。同時秉持永續發展精神，使用對生態環境友善工法進行牆體彩繪、屋瓦整修，更針對舊建材再利用不遺餘力，將整建過程卸下的舊屋瓦、舊大理石等建材，透過創意設計賦予新生，盡力找到保存歷史與修復工程間的雙贏作法

 

CE 1917年：（日大正6年）

元月8日，爆發「丹大殺警事件」（也是布農族人突破日警在花東一帶設下警備線的抗爭行動之一），巒社群人指稱受到郡社群之逼迫，才會聯合襲擊丹大駐在所殺害警察。南投廳乞援桃園、新竹和臺中3廳，急調警部警員238人及砲隊等合計456人，集合集集支廳組成搜查隊，前往支援，警務課長金子惠教任隊長。11日，啟程往丹大方面進攻。13日，展開搜索並占領哈哈比Hahabi高地（於哈哈比社架設砲臺），且燒毀丹大社人糧食、房屋，解圍丹大駐在所。21日，丹大社頭目單身出於駐在所乞降

2月10日，林業試驗場之田中市二來至太平山採集，但無特別發現

2月，佐佐木舜一來到太平山，採集了第1份標本臺灣樹參。3月22日，又在太平山採集了日本金粉蕨與日本商陸（林業試驗所植物標本館）

3月11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殖產局林務課與專賣局之中井宗三〔Sozo Nakai╱1883-1920╱CE 1906年來臺，入民政部殖產局林務課任職。CE 1912年，進入專賣局腦務課任技師。CE 1914年，出版《臺灣林木誌》╱CE 1915年元月，於大湖桶山製腦地採得茶科新種日本山茶（Thea nakaii Hayata），又於4月在大南澳採得殼斗科新種菱果石櫟（Lithocarpus nakaii Hayata）╱CE 1920年元月4日，可惜年僅37歲即病逝臺北醫院。《臺灣日日新報》於CE 1920年元月11日，以「林業界樟腦界之貢獻者」為標題來肯定其貢獻〕在營林局太平山作業地，即太平山西東發現一大檜林（第1批「眠腦、Minnao╱意為一片森林茂密的地方和蓊鬱之綠、森林蓊鬱茂密之處和無窮盡之綠」木材於今年運出，透過蘭陽溪天然水力，從土場「管流」至員山貯木場，短短20年砍伐殆盡。CE 1937年起，伐木重心轉移至萬石山區，並興建新太平山聚落群，即今日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服務中心之所在）

3月，總督府警視江口良三郎主持「藩務協議會」於鐵道飯店，會中阿緱廳警務課長報告「浸水營越嶺道復舊計畫」（其中也曾提及浸水營對牛隻輸送的重要性）

4月10日，靜修女中（La Beata Imelda真福嚴美黛）開始營運，由道明會傳教修女會負責，招入240名女學生

4-5月，早田文藏與佐佐木舜一至花蓮港廳管內之內外タロコ（Taroko）地區、宜蘭廳下太平山、桃園廳下三光（高崗蕃地）調查森林植物，總計25天的採集行程

4月22日，佐佐木舜一自基隆港出發，23日抵花蓮港。25日早田文藏抵花蓮，2人會合後立刻出發至新城，並往返陶塞社，然後橫斷得其利溪（今立霧溪）往東海岸之斷崖難行山路挺進，夜宿清水。26日再越過清水山的突角出姑姑子（今和平），接著從大濁水溪涉過巨浪險岩拍擊之縱斷海岸走到浪速（今大南澳朝陽里），最後經烏石鼻、蘇澳而到達宜蘭住宿。又從宜蘭上溯濁水溪（今蘭陽溪）經吧哩沙（今三星）、濁水（今樂水村）、土場進入太平山營林菊事業地內，而詳細調查附近之森林植物。再下到濁水，渡過濁水溪前往宜蘭、桃園2廳的蕃界，沿著隘勇線上到蹦蹦山（今芃芃山）上，憑弔當年之古戰場，附近林相一覽無遺。下到西村合流點後進入桃園廳內。經過有名的高崗蕃地、萱原，沿高崗溪進入高崗社，最後由角板山下桃園，於5月14日回到臺北（〈花蓮港廳管內外タロコ、宜蘭廳下太平山方面及桃園廳下がオがン蕃地森林植物に就て〉，1928／《被遺忘的日籍臺灣植物學者》，吳永華，星辰，1997，P.264-265）

4月23日，早田文藏從高雄搭船，繞過臺灣南端北上花蓮港，林業試驗所人員佐佐木舜一已事先在那等候，這是早田文藏第2次來到宜蘭〔第1次則是CE 1916年5月11日，早田文藏從小南澳循著打狗溪而上雙生腳（Soseikyaku）監督所（烏帽山東南側╱於此採得新種有臺北附地草、細赤箭、臺北堇菜）。12日至蘭崁（Rankan）監督所，並登上蘭崁山頂（採得新種5種，均以「蘭崁」來命名）。13日再下大南澳監督所。14日北返時，從浪速（蘇澳鎮朝陽里）沿臨海之大南澳警備道，抵烏石鼻（Ochobi）駐在所（採得4個新種，特地以Ochobi來命名），再下至東澳留宿。15日經東澳Tanno（採得桑科新種濱榕Ficus tannoensis Hayata）、烏岩角駐在所、猴猴溪Kaukaukei（採得桑科新種大冇榕Ficus kaukauensis Hayata，又稱稜果榕）駐在所、圳尾溪駐在所、白米甕至蘇澳〕

4月25日，臺灣總督府囑託之早田文藏理學博士與佐佐木舜一2人碰面後，一起進入花蓮港廳新城支廳〔經新城、巴達岡進入內太魯閣、陶塞社（請族人代登南湖大山而採得「南湖杜鵑」之模式標本，現藏林業試驗所植物標本館），出新城，沿清水斷崖挺進，在清水過夜，隔天北上一路經姑姑子、大濁水溪走到南澳、浪速，最後經烏石鼻、蘇澳抵宜蘭╱曾於清水斷崖發現綠赤柏〕、宜蘭廳羅東支廳〔次日又上溯蘭陽溪，經叭哩沙、濁水、土場進入太平山營林局事業地內調查，然後沿隘勇線（即桃宜橫斷線）越過芃芃山（2人於此採得3個新種，包括臺灣胡麻花、涼喉茶、臺北堇菜），下至西村合流點後進入桃園廳，再經萱原（北橫通車後改名萱源），沿高崗溪進入高崗社〕、桃園廳高崗支廳之各管轄區蕃地調查森林植物（這些標本現藏臺北植物園內之臺灣林業試驗所標本館）。26日宿巴達岡，27日走錐麓大斷崖，28日拜訪永井國次郎內太魯閣支廳長（1914.09-1920.09），宿陶塞警戒所（今竹村／曾派蕃人攀登南湖大山採集植物，但沒有得到很好成果），29日經瓦黑爾臺（後改為梅園駐在所），夜宿塔比多。30日東出而行，經東麓分遣所，夜宿巴達岡。5月1日，早田一行抵新城，2日北上，經富世、清水至姑姑子社，3日涉大濁水溪（今和平溪）至海岸（今南澳鄉海岸社區），4日至烏石鼻，5日抵蘇澳，經三星、濁水，從多望（tabo）進入太平山。接著2人再從濁水走隘勇線，經芃芃山至西村合流點，再經萱源到ガオガン社（今桃園三光），抵高義蘭、角板山，最後由角板山下桃園，於5月14日回到臺北（《立霧注》，李瑞宗，內政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2022，p.14-15）

5月7日，佐佐木舜一陪同早田文藏來到太平山，採集到石竹科、胡頹子科之臺灣特有種網脈繁縷（Stellaria reticulivena Hayata, 1918）、慈恩湖頹子（Elaeagnus grandifolia Hayata, 1920）。CE 1918年9月，佐佐木舜一發表〈花蓮港廳管內外タロコ、宜蘭廳下太平山方面及桃園廳下ガォガン蕃地森林植物に就て〉（《臺灣博物學會會報》，第37號，大正7年9月）。其中在內外タロコ地區發現6種新植物，包括大葉石楠、紅花柿（Diospyros sasakii Hayata／在巴達岡採集，以佐佐木為種名）、太魯閣櫟（也在巴達岡採集）、臺灣糯米條、綠刺柏（以上2種在富世至清水途中之石硿仔古道採集）

5月23日，總頭目Baiyas Nomin率領羅卡火社、野馬敢社及基納吉部落田埔社，襲擊賽夏族大東河（Waro）社。24日，再襲擊霞喀羅警戒所至萱原分遣所之間的各分遣所，奪取槍枝和彈藥。25日，北埔支廳派遣130人之搜索隊討伐霞喀羅部落各社，總督府又從宜蘭及屏東調來412名警力，最後日警死傷171人，終於佔領霞喀羅溪源頭，以及兩岸之各要害地。而五峰鄉泰雅族霞喀羅部落（Shyakaro／Syakaro／石加祿／石加碌／Sykaru'）4個社社眾，大多逃往南方北坑溪上游和馬達拉溪上游之兩岸山坡地，少數逃到屬於尖石鄉泰雅族基納吉（Kinajii、Kinary、Kijnarij、Kemari、Kmary／金孩兒、京孩兒）部落之薩克亞金（白石）社一帶藏匿。7月19日，霞喀羅部落社眾表明和解，日警則於8月1日撤退，史稱「第1次霞喀羅事件」。9月8日，在新竹舉行「和解歸順儀式」。9月22日起，警方在白蘭警戒所至霞喀羅警戒所之間的警備線上，動工設置通電鐵刺網，於11月3日完成

6月，浸水營道路展開第3次整修（阿緱廳「浸水越道路復舊計畫」），分別是浸水營越嶺道東段與西段道路。6月15日至7月24日期間，由巴塱衛支廳長妹尾半助警部施工整修受戰火破壞之浸水營古道東段部分，共完成16.5公里。6月21日至7月21日期間，阿緱廳則由崁頭警官駐在所起工，共修路20公里。並建加羅板吊橋與姑仔崙吊橋（鐵線橋／以連接茶茶牙頓溪北岸之姑仔崙警官駐在所）

7月25日晚上10時，臺北中學校一行23人由臺北出發，經深坑、石碇、26日抵坪林尾。27日經礁溪、宜蘭抵達叭哩沙（17時抵吧哩沙支廳之吧哩沙俱樂部夜宿╱三屋靜將此段行程以〈蕃山行〉發表於該年9月號之《臺灣教育》雜誌）。28日6時50分出發入山，7時23分乘臺車抵天送埤，9時26分抵牛衝鬪（牛鬥），11時45分抵芃芃溪駐在所，17時48分抵旗山聯隊本部，18時25分抵漆崎山，18時45分抵芃芃山最高地，19時抵芃芃山警戒所過夜。29日10時20分抵西村分遣所，再經巴壟山砲臺抵高崗一泊，30日從角板山下山

7月26日〜8月15日，日本陸軍「氣球研究會」來臺舉辦「耐暑飛行試驗」，實為「飛機轟炸表演」之飛行，各地駐在所職員奉命召集轄內庄民及原住民，集中帶至適當地點觀覽，且有專人講解，這應是臺灣官方第1次的空炸場面（「參觀表演」之用意在「威嚇」原住民乖乖聽話，而對於未歸順者，則實施威嚇飛行及山區投彈）

7月8日，任職殖產局林務課及林業試驗所之山崎嘉夫（Y. Yamazaki）抵宜蘭，即前來太平山視察，13日始下山，其間採集了鞘翅目新種之太平山長小蠹（Platypus taiheizanensis Murayama, 1932）正模式標本，所以他應該是太平山昆蟲採集第1人

7月間，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之青木赳雄［Takeo Aoki／CE 1917年為進行淡水魚調查到宜蘭廳叭哩沙支廳，在與四季警戒所巡查津崎有松聊天時，聽說泰雅族人時常捕到像鱒魚一樣的魚，因此請津崎君代為寄送標本，經青木氏檢視後發現牠與日本內地產之鱒魚不同，可能會是一新種，於是寫信告訴美國的大島氏，大島也將此事向喬丹博士報告，但喬丹認為臺灣在熱帶地區不可能。CE 1918年大島回臺拿到標本，且將其形態及繪圖寄給喬丹，而喬丹認為這是魚類學上的珍貴發現，並命名為一新種臺灣鱒（Salmo Formosan Jordan & Oshima），CE 1919年大島聽說此魚體側有紅斑，乃認為牠與日本南方之鱒魚—琵琶鱒應屬同種，而更名為Oncornhynchus formosanus（Jordan & Oshima），CE 1923年報告中，大島氏稱之「次高鱒」。CE 1935年大島來臺舊地重遊，在大甲溪實地採集許多標本時，發現該魚並無體側紅點，只有不顯著的淡紅色縱帶，乃斷定和分布日本北方之陸封型櫻花鉤吻鮭Oncornhynchus masou（Brevoort）相同，因此O. formosanus變成O. masou之同種異名。CE 1938年天然紀念物調查委員會委員儀喜宣、中村廣司建議將之指定為天然紀念物加以保護。而CE 1915年青木氏曾因山地戰事有功，以「宜蘭廳巡查」身分獲總督府敘獎］前往天送埤，巧遇至叭哩沙支廳洽公的四季薰警戒所巡查津崎友松，被告知蘭陽溪上游有像日本內地一樣的鱒魚（櫻花鉤吻鮭，現則分布在大甲溪上游之溪流中），乃委託友松巡查寄1尾樣本至臺北。青木赳雄乃寫信給正在美國加州史丹佛大學攻讀魚類學博士之同事大島正滿（CE 1918年學成回臺灣），且在今年11及12月發表〈臺灣にも鱒を產す〉與〈臺灣にて鱒の發見〉於《臺灣水產雜誌》與《臺灣博物學會會報》上

8月，兒玉源太郎促成「廈門博愛會」之成立。CE 1918年3月，廈門博愛會醫院開業

日本陸地測量部在玉山頂上設立1顆一等三角點，CE 1924年海拔高度測量為3,950公尺。CE 1957年，美國遠東陸軍製圖局測得玉山高度為3,997公尺

8月間，臺北中學校（臺北第一中學，今建國中學）教師三屋靜〔1881-1940╱CE 1924年，出任嘉義中學校校長，其子三屋秋策曾於CE 1938-42年間擔任蘭陽高等女學校（今蘭陽女中 ）首任校長〕在《臺灣日日新報》發表〈叭哩沙から角板山まで〉紀行文

9月15日，花蓮港廳開闢能高越嶺道舊道〔名為「初音奇萊橫斷道路」，經過奇萊裡山而非能高山，路寬4公尺。舊道在今道之北，以奇萊南峰東側之「聯帶山（今奇萊裏山）鞍部」為州廳界越嶺點，在今能高鞍部（海拔高度2,802公尺，西側為濁水溪上游支流塔羅灣溪舊稱布卡桑溪源頭，東側為木瓜溪上游支流丸田溪又稱檜林溪源頭，鞍部旁原設紀念CE 1918年因公殉職之賽德克族郵件遞送員Awui Watan瓦旦、CE 1921年2月12日護送郵件因大風雪而凍死之聯帶山駐在所巡查中野順作、CE 1930年丸田榮太郎巡查因修電話線墜崖等之紀念碑，但均遭破壞只剩基座）北方約4公里處，海拔高度3,307公尺／路線高程較現有嶺道高出約200-500公尺，且道路定線儘量在稜線上開路而非山腰（不須架設太多鐵線吊橋），因此走向開闊、路基不易崩壞是其優點。惟路徑較長、越嶺點太高、冬季積雪難行，是故CE 1925年另開一新道從能高山鞍部替代此路，而舊道上的3個駐在所（聯帶山、森中、朝日）不再使用，東段上的駐在所因而改為東能高（檜林）、奇萊（奇萊壩）、坂邊（磐石）、桐里？、瀧見（龍澗）、烏帽、銅門、初音（干城）／CE 1937、1941年之改善工程，乃是為未來能當作自動車路（公路）使用，投入許多人、物力來建設／CE 1950年，臺灣電力公司架設69kV東西輸電線，便利用該條路基，東段以銅門為起點，至縣界共長44公里530公尺，為當時連絡東西部唯一之橫貫道路〕初音駐在所到中央山脈主脊路段動工，全長約48.6公里，CE 1918年6月30日完工，由梅澤柾警部率領日本警察、漢人隘勇及泰雅族原住民所開（日警與職工22,000人、挑夫30,000多人），總工程費42,000多日圓，為日治時期第1條完工之東西橫斷道路〔全長約81.2公里，臺中州至花蓮港廳之州廳界以東到初音長51.8公里、以西至霧社32.6公里。霧社至埔里（能高郡役所）鋪設有臺車道，而從初音到銅門的道路也鋪有臺車軌道〕

10月11日，臺中州開闢南投霧社（駐在所）至州廳界段（又稱能高橫斷道路西段）動工，全長32.7公里，CE 1918年5月8日完工，總工程費37,327.92日圓，所屬有4個駐在所：博阿倫（波阿隆／Boalun，後改名富士、富士見）、屯巴拉（屯原／Tnpara／トンバラ）、尾上（霧社事件被燒毀，重建移置今雲海保線所）、能高〔橫斷道路西段由霧社起，經荷歌（ホーゴー、櫻社／今春陽部落）、博阿倫（ボアルン、富士社／今廬山部落)、屯原（トンバラ）、富士見、尾上、松原、到達能高駐在所。再沿中央山脈主脊東北行，經海拔3,307公尺之州廳界、奇萊裡山，東轉沿稜線下行，經聯帶山駐在所、森中駐在所、柴田山、朝日駐在所到達天長溪畔的奇萊溪駐在所，再上行至天長山駐在所、經萬兩林及曲水駐在所、巴托蘭（パトラン）警戒所、石門橋、科羅拜社、萬代橋及銅門警戒所，最後到達初音（今吉安鄉干城村）〕

10月，「花蓮港電燈株式會社」成立。CE 1919年12月，砂婆礑第1發電所（花蓮港第一水力發電所）興工。CE 1920年4月25日，「花蓮港電氣株式會社」成立。8月，花蓮港電燈株式會社合併於花蓮港電氣株式會社，同時砂婆礑第1發電所一部機（#1號／水輪機為橫軸法蘭西斯式，發電機為日立製造／二戰後，砂婆礑第一水力發電所由臺電公司接手修復並繼續發電，後續停止商轉，原址廠房目前已無遺蹟可見）竣工發電，裝置容量200瓩，提供花蓮港電燈主要電力。CE 1922年3月，花蓮港電氣株式會社合併玉里電燈株式會社（CE 1919年成立），9月再合併鳳林電燈株式會社（CE 1922年成立），成為東部臺灣電力界之霸主。CE 1926年12月，砂婆礑第2發電所興工。CE 1928年元月，砂婆礑第2發電所一部機（#1號／水輪機為橫軸佩爾頓式，發電機也為日立製造）竣工發電，裝置容量400瓩（砂婆礑第2發電所戰後初期因地理優勢，距市區僅7公里，乃成為花蓮市燈火的保障）

12月22日，設立法國傳教士佛歐里Faurie之長州花崗石紀念碑，於臺北林業試驗場植物園內揭幕，但戰後之今日早已不知去向

12月25日，八仙山駐在所夜即甚寒。26日，降至攝氏3.3度，是日治領臺以來第3低溫。CE 1901年2月13日，臺北曾有零度紀錄，其次CE 1906年2月5日的3度。CE 1923年1月27日，八仙山駐在所氣溫3.9度。CE 1924年11月17日上午，八仙山製材所氣溫3.9度，頗為寒冷並降霜

今年至少舉辦了7次島內原住民觀光，人數達1,305人。另有1次短程觀光，年初元月11-12日間（2天1夜遊），宜蘭廳原住民共計240人參加，至宜蘭廳拜會、參觀街市、羅東支廳製糖廠

臺灣總督府自今年起確立開鑿山地道路之政策，著手進行中央山脈橫斷道路及其他幹線的開鑿工作，如CE 1917年能高越道路、CE 1919年八通關越道路、CE 1921年埤亞南越道路、CE 1922年？（CE 1923年3月完成）大甲溪道路｛松鶴-環山／中橫上線上方約100公尺處，從哈崙臺〔哈崙臺部落位居大甲溪右岸，松鶴部落稍上游接近谷關處，當地泰雅族人祖先原居南投縣境泰雅族源地Mstbawn部落，因日本人沒收槍枝，為求狩獵謀生，遷移至Pesyux部落（今谷關以東的青山）。CE 1920年，莫那‧魯道在日人以番治番政策驅使之下率眾攻打 Pesyux，史稱薩拉矛事件，又稱青山事件，Pesyux 族人傷亡慘重，被迫再次遷徙到今天的哈崙臺，日本人把原屬德芙蘭部落的水田賜給他們，因當地散布山黃麻（Halung），故命名哈崙臺部落〕至梨山，沿途有9座人行吊橋，而步道在崖頂岩壁，寬約90公分，雖驚險小孩亦可通過／理蕃警備道路，與埤亞南越道路相接｝、CE 1924年北坑溪道路及內本鹿道路、CE 1927年關山越道路（今南橫）等。而日治時期臺灣重要之跨州廳山地警備道計有10條，由北而南依序有拉拉山警備道、角板山三星警備道〔芃芃越嶺路╱自羅東郡芃芃社入山，途經小林、瀧上、大正、池端（今明池）、田丸、西村駐在所，然後進入新竹州境內。CE 1915年4月，開始施工。CE 1922年，完工。CE 1966年4月，臺7線北橫公路完工取代之而荒廢〕、埤亞南越嶺警備道〔（於CE 1920年11月23日開工，CE 1921年3月31日竣工，蘭陽溪側之宜蘭段全長共8里（約32公里），路寬不一約2-6日尺（0.6-1.8公尺），坡度在1╱10〜1╱50之間，有吊橋8座。本道路通往霧社，全長24里〕、合歡越嶺警備道、能高越嶺警備道、八通關越嶺警備道（CE 1921年3月21日全線完工）、關山越嶺警備道（CE 1926年元月開始興建，CE 1931年全線完工，並且每5-6公里處便設有一警察官吏駐在所，共32處）、內本鹿越嶺警備道〔CE 1926年11月中旬？動工，是19世紀臺東布農郡社群（施武郡群）沿鹿野溪上游向東越過內本鹿山、出雲山，再沿馬里山溪（濁口溪上游）向高雄擴散之路廊，主要為下3社萬山部落為遷村至濁口溪前使用／CE 1924年依據布農族的聯絡山徑開闢「內本鹿越嶺道」，自臺東廳北絲鬮（今卑南鄉初鹿村）起，沿北絲鬮溪（鹿野溪）西行，經過內本鹿地區，於薩庫薩庫（サクサク）鞍部越過中央山脈，至高雄州屏東郡的藤枝，全長約126公里，道路寬3-6尺。CE 1924年從北絲鬮溪分遣所開始，沿途設置溫泉、清水、松山、嘉嘉代及桃林處駐在所。CE 1925年繼續延伸至中央山脈之州廳界鞍部，並加設橘、壽、常盤、朝日及出雲等5處駐在所，於1926年完工。西段高雄州境內的道路（石山林道前身即是內本鹿警備道西段）闢建則是從1924年11月16日開始，至CE 1928年完成從藤枝至州廳界鞍部之道路，沿線設置頭前山、溪南山（石山林道12K）、石山、瀧見、檜山、日の出、見晴等7處駐在所。內本鹿警備道路在藤枝附近銜接CE 1916年竣工的六龜警備道（六龜警備道屬於隘勇線，呈南北向，然並非沿著等高線開闢，而是依稜線、串聯山頭開設，因此路線坡度上上下下。全線架設通電鐵刺網，目的為了隔離布農族對於採樟腦事業的衝突。全長約58公里，北起桃源之日本橋分遣所，南至濁口溪溪口的大津分遣所，密集設置54個駐在所或分遣所，平均每1公里就一處駐在所，與其他東西向之越嶺道平均4公里一處駐在所的規劃不同。特別的是，駐在所名稱是沿用日本江戶時期之驛馬道「東海道」沿途53處驛馬站與宿場的名稱，按原順序完全套用在六龜警備道之駐在所，再加上北面起點的「日本橋」駐在所，六龜警備道總計54處駐在所。不只拉荷•阿雷與阿里曼•西肯曾經前往「興津駐在所」出草，連臺東的拉馬達星星都曾經從施武郡到「上寶來駐在所」進行報復行動，而施武郡到六龜警備道之路線，後來被總督府開闢為「內本鹿警備道」），可南下至濁口溪北岸之大津，西北越過寶來溪到喀尼（桃源雁爾社）的日本橋，再接上CE 1931年完工之關山越嶺道，臺東的拉馬達星星就曾經從施武郡到「上寶來駐在所」進行報復行動。布農族之抗日行動是總督府「理蕃政策」最大障礙，陸續建設六龜警備道、內本鹿警備道與關山越嶺道，3條路線圍堵深居高山峻嶺的布農族，迫使布農族於CE 1933年「歸順」〕、知本越嶺警備道〔原是好茶支系阿禮部落之狩獵及東邊貿易路線，日治末期（CE 1927年？）拓建為知本越嶺道（又稱鬼湖越嶺道），自三地門（水門）經馬兒（Valjulu）、達來（Djaljadjaljai）橫貫霧臺鄉至臺東知本〕、浸水營越嶺警備道。又宜蘭3大聯絡各族群之山地警備道路為溪頭群－埤亞南越嶺警備道、卡奧灣群－角板山三星警備道、南澳群－比亞毫警備道

臺北大龍峒保安宮進行木作修築時，由陳應彬及郭塔「對場」，相傳郭塔意有為平，乃於大殿斗栱以「諸葛葬七擒孟獲」為題，雕出「假獅破真獅」5字，取「獅」、「師」諧音，諷喻世人有眼無珠，滿滿戲味從戲裡擴散至戲外

大谷光瑞〔1876.12.27-1948.10.05，日本華族，淨土真宗本願寺派（西本願寺）第22世法主，CE 1903年繼承法燈而襲爵，作為推動本願寺近代化、教團改革之繼任者，足跡遍及歐亞。旅英期間成為倫敦皇家地理學會會員，以佛教尋跡之名組織「大谷探險隊」，與西方探險隊分庭抗禮，3次遠征西域取得重大考古發現。CE 1914年因本願寺龐大負債引發的貪污事件引咎辭去法主和爵位，之後住在上海法租界時與孫文往來，出任孫文政府最高顧問。他素以「開墾者」自居，高舉「進出南洋」旗幟，鼓吹日人投資南洋，在馬來半島、新加坡經營橡膠園，培育大谷學生成為日後解放歐美殖民地所需之農經人才。 CE 1947年才被允許回國，次年病逝於大分縣別府市〕受臺灣總督府邀請第1次訪臺。 CE 1920年從總督府殖產課收取6,000日圓補助金在爪哇發展香茅園。CE 1930年12月接受石塚總督邀請、招待，他表示希望能進行熱帶植物研究。CE 1935年第3度抵臺，在殖產局官員陪同下，進行10天全島產業調查，訪問日月潭時投宿涵碧樓（CE 1923年裕仁皇太子臺灣之旅曾下榻），對貓蘭和鹿篙之阿薩姆紅茶、山茶園給予「不輸外國茶」的高度評價，離臺前在臺北西本願寺舉行「臺灣の經濟價值」演講，返國後為趕在熱帶產業調查會前發表，於京都住所三夜莊內閉關40天時間寫成《臺灣島之現在》一書，作為臺灣產業發展的指南。10月調查會閉幕後，首先考察永靖庄柑橘園以及角板山、平鎮庄之製茶工場，他主張山地開發首推茶葉。CE 1936年表示將遷居高雄，且已購置大武山的山茶園，10月開始採收日月潭及大武山山茶進行製茶試驗，同年另購得埔里街70甲第開闢茶園。又在州知事內海忠司協助下，購入大港埔住宅用地與鄰近12筆土地，而逍遙園〔Shoyoen／CE 1936年10月完成別邸設計圖，原定CE 1937年春天完工，而CE 1939年7月11日始取得臺灣製糖株式會社位於大港埔30番地之旱田，開始興建熱帶農莊別墅，但因中日戰爭爆發使得宅邸直到CE 1940年才大致完工，11月1日在高雄舉辦3天新居落成餐會、演講會，並公布逍遙園名稱，被報紙譽為「高雄的新名所」、「大谷式近代文化住宅」。中日戰爭結束前，他僅入住逍遙園5回，熱帶農園夢終畫下句點。戰後CE 1949年7月，農園土地與4座建築由「國防部陸海空軍第二總醫院」（陸軍802醫院）接收，作為軍眷之居住區「行仁新村」，初期幾任院長均以逍遙園別邸作為官舍之用，但未曾擴建。CE 2017年8月中旬，逍遙園開始為期3年的修復工程，CE 2020年11月1日開放參觀〕整地、建設等事務則由秘書廣瀨了乘負責，並在大阪招募派往臺灣實習之大谷學生，做為草創時期的開墾人力。CE 1937年赴臺東考察，致贈800顆可可豆種子給臺東農試場培育，同年赴臺南農試場參觀試驗成果，並捐贈具防風固砂效用的牛角瓜，三浦博亮場長將之應用於臺南州沿海地帶

 

CE 1918年：（日大正7年）

元月22日，英國植物學者威理森〔Ernest Henry Wilson，1876-1930／接受Veitch商會囑託深入中國內地進行植物採集與研究，11年間（1899-1910）共來回4次（湖北宜昌、四川江津府及西部、湖北宜昌及西部、四川成都），後2回（1907-1910）探險採集資料，以《Plantae Wilsonianae》全3卷（凡2000頁）之大著呈現／CE 1927年，繼美國植物學家查爾斯•薩金特（Charles Sprague Sargent，1841-1927，第1任哈佛大學阿諾德Arnold樹木園園長）接任阿諾德樹木園園長，出版《Plants hunting》2大冊，是他在世界各地進行植物探險旅行時之回憶紀錄，其中第2卷第4部分第45章（p.169-182）是有關臺灣之部分，名為〈Formosa—Pearl of the Orient〉，主要描述從阿里山攀登玉山，以及橫越東部清水斷崖之印象最深刻情景／為紀念威理森而命名之臺灣植物有：威氏冬青、魏氏胡頹子、臺灣粗榧、臺灣黃杉、臺灣黃蘗、威氏耳蕨、金平杜鵑／CE 1918年春季，金平帶領威理森曾往新店與烏來一帶，發現金平杜鵑（Rhododendron kanehirai Wilson，今稱烏來杜鵑），並在CE 1921年發表於他與Alfred Rehder合著之杜鵑花專書中，且發表至今已100年／CE 1920年，曾說：「東亞最好之森林以及加州之外世界最巨大與拔尖的針葉樹，都在臺灣島的群山之上」／CE 1922年發表臺灣樹木地理學的分布概說〕從日本前來臺灣，專門從事森林植物，尤其是松柏科植物之標本採集與研究（〈植物學者來往〉，臺灣博物學會會報，1918），由金平亮三及助手佐佐木舜一［Syuniti Sasaki／1888.08.18-1961.09.26／CE 1906年來臺，初任基隆郵便電信局郵便課，擔任通訊事務員。CE 1909年（日明治42年）5月，轉任殖產局農務課雇員，同時兼任殖產局博物館雇員。CE 1909年10月，佐佐木氏（第1次）與東京天文臺高層氣象觀測隊之一戶直藏、小倉伸吉、大隈鴻一等3人同行，溯陳有蘭溪而上登頂新高山（玉山）。第2次是在CE 1918年10月，藉英國森林樹木學者威理森 Wilson氏來臺之機，由金平亮三（臺灣總督府林業試驗場場長）、永山止米郎、柳田由藏、山下新二及其本人（臺灣總督府技手）陪同由阿里山登新高山（以上2次登頂經過詳述於〈新高探險の懷古〉，《臺灣山岳》第3期）。第3次是在CE 1923年12月，和當時還在東京帝大的山本由松理學士由水裡坑之新道路（八通關越道路）上山（11月10日由臺北出發，再從臺中州新高郡之水裡坑下車，通過陳有蘭溪合流點，夜宿內茅埔。又經過楠子腳萬臺地，夜宿東埔社。經斷崖絕壁抵樂樂、對關，夜宿觀高。出八通關望見遼闊草原，最後沿荖濃溪攀上新高山頂。其中山本氏進行分類學方面之觀察，佐佐木氏則從生態學方面的新研究著眼。佐佐木氏第3次攀登新高山發表〈新高山の植物帶竝其生態學的觀察〉，CE 1924年《臺灣博物學會會報》第13年第69號）。他跟隨川上瀧彌、早田文藏、金平亮三等學者一起調查，CE 1918年6月任職臺灣總督府技手，CE 1920年以後發表許多重要植物論文、報告與書籍，且專注於中央研究所林業部腊葉館標本的蒐集、建置與擴充，奠定今日（臺灣省立）林業試驗所植物標本館（CE 1904年成立，位於臺北植物園內）之雄厚基礎，著有CE 1922年《新高山彙森林植物帶論》、CE 1928年《臺灣植物名彙》、CE 1930年《臺灣總督府林業部腊葉館目錄、林業部腊葉館植物標品目錄》，因此他是從殖民地臺灣培育出來的植物分類學者。CE 1940年升任位於屏東之臺灣總督府熱帶特用樹種栽培事務所所長。太平洋戰爭期間，被陸軍派往爪哇島之莫哥魯市任林業試驗場場長，CE 1946年5月回到日本，任職鹿兒島縣日本香料藥品株式會社種子島農場，CE 1959年春天，因病返回大分縣故鄉療養而黯淡終老］、島田彌市［Yaichi Shimada／1884-1971／CE 1903年3月熊本農學校畢業，CE 1904年3月因其師川上瀧彌（同時間也來臺擔任臺灣總督府技師）之關係而來臺，擔任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場勤務（CE 1906年農業試驗場出版《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即為其處女作，接著從CE 1909-1914年間，經常於《臺灣博物學會會報》上介紹臺灣的果物）。CE 1907年3月又再次渡臺任職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農務科技手，並從事自CE 1905年開始之臺灣植物調查事業（以柑橘類為例，經島田等人從CE 1915年起的5年調查，共發現臺灣柑橘類有18種及6變種，早田博士也將之記載於CE 1919年3月刊行之《臺灣植物圖譜》第8卷中），直到其恩師臺北博物館長（CE 1915年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早期稱之，後CE 1949年臺灣省立博物館，今CE 1999年國立臺灣博物館）川上病逝後，整個植物調查事業才移轉至營林局，由金平亮三技師續任主任，而島田氏也在營林局兼務。整個熱潮隨早田文藏之《臺灣植物圖譜》全10卷於CE 1921年完成後稍見平緩，島田則（於CE 1922年3月）前去新竹州任職（以總督府州技師轉至新竹州內務部勸業課，任職期間主要著作有CE 1925年《蓪草栽培法》及CE 1931年《臺灣の椪柑》2冊，CE 1932年3月16日離職，結束在新竹州10年的歲月）。CE 1920年9月升任臺灣總督府技師，兼任園藝試驗場主任。CE 1932年9月任臺北州囑託之農業傳習所（位於大屯山南麓之三角埔部落）所長（至CE 1944年3月依願退職共12年，之後轉任臺灣農業會技師，最後在CE 1946年3月22日離職）。CE 1946年4月3日，從基隆搭乘美國登陸船，4月15日回到種山村老家任自耕農。CE 1967年8月，曾來臺灣舊地重遊1星期／佐佐木氏熱愛山林，可謂學術研究登山之典型人物，而其最後一篇論述，是在CE 1939年所發表的〈臺灣植物の概觀〉（臺灣總督府博物館30年紀念論文集）］接待。26日，由臺北出發登上阿里山。2月13日，回到臺北。3月1日，前往南投廳之能高山、奇萊主山（登上南峰）方面之中央山脈。13日，回到臺北。17日，進入宜蘭廳，經由太平山（3月21-24日）、坪林尾，於26日回到臺北。4月3日，前往草山。4日，前往新竹廳視察臺灣黃杉。9日，回到臺北。4月15日，搭船往東京。秋季，再度來臺。10月21日，大隊伍從阿里山出發，經鹿林山、新高前山野營，而登上新高山（11月11日／當天正好是第1次世界大戰停戰日）。10月27日，回到阿里山，然後由鳥松坑下山回到臺北。11月24日，抵清水-姑姑子時採集刺柏。26日，在大南澳浪速採得魚木標本。接著沿途採集至蘇澳。12月6日，在埔里採集到一杜鵑花科新種，即埔里杜鵑（Rhododendron sasakii Wilson）〔而臺灣第1種被發現之杜鵑花科是植物採集家理查德‧迪臣‧奧德漢（Richard Dixon Oldham，1837-1864／楓香是他第1次在淡水發現的，他也是邱園最後1位植物獵人，前任是威爾福Wilford。他在臺灣淡水採集完後染赤痢，送到廈門不治去世。「俄氏草Rehannia oldhami Hemsl.」及「奧氏虎皮楠Daphniphyllum glaucescens var. oldhamii Hemsl.」等20種植物，就是為紀念他而命名）於CE 1864年於淡水採集到之金毛杜鵑（Rhododendron oldhamii Maxim，臺灣原生種），另外有越橘葉蔓榕是奧氏在淡水最先採獲，而臺灣金絲桃（Hypericum Formosanum Maxim.／以「福爾摩沙」來命名）也由奧氏於CE 1864年最先在淡水採獲／另外最早由奧氏採獲之臺灣原生種有：臺灣石楠（Photinia Villosa Dc. Var. Formosana Hance）、巒大雀梅藤（Sageretia Hamosa auct. non Brongn）、臺灣崖爬藤（Vitis Umbellata Hemsl.）、金石榴（Bredia Oldhamii Hooker）、臺東柿（Diospyros Oldhamii Maxim.）、大錦蘭（Anodendron Benthamiana Hemsl.／Formosia Benthamiana Pichon.）、風不動（Dischidia Formosana Maxim.）、細葉紫珠（Callicarpa pilosissima Maxim.）、臺灣馬藍（Strobilanthes Formosanus Moore）、臺灣狗娃花（Aster Oldhmi Forbes & Hemsl.）、臺灣油點草（Tricyrtis Formosana Baker，以上皆CE 1864年在淡水採獲）〕。亦曾到高雄至恆春間、花蓮港廳外太魯閣（以5天時間橫越東部之蘇花海岸斷崖）、蘇澳、日月潭等地採集

3月，第4次重建浸水營警官駐在所

6月，南投廳舉行八通關越道路預定路線踏查。7月，臺東廳內本鹿探險隊由大南社頭目以下87人隨從，調查內本鹿12社之戶數及人口。8月，花蓮港廳玉里支廳踏查八通關越道路預定路線，隨從的有警戒線外之「良蕃」30人，隨從之布農族人還被帶往臺北與明石總督會面，參觀臺北市街後14日返回部落

6月，第7任臺灣總督明石元二郎上任，並提出以同化主義做為對臺施政方針（馮佳雯，2004），並於CE 1919年發布第1次臺灣教育令（臺灣第1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CE1919年10月上任後頒布），共6章32則和附件，各級教育機關系統至此完整建立，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發展之里程碑，總督府於臺灣推行教育始有法令依據，然仍採用與日人有差別之教育方式（蔡蕙光，2000）

7月15日，基於同年稍早總督府營林局技師川原勘次郎（CE1918年擔任營林局殖林課囑託，CE1919年擔任八仙山出張所所長及營林局殖林課、作業課技師）之「森林調查」（涵蓋立霧溪以南，馬太鞍溪以北）結果，「鹽水港製糖拓殖株式會社」〔CE 1907年成立，原由本島人王雪農於CE 1904年2月創立，之後則為以荒井泰治、安田信兵衛為主之投資所完全主導。CE 1908年其專用鐵道運轉，CE 1909年鹽水港至新營間營業線開辦，是臺灣糖鐵客運的先鋒。不久，鹽水港製糖接手之旗尾製糖所也鋪設營業線，全盛時期共有車站22座，是臺灣糖業鐵道中單線長度最長、車站數量最多者，目前仍保留現存最古老的糖鐵車站「旗山驛」（又當時有北港製糖之北港線、大日本製糖的他里霧線、新高製糖之新港線共3條營業線建置，方便香客從官鐵轉搭至北港朝天宮，其中新高製糖的車站特別放上「進香鐵道」醒目字樣，是運輸促進信仰交流之重要證據）。CE 1910年正式合併「東臺灣賀田組」，改名為「東臺拓殖株氏會社」，由荒井泰治擔任社長，接收賀田金三郎在東臺灣的開拓事業〕相中了位於初見溪與林田山之間，今日西林林道北方一帶，被川原勘次郎稱為「媲美阿里山、未曾見」的森林之一，以資本額50萬圓成立了「東臺灣木材合資會社」（CE 1918年7月15日成立，資本額50萬圓／臺灣總督府曾派營林局技師河原林學士前往花蓮港廳轄區進行森林資源調查，發現林田山國有林接近中央山脈處藏有豐富「大檜林」，並建議因其與東部鐵道路線不遠且蓄積量豐富，適合做商業採伐），開始了東臺灣花蓮之現代林業伐採。當時砍下支亞干溪（今壽豐溪）下游一帶的木材，皆透過今日1903

近之「平林驛」（CE 1918年10月完成，11月1日開始運輸營業），運送至花蓮港街製材工廠（CE 1919年元月9日完成），即今日「東大門夜市」一帶。那兒原本是日本時代到CE 1982年以前，舊花蓮火車站與機廠之位置。在車站旁設置製材工廠，火車就能直接卸貨進廠製材，非常方便。或許因為木材都運往日本時代稱「花蓮港驛」的舊花蓮火車站處理的緣故，CE 1919年10月25日，這間公司被剛成立的「花蓮港木材株式會社」〔花木社／大股東們于東京市日本橋區吳服町「鹽水港製糖拓殖株式會社」內開會，再以資本額100萬圓新設，且於CE 1919年12月收購合併原有之東臺灣木材合資會社／本社地址設立於花蓮港廳花蓮港街花蓮港黑金通31番戶，製材工場位於今日陽光電城靠海側之公園綠地以及新興的東大門夜市，CE 1994年10月遭美軍空襲轟炸全毀，於是放棄原址於池南建設製材所。日治後期遷移至花蓮港廳花蓮港市入船通29番戶，即今日花蓮市五權街與花蓮街交叉口東北側，與更生日報隔花蓮街相向而立。CE 1949年為東部防守區司令部駐紮，縣營木瓜山林場只好租用民房為辦公廳（復興街7號）。CE 1962年才收回軍方駐用房舍，但林產管理局接收後之木瓜林區管理處已在田浦辦公，此處本社從此改建為員工宿舍／之後有2位株主（即股東）鳳林庄長、新竹州商人饒永昌、木材業者江從祥為本島人，其他許多內地資本家也都設籍臺灣／勞動力族群包括內地人（伐木、1/3弱）、本島人（苦力頭or簝長、1/3強）、蕃人（人夫、苦力）及福州人（集材、以上1/3）／CE 1922年及CE 1924年分別在大阪、東京設立出張所，成為一具備伐木、製材、銷售和國際貿易的大型商業公司／CE 1924年，來到伐木數量最高點。CE 1925年，乃來到制材數量最高點，惟販賣數量和銷售金額卻較前一年為低，顯示利潤降低，因是受到需求減緩、美國進口木材、市場競爭之影響，會社的困境開始浮現／是CE 1930年（日昭和5年）以前是臺灣最大，也是唯一之民營伐木、運材與製材一條龍業者，是開發花蓮森林的重要先行者，更是臺灣最大型之日資商業會社，榮景期為CE 1919-1924年（CE 1910年代後期至CE 1920年代初期），CE 1933年達谷底。CE 1933年春天，臺灣島內與內地日本景氣開始復甦〕合併，揭開了花蓮現代林業的序幕。同年，開始修築通往林田山（海拔1,977公尺）之輕便手押臺車運材軌道〔適合年產量不高、每日運送量不大之森林伐區使用／CE 1919年12月開始敷設，CE 1920年6月15日竣工開始運材，全長22哩（約26.8公里，1哩=2.4403公里）／林田山軌道由當時海拔不到160公尺之平林驛起，先沿知亞干溪南岸朝西北方前進，至平林山北稜後開始「之」字形爬升，最終抵海拔約1,600公尺的林田山西側山嶺，用以載運林田山至鳳林山（今西鳳林山）一帶所砍伐之檜木。林田山與平林驛的直線距離約為8公里，惟受限於軌道坡度不能太陡，最終長度竟達45公里，但運材臺車（人力臺車運材可分單車、連車及列車3種方式）仍須倚靠人力推動（遇不良地勢時）及煞車（人員手動控制煞車制動閥），過程仍十分辛苦而危險（當時已放棄使用其前身「東臺灣木材合資會社」所採用運材成本較高之「木馬道」及「滑道」設施）／CE 1921年開始運出木材〕，以開發「林田山事業區」（全區位於支亞干溪、萬里橋溪和馬太鞍溪流域範圍內，北接木瓜山事業區，南與秀姑巒事業區為鄰，西至中央山脈丹大事業區，東達花蓮縱谷之原住民保留區。全區總面積45,711.63公頃，森林蓄積量8,078,145立方公尺）之「林田山事業地」〔1918-1925／日治時期範圍係花蓮港廳所轄之馬里巴希（マリバシ）溪（萬里橋溪）與支亞干（チヤカン）溪（壽豐溪）下游，以及トロツチン溪一帶的臺灣扁柏林。大致涵蓋安東軍山海拔10,197尺（約3,090公尺，1日本尺≒0.303030公尺）之高山區域，以及東海岸山脈6,000-8,000尺（大約1,818-2,424公尺）的山區。伐區分9區，最初在CE 1918年從第2區開始伐採／「林田山事業區」之三角測量於CE 1931年完成，CE 1932年完成施業案、周圍測量及區分調查。「林田山事業區計畫」則於CE 1933年（日昭和8年）完成，為臺灣東部後山地區最早完成之事業區計畫，CE 1934年隨即完成「木瓜山事業區計畫」／和後來的林田山林場完全不同範圍〕。之後因林田山事業地森林伐採將盡，以及當時美國木材大量輸日，造成臺產木材價格暴跌，CE 1925年5月常務取締役（常務董事）梅野清太乃專程回到日本募資，並募得資金百萬成立「東臺灣木材株式會社」（5月20日成立，6月2日正式登記）。7月7日，新成立之「東臺灣木材株式會社」併入「花蓮港木材株式會社」，使會社資金總額達200萬圓，但其經營之後受到景氣循環影響，CE 1928年又減資為100萬圓，作為事業整理的手段，以求降低生產規模，度過經營低潮。CE 1927年（日昭和2年）元月，林田山事業地砍伐工作結束後，他們便轉換陣地，修築了通往大安山山腰（今地圖上可見，見晴山一帶的林用「輕便」手押軌道遺址）的運材軌道結合架空索道系統（吸取教訓，興建「堀田式」架空索道來跨越溪谷及爬升高度，因此大安山與平林驛之直線距離雖達14公里，惟於CE 1930年竣工的大安山軌道最終修築「僅」長約32公里），往初見溪的更上游「林田山事業區」之「大安山事業地」〔1927-1934／馬里巴希（マリバシ、Malipasi）溪（萬里橋溪）與支亞干（チヤカン）溪（壽豐溪）上游／3段索道（跨越溪溝、峭壁）、4段軌道（收集沿線準備裝運的集材木）之運材設施，自CE 1925年開始興建，CE 1929年全部完工，將檜木運往日本「直銷所」銷售，是為花蓮港木材株式會社的第2春。該大安山事業地興建的索道與軌道運材設施，成為日後「哈崙林場」、「林田山林場」、「嵐山林場」，花蓮3大林場運材模式之先驅／CE 1931年5月，除檜木外也開始銷售鐵杉、臺灣雲杉、松木等建築用材／CE 1931年7月，又開始向臺灣總督府申請開發花蓮港廳木瓜溪流域清水溪事業地檜林，但至CE 1932年底仍未獲准／CE 1932年8月，第4區伐木作業完畢，正等待集材搬運中。對於更深入之伐木區已獲許可，可開採5萬1千石的立木，惟伐木作業也預計在CE 1933年4月結束，大安山事業地之伐木作業也將全面結束。屆時工人將面臨失業，「花蓮港木材株式會社」乃向臺灣總督府請願，希望其能出售「木瓜山事業區」。經由會社原專務取締役梅野清太之去職和臺灣銀行的融資，CE 1933年年初終獲許可。惟因不堪虧損，於CE 1933年2月再次召開股東大會，減資為75萬圓。CE 1943年12月，增資至150萬圓全力增產，營運態勢轉向服膺戰爭需求〕尋找伐運壯美之大檜林至CE 1934年（7月，大安山事業地伐木運採作業結束。9月，全區事業地運材作業結束。至此，乃正式結束花蓮港木材株式會社對「林田山事業區」1918-1934的伐木事業）。CE 1933年3月，又向總督府取得「木瓜山事業區」之「清水溪區」（1933-1945／介於支亞干溪與木瓜溪之間，有700萬石之國有優良原始檜林，是臺灣林區距離貯木集散場區最近的森林產區，距離花蓮市僅24.9公里／阿里山林區距離嘉義市71.9公里，八仙山林場距離豐原市45.5公里，太平山林場距離羅東鎮37.3公里）經營權（殖產局營林所委託給「花蓮港木材株式會社」，以「代行會社」名義，代行官營伐木。又成立「第二花蓮港木材株式會社」與「花蓮港木材株式會社」共同開發），CE 1934年（日昭和9年）8月15日便完成運材系統建設｛CE 1933年9月，核可「檜材搬出軌道」設施舖設計畫。11月底，運材工程動工／趕工完成山區至山下之今日3段架空索道（總長超過3,643m／第1索道1,663m、第1中間線又稱池上線、第2索道1,090m、第2中間線又稱萬年線、第3索道1,090m）與木瓜山山腰「大景線」（約7.7公里，今舊木瓜之處。而戰後接收時，已延伸長達約25公里／大景為3號索道發送點至舊木瓜／舊木瓜為光復後站名，大景日治時期稱「見晴臺」）的山地運材軌道系統（從海拔約200m爬升到海拔1,838m，總長10,107m），打造出花蓮第1個由汽油機關車所運行的現代化林場，CE 1934年10月運出木材銷售，展開「木瓜山林場」近一甲子之伐木歲月／1933-1989／當年木瓜山事業區原木儲置於南華貯木場〔CE 1959年縣府公有地撥用，以陸上貯存方式存放木材。CE 1969年又新建南華製材工廠及乾燥室（CE 1986年4月4日裁撤），CE 1970年10月20日「南華木材加工廠」正式開工啟用，CE 1974年再增設南華修理廠（負責維修直營作業使用之生產機具，CE 1986年6月結束營業，7月1日正式裁撤），CE 1977年合併林田山製材工廠。CE 1989年7月1日，南華貯木場改制為南華工作站，承接原哈崙及壽豐2工作站業務，目前只剩製材廠和木材乾燥室仍保持原貌〕與田浦貯木場，後者專放供外銷用之高級針一級木｝，包括「池南驛」（今臺鐵平和站）沿鯉魚潭南側通往池南喆所（池南土場、池南轉運站，今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從哈崙運下之木材先放置此處，經檢尺分類後再轉南華或田浦貯木場）之平地線運材軌道［包括第1索道至池南土場的Z字型鐵道，以及會社私有之長6,739m的「池南線鐵道」（CE 1949年因風災而全部拆除）］，爬升至木瓜山東側、海拔1,800公尺山地的3段架空索道及2段中間軌道，以及長約10公里、抵達木瓜山西側砍伐現場（今「舊木瓜」一帶）之山地軌道。之後軌道不斷往西深入，至二戰結束前已抵達今日「哈崙」一帶進行砍伐，也一改林田山、大安山軌道全靠人力作業的方式，使用汽油機關車運送木材與人員。而木瓜山林場的鐵道系統，從日本到民國歷經更迭後，最終被林務局定名為「木瓜林區管理處哈崙工作站」〔「哈崙」應是「Harlorn」或「harung」的音譯，前者是賽德克族語形容「帶有油脂而易燃的木材」，後者則在太魯閣族語中形容「松樹」或「用火光照亮」之意。而「哈崙」被用以描述這片山區，最早可見於CE 1922年（日大正11年）5月22日，「臺灣日日新報」之報導中，森林計畫事業調查隊表示，在靠近「ハロン（哈崙、哈濃、Haron、Harlorn、Harung）山」的地方發現「白晝猶見黑暗」之扁柏大森林，這是「哈崙」一詞第1次出現於文獻中，意旨「帶有油脂而易燃之木材」或「松樹」、「用火光照亮」。哈崙工作站管轄包括木瓜山及林田山事業區等共29個林班，面積廣達10,470.18公頃／CE 1938年（日昭和13年），總督府在中日戰爭開打之下（以「羅東紙廠」申請需要大量之「木質紙漿」，以達到造紙的計畫目標），特許同意當時臺灣最大的全日資造紙廠「臺灣興業株式會社」（CE 1935年3月5日於日本東京市麴町區丸ノ內壹丁目貳番地之「日本工業俱樂部」設立，CE 1935年3月16日向臺北地方法院羅東出張所申請會社登錄，會社地址是臺灣臺北州羅東郡五結庄四結貳百番地，4月22日確定臺灣新設之工廠名為羅東工場。日本「貴族院」議員大川平三郎為第1任取締役會長，會社全以都設籍內地而非臺灣的內地資本家組成，具高度家族事業色彩。取締役社長是松平真平、專務取締役是大川義雄／大川平三郎於CE 1935年3月10日搭乘「朝日丸」由神戶港出發，4月2日抵臺灣，預計以15年時間再創國家造紙業高峰，但卻在12月30日病逝東京，無法看到CE 1937年4月25日臺灣興業羅東製紙工場（CE 1935年創立）舉行之竣工典禮／其羅東二結工場具有製作特別用紙的技術能力和設備，製作捲煙紙可取代內地之進口。CE 1943年6月20日提出申請，7月8日即獲得臺灣總督府專賣局的正式核可，「臺灣興業株式會社」乃成為臺灣煙草製造專用捲紙之製作、藏置及營業販售的專營公司，羅東二結工場年產量預計達約195,000公斤「兩切煙草包裝用B模造紙」即捲煙紙，而所生產的捲煙紙依合約送往松山煙草工場／CE 1936年12月1日「臺灣紙業株式會社」與「臺灣興業株式會社」正式確認合併許可，資本額800萬圓，而「臺灣紙業株式會社」則在CE 1937年元月13日宣布解散登記／其產能所需之紙漿原料來源原是採用荻原鐵藏氏發明的「重亞硫酸鎂法」，利用蔗渣、野生鬼萱o鬼茅or菅蓁or菅芒草漿等非木質纖維原料製成印刷筆記用之洋紙即白紙和公文文書用紙，但該原料終有匱乏之虞，遂於第7回營業報告中，決定羅東工場進行改造轉以木質紙漿為主要原料，而臺灣總督府營林所也將「官營」伐木造材之「建築材料」之外的枝梢末材，CE 1938年開始提供做為羅東工場紙漿造紙之原料。又中日戰爭開始，「內地木材統制」制度的管制出口，臺灣紙漿原料必須自給自足，無法仰賴過去從內地、滿州、朝鮮、南庫頁島進口。更由於日本內閣企畫院于CE 1937年訂定紙漿增產5年計畫，因此為確保此戰略目標，會社乃向臺灣總督府申請林田山木材砍伐，並於CE 1938年下半年獲得同意授權，開始公地領用與私地購買。而每年伐採量暫定3萬立方公尺紙料材，惟建築材悉由官方指定配售，並非歸屬會社）在萬里橋溪右岸至馬太鞍溪左岸，「林田山事業區」內之王武塔山一帶國有林進行伐木（以獲取針二級木為主）供造紙之用（因萬里橋溪上游生長非常多適合造紙的鐵杉、雲杉及二葉松，臺灣興業株式會社乃於CE 1938年10月20日，以分年之「年期貸渡」租用官有地方式獲得總督府開發「林田山事業區」許可／1938-1946-1989）。CE 1939年臺灣總督府協助其取得在萬里橋溪右岸之河階平臺土地，CE 1940年成立「林田山事業所」（CE 1934年「花蓮港木材株式會社」退出「林田山事業區」後的5年，「臺灣興業株式會社」再重返「林田山事業區」／由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營林所羅東出張所太平山派出所勤務技手明石庄吉退職，來擔任所長主持森林開發工作，也代表臺灣紙漿造紙業進入化學木漿、磨木製漿的新里程碑。明石庄吉前主任至CE 1948年5月，仍留任於臺灣紙業公司之「林田山管理處」，是林場當時僅存留置的日籍員工），位置即為今日「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CE 2001年「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規劃案完成，CE 2002年正式對外開張。同年9月23日，林田山聚落的中山堂與康樂新村殘構，被花蓮縣文化局公告為「歷史建築」。CE 2006年公告林田山聚落為「林田山（MORISAKA）林業聚落」，CE 2019年2月則重新登錄為「聚落建築群」／今花蓮縣鳳林鎮森榮里），從此開啟了舊稱「森坂」，音譯「摩里沙卡」（意指林木叢生之坡地，長27公里、寬26公里，面積廣達7萬多公頃）的林田山林場故事。CE 1940年5月，完成第1期工程運材系統的建設與設備採購（大觀線山地運材軌道、1，2，3號索道、運材臺車300輛、蒸汽集材機4部、瓦斯車5部，8月開始運出木材／因基於運送「效率」考量，1、2、3號索道採連續性設計，不同於哈崙、嵐山林場，無「中間軌道」做連結，軌道切換操作時前後的連結性與協調性是實際運作重點）。CE 1942年，完成第2期工程（高嶺索道即4號索道、高嶺山地運材軌道、森榮鋸木工廠、花蓮港貯木場、森榮大觀間電話線路、員工房舍、添購蒸汽集材機5部、瓦斯車2部）。又生立木伐採量與輸出材積量，均于CE 1943年來到最高點，同時全山裝設電燈，日夜趕工（大型蒸汽集材機之數量以林田山林場為全國之冠，森榮1座、高嶺3座，當時並與阿里山為全國唯二具有大型蒸汽集材機的林場）。至二戰結束前完成森榮驛（今臺鐵萬榮站）至森坂（今文化園區）之平地線運材鐵道、森坂至1號索道著點之溫泉線山地運材鐵道（長約4.3公里）、4段架空索道（5號索道是戰後國民政府所增建之唯一索道，也開起臺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高登」到「丹大」地區伐木的新頁／因索道發送點及著點高差不足200公尺，因此兩端點均須有捲揚制動機來拉行）及大觀（長10.3公里，可達清水溪谷，即4號索道著點）、高嶺2段山地運材鐵道。CE 1941年太平洋戰爭開始，會社轉以生產用材為首要，而非原有造紙製漿之枝梢材，極力向「南方圈」（東亞共榮圈」）提供戰爭的需求。CE 1945年6月遭颱風席捲，區內半數設施已經殘破。戰後，「臺灣興業株式會社」的資產包含林田山林場（林田山事業所），CE 1946年5月被「臺灣紙業公司」（戰後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行政院轄下之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合資共營／CE 1946年改組，隸屬行政院經濟部／CE 1954年11月改組為「臺灣紙業股份有限公司」，轉為民營，以生產新聞用紙為大宗，惟利潤有限，致使經營困難，年年虧損。同時自CE 1954年開始，林田山林木不再特賣予該公司，而所有採伐運出之林木，皆歸于林產管理局所有／CE 1958年公司股東會議決議，所屬各紙廠分廠經營即分營，因原股東臺灣銀行匯集其他股權達3/4以上，以承接臺北廠及林田山管理處，公司又由民營改回省營）合併收歸為林田山管理處。至CE 1951年為止，臺灣紙業公司在林田山伐木仍以「高嶺作業區」為主要區域（日治時期開發重心為「大觀」，大觀工作站則為其伐集運輸中心），且規劃CE 1951年底開闢清水谷新線路（高嶺支線），以及高嶺線7K向前延長，此時山地運材軌道20餘公里，工作人員高達500多人。但林田山管理處的經營有2個紛亂現象，一是每年皆有超伐（運）現象，二是臺灣扁柏加上紅檜之被採伐，佔總採伐材積的一半，以生產紙漿造紙為主要之林田山林場，卻成為生產臺灣針一級木的重要產地，臺灣紙業公司不但超伐且私自出售針一級木（原本規定要繳交回林務局／CE 1968年7月6日林務局木瓜林區管理處以令轉局頒「為杜絕用材原木夾帶于枝梢材內搬出辦法」監管），因此外界廣泛討論並有呼籲，結束以供應紙漿材原料之紙業的經營型態，改為由林產管理局直營伐木。然而CE 1955年臺紙民營化，林田山林木特賣權被收回導致經營困難，林田山林場（戰後最初是臺灣省政府林產管理局花蓮山林管理所「林田山伐木工作站」）遂由CE 1959年11月7日成立的省營企業「臺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CE 1958年12月30日「臺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成立，接管臺灣紙業公司分營後的羅東紙場及林田山管理處／在臺北市中正堂舉行創立創立股東大會，總資本額為新臺幣1億5千萬，由應昌期擔任董事長，于桂馨為總經理，「林田山管理處」改名「林田山林場」／在CE 1959-1970年間，獲利始終維持「稅前純益」為正之狀態，黃金時期則為CE 1963-1966年間，但自CE 1971年起，公司幾乎年年虧損，不得已再走向民營化的最後歸途，於CE 2001年由「興中紙業股份有限公司」接手，結束長達超過40年之省營事業歷史）接手管理，並逐步向高登作業區邁進。同時公司不需執行「伐木跡地造林」工作（先前臺灣紙業公司須造林，由林產管理局監督），而由木瓜林區管理處來執行。CE 1960年3月15日，木瓜林區管理處（CE 1960年2月16日之後，以原太魯閣林場辦公室即花蓮市德安170號為處址，接管林場管理局時期之太魯閣林場、木瓜山林場，以及花蓮山林管理所轄下的鳳林、壽豐、新城3處分所和直轄之林田山工作站。而當時的林田山林場非由木瓜林區管理處直接管轄，係委託中興紙業經營，直到CE 1973年才由木瓜林區管理處接管。CE 1960年度第一次處務會議，將嵐山工作站與哈崙工作站設為「1等」工作站，以彰顯改制後直營伐木工作站的重要性。又因林田山工作站伐木量日減，於是改為林田山貯木場「2等」）首任處長楊元儉在會議中改名為「林田山貯木場」。CE 1961年起修築緊鄰中央山脈主稜、長達34公里的高登線山地運材軌道（起點為5號索道發送點，中止於98林班，逐步興建完成於CE 1961年代）。CE 1972年3月21日，林田山林場發生最慘烈森林大火，火勢延燒了11天，不僅將七彩湖周遭之森林嚴重燒毀，高登地區伐集設施幾乎付之一炬，長達3個月無法生產，同時期政府也開放國外新聞用紙進口，並調降進口稅率，也讓中興紙業再也無力經營。CE 1973年9月，他們將林田山林場歸還給臺灣省政府林務局（CE 1960年由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林產管理局改制）管轄直營（結束了隸屬臺灣興業株式會社、臺灣紙業公司、臺灣中興紙業公司，長達34年的CE1939-1973年以「紙漿造紙原料」之林田山林場身份／仍「專案准許」臺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進行伐木作業，該公司乃成為林務局在林田山事業區的「最大伐木承包商」），並進行員額的調整和「工資單價」制度（之前臺灣中興紙業是以林木生產的平均變動成本核算）改為「監工制」（原伐木班、集材班、運材班等「領班」或「班長」轉任為林務局員工成為「監工（甲種監工）」，再由他們招募班員，並以「乙種技術工人（乙種技工）」被林務局再行雇用，且其工資單價是以伐運後的材積數量來核算工資，如此雖可以激勵「多砍伐」，但也啟動了要進行留置林地「殘材處理」標售之「再伐木」政策，造成對於原伐木跡地的再擾動，不利於林地之水土保持，更造成鄰近原始林遭包商越界盜伐的林政問題），並改名為臺灣省政府林務局「木瓜林區管理處林田山林場」，最後在CE 1983年9月改為「木瓜林區管理處林田山工作站」。CE 1987年6月1日，林田山工作站結束直營伐木，CE 1989年正式裁撤（原有木瓜林區管理處及玉里林區管理處合併為花蓮林區管理處，第1任處長為張火爐先生，下設新城、南華、萬榮、玉里4個工作站，林田工作站則改為萬榮工作站，林田山聚落也逐漸沒落）〕，鐵道的平地端即為今日鯉魚潭西南畔之「池南森林遊樂區」［CE 1961年3月起，池南轉運站開始轉型為池南森林遊樂區進行規劃，最初分成「池南區（池南運轉站所在地）」和「木瓜山事業區第98林班（鯉魚山區）」，2地面積合計144.48公頃。CE 1984年3月，為提昇吸引力增建220公尺長蹦蹦車軌道，並將林田山萬森線拆除之鋼軌、枕木、道釘等，運送至池南鋪設新建。CE 1981年10月25日正式對外開放，CE 1986年2月始收取入園門票，惟CE 1989年行政院才核定「森林遊樂區設置管理辦法」。CE 2004年，花蓮林區管理處曾研議《池南登山纜車暨高山鐵路設置可行性評估計畫總結報告》（纜車部分由池南至到2號索道頭，再到大景、新木瓜，終點為舊木瓜，總長6,871公尺。高山鐵路則規劃以舊木瓜為中心，向東至王矮山，向西至新木瓜，，共約8公里），但開發經費高達37億，後續經營維護又不易，終究未納入之後的第1次修正計畫。CE 2008年，則另建自然教育中心］。之後哈崙工作站更發展成頗具規模的小山城，有辦公廳、宿舍、工廠、晉安宮（主祀玄天上帝）等各式建築物，上百位林業工作者居住其間。之後，木瓜山因考量花蓮縣政府財政困難而交由縣府經營「木瓜山林場」（CE 1945年臺灣光復後，由臺灣省政府林產管理局暫時接收，之後被花蓮縣接收委員會接收時設址於花蓮港市入船29，會社資金150萬圓，會社代表村田守蜜。。CE 1946年8月，改名花蓮縣木材公司。CE 1947年再改名花蓮縣木材公司籌備處，主任為來永和。惟籌備處發生盜伐案件且遲遲未能成立公司，因此CE 1951年才由縣政府以新臺幣260萬元承購自營，稱為「花蓮縣木瓜山林場」，所址設於花蓮縣壽豐鄉民主村哈崙2號，第1任場長楊清枝，哈崙作業所第1任所長吳寶琛，池南作業所第1任所長陳國範／CE 1952年9月10日，臺灣省政府公布花蓮縣木瓜山林場組織規程，設場長1人，下設作業、營業、總務、主計4課，以及2個作業所，一設於山上為哈崙作業所，一設於平地為池南作業所／名義雖為縣營但實際上備受管制，有關伐採生產需受到省政府林產管理局之監督審核，經常因審核不及而導致採伐作業中斷。又縣營黃金時期為CE 1952-1954年，以77與78林班為主要砍伐基地），但之後縣府無力投資且弊案叢生，CE 1958年10月售予省府（省府同意每年補助花蓮縣政府500萬元，10年為限以收回木瓜山林場）並由臺灣省政府林產管理局（CE 1960年臺灣省政府林產管理局改制為林務局）依據縣府列造之清冊點收完成後接收（CE 1958年7月發生溫妮颱風，花蓮縣災情慘重為30年來所僅見，也重創木瓜山林場，生產作業全面停擺，縣政府無力修復。連同代管、籌備木材公司與縣營合計12年又3個月）。CE 1959年5月，再度運出省府時代首批木材。CE 1959年12月，木瓜山林場為有效降低經營成本，以取代昂貴之災害修復成本，乃向省府林場管理局呈報「木瓜山林場籌建卡車路線計畫報告書」，但最終該計畫並未實施。CE 1966年4月10日，哈崙工作站新舊主任交接，但1號索道失事，死亡17人受傷2人，是哈崙林業史上最嚴重之喪亡事件。CE 1987年6月1日，哈崙結束直營伐木（最後1任工作站主任為林德勝／大雪山事業區與木瓜山事業區是全臺最後停業的直營伐木區），CE 1989年6月30日正式裁撤併入南華工作站（最後一批殘材處理則於CE 1989年10月結束），留下由低而高為池上線（1號仔／2號索道著點至1號索道發送點之中間軌道／「池上」一名可能源自「位在鯉魚池上方」）、萬年木線（2號仔／3號索道著點至2號索道發送點的中間軌道）、大景線（日治時期稱「見晴臺」／由3號索道發送點起算，至舊木瓜7.45公里，至新木瓜12.2公里，至哈崙工作站19.3公里，至4號索道著點23.3／公里，至5號索道著點26.07公里）、霸嶺線（約6.75公里，最終至75林班境內。CE 1964年另興築2條支線通往林田山事業區21及22林班／霸嶺線行經清水溪支流斯那霸溪，此處地勢平坦，林相優美，哈崙最大、最好木材都生產自這裡）、武陵線（13.585公里／CE 1965年11月開工，CE 1966年3月完工800公尺，日後逐年延伸，並於CE 1978年在10.36公里處開鑿武陵隧道，穿越稜線到木瓜溪上游之55林班，又在CE 1983年將左、右2線軌道各延伸1.72與1.18公里，這是哈崙最後修築的2段軌道，也是哈崙直營伐木最遠、最後之作業區域）等5條，合計約48-50公里之哈崙山地運材鐵道（文化地景資產），以及5座索道的巨大林業鐵道系統遺構〔花蓮三大林鐵（哈崙、林田山、嵐山），花蓮規模最大之3個林場，一直要到日本時代昭和晚期才開始它們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鐵道都沒有和平地接軌，因為日本人在開發像阿里山、林田山事業地等完整接軌平地之森林鐵道後，被高到不可思議的營運成本嚇到，所以之後之林場，都改為「山區獨立鐵道」加上「連接平地的架空索道」方式開發山林資源，如太平山與八仙山林鐵等，在中央山脈拔地而起的花蓮更是如此／太魯閣及林田山因林木日漸短少，於CE 1970年代不再新建山地軌道。木瓜山則至CE 1983年才新建最後一段、長720公尺的軌道。最終主線長度太魯閣僅3段合計27.64公里；木瓜山4段合計42.115公里；林田山4段合計達54.26公里〕

7月，松田英二（Eizi Matuda╱1894-1978╱CE 1915年，擔任屏東小學校校長，每逢假日必登山採集植物標本。CE 1922年，離臺赴墨西哥發展。至CE 1977年，共發現約900種以上之新種植物）在新竹李棟山、桃園拉拉山（Babaw Raga、Babaw Giri、Babaw Lalaw／Babaw山嶺，Lalaw刀／羅羅山）採集。8月1日，至芃芃山，採得茶科新種「假柃木」，模式標本現藏國立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

10月12日，臺灣總督府30名官員及當時3大報記者，組成第1個「能高橫斷道路觀察隊」，由湯地警視總長率領從臺北出發。14日，抵海拔1,148公尺之霧社過夜。15日，由霧社啟程，經赫哥駐在所、蘇庫（斯庫／Suk）大吊橋（全長144公尺，高差216公尺，當時稱霸全臺灣吊橋，CE 1930年曾遭莫那‧魯道斬斷，以利其撤退至馬赫坡溪上游之岩窟，今橋架遺址尚存。CE 1972年改建為行車之雲龍吊橋，CE 1985年再興建成紅色鋼拱橋）、博阿倫駐在所（今廬山民眾活動中心）、屯原駐在所、尾上駐在所、能高瀑布、抵海拔2,860公尺之能高駐在所〔有一檜木造和式招待所「能高檜木御殿」，號稱全日本最高之豪華住宅，有塌塌米客廳（宴會場所）、風呂間及10間和室房，總共可容納100人，後於霧社事件中，遭博阿倫社勢力者Watan Robai率50名壯丁於攻擊能高駐在所時燒毀，CE 1931年重建（形制與舊尾上駐在所／雲海保線所相同），之後臺電沿用為天池保線所／CE 1946〜1949年曾是天池派出所，CE 1986年燒毀／CE 1993年重建為天池山莊（鐵皮屋，莊主春陽部落賽德克族李正一Tatau Lulu），約可容納60人，亦可紮營於前方廣場，能高越嶺道最高點（海拔2,860公尺）／CE 2011年，重建設備齊全之綠建築天池山莊／CE 2020年5月起，南投林區管理處因應山林開放政策，對天池山莊進行為期4個月的外觀、防水、週邊設施整建工程，惟因多項因素延宕至2020年9月1日開放民眾申請床位〕過夜。16日，從能高駐在所出發，爬上「池の端／池ノ端」，祭拜11天前殉職之原住民郵遞員Awui Watan，繼之往上爬到州廳界，經過聯帶山駐在所、森中駐在所，夜宿於海拔2,209公尺之朝日駐在所（亦有一棟同等氣派之招待所／投宿地）。17日，經由奇萊鐵線橋到達海拔1,625公尺之奇萊溪駐在所，接著爬升250公尺，繞過天長大斷崖，抵海拔1,873公尺稜線上之天長山駐在所，展望非常雄奇〔向南望去在稜線缺口上，可見「白石」（花蓮縣萬榮鄉「牡丹神石」）矗立〕。接著下降到之萬兩林駐在所（海拔1,403公尺）及曲水駐在所，抵巴托蘭駐在所（海拔784公尺，今瀧見發電所上方）過夜。18日，經瀧見駐在所〔海拔385公尺，位於「夫妻瀧」瀑布（巴托蘭溪及帕托魯溪因地形陡急而形成瀑布）下方〕、銅門駐在所（海拔157尺），終抵初音駐在所，並至2坪大小之木造瓦頂西寧寺參拜，而此乃文獻上第1次能高越嶺舊道全程通過之報導，從霧社起算僅以4天就完成全程

10月，美植物病理學者李（Henry Atherton Lee，1894-1960）來臺，停留數日調查柑橘病症，之後前往菲律賓。澤田兼吉在《臺灣博物學會會報》（1918年12月，p.156）有簡短記載（李Lee在菲律賓島期間，也聽聞臺灣發生柑橘赤衣病蔓延甚為嚴重）

12月，總督府鐵道部事務官戶水昇（筆名「露合26」，亦曾任臺灣總督府遞信局官員）自東勢到八仙山，其過白毛橋畔，經稍來坪至白冷，見白毛駐在所警察教導泰雅族水田工作、役使修建水圳，而警官家眷則教導番女機織之法。之後經裡冷抵久良栖，並於營林局久良栖辦公室後泡湯

12月6日13時30分，露合26抵葫蘆墩，接著換乘臺車（原輕軌鐵道也可行駛臺車／輕鐵運費每尺締1哩收費1.9錢，營林局因簽約故可再降低4成，木材是土牛往葫蘆墩輕鐵最大顧客）到土牛儲木場（距土牛1.6公里，池面面積920餘坪，新設辦公室與官舍充滿檜木香氣）。7日7時，搭乘一等臺車（座位面對面，椅子為藤製）從東勢角（支廳所在地）出發〔土牛驛至東勢街（東勢角庄）申請「入蕃許可證」（東勢郡役所發放），臺車往返距離約3公里〕，經大茅埔（Tavoupoul）到橫流溪下車，再步行（此時土牛到久良栖之營林局CE 1920年代直營輕軌尚未啟用）至久良栖已16時〔在此看見木材1.5萬支的土入（ドイン）作業（將木材從山上往溪流投入之事）。要先將木材從捨場（準備移動之臨時置放場，非儲放乾燥的空間）往河川移動，這樣的距離約91公尺，並以1/30斜度建造滑臺（即修羅盤臺），且於滑臺最上方注水降低磨擦，且有日籍指導員工2名及10數名工作人員。當該1.5萬支木材放流後，因滑臺也是準備放流之檜木製成，故從滑臺上游開始拆解，逐步往下游放流，作業時間約1週。而最先一批放流的木材搭配40名人員，在淺瀨、側流停滯區整理木材繼續往下游前進，晚上休息前應做好固定工作，以防木材流失，約2週後可達土牛〕，營林局山口巖書記任東道主。8日，露合26由營林局佐藤恒技手及當地巡查同行，一開始即陡上300餘公尺接到木馬道。13時，抵蛇木（じやばく）溪辦公室（詰所）。9日，登上八仙山頂，埔里社就在腳下，遠處玉山聳立雲層。回程於蛇木溪辦公室用餐後，接續下山，宿久良栖。11日晚上，抵臺北（露合26，〈八仙山ヘ〉，《臺灣鐵道》第79號，1919.01）

12月，森林鐵道所需枕木及材料，陸續抵達土牛儲木場，預計CE 1919年元月匯集完成。八仙山鐵道分平地軌道與山地軌道，從東勢土牛之八仙山出張所土牛儲木場至久良栖，全長42公里的平地軌道；從久良栖到佳保臺約6.4公里，到佳保臺連接傾斜鐵道之山上軌道2.78公里，此段稱為山地軌道，軌道寬度49.53公分，使用12封度（磅）軌條敷設。土牛至白鹿間約11.2公里使用柴油機關車牽引，後續全使用手推臺車。又豐原至土牛輕軌長度9.8公里，使用25封度（磅）軌條。土牛到佳保臺軌道長45.4公里，使用12封度（磅）軌條。傾斜鐵道鋼索直徑3.18公分，山上軌條亦是使用12封度（磅）。平地機關車重7噸與4噸，山地機關車則重4噸

阿里山鐵道正式開始辦理客運業務（加掛客車車廂），使該鐵道不僅具有運材功能，也成為聚落交通、觀光休憩之路徑

玉里支廳長松尾溫爾率領路線調查隊，踏查八通關越道路預定路線

向日本陸軍借用清代練兵場舊址興建淡水高爾夫球場，CE 1919年完工開場。CE 1929年，正式成為18洞球場，今名為「臺灣高爾夫俱樂部」

「能高越嶺警備道」全線橫貫中央山脈（6月30日完工），連接起南投霧社與花蓮銅門2地，沿線設置16個駐在所（9月30日均完工），均以上好檜木建造，被視為「臺灣第1條東西橫斷（橫貫）道路」，路幅寬度達2公尺，較一般警備道路之1.2公尺更寬，道路規格也更高。10月1日，能高橫斷道路被宣告為東、西方向之「4等郵便線路」，也在能高駐在所後上方之天池（Squayan，意思是「道路的交會點」／海拔3,100公尺）南邊，建造一棟約1坪大小之檜木小屋，名為「池の端遞送物件交換所」，也同一天宣布正式啟用（兩地郵便夫於早上5點分別從尾上、朝日出發，並於8點到達池ノ端郵便交換所，交換彼此的郵便物，再依原路折返）。5日，是第1次郵袋交換之日，木瓜溪巴托蘭群沙卡亨社警手Awui Watan於凌晨4時半，就從朝日駐在所出發，但於8時抵木屋後卻昏迷而凍死。之後，日警乃立忠勤碑於天池附近受難地點（日後被移至今能高安鞍部旁，民國60年代卻遭惡意破壞只剩碑座），且募款撫卹以補救。事實上，Awui Watan是遭一群道澤群獵人之霸凌而亡，並非因當日之風大雨急而凍死（此乃能高、朝日駐在所之日警聯手炮製的謊言）。CE 1918年完工後於東段道路入口初音火車站前，設立「能高橫斷道路起點」碑，又在初音駐在所旁，設立「橫斷道路開鑿紀念碑／初音奇萊橫斷道路開鑿紀念碑」、「殉職者之碑」（現為縣定古蹟）及「能高越橫斷道路基點碑」，並建西寧寺，供奉地藏王菩薩以撫慰太魯閣戰爭與築路之犧牲者。能高越嶺道原是泰雅族賽德克亞族古道，西自霧社（今南投縣仁愛鄉），東至初音（今花蓮縣吉安鄉干城村初英），是東岸與西岸之間族群遷徙與貿易道路

舊太平山之加羅山神社於今年（鎮座年）落成，主要分為3層平臺，御神座則祭祀天照大神（掌管上天之太陽神，日本天皇之始祖，）與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之前則有廣場、鳥居、28階之石段（階梯）、淨手池等設施，而且神社前之廣場也充當太平山國小的操場

秋季，全球性流行性感冒（俗稱西班牙流感）在臺灣造成大感染，官方雖提出「流行性感冒預防心得」11條，惟仍有5萬餘人死亡。CE 1919年，國際間大流行之霍亂開始在臺灣出現，結果約有200多萬人曾接種霍亂預防針，而患者人數CE 1919-20年間合計低於7千人

岩城龜彥（原名岩木龜彥，CE 1889年生，CE 1912年盛岡高等農林學校農學科畢業）今年來到臺灣，擔任殖產局農務課技手，CE 1930年10月29日轉任警務局理蕃課技師。由於霧社事件，臺灣總督下令全盤檢討既有「理蕃政策」，而全盤檢討之結果化身為〈理蕃政策大綱〉，於CE 1931年12月28日發布，其中第5條之細部說明，正是岩城所推崇之集約農業和水田耕作。CE 1932年3月，岩城氏宣布變更蕃地開發調查的方法，亦即將「蕃人所要地調查」從廣泛之全面調查，縮小為只調查「作為集團移住計畫骨幹的重要事項」，且調查範圍不再遵照CE 1930年9月9日發布之原案，「改為實查現在田畑及將來田畑可耕適地之所在」，同時也要求各地方州廳調查蕃地內適合開發水田的區域。CE 1932年6月，理蕃課引進另一位水稻至上論者：平澤龜一郎技師（CE 1890年生，CE 1917年畢業於東北帝國大學農科大學農學實科畢業，一樣於今年來臺，亦任職於殖產局，CE 1920年轉任臺北廳技手）。至此，水田中心主義開始主導後續理蕃政策，從此大量高山原住民走向通往山腳的不歸路，而此水田化與山腳型移住路線之所以能在CE 1930年代取得上風，應是出於歷史的偶連性（contingency）。如果沒有霧社事件讓總督府全盤檢討既有政策，或者檢討之時間點不是岩城氏在那個位置上，而是奧田彧（主張將原住民留在山地，發展適合山地之產業）、宮本延人陣營的人（日本統治階層絕非只有單一意志、單一目標，而是各式各樣之主張互相競爭主導權），歷史還會是後來看到的那樣嗎？實在很難說

 

CE 1919年：（大正8年）

2月號《理蕃之友》刊載，前山群溪口臺部落成為「自力更生」完成水圳工程與水稻耕作的模範區，為「島內觀光」焦點

2月28日，於清代出水坡營盤舊址上新設出水坡警官駐在所，5月15日完工

3月1日，日佔時期之韓國獨立人士在京城府（今首爾）塔谷公園宣讀《獨立宣言書》，向世界宣布韓國的獨立，引發京城和其它多地民眾之大規模反日遊行示威。由於發起日為3月1日而得名「三一運動」（삼일운동），也稱「三一起義」、「三一獨立運動」、「三一萬歲運動」等。之後，三一運動的獨立浪潮席捲整個朝鮮半島，有200萬以上群眾參加了上千起反日示威和武裝起義。由於三一運動之衝擊，日本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都對朝鮮作出讓步，被迫改為文治主義為主的懷柔政策。又三一運動促成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之成立，同時三一運動也是對中國人民抗日鬥爭的鼓舞，對五四運動起到催化的作用

3月，大島正滿｛Masamitsu Oshima／1884.06.21-1965.06.26／CE 1907年7月，受叔父臺灣總督府土木局局長長尾半平之聘，來臺研究白蟻。CE 1908年東京帝大理科大學動物學科畢業後，臺灣總督乃正式囑託其來臺進行白蟻危害的調查，研究成果《第1回白蟻調查報告》於CE 1909年由土木局出版。他也在《動物學雜誌》上發表過〈臺灣產白蟻に就て〉（1910）一文。CE 1911年曾在《動物學雜誌》與矢野家幹（1883-1970）進行白蟻問題的論戰，成為當時動物學界熱門話題，之後任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技師及動物學部長、臺灣博物學會會長（1916-1917）。CE 1917年赴美留學［攜帶青木糾雄、松田英二、菊池米太郎等在臺所採集之魚類標本赴美，入史丹佛大學隨校長喬丹Jordan博士研究鑑定並攻讀博士。當時日本含臺灣魚類之調查，以喬丹博士為中心，喬丹逐目逐科陸續發表在美國國立博物館（proc. U. S. Nat. Mus.）報告中，奠定日本魚類分類研究的基礎，而大島氏則將鑑定研究成果發表於〈臺灣淡水魚の研究〉（1919）一文，共記載58種］，CE 1918年冬天自美學成返臺，CE 1920年以臺灣淡水魚研究獲農學博士學位，CE 1923年發表〈臺灣產淡水魚の分布を論じ併せて臺灣と附近各地との地裡的關係に及ぶ〉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學術研究報告。CE 1924年離開臺灣，任東京府立高等學校教授，CE 1925年發表〈改正せられたゐワラス線と其意義〉（《動物學雜誌》）提到華萊士線（Wallace line）由美國植物學者梅里勒（E. D. Merrill）在CE 1923年改訂其南端係經過菲律賓之西側，而其北端究竟落在何處，便成為對動物地理學有興趣的日本研究者切望知道之答案［大島此文引燃後來對紅頭嶼研究的探查熱潮，也使鹿野忠雄從臺北高等學校時期（1925-1929）是一位以昆蟲、哺乳類、原住民為研究興趣的年青人，在CE 1930年卻進入東京帝大理學部地理學科就讀，CE 1941年發表〈紅頭嶼生物地理と新ワ—レス線北端の改定〉，將蘭嶼劃歸菲律賓系，並提出對華萊士線北端的看法。新華萊士線（New Wallace's Line）也被稱為鹿野線（Kano's Line）／CE 1921年秋天，透過昆蟲學者橫山桐郎之介紹，年僅15歲的鹿野氏第1次與江崎悌三見面，當時江崎氏剛從臺灣採集許多昆蟲標本回東京，其豐富之昆蟲相令鹿野驚訝，並得知動物地理學在臺灣是一塊未闢之地，從此在鹿野心中燃燒著對於臺灣的強烈憧憬，4年後他終於來臺］。CE 1935年夏天大島氏又來臺舊地重遊，探訪臺灣鱒之故鄉—大甲溪源頭（在臺灣山地發現寒帶鱒魚），並寫成《タイヤルは招》（泰雅族的呼喚）一書［書中提到大島氏來到埤亞南鞍部駐在所（今思源埡口派出所），向岸良巡查詢問當地有鱒魚嗎？不料他回答溪裏面到處都是，每當秋風吹起時牠們會從下游深淵溯游到上游的淺灘來產卵。之後8月8日由南洋協會、東洋協會聯合舉辦「次高鱒講演會」，在總督府2樓食堂，由大島正滿博士介紹次高鱒在臺灣的生活狀況］。CE 1908-1924年在臺，期間研究白蟻、蛇類及淡水魚類卓然有成，經其命名之臺灣淡水魚有14種｝理學博士來到霧社支廳拜會支廳長長崎警部，之後獲得3尾鱒魚分別寄給美國喬丹（D. S. Jordan）博士（正滿老師）、北海道水產試驗場，留下1尾在中央研究所當作模式標本，而師徒2人便將之命名為一新種Salmo saramao Jordan et Oshima。4月14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刊登一則大新聞〈奇鱒發現—學界之真品〉。6月，大島正滿分別發表〈臺灣產鱒の一新種に就て〉、〈臺灣に產する鱒の一新種に就て〉於《臺灣博物學會會報》及《臺灣農事報》，之後再將櫻花鉤吻鮭學名修正為Oncorhynchus masou formosanus Jordan et Oshima（冷水性陸封型鮭魚，冰河時期孓遺生物，臺灣特有亞種，世界鮭魚分布最南界，生活於水溫攝氏18度以下之高山溪流清澈冰冷水域中）。5月，大島正滿繼續往花蓮立霧溪調查是否有鱒魚棲息，但毫無所獲，不過卻以1對15圓的價格取得15對黑長尾帝雉

5月25日，金平亮三與佐佐木舜一沿大南澳警備道做採集之旅，從蘇澳沿著猴猴溪、東澳、烏石鼻至大南澳浪速。26日，由大南澳經清水斷崖走至花蓮外太魯閣，並經由錐麓古道進入內太魯閣，之後再從花蓮港搭船。6月5日，抵蘭嶼採集2日

6月3日，第7任臺灣總督明石元二郎抵巴塱衛（大武）支廳官舍。4日，抵雙溪口之姑仔崙警官駐在所，後到出水坡警官駐在所及浸水營警官駐在所（午餐）。因大雨最後至晚上10點半，終達枋寮。但10月24日，明石總督病逝九州福岡，之後安葬於臺北市三板橋墓地（今臺北林森公園，後遷葬於新北市三芝基督教墓園／唯一於任內逝世及葬於臺灣之總督）

6月10日，八通關越道路正式動工，從南投集集支廳楠仔腳萬與花蓮港廳玉里支廳大分社2地同步進行。以楠仔腳萬為起點，越過東埔、八通關、大水庫，貫穿花蓮港廳下布農族Talunas、大分，至卓溪山東南山腹，終點玉里，全長43里｛經拉庫拉庫溪兩岸「蕃社」，右岸線經過Asanlaiga、Masisan、Talunas到大水庫，左岸線則經中社、Habi、蕨〔Warabi，意為「大家跟著某人一起去做某件事」／蕨駐在所當初設有辦公室、官舍、酒保（雜貨店／石洞及大分駐在所亦設）及客間（住宿招待所）等／今稱瓦拉米〕、Qasibanan、Ihohol、Baungzavan（大分）、Tatahun、Sasarabi等社至大水庫｝。而今日玉山國家公園南安遊客中心前的《八通關越道路開鑿紀念碑》，上面仍然刻著八通關越道路的動工和完工日期：「大正8年6月10日起工，大正10年元月22日完成」（清古道自南投集集街至花東拔仔庄，離開布農族聚落，而日據時期卻故意經過「蕃社」，構成一條連結駐在所、警備所的警備線）

東、西兩邊同時開鑿「八通關越嶺道」（理蕃道路／警備道路／自CE 1919-1921年）

6月，寒溪警備道從寒溪通往流興完工，距離8.3日里、約32.6公里，沿途設寒溪、古魯（Koro／コロ）、山腳（Sankayaku）、水源（Suigen）、銅山（Dozan）、矢櫃（Yappitu／ヤッピツ）、朝日（Asahi）等駐所。CE 1923年，比亞豪警備道開通，沿途設茂邊（莫很／Mohen／モヘン）、庫巴博（Kubabo／クバボー）、金洋（Kinyan／キンヤン）、比亞豪（Piyahau／ピヤハウ）、佐守漢（Saukan／サウカン）、金漏瓦（Kiyanrawa／キヤンラワ）等6個駐在所，且另有4條支線分別通往大和、山櫻、公果（Gongo，ゴンゴ）及敷島（Sikisima），繼續前行則進入羅東郡內，經加羅山、庫霞駐在所，可下至四季薰（Sikikun／シキクン）社（溪頭群第1大社，今四季）。CE 1924年，武塔警備道完工，距離為6.2日里、約24.3公里，沿途設有哥各茲、栴檀（Sendan／センダン）、楠子（Nansi／ナンシ）、武塔（Butā／ブター）、流興駐在所。若從流興往北走寒溪警備道可出寒溪社至羅東，亦可往西沿比亞豪警備道繼續西行，另外由武塔至比亞豪一帶之警備道，是蘇澳郡由大南澳平野進入南澳深山部落，再通往羅東郡四季薰社的聯絡道路。目前羅東林管處僅整修原來武塔警備道入口處一小段，名為南澳古道，位在金洋村，以栴檀駐在所遺址為起點，循南澳南溪上溯3公里，而其他路段仍處於荒廢狀態

8月，臺鐵海岸線〔為因應CE 1914年一戰期間運輸需求之增加，結果需求超越臺鐵運輸能力而導致「滯貨事件」（原先以「速成主義」方針所興築的臺鐵體質即不佳），乃從CE 1910年代開始進行一系列「改良建設」措施，其中一項即修建「海岸線」，自縱貫線之竹南車站分出，經後龍、白沙屯、通霄、苑裡、日南、大甲、清水、沙鹿、龍井、大肚等各站，而達縱貫線之王田車站（今成功車站）〕在臺中、竹南分別設置建設事務所，從南北兩端同時施工。CE 1922年10月全線開通（10日，於通霄車站舉行海岸線鐵道開通典禮），共費時3年2個月（80公里），且以總經費11,314,591圓完成此工程（原興築計畫由第41回帝國會議通過，自1919年起以4年為期，經費10,522,600圓施行）。同時新設追分車站，並由追分延伸路線至彰化車站，海岸線取代了原先經由臺中之路線而成為縱貫線

10月，第7任臺灣總督明石元二郎，呈現給大正天皇的2隻臺灣特有禽鳥「帝雉」，即是由博物館囑託菊池米太郎在能高橫斷道路上之森中駐在所附近捕獲的（8月8日菊池氏從臺北出發前往阿里山及能高山，在深山幽谷中50餘日才捕獲2隻雄帝雉，11月回到臺北／《臺灣日日新報》10月2日報導）

10月10日，八通關越嶺道動工後4個月，工程隊於綠駐在所西方不遠處，遭約50名布農族人突襲，而巡查野尻光一及5名隘勇不治，是自八通關越嶺道開工以來，布農族人發動之第1起反抗事件，也矗立著入山以來第1支日警戰死地之碑

10月29日，田健治郎成為臺灣第8任總督（1919-1923），也是臺灣第1任文官總督，治臺方針為「內地延長主義」，即是同化政策，自詡為「臺、日融合」同化政策執行者，之後8任文官總督皆持續實行，成為日本統治臺灣中期（1920〜1930）之基本政策。另致力推動地方自治、改革地方行政制度、獎勵日臺共學與通婚、興建嘉南大圳等

12月，砂婆噹第1發電所興工。CE 1920年8月，竣工發電，提供花蓮港電燈主要之電力

臺灣總督府原擬以4,800萬日圓公債支應濁水溪之「日月潭水力電氣工事計畫」〔亦稱「日月潭水力發電計畫」／CE 1900年代，日本人引進龜山、小粗坑、竹仔門、后里、六龜等5座小型水力電廠，促成臺灣導入「水主火從」之發電架構，這是臺灣水力發電第1個「黃金年代」。CE 1910年代，臺灣在第1次世界大戰後成為南進、東進的經貿發展據點，並發展各種「由農轉工」之新興產業，而因發電成本影響商品國際競爭力，CE 1919年乃推動日月潭水力發電計畫，臺灣總督府成立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整個濁水溪發電史的第1個高峰遂展開。之後CE 1930年代，日月潭第1與第2發電所（臺電之母）陸續商轉，水力發電撐起臺灣CE 1950-1960年代的基載發電（至CE 1960年代為止，全臺電力供應係以水力發電為主。尤其CE 1934-1950年代間，日月潭水力發電系統之發電量佔全臺灣70％），但隨著CE 1970年代火力、核能發電興起，加上濁水溪流域發展明湖、明潭抽蓄水力發電（4+6部機組，裝置容量合計100+160=260萬瓩），水力角色轉型為尖峰救援（水力電廠可即時「全黑啟動發電」：整個電網系統在處於全部停電狀態下，通過系統中具有自行啟動能力之機組發電後，帶動無自行啟動能力的機組重新發電，逐步恢復整個發電系統至正常供電）〕，但遭日本政府否決。為求此工程順利進行，乃以官民合營方式，成立「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接收原總督府土木局辦公室辦公室為社廈／臺灣電力公司前身）募集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資金（發行股票以招民股，並由高木友枝擔任第1任社長、副社長角源泉、理事大越大藏兼建設部長）。除以建設部專司日月潭工事外，並在司馬按（司馬鞍／南投縣魚池鄉大林村）設工程本部，又於CE 1921年7月14日竣工小型水利發電廠北山坑發電所（今明潭發電廠北山機組，南投縣國姓鄉中正路34號），供應日月潭工程電氣鐵路〔臺灣第1條鋪設之電車線，一線通達水社工區，一線往東北經木屐、內加道、路篙、過坑抵東埔（南投縣埔里鎮麒麟里）／CE 1921年6月，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完成自名間經集集至外車埕鐵道建設，但因CE 1927年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缺乏資金，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乃將二水到外車埕間鐵道線出售（約400萬日圓，所得款項分別在臺北松山、高雄第2興建1萬瓩火力發電所）予總督府，而外車埕至門牌潭仍繼續由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經營，然會社只有軌道路線設備、無車輛，需仰賴總督府鐵道部之貨車運輸，之後隨著日月潭第1發電所竣工，拆除內車埕段，終點站改至外車埕站，即今之車埕車站。舊內車埕鐵道隧道有2處，一處位於大觀發電廠廠區，另一處則位於廠區大觀橋門口之外〕與建築工地大型機具之所需用電，最後日月潭第1發電所（今大觀1廠）在CE 1934年7月竣工（CE 1934年10月28日上午，竣工典禮在臺灣鐵道飯店舉行。CE 1919年開工至竣工將近15年，歷經10位臺灣總督，動用經費共6,400餘萬圓，是當時日本最大發電廠，CE 2001年經中國工程師學會等6大團體評選為「臺灣10大土木史績」）。10月28日，在臺灣鐵道飯店舉行竣工典禮｛在CE 1926年中，為補充臺灣電力之供應遂開始進行火力發電規劃，又由於12月臺灣總督府宣布日月潭水力發電工事無限期停工，因此在CE 1927年選擇於臺北近郊之七星郡松山庄新建火力發電所，而高雄則採擴建第2火力發電所〔CE 1927年，先增設1部2,000瓩之燃煤汽力發電機組。CE 1930年，再增設10,000瓩的發電機組（供電達13,000瓩，已超過竹仔門及土壠灣發電所的總和，但之後每年要花費70萬圓購買煤，成本驚人）。CE 1931年2月12日，開始送電。3月25日，舉行落成式。同時，著手串聯臺北、日月潭、高雄3地之輸電線，使北、中、南3個電力系統合而為單一供電區（臺灣西部電力系統在竹仔門發電所啟用21年後終於串聯，堪稱臺灣電力史上重要里程碑，並時以高雄第2火力發電所多餘電力支援中部），臺灣西部的電力系統終於在竹仔門發電所啟用（CE 1910年）21年後串接起來，堪稱臺灣電力史之重要里程碑〕方式提升發電能力，加上竹仔門發電所於CE 1930年由原4部發電機組1,600瓩擴充到1,950瓩，以及土壠灣發電所之3,600瓩，臺灣南部的常設總裝置容量大幅提升到18,550瓩，反出現電力過剩情況}

武界壩工程｛攔截濁水溪主流及其支流萬大溪之溪水，並引進舊武界引水隧道〔CE 1934年啟用。而新武界引水隧道（CE 1994年3月完成「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引水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且於CE 1996年6月3日奉經濟部核定，以越域引水方式連接原有武界壩、新建之栗栖壩及日月潭）是臺灣第1長之引水隧道，更是臺灣第1個全斷面隧道挖掘機TBM（Tunnel Boring Machine）完全貫通之成功案例（CE 2000年7月4日開始鑽掘，CE 2002年6月7日順利貫通，全長16.5公里，山壁隧道總長13.96公里，比雪山隧道多1.03公里。施工期間曾達1個月前進659公尺，總平均挖掘速度為每個月315公尺／地質鑽探階段在木屐欄溪此段開挖面，往隧道上游鑽一水平鑽孔，長度901.5公尺，是當時臺灣水平鑽孔之最高紀錄。同時在隧道沿線地表，也鑽了好幾個鑽孔，深度約500-600公尺直到隧道上方。經過這些長距離的水平、傾斜或垂直鑽孔等多道工序，且蒐集相關地質資料經研判後，乃判定地質條件為「均質」之板岩與頁岩夾層，才確認有把握執行TMB工程）。另外，過河段輸水鋼管之拱橋位於武界壩下游約3.5公里處，橋長約165公尺，距河面55公尺，是臺灣跨距最長、工程難度最高的輸水拱橋，也是臺灣第1個將合成拱肋預架工法CLCA（Concrete Lapping Method with Pre-erected Composite Arch）應用於輸水拱橋之成功施工案例〕，再將溪水送至日月潭儲存、調節與發電｝今年開始規劃施工，然CE 1923年因資金缺乏而停工。CE 1927年工程停工期間，臺灣總督府邀請美國石威（Stone and Webster）工程顧問公司重新檢視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計畫和設計方案，再依據鑑定意見書檢討修正，直到CE 1931年始復工（CE 1930年，松本幹一郎出任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且於CE 1934年7月竣工啟用，之後濁水溪水於大竹湖水域注往日月潭，形成「日月湧泉」之特殊景觀〔CE 2001年「臺灣10大土木史蹟」：淡水紅毛城、新店溪上游水力發電設施（桂山發電廠）、龍騰斷橋、阿里山森林鐵道、下淡水溪鐵橋、彰化扇形車庫、烏山頭水庫、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

 今年，雲林西螺之「同芸社」創立，由西螺的黃文陶等位文人共同發起成立雲林第1個詩社，社名同芸亦指雲林地區志同道合創作漢詩的人共聚一堂之意。CE 1920年，因有莿桐、崙背、二崙等文人雅士（廖重光、李德和、廖學昆、江藻如等）陸續加入，故以「菼」（芒草）字取「中實而赤」的特性更名為「菼社」，為日治時期雲林早期之傳統詩社，由其詩社的文學活動和詩歌作品表現，均可看出致力於漢文化的保存。據現存文獻記載， CE 1938年（昭和13年）為菼社最後1次擊缽吟錄的集會活動，沈寂至戰後國府時期。CE 1952年《雲林文獻•創刊號》中，刊載西螺菼社創立33年的社員名錄後，為西螺菼社正式畫下歷史句點台灣

今年開始進行小規模之蕃社集團移住〔《高砂族授產年報》（授產之首要目標就是教導原住民種植水稻／CE 1937年起，警務局每年刊行前一年度之年報，其中一節統整歷年來集團移住情形，而其中刊載之「蕃社集團移住年次表」是從CE 1903年／日明治36年開始統計，最晚的是CE 1943年版／日昭和17年）將集團移住之起點回溯至CE 1918年（日大正8年）：「大正3年蕃設大討伐告終之後，雖投注心力於照顧高砂族，但因他們的居住地位於要害險阻之蕃界深處偏僻遙遠地帶，撫育事業無法順利進行。因此，令其聚集到警備線附近時，較容易進行管理及指導，而能獲得實際的教撫成果。基於此觀點而在大正8年左右小規模地嘗試推行此事，即為蕃社集團移的濫觴。」但我們也不可忽略，日本統治者直到CE 1930年代才開始統計歷年集團移住，這顯示CE 1930年代以後，集團移住成為比先前更重要、更核心的政策。所以早期之小規模試辦是以「聚集」為主，亦即將原本分散的原住民集中到警備道路沿線或警察駐在所附近，以方便管理（為方便警戒而採取現地集約方式）。而CE 1930年代以後之集團移住經常將原住民「分開」，且遠離傳統領域（完全撤離之遷移方式）／理蕃課在選擇誰要移住之問題上，確實謹守〈理蕃政策大綱〉第5條的指示，著眼於將輪耕農業改造為及約農業，但也由於官僚最關心的是水田適地可以分配幾戶、幾人，移住作業常以家戶或個人為單位進行計算，未能顧及社會網絡的完整性，結果許多原社被分割為幾塊、許多關係緊密之原社互相遠離，分散至不同的水田適地，終究導致「舊有勢力關係」中斷〕，並於CE 1925年正式實施蕃社集團移住計畫，將居住在山區的原住民移到日警駐在所附近。而後更進一步選擇適於集約耕種之農地，做為永久的移住地，完成所謂「蕃人所要地」（原住民保留地）的設置和遷移（基本原則是平均每人3公頃，並以現住地或現有耕地為核心。若當地人口超出保留地之容納量，則將多餘人口移往他處保留地，反之若保留地面積大於每人3公頃標準，則收容來自他處的過剩人口）。CE 1926-1930年之區分調查以每人3公頃為標準，在現居地或縣有耕地周邊劃設保留地。當保留地未達每人3公頃標準時，才設法將過剩人口移到其他地方。而CE 1930年啟動之蕃地開發調查基本延續上述方針，僅調整保留地範圍，使其更符合農耕需求。假如歷史沿著這條路徑繼續走下去，多數原社將持續留在傳統領域。然而，CE 1930年10月爆發之霧社事件（此事件之善後行動，是許多事情巧合匯聚的結果，並轉變蕃地統治和原住民社會之結構）導致總督府高層總辭，隨後新任臺灣總督下令全盤檢討既有政策，又正好信仰水稻至上的農業技師岩城龜彥剛剛接掌蕃地開發調查（也剛啟動）的主持工作。雖然當時調查方針在他接手前已定案，不過他也恰巧碰上「全盤檢討既有政策」之契機，使他得以將水田中心主義寫入〈理蕃政策大綱〉，並改變蕃地開發調查的做法，結果原先之保留地規劃遭大幅翻案，將高山原住民移至山腳種植水稻成為新的政策核心（CE 1930年霧社事件後，臺灣總督府推動新「理蕃政策大綱」，正式將「移住山腳」列為政策目標，使原住民集團移住成為理蕃事業重心，改變了歷史路徑）。其實當時山林行政、衛生、國立公園等部門都有反對意見，臺北帝大多位學者也站在反對陣營，主張讓高山原住民留在山上，發展適合山上的產業。由於移住山腳之數量受到其他部門掣肘，到CE 1934年時，原先期待高山原住民全面下山的岩城不得不遷就現實，只能先挑選一部分原社下山（移住山腳之最核心考量是將施行粗放輪耕的原住民改造為水稻農）。於是，移住作業事乃以忙著尋找可開闢水田，然後計算其面積可以平均分配幾戶、幾人為目標，而這種以個體為單位之計算，未能顧及社會網絡的完整性，結果許多原社被分割為幾塊，許多關係緊密之原社互相遠離，分散至不同的水田適地，終究導致「舊有勢力中斷」。此外，許多關係疏遠甚至敵對之原社被合併於一處，又常使其不易團結。總之或多或少，集團移住真的擾動了社會網絡結構。無論動機為何，關鍵是「以個體為單位」這種分配機制，容易導致群體分化。另外，日治末期的集團移住政策以分配水田為核心，但永久屋分配並未搭配耕地，住戶或者回到山上耕種，或者去都市做工，難以在永久屋基地維持生計，但2件事採取相同分配機制，都以個體家戶為單位進行計算或審核，常未考慮社會網絡的完整性，以至於產生群體分化之後果，這雖非歷史重演，卻是跨時代的押韻

「高砂麥酒株式會社」成立，投資者之一為安部幸之助（1869-1927，橫濱豪商安部幸兵衛長子，來臺經營糖業，握有臺灣第1座清酒工廠—芳釀株式會社經營權），並購入上埤頭庄土地，此地位置極佳，廠區所在之「東臺北」具有水質優良、地價低廉以及臨近鐵路、市區等優勢，時人盛讚有成為「全島工業中心地」的資格，這也是該區何以相繼建立芳釀社、高砂麥酒、進馨汽水（黑松前身）等飲料廠之原因。其核心幹部包括專務取締役（執行董事）齋藤豐次郎（原是芳釀社專務取締役）及技師長唐仁原景俊（與德國釀造技師有合作經驗）。但一次世界大戰後，高砂麥酒成立初期連年虧損，直到CE 1922年後宮信太郎（「臺灣煉瓦株式會社」社長）成為專務取締役參與經營才扭轉，他邀請赤司初太郎（1874-1944／乙未戰爭時以軍屬身份來臺，後創業承攬軍方生意成為御用商人，展開多角經營）擔任顧問，CE 1927年隨著後宮出任社長，高砂麥酒漸穩腳步。CE 1930年為避免同業惡性競爭，各公司在總督府領導下共組「麥酒販賣株式會社」，統籌進口啤酒的售價與配銷。CE 1933年5月啤酒納入總督府「收購專賣」，故此高砂麥酒未被官方徵收，得以維持民營至終戰。CE 1939年高砂股權發生變化，原先由在臺日籍實業家和銀行主控，透過增資，高砂股份轉由大日本、麒麟、櫻花3家麥酒商持股過半，因此成為日本啤酒商的延伸。戰後由民營轉為國營，先屬於臺灣省專賣局之臺灣酒業股份有限公司，CE 1947年228事件後改制為菸酒公賣局第二酒廠，CE 1975年再更名為建國啤酒廠，且新建烏日「中興」、竹南「復興」、善化「成功」3家啤酒廠。CE 1995年以樂山文教基金會為核心，民間倡議建國啤酒廠保存，並與建啤工會反遷廠、生產不中斷立場結合，既是一場勞工運動，又同時強調文化保存。惟正式交付審議後，因各方無視建啤之產業文化核心價值，單僅重視土地利益，致使相關計畫停滯不前、無解難辦

全臺官營水力發電所僅有龜山、小粗坑、竹仔門、后里、土壠灣5處

 

CE 1920年：（日大正9年）

元月11日，日本東京之臺灣留學生成立第1個政治運動團體「新民會」。會長為林獻堂、副會長為蔡惠如，其目的在於從事政治社會改革運動，以增進臺灣同胞幸福。7月16日，發行《臺灣青年》雜誌（由蔡培火擔任編輯兼發行人／《臺灣》、《臺灣民報》1923、《臺灣新民報》1930、《興南新聞》1941、《臺灣新報》、《臺灣新生報》），內容多批評殖民政策，屢遭禁售

3月，瀨戶分遣所被霞喀羅人襲擊。7月，竹東郡一休分遣所又被霞喀羅人襲擊。7月16日，霞喀羅警戒所遭襲，被搶奪槍枝及10箱共6,000發子彈，同時民都有、野馬敢、中村等分遣所亦遭搶，日警陷入恐慌。8月初，日警由霞喀羅警戒所以大量砲火轟炸木喀拉卡社及天同社，霞喀羅部落總頭目Baiyas Nomin遭砲火擊中而亡

5月，楚南仁博在霧社支廳管內之追分（今翠峰）進行昆蟲採集時，在濕潤地石頭下發現1隻3寸5分長的山椒魚，後來又在能高駐在所上方發現1隻，這是生活在寒溫帶地區之山椒魚，首次在亞熱帶地區被發現。楚南氏山椒魚（Hynobius Sonani  Maki）為臺灣特有種，分布於中部3千公尺以上山區

7月6日15時，久良栖社原住民襲擊白冷（又稱白嶺）駐在所（在右岸），有3名巡查（及川暢三、河東田耕一、大橋吉一）遭馘首。7日凌晨3時，再襲擊捎來坪駐在所與東卯溪腦寮殺害染浦義雄巡查，還有5人重傷。8-9日，將在ピヤワン溪上游工作之日本人56名、在久良栖開路之工人26名、在蛇木溪作業地工作之臺、日工人及家眷等計214名，終止作業，全部集中清水臺。至8月底警務局調動部隊才鎮壓，史稱「白冷事件」。9月18日凌晨1時，沙拉茂群與志佳陽社原住民襲擊合流點分遣所，有巡查及家屬6人、警手1人被馘首。11時，又襲擊椚岡駐在所（今福壽山），又有長久保警補等5人被殺害，至10月下旬才將事件平定。在發生白冷與椚岡殺警事件後，日人乃決心開鑿明治通往大甲溪上游之交通，積極築路。CE 1921年元月，ピスタン越橫斷道路開工，3月完工，將明治溫泉經必坦溪至佳陽之路徑打通。CE 1931年11月7日，5名佳陽社原住民襲擊ピスタン駐在所殺害3名警員，史稱「ピスタン事件」（美壽潭事件），至11月10日臺中州及臺北州警察隊才全面控制。CE 1932年，將ピスタン駐在所遷移到必坦溪左岸之支稜鞍部上，這裡可望見達盤駐在所，遂改名達見Tatsumi（達見駐在所，達見山莊在其下方），意思是此處是可以看見達盤的地方

8月，總督府通令全臺廢止隘勇制度，宣告全臺警備道路「防蕃」任務時代終止，「理蕃」及「撫育」功能需求增強

10月1日（臺灣自治第1日），總督田健治郎將臺灣西部10個廳改制為5個州（臺北州、新竹州、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另有東部之花蓮港廳（研海支廳、花蓮支廳、鳳林支廳、玉里支廳）、臺東廳2廳（共5州2廳）。而州之下轄市、郡（市、郡同級），郡之下轄街庄（規模約等今日鄉鎮市／原為保、里基層行政區劃），乃正式確立州廳—郡市—街庄3級制（在公共團體的州與公共團體的街庄之間設立分共團體的郡，並賦予郡守警察權，此種特異制度和「警政、民政分離」的常態相違，因此持續有「郡警分離」之倡議。霧社事件爆發後，「郡警分離」倡議戛然而止）。CE 1926年7月，澎湖廳再自高雄州分出，共5州3廳。另外，隨著今年州郡新地名規劃同命名（簡化、美化改成日式地名／依據原臺、客語發音，毫無根據直接取代／今年改名包含了臺北州9個庄、新竹州20個庄、臺中州28個庄、臺南州2街38個庄、高雄州4街23個庄。以南部街、庄為中心，改名了6街118個庄），部分臺灣古地名亦跟著改埋，譬如：打狗→高雄（高雄州高雄郡高雄街，CE 1924年高雄街再升格為高雄市）、阿緱（阿猴／原住民聚落語）→屏東（今屏東縣屏東市）、錫口→松山（今臺北市松山區）、牛罵頭→清水（今臺中市清水區）、枋橋→板橋（今新北市板橋區）、阿公店→岡山（今高雄市岡山區）、媽宮（閩南語發音ma-ging）→馬公（日語發音ma-ko／今澎湖縣馬公市）、打貓→民雄、湳仔→民間（日語發音na-ma）、八芝蘭→士林、竹仔湖→竹子湖等，因此今年是臺灣行政區域調整與地名變革的關鍵年代。同時，「桃園廳三角湧支廳蕃地」崙尾寮、白石鞍、五寮、詩朗、菜園地，被更改為「臺北州海山郡蕃地」

10月8日，李豆（十八兒大隘社賽夏族總頭目Taro Oemaw大女兒，原名Chiwas Taro，嫁給客家人李金文，頭目家族原本姓「豆」，結婚後遂被稱李豆氏，漢名簡稱李豆）和婆婆遭霞喀羅人馘首。23日，其弟Ivan Taro率23名社眾替大姊報仇，殺死路過霞喀羅警戒所之霞喀羅人3人。11月初，霞喀羅人又燒毀萱原分遣所及野馬敢（Yabakan）分遣所。12月，新竹州警方動員大東河賽夏族61人，以及鹿場（チウヴス／原居地Pasukuharanパスコワラン社，後分出）社「線內蕃」泰雅族14人，溯汶水溪攻擊霞喀羅人，更調動卡奧灣（Gaogan／Mkgogan／今桃園市復興區三光、高義）群／部落106人，組成一「味方蕃」奇襲隊，衝進霞喀羅部落祖居地，霞喀羅人遭窮追猛打，只好退回避居地基納吉薩克亞金一帶，以及馬達拉溪上游和北坑溪上游，過著飢寒交迫之生活，史稱「第2次霞喀羅事件」

10月17日，臺灣第1位飛行員謝文達在臺中練兵場，10月31日及11月1日，在臺北練兵場表演飛行，開臺灣人飛翔故鄉第1例。蔣渭水、謝春木、吳海水等人特地舉辦歡迎會，營造反日運動氣勢

10月，臺灣軍司令部佐田司令官，從巴塱衛1日走到水底寮

11月，在屏東下淡水溪左岸原苗圃預定地200甲設置屏東飛機場，成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警察航空班」，指揮官是陸軍工兵大尉佐藤求已〔CE 1903年，籌劃「理蕃飛行」計畫。CE 1918年8月，計畫獲准，並以預算175,420圓購買法製薩爾牟遜（Salmson）飛機4架〕

12月，東京臺灣青年會常會中決議「組織演劇會」。CE 1921年10月，臺灣文化協會（文協）成立，CE 1924年公布10項文化方針，包括「為改革弊習，涵養高尚趣味起見，特開活動寫真會、音樂會及文化演劇會」，為臺灣文化運動揭櫫了新方向，也開啟臺灣人的新劇年代。但新劇熱潮不過數年即趨於沉寂，或因其「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新劇運動者滿懷民族大義與藝術文化、理想，想以戲劇來教化民眾、推動社會改革，但最重要的是政治大環境並不利殖民地之文化演劇運動，當時總督府加強取締左翼和無產青年，同時間文協左右路線分裂，並嚴重對立，新劇來不及成長就已式微（從結果論檢視文化協會年代之新劇，這一段戲劇史理想、浪漫勝過劇場創造的啟蒙運動，成果並不豐碩，缺乏具影響性之戲劇大家。不過至少反映當時臺灣人面對殖民現代性的省思，也展現知識分子對現代戲劇之態度）。進入CE 1930年代之後，絕大部分臺灣人劇團走的是商業、通俗戲劇路線。雖然張維賢（1905-1977，自CE 1920年代積極參與臺灣新劇和社會改造運動，以「臺灣新劇第1人」自許）CE 1933年「民烽演劇研究會（民烽劇團）」靈光乍現曇花一現，是臺灣歷來最專業的新劇團體，但也很快黯淡下來

今年起，日本學者小島由道、小林保祥〔2人合撰《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小林保祥以「民俗工藝」概念探討原住民物質文化（日常用品中的美），與提倡民具學之澁澤敬三、鹿野忠雄等人形成對比〕、人澤片村（《中央山脈橫斷》）等人，紛紛至浸水營一帶調查，不約而同地採集有關小矮人的傳說

《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5卷：小矮人其中一支，從達仁鄉達仁西遷越過中央山脈→麻里巴社（Maripa，現南迴鐵路最長隧道上方）居住→恆春。另一支從大武鄉大武→出水坡南岸，茶茶牙頓溪北岸居住→分散至春日鄉之浸水營古道南側一帶

《中央山脈橫斷》：Congurui位於浸水營道路出水坡Rirau社南側下方，移川教授指出有小矮人Ngurur之住屋遺跡與類似石棺留存。東部割肉社宣稱那裏的小矮人即其祖先。浸水營道路古里巴諾警官駐在所下方，和茶茶牙頓溪對岸上方處，原來有先住蕃人（小矮人）居住。住屋石柱低矮同時很重（徐如林、楊南郡，《浸水營古道》，p.259：是土黃色砂岩，非黑色、大而薄的黏板岩）

田代安定著《臺灣行道樹及市村植樹要鑑》

連橫之《臺灣通史》問世

日人八田與一奉命修建「嘉南大圳」（CE 1930年，竣工），主要引曾文溪、濁水溪之水灌溉嘉南平原一帶（農民組合不僅批判殖民當局與大地主之共同壓迫，對嘉南大圳興建的批判也不遺餘力。興建大圳之目的，簡單說就是在嘉南平原的廣大稻田之間，興建了大型儲水設備以及運送水資源的渠道，保證氣候炎熱之嘉南地區在三期稻作中都不會有缺水的問題。這種作法實現了嘉南3期稻作所需要之設備條件，接下來就是規定大圳所穿越的土地不得買賣，以確保耕地之完整，同時也規定農民生產的嚴苛條件，包括3年輪作給水法以及耕種之農民必須支付水租，透過低價的稻米統購，達到壓榨農民勞力之目的。簡單說，嘉南大圳就是在嘉南平原完成大規模的水利設備，將大批農地公有化，同時驅使佃農扮演農奴的角色，以保證可以取得稻米之大量生產以及豐厚的利潤。CE 1929年，日本著名學者矢內原忠雄在其名著《帝國主義下の臺灣》寫道：「嘉南大圳所促進之社會關係上的變化，乃是形成大地主之土地集中與壟斷，及促使農民喪失土地而無產化」。嘉南大圳完成後，殖民當局為了掩蓋剝削之真相還拍攝了宣傳影片「幸福的農民」，並在全島巡迴播映，但受到農民組合成員的訕笑。農民組合之一篇檄文清楚寫道：「兄弟姊妹啊，嘉南大圳竣工啟用的今天，有的說是為了勞苦貧民之福祉─福祉應為『毒死』，有的說是以幸福為名增進下毒之陰謀，任意沒收我們的所有地，縱橫無盡地亂鑿圳路，完全無視於穀物之損失以及民眾的痛苦。…兄弟姊妹啊，請看我們舉家瀕臨餓死之慘澹現狀吧。…請記住以下3字句：『賊政府，卻重稅，賊官廳，凡物欲』。…兄弟姊妹啊，勿怕犧牲，勇往邁進，展開鬥爭吧！」移居臺灣20餘年之日本記者泉風浪目睹臺灣農民運動的過程，於CE 1928年出版《臺灣の民族運動》，詳列日本殖民時代之臺灣反對運動，從文化協會、民眾黨、農民組合以及臺灣共產黨等組織的興起，他認為日本統治下之臺灣，所有的運動本質上都有著中華民族主義情感的內涵，都是在臺灣的中華民族反對異族統治之形式，也是運動推動最大的內在力量）

愛麗絲‧約瑟芬‧包蘭亭‧柯潔索夫［Alice Josephine Ballantine Kirjassoff／1889-1923／美國駐臺北領事馬克斯‧柯潔索夫（Max David Kirjassoff／1916-1919）夫人］於《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3月號發表〈福爾摩沙‧美麗之島〉（Formosa the Beautiful），這是該雜誌第1次以臺灣做為報導對象

臺灣軍司令官柴五郎率隨員從霧社走能高越嶺舊道至花蓮視察，途中於中央山脈州廳界處種樹紀念

移川子之藏（CE 1910年代赴美研讀文化人類學，後來取得哈佛大學博士，受到老師Roland B. Dixon的薰陶，以及美國文化史學派之學風影響，其關注的學術重點，是以太平洋地區諸民族設計與物質文化為中心之文化史，在美留學期間，已將臺灣的民族誌納入研究當中。CE 1922年6月，被認命為臺灣總督府蕃族調查事務囑託）到臺灣旅行（去東南亞一帶旅行途中順道臺灣），當時民政長官下村宏指派森丑之助偕同移川一起，拜訪中部山區霧社一帶，並在馬赫坡部落住宿，曾遇到迪娃斯‧魯道。CE 1930年10月，已成為臺北帝國大學教授之移川，霧社事件當天剛好要前往霧社進行系譜採集調查，但因家中有事變更行程，而未遭遇霧社事件

總督府開始準備設置官方植物檢查所（CE 1917年10月，日本以臺灣產西瓜有瓜實蠅寄生為由，禁止臺灣產西瓜胡瓜和其他葫蘆科植物輸入），CE 1921年9月總督府發布〈臺灣輸出入植物取締規則施行規則〉，在臺北、基隆、高雄、員林（CE 1910年11月成立員林果物商組合，負責檢查當地銷售之柑橘品質）、新竹設置植物檢查所。訂定臺北市為植物檢查所，其他為分所，員林、新竹2地為柑橘重要生產地。而臺產柑橘若要輸出日本（當時輸出日本稱為「移出」），必須先提出申請，並在檢查所倉庫放置規定時間後，再以藥物燻蒸，最後經由檢查員以肉眼進行個體檢查，將蜜柑小實蠅、黑星病或其他被害果除去，才能做為合格輸出。日治後期的柑橘檢查分為商品檢查及植物檢查。首先在採收後由生產出貨者先行預選，去除有害病蟲之果實，再申請州營商品審查，由出貨組合運入檢查所，提出申請書且繳納手續費。商品檢查完成後，則依照州外、輸出與輸日（移出）2種販售目的地而執行不同流程。若是準備在州外、輸出販賣者，則直接在州營檢查所進行包裝，貼上檢查合格證明後，再交還申請者進行後續輸送和販賣程序。若要輸出至日本本土，則還要再搬入檢查所申請植物檢查，檢查程序規定蜜柑類要儲藏10天，朱欒類要20天，然後在燻蒸室內以二硫化碳素燻蒸24小時（室溫15℃以上，藥量為4pd/1,000立方公尺），燻蒸完畢後再進行嚴密之個體檢查，合格柑橘就在檢查所內進行包裝，貼上檢查合格證明，再交還申請者，運送到日本上岸港口還必須再次檢查。因此，在臺灣出現所謂「雙重」或「再」檢查等稱呼方式，當時稱為「雙重檢查」制度。此制度造成臺灣柑橘進入日本極大障礙，例如增加柑橘搬運過程之果傷比例，且檢查耗時費日導致失去商機，此外檢查所設備與人手不足，在輸出旺季經常發生檢查終止的「滯果」情形，造成柑橘輸出量／總產量占比遠落後於香蕉和鳳梨，雖然總督府也進行多次交涉，更進行相關實驗試圖說服日本中央廢止再檢查，然直到日本統治結束，雙重檢查制度仍一直存在，這也是在日治後期為何臺灣柑橘主要輸出地，由日本本土轉移至中國東北的滿洲國

 

CE 1921年：（日大正10年）

元月30日，林獻堂、林呈祿、蔣渭水、蔡惠如等人根據日本憲法賦予之請願權，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主張設立「臺灣議會」，並展開「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且持續至CE 1934年9月2日，歷時14年，提出15次請願，為日本殖民時代歷時最久、規模最大之臺灣人政治運動

元月，第4次整修浸水營道路，重建因颱風摧毀之姑仔崙吊橋，並拓寬路幅、降低坡度。原本路寬4尺擴寬為6尺，原本坡路6.5％降低為3-4％

元月至2月，賽考列克群霞喀羅部落木喀拉卡（Mukeraka）社頻頻攻擊「線內」上坪前山群竹林、萱原、鬼澤、白蘭方面以為報復，使得已歸附日警之「線內蕃」更加憎恨霞喀羅部落，在日警操縱、勸誘下，主動或被動組成「蕃人奇襲隊」，對霞喀羅部落4社展開趕盡殺絕。第1次行動攻擊木喀拉卡社及天同（Tenton）社，第2次行動則攻擊霞喀羅部落避居地（馬達拉溪上游與北坑溪上游），第3次行動攻擊響應霞喀羅部落之泰雅族澤敖列群，包括大安溪流域之天狗、梅園、魯棚各社，沒收其武器。3月，新竹州知事服部仁藏〔CE 1901年任鐵道課事務官，CE 1911年任阿里山囑託，CE 1918年任營林局長（決定引進傾斜鐵道），CE 1920年任新竹州知事〕率領警察部隊，以及白蘭社等「線內蕃」、「卡奧灣蕃」、「賽夏族蕃」組成「蕃人奇襲隊」568人，攻擊位於霞喀羅溪源頭之天同社和木喀拉卡社祖居地，將房舍穀倉全部焚燬，並徹底破壞耕地田園，使霞喀羅人無以維生，於是向警方提出和解請求。7月28日，各社頭目及社眾代表，求見新竹州大杉警視與其他警官〔日警利用泰雅族與賽夏族之矛盾關係，以及泰雅族內各部落之敵對關係，例如基納吉和卡奧灣、馬里闊灣部落之間的嫌隙，霞喀羅部落與「線內蕃」（上坪前山部落、鹿場部落）的對立關係，討伐抗日之「線外蕃」—基納吉及霞喀羅部落〕

另有部分不願和解者，則遠避北坑溪及馬達拉溪之上游，然經過6年之苦熬與躲避，終於無法再忍受飢寒交迫，加上日警開鑿北坑溪警備道路、鹿場連嶺警備道路，使他們再也無法依靠天險來抗爭。CE 1926年（大正15年），霞喀羅部落終於同意和日警和解，基納吉部落和霞喀羅部落正式與其宿敵舉行「埋石立誓」之大和解儀式。9月30日，泰雅族霞喀羅、基納吉、上坪前山、上坪後山、馬里闊灣、鹿場、汶水等部落，以及賽夏族五指山、南庄等部落各社頭目與勢力者共75人，聚集於井上警官駐在所（清泉）前空地，參加「埋石宣誓儀式」，共同表達和解及親睦之意願。此埋石之盟是由新竹州知事服部仁藏主持，警務部長、理蕃課長、大溪、竹東、大湖、竹南各郡郡守，以及各郡警察課長都列席。之後日警為求安心，乃於CE 1926年開始安排各部落之「強制移住計畫」

賽夏族總頭目Taro Wumao與日警協力平定霞喀羅之叛變，並促使泰雅族霞喀羅社和賽夏族大隘社，在清泉訂立「埋石之盟」

2月，臺灣日日新報社發行日人片岡巖撰寫《臺灣風俗誌》

2月20日，開始進行塔比多以西，「支廳至西拉歐卡夫尼道路」主線道路全段大改造，並將道路終點設於立霧溪北岸海拔1,800公尺之卡拉寶社（有「太魯閣最高蕃社」之稱），且稱為「卡拉寶道路」，里程共21.6公里。其中，新道自荻坂山鞍部埡口首先通過古白楊社〔太魯閣最大族社，其地為平緩階地，上下共約7層。昔日曾是合歡越道路健行，卡拉寶至天祥段之午餐休息站。古白楊為族語「準備出擊之地」之意／CE 1914年，此地設立「古白楊警察官吏駐在所」。CE 1916年，並設立「古白楊乙種蕃童教育所」／卡拉寶與古白楊剛好是2個距中橫最近的點（碧綠神木至卡拉寶約需1小時，新白楊至古白楊約需25分鐘）〕、古白楊橋、見晴分遣所（CE 1922年，更名為「見晴警察官吏駐在所」。CE 1941年，因實施「集團移住」而廢止）、魯翁橋〔魯翁（ロオン、Rnguung）為族語「山黃麻」之意／長73間（約132.8公尺）、高35間（約63.7公尺），是進入太魯閣之後的第1座橋〕、西拉歐卡社（CE 1921年，南岸「西拉歐卡警戒所」遷移至此。CE 1922年，更名為「西拉歐卡警察官吏駐在所」）而抵卡拉寶社〔太魯閣最深入之部落，也是島內最高之蕃地（1,878公尺），是太魯閣原住民挑夫彼此換手的離別點（最主要之離別點是州廳界）／CE 1941年，設立「卡拉寶警察官吏駐在所」（約CE 1941年中搬至其下方2層樓高的「山之家」山屋）。CE 1934年（日昭和9年），「合歡越道路」由此接續並越嶺合歡山／卡拉寶（Qlapaw）為族語「土地肥沃」之意〕

3月23日，越嶺道東段完工2個月後，石洞駐在所巡查圖師八藏與技工河合正一協同其他人員修補道路，而遭埋伏多時之布農族人攻擊，2人遇害並被馘首，因而促使日方增設抱崖駐在所，並設置戰死之地紀念碑

3月30日，「卡拉寶道路」竣工，「支廳至西拉歐卡夫尼道路」廢止，而隘勇線時期「饅頭山道路／鳴歪舊道（經由饅頭山南坡）」之警備機關，此時全數移往「荻坂道路／荻坂新道（經由饅頭山東坡）」（CE 1917年，竣工）。其中，位於饅頭山西側之「歐外社」（今第2「水濂洞」對岸）及其「西麓警戒所」〔前身為鳴歪（オワイ、Uway）警戒所／CE 1920年更名，CE 1914年原名為「歐外隘勇分遣所」，CE 1915年更名「歐外監督所」，CE 1916年再更名「歐外警戒所」〕遷往「荻坂道路」起點卡莫黑爾社（瓦黑爾溪溪畔／饅頭山西北側／「鶯橋」北岸小河階）西側，成為「西奇良警戒所」（CE 1922年改制為「西奇良警察官吏駐在所」）。此外，原位於瓦黑爾溪、立霧溪合流點之「西奇良（シキリヤン、Sklian）分遣所」（前身「鳴歪第1分遣所」／原「瓦黑爾溪隘勇分遣所」／西奇良為族語「取麻之地」之意，意指此地盛產野生苧麻，番人多來此取麻織布／今「白楊步道第1隧道」西口），則遷往「荻坂道路」渡過瓦黑爾溪南岸後之「西奇良社」（荻坂山／西奇良山北側稜線），並更名為「荻坂分遣所」（CE 1922年，再改制為「荻坂警察官吏駐在所」）。而「岩水分遣所」撤往荻坂道路，名稱不變。「西拉歐卡警戒所」則遷往西拉歐卡社內

3月31日，「埤亞南越嶺警備道」竣工（CE 1920年／大正9年11月23日開工，CE 1959年中部橫貫公路宜蘭支線通車後，舊警備道乏人行走終告荒廢），僅費時4個多月，全長約96公里（宜蘭段長約32公里），有吊橋8座，沿途設置烏帽子山（エボシ山／Ebosiyama／今獨立山）、留茂安、卡拉富、四季薰（シキクン／Sikikun／今四季）、米羅（メラ／Mera）、埤亞南（ピヤナン／Piyanan／南山）、耶克糾溪（エキジュウ溪／Ekizyûkei）、突稜、埤亞南鞍部（今思源埡口）駐在所。是聯絡臺北州（羅東三星）與臺中州唯一之交通樞紐，也是通往臺中州東勢郡（八仙山）及能高郡霧社之重要道路，更是中央山脈最北端的長程山地警備道路（元月22日，八通關越道路完工。同時有2條重要警備道路開通，從此全臺「蕃地」警備形式大改，從以往的分散式一躍而為緊密連結之集體據點式）。其中，從四季薰到埤亞南鞍部這一段，還是昆蟲採集非常著名的地點。CE 1930年代夏天來此採集昆蟲的人員，依時間先後有野村健一（Kenichi Nomura／1914-1993）、高橋良一、美國人嘉理思Gressitt、江崎悌三及山中正夫（Masao Yamanaka／1906-1994／1930-1947，在臺）等人

3月，泰雅族第1批原住民公醫大豹社樂信‧瓦旦｛Losing Watan／1899-1954／渡井三郎，Watarai Saburou，渡井是紀念其父Watan，後入贅日本四國望族日野家，改名日野三郎（妻日野サガノ、林玉華，日本四國愛媛縣日野望族之女），CE 1940年被任命為臺灣總督府評議員，為原住民唯一代表（在其柔順臣服外表下，實存在某種謙遜但卻執拗之主體意識。首先，動機上有很大程度出之於族群生存的現實理由，惟更深層之動機似乎是對當年父親武裝抗日失敗、幾至滅族，而自己淪為人質的慘痛教訓之反省，以及為消弭同族各社之間長期為爭奪狩獵地盤而相殘的行為。前者是屈從外部強者以求「族群存續」之自保行為，後者則是內部整合的「族群建構」行動，而這2者都反映了樂信‧瓦旦強烈之族群主體意識）。CE 1945年改名林瑞昌，CE 1948年7月受聘為省府諮議，11月成立「山地建設協會」（試圖走入國府體制內部，複製戰前「高砂協會」之合法原住民運動路線的努力）。CE 1949年12月遞補為臺灣省參議員，並在議會中提倡「還我土地」，是今日原住民「土地正義」運動之先驅。CE 1947年6月12日，提出《臺北縣海山區三峽鎮大豹社原社復歸陳請書》（林昭光以日文撰寫），請求取回祖居地，但未獲回應。CE 1949年以後，中共以國家競爭者之姿出現，使樂信‧瓦旦確曾於2者之間短暫觀望，而對國民黨政權短暫的忠誠遲疑，遂導致被整肅之命運，這反映了弱勢民族被迫仰賴外來國家力量發展主體性的兩難與困境。CE 1951年，於《旁觀》雜誌2月號發表〈本省山地行政的檢討〉，文中將日本「理蕃」事業理解為一種由國家主導之山地現代化計畫，而樂信‧瓦旦認為該計畫是成功的，因為它大幅提升了山地同胞生活與文化水準，且成功關鍵在國家有效之計畫和嚴格的監督執行，並投入大量資源於其中〔在此可見日本國家理蕃之「國家發展主義」（statism／state developmentalism）或「國家發展自治主義」（state development autonomism）意識形態對樂信‧瓦旦自治思想的深刻影響〕。惟當時山地社會雖已相當進步，卻還沒有自主發展之能力〔山地社會仍處於「開發中社會」（developing society）〕，因此仍待國家力量持續挹注。雖然由於飽受戰爭遷徙之苦的國民黨政府之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完全無法和戰前的日本國家相提並論，不過樂信‧瓦旦則認為根本因素是國民黨對臺灣原住民特質之誤解所導致的政策錯誤（〈臺灣原住民自治主義的意識型態根源：樂信‧瓦旦與吾雍‧雅達烏猶卡那政治思想初探〉，吳叡人，2009）。CE 1952年，當選第1屆臺灣省臨時省議會議員（山地山胞代表），11月以涉及「高山族匪諜案」（「高砂族自治會」案件，包括鄒族湯守仁、高一生、樂信‧瓦旦等人）之白色恐怖遭逮捕下獄，於CE 1954年4月17日同遭槍決｝、詩朗（Shiron，其意為「海」，今桃園市復興區澤仁里）社哈勇•烏送（Hayung Usung／宇都木一郎／漢名高啟順／角板山教育所、桃園尋常高等小學校、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CE 1921年9月醫專研究科結業、部落公醫／父詩朗社領袖烏送•和旦，子高揚威醫師）畢業於臺灣醫學專校（今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9月，加入山區醫療行業

4月3-11日，歐文•魯特（Edward Owen Rutter／1889-1944，曾擔任英屬北婆羅洲殖民地理民官District Officer）訪問臺灣，而由總督府外事課通譯越村長次陪同。CE 1923年，出版《1921穿越福爾摩沙：一位英國作家的臺灣旅行》（Through Formosa：An Account of Japan's Island Colony, T. Fisher Unwin Ltd., London, 1923），蔡耀緯 譯，遠足文化，2017

4月，臺灣軍司令部柴五郎司令官，同樣從巴塱衛1日走到水底寮

4月24日，大分駐在所巡查部長田中貞作及十三里（Tomori／とみり／距玉里13日里，約51公里餘／今稱多美麗，遺留有越嶺道東段，甚至是全段之最的人字砌疊石駁坎遺構，前後逾100公尺，並洋溢著秩序之美，且其南北2側有以「浮築橋」形式所闢建的道路）駐在所巡查中川藤七，於十三里駐在所南方離約4町道路上遭馘首，據說是大分社Tosioy小社勢力者Mabo等人所為。此外，八通關一帶爆發多起出草事件，據說兇手是臺東廳Bulubulu社的布農族人，但也有Tosioy小社Rakobion家族〔mai tastu lumah，曾是同一家屋之成員（即同源於一家；同姓），但目前已成分家居住的狀態（惟仍強烈認同其情感關係）／同一家屋tastu lumah／小氏族siduh／中氏族kautuszang／大氏族kaviaz／分家min vaz，經由min vaz把家的意義擴大，是族群延續、親屬組織擴張的重要機制〕

5月24日下午1時起，日軍玉里分遣隊對Tosioy社實施點放式砲擊，而郡社群12社頭目齊聲勸告Tosioy小社交出首級和搶得槍枝，以示投誠之意。6月10日，受命誘出Aliman Siking家族之Tosioy社頭目等19人前往Tamahu。14日，頭目們回報Aliman Siking表示絕不投降且與Bulubulu社人（距今約230年前，從祖居地巒大社遷到Baungzavan大分地區，20年後再遷到新武路溪上游一帶）合作繼續反抗。16日， Tosioy小社族人（頭目Rakobiyon揹著一頭豬要獻給廳長，這是布農族最高禮節，表示贖罪有和解之意。雙方文化雖無法溝通，惟再次證明日方詐殺之實）來到大分駐在所附近，但不願進入駐在所深怕遭射殺，但仍被蕃通渡邊警部、古川巡查部長、松本及中村巡查等半哄半騙說服，之後遭江口廳長嚴厲斥責，全體起而反抗惟遭逮捕收押。17日上午5時半，搜索隊及宮崎中隊長率大分特遣中隊向Tosioy社出發，抵達村落時不見人影，遂燒毀住屋等後返回。18日上午2時，被羈押之Tosioy小社蕃人一起動手破壞看守所企圖逃走，但全體被射殺。日本人誘殺大分一帶托西佑（Tosioy、Tusiu，一種類似萬年青之植物／全為Takis Talan氏族，受大分社副頭目Aliman Bukun支配）社頭目（Rakobiyon）共23人，新武呂溪的拉馬達星星之弟也同時遇害。黎明時分，軍警聯合部隊開始在大分地區展開蕃社掃蕩，破壞耕地、焚毀布農族人屋舍、沒收槍枝，這次事件稱之「大分大屠殺／Tosioy屠殺事件」（這是日警發動之「第2次大分事件」，目的在假布農族人之手誘捕Aliman Siking，不過未能如願／之後，因為任何人都可能被貼「兇蕃」標籤，被喚去駐在所責難，甚至被圍剿屠殺，更多布農族人乾脆避而遠之逃進深山，不跟日本人接觸）

8-11月，入澤滲從角板山至高義蘭走新道（新隘勇線），從高義蘭至巴塱山砲臺再至舊塔曼（タマン）溪分遣所、萱原警戒所、四稜分遣所、一稜分遣所、西村分遣所，走的是舊道（舊隘勇線），之後出版《生蕃國の今昔—附新竹蕃地行腳》。CE 1922年5月13日，新設歧路、小林、瀧上、池端、田丸、源（後改回西村）駐在所。CE 1922年5月14日，新設ソロ（Suruw／原意為頭目居地／今蘇樂）駐在所。此時之桃宜橫斷線芬又2段道路銜接：角板山至三星道路，從角板山出發，經高坡、高義蘭、蘇樂、塔曼（Thman、Tman，「座位或座椅」之意，是南勢溪流域和新店溪源流流域中之最高峰）溪，不遶上庫魯山，而是沿山腰逕抵四稜，再到一稜駐在所至州界，長度11里18町（約44.8公里）。然後接上圓山西村道路，自源駐在所出發，不遶上大內臺、芃芃山，而是經田丸到池端，續往瀧上、小林，下至芃芃（ボンボン／梵梵／CE 1970年改稱英士）再抵圓山，長度6里34町（約27.1公里），而此時之圓山，已向北延伸至今牛鬥橋西端的地點。此刻之路線才完全擺脫軍用道路的樣貌，成為真正之警備道路，不再取道稜線、陡昇陡降，而是順沿山坡而行、平緩起伏，走來較為輕鬆，總長71.9公里。今日北橫公路由角板山至池端之路線，在此階段大致成形，這同時也是CE 1958年勘測北橫公路，預計開鑿之路線

8月，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場改制為中央研究所農業部

9月，新竹州在追擊霞喀羅人支同時，動員一支警察搜索隊（由1名警部指揮213名隊員和出役之「線內」泰雅族）開闢「霞喀羅大山越嶺道」，從控溪警戒所起，沿薩克亞金溪岸上行，橫切基納吉部落佔居地至霞喀羅大山，越過其北鞍（霞喀羅大山北稜為頭前溪與大漢溪2大流域分水嶺）之後沿霞喀羅溪北岸橫切民都有山（面托油山）山腰，再以之字形路漸漸下到「舊霞喀羅突出線」之起點—井上分遣所，最後向外延伸至桃山警戒所，全長12日里22町（49.5公里）。此路原本即基納吉部落與霞喀羅部落舊社間之聯絡、支援及逃亡道路，日警乃稱之「蕃地膺懲道路」，並搭建鐵線吊橋、架設電話線與通電鐵條網，興築房舍和防禦工事。CE 1922年3月底，「霞喀羅、薩克亞金警備道路」全線完工，總長13日里24町（53.6公里），已延長至桃山警戒所，當時稱「荻坂、桃山道路」，之後再延長至上坪，改稱「荻坂、上坪道路」。4月，陸續新設19個駐在所，即笠野、瀨戶〔對岸與霞喀羅部落野馬敢社舊址（今雪霸休閒農場及鱒魚養殖場）相望，原為警戒所，改名民生、雲山〕、松本（對岸即羅卡火社）、霞喀羅（東南方隔霞喀羅溪與天同社相望，東方即是木喀拉卡社，原為警戒所，改名石鹿）、小林、庄子（霞喀羅步道入口處之停車場上方，其下方即木喀拉卡社大本營）、田村臺、高橋、松下、楢山（改名青山）、朝日、石楠、薩克亞金（改名白石）、見返、神武、馬鞍、塔拉卡斯（改名粟園，而塔拉卡斯是泰雅語小米之轉音，栗園應是「粟園」寫錯的，屬基納吉部落）、養老（改名延老）、錦路（原為泰亞崗社之耕地，現分為上、下2部落）。CE 1924年，道路兩端之控溪和桃山2警戒所及井上警戒所，改為駐在所（國民政府時代，改稱派出所），加上哈嘎駐在所〔CE 1917年已設置（在馬鞍及塔拉卡斯駐在所之間），對面是哈嘎雲（意思是「地質不佳，好像會流動之泥沙」）社，現闢為茶園，而哈嘎之意為「又平又寬之山間平臺，好像人工特意開成的」〕，本線共設23個駐在所，如果再加上已接近平地之十八兒（改名五峰）、西熬2駐在所，則總共有25個駐在所配置於五峰至秀巒間的警備道路上，是當時警力最充足之年代。CE 1924、1925年，分別開鑿幾條道路，形成五峰-大湖警備線，又稱鹿場連嶺古道系統。「鹿場連嶺道路系統」由3條警備道路構成，分別為五峰至石鹿之霞喀羅警備道路、石鹿至秀巒（控溪）之薩克亞金警備道路、田村臺經由檜山、鹿場大山至大湖之鹿場連嶺警備道路（再加上CE 1924年完工之「觀霧至馬達拉溪警備道路」、CE 1925年完工之「田村臺至結城警備道路」乃為5條警備道路構成）。其中，由井上溫泉經田村臺、茂義利（觀霧）、曙鞍部至上島溫泉之一段步道，在日治時代後期（也就是昭和年代）變成熱門登山健行道路。又到CE 1930年代（「始政40週年臺灣博覽會」的年代），刻意整修步道，並增加宿泊設施，更成為了大眾化之健行步道。再到CE 1942年，「新竹州高砂協會」為推廣「蕃地健行」，推薦從井上溫泉至上島溫泉之健行路線為「國民鍊成高山道路」，且懸賞100日圓公開徵名為「鹿場迴り溫泉道路」（環繞著鹿場之溫泉道路）

新竹州出動大批警力及「味方蕃」共213人之「警察搜索隊」，開闢約50公里長之「霞喀羅、薩克亞金警備道路」，設置25個駐在所，其中有3個設有砲臺（霞喀羅、田村臺、薩克亞金），道路規制寬度2尺到6尺，平均寬度1.2公尺，全線完全無階梯，最高傾斜度22.2度，且有8座鐵線吊橋，總工程費198,772日圓。CE 1922年9月起，再從中途點田村臺駐在所繼續開鑿，向南延伸到根本、佐藤（根本古道上規模最大駐在所）、檜山、高嶺（結城／高嶺至田村臺18.76公里，今通稱「根本古道」）、茂義利（觀霧／高嶺至茂義利10.3公里，又稱高嶺古道／茂義利至二本松38.04公里，是狹義之北坑溪古道）、二本松（二本松至田村臺67.1公里）、上島溫泉之警備道，亦即「鹿場連嶺道路／鹿場連嶺越え」〔鹿場連嶺—大霸尖山至鹿場大山（樂山）〕，而於CE 1926年（日大正15年）2月完工（CE 1925至1926年9月間，日警採取以工代賑方式，徵集社眾開鑿從薩克亞金駐在所，沿霞喀羅大山主稜東側山腰朝西南直上抵gugu鞍部，再西向下行至檜山駐在所之支線，全長9.4公里，稱為「檜山上線」）。CE 1926年，竹東、大湖2郡之「高砂族青年團」開闢從馬達拉溪往大霸尖山之登山道路〔時至今日，攀登大霸尖山的路途與設施，已與戰前狀態大不相同。如果就步行起點而言，戰前的「大眾化」得從井上（清泉）開始，單程需要宿營2至3夜才能抵達大霸足下的山旅。戰後因大鹿林道的開闢，開啟以馬達拉溪登山口開始步行的時代，即使今日大鹿林道東線有車輛管制，比過去還要多走19公里，但已是單程宿營1至2夜便能接近，更不用說過去還要搭乘從竹東到井上的迢遙臺車路〕。至此昭和年代（CE 1926年）起，霞喀羅地區已經完全平靜，因此臺灣山岳會〔CE 1926年11月8日號召創建（開啟臺灣近代登山的時代），並由委員會訂出山岳會宗旨，且推舉後藤文夫擔任會長，又於12月5日前往觀音山舉行成立儀式。CE 1927年元旦正式成立，對內發行《臺灣山岳》會刊（共13冊）以及《臺灣山岳彙報》〕7個會員，才能於CE 1927年（日昭和2年）8月4日，登頂大霸尖山（Papak Waqa，岩石開裂之雙耳峰／清代稱熬酒桶山）成功，臺灣總督府並隨同拍攝16米釐之紀錄影片《大霸尖山首登》，是臺灣第1部登山攻頂之紀錄片。另外，CE 1931年（日昭和6年）7月，也是利用 「霞喀羅、薩克亞金警備道路」，完成第1次的「聖稜線」縱走。之後，薩克亞金、田村臺及佐藤駐在所，更被指定為登山健行之宿泊所，還設有「酒保」，供應糧食、酒類與日用品（其它尚有十八兒、控溪設有「酒保」）。而原住民嚮導、挑夫，則是基納吉群薩克雅金社和霞喀羅群天同社之泰雅族人

10月，花蓮港廳將「饅頭山道路」及「西拉歐卡夫尼道路」上之警備線全數撤廢，並將各警備機關遷往新設道路

10月，由蔣渭水、林獻堂、蔡培火等人結合青年學子籌組創立「臺灣文化協會」。17日，於臺北市大稻埕靜修女子學校（今靜修女中）舉行創立大會，以《臺灣民報》為主要言論機關。推舉林獻堂為總理，蔣渭水、蔡培火為專務理事，本部設於臺北，是臺灣第1個非武裝抗日民族運動之結社團體。CE 1927年元月，臺灣文化協會正式分裂

11月，臺中州能高郡霧社泰雅族參觀埔里小學運動會（數次參與賽跑），是最早有運動會經驗之原住民（《理蕃誌稿》，共計4卷5編，為CE 1895-1926年間臺灣總督府各項「理蕃」措施的總紀錄）

11月28日，指派布農族出身之巡查林水秀（父親為漢人，母親為Makariwan社人）苦勸Aliman Siking下山歸順〔CE 1919年，已搬到高雄州屏東郡Rakusu溪上游塔馬荷（Tamahu）地方。CE 1930年，與日方和解並下山至臺東廳里壠支廳從事農耕〕，但他仍不肯接受，從此誘降任務就從花蓮港廳玉里支廳轉移到高雄州屏東郡六龜警備線（見付山-御油山稜線或頭前山-東藤枝山稜線，即六龜警備道南段）

今年，設立古里巴保諾警官駐在所（長約10公尺、寬約5公尺之崖邊小平臺），CE 1926年3月撤廢，改在茶茶牙頓社新設警官駐在所

由總督府殖產局林業試驗場管轄之「臺北苗圃」（臺北城小南門外）正式成立植物園，以培育熱帶植物，熟悉南洋各種植物及生態環境，今則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管轄

「八通關越嶺警備道」完工，東西橫跨花蓮、南投2縣，東自玉里，西起東埔（原起於久美），東段與西段皆於大水窟（州廳界）接通為終點，亦為全線最高點。其路線大抵呈西北至東南之走向，貫穿整個玉山國家公園，總長約125公里

今年起臺灣總督府鐵道部開始發行《臺灣鐵道旅行案內》，至CE 1942年（日昭和17年）止，一共改訂7次，為當年臺灣最受歡迎之旅行必備書

服務於花蓮旭組營造廠之漢人林佳興召集舞鶴社（今花蓮縣瑞穗鄉舞鶴村）阿美族青少年成立臺灣第1支原住民棒球隊「高砂棒球隊」，後經認為棒球有助「理蕃」教化事業之花蓮港廳廳長江口良三郎及旭組會社社長兼花蓮街長梅野清太促成下，球員進入「花蓮港廳農業補習學校」就讀，隊名則改為「能高棒球隊」。CE 1922年，遠赴臺北、新竹、臺中、高雄、屏東等地征戰，吸取經驗。CE 1925年7月3日〜30日，坂本校長、林佳興教練率領14名學生赴日，一面觀光一面比賽，並介紹臺灣。CE 1926年，阿仙、紀薩（第4棒打擊中心）、羅道厚（王牌投手）、羅沙威4人成為京都平安中學校隊主將，且進入甲子園冠軍決賽，但屈居亞軍。之後除紀薩受傷外，其餘3人進入棒球名校法政大學就讀及擔任校隊主將，畢業後3人均就業。CE 1936年，羅道厚參加東京「參議員隊」（今太平洋聯盟「火腿隊」前身），首開臺灣球員加入日本職棒之紀錄。CE 1981年，阿美族棒球名將郭源治加盟日本職棒「中日龍隊」，日媒乃以「高砂、能高之後代來了」大幅報導 

今年，三井產物以「大豹茶」之名，將臺灣特產烏龍茶輸出至北美洲，另有包種茶輸出到對岸及滿州、南洋等地。CE 1923年起，三井在角板山工場試作紅茶，輸出倫敦、紐約及日本本國，獲得好評。三井為推廣模範茶園，山林部技術人員等幹部120人，工人8,000餘人，年花費170萬圓（相當於新竹州1年經費），來極力開發剪枝和施肥等生產技術之改良，乃於CE 1927年第1次生產國產之「三井紅茶」（後來改名商業品牌「日東紅茶」）。三井在原大豹社領域創造「日東紅茶」〔CE 1931年，三井物產茶行部之平井巳代治等人前往英國考察紅茶市場，返臺途中經過錫蘭，之後大溪的大豹茶廠開始推動紅茶種植／是將工場粗製的加工茶葉收集到「臺北仕上工場」加以精製加工，並包裝成臺灣史上第1個具有品牌化（Branding）思維之產品「日東紅茶」，再經由三井產物會社銷販售到全球，與老牌大英帝國之立頓紅茶競逐世界市場（大豹社已淪為三井產物會社通往世界級企業的「跳板」，並捲入20世紀企業全球化之戰場，且因此而滅亡。所以大豹社事件無疑是20世紀初的世界史，至少是對抗東亞帝國及資本主義史的一部分），而其產業之所有過程則由三井一手壟斷經營，再加上利益全部回流到三井財團的設計，可見三井財閥之興盛和明治資本主義的發展脈絡有一致性，更呈現日本帝國主義（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定義是帝國主義為資本主義發展之最高階段，而日本在國內資本主義還未成熟之際即走向了帝國擴張－日本帝國主義因而是「早熟」的）殖民掠奪式經營之典型模式。三井在殖民地農林業中獲得龐大利益，與國家權力積極介入及土地無償取得有密切關係〕是在約半世紀之日據時期中，由日本人唯一在臺成功創造的品牌，但從大豹社立場而言，殖民歷史對他們是多麼的不公平

興建「天送埤發電所」於宜蘭縣三星鄉，光復後更名為「天送發電廠」。CE 1939年「圓山發電所」動工，CE 1941年竣工。CE 1977年「天送發電廠」與「圓山發電所」2座電廠合併為「蘭陽發電廠」，並更名為「蘭陽發電廠天送埤機組」〔天埤機組取水口位於蘭陽溪和清水溪交會處，主要攔截圓山機組發電尾水及清水溪水，再經九芎湖沉沙後，提供天埤機組發電，之後尾水流入安農溪（電火溪），最後供下游地區包括三星、羅東、冬山、五結等農田灌溉〕與「圓山機組」（取水口位於蘭陽溪上游牛鬥附近，並在河床中設置臨時壩〔又稱楠仔笱、倒笱、石笱、籠仔篙。臺語發音ㄍㄡ，是一種竹編之錐形籠，單座高約4-5公尺，底部直徑約2公尺。在洶湧溪床設置楠仔笱或倒笱，是一種人工變更水道及攔堵水流的工法（一座座倒笱相依緊靠，形成水中長城）。倒笱就是古早味消波塊，今日已少見，僅在濁水溪北岸的彰化縣二水鄉，還有南岸之雲林縣林內鄉還保存此傳統工法的傳承〕截水引入圓山機組，且發電後之尾水經由河底隧道送至天埤機組進水口）

日人流水伊之助創立流水交通社，經營基隆車站到八尺門間之公共馬車，是當時基隆地區唯一的交通機關〔在日本時代，八尺門地名開始專指和平島對岸，以區分社寮島地名。後來，八尺門西邊的「珠螺澳」等海灣興建基隆漁港（今正濱漁港），所以東邊逐漸成為狹義之八尺門，從瑞芳運送礦砂到基隆的「金瓜石線」五分車鐵道，在此設八尺門站。戰後，八尺門之礦砂碼頭租給美國阿根納遊艇造船廠，今可見阿根納造船廠遺構，八尺門漁港就在附近。優根據翁佳音老師的說法，日本時代之前，往來基隆之船大都從八尺門出入，因為此一水道沒有暗礁比較安全。CE 1960年代以後，很多花東阿美族人北上基隆尋找工作機會，在八尺門逐漸形成違章建築聚落。CE 1990年代，政府在此興建「海濱國宅」〕

11月23日，殖產局營林所今年由黑澤慎介（CE1916年起擔任營林局嘉義出張所技手，CE1920年8月轉任營林局作業課技手，CE1922年任職殖產局林務課技師，至CE 1931年離職）技師率領12名隊員，開始執行花蓮港廳之「森林作業計畫」調查，但只針對木瓜溪右岸的清水溪區（木瓜山林場哈崙工作站），以及木瓜溪左岸之太魯閣大山區（太魯閣林場嵐山工作站），實施更為周延精密的調查確認（CE 1918年，已有營林局川原技師作過森林調查，但僅為森林區域和樹種之初步勘查）。並再確定本區檜木等高經濟價值樹種，以及進行「森林作業計畫」的「每木調查」與伐木區域測量，最終確認該區的森林資源豐富，值得做大規模之商業伐木。而此花蓮港廳的「森林作業計畫」調查，最終於CE 1923年（日大正12年）3月7日完成（開啟日人資本化臺灣之第1步，森林產權明確化與特許伐木，進一步強化日本殖民政府的管理和控制。而之後縝密的伐木運採計畫催生花蓮港木材株式會社，順利開啟花蓮的木材產業，並使木材業繁榮興盛一甲子）

今年及CE 1924年，「天樂社」（旗下藝旦大多童伶入班）合併鄰近大小女班〔自清代以來，臺北已有正式組成之職業女班，即專門演出公開戲劇之女人們所組成的團體。成員多由藝旦組成，所以又稱查某戲、藝旦（妲）戲，相較於中國之梅蘭芳以男代女，臺灣女班則是以女代男粉墨登場〕，簡直成了女團新霸權，從基隆巿福德戲園、臺北之淡水戲館、新舞臺，南到嘉義南座、臺南大舞臺等都親自踏演，行腳軌跡非常豐盛。CE 1922年，日本音樂學家田邊尚雄來臺田野調查，雖說調查重點是原住民音樂，但不免俗也要觀賞本島厲害之女班，田邊跟著掬月氏、橫田氏至大稻埕的新劇場，欣賞天樂社之舞臺演出，他表示雖然這是女班，卻是最好的劇團，其中他最為推崇的是擅長鬚生的月中桂，並大力讚賞。CE 1929年，早梅粉（小名阿粉，天樂社女伶中最早錄唱片者）進入古倫美亞與清華桂合演，灌錄了《新安驛》、《莊子破棺》、《雙斷橋》等。又一字金在奧稽（Okeh）唱片留下至少7部歌仔戲錄音，包含《審郭槐》、《薛仁貴回家》、《蒙正打杆》等，反而原先擅長之旦角曲目都沒有灌錄。另一位天樂社藝旦青春美（原名林春美），初時為太平町藝旦，之後唱紅了幾首流行歌，包括《農村曲》、《人道》等，另外與純純合唱的《對花》都是膾炙人口之作，而且她在唱片中也不錄北曲，讓歌藝轉向較為摩登的流行曲。她是臺灣戰前參與過最多唱片公司之女歌手，從古倫美亞到博有樂（Popular）、泰平（Taihei）、日東（Nitto）都可聽到她美妙歌聲。值得一提的是，流行歌的男女對唱，通常會找青春美來飾演男角，以女女對唱代替男女對唱頗為特殊。研判還是跟天樂社所受的女班訓練有關，這類流行歌包含與純純合唱之〈青春讚歌〉，獨唱的〈風流陳三〉及〈嘆恨薄情女〉獻出了歌壇頗為新穎之女女合唱概念

 

CE 1922年：（日大正11年）

2月，民營之臺灣合同電氣株式會社完成「社寮角發電所」（水源來自電火圳，源頭則是八堡圳），開啟大甲溪流域水力發電的先聲，供給東勢、石岡、新社、卓蘭等地用電。最初裝設2部機，每部裝置容量450瓩，又渠道全長2,620公尺，沿線有溢流堤、取水門、排水門、沉砂池及手動排砂閘門等水工設施，而壓力鋼管則全長103.2公尺，直徑2.4公尺，有效落差〔總落差減去輸水管路之損失落差（包括入口、摩擦、轉彎、擴大、縮小等損失），亦即水力發電廠可以有效的用於能量產出之落差〕27.6公尺。其後在臺灣總督府於CE 1941年提出之10年電源發展計畫中，大甲溪更是電源開發計畫的重心，但因戰事影響，此一水力發電計畫終未完成。CE 1992年12月24日，綜合施工處進行社寮角發電所更新計畫，由原先2部機組共900瓩更新為單一機組945瓩，CE 1994年10月13日更新完成，CE 1996年8月1日，社寮角發電所併入大甲溪發電廠，改稱社寮機組。CE 1997年6月之後，改由天輪遙控中心管理。CE 1955年，經濟部成立「大甲溪綜合開發計畫委員會」，該開發計畫是臺灣第1個多目標之水資源開發計畫。CE 1996年8月1日，臺電合併成立大甲溪發電廠（總裝置容量116萬瓩kV，占全臺灣慣常水力裝置55％，又行政中心及遙控中心設於天輪分廠），轄有德基、青山、谷關、天輪〔含新天輪／係天輪發電廠下游200公尺處山壁內之地下廠房及新頭水隧道（通常指進水口至平壓塔的這段隧道，若為蓄滿、無空氣之壓力隧道則為圓形，若為未全滿、有空氣之重力隧道則為馬蹄形。至於通過水輪機發電後，水流排放至河道的出入口，稱為尾水出口）。CE 1988年3月（CE 1987年6月？），新天輪工程處成立（由東部發電廠之木瓜溪水力發電工程電廠與翡翠水庫完工人員組合，完成興建新天輪及馬鞍發電廠，這是大甲溪最後完成的電廠）。CE 1993年10月28日時，開始進行發電機組併聯發電竣工試驗，16時03分地下廠房內發生爆炸意外。原定於CE 1993年完工商轉發電的新天輪發電廠，經過此次爆炸意外後，CE 1995年3月新天輪試運轉小組成立，但直到CE 1996年4月30日（26日？），新天輪機組（天輪分廠5號機）才併聯發電、完工運轉。CE 1999年，新天輪工程處裁撤，少部分人員轉赴抽蓄工程處，大部分人員則轉赴和平（碧海）工程處〕、馬鞍（昔名豐原第1發電所，俗稱新伯公電廠）、社寮角、后里（大安溪流域）等7座發電廠（德基、青山、谷關、天輪稱為分廠，新天輪改稱天輪分廠5號機，社寮、后里稱為機組），共有21部水輪發電機組，並新設以遙測遙控SCADA電腦監控系統

2月初，參加臺灣文化協會人數最多之臺北師範（今臺北大學、臺北教育大學）發生臺灣學生與警察的衝突事件，最後南警察署署長、臺北師範校長雙雙引咎辭職，15名學生被退學（CE 1922年日本治臺政策改採內地延長主義，標榜一視同仁，具體措施之一即為中等以上學校日臺共學，美其名打破隔離教育，惟當時實際受到衝擊最大的卻是臺人就讀之學校）

2月，再度大幅變更浸水營越嶺道在中央山派的路線（第5次整修），將原由山頂直下的路線，改為經其北方鞍部越嶺，亦即今日之路線。同時，再度整修東、西兩段路線

4月1日，日本東京「新民會」《臺灣青年》改名《臺灣》，並於臺中成立「臺灣雜誌社」。後因CE 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與同年發生於臺灣的「治警事件」，負責人相繼返臺，遂於1924年6月停刊

4月起，臺南運河（日治時期安平重要建設之一）開工。CE 1925年（日大正14年）12月17日，舉行通水典禮。CE 1926年4月25日，正式開通，全長3,782公尺，寬37公尺，退潮水深1.8公尺。原規劃之運河有意向西北邊打通以連接原有之洋行運河，但後來卻沒實現

4月29日，臺灣軍司令官福田雅太郎大將，走能高橫斷道往花蓮，總督府特別加派警務局蕃務課長宇野英種警視和桂警視隨行。早晨從霧社出發，下午4時抵能高駐在所。30日清晨出發，也在州廳界紀念標（奇萊裏山之南的鞍部）旁種樹紀念，而花蓮港廳廳長江口良三郎早已恭候多時，且當天中午福田大將即抵朝日駐在所。5月3日下午5時，一行人抵花蓮港，全程共計5日，比之前多1日，可能是有許多軍事機密行程

4月，日本音樂學者田邊尚雄抵達臺灣，在總督府大力支持下，深入山區進行臺灣原住民音樂之調查和錄音，也觀賞日本藝妓、臺灣藝妲和曲師、桃園天樂班的演出，又拜訪著名藝妲小紅鍛之藝妲間、調查臺南孔廟樂器、參加臺南媽祖廟大祭，聆聽廈門仕紳演奏南管，並以他的生花妙筆生動描繪出百年前臺灣廈門的多元音樂生活樣貌（《百年踅音－田邊尚雄臺廈音樂踏查記》，田邊尚雄 著，李毓芳 譯，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

6月，花蓮港廳通令太魯閣山地將所有「警戒所」、「分遣所」各級警備機關，全數改為「警察官吏駐在所」，宣告警備任務由「警戒監視」邁入「撫育授產」之新階段，而臺灣全島的全面改制，則要遲至CE 1925年（日大正14年）

7月，佐佐木舜一與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農林學校鈴木重良獲得加入總督府山林科治水調查隊（隊長小林勇夫）之機會，登上南湖大山主峰，開啟南湖大山植物學研究的序幕，成為史上第1位登頂之自然探險家。7月15日清晨，2人搭乘5時42分火車從臺北出發，抵猴洞（今侯硐）站後下車步行，越過三貂嶺、頂雙溪、草嶺，向大里簡前進。15時10分趕搭上由大里簡開出之火車，20時抵達三星旅社。之後與調查隊本隊會合後便一起行動，沿宜蘭濁水溪上溯，在四季薰（四季）社、埤亞南社過夜，再從埤亞南社出發前往南湖大山，於22日登頂（佐佐木舜一第1次登頂南湖大山。CE 1928年10月，加入臺灣山岳會舉辦的南湖大山學術研究之登山隊伍而第2次登頂）。在山上住3天後回到埤亞南鞍部，在此2人和治水調查隊一行分手，進入臺中州、由霧社下山。此行共記錄13科308種植物，其中發現8種新種植物，而4種種小名係以南湖大山命名，例如尾葉懸鉤子（Rubus gelatinosus Sasaki／7月22日採集，模式標本現藏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南湖柳葉菜（Epilobium nankotaizanense Yamamoto／7月24日採集，模式標本現藏日本東京大學植物標本館）、南湖碎雪草（Euphrasia nankotaizanensis／7月24日採集，模式標本現藏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等，並於下山數月後寫成〈南湖大山の高さ〉（1922）短文一篇，以及〈南湖大山の森林植物帶に就て〉（1928）

8月13-17日，はら生至八仙山進行5日之旅（〈八仙山ヘ5日旅の手記〉，《臺灣日日新報》第7992號，1922.08.27）。13日上午，從臺北出發，半天後抵豐原，乘臺車2.5小時至東勢角，再轉土牛。14日8時出發，抵清水臺，據其觀察山上工作人員分伐採、搬運及雜工後勤3類，工資則以日薪計算，每日飲清酒限2合（360 ml）。16日，曾至久良栖部落接受招待。惟此時八仙山與緬甸雖地理隔閡，但相同1920年代，一樣森林伐木場景，擔任警察之英國人歐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緬甸歲月》）則是透過威士忌酒（與清酒的連接），來帶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間之辯論關係，而有共通人性面的想像，因為酒是「帝國之接合劑」

7月，殖產局長喜多孝治〔1878-1934／CE 1902年7月，東京法學院（現中央大學）英語法學科畢業。CE 1919年11月，擔任臺灣總督秘書官兼臺灣總督府參事官。CE 1922年擔任殖產局長（1922-1924），CE 1924年擔任臺南州知事（1924-1927），1927年轉任樺太廳（日本治理庫頁島／日本稱之樺太からふと時期，所設立管理當地的地方行政官廳）長官〕步行前往視察營林事業。CE 1924年5月25日9時再度從臺北出發，26日於羅東搭火車前往太平山視察

8月22日，力里社舉辦全社小米豐收祭，離散社眾167戶全部返回故居，至此浸水營事件餘波才算完全平息

10月25、26日，駐紮於研海支廳海鼠山之臺灣步兵第2聯隊花蓮港分屯大隊（共38人）行軍八通關越道路及能高越道路（秋季演習），展示日方擁有之強大武力裝備，向布農族郡社群進行威嚇

11月9日，臺東進行第1次「理蕃飛行」航程，針對內本鹿實施威壓飛行。12日，臺東廳警務課長金澤正秋警視、理蕃係長竹內猛、臺東支廳長志波吉太郎、巡查部長小林永作、松尾作樂等人踏探內本鹿出發，由大南社人擔任嚮導。20日，返回大南駐在所。25日，內本鹿社與平地蕃人和解，儀式在臺東廳臺東支廳舉行，而臺灣總督府將此次探險視為內本鹿開發的第1步

為實施「內地延長主義」而發布「新臺灣教育令」，取消日、臺差別待遇及隔離教育（日臺共學），以同化為教育方針，讓臺灣學童學習「日本歷史」，歷史課程從此成為公學校之教學科目，同年增設5所中等學校，其中有4所主要學生為臺灣人。此外，在臺灣設立了2所高等教育學校：臺北高等學校〔含尋常科（等同中學4年／成立於CE 1922年4月，每年僅招收小、公學校畢業生40名，臺灣學生不超過6名，平均為4名。只要尋常科順利晉級，即可直升高等科，3年後可免試申請進入臺北帝國大學或日本其他帝大。CE 1928年第1屆畢業生只有4位臺灣人，即徐慶鐘、蔡雨澤、劉興文、黃春木）4年、高等科（等同高中／成立於CE 1925年，招收學生160名）3年。至CE 1945年12月為國民政府接收而廢校，改名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CE 1949年依令停辦，校舍、校產及設備均轉交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即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身。高校創校23年半共有2,479名畢業生，其中臺灣人229名（約佔22.5％），而校長三澤糾是留美主張自由、自治之自由主義者。課外活動社團「部」文藝部之《翔風》雜誌從CE 1926年3月創刊至CE 1945年7月共26期，其中16期封面為美術老師鹽月桃甫畫作。新聞部也從CE 1937年發行雜誌《臺高》，CE 1940年12月廢刊〕與臺北帝國大學，而高等學校乃是升上帝國大學的預備學校

珍妮特•蒙哥馬利•麥高文（Janet B. Montgomery McGovern，CE 1916-1918年間受聘於總督府中學校擔任英文教師，並以人類學者身分親自探訪原住民部落）在倫敦出版《福爾摩沙的獵頭原住民》（Among the Headhunters of Formosa）

農業技師磯永吉〔1886-1972／CE 1911年東北帝國大學（CE 1907年，札幌農校改名）畢業。CE 1912年3月，來臺灣擔任總督府農業試驗場助理技術員（技佐）。CE 1924年，與技師末永仁（1886-1939／CE 1910年來臺任職嘉義廳庶務課技手，CE 1915年轉任農業試驗場主任，與磯永吉共同致力稻米改良／蓬萊米之母）使用日本蓬萊米「中村種」的改良種，在嘉義市接續種「嘉義晚2號」（磯永吉認為雲林西螺之農夫廖學昆，盡心程度可謂「廢寢忘食」，才確立「嘉義晚2號」可在嘉南地區廣為栽種，他的努力使「西螺米」日後成為臺灣著名之良米），結果大豐收。CE 1926年4月，臺北「臺灣鐵道飯店」舉辦食米品嘗大會，總督品嘗之下，對此新品種大加讚賞，遂取名「蓬萊米」。CE 1929年，「臺中65號」（日本抗蟲品種島根「龜治」與生產佳之品種兵庫「神力」交配，具有高產量、耐稻熱病、日照鈍感等特性，也是第1個用日本型稻交雜出來的品種／沖繩於戰前即引進可2期作之臺中65號，至CE 1995年為止都是沖繩的獎勵品種／陳韋仁於CE 2017年4月在島根縣松江市種植此米作為「酒米」，9月迎來初穗。之後獨自嘗試每個釀酒製程，終於CE 2018年第1瓶酒壓榨入瓶，而釀造出以之命名的清酒「臺中65」。從尋種、找田，到釀造完成耗費3年時光。CE 2020年在法國最重要之清酒比賽「Kura Master」拿下純米酒部門最高等級白金賞，又在日本之南部杜氏組合自釀清酒鑒評會獲得優等賞。CE 2021年在山口縣之酒藏「はつもみぢ」使用以下2個菌株和臺中65號釀出新的清酒，此「臺中65 Origin of Taiwan」拿下法國Kura Master妃品麗女性全球品酒大賽清酒部門金賞。同年11月底新「臺雲酒造（臺灣+出雲）」領牌，CE 2022年又在香港的亞洲清酒大賞除部門冠軍外，還獲得年度最佳清酒殊榮／中澤亮治博士，臺北帝大理農學部教授，曾任職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對臺灣發酵菌種之研究有莫大貢獻，並發現有金黃色菌絲之麴菌，用於分解糖化澱粉，CE 1939年退職返日。其部下武田義人博士，亦曾任職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工業部技師，則在臺灣傳統釀造原料中發現酵母菌，可產生酒精，CE 1949年辭任返日。而陳韋仁於日本製品評價技術基盤機構NITE的生物技術中心NBRC發現以上2種臺灣菌株都有保存）試種，米商李鵬儀（鼓勵農民種植試驗米種，但CE 1927-1928年已幾乎破產，人封「大馬鹿者」，亦即大笨蛋）持續認購，結果當年風調雨順，各地蓬萊米大豐收（CE 1927年，日本受國際市場蕭條影響，米價大跌，稱為「昭和恐慌」。CE 1929年，日本度過「昭和恐慌」，米價又大漲），李鵬儀乃被稱為米商界之先覺，更重要得是彰化花壇因他而成為臺灣「輾米中心」。CE 1930年，臺灣75％的水稻面積都種蓬萊米，而磯永吉開始擔任臺北帝大理農學部教授。「霧社事件」（1930-1931）之後，他與平澤龜一郎建議總督府應該「還地於民」，又引導原住民在山區開闢梯田種植水稻，並稱之為「臺灣的立體農業」。當時認同磯永吉之主張，支持淺山農業經營，讓原住民「烟田」（燒田／日本學者認為這個做法容易造成森林火災／原住民在住家附近砍伐小面積樹木，讓草本植物長出，再砍伐草莖並引火燃燒。而後種田，幾年後草木肥份用盡，原住民再植樹且搬遷他處。過幾年樹木成長，他們再返回砍伐。因此，原住民可以快速獲得種地空間與灰燼作為肥料，這是他們和自然共生的法則，而且原住民會循環植樹，不應被簡化視為「焚燒森林」）耕作而非以武力遷移至平地的人，是臺北帝大農業經濟講座之奧田彧（1893-1961），大力反擊「烟土」不利森林的錯謬，而在他們建議爭取之下，臺東、花蓮、宜蘭山區闢出許多梯田。CE 1933年，磯永吉建議臺灣海濱要廣種防風林，減少水稻倒俯，之後濱海防風林超過300萬株。CE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他則留在臺灣大學農藝學系作育人才，並擔任臺灣省農林廳顧問。CE 1957年，他退休回到日本。磯永吉被稱為「蓬萊米之父」、「臺灣農業的恩人」〕培育出「臺中65號」，原預計命名為「新高米」。CE 1926年，當時第10任臺灣總督伊澤多喜男（1924-1926）則將其命名為「蓬萊米」

「哈鹿閣臺駐在所」與「沙卡礑駐在所」改制為「哈鹿閣臺警察官吏駐在所」，而「沙卡礑警察官吏駐在所」附設有「沙卡礑乙種蕃童教育所」〔沙卡礑步道之終點「三間屋」，當地原住民稱柏拉耀（brayaw），是「姑婆芋」之意。而中途「五間屋」，當地原住民則稱斯維奇（Swiji），是長滿「大葉子榕樹」之處〕

「八仙山出張所十文溪發電所工事」設立（民營林場引進發電設備，以巒大山櫻井組為嚆矢，而小型水利發電至CE 1930年代仍是動力界「寵兒」，與柴油發電機在伯仲之間），遺址在今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收費站前約100公尺處，位於十文溪右岸，距佳保臺2公里。CE 1927年8月，八仙山入選「臺灣8景」〔8仙8景：久良栖蕃社（從久良栖驛往下看、盡收眼底）、佳保溪谷（是指從合流峽開始到現在天籟步道，再往佳保溪上溯這一段，都是日治時期所謂的佳保溪谷）、斜頭角（傾斜鐵道敷設終點，要進入八仙山未開放步道始可一睹／斜頭角至黎明間，有環形輕鐵軌道）、岩松山（位於今臺8線麗陽特戰營區後方，從哈崙臺產業道路觀看最完整。日治時期久良栖驛前方一點點有5-6名女侍料理店「夕照館」，可眺望對岸岩松山的「岩松夕照」絕景。而另一有女侍相陪之料理亭「望月亭」，亦可見岩松山的景色「岩松望月」）、明治溫泉（松本千原）、見返瀧（姬瀧／平常未降雨是乾涸之山腰洞穴／今十文溪聯絡道路在一轉角處，能看到對面之見返瀧可能位置）、合流峽（十文溪匯入大甲溪處，該處之岩體紋理是百年不變的特徵，古今皆站於篤銘橋上觀賞，921大地震後變成石礫溪床的合流峽）、八仙山主峰（從松鶴上八仙山是免費傳統路線，亦即從臺車軌道旁開始起登，並與自森林遊樂區淨海寺登山口起登之國家森林公園步道3.1K處交會，後續道路則重疊，這是八仙山林道最初10年之伐木軸線，CE 1910年代初期的隘勇線前進中，也是由松鶴上搭仙山主峰，具有隘勇線、伐木軸線與登山步道3個功能，在不同時空重疊的歷史之路。CE 1920年代以後，伐木軸線轉移至佳保臺／營林所臺中出張所庶務係長菊池清作（CE 1915年任職阿里山作業所嘉義出張所雇員，實際在八仙山工作 ，CE 1925年轉任營林所八仙山出張所，CE 1938年轉任海山郡役所土城庄庄長，CE 1942年任三郡役所三峽街街長）所寫〈八仙山之歌〉指出，臺灣8景中最美是八仙山／今「谷關7雄」之首）、小坂原、菊地臺，8景無統一定義／松樹（綠）、奇岩（褐）、楓葉（紅）與溪流（白）組成豐富色階，隨著空間移動而產生排列組合變化，這就是日治前期八仙山之自然、人文地景〕

今年豐原-土牛間完成敷設14公里輕鐵線連絡（經營者為葫蘆墩軌道株式會社／CE 1927年，與牛罵頭輕便鐵道株式會社及員林輕鐵株式會社3家合併為臺中輕鐵株式會社）和48.2公里在山腹蜿蜒輕鐵，及大規模電力驅動之傾斜鐵道2.3公里，改良或新購運材臺車，集材效率提升。CE 1926年改用柴油機關車運材，接續引進架空式鐵索集材機，又架設長1公里之自動式架空索道，縮短山地運輸路程（八仙山運輸系統以木馬道、輕鐵軌道、木材管流、空中索道，加上獨一無二之傾斜鐵道，集日治林場運輸機具的大成，另有步道蜿蜒其間極具特色，又有整合之機電系統，可謂最完整的運輸機具盡萃於斯）。又CE 1927年10月儲木場及出張所由土牛移至豐原，改由豐原儲木場（今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位置，距豐原驛約1公里，中間有運輸軌道直接相連）。CE 1931年6月1日，位於豐原之總督府營林所，開放八仙山鐵道土牛至久良栖之間30公里運送物資與人員業務（每日一班，9時30分土牛發車，13時19分抵久良栖。8時久良栖發車，12時19分抵土牛。車資大人98錢，孩童半價。這表示CE 1931年以前，搭乘土牛至佳保臺之森林鐵道是採預約制，且不收費），便於大眾使用及收費。每年出材34-35萬石，80％島內消費，20％輸往日本，輸出大宗首推扁柏／大甲溪流放木材最初登陸地點在今東勢高工附近，登陸後再送至土牛儲木場，因為此處為一輕鐵站。後來直接放流到土牛附近登陸，但附近儲木場則轉移至豐原驛附近，方可連結鐵路系統往南北運輸）出材。CE 1939年，八仙山林場有5臺空中索道，含傾斜鐵道長度共60餘公里

通霄庄役場正式開設海水浴場（通霄海濱曾是有戎克船停靠的港口，可惜因淤淺之故，大約CE 1881年代就無法停靠船隻，而於CE 1918年即可見浴客活動），不久後海岸線鐵道通車，浴客自通霄驛出站後，只需漫步5分鐘就能抵達，而該浴場還是海岸線沿途第1次有車票優惠配合的一處，鼓勵非靠海居住民眾前往。但現今所見之海水浴場已非舊時場址，原地已被徵收做為發電所基地

 

CE 1923年：（大正12年）

元月16日，蔣渭水等人以石煥長為負責人，向臺北北警察署提出成立「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政治結社組織豫屆（報備）。 30日，提出結社組織屆。但2月2日結社旋即遭臺北州警務部禁止，因此結社活動轉移至東京，結果獲准在東京成立。21日，同盟會在東京「臺灣雜誌社」舉行成立典禮，本部也設於「臺灣雜誌社」內

2月，從溪底營舊址，遷建姑仔崙警官駐在所於出水坡山東側之稜線，目前所見的遺址上

3月27日，臺灣軍司令部佐藤參謀長從花蓮港廳出發逆行，當晚住巴托蘭駐在所。28日，爬上天長山駐在所，下奇萊溪駐在所，再爬到朝日駐在所。29日，繼續上爬至州廳界，臺中州知事與南投廳廳長也早已恭候，當晚照例住在「能高檜木御殿」。30日，輕鬆到霧社，而這些軍人仍然奮力以4天完成。另外，當時之臺北第一中學（建國中學前身），也組成一19人的登山隊來走能高橫斷道路

4月15日，新民會「株式會社臺灣雜誌社」在東京發行《臺灣民報》半月刊〔純白話文報紙／臺灣支局及總批發處（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33號）則設在大安醫院（31號／蔣渭水創辦）隔壁〕。CE 1927年，移回臺灣發行。CE 1930年，更名為《臺灣新民報》週刊。CE 1932年，再改為〈日刊〉，成為臺灣人於日治時期所發行的第1份報紙

4月16日，日本裕仁皇太子（昭和天皇）應第8任臺灣總督田健治郎邀請，從橫須賀（Yokusuka）港搭乘「金剛」（Kongo）號軍艦抵達高雄，進行12天（16-27日）的「東宮行啟」之旅（4月17日，參觀民家在明治橋下划船趕數千隻鴨子之奇景），藉此彰顯臺灣在日治下的政治秩序、人民教化及改革成功。裕仁以巡視日本領土之姿態，抵臺後四處尋訪〔天皇花車SA4101號，CE 1913年竣工，7月於淡水線試運轉，原為皇太子嘉仁（大正天皇）臨幸臺島而於臺北工場特別製造，費款約3萬5、6千圓。其車內主室豪華之內裝是由日本畫家「帝室技藝員」川端玉章（屬於圓山應舉一脈傳承之「圓山派」，重視實物寫生。CE 1909年在東京小石川住家附近設立「私立川端畫學校」，並將其定義為「日本繪畫專門技術家的養成」，CE 1945年結束營業。其中臺灣學生知名者包括臺灣植物科學圖繪先驅王仁禮，膠彩畫家林玉山、陳慧坤，西洋畫家郭柏川、劉啟祥、李梅樹、李石樵、林錦鴻、邱潤銀、洪瑞麟、陳德旺等人，總數多達數十人）製作之壁板繪畫，以金底折枝花卉樣式，描繪牡丹、梔子花、菊花、梅枝4株花卉分別對應春夏秋冬／CE 1899年巴黎萬國博覽會在即，由明治天皇委命帝室技藝員準備參展作品，川端玉章乃選擇奈良吉野山之春景花海、長野寢覺之床（ねざめの床）的初夏新綠、群馬碓冰峠之秋時楓林、廣島嚴島的冬天江雪為題，製作「四時ノ名勝」屏風畫（今由負責管理皇室收藏之三之丸尚藏館典藏），可說是SA4101號花車四季花卉裝飾之放大版〕，北至基隆，南到屏東，甚至連澎湖也進行了巡視。4月21、22日，至高雄留宿打狗貴賓館〔CE 1913年6-7月開始建築，原為嘉仁皇太子（大正天皇）訪臺之用，包築者為高石組，經費18,000圓。CE 1916年4月3日，打狗貴賓館新路（御通道，今千光路）完成（2間／3.6公尺寬）。CE 1923年2月，增築貴賓新館78坪，亦將聯外道路拓寬至5.4公尺，可以行駛車輛。之後改稱壽山館，再拆除且改建為中山大學學人宿舍與職員宿舍〕。22日，下午登山賞景，先登小山頭（海拔146公尺／CE 1925年4月22日，在此設立皇太子御登山紀念碑、行啟紀念碑）俯瞰高雄港接區，再往西至舊大坪頂砲臺旁側之展望臺（海拔260公尺），眺望臺灣海峽與高雄港出海口，高雄州富島知事早已搭好2座臨時涼亭，後來此處稱之「宮の臺」，並增建2座12角的長形水泥涼亭。24日下午，參觀總督府博物館，館方詳細介紹臺灣各族「蕃人」之語言系統、民俗與生活型態。25日，安排至草山北投遊覽，未住宿草山貴賓館（太子亭）。29日，皇太子以82號告示（臺灣總督府於府報以號外方式通告全臺），命名雪山（Shirubiya）為「次高山」（Chugi-taka-yama、Segundo Alto Monte）。「生蕃」或「蕃人」改為「高砂族」。「熟蕃人」改稱「平埔族」（惟至CE 1935年6月4日，公布〈戶口調查規定〉時才正式修改）

6月，當時擔任中央研究院衛生部及臺北州警務部衛生課技師之羽鳥重郎（Hatori Juro╱1871-1957╱1899-1946在臺，最先發表臺灣毒蛇調查報告、發現多種臺灣瘧蚊及研究恙蟲病之專家。CE 1964年著有回憶錄《眠鱷自敘回想錄—臺灣醫事衛生小誌》），因出差而投宿於大南澳浪速之旅館，並發現「浪速瘧蚊」（浪速アノフェレス，Anopheles aitkeni）新種且發表於《臺灣醫學會雜誌》〈臺灣產アノフェレス追加—浪速アノフェレス（新種）ニ就テ〉

8月，素木得一〔Tokuichi Shiraki／1882.03.09-1970.12.22／CE 1906年7月3日札幌農學校畢業（受教松村松年），並擔任母校駐教授，CE 1907年9月2日來臺擔任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場事務（CE 1915年6月新渡戶稻雄病逝，乃雇用楚南仁博加入農業試驗場，CE 1918年大國督亦加入，當時稻子大害蟲稻螟蟲之研究已告一段落，為充實昆蟲標本，開始進行2年半之採集，進入深山時都派有警衛隊保護。CE 1920年任職於東京林業試驗所的高橋良一也加入，CE 1921年改制為中央研究所農業部應用動物科長。素木氏本人研究直翅目及虻類，楚南氏研究蝶類及姬蜂，高橋氏則研究介殼蟲）及昆蟲部長，CE 1908年3月與佐佐木忠次郎博士同行，至廣東等地調查天蠶（在CE 1909-11年，殖產局於南投廳大庄及臺中廳軍功寮庄設立天蠶飼養所進行飼育調查），CE 1908年7月13日任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場技師兼臺灣總督府技師，並針對水稻頭號害蟲三化螟（稻螟蟲），進行全島大規模防治工作，解決稻米生產危機。CE 1909年，前往夏威夷引進柑橘害蟲綿吹介殼蟲之天敵澳洲タリア瓢蟲，經過3年培養及野放，災情終於控制，成為亞洲地區以天敵防治害蟲成功的第1例。CE 1913年深秋，攜帶昆蟲標本6,000餘種赴歐洲之大英博物館等地考察3年（也收集大量世界昆蟲學圖書文獻）。CE 1916年回臺，奠定臺灣昆蟲分類學基礎。CE 1917年獲農學博士學位。CE 1926年5月，再度赴歐洲考察2年，且攜帶昆蟲標本親赴德國柏林昆蟲研究所，查訂德國人紹德（Hans Sauter╱CE 1908年，於恆春南灣採得大紫斑蝶，標本現存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而是由德意志昆蟲研究所贈送）在臺灣所採集標本之種名。CE 1928年8月6日任臺北帝大教授（擔任昆蟲學、養蠶學講座長達14年）、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技師、臺灣總督府技師。CE 1933年5月19日素木氏在太平山烏帽子溪邊捕獲一寬尾鳳蝶雄蝶，CE 1934年與其助手楚南仁博將鳳蝶雄蝶公諸於世。CE 1937年敘勳2等，授瑞寶章，CE 1938年3月31日補臺北帝大理農學部長，CE 1942年4月30日於臺北帝大屆齡退休，9月9日授與臺北帝大名譽教授，是臺灣昆蟲分類學及農作物害蟲防治研究的先驅，戰後曾留任臺灣大學植物病蟲害學系教授，228事件後之CE 1947年5月返回日本，臨終前夕還完成《分類昆蟲學大系》〕與楚南仁博〔Jinhaku Sonan／1892-1984／CE 1908年（16歲）來臺，在成溪中學（今中山堂附近）夜間部畢業，CE 1909年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成立，進行全島標本採集，主要採集者為新渡戶稻雄，而鳥羽源藏及關嘉之助2人在北部採集，之後昆蟲標本即是交給楚南仁博與稻村宗三2人負責。CE 1915年6月，任職於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所之新渡戶稻雄（新渡戶稻造是其叔父）病逝，CE 1912-16年間服役於日本海軍（適逢第1次世界大戰，曾參與青島攻略戰），CE 1916年11月，再聘任退役後之楚南氏從事昆蟲研究，是太平山蝶類及蜂類採集第1人，更是素木得一教授之得力助手。其研究報告有CE 1911年〈臺北產薊馬類4種に就て〉，CE 1920年〈紅頭嶼產蝶類に就て〉，紀錄蘭嶼38種蝶類，CE 1921年〈臺灣產蟬科に就て〉，紀錄臺灣產蟬科36種，CE 1922年〈臺灣產蝶類幼蟲の食草〉，共記載39種，以及報告臺灣穿山甲之食性、行為、棲息地及型態等資料，CE 1933年〈臺灣及び沖繩諸島の蝶類の分布に就いて〉，記載臺灣蝶類共322種（4種只見於紅頭嶼），CE 1939年〈紅頭嶼の蝶類〉，追加18種蘭嶼新紀錄之蝶類，並合併歷年紀錄製成67種蝶類目錄，至CE 1943年之〈數種の蝶の新產地〉為止合計約100篇，著述等身，他是日籍學者當中發表研究成果篇數最多者，除對蝶類、姬蜂、茶樹害蟲有精深研究外，在應用昆蟲學方面，亦有可觀成績。CE 1947年5月隨素木氏返回日本，任職農林省東海近畿農試所茶葉試驗場及日本植物防疫協會，晚年定居東京都花小金井市，92歲逝世〕從叭哩沙沿著蘭陽溪步行來到多望及太平山採集（22-23日間），正式揭開太平山昆蟲採集之序幕。之後便沿角板山三星警備道北返。28-29日，在小林採集。30日，在田丸採集

9月1日11時58分，日本關東地區發生芮氏規模8.1之大地震，震源深度為15公里到25公里，震央位於在神奈川縣相模灣之伊豆大島外海，這也屬於為上下震動型的強烈地震

9月18日，日籍臺人（具日本公民身分及治外法權）和廈門當地吳姓宗族發生械鬥，並與中國駐軍衝突，導致日本以保護僑民為由派出4艘驅逐艦抵廈門，且派遣陸戰隊上岸，而日艦則在哈利‧阿佛森‧法蘭克抵廈門當天撤離。直到12月1日，中日雙方才達成協議，史稱「臺吳事件」

9月，再度修改浸水營警官駐在所下方道路，將清代原陡急之石階路，改修為坡度僅2.5％的和緩坡度。（第6次整修）

10月16日，哈利‧阿佛森‧法蘭克自福州城搭乘日本輪船抵達基隆，11月底離開

11月18日，辜顯榮等御用紳士在鐵道旅館舉行「公益會」之創立大會，會員1,650人，宗旨為「圖文化之向上及增進島民共同福利」，而與臺灣文化協會壁壘分明

12月16日，臺灣總督府針對「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發動全島大逮捕，49人遭拘押，50人被搜索家宅及傳訊，時稱「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即「治警事件」。蔣渭水、蔡培火、林呈祿等重要參與者遭到起訴

冬季，彰化學生組織全臺第1個新劇社團「鼎新社」。而臺北緊接在後，於CE 1924年組織臺北最早的新劇團體「星光演劇研究會」{1924-28，含前身「臺灣藝術研究會」，簡稱「前星光」， CE 1925年10月在大稻埕新舞臺首演，備受時人注意，半官方報紙《臺灣日日星報》多次報導。由漢醫歐劍窓〔漢文書房「浪鷗室」主人，創立傳統詩社「潛社」和《臺灣詩報》，也是「前星光」及傳統詩社「星社」（CE 1917年成立）2團體重要成員，而歐劍窓名號「彗星」，新劇家薛玉龍（詩人，左派社會主義者，CE 1926年成立「臺北博愛協會演藝研究會」，屬臺灣文化協會外圍組織／母會附屬型劇團，但之後他選擇以工人運動展開直接抗爭，不再借用新劇進行迂迴之思想宣傳）則以「奎星」為號。他之後持續參與組織4個劇團：鐘鳴演劇研究會（1928-34）、鐘鳴新劇俱樂部（1935-40）、星光新劇團（後星光，1938-44）、鐘聲新劇團（1939-44）〕與其私塾學生張維賢〔CE 1927年8月24日，在大稻埕民眾講座的社會問題第2回演說會中，張維賢宣讀〈孤魂聯盟宣言〉，而無政府主義「孤魂聯盟」（1927-28）同志周合源、林斐芳分別以「周極星」、「林黑星」之名登場。CE 1930年成立「臺北民烽演劇研究會」，曾有2次公演，其學習自日本築地小劇場之新劇藝術得到極高評價〕合組，他們以「社會教化機關」自居，倡議知識分子主導「文藝劇」，希望透過具有通俗教育效果的新劇，達到「破除迷信、矯正惡習」的目的，進而促進臺灣社會文明進步。創立初期由臺灣文化協會（臺北青年讀書會）、摘星體育會（太平公學校、臺灣商工學校）、傳統文人團體（浪鷗室、劍樓書塾、瀛社）3個社群網絡建構而成／在臺灣文化協會倡議下，青年們認為新劇可做為推動臺灣新文化運動之有效方案，能夠用來實踐改良社會的理想，在CE 1920年代出現業餘之新劇研究團體，進而發展出社會運動團體的附屬劇團（劇團並非單純為戲劇演出而成立，以新劇為母會服務才是第1任務）。這些劇團在新舞臺、永樂座、建泰茶行、文化講座（臺灣文化協會講堂）、民眾講座（臺灣民眾黨講堂／民眾黨系統有3個母會附屬劇團：黎明演劇研究會1927-28、民鐘演劇研究會1928-29、維新會演劇團1929-31。與母會關聯性太強，易受政治變化影響，失去獨立性）等大稻埕特有之商業或文化空間，參與臺灣社會文化改革工程}，在大稻埕登上大時代的舞臺（回顧臺北都市發展史，艋舺與大龍峒是漢人較早移墾區域，憑藉河運發展快速，而大稻埕在茶市文化興起後超越2地，在當時是臺北新興之城市空間。尤其CE 1920年設立臺北市將3區合併之後，大稻埕一躍成為臺灣新思潮、新文化脈動的源頭）。CE 1943年起，臺灣新劇開始受殖民政府統一管轄，而「厚生演劇研究會」是日治時期最後一個重要之新劇團體，集合了張文環、呂泉生、林搏秋、楊三郎等留日之文學、音樂、戲劇和美術菁英，在軍國主義高漲之氣氛中，於大稻埕永樂座演出《閹雞》，描寫臺人欲反思的臺灣社會問題，是新劇運動者在政治低氣壓中的突圍嘗試。雖然最終在戰爭體制下被禁演，但仍示範了臺灣人利用文化統制之縫隙，上演由本土原創具臺灣主體意識的戲劇，這樣之精神性可以突破外在限制，以文化基因的形式傳承下去。到了戰後，雖然日本殖民體制解除，卻再度因國民政府政治環境限制，最終毫無發展空間。然而或許未能積累現代戲劇之劇場能量，但他們具體展現以戲劇進行社會改革、知識啟蒙的理想和浪漫，讓人們享受戲劇娛樂之同時，在潛移默化之下醞釀出臺灣國族意識的主體性。這是「流星」所留下之遺產，也當是現代臺灣認肯的價值觀

「蕃社併合」將洛韶社連同「洛韶警察官吏駐在所」向東下遷至玻希瑤社新址，成為新洛韶（今中橫公路「洛韶派出所」）。另外，將卡莫黑爾社與卡魯其社及西奇良社（部落位在羊頭山東南長稜稜尾之北面山腰，隔瓦黑爾溪與中橫上之洛韶、薛家場相望）合併，且裁撤「卡魯其警察官吏駐在所」和「荻坂警察官吏駐在所」（5月，川向、荻坂、卡魯其3駐在所併入「西奇良警察官吏駐在所」）。至此，族社均完全集中於「洛韶警察官吏駐在所」及「西奇良警察官吏駐在所」周邊。但從CE 1930年「霧社事件」爆發以降，洛韶地區已進行數次「集團移住」。至CE 1938年11月，最後一批族人移居鳳林支廳之平林（即「平地森林」之意，今花蓮縣萬榮鄉西林村，日治初期舊稱Cyakang），「洛韶警察官吏駐在所」也於CE 1939年裁撤

三井合名會社於插角設立「大豹茶場」（東亞第1大製茶場，面積574甲），以粗製茶為大宗，並引進「デイゼル」（Diesel，燃油引擎，又稱狄塞爾內燃機）引擎，以提高製茶效率。CE 1924年，翻越牛角尖—紅面龜山稜線設立「大寮茶場」〔面積272甲／CE 2013年，日式風格之場長宿舍整修為「大寮茶文館」（其中之文史資料只述及三井，卻遮掩大豹社如何在此抵抗日人之史實，這種「刪除歷史」之歷史文化空間，令人不安。王志弘老師曾說，文化治理之核心，始終是「文化領導權」的爭奪。而大寮茶文館以文化經濟為藍圖，外表雖有精美之文化包裝，卻缺少正視歷史傷痛的決心，更加令人不寒而慄。茶作為臺灣「正統」之社會文化，除了先民篳路藍縷之神話形象外，也應將茶葉與土地侵略間之關係考慮進去），其附近曾經是「大豹社事件」之戰略要地，也曾設有大寮地隘勇監督所，下轄3個隘勇分遣所及10個隘寮。更是大豹社傳統領域之邊界，社人稱為「大寮地」（Ngungu Kli，豹尾Ngu Kuri之意／今新北市三峽區竹崙里），昔日原住民、漢人、日人之交鋒地帶〕。此後，2茶場以生產著名之「日東紅茶」為主，且與當時是世界第1品牌英國之「立頓」（Lipton）紅茶競爭。戰後，三井產業由臺灣省農林處成立之臺灣農林公司接管（政治與資本家纏綿糾結之關係，並未隨日本撤退而有所改變），「日東紅茶」改良為「臺茶8號」（CE 1950年，臺灣農林公司設立茶葉分公司）。之後大豹茶場又轉手，成為今日之「大板根森林溫泉遊樂區」（CE 1956年，臺灣農林公司委託太平洋公司進行規劃。CE 1978年，完成「海山茶葉遊樂區」之土地測量，並開發成「高效能遊樂區」，即今日插角大板根森林溫泉酒店之前身。CE 1990年，臺灣農林公司售出包含海山樂園在內之17公頃土地予蔡姓經營人，但初期經營慘澹，直到挖出溫泉而一夕翻身。CE2000年前後，臺灣農林公司擴大釋出土地且由私人承購，土地私有化切分的更加細碎／臺灣山林土地之主權幾番轉移（傳統領域、商業地、國有地、私人地），不僅是原住民失去傳統領域之議題，更讓我們產生對山林、土地遭剝奪之情況的麻木感。臺灣山林土地之轉型正義不僅仍未完成，甚至從未被好好正視）

今年開始測量之5萬分之一《臺灣地形圖》至CE 1938年始完成，由日本陸地測量部負責。CE 1937年，日中爆發戰爭，測量事業被迫終止，留下北自能高山，南至南大武山，沿中央山脈兩側地形圖上的空白。直到CE 1944年，才將原山區空白地帶，補測完成計21幅、117張

雲林縣林內鄉烏塗村濁水發電所（原烏塗發電所）為配合八田與一建設烏山頭水庫工程〔1919-1930／水庫功能之一在於淋洗鹽分地／CE 1912年，涉谷紀三郎（1883-？）提出《臺灣土壤調查圖》（40萬分之1）：臺灣可耕地面積為913,793公頃，其中32萬公頃位於西部沿海貧瘠地帶，屬於「鹽分地」，他建議進行排水、降低地下水位，用淡水來淋洗土壤。CE 1920年，涉谷轉任「中央研究所」農業部長。CE 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成立時，開創農業化學系，也是帝大初創時期最高決議評議會7位委員之1。CE 1935年，發起「臺灣技術學會」，CE 1938年擔任會長，副會長八田與一〕而興築（少數建於田野間水圳之川流式電廠），CE 2004年指定為縣定古蹟，CE 2005年舊廠房原機組除役並轉作靜態展示，另於舊廠西側新建機組（明潭發電廠濁水機組，供應嘉南大圳）於CE 2011年商轉

日人青葉生從臺北火車站出發，至竹南站轉山線，過大甲溪鐵橋後到站下車，轉森林輕鐵往久良栖，此種列車可掛載運車、客車及運材車，過石岡站後在土牛站停車，沿大甲溪左岸行駛，列車轉彎時以警笛提醒注意。自久良栖下車換森林鐵道到佳保臺站約20分鐘，該處是終點站，有眾多大小宿舍群，事務所旁建築即檜木建築八仙山俱樂部。之後，曾往對岸久良栖街（即後來之明治溫泉，當時稱為「久良栖街的溫泉町」，乃鐵路、電力與溫泉之結合）觀摩，日暮後散步街道，有弧光燈供街路照明，從佳保臺望之，夜間「電燈煌煌」，不失為「山中歡樂場」（〈三日の旅〉，《臺灣山林會報》第4號，臺灣山林會，1923.09，p.88）

日籍商人館野弘六所經營之高級溫泉旅館「原巴旅館澡堂」開始營運，建築群原本包含「八角澡堂」、「本館」、「西洋館」及「大廣間」等（目前尚存「八角澡堂」與「西洋館」2棟，CE 2019年臺北市政府公告為歷史建築。「八角澡堂」牆體採用草山地區常見的日式傳統石砌「平砌」工法砌築，屋頂依設計成八角形，鋪設日式文化瓦，屋脊設有棟脊，尾端有鬼瓦收邊，木構造則採用傳統日式二重梁屋架與榫接匠藝工法，設置太子樓其側邊留設通風木百葉，使室內溫泉蒸氣能夠自然通風排出室外。而「西洋館」牆體則是採用「野石乱積」石砌砌築工法，屋面同樣鋪設文化瓦，雖然後期改建，木屋架佚失，仍可見當時原室內空間格局主要作為遊憩設施使用功能使用，皆極具特色價值）。光復後則由國民政府接收，改稱逸園，陸續作為陽明山管理局辦公室與宿舍，以及聯勤陽明山招待所使用。CE 2023年10月，北市文化局投入5,660萬修復歷史建築「原巴旅館澡堂」動工，第一階段先依老照片、繪葉書等史料原貌修復，再活化提供溫泉洗浴體驗，預計CE 2025年4月完工。修復工程分成2階段，先由專業團隊透過史料、老照片、繪葉書（明信片）考證與現場留存構造來分析建築技法，保存極具日本時代匠藝特色的石砌工法牆體，以及復原傳統日式木屋架系統，並回鋪日式文化瓦，且同時復原「西洋館」外貌及部分空間，重現日據時期「本館」與「八角澡堂」間的通廊

 

CE 1924年：

元月，臺人又因拒捕而與廈門當地警探、駐軍臧治平部隊衝突，並因日本領事再次出動軍艦干預乃愈演愈烈，直到下半年才得以解決，史稱「臺探事件」

元月6日，本多靜六在高雄第2小學校講堂演講：文化生活與公園，其中提及高雄壽山可設計為山林公園，日後壽山紀念公園（天然公園）之規劃和設計，都大致照本多氏的藍圖逐步實施。他花費10多天踏勘壽山，將公園道路分為3類：探勝道路｛車行道路，ドライブウエイ、drive-way，又稱自動車道路／CE 1926年5月開始開闢，從州廳稅務課橫手（側邊）為起點（即今萬壽路與鼓山一路交會口）彎繞上山。CE 1927年4月，修至淨水池（今打狗水道淨水池）。12月，接至御通道（今千光路），此時從州廳上來之道路稱壽山新道，御通道改稱壽山舊道。CE 1928年4月，探勝道路從壽山館（高雄貴賓館改稱）闢路上至海拔146公尺小山頭的皇太子殿下御登山紀念碑，並向北延伸至中繼所（三岔路口）。11月8日，高雄神社舉行遷座祭，正式由州廳稅務課橫手（側邊）附近之舊址，搬至新址（今忠烈祠）。CE 1929年4月，由高雄神社東側攀升而來的道路，在中繼所會合。10月，壽山道路從中繼所闢至宮の臺（舊砲臺跡，目前屬軍方營區，四周有銀合歡圍攏、展望不佳）。CE 1930年元月，宮の臺建大型標柱，標示高雄港與東亞各大港口之距離。3月，壽山公園道路完成，自山下町氏川洋服店到壽山館再從壽山館可至西子灣〔20世紀初期，從哨船頭須爬越臨海古道才能抵達西子灣，CE 1917年，西子灣設立海水浴場（CE 1923年隨壽山更名，改稱壽海水浴場。CE 1925年，高雄市役所開始經營。CE 1927年，壽海水浴場大規模改建，CE 1928年7月1日舉行開場式，除休憩所本館外，前方還開闢壽遊樂地／CE 1909年8月20日，哨船頭海水浴場舉行開場式，這是打狗最早之海水浴場。CE 1913年7月30日，打狗海水浴場在旗後西海岸舉行開場式，這是第2處海水浴場）。4月3日，打狗貴賓館新道完成，此時除步行外，還多一條車道直達山嶺鞍部，再取步行下至海邊。CE 1922年7月，高雄西子灣海水浴場仍須行走山路方能抵達，而旗後海水浴場則要搭船，交通均不便，直到CE 1927年，還是這種坐車加步行方式抵達西子灣，6月，由海野三次郎負責興建西子灣隧道（壽山洞），8月底貫通。CE 1928年6月，西子灣海水浴場大規模改建，10月，西子灣隧道完工，連通西子灣與當時高雄政經中心—湊町，即今日之哈瑪星。此隧道全長260公尺、寬6公尺、高3.6公尺，分前、中、後3段。隧道2端入口以混凝土澆置成仿石砌拱圈，2戰期間曾充作防空洞。CE 1929年6月，壽海水浴場附設餐廳乙座，7月1日，高雄西子灣防砂堤起工祝賀會在壽海水浴場舉行（CE 1937年西子灣防砂堤完成），7月12-14日，中南部中等學校棒球聯賽在壽遊園地（グラウンド、Ground）舉行，可舉辦運動會、棒球賽，是全島第1之海水浴場。CE 1935年，臺灣總督府慶祝始政40週年紀念博覽會，在壽海水浴場之休憩所北側，建造一棟2層樓高的高雄觀光館（CE 1935年5月14日落成）。博覽會結束後，觀光館轉為高雄市西子灣溫育場（CE 1935年12月25日開業）。CE 1937年，西子灣至哨船頭道路終於開通〕。若從壽山館出發，經淨水池可自州廳側邊出來。3月10日，壽山遊覽自動車開始營運，停留3個地點：氏川洋服店、稅務課側邊、西子灣。8月30日，高雄州知太田吾一將三角點命名壽の峰，建休憩所，宮の峰至壽の峰道路完成（9月30日開通）。壽の峰視野遼闊，山頂建有8角水泥涼亭，吸引許多人租賃小巴士或開車前來賞景。白天俯瞰高雄港市，當時便有「眺望島內無雙」之讚詞，更多夜間前來欣賞萬家燈火的夜景｝、山腹逍遙道（散步道）、岩間の道（登山步道）。CE 1937年12月，高雄要塞司令部（高雄228事件發生地）在壽山舉行開廳式，壽山地區列入軍事管制區，高雄高爾夫球場乃封閉。CE 1938年7月，另覓鳳山丘陵地新闢高爾夫球場。CE 1952年5月28日，西子灣海水浴場重新開放

元月15日，載有450名觀光客之美國運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 Co.）環球航行客輪「拉蔻妮雅」（Laconia）號抵基隆，希望見識原住民。總督府乃遴選文山郡原住民，於15日當天在官邸與美國觀光團會面，見面後兩相歡。而文山郡原住民也參觀了總督府博物館（今國立臺灣博物館前身），這似乎是《理蕃誌稿》唯一明文記載原住民參訪該館之紀錄  

元月27日，太平山運材鐵道（羅東森林鐵道／羅東林鐵，軌距762公厘，軌道均使用重量較一般多5磅之25-35磅鋼軌，坡度最急2.5％，適合15噸蒸氣機關車行駛，前後共13輛蒸氣機關車）全線通車（全線隧道共7座，其中2號隧道294公尺最長，隧道均採素掘，並以檜木鞏固洞壁╱木造橋樑全線共138座，以清水溪橋之400公尺最長，而羅東溪歪仔歪橋的平原風光最上相╱土場至天送埤間鐵道，是災害頻仍路段），從羅東竹林驛（CE 1939年間已獨立為「羅東森林鐵道」新部門的編制內，當時羅東森林鐵道與庶務係、作業係、造林係、太平山派出所並列為營林所羅東出張所內之5大單位。根據CE 1941年的《臺灣農林關係職員錄》記載，竹林驛驛長為高津伍男，「竹林機關車」主管是山本末次）發車，經歪仔歪、大洲、二萬五、三星、送天埤、清水（清水湖）、牛鬥（牛鬪）、濁水（樂水）至終點站土場驛，全長36.95公里〔土場至天送埤19.36公里路段於CE 1922年11月由臺灣電氣興業株式會社負責出資興建。天送埤至歪仔歪14.52公里則租用臺南製糖株式會社（之後的昭和製糖株式會社）用來運送甘蔗的鐵道。而歪仔歪到羅東3.07公里之路段的鐵道工程費，由羅東街寄附5萬圓。最後，羅東出張所之用地取得，也於CE 1922年11月在羅東郡役所招集相關業主商議買收之後獲得解決，因此鐵道工程得以順利開展。未來羅東成為了日本帝國下的檜木集散大鎮，這也可說是當時的宜蘭街之痛〕。不過前2年都只載運原木。CE 1926年5月18日起（最先搭乘之登山客應該是臺北高校之鹿野忠雄，他在舊太平山留下與曙鳳蝶驚鴻一遇的桃色之夢），羅東森林鐵道也開放客運業務〔根據《羅東森林鐵道概況》（1926）記載，機關車1-3號為CE 1923年8月由日本車輛株式會社製造，明顯專為鐵道開通啟用所特別訂製，為6輪聯結蒸汽車。貨車方面，運材車與無蓋車均為CE 1923年11月由東洋車輛株式會社製造。客車有2輛，為3等客車，定員40名〕，宣告太平山5分仔車時代之來臨。12月1日，臺北至宜蘭間之宜蘭線鐵道，在打通草嶺隧道後竣工〔CE 1924年2月21日貫通，全部以紅磚建構，洞口上方女兒牆則局部石砌，整體造型簡單，無華麗裝飾／北口由時任鐵道部長之新元鹿之助（1870-1949／CE 1895年7月東京帝大土木科畢業，CE 1897年轉為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技師，CE 1899年7月擔任基隆-臺北改良線主任，9月出任鐵道部打狗出張所長，而後歷任工務課長、監督課長。CE 1910年5月兼任鐵道部花蓮港出張所長，推動臺東線工程。CE 1911年7月兼任阿里山作業所長，CE 1913年6月任營業課長，CE 1919年3月正式真除擔任臺灣總督府鐵道部長（新元與長谷川是日治時期14任鐵道部長中，唯2由技術官僚出任者），CE 1924年12月因病辭官回東京）書以「制天險」、南口則由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賀來佐賀太郎（1874-1949／CE 1899年7月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律科系，CE 1903年9月轉往臺灣總督府任職，同年10月任民政部通信局庶務課長，又兼通信局海事課長、兼通信局電務課長、兼通信局郵務課長等。CE 1914年出任專賣局長，CE 1921年升任總務長官，至CE 1924年9月止）提詞「白雲飛處」〕後也全線通車〔同日「貢寮庄驛」設立，且頂雙溪至大里簡通車，宜蘭線全線完工（從臺北乘車至礁溪只要2.5小時）／之前從臺北、八堵到達猴洞（侯硐）後要下車（瑞芳線）步行，爬過三貂嶺、頂雙溪、草嶺，抵大里簡後再搭車（宜蘭線）可至蘇澳／太平山原木終於得以藉鐵道輸往外地，而宜蘭線鐵道及羅東森林鐵道這2大運輸系統的完成，對蘭陽3郡之產業發展影響甚鉅，並且臺北、羅東、土場這3個銜接點便能將旅客在1日之內輕鬆地帶上太平山，使得全島各地民眾願意前來。又營林所羅東出張所在羅東街北邊田地間，形成一個太平山檜木集散地的新聚落，吸引各行各業聚攏過來，改變了羅東街產業生態，注入了無窮商機，朝工業化新興城市邁進〕。CE 1962年8月，歐珀強烈颱風來襲造成鐵路交通中斷，省林務局長沈家銘主張拆鐵路，改用卡車載運，並呈報交通部計畫在CE 1963年度內將運材鐵道拆除，而當時中部橫貫公路宜蘭支線已於CE 1959年5月10日通車。CE 1970年，從竹林車站延伸0.6公里連接羅東車站（車站新建工程CE 1970年12月22日竣工，CE 1971年初啟用），再銜接臺鐵線路，以便將木材運至基隆港。CE 1971年，購進日製柴油動力客車2輛，命名「中華號特快車」，每日3班次往返羅東及土場，全程僅需1.5小時，車廂可乘坐25人，之後又引進臺灣鐵路局臺北廠所承製的2部車輛加入營運（CE 1972年10月，蘭陽林區管理處修理工廠亦曾自行製造中華號柴油快車及普通客車各1輛，節省經費2,373,000多元，《松羅曼波—戰後羅東林場紀事》，吳永華，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p.95）。CE 1973年，太平國小撤校。CE 1974年，大元山工作站撤站。CE 1978年9月，受黛拉颱風侵襲，僅維持羅東至天送埤間營運，而天送埤車站仍留有車頭迴轉盤。CE 1977年省公路宜蘭站落成。CE 1979年，奉命結止運輸營業。8月1日，羅東林鐵全線停止長達56年（1924-1979）之奔走。CE 1980年元月，鐵道奉令拆除，11月太平山      流籠索道及土場至仁澤間之蹦蹦車正式停止使用。CE 1982年元月8日，省林務局決定建設太平山森林遊樂區。6月，太平山伐木生產事業宣告終止，林場時代正式結束。CE 1994年10月，一場颱風致使竹林車站屋體結構傾斜，成為危險建築而遭拆除，CE 2006年在原地重建

2月5-16日，內本鹿社布農族人下山觀光，遊覽臺東、高雄、臺北等地

2月8日，奎輝社頭目召開家長會議，與會33人同意設置公墓，遵行戶外葬。同日，每戶出資1角5分，合買理髮器具，並請當地駐在所警察傳授理髮技術，顯示整個社群習俗之變遷

3月，楚南仁博又隨素木得一及臺東廳雇財部速氏一行3人一起渡航至火燒島（前一年CE 1923年7月火燒島遭臺灣蝗蟲侵襲，總督府乃命素木氏等人為調查和驅除監督員，搭乘「長春丸」至火燒島）。9月，楚南仁博則隨素木得一教授至新高山登山，從八通關至秀姑巒警察官吏駐在所住一夜

4月，柴五郎司令官同樣又由巴塱衛一日走到水底寮

4月26日，臺灣軍司令鈴木莊六從臺中州出發，巡視能高橫斷道路及沿途蕃社后，從花蓮下山。此次，可能是臺灣軍司令部最後1次走能高越嶺舊道，因為視察結果認為，越嶺點太高，冬季積雪期間太長，不利軍隊調動，因此請求總督府，考量將越嶺點往南移動到3,000公尺以下之鞍部。CE 1925年，花蓮港廳動用充裕經費，於該年底就完成能高越嶺道路之改道，而新路線稱為「能高越警備道路」，通稱「能高越嶺道」（總長約78公里）。亦即，放棄奇萊南峰延伸下來之東南稜，改從奇萊溪直上海拔2,802公尺之能高鞍部，但是必須橫越「天長斷崖」，以火藥開鑿多處峭壁路段，並須架設多座大型鐵線橋，且新設東能高駐在所〔海拔2,098公尺／CE 1930年代5個「指定宿泊所」之一：屯原、尾上、能高、東能高、坂邊駐在所／CE 1950年，改稱檜林保線所，是臺電東部供電處能高保線路上，唯2有人駐守之保線所：檜林保線所及磐石保線所（距龍澗發電廠13.3公里，可借宿，舊保線所在臺電施工道路下方約200公尺處。又龍澗發電廠對面即瀧見駐在所遺址，該遺址原可見巴托蘭溪今稱龍溪之大瀑布 但因龍溪壩之開發而消失）〕、奇萊駐在所〔海拔1,111公尺／位於柴田溪與奇萊溪（今天長溪）注入主流木瓜溪之交會點上方崖頂，因匯流點都是峽谷地形，故在其前庭，3面下望都是深邃溪豁，但在後方卻是中海拔闊葉林豐富生態之美／奇萊保線所〕、坂邊駐在所（海拔1,083公尺）和桐里駐在所（海拔765公尺）4個駐在所，又要將瀧見駐在所自舊道遷移下來〔CE 1936年，能高越嶺道從博阿倫社（廬山部落）到屯原之5.3公里車道，是「勤行報國青年團／高砂義勇軍」（CE 1942年），以勞動服務方式，由原本1.2公尺寬警備道路拓寬為3公尺車道。CE 1950年10月開始到CE 1951年4月，臺電也為興建東西向高壓輸電線路，加以整修能高越嶺道〕

5月14日，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賀來佐太郎等乘轎從大武出發，當晚抵枋寮

改建浸水營警官駐在所，成為現今規模，但CE 1936年撤廢

6月18日，佐藤善吉營林所所長、大石浩技師、大橋技師、藤崎濟之助等一行14人，先利用森林鐵道從羅東到土場，再步行至碑亞南鞍部而登上南湖大山，回程則於23日經太平山，24日回到羅東

7月，當時任教臺北第3高等女學校之大橋捨三郎，取道臺中大甲溪由志佳陽社方向登頂（最初的業餘登山紀錄）。11月，大橋下山後出版《次高山》一書，鼓勵並刺激了年輕人對登頂雄風的渴望

8月5日，宜蘭地區遇上颱風，山洪沖毀天送埤至土場間之橋樑及路基，太平山交通斷絕。總督內田嘉吉於9日來到宜蘭地區勘察災情。10日《臺灣日日新報》以〈森林鐵道被害甚大，交通杜絕の為太平山は，食糧缺乏のあり〉報導災情，而森林鐵道的修復工程一直到11月17日才竣工

8月，岡田震（1888-1939／CE 1916年7月東京帝大農科大學林學科畢業，CE 1917年11月來臺，CE 1919-1920年曾在營林局宜蘭出張所擔任技手，之後調至嘉義）獲派接任羅東出張所第2任所長（1924.08-1926.06）。CE 1926年6月，榮調至嘉義出張所為所長。CE 1928年又調回臺北殖產局山林課服務，CE 1932年起擔任營林所造林課課長。在臺北這段時間發表多篇文章於《臺灣山林會報》和《臺灣の山林》雜誌上，並在擔任造林課課長之後，更發表多篇與造林有關之文章，看來他比較適應在臺北的行政工作，是羅東出張所4任所長當中唯一一位留下林業經驗的所長，但不幸於CE 1939年12月15日因慢性咽頭喉頭炎病逝

波越重之至宜蘭哆囉美遠社、里腦社收錄37個單字。CE 1924年波越重之也採錄猴猴社1-10的數詞〔is、zus、dor、sop、rim、ən、pit、ar、siw、tor／猴猴語第二元音及其後頭之輔音都已脫落，這是臺灣及西部各種南島語言所沒有的現象，卻是東部大洋洲（例如麥克羅尼西亞）語言之特徵。由此可以推測，猴猴族可能比各種高山族和平埔族都要晚遷移到臺灣來，大約在最近幾百年前／《宜蘭縣南島民族與語言》，李壬癸，宜蘭縣政府，1996，p.258-259〕

中央研究所林業部腊葉館落成，收藏CE 1904-1923年之19年間總數約3萬份、種類近6千種的所有標本，代表著臺灣植物調查最活躍年代之成果，而佐佐木舜一則編纂了《臺灣總督府林業部腊葉館目錄》一書

今年起，日本當局開始對大南澳平原從事招墾，當時有蘇澳組、宜蘭組、羅東組、淡水組、新竹組、頭城組

臺北州開始進行「大屯山造林」，第1期時間從CE 1924年起至CE 1929年，每年200甲，總計1,200甲。第2期自CE 1931年起至CE 1936年，稱為「裏大屯山（泛大屯山北側）造林」，共計造林625甲。自七星山南側坡面往西，朝大屯山而去，遍及面天山、菜公坑山，再往北朝小觀音山、竹子山而去，坡地一旦造林，皆不許放牧，此為防止牛隻踏壞樹苗，但為使耕牛可以寄養，CE 1934年乃於臺北州農會成立公營「大嶺牧場」，所有耕牛集中到大嶺（大嶺峠，今擎天崗）來，大屯山草原也就逐一消失了（清末陽明山茶區興起，而茶園周邊又種植相思樹以為薪炭材之用，使得經歷5、60年整片綠色山林植群改觀，加上昔日水牛放牧滿山遍布，大屯山已幾乎全為禿山及草生地，為了風景維持與水源涵養，自CE 1913年開始劃出保安林，進行森林保護）

〈臺灣製腦地域圖〉為《臺灣樟腦專賣志》書中附圖，內容涵蓋CE 1896年樟腦事業改隸撫墾署管理至CE 1899年8月各地樟腦局設立前之樟腦產業運作概況，為波江吉太郎、松岡公介、松田時馬、長澤圓次郎、大野勝衛、森永米吉等人依樟腦取締規則完成的調查圖。另外，〈臺灣製腦地域圖〉（CE 1899年8月至CE 1924年12月）、〈臺灣樟樹調查圖〉（CE 1924年12月末至現在／CE 1927年《臺灣樟樹調查事業報告書》之附圖）2圖則與本圖有接續關係

今年鐵道部發行之旅遊書《臺灣鐵道旅行案內》名列全臺有設置仲賣商店（類似現代車站內之便利商店，是《臺灣鐵道法規》所規範的車站內營業型態／日治時期鐵道餐飲從販賣地點可分為2大類，一是列車內之販售，有商店向鐵道部申請的隨車販賣和食堂車。另一種在列車外，包含車站食堂、仲賣商店及呼賣商人。販售方式最主要還是以食堂車、車站食堂、仲賣商店與呼賣商人4種為主）者，從東北之宜蘭、基隆到南部屏東共有30處。從CE 1924年《臺灣鐵道旅行案內》來看，當時全臺共49站設有呼賣商人。在CE 1922年海岸線完工後成為縱貫線主線，山線反成支線，其效應為替海岸線各車站帶來人潮，因此海線的後龍、通霄、大甲、清水、追分等站，才能同時設有呼賣商人及仲賣商店

總督府催生了「臺灣青果株式會社」，一手掌握香蕉產銷實權〔香蕉應自華南（福建、廣東）一帶傳入臺灣，但多為野生種或農家自行種植，直到日治時期始視為經濟作物有計畫進行栽種。最早臺灣香蕉出口日本的紀錄在CE 1902年／香蕉有別於當時之「鳳梨（罐頭）」、「茶葉」等以外銷國外市場為主要目標的農產品，香蕉產業幾乎是為供給日本內需市場而茁壯。日本除九州鹿兒島、沖繩一帶之外，幾乎不產香蕉，而香蕉則散發強烈之「南國」、「熱帶」意象。CE 1895年6月16日（始政紀念日隔日）總督府就由總督樺山資紀進獻臺灣香蕉予明治天皇，此後臺灣香蕉進獻宮中乃成常態。CE 1905年衛藤壽吉調查鳳山廳鳳梨栽培實況時（鳳梨常與相思樹間植），在福利項中提到相思樹可作為木炭、柴薪，婦女可利用生葉製造纖維。CE 1930年代臺灣香蕉產量達戰前高峰，日本大城市售價才開始下滑，而戰後香蕉之進口則掌握於美軍手中，直到CE 1949年臺灣香蕉才正式「回歸」，重新回到日本市場。惟當時政府嚴格管控進口商並限制進口數量，造成價格高漲，且被冠上「黃色鑽石」之美名。CE 1936年日本實施貿易自由化，開放菲律賓、厄瓜多產香蕉進口，但因風味問題，使得臺灣香蕉仍持續稱霸日本市場直到CE 1970年左右（此臺灣香蕉之輝煌年代，正是戰後日本高度經濟成長期。香蕉扮演著日本復興軌跡與庶民生活的最佳配角，也成為象徵「昭和懷舊」之重要印記）。CE 1967年進口日本量達戰後最高峰，也讓臺灣在50年代後之20年裡（CE 1965-70年出生之日本人被戲稱「香蕉世代」，臺灣香蕉依舊在戰後世代心中保有特殊地位），成為名符其實的「香蕉王國」，之後則因全球化影響，栽種規模、成本逐漸不及菲律賓，才使臺灣香蕉於70年代後逐漸失去競爭力〕，也聘請專家從事品種改良，其中就屬中部之北蕉（高腳種、果實大）與粉蕉（低腳種、果實小但味道醇厚）滋味酸甜濃郁，最受日本消費者歡迎

 

CE 1925年：（大正14年）

8月1-18日，臺北師範學校教師堀川安市〔Yasuichi Horikawa／1884.03.28-1970／CE 1907年3月師範學校農業科教員檢定試驗合格，CE 1911年12月中等學校動物生理植物學科檢定試驗合格，CE 1917年底來臺擔任國語學校助教授，CE 1918年任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生徒監，CE 1927年任臺灣總督府臺北第2師範學校（CE 1987年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學院、CE 1991年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前身，CE 2005年8月1日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諭（長年任教於此），CE 1947年4月返回日本長崎老家，CE 1970年因腦溢血過世，享年87歲。CE 1921年出與黑田長禮合編〈臺灣鳥類總目錄〉，共338種，CE 1922年發表〈臺灣產穿山甲〉，CE 1923年〈蛙に就て〉，CE 1925年〈臺灣產哺乳類〉，共記載72種哺乳類的分布狀況，CE 1926年〈臺灣產鴉科に就て〉， CE 1929年〈臺灣產鳥類の習性調查〉（臺灣博物學報會報），CE 1930年〈臺灣動物の分布に就いて〉， CE 1931年〈臺灣の貝〉以及臺灣博物學會發行之《臺灣哺乳動物圖說》（共109頁），是初學者入門之鑰（CE 1994年，水產出版社影印出版），CE 1934年〈臺灣の龜〉，CE 1940年〈臺灣產の蟹類について〉，CE 1941年臺灣博物學會出版《臺灣の蛇》（共77頁／介紹約60種臺灣產蛇類，含9種海蛇），CE 1943年〈臺灣產穿山甲の學名について〉，涉及領域涵蓋哺乳類、鳥類、兩棲類、爬蟲類及蟹類等，而以其姓氏命名的有堀川氏蝙蝠（Eptesicus horikawai）及堀川氏煙管蝸牛（Stereophaedusa horikawai）〕第1次來到太平山採集，特別在太平山俱樂部上方之加羅山溪畔斷崖採集到「生芽狗脊蕨」〔頂芽狗脊蕨／Woodwardia unigemmata（Makino）Nakai, 1925 〕

8月4日6時45分，臺北第1中學校（今臺北市建國中學）次高山登山隊（最早前往攀登3千公尺以上高山的學生登山社團）一行（新沼班長率領）由臺北出發，11時抵達羅東驛，橫山郡守、高橋警察課長、近藤營林所長代理（近藤庶務係長代理，岡田震所長因病療養中，8月8日總督府核示由作業課長栗山忠男技師暫代所長一職）及陳街長等多人迎接他們，並由《臺灣日日新報》活動寫真班攝影留念。之後，乘坐特別安排之森林鐵道貨車（無蓋）從羅東方向上山前往土場。貨車於11時半開車，14時半抵達土場

8月，李金燦（大稻埕人，營然來商行於該地，為糖米砸榖批發，亦瀛社創社員）邀請連雅堂至大觀閣別墅（CE 1924年完成／位於大屯山外人別庄地之下方雜木林內空地，入口有巨石鐫刻：金燦阿咸別墅 大有咸觀 李種玉題）參訪。同時，李金燦在《臺灣詩薈》第21期（CE 1925年9月15日）發表〈大屯山大8景〉，計有晴雪峰（大屯山）、仰天池（向天池）、小桃林（二子坪）、觀濤岩（竪埒／埒是矮牆、界線之意）、冷水谾（冷水空，大屯山西南側／冷水坑，七星山東側／冷水坑仔，巴拉卡公路西段／冷水堀，萬溪產道路風櫃嘴附近）、飲冰壑（大屯自然公園）、鳴湫墩（永春寮溪）、大觀閣等8景

11月16日，研海支廳21名員警編成作業搜索隊，從錐麓駐在所直接連至合流駐在所，不再繞上離緣坂經荖西駐在所，再輾轉而下。交通時間縮短1小時，較舊道海拔高度約低1千尺，可避開險路與難關。作業搜索隊於CE 1926年元月14日完成踏查，斷崖新道完工。3月31日之後，離緣坂此段的高遶道路廢除，而荖西駐在所至CE 1928年2月20日始撤廢

11月，荖濃溪進入枯水期，加上臺灣南部電力需求增加，供電吃緊雪上加霜，不僅在當月就動用高雄第2火力發電所1,000瓩之發電量，次年（CE 1926年）2月24日更同時啟用高雄第1火力發電所500瓩的發電機組，創下2座火力發電所同時啟用之紀錄

今年撤廢落支煙、托莫灣、普洛灣（布洛灣）、荻坂4個駐在所〔太魯閣核心部落較具指標性之移住，要從CE 1927年荖西社（Raus、ラウシ）遷出開始〕

西部力里社21戶、共133人集體遷至東部茶茶牙頓社

玉山主峰設置小神祠（CE 1906年及CE 1908年由森丑之助兩次揹上主峰頂，而昭和年代更換為較大型之木造神祠），但今已燒毀無存

黃及時發表一篇〈在臺灣之荷蘭的殖民政策〉，刊載於《東洋》第2卷第7、8兩期

臺灣總督府主辦「始政30年紀念臺灣產業展覽會」

二林蔗農為提高溪州製糖廠之甘蔗價格而發起「農民大會」（製糖業是日本統治下典型之殖民經濟。日本根據臺灣的地理和氣候條件，選擇發展製糖業，以供出口賺取利潤之用。其方式是扶植特定的大地主「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僱用貧窮農工，壓榨農民血汗，以取得龐大之經濟利益。為了爭取本身的權益，蔗農群起反抗地主和殖民當局，此為日本殖民時代臺灣農民運動之始）。6月，李應章成立全臺第一個農民組合「二林蔗農組合」組織。簡吉（1903-1951）則在鳯山成立「鳯山農民組合」，成為職業運動家，在各地農村奔波演說〔CE 1926年9月，「臺灣農民組合」成立於鳯山（會址設於鳳山街縣口350番地），由簡吉出任中央委員長，展現領導能力，將臺灣農民運動推向高峰，並曾代表臺灣農民出席日本農民組合第6回大會／CE 1929年2月，簡吉遭到逮捕被判1年，出獄後2次被逮捕，被判10年牢獄，為臺灣窮苦農民抗爭付出了重大代價〕。10月，「林本源製糖合名會社」（CE 1909年6月設立，所轄甘蔗採集區約為員林、北斗2郡）強行採收甘蔗，雙方爆發衝突，有93名組合成員遭到逮捕，並被施以各種殘忍之酷刑。李應章本人亦遭逮捕，被判處8個月，其它另有25人遭到不同刑期的牢獄之災，史稱「二林事件」，是日治時期臺灣最大規模之農民運動。「臺灣現代文學之父」賴和（CE 1894年5月28日〜CE 1943年元月31日，臺灣彰化人）曾有新詩〈覺悟的犧牲－寄二林的同志〉描述該事件

即便臺灣的殖民統治正處於財政困難之窘態，總督伊藤喜多男還是決定投入巨資，以15年（後縮短為11年）的光陰，責成總督府殖產局山林課完成臺灣林業的基本架構，此即日治時期臺灣3大土地事業（另外2者即為土地調查及林野調查與整理事業）之一的「森林計畫事業」〔1925-1936、日大正14年〜昭和11年／作為森林經營實務上的依據，最終目的在設立各「事業區」經營計畫，達成「法正林」（經營概念為各事業區內經營成具有各種齡級的林木，以達每一伐木期時，皆有林木可砍伐，形成一個永續性之林業狀態）之永續經營目標。包括「森林調查」（最初始於CE 1903年之阿里山開發的森林調查，對於優良森林的位置、地勢、樹種、蓄積加以調查、以做為後續開發利用之依據）、「施業案編成調查」（確保「植」、「伐」平衡及永續經營之木材生產／第1期CE 1916年開始，先以淺山地區80餘萬公頃林野地，編制為29個事業區，共獲得1,025,343.77公頃「要存置林野」，CE 1935年完成，其中最早完成的是CE 1933年之「林田山事業區」。第2期深山地區60餘萬公頃林野，於CE 1938年開始，共編制11個事業區，共獲得616,927公頃「要存置林野」，CE 1945年完成）、「作業計畫調查」（CE 1920年開始，確定臺中州及花蓮港廳之年度砍伐的具體數量）、「森林治水調查」（CE 1921年開始，針對濁水溪、下淡水溪、宜蘭濁水溪、下淡水河、頭前溪、後龍溪、大安溪、大甲溪、大肚溪等臺灣9大河川之上游森林復育、山溪整理等）、「建立官有林野境界標示」（CE 1916年開始）等項目。森林計畫事業並特別強調「區分調查」及「境界測量與調查」之基礎調查／CE 1928年11月8日（訓令第81號），執行規範及準則公布於「森林計畫事業規程」中，又以「施業案編成調查」最屬核心工作／根據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森林計畫事業報告書》記載，CE 1925年（日大正14年）總督府決議以技師2人與技手12人之編制，227,084圓的年度預算（總預算3,406,260圓），15年的期程至CE 1940年（日昭和15年），就全島682,732甲之國有林野進行調查。其程序大致是將之區分為「要存置林野」、（以要存置林野為準辦理的）「準要存置林野」及「不要存置林野」後，針對其中營林用的要存置林野編製施業案。隨後，在接收出張專賣局主管之樟樹造林預定地121,542甲、營林所作業地90,417甲及木瓜山森林作業預定地64,377甲後，森林計畫事業的調查區域擴充為959,068甲，再擴充為1,016,000甲，期限縮減為10年，人員編制則擴充為技師4人、屬1人及技手16人，再調整為技師3人、屬1人及技手11人，年度預算則調整為332,528圓（總額為3,134,019圓），後限縮為174,772圓。CE 1924年（日昭和9年）10年期限已到，但考慮到預定事業區之內外業還未完成，總督府再投入134,340圓預算，並將期限延後1年。森林計畫事業的區分調查共查定1,025,343.7732公頃之營林用要存置林野，再加上林野整理之際查定的要存置林野309,689.1584公頃，總計1,335,032.9316公頃之要存置林野，成為施業案編成調查的基盤，而施業案編成調查將前述要存置林野分為29個事業區，其中包含3,076個林班及14,301個小班，並為各事業區編定基本案。CE 1920年（日大正9年），林業部門另依「8萬蕃人每人3公頃（包括住地0.2公頃、耕作地1.8公頃、用材燃料採取共用地0.5公頃與牧畜其他產業增進用地0.5公頃）」的原則，畫出準要存置林野24萬公頃供蕃人使用。至CE 1945年（日昭和20年），臺灣森林共劃分為40個事業區，3,589個林班，19,357個小班，面積1,494,557公頃，蓄積量183,025,924立方公尺。其中花蓮林野編成6個事業區，包括木瓜山、林田山、太巴塱、玉里、研海及秀姑巒事業區，面積占全臺森林面積21％，森林蓄積量高達31.2％〕。矢內原認為該計畫之企圖已昭然若揭，森林計畫事業為「資本征服臺灣全土」的最後一步

巴黎萬國博覽會之日本館特別於塞納河畔打造雅致露臺，供參觀者享用福爾摩沙茶。日本館也展示用蓪草製造之臺灣紙，出自臺灣金泉發蓪紙株式會社，此家公司於CE 1920年代初期創辦於新竹

 

CE 1926年：（大正15年／日昭和元年）

元月19日，薩式第611號飛機於上午7時44分離陸，飛至拉庫音溪Aliman Siking之居住地，直接投下炸彈。又薩式第501號機於上午8時4分離陸，直飛Aliman Siking之居住地上空投彈。21日，薩式第611號機又飛至Aliman Siking之居住地上空，投彈後返航。當時高雄州理蕃課長乘坐薩式第501號機，親眼目睹到Aliman Siking居住地的轟炸情形。必須完全征服之頭號「兇蕃」Aliman Siking其居住地遭到連續轟炸，實質上已家破人亡？

2月6日，臺中實業團40人登八仙山（3天2夜）出發，從土牛搭乘由柴油機車頭牽引之輕軌約27.5公里抵白鹿下車，步行通過白冷駐在所（白冷為久良栖之「關門」）後是白冷鐵線橋，過橋抵右岸，再過東卯橋至左岸抵久良栖警戒所，又緩坡往上至佳保臺（八仙山前進基地、營林所辦公室所在地及八仙山派出所駐地），檜御殿之大山神社和俱樂部亦在此。第1晚住佳保臺（住宿地點無電燈），第2天上午從佳保臺開始，行程約13.7公里抵達ピヤワン溪鞍部。途中經過傾斜鐵道第2段（中平段），接著持續前進到達清水臺，是前往伐木作業地之中繼地，自此出發約4公里到海拔2,100公尺的ピヤワン溪鞍部參觀砍伐大檜木，並透過木馬道運往溪底集中，在溪底再利用臺車透過傾斜鐵道裝載運出。之後，上登約2公里到達ピヤワン溪鞍部，途中看見樵夫小屋、面色紅潤的小朋友、山地林業人員、警察及其家屬等，遠離俗糜、健康令人羨慕

2月，臺灣總督府公布第14號訓令，山地機關之「警戒所」及「分遣所」全部改稱「駐在所」

3月25日，全長173公里之臺東縣鐵道全線完工。27日，在玉里舉行通車典禮

3月，從清代出水坡營址，新建出水坡警官駐在所於原址西方1.2公里，出水坡小神社（在駐在所西方100公尺處）後方約400公尺稜線上（直到CE 1945年日本投降才撤除，是日治末期浸水營越嶺道東段唯一駐在所）。同時，新設茶茶牙頓警官駐在所于古道南側之茶茶牙頓社

5月，森丑之助至東京訪問鳥居龍藏，鳥居肯定森氏之推測，認為森氏在臺灣新庄（位於新社之南，今豐濱鄉新社村）和白守蓮（成廣灣附近）發現之石造遺物，很明顯的具備「巨石文化」（Megalithic Culture／以巨石紀念物為代表之文化，分佈世界各地，新石器時代至鐵器時代出現，在紀元前1000年達到最盛期，但消失於何時則不明）之性質，並撰寫論文刊載於《民族》雜誌第1卷第3號，但發表論文2個月後森丑就投海了

6月6日，趙港（1902-1935／日治時期臺中州大甲郡大肚庄人，現臺中市大肚區大東里，人稱「大隻牛港」。中學畢業後，在臺中市以木炭商為業。自1924年起，因不滿家族世代耕作的土地放領給內地退職官員，繼而展開一連串抗爭活動）組織「大甲農民組合」，成為中部農民運動先驅，與鳳山地區之簡吉並稱臺灣日治時期農民運動的領袖人物。CE 1928年受到謝雪紅之影響，加入臺灣共產黨。CE 1931年因「臺共案」入獄，被判12年。CE 1935年尚在刑期，但病重難癒獲准出獄，不久病死家中。CE 1946年6月17日，入祀新竹縣忠烈祠（今桃園市忠烈祠）

6月27-30日，加藤正世（Masayo Kato／1898-1967）搭乘森林火出上太平山，採集到白底青小灰蝶（發表〈本邦產蝶類の二新形〉時所命名之新亞種模式標本），是太平山在臺灣蝶類發現史上之第1筆新種紀錄。之後隨即發表新種「太平姬春蟬」（Euterpnosia varicolor Kato, 1926）臺灣特有種，接著又發表耳葉蟬科新種Petalocephaloides laticapitata Kato, 1931。CE 1928年4月，辭職（農業部應用動物科）返日，仍持續發表3個新種之模式標本（紅翅蠟蟬、太平山象沫蟬、黃紋錐頭葉蟬）來自太平山，但未註明是何人採集。CE 1958年，以蟬類研究獲得北海道大學之理學博士學位，成為以蟬類研究獲得最高學位之日本第1人

6月28日，簡吉與各地代表共10人，在鳳山招開「各地方農民組合幹部合同協議會」。簡吉、黃石順提議成立「臺灣農民組合」，結果無異議通過

7月6-22日，鹿野忠雄（Tadao Kano／1906.10.24-1945？／CE 1923年畢業於東京開成中學，CE 1925年4月來臺就讀剛設置之臺北高等學校〔臨時校舍位於臺北女子高等學院（今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的一隅，位在植物園內／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身〕，起初都在臺北近郊之烏來與草山的蝶類棲息環境來回採集，主要作品發表在《臺灣博物學會會報》上之〈臺灣蝶類分布資料（1）-（16）〉〔主要內容有CE 1926年7月在埤亞南鞍部縱走所採集之39種蝶類、南勢灣流域（烏來的山內）之28種蝶類，CE 1925年6月在新竹北埔捕獲的歷史珍蝶—葉蛺蝶，CE 1928年8月在太魯閣、恆春地區，CE 1929年5、6月在臺東內本鹿（在臺東廳警務課長植田幫忙下於5月28日入山，花費1周時間上溯北絲鬮パシカウ溪溪谷，並從卑南主山山頂附近通過，而從高雄州屏東郡蕃地之西南山進入平地）、荖濃溪上游之採集情形等〕和〈日本產天牛類の記—臺灣天牛類相に就きての追加〉（1）-（9），《動物學雜誌》上的〈臺灣產哺乳類の分布及習性〉（共27種／他將高山原住民對動物的知識如入其中，是了解臺灣哺乳動物生活史之最佳原始資料，也是收集原住民經驗的先驅者），以及《Zephyrus》上之〈臺灣產高山蝶（一）-（七）〉，共介紹19種臺灣產高山蝶的生態解說，並附上彩色圖片， CE 1929年3月畢業，CE 1930年4月進入東京帝大理學部地理學科就讀，CE 1933年畢業。CE 1934年起，任臺灣總督府僱員從事臺灣原住民及南方民族之研究，以《臺灣次高山出褶層の研究》獲理學博士學位，CE 1940年發表〈次高山の動物地理學研究〉，CE 1944年6月起任日本陸軍僱員赴北婆羅洲從事民族調查，於CE 1945年8月13日失蹤，年僅38歲。研究範圍橫跨臺灣之昆蟲、鳥類、哺乳類、生物地理學及人類學，合計鹿野氏以其姓氏命名之蝶類有鹿野黑蔭蝶及鹿野波紋蛇目蝶，而經其命名的蝶類則有玉山綠小灰蝶（Chrysozephyrus kabrua niitakanus Kano）和玉山長尾小灰蝶（Teratozephyrus hecale yugaii kano）／8月31日，在北婆羅洲熱帶雨林失蹤／CE 1941年，以論文《次高山彙に於ける動物地理學的研究》（雪山動物地理學之研究）獲得京都帝國大學理學博士學位／大劍山、南玉山、劍山、無雙山、駒盆山等臺灣3,000公尺高山之登頂第1人）利用CE 1925年來臺之後在臺北高等學校的第1個暑假進行埤亞南鞍部縱走（原本是要攀登南湖大山，但因溪頭群與南澳群2方泰雅族人發生糾紛，且太平山伐木事業之作業人員撤離山區而作罷），此行以蝴蝶（鹿野忠雄沿途特別注意4千尺以上地區之蝶類狀況，所謂4千尺以上是指太平山、庫霞斷崖到舊合望之間的路段／鹿野忠雄最初是在太平山俱樂部和神代谷之間的森林看到曙鳳蝶，且在埤亞南斷崖、突稜之闊葉林中採集到2、3隻，而這種蝶之最初採集地是在馬立巴駐在所下方的溪谷間）及天牛之採集研究為主，但無新種。同時，10-12日在埤亞南社附近則採集到2個新種天牛，即金毛山天牛（Trachylophus piyananensis Kano）及金毛花天牛（Strangalia tattakana subsp. piyanan Kano），鹿野都以埤亞南（piyanan）作為種小名紀念，並在《臺灣博物學會會報》（88，p.82-86）發表〈ピヤナン鞍部縱走によて得たゐ蝶類, 1927〉，這是昆蟲採集者在此區域第1早之蝶類記錄。在臺北高等學校之校內刊物《翔風》裡，也有1篇〈埤亞南鞍部縱走的動物學見聞〉。而鹿野忠雄在〈ピヤナン越の山旅〉（1932）文章中亦曾回憶。7月9日，臺北高等學校（今臺灣師範大學）旅行部同學邱永肇（1909-1984）和西尾善夫2人從臺北搭火車至宜蘭。10日，換乘總督府營林所羅東森林鐵道火車，9時半從竹林驛出發，12時40分至土場，之後沿臺車軌道往太平山走去，附近山頭光禿禿的，18時抵檜木建造的太平山俱樂部夜宿。7月11日8時20分出發，10時抵源駐在所，11時8分抵庫霞駐在所，11時半再出發，朝四季薰社前進。15時半由四季薰出發，沿宜蘭濁水溪右岸往米羅，15時45分抵埤亞南駐所，並與同學鹿野忠雄〔於此捕獲白鐮紋蛺蝶／〈臺灣產高山蝶〉（1930-32），《Zephyrus》雜誌連載7期介紹19種高山蝶。包括白鐮紋蛺蝶、永澤蛇目蝶（CE 1928年8月22日，南湖大山）、綠豹斑蝶（1928年8月23日，南湖大山）〕會合，晚上住在埤亞南駐在所的「土間」。12日9時25分出發，中午在斷崖駐在所午餐，16時半到達埤亞南鞍部。13日10時半出發，此後進入臺中州（沿著通往霧社之埤亞南警備道路越嶺而去，成為此山徑昆蟲採集的第1人），且一起從平岩山駐在所附近的志佳陽社登上雪山，之後原路返回平岩山，經松嶺、霧社抵埔里，再返回臺北，其後邱永肇在《臺灣山岳》第1號（1927）發表文章〈次高山旅行記〉

7月10日清晨，臺北第一中學（今建國中學）教師佐藤春吉（臺灣山岳會會員）帶著10幾個學生，從臺鐵縱貫線二水車站出發，搭乘支線火車至外車埕站，再改乘輕便車（臺車）抵五城，步行5.3公里到日月潭午餐，餐後步行6公里到魚池，從由此處搭輕便車到海拔442.5公尺之埔里盆地。11日清晨，從埔里搭輕便車經20公里，抵海拔766公尺之眉溪駐在所，接著走6公里即達海拔1,148.6公尺之霧社，夜宿「櫻旅館」。12日，經赫哥社、蘇庫吊橋、蘇庫社，繞過博阿倫富士山（三角錐形獨立峰，海拔1 ,475公尺）南麓抵博阿倫社（海拔1,391公尺），雇用挑夫（每人工資60錢）幫忙揹負部分行李食物，直上能高駐在所（海拔2,860公尺，能高越嶺道最高點，比鞍部還高58公尺，也較八通關駐在所高出100多公尺／站在前庭，迎面是尖銳之能高主山與其南方之各座高山羅列，宛如近在眼前。著名之能高雲瀑，流雲自東方稜線缺口，不斷向西方塔羅灣溪源頭傾瀉，恍如真實瀑布一般。雲瀑下方卻是瞬間消失無蹤，令人有「夢幻瀑布」之感），而全隊則繼續往上，於下午5時多，抵屯原駐在所（海拔1,986公尺）夜宿。13日，早上8時才出發，沿途景觀與路況較今為佳，當時舊尾上駐在所〔CE 1946-1949年曾是雲海派出所／新尾上駐在所（今雲海保線所，可供30人住宿）東方約1公里處，原應是白木林及2座吊橋景觀，但因崩塌而遺址也永不復見〕附近之天然針葉林，尚未被森林火災焚燬，而路兩旁也都是參天巨木，和現在的草原與崩塌地完全不同。14日早晨7時，出發往能高鞍部（越嶺道路面因背陽面而仍凍結），並經東能高駐在所、五甲崩山、（柴田溪）鐵線橋，抵奇萊駐在所午餐，並展望寬3公里、落差1,000公尺之天長大斷崖。下午經奇萊溪鐵線橋、天長大斷崖，抵坂邊駐在所（沙卡亨社／附近有黃鐵礦及大理石，亦設有可供30人之住宿設施）。15日7時多，往桐里駐在所下行，然後經「石門」（開鑿「吹上隧道」）、瀧見駐在所（民國以後改設為龍澗檢查哨，目前已廢棄）、瀧見橋、萬大斷崖隧道、烏帽駐在所，走過清水溪大鐵線橋，抵銅門駐在所（今銅門派出所），乃進入河階臺地，再到達海拔77.4公尺之初音駐在所（今慕谷慕魚旅遊諮詢中心），參拜西寧寺。最後以6天時間完成能高越嶺道，終於能搭乘輕便車來到臺鐵東線之初音火車站（今南華／干城廢站，原有一座「能高越橫斷道路基點」碑已遭拆除），再轉乘火車到花蓮

7月，臺北一中登山隊及總督府秘書官生駒高常（CE 1926年8月17日，生駒君在總督府文教課召開「臺灣山岳會」發起人會議，由沼井鐵太郎等7人共同策劃設立山岳會之方案。11月8日向各界發布「臺灣山岳會設立趣意書」，19日招開幹事會，由總督府文教課課長生駒高常出任臺灣山岳會代表，組織正式成立）一行人20餘名，13日從臺北出發，在竹林驛搭火車上山，成功攀登南湖大山，締造業餘團體攀登此山之最初紀錄。之後，越過州界碑亞南鞍部，循大甲溪從東勢方向下山

7月，小野三郎（CE 1910年7月東京帝大農科大學林學實科畢業，11月來臺，長期任職於嘉義出張所／CE 1930年7月7日10時20分臺灣總督石塚英藏來到羅東，之後赴羅東出張所聽取小野所長報告太平山營林事業狀況，12時50分自公會堂赴竹林驛，搭森林鐵道往土場，16時抵土場）擔任羅東出張所第3任所長，他到任之後，羅東出張所從業員工人數擴增，CE 1926年8月時從業員工有日本人429名、臺灣人632名，合計1,061名，其中雇員以上合計51名，並有2名臺灣人：郭新居及賴水來。而小野所長最為倚重之左右手為近藤幸吉（CE 1913年5月來臺，任職於營林所嘉義出張所多年。CE 1923年12月12日至宜蘭出張所擔任庶務係長，授命為物品會計官吏。CE1924年2月羅東出張所成立後繼續擔任庶務係長，至CE 1931年6月調至臺北營林所庶務課），他在羅東出張所服務7年多，期間輔佐過3任所長，可謂3朝元老

9月22日，美國密西根大學植物園園長、植物學教授巴雷特〔Harley Harris Bartlett，1886-1960／曾與山本由松Yamamoto聯合為臺灣2種植物命名：第1種為小葉莢蒾（Viburnum Yamadai），其中Yamada即山田金治，CE 1929年發表在《臺灣博物學會會報》；第2種為玉山佛甲草，於CE 1932年發表在《熱帶農學會誌》上／為紀念巴雷特而在植物學名中冠上其姓氏者，計有巴氏鐵線蓮（9月28日採集）、臺灣烏頭、大葉溲疏〕從日本隻身來到臺灣基隆〔〈バルトレツト氏の來臺〉，臺灣博物學會會報16（87）：239-243〕，在SS. Fuso Maru號船上結識臺灣農學院植物生化學家佐藤（Masakazu Sato）教授，並引薦臺北帝大校長兼植物所所長大島金太郎〔Kintaro Oshima／1871-1935／CE 1893年札幌農校第11期生畢業（長野中學老師志賀重昂／1863-1927，札幌農校第3期生畢業，被稱「日本地理學之父」）。CE 1909年，出版《食品取締法》，並成為當時國際公認寒帶地區作物營養的權威，也擔任「北海道農業試驗場」場長。CE 1920年4月2日，來臺擔任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教授及「臺北農業試驗場」場長（CE 1899年在臺北、臺中、臺南設立含農事、獸醫、林業3科別之「農業試驗場」，募集實際務農的成年人，進行1年實業教育。後於CE 1903年合併為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場，成為臺灣最早之近代農學機構。CE 1904年在臺南大目降里設立臨時臺灣糖務局「糖業試驗場」，修業2年。CE 1912年在臺北設立工業講習所，修業3年，開臺灣工業教育之先河，CE 1914年改稱臺灣總督府工業講習所。CE 1917年在臺北設置臺灣總督府商業學校，CE 1918年設臺灣總督府工業學校，修業5年）。CE 1921年，擔任「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農業總長」。CE 1920年6月，成立「實驗林」〕博士（師從美國耶魯大學食品營養學大師艾特華特Wilbur Atwater／1844-1907，美國《食品與藥物管制法》推手，促使美國聯邦成立「食品與藥物管制局」），且由當時在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任技手之山田金治（Kindi Yamada）陪同，先在臺北參觀植物園、農業部等地。27日，由臺北搭火車至羅東，循森林鐵道抵太平山（推測他是第1位搭火車上山的西方人），登太平山視察北部山地林相。之後，再沿臨海道路由蘇澳至花蓮港，並在荳蘭、薄薄從事阿美族土俗調查。10月4日，從花蓮港廳之坂邊出發，經能高越嶺橫斷出埔里〔午後通過奇萊往東能高方向前進時，於臺灣榿木根部發現筆頭蛇菰（Balanophora mutioides），同行泰雅人稱之Iyu-balosu〕，再登上新高山，且研究中央山脈高山地帶植物相，也進行泰雅、布農、鄒族等之土俗和語言調查。再南下高雄州，深入潮州郡下之來義社，進行排灣族藝術方面的研究並採集植物，之後回程再順訪高雄猴山，然後返回臺北。26日，搭船離臺往東京參加第3回泛太平洋科學會議（此行經過可參見巴氏所寫之〈A Botanical Trip of Formosa〉，Explor.& Field-work. Smiths. Inst. 1927：85-92, 13f.）

9月，「臺灣農民組合」成立，由簡吉出任中央委員長

9月，姑仔崙舊社22戶、61人遷移至新建於稜線上之姑仔崙警官駐在所西側760公尺處的山坡地

10月起，泰雅族基納吉部落塔克金（Takejin）社和田埔（Tobaho）社共25戶251人，集體遷社至田塔那（Tentana／Tentanah）社（今新竹縣尖石鄉錦屏村），於CE 1927年完成。CE 1928年8月29日，霞喀羅部落天同社16戶，集體遷到瀨戶駐在所附近（後改稱民生部落），木喀拉卡社14戶，遷至桃山隧道口附近。CE 1930年，原避居白石和鎮西堡之霞喀羅部落木喀拉卡社15戶共74人，則集體遷回木喀拉卡社原址。CE 1933年5月，薩克亞金道路上之塔拉卡斯（Tarakkas，粟園）社25戶111人（包含原本遷入其社之薩克亞金5戶），集體強制遷到Mehoman社（今新竹縣五峰鄉花園村），並於10月完成。CE 1936年12月，避居北坑溪兩岸坡地之霞喀羅部落木喀卡拉、羅卡火、野馬敢3社共97戶529人，在警方安排下，特別遷到苗栗縣南庄鄉鹿場社及汶水社「蕃地」〔上述移住計畫目的之一，是讓部落原住民遠離其原有生活天地，進入完全陌生甚至帶有敵意的地域，使其無法發揮抗爭力量，必要時更拆散部落，以減低其團結力量。此外，改變原住民生活型態，由原始耕獵生活，轉變為以農作為主之生活，以便將他們綁在固定的土地上。更不惜經費，在移住地建造房屋、開鑿水圳、教導農作（山田小米→水田稻米），設置養蠶指導所、開闢桑樹園且獎勵蓪草栽培等。但同時也使得部落之傳統、組織、習俗、價值觀等完全淪喪，於是整個基納吉和霞喀羅部落之族群力量被徹底摧毀，「霞喀羅事件」永遠成為歷史名詞〕

11月10日上午，臺北州第2回蕃地產業調查隊一行8人〔大橋準一郎技師擔任擔任隊長，臺北州警務部理蕃課課長（1924-1931）瀨野尾•寧（CE 1929年4月10日，《臺灣日日新報》刊登一則豹與熊出沒在哥各茲社附近之新聞：〈蘇澳郡蕃地に豹や熊が跋扈，この冬は猛獸狩をしたい，瀨野尾理蕃課課長の談〉／其中的豹可能指臺灣雲豹（Neofelis nebulosa brachyura、Felis nebulosa），堀川安市在〈臺灣の山の獸〉（1933）當中提供了南澳深山可能存在的證據，但目前認定臺灣雲豹已滅絕／至於熊無疑是指臺灣黑熊Ursus thibetanus formosanus，而堀川安市在〈臺灣哺乳動物圖說〉（1931）書中有說明其棲息地有蘇澳蕃地、羅東蕃地。又鹿野忠雄在〈臺灣產の哺乳類分布及習性〉1929中寫道：「臺灣黑熊分布於全島山區，…，只要是森林茂密之處都有機會見到」／瀨野尾寧與鈴木質合著《蕃人童話傳說選集》1930，而該書封面就是引用書中〈豹と熊の話〉這則童話所繪）也加入〕，搭乘7時20分火車從臺北來到羅東，至郡役所拜會後住進伊藤旅館。11日，分乘7部臺車抵天送埤，之後通過圓山鐵線橋（今牛鬥橋）17時15分抵濁水過夜。12日，涉溪至對岸之芃芃社。正午抵小林，之後17時半抵西村鞍部。13日，沿舊芃芃山隘勇線進行探險。14日，從西村折返，夜宿土場、泡溫泉浴。接著瀨野尾寧、大橋準一郎等人前往四季薰社及埤亞南社，且由耶克糾溪溯登南湖大山〔從埤亞南對岸之耶克糾溪上溯，經奇烈亭（第1露營地／CE 1934年11月，興建寄歷亭山屋）、審馬陣（Takezin／タケジン）、圈谷布那奎（Bunakke／ブナッケ／第2露營地，原民語「岩屑砂場之平坦地」之意，是由南湖大山3峰鼎立所圍繞而成／CE 1934年11月，興建南湖山屋），然後登頂南湖大山後下Lezekku（レゼック／第3露營地），是泰雅族人傳統獵徑，也是日治時期登山客最常走的路徑〕，然後取加羅山方向之太平山事業地下山，瀨野尾寧並於《臺灣山岳》雜誌發表〈南湖大山に登ゐ〉（1927）

11月24日，臺北州警務部理蕃課課長瀨野尾寧發表〈產業調查に蕃地へ向ふ〉（後改名〈臺北產業調查隊蕃地蹈破〉）於《臺灣日日新報》，共14期

12月19日，羅東水道開工，CE 1928年3月完成。設有第1及第2水源地（比較靠近羅東市街，且有一座50公尺高之貯水塔），其供水能力可提供1萬人使用，水管長度延伸將近10公里。創設之初並未裝設計量裝置，加上街民用水無度，因而在夏季時導致送水末端之羅東出張所用水量不足。CE 1934年元月9日，所長小野三郎曾發一份「水道給水不足」的公文予羅東街長陳純精。之後，街長於元月30日提出金額1萬3千圓預算的改善計畫，以便進行羅東街之水道擴張工事。CE 1934年10月25日，「羅東街申請水道計量設備及配水管布設費資金借入案」獲得總督府同意撥付，望水興嘆得苦日子終告結束

12月，堂嘎瓦旦溪口臺水圳打通開工，並於奎輝溪中游設立取水口，灌溉大豹社（下溪口）47戶及拉號社（上溪口）27戶之水田，且設立「溪口臺開圳紀念碑」

臺灣日日新報於新竹共進會期間，為介紹八仙山木材事業而拍攝〈映寫八仙山〉影片（《臺灣日日新報》第9553號，1926.12.05），總督府也提供支援，讓拍攝團隊進入八仙山作業。內容有豐原至土牛之私營鐵道、土牛到營林所的運材車，還有柴油機車頭奔馳在53公里鐵道，沿著山縫抵達久良栖，再由久良栖站換乘臺車｛久良栖到佳保臺是臺車軌道，無柴油機車頭，下行因地勢關係緩降，上行則使用牛隻牽引。久良栖至東勢土牛，則有柴油機車頭牽引，常被稱之八仙山森林鐵道或八仙山林鐵，包含整個大甲溪右岸，從土牛到佳保臺之48公里軌道設施〔運輸方式依山的特性及地形（CE 1919年起，花費35萬圓完成之土牛至久良栖段），使用山地輕軌（斜頭角至黎明派出所）、空中索道及傾斜鐵道（CE 1922年發包）／太平山約32公里，因坡度平緩故使用山地鐵道與長距離所到／阿里山則有76公里森林鐵道〕，如此可以不必靠天候影響運輸效率（原是看天候利用大甲溪放流）。其中以久良栖到佳保臺之間為最早完成的區段（CE 1916-1919年陸續敷設），從CE 1916年以3年時間分區施作到CE 1918年結束，且最初下行是以人力緩降，上行則以牛隻牽引｝，約30分鐘抵達大甲溪與十文溪匯流點，隨後到佳保臺，有俱樂部可容納30-40人，2,000公尺傾斜鐵道分3段爬升，抵達清水臺，山中覆蓋一層太古以來大森林，並見到山上木馬運材法令人吃驚，再前進到伐木作業根據地ビヤワン溪，全部都是樵夫小屋，八仙山之神秘盡納膠捲中，且呈現出八仙山獨特之自然人文元素。另外，CE 1931年3月《臺中廳要覽》指出，從久良栖步行至佳保臺僅6.5公里，這裡是八仙山作業本部，設有宿泊所供一般旅客住宿，由此上登約8公里，可達清水臺宿泊所，再前行約4公里可達ビヤワン溪，看千古老檜砍伐。回程在有東洋第1之稱的傾斜鐵道佇足欣賞，壯觀值得一顧，回程僅需1日，即可抵臺中

以1,250日圓經費重建姑仔崙吊橋，即今日位於大武苗圃（溪底營）之姑仔崙鐵線橋遺跡（僅剩橋桁／林務局在CE 2006-2008年修建新姑子崙吊橋，全長140公尺）

開鑿「新高山登山道路」，起自阿里山自忠（舊名兒玉），經「新高下駐在所」（今排雲山莊）然後斜向南峰方向，接到主峰與南峰間主稜，再沿此主稜向北抵玉山主峰頂

臺北、臺中市區內之街庄，改為純日式之町、丁目、番地，其中大正町是當時唯一位於臺北火車站北面之純日本人住宅區

三井合名會社修築烏來至？的道路，當時沿桶後溪左岸，道路坡度很陡，而地上舖有輕便鐵道（臺車）至阿玉溪蕃務官吏駐在所供林業使用，全長約5.7公里

臺灣總督府舉辦「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此為臺灣歷史上唯一一次祖籍調查。其中全臺漢人375萬人，福建籍312萬人（佔漢人83.1％），廣東籍59萬（佔漢人15.6％）。福建籍中，泉州府最多，漳州府次之（以上96％），其餘（4％）依次為汀州府、福州府、永春府、龍岩府及興化府。廣東籍中則有一半來自嘉應州（梅州），惠安府稍多，潮州府次之

臺灣左派組織「臺灣黑色青年聯盟」成立，發起人小澤一〔臺北州立第一中學校（該校專收日籍學生，今臺北市立建國中學）學生／生於臺北之在臺日本人，當時18歲）〕深受東京黑色青年聯盟之影響，是臺灣日治時期少見以無政府主義為方針與信仰的左派組織。1927年2月1日，臺灣黑色青年聯盟主要成員44人被當局逮捕。之後，因沒有實際組織與行動的證據，最後只有4個人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6個月至1年。該聯盟存在時間不久，但其聯盟成員後來多成為臺灣共產黨與其他左翼組織之中堅分子

南投製陶師傅林江松鑒於水里之地，為當時木材之集散地，資源豐富且陶土質佳，因此舉家遷徙在水里水沙連落根（現址），砌築蛇窯生產陶器至今。而「臺灣之磚瓦陶瓷工業始創於清代嘉慶元年（CE 1796年），當時臺中南投即利用附近的黏土開始製造磚瓦，於道光元年（CE 1821年）設立頭尾中3窯，經過30年，至咸豐元年（CE 1851年）間，則已相當發達。日據時期，民國前11年（CE 1900年），日本廳長小柳重道自日本聘入技術人員，專心改良陶瓷器，並拓展銷路，一時『南投燒』名聲頗著。其後民國12年復組織合作社受官廳輔助，逐漸發展。此外在北投苗栗等處，亦紛紛創設陶瓷工廠。」，《臺灣省通志》卷4「經濟誌‧工業篇」第3冊，1998，p.248a

臺灣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一詞，並不代表混亂、虛無或道德淪喪之狀態，而是自由的個體自願結合，以建立互助、自治、反獨裁主義之和諧社會。無政府主義者因此主張取消政府機構等國家機器的設置，以求抹除社會上或經濟上之支配關係）以日人小澤一為中心，與王萬得、吳滄洲、作家王詩琅等人一同成立「臺灣黑色青年聯盟」，但立刻被日本執政當局嚴密關注，隨即於CE 1927年遭大規模搜補，成員並被判徒刑。此外，稻垣藤兵衛〔1892-1955／CE 1916年，在大稻埕六館街（日治時期港町二丁目，今南京西路、西寧北路交界，即合作金庫附近，亦曾為大阪郵船株式會社辦事處）創設「人類之家」救濟窮人。之後主持「稻江義塾（いなえぎじゅく）」，以私立學校形式，著手解決貧困兒童之教育問題。CE 1922年6月，提出娼妓自由廢業運動。CE 1927年，與艋舺「愛愛寮」創立人施乾一起從事救貧工作（「臺灣新劇第1人」張維賢在永樂座為愛愛寮舉辦募款義演，推測是由「孤魂聯盟」所牽成的一場演出）。CE 1947年，被遣送返回日本〕以倡導研究無政府主義為由，向蔣渭水、連溫卿尋求合作，卻不為接受，轉而與張維賢、周合源、林斐芳等人于CE 1927年結成「孤魂聯盟」（創黨理念：「孤魂即是生前孤獨，死後無處可依的靈魂之稱，其悲慘哀痛猶如活在現代之無產階級，依此，組織孤魂聯盟，竭力於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不久後亦受到當局注意，惟因無明確反政府事證，經警察機關訓誡後釋放

由莊垂勝倡議，大雅張氏家族張濬哲、張煥珪大力支持之「中央俱樂部」於醉月樓設立，預計先辦書局，販售及出版和文書，且有開辦講堂、娛樂室、旅社、食宿等構想。CE 1927年元月，中央俱樂部發起的中央書局開幕，成為臺籍名士重要之文化據點，也奠定臺中成為文化城的地位。CE 1930年7月，「中州俱樂部」亦選定醉月樓召開發會式。CE 1935年，甫成立之臺灣文藝聯盟第1回大會祝賀宴，也在醉月樓舉行，頗有秉續之意味

山本亮（1890-1983）離開日本前來臺灣，擔任臺灣總督府農林學校教授。臺北帝大成立初期，他擔任「有機化學」與「農業藥劑學」講座，大力改良臺灣茶葉，用豆粕給茶樹施肥，用菸草燻蟲殺菌，建造機械製茶，使臺灣製茶開始走向機械化，並進行茶葉分級和品質管控。CE 1930年，總督府於林口之菁埔設立「茶葉傳習」，每年僅40個名額，持續了10年。此外，他引進喜馬拉雅山麓之阿薩姆茶樹（Camellia sinensis），並訂出臺灣最佳茶園區，分別是位於臺北木柵之文山（坪林）、新竹的關西、苗栗頭屋之老田寮、南投鹿谷的凍頂山，南投民間、魚池，花蓮之舞鶴臺地。CE 1933年，山本亮幾乎是臺灣紅茶的代名詞，他使紅茶、烏龍茶、包種茶並列臺灣3大名茶。CE 1936年，又推廣茶園山坡地的水土保持，並推銷臺灣紅茶到中國滿州及世界各處。CE 1904年，因不肯參與南進政策而回到日本擔任「住友化學株式會社」研究員，且用除蟲菊（或稱菊精）粉研發製成迴紋型驅蚊香，稱之「金鳥蚊香」。他認為最好之軀蚊，不是在空中噴殺蚊液，而是用固狀蚊香慢慢放出氣體，才具長效

今年，活耀於日治時期（其中香蕉、柑橘、鳳梨為此一時期3大輸出品，使臺灣名列世界公認的「水果王國」）臺灣新聞界之宮川次郎，出版一本《熱帶果物禮讚》小冊子。

鳳梨原生地為南美洲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的巴拉圭河流域，之後經哥倫布帶到歐洲，引發時人愛好。CE 1555年法國人勒里（Jean de Léry）參加美洲探險隊時在巴西初見鳳梨，並讚嘆為美洲最佳水果。之後隨著葡萄牙、西班牙人腳步，搭上了物種大交換的船隻，從南美向馬達加斯加、南印度、新加坡擴散而抵澳門，並由此進入中國華南及菲律賓。CE 1639年之《東莞縣志》中已有「黃梨」之記載，此後再由華人帶到臺灣。臺灣鳳梨記載第1次見於CE 1686年《福建通志》補刻本（在來種）。CE 1705-1708年（清康熙44-47年）擔任臺灣海防捕盜同知與諸羅知縣之孫元衡，在《赤崁集》（其中〈黑水溝〉一詩之序云：「大海洪波，實分順逆；凡適他國，悉循勢以行。惟臺與廈藏岸七百里，號曰橫洋；中有黑水溝，色如墨，曰黑洋」）中以「翠葉葳蕤羽翼奇，絳文黃質鳳來儀。作甘應似籦籠實，入骨寒香抱一枝」描述鳳梨。而CE 1722年抵臺之巡臺御史黃淑璥，其居臺見聞《臺海使槎錄》（除引上述《赤崁集》之言外，又言：「由大擔出洋，海水深碧，或翠色如靛。紅水溝色稍赤，黑水溝如墨，更進為淺藍色。入鹿耳門，色黃白如河水」）中有平埔人以鳳梨煮豬肺的菜餚。赴臺擔任臺灣府儒學教諭的林謙光，在其CE 1867年作品《臺灣紀略》中即提及黃梨（鳳梨）。此外，清末資料也顯示原住民善用鳳梨、芭蕉纖維，將鳳梨絲等行銷至汕頭〔除食用外，鳳梨纖維相當受重視，廣泛用以織布（時稱葛布）、造紙，且長期輸出至中國汕頭紡成布料，再反向回銷臺灣。CE 1903年達飛聲Davudson出版之《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一書中，將鳳梨歸為纖維植物，而非著重其食用功能。據CE 1897年第6回關西聯合府縣共進會之資料，臺中縣、臺南縣都以鳳梨絲、布參展。CE 1900年鳳梨絲產值名列對中國輸出的第15位，而且持續成長。它在臺灣植物纖維之重要性，僅次於苧麻、黃麻、藺草，而當時鳳梨纖維多用於製作夏衣。然而到CE 1911年鳳梨纖維種植面積達336.4公頃後就持續下降，這與日本其他優良纖維製品廉價輸入，以及鳳梨罐頭盛起有關，纖維用鳳梨栽培面積在CE 1924年僅剩89.8公頃。到CE 1928年後鳳梨纖維已消失在輸出統計資料中，至CE 1935年臺灣的鳳梨布生產數量殆已完全絕跡。不過，太平戰爭爆發後，臺灣嚴重缺乏纖維資源，鳳梨纖維乃成為代用品，遂造成栽培面積和收穫量出現空前最高紀錄，CE 1941年面積達2,162公頃，收穫量約有1百萬公斤，到CE 1944年種植面積則急速減少為51.3公頃。所幸CE 2022年鳳梨葉纖維布料獲臺灣精品獎，從傳統出發為臺灣在地產業增添新貌／蘭嶼達悟族及宜蘭噶瑪蘭族都有穿著香蕉布衣之傳統，香蕉布刮取香蕉葉鞘為原料，經過剝取、抽絲、分線、整經等繁複手續，才能編織成布。日治時期的臺灣、沖繩是日本領土中唯二生產、使用蕉紗織布之地區。織成絲線後，蘭嶼多保持純色，而沖繩會用山藍染色，CE 1877年第1回內國勤業博覽會就代表琉球藩展出，其中精巧者稱絹芭蕉，用以製作男女朝覲禮衣，也曾敬獻江戶幕府，沖繩全程全手工製作之芭蕉布，已成日本國家無形文化財。CE 1931年稻葉直通、瀨川孝吉合著之《紅頭嶼》一書中，可見男性穿著樣式簡單的蕉布上衣，是由婦女利用織機紡製，呈淡灰色，傳統男上衣做成無袖背心，男女下身則使用蕉布圍繞。而噶瑪蘭族採用外來種香蕉，因為纖維較長且堅韌，CE 1910年曾在利澤簡設立基業組合，發展苧麻布、香蕉布和蕃布機織，而近年噶瑪蘭族香蕉絲織布已列入文化資產傳統工藝項中〕。鳳梨之後由西班牙人帶回母國，到17世紀中期以後，它已是當時王公富商最喜愛的熱帶果物之一（這也是日本為何在臺灣推廣栽種的重要背景之一）。蘇格蘭的鄧莫爾伯爵（John Murry, 4th Earl of Dunmore，1732-1809，北美維吉尼亞殖民地末代總督）為在寒冷天候栽種鳳梨，特別於CE 1761年興建一座鳳梨塔頂造型之溫室〔建築師威廉‧錢伯斯爵士（Sir William Chambers）〕，至今仍是當地著名建築。另外，荷蘭人從亞洲輾轉漂洋至非洲好望角，再漸漸擴散到北非，在法屬圭亞那發展出19世紀舉世聞名之「開英種」（smooth Cayenne），它（約在南北戰爭前後）由法國傳至美國{之後與日本移民同時在CE 1880年代進入夏威夷〔由於當時美國開始出現抵制東亞移民之「黃禍」論，許多在加州的日本人為避禍，除南遷至中南美洲（尤其是祕魯），臺灣也是他們移居的地點，CE 1931年滿州國成立，也成為另一個遷居之所，這股日本海外移民的遷徙潮，造就了臺灣鳳梨產業之變革。CE 1885年日本政府與夏威夷國王簽訂官約移民契約，將近3萬人抵該地，參與甘蔗和鳳梨的栽種生產，吸收了大規模栽種、機械採收、加工製造技術和自營農場的模式，成為CE 1920年代臺灣總督府調整鳳梨產業，引進所謂「夏威夷模式」最重要之技術和資金的來源（CE 1920年代以前，臺灣總督府即從活耀於夏威夷之日本移民處，取得甘蔗品種和製糖技術。CE 1920年代總督府特產課決定採用「夏威夷模式」，即奠基於夏威夷日本移民。CE 1925年選定屏東潮州創設臺灣鳳梨栽培株式會社之岡崎仁平，在歐胡島發展鳳梨產業20載後，透過東洋製罐高崎達之助引介轉進臺灣發展，他是實際推動臺灣鳳梨生產「夏威夷模式」，且大量引進開英種的推手之一，設在老埤之鳳梨園，是眾多業者關注考察的模範區，他也曾在CE 1930年為總督府官房調查課前往菲律賓群島考察。而今日吾人津津樂道中部開英種「土鳳梨」製成的鳳梨酥，其實是不折不扣的「外來種」！）〕}，最後以夏威夷為基地，再回傳至亞洲。CE 1810年法國人尼古拉‧阿貝特（Ncholas Appert）發明了蔬果鮮肉的玻璃罐（防腐）保存技術後，迅即在英、美2地傳開，而美國巴爾的摩成為彼時最重要之罐頭製造基地，不過一直要到南北戰爭前後，才用以製造鳳梨罐頭，最後在19世紀末克服許多生產與成本難題，鳳梨罐頭得以在20世紀成為全球大宗的水果產業。不過，開英種也將夏威夷之粉介殼蟲帶入臺灣。其次，開英種的引入也代表較大規模機械採收模式，有利資本雄厚的企業主，卻衝擊載地既有小農與中小規模工場，因而引發長期之內部爭議。而殖民政府藉著戰爭時勢推動統制經濟，於CE 1935年將數家鳳梨工場合併為「臺灣合同鳳梨株式會社」，受到擠壓之小農和小工場因而群起抗議。這些爭議最後因戰局擴大，政府加大管制力道而無以為繼。鳳梨產業的遭遇一如制糖業一般，以犧牲既有小農經濟為代價，並以政治力實施統制經濟來達到量產目的，最終引發農村社會反彈（來自南美洲的鳳梨，在17世紀進入臺灣時，已為鳳梨產業種下全球化之第1顆種子，而歐洲19世紀日漸成熟的消費市場、品種改良和保存技術更新等條件，更是邁向全球化之養分。日本海外移民與帝國擴張，為殖民地臺灣鳳梨添加了產能與擴大貿易的肥料。惟其實一直也面臨著菲律賓（美國）、新加坡（英國／20世紀初為全球最大鳳梨罐頭生產地）之產業競爭，2者是臺灣鳳梨和罐頭產業揮之不去的強大競爭者，顯示此產業曾具有雙重殖民依賴性格：日本從美國獲得之技術依賴在臺灣發展產業，而生產之商品則高度依賴日本帝國的市場

 

CE 1927年：（日昭和2年）

2月，鹿野忠雄博士偕同雅美族嚮導登上紅頭山（海拔1,800公尺）

3月11-17日間，臺北州勸業課技師大橋準一郎擔任隊長與課內平澤龜一郎、赤松稔、財津源吉、內牧春夫郎，加上理蕃課之栗山松五郎（筆名栗山生／又於CE 1937年在《理蕃の友》發表〈南澳蕃發祥の傳說と移住徑路〉，且署名任職單位為警務局，而經查CE  1934-37年間之理蕃課有位「栗山松五郎」之人。繼之CE 1915年6月20日公告的《臺灣總督府府報》因山地戰事有功名單中，栗山松五郎確實以「宜蘭廳巡查」之身分獲獎，至此可確認「栗山生」就是「栗山松五郎」）、商工課的真木臺二郎等7人，來到南澳山中視察。其中，栗山生在《臺北州時報》上連載了3期之〈蘇澳郡蕃地視察記〉（1927），可能是日治時期報導南澳深山地區現況唯一的一篇旅行記。3月11日7時，從臺北火車站集合搭車，12時15分抵蘇澳火車站。全部行李送杉崎旅館後，至郡役所會見倉谷勳郡守及菅野鶴龜警察課長。12日，前往寒溪，中村森林主事也加入行列，6時40分搭乘蘇澳開火車，於19時39分抵達羅東站。先到郡役所拜會橫山利助郡守，此時產業技手鹿上照重亦加入，一行人搭乘4輛臺車向寒溪方向出發，10時抵小南澳臺車發著所，栗山生回憶起當年在雙生腳監督所之值勤情景，接著前往四方林社拜訪「名物男」高橋榮太郎，被招待午餐，之後視察殖產局舊樟林作業所，17時40分到寒溪社（位於蕃社坑溪右岸，以臺地上之駐在所為中心，周邊有蕃童教育所、養蠶指導所、交易所、療養所及酒保，也有臺車可直達羅東）夜宿宿舍。13日，沿著殖產會社之木材搬運用軌道抵古魯駐在所，之後往抵山腳駐在所（計畫在此地下游約2町處，即寒溪附近興建發電所），又再走到水源駐在所。而大橋隊長（財津、平澤2位技手附議，中村通譯及內牧攝影師也加入／一行人15時出發，至傍晚始回銅山駐在所）去視察藤田組之銅坑，其餘人繼之往銅山山脈的小鞍部「山椒鞍部」｛此命名即源自「馬告」山胡椒／在此一帶發現臺灣山毛櫸及山胡椒〔Litsea cubeba （Lour.）Pers.／黑モジ〕皆開花，以及路旁立有「雪の名所山椒鞍部」的木牌｝前行，夜宿銅山駐在所。14日8時，再回鞍部眺望，然後往矢櫃駐在所，之後抵朝日駐在所（這裡是瀨野尾理蕃課長誇稱州下第1的眺望處）。15日7時半出發，往流興社（是進入深山蕃地的入口，也是南澳中心地，設有公醫診療所）。沿之字形陡急「天下險」坂路向上，接著經過哥各茲據點和哥各茲舊社後抵茂邊駐在所，然後登上名「離緣坂」之庫巴博陡峻坡道後抵庫巴博駐在所（CE 1926年檜木新建），喝茶拍照後再走抵大和駐在所，17時到達山櫻駐在所夜宿。16日，通過金洋社往公果駐在所，又前行至巴博凱凱社。大橋隊長（財津、中村同行）又往花蓮港廳邊界視察，其他人則經過庫莫瑤社舊社（CE 1922年，29戶、160人移住大濁水）前往敷島駐在所，抵達後大橋隊長3人也回來，夜宿敷島駐在所。17日，大橋隊長因公務先行離開經南澳回臺北，而財津、內牧、中村及栗山生4人繼續經佐守漢、金漏瓦前往加羅山，另赤松、真木留在敷島駐在所。8時從敷島出發，直接前往比亞豪社（85戶、441人）及比亞豪梅林，然後登上陡急難行之路抵佐守漢駐在所，再約50分抵金漏瓦駐在所（是蘇澳郡最深入山中之機關，位於莫很溪上游，與羅東郡邊界之加羅山只不過33町遠而已，那兒有鋪設往太平山的軌道可連接至山下之森林鐵道，1天即可達羅東／CE 1923年中，從蘇澳郡比亞豪經過加羅山通往羅東郡之四季薰的道路開通）。接著由加羅山折返時巧遇倉谷勳郡守，一起同行並於17時回到比亞豪社。18日，經過金洋社，在朝日駐在所住1晚。19日，沿著將要開鑿之武塔至合流之間，以及修復中的合流到栴檀間之道路進行視察，又在魯基岳夫、大濁水及南澳各住1晚，然後回到臺北，前後共計13日

4月8日，第11任臺灣總督上山滿之進乘轎由大武出發，下午即抵浸水營州廳界

5月15日，林獻堂與次子猶龍自基隆搭船，展開為期1年之環球之旅。6月22日，林攀龍至馬賽和他們會合，加入歐洲行程。CE 1928年3月14日，林獻堂與猶龍離開巴黎前往美國，林攀龍則回英國牛津繼續求學，CE 1928年11月4日，自牛津大學畢業返回臺灣

5月，《臺灣日日新報》為慶祝昭和天皇登基發起「臺灣8景募集」活動。8月27日，公布「淡水、基隆旭岡、八仙山、日月潭、阿里山、高雄壽山（西子夕照）、鵝鑾鼻、花蓮港太魯閣峽」等獲選。另加「二別格」，係為臺灣神社（今圓山飯店之位置）及新高山（今玉山）。臺灣日日新報並於9月1日之報紙上發佈《臺灣八景繪葉書》的發售預告

6月10日至7月10日，由《臺灣日日新報》所舉辦之超大型明信片票選「臺灣8景」活動，在3億6千萬張明信片中，阿里山獲得2,600萬票，排名第4，遠超過新高山（玉山）的第21名。而緊接著CE 1930年的「國立公園運動」，日本國立公園專家田村剛博士特別應邀前往阿里山與新高山調查，留下了詳細之《阿里山風景調查書》。CE 1931年公布「國立公園法」，嘉義市官商各界隨之成立「阿里山國立公園協會」，而「阿里新高山國立公園」也成為當時全臺唯3的國立公園之一，且於CE 1934年邀請金子長光（吉田初三郎徒弟）繪製「國立公園候補地新高阿里山鳥瞰圖」，之後CE 1935年元月又有英文說明增補版（臺博館典藏）

7月10日，蔣渭水、林獻堂、蔡培火（CE 1929年決裂）等人於聚英樓（臺中市新富町3丁目8番地／今臺中市中區三民路臺灣大道口臺中第2市場對面 聖佳照相器材行）舉行「臺灣民眾黨」結黨儀式，發表由蔣渭水草擬之3項綱領：「確定民本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改除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係臺灣第1個合法成立之政黨。CE 1931年2月18日，正當臺灣民眾黨舉行第4次全體黨員大會時，總督府派遣警察包圍會場且出示「結社禁止命令」，當場聲明民眾黨為反抗政權之非法團體，立即遭到解散。同年8月5日，蔣渭水因病辭世

8月4日，臺灣山岳7人隊伍，在霞喀羅嚮導帶領下，首登大霸尖山成功

8月27日，《臺灣日日新報》透過民眾投票方式，票選揭曉出「臺灣8景12勝」，另加「2別格」（25日，在鐵道旅館大會堂內舉行審查委員會）。其中8景是淡水、基隆旭岡、八仙山（大檜林／單一樹種之壯觀）、日月潭、阿里山（森林大觀／龐大量體的壯觀）、高雄壽山（西子夕照）、鵝鑾鼻、花蓮港太魯閣峽。「12勝」有北投草山、新店碧潭、大溪、角板山、五指山、獅頭山、八卦山、霧社、虎頭埤、旗山、大里簡、太平山（10月5日，《臺灣日日新報》以專題來介紹臺灣「12勝」）。「2別格」（雙絕）為臺灣神社（神域）與新高山（玉山／靈峰）

9月7日，八仙山保勝會在東勢芭蕉檢查所舉辦八仙山入選臺灣8景祝賀會。8日，《臺灣日日新報》刊出廣告祝賀

9月，姑仔崙舊社15戶遷到新建於浸水營古道東段稜線上之姑仔崙社

10月4日，佐佐木舜一第4次攀登新高山從臺北出發，5日住阿里山，6日在眠月、大瀧溪來回，7日登開農臺山，8日在平遮那附近來回，9日住鹿林山，10日住新高山下，11日登上新高主山，夜宿八通關，12日登秀姑巒山來回，13日住東埔，14日住水裡坑，15日返回臺北

今年起10月底，舉行臺灣美術展覽會，成為臺灣畫壇年度盛事

11月23日至12月1日，臺北州警務部長增田秀吉進行北部山地橫斷視察，由臺北抵宜蘭。25日，夜宿羅東郡濁水分室。26日，在羅東郡守橫山利助陪同下，走角板山三星警備道抵小林駐在所過夜。27日，經瀧上、大正、池端（午餐／羅東郡最高駐在所）、田丸（田丸合流點西方），15時抵西村駐在所（夜宿／西納列庫山山腰，今復興尖山山腰〉。28日，經過四稜（四稜分遣所西方）、庫魯社，11時抵萱原。再抵大曼鐵線橋，過塔曼溪駐在所直上至巴塱山，進入新竹州大溪郡巴塱社（巴壟／巴稜），接著走巴福越嶺警備道路〔CE 1922年元月21日，臺北州轄區開工，3月31日道路竣工，而新竹州轄區元月22日開工，7月31日道路竣工，並增設警官駐在所5處：檜山、拉拉（ララ）山、比亞山（ビヤサン）、巴稜山（バロン）、稜角。CE 1927年2月28日，著手「林望眼、拉拉山」間改修工事，3月8日完成。8月15日，則著手「拉拉山、檜山」間工事，9月24日完工〕由文山郡之林望眼、烏來回臺北，報社記者刈谷生一路隨行並撰文〈雨に降られつゝ蕃界を巡ゐ〉發表於同年12月14-23日之《臺灣日日新報》，連載16期

力里警官駐在所巡查山野福太郎指導力里社大量種植相思樹

力里社40戶，遷入歸化門社

Pieter van Dam所撰之《東印度公司誌》（成稿於CE 18世紀初）於今年（至CE 1954年）始由F. W. Stapel等校注收於《國家史料叢刊》印行。該書第2卷第1冊第22章是〈中國大陸與臺灣〉

宮島龍華（R. Miyajima）於太平山捕獲「高砂蛇」（Elaphe takasago Takahashi, 1930／當時命名），但今已成無效名

東海徒步道著手改築（由南北2端，向終點大濁水推進。6月，開始改築蘇澳-東澳段及得其黎-石硿仔段。CE 1928年，改築東澳-南澳段及石硿仔-卡那岡段。CE 1929年，改築南澳-鼓音溪段及卡那岡-大濁水段。CE 1930年，改築鼓音溪-大濁水路段，至此車道大致完成。CE 1931年，蘇花臨海道自得其黎向南邊花蓮推進）為可供汽車通行之公路「蘇花臨海道」（總督石塚英藏命名），預計3年完成，但至CE 1931年6月才開通，而路面改善工程要到CE 1932年5月始完工，工費202萬8,483日圓。修築之後，路長121.2公里，各大小橋樑之寬度均為12呎（3.6公尺）。在平緩路段為石子砂礫路，在登山道路則鋪2行水泥軌道板（寬3呎／90公分，厚度12公分，淨間距2呎／60公分，淨距山壁2呎）。CE 1931年（日昭和6年）6月26日，東海自動車株式會社開始每天對開定時班車2次（每班只能搭載20人／CE 1926年，東海巴士社長井手久男曾以自動車試行，花費數日從蘇澳開抵花蓮。CE 1929年11月，東海巴士才獲同意經營）。CE 1931年12月10日，東海巴士與臺灣鐵道聯運開始，從此旅行花蓮、臺東更稱便利

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決定於松山興建一座火力發電所，並又建設一條將煤礦從縱貫鐵道松山車站運進發電所之鐵道，是臺灣第1條全程使用電氣化的鐵道（軌距3呎6吋／1,067公釐）

CE 1927-29年，鹿野忠雄博士進行更多巨石文化調查研究，除岩棺外，另外發現石柱、石像、立石、貨幣狀石器等巨石文化遺物，於CE 1930年發表〈臺灣東海岸巨石文化遺跡に就いて〉

在臺陽煤礦周再思主持下，新店山區修築了臺車道，煤與茶葉改以臺車運送（明治以前多靠河運運送至艋舺或滬尾再外銷國外），路線有2：其一是（由南到北）延續三井之臺車道由烏來、龜山沿著松林路進入廣興到小坑，其二（由北到南）從塗潭經磺窟，2線在猴湖交會，穿過磺窟吊橋（今直潭堰上方）到下石厝，經下石厝路至直潭國小前方高地轉小粗坑路，沿著新店溪岸邊河階地進入青潭，再沿青潭溪溪岸，過青潭溪到北宜路南青宮前方，經新店國小旁隧道，出隧道經明治煤礦，與萬新鐵路銜接

 

CE 1928年：（日昭和3年）

2月19日，「臺灣工友總聯盟」成立，是臺灣日治時期的第1個全島性工人運動組織。CE 1930年代，日本政府開始大規模鎮壓左派運動，隨著1931年蔣渭水去世和臺灣民眾黨遭禁，工友總聯盟之勢力也日漸衰退

3月16日，臺北帝國大學正式創校〔首任總長（校長）幣原坦。此時鹿野豊雄回臺擔任「農業經濟學」講座，是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的開端。CE 1938年，他曾建議臺灣農民移民海外。另外，八谷正義則擔任農林部教授，且為學校第1屆圖書館商議委員。他是CE 1922年來臺，擔任高等農林學校教授，兼任學校實驗林（當時稱演習林）場長。CE 1934年，前往臺中農林學校（後改名中興大學）擔任校長，持續推動設立森林水文觀測站。CE 1938年，回日本擔任北海道大學校長。CE 1928年三宅捷（1894-1967）參與籌備臺北帝大，擔任「農業生物化學教室」講座及第1任農學院院長。他是CE 1927年來臺，之後臺灣蓬萊米於CE 1930年豐收，大量輸往日本，造成日本稻米市場價格大跌，農民群起抗議。CE 1931年，日本政府則停購臺灣稻米，反造成臺灣米價也大跌，農民損失慘重，紛紛抱怨種植良質米何用！三宅捷乃提議建造「米倉」（當時稱「農業倉庫」）儲存餘米。CE 1930-1940年間，臺灣各地農會建造300多座大型米倉）〕，土俗‧人種學教授移川子之藏（《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和助手宮本延人（《私の臺灣紀行》），則從大武走浸水營到水底寮，調查沿途原住民部落（力里社由祖社佳平社→歸化門西北方Karuvoan居住→現地）

4月，彰化人謝雪紅與林木順在上海參與創建「臺灣共產黨」。成員包括林木順、林日高、翁澤生、潘欽信、林來旺、張茂良、謝雪紅等，中共亦派代表參加，其中翁澤生同時具有中共和臺共雙重身分。臺灣共產黨成立之時代目標是從日本殖民統治中實現民族民主解放。由於解放農民的目標與農民組合之綱領一致，簡吉很快就表示支持臺共的運動方向。CE 1927年，日本律師及社會運動家布施辰治在豐原演講，簡吉擔任引介和翻譯，臺下擠滿群眾，在農組與文協之協助下，簡吉陪同布施辰治奔波南北21處，演講32場，影響重大。CE 1928年8月，臺灣農民組合通過支持臺灣共產黨決議。CE 1947年「228事件」中，謝雪洪擔任「二七部隊」總指揮，失敗後轉往香港，接著轉往上海于11月成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

7月6日，臺北第1高等女學校（日籍女生就讀，今臺北市北一女中）學生10餘人、職員4人進行埤亞南越嶺綜走，從羅東經森林鐵道抵土場、太平山，再經由四季薰、埤亞南鞍部、松嶺、埔里至日月潭。CE 1933年7月9日8時46分，臺北第1高女學生39人由臺北驛出發來到羅東，當天直接上太平山，之後分成2隊，一隊17人經四季薰12日回到羅東，然後搭14時16分火車回臺北。另一隊22人由四季薰從埤亞南鞍部出臺中州，至水社見學，16日回到臺北。而學生八重子也在《臺灣日日新報》發表〈涼を趁うて，景色と傳說に富む，神祕の太平山へ〉，1933.07.18。CE 1934年7月11日，一行14人由永田東一老師領隊進行埤亞南越嶺之暑期山地旅行，與CE 1933年7月相同路線

7月19日10時，鹿野忠雄搭乘森林火車自阿里山下山，老畫家塩月桃甫老師到車站送行，16時抵嘉義市北門站，黃昏時再至二水，下塌「中央飯店」（即今二水車站前已停業的二水亞洲旅社）。20日11時，鹿野忠雄於集集線終點外車埕站下火車（以敏銳之感官覺受，詳實記錄從二水到車埕沿線充滿地方色彩的鄉鎮風土），換乘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之臺車〔トロツコ／特洛克／英文Truck貨車之訛音，成為日語名詞／客貨兩用之搬運車，有藤椅，上面還有遮陽帆布，使用人力推動〕前往北方的埔里攀登卓社大山。CE 1931年，他再度來此，但於水裡坑（水里）站下車換成臺車前往南方之下埔里攀登玉山

7月，移川與宮本到臺灣東北部山區之德魯固（今太魯閣族）居住地做訪問，得到之系譜資料，讓他們找到新研究課題的可能性。口傳（口碑）之系譜和伴隨系譜的傳說典故是研究線索（口述傳統系譜作為了解過去社會狀況的材料，其有效性是有限的。通常從系譜中獲得之資訊量絕對不會太大，只有祖先名字和人物之間的關係，是無法完全了解社會的歷史過程。《系統所屬之研究•資料篇》所刊載之系譜，儘管是作為支持口傳內容的資料，但從該書整體描述來看，可知這些系譜不一定是核心研究材料。《日治時代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史：先行者及其台灣踏查》，笠原政治，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p.223），可說掌握到探究原住民族之民族歷史研究的頭緒［移川子之藏認為系譜可以傳達之訊息，包括民族與部族之間的關係、土地所有權之所在、排灣族等頭目家的正統性、有些民族祭司的宗教性權威、遷移和鬥爭之類過往發生的事件（最為活用的系譜資料），以及笠原政治認為的從前之通婚關係］。在托博闊社（Tomoko、Tupoqo、Toboko）遇到頭目Umin-Urai（男性，60歲左右）所述說之系譜共6個世代，記得人名將近230人之多，整整需2天才能全部聽完並記錄下來。皆著在古白楊Kubayan社訪問頭目Raushin-Bakkule（男性，40歲左右），蒐集到7個世代約380人，很長的系譜資料，而這2份系譜收錄於《系統所屬之研究•資料篇》第81號和84號

8月2-15日，臺北一中登山部一行20人〔包括臺北高等學校學生鹿野忠雄，之後於日本《山岳》雜誌發表〈中央尖山の登攀〉（1930），但未交代回程〕，在新沼、瀨古2位教官及太魯閣族人帶領下，由「西拉克警察官吏駐在所」溯源內太魯閣陶塞溪支流小瓦黑爾溪直攻中央尖山，經歷前後14天往返，成功攀登山頂，締造日人首登紀錄。之後臺北一中登山部在《臺灣山岳》第5號（1930）雜誌發表〈中央尖山登山記〉

8月18日，鹿野忠雄（16日就已在羅東等候）與從臺北前來之東京帝大山岳部出口一重、東京帝大旅行部酒戶彌二郎、岩田權兵衛等人（17日旁晚抵達羅東驛，之後入住澤村旅館），一起由羅東入山（從埤亞南社對岸之耶克糾溪傳統獵徑出發，成為宜蘭高山動物誌研究的第1人）攀登南湖大山。18日6時半，鹿野忠雄與出口一重從羅東竹林驛乘坐太平山森林鐵道火車出發，看見激戰地芃芃山後，9時抵土場，15時半到四季薰社〔泰雅族溪頭蕃最大蕃社，與埤亞南社（家屋屋頂有千木，係獨有型式，類似神社屋頂呈V字形之木頭）並列溪頭蕃最有勢力者，聚居於圓粗木小屋與有腳架穀倉，屋頂為檜木皮〕。19日10時出發，12時抵埤亞南駐在所。20日7時半出發（酒戶彌二郎、岩田權兵衛從埤亞南鞍部趕來會合），不到12時抵奇烈亭（寄歷亭），採獲鬚角星斑天牛（Ipocregyes watantakkuni Kano）。21日6時出發，9時10分抵州界（原民語稱之レテック，由此向西一直往下便可抵埤亞南安布，舊雲稜山屋一帶）10時抵審馬陣山，之後抵比亞晴（ビャチン／原民語「崩壞的岩石」之意）之險崖（五岩峰），13時20分抵布那奎露營地，第1次於南湖圈谷發現並捕獲畫眉科之金翼白眉，確認臺灣北部也有分布。22日6時15分出發，7時10分登頂，9時20分離開，10時15分回到露營地，11時45分告別布那奎，13時30分抵レゼック夜宿，並於臺灣冷杉大樹下，發現一火山狀林蟻巢，那是搬運落葉所堆積而成，鹿野忠雄曾於CE 1926年7月初在雪山第1次發現。23日8時出發，但昨夜設置之捕鼠器則捕獲臺灣森鼠、高山白腹鼠各1隻，12時30分終抵埤亞南鞍部駐在所，接著登山搜索隊解散。24日，由埤亞南鞍部（捕獲黃鼠狼）進入臺中州，經過有勝（今勝光）、支良節、平岩山、志佳陽，然後攀登雪山、志佳陽大山並循松嶺下山至霧社，31日抵埔里，並於CE 1931年發表〈埤亞南越嶺之山旅（上）—從羅東出發經南湖大山、次高山至霧社╱ピヤナン越の山旅（上）—從羅東より南湖大山、次高山を經て霧社ヘ〉在日本《山岳》雜誌（第26年第2號，p.235-277，1931.07），但下篇則一直未見發表，何以如此？如今成了一樁懸案

8月31日，新高郡蕃地新設新高、バナイコ、ツツジ山、無雙、南、本鄉、郡大、望鞍等8個警察官吏駐在所

10月14日，第12任臺灣總督川村竹治由大武出發走浸水營古道，視察路程狀況平順

10月23日，鈴木重良Suzuki前來四季薰社採集，其中一份唇形科標本是新種，工藤祐舜Kudo命名為鈴木草（Suzukia shikikunensis Kudo），以四季薰「shikikun」為種小名，至今仍為正式學名，模式標本現藏臺大植物標本館

10月27日，臺灣山岳會之「南湖大山學術研究登山」大隊人馬［參加的研究人員有臺北帝大之山本由松（植物）、丹桂之助（地質）、原田五十吉（動物）、青木繁（森林）、中央研究所的楚南仁博（昆蟲）、佐佐木舜一（植物）、臺北高等學校之河南宏（植物）、臺北博物館的松倉鐵藏（博物）、古平勝三（博物）、臺北測候所之鈴木宣三（氣象）、臺北商業學校的見元了（地形）、總督府山林課之倉田武比古（森林）、江島勝一（寫真）、狩集次太郎（森林）外2名，共計16人］從臺北驛搭7時20分火車出發，11時半抵羅東驛（此時羅東出張所之森林人員松野清純、藤當繁夫加入登山行列），但因清水溪橋樑中斷，森林火車僅能開到天送埤，於是從九芎湖開始步行，於傍晚抵濁水，夜宿濁水警察官吏駐在所（一行18人，加上4名警官、4名警丁、4名挑夫、22名泰雅族人等）。28日，抵四季薰社、夜宿。29日，抵埤亞南鞍部、夜宿駐在所。30日，抵レゼック露營。31日，抵審馬陣露營、天氣晴朗。11月1日，登頂南湖大山、展望極佳。2日，下山抵埤亞南鞍部。3日，抵四季薰社。4日，抵土場，宿營林所俱樂部。5日，返回臺北已23時。之後，總督府山林課倉田武比古在《臺灣山林會報》寫下〈雄峰南湖大山に登る〉（1929）、臺北測候所鈴木宣三在《臺灣山林會報》發表〈南湖大山の氣象〉（1929）、臺北帝大丹桂之助在《臺灣地學紀事》提出〈南湖大山登山地質報告〉（1931）。而在新種方面，只有2種，即高山肺形草（Crawfurdia cordifolium Yamamoto／龍膽科植物／山本由松10月30日採集自南湖大山，現藏臺大植物標本館）和臺灣擬食蝸步形蟲（Carabus nankotaizanus Kano／昆蟲／小平勝三11月1日採集自南湖大山，鹿野忠雄命名發表，以南湖大山為種小名）

10月，臺灣總督府設置「臺北放送局」，隔月開始進行實驗廣播

夏天，鹿野忠雄在南澳發現大紫斑蝶（Euploea phaenareta juvia Fruhstorfer╱過去所知產地為恆春地區，惟於CE 1960年代從臺灣消失滅絕），以及在臺北州蘇澳郡白來分（漢本）發現〔CE 1930年，江崎悌三在《Zephyrus》雜誌發表〈タテハテフ科3種〉，文中提及鹿野忠雄在CE 1928年8月14日，在花宜臨海道路之白來分（以「蝶屋」聞名）採集到白蛺蝶。另外在《第2回臺灣採集旅行記》（1932）文中也曾提及〕白蛺蝶（Helcyra superba takamukui Matsumura╱過去只知產於埔里社附近），並發表〈再び若干蝶類の分布に就て〉於《臺灣博物學會會報》CE 1928年12月號

《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原住牡丹灣附近之小矮人，與排灣族Rangal頭目家共同居住於出水坡社南側之Congurui地方，而其南方有割肉社。（大鳥萬溪出海口北岸之獅仔獅Sarayasai社Rangal頭目家系的祖先故事）

開鑿「觀高、馬西塔崙」理蕃道路—從無雙（郡大溪）到八通關北邊之觀高駐在所。一般稱之「中之線」（因6月發生「郡大社脫出蕃事件／郡大蕃脫出事件」，為了防範郡大溪畔各個蕃社，加入抗日之玉穗社「反抗蕃」而拓修，並設置「無雙駐在所」），意思是「銜接丹大道路（郡大道路／沿著郡大溪東岸南行之警備道路）與八通關道路，貫穿郡大溪與陳有蘭溪的南北大動脈」，係日治時期最後完成的警備道路 （馬西塔崙Mashitarun社是位於郡大溪東岸之布農族部落，在無雙駐在所北邊，而無雙駐在所位於無雙山Masuzukan下，又無雙駐在所下方有無雙鐵線吊橋，其後方則是哈伊拉羅Hairaro社）

伊能嘉矩之《臺灣文化志》3冊出版，福田德三在該書序文說，這是一部現代版之清代臺灣文獻通考［伊能在來臺之前所寫之信件〈向諸君前輩陳述於之赤志〉中懷有「蕃民治化」的抱負態勢（這在鳥居與森丑之著作都看不到），因此傾其精力為總督府蒐集清治時期文獻，蒐集殘留臺灣各地的古文書類，然後仔細閱讀，整理日人寫的相關書籍和行政紀錄，建立系統編纂史料工作，因此他留給後世之著作可說是大幅偏向以史料文獻編纂為主之歷史研究，因此至昭和時期，注重實地調查的文化人類學家對伊能之研究，產生「書齋派歷史學家」的評價／宮本延人在戰後《民族學研究》臺灣特集（18卷1-2號）中稱伊能「與森相反，他是關在家裡埋頭讀書寫作的人，很少到山地之高砂族做實地調查，大多是傾向平埔族與臺灣史的研究，留下許多紀錄」，而稱森丑是「作為高砂族研究的第1人，不可遺忘他」。CE 1982年，遠野市舉辦一系列伊能嘉矩紀念活動，其中一項是出版《伊能嘉矩與臺灣研究》著書，當中宮本延人認為「從當時蕃地之狀況來看，無論有多大阻礙，飽受多少的勞苦與付出努力，這樣之情況下要拿出成果是相當困難的事」，直接指出當時研究活動受到很大限制／伊能之調查旅行是受到總督府明確目的，以官員身分立場出訪的任務。他從既存文獻、在地機關等蒐集資料，並積極利用這些相關資訊，且不受特定地域或主題之限制，優先採取淺層而廣泛的實地調查以達成任務，可說是理所當然之選擇手段。反之，受東京帝國大學派遣之鳥居，和幾乎沒有甚麼義務，可以按照自身意志在山地裡「探險」的森丑，他們的立場和調查活動的背景顯然不同］

佐佐木舜一編纂〈臺灣植物名彙〉（List Plants of Formosa），共562頁，其中記錄了臺灣維管束植物185科、1,121屬、3,265種、5亞種、312變種，並附有臺灣本地之俗名（本書植物分科綱目之排列順序採用Engler, A與Prantl, K所著《植物自然分類法》（1887）及Engler, A與Gilg, E所著之《植物分科綱要》（1924）為準）。稍後則於CE 1930年編纂了〈林業部腊葉館目錄〉（A Catalogue of The Government Herbarium），共592頁，依Engler與Prantl兩氏的分類法，從羊齒植物開始，漸次到高等植物，而以菊科植物驥尾，而當時佐佐木舜一為該腊葉館主任（技手）

日本人在新竹發現野生之「臺灣大豆」，桃園新屋、大溪、淡水、高雄及南投霧社也都有分布紀錄，這些珍貴的種源卻都在日本的標本館，在南投更已消失半個世紀。臺灣電力公司CE 2004年建造萬大水庫松林分廠，身為環評委員的黃增泉教授，無意間在廠區附近發現臺灣大豆蹤跡，要求要納入環評規範，才開啓臺電發展為環境教基地的契機。臺電CE 2004年起進行「臺灣大豆」之監測，經過8年監測、3年復育，日前CE 2013年成功採收。「臺灣大豆」雖無食用價值，但純正的本土基因，卻是對抗病蟲害之最佳救火隊。此外，亦針對萬大發電廠右山脊排水廊道的蝙蝠棲息地進行環境改善，以保育珍稀的臺灣特有種「無尾葉鼻蝠」

三井合名會社鋪設烏來輕便軌道〔福山至忠治（桶壁Tanbiya）／CE 1921年，日本三井合名會社將希波安、桶壁社泰雅族另加烏來、林望眼、札亞孔「殘戶」，全部遷徙至桶壁駐在所（今忠治公園）東方不遠處，另形成日治新部落桶坪社，即今日之忠治部落〕，主要用於運輸木材。同年，汐止人周再思為開採新店溪西岸之磺窟、平廣（泰雅語Piyasal Maray，「住在馬來地區的人」之意，位於獅仔頭山下）煤礦，興築小坑、磺窟、小粗坑間的輕便軌道，再銜接CE 1907年澤井組鋪設之小粗坑到新店的輕便車道。至此，輕便車道完整連結新店溪上游丘谷，讓在地產業運轉順利，還可在碧潭（又稱赤壁潭、石壁潭）東岸轉接CE 1921年通車之萬新鐵路，貨運更暢

足立仁（1897-1978）偕妻子鈴木蜜子來臺，擔任臺北帝國大學助教授，並成立臺灣第1個「土壤微生物教室」。CE 1936年，與鳥居信平合作改善屏東林邊溪溪畔之石礫地，他用黏土來填充石礫孔隙，種出好吃的甘蔗，之後應用於花蓮、臺東河畔石礫地改良為稻田。建議輔導自耕農，而促使總督府於CE 1937年發布《臺灣農會令》，提升農會組織並讓小農有選舉權。CE 1945年5月31日臺北大空襲，足立仁其住所竟然完好（昭和町462番房屋），即今臺北市市定古蹟「青田七六」

今年起，「臺灣教育會」為做為慶祝昭和天皇登基的「御大典記念事業」之一，決定以鄉土元素作為核心目標，進行「臺灣の歌」徵集活動，積極向島內和海外徵求具有「熱愛鄉土」及「在地特色」之歌曲與曲調，徵集第1獎最高可獲300圓，CE 1929年已有數首臺灣の歌入選作品壓成唱片開始販售。CE 1928年蔡培火也自行創作〈咱臺灣〉，並在CE 1934年才由古倫美亞唱片邀請歌手林氏好錄唱

 

CE 1929年：

2月12日，臺灣總督府對農民組合進行大逮捕，簡吉被捕；一審判刑4個月，二審改判1年入獄1年，史稱「212事件」，出獄後仍持續抗爭。CE1931年再度被捕，判刑10年。CE 1948年，簡吉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於CE 1949年10月出任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山地工作委員會書記。CE 1950年，簡吉被捕、判處死刑，3月7日在臺北馬場町被槍決

3月，日本東京交通社發行1張〈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在途之左下方有一〈羅東街職業別明細圖〉，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羅東街商家分布圖，而那時正是羅東街朝向工業城市邁進之發靭期，尚處於街道商號變動劇烈的年代，羅東街正逐步躍上臺灣林業重鎮之舞臺

4月27-29日，施派連（住豐原街下南坑）利用休假組成12人隊伍（總督府專賣局員工），從豐原站換5分車，其機關車頭由後方推進，往前可眼見大甲溪北岸山壁。到土牛換乘更小運材臺車，後面則接客車，而機關車頭改由前方拖拉（可由《八仙山案內》內頁地圖上土牛、土牛詰所旁的Z字型鐵道明顯看出）繼續東進，過新社平原抵水底寮（今臺中市新社區月湖里、慶西里），四邊風光、應接不暇，經抽藤坑後到麻竹坑，眼界為大甲溪與兩岸山脈，再經白鹿、舊白冷、裡冷等站，車窗展開的是清流、奇岩、楓樹林、松樹林，之後抵達久良栖驛。15時20分抵佳保臺，有營林所八仙山派出所、八仙山神社〔即大山神社（大山是指八仙山之神社，非專指神社名稱為大山），故也稱八仙山神社，也稱佳保臺神社。而今日神社已變為「尋悠亭」涼亭，且僅留地面2個鳥居孔洞，餘不復存〕、臺灣8景當選紀念年塔（今猶存塔基），約21時就寢。28日5時起床，6時出發，7時10分經過中平段第2起動所，8時20分抵斜頭角，海拔1,860公尺，續往ピヤワイ溪前進，海拔2,100公尺，經過營林所清水臺部落左側下方，ルビン山、基隆山（キルン）近在指尖。9時50分回到ピヤワイ溪附近，在此向埔里、日月潭展望，雲霧湧出，謂為奇觀。11時，離開ピヤワイ溪，在稜線往八仙山方向續行，山道嶮峻，11時30分抵八仙山山頂，午餐後11時40分踏上歸途。回程則從第3林班鞍部開始，看見斜頭角就在指前，但中間並無道路，經過重重險阻，13時50分始搭乘傾斜鐵道，環顧山林聳天，白雲懸腹。之後往明治溫泉前進，經過千本松原、十文溪發電所，彎繞陡坡山徑「99坂」，合流峽景、矗立巨樹、壯觀原始，是明治溫泉一帶溪谷絕佳勝景。接著森林小徑下大甲溪，有如在山崖腹中刻畫之閃電（Z字型下行），當時稱為「イロハ坂」，到溪底渡過大甲溪抵明治溫泉，時間約16時20分，之後進入檜木造之大木屋（バラック／Barrack）溫泉浴場，而今日「99坂」、「イロハ坂」只能從地勢來想像（從篤銘橋至佳保臺之山徑，就是沿十文溪上溯，沿途幽靚迴絕，日治時期之「99坂」、「イロハ坂」應在此段山徑中）。29日7時50分從明治溫泉離開，步行渡過第1鐵線橋（十文橋，今篤銘橋附近），並欣賞合流點絕景，接著渡過第2鐵線橋（山腳橋），9時抵久良栖參訪〔上述步行舊路應是在過篤銘橋後不走臺8線，而是走今十文溪聯絡道路（當時是警務部之警戒道路）往哈崙臺，經過林務局麗陽工作站、見返瀧對面，再匯回臺8線道路，經過麗陽營區即抵久良栖社〕，中午乘輕鐵離開（〈八仙山探勝記〉，《專賣通信》第175號，p.71-72）

4月，臺灣第1個醫學博士杜聰明（臺北淡水人）在臺北艋舺之「愛愛寮」（CE 1923年，由「乞丐之父」施乾創設。今年，變更為「財團法人臺北愛愛院」。臺灣光復後則更名為「臺北市私立愛愛院」，今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175巷27號），採用「漸禁斷療法」（以鹽酸嗎啡為主要成分之藥方代替鴉片煙膏，名為「更生院藥散」、「更生院藥水」）開始進行鴉片癮矯正治療實驗（研發之尿中嗎啡檢測法，至今仍被世界各地警察單位所採用中）

4月上旬（從高雄搭乘撫順丸至紅頭嶼，而瀨川孝吉則與他們恰巧差肩而過從蘭嶼搭撫順丸返臺）至5月上旬，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土俗人種學研究室（正式名稱是「土俗人種學講座」）之移川子之藏教授、助手宮本延人及學生馬淵東一（Mabuchi Toichi，1909-1988／關注重點集中於原住民族社會組織，以及相關的民俗知識、農耕規矩和信仰等視覺所無法補捉之主題，而較不擅長於講求蒐集生活用具、素描、照相等研究手法的物質文化研究）至紅頭嶼〔17世紀西歐文書記載為Tabaco Xima；18世紀記載為Botrol或Bottrol；19世紀則記載為Botel Tobago，沿用至今。所謂Botrol、Bottrol或Botel，顯然是出之於卑南族對紅頭嶼之稱呼Votol，以及南部阿美對紅頭嶼之稱呼Botol，但Tabaco或Tobago的出處卻不清楚。宋代文獻《諸番誌》記載為「談馬顏」，讀音Tumbagan；元代文獻《島夷誌略》記載為「答陪」；菲律賓群島土語「butil tumbaga」是「golden bead」（金珠）之意／總面積48平方公里／巴丹群島之土著，自古即稱紅頭嶼為「Iami」（「北方」之意，詞頭i是「…的住民」之意；而卑南族詞語中之ami，則是「東方」之意）〕進行文化人類學和體質人類學之局部性調查（在紅頭部落Imorod等各部落蒐集雅美族的系譜資料，收錄於《系統所屬之研究•資料篇》第308、309號。並於回程中去到現今的馬蘭部落Varangao Falangaw，又蒐集到阿美族之系譜資料，同第307號／之後鹿野忠雄與他們相遇，而與馬淵東一則是第1次見面），當時島上有7個村落、居民僅1,619人，口傳上之「紅頭嶼上的發祥地」，西南各社常提起Dzipaputok，東北各社則比較常談Dzipigangun。另外，雅美族本來就有簡單的，金銀和鐵之鍛冶與加工技術。而當時採行「蹲踞橫臥式土葬」（鳥居龍藏／鹿野忠雄、馬淵東一稱之「甕棺埋葬」）的習俗，惟橫死者則採用「洞窟或岩襞葬法」〔臺北帝大解剖學教授金關丈夫及民族學者國分直一，曾撰文稱之為「崖葬」，又稱「曝葬」（platform exposure）〕

6月，《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大稻埕即將開設「洋畫自由研究所」，該機構由倪蔣懷獨資籌辦，石川欽一郎（CE 1907年初次來臺從軍、任教，即成立「紫瀾會洋畫研究所」／臺灣近代西洋美術啟蒙者）擔任主要指導，一般認為是臺灣第1所西洋繪畫教育養成機構。7月1日，師生於蓬萊閣舉行開所宴會，成立後歷經多次改名，最終定名為臺灣繪畫研究所，設有早上、下午、夜間3部，並引進石膏像、戶外寫生等基礎專業課程，1年後共有25名學生，師資則有石川欽一郎、藍蔭鼎、陳植棋與後來加入的楊三郎。CE 1930年9月，陳植棋帶領學生洪瑞麟、陳德旺、張萬傳3位一起前往日本，進入「私立川端畫學校」習畫，CE 1931年代後期，以上3位學生紛紛返臺，成為臺灣畫壇中堅份子，他們帶回日本前衛藝術思潮，引領臺灣藝術走向下一個時代。CE 1931年元月底，臺灣繪畫研究所結束營運

7月6日，臺北第3高等女學校（臺籍女生就讀，今中山女中）舉辦埤亞南、松嶺越嶺9天8夜之旅，一行17人，經羅東、太平山、埤亞南鞍部、松嶺出霧社、日月潭。CE 1930年8月9日，在小野正雄校長率領下，舉辦太平山3日遊之夏季修學旅行活動（從竹林驛出發，沿森林鐵道前往土場宿泊，16時抵土場驛），當時該校之同窗會員曾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發表〈月下の旅：太平山ヘ〉（1930.08.21）

7月7日，北商登山隊從臺中站搭輕鐵至豐原（營林所菊池清作接待過夜），再自豐原出發在稻浪中前進約1小時抵土牛。後經營林所同意搭乘運材列車（柴油機關車）且坐在「展望車」內，列車從麻竹坑附近開始漸感山高峽深，15時抵久良栖，接著下車徒步，途中可見見返瀧、合流峽佳保溪谷，遠眺八仙山，步行約4公里，抵達住宿地佳保臺（〈次高行（二）〉，《臺灣日日新報》第10505號，1929.07.17）。8日早餐後，進入Z字型（ZigZag／ジグザグ）山道上行，抵達第1傾斜裝置，但遇低雲襲來，遂躲入俱樂部，收音機報導有低氣壓警報，雨勢可能變大（〈次高行（三）〉，《臺灣日日新報》第10506號，1929.07.18）。9日，因昨晚暴雨造成明治溫泉前大甲溪水暴漲，因樹木橫倒道路，可能無法登山（〈次高行（四）〉，《臺灣日日新報》第10508號，1929.07.20）

7月11日7時，殖產局山林課森林調查隊之技手吉井隆成〔於《臺灣山岳》（1930）雜誌發表〈南湖大山よりムルロアフ三星山を經て銅山に〉／日治時期臺灣著名登山家，留下許多登山紀行文。臺灣登山史之建構者沼井鐵太郎（CE 1929年發表〈臺北附近の山〉於《臺灣山岳》第4號）曾說，對現代新登山路線開拓最多之官員是吉井隆成，業餘者則非鹿野忠雄莫屬〕、永田節男、揫鷲武、有富實三和埤亞南社警手瓦旦一行人從埤亞南鞍部出發，途中見到臺灣一葉蘭及臺灣獼猴，17時抵露營地審馬陣（タケジン）。12日6時10分出發，9時抵南湖北峰，10時20分登頂南湖大山，環顧四周、風景雄偉，11時40分往太平山方向下山，15時40分在巴都諾服山（バトンノフ）北面小溪畔露營。13日7時出發，15時半抵給里洛山（ゲリロー），夜宿於下方栂尾（營林所太平山斫伐作業地）之小屋。14日7時出發，沿著往加羅山（ムルロアフ）稜線道路前進，17時抵梅欽莫魯山（メキーホル）山腰露營。15日6時半出發，12時登上穆卡蘭山（ムカナン），然後往三星山方向進行長程連峰縱走，16時半抵三星山第4峰露營，可遠眺龜山島及三貂角海岬。16日6時出發，之後登上亞普拉塞山（ヤツプラサイ），10時50分於給亞晴山（ゲヤチン）山頂意外發現一瓢型大水池（位於大南澳北溪上游「山腳至水源間道路的大崩塌地點上方」），泰雅族人稱之「•テニワン」（西倫•天泥丸／即今「翠峰湖」），之後定名為テニワン池。接著登上西倫巴博山（シイルンバホ，今望洋山），經過泰雅夫山（タイヤフ，銅山1890峰）、普拉塞山（プラツサイ），16時下抵銅山駐在所

7月25日，三輪勇四郎（Yushiro Miwa／1903-1999／CE 1928年來臺╱CE 1934年以叩頭蟲科昆蟲之分類研究，獲得母校北海道帝大之農學博士學位）第1次抵太平山，採得鍬形蟲新種「平頭大鍬形蟲」（Dorcus miwai Benesh, 1936）之雌蟲，又名「三輪大鍬形蟲」，是臺灣山區普遍之大型特有種，卻遲至30年代始被捕捉。同時在小林採獲1種叩頭蟲新種Agriotes taiyarui Miwa，以「泰雅」為種小名。CE 1935年5月，又在太平山採得擬步行蟲科新種「皺紋長迴木蟲」（Strongylium sinuatipenne, 1939）

8月，植物學家麥特卡爾夫（Franklin P. Metcalf，1892-1995）來臺。9日，從臺北出發往臺南。11日，從臺南出發，經過高雄、屏東、潮州，夜宿枋寮。12日，越過浸水營。14日，進入臺東，接著進入八通關越嶺道，由東埔回臺北

8月，第1回全島少年野球大會在臺北新公園球場舉行開幕儀式，是由臺灣體育協會主辦，共有臺北州旭、新竹州新竹、臺中州臺中第一、臺南州南門4所小學校和高雄州高雄第一公學校（冠軍，今旗津國小）5隊參加〔從媒體評論或可瞥見CE 1920年代日本在臺實施內地延長主義後之社會剪影，日媒《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係以「日臺一體」角度報導，而積極鼓吹民族自決的《臺灣民報》，則認為接受世界殖民地民族自決思想洗禮的知識分子，在歷經種種不公待遇之後，實可在運動賽事中找到鼓舞臺灣民族自尊的立基點〕

9月4日，高橋良一Takahashi循寒溪警備道第1次進入南澳山區，在古魯採獲粉蝨科新種Bemisia aceri Takahashi，5日至流興，往金洋方向而去

9月30日，日本全國圖書協議會員一行20人至臺灣視察，後收錄全程珍貴的旅行影像照片成《臺灣之旅》寫真帖

10月27日，在警方安排下，2個日警特意栽培之賽德克族年輕警察同時結婚，花岡一郎（Dakis Nomin，因在蕃童教育所表現優異，被選出送到埔里小學校就讀並改名，畢業後又被保送到臺中師範學校就讀。CE 1928年3月，畢業回到霧社分室被任命為巡查兼通譯。CE 1929年3月，調到馬赫坡駐在所擔任蕃童教育所教師）娶川野花子，花岡二郎娶高山初子為妻，在能高郡守等貴賓及記者見證下，穿著「紋付羽織」禮服舉辦一場行禮如儀之「文明婚禮」，而賽德克人只有看熱鬧的份。CE 1930年8月，花岡一郎調升博阿倫蕃童教育所主任，並喜獲麟兒光岡輝雄，且之後花岡二郎妻初子也懷孕

11月上旬，正宗嚴敬來臺最初一次植物採集是北投之行， 在頂北投附近有一群臺灣油點草及北投溫泉附近之鱗毛蕨群落，牠們都是喜好濕地的植物。另外，北投附近到處都可以看到林投樹，雖然其生長地只限於海濱，但此附近還是可以見到海濱植物的遺存者如水茄苳（穗花棋盤腳）、文殊蘭、雙花蟛蜞菊等，因此在北投附近，牠應是遠古時代之遺存植物無誤，又同行的鈴木重良則特別留意到北投後方硫磺地帶之南燭。中旬左右，同樣與鈴木重良一起去烏來，11時出發，抵達烏來時已天黑，第1次感受臺灣山地的夜色，道路兩側都是會訪出燐光之發光植物群，而此行許多珍奇植物也次第採集到手，特別是採得臺灣原始觀音座蓮，並在阿玉駐在所一宿後回到臺北。CE 1930年夏天，正宗和鈴木從宜蘭之羅東翻越埤亞南鞍部，出臺中州的志佳陽山，登上次高山，再從霧社、埔里出山的15日採集旅行，此行也是正宗氏第1次之臺灣蕃地旅行。之後，也接著到新高山、南湖大山、大武山等地採集

CE 1929-1933年，荷蘭地圖學權威Dr. F. C. Wieder編輯刊印Monumenta Cartographica時，曾將Laurens van der Hem-Atlas所謂 VOC秘密地圖複印若干問世。其實臺灣之大員圖即複印收於此圖集中之第121圖，可能由此臺灣總督府即設法自維也納國立圖書館製作其模圖

本年蘇聯人瓦維洛夫（Nikolai Ivanovich Vavilov，1887-1943）抵臺北，在臺北帝大田中長三郎博士（柑橘類權威）安排下進行全島旅行，並在帝大以英語演講「栽培植物之起源」

本年博物學者鹿野忠雄在豐田玉礦區周邊遺址調查與試掘，發現該地為「東南亞地區規模最大的圓形旋截玉廢料遺址」，而目前豐田玉礦區周邊的大型玉器製造遺址已公告為「支亞干（萬榮、平林、Cyakang）遺址」

倪蔣懷（臺北瑞芳人／1894-1943／臺灣第1位水彩畫家）創辦臺灣美術研究所，他一生傾囊貢獻於臺灣美術之振興及藝術人才的扶植，是臺灣企業家贊助美術之先驅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出版〈臺灣〉鳥瞰圖（116.8cm*19.7cm，摺頁疊起後只有9.7cm*19.7cm），地圖右側繪圖者署名EIKOW。從尺寸、內容到地圖配置，各種體貼入微之設計，完全是專為外來旅客量身訂製，令人讚嘆其巧思和文化素養。又CE 1932年由見元了繪製，吉村商會出版之〈臺灣俯瞰圖〉則呈現不同畫風，地圖中更加強調各地的物產，且明確標註溫泉、海水浴場、神社及港口。CE 1934年在日本出版之《日本遊覽旅行地圖》，臺灣也被收錄其中，而其交通資訊完整呈現，除紅色的官方鐵道外，也清楚標示黑線之手推臺車線及藍線的糖鐵

臺北一中（建國中學前身）登山隊在日警、太魯閣族引導下，從托博闊社沿卡里亞諾敏（Kalianomin，Wumin發音訛成Nomin，Kalia就是「斷崖」之意／「烏敏所擁有的斷崖地」）攀上奇萊北峰（CE 1913年合歡、奇萊初探16年後）

楊逵與葉陶婚後，遷至高雄旗後葉陶娘家定居。CE 1930 年遷至苓雅寮，葉陶裁縫囝仔衫零賣。CE 1931 年遷居鹽埕〔鹽埕包含鹽埕庄與鹽埕埔2個聚落，以後壁港（位置介於七賢三路和瀨南街之間，昔為大水溝，戰後加蓋成為攤販集中場撐大溝頂，南段仍稱堀江，南臺灣舶來品集散地便起源於鹽埕之堀江也）為界，以東為鹽埕庄，有三山國王廟，以西才是鹽埕埔，有壽山宮，因為高雄捷運設有鹽埕埔站，遂將鹽埕埔擴大了，而鹽埕庄漸被遺忘〕，翻譯並印行書籍悉數遭禁，後遷居內惟，在壽山砍柴維生，葉陶挑水出售貼補家用。這一年，楊逵完成〈收穫〉，CE 1932年完成〈剁柴囝仔〉、〈毒〉，同時也發表〈送報伕〉。以高雄為背景地之小說創作從CE 1931-1942年，尤以CE 1932年最盛。CE 1934年10月，〈送報伕〉全文入選東京「文學評論」第2獎（第1獎從缺）。同月發表〈靈籤〉，11月擔任《臺灣文藝》日文版編輯，自高雄內惟遷至彰化。CE 1935年，發表〈難產〉、〈死〉。CE 1942年完成〈不景氣な醫學士〉，發表〈無醫村〉。這些都是CE 1929-1934年，楊逵於高雄之經驗累積與創作轉化，以民眾熟悉的語言，反映該時代之真實生活，也寫出作者的社會主義里年

根據《臺灣商工統計》，今年全臺灣有162家蜜餞（當時蜜餞尚可分為粵式及閩式，粵人將蜜餞稱之「涼果」，閩人則稱為「鹹酸甜」，均是使用糖和香料進行醃製。CE 1717 年《諸羅縣志》說，木瓜可「切細片，漬以糖或鹽，味殊佳」，柑子蜜「初生色綠，熟則紅，具可蜜為茶品」。CE 1764年《重修鳳山縣志》提到，橘子可曬乾和糖為餅，由此可知，蜜餞在臺灣至少有300多年歷史）製造廠，產值達25萬多圓，與洋菓子近似（蜜餞製作在日治初期多附屬於糕餅菓子製造店中，很早就成為臺灣特色之一，但到大約CE 1930年代之後，蜜餞產業才較為成熟）。CE 1931年臺灣總督府殖產局之《工場名簿》，顯示部分蜜餞製造工場也兼營製菓工場，例如臺北之東陽製菓、三合成製菓工場，新竹的新復珍。不過，蜜餞工場的重鎮仍在中部，如臺中市之呂珍芳、豐原雪花齋、源益珍也都是製菓兼營蜜餞的店家，而專門製作蜜餞之店家則以彰化最多，如福和成蜜餞工場、吳振玉製菓工場等。CE 1930年代臺南之工商名錄將蜜建商家區分為「冬瓜蜜餞」與「菓物蜜餞」，前者是甜滋滋的冬瓜糖，後者則由水果類製成，包括金順發、麗生、林泰興3家。CE 1943年蜜餞工場名單中發現，中部地區特別是彰化、源林，此時已確立蜜餞重鎮的地位，商家名單超過20家，而此時橄欖類蜜餞成為主要商品。戰後CE 1965年記載，較具規模蜜餞廠商有135家，已彰化員林最多，在全臺43家蜜餞外銷廠商中，員林一地就獨佔13家，其次為高雄鳳山

日本帝國議會通過臺灣總督府提出之「蕃地開發調查」預算，自CE 1930年度開始實施（出版時書名定為《高砂族調查書》，共6編。CE 1936年刊行第1編—戶口、與內臺人的接觸、衛生，CE 1937年刊行第2編—生活、第3編—進化及第4編—總括，CE 1938年刊行第5編—蕃社概況、迷信，CE 1939年刊行第6編—藥用草根木皮。前4編之統計數字大多以CE 1933年為基準，少數以CE 1931年為基準）。CE 1930年9月9日，總督府將〈蕃地開發調查之主旨〉、〈調查實施方法要綱〉、〈調查項目〉、〈調查表樣式〉等通達各地方政府，正式宣告調查啟動。但受霧社事件影響，正式調查延誤自CE 1931年始展開，蕃地開發調查包括「蕃人調查」與「蕃人所要地調查」2部分（前者動員全體警察駐在所職員，以原社為單位調查館區內現有狀態，再上繳警務局理蕃課彙整，而後者則由警務局理蕃課職員調查原住民生活所需土地）。CE 1935年度起，「蕃人所要地調查」繼續延長3年（之後分別改稱「高砂族調查」與「高砂族所要地調查」），惟主旨已轉變成：為「要移住蕃社」尋找合適地點，其最優先的2個調查項目正是水田適地、埤圳。隨後，調查事業再延長2年，直到CE 1940年，岩城龜彥宣布歷時10年之蕃地調查事業大告成功（結案日期為3月31日）。之後，理蕃部門又將集團移住與「國策」（由於日本發動戰爭，亟需咖啡（提神）、可可（提神）、奎寧（治療瘧疾）等熱帶資源，在臺灣南部發展熱帶栽培業成為「國策」）結合，藉由新的正當性來爭取移住所需土地。於是一份標榜促進國策事業之集團移住計畫乃誕生，計畫全名為「促進國策事業並有助於東部開發之蕃社移住集團計畫（國策の的事業促進竝東部開發ニ資スル蕃社移住集團計畫）」（484戶、2,785人、平均每戶分配0.3甲水田），其中理由有3：其1，高雄州之下淡水溪治水工程，因擔心上游原住民破壞水保，使治水工程功虧一簣，乃希望移走原住民。其2，高雄州適合移住的三腳地帶已被官營或民間事業用地佔滿。其3，臺東廳人口稀薄，勞力供應不足，導致國策事業進度緩慢，透過將高雄州之人口移到臺東廳，可收一石三鳥之效，此計畫分CE 1940、1941年2個年度實施。但同樣完成率不到3成（僅完成127戶、758人），原因可能是CE 1941年日本開始入侵東南亞，直接控制熱帶經濟圈，遂不再渴求臺灣的熱帶栽培業。CE 1944年日本戰事吃緊，高雄州又以時勢變遷為由擬定「（高雄州高砂族）第2次集團移住計畫」，預計以5年（1944-1948）時間將2,317戶、12,211人（依據CE 1942年度《蕃社戶口》）移至山腳地帶，並以平均每戶分配0.5甲水田為目標。本計畫最終只完成CE 1944年度，即將北葉社（今屏東縣瑪家鄉北葉）之35戶、175人遠移至Tjuruguai社（非大龜文群之竹坑社，今屏東縣獅子鄉竹坑），其餘部分隨著日本戰敗而未完成 〔這裡具體展現偶連事件（霧社事件善後、因應戰爭局勢）如何轉變結構，使歷史通往這一條路徑，而非另一條路徑〕

 

CE 1930年：（日昭和5年）

元月發生火災，，高北生奉命到八仙山調查，他從土牛搭輕軌出發，沿大甲溪左岸前行，約4小時抵久良栖，之後約6公里到佳保臺站（佳保站），火災現場距此12公里山上（在八仙山往白姑大山稜線南側），下方為佳保溪，那是臺灣赤松茂生群落，溪床是森林調查隊的宿營地，而索道運材小屋下方為營林所佳保派出所，住宿則在俱樂部。翌日清晨開始攀登，陡上750公尺，約3小時抵傾斜鐵道起點斜頭角。此處有涼亭，景色雄麗溫雅，其下方直下600餘公尺之傾斜鐵道，有如「滑下谷底的一條大蛇」。午餐是汽水與蜜柑，之後沿軌道往ピヤワン溪前進，約1小時抵該溪之木挽工部落（〈八仙山紀行〉，《臺灣山林會報》第46號，1930.02，p.41）

3月止，托博闊（杜鉾山南稜上之肩部，海拔1,680公尺，其位置向陽多日照，地勢平濶，且北側多巨大紅檜）、沙卡亨、布拉瑙及孫墨克（孫墨克為族語「跳蚤很多」之意／原住地為奇萊主山北峰之東北，屏風山之東麓，是太魯閣蕃中最深入之山區，天寒地凍、交通不便、耕地小而嚴重缺糧）等4社，因「集團移住」遷村移居至新城，共22戶、128人（《高砂族調查書》，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1938）

4月1日，臺灣總督府成立鴉片癮正式矯正所〔即後來之「臺北更生院」，原設立於中央研究所（今中山南路教育部），後遷至大稻埕日新町（今重慶北路、涼州街口，原址現為停車場）。CE 1945年10月，國民政府接收後改為省立戒煙所〕，院長為下條九馬一，杜聰明擔任醫局長。除臺北外，也在臺灣各地之總督府立醫院中設立矯正科

小學校寄宿舍之興建與公學校寄宿舍之修繕，需要31,000才檜木料，全部取之於馬赫坡社背後之山麓，稱為Sisiq那裡的原始林，日警在該處設置「馬赫坡造材廠」，從7月4日起，開始僱用客家伐木工人入山伐木鋸材。負責招集搬運工之日警為岡田竹松，原規定一天搬運木材的工資是40錢，但因木料一根12尺長、4寸見方，在不能損傷建材情況下必須用扛的，結果原本預計1天可達霧社之腳程，就變成要在半路過夜，使得40錢之工資要分2天發（變成1天只有20錢），因此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為幫社眾爭權益，找上岡田巡查理論，但無結果

5月，英國人Murray Walton、K. C. Gross兩人在沼井鐵太郎之導下，9日從臺北出發，由羅東搭火車至土場，前往次高山。19日再由井上一男陪同，沿耶克糾溪登上南湖大山。8月，臺灣山岳會夏期登山活動，千千岩助太郎等一行從羅東上山。CE 1931年7月臺北工業學校教師千千岩助太郎率數名學生再從羅東上山。CE 1932年7月，臺灣山岳會、臺北高等學校、臺北工業學校及臺北2師都組隊，從羅東搭火車上山攀登。CE 1933年7月，臺北帝大植物學教室之鈴木實夫、福山伯明及島田秀太郎3人進行南湖大山高山植物群落的研究。15日，日本同志社大學山岳部之學生而島勘次、入江保太、鹽見正等3人從臺北搭火車至羅東，轉乘森林火車至土場溫泉過夜。當天《臺灣日日新報》以〈同大山岳部員、羅東から入山，中央山脈の踏破のため〉為題報導，而同樣來自京都帝大植物學教室之大井次三郎也和他們不期而遇，一起結伴去攀爬南湖大山。1934年7月，臺北帝大山岳部舉辦南湖大山登山活動，有大崎忠一幹事及其妹、富田芳郎教授等6人參加，大崎忠一之妹為原住民除外的女性最早登上南湖大山者

7月3-4日，正宗嚴敬與鈴木重良一起沿著埤亞南警備道由四季薰來到埤亞南鞍部，再由臺中州志佳陽社攀登志佳陽大山及雪山採集，再從霧社、埔里下山，而正宗嚴敬在其〈臺灣植物探查行〉（1936）文章中回憶起這趟旅行（是正宗嚴敬來臺後的第1次山地旅行），尤其是臺灣百合

7月，楚南仁博第1次自寒溪警備道進入南澳山區，在水源採集峰類與蝶類多日，20日，採得蝶類新亞種玉山黃斑挵蝶

9月19-29日間，鈴木重良從寒溪走警備道進入南澳山區，經古魯、山腳、水源、銅山、山椒鞍部、矢櫃抵達流興，再循比亞豪警備道，從流興往茂邊、金洋、比亞豪、敷島、金漏瓦，到達加羅山之後進入太平山，再沿著十字路下到土場，完成一趟環狀之採集行程，但只採獲唇形科的新種香茶蔡（Isodon koroensis Kudo），是9月20日採自古魯與山腳之間，工藤祐舜Kudo以採集地古魯（Koro）來命名，現藏臺大植物系標本館

10月7日，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長子塔達歐莫那（Tadao Mona）因敬酒而與吉村克己巡查發生衝突

10月26日黃昏，馬赫坡、塔羅灣、博阿倫、蘇庫各社之頭目，聚集參加密謀會議，但赫哥社頭目Tadao Nokan（長女Obin Tadao與外甥女Obin Nawui也被送到埔里小學校就讀且改名高山初子和川野花子。CE 1929年，日本官方決定讓4個赫哥社年輕人，成為霧社蕃進化之樣板，於是要求還在埔里小學校高等科就讀之花子和初子輟學，準備在一年一度之運動大會後舉行婚禮）未到，赫哥社壯丁則有6人（應包括Piho Sabo）到。之後，博阿倫社有告密者Walis Bawan向巡查小谷通夫報告，但巡查不信

10月27日清晨，於「霧社公學校」（今臺灣電力公司電源保護場）操場發生「霧社事件」（是臺灣人在日治時代最後一次武裝抗日行動，而漢人在西來庵事件後已放棄武力鬥爭，改採社會運動模式），霧社運動會場及整個霧社街道死亡113人（包括能高郡守小笠原靜太郎、能高郡役所近藤比古郎警部、霧社分室主任佐塚愛佑警部），各駐在所日警和眷屬22人，之後有3人重傷死亡與1人因恙蟲咬而病死，則一共死亡139人。而之後日本官方大反擊中，日警29人及軍方22人死亡，其中警方最高官階為柴田一警部，而軍方為荒瀨虎夫大尉。另外10月31日深夜，丸田榮太郎巡查因搶修電話線而墜崖殉職，因此事後官方將木瓜溪上游之2大南北支流，分別命名為丸田溪及柴田溪〔CE 1931年5月6日，在賽德克亞族霧社群巴蘭社總頭目瓦歷斯•布尼（Walis Buni）斡旋下，6個霧社群之部落餘族分2批遷入川中島社，今仁愛鄉互助村清流社區or部落，成為「集團移住」政策之濫觴／CE 1896年，日本曾強迫太魯閣人從原居之奇萊山遷移至花蓮淺山地區，此為「集團移住」之先驅，該遷移計畫至CE 1937年始遷移完畢。所謂「集團移住」非全部落或全族一次遷移，而是分為不同時間分散遷移，並刻意將不同部落之人混合居住，造成生活價值、社會結構及文化傳統難以完整承續，加上游耕狩獵之慣習轉為定居且學習水耕之種植技術，使族人之傳統民族性格逐漸消磨式微，乃被「同化」於無形。因此，如何使民族性及族群認同不消亡，實為今後各原住民族應該思考的課題〕

11月2日上午，日軍再次轟炸馬赫坡，投下燒夷彈造成大火，延燒至莫那‧魯道儲放糧食與彈藥之木屋，讓他心灰意冷。下午，帶領家族婦女及小孩共21人，來到地名稱之Kaichin（開勁）的家族田地工作小屋，懸樑自縊。自己則射殺妻子Bakan Walis和2個孫子，然後往南方深山而去，最後飲彈於馬赫坡岩窟上方斷崖頂（CE 1933年，由2名櫻社獵人始發現其屍骨，之後製成骨骼標本曾公開展示，經有識之士抗議，能高郡役所乃轉交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後併入臺北帝大醫學部）解剖教室研究展示，戰後再移交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收藏於玻璃櫃內）。而莫那‧魯道之妹妹（為臺灣製糖會社埔里製糖所主管中田安太郎「內緣妻」）也在11月2日下午於家中懸樑自盡

11月5日，莫那‧魯道長子Tadao與次子Basao，與日本陸軍臺南分屯大隊之主力安達大隊，在塔羅灣社南方之平坦稜線，日方稱「一文字高地」展開激戰，日軍死傷各15及12人，軍心大受影響。而Basao也身受重傷，懇求大哥結束其生命。之後，日軍規避散兵戰及白刃戰，只敢用山砲或臼砲轟擊馬赫坡溪谷，但對躲於岩窟之戰士很難作用，於是想出「以蕃制蕃」辦法，鼓動托洛庫群、道澤群、萬大群，甚至霧社群巴蘭社，組成「味方蕃」（友蕃）給予槍枝、食物和土地贈與等承諾，並發放馘首賞金，且利用他們為前鋒，但在11月11日，道澤群總頭目屯原社頭目Taimo Walis與臺中州川西部隊在哈汶溪遭遇埋伏，包括Walis共死亡25人〔Walis及18名族人戰死紀念碑，現保存在仁愛鄉平靜國小（CE 2017年8月28日改名都達國小）內〕。隨後日軍、警方開始無奈，乃令空軍投下具神經性、糜爛性和催淚性之各種毒氣彈（CE 1995年，日本廣島電視臺曾訪問當年那些飛行員）。到最後，岩窟中僅剩莫那‧魯道長子Tadao Mona 及4名馬赫坡戰士（Dakis Napai、Sapo Taimo、Sapo Rubi、Walis Pawan），他們於12月8日下午，在馬赫坡社西方赤楊樹林集體自縊了。此霧社事件之起義6社，根據總督府統計，死難者高達644人

11月20日，「草山眾樂園」公共浴場落成，該址即今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是配合臺北州之「御大典紀念事業」而興建

11月，由於在塔馬荷社不利於用大規模軍事征討，在總督府改採懷柔政策之下，阿里曼•西肯向臺東廳長表達歸順之意（誘降人為臺東州里壠支廳長富永藤平警視），並攜帶眷屬6人遷出塔瑪荷（Tamuhu、玉穗）社至關山接受官方監督。而拉荷阿雷則仍然死守塔馬荷社，繼續抵抗日本人，最後總督府不得不接受拉荷阿雷所提出之條件

12月24日〜CE 1931年元月2日，臺北帝大植物學教授理學博士工藤祐舜［Yushun Kudo／1887.03.06-1932.1.11，46歲／經由他命名之新種植物高達53種之多／CE 1901年3月增田高等小學校畢業，4月入秋田縣立橫手中學校，CE 1906年3月入鹿兒島第7高等學校，CE 1912年6月30日東京帝大理科大學植物學科畢業，同年任東北帝大農科大學實科講師及植物學教室勤務，與該校宮部金吾教授共同從事北海道植物的研究。CE 1917年12月3日任東北帝大農科大學教授，CE 1923年提出「幌筵職務誌」論文獲東京帝大理學博士學位，CE 1926年2月19日任臺灣總督府高等農林專門學校教授。臺北帝大CE 1928年3月創設時工藤擔任植物學第1講座（工藤原為北海道帝大農學部教授，3月31日任臺北帝大教授，同時任植物園附屬園長／當時日本國內各帝大之優秀植物分類學者均已養成，且國內各縣小地域的植物誌多已出版，因此工藤氏來臺開拓新天地，為草創的臺北帝大厚植學術基礎。並展開地區精密植物調查，工藤氏本人前往恆春半島，正宗嚴敬至各地3千公尺以上高山，山本由松到臺東山脈，鈴木重良至太平山分手調查，其成果發表於臺北帝大腊葉館報告中，工藤氏則在辭世前發表《臺灣の植物》，1931，岩波書局），第2講座則由東北帝大之日比野信一（1888-1968）擔任，而助教授山本由松亦到任，形成新的研究體系（與過去專注圖譜之種類學、鑑識學的方向有所不同，開始重視生態學的研究，而工藤氏其教室名稱特別稱為「植物分類生態學講座」，以這2學科組合的植物群落為研究對象，這是臺北帝大創設以來積極在進行之事，完成的工作有工藤博士與佐佐木舜一的〈日月潭湖岸の植物の生態學研究〉，發表於臺北帝大理農學部附屬植物園年報第1卷，且同一年報中還有鈴木重良所發表的〈太平山植物小誌〉）。CE 1929年4月擔任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技師，同年12月腊葉館完成，山本由松及鈴木重良在工藤教授指導下充實了腊葉館，CE 1932年元月11日突病逝臺北，天皇特予敘從4位並賜勳5等瑞寶章。不朽名著是與宮部金吾博士共寫之《北海道樹木圖譜》（1920-1931）28輯／臺北帝大植物學教室自CE 1933年3月起發行之刊物《KUDOA》雜誌便是以其姓氏為名，第1卷第1號由正宗嚴敬負責編輯］，由大武出發走浸水營古道至水底寮，發現殼斗科特有新種，因而命名為「浸水營柯」（浸水營石櫟）

12月，君島三郎等5人，在久良栖決定改變行程，沿大甲溪右岸之警備道路，先到明治溫泉泡湯，傍晚再往佳保臺前進，20時抵達。翌日6時出發，準備搭乘傾斜鐵道至ピヤワン溪過夜。臺車上升途中，看著千餘公尺高之空中索道（CE 1929年引進），木材在山谷間滑走，僅2分鐘即達地面。後以〈八仙山の黎明征服〉描述登上八仙山頂後之青空驕陽，遠處下方的日月潭宛如明鏡，伴著雲層之新高、次高山如繪畫般浮起（〈八仙山の事ども〉，《臺灣山林會報》第56號，p.34-36、39）

鹿野忠雄在《人類學雜誌》45.9發表〈臺灣東海岸巨石文化遺跡に就いて〉，之後他的遺稿〈臺灣先史時代の文化層と近鄰地方上との關係〉，1946，闡述臺灣史前時代的7個文化層，其中對設置「巨石文化層」（第6位序列）做了深入的討論

美國加州大學克諾赫（Edward Louis Herman Knoche，1870-1945）教授來臺，在阿里山一帶採集。另外，美國女植物型態學者（Alam Stokey，1877-）來臺，也在阿里山採集膜蕨科植物

日人於熱蘭遮城立碑紀念濱田彌兵衛抗荷事蹟。戰後，臺南市政府將其碑文改刻成「安平古堡」，並增建一座瞭望臺

林獻堂、蔡培火、楊肇嘉等人籌組之「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在醉月樓正式成立，不斷要求「州市街庄自主」、「公民普選」

今年，村上直次郎博士刊行〈熱蘭遮城史話〉及〈荷蘭的蕃化教育〉，皆收於《臺灣文化史說》。栗山俊一於《臺灣文化史說》發表一篇〈安平城址與赤崁樓〉，這是從建築學之立場勘查此2遺址所作的研究

CE 1930年代昭和時期，以行政主導之原住民族調查持續進行，出版《臺灣原住民族調查書》全6冊（1936-1939），是以村落為單位記載詳細統計資料。大約同時期發行之《理蕃之友》（1932-1943）全144冊，這是以擔任原住民族行政相關工作人員為對象之小型月刊。還有關於原住民族行政之臺灣總督府官方紀錄《理蕃誌稿》全5編（1918-1938），基本上是以明治和大正時期（CE 1925年為止）為主，惟昭和時期（CE 1926年以後）卻沒有再發行續編。CE 1925年（日大正14年）後近4年期間，出現小泉鐵這樣之民間研究者，此外持續在各地進行實地調查的人物幾乎就很少了，小泉後來出版《蕃鄉風物記》（1932）和《臺灣土俗誌》（1933）2本著作

CE 1930年代之後，「6港」〔日本政府以「特別開港制度」之方式，允許蘇澳、（新竹）舊港、後龍、梧棲、鹿港、布袋、東石、馬公、東港這9個港口讓中國帆船出入，以便與對岸維持一特別關係，並兼做島內沿岸之港口。當中最重要的6港—鹿港、舊港、梧棲、東石、馬公和後龍（CE 1943年11月廢止），在日據初期佔全臺灣進出口總值約1/8的份量〕逐步走入歷史

日治CE 1930年代開始出現彩繪磁磚，到戰後流行很長一段時間，直至CE 1980年代都還有作品，早期臺南以「大山」為記之協泰源號窯場（戰後改名天山）和許多著名畫師合作，如陳玉峰、洪華、潘麗水、蔡草如等

在臺灣總督石塚英藏的支持及內務局長石黑先生、事務官本間先生的協助下，臺灣博物學界建議多年之臺灣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查會忠於成立，並任命素木得一、青木文一郎、平板恭介等臺北帝大教授為動物方面之調查委員。素木氏乃於CE 1935年提出《天然紀念物調查報告第3輯—臺灣產の蝶類に就て》的調查報告，文中列出當時所知臺灣產蝶類共327種（其中56種是臺灣特有種）之目錄外，並特別介紹稀世珍蝶—寬尾鳳蝶，此蝶也成為臺灣蝶類史上第1個被列為天然紀念物之蝶種

大稻埕變電所，亦稱為建成變電所，原為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於CE 1930年代興建之二次變電所，建築外觀於西北側的轉角處以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之社徽作為裝飾，外牆貼附淺綠色的溝紋二丁掛面磚，而街角採圓弧處理，具有現代裝飾藝術風格。其在2戰後作為臺灣電力公司在臺北市的變電所至今，CE 2019年9月則被登錄為臺北市市定古蹟

CE 1930年代，臺灣總督府營林所出版《太平山登山の栞》之觀光摺頁〔可能也同時出版姊妹品《八仙山岸內》摺頁，因2者蓋有相同日期一起收入日本東京國會圖書館的眾議院圖書館12.10.20（推測應是指昭和12年／CE 1937年10月20日）圓形戳印〕。也有發行一套8張之風景明信片，上面印有「郵便」、「臺北市川端町南國寫真大觀社調製」、「營林所羅東出張所發行」等字樣，南國寫真大觀社在CE 1933年10月出版《蘭陽大觀》一書。CE 1935年7月，從竹林驛搭火車上山研究櫻花鉤吻鮭之魚類學家大島正滿也使用上套8張繪葉書，22日從埤亞南鞍部駐在所寫信回日本東京向每位家人報平安

 

CE 1931年：（日昭和6年）

元月21日，達飛聲Davison受國際扶輪社委託航抵基隆，隔天於鐵道旅館舉行午餐會及座談會，當下即成立臺北扶輪俱樂部臨時社，為臺灣扶輪社組織之先聲

3月28日，佐佐木舜一於太平山採得臺灣特有種薔薇科新種「太平山櫻花」（Prunus matuurai Sasaki, 1931），而分布地僅知於模式標本產地之太平山，堪稱「太平山之寶」。雖然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教師鈴木重良｛Sigeyosi Suzuki／1894-1937／11月因胃癌病逝臺北／1925.08-1932.09於太平山採集植物標本近1,500份。CE 1930年發表〈太平山の新植物に就いて〉，並親自命名「短柄金絲桃」（Hypericum taihezanense Sasaki ex S. Suzuki, 1931）為新種。CE 1930年9月21日，於山椒鞍部及水源駐在所之間，採集到臺灣山毛櫸標本，現藏國立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CE 1931年發表植物名錄〈Florula Taiheizanensis〉，他也是太平山植物生態研究之第1人／如今仍屬有效學名之正模式標本（Holotype）新種植物計有：鈴木冬青、短柄金絲桃、山牻牛兒苗、太平紅淡比〔Cleyera japonica Thunb. var. taipinensis Keng, 1950／為耿煊（Hsuan Keng／1923-2009／戰後第1位太平山採集者）所命名〕、長葉杜虹花（Callicarpu formosana Rolfe var. longifolia Suzuki, 1935）、鈴木氏油點草、鈴木氏薊、太平山雙葉蘭／是太平山百年來發現最多新種、採集最多標本之植物學者／在〈太平山森林の植生調查報告（豫報）〉中，依海拔將太平山植生分為3個群系：常綠闊葉林（1,400公尺以下）、針闊混淆林（1,400～2,000公尺）、針葉林（2,000～2,400公尺）以及7個群叢：樟科-殼斗、香杉、檜木、鐵杉、雲杉、芒草過渡、赤楊過渡群叢｝雖早於CE 1929年7月16日即於太平山採獲，但發表略晚

由於霧社事件，日軍警討伐起事之6部落戰役時，使用「以夷制夷」策略，造成霧社各族群之間的仇怨擴大，因此道澤群拒絕繳回因參戰而領到之槍枝與子彈，日方能高郡警察課長寶藏寺虎一透過道澤駐在所巡查部長小島源治，暗示准許道澤人向被俘之霧社群報仇，再歸還槍彈。4月25日清晨，道澤群分批攻擊霧社事件餘生者居住之西堡、羅多夫2收容所，被殺死及自殺者共216人，共砍下101個首級準備領賞（埋葬於仁愛鄉都達國小旁步道之休息區），此一事件被稱作「第2次霧社事件」

4月，在霧社第1次事件時擔任「味方蕃」之塔烏查／道澤〔Toda、Teuda、都達，沿布卡山溪（今塔羅灣溪）分布。祖居地在平靜、平和，即Tarowan的南邊。從合歡溪上到三角峰鞍部，朝向合歡東峰之山腰繞過合歡瀑布上面，下到塔次基里溪源流，再到立霧溪中游的陶塞溪。一部分留在陶塞溪定居（形成陶塞群），一部分繼續走到宜蘭蘭陽溪一帶（形成溪頭群）〕群為報復歷次獵首事件，對曾經參與起事的德克達雅／霧社群生還者進行攻擊之事件，史稱「第2次霧社事件」，又稱「保護蕃收容所襲擊事件」〔霧社第1次事件時，日人利用「以夷制夷」策略，以提供賞金和槍枝彈藥為條件，利用週邊原本即因爭奪獵場、既有糾紛而與抗日各社存有嫌隙之道澤、太魯閣、萬大、馬力巴（馬列巴Malepa，今南投縣仁愛鄉發祥村紅香）、白狗Hakku（白姑、福骨、Fukut／日本時代初期對北港溪流域及當地泰雅族原住民各部落的總稱）群等諸群，組成「味方蕃」襲擊隊，協助日人軍警部隊作戰〕

5月6日，日人將霧社事件298名生還者，強制移居到北港溪與眉原溪交會處之川中島（今清流部落），乃成為總督府「集團移住」政策之開端。川中島位在北港溪上游區域，地形與氣候皆異於霧社原居地。抗日遺族匿居川中島後，時有瘧疾肆虐，抗日遺族陸續因疾病與水土不服而死，亦有因思念親人痛不欲生，因而自縊身亡者。另外，為了不讓被遷居者有返回故鄉的念頭，日人將原屬霧社群諸部落（赫哥、博阿倫、蘇庫、塔羅灣、馬赫坡、羅多夫部落等6社）的土地，藉「論功行賞」之名，分割贈給道澤、托洛庫2群，以及同屬霧社群之巴蘭、塔卡南卡奇克等社。將托洛庫群（各社皆有，以Bulayau社為主）遷居至博阿倫駐在所附近，取名富士社，即今之廬山部落。道澤群（所屬4社各有一半人口被遷居，一半人留在原地）遷居至新櫻駐在所（今春陽派出所，舊櫻駐在所則位於今春陽派出所後上方小米田後方）附近，取名為「櫻社」（即今之春陽村／原赫哥社、赫哥駐在所遺址，溪底有「櫻」溫泉，霧社事件時遭焚燬），自此霧社事件及其遺緒始告結束

5月，高橋良一〔Ryoichi Takahashi／1898-1963／1920-1942在臺，為臺灣早期動物學史奠基，冠上其名之昆蟲達3屬44種以上，著有《動物學關係來臺外人要覽》1937／CE 1929年，鑑定由金洋駐在所警部補長谷川三吉最先發現並採集之臺灣五倍子與日本係同一種，之後便開始於臺北州的山地推廣生產（臺灣五倍子蚜蟲可寄生於羅氏鹽膚木而形成蟲癭，而蟲癭組織中含大量丹寧，是製造醫藥之原料，且使用於許多工業用途上，是日本和朝鮮山村農家一項副業生產）／CE 1933年9月，以蚜蟲研究獲得九州帝大農學博士學位／於《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農業部匯報》發表〈臺灣產五倍子に就て〉（1938）〕第1次抵太平山採集，親自發表4種粉蝨及1種介殼蟲新種（棘圓盾介殼蟲）。CE 1931年5月21日，送給美國天牛專家嘉理思〔Jodson Linsley Gressitt／1914-1982／CE 1932年5月5-11日，至多望、太平山採集7天，有正模式標本之新種3種。CE 1934年7月2-10日，又至多望、太平山採集9天，有正模式標本之新種9種，並親自命名2種天牛：背條姬花天牛、綠翅優花天牛／曾在南投武界捕獲並親自命名之「短肢攀蜥」（Japalura brevipe Gressitt）新種〕1份他在太平山採集之奇異圍毛囓蟲，成為後來命名時之正模式標本，現藏哈佛大學動物比較博物館。CE 1933年8月1日，又至芃芃山區採集，於池端採得3新種

6月，再將力里社36戶、102人，遷入歸化門社

夏天，鹿野忠雄在臺灣屋脊—玉山山脈與中央山脈馬博拉斯山、秀姑巒山一帶，連續登山70天（臺灣高山文學經典巨作《山、雲與蕃人》）

7月15日，正宗嚴敬與助手森邦彥（Kunihiko Mori）2人同行，從耶克糾溪登上南湖大山，採得4新種：臺灣豬殃殃、狹瓣龍膽、直立紅藤草、綠花凹舌蘭

7月，布農族郡社群與北鄒族雙方代表，在日警雙方出面協調之下，埋石立誓，以公權力硬將楠梓仙溪暫定為界，劃分獵區

8月，野村健一Nomura至太平山採集，然後越過埤亞南鞍部往東勢方向下山，並發表8月13日在四季薰採得之蝶類新種臺灣單帶小灰蝶（Euaspa milionia formosana Nomura），但如今已成同物異名

10月，日本航空株氏會社試航日本臺灣線，並附載郵件。CE 1935年10月，正式開航，每週1班，次年元月，增加至每週3班，使用道格拉斯廠DC2型飛機。至CE 1938年4月，改為每日1班，當時航線自福岡出發經琉球來臺，全程共1,610公里，飛行約需6小時。該航線通航至CE 1943年9月為止，之後完全改為軍用

11月，力里社2戶（9人）、率芒社7戶（37人），自動遷入歸化門社

12月11日，拉荷阿雷因娶媳婦來到伊闊斯社之塔瓦伊家，經該社頭目從中斡旋，在搭分駐在所與金川警部補會談。CE 1932年元月9日，古川警部、新盛警部補及石田巡查冒險進入玉穗社訪問拉荷阿雷，正式勸其歸順，消息傳出拉荷阿雷似有歸降之意，但其4子沙利蘭仍堅持反對

12月，總督府訓示各地方行政長官、蕃地警察，針對以往「理蕃政策」檢討而作成8大項「理蕃政策大綱」（28日發布），作為今後第4期「新理蕃政策時期」的新方針，其內容則堅持一視同仁之同化政策，並以教化、撫育為方法，且將集團移住列為施政重點之一

基塞耳（興索／W. A. Ginsel）刊行6章、138頁之《1627-1662年間在東印度公司之下的臺灣改革教會》一書（原萊登大學博士論文），其中第1章是Georigius Candidius甘治士，第2章是尤紐斯Junius之傳教的發展，第3章是自Junius離臺以後CE 1643年至CE 1660年間之傳教發展，第4章是基督教的教育，第5章是教會對行政工作之服務，第6章則是在臺荷蘭教會的終局

日治時期臺灣嘉義農林學校（今國立嘉義大學）「嘉義農林棒球隊」（KANO），今年奪得全臺灣高校棒球冠軍，打破過去12年由北部地區球隊壟斷，所謂「冠軍錦旗不過濁水溪」之傳統，隨後代表臺灣（4名原住民、3名漢人、7名日本人組成）赴日本參加第17回夏季甲子園大會。8月21日之決賽雖以0比4輸球，但仍以3勝1負總成績獲得「準優勝」（亞軍），震驚日本棒壇，博得「英雄戰場‧天下嘉農」的美譽

戴仁壽醫師在臺北觀音山腰八里長道坑（今新北市八里區）購得土地（郭水龍牧師出面協助購得19甲，後陸續購進15甲，園區乃共34甲），作為收容所建地和病患自耕自養之家園，戴醫師取名「樂山園」，即「仁者樂山」之意。6月，從事整地工作，惟遭當地居民反對，後經臺灣總督關注，並親書「樂山園建築用地」7字，風坡才漸息。CE 1934年3月20日落成，當天歐美各國駐臺總領事，全臺各地仕紳及教會人士共500多人參與盛會，包括臺灣總督中川健藏親自揭幕，並由各界捐款共計99,000日圓。CE 1936年，戴醫師辭去馬偕醫院院長之職，夫婦2人與病患共同居住生活

今田嚴作至大庄［花蓮縣玉里鎮長良里之舊大庄，是平埔族從臺東地方北遷後最初形成聚落安居之處。平埔族移民在舊大庄住了8年後，大部分族人又移居新大庄（秀姑巒溪對岸，今臺東縣富里鄉東里），少數人則遷到萬人埔（今臺東縣富里鄉萬寧村）］一帶查訪，推測花蓮、臺東2縣境內居住之大武壠、西拉雅、馬卡道等族，共有1,300戶，7,200人。其中西拉雅族僅佔總人口之10％以下，大武壠及馬卡道人數則平分秋色。而此3個移民族群之原鄉（臺南縣至屏東縣）仍有數倍人口之親族留在那裡（參照〈大庄の平埔族〉，今田嚴作，《南方土俗》，第2卷第2號，昭和8年，以及第3卷第2號，昭和9年／南方土俗後改名南方民族，為「南方土俗學會」發行之學術刊物，前後共出版22冊）

馬淵東一於日昭和6、7年實查時之推測，花蓮縣與臺東縣境內之噶瑪蘭族，共約400戶，1,600人，不過其中可能包含哆囉美遠族和里腦族。即使包括殘留於宜蘭平原之噶瑪蘭族人口總數，當時大蓋是3千多人的程度。另依據荷蘭人戶口調查紀錄，CE 1647年總共2,286戶，10,151人，CE 1650年是2,272戶，9,700人

於全臺陸續設置7個農業講習所，其中「霧社農業講習所」於合歡山南稜之見晴駐在所附近開闢「見晴牧場」，初期以推廣養殖水牛、黃牛為主。CE 1935年，總督府殖產局引進宮古島品種之小型馬飼育，提供合歡越之駝載運輸，以取代以往由蕃人揹負的勞動苦役。中日戰爭CE 1937年爆發後，因澳洲實施禁運，「大太魯閣畜產株式會社」乃投入資金，在見晴牧場飼育綿羊。CE 1961年2月，退輔會於此成立「臺灣見晴榮民農場」安置榮民。3月，安置流落於泰緬邊境之雲南籍孤軍與眷屬，再更名為「見晴農場」。CE 1965年，又更名為「清境農場」

霧社事件結束後為加強山地控制，乃重建越嶺道上之駐在所，而於屯原尾上、尾上能高間增設富士見駐在所及松原駐在所（松原駐在所遺址約在今能高步道7.8-7.9K間，由於此駐在所附近有優美的松林，因此命名「松原」。目前在步道8K處有一個相當完整之木炭窯，內部均為砌石，出入口門楣還在，是提供駐在所警備員製作平日燒炭煮水、冬天烤火取暖用的木炭／木炭窯又稱悶柴窯，直徑2-3公尺，深約1-1.5公尺不等，多設置於傾斜之坡地上，主要考量可以順應地勢、推送木炭。而選擇的樹材，則以相思樹及九芎等最為常見，松原駐在所的木炭窯是現存重要歷史遺物）

南北輸電線完成，之前分為北、中、南3個獨立供電系統，其中南部供電系統之範圍，大致涵蓋臺南州嘉義郡水上庄以南的區域（不含恆春、車城）

山根甚信（1889-1972）舉家來臺，擔任臺北帝國大學畜產學講座與「日本熱帶畜產研究主任」，負責建設「臺大牧場」（又稱「帝大畜產學附屬畜舍」）。CE 1932年，成立「臺灣畜產協會」。CE 1935年，提出豬的飼料是黃豆粉（自中國東北輸入）、大豆餅，而非蕃薯藤及餿水。CE 1936年，又在臺灣各處設立牧場，包括臺北、新竹、彰化、高雄牧場，並培植臺灣第1批牛奶加工製品之企業，例如「掬水軒」。CE 1936年，他接任大島金太郎之臺北帝大理農學部部長。CE 1938年，發現「蘭嶼小型豬種」。CE 1945年日本投降，他協助美軍顧問團在臺灣重建畜牧業，成立「農林廳」之「畜牧科」

 

CE 1932年：（日昭和7年）

元月，今川三郎攀上鳶嘴山（大尖山、鴛嘴山、三角山，海拔2,200公尺）山頂，遍覽靈峰，從玉山開始，雪山、大雪、小雪諸山，稍來山迫在眼前，傾斜鐵道觸手可及，日月潭美的像山岳女神明鏡

2月1日，開通全臺最早之自動式電話交換業務

3月1日，偽「滿州國」建立

3月19日，霧峰「一新會」舉行成立大會，由林攀龍（林獻堂與夫人楊水心長子）發起（擔任委員長），採委員制共分8部，林獻堂被選為議長，主要財源來自捐款，主要由林家頂厝捐贈（林烈堂除外）。21日，「霧峰一新會」門牌掛於197番地會館（向林梅堂租用，CE 1933年元月12日，林獻堂以4,200円競標購得）門前。4月1日，舉辦第1次演講，之後發展為土曜講座、日曜講座，而講座第1回從9日開始起算，定例每週每次2人演講，1位男士，1位女士，直到最後。5月1日，一新會舉辦第1回婦人會。CE 1933年5月9日，「一新義塾」書房終獲認可。15日，舉行開塾式。16日9時，正式開始上課（莊伊若教漢文、潘瑞安教國語，林獻堂甚至於星期日下午2時替學生復習共7次）。11月6日，會歌終於決定採用蔡培火之作。9日，會旗出世，採藍地三角形、中一赤心。CE 1934年5月7日，一新會之讀書會成立。CE 1935年3月11日，「一新塾友會」成立，每週聚會乙次。10月26日，一新會之詩文會成立。CE 1937年10月4日，在殖民政府威逼下，一新義塾廢止漢文教授，一新會從此無疾而終，前後5年6個多月。CE 1937年，臺中縣立霧峰初級中學成立，以一新會會館為校地，校長林攀龍。CE 1949年，改制為私立萊園中學，增辦高中部，仍以林攀龍為校長。之後改名為私立明臺中學（「明臺」是「明朗臺灣」），現在名稱為明臺高級中學。蔡培火說一新會是「社會奉伺（服務、奉獻），不是鬥爭團體。」，而徐雪姬則認為：「一新會不僅是林獻堂父子之事業，也是霧峰頂厝之事業，更是以霧峰庄為中心之事業。」

3月27日，花蓮港廳官民成立「東臺灣勝地宣傳協會」（原CE 1931年10月1日成立之「花蓮港風景介紹同志會」改稱），將太魯閣峽開始推向國立公園的請願運動，之前CE 1928年總督府曾邀請日本林學博士田村岡來臺考察新高山、阿里山的林業、觀光資源。同時，也由於今年6月「臨海道路」自動車道（今蘇花公路）恰好開闢，使得太魯閣峽觀光旅遊再度興盛。CE 1931年公布「國立公園法」，CE 1933年6月28日（8月25日？）成立「國立公園調查會」，CE 1935年10月20日「國立公園法」正式施行，改由「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替代「國立公園調查會」，並於9月正式提出大屯、新高阿里山、次高太魯閣3處國立公園預定地。CE 1936年2月3日，入選成為國立公園候補地

3月27日至6月29日，剛自東京美國學校畢業之嘉理思Gressitt第1次來臺旅行（CE 1934年5月至8月，第2次來臺調查），採集以昆蟲標本為主，兩棲爬蟲類及植物為輔，其旅行記見〈臺灣採集記〉（Notes on collecting in Formosa）《昆蟲界》4（32）：711-727，1936。5月5-10日，來到太平山採集多日，然後由四季薰前往埤亞南、埤亞南鞍部，再往松嶺、霧社方向而去。5月11日，在埤亞南採得克氏新石蠅新種，模式標本現藏美國哈佛大學比較動物學博物館。12日抵埤亞南鞍部，採得2種新種天牛，並親自命名紅胸瑣天牛及雙星黑腹花天牛

4月26日，岡野文之極（日本埼玉縣兒玉郡人，CE 1911年12月來臺）至營林所羅東出張所擔任庶務係長。CE 1938年9月，調回臺北營林所庶務課服務，該年離開官職。10月4日，營林所長在岡野退官時，上呈給總督小林躋造之「效績書」中提到，岡野氏在羅東出張所有3大顯著政績。首先是CE 1932年3月間，羅東出張所傳出舞弊情事，使得人心陷於惶恐，影響生產業務之進行，而岡野上任後即頻繁調派警察官上山調查採證，終將不法之人悉數革職，一切業務乃恢復正常。其二是自CE 1934-38年3月底這4年間，輔佐所長完成新太平山林場廳舍官舍之轉移建造、運材軌道的建設等艱難事業。其三則是CE 1937年7月日中戰事爆發後，岡野氏為推行國民精神總動員之政策幾度上山，說明時局的推移和國民應有認識。之後，庶務係長由別宮佳逸（愛媛縣周桑郡多賀村人，CE 1915年2月來臺，CE 1920年10月8日至營林所宜蘭出張所擔任職員 ，CE 1924年元月跟隨機關移轉至羅東出張所，曾擔任物品取扱主任，CE 1926年6月進入營林所庶務課任職超過10年之後，CE 1938年10月又重回羅東出張所服務，CE 1940年間在羅東任內退休）接任。CE 1941年溝口汪（福岡縣京都郡人，CE 1908年10月來臺，原本擔任巡查，CE 1920年8月入營林所庶務課，CE 1932-34年間往羅東出張所任職，他是營林所羅東出張所時期最後一任之庶務課長）接任別宮氏職位

5月，《臺灣府城教會報》改為如今之《臺灣教會公報》，（CE 1893年元月，曾改名《臺南府城教會報》），並從CE 1973年12月（1088期）起，改為週刊發行

6月，臺北帝大農林專門部2年級學生岡山正從八仙山縱走白姑大山（白狗大山、ハツク大山，八仙林場東邊界山）實習樹木測量，以及做植物生態調查。30日，在森林鐵道上說大甲溪美景盡被車窗收納。7月1日，搭乘傾斜鐵道說有昇天之感，抵達黎明辦公室。2日，在當地見習林相與作業方式。3-7日，在黎明東方1公里處之原生林實習，此處海拔2,300公尺。環形下山後因行李未拿，又聘請久良栖原住民為嚮導再回黎明派出所（詰所）取物（遇見江崎悌三），並發表〈八仙山の森林植物生態調查〉（《林學季報シルビア》第4卷第3號，1933.07，p.217）

7月8日，岡山正進行攀登白狗大山之準備，首先雇用一名蕃人擔任嚮導，並向黎明派出所主任藤田氏交涉，準備食物、天幕、飯盒等一切露營用具。9日晚餐時，久良栖社蕃人嚮導ピイハオナブン到達。10日8時，岡山正、飯田直人與田島正人一行從黎明出發往白姑大山，且沿著黎明之軌道前行10數町，抵之前實習的森林，又沿著軌道前行10幾分鐘，再從軌道開始登上稜線，左下是大甲溪支流，右下是北港溪及日月潭。11時抵三角點，並找箭竹處用午餐，13時再出發後途中穿越繁茂箭竹林，續沿稜線朝白姑向東行，途中各自採集松茸，接著是此行中最長段的下坡路（回程將是陡上坡，因此決定變更路線，不從原路折返），之後到達紮營地（此行途中唯一水源地），17時30分享受晚餐及日本酒。11日6時起床，洗米煮飯作早餐及今明2日份飯糰，10時續往稜線前進，再度穿越箭竹林，之後抵白狗前頭鞍部的小屋並圍起天幕。12日，今天將登頂，山頂（海拔3,318公尺）設有陸地測量隊設立之一等三角點，10時拍照留念後，陡下鐵杉林往北向ウライルーマ（Urairu-ma／海拔1,200公尺／應是今「青山警所」舊址一帶）社前進，16時抵蕃社正上方，但此時在該社小米收穫期的1個月期間中，而無法進入此社，只好向左繞下斷崖，終抵通達明治溫泉的道路，並於ウライルーマ駐在所夜宿。13日7時，從駐在所出發，途中經過明治溫泉，23時抵黎明（因行李關係不得不回到黎明，其實可從明治溫泉往久良栖離開即可，或者可由ウライルーマ社長驅直入而出卑亞南鞍部）。而此行岡山正稱之「白姑踏破旅行」，其實此行若無原住民嚮導，幾乎無法完成（〈白姑大山に登る記〉，《林學季報シルビア》第1號，1933.03，p.66）

7月17日，自西子灣至山頂庄（山頂部落、山巔部落、海賊部落，今名柴山，又名山海宮）之道路完工，18日於桃子園派出所舉行盛大竣工式。CE 1933年6月25日，自山頂庄到桃子園（桃仔園，又名舊城灣，有時權充打狗之備用港）的道路完成，此段車行道路緊鄰海岸又稱臨海道路〔位於臨海古道下方／壽山古道大致有3條：內惟古道（又稱山頂庄古道，主線從內惟龍泉寺之烏面仔出發，經三欉榕仔、菜剉崎、棗仔崎、戶碇、烏目刺口、獅仔石，抵達山頂庄的慈德宮。之後於龍門亭附近分出南北2支線，北支線旁出再抵菜剉崎，南支線則下延至大尖-筆擂鞍部。大尖即壽の峰，又名高雄山，南壽山三角點，海拔332公尺。筆擂石，又名2尖、玉王峰，海拔356公尺，目前壽山最高峰）、大坪頂砲臺古道（主線自登山街60巷上行抵壽山館，至大坪頂砲臺繼續北行，過大尖-筆擂鞍部抵獅仔石。另有西支線，自獅仔石逕至山頂庄之山海宮。也有東支線，自大坪頂砲臺往東，下至壽山國中抵鹽埕埔，今鼓山二路和北斗街口）、臨海古道（由哨船頭北行至打狗英國領使官邸，取哨船頭山之西坡，續向北行可至山頂庄，再抵桃子園）〕，這是壽山周遊道路（原本多靜六之探勝道路，經高雄州調整）的最後一段。從知事官邸出發可下西子灣，過山頂庄抵達桃子園，亦可上繞高雄高爾夫球場〔CE 1926年8月26日，球場預定地選在壽山之山頂平臺，海拔140公尺，約20餘甲。CE 1932年10月，隨著道路完成籌設海景高爾夫球場（ゴルフリンクス、Golf Links／蘇格蘭海景球場：牛吃過的草是長草區，羊啃過的是果嶺，上帝打造之自然土地，就是球場）。CE 1934年元月，2層樓之高爾夫俱樂部動工，外牆以高雄產咾咕石堆砌，樑柱及樓梯為RC造。4月22日，高雄高爾夫球場（壽山匙球場）舉行開場式，9個洞採會員制。30日，俱樂部完工。戰後，高爾夫俱樂部之小白屋作為壽山要塞司令官舍，後為陸軍第2軍團司令官舍。CE 1946年張學良由重慶轉至臺灣後，一直被軟禁於竹東清泉，之後CE 1949年2月-CE 1950年元月、CE 1957年10月-CE 1958年9月、CE 1959年3月-CE 1960年4月（八七水災）都曾移住壽山，此後被轉至北投長住，不再輾轉流離。CE 1970年由陸戰隊接管至今，現為警5營營部〕至三角點（壽の峰），降至山頂庄（CE 1933年10月，壽の峰至山頂庄車道即將施工）抵達桃子園。CE 1934年5月14日，西子灣警察官療養所鎮南庄落成

7月，江崎悌三〔Teiso Esaki、1899-1957／CE 1910年初即發表論文〈Notes on Laccotora chinensis〉初試啼聲，CE 1923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大理學部動物科，之後任職於九州帝大農學部助教授，CE 1922年在《臺灣博學會會報》上探討臺灣枯葉蝶保護色（擬態）的知識及其生態上之意義，CE 1924年遊學歐洲，返國後與內田清之助共創「蝶類同好會」。CE 1929年起刊行《Zephyrus》雜誌（Zephyrus是廣範圍綠小灰蝶之屬名／蝶類同好會機關雜誌／1929.05-1947.06），江崎氏之〈日本產熱帶蝶〉、內田清之助的〈日本產乾山蝶〉、鹿野忠雄之〈臺灣產高山蝶〉等均在此刊連載，並配合彩色照相圖版技術印刷，掀起研究者對臺灣蝶類研究熱潮，CE 1929-1933年間在《Zephyrus》連載〈日本產熱帶蝶（1）～（14）〉等46種蝶類，文中對其發現歷史、分布狀況及生態習性均詳細解說，且配上彩色圖片。CE 1930年獲東京帝大農學博士，CE 1932年江崎氏和內田清之助共同執筆《日本昆蟲圖鑑》（東京北隆館出版）之蝶類部分（其中臺灣蝶類150種皆由江崎氏擔任介紹），CE 1947年《Zephyrus》停刊前發表〈日本、朝鮮及び臺灣產蝶類の既知雌雄型目錄（第3報）〉，可惜在CE 1957年12月14日在職中辭世。曾擔任九州帝大農學部長、日本昆蟲學會會長、日本鱗翅學會會長，蝶類知名學者野村健一、白水隆均為其門生。江崎氏以昆蟲分類學（專攻半翅目）、應用昆蟲學、生物地理學、生物史學等多方面之研究出名〕第2次來到臺灣（7月1日至9月10日，撰寫《第2回臺灣採集旅行紀》一書，共67頁，內文分—臺北附近、八仙山、大甲溪往埤亞南鞍部、東海岸道路和太魯閣峽谷、花蓮港附近、臺東附近和東海岸／CE 1921年8月5日至10月3日，第1次來臺2個月，寫成〈臺灣紀行〉、〈臺灣採集旅行紀〉分別發表在《東洋學藝雜誌》及《動物學雜誌》上。其中〈臺灣紀行〉計分8節敘述，有北部蕃社訪問、日月潭、埔里社的蝶、中央山的蕃界、阿里山、南部雜感、最南端巡禮等）於7月11日9時抵土牛，等待營林所森林火車期間坐車到東勢，至郡役所辦理入山申請（入蕃許可）。之後經水底寮、麻竹坑，到久良栖換車時順便吃午餐，接著到佳保臺（海拔1,035公尺），該處為營林所八仙山作業中心，沿著十文溪對岸是千本松原，常綠闊葉樹林是採集昆蟲的好地方。12日上午，從佳保臺搭傾斜鐵道登山，第2段傾斜鐵道間，昆蟲豐富為此次旅行之最，走到傾斜鐵道終點，海拔約2,100公尺，黎明附近則如墜霧中，搭乘運材輕鐵只需3分鐘行程，步行要2小時，從ピヤワン溪攀上黎明時已黃昏，黎明海拔2,490公尺。黎明往下鳥瞰，隔著北港溪是埔里盆地，還可看到司馬按方向之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夜間燈火，更遠則是玉山連峰。夜間黎明辦公室外百燭光電燈吸引蛾聚集，12日晚，遇見臺北帝大農林專門部學生岡山正等3人，因返回黎明取行李而巧遇。13日，從黎明下ピヤワン溪，但昆蟲採集較困難。15日，從佳保臺下十文溪，通過發電所後抵大甲溪主流，過大甲溪至右岸舊路是採集昆蟲好地點，到明治溫泉後於明治駐在所小憩，等待久良栖駐在所代覓之2名蕃人揹工。之後往馬崙山方向前進，19時抵烏來（ウライ）駐在所，海拔1,290公尺。21時用餐，認為此地與馬崙山間是大甲溪谷最美一段。19日，續沿大甲溪畔而上〔途中至八仙山採集昆蟲而有手繪地圖，意外揭露清水臺伐木聚落、黎明派出所等之位置（江崎悌三，《第2回臺灣採集旅行記》，秀巧社，1932.12）〕通過臺中與臺北州界，16時抵埤亞南鞍部駐在所（路旁之蕃山小屋）夜宿。20日8時左右出發，經米羅駐在所下行，16時到四季薰社，立即與太平山營林所聯繫。21日，由四季薰社後山，進入通往南澳之警備道路，經過庫霞（クツシヤ）駐在所，至ムルロアフ駐在所（穆魯羅亞滬／加羅山駐在所舊稱）之前約2公里處，有太平山鐵路的ムコイシ線〔從源上部到栂尾之間／須古石線（太平山-源-源上部-栂尾-中尾）／牟克伊芝社〕，15時抵栂尾營林所俱樂部。22日，野村健一當嚮導，走回庫霞駐在所一帶採集，只帶著少許蔭蝶科踏上歸途。23日，從栂尾越過給理洛山（今見晴山），順著多聞溪而下，到達加羅山駐在所及加羅ムルロアフ池一帶，然後往寒霞溪、多聞溪方向而下，16時抵多聞溪俱樂部。24日，與野村氏一起經過ゴーリキ溪之鐵橋，走到森林鐵道ブナハン線的終點一帶採集，並未到メツキホール附近去。25日，8時半乘坐臺車，走加羅山線下行，10時左右抵太平山，與野村氏從日向臺往神代谷方面出發去採集，鹿野氏就是在此附近見到曙鳳蝶〔23-25日，捕獲「太平山葉蜂」、「胡蜂」、「臺灣大仰泳蝽象」、「紋翅暮蟬」（Tanna ornatipennis, 1933）、「姬小黃紋挵蝶」雄蝶、「太平大蚊」之新種正模式標本及「史氏壯異蝽象」（Urochela strandi Esaki, 1936）新種〕。26日下行至樫木平（舊土場索道起點），在十字路駐在所用餐後，15時抵樫木平。27日，因下雨蟄居一整日補眠。28日，下行到土場（從羅東起站之森林鐵道終點，位於天狗テングル溪注入宜蘭濁水溪之前），途中捕捉到白色黃斑印跌，是此季節最早的發現，並於竹林車站午餐，乘巴士至蘇澳投宿。29日，從蘇澳乘坐CE 1931年開通的花宜道路定期巴士，至白來分（鹿野忠雄在此採集到白蛺蝶，而以「蝶屋」揚名／今漢本）休息30分鐘，之後進入花蓮港廳。江崎悌三回到日本後，隨即整理發表〈臺灣產蝶類分布紀錄〉（1932）及《第2回臺灣採集旅行記》，而其正模式標本接收藏於九州大學昆蟲學教室標本館，那裡是臺灣鞘翅目模式標本之主要蒐藏中心 

7月，鈴木時夫第1次來到南澳山區採集與調查，並從蘇澳出發。7日在猴猴溪，8日在東澳嶺，夜宿東澳，9日抵大南澳、大南澳溪、南溪及哥各茲，10日抵栴檀山、武塔，11日在武塔、流興間採集，12-13日在流興、茂邊、庫巴博、金洋、比亞豪間，14-19日在太平山南邊、南湖山脈之東南斜面，比亞豪-佐守漢-金漏瓦-加羅山各駐在所之間的警備道一帶，進行植物相調查〔該次採集如今仍為正式學名的新種僅茜草科之臭涼喉糖（Hedyotis butensus Masamune），CE 1932年7月12日採自武塔，正宗嚴敬以採集地武塔來命名。15日，在佐守漢與金漏瓦之間採得紅淡比，17日在金漏瓦與加羅山之間採得假黃楊，惟如今都已成為同物異名〕。CE 1933年，發表〈ムルロアフ—ピヤハウ南湖山脈南東斜面の植物相概觀〉（1933）於《Kudoa》校內刊物，將之區分為高地草原、加羅山稜線濕原及水澤、針葉樹林、金漏瓦溪側同好群叢群、闊葉樹林（照葉喬木林）、原始農耕地、比亞豪斷崖植物等7個群落

7月15日，佐佐木（參加臺灣山岳會所舉辦之大霸尖山及次高山連峰縱走活動，一行人包括臺北之古平勝三、河南宏等5人、新竹3人、臺中1人、原住民隨從23人）從臺北出發，經竹東郡井上溫泉、檜山駐在所（7,500尺）、伊澤山下露營地、大壩尖山下露營地、大壩尖山（7月18日）、縱走路、無水斷崖露營、次高山北方、次高主山、次高小屋、東勢郡志佳陽駐在所（7月23日）、明治溫泉、豐原、臺北。此行調查大霸尖山頂上的植物，計18科32種（〈大霸尖山及次高山連峰縱走記〉，《臺灣山岳》第7期）

8月25日，第16任臺灣總督中川健藏冒雨乘轎由大武出發，下午5時到達力里警官駐在所過夜。29日抵水底寮、林邊與溪州後北上〔原本計畫從大武沿東海岸經牡丹灣到四重溪，但因連日大雨，阿塱壹溪（今安朔溪）水暴漲而改經浸水營返回西部〕

臺北帝大農業經濟研究室奧田彧教授與陳茂詩、三浦敦史以農業經濟學觀點，合撰〈荷蘭時代之臺灣農業〉一文，並發表於《臺灣農事報》第311-312號，後又收於《臺灣文化論叢》第1輯

8月，臺北帝大農林專門部〔高等農林學校（CE 1919年4月28日農業試驗場發展為「農林專門學校」，分為農學科與林學科，各收30名學生，CE 1922年改稱）於CE 1928年3月併入剛成立之臺北帝國大學，改稱「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修業3年。CE 1943年4月，獨立為「臺中農林專門學校」，戰後改成「國立中興大學」〕林學科學生萱島泉（Izumi Kayashima／1911-2005）在太平山捕獲黃昏花皮蛛，而當時收集臺灣蜘蛛資料最為完整之書籍，即是他在CE 1943年出版之《臺灣の蜘蛛》

9月1日，Dahu Ali長男Subali之次女Palahu（9歲）和「新高山脫走蕃」Anu Tunpu的弟弟Husung其次男Salizan（13歲），以及Husung之弟弟Subali長女Palahu（6歲）等3名，進入Masuhuaz（今梅山村）教育所

9月4日，來自東京之侯爵山階芳磨（Yoshimaro Yamashina／1900-1989／皇族山階宮菊磨王2子）採集團從花蓮港抵蘇澳，惟之後又回臺北與理蕃科長交涉入蕃許可並補充彈藥。6日下午，從臺北再搭火車出發，晚上8時返抵蘇澳。7日，拜會蘇澳、羅東郡役所（7日11時11分從蘇澳搭車出發，33分抵羅東，午餐後至羅東郡役所）。8日，折居彪二郎〔Hyojiro Orii／1883-1970／曾在北海道函館擔任大英博物館採集員助守，也先後受雇於橫濱之英國標本商歐斯頓（Alan Owston）、黑田長禮及山階芳磨（CE 1926年起／CE 1932年5月，派遣折居至臺灣各地採集鳥類一年時間，共採集230種、2,000份以上之鳥類標本）〕與助手荒木等人，從羅東搭乘森林鐵道13時抵土場，夜宿俱樂部一晚。9日上午10時，抵太平山。而上太平山之採集，是日治時期太平山上唯一一次（也是第1次）以學術之名荷槍實彈之鳥獸採集，採集者包括日本最偉大之動物採集者（CE 1948年日本鳥學會表彰）折居彪二郎。10月22日，下山抵竹林車站（羅東森林鐵道起點），夜宿伊藤旅館，23日回臺北。其間捕獲52種鳥類、10種哺乳類〔其中有2種為新種：山階氏鼩鼱（臺灣短尾鼩／Anourosorex yamashinai Kuroda, 1935／此乃太平山在臺灣哺乳動物發現史上難得之新發現，屬臺灣特有種）、寬吻鼠耳蝠（Myotis muricola orii Kuroda, 1935）／臺灣太平山鳥類標本收藏於東京近郊之山階鳥類研究所〕

9月19日下午1時，3名里壠日警外出檢修電話線，遭埋伏在關山越嶺道（CE 1926年，關山越嶺道開始興建，在CE 1931年時全線完工，並且每5-6公里處便設有一處警察官吏駐在所，也設有多處砲臺用以震懾原住民，其中當今然保存之砲臺是臺東縣海端鄉的霧鹿砲臺。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規劃興建南部橫貫公路，於CE 1968年7月動工，歷時4年4個月，CE 1972年10月完工通車。其中部分路廊依照原有之關山越嶺古道而興建，部分則為新闢道路，因此目前仍有約65公里8大段的古道路基尚存，而在天池至中之關路段由玉山國家公園改為健行步道，稱之「中之關古道」）檜谷附近之布農族人攻擊，其中2人當場死亡，另一女子受重傷，稱之「大關山事件」。23日中午，正在關山溪奧蕃部落進行戶口調查之片岡巡查，得知襲警事件乃緊急向外通報，推悉人犯為里壠支廳坑頭社布農族鐵匠Taromu（Talum、塔羅姆）一行人（包括居住於坑頭社最深處Iqanovan的Lamatasinsin？）。10月24日，塔羅姆及長子歐馬斯為表明清白，出現在葉巴哥（Ebako、エバコ）社駐在所，後遭逮補。11月7日，日警搜索隊佔領坑頭社（5年CE 1937-38年後才展開移住），成立坑頭駐在所。之後，除關山越嶺道（新武路溪流域，今南橫公路前身）沿線之Litu（利稻）、Bulbul（霧鹿）、Vahu（下馬）、新武路等社以「現地集約」方式留在山上外，其餘悉數移至山腳

10月23-24日，佐藤經尚（Keisho Sato／太平山尋常高等小學校老師，1931-1938）捕獲3種昆蟲新種之正模式標本，如今收藏於九州大學昆蟲學教室標本館。又於CE 1933年3月23日，在太平山採得「中條鐵甲蟲」（Dactylispa chujoi Shirozu, 1957），並面交予中條道夫〔Michio Chûjô／1908-2004／臺北帝大附屬農林專門部林學科畢業。CE 1929年10月25日，在烏帽子山捕獲曙鳳蝶雌蝶1隻，提出新產地報告〈アケボノアゲハの新產地に就いて〉，1932。CE 1933年7月9日（7月6日8時45分從臺北搭火車往宜蘭，12時多抵羅東，先至營林所羅東出張所找學弟大和田理及松井克己。14時往土場，17時抵達）捕獲「紫琉璃螢金花蟲」（Cneorane cyanipennis Chûjô, 1938）新種且親自命名。朝比奈正二郎將CE 1934年8月13日，採自加羅山至庫霞之間的褐長腳螢金花蟲正模式標本，交給中條道夫而命名新種，目前收藏於九州大學農學研究院昆蟲學教室〕，且多年後由白水隆（CE 1960年出版《原色臺灣蝶類大圖鑑》）命名，現亦存於九州大學農學研究院昆蟲學教室

10月17日，福山伯明在中嶺山與崙埤池之間採得臺灣原始觀音座蓮、在中嶺山與哈盆之間採得烏來捲瓣蘭

10月，福山伯明（Noriaki Fukuyama╱1912-1946／專攻蘭科植物，以其姓氏命名者有福山氏飛蓬、伯明翦股潁、福山氏豬殃殃）在芃芃山區之田丸及濁水間採得臺灣芙樂蘭（Phreatia taiwaniana Fukuyama）。CE 1933年10月，又在田丸及大正間採得小花羊耳蒜（Liparis laurisilvatica Fukuyama）等蘭科新種

11月15日上午7時半，里壠支廳逢坂駐在所遭到搶槍襲擊，土森巡查部長及2子遇害，施害者為里壠Tokoban社及Burakusan社之布農族16人，稱之「逢坂事件」。事件爆發後，臺東廳緊急召集警察29人在關山一帶嚴密戒備

12月1日，荖濃溪流域由高雄州屏東郡改隸旗山郡，今高雄市桃源區。CE 1937年10月1日，鳳林支廳、玉里支廳、里隴支廳分別改制為鳳林郡、玉里郡，關山郡

今年「集團移住」西拉克（Slaq、シラック╱太魯閣語「濕地」、「水田」之意）社及瓦黑爾（Wahir、ワヘル）2社共70戶、300餘名部分族人，由赤木憲一巡查率領移居下山至立霧溪溪口附近〔達基里（Tkijig、タッキリ）社南邊靠海一側，而其靠山一側則是得卡倫（Dgarung、デカロン）社〕原野地帶〔CE 1935年全部移出，其中43戶往東移到Tkijig崇德社，38戶往南移到鳳林郡Ihownang（紅葉），這2地相聚甚遠，且中間也隔著布農族地盤，而原社宅與耕地則由山里社接收〕。CE 1933年完全遷出之部落，有最內部的托博闊（Tpuqu、トボコ）社（CE 1930年3月，有田時夫巡查率領該社28戶120人，遷至新城北方靠近靠近達基里溪旁之三段地，此事蹟最有名）、巴拉腦（Branaw、ブラナウ）社、斯米可（Sumiq、スンメツカ╱即孫墨克）社、沙卡亨（Skahing、シカヘン）社、魯玻可（Rbuq、レボック）社。CE 1936年10月，則展開更大規模之全面性遷移。CE 1936年，卡墨黑爾（Qmuhir、クモヘル）社、道拉斯（Dowras、グオラス）社、巴支干（Pcingan、）社完全移出。CE 1937年，西拉克（Slaq、シラック）社、伊玻厚（Ibuh、イボホ）社、北馬黑揚（Mhiyang、北マヘヤン）社完全移出〔伊玻厚社與北馬黑揚社並稱Duyung社，13戶往北移到Knlibu和平社，8戶往東移至Qowgan景美社和Pratan三棧社，3個部分皆相距甚遠，14戶往南遷至鳳林郡埃夫南（Ihownang、エフナン╱今萬榮鄉紅葉村），且Ihownang與太魯閣族領域之間還隔著布農族地盤，更增加阻隔〕。CE 1938年，西寶〔Sipaw、シーパウ／26戶移到Branaw（重光），32戶往南移到鳳林郡Ihownang（紅葉），這2地相聚頗遠，且中間隔著布農族地盤。另外，原屬木瓜群的木瓜社（モツクエ）於CE 1933年編入豐田村，而太魯閣群移住地之Branaw自CE 1933年起襲用木瓜此社名，亦即CE 1932年以前的木瓜社和CE 1933年起的木瓜社完全不同〕社、洛韶（Rusaw、ロサオ）社完全移出〔32戶往南移到鳳林郡平林社（西林），25戶移到鳳林郡Ihowanag（紅葉），2地中間隔著布農族地盤〕，此後西北山區已無部落。CE 1939年，斯可依（Skuy、シックイ）社〔是海鼠山區最偏遠之大社，位處巴支干社西北方。CE 1937年10月，35戶開始往北移住至克尼布（Knlibu、キネー╱和平），6戶移到Kdusan佳民社，38戶往南移至Pajiq水源社，Pajiq社與Kdusan社較近，但是都遠離Knlibu社〕完全移出。CE 1940年，古白楊（Kbayan、クバヤン）社、巴多諾夫（Btunux、バトノフ╱即見晴）社、卡拉寶（Qlapaw、カラパオ）社、西拉歐卡（Slagu Qhuni、セラオカフニ）社、蘇瓦沙魯（Swasal、ソサル）社（37戶243人先遷至豐坪溪旁之玉里郡三笠山，後北移至今古村部落，屬卓溪鄉立山村，是卓溪鄉唯一之太魯閣族部落，該移駐地比Ihownang更南方，是太魯閣族最南端的部落）、希卡拉汗（Sqrxan、シカラハン）社（以上2社在海鼠山區）、山里社〔玻希瑤（B’siyaw、Bsiyaw、ブシヤウ）社原居陶塞溪最內部，後遷至山里，CE 1934年改名山里社〕、莫可依希（Mquris、ムコエシ╱即竹村）社、魯多侯（Dudux、ロードフ╱即上梅園）社（以上3社屬陶塞群／都達Toda人南遷至豐坪溪上游，建立山里部落，今亦屬卓溪鄉立山村。山里部落自稱陶塞Tausa，是賽德克族在花蓮縣唯一之部落，也是賽德克族最南端的部落。而且賽德克族人在花蓮縣多數住在卓溪鄉立山村之山里部落，小部分在崙山村和萬榮鄉明利村，他們與古村部落太魯閣Truku族人隔鄰而居，同種同語，但他們卻都說是2個不同部族）全部遷出〔CE 1940年底，奧太魯閣（鶯橋以西）已無原住民居住〕。CE 1941年底，西奇良（Skliyan、シキリヤン）社、塔比多（Tbtu、タビト）社、達布拉（Tbula、ツブラ）社、陀優恩（Doying、ドヨン╱即陀用）社、牧水（Bksuy、ボクスイ╱即合流）社〔24戶往東移到Qowgan景美社與Pratan三棧社，16戶往南移至鳳林郡Ihownang（紅葉），這2地相距甚遠，中間並間隔布農族地盤／自CE 1939年開始，以上4社共77戶429人，部分陸續遷至三棧、加灣定居。CE 1941年5月30日及31日，分別在三棧駐在所與加灣駐在所舉行移住完成典禮。另外，陀優恩社、巴達岡社、布洛灣社共48戶232人，則遷至克布尼（和平）〕、巴達岡（Btakan、バタガン／8戶往北移到Knlibu和平社，7戶往東移至Bsngan富世社，7戶往南移到Kdusan佳民社，此3地相距頗遠）社，還有部分之布洛灣（Pruwan、ブロワン）社也完全移出。CE 1941年6月7日，在花蓮港廳舉行盛大之移住完成典禮。CE 1941年底，除西拉岸（Sdqagan、シラガン）社、赫赫斯（Hohus、ホーホス╱今大禮）社、砂卡噹（Sakadang、サカグン╱今大同）社，計95戶536人仍留居原處外，其餘皆已遷出。此時，太魯閣內部山區已無原住民居住，但戰後的60年代，剩下之這3個部落也遷出了

在高美庄地方人士提倡下開設海水浴場，CE 1933年轉由清水街役場經營，可乘車至清水驛後轉搭民營巴士或臺車抵達高美海水浴場，戰後仍持續經營，但因泥沙淤積而關閉，原址現今為野生動物保護區。而梧棲海水浴場約於CE 1920年間創設，正逢王田-清水區段之海岸線鐵道開通，此地距清水驛或沙鹿驛各近4公里，出站後皆可專搭民營巴士，或於沙鹿庄乘坐臺車前往。梧棲庄役所則於CE 1936年投入海水浴場設備的更新，雖贏來每天客滿之盛況，惟CE 1939年開啟新高港建設，海水浴場因此關閉，之後隨著戰後臺中港逐步完工，昔日的沙岸也隱沒於港埠新生地下

鈴木質作《臺灣蕃人風俗志》有泰雅、賽夏、布農、鄒、排灣等族之釀酒方法與演變，大抵都是用「嚼酒」釀法來造酒〔原住民製酒方式可分嚼酒（嚼米製酒，是利用唾液發酵的原始方法，風雅之士稱之「美人酒」。郁永河CE 1697年之〈土番竹枝詞〉中有「誰道番姬巧解釀，自將生米嚼成漿；竹筒為甕床頭掛，客至開筒勸客嚐。」）、餿飯釀造和酒麯利用（蒸米伴麴）3種〕，後來「懂得模仿漢人製造米酒，酵母是用白麴，有時是把藜的果實蒸過後，做為酒麴。」最後「交易變得頻繁，容易買到燒酒米酒和清酒，自行釀酒的人就逐漸變少」

今年阿里山鐵道往上修築至新高口，增開「嘉義-新高口」之直達列車，此班列車早上09：38從嘉義出發，17：25抵達新高口，而當時登山者會在附近的山莊過夜，隔日清晨登頂玉山

CE 1932-34年，來自荖濃溪流域之布農族401人與拉阿魯哇族46人移入楠梓仙溪的Mangacun（瑪雅）和Takanua（達卡努瓦），移入人口係由各社抽出，也是布農族中少有之部分移住類型。CE 1941年Balisan社又全社移入楠梓仙溪的Nangnisalu（南沙魯），而此時楠梓仙溪之布農族人口（1,010人）已徹底淹沒人丁單薄的卡那卡那富族（139人）

 

CE 1933年：（日昭和8年）

2月，官方開始要求布農族郡社群離開郡大溪的傳統領域，移住陳有蘭溪左岸之楠仔腳萬臺地（今南投縣信義鄉羅娜），雖然一開始遭遇強力反對（以卓社群移住後遭瘧疾肆虐之慘狀為首要理由反對），但翌年警員仍然達成使命（CE 1933年11月1日盛大舉辦「移住宣誓式」／CE 1934年4月15日宣告完成郡大溪兩岸8社共82戶995人移住）。同時，丹社群人可能已有耳聞（依照「蕃人移住十箇年計畫」之丹社群移住地為Tamazuan地利社），害怕移到那裡會死於瘧疾，於是Qalmut社4戶66人乃自行移往花蓮港廳的Mahuan馬遠社。既然丹社群人比較想去Mahuan社（反正都是山腳），官方遂開始通告其餘丹社群人也須移住該社，至CE 1934年8月28日，丹大社駐在所管內之7社，合計1,129人全部宣誓移住，12月累計32戶412人完成移住，其餘則於CE 1935年陸續（翻越中央山脈）完成東遷。此時花蓮港廳之布農族人雖然依據「蕃人移住十箇年計畫」預計移住是在CE 1943年度才執行，但族人開始傳言：動作太慢的話，肥沃土地就要給別人先佔了。結果八通關越嶺道沿線（Daqdaq溪中上游）10社從CE 1935年度的《蕃社戶口》中消失，CE 1937年度的《蕃社戶口》中Daqdaq社也消失無蹤。上述11社原有128戶1,168人全數移往山腳之中平、卓溪、清水（含古楓）、Babahul（卓樂）、Izukan（崙天）、Lumuan（南安）等社。而玉里地區最晚下山的是Liakni社，於CE 1938年移至Dauqpusan社（崙山）。另一方面，來自內太魯閣地區之太魯閣群與Tausa群插入布農族領域，在Mahuan社及Dauqpusan社之間（紅葉），以及Dauqpusan社和Tavila社之間（立山、山里）立足，帶來全新的族群接觸。上述各社中，以Tahun、Nanatuk、Talunas（太魯那斯）、Masisan（馬西桑）4社之移住對社會網路最具破壞性，他們位於Daqdaq溪上游，原可向西連結臺中州的郡社群，向南連結臺東廳與高雄州之郡社群，是社會網絡中的橋樑，但隨著此4社往東移至山腳，而臺中州之郡社群又大舉西遷，維持這段橋樑變得艱難。布農族之社會秩序主要立基於多層次的父系氏族組織，許多小氏族總成一中氏族，某些中氏族組成一大氏族（聯族），又數個大氏族構成一部族（比泛泰雅族更容易接納外來者，新來者食用某氏族之「禁忌小米」後，就會被納入特定大氏族，並遵守須與其他大氏族通婚的規範）。相較於泰雅族之部族具有緊密的政治結合，布農族的部族鮮少全體一起行動，惟布農族氏族之強大黏合力，使其部族不像泰雅族般容易隨著擴張而分裂。馬淵東一認為布農族只有6個部族：卓社群（トウ社蕃或卓社蕃，Takitudu／是從卡社群分出，歸臺中州能高郡管轄，今屬南投縣仁愛鄉／臺中州之卓社群、巒社群、郡社群都各自形成一個次凝聚團體）、卡社群（卡社蕃，Takibakha／更早以前從巒社群分出，以上2部族居於北）、巒社群（巒蕃，Takbanuaz）、丹社群（丹蕃，Takivatan／以上2部族居於中，是從巒社群分出／以上4部族皆認為有共同祖先／臺中州之丹社群與卡社群共同形成一個次凝聚團體）、郡社群（郡蕃、施武郡蕃，Isbukan／以上4部族歸臺中州新高郡管轄，今屬南投縣信義鄉／以上1部族居於南，與巒社群缺乏同祖意識，彼此還有交戰紀錄）、蘭社群（タクブヤン蕃或タコプラン蕃，Takupulan、Tapukulan，-an表示Tapukul的居住地／依據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資料，該部族曾相當強大，但20世紀名存實亡，幾乎已融入周遭鄒族之中）。18世紀初，丹社群率先翻越中央山脈（仍與原居地保持聯繫，Mahuan馬遠社與丹大社，Qusung社與Qalmut社，這種跨越山脈的親密關係，在泛泰雅族群中不易見到），擴張至秀姑巒溪流域，引發阿美族大恐慌。至今秀姑巒阿美語仍稱布農族為Iwatan，應是來自丹社群的自稱Takivatan。然而丹社群之擴張後繼無力，難以抵抗北方賽德克人的威脅，後來有些人歸返中央山脈西側，也有些人退守Tavila溪（豐坪溪），逐漸融入後來居上之巒社群。巒社群往東擴張時間和丹社群相近（但巒社群中央山脈兩側之關係已彼此疏遠），從Daqdaq溪（樂樂溪或拉庫拉庫溪）中游往下游發展，他們也曾嘗試往上游發展，但屢遭鄒族攻擊致無法立足。到18世紀末，原本威脅布農族東拓的鄒族慘遭天花肆虐，勢力衰弱，郡社群又後發先至（雙方沒斷線），趁機拿下先前巒社群無法立足的Daqdaq溪上游。19世紀初，郡社群與巒社群合作抵抗鄒族之威脅，成功佔領新武路溪（新武呂溪）流域（今臺東縣海端鄉），官方則統稱他們為「高山蕃」。19世紀末，郡社群繼續向內本鹿（北絲鬮溪流域，今臺東縣延平鄉）與荖濃溪支流推進（內本鹿和荖濃溪流域之布農族號稱「施武郡蕃」Isbukun，實際上也混入巒社群氏族），而郡社群在荖濃溪畔建立第1個部落Masuhuaz社（梅山）時，已經是大正初年（CE 1910年代中期）的事情。北絲鬮溪上游原本是萬斗籠社（萬山，今歸為魯凱族）的獵場（布農族稱為Take-Laiponok），布農族稱萬斗籠社為Laiponok（寫成內本鹿是臺語音譯），透過向萬斗籠社繳納耕租、獵租，布農族取得在內本鹿使用土地的權限。CE 1930-1942年短短10餘年間，布農族移住除飽受瘧疾危害導致人口衰減，就有關係之分化也顯而易見，其中卓社群的良久社遠走他鄉、丹社群各奔東西、巒社群大散重組、郡社群的橋樑被拆。黃應貴老師批評：日本政府行集團移住的結果是聚落成員之異質性增加，而削弱地緣本身所能發揮的凝聚力及其對外抗爭之能力，因而削減了其獨立自主性。不過，人群混雜卻也產生一種附帶效果：尋找婚配對象趨於方便。林澤富老師推測，臺中州巒社群之所以打算重組，就是為了便於覓偶而刻意避免和近親住再一起

3月1、2日，高雄州旗山郡Tamahu社Dahu Ali一家20人由新盛宗吾警部補、吉川巡查率領到臺北觀光，Dhu Ali因病未參加，由次男Takis Talan Sida代理

4月12-17日，鈴木時夫第2次旅程來到寒溪警備道上，但採集標本數量不多。15日自茂邊折返，僅17日在銅山採得臺灣疏花薹之模式標本，而如今也已成為同物異名

4月，布農族塔馬荷社（Tamoxo）拉荷阿雷帶領部落20多名族人來到高雄州廳。22日，在高雄州知事野口敏治主持下舉行「和解」歸順式，是臺灣最後1個向日本人歸順的原住民部落，被稱為臺灣「最後未歸順蕃」。此場歸順儀式被形容為「聖代的慶事」，也是臺灣總督府理蕃政策成功的輝煌象徵。23日，參觀飛行聯隊

5月20日，佐佐木順一奉命由臺北出發，前往太魯閣峽谷進行職務調查。23日抵鳳林，24日加入山林課馬太鞍事業區調查隊，攀登臺東海岸山脈之貓公富士山，由瑞穗下山，再前往太魯閣峽谷調查。6月4日抵初音，6日住瀧見駐在所，7日加入木瓜山事業區調查隊，在木瓜山及太魯閣大山方面進行調查後歸北（〈タロコ大山方面の森林植物帶に就て〉《臺灣の山林》第89號

5月25日，京都帝大植物學教室成員大井次三郎（Jisaburo Ohwi／1905-1977／莎草科及禾本科植物專家，來臺採集年代在CE 1933年4-8月間，CE 1953年出版著名之《日本植物誌》）於太平山採得模式新種玄參科之臺灣特有種「臺灣水苦賈」（Veronica taiwanica Yamazaki, 1956）

5月，鹿野忠雄接受日本鳥學會會長鷹司信輔（冬季至臺灣旅行，並進行產業視察與鳥類研究）資助又回到臺灣，前往臺東都巒山、紅頭嶼（蘭嶼）及火燒島（綠島）採集鳥類。CE 1934-1939年，2人聯名發表多篇鳥類論文（由鹿野氏實際執行田調，而鷹司氏則提供資金援助）

6月22日，「合歡越道路」東端（花蓮港廳路段）開鑿起路式於卡拉寶舉行。8月初，「合歡越道路」東端築路工程推進至標高2,185公尺，並設立「畢祿警察官吏駐在所」（海拔2,185公尺，今愚公峭壁東南方）。CE 1934年元月28日，道路初步完工。CE 1935年2月，花蓮港廳路段全部完工，費時1年8個月

7月10日，同志社大學山岳部學生兒島勘次、入江保太、鹽見證等3人從京都出發，在神戶搭乘蓬萊丸來臺。13日，抵基隆港進入臺北。14日，前往臺北帝大與總督府，並拜會登山前輩沼井鐵太郎。15日，搭火車至羅東轉乘森林鐵道，結果與同鄉來的大井次三郎巧遇，一起結伴抵土場溫泉過夜。16日，抵四季薰社夜宿。17日，至埤亞南社，且溯耶克糾溪至奇烈亭之狩獵小屋過夜。18日，抵南湖圈谷布那奎小屋過夜。19-20日，留在南湖大山圈谷原地〔採獲南湖大山豬殃殃（Galium nankotaizanum Ohwi）、高山倒提壺、南湖毛茛、密葉唐松草、南湖唐松草、高砂早熟禾、垂穗薹〕，原計畫攀登中央尖山，因天候惡劣而取消，但和臺北帝大蘭科植物專家福山伯明相遇。21日，下山抵埤亞南鞍部，在此兒島3人與大井、福山分手。22日，兒島3人往臺中方向而去。之後，兒島勘次將此行寫入CE 1934年出版之《臺灣の山》書中

7月，臺北帝大理農學部生物學科學生福山伯明（與鈴木時夫為同班同學）登上南湖大山，採獲蘭科新種南湖雛蘭和臺灣鈴蘭（Epipactis ohwii Fukuyama），且以京都帝大植物學教室之大井次三郎之姓氏留名紀念，因他與大井及兒島3人在山上相遇，並一同下山至埤亞南鞍部。同時，大井也將他採集之禾本科新種伯明翦股潁（Agrostis fukuyamae Ohwi），以福山姓氏為種小名。另外，有些以「南湖大山」為種小名之蘭科新種，有大花雙葉蘭、大山雙葉蘭、南湖雙葉蘭、南湖班葉蘭、南湖雛蘭、臺灣鈴蘭，至今仍為正式學名

8月下旬，神戶商科大學地理學助教授田中薰（Kaoru Tanaka／1898-1982）來臺登山考察。9月5日，先至中南部旅行之後回到臺北，臺灣山岳會之沼井鐵太郎建議他邀請鹿野忠雄擔任嚮導去攀登南湖大山。9月9日，2人從羅東（到羅東郡役所警察課申請「入蕃許可證」）出發搭乘森林火車至土場，然後徒步經留茂安抵四季薰駐在所過夜。10日，田中、鹿野及阿美族助手托泰布典（アミちやん，阿美將／戰後改名陳抵帶，其實是噶瑪蘭族人之後裔，曾任花蓮縣壽豐鄉鄉長）3人，加上泰雅族巡查岸本嚴等人，一行從四季薰社入山，走在通往南澳之比亞豪警備道上，經過庫霞駐在所，抵加羅山駐在所夜宿。11日，因雨滯留原地1天。12日，經給里洛山到達巴都諾服山北邊野營。13日，登上巴都諾服山、南湖大山北峰，抵布那奎圈谷營地。14日，攀登南湖大山主峰。15日，攀登南湖大山東南峰及陶塞峰。16日，攀登南湖大山北峰、東北峰及東峰，進行冰河地形的觀察研究（發現12個冰斗圈谷及擦痕、端堆石堤等冰蝕地形），並完成由馬比杉山稜線下至陶塞峰的第1次登頂紀錄，且看到曙鳳蝶之飛舞姿影。17日，暴風雨移至岩小屋。18日，經審馬陣，下至奇烈亭野營。19日，循耶克糾溪而下，抵埤亞南駐在所。20日，留在原地。21日，田中薰先行下山返回臺北（之後發表《臺灣の山と蕃人》），鹿野忠雄則停留調查動物到27日（埤亞南社是採集與觀察暖帶林棲息動物代表物種之最佳地點），才朝雪山山脈邁進（鹿野氏將此行高山鳥類調查成果寫成〈臺灣次高山彙に於ける鳥類の高度分布〉，《鳥》，10-49，p.545-587，1939。探究太平山森林、思源埡口與周邊地區之鳥類的名稱、棲地和習性，並詳載原住民對該鳥種的稱呼及特殊意涵）

9月，臺灣山岳會第1次舉辦「中嶺越」之月例登山活動（下澤伊八郎有參加），通常會安排第1天從臺北搭或火車到羅東，有時夜宿羅東營林所俱樂部，第2天從竹林驛搭乘森林火車至天送埤下車，渡過蘭陽溪至對面的崙埤子，開始爬山到中嶺駐在所，越嶺後夜宿哈盆或林望眼，第3天再沿南勢溪下山回臺北。或是從臺北之哈盆溪上溯，大約9時25分抵中嶺鞍部，再從鞍部往冷水坑溪上游下行約10分鐘，抵冷水坑溪與崙埤子溪分水嶺鞍部時為10時43分，再沿稜線往東南方向行，13時半抵達崙埤子駐在所

9月，田中薰及鹿野忠雄在南湖大山發現冰河遺跡

10月11日，總督府總務長官平塚廣義視察臺中州，主要考察大甲製帽與八仙山製材事業等。15日從臺北出發，當天抵大甲。16日臺中出發，下午到新社大南庄蔗苗養成所。，17日16時，抵佳保臺。18日，抵八仙山營林所俱樂部，乘臺灣第1之傾斜鐵道，抵海拔1,950公尺之斜頭角，並接輕軌到黎明派出所，再轉坐汽油車抵卑野瓦（ビヤワイ）之見晴臺，北港溪連山，歷然在目，且於該處午餐。之後往明治溫泉，見千本松原附近，松林繁密名不虛傳，17時抵達。19日7時離開，12時30分抵豐原，15時55分抵達臺北

10月16日，佐佐木（受專賣局之公務囑託，與該局手島龍雄技手同行進入關山月嶺，並從大關山駐在所登上關山，進行植物採集）從里壠到達下馬谷，17日抵霧鹿，18日抵海端，19日抵向陽，20日抵中之關（大關山），21日抵新關，22日抵樟山，23日抵復興，24日抵桃源，25日抵六龜

11月15日，發生Tukban社與Bulaksang社襲擊逢坂駐在所事件〔逢坂關和鈴鹿關是日本古代區分關西與關東之關卡，而日人刻意將Haitutuan（海端）至新武路之間的2個駐在所命名為鈴鹿與逢坂，象徵從這裡往上是全然不同的危險境界〕，造成4死1重傷，隨後2社遭到廢社

11月，設立「關ヶ原警察官吏駐在所」（海拔2,607公尺，今觀雲山莊上方／於CE 1941年卡拉寶興建宿泊所之前，提供越嶺旅客住宿需求）。12月底，道路開抵合歡山北峰的東側山麓，且設立「合歡警察官吏駐在所」（花蓮港廳轄下最深入之駐在所，海拔2,909公尺，今落鷹山莊北側）。至此，花蓮港廳方面之3個據點全數完工

今年，村上直次郎博士刊行〈在澎湖的荷蘭人〉及〈新港文書〉，分別收於《臺灣時報》第158號與《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紀要》第2卷

12月大雪之際，佐佐木又陪同九州大學金平亮三博士重遊新高山，恰好與鷹司信輔、鹿野忠雄一行在阿里山巧遇

以今年為分界，南投地區布農族之「計劃性集團移住」分為「小規模集團移住」〔1922-1932／CE 1904年春、秋2季，官方同意卓社群ラクラク社9戶38人試行移住過坑（カト、Qatu）普通行政區（今仁愛鄉中正村），至CE 1915年移住者已有58戶367人／CE 1922年，從卓社群ラクラク社10戶87人移住過坑社開始，至CE 1929年僅剩卓社（Asang Daingaz）、ヒラウ（Hilav）社、バナバンナン（Panapanan）社，取代的是過坑社、干卓萬社及武界社。CE 1932-33年，又將此3社集團合併移住濁水溪畔之良久（ラク）社（位於原ラクラク社舊址附近，故取ラク社），並設卓社駐在所於此。CE 1942-43年，再將良久社遷至今日羅娜村久美的楠仔腳萬社當中（這次他們徹底遠離卓社群領域），從此楠仔腳萬社之鄒族完全遭到布農族包圍／CE 1929年，巒社群從舊ランルン社、バフル社、トンコ社集團移住至新ランルン社（新人倫社，原名羅羅格ロロゴ，今南投縣信義鄉人和村）／而卡社群之塔馬羅灣（Tamazuan）社，則因瘧疾肆虐導致移住失敗，而CE 1932-1934年間，則對其進行了第3波之移住〕與「大規模移住（受CE 1930年霧社事件影響）」〔1933-1940／是整個部落集體性之「集團移住」，其中郡、丹、巒社幾乎一次全部完成移住／CE 1933年起以3年時間，將郡大溪流域之郡社群8社90戶約1,000多名族人，移住東京帝國大學演習林地—楠仔腳萬臺地之ロロナ（今信義鄉羅娜村），至CE 1935年（共131戶）完成全部集團移住於鄒族楠仔腳萬社（今久美）、羅羅那社（今羅娜村）與內茅埔社（今明德村）／CE 1935年，卡社群カ社（卡社）、カリモアン（Qalimuan）社、アルサン（Alusan）社之59戶501人移住至Tamazuan社北側，組成ワラビ蕨社（今信義鄉潭南村）。CE 1937年，卡社群族人則集中於Tamazuan塔馬羅灣社（CE 1937-38年Vaqlas社全社移入Tamazuan社，同時移入的還有脫隊的丹社群Tilusan社，此社多數人未追隨關係緊密之丹大等7社東遷，反而往西移入卡社群地盤／CE 1932年曾第1次將卡社群部分人口移至Tamazuan社，但因瘧疾嚴重而作罷）、Isingan雙龍社（Lavulan社移至Tamazuan社對岸之Isingan社）與蕨社（整體而言，卡社群之3個移住地相互鄰近）／CE 1938年8月21日，巒社群在楠仔腳萬教育所及人倫（Lanngdun）社完成移住宣誓，共有141戶1,646人移住至十八頂溪（今信義鄉豐丘村）、頭社坪（今信義鄉新鄉村）、望鄉、人倫ランルン社等地，除了11戶137人移住花蓮港廳玉里郡之中平。到CE 1940年3月31日，全部巒社群集團移住完畢〕前、後2期，除陳有蘭溪旁之東埔社外，幾乎所有布農族人全被從高山地區遷移至接近平地之山麓地帶（而集團移住其背後政策，即是要開發山地富源）

臺灣總督府修正發布「臺灣公立公學校規則」，將「日本歷史」改為「國史」，但使用之教科書仍由臺灣總督府出版

營林所羅東出張所出版《太平山事業概況》一書，適逢羅東出張所成立10週年，本書共24頁

 

CE 1934年：（日昭和9年）

年初起（日本會計年度始於4月1日），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擬定《蕃人移住十箇年計畫書》（目標是平均每戶分配0.65甲水田／總計自CE 1930-1941年間，共有7,318戶，43,112人移住。其中花蓮港廳自CE 1924年3月至CE 1941年3月，17年共移住2,449戶，14,000餘人，為全臺各州廳移住人口最多者？／由於逐漸淨空之山區與喪失原有功能的理蕃道路，意外造就山地攬勝和登山運動從此開展），擬自CE 1934年度起，以10年時間將深山之4,649戶、30,052人移至山腳地帶，但最後總共只有555戶、4,327人的移住地點符合原先計畫，較計劃書之實現率略高於1成而已〔當然原住民會抵抗，最經典案例即布農族丹社群抗命，導致第2年與第3年計畫變更。不過，更大之阻礙應該是山腳地帶沒有那麼多適合開闢水田的國有地，或者掌管土地的其他部門不願意釋出，若向民間購地，則所費不貲／第8年度CE 1941年完成一部分，內太魯閣地區約1/3人口依計畫移至研海與花蓮支廳山腳（今花蓮縣秀林鄉），但另外2/3改去玉里和鳳林支廳三腳（今花蓮縣卓溪鄉與萬榮鄉）〕。

3月12-13日，警務局長石垣倉治召集局內理蕃官員以及各州廳理蕃課長共聚一堂，再次檢討理蕃政策，而理蕃課長鈴木秀夫、岩城龜彥與平澤龜一郎2位技師、竹澤誠一郎警部、視學官（督學長）橫尾廣輔、《理蕃之友》的編輯齋藤康彥警部，全部參與這場「理蕃事務打合會」，而會議結論確立方針為，有關蕃人移住事項，移住不一定必須是平地。讓他們經濟自主、生活安定，取得指導教化的成效，以此為目標

4月，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分立成農業試驗所、林業試驗所、工業研究所、熱帶醫學研究所等4個所，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獨立為臺灣總督府林業試驗所

5月，研海支廳為因應進入太魯閣之遊客人數增加，將峽口至仙寰橋（99m人行吊橋）的自動車道拓寬開工，CE 1935年10月竣工，這是探勝道路〔不過路線只到落支煙溪，仍需步行高繞，走過仙寰橋／現今中橫公路較探勝道路之路面提升10公尺以上／中橫公路太魯閣峽谷段最初沿用探勝道路（峽口-落支煙溪）+發電道路（落支煙溪-溪畔）+產金道路（溪畔-合流）之舊路面〕。而CE 1935年3月31日，設立追分駐在所，修築東段合歡駐在所至州廳界，霧社至峽口的合歡越道路全線完工（CE 1934年11月11-18日，總督府理蕃課長鈴木秀夫巡視合歡越道路。11月29日，合歡越道路西段初步完工，道路隊解散。12月28日至CE 1935年元月3日，池田雄之進等11人率先走合歡越，此時道路大致通行，但仍未完工，算是搶先體驗與報導）

5月23日，在「太魯閣蕃討伐戰」中，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親自指揮3,000名陸軍集結於「東合歡山西北方地區」，標高3,150公尺。在此地設立了「合歡山討伐軍司令部」與「合歡山陸軍經理部倉庫」，大約200頂大型營帳與許多臨時搭建之茅屋，容納了2個步兵聯隊、山砲隊、九珊砲隊、重機槍隊等，還有為數5,000 名的漢人挑夫自霧社往來合歡山。從當時拍攝的戰爭照片，可以看出合歡山一帶為一大片墨綠色之雲杉與鐵杉原始林所覆蓋，與現在景觀完全不同

5月，針對女性讀者之《臺灣婦人界》雜誌創刊，創刊號封面由畢業於東京女子美術學校的田部蕉埔圃繪製

6月30日，臺中州側之合歡越道路接續起工，起工式在「三角峰警察官吏駐在所」上方之追分〔意謂道路之分歧點，今名「翠峯」，位於櫻峰之西南，三角峰之北，標高2,301公尺。CE 1914年／日大正3年太魯閣戰爭時，日本陸軍未開到合歡山之前先集結於此，並設有大型補給站稱之「中繼倉庫地」。此地西北有重要隘勇線（後來稱理蕃道路）通往北港溪各蕃社，東北有舊蕃路通合歡山，東下濁水溪可達托洛克等蕃社，地勢險要。北港溪之馬列巴部族與濁水溪之托洛克部族、霧社部族等互相敵對，古來因為部族間反覆獵首事件與日軍探險行動，引起不少事端，而追分便是雙方所認定之分界線，也是地理上的分水嶺。此地是有名之山岳展望臺，西北可近看3,000公尺級的白姑大山連峯，東南遙望卓社大山、干卓萬山等名峯〕駐在所舉行，接著沿CE 1914年遺留之軍用道路「佐久間道路」順稜線而上升。9月12日，「合歡越道路」東線工程全部竣工。10月中旬，打通「合歡越道路」之合歡主山、東峰間鞍部，即「佐久間峠」｛佐久間鞍部／南合歡山鞍部是合歡山主峰與合歡山東峰間之鞍部（3,275M），日據時代各登山、健行隊，均由合歡山東峰沿稜越過此鞍攀登主峰。此地冬季積雪璀璨如銀，因此又稱「銀嶺」，初改名「南嶺」、今稱「武嶺」。南合歡山鞍部（臺灣公路最高點）與北合歡山鞍部〔合歡埡口，今名大禹嶺，為東西橫貫公路主線之最高越嶺點，有長184公尺（今延長為195公尺）、淨寬4.2公尺、淨高4.2公尺之「合歡山隧道／合歡山埡口隧道」於CE 1958年2月22日正式開工（盛泰營造），CE 1959年4月竣工貫通，是目前唯一留有木襯砌（鋸製松木製材／西端口）遺構之隧道／北合歡山與卯木山之間最低鞍部，立霧溪與合歡溪／大甲溪分水嶺〕南北對稱，均為中央山脈主脊上的最低鞍部。太魯閣戰爭時，臺灣總督佐久間自霧社引軍挺進，越過此鞍到「東合歡山西北方地區」（今合歡山陸軍寒訓中心之位置）設立「合歡山討伐軍司令部」，所以該鞍部當時俗稱「佐久間峙」（「峙」為日文，指鞍部或埡口）｝，完成「合歡越道路」及中央山脈越嶺點，也刷新全日本帝國道路最高點之新紀錄。同時，「鷹峰警察官吏駐在所」（櫻ヶ峰，今鳶峰）與「合歡山警察官吏駐在所」（今昆陽）〔附設招待所，名為警察俱樂部，供健行者借宿，附近為濁水溪發源地。而日據時代地名「合歡山」，是指早期「合歡山根據地」與晚期「合歡山警官駐在所」，即臺灣光復後被公路局改名為「昆陽」的一個平臺（海拔3,076公尺）。在大正年代各梯次探險、測量隊均由此地出發，所以稱為根據地。昭和年代盛行越嶺健行，此地設有「合歡山警察官吏駐在所」，還有日本國立公園協會所建一棟「白雲山莊」供健行者宿泊。這裡是合歡連峯的最佳展望臺，北面合歡主峰、北峰、東峰，如孔雀開屏似地展現於眼前，東面隔着濁水溪源流，黑色之奇萊連峯矗立於雲表之上〕皆已陸續完工。11月中旬，臺中州警察作業隊打開北合歡山南側之稜線鞍部，與花蓮港廳完成貫通，由於道路自此處2山狹隘間通行，因此命名為「石門」，而「石門警察官吏駐在所」（海拔3,130公尺，今合歡山莊／合歡越道路全程海拔最高之駐在所／今救國團合歡山莊位置）也如期完工（CE 1934年11月29日，東線道路初步完工。CE 1935年3月31日，臺中州方面路段也全部完工，費時9個月CE 1935年2月，花蓮港廳路段全部完工，費時1年8個月，並由三角峰駐在所轉移為「追分警察官吏駐在所」，今翠峰），乃順利和東線道路完成銜接。至此「合歡越道路」自CE 1933年6月至CE 1935年3月，總計歷時1年9個月，以35,500日圓經費終於全線貫通，其東起太魯閣峽口，西迄霧社，道路全程約104公里

7月，「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之「日月潭水力發電所」竣工〔CE 1939年，多家財閥合資成立「東臺灣電力興業株式會社」，同時期在臺灣東部之木瓜溪流域，也陸續完成銅門、初音、榕樹、清水第1、清水第2等發電所，另在壽豐溪下游興建溪口發電所（戰前遭盟軍炸毀／CE 1955年5月27日20時，發生水輪機飛輪脫出事件。CE 1959年4月開始修復，新裝乙部橫軸法蘭西斯式水輪機，裝置容量2,700瓩，CE 1960年5月修復完成，開始運轉／頭水來自壽豐溪臨時壩，尾水注入豐田圳，提供6.133每秒立方公尺cms的水量），而會社也于CE 1943年決定要利用能高越嶺道興建一條154千伏（kV）之高壓輸電線（東西連絡送電線路，東起銅門發電所，西到萬大發電所），以便將東部多餘電力送到西部〕，將西部電量提升到13萬多瓩，同年臺北、高雄間南北154千伏輸電系統也建置完成，西部電力網完成串聯，以因應戰爭及準備往東南亞發展，而從農業化轉為工業化，成為臺灣產業發展之原動力，和帶動臺灣工業化的火車頭

7月底，任教於屏東高等女學校之山中正夫第1次沿著芃芃警備道之西村、小林、濁水一路採集蝴蝶。29日，從土場往十字路、神代谷、太平山、庫霞的道路採集，8月2日抵達四季薰社，然後沿著埤亞南道路越過鞍部進入臺中州。CE 1936年8月初，（第2次）改由臺中州方向越過埤亞南鞍部來到四季村社，再循警備道至庫霞，接著往比亞豪、流興、武塔等南澳部落方向而去

8月1日，太魯閣公共宿泊所（タロコ閣）完工

8月5日，江文也參加第2回「鄉土訪問音樂團」返臺演唱抵臺北，曾和弟弟文光一起採集臺灣各地名謠和傳統音樂。之後搭船返回日本，抵達東京下船後即完成《來自南方島嶼的交響曲素描》〔共4個樂章：第１樂章〈牧歌風格的前奏曲〉、第3樂章〈如果聽到生番的故事〉，其中第2樂章〈白鷺鷥的幻想〉及第4樂章〈城內之夜〉（後者是鋼琴曲《臺灣舞曲》和管絃樂曲《臺灣舞曲》的前身）是參加今年11月第3回音樂大賽作曲組獲得第2名之作品，12月受邀加入「近代日本作曲家聯盟」／而〈白鷺鷥的幻想產生過程〉（「白鷺への幻想」の生立ち）此篇文章是江文也對創作歷程之描述／許常惠說：「他的作品，…，但我們卻聽不出臺灣音樂的素材。也許那些標題只屬於幻想之鄉愁，他離開臺灣太久了。」誠是的論，熱情而浪漫的江文也，用音樂將其摯愛之臺灣表現成桃花源一般，有豐富的色彩，而且豪華。他的《臺灣舞曲》是「幻想的臺灣」，而在北京創作以中國為題材之音樂，則比「臺灣音樂」實際多了，江文也的中國音樂稱得上「腳踏實地」，是在親身體驗之上加以創作的〕。CE 1936年2月5日，江文也在林熊徵的好意相邀下返回臺灣，寓居臺中楊肇嘉邸所一周

8月12日8時46分，臺灣總督中川健藏（第16任，1932.05.27-1936.09.02）一行20人乘臺北驛發列車，11時50分到羅東，赴營林所羅東出張所聽取小野所長報告太平山事業狀況，13時搭乘竹林驛發之林時列車往土場。之後，小野所長將轉任營林所臺中出張所長，他總計擔任羅東出張所長所長前後達8年時光。但在小野氏接任臺中出張所所長半年後，便於CE 1935 年3月55歲時退休，結束在臺灣公職生涯

8月15日，高橋良一從太平山走四季薰通往比亞豪之警備道，第2次來到南澳山區，在金漏瓦採得新種楠隱角介殼蟲（模式標本現藏農業試驗所昆蟲標本館）、山礬硬介殼蟲、鵝掌柴裸粉蝨。16日，在金洋捕獲臺灣擬輪盾介殼蟲（模式標本現藏農業試驗所昆蟲標本館）。17日，在矢櫃捕獲2種粉蝨，而在古魯捕獲新種韓國管扁蚜，然後由寒溪下山

9月起，臺中出張所所長山田彥四郎〔1934.09-1942.08，CE 1916年7月東京帝大農科大學林學實科畢業，CE 1925年8月來臺任職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營林所作業課。其任內最大工程即建設新太平山林場。CE 1936年5月，總督府營林所決定將採伐檜木之地點，由舊太平山（1916-1937）轉移至現今的新太平山，興建廳舍、倉庫、宿舍、修理工場、機關車庫、俱樂部、神社、警察駐在所、小學校、郵便局等設施。當時在土場-鳩之澤-中間-蘭臺-白嶺-白系-上平-新太平山之間，需乘坐3段流籠索道，再搭配4段柴油蹦蹦車軌道始能抵達。CE 1937年6月27日（CE 1938年才真正開始運作），在臺灣始政紀念日當天11時20分舉行太平山派出所移廳式（落成儀式），出席人員在營林所方面有田端幸三郎營林所長、今田卓爾庶務課長、大石作業課長、山田彥四郎羅東出張所長（若加上岡田震造林課長，很是巧合！）及以下所員約400名。來賓方面則有數山英一羅東郡守、高橋州理蕃課長、金原郡警察課長、蘭陽駐地3未新聞記者、營林所指定的木材商約20名人。落成儀式在12時20分結束，接著在太平山公會堂開祝宴會，且白天和夜晚均施放煙火。元月23日《臺灣日日新報》以〈太平山の大檜林，新年度から斫伐，總での準備が完成し，五百餘名が大舉移住〉為題大幅報導，之後上山人潮才逐漸增多〕與羅東出張所所長小野氏職務對調。之後，營林所羅東出張所改由「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林業部羅東出張所」經營〔CE 1942年9月1日起，府營林所斫伐事業由臺拓繼承，營林所改以庶務及造林系統組成，而以作業課為中心則進入臺拓體系。原營林所作業課長大石技師續任臺拓作業課長，其他如羅東所長山田技師、羅東出張所之船越技手等升任技師後退官進入臺拓。另一方面，殖產局成立「羅東山林事務所」，編制內職員僅31人，業務以太平山之庶務及造林為主，形成雙軌運行制。籍設羅東街竹林200番地，與羅東出張所時期的地址相同，所長為宮川象三（CE 1927年3月鹿兒島高等農林學校林學科畢業，4月來臺入殖產局，CE 1939年間曾到營林所羅東出張所任職，CE 1942 年9月以技手職階任所長）。CE 1944年，羅東山林事務所再改制為「臺北州羅東林務出張所」，職員有52人，所長仍為川宮氏〕，山田所長也跟著進入臺拓體系續當所長，戰後以其豐富經驗獲留任，直到CE 1947年10月間才返回日本

9月，日本福岡九州帝大發行之《Zephyrus》雜誌上刊出，由素木得一與楚南仁博聯名發表之〈新に發見せられたゐフトヲアゲハに就いて〉（1934），正式將寬尾鳳蝶〔Agehana maraho（Shiraki et Sonan）, 1934／松村松年修正，泰雅族語「maraho」是頭目之意，臺灣特有種／與珠光鳳蝶、大紫蛺蝶共同列為瀕臨絕種之第1級保育類野生動物，而曙鳳蝶（Atrophaneura horishana Matsumura／由日本昆蟲學家松村松年於CE 1910年命名，種小名horishana源自於臺灣原住民聚落埔里社）、黃裳鳳蝶則為第2級珍貴稀有保育類／食草由臺大劉瑞棠鑑定為樟科落葉喬木臺灣檫樹（Sassafras randaiens）〕公諸於世，而其正模式（完模式）標本正是鈴木利一（R. Suzuki／臺北州立宜蘭農林學校老師）原本手上那一隻最早的雄蝶｛即CE 1932年暑假7月，臺北州立宜蘭農林學校（今國立宜蘭大學前身）師生在不知情情況下，於海拔470公尺之羅東郡土場附近烏帽子溪旁，今大同國中對面獨立山下蘭陽溪畔捕獲世界上第1隻寬尾鳳蝶雄蝶。副模式標本則是素木得一與助手中條道夫於CE 1933年5月19日上午9時46分，在同一地點之溪流左岸斷崖處捕獲之第2隻雄蝶。CE 1934年8月29日，和泉泰吉〔CE 1933年8月，第1次抵太平山捕獲3種新種：深山扁形蟲、深山巨天牛、泉氏刺角虎天牛，並交由水戶野武夫（Takeo Mitono, 1910-？／臺灣最權威之天牛專家，亦曾採集到曙鳳蝶，並發表〈蕃界旅行にて採集せゐ蝶類について〉1930）鑑定〕在烏帽子溪捕獲第1隻寬尾鳳蝶雌蝶｝

10月，佐佐木與宮川象三、倉田猛在臺東事業區內進行知本越植生調查

11月12日，臺灣畫家廖繼春、顏水龍、陳澄波（1895-1947）、陳清汾、李梅樹、李石樵、楊三郎，與在臺日本畫家立石鐵臣等人，於臺北市聯合組織了「臺陽美術協會」，簡稱「臺陽美協」。12月，松ヶ崎亞旗（-1939，本名松崎明長）主導，成員以日籍畫家為主之「臺灣美術聯盟」成立，CE 1936年以後則停止活動

今年，日本政策性教導霞雲村志繼部落泰雅族人開拓梯田、種植水稻，並開鑿約6公里的「志繼水圳」〔並設立「自立更生之碑」（定耕階段紀念碑），宣告原住民已從漁獵游耕階段，進入定居與水田定耕的完成。碑體以砂岩雕鑿而成，側邊刻有「大溪郡警察課長」（高本三郎）字樣，而水圳和自力更生碑代表臺灣原住民對多重殖民的幽微意識，陳列在森林裡，好像一座寂靜的歷史博物館／CE 1918年興建霞雲1圳，教導泰雅族人從事水稻農耕起，復興鄉即陸續在各部落興設水圳，其中在霞雲村各於CE 1934年完成志繼圳、CE 1938年完成優霞雲圳及CE 1939年霞雲2圳〕，從東眼山麓引志繼溪（Gong Sqyi）水灌溉，帶來水田但也造成小米文化的消失

新竹人陳進以〈合奏〉入選日本第15屆「帝國美術院展覽會」，是臺灣第1位入圍之女畫家，當時更與林玉山、郭雪湖等3人並稱「臺展3少年」

宮本延人至高雄州潮州郡內文社參加祭典，採擷到口碑：排灣人相信祖靈和神祇，會從大武山南下依序至各部落，帶給族人平安與福祉，然後再折回大武山，每次都要花5年的時間，因而稱之「五年祭」（原意即是「舉行神靈與祖靈之祭儀」，有部分人類學家稱為「人神盟約祭」（從屬於中排灣Paumaumaq部落，如高燕Padain社、古樓社、內社等地開始舉辦，然後漸次擴大到南排灣各群，一直傳到南臺灣尾端之龜仔甪Kuraluts社，然後再把祖靈送往北方大武山頂之Kavorangan，也就是祖靈永久居住的聖地）

臺灣開始第1次全島撥放「收音機體操」晨間健身運動

臺中郵便局宮武淳三等4人計畫往明治溫泉露營。16時30分從臺中上火車，18時10分抵土牛站，40分夜宿東勢小學校（今東新國小）。隔日7時30分，出發往八仙山，約步行4公里抵新社公學校（今新社國小），持續前進步行距離達15-16公里，11時於森林中紮營用膳，13時30分隨意散步，天幕下進入夢鄉。3時30分起床，探詢四方景色，晚餐又是大食客競賽時間，21時熄火就寢。第4日清晨，風雨中踏上歸途（〈キャンプ行〉，《臺灣遞信協會雜誌》第146號，1934.04，p.84）

臺灣總督府計劃將草山地區規劃為國立公園預定地，因此成立「大屯國立公園協會」。CE 1938年（日昭和13年）選定大屯山鞍部附近興建「國立公園山之家」（次高タロコ國立公園山之家位於卡拉寶）及「面天坪之山小屋」（面天樓），為木造18坪平房，配有浴室、食堂、賣店及壁爐等設施，周圍規劃大片草坪以提供登山露營宿泊者使用。因為二次大戰爆發，臺灣總督府的大屯國立公園計劃因此中輟

為因應合成樟腦的國際競爭壓力，至今年解散「臺灣製腦株式會社」，而由專賣局直接負責，以降低營運成本。CE 1936年，重新頒定「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製腦事務掌理規程」，改於各製腦地設置監督所、收納所、巡視所，同時也繪製「製腦地境界圖」

水道協會臺灣支部成立，隔年創有臺灣水道研究會，事務所設置於內務局土木課內，第1次大會於高雄舉辦，還發行刊物《水道研究》，可謂臺灣水道系統進步的重要動力

今年至CE 1935年，Payuwan（排灣）的52戶與Makazayazaya（瑪家）之50戶一起移住山腳地帶，建立Wakaba社（涼山），而此2社原先為仇敵，至今區分仍隱然存在

 

CE 1935年：（日昭和10年）

元月，旅行協會臺灣支部舉辦八仙山3天2夜旅遊，費用大人15圓，小孩11圓。第1天從臺北車站出發，晚上下榻春田館，第2天參訪久良栖，夜宿明治溫泉公共浴場，第3天下午返抵臺北。CE 1930年代，八仙山、明治溫泉已成為標準化行程，當時中臺灣3天2夜之標準行程，還有日月潭或日月潭加霧社2條旅遊路線

2月11日，花蓮港廳研海支廳巡查宮平松景、中村勇、花蓮港廳公醫宇藤登、記者渡邊吉高一行人集結於合歡駐在所，進行第1次的合歡山滑雪挑戰，證實亞熱帶之臺灣合歡山，也能從事滑雪活動

3月31日，「合歡越道路」（霧社至峽口）全面修建完成〔1932.11-1935.03／之前，合歡山東西2側之警備道路仍未貫通，東側止於卡拉寶，而西側止於櫻峰（今鳶峰）。首先施作東側花蓮廳端，再接續完成臺中州段，並為節省經費，而由理蕃警察率領蕃人勞役施工，且於東、西側各設6個警察駐在所，預計CE 1935年（日昭和10年）「臺灣始政40周年」前完工／在CE 1935年4月合歡越全線完工之前，太魯閣大致有4個無居民駐在所（這種無居民駐在所通常扼守交通要道，類似檢查哨，負責查驗入山證）：阿、海鼠山、達布拉、梅園。CE 1935-1935年合歡越新設無居民之駐在所，先是畢祿、關原、合歡，接下來是石門、合歡山、櫻峰，最後是追分／在這條合歡越道路上，臺灣原住民以武力抗爭，留下血淚斑斑之史實與戰跡地，因此這條古道自古以來，由「原住民部落要道」演變為「軍事道路」、「理蕃道路」、「健行道路」、「觀光道路」，最後成為太魯閣國家公園內重要的「史蹟步道」（Historical Trail）與「國家級景觀步道」（National Scenic Trail）〕

4月21日清晨6時，臺灣中部關刀山發生「墩仔腳大地震」（新竹•臺中烈震／芮氏7.1級），受災最嚴重地方是臺中清水及新竹〔鐵道海岸線竹南-清水間（災後第2天即局部通車，災後第3天全線恢復通車）、臺中線竹南-豐原間無法通行。震災復興工程由工務課主導， CE 1938年7月15日臺中線竣工復駛（中斷3年後），7月在臺中市新富小講堂舉行竣工典禮〕，共造成3,185人死亡。當時之唱片公司也透過事後口說方式，錄音發行了大震災類現場唱片，包括思明唱片公司之〈臺中州下清水街〉及〈新竹州下〉（由名嘴汪思明以「7字仔」的方式講述）、勝利唱片公司之〈臺灣震災慘談〉（由陳玉安與張永吉2位歌仔戲人主講）、粵稽唱片之〈中部震災記〉（由張阿財、許氏冉妹以廣東口白即客語發行）等

6月4日，臺灣總督府正式宣布將清末、日治初期通用之「生番」、「蕃族」等一律廢除，而改用比較中性之「高砂族」替代〔始於16世紀大航海時代，古文書記載Takasagun或Takasaga（高山國、高砂）與Formosa一樣，指臺灣島或島上之土蕃〕。熟蕃改稱平埔族，生番則改稱高砂族，俗稱高山族

7月19-31日，《臺灣日日新報》連載刊登春山生〈合歡越え〉一文，對全線做了完整報導，共12篇

7月，臺北第二師範學校教師堀川安市Horikawa參加由大島正滿博士（及兒子大島舜）、總督府基隆水產試驗所技師中村廣司、朝日新聞社攝影班林田氏5人所組成之研究團隊來到太平山。7月15日，大島正滿抵基隆港，中村廣司就進前去碼頭迎接。18日，從臺北出發至羅東，但因森林鐵道中斷，因此步行至土場已日落時分，夜宿土場營林所俱樂部。19日，由土場、樫木平抵達太平山，然後深入源、栂尾，夜宿栂尾營林所俱樂部。20日，前往加羅山（ムルロアフ／原名語是「柱子滿山」之意，因為以前此處是蒼鬱的密林）駐在所及加羅湖一帶，然後下行至四季薰社。21日，與京都帝大之上野益三（研究大甲溪鱒魚的食性和寄生蟲）及奧川一之助先行，向大甲溪源頭埤亞南鞍部出發，於耶克糾溪午餐，經過突稜駐在所於14時抵埤亞南鞍部駐在所，開始探詢櫻花鉤吻鮭之源頭故鄉。22日，因暴風雨來襲原地停留1天。23日，越過州界標柱繼續往平岩山方向邁進。8月底，回到東京。大島正滿將此行以《タイヤル招く》（泰雅的呼喚）為名出版，書中有許多太平山照片和文字介紹，但無採集內容之描述。中村廣司也發表〈次高鱒調查紀行〉（1935）於《臺灣水產雜誌》，描述他們在加羅湖採集棲息生物。CE 1936年，大島正滿發表〈大甲溪の鱒に關する生態學的研究〉於《植物及動物》。CE 1941年，臺灣總督府將櫻花鉤吻鮭列為天然紀念物（大島正滿認為只要訂定保護增值之策即可，而中村廣司則持不同立場）

9月21日，大屯、次高タロコ與新高阿里山一同被選定為國立公園候補地。CE 1937年12月27日，3地均被正式指定為國立公園，並繪製〈國立公園位置圖〉，但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國立公園各項工作陸續中止及解散。其中次高タロコ國立公園（面積272,590公頃），是當時臺灣面積最大、同時也是日本最大之國立公園，而蘇花臨海道自大清水以南的清水斷崖以及能高越嶺道亦被納入範圍，又CE 1986年11月28日成立之太魯閣國家公園，其東界及北界大致與此相符

10月10日〜11月28日（為期50天／CE 1934年9月28日總督府決議在臺北舉辦），在臺灣各地舉辦「始政40週年記念臺灣博覽會」〔臺北各會場包括第1會場（主展場）之臺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及西三線路（今中華路）、第2會場之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及新公園所在、第3會場之草山溫泉旁的草山分館、第4會場之大稻埕分場（南方館，今民權西路、延平北路一帶），當時吸引海內外近335萬人次參觀〕，其中草山分館為第3會場，興建「觀光館」，戰後稱「第2賓館」。CE 1949年10月16日，革命實踐研究院成立，以第2賓館為講堂與圖書室。7月1日，蔣中正在草山第2賓館成立總裁辦公室，是當時權力之核心，日後總統府班底成員（CE 1950年3月1日，蔣中正復行視事。3月16日至4月15日，總裁辦公室結束）。CE 1969年9月26-27日，艾爾西Elsie颱風襲臺，災情慘重，第2賓館破損甚大而拆除〔CE 1935年前後5年，是日治時期之黃金歲月，也有人稱之「跳舞時代」，因為當時有一首臺語流行歌《跳舞時代》（鄧雨賢作曲、陳君玉作詞、純純演唱，1932）／CE 2003年，臺灣電影紀錄片《Viva Tonal 跳舞時代》製作發行（製作人為郭珍弟、簡偉斯），而串貫全片之同名臺語主題曲，即是《跳舞時代》。該紀錄片內容，乃描繪20世紀初臺灣日治時期的流行歌流行演進，介紹了古倫美亞唱片與陳君玉、純純（本名劉清香，14歲加入「小鳳園」歌仔戲班，以本名「清香」灌錄歌仔戲唱片。CE 1932年為古倫美亞唱片錄製電影宣傳曲〈桃花泣血記〉，此後以「純純」之名錄製流行歌。她除錄製《山伯英臺》、《孟姜女》等傳統故事外，也有詞曲、劇情皆為新創的新編歌仔戲／類似情況之流行歌手「愛愛」，本名簡月娥，錄製歌仔戲時署名月娥或愛蓮，愛愛與純純的差異在於前者不會「跤步手路」，純為唱片歌手）、柏野正次郎等人執著臺灣音樂之故事，並以此介紹CE 1930年代臺灣日治時期社會現況與女性社會地位。此外，該片所介紹的臺灣中產都會新女性追求理想生活之觀點，也陸續成為臺灣女性運動的新切入點〕

10月29日，臺灣總督府理蕃課舉辦始政40年紀念博覽會「高砂族青年團代表懇談會」，樂信‧瓦旦於會後代表全體「先覺者」致謝詞，而吾雍‧雅達烏猶卡那則被《理蕃の友》譽為「鄒族第1人」〔雖無先人抗日經驗，但他深怕阿里山鄒族將來在無可抵擋之現代化浪潮中受到淘汰而自滅。而此追求族群生存的危機意識，正是、劇情皆為促使其尋求日本國家協助，能夠達到「更生」（自我再生）及「自力」生存之最主要動機。戰後，他持續「自力更生」運動，爭取到臺南縣政府的協助，使新美、茶山2軍用農場撥入吳鳳鄉，擴大族人發展空間，並致力於移居和拓墾事業〕。CE 1940年（日昭和15年），2人更代表臺灣高砂族赴東京參加日本建國2,600年慶典

「壽峠越嶺車道」（今南迴公路／CE 1874年楓港、卑南道）完工通車，總督指示交通局之「局營巴士」行駛該路線，每日固定一班車往返，而取代浸水營道路，但枋寮至臺東單程票價竟高達5.25日圓

今年村上直次郎博士刊行〈西班牙人的佔據臺灣〉與〈鄭氏以前的臺灣〉（以上分別收錄於《科學的臺灣》第2卷與《東洋》臺灣特輯號）和《長崎市史通交貿易編•西洋諸國部》

日本考古學家河井隆敏（Kawai Takatoshi）開挖大沙灣地區

總督府公布《國立臺灣公園法》，府內設立「臺灣國立公園協會」推動規劃國立公園（即國家公園）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土俗學、人種學講座／CE 1928年首設於文政學部之下）完成由移川子之藏教授、宮本延人和馬淵東一等3人各自分擔民族、調查地區［實地調查從CE 1930年7月開始，CE 1932年8月結束，大約2年多之時間。馬淵於CE 1931年3月大學畢業之後，繼續以囑託的正式研究人員身分加入該計畫／所澤潤、三尾裕子：「囑託（約聘or特約之職）人類學」，2012］及撰寫（馬淵東一約執筆7.5成左右，他負責全書布農、鄒、卑南、阿美4個民族的撰稿／CE 1933年7月完稿，CE 1935年3月出版／馬淵認為本書「主要是以系譜為主之系統分類，以及與遷移有關的內容」。而研究取向並非放在遷移的現象，而是在於透過過去的遷移路徑，以探討群體分布和群體之間的系統關係／移川相當頻繁地參考其他既有文獻，宮本則依賴已出版的調查報告書之記述，而馬淵則進行更高密度、內容更紮實的訪談調查。因此用於記述上的資料，3位作者之間差異頗大）之《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2卷，「本文篇」和「資料篇」（包括附錄中各族之系譜共312組，其中201組、64％由馬淵所蒐集），東京刀江書院出版，今已是稀有珍本。戰後在臺灣先是大陸書房，後有南天書局日文復刻版。CE 1988年經微幅修正而有凱風社版本，但也已絕版／Atayal、Saisiat、Bunun、Tsou、Rukai（舊稱Tsarisen族之中的北部和東北部）、Paiwan（包括部分之Tsarisen族）、Panapanayan（Puyuma）、Pangtsah（Ami）、Yami，共9族／前臺灣總督上山滿之進捐贈研究經費贊助，從CE 1930-1932年，以全臺原住民族居住地為對象，進行全區域的調查，再根據蒐集之口傳資料與系譜資料，以民族歷史學研究為主（由口碑傳承而來之歷史，這是古典的實證研究方法／人類學家增田義郎曾詢問馬淵東一：「當時您的研究在方法論上之前提為何？」馬淵回答：「參考了法蘭茲•鮑亞士（Franz Boas／1858-1942／德裔美國人類學家，開創美國人類學4大分支：體質人類學、語言學、考古學、文化人類學，將科學研究方法運用於人類文化與社會的研究）的研究」）。其原住民族9族分類法，戰後依然被政府採用為官方分類（至CE 2001年／邵族原被歸類為鄒族，後於CE 2001年8月8日承認）〕以及由臺北帝大文政學部語言學研究室（課程）小川尚義教授和大阪外國語學校淺井惠倫教授撰寫之《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原語的臺灣原住民族傳說集》／Atayal、Seedeq、Saisiat、Bunun、Tsou、Kanakanabu、Sa'aroa、Rukai、Paiwan、Puyuma、Ami、Yami，共12種語言〕等2書的種族分類調查成果和著述完成，都由總督府出版

墩仔腳大地震（關刀山地震／CE 1935年新竹-臺中地震／臺灣有史以來傷亡最慘重的自然災害）震毀了最後1任巴則海族岸裡大社總通事潘永安之宅第（今臺中市豐原區），發現一批乾隆年間的社務文書（包括耕典賣契字、租簿帳冊、稟文、訴訟文書），以中文書寫共計1,131件，史稱《岸裡文書》。原本現存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CE 1930年代，出身臺中大雅庄之學人張耀焜寄贈。張氏為臺北帝大學生，CE 1939年完成最早一篇有關岸裡社論文〈岸裡大社與臺中平野之開發〉，他首次利用岸裡社所留下之大量租贌契約文書及帳冊租簿，探討岸裡社的部落組織、財政收支和租佃關係），該文書為CE 1741年（清乾隆6年）至CE 1918年（日大正7年）間臺灣中部開拓之第一手史料

強迫丹社群人全部遷走，導致布農族丹社群之東遷花蓮

 

CE 1936年：（日昭和11年）

元月13日，舉行「早田博士紀念碑」之豎立揭幕式，此紀念碑位於臺北市南門町植物園內之林業部腊葉館前，整體設計由東京第1大浮雕家北村西望先生負責，臺石則取材自愛媛縣大島所產之「青御影」（青色花崗石）及岡山縣所產之「鬼赤御影」（大赤花岡色），可惜此碑今亦已無存矣！

3月1日，在彰化基督長老教會禮拜堂，舉行蘭大衛醫生之退休送別會，他將手創之醫館全部產權奉獻給臺灣南部長老教會。6日，蘭大衛醫生從彰化火車站乘坐火車離開時，有千人送別。他於CE 1957年10月過世，臺灣教會人士乃於彰化興建「蘭大衛紀念教堂」，並於CE 1971年元月正式啟用

3月25日，《臺灣日日新報》拍攝一部紀錄片《伸びく行羅東》（成長中的羅東），這是目前所知介紹日治時期羅東街的唯一一支珍貴影片

5月20日，日本「朝日新聞社」出刊《アサヒグラフ》畫報，刊載了同年春季臺灣登山史上的一項劃時代紀錄—由神戶商大山岳部偕同山岳畫家足立源一郎（1889-1973）一行人組成之登山隊，首度在積雪期的臺灣高山，運用現代登山裝備進行滑雪登山，並在南湖大山以雪橇劃出了史上第1道的「處女滑跡」，此行還登上了次高山（今雪山）、大霸尖山等高山

6月17日，林獻堂參加在臺中公園舉行之臺灣始政紀念日慶祝園遊會，遭日人賣間善兵衛當眾揮拳掌摑（幸有楊肇嘉在旁阻住），一般稱「祖國事件」（因今年2月，林獻堂參加臺灣新民報組織之華南考察團，發表「林某歸來祖國」之語所致）

6月，西卡拉罕溪上游之西奎、巴支干等社實施「集團移住」。CE 1937年4月完成強制遷移至研海支廳〔1920年（大正9年）鳳林支廳併入花蓮支廳，而新城支廳與內タロコ支廳合併改制為研海支廳／研海，為總督佐久間之雅號〕轄下之埃卡托山（今秀林鄉佳民村）

7月11日5時36分，臺灣山岳會的南湖大山登山隊由領隊及川謙一率隊，下村連治、黃甲以及鈴木敬彥、田淵弘光、平野松壽等3名高商生共6人在八堵換車，9時9分抵羅東，並前往羅東郡役所辦理入蕃許可證，且營林所的小田達夫贈送《太平山登山の栞》摺頁？。22時先到營林所俱樂部住1夜，隔天一早6時10分搭火車再上山。21日上午，大阪商科大學山岳部隊員學生泉隆次郎等8名從臺北出發，直接到竹林驛搭火車至土場，9時抵土場，然後步行前往攀登大壩尖山、次高山連峰

7月24日8時，嘉義農林張萬源自豐原出發，抵佳保臺後，趕緊換搭傾斜鐵道，傍晚可抵黎明（〈八仙山の概要〉，《瑞穗》第12號，1937.07）

7月30日，臺南長榮中學教師木佐紀久和校內教職員至八仙山露營旅行，從臺南出發，在豐原渡過第1晚。31日抵佳保臺，搭營林所傾斜鐵道，從山縫中緩緩上昇，當晚又搭傾斜鐵道回佳保臺住宿。8月1日，續搭傾斜鐵道上升到山頂之伐木地，於陡坡上升時望見絕景，並住宿於黎明臺俱樂部。2日早上，收音機收到德國柏林廣播快報，聽聞東京取得CE 1940年國際奧運舉辦權（後因戰爭停辦）。回程抵久良栖後下車往明治溫泉約4公里並夜宿（〈八仙山〉，《輔仁》第13號，臺南長老教中學學友會，1937.03，p.7-8）

7月，淺井惠倫至宜蘭地區調查平埔族語言資料，除哆囉美遠社（巴賽語）外，調查了噶瑪蘭語157個語詞，還有傳說故事、禱詞、歌謠、句子等（比伊能嘉矩CE 1896年晚40年）

7月，「臺灣山林會」發行第123號月會報《臺灣國立公園專輯》，對於日據時代預定成立3個國家公園的背景資料、景觀、地形、植物、動物、越嶺道等有專家之論述文章。其中2篇分別題為「合歡越之」與「大太魯閣景觀」，扼要論及合歡越道路擁有之世界級景觀，譬如立鷹〔位於2217M峯下，中橫公路霧社支線開通（CE 1958年5月7日）後設「鷹峰」招呼站，其實「立鷹」才是正確地名，指其東南方高原一帶，原為聚居其地之霧社部族塔達卡（Tattaka／Tatutaka）社的日語譯音。初更名梅峰，今名博望新村，又稱松崗，已成為高冷水果與蔬菜專業區〕與三角峰〔位於翠峯（櫻ヶ峰）之南，合歡越嶺道經其西側山腰，自濁水溪東岸看此峰，呈金字塔型，突兀雄偉，海拔2,374公尺。日本據臺初期，山頂設有砲臺。CE 1918年（大正7年）設立隘勇線「三角峰分遣所」。CE 1926年（大正15年），改為「三角峰警察官吏駐在所」，並移設山峯北側，舊蹟已佚失，目前山麓附近已成為臺灣大學高冷地實驗農場〕之展望、合歡戰跡地與樹冰之美、畢祿嚴松與奇萊北峰之雄姿、鐘乳洞、深水溫泉、錐麓斷崖等，作者的眼光銳利，立論很有見地

8月9-13日，東京帝大理學部動物學教室之蜻蛉目專家朝比奈正二郎（Shojiro Asahina／1913-2010）抵太平山，採得3種新種蜻蜓：泰雅晏蜓、李斯晏蜓、黃基蜻蜓，其正模式標本軍收藏於東京之國立科學博物館

8月13日，蘇澳公學校教師輕海軍馬（Karumi）於蘇澳白米溪上游之白米甕，採得新種並交給好友池田成實（Narumi Ikeda／1911-1991／蝶類鑑識專家，自行命名「池田三線蝶」）鑑定命名為「輕海紋白蝶」〔Talbotia naganum Karumii（Ikeda）, 1937〕

9月，音樂雜誌《月刊樂譜》刊載江文也之文章〈從北京到上海〉（北京から上海へ）。10月，則開始連載竹中重雄有關臺灣蕃歌之調查報告〈到臺灣內山尋訪番歌〉（蕃歌を尋ねて臺灣の奧地へ），一直到CE 1937年12月為止，這應是重建泰雅族歌曲之珍貴材料。CE 1937年12月，《音樂新潮》刊登江文也之〈黑白放談〉最後1回（共6回，分別見於《音樂新潮》14卷7-12月號，1937.07-12／《聯合報》，「聯合月刊」，CE 1996年6月11、12日）

10月17日，下澤伊八郎（Ihatiro Simozawa╱CE 1940年8月14日，攀登南湖大山，在圈谷布那奎採集了南湖柳葉菜等標本╱CE 1940年，發表〈南勢溪流域山岳地帶の蕃稱〉於《臺灣山岳》第11號，p.74-75／CE 1941年，撰寫大屯國立公園協會出版之《大屯火山彙植物誌》）至宜蘭縣大同鄉中嶺山採集，京都帝大蕨類植物專家田川基二〔Motozi Tagawa／1908-1977／CE 1934年7月，來到埤亞南道路之四季薰、耶克糾溪與埤亞南鞍部一帶採集。7月29日，植物學教室成員田川基二在土場採得模式新種碗蕨科之「亞粗毛鱗蓋蕨」（Microlepia substrigosa Tagawa, 1936）〕從下澤之採集品中，發現蕨類新種「鈍頭副金星蕨／鈍頭金星蕨」（Thelypteris simozaware Tagawa），並以下澤之姓氏命名來紀念

10月，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針對太魯閣北側西拉克、西寶、洛韶等大社進行集體遷移，分別於今年10月、CE 1937年元月和3月，分3梯次實施霧社事件以來最大規模之「集團移住」，共3社95戶近500名族人，移居花蓮港廳鳳林郡（今花蓮縣萬榮鄉）轄下之埃夫南（今萬榮鄉紅葉村）等地

11月5日，花蓮港電氣株氏會社之清水第1發電所於銅門神社舉行開工式（起工式／3條壓力鋼管全長986公尺／第1部機預計發電2,000瓩，之後於CE 1941年9月第2與第3部機先後竣工發電各2,500瓩。CE 1941年10月，清水第2發電所完工運轉發電／為戰後當時臺電公司水位落差最大的發電所，落差403公尺）。CE 1939年6月22日，第一部發電機組3號機竣工發電（10月花蓮港築港工程竣工），電力除供日本鋁（Aluminium、アルミニウム）株式會社（CE 1935年6月創立於東京）花蓮港工場（CE 1939年開始建設，CE 1941年8月年產鋁錠290公噸。CE 1935年日本鋁株式會社高雄工場建立，年產鋁錠12,000公噸，耗電量約佔全臺發電的三分之一，是當時全世界規模第2大之鋁廠。CE 1945年3月，2者均遭遇美軍空襲炸毀而停工）使用外，亦供民間一般使用。CE 1947年重建為清水發電所（頭水來自清一壩，尾水注入清流發電所），CE 1989年改由銅門發電廠遙控

11月22日，總督府終於進行臺灣第1次地方選舉，選舉市、街、庄議員，這是臺灣人民有史以來第1次行使投票權（但有資格限制：年滿25歲、生計獨立、年繳5圓以上稅額之男子）

12月24日，中央尖山、南湖大山縱走（臺灣山岳會冬季登山活動），有尾崎藤作（任職營林所作業課）、江藤英雄、小林武男、小熊博、塚島哲四郎、齋藤勇夫等6人參加，他們由臺北出發，夜宿羅東營林所俱樂部，25日卻從羅東搭火車至蘇澳，在循蘇花臨海道路到太魯閣，然後登上中央尖山、南湖大山

臺灣總督府成立「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為半官半民的「國策會社」（特種公司）之一，以推進臺灣工業化和開發南中國、南洋為目的，設立目標是將臺灣建設為日本南進政策之據點。然日本戰敗投降後，其龐大資產全部被國民政府接收（林業部所屬林場由林務局林產委員會接收）

臺北工業學校建築科教諭，兼臺灣山岳會常務理事千千岩助太郎［CE 1925年來臺任教，CE 1943年受邀擔任臺南工業專門學校（CE 1931年設立臺南高等工業學校，CD 1944年改名臺南工業專門學校／今國立成功大學前身）建築學科長，並創立臺灣第1個大學等級之建築科系，CD 1960年著有《臺灣高砂族の住家》，為公認的臺灣原民建築巨擘］利用浸水營古道實地調查排灣族家屋建築。大樹林山西稜（浸水營古道路線北邊），屬於北方石板屋型，是排灣族住屋基本型，格局為橫寬矩形，屋內分為起居間、寢室、穀倉及豬舍4部分，屋頂成雙斜面型，用石板覆蓋，並堆砌石片為牆，故為石造建築，以佳平Kaviyangan社、來義Rai社（內社）住屋最具代表性，七佳社、力里社都是此型，歸化門社大部分屬之。而浸水營古道路線南邊，割肉社〔赤山射寮13社：木地（糞箕）、望阿立上、陳阿修、內、七家陳、崑崙坳、北力力、董的、立里、排力（拜律）、古阿崙〕、率芒社（枋寮7社：南屏、新麻、沙那谷、武吉、大籠㘭、吧郎）、內文社屬於南方龜甲茅頂型，是屏東縣士文溪以南的住屋形式，格局呈縱深比橫寬大的舉行，屋內分為前室和後室，屋頂則以茅草休葺成龜甲型，住屋正面牆壁是木板造，側牆及後壁採用石片堆砌，從正面看為木造龜甲型茅葺建築。南北住屋形式巨大差異，乃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而已

千千岩助太郎對排灣族家屋建築形式，分為北部式（較古原型）、內文式、太麻里式、牡丹式和紹家式（牡丹式和紹家式家屋調查時已無雕刻），分布地域包括高雄市茂林區至屏東縣士文溪以北山地，臺東舊大南社（今達魯瑪克部落Tarumake、Taromak，今臺東縣卑南鄉東興村／東部魯凱族）亦屬之

因南迴公路通車而廢棄大樹林警官駐在所

安倍明義的文章〈彪馬往何處去？—迷樣的斯卡羅族顯影〉，記錄各種不同來源的斯卡羅族傳說，將其歷史面貌勾勒出來

淺井惠倫到貢寮新社紀錄Bassy方言，包括1,000個單字（土田滋1991）

正宗嚴敬主編《最新臺灣植物總目錄》出版，共410頁［收集CE 1935年（日昭和10年）8月末為止之已知臺灣產植物］，係當時所有臺灣維管束植物之總覽，共收錄了188科、1,174屬、3,841種、12亞種及396變種

日人加藤鶴凌提出「洄瀾8景」，內容包含花岡曉望、南濱歸帆、沙溪垂釣、旭橋煙景、米崙築港、奇萊牧笛、蓮祠夕照、稻街夜色等。然而，這8景都環繞在當時花蓮港街之市街周圍，不足以代表整個花蓮港廳的特色風景。CE 1950年4月，在花蓮地方著名的漢學家駱香林主導下，藉由花蓮縣志編纂過程中選出了代表花蓮名勝之 「花蓮8景」，內容包含太魯閣峽谷（太魯合流）、美崙山（八螺疊翠）、花蓮築港（築港歸帆）、鯉魚潭（澄潭躍鯉）、能高越嶺道路（能高飛瀑）、瑞穗溫泉（紅葉尋蹊）、秀姑巒溪（秀姑漱玉）、安通溫泉（安通濯暖）等8個景點。和日本時代偏重於花蓮市區之「洄瀾8景」相比，戰後由駱香林等人所選出的「花蓮8景」則更為全面，著名的風景區大多入選，而且範圍遍及整個花蓮。

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為培養基層人才乃開辦「電氣講習所」，訓練3個月。CE 1941年，講習所轉型為「從業員養成所」，分成第1部、第2部。第1部訓練高中畢業學歷之高階技術人員，第2部則收高等科（初中）畢業的學生，從發電、變電等電力基本知識開始學習。至於戰後被留用之日人多為專業之技師、技手，指導臺籍技術員自力運轉發電所或維修，一年多後隨著臺電公司正式成立、步上軌道，日籍員工乃陸續分批遣返回國，最後剩下數十位高層人員，扮演顧問角色，協助電力體系順利移轉臺電公司。而臺電公司的人才招募管道包括：登報招考、從大專院校延攬新血、或者個電廠針對需求在地招聘、另外也開放大陸青年申請來臺灣工作。CE 1946年，臺灣電力公司新招募1千3百餘員工，其中本省人約1千人，外省籍約3百人，形成臺灣戰後第1代電廠員工之組成樣貌。戰後初期直到CE 1950年代，水力電廠為電力供應之主力（CE 1953年水力仍佔供電比例9成以上，之後隨著美援啟動，臺灣展開第1個4年經濟計畫，臺電則以增加火力電廠為主要目標，逐漸進入「水火並重」的供電樣貌，CE 1962年火力發電量第1次超越水力發電），留用的日籍技術者承先啟後，接收之外省高層競競業業，而臺籍人員則在第1線發揮穩定大局的功能。戰後臺灣電力事業復興，是留用日人、接收之外省專才和臺籍技術員共同努力的成果

 

CE 1937年：（日昭和12年）

春季，臺北帝大植物學教室（腊葉館／CE 1929年12月落成）之山本由松教授，收到美國哈佛大學阿諾德樹木園（Arnold Arbortum，東亞溫帶植物研究之世界領導者）捐贈法國傳教士佛歐里Faurie之植物採集品410餘份，再包括臺北帝大農業生物學系（光復後為臺大植物病蟲害學系）講師澤田兼吉寄贈佛歐里之採集品600餘份，共計60科、204種、238份

5月5日，羅東街役所陳純精街長向總督府提出「羅東街道路鋪裝工事費資金借入案」，9月羅東街之主要道路則開始鋪設柏油路面。南北向是從營林所羅東出張所旁之大竹林橋（跨越今竹林圳）起，經過中竹林橋（今中正北路、倉前路口）、羅東驛前十字路（今五叉路口）至南門橋（跨越中正路舊南門圳）止（全長1,500公尺）。東西向從羅東驛前（羅東火車站）、羅東驛前十字路鋪設到羅東郡役所前左角（今公正路戶政事務所）前止（全長500公尺）

5月，蘭陽軟式野球春季大會在宜蘭街北門球場舉行，照例分成2組，A組有昭堂、專賣、營林、白英等4隊，結果由營林團擊敗蘭陽霸主昭和製糖隊獲得A組冠軍（主力投手是臺灣人何水枝，出身宜蘭公學校，原為白英隊球員）。球隊監督鯉淵弘（日本中央大學法科畢業，CE 1924年7月到營林所羅東出張所任職，之後擔任貯木場主任。他喜歡攝影，在CE 1936年臺北營林所總部所舉辦之攝影比賽中，以「太平山の或朝」獲準特選，也以「大霸尖山を望む」、「次高山の夕陽」獲得佳作）以筆名「羅東K生」在營林所刊物《營林彙報》發表〈蘭陽早慶戰〉。他一直住在羅東14年，CE 1938年調派至營林所臺中出張所，CE 1942年2月4日在任內去世

6月3-12日，專賣局鹽腦課副參事江口操巡視中臺灣之樟腦產業概況。3-5日，由東勢出發，巡視雪山坑、埋伏坪、烏石坑。6日來到馬鞍寮，與營林所的大井技手、芦田雇員、永吉雇員同行。7-9日從白冷（9時抵達）至八仙山，10-12日巡視頭嵙山、龍眼林、草屯南埔，此行照片收錄於CE 1938年專賣局集集出張所之《樟腦事業寫真》，是不可多得之影像冊，尤其八仙山鐵道的更高處。其中八仙山場景如佳保臺、伏地索道、中之平、斜頭角一一呈現。在海拔2,304公尺的黎明站，晨光中可見玉山、秀姑巒、能高山連峰。CE 1938年舊八仙山林木伐盡，轉移至新八仙山（新山）作業，興建十文溪第1及第2索道。CE 1952年初，署名白冷人發表一篇〈八仙遊記〉（《勵進月刊》64期，1952.4），白冷人是白冷工程處員工在哈崙臺工作，趁假日一遊八仙山，他們從哈崙臺步行至久良栖，再搭火車至佳保臺。第1索道長4,000呎至新山山腰，建有中途站，再接第2索道長4,500呎，直達新山，還有十文溪鐵道與馬崙溪線鐵道

6月4日，CE 1932年自大阪穀物檢查所退休之中林馮次（今年來臺進行昆蟲採集旅行）於10時21分來到羅東，不料10時20分的火車剛開走，而下一班發車要到13時50分。但買不到便當，只好到販賣購買組合事務所買餅乾充飢。之後，受到竹林驛站長宗像喜正（CE 1929年起即擔任驛長直至終戰）及山田彥四郎所長的協助，並請他至俱樂部享用午餐，庶務主任大谷封一更向郡役所打電話幫他申請入蕃許可。宗像站長更回家拿冬天內衣借他，又拿毛毯讓他舖在車席上禦寒，甚至送他來回免費車票。7日，中林氏告別太平山，16時半回到竹林驛，下車後立即向驛長及山田所長致謝，之後於俱樂部用餐，接著開心返回臺北（〈昆蟲採集臺灣の旅〉，《昆蟲世界》，中林馮次，1937）

7月7日，日本在北平發動「蘆溝橋事變」，爆發中日戰爭

7月，臺北帝大理農學部植物分類‧生態學教室之鈴木時夫、福山伯明及島田秀太郎3人同行，至南湖大山布那奎圈谷附近進行高山植物群落的研究，其結果以〈臺灣の高山植物群落に就て—特に南湖大山ブナツケイ附近の高山岩原び岩屑地に於けゐ觀察〉發表在CE 1939年9月之《日本生物地理學會會報》，且特別對布那奎附近之高山岩原及岩屑地進行觀察，結論指出此地是臺灣高山植物群落發達的代表。7月10日，他們在布那奎高山岩原上，採得密毛鱗毛蕨（Dryopteris barbigera）新種。13日，福山伯明採得南湖蠅蘭（Tipularia odorata Fukuyama）新種。17日，鈴木時夫採得山薰香（Oreomyrrhis taiwaniana Masamune）新種，模式標本收藏於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CE 1936年7月，臺北帝大附屬農林專門部之清水英夫（H. Simizu）則從四季薰社出發，15日登山南湖大山，沿途調查巴都諾服山至南湖大山稜線上高山植物的垂直分布及植物名錄，成果於今年3月以〈南湖大山バトツノフ稜線に於けゐ植物の垂直分布に就て〉發表於《臺北農林學會報》

10月17日，高橋良一再次從太平山走四季薰通往比亞豪、金洋之警備道，第3次來到南澳山區，在武塔捕獲軍配蟲科之新屬新種短脊網椿（Tanytingis takahashill Drake），以高橋姓氏命名紀念

12月27日，臺灣總督府正式公告指定「大屯」、「次高‧太魯閣」、「新高‧阿里山」為臺灣3個國立公園

12月，羅東郡役所發行《羅東郡大觀》一書，印刷所為東京市之日本名所圖繪社，照片由臺北市勝山寫真館拍攝（代表人聖山祐芳）。同時期，勝美商會也曾發行一套12張之風景明信片，名為《羅東繪はがき》

清水英夫從大武出發：走浸水營古道沿路調查，事後發表浸水營原生植物採集目錄共57科228種

大阪商船株式會社臺北支店竣工，為鋼筋混凝土造3層樓建築，屋身屬簡潔現代主義，西北轉角設置東方傳統趣味塔樓，反映時代風潮。此樓是臺灣進入戰爭物資管制時期之前，日本時代最後一批鋼筋混凝土構造建築，具有稀少性及見證時代的代表性，樑柱強度及樓地板載重皆以高防震標準建造，為日本著名建築師渡邊節目前所知在臺灣唯一作品。現正進行修復中，未來將做為國家攝影文化中心

淺井惠倫至埔里大肚城蒐集到巴布拉語141個單語（CE 1948年，劉萬枝在埔里大肚城紀錄巴布拉語115個單語或片語／CE 1969年，土田滋於大肚城找到80〜90個單語或片語，發音人：浦阿香）

日本治臺發動「寺廟整理運動」（CE 1937-1940年）

 

CE 1938年：（日昭和13年）

2月1日，臺灣公論社地方部長澤田節雄親上新太平山採訪（11時50分，至羅東出張所之山田所長辦公室拜訪，接著在本多貯木場主任技手陪同下，搭乘15時竹林驛發的森林鐵道火車上山），文章〈千古不伐の大檜林新太平山の偉觀〉刊登於3月（第3卷第3號）號之《臺灣公論》雜誌上，而且該期還搭配一張〈新太平山の勇姿〉手繪稿

3月，木瓜山事業區開始在85林班造林，種植柳杉、扁柏共3.08公頃，每公頃1,800株。止於CE 1993年12月種植最後一批苗木，以紅檜為主。此56年間共造林2,545公頃，新植林木477,146,780株（CE 1945-1953年，9年間無新植造林紀錄。CE 1954年開始，造林樹種由柳杉全面改為二葉松為主，但至CE 1975年起，捨二葉松全面改以紅檜、扁柏造林。而造林高峰期則在CE 1978、1979年為最，2年造林面積超過超過1200公頃／舊木瓜是哈崙地區最早的造林地，目前沿著大景線柳杉已蒼鬱城林）。而木瓜山事業區總面積9,451.47公頃，新植林面積約為全區的27％，森林利用率不可謂不高

4月3日，《臺灣日日新報》中首次提到東鄉神社（東京）向營林所訂購鳥居用材將全部使用來自新太平山的檜木。30日，再指出檜木預計在11月上旬全部運抵羅東。8月下旬，先運出4根巨木抵達羅東出張所貯木池，其中有一根長40尺、直徑7尺的巨木，樹齡1,350年。12月初，全部21根表參道鳥居用木全部運送下山，並開放各地小公學校學生及機關團體來見習參觀。CE 1939年元月9日，山田所長親自到貯木池逐一檢視確認後，2月中旬運往東京，4月初用材全部運抵日本東鄉神社

4月20日，臺北州立蘭陽高等女學校（今蘭陽女子高級中學）創立，為4年制學校，第1屆學生於CE 1942年4月畢業。CE 1940年7月11日，2、3年級的師生19人前往太平山3日遊，帶隊老師為高梨榮作、織田永生、勇野榮一

6月15日13時左右，間方生（推測是與林業相關之總督府官員）陪同從日本山崎營林所來臺之皛中技師一起上山拜訪山田所長，接著請吉田造林主任參觀廣達3萬坪的貯木池（根據CE 1939年12月營林所出版之《營林事業一覽》記載，營林所羅東出張所之貯木方法分為陸椪及水蓄2種），然後搭乘15時開出的森林鐵道火車出發，3小時後抵達終點土場（〈太平山遊記〉，《臺灣的山林》第147期，1938.07）

8月8日，《臺灣日日新報》第1次披露日本關東神宮決定使用新太平山檜木做為建材，CE 1940年3月17日再度報導。5月，日本官幣大社之鳥居用材終於從新太平山區挑選好，其中近江神宮12根，關東神宮35根

9月27日，南澳流興駐在所警員兼老師田北正記，因受命出征當天要去部隊報到，學生莎韻幫忙背行李，卻溺斃於南澳南溪中。12月，臺北州知事藤田隕治郎視察流興社時，聽此事大受感動，乃在蕃童教育所庭園設立「愛國乙女サヨンの碑」，之後又在南澳南溪畔亦設立「愛國乙女サヨン遭難之地」紀念碑。CE 1941年（日昭和16年）4月14日，臺灣總督長谷川清特頒「サヨンの鐘」表彰此事。CE 1942年6月至8月，松竹、滿映電影公司共同拍攝製作「サヨンの鐘」映畫，並在CE 1942年上映。「サヨンの鐘」（Sayon no kane）歌曲光復後改稱「月光小夜曲」（古賀政男作曲╱周藍萍作詞）

10月，中之關駐在所新盛宗吾警部與「石田良民」巡查（布農族出身）成功地讓Tamahu社大舉移住，而當局為了這21戶283人遷到Opekan臺地，前後一共花費61,000圓來建造水圳、開闢耕地

年底，山邊行人至八仙山視察旅行，一行搭乘私營輕軌抵土牛。10時10分，換乘森林鐵道，在麻竹坑午餐後續行，13時30分抵達久良栖站（土牛至久良栖約3.5-4小時），遇見八仙山主任上田信，但此時久良栖到佳保臺〔久良栖到佳保臺是手推平臺車軌道（當時簡稱トロ，Truck），無柴油機車頭〕不一定有車次可銜接，故史料中多為步行，距離約6-8公里，時間從2-3小時皆有。14時27分抵佳保臺，徒步10分鐘抵傾斜鐵道之山麓處，分乘3臺客車緩緩上升，3段傾斜鐵道合計1,991公尺，17時7分抵達傾斜鐵道終點站斜頭角（海拔1,914公尺）後，換乘柴油機關車穿梭林間，不久抵達輕軌終點黎明索道，索道機械室位於海拔2,280公尺。稍後抵達宿舍，從此往東看有合歡、能高、白石、干卓萬、卓社大山，往南持續有馬博拉斯、秀姑巒、玉山，接著是模糊的阿里山。眼前往南隔著北港溪是關刀山、守城大山。雲下的日月潭湖水如鏡、夕陽倒映，美不勝收。最後一日8時，循昨途索道、傾斜鐵道下降，僅1小時後9時抵佳保臺，由此換火車下降，途中下車改徒步，約15分鐘抵達千本松源（今臺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一段臺電巷底）之荒川商店松脂採集場，看見許多純林與十文溪發電所，30分鐘後離開，上坡重新搭火車往久良栖，並在此午餐。午餐後往麻竹坑前行，在麻竹坑離開火車，渡過大甲溪主流於此分乘3臺出租車，約20分鐘抵達東勢之養蠶（野蠶）會社，聽取中村策太郎的簡報。15時30分，抵豐原營林所。此行有15人，包含總督府山林課佐佐木舜一、山下義男，臺中營林所川口秀雄、阿部清吉（〈第二班八仙山方面〉，《臺灣の山林》，財團法人臺灣山林會，1938.12）

安倍明義出版《臺灣地名研究》（臺北：蕃語研究會），書中詳細列出南投一地布農族社名，但幾乎都來自佐山融吉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調查報告書前篇》（1919）

舊八仙山（呂賓作業區）方面伐運結束，獲准至新山開發，先建十文溪第1及第2空中索道。CE 1940年，建馬崙線輕便軌道及索道、十文溪線輕便鐵道，延伸馬崙上部線與十文溪上部線等軌道，至此全部運材系統乃告完成（軌道全長100公里。索道7處，以十文溪第2空中索道1,276公尺最長，接長6,700餘公尺。CE 1956年，軌道運材車輛設備有蒸汽機關車5輛、汽油機關車3輛、瓦斯倫機關車25輛、客車18輛、貨車74輛、運材臺車796輛）

佐佐木舜一今年又7登新高山

今年度為配合總督府之紙業政策，營林所羅東出張所與臺灣興業羅東製紙工場展開合作，計畫將太平山檜木周邊之枝梢、根株、枯損木及過熟木等廢材，運入工場內做為製紙原料。6月28日及11月9日，《臺灣日日新報》都有報導，因此又從歪仔歪驛延伸敷設一條長2公里枝鐵道進入臺灣興業羅東製材工場內，並自CE 1939年2月8日開始作業，3月11日，營林所梅谷庶務課長也為此上太平山視察5日

接下來CE 1938-40年間輪到巒社群展開移住了（《蕃人移住十箇年計畫》預定CE 1939年度執行），與其他部族情況不同，巒社群是移住時大幅打散重組。包括巒大ランダイ社有11戶移至陳有蘭溪畔之新鄉，1戶移到新鄉南方的望鄉，9戶移至濁水溪畔的人倫Lanngdun社，還有11戶往東跨越中央山脈移到花蓮港廳之中平（今花蓮縣卓溪鄉太平村），而後者與其他部分的阻隔相當明顯。Qatungulan社有4戶移到新鄉，23戶移到望鄉，而新鄉和望鄉相距不遠。Bukzav社有3戶移到新鄉，2戶移到望鄉，13戶移到素無交情之郡社群內茅埔ナイフンポ社。Lungqaiban社有2戶移到新鄉，16戶移到豐丘，而新鄉和豐丘相距不遠。望鞍Pistibuan社有7戶移到望鄉，15戶移入Lanngdun社，2戶移到素無交情之郡社群內茅埔社。Ilitu社有4戶移入Lanngdun社，4戶移入素無交情之郡社群內茅埔社。Lanngdun社、豐丘、望鄉接收的都是巒社群，不過新鄉還有Tahaban社移入，但此社在社會網絡中屬於丹社群之圈子，和同時移入新鄉的巒大、Qatungulan、Bukzav、。Lungqaiban等社沒什麼來往。另一方面，原本就因2社合併而不融洽之郡社群內茅埔社，此時又接收素無交情的巒社群，更增添內部團結之挑戰

 

CE 1939年：（日昭和14年）

元月，大甲溪電源開發計畫發表。CE 1940年規劃6座發電所：達見發電所即德基，烏來發電所設在久良坪溪右岸（經山，臺8線臨37便道11.5K，地名青潭之處），明治發電所即谷關，天冷發電所在中坑坪，豐原第1發電所在新伯公〔上城／之後放棄已挖好的廠房地基遷至馬鞍寮，尾水出口是今臺電工程處新伯公倉庫（原新天輪工程處本部）內之水池〕，豐原第2發電所在埤頭。CE 1941年6-7月，2組人馬進入大甲溪進行地形測繪一組測繪東勢至明治，一組測繪明治至達見，10-11月測繪達見堰堤第2預定地（較西側）。CE 1941年10月5-11日，臺灣總督長谷川清趁巡視蕃地之便，視察大甲溪電源開發事業，。CE 1942年2月測繪達見堰堤第1預定地〔較東側，即現址／為高約200公尺之重力式RC水壩，貯水3億立方公尺，僅次於美國胡佛水壩（Hoover Dam，又稱博爾德壩Boulder Dam），高度221公尺，將成為世界第2高壩／主導人由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增田次郎（Masuda Jiro）及山本理事擔任，CE 1945年初松本虎太（Matsumoto Torata）升任社長，CE 1946 年臺電接管委員會接管後，以諮詢員身份留用至CE 1947年2月／CE 1943年末，著手開鑿道路，並新設豐原東勢間鐵路。戰後被接收時仍留下龐大工程量（渡邊秀幸，〈關於臺電未完成工程之意見書〉，1946），渡邊秀幸當時為大甲溪電源開發工事東勢建設所所長，CE 1946年曾與劉江性醫師「」創立東勢工業技術講習所，今東勢高工前身〕，9-11月測繪達見至大保久（由精細地圖中可見負責執行之臺灣籍測量製圖員署名）。CE 1942年2月，臺灣總督府向日本內閣提出「大甲溪開發事業計畫」預算案，通過總額1億3,500萬日圓預算（日本政府發給水庫建設費1億日圓，臺灣電力株式會社負擔水庫建設費3,500萬日圓）後，開始進行為期8年之建設計畫，前4年之第1階段完成鐵道工事、道路工事（年底，大藏省將交通建設精簡為3年計劃，第1階段預算縮為5,500萬日圓），後4年之第2階段完成達見堰堤本體、發電所設備。CE 1943年5月5日，大甲溪開發事業舉行開工典禮。6月，大甲溪新計畫水路將天冷發電所自中坑平改至白冷。8月，大甲溪電源開發計劃改為8座發電所，總裝置容量45萬8,300瓩，超過日月潭發電所的14萬3,500瓩。CE 1943年8月，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成立「大甲溪建設部」與「達見堰堤建設部」，其下有「達見施設課」。總督府則在國土局土木課內設「大甲溪開發係」督導，臺北市和平東路之舊臺電總公司便是達見堰堤建設部的辦公室。又修正計畫改為8座發電所（戰後建設谷關發電廠時，原先日治時期8座發電所的觀念，就被長距離、大落差、尾水重回大甲溪，再次匯聚補充水量之新構想所取代。谷關發電廠建設時，就代表上明治發電所不做了）：達見發電所即德基，下達見發電所設在假名字溪〔今登仙溪／登仙峽是CE 1928年臺中知事水越幸一命名，而穿出登仙峽之溪流為志樂溪（受921地震影響落石封路封水，CE 2005年重新打通恢復取水），道路為成樂路（論語：「志於道」／心心念念都往道上走，守著道不離開。「成於樂」／學詩學禮猶未完備，尚需學樂ㄩㄝˋ以成），路程末端9K處為志樂壩，其CE 2014年裝設光纖遙控，可進行遠端操作排砂〕右岸，上明治（上谷關）發電所設在今谷關壩下方石山溪右岸（之後下達見與上谷關合併，暫名經山。最後直接於上明治做堰堤，當作谷關壩），明治發電所即谷關，天冷發電所改至白冷（CE 1941年11月核准施工），豐原第1發電所改至馬鞍寮（馬鞍龍，今龍安橋東端／最終改至東勢上段之大茅埔調整池，今稱天輪後池or馬鞍後池），豐原第2發電所設在和盛｛之後馬鞍發電廠〔由新天輪工程處施工，CE 1992年4月開工，CE 1998年9月完工，馬鞍壩為混凝土重力壩，並有考慮魚類洄游及壩頂作為臺8線和大甲溪左岸之聯絡道，周邊則有大甲溪生態園區（原馬鞍壩生態園區，CE 2015年7月24日開幕／CE 1998年，馬鞍壩生態魚道設置完成。CE 2003年，設置魚道水中攝影。CE 2013年，臺電推展生態電廠，選定大甲溪發電廠為先期示範電廠）。馬鞍尾水放入天輪後池（改稱馬鞍後池），供應大茅埔圳、東勢本圳、老圳灌溉之用〕合併豐原第1、2發電所原有功能｝，豐原第3發電所在今埤頭南側。至於堰堤只有2處：達見堰堤（土石壩）及明治堰堤，其中達見堰堤一路流下，經達見、下達見、上明治、明治4發電所（皆位於大甲溪左岸），各發電所尾水流經隧道至下一發電所，最後則排放於明治堰堤。蓄積之後再一路留下，經天冷、豐原第1、豐原第2、豐原第3發電所（前2座位於大甲溪右岸，後2座在左岸），最後將尾水排放大甲溪，流向出海口（各分段隧道總長度55.3公里，有效落差總計1,098公尺，總發電力達46萬瓩）。但隨著戰爭發展，各工程被迫停工（至CE 1945年止僅完成準備工程及豐原至東勢鐵道和谷關公路的大部分，以及東勢至達見索道基礎之一部分而已，而發電所的建造亦僅完成天冷土木工程之80％）。CE 1945年10月25日，臺灣接收。11月9日，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設立「臺灣省電力監理委員會」（接收工作採先「監理」再「接管」的2階段步驟），以劉晉鈺（1898-1950，曾於法國巴黎大學深造，原昆明省昆湖電廠廠長，CE 1950年7月殉難，為白色恐怖受難者）為主任委員，黃煇（1904-，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畢業，美國康乃爾大學碩士，美國普渡大學名譽工程博士，原全國水力發電勘測總隊長，CE 1950-1962年擔任臺灣電力公司總經理）為副主任委員，開始監理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中日臺人員並存，並積極修復日月潭之車埕、水里坑2發電所。此時，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理事山本格提供《大甲溪開發事業誌》。CE 1946年3月20日，臺灣省電力監理委員會改組為「臺灣省電力接管委員會」，正式接手經營臺灣電力株式會社（CE 1947年元月3日結束），日籍員工先後遣送返國，剩下中臺人員。CE 1946年5月1日，「臺灣電力有限公司」正式成立（CE 1947年元月3日，召開公司創立會及第1屆董監事聯席會議，聘劉晉鈺為第1任臺電總經理，黃煇、柳德玉為協理（「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正式走入歷史）。CE 1951年元月11日，完成民股清除，正式改組為「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設有12區辦事處，另設烏來土木工程處、大甲溪工程事務所〔CE 1948年3月改組為天冷工程處（1948.03-1954.08），顧文魁擔任處長。11月23日，8號隧道下口（東卯溪渡槽附近）工程開工，該隧道為全部工程中需時最長、最困難的一段。CE 1949年元月開工，5月10日8號隧道上口（麗陽營區西側阿夢溪右岸附近）開工。之後，工程因大部分同仁於6月底調至烏來水力發電工程而延緩進行，是天冷苦撐時期。CE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CE 1950年7月臺電獲美援費用，使得日治時期CE 1941年11月開工之天冷水力發電工程得以復工（CE 1950年7月，獲美援支助工程費、運輸設備及鋼管。10月16日，全面復工，是天冷復興時期），並於CE 1952年9月21日竣工，同時改名天輪（9月9日，蔣中正總統巡視，並親題「天輪發電總廠」），為大甲溪第1座完工的電廠，也是美援發電廠第1座。CE 1955年，正式成立「大甲溪綜合開發計畫委員會」，是臺灣第1個多目標之水資源開發計畫〕、霧社事務所（CE 1949年2月，改隸天冷工程處）等

7月，新龜山發電所（後改名龜山發電廠，再改名今桂山發電廠，包含烏來、桂山、粗坑、翡翠等4座機組，及位於新竹縣竹東鎮之軟橋機組，另外還包括阿玉壩、羅好壩、粗坑壩、桂山壩和翡翠水庫大壩）興工，發電所位於南、北勢溪交會口之大粗坑山麓下，新龜山堰堤（今桂山壩，CE 1941年完工，以閘墩區隔為10道排洪道及1道排砂道，有魚梯）為中小型混凝土重力壩，壩長100公尺，壩高8.5公尺〔為堰壩可蓄水之調整池式（pondage type）發電，烏來發電所亦同〕，引水道約長3.5公里。CE 1941年2月，運轉發電，裝置2部豎軸法蘭西斯式水輪發電機，發電量約13,000瓩

7月，楚南仁博Sonan自武塔警備道第2次進入南澳山區，10日於武塔採得蛾類新亞種雙黃環鹿蛾（Syntomis fortune matsummural Sonan），12日抵水源，從寒溪下山

7月，及川生一行11人參加臺灣山岳主辦之夏期登山計畫，15日15時抵埤亞南鞍部草原。及川富嘉志、前島幸、分島俊、平野金雄等4人顯然有備而來，經由駐在所巡查的建議，來到Tawanau溪（有勝溪）之支流（即羅葉尾溪）釣鱒魚〔〈ピヤナン（大甲溪溯行）鞍部越え〉，《臺灣山岳會彙報》，11年9號，（1939.9），頁4〕

9月15-19日，臺北帝大植物分類學教室擔任副手之鈴木時夫（Tokio Suzuki／1911-1978／CE 1932年7月16日，在加羅山與金漏瓦之間採集到山胡椒標本，現藏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CE 1952年出版《東亞の森林植生》）在拳頭母山海拔1,430公尺處調查，發表臺灣新紀錄種之蕨類革舌蘭

9月25日，中部港（今年日本帝國第74次帝國議會通過建設臺灣中部港口，中部港築港工事事務所在臺中周梧棲正式成立／CE 1940年為配合港口建設，總督府特將大甲郡梧棲街、清水街、沙鹿街、龍井庄合併為新高市／臺中市陷入邊陲化之恐慌中，CE 1918年乃組織「海岸鐵道線路變更期程同盟會」，訴求將鐵道路線改經大甲、神岡等地，在臺中銜接縱貫線，而明石總督直到12月底才決心照原案執行，同盟會則於CE 1919年元月宣告解散）舉行開工儀式，並將梧棲港定名為「新高港」。在築港工程中鐵路運輸至為重要，築港專用主線規劃為環狀鐵路系統，分為南北2段，北段由甲南站至港區，鋪設全長10.8公里築港專用主線及4.1公里之築堤專用測線，後因日軍踏平洋戰爭失利而中止，卻於CE 1970年代的十大建設「臺中港計畫」（增築臺中港區支線）意外恢復行駛至今。現行臺中港線沿用日治時期北段路基，今臺中港貨運辦公室前之高美溪橋可見新高港線橋樑，有11跨孔為見證。南段則為「龍井梧棲線」，全長9.7公里，CE 1942年開工， 但最終也因戰事吃緊、鋼材短缺而未完工，只留下3座橋臺與路基，成為「未成線」（係指已動工興建，但因故未能完全通車，僅留下部分完成路段遺跡的鐵道路線，在日治時期及有此用語）的遺跡。CE 1944年新高港築港工程停頓，CE 1945年日軍戰敗，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CE 1949年新高港鐵路拆除，新高港南段鐵路乃隱沒歷史洪流中

10月，小笠原美津雄技師意外在塔比多附近山頂之砂礫層，亦即古時的河床（也就是段丘）找到金礦。24日，總督府派出調查班至陀優恩段丘探勘金礦3日，確認此次發現，消息當然轟動日本。12月17-27日，日本派出「臺灣砂金調查隊」7人抵臺，包括東京大學工學部教授佐野秀之助等人。CE 1940年3月，全島東西部河川段丘調查完成，達基里溪總計31處段丘，除陀優恩段丘外，值得優先開採的是落支煙段丘、赫赫斯段丘、希奇良段丘等，這就是產金道路開鑿的誘因。CE 1940年7月4日，發電道路（峽口至溪畔）與產金道路（溪畔至塔比多）同時施工。CE 1942年底，產金道路形同停工。CE 1943年3月11日，長谷川清總督至花蓮太魯閣，視察砂金挖掘、溪畔電力、產金道路施工。CE 1943年4月，產金道路第1至第5工區（溪畔至合流）通車，此後產金道路沒有任何工事，連大甲溪水利發電工程（如達見）都停止了，挖掘隧道之資材和人力，大多轉往西部地區去挖戰壕與坑道了

關閉「海鼠山警察官吏駐在所」〔CE 1930年10月28日設立。CE 1939年6月17日，再海鼠山舉行25周年祭（前駐軍營區有17名殉職軍士墓碑），同時也是第44回始政臺灣紀念日，由花蓮郡守代理研光利三郎警部補主祭。CE 1940年元月撤廢／海鼠為日文「海蔘」（なまこ、namako）之意（因山形圓胖，就像1隻海參伏地）〕及「巴支干警察官吏駐在所」。同時，開始進行進行西卡拉罕溪下游之蘇瓦沙魯、木苦伊西、西卡拉罕等社，強制遷移至鳳林郡轄下之埃夫南，至CE 1940年全數完成。CE 1940年3月，接續關閉「蘇瓦沙魯警察官吏駐在所」，而「合流梅園警備道路」至此也被廢止，走入歷史

臺灣總督小林躋造提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3大重要政策。而「皇民化運動」（係日本國內「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之延伸）分為3個部分：國語家庭（將漢語從生活中去除）、正廳改正（神像及祖先牌位拿掉）、寺廟整理（廣建日式神社）

德國入侵波蘭後，英國和法國向德國宣戰，乃開啟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之戰爭─「第2次世界大戰」（1939-1945）

基隆市北部火力發電所竣工，CE 1983年除役。CE 1997年，基隆市政府向臺電租用廠址，撥交教育部供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使用，以原有廠房改建為館舍，CE 2004年列為基隆市歷史古蹟，是至今唯一被指定為文化資產的非水力發電廠

日本殖民政府於里德村豎立「高砂族教育發祥之地」紀念碑（石碑背面為「恒春國語傳習所豬朥束分教場之跡」，而石碑底下則列有當地官紳之捐獻名單，以及〈新築敬聖亭樂助芳名碑〉均有潘家後裔的名字），紀念豬束社在CE 1896年（日明治29年）設立第1間原住民專屬的恒春國語傳習所豬朥束分教場（滿州公學校／滿州國小前身）

樂信‧瓦旦組織以「圖高砂族並理蕃關係職員之生活向上」為宗旨的「高砂協會」，並於新竹、臺中等州設立分會。他顯然想利用該組織平臺進行原住民各族之串連活動，而吾雍‧雅達烏猶卡那當時即以總會會員身分加入。到日治晚期，某種「泛臺灣原住民意識」已經出現在若干「先覺者」之間，他們從單純的國家意識形態協力者與統治代理人，正微妙地逆轉成試圖藉由國家現代化計畫來維持、更新，乃至建構族群主體之行動者。樂信與吾雍2人選擇以同化和效忠的代價，來追求民族與族群之現代化，這意味他們在接受「現代性」價值的同時，也接受了現代性價值之唯一泉源－日本國家－的意識形態和價值。一個同時連結「國家（日本）－民族（高砂）－族群（泰雅或鄒）」之原住民自治主義思考雛形已經出現〔也可稱之「國家發展自治主義」（state-developed autonomism），亦即藉國家之力量發展族群自治能力的思考／臺灣原住民之「國家發展自治主義」孕生於日本明治國家從列島向臺灣擴張之過程，卻毀滅於中華民國從大陸向臺灣收縮的過程。此悲劇似乎反映了弱小民族在連續殖民－不連續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之荒謬「大歷史」（the History）中追求「自我同一性／自明性」（self-identity）的徒勞（不同族群的住民必須被迫重新尋求因應新國家政治威權與政治效忠之道）〕，而「民族」與「族群」雖然深深鑲嵌在「國家」之母體中，但並未被國家所消解，若以蔣渭水名言來描述，它開啟了一種「以高砂族做為日本國民的泰雅人或鄒人」，且以此身分追求做為日本國民之平等權利的可能，這也是戰前日本邊陲地區弱勢民族如沖繩人、埃努族常用之典型「內部抵抗」策略

銀華新劇團在臺中天外天劇院公演，該劇團是呂訴上留日回台後，融合歌唱、奇術和戲劇等元素之商業改良團體，試圖在皇民化風潮下為臺灣新劇另謀出路

 

CE 1940年：（日昭和15年）

3月，タツキリ發電所（今立霧電廠／東部發電廠立霧機組）興工［發電道路（峽口至溪畔）與產金道路（溪畔至塔比多）亦同時施作。而當時開路之初是由花蓮港廳警察隊員組成搜索隊進行踏勘，總指揮理蕃係長蓬田警部率領87人，於CE 1940年4月21日15時在合流駐在所集合，22日8時半正式展開行動，24日21時全員才抵錐麓駐在所，28日解散舉行儀式（從今慈母橋往東前進，經過尚未開鑿之九曲洞、燕子口直到峽口）］。到CE 1944年4月，第1部機裝置容量16,000瓩竣工發電（共有2部機，裝置容量各16,000瓩），是民營電廠東臺灣電力株式會社〔CE 1939年由花蓮港電氣株式會社（CE 1939年6月改稱東部電氣株式會社）、日本鋁株式會社、東臺灣電力興業株式會社等3家民營電廠，以及東邦金屬製鍊株式會社、東洋電化工業、新興窒素（氮肥）工業、鹽水港紙漿工業整併組合而成。CE 1944年8月，併入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投資興建，提供東邦金屬製鍊株式會社（屬古河礦業，資本額2,000萬日圓，製鎳原礦自南非羅德西亞Rhodesia輸入）所需電力，主供製鎳（Ni、ニツケル）之用。規模及發電量為東臺灣第1，僅次於日月潭第1發電所（CE 1934年7月竣工／今大觀1廠）之單機22,000瓩，位居全臺第2

4月21日15時，總指揮理蕃係長蓬田警部率領87人，於合流駐在所集合，展開探勘「發電道路」（峽口至溪畔7公里，由東臺灣電力興業株式會社興建）及「產金道路」〔溪畔至達比多タビト，施工包商為山田組與吉村組，道路最終只抵滴水仔（慈母橋之前的明隧道172.8K）／CE 1940年7月開鑿，汽車得以長驅直入至合流／CE 1941年完成第1工區（溪畔上游1,300公尺至山月橋），山月橋即今布洛灣下方。山田組完成第2工區（山月橋上游1,800公尺至巴達岡下方），巴達岡下方即今燕子口。吉村組完成第3工區（第2工區上游1,800公尺至大斷崖下方），大斷崖下方即今流芳橋附近。第4工區（大斷崖下方1,700公尺至錐麓下方），錐麓下方即今九曲洞，亦由吉村組承攬，而橋樑工程尚未完成，但有臨時橋可供步行。第5工區（錐麓下方2,000公尺至滴水仔）約完工4成，滴水仔即今172.8K之明隧道附近。然而第4至第5工區（錐麓下方）的聯絡道路工程已完成300公尺，第5工區剩下之6成以及前述聯絡道路，皆由吉村組加緊趕工。此外，還有第6工區（滴水仔3,000公尺至陀用下方），陀用下方即今綠水。還有第7工區（陀用下方1,800公尺至塔比多），塔比多即今天祥。不過，施工進度顯然與預期規劃有落差，最終產金道路只抵滴水仔而已。〕的行動。22日上午8時半，一場人力與自然之鬥爭正式展開。24日，遇大瀑布難以通過，乃攀岩而上到達錐麓駐在所，已是晚上9時。25日，從巴達岡（バタガン）駐在所出發，且以繩索垂吊方式測量斷崖。28日，舉行解散儀式

7月，臺北帝大植物團隊正宗嚴敬、福山伯明和中村泰造3人同行上南湖大山，但無新發現

7月4日，發電道路（峽口至溪畔）與產金道路（溪畔至塔比多）同時施工。CE 1941年4月，發電道路完成仙寰橋車行吊橋、銀帶橋車行吊橋，路面下降（現今中橫公路視角太高，造成對比日治舊照時，屢屢無法找到拍照地點的原因），依溪而行直抵溪畔

9月24日，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建立「賀田組開拓記念碑」，其全文如下：「企圖拓荒開發被險山怒濤所阻隔的花蓮港平野者，前有吳全，後有賀田金三郎之兩君，然而由於遭受蕃害與瘴癘之難關 （或困難苦境），致其偉業竟未能達成。乃由鹽水港製糖會社繼承此大業，並聘請篤農大槻幸之助君擔任墾荒開拓大業。爾來移殖內地人（指日人），並愛撫使役本島人（日人專指臺灣之漢人）、高砂族（指原住民）等而大規模的興起農耕事業，專心意志的用於灌溉排水、施肥驅蟲，尤其最致力於蕃害、惡疾防衛，從此遺寶（指土地）得逐年而有收穫，終於使萬頃土地之蔗業有薰風吹起波浪之今日，奠定了花蓮港發展之基礎。因此而建立此碑，以稱讚歌頌創業當時之氣魄，以及慰藉罹疫、遇害而殉職者在天之靈，並將其遺績傳留於千古。」

10月17日，預定進行臺灣北部橫斷採集，由東海岸下山的計劃，領隊是正宗嚴敬教授，楠元司與中村泰造等學生在臺北市公館搭車到溪尾，再搭巴士到石碇下車。別隊之植物病理學山本和太郎教授也在石碇下車。一行人11時出發往坪林，一路適於採集，約14時抵坪林，本來預定在營林署宿舍住一夜但客滿，只好決定直下東海岸的礁溪溫泉，但在此30公里之強行軍中，一路上未見星光且以手電筒照路根本無法採集（〈臺灣植物採集行雜記〉，《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創立60年紀念》，1988）

11月，由於日本擴大戰事，與美國及英國等西方國家關係惡化，在臺灣工作之西方傳教士被迫離開臺灣

12月28日，總督府遞信局山岳部橋本滿男，6時32分從臺中出發，7時至豐原，7時20分從豐原站出發往久良栖，9時到久良栖，因得知傾斜鐵道第3段故障（CE 1930年代後期，因CE 1921年埤亞南道路已開發，可由八仙山往雪山、合歡山，第1天上午從臺中站出發，中午前即可達佳保臺、黎明等地，而當晚於明治溫泉下榻，這通常是以八仙山為中繼，或第1晚之規畫案，逐漸標準化），乃直接往明治溫泉。10時40分抵明治溫泉附近（海拔842公尺），並聘請2名挑夫協助，抵達哈崙臺

若走大甲溪右岸抵明治溫泉（發現早在CE 1907年，直到CE 1927年始建設。CE 1928年2月13日，臺中州知事佐藤續視察明治溫泉，4月完成浴室，總建坪51坪，客間8疊有4間，附近命名佐藤臺／今谷關溫泉），可坐東勢至楓樹腳之手押（意思是僱用苦力推動，非臺車上有手壓裝置）臺車軌道〔臺中輕鐵株式會社（CE 1919年籌組之專營蒸汽鐵道公司）經營，今臺8線／CE 1936年3月，東勢至明治溫泉之車行公路開鑿，1938年3月「東勢明治車道」開通（惟車道並未通至明治，而是到達十文溪部落，再走大甲溪右岸過常盤吊橋，最後抵溫泉公共浴場。又明治前之哈崙臺段，則開在下方臺8線與上方十文溪聯絡道路之間，但今僅留存一段在林務局麗陽工作站內。至於十文溪聯絡道路是近些年才出現，日治時期東勢明治車道不走這裡，原中橫公路通車時也不經此），要繼續往小澤臺或佳陽仍需步行。CE 1940-1941年，配合大甲溪電源開發計畫（1939），此段車道再次改善／CE 1942年10月，臺灣電力株式會社進行明治至佳陽道路改修工事。CE 1943年12月，完成明治-佳陽車道（東勢-佳陽／降低道路高程，大約在大甲溪警備道路下方約100公尺山腰處，長度30公里，有鋼索吊橋6座。工程分6工區，花費800萬日圓）／明治-佳陽車道會通過十文溪部落上方（今林務局麗陽工作站仍留有舊路），越過十文溪車行吊橋（右橋臺約位於今篤銘橋右橋臺之上游130公尺處）抵大甲溪左岸，再到下谷關之臺電俱樂部（今臺灣電力公司谷關服務所）及明治駐在所（沿大甲溪右岸舊有步道，經常盤吊橋亦可抵明治駐在所，即觀復山莊or今谷關警光山莊）。南側靠近河岸有十文溪人行吊橋，為之後第1代2橋孔篤銘橋（CE 1959年4月13日完工之鋼桁架橋，CE 1960年5月7日中橫公路通車時是走此橋，並改稱谷關大橋。CE 1963年10月，在上游處另建預力RC橋之第2代3橋孔篤銘橋，CE 1965年6月1日完工。CE 1965年6月18日，拆除舊篤銘橋，且將橋臺墩炸除，CE 1966年初，又將鋼桁樑移去建慈航橋和觀興橋。目前易地第3代篤銘橋為單跨之提籃式鋼拱橋，CE 2010年9月完工）橋址，以上詳1942《大甲溪東勢明治間平面圖》。又明治駐在所與明治溫泉宿泊所（今神駒谷養身場／CE 1941年10月10日，臺灣總督長谷川清曾住宿于此）在大甲溪右岸，而大甲溪右岸東勢明治車道之後的明治佳陽車道，則向北折東延伸至上谷關，穿過明治堰堤隧道（河岸對側是明治堰堤／後稱天輪壩）後，於上谷關臺電巷這裡開始改道（高程下降），抵今臺電谷關訓練中心，而山坡高處仍有步行專用之大甲溪道路（1923），以上詳1941《大甲溪開發調查地形圖（明治達見）》／ CE 1945年，完成33公里之東勢-明治道路工程。豐原至東勢的大甲溪鐵道也是大甲溪開發事業之配套運輸計畫，當時路基、橋墩都已完成，因戰事急迫而停工。戰後鋪上鐵軌，橋墩放上鋼樑，運轉通車／CE 1950年，豐原客運每天往返豐原及明治溫泉各有2車次，此間在溫泉休息或遊覽時間6小時，1日間可往返。CE 1955年元月，關達產業公路（谷關-達見／臺灣電力公司建設，即青山上線）通行。CE 1956年7月7日，中橫公路開工。CE 1960年5月9日，中橫公路通車／CE 1962-1963年，公路局成立「東勢達見改善工程處」進行中橫公路第3期改善工程〕，後延伸至橫流溪，但接下來為步道，經十文溪部落且通過常盤吊橋，可步行至明治溫泉。若走大甲溪左岸則為搭乘八仙山森林鐵道〔營林所鐵道or營林所輕鐵（軌距76.2公分），以久良栖驛（可俯視下方之大甲溪、開墾農田、集團蕃社、警官駐在所、蕃童教育所，而久良栖社有所謂「東勢蕃地第1都」之稱／車站部分建築物原址尚存，即今東關路一段林場巷56號／林場巷道路才是森林鐵道）為分界點往土牛稱平地段，往佳保臺稱山地段，皆歸營林所直營／CE 1925年行駛，CE 1959年停駛／CE 1938年，舊八仙山林木伐盡，轉移至新八仙山（新山）作業，興建十文溪第1及第2空中索道／CE 1959年87水災將之沖毀，CE 1960年八仙山結束伐木，CE 1961年森林鐵道or輕鐵即拆除〕，自豐原和盛經土牛（今臺中市石岡區）至久良栖（Kulas、クラス，古拉斯社，今松鶴部落，泰雅語「德芙蘭Tbulan」。根據松鶴部落長者黃永光口述，德芙蘭日治時代叫 Tinburarn，根據老人家解釋Tbulan為開墾之地／區拉斯華坦、克拉斯華坦／CE 1896 年，原居南投縣境的部分馬卡納奇社人以夏德•哈勇Siad-Hayun為首集體北遷，越八仙山，移居谷關稍東臺地建新社，名西拉克社。CE 1914 年，日警為便於控制，迫令遷於松鶴對岸西南方，大甲溪左岸之八仙山西方山麓，亦以西拉克為名。德芙蘭Tinburan與西拉克、裡冷同屬馬卡納奇群，CE 1896年以希勇•古拉斯Situn-Koras為首，翻越八仙山，移居十文溪左岸，今八仙山址，稱其地為古拉斯，以紀念創社頭目。之後希勇率眾再遷西拉克社東方約1公里處，於此建設，仍稱古拉斯，日人則稱之久良栖／CE 1924年7月，行駛蒸汽車頭，並延長至營林所和盛儲木場。CE 1925年，和盛至八仙山行駛柴油車頭之機關車。CE 1927年，與八仙山鐵道銜接），再至佳保臺。另外，久良栖通過山腳橋至右岸，亦可抵十文溪部落（詳〈明治溫泉案內圖〉，《臺灣鐵道旅行案內》，1940）及明治溫泉（從久良栖經鐵線橋過到右岸，再步行往明治溫泉，約6公里。明治溫泉回程一樣走路到久良栖，搭輕鐵回東勢或土牛，但通常到麻竹坑下車，步行過鐵線橋後改搭臺車、僱苦力到東勢街，再由東勢換車至豐原接回縱貫線。在日治後期，一般往返八仙山不是單純坐火車，而是縱貫線、民營輕鐵、營林局輕鐵、臺車加步行，會有不同多樣之交通工具搭配使用，加上要在東勢申請入山，當時是非簡單之行程安排）

日人計畫將能高越嶺道改築「中部橫斷道路」。CE 1941年春天施工，隨太平洋戰爭爆發而終止工事，僅完成東段修至桐里（今磐石與龍澗中間），西段至尾上的道路，卻遭CE 1945年颱風摧毀，而「東西連絡送電線路」直到戰爭結束，僅完成輸電線路部分準備工作

 

CE 1941年：（日昭和16年）

2月8日，佐佐木舜一從屏東出發，夜宿鹽野義小屋。9日越過南大武山稜線入臺東廳之古樓，夜宿狩獵小屋，10日登頂南大武山，再宿狩獵小屋，11日宿古樓社，11日登七卡南山，12日經武威山回到屏東

3月9日，Halipusung社之Haisul因為不滿日人施行的集團移駐政策（自CE 1940年移居都巒山西側），造成該部落族人移居至延平鄉時，出現水土不服現象而染病。Haisul便與家族幾名成員於隔年重回內本鹿，並沿途攻擊駐在所（夜襲清水駐在所，菅原巡查及其家眷、3名阿美族警手遭到殺害，隔日清晨接續攻擊楓駐在所和嘉嘉代駐在所），造成多人死傷，史稱「內本鹿事件」（事件之後，臺灣總督府歷經將近1個月之搜查，發現藏匿在卑南主山中臨時小屋的Haisul家族，經過勸誘後向朝日駐在所提出謝罪）。之後，內本鹿的布農族住戶全數被迫遷出至現今臺東縣延平鄉境內的桃源、紅葉、鑾山、武陵及永康村落〔內本鹿全面淨空，所有人口移至山腳。移住地除中央山脈東麓之紅葉谷（紅葉）、北絲鬮溪（即CE 1925-1934年的Qaluqalazu社，今桃源）、Buklavu（武陵），甚至到了海岸山脈西麓（鸞山村）。原本內本鹿諸社和荖濃溪各社關係相當緊密（尤其是Balisan社），但隨著內本鹿東遷且Balisan社西移到楠梓仙溪流域，雙方聯繫之阻礙大幅提高〕。內本鹿警備道路自此失去原有的功能開始廢棄，舊部落也消失在荒煙漫草間。為了造林，林務局將西段越嶺道規劃為石山林道，並延伸出很多支線，林道沿線山區栽種臺灣杉與紅檜等樹種

3月10日，發行臺灣國立公園郵票，是日本郵政史上第3套以臺灣為主題之郵票，照片由鈴木登良吉來臺拍攝。其中次高タロコ國立公園4枚（選定內容為清水斷崖、次高主峰、深水溫泉、太魯閣大山），大屯國立公園2枚，新高阿里山國立公園2枚，全套8枚郵票，同時配合發行2枚小全張和說明卡。說明卡是由前臺北帝大總長幣原坦以法文撰寫。在日本發行之小全張印有遞信省及序號，而在臺灣發行則改成臺灣總督府字樣，並刪去序號。另在臺灣尚有贈送護票卡與海報，均為鹽月桃甫｛1886-1954，日本宮崎縣人，CE 1921年抵臺灣，擔任臺北高校及臺北一中美術教師。CE 1922年7月3-16日，與畫家鄉原古統（CE 1936年，離開臺灣）前往東海岸旅行，他們從基隆搭船經蘇澳到達花蓮港後，乘坐輕鐵線〔CE 1914年之輕便鐵路（無南向路線），從北埔的新城鄉公所東北行，取大漢街至真耶穌北埔教會，再接廣安一街至康樂村辦公室，附近有廣安宮。由此再向東北行，接193海岸路，經加灣七星媽宮直抵沙東巡邏站。越過三棧溪到北岸，傍依海岸直往新城／CE 1924年，鹽水港製糖會社花蓮港製糖所北埔農場（從事甘蔗種植，今康樂村）設立，築有1條會社線之糖廠鐵路（壽豐-北埔-新城）。而前述之真耶穌北埔教會至廣安宮的範圍，便是北埔農場之社宅區（倉庫、轉運站、辦公室、住宅區），農戶由宜蘭、蘇澳招募而來。會社線糖鐵有新舊路線，三棧溪以南之糖鐵與蘇花臨海道平行，糖鐵在東、蘇花臨海道在西。CE 1933年臨海道開通，同時行駛東海巴士，而糖鐵則從新城鄉公所出發，依臺9線而行，自加灣的京典開發轉東北行，取小徑至沙東巡邏站，沙東巡邏站是輕鐵和糖鐵的會合點。另糖鐵舊線過三棧溪後，從慈能宮右轉接三棧海堤再朝東北行，經曼波海灘、煙波花蓮太魯閣，左轉過臺9線接花6鄉道，直行進入亞泥廠區而終止，其過三棧溪後乃是利用原先輕鐵的路線。CE 1950年之糖鐵新線，則過三棧溪後在慈能宮左轉，越臺9線後右轉順安街58巷，一直往東北行和花6鄉道相接後，至新田的太魯閣立閣人文旅館而終止，但約莫CE 1960年代此段糖鐵新線亦拆除了。會社線糖鐵向南即為機場巷，現今為臺9線利用。蘇花臨海道則走北埔路，最後抵花蓮舊火車站前，糖鐵經臺鐵舊吉安站再至壽豐〕臺車前往新城，步行進入太魯閣，再返花蓮港。CE 1923年11月與佐山融吉、大西吉壽出版《生蕃傳說集》，並繪製該書封面和11幅插畫。是第1位將油畫技術與素材引入臺灣之畫家，成為臺灣油畫創作的播種者。CE 1927年，鹽月桃甫和石川欽一郎、鄉原古統、木下靜涯等人聯手創辦「臺灣美術展覽會」（簡稱「臺展」）。CE 1931年，完成1套「臺灣風景名勝紀念郵戳」。CE 1945年，遭遣返歸國｝所繪，又護票卡圖案是帝雉，海報圖案是清水斷崖

7月7日，位於龍見駐在所後方之瀧見訓練所設立，是總督府以瀧見訓練所為名，其實是拓寬改修能高越道路，完成可以通行車輛之自動車道路。自CE 1941年開始，規劃以7年期間，總經費930萬日圓來執行。而訓練所的勞動作業現場，為總督府國土局道路課正在進行的工程，即橫斷中央山脈，連結臺中州霧社及花蓮港廳銅門的能高越道路蜿蜒70公里大型工程，其施工地就在訓練所向沿60度陡坡走約4,000公尺處，是岩層相當堅硬的山腹部分。CE 1942年5月15日，舉行訓練所入所式，《東臺灣新報》亦曾報導。而訓練所也是總督府引以為傲的勤勞報國青年所之一，即「總督府行動報國青年隊花蓮港訓練所」，所內聚集從全島各地被選召的310名青年精銳

7月8日，臺灣俘虜收容所於臺北市龍口町一丁目一番地之臺灣教育會館成立，此處僅作為辦公場所（之後因疎開計畫，遷往大直第6分所西北側之劍潭山上），並於5處地點設立收容戰俘的營區。而俘虜收容所長所在地之收容所稱之本所，其他4個地點各稱為第1至第4分所。本所位於臺北州臺北市大直516番地，由臺灣神社御造營奉贊會負責興建，戰俘被用於臺灣神社的外苑工事，主要工作為挖土整地及種植花木（CE 1943年8月24日，改稱第6分所，並開始接收無法工作之戰俘，體況較佳者則被移轉出去）。第1分所設於臺北州基隆郡瑞芳街金瓜石，戰俘由日本鑛業株式會社雇用，從事銅礦之開採（CE 1945年6月中，第1分所正式遷移至臺北州文山郡新店街直潭字鑛窟的山區）。第2分所位於臺中州大屯郡霧峰庄萬斗六烏溪畔，是由臺灣總督府以烏溪維持工事人夫收容所的名義興建，戰俘工作是開挖新河道，協助整治水患〔CE 1944年6月間，因烏溪氾濫受損而關閉，大部分戰俘被送往屏東第3分所與白河第4分所安置。身體較虛弱者則於7月1日，隨第2分所遷移至員林郡員林街番子崙的旅館。CE 1945年3月初，第2分所將戰俘轉送斗六後關閉，臨時斗六分所（為突增之大批戰俘而設立於斗六郡斗六街斗六南國民學校，今雲林縣斗六市溝壩國小／還有徵用員林郡員林街湖水國民學校，今彰化縣員林市青山國小，設立臨時員林分所，CE 1945年元月上旬清空關閉）升格為第2分所。CE 1943年4月，斗六第2分所關閉。當時臺灣俘虜收容所僅存文山第1、白河第4、大直第6分所〕。第3分所位於高雄州屏東郡長興庄隘寮溪，由戰俘雇主臺灣製糖株式會社之下游砂石場包商以既有工寮改建而成，主要工作是隘寮溪砂石的採集搬運（CE 1945年2月7日，遭到美軍空襲意外而有傷亡、接著關閉，多數戰俘移送大直第6分所，健康較差者則送往斗六第2分所及白河第4分所。之後也因疎開計畫，大直第6分所的第1分遣所設立於臺北州海山郡三峽庄插角字有木。7月，又於臺北鐵道工場附近倉庫，設立松山第2分遣所）。第4分所則專門居留高階軍官與文官俘虜（根據CE 1929年《日內瓦公約》，居留國不得強制軍官階級的戰俘從事勞動），地點是利用花蓮港市營所通之花蓮港分屯大隊既有兵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1周年時，臺灣俘虜收容所的本所及第1、第2、第3分所各拘留500多名戰俘，第4分所有300餘名，合計共居留約2,400名歐美戰俘。CE 1943年5月，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派員來臺訪視俘虜收容所，日本政府乃將第4分所戰俘與下屬傳令兵送往設於玉里分屯中隊營舍的第5分所，這裡完全不必工作，而且食物供給無虞，還能從事休閒活動。之後，日軍指定14名最高階戰俘及14名傳令兵留在玉里（CE 1943年6月下旬，28人又隨第5分所遷移至臺北州文山郡深坑庄木柵之兵營。後因戰事吃緊，木柵第5分所之高階戰俘及白河第4分所的高階戰俘陸續被移往滿州國俘虜收容所，而第5分所則于CE 1945年元月下旬關閉），其他戰俘送回第4分所。CE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簽署《降伏文書》正式投降。3日，日軍才將臺灣俘虜收容所交由戰俘自行管理，並繳出槍械，在臺戰俘乃重獲自由。5、6日，大部分戰俘由基隆港撤離。CE 1942-45年間，共有4,300多名歐美戰俘被送來到臺灣，其中約1/10於在臺期間死亡

夏季，剛上任之臺北州知事三輪幸助展開蘭陽3郡視察行，並於7月16日來到營林所羅東出張所巡視

8月，大溪至角板山自動車路修建，八結隧道開鑿（CE 1944年，打通），為人行、防空、疏散專用隧道

8月，鹿野忠雄出版《山と雲と蕃蕃人—臺灣高山行》，收錄他在臺北高校及東京帝大時期，在玉山山脈之布農族領域內的7次登山紀錄，是日治時期臺灣高山文學的典範巨著，被稱為日本3大「山岳名著」之一

10月5日13時7分，總督長谷川清為視察中北部地區及電力工事抵達羅東驛，接著至營林所搭乘森鐵出發往土場，並在車上聽取本田羅東郡守、山田羅東出張所長之報告，中途於清水驛下車視察圓山發電廠工程，於16時17分抵土場

12月8日，日軍發動珍珠港偷襲，太平洋戰爭爆發。同一天，日軍亦佔領英屬婆羅洲，將英軍戰俘送往臺灣監禁。CE 1945年8月，日本戰敗

12月，臺北帝大動物學教室之鼠類專家田中亮，在太平山之見晴捕獲臺灣高山田鼠及高山白腹鼠，是臺北帝大繼CE 1933年5月，於太平山營林所附近捕獲高山白腹鼠之後，現存當時唯二之哺乳類標本

因太平洋戰爭而將警力撥至海防使用，故浸水營越嶺道僅保留出水坡警官駐在所，其餘皆撤廢。但之後為了「本土決戰」需要，大樹林警官駐在所被重新建造為軍營使用

日本政府根據「教育審議會」報告而公布「國民學校令」，規定日本內地人學童就讀之小學校和本島人臺灣學童就讀之公學校，都改名為國民學校

日本貝類學家黑田德米（くろだとくべい／Kuroda Tokubei／1886-1987）發表《臺灣貝類目錄及新種描述》，該文登錄臺灣之貝類有1,459種及33新種（含新亞種）

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由於政府財政匱乏，於是將官營砍伐事業改為公司制（扁平化戰時之政府組織，瘦身官僚機關的負荷／「國策會社」成員之一／殖產局營林所官員等被退職，立即成為會社的職員。這些技術官僚實務經驗豐富，臺灣總督府可以透過經由對會社之控制，而達到繼續為政府服務的目的），加入民間資本或讓與民營，例如將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鹿場山均改屬臺灣拓殖株氏會社，木瓜山歸屬花蓮港木材株式會社，林田山歸屬臺灣興業株式會社，香杉山歸屬植松木行，望鄉山歸屬櫻井組，大元山、太魯閣歸屬南邦林業株氏會社，妹克伊斯磨山歸屬農林株氏會社等。日據時期在CE 1912-1934年間，平均每年約為16-17萬立方公尺，CE 1935-1945年間，因對華戰爭及太平洋戰爭，加速伐木，年產量逐年增加，由於整個砍伐規模仍不算大，對臺灣林野之破壞應屬有限。而光復後近50年期間，才是臺灣森林植被面積耗損最嚴重的一段時間，尤其是2次（CE 1954年、CE 1972年）航空測量之間，伐木規模最大。從CE 1964-1976年，每年伐木面積均超過10,000公頃，即連續2年伐木面積的總和就超過整個日據時期之總筏木面積，因此CE 1954-1972年間，可說是臺灣森林耗損最嚴重時期。CE 1977-1983年間，總伐木面積則已減為43,760公頃（平均每年6,251公頃）

 

CE 1942年：

2月5日及4月5日，《民俗臺灣》第2卷第2、4號刊載連溫卿討論荷蘭時代之〈臺灣民族性の一考察〉（四）、（五）（此文自《民俗臺灣》第1卷起連載）

3月起，第1回高砂義勇隊陸續投入東南亞戰場（至CE 1943年共7-9次，每次隊員在100人到600人之間，總數約4,000人左右，大部分被送往防堵澳軍、美軍最前線的新幾內亞島作戰，估計超過3,000人在此戰死，僅1/4回到臺灣）

5月-10日，臺北帝大昆蟲學者一色周知（Syuti Isshiki／1892-1978）在太平山捕獲3種蛾類新種之正模式標本：太平山一色氏折角蛾、一色氏古蝠蛾、祝蛾

5月15日，總督府在瀧見舉行訓練所（即「總督府行動報國青年隊花蓮港訓練所」，位於瀧見駐在所後方）入所式，但其實是以瀧見訓練所為名，實是拓寬改修能高越道路（總督府國土局道路課工程），完成可以通行車輛之自動車道路。CE 1943年8月22日，第1次迎接總監西村文教局長及記者到訪，而8月26日《臺灣日日新聞》亦曾報導〈在鳥跡不至支深山，挑戰自然開闢道路〉，第4版

5月，日本政府決定在朝鮮與臺灣設置俘虜收容所

6月4日，日本海軍總司令三本五十六大將進攻中途島，但慘敗，此場海戰是太平洋戰爭的轉捩點，也是日本命運之轉捩點

7月，新店溪沿岸第4座水力電廠烏來發電所開工，發電所位於南勢溪與桶後溪交會附近，建有南勢溪羅好壩（舊名喇號壩，本皆屬溢流式混凝土重力壩，CE 1963年因應烏來電廠之尖峰運轉，臺電成立尖峰工程處，並於堰頂加設弧形閘門成為閘門控制溢流堰）、桶後溪阿玉壩〔因為翡翠電廠一部發電機就發7萬多度電，約相當原新店溪流域電廠發電量之總和，所以烏來電廠從此不必做尖峰調控（尖峰運轉：指因應不同時間用電需求，調整發電量），使得今羅好及阿玉壩皆恢復為川流式運轉，可自由取水而不需調控水位，水多了就溢流掉〕攔截水源，分別引水經由隧道匯進同一前池，再通過落差高度90公尺的壓力鋼管〔此隱藏式地下壓力鋼管（以防戰時飛機空襲）之埋設法，是先挖掘隧道，上半部用混凝土灌漿，並於內層作防水處理，防止水漏出山壁外。下半段則用鋼板焊接，埋入壓力管後，外層再用混凝土灌漿〕送達發電所，但因太平洋戰事越演越烈（部分零組件於船運中遭美軍擊沉），乃於CE 1944年宣告停工（已完成95％以上）。CE 1946年，臺電公司烏來土木工程處（辦公室位置日治時期曾為泰雅部落聚會所，今烏來立體停車場）成立，繼續未完成工項。但完工於CE 1941年之桂山壩，因逐漸淤積而影響到上游之烏來發電所（日治時期烏來發電所臺籍製圖手蔡煥彩則認為，這並非日人設計錯誤，而是臺電接手後用人與經營不當，加上山地亂墾、水土保持不佳，戰時無人管理，才造成出水口堵塞），所以臺電將壩體鑿低，並在上方加裝弧形閘門與排沙、排洪門（此構想日後也延伸到建設德基大壩、翡翠大壩的工作上）。到CE 1950年準備第1次裝機，使用機組為日本東京芝浦製作所生產之法蘭西斯式豎軸水輪機（裝置容量11,250瓩），因戰前已運到一部份機件，故申請日方原廠的岩崎道行、南川憲次郎2位工程師來臺協助裝設。11月底，第1部機組（2號機）終於裝設完成商轉。CE 1951年初，舉行落成紀念儀式，行政院長陳誠作碑題字（「臺灣烏來發電所碑銘」，安裝於烏來發電所門旁）。CE 1954年，在美援支持下裝設第2部機組（1號機）。6月，2部機組正式併聯系統發電，總發電量22,500瓩。CE 1971年，改設S型隧道做為電廠對外的主要聯絡道路。CE 1975年，臺電公司為了精簡組織、強化管理，將烏來發電廠改為無人電廠，與新龜山發電廠及小粗坑發電廠等3座原本各自分立之發電廠，一併由桂山發電廠遙控運轉，並改名為「桂山發電廠烏來分廠、桂山發電廠烏來機組」

9月，任職於總督府物價勵行專門委員會之橋本竹彥進入產今道路，發表5篇〈太魯閣紀行〉於《東臺灣新報》，對工地實況有第1手報導

11月6日，臺灣山岳會高雄州支部會員從高雄搭火車到枋寮，再轉乘汽車到嵌頭駐在所，由此開始步行，晚上借宿於大樹林警官駐在所（房舍已傾頹）上方之監視哨。7日，近午就到出水坡警官駐在所，之後抵姑仔崙鐵線橋、大武支廳，再乘車到知本溫泉過夜〈浸水營越踏破記〉

12月19日，《臺灣日日新報》以松浦作治郎（Sakujiroo Matuura／是開啟太平山植群調查之第1人，他與鈴木重良是太平山植物研究史上的2顆巨星／助手田本秋實是林業部在太平山最後之植物採集者）之〈松浦府技師の學位論文通過〉，獲得母校北海道帝國大學林學博士加以報導，該篇論文《タイワンヒノキ、ベニヒの稚樹•稚苗の消長と環境要素との關係》（1942）是太平山史上第1篇博士論文，是松浦花費前後10年時間之集大成作品，他鉅細靡遺地進行太平山臺灣扁柏與紅檜天然林更新調查之研究，尤其對於稚樹、幼苗與環境相關因子有著深入探討

12月21日，臺灣山岳會舉辦3天2夜之中越嶺登山活動（第165回鍊成登山，之前稱月例登山），在領隊下澤伊八郎帶領下，16時12分從臺北搭火車出發，在八堵換車後，至羅東驛下車，夜宿營林所俱樂部。22日由竹林驛出發，在天送埤下車，涉過宜蘭濁水溪至對岸，由崙埤越過中嶺，再沿南勢溪通過哈盆，夜宿福山部落。23日經烏來、龜山回到臺北〔〈中嶺越•鍊成登山（第165回）〉，《臺灣山岳彙報》第14卷第11號（1942.11）〕。CE 1943年12月24日，臺灣山岳會再次舉辦中越嶺登山活動（第176回鍊成登山），領隊為中原公男

國分直一在今年曾看過西拉雅族祭祖之公廨（Konkai）內部，祀壺之壺有明代、荷治、清代留下之各種陶壺，甚至還發現玻璃製之啤酒瓶，以及底部印有Glasgow（蘇格蘭格拉斯哥）地名之上釉瓶子，他判斷後者可能是個威士忌酒瓶（〈阿立祖巡禮記〉，國分直一，《民俗臺灣》2：7&8，1942）

CE 1942-43年間，美國總統羅斯福一度曾有意仿效朝鮮半島方案由國際託管臺灣，但受到國務院反對與美國海軍選擇登陸菲律賓，放棄佔領臺灣之決定的影響而改變立場，在CE 1943年決定將臺灣交給中國。此一美國官方立場，要到CE 1949年中共內戰大勝，為了摸索防止臺灣落入蘇聯集團之手時才開始轉變，美國政府也才開始操作臺灣獨立、聯合國託管，以及地位未定論等論述。換言之，從CE 1943年年底到CE 1949年春這段時間，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明確支持臺灣歸還中國，並無曖昧空間，臺灣並無其他受國際支持之選項

鹿野忠雄與金子總平一同遠渡菲律賓

 

CE 1943年：（日昭和18年）

元月26日至5月4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民族音樂學者黑澤隆朝（1895-1987）、桝源次郎為首等3人組成臺灣民族音樂調查團，從日本渡海來臺，在臺灣總督府和民間大力支持下，在為期3個多月裡環島踏查，並親訪泰雅、賽德克、賽夏、布農、鄒、排灣、魯凱、卑南、阿美族及紹族等10個族群的重要部落，聆聽、觀賞、錄音、攝影其歌舞和樂器演奏，同時也透過問卷方式，對全島原住民族各社進行樂器普查工作，得到142社的有效問卷，此一普查工作可說是針對原住民族樂器，所做的最早也最詳盡之樂器調查，更完成日治時期規模最大、內容最完整之臺灣音樂普查，且為戰爭時期的臺灣原住民和漢人音樂留下了僅存的影音和文字記錄。之後，調查團冒著生命危險回到日本，將這些記錄編輯成26張78轉唱片和10捲紀錄片，但卻全數在東京大空襲中燒毀，幸好一套編輯用的26張唱片倖存下來。這套26張唱片中之原住民音樂部份，雖然在CE 1974年由日本勝利唱片公司出版，名為「高砂族的音樂」，但是早已絕版，至於漢人音樂之部份則從未正式出版，因此這些珍貴的歷史錄音一直未能廣為人知。經過多年努力，終於得以將「高砂族的音樂」重新復刻，並加上在英國圖書館找到的漢人音樂曲目，以重現調查團之部份錄音成果。其中完整呈現了日治末期臺灣原住民各族音樂的多元面貌，而漢人音樂曲目（包括祭孔、13音、佛／道教音樂、皮影戲音樂）也分別代表了各個樂種目前所知最早的歷史錄音〔《聽見殖民地：黑澤隆朝與戰時臺灣音樂調查（1943）》，王櫻芬，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07／《戰時臺灣的聲音1943黑澤隆朝《高砂族的音樂》復刻─暨漢人音樂（CD）》，王櫻芬，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

2月15日，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林業部長發函給羅東出張所，告知為因應戰局所需，必須緊急提供建造木船所需的用材，因此CE 1943年度太平山森林採伐的材積量居全臺之冠。4月20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臺拓•木材增に努力〉。5月7日，羅東郡守大串孫作前往太平山視察3天。11日，蘭陽林業組合為了提供木造船用材之緊急任務，乃於羅東會館召開臨時會。CE 1944年3月，羅東郡獻納「羅東號」時亦由太平山檜木協力完成

3月11日，臺灣總督長谷川清至花蓮地區巡視

3月19日，美軍擊沉臺日定期班郵輪「高千穗」號起，臺灣封鎖戰於焉揭開序幕

浸水營古道西段開始拓寬為3公尺之吉普車軍用車道，由「勤行報國青年團」（大部分是16-18歲之男、女原住民）負責施工（全長約19公里，終點處位於大樹林警官駐在所）

9月，「南邦林業株式會社」取得花蓮嵐山山地鐵道之經營許可，然而直至CE 1945年8月15日終戰，仍未全線完工，徒留完工不到半年之3段索道與幾段鐵道等基礎建設〔CE 1943年9月，獲得總督府同意取得事業地之經營許可，CE 1944年2月動工建設運材系統。然而受到戰事失利、物資缺乏影響，直到CE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時，僅完成由佐倉土場（今秀林鄉水源村）通往臺東線田浦驛的平地線軌道，並以3段架空索道、2段中間軌道及1條臨時索道勉強抵達稜線上的作業區〕，之後乃全部交由國民政府「林產管理委員會」接手經營〔今年，太平洋戰爭正酣，由於軍需工業帶起之木材需求，總督府在同年通過的《軍需會社法》授權下，同意「南邦林業株式會社」（於CE 1941年在總督府與軍方指示下成立，旨在提供所有日本之軍用木材，為「軍需會社」成員之一，核准開發「研海事業區」與「木瓜山事業區」，同時原取締役社長沖光次郎，被陸軍主計少將網本淺吉所取代）於次高太魯閣國立公園預定地的「木瓜山事業區」之「太魯閣大山事業地」中，進行大規模林木採伐。然而因戰時資源稀缺、進度延宕，在二戰終戰前幾個月才竣工基礎設施，開始生產木材。最後，太魯閣大山事業地在日本時代完成的，僅有4段單線舊索道與1段複線臨時索道，以及3段總長不到1.5公里之中間軌道而已，形同剛完工便拱手讓人的悲劇性投資。戰後由於政府來不及接收，便以「南邦林業株式會社」之名繼續經營至CE 1946年，然後先由林產管理局接手，改名「花蓮港山場」，後又被撥給太平山林場管理，最後因為林木資源豐富，政府認為應該擴大經營，而在CE 1948年成立林產管理局直營之「太魯閣林場」，才開始了穩定的發展歲月。CE 1956年6月，全新的3段索道、長395公尺之籠翠隧道等皆已完工，太魯閣林場正式進入了高速發展階段，鐵道逐年向立霧溪與太魯閣大山修築砍伐。CE 1960年2月15 日，「太魯閣林場」隨著林產管理局改組為臺灣省政府林務局，最終定名為「木瓜林區管理處嵐山工作站」。到了CE 1967年，鐵道太魯閣主線已修築至帕托魯山山腹，為了更方便伐木作業進行，在榮山山腰的新辦公廳，也就是現在之「嵐山工作站」聚落完工後，嵐山工作站的行政中心才正式從嵐山分場（4號索道最高發送點位置）遷移至該處。CE 1987年6月25日，嵐山工作站正式停止直營伐木。6月30日，結束直營伐木，CE 1989年完全結束營運裁撤，留下了太魯閣主線、立霧溪支線、夫婦山支線、研海事業區29林班支線、木瓜山事業區16林班支線等共計超過40公里的山地鐵道〕

11月起，美國空軍開始飛臨臺灣地區做偵查空照，並於年底開始對臺灣各地區進行轟炸，其中以新竹地區高達2340噸落彈量為最慘劇。CE 1945年5月31日10時至13時，美方派遣117架B-24型轟炸機轟炸臺北市，全城大火燃燒3日，此轟炸在當時是美方空襲炸射單一目標規模最大的一次，當天罹難及輕重傷之居民高達3千人，可被視為美軍對單一目標攻擊造成傷亡人數最多的一次（《臺灣航空決戰：美日二次大戰中的第三者戰場》，鍾堅，燎原，2020.02.05）

電影導演清水宏拍攝《莎韻之鐘》，但真實事件發生於CE 1938年9月27日

南布農族郡社群歲時祭儀「打耳祭」祭典中之「祈禱小米豐收歌」，其獨步全球的八部和音唱法，由日本音樂學者黑澤隆朝於臺東廳關山郡里瓏山社（今臺東縣海端鄉崁頂村）第1次發現，並將此一瑰寶介紹至全世界，被譽為人間天籟

開始籌建154千伏（kV）之「東西連絡送電線路」，東起銅門發電所［取水口位於水簾壩（水簾原名「瀧見」，日文是「觀瀑」之意），原稱銅門攔河壩或攔河堰，位於木瓜溪最下游，CE 1955年元月建造完成。攔取木瓜溪本流，以隧道引水發電，有效落差是172公尺／東部第2大規模電廠／竣工隔年CE 1944年9月及CE 1945年4月，2次颱風山洪暴發，銅門與清水第2發電所均遭洪水覆沒於河床下，戰後臺電評估採移地重建（重建後為臺灣第1座地下化水力發電廠／引水隧道出口書額「滾滾不盡」）。近年因砂石被沖刷帶走，舊所得以重現屋頂殘跡／而清水第2發電所又於CE 1979年9月開工，1983年12月完工，裝置容量4,200瓩，即今清流發電廠（頭水來自清水發電廠尾水、清二壩、清流壩，尾水則注入木瓜溪）］、西至萬大發電所〔CE 1941年著手進行興建工程，CE 1943年3月完成一組裝置容量15.3MW（百萬瓦、千瓩、10⁶ W）發電機組（又稱霧社第1發電所，目前為萬大電廠3號機，利用濁水溪支流萬大溪的水位落差276公尺進行發電），CE 1951年增設一座從南投水里鉅工發電所拆運之3萬千伏安（千伏特安培、kVA）變壓器，另用水源取自奧萬大攔河壩／萬大水庫，又稱霧社水庫，興建於CE 1939年，CE 1944年因二戰而停工，壩體則僅完成6％（但輸水管、廠房、水輪機、發電機等基礎建設已全部安裝完成）。CE 1951年，霧社大壩重新復工，期望效法美國田納西流域管理局TVA（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整合整體流域資源的經驗（日本原設計97公尺高之直線重力式混凝土壩，後經美國墾務局變更設計為曲線拱形重力式混凝土壩，壩高提升為114公尺，由3位美籍顧問常駐指導臺電公司雇工自營方式興建）。CE 1953年5月開始動工，下接壓力隧道及鋼管至萬大發電廠（南投縣仁愛鄉大安路1號）。CE 1957年霧社水庫完工，萬大電廠1號機及2號機（豎軸法蘭西斯式水輪發動機2部，容量為20,700瓩）開始蓄水發電，整體工程於CE 1960年8月完成，為臺灣第1座自力興造的大壩／萬大、大觀、鉅工3座水力電廠，成為臺灣早期最重要的電力設施〕。2戰結束時已完成規劃與結構設計、線路測量、巡視路開闢、就地木料採集、注油防腐及搬運至山區現場等工作

日本大陸軍總部正式組成「築城指導班」（興築防衛設施，日軍稱之「築城」），蒐集東南亞、中國及南太平洋之防禦工事，並編寫成「島嶼守備部隊戰鬥教令」，做為日軍駐守島嶼的最高防禦守則。「臺灣軍」旋即開啟3個要塞之「築城」工作（由陸軍本部直接負責），同時指定5個反登陸要塞，再加上8個作戰區，都是重點「築城」地區（由臺灣軍負責）

開啟「敵性曲盤供出運動」，把唱片敵化為戰爭之一環，具體做法是呼籲所有民眾「繳回」所有原屬米國與英國的敵國唱片，惟德奧之古典音樂卻被標舉為正統，稱之充滿活力且健康（CE 1941年後臺灣唱片停止所有錄音，但仍持續販售舊有唱片）

厚生演劇研究會（以集合文學、音樂、戲劇各項專才，體裁及舞臺呈現因貼近臺灣而備受矚目，但正值戰爭末期也無以為繼／CE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皇民化運動全面展開，臺灣戲劇無論傳統、現代、職業、業餘全面皆被箝制，在皇民化劇之大纛下，日治政府企圖改造臺灣戲劇生態展開由上而下的新劇運動，臺灣人參與皇民化青年劇，但也有若干文化人藉此承續臺灣新劇運動的種子。最後皇民化運動因日本戰敗投降而煙消雲散。至此脫離了皇民化之桎梏，然接踵而來的又是另一個全然異樣的政治局面。走過日本時代之臺灣人新劇團體，戰後雖呈曇花一現，但很快就被全面噤聲。此後即由中國來臺文化人主導，以中國戲劇史觀闢建臺灣戲劇大環境，一直到CE 1980年代為止）演出《閹雞》，雖以日語演出但演出內容和陣容則以臺灣人為主，集合文學家張文環之小說，搭配音樂家呂泉生的臺灣名謠創作，由劇作家林搏秋指導

 

CE 1944年：（日昭和19年）

5月，由日本帝國陸軍第48師（大家慣稱的「臺灣軍」）重組之日本陸軍第50師團（蓬部隊，師團長石本貞直，總司令部設於萬巒之萬金聖母殿，戰鬥司令部在春日鄉165高地，複郭陣地在泰武鄉馬仕部落，大本營則位於潮州）為達成「10號作戰命令」（嚴令臺灣軍必須完成獨立防守臺灣的準備，開戰隨時準備與島嶼共存亡）特別設置「築城部隊」，亦即俗稱之「臺灣軍築城班」〔編制只是一個加強班，負責各要塞、基地之設計工作，實際施工單位是各地區防衛部隊，當然也想盡辦法抽調「奉仕工」。之後擴編為370員的「第1野戰築城隊」，又有編制68旅之「星部隊」以及第10師團的「鐵部隊」2支生力軍投入。興築工事主要以掩體（半地穴而有遮蓋）、框舍（きょうしゃ／日文直譯，地面上有遮頂有側牆，是結合火砲與機槍等多種武器之軍事建築）、馬特洛砲塔（Martello Tower）、穹窖（Casemate／隧道式挖掘，而有拱頂及側壁一體成型，並有砲座和砲射口的地下坑道）等4大類為主〕。7月，塞班島成為美軍西太平洋上之前進基地，戰線日益逼近菲律賓群島與臺灣，日軍卻摸不透美軍會先從哪裡下手？為阻止美軍強行登陸，原本計畫之3大要塞（澎湖、基隆、高雄）及5個反登陸要塞（宜蘭、花蓮、臺東、枋寮、恆春半島），顯然無法達成防守臺灣之艱鉅任務，只得緊急修正為「全島要塞化」（地上工程主要是在海岸線挖戰壕、山壁挖彈藥庫；空中則大力擴建或強化可供戰機起降的簡易飛行場…），並在8月完成《臺灣島築城計畫要點》，最高目標是敵人阻絕於海上，而最低底線是將敵人殲滅於潮間帶上，並新置鳳鼻頭、大小崗山、臺南、臺中、後龍、新竹、桃園、淡水8個作戰區，和原有之3大要塞及5個反登陸要塞，共同組成防衛臺灣的海岸長城。9月22日，原隸屬日本防衛總司令部之臺灣軍，擴編成立第10方面軍，擔負沖繩、臺灣、澎湖的防衛任務。直接駐防臺澎地區的臺灣軍，則稱為「臺灣方面軍」（《失落的恆春半島海岸長城》，劉還月，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019，p.44-64）

10月11日，哈爾西上將率領美國第3艦隊，以航空母艦11艘為主力抵達臺灣東部海面。12日，出動1,378架各式飛機轟炸臺灣各地。13日，又出動974架轟炸臺灣各機場。14日，再派戰鬥機146架、轟炸機100架，與中國空軍派出109架合作，轟炸高雄地區

10月，美國海軍航空母艦戰鬥群，和日本軍航空部隊在臺灣本島及東方海域，展開長達5天，也是太平洋戰爭中最後一場大規模空戰，史稱「臺灣沖航空戰」（Formosa Air Battle）或「臺灣近海航空站」，結果日軍慘敗，盟軍取得絕對空優。這讓「臺灣軍築城班」對要塞地之軍事工事，要求全面轉向地下化，無法地下化的則以建「掩體」來躲避盟軍之空襲

12月31日至5月9日（CE 1945年）期間，日本陸軍海上挺進戰隊｛太平洋戰爭末期，日本海軍與陸軍各自建置多種專責自殺作戰任務之「特別攻擊隊」。為了對海上的敵方艦艇展開特攻，也開發多款小型特攻艇，原日本海軍系統採用的是配備「震洋艇」進行特攻作戰之「震洋隊」。而原日本陸軍系統則採用配備「㋹艇」〔マルレ（○レ）艇，四式肉薄攻擊艇、四式肉迫攻擊艇、四式肉搏攻擊艇〕進行特攻作戰的「陸軍海上挺進戰隊」〔代稱「連絡艇」部隊，是建置於日本陸軍船舶（りくぐんせんぱく）兵（代號為「曉（あかつき）」部隊）編制下的船舶特攻部隊，戰隊基地所編制之舟艇數量是震洋隊基地的2倍以上，每支戰隊還搭配基地大隊，提供後勤支援和營區防護，也使得每個戰隊基地配屬人員可達千人之多，是震洋隊基地的5、6倍以上〕，該部隊是由第10方面軍直轄之海上挺進戰隊，曾部署8個海上挺進戰隊、1個海上挺進基地隊本部、6個海上挺進基地大隊。1支海上挺進戰隊編制104人，配署㋹艇100艘，分為3個中隊各30艘（各下轄3個小隊，每小隊10艘），以及1個戰隊長小隊10艘。戰隊長與中隊長每艘配署2人，其餘各艇每艘皆配署1人。1支海上挺進基地大隊編制900人，配署3個作業中隊和1個整備中隊。又掌管臺灣地區各戰隊與基地大隊的指揮、舟艇之整備、基地設營的行政單位，是第4海上挺進基地隊，編制只有42人，辦公廳舍所在地是高雄西子灣。戰後，準備移交國軍接收之日本陸軍㋹艇，亦是先集中置放於西子灣，CE 1946年才移地陳列於左營軍港〔CE 1938年日本海軍開始籌劃，軍港地域計畫範圍：南至壽山北側，東至半屏山麓第6海軍燃料廠（今臺灣中油總廠），北至援中港一帶，西至海岸線。CE 1939年，桃子園及廍後居民遷出（桃子園2/3遷至新庄子， 1/3遷至內惟，廍後則遷至新庄子，竹仔腳遷至埤仔頭與內惟，舊城內遷至新庄子／新庄子位於左營庄與覆鼎金庄之間，共5捋。北側為新庄仔路，4條街道由北向南為新上街、新中街、新吉街及新下街，新下街南側有「新庄子大溝」，是聚落界線。桃子園2/3移民最先遷入，選擇社區西側靠左營較近之「社頭」及「桃子園」位置，建有今左營新庄仔清雲宮，主祀保生大帝，1/3移民遷至內惟，乃有內惟青雲宮。廍後移民再次移入，選較東邊的「新吉庄」，建有今新吉庄北極殿，信奉故里之北極大帝，2區以今自由2路為界。舊城內居民最後移入，選在社區最東側，稱為「社尾」，或自稱「營內」，表示原住在舊城內即「營內」的居民，舊城本地人稱營內／內惟原名內圍，CE 1920年改。CE 1939-1940年，接納來自桃子園的移民，CE 1945年，則接納來自山巔部落的移民），CE 1940年龜山劃為軍事區。 CE 1940年4月，軍港正式動工，CE 1943年4月，警備府由澎湖馬公遷至高雄左營。CE 1945年4月，第29震洋隊（永井部隊）於今壽山「萬象館」之南側海岸，完成挖掘2個格納壕隧道〕內。日本陸軍海上挺進戰隊在臺灣待命出擊的基地共12處，由南至北分別位於高雄州潮州郡枋山庄蕃地獅子頭〔發現升旗臺、水井、排水溝、建物基座、崗亭遺蹟等兵營遺構、人員交通壕（2側牆面為卵石，上方頂蓋為RC拱形結構，寬度與高度皆只有150公分）、2座涵洞（寬度各為250餘公分，也都是2側牆面為卵石，上方頂蓋為RC拱形結構，高度比成年人高，深度達到10餘公尺，這是2座㋹艇之舟艇壕。當初所興建的舟艇壕，皆由掩體隧道內鋪設直通海邊的鐵軌，舟艇置於搬運車上，以舟艇壕掩蔽，可經由軌道快速搬運至水際，直接下水集合，編隊出擊）〕、高雄州潮州郡外獅頭社七里溪（尚未發現相關遺址）、高雄州高雄市西子灣〔位於今日高雄市中山大學校園及東側之聯外隧道壽山洞（CE 1928年10月竣工，原為高雄州廳建置壽山公園所建設施之一）周邊地區。CE 1944年11月，第23基地大隊率先抵達，直到CE 1945年8月戰爭結束。CE 1944年12月5日至CE 1945年9月2日，第23戰隊亦進駐基地。該處舟艇壕隧道，高10公尺以上？、寬5公尺，上方有岩礁保護可抵擋艦砲射擊之爆擊，另外還在2側入口設置高15公尺、寬10公尺的防爆牆（現存牆高僅4公尺左右，寬度則接近10公尺），來抵擋入口萬一遭砲擊或轟炸之爆風（〈爆裝「肉迫戰隊」臺湾沖に敵船団を見ず〉，《丸》，潮書房，12月號，1980，柳沢義明）〕、高雄州高雄市凹子底（尚未發現相關遺址）、高雄州鳳山郡大樹庄統領坑（尚未完工）、高雄州岡山郡湖內庄崎漏（尚未發現相關遺址）、臺南州仁德庄大甲（尚未發現相關遺址）、臺南州大內庄蒙正（尚未完工）、臺南州東石郡朴子街港墘（尚未發現相關遺址）、新竹州竹東郡橫山庄沙坑（尚未發現相關遺址）、新竹州竹東郡北埔庄大湖（基地位置迄今不詳）、臺北州七星郡汐止街（基地位置迄今不詳）｝在臺灣最南邊之基地（位於今屏東縣枋山鄉，主祀地藏王菩薩之平安宮旁／平安宮並奉神明聖諭，納編日本駐軍指揮部所轄官兵舊部16員亡魂）派駐的是陸軍海上挺進第21戰隊與第21基地大隊（但進駐不久即遭美軍空襲，對陣地造成嚴重破壞）。與位於其北方七里溪之海上挺進第22戰隊，都是配屬在枋寮東南方的高秘匿性特攻部隊，預定由東南方往西北方突擊美軍水際登陸戰車以及停泊在海上之登陸船團。又從此陸軍海上挺進基地再往南約90-100公里處，便是日本海軍第28震洋隊和第30震洋隊的基地

太平洋戰爭中，日軍將軍需物品運至三條崙山嶺下山洞儲藏，並將浸水營越嶺道西段拓寬為吉普車道，同時在大樹林警官駐在所上方設監視站（之後林務局作為森林防火瞭望臺使用，後來防火瞭望臺又移到具馬奴山山頂），派軍駐守

在大響營西北方及隘寮一帶，建築「陸軍飛行場」（陸軍航空基地），而將原住此地之馬卡道族，強制遷徙至大響營西南側。其中陸軍飛行場指揮部為一棟3層樓建築，當地人直稱為「三層樓」

美國陸軍製圖局依據日本CE 1921年開始測繪之地形圖，並以航攝照片和各式情報做修正，製作出採7色套印之臺灣地形圖

太平洋戰爭末期，美軍為了反擊日軍，計畫實施「跳島戰術」，當時的臺灣被認為是美軍極為可能登陸的目標，負責守衛臺灣之「臺灣軍」，從今年起，將基隆、澎湖及高雄等3地規劃為要塞地，同時指定宜蘭、花蓮、臺東、枋寮和恆春等5個反登陸要塞，再加上鳳鼻頭、大小崗山、臺南、臺中、後龍、新竹、桃園，以及淡水等8個作戰區，發動軍民在這些敵人可能登陸的地點，興築各種防衛工事。日本「臺灣軍」在「臺灣島築城計畫」興建之軍事設施，依各地自然環境與地理條件之不同，在每個地方都有所不同，主要以野戰掩體、反空降馬特洛砲塔、地下框舍，以及地下穹窖等4大類為主，這些野戰工事隨著日本的戰敗而終止，有些甚至還沒建好，有些則在戰後被國軍接收使用，有些被廢棄無人理會，但大多留存至今，成為神秘的戰爭遺構（劉還月，2020）

高雄州啟動第2次集團移住計畫，擬於5年內將大多數排灣族〔Qinaljan全社、內麻里巴社一部分移至Aljungic社（安朔），但之後僅有20戶移至Aljungic社，其餘51戶改去楓港溪流域，一同移住者還有同圈子的Aljavis社，2社共組楓社（楓林），而中麻里巴全社則移至Aljungic社附近之舊南田（之後又轉移至新南田），外麻里巴社移至牡丹社上游處，改稱新牡丹社（東源）。至此，麻里巴3社朝不同方向散落至東海岸（安朔、南田）、西海岸（楓林）與恆春地區（東源）。Kuljaljau社（古樓）一部分移至Tjuabal社〕及魯凱族原社〔Talamakau、Dadiri兩社遠移至山腳，組成Aoba社（青葉）。Talamakau社移住後，由更內山的Labuwan社（大武）填補。Talamakau、Dadiri兩社原本就與Vedai霧臺社群不合，不過2社和Labuwan社同屬一個圈子，而此安排便將他們拆散〕遷移至山腳地帶，只不過日本旋即戰敗，來不及完成計畫。因此，排灣族、魯凱族之集團移住大多數在戰後的CE 1950-1960年代完成

今年大龜文群之移住開始著手，其目的地是內獅頭山腳與獅子頭山腳，但是第1年之任務為收購土地和開墾水田，第2年才進行搬遷，他們尚未完成搬遷就遭日本戰敗，一時之間公權力突然消失，陷入弱肉強食狀態，導致大龜文群四處離散求生存，其中Vuri＇ilj社因土地不足，很多人轉移至今牡丹鄉石門村大梅（原外加芝來社）。因竹坑、中心崙、塔加寮3社因鄰近獅子頭山腳，使得原擬移至獅子頭山腳的內文社、中文社（內山豬社）轉移至原先安排給好茶社與Valjulu社（馬兒）之楓港溪上游土地，但他們在那裡建立內文村時，曾和敵對的Sabdiq群發生衝突。原先也計畫移至獅子頭山腳的Aljuvuljuvung社，則大多轉移至牡丹鄉石門村

 

CE 1945年：（日昭和20年）

日本戰敗前夕，在三峽有木設置英美澳戰俘營。許介鱗教授曾提到在臺戰俘有1萬3千餘人，戰俘營則遍佈全臺（第19任臺灣總督安藤利吉承認有虐待戰俘之事實，因而被叛死刑），也因此美軍避開臺灣，改登陸琉球〔臺灣曾經有15個戰俘營，若加上監禁盟軍空軍之「臺北刑務所」（監獄），臺灣在二次大戰期間，共有16個戰俘拘留地，拘禁來自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南非、荷蘭等地的盟軍戰俘。這15個戰俘拘禁地分別是金瓜石戰俘營、新店戰俘營、三峽有木戰俘營、臺北木柵戰俘營、臺北大直戰俘營、臺北臨時戰俘營（今民生國中）、臺中戰俘營 、斗六戰俘營、員林戰俘營、員林臨時戰俘營、白河戰俘營、花蓮港戰俘營、玉里戰俘營、麟洛戰俘營、高雄戰俘營〕

4月1日，盟軍劍指沖繩島，6月22日兩棲登陸作戰才插旗成功，前後持續82天。戰後不到2個月，美軍分別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

5月中旬，日本為事先避開從臺灣東北海岸登陸之盟軍，而將金瓜石戰俘營（久々津／Kinkaseki Camp）之俘虜遷往內陸。100多位英、美戰俘，途徑「臺北總督府戰俘營」（Taihoku Camp）中繼站後，續往新店行軍6英里，抵達獅仔頭山下之磺窟，準備等死。CE 1999年，「臺灣戰俘營紀念協會」（Taiwan POW Camps Memorial Society）在磺窟戰俘營遺址現場設立一石碑。另外，三峽有木山中卻時有一戰俘營，稱之Oka戰俘營，文獻則稱為「臺灣戰俘收容所第一分遣所」，遺址位於今佛山寺（三峽區有木里89號）下方不遠處（當時臺灣處於太平洋戰爭末期之全島要塞化期間，日本將戰俘遷移至山區，有保存有限之戰爭勞動力的用意）

5月，美軍對臺灣展開猛烈之「臺北大空襲」（空襲達15,908架次、投彈數12萬顆），其中鐵道旅館成為戰爭下之祭品，而鐵道旅館第1事件—民眾黨與總督府的鴉片戰爭，已成為歷史之鮮明印記

6月19日清晨，日軍臺北刑務所（監獄）14名被俘的美國飛行員，以「轟炸平民」之罪名處決。2個月後日本宣布投降，關押在臺北監獄的另外11名外籍飛行員總算逃過一死，得以返鄉。CE 2015年，臺灣戰俘營紀念協會還在圍牆旁舉行紀念儀式。不過這個臺北監獄圍牆遺蹟，CE 1998年被臺北市政府指定成直轄市定古蹟的理由，竟然沒有一項跟盟軍飛行員戰俘有關，也沒有提到二次世界大戰之戰史

8月15日，日本天皇透過廣播宣告投降

8月25日，舊臺共派之謝雪紅和楊克煌起草〈告臺灣青年書〉，油印後郵寄友人。並於9月初招集臺共同志在臺中籌組「臺灣人民協會」。又8月下旬社會民族主義者楊逵與老臺共李喬松也在臺中地區以「解放委員會」之名散發宣傳單，顯然左翼份子之目的著重在組織群眾作為政治鬥爭之基礎，而非宣傳「復歸祖國」

8月下旬至9月初，主要是以林獻堂、陳炘、葉榮鐘等前「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成員為主之「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成立，而由葉榮鐘擔任總幹事，並得到仍統帥數十萬臺灣軍的總督安藤利吉（曾公開對臺灣民眾表達總督府嚴禁獨立運動之立場，後被刊登於8月24日的《臺灣新報》）之合作，而精神領袖林獻堂〔在終戰之初，他對於臺灣在中國政治秩序之中獲得解放的理解是「日、臺協力之聯省自治」，也就是在聯邦主義（federalism／政治學者Morton Grodzins一針見血之古典定義：一種「敵視性的合作（antagonistic cooperation）」—人們選擇高度自治，常常不是為了對這個國家的認同，而純粹只因分離之代價可能太高）制度下，由臺籍民眾與歸化臺灣之在臺日人共同進行多民族高度自治的政治形態。這個想法其實是議會請願運動時期思想之延伸，在政治光譜上屬於民族運動溫和派，置於臺灣本土政治運動史的脈絡之中完全可以理解，但卻嚴重牴觸當時中國正統的官方政治主張，即中央集權與排除日人／正如矢內原忠雄所言：所有殖民地之民族運動都帶有階級運動之色彩，他們從長久的被殖民經驗中歸納出一個認識，即取消以民族界線來區隔的，不平等之「階層化（stratified）」資源分配方式，是朝向解放的第1步。他們相信並且期待這個從CE 1920年代以來就開始追求之理想，能夠在戰後中國的政治秩序中獲得實現〕受臺灣仕紳之請組團赴上海歡迎陳儀，在上海又與常任委員陳炘等人受蔣介石邀請參加南京受降典禮，先後獲得新舊兩政權之間接背書

9月1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簡稱行政長官公署、長官公署、省署）」成立，CE 1947年5月16日（4月22日？）解散

9月底，「臺灣學生聯盟」在臺北成立並展開活動，12月3日才在臺北公會堂〔CE 1928（日昭和3年）年確定興建公會堂以紀念昭和天皇登基，CE 1931年10月3日正式公告拆遷布政使司衙門，作為臺北公會堂預定地，隔年11月23日舉行興工破土儀式，並將布政使司衙門部分廳舍拆遷至南海路植物園與圓山動物園內。CE 1935年「始政40週年臺灣博覽會」舉行，將此地設為第1展覽場主展館（總督府博物館則被作為第2展覽場之「第1文化施設館」）。至CE 1936年12月27日時，興建4年之臺北公會堂正式落成啟用，主要設計者為總督府官房營繕課長井手薰／今臺北中山堂，CE 1998年動工整修，CE 2001年12月重新開放〕舉行正式成立大會，自始即與三青團關係密切。該團體由臺北帝國大學、高等學校、醫專等校學生所籌組，並逐步將全臺各主要都市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自治會納入，成為臺灣第1個全島性跨校學生組織

10月25日，中國代表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部總司令陳儀與日本代表臺灣總督安藤利吉，雙方於臺北公會堂（中山堂）舉行受降儀式，國民政府接收臺灣。10月底，日軍撤離臺灣

從10月底開始，來臺之中國國家菁英在陳儀領導下，對於「國家建構」（state-builging／建立官僚機構，汲取資源、分配利益與處理紛爭）和「民族塑造」（nation-building／建立教育文化機構，灌輸正統意識形態）這兩項工程（一個國家在新領土建立威權，必須同時進行的政治工程）採取了急進之中央集權（centralizing）策略（官方民族主義），包括內部殖民式之資源掠奪、歧視政策與激進的語言同化主義，而嚴重地威脅臺灣本土菁英的威權和利益，更腐蝕前一階段認同動員的均衡狀態，使臺灣人新獲得但尚未穩定之「中國人」認同面臨危機，此情境乃連續誘發2波菁英的認同動員。第1波動員是228事件過程中，事件處理委員會以「42條要求」向過度中央集權之新宗主國要求鬆綁、地方分權的行動。這是本土菁英試圖將臺灣民間極可能失控，轉化成分離主義之中國認同危機控制在「中華民國」架構內的努力。這一波相對溫和、自制之認同動員，在CE 1947年3月間因受到宗主國嚴厲的軍事鎮壓而失敗。而第2波認同動員中則第1次出現了系統性、組織性之分歧認同，也就是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紅色中國認同計畫，以及廖文奎、廖文毅兄弟主導之臺灣獨立計畫。自CE 1948年秋起，這2個分歧認同計畫試圖與國府的中華民國正統競逐臺灣人民和國際支持，形成了「3個祖國」之想像同時並存的複雜認同景致。然而CE 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選擇支持在臺灣之蔣介石政權，一個更巨大的東北亞冷戰地緣政治於焉形成，短暫爆裂開之歷史隙縫封閉，終戰最初5年間在臺灣島內出現的國家認同競逐至此告一段落。在此後之數十年間，美國霸權翼護下，或者應該說美國霸權所創造之「中華民國在臺灣」，將形成一個新的穩定結構，重塑臺灣人民之認同。但它也將面臨新的結構鬆動危機，誘發新的反對和動員。而那些被壓抑的「另類祖國」記憶，也會在新的歷史中再度現身（〈三個祖國：戰後初期臺灣的國家認同競爭，1945-1950〉，《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吳叡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6，p.24-82）

臺東縣卑南鄉東興村東興發電所（原大南發電所／頭水來自大南霸，尾水注入大南溪）興建，為日治時期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最後完成之發電所。CE 2005年指定為歷史建築，仍運轉中

今年完成《施業案編成調查》，依據結果將臺灣劃分為40個事業區，3,589個林班，19,357個林小班，涵蓋森林面積總計1,494,557公頃，總蓄積量為183,025,924立方公尺（「森林計畫事業」統籌《森林調查》、《施業案編成調查》、《作業計畫調查》、《森林治水調查》、《區分調查》、《境界調查》等內容，可以說奠定了臺灣林業發展的基本藍圖）

 

CE 1946年：（日昭和21年）

元月10日，聯合國首屆大會於倫敦開幕，51個聯合國成員國代表出席大會，中國代表團團長顧維鈞率團員36人參加。元月11日，大會推舉美、蘇、英、法、中為常任理事國

元月，謝雪紅與人民協會成員（多為日治時期舊臺共成員）在尚未與中共取得正式聯繫前，先組成「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委員會籌備會」。6月17日，籌備會成員與張志忠代表之「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省工委會／5月正式成立，蔡孝乾擔任省工委兼書記、張志忠任省工委兼武裝部長，接受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後併入華東局）領導〕舉行聯席會議，解散籌備會，集體加入省工委會。由於日人長久之反共教育，直至228事件時臺人大多不易接受共產思想，而只吸收70餘名黨員，到CE 1949年底則發展到1,300多人

4月22日，三井物產株式會社等107個農林漁牧單位，併成「臺灣省農林股份有限公司」，隸屬臺灣省政府，並轄有鳳梨、水產、畜牧及茶葉4分公司

舉行臺灣戰後第1次公職選舉，選出第1屆參議員

5月，組成「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接收委員會」，派陳春枝為總監理員，9月籌備完成，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乃於9月1日解散，其林業部業務移交林務局掌管

6月1日，警備總部新成立基隆、高雄、澎湖3個要塞司令部，以接管海軍接收之基隆、高雄、馬公3個要塞，而當時臺灣本島要塞地，南北之分界西以大甲溪，東以立霧溪為界

6月10日，最後1位鴉片癮者陳桂英完成矯正治療後，臺灣社會吸食鴉片之陋習問題乃得以畫下句點

8月1日，臺灣省公路局成立，汽車運輸事業正式由鐵道部門獨立出來，戰前局營自動車則劃歸為臺灣省公路局之業務。到CE 1958年，公路局客運量已超越臺鐵〔戰前日本帝國之陸運政策是鐵道為主，汽車運輸附屬於鐵道部門之下。CE 1929年，日本政府將汽車運輸業之監督權從「遞信省」移轉至「鐵道省」，且在鐵道省新設「陸運課」。CE 1932年，臺灣總督府將原本隸屬警察系統之陸運監督權，移交予「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並新設「自動車課」，管轄「局營自動車」（CE 1933年7月，正式開辦／局是指CE 1924年新設之「臺灣總督府交通局」）。戰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內政部成立交通處，下設「鐵路管理委員會汽車處」，汽車運輸持續附屬於鐵道〕

10月23日，蔣中正主席及夫人經由臺中抵日月潭涵碧樓，由總經理劉晉鈺導覽說明日月潭景色及工事進度。24日11時，2人視察日月潭第1發電所，並分別提「大觀」、「鉅工」2字

11月11日，日月潭第1及第2發電所，改稱為大觀及鉅工發電所

黃紀男與臺電同事鄭瓜瓞、陳瑞謙，臺銀的莊要傳等人組織「臺灣青年同盟」（CE 1947年8月臺灣青年同盟集會，決議以獨立為唯一訴求。10月底再度集會，希望邀請具國際聲望之廖氏兄弟為發言人。CE 1947年11月黃紀男赴滬，2派遂合流），主張公民投票脫離國府統治，再經聯合國託管達成獨立。而廖文奎（1905-1952／雲林西螺人，美國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於CE 1947年元月，在上海英文週刊《密勒氏評論報》（The China Weekly Review）刊載「Imperialism vs. Nationalism in Formosa」（在臺灣之帝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的鬥爭）一文中，將陳儀在臺灣之統治視為某種入侵的「派系帝國主義」，並警告中國政府如不迅速採取措施賦予臺灣自治權，臺灣人反陳儀之情緒將可能發展成「臺灣民族主義」（Formosan nationalism）。又臺灣省參議員郭國基亦曾在三青團高雄分團部公開演說鼓吹「各位青年能立志為臺灣獨立而努力，勿再受中國管轄。另外，黃紀男也引述George Kerr，指終戰初期臺籍政治菁英中，陳逸松為「託管派」，楊肇嘉為「獨立派」

豐穀宮落成〔CE 1924年，日治初期舊城東門外先農壇神農大帝被請至元帝廟（左營大廟，主祀玄天上帝（北極玄天上帝、上帝公、上帝爺、帝爺公），一說建於清康熙5年／CE 1666年）奉祀。CE 1924年6月，又迎神農大帝於此地，並搭建竹草廟宇奉祀，CE 1944年8月重建廟宇，CE 1946年落成〕，左營居民稱為「新廟」，CE 2011年6月2日，再改建新廟落成。該廟是5廟合一，供奉神農大帝、舊城八蜡祠（草蜢公及草蜢婆）、北港媽祖3媽重塑泥像、中壇元帥及東瀛社土地公 

日治末期之花蓮港廳已有若干布農族原社座落於平地行政區內，但仍歸「理蕃所管」，包括鳳林郡平地之Mahuan社（馬遠）與Mahulan社，玉里郡平地的Dauqpusan社（崙山）、Tavila社（太平）、卓溪社、Babahul（卓樂）。今年編組山地鄉時，透過調整邊界，將上述位於平地之原社納入山地鄉，於是屬鳳林郡者劃入後來的萬榮鄉，屬玉里郡者劃入後來的卓溪鄉

 

CE 1947年：

2月28日，發生「228事件」。它最初並非本土菁英有計畫策動之集體政治行動，而是因偶發（緝煙傷人）事件引爆了深刻民怨而產生的，群眾自發的反抗行為。是菁英分子介入，並試圖運用這股自發之群眾騷動（自發性族群衝突／ethnic conflict）所釋放出來的強大民氣，來達到政治改革之目的後，它才轉變成一個臺灣「高度自治」此一目標明確的集體行動（臺灣爆發全島民變，中部和嘉南地區出現兩場組織性之武裝抗爭，其中嘉南爆發228事變中最具規模的槍戰。由嘉義人張志忠擔任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武裝工作部（中共臺灣省工委武工部）部長，組織了臺灣史上第1支共產黨武裝部隊「臺灣民主聯軍嘉南縱隊」。張志忠出任司令員，政委則是中共黨員簡吉。由於張志忠具有武裝鬥爭的組織與實戰經驗，協同和組織武裝民眾在嘉南地區武裝鬥爭，是228事件中唯一較具規模的戰鬥，但遭挫後他們很快地就撤離、全身而退）

3月10日，臺電戰後初期發行之內部雜誌《臺電勵進月刊》創刊，CE 1952年7月25日停刊，共計發行66期

3月17日，吳鳳鄉鄉長矢多一生（吾雍•雅達烏猶卡那、高一生）和警官安井猛（是CE 1935年參加「高砂族青年團代表懇談會」的2名鄒族代表之一）共同署名〈案內狀〉〔即通知單／其中關於原住民自治思想與制度願景較詳細的陳述，則記載於「附記」之中。作者更明確宣稱「原住民拒絕捲入平地人之紛爭」，這顯然主要是對先前228事件的回應，也可能包含對日本人徵用高砂義勇隊經驗之反省。此「中立」態度，應該是當時原住民菁英的主流立場，它透露出原住民從悲慘歷史中學來之務實態度，也表達出拒絕被強勢族群利用的主體性。此〈案內狀〉只是一個呼喚，一次決意之表明，它勾勒出的只是一個願景的輪廓，一種適用於人口弱勢族群之小規模「高度自治」的折衷型態，而並未提出全島性「泛高山族民族自治」之制度構想，但也確實表露出了臺灣原住民族的政治主體意識。它是臺灣原住民首度運用現代政治概念，正面且直接思考民族之政治主體性問題，開始構想「族群－民族－國家」3者之間的政治（權力與資源分配）關係，並明確宣示民族自治立場之宣言〕，招集臺灣各族原住民菁英到霧社開會，討論原住民自治事宜

3月21日，竹仔門發電所正式定名「竹子門發電所」，CE 1963年再更名為「竹門發電廠」

4月，廢除「行政長官公署」，陳儀免職，成立「臺灣省政府」，魏道明為第1任臺灣省省主席。12月25日，中華民國憲法生效，開始行憲

5月，日本考古學家國分直一（Kokubu Naoichi）與金關丈夫（Kaneseki Takeo）開挖社寮島

6月4日，臺電機電處孫運璿處長與經理呂文瑞處長開始巡查東部電力系統，是戰後第1次，臺電公司派出處長級長官到東部巡視，第2次是CE 1949年5月之劉晉鈺總經理來巡視

6月12日，樂信•瓦旦及大豹社後代共102人，向臺灣省政府提出《臺北縣海山區三峽鎮大豹社原社復歸陳請書》｛請願書中開宗明義宣稱「原來我們臺灣族（高山族）乃臺灣的原住民族」，這可能是出自臺灣原住民口中最早之「原住民族」（aboriginal people）的宣告，而這也是一個經由對原住民性（aboriginality）之本質宣稱來建構民族的論述策略。其中也鮮明敘述了「角板山臺灣族」（即泰雅族大豹社）之原始領域，以及族人浴血抗戰不敵，導致土地遭掠奪終被強制遷徙的歷程，它透露出一個以土地（鄉土、homelamd）、血緣（系譜、genealogy）與集體記憶為核心、強烈之族群意識。樂信•瓦旦在其中之敘事，就清晰表露了在族群文化內涵經歷持續劇烈變動的不穩定情況下，捨不變之文化元素而以共同記憶與族群存在的連續感（即族群之系譜），作為核心的集體文化認同型態〔當代英國民族主義理論家Anthony Smith的「族群象徵論」（ethno-symbolism）：集體文化認同並非指涉一組恆常不變之文化元素，而是指涉同一群體的不同世代之間共享的群體連續感，以及對過去歷史事件之共同記憶〕｝，請求取回祖居地，但石沉大海，成為21世紀該解決的懸案

6月16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下之林務局（CE 1945年12月8日設立）改為「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林產管理局」，由農林處管理林務工作，而林管局掌管林產作業。CE 1960年2月16日，林產管理局改制為「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林務局林務局」（回歸林政、林產一元化管理），外設13個林區管理處（係由林場管理局之7處伐木林場與7處山林管理所整併之）。CE 1989年7月，13個林區管理處整併為8個（羅東、新竹、東勢、南投、嘉義、屏東、臺東、花蓮），且正式實施森林多目標經營。CE 1973年7月，農林航空測量隊改隸林務局，改制為農林航空測量所。CE 1999年，因臺灣省虛級化，林務局改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CE 2023年8月1日，隨農委會升格為農業部而改制更名為「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並接管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森林保育事業管理處所有業務

10月19日，林產管理局派員視察太平山林場羅東本場，一行9人先視察貯木場（CE 1960年2月，蘭陽林區管理處時代有貯木場4處，面積廣達18公頃，起重機6臺，其中第1池與新舊埔2區，以貯備外銷材為主，廣興區以貯備大元山線生產木材為主，2公里區則以貯備太平山線及針二級與闊葉樹等易腐蝕的木材為主。4區貯木區最高貯木量5萬立方公尺，所有原木大部分使用機械裝卸）和3個製材工廠〔戰後之初，「太平山林場第1製材工廠」原為日人砂田鄰太郎私有之砂田商行（登記成立於CE 1925年元月，就位於羅東出張所旁／砂田製材工場）經營，戰後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太平山林場第2製材工廠」係日商植松木材行（成立於CE 1928年4月，位於羅東驛後方，老闆是平戶吉藏／植松製材工場）經營，之後由林場管理委員會第2組接收。「太平山林場第3製材工廠」係日商天龍木材株式會社臺北支店羅東工場（成立於CE 1928年2月，主任為鈴木敬一）經營，之後則由林場管理委員會第3組接收，而在林場管理局成立後交由太平山林場接管。CE 1950年前後，第1製材工廠因大火焚燬，後來做為林工之家及卡車庫使用，CE 1950年組織調整，原來第2製材工廠改稱第1製材工廠，第3製材工廠改稱第2製材工廠，這2間製材工廠設備完整，操作工人均為甲種技工，為固定日薪待遇，CE 1963年8月則改以成品產量計件給資。CE 1963年6月，省府決定將製材工廠優先開放民營，不過直到CE 1969年才開始將土地房屋等財產陸續\進行標售處分。CE 1969年5月蘭陽林管處將第1、2製材工廠合併經營，改稱「羅東製材工廠」，以工作契約辦理計件工資作業。由於林木生產減少，於是最後位於臺灣電力公司羅東配電所對面之第1製材廠在CE 1975年12月關閉，CE 1981年製材廠廠房與設施陸續申請報廢拆除〕，隨後參觀竹林車站、員工消費合作社、浴室、理髮室、書報閱覽室、運動場等設施，當時林產管理局秘書曹昇曾寫一篇〈太平山林場觀光記〉於《林產通訊》，這是戰後第1篇太平山林場的觀光是茶記

日據時期約25萬公頃〔依據從CE 1930-1939年（日昭和5-14年）之調查資料所顯示，大約為25.1萬甲，約為原住民原佔有地面積的51.3％，意味需要釋放更多原住民佔有地，才能符合臺灣總督府之規劃面積（CE 1931年，臺灣總督太田政弘提出之《理蕃政策大綱》，強調對臺灣深山地區原住民之「集團移住」工作，以及著手建立政府管理機制，積極輔導原住民接受教化，從事「定地耕作」，進行「特用作物」的種植，進而減少原住民山區狩獵行為，並獎勵畜產生產。若以理蕃政策所影響的林業政策觀點分析，《理蕃政策大綱》正可大大提高更多位於蕃地之森林成為國有林，以供後續的商業伐木與造林事業的開展。另從施業案第1、2期之後，「要存置林野」面積大量增加，可以解釋「森林計畫事業」之帝國林業的雙重目標，一方面可完成臺灣現代化林業經營基礎，另一方面更可獲取大量「蕃地」森林，從而完成資本化臺灣之最高戰略目的）。其規劃之「蕃人用地保留地」面積總數是根據CE 1928年（日昭和3年）10月（總殖第3532號）府議「蕃人用地保留地面積標準ニ関スル件」之決定而來。亦即，每1個人最多可以分配大約3公頃的林野地，其中包括0.2公頃定住地、1.8公頃耕作地、0.5公頃用材燃料採取共用地、0.5公頃畜牧或其他產業增進用地及災害豫備地（殖產局山林課依據內務局和警務局理蕃課之規劃，大體以配給前往北海道拓墾之日本農民為標準，考慮本島之情況，將之增加5成後得出：每戶5人10町步為標準，平均每人2町步，相當於1.99公頃，增加5成即3公頃）〕「蕃人所要地／蕃人用地保留地」改稱為「山地保留地」

 

CE 1948年：

5月，李萬居所辦之《公論報》的副刊〈臺灣風土〉創刊，由陳奇祿主編，迄至CE 1955年5月停刊

6月，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員陳澤民主持「香港會議」〔228之後亡命香港之舊臺共領導人謝雪紅、楊克煌與蘇新等人組織「臺灣問題研究會」，自CE 1947年9月起發行6期《新臺灣》叢刊，並從臺灣人主體立場發展出一套與中國革命連結的臺灣解放自主論述（《臺盟綱領》即主張聯邦主義），但被中共華東局否決，至此中共中央觀點成為臺灣解放路線之正統〕，其決議文中否決了臺灣民族之存在，但承認臺灣人「具有弱小民族的特性」。又否定臺灣獨立與聯邦之選項（自始至終壓抑臺灣主體性，將臺灣解放完全從屬於中國本土的革命），但主張運用「臺人臺用」（定義為一種「地方自治」層次之政治需求）的口號〔蔡孝乾在CE 1949年呈報中共黨中央之報告書中，則更直接主張操作省籍意識／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對高山族之統戰策略，即許以中共統治下的「民族自治權」，而最著名之案例即阿里山鄒族高一生（吾雍‧雅達烏猶卡那、矢多一生／臺南師範畢業，返回阿里山擔任蕃童教育所教員與巡查）、湯守仁和桃園泰雅族林瑞昌的「蓬來民族自治委員會」案／是新政權為樹立排他性國家威權之典型個案，它是從228事件後之清鄉到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大整肅行動的一環。換言之，和其他同時期受難的本省漢族菁英一樣，這些原住民領袖是來自中國本土之國民黨政權在新領土臺灣進行國家建構工程的犧牲者。樂信•瓦旦與吾雍•雅達烏猶卡那等人之悲劇，反映了連續殖民－不連續國家建構的歷史過程中，弱勢民族被迫仰賴外來國家力量發展主體性的兩難與困境〕

臺灣通志館成立，林獻堂任館長，CE 1949年改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由林獻堂、黃純青、林熊祥等相繼歷任

 

CE 1949年：

4月6日，臺灣省主席陳誠發出命令，要求臺灣學生運動之中樞—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原臺北高等學校、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停課，並悍然大肆逮捕學生。幾天內，其他學校也先後遭到憲兵包圍，史稱「4•6事件」

4月，實施「375減租」

5月11-21日，臺電公司劉晉鈺總經理、柳德玉協理、裘燮鈞處長、朱江淮處長進行一趟10天的環島巡視之旅（期間有提及東西連絡線方案有二：一是依照原計畫從萬大到銅門之間約44公里，一是從立霧至羅東約76公里）

5月，陳誠頒布《臺灣省戒嚴令》。6月，開始實施《懲治叛亂條例》及《肅清匪諜條例》，因此出現「白色恐怖時代」〔年底開始之整肅運動中，絕大多數涉案的「首謀」份子都是「紅色祖國」認同者，這是因為在蔡孝乾領導之「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地下黨中扮演，骨幹與先鋒角色之知識分子（現實當中，只有省工委會將其組織觸角伸展至臺灣社會—尤其是校園—之內），向基層的工、農階級，進行了廣泛之接觸和初步的意識動員之故〕

5月，「東西向輸電計畫」正式商議，臺電高層由總經理劉晉鈺率隊，進行環島10天之業務視察，行程重點之一是評估東部發電設備修復的可行性。當時有海線、山線2種方案，海線由花蓮沿海岸線北上，經蘇澳圓山發電所，再接到基隆八堵發電所，全長約99公里，而山線延續日人構想，翻越中央山脈，連接銅門、萬大2發電所，全長約44公里。之後經臺電企劃處處長朱江淮、黃煇協理、機電處長孫運璿（CE 1943-1945年，前往美國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TVA實習17個月，在各部門累積第1線經驗，充分學習TVA結合灌溉、河運、發電的經營方式。修復烏來發電廠是他擔任臺電機電處長所做的第1件工作，也自豪這是臺電公司主導修復成功之第1個電廠）等人評估後，就此定案

6月15日，臺灣銀行發行新臺幣，以1元兌換4萬元之比例回收原有之舊臺幣，臺灣人民一夕間變得一窮二白

7月，陳紹馨邀陳奇祿主編《臺灣文化》第4卷第1期起，將綜合性月刊改為學術性刊物，但刊出2卷則因經費短絀而停刊

11月26日，公路局第1區工程處戚季超完成《大溪角板山道路察勘報告書》。CE 1952年3月，桃園縣議會決議發起13鄉鎮義務勞動，以人力及器具拓勘大溪至角板山公路，全長14.075公里。自3月10日開工，預計3個月完成。10月11日，臺灣省政府核准補助民工拓寬大溪角板山公路，共103萬元。11月，拓寬完成。12月28日，正式通車

11月，雷震、胡適等人創辦《自由中國》雜誌

12月7日，國民政府帶領60萬國軍及家眷撤退至臺灣

 

CE 1950年：

4月，臺北關訓令福星艦給養滬甬區各燈塔。10月11日，臺北關税務司公署訓令聯星補給艦艦長，往各燈塔輸送器材給養及薪津等

6月15日，民營「臺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成立（CE 1946年，臺灣農林公司接收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在臺107個農、林、漁、牧等企業單位），政府股東主要為臺灣銀行與林務局，產品主要是粗製茶和精製茶，另尚有3座茶廠及高雄冷凍廠。CE 1979年，在三峽設立海山樂園，往休閒娛樂發展

6月25日，朝鮮民族主義人民共和國在蘇聯老大哥撐腰下，大舉向南進攻大韓民國，引發「韓戰」，而「保衛臺灣」和「建設臺灣、振興經濟」乃成為美國當時最重要之政策

11月20日，省參議會林業考察團前往太平山林場視察，一行共24人由臺北出發，經羅東至土場，21日深入太平山伐木終點之原始林區，22日下午抵羅東，23日黃昏返回臺北。此團由省參議會副議長李萬居率領，而大批人士結伴入太平山是戰後以來頭一回，新聞記者入山也是第1次，《中央日報》隨行記者王康發表一篇〈山深林密訪太平：太平山林場考察記〉

第2次大戰終戰（CE 1945年8月15日）至韓戰〔CE 1950年6月25日爆發期間（臺灣民眾之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此時期仍處於高度不穩定狀態的過渡期中〕期間，政治場域出現3波本土菁英主導之國家認同動員，使臺灣民眾先後經驗了認同的逆轉、崩解、分裂和重建之複雜過程（臺灣經驗2次國家-社會關係的結構性鬆動契機，包括終戰造成之領土轉移、陳儀治臺造成的宗主國與邊陲領域之衝突，以及這2次結構性鬆動契機所誘發的3波菁英主導之認同動員，亦即接收前的中國認同灌輸運動、228時期「事件處理委員會」之政治整合努力，以及後228時期3種相互歧異認同計畫的出現和競逐）。第1波是終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前的權力空窗期中，由前民族運動者所組成的2個本土菁英集團—「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與三青團〔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臺灣區團部／臺籍半山集團（2次大戰以後，臺灣人習稱來自中國大陸的人為「阿山」，本地人為「阿海」，而「半山」一詞則指涉日治時期曾居留中國一段時間後才返臺之臺灣人。就其政治意涵而言，所謂半山必須具備在中國大陸期間曾在國民政府或國民黨黨部系統任職，以及在行動上擁護國民政府的人士），張士德於CE 1945年9月底返臺組成，是中國之國民黨政權向臺灣擴張統治權的重要代理人。所吸收幹部以左翼抗日份子最多，其次是半山與地方仕紳，至於基層成員則以學生為多／將終戰後臺灣各地地方菁英籌組之自警團、治安維持隊與青年學生等加以收編、改組而形成。其中地方菁英的背景包括知識份子、仕紳、幫會份子和原住民部落領袖〕，共同主導一系列歡迎國府接收與灌輸中國認同之群眾宣導活動（2個本土精英集團，其動員方向是逆轉日本化認同方向，將臺灣人重新導向對新宗主國中華民國的認同，以自保並獲取最大利益。其中包括3次大規模向中國輸誠之群眾運動：CE 1945年雙十節慶祝大會、10月17日基隆港歡迎70軍抵臺、10月25日受降典禮與光復節大會）。這次國家與本土菁英合作的，政治誘導的認同變化，它不是憑空創造，而是建立在臺灣人認同之曖昧性，以及對中國統治下合理資源重分配和充分向上流動的期待之上的。然而短期動員起來之祖國熱，並不意味一個穩定的中國認同之形成，一但期待落空，這個依然存在的曖昧性，隨時可能成為其他認同競逐動員的空間〔第2波是228事件過程中，由「事件處理委員會／處委會」主導向新宗主國要求分權自治的溫和行動，但遭中央嚴厲鎮壓，而隨即引發第3波認同動員。自CE 1947年後半開始，除在中國國民黨之官方右翼中國認同外，臺灣先後出現另外2個歧異的國家認同形塑計畫：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省工委會）的左翼中國認同，以及廖文奎、廖文毅2兄弟（228之後因通緝流亡香港，CE 1948年成立「臺灣再解放同盟」，追求在聯合政府下的聯邦中國。惟CE 1948年夏確立經託管而追求離立之新主張，乃與謝雪紅等決裂。CE 1948年9月，首度正式向聯合國請願，要求託管臺灣並於臺灣實施公民投票達成獨立。CE 1950年5月，結合日本臺獨運動團體，臺灣再解放同盟改組成立「臺灣民主獨立黨／臺灣自由獨立黨」。CE 1955年，廖文毅本人在陳智雄協助下，即曾以「臺灣民主獨立黨」主席身分前往在印尼萬隆召開之亞非會議。CE 1956年，「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在日本東京由廖文毅博士主導成立，CE 1977年解散。CE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杜魯門宣告「臺灣地位未定」及「臺海中立化」，又派遣第7艦隊巡弋臺海，促使美國與在臺灣之國民黨政府結盟，同時粉碎被1949年底以來開始之「白色恐怖」肅諜行動雙雙瓦解的「省工委會」與廖氏兄弟集團繼續在臺灣爭取支持，塑造認同之機會。省工委會4位工委在CE 1950年初全遭逮補，CE 1950年至CE 1953年底之間，重整後的省工委會與各山區武裝基地又被全面破壞，中共在臺地下黨活動遂告瓦解。另一方面，黃紀男領導之臺灣再解放同盟臺灣支部也早在CE 1950年5月即被破獲，7名主要幹部均被逮捕判刑，次一階段的臺灣獨立運動在島內之組織性活動宣告終結）主導的臺灣國家認同〕。這3個相互競爭之認同計畫，是不同政治菁英集團（掌握中國中央政權的中國國民黨、企圖奪取中國中央政權之中國共產黨和不同派別的臺籍菁英），為了在臺灣競逐各種資源而從事結盟、競爭或衝突的過程中，分別向民眾進行政治動員之認同塑造工程。CE 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遷臺與CE 1950年韓戰的爆發，基本上終結了這場認同政治之競逐，確立了中國國民黨的「中華民國」認同計畫在臺灣島內之霸權地位，並對此後數十年間臺灣人的政治認同產生深遠影響

9-10月，廖文奎在此冷戰開端、國府偏安臺灣之背景下，連續發表4篇英文論文，分別從歷史、經濟、政治及國際法角度，有系統論證臺灣人尋求自決獨立的正當性。10月底，將4篇文章輯成1冊，做為向聯合國提出之備忘錄，並在香港出版「Formosa Speaks」一書，第1次提出臺灣民族乃是在數百年來，本地人對抗連續外來統治者過程中形成的論述。此外，他也第1次提出臺灣人為混血民族，和中國人不同種族的主張。這是戰後「有系統」之臺獨獨立思想的發韌，也是臺灣現代史上出現的第1個以中國為其直接對立面（之前是以日本為界定自我認同之對立面）的臺灣民族主義論述。由於其組織力脆弱與意識形態資源有限之弱點，嚴格地限制了它向臺灣島內滲透、發展的能力，直到CE 1949年6月才第1次由黃紀男孤軍返臺發展。事實證明，廖氏兄弟之流亡者託管獨立運動，處於它所深切寄望的結盟對象—美國和臺灣本土菁英—這2者彼此機會主義的觀望之間，注定了失敗的命運〔事實上，美國國務院在整個CE 1949年間，確曾一度慎重考量將臺灣分離于中國之外的選項，以及運用包括聯合國託管和獨立等方式，但美國駐華大使館參事莫成德（Livingston Merchant）對當時臺獨運動者之低度評價，確實澆熄了國務院運用、扶持此新興民族運動的熱情〕

美國援助130萬美元提供臺灣電力公司（由中美經濟合作署控管費用），主要用於重建毀於戰火之發電所，以及重建臺灣全島之輸送電路〔日治時期建設之電廠有34個，包括26個水力，8個火力，具有能夠發電27.5萬瓩之裝置容量。員工則有1百多名臺籍技術人員，1千多名日籍技術者。但到戰後初期，可用電力僅3.3萬瓩。又日治時期因戰火未完工或遭損的3大水力發電廠：烏來、天冷（今天輪）、霧社（今萬大），為優先要修復之目標〕。其中，40萬美元指定用於日治時期已規劃好，並完成初步基礎建設之「東西向輸電計畫」（美國懷特工程顧問公司經理狄寶賽de Beausset擔任顧問）及立霧發電所的修復工程。9月5日，臺電於埔里成立「東西線工程處」，由臺電機電處路線課課長蔡瑞堂兼任工程處主任，但只能設計66kV（之後加到69kV）之輸電線系統（同時間花蓮之立霧工程處亦宣告成立／CE 1951年12月1日修復立霧1號機，開始正常運轉發電。CE 1953年4月，立霧裝機工程處成立，開始裝設2號機，CE 1954年3月完成。CE 1954年6月12日，2號機竣工。CE 1964年2月，立霧尖峰工程處成立，將溪畔壩頂加高（溪畔壩長125.8公尺、高30公尺，基本進水量每秒36立方公尺cms，經5.5公里引水隧道送至立霧電廠發電），並增設弧形閘門7座成為調節池（7個排洪道、1個排砂道），1965年12月改建完成。立霧發電廠是第2座美援發電廠／其前池，引水隧道出口則有圓形社徽）。10月，工作組長楊金欉開始整修能高越嶺道，經過6個月投入，終於CE 1951年4月全線恢復通行〔西段泥土車路可從霧社至屯原，東段泥土車路自銅門通道今磐石附近，其餘徒步與人工搬運／人行道工程以日治警備道路為基礎，修築寬1.5公尺之平整道路，歷經半年竣工。之後從主線延伸開闢分支般的保線路（巡視路），同時架設明線電話及軍用電話／保線所則多數就地改建日治時期駐在所，起初有8處加1處分所並沿用舊名（西起霧社、廬山、雲海、天池、檜林、磐石、水簾、銅門等保線所及奇萊分所），至CE 1951年臺電總經理黃煇（1950-1962／CE 1940年出生，福建南安人，美國康乃爾大學碩士）視察時，才改為現名。1980年代末後，陸續裁撤高山保線所，後僅存雲海、檜林（無人駐守）、磐石仍保留運作〕。CE 1951年11月，輸電線架設動工（乙線電桿線，位於能高越嶺道北側，使用硬銅絞線，木桿高度最高為14公尺／CE 1986-1991年，逐步更換木桿為角鋼桿，且改建部分電塔／CE 1960年，臺電利用乙線輸電線兼做電話線，加載載波電話，後又改為無線電通訊），到CE 1951年11月第1條「雙桿型木柱線路」（油注木桿）完成，施工期僅有1年〔11月5日，臺電總經理黃煇於視察東西線時，除霧社、奇萊、水簾及銅門以外，將原有駐在所之日本地名更改為：龍澗（瀧見／日語漢字「瀧」即瀑布，瀧見即觀瀑／瀧澗峽谷在日治時期舊名為萬代峽）、磐石（坂邊）、檜林（東能高）、天池（能高）、雲海（尾上）、廬山（富士）保線所〕，12月1日開始送電（CE 1951年12月19日，舉行東西線第1回線竣工典禮，由行政院長陳誠主持）。CE 1953年8月第2條線路完工（CE 1952年6月，美援訂購之鐵塔器材到貨／甲線鐵塔線，位於能高越嶺道南側，鐵塔高度均超過20公尺），採用「細腰捻轉型鐵架」（酒杯型鐵塔，臺電人暱稱「無敵鐵金剛」，設計時應注意預防雪災與雷災）及鋼芯鋁鉸線，材質較輕。東西線電線皆採取水平配置，3相3線之單迴線設計，避免冬季電線結冰時，因落冰造成上下導線相互影響而發生事故。又天長斷崖前後2塔相隔1322公尺，高低差400公尺，因跨距過長、鋼芯鋁線重量輕而無法使用，東區工事組長楊金欉特別設計，以銅包鋼線及雙導線體單線解決。也整修廢棄之駐在所成為「保線所」，而每個保線所配置6-10個工作人員。CE 1955年，臺電在能高鞍部建造紀念碑，東、西面各銘文「光被八表」、「利溥民生」（CE 1954年9月，蔣中正總統視察東西線，於雲海保線所提書）。另外，CE 1952年臺電在奇萊保線所旁興建一座「萬善堂」，用以祭祀施工期間殉職之員工夥伴（每年農曆9月23日），CE 1980年改建於奇萊山莊（又稱維護中心，3樓可容納60人借宿）旁現址〔CE 2003年初，臺電使舊東西線甲乙線可合併為萬大銅門線一回線維持供電（在檜林附近甲乙線最靠近處，設置一可開關之緊供線），桿塔號重新整編（保留乙線1號至115號電桿，再連接甲線75號至130號電塔），平時路線加壓，必要時送電／CE 2016年，舊東西線不再送電，東西2端解除併聯。萬大、廬山間原舊東西線第1至50號桿塔改成配電線供廬山地區當地居民用電，而銅門到奇萊間線路則改接為奇萊山區水利發電水壩閘門之操作用電〕

7月25日，孫源凱偕林柏杰、杜崇實等人由蘇澳出發，經羅東、三星、天送埤、牛鬥、圓山（吊橋），至梵梵，再經小林、大正、池端、田丸、西村（隧道）、四稜〔四稜砂岩，臺灣最堅硬之變質砂岩（白色石英岩），是大江二郎於CE 1931年第1次提出，其標準地點即位於四稜的一個東北走向背斜層上〕、萱原，然後朝桃園之大曼吊橋、巴龍吊橋（CE 1941年／隧道）、蘇樂、高義蘭、比野瓦（比亞外、比野外、彼野瓦、白牙歪、白阿歪／今里安）、高坡、拉號而去，最後行抵角板山（榮華隧道）、水流東（今三民）、八結（隧道）、大溪，進行新竹大溪、羅東三星公路踏勘，迄8月中旬勘竣，這是北橫公路在戰後之第1次踏勘，並完成《新竹大溪、羅東三星公路踏勘報告書》

10月13日，屏東縣三地門鄉馬兒禮拜堂舉行獻堂典禮，這是排灣族第1間教會。而三地門鄉馬兒村之林泉茂（Pandetedre）於CE 1948年8月15日在屏東教會受洗，他是排灣族第1位受洗的信徒，後來前往「山地聖經學園」接受神學訓練。從CE 1950年8月起，林泉茂開始協助舊好茶部落佈道，8月10日好茶教會成立。CE 1952年5月31日，魯凱族第1座教會興建完成，取名「好茶長老教會」，也是魯凱族第1間教會，第1位駐堂傳教師是林正光（Lrangepaw／馬兒籍）。CE 1961年聘請第1任牧師王朝賢Valrialane（霧臺籍），第2任牧師則為鍾思錦（道地好茶人）。CE 2012年5月，最新的好茶教會禮拜堂在禮納里重新落成啟用

臺灣實施地方自治，全臺劃分5市16縣

CE 1950年代是排灣族遷村之高峰期，這些案例並非執行未完成的「二次計畫」，而是重新安排，就近移住舊社附近之低海拔處，也不再採取飛躍式插入甚至合併敵對部落的粗暴手段，也許是因為戰後實施地方自治，山地原住民獲得選舉山地鄉長、縣議員、省議員的政治地位保障之故。臺東縣則出現較多跨域型之遷村，例如金崙溪上游之近黃村，飛躍移至太麻里北方山腳，更名新興村。大竹高溪上游的大谷村，也是飛躍至安朔村近，改名森永村（原森永株式會社之種植園）。另外，甫於CE 1943年移至土坂的部分古樓社人再次移動到南田，而安朔原先和東排灣諸社有明顯隔閡，如今周邊移來許多東排灣的人，又除了南邊之森永，安朔東北邊還有大約CE 1940年由部分Seqalapit（甘那壁、加奈美）移住而成的南興（自稱Rujaqas）。另一方面，太麻里溪上游之介達村（Kalatadrang）與比魯村（Viljauljaul、Paumeli、Tjulitjulik、Djunguzul）一起移至太麻里南厝，後合併為正興村，金崙溪上游之賓茂村（Djumuli、Tjukuvulj）則移至金崙西側。該2村雖移入平地，但維持山地鄉的建置，成為金峰鄉在太麻里鄉境內的2塊飛地。而與之構成鮮明對比的是大南社，其直到日本統治最終仍屬蕃地，但CE 1946年未成立山地鄉，而是就近併入平地的卑南鄉，所以大南社民後來成為魯凱族平地原住民，CE 1950年代苗栗縣南庄鄉也遭遇同樣情況，亦即當代山地、平地之劃分不是以日據最終狀態為準，而是以戰後成立之山地鄉為準。進入CE 1960年代，遷村案例大幅減少，CE 1962年出現戰後首例敵對部落合併德狀況，由舊古樓分出的高見移至白鷺新社，兩者合併為南和村，不過仍是核定為2個部落。CE 1974年筏灣（Payuwan）下山，後更名排灣。CE 1977年好茶（Kucapungane）遷村至緊鄰隘寮溪之新址。而20世紀最後一個遷村之排灣族部落是達來，CE 1989年從隘寮北溪南岸遷往北岸。截至20世紀末，上留在原址之山地部落僅餘多納、大社、德文、佳暮、霧臺、吉露、阿禮、瑪家、士文。多數排灣與魯凱族人已離開山地，沿著中央山脈2側山腳地帶分布

 

CE 1951年：

2月下旬，公路局中橫初勘（只是依5萬分之一軍用地圖作紙上選線，研判控制點，在需要通過的地帶找出控制點）北線隊組隊，由吳祥騏、孫源凱率領，測勘太魯閣至合歡山再至霧社（合歡越道路），4月中旬完成。南線隊由胡美璜負責，又分東段，西段2分隊。西段自春陽沿塔羅灣溪南岸勘測至能高越鞍部，4月出發，歷40餘日完成。而東段5月自銅門進入，先循能高越道路（中線）至能高越鞍部，再轉回來，沿木瓜溪南岸勘測至銅門。6月，再召集一協測5人小組，自銅門往上測量，雙方終於在清水溪上方碰頭，且接壤之測樁是一致的，又至8月始完成。之後，南線在11月再沿能高越道路勘測，歷20餘日抵霧社

3月7日，在臺北雙連教會召開「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之第1屆總會，自此南北教會在名義上和組織上的合一算是完成

6月，實施「公地放領」，將原本「公有地」或是「公營事業擁有土地」放領給實際耕作之農民，可分10年償還

12月，《臺灣風物》創刊，創辦人為陳漢光，而最初由楊雲萍主編，又由陳漢光自兼主編，經費不足，迨獲林本源中華文化基金會資助，始能維持發展至今

日本與48國（不包括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未定）簽訂《舊金山條約》，放棄對臺澎之權利、權限和要求。CE 1952年，與中華民國補簽《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中日和約》）

臺灣省政府頒發〈臺灣省山地施政要點〉，其中第8點指出：「獎勵山胞分期集中移住，以化零為整或由深山移往交通便利地點為原則。」這與CE 1931年發布之〈理蕃政策大綱〉可說相當神似

 

CE 1952年：

元月17日，戴仁壽醫師（已退休）再度來臺。19日，到他一手創設之樂山園訪問。9月2日，戴仁壽醫師夫人彌拉在加拿大過世。之後，因「375減租」樂山園土地遭政府發放給佃農，戴仁壽醫師又再回臺灣奔走，才使樂山園之癩病〔Leprosy／痲瘋病、臺哥病、漢生病／CE 1873年挪威籍醫生Dr. Armauer Hansen發現痲瘋桿菌（Mycobacteruium Lepra）是造成癩病原因〕患者得有棲身照顧之所。CE 1954年4月17日，束裝返回加拿大，原決定今年秋天再回臺灣樂山園定居，但不幸於4月23日在貨輪上過世，之後遺體在日本火化後安眠於樂山園

4月，臺灣省公路局邀約專家組成中橫複勘隊（由專家組隊親臨實地勘察各路線方案，對可行性、經濟效益、工程難易度作比較研究、並確定路廊。之後，於定線測量前會實施路線初步測量，沿路廊佈設導線點，測繪地形圖以供圖上選線之用），由副局長林則彬率領（黃肇中曾參與這次複勘，並發表《中央山脈之旅—橫貫公路南北二線複勘散記》，臺中：臺灣省新聞處，1969，p.69-70／也曾記述合歡山區之日治時期駐在所皆已成廢墟狀態）。5日，自臺北出發。9日，從銅門入山先複勘南線。19日，因連日豪雨竟發生米糧不繼、補給不及之狀況。24日，複勘隊抵霧社。28日，北線（大部分係循日人所修人行道而計畫，並以霧社為起點，至蘇花公路太魯閣峽口為止，長約113公里餘）開始複勘，宿西見晴（今幼獅）。29日，宿追分（今翠峰）。30日，主隊循合歡越道路而行，而小隊則是越過黑水塘鞍部（合歡東峰與奇萊主山北峰之間），再繞回北合歡駐在所（今落鷹山莊附近），直驅關原。此後，小隊一路追趕主隊。主隊抵古白楊後又分2隊，其一仍沿合歡越道路而行，即有大坍方之饅頭山段；其二則從洛韶走到薛家場，路況良好。5月9日，3路人馬會師大北投（今天祥）。11日，過合流，宿錐麓附近之今九曲洞。12日，過錐麓橋〔第1代為鐵線吊橋（CE 1942年11月或12月完工）／第2代為50公尺長之鋼桁樑橋（當時將美援之西德製鋼桁樑拼湊成25公尺及50公尺跨徑的鋼桁樑橋各5座），之後因洪水受損乃拆除並加長成60公尺，且移出做為第2代長春橋，而原橋則改為鋼桁樑混凝土面合成橋，即今流芳橋（CE 1960年4月18日完工）〕經溪畔，出太魯閣抵花蓮〔CE 1957年7月23-28日，蔣經國（第4次踏勘中橫公路）、林則彬、狄寶賽de Beausset（第3次踏勘中橫公路）等人自霧社入山勘察，抵達太魯閣，之後再由花蓮搭機返回臺北。此行決定中橫公路補給路線由昆陽經武嶺至石門，而不經過黑水塘鞍部，此乃今日霧社支線的樣貌〕

12月29日，臺灣人民武裝保衛隊與官兵（國防部保密局、國防部臺北衛戊司令部、臺北縣警察局等出動15,000多人封鎖）在鹿窟山區（共產黨地下基地）展開戰鬥，但因裝備不良前沿陣地很快被突破。最終35人死刑，1人無期徒刑，92人有期徒刑，其他村民與遁入鹿窟（舊名三鹿窟）之共產黨員或無辜被牽連者多為徒刑，史稱「鹿窟事件」，又稱「鹿窟基地案」，為臺灣白色恐怖年代最慘烈之政治事件。CE 2000年12月29日，臺北縣政府在臺北縣石碇鄉光明寺附近興建之鹿窟事件紀念公園落成，而光明寺就是當年用來囚禁村民的地點（另一發生於山區之白色恐怖案件為CE 1954年之龜崙嶺樹林三角埔隱蔽基地張潮賢案）

 

CE 1953年：

元月，實施土地改革之第3階段「耕者有其田」政策，包含臺灣紙業在內之4家公營事業單位的股票，作為補償地主在政策轉換上的損失。地主可得到被徵收土地地價7成之實物土地債券，以及3成的水泥、紙業、農林、工礦等4家公營事業之股票

10月27日，國民政府將莫那‧魯道視為抗日英雄，入祀忠烈祠，並在櫻臺（霧社最高點，可展望南邊濁水溪流域及北邊北港溪流域／霧社事件時日警於此架設野砲2門，砲口射向對岸之塔羅灣臺地）下方建牌樓紀念霧社事件。CE 1973年，仁愛鄉長高光華（花岡二郎遺腹子）與族人代表，自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標本展示館，將莫那‧魯道遺骨隆重接回霧社安葬，墓園前方立有「碧血英風」牌坊

10月，道明會蘇士朗神父（Rev. Osorno, O.P.）在屏東縣泰武鄉佳平村興建法蒂瑪聖母堂，落成後即駐在該堂傳教（臺灣原住民地區第1座天主教聖堂）。今年，好茶村馬復興先生在此領洗，成為第1位信奉天主教之魯凱人。CE 1988年元月，「好茶聖母聖心堂」成立，第1位傳教士是馬復興，第2任是江得祥，第3任是江得祥兒子江振榮

瑞士天主教白冷會（Bethlehem Mission Society）開始派會士來臺傳教，他們興辦學校、改善醫療、造橋鋪路、濟弱扶貧，長達67年之無私奉獻，為地處偏遠的臺東注入現代化資源

今年，臺灣省政府重新制訂「臺灣8景」如下：雙潭秋月、 玉山積雪、安平夕照、阿里山雲海、大屯春色、魯谷幽峽、清水斷崖、澎湖漁火

今年隨著美援啟動，展開臺灣第1個4年經濟建設計畫，也發展建設火力發電廠，此為臺灣電力能源結構由水力發電轉向火力發電之起點。至CE 1962年火力發電量第1度超越水力發電

戰後臺灣大學宋文薰教授從今年起，進行多年巨石文化遺址的實查，推斷臺灣巨石文化紀念物，與新石器時代先住民之祭祀有關，而將東部海岸山脈東麓邊緣之巨石文化（以岩棺、石壁、巨石石柱、單石、石像、有孔石盤等組成）命名「麒麟文化」，認為是繼綿延到紀元前3000年之舊石器文化之後，具有高度農耕技術的巨石文化人所開創之文化。可參照宋文薰〈臺灣東海岸の巨石文化〉，1976，並收入於日本《えとのす》雜誌，1976，以及〈由考古學看臺灣〉，1980。另外，分佈於臺東縱谷至恆春半島的卑南文化，以板岩製作的石柱、石板棺、石嘈、石杵等組成

 

CE 1954年：

4月9日，臺灣省政府發文取消平埔族範疇（臺灣省政府令府民二字第33172號／「居住平地之平埔族應視為平地人，列入平地選民名冊」），平埔族於是在漢化之名義下消失。一直到CE 1980年代中期以後，平埔族的歷史與文化成為學院專業和民間文史工作者之研究題材，才激發了CE 1990年代後平埔族群的認同復興及文化振興運動。林媽利醫師等人研究指出，臺灣平埔族與高山族及東南亞島嶼族群共有相近或相同之血緣，而和高山族不同處，每個平埔族在不同程度上與閩南人、客家人共有亞洲大陸的血緣。她在CE 2000年〈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中指出，2個平埔族「巴宰族」及「西拉雅族」在親緣關係上，介於臺灣人和原住民之間，依然保有自己原住民族群的特徵。綜合言之，大部分臺灣人都是「漢化番」之後代，平埔族人大多數已融入臺灣人的大熔爐中〔林媽利團隊對平埔族之研究，使得平埔族重新成為生物醫學試實驗可被界定與分析的樣本，亦即平埔族復振運動對科學研究（實驗室內科學知識）產生社會人群新分類標準或範疇的「內滲」（CE 1990年代以後以「中國」為範圍之「省籍」制度轉變到以「臺灣」為範圍的「4大族群」人群分類標準，新的人群分類標準「內滲」於實驗室，使得醫學實驗之樣本分類與代表性發生變化，促使臺灣人多元起源、混種組成的科學論述浮現），而科學生產之基因證據（科學知識）也逐漸自實驗室「外溢」（在CE 1980年代，黨外運動與原住民運動結合而相互支持提攜，批判漢人中心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之認同教化，強調臺灣是多元族群、多元文化起源的移民社會。CE 1980年代之後，族群平等成為政治反對運動的主要訴求。探討臺灣人起源和基因組成之科學研究，是CE 1987年解除戒嚴之後的CE 1990年代才開始浮現。至CE 1990年代初，民主進步黨立委葉菊蘭提出「4大族群：福佬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的社會範疇。一方面凸顯了臺灣社會人群在文化與歷史經驗上之差異，另一方面也促使族群之間的理想關係，由同化主義轉變為「生物多元文化主義」（基本上挑戰漢人中心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之「反論述」色彩）／實驗室內生產之科學知識以及它所引起的科學爭議，透過CE 1990年代眾多關於族群相關之研討會、科學專業期刊、媒體報導、公共輿論等社會機制，逐漸重科學專業知識圈「外溢」而持續發酵，造成相當的社會後果／上述之內滲與外溢現象交織，亦即基因知識、科技、族群和國族認同政治的共構，呈現了臺灣社會文化之獨特現象／其實人們事實上是在個人經驗與特定政治認同脈絡中詮釋運用基因檢測之結果，他們原本關於系譜的特殊渴望，影響了對科學證據之態度和使用，就像那些CE 2009年8月接受「臺灣微測公司」檢測的臺灣政治人物所顯示的，深受臺灣政治認同轉變之影響。個人溯源基因檢測的科學證據，開始進入臺灣認同建構之公共論述過程中，基因檢測的知識與技術也逐漸參與認同形構之過程，顯示科學外溢的社會效應。而媒體大力報導也在科學外溢於社會、造成社會效益上，扮演關鍵之腳色。大眾傳播媒體的作用，可說是近科學與社會共構之重要機制。不過，也由於標題為求簡明，通常簡化複雜的科學論證和結果，製造黑白分明人群差異之印象，在當代複雜的認同議題上，反而經常將特定之社會認同本質化而帶來更多爭議。媒體的再現，強化了原本之人群分類想像，充分顯示媒體對於科學知識的社會傳播和社會效應有相當重要之作用。此種過程的理論意義，仍然在於指出科學之「客觀證據」，不是一種自明的事實。血緣研究或基因檢測提供的是Alondra Nelson所謂「可使用的過去」，人們通常按照對自己有意義之特殊方式、所認同的集體敘事、對未來之期望等，來詮釋這些科學結果。科學知識透過媒體再現，它的意義與效應，更是經常被政治、社會、文化之各種力量所爭奪、協商，形塑不同人群分類的想像／從科學與社會是共構之角度來看，科學與社會2者既然交互作用、彼此纏繞，科學明顯無法自外於社會。但科學又通常自認或被認為具有自足、超然的地位，所提出之客觀證據有著裁判社會爭議或疑慮的威權角色。特別是在涉及人群分類、集體認同時，科學往往難以扮演好它通常自我宣稱或被期待之客觀中立角色，反而容易成為社會政治爭議的一部分。換言之，這顯示科學本身也鑲嵌在社會、政治和文化的特殊脈絡中，以致於未必能發揮客觀、中立之作用而足以成為當代認同問題的仲裁者），加強了當代社會之平埔族認同〕

4月17日，泰雅族林瑞昌與同族警官高澤照，鄒族高一生、湯守仁、方義仲、汪清山等人被國民黨以「高山族匪諜案」之叛亂及貪污罪名處以極刑，槍決於新店安坑刑場，當代6名原住民菁英命殞於黨國陷構的莫須有罪名中

9月，蘭大衛醫生長公子蘭大弼｛Dr. David Landsborough／1914-2010／1920-1923夏天，他在大屯山外人別庄地〔是長老會宣教師家庭在大屯山避暑休閒之石屋別墅（紅毛屋／茅草頂，安山岩牆壁）用地，而第1位興建石屋的是劉忠堅牧師，第2是偕叡廉牧師，第3則是加拿大長老會差會（Canadian Presbyterian Mission／是加拿大長老宗分支加拿大長老會下屬之海外傳教組織），第4位是蘭大衛夫婦，第5是加拿大長老教會與蘇格蘭長老教會合建之姑娘樓（未婚女宣教師皆稱姑娘，今三聖宮），第6不清楚（圓拱屋），第7位是戴仁壽醫師（今太上老君廟／道祖宮）是後來興建〕石屋渡過｝／醫師就任第9屆彰化基督教醫院院長，繼承父親志業。CE 1955年，著手計畫全面改建醫院，並展開海內外勸募工作，乃於CE 1966年10月落成啟用。CE 1980年，蘭大弼醫師夫婦退休，結束在臺27年之醫療傳教工作，總計父子2代在彰化，共68年為臺灣人民服務（CE 1999年受邀至花蓮慈濟醫院演講）

11月10-18日，狄寶賽第1次踏勘中橫公路，由臺中至羅東，然後轉至太魯閣口，最後由花蓮逕返臺北。此行影響今日中橫公路之走向，由霧社-花蓮線改為東勢-花蓮線

由於「1955年度軍援軍用道路計畫」中列有臺中羅東線及臺中花蓮線（以安置退役軍人之美援經費轉作修路工程，兼可移民開墾與資源開發），公路局於是組隊進行新線踏勘，這是中橫公路新線之由來。11月6日，新線踏勘隊由林則彬率領，踏勘臺中羅東線，費時7日。18日，另一新線踏勘隊由吳文熹率領，踏勘臺中花蓮線，12月1日，抵谷關，費時15日。CE 1955年3月，決定選用新線，並擬照美國懷特工程顧問（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公司〔CE 1948年（4月開始美援），受聘為美援顧問並派員來臺。CE 1962年結束臺灣業務，由美援工程顧問團（Engineering Consulting Group）承接〕狄寶賽〔Valery Sergei de Beausset／狄步賽、狄卜賽、狄步銳／懷特公司在臺第2任計畫經理，是美援對臺灣經濟技術援助的實際執行者／CE 1957年離臺，獲頒景星勳章／CE 2001年底，臺電工程師林炳炎赴美拜訪高齡8旬之狄寶賽夫婦，獲充分授權處理手稿、相片和美援相關資料，CE 2004年並自費出版《保衛大臺灣的美援（1949～1957）》／該文書目前組編《狄寶賽文庫》特藏於臺灣大學圖書館，且CE 2007年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美援臺灣與狄寶賽先生》DVD光碟〕計畫經理建議，施工近可能僱用退除役官兵，並沿線建設村莊、輔導移民計畫，使路線完成後參加之退役軍人，能就近獲得安全生活，且能加速山地開發，於是中橫公路遂以臺中花蓮線為主線。由軍援軍用道路取代了原先CE 1952年之北線，而將霧社之樞紐位置轉移至梨山。至於臺中羅東線則於CE 1956年10月26日，決定改由土場至宜蘭，而以宜蘭市為終點，稱為宜蘭支線（新線選定，是確定中橫公路主線支線的走向與起點、終點）

年底，《臺北文物》（創刊於CE 1952年，為臺北市文獻委員會之機關刊物。初期為編纂臺北市志而設置，隸屬於臺北市政府，現今為臺北市立文獻館）3卷2期、3期（出版後不久因故被禁）推出「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與續集，這是戰後有關新劇運動極重要的史料〔有歷史就會有戲劇及新劇的一頁，無論驚滔駭浪或海不揚波，然而因為政治因素，二戰後國民政府對日本殖民之「勝國」舊事多所抑制，戲劇這些「文化」小事更是曖昧不明，大致只能遵循一個黨國史觀—日本帝國壓榨臺灣人民，有志之士藉新劇運動反抗殖民統治。而新劇之外，存在於庶民生活中的舊劇，在此時代區間是沒有角色的。從前清穿越日治之世紀大變局，戰後又回歸「祖國」另一波莫測風雲，前後接受3個政權統治，臺灣戲劇及劇場在數十年間所經歷的時空複雜性，任何國家、任何一段50年戲劇史，都不會如此詭異。戰後至CE 1980年代，臺灣有關日治時期戲劇及劇場之專著，以呂訴上在《臺北文物》發表之若干論文和CE 1961年出版的《臺灣電影戲劇史》最為重要。80年代後，臺灣史研究成為顯學，尤其90年代日治報刊、檔案開放，大批中日文報紙、雜誌與相關戲劇作品、日記、文集先後被整理、出版並數位化，其後研究風氣更盛／大約CE 1910年代後，臺灣人才在廟會「外臺」之外，開啟了劇院「內臺」時代，京劇（CE 1920年代新興之歌仔戲已成為商業劇場主流，為吸引觀眾並提升表演內容與層次，以提高票房競爭力，規模較大的歌仔戲班，開始延聘上海京班留臺演員，在正戲演出前加演京劇。而加入歌仔戲班的京班樂師，則厚植了歌仔戲樂師的音樂素養，歌仔戲正式成為能「唱、唸」，同時也會「做、大」的大戲。而海派京劇對歌仔戲之影響，最重要的則是絢麗多變的「機關變景」。從日治初期開始，著重舞臺機關呈現的日本奇術劇、臺灣正劇和中國京劇紛紛進入臺灣劇場後，舞臺布景變化逐漸成為吸引觀眾的重要因素）、歌仔戲（從小戲萌芽到成熟大戲之歷程，完全在臺灣發生。是臺灣唯一土生土長之劇種，早年為全男班，目前宜蘭還保有「本地歌仔」業餘子弟「老歌仔」形式，「宜蘭說」是歌仔戲起源地點理論最被廣泛接受的。推測老歌仔形成於清代末葉，當時已有七字、倍思、藏調…等重要曲調、與唸歌一脈相承，後場編制與舞臺表演形式則類同車鼓戲。劇目以才子佳人和民間故事為主，以「小生」、「小旦」、「小丑」之三小戲規模演出，並無戲曲裝扮與武場鑼鼓，用詼諧露骨方式詮釋男女情愛。區分劇種就在於語言和音樂，歌仔戲之說、唱皆用白話閩南語，演唱則以一葩四句的曲文「四句聯」搭配歌仔調，聯歌演唱。又歌仔戲之音樂、語言，相對容易理解、親和力高，具備快速進入大眾文化的基本優勢，因此子弟團和劇場之職業演出，一開始就呈現蓬勃發的態勢，其實初期往往以「戲歌」、「歌戲」來稱呼唱歌仔之戲曲，直到CE 1925年報紙才正式出現寫出語助詞的歌仔戲）和新劇在臺灣劇場，才能與日本節目分庭抗禮。若說臺灣近現代大眾影劇與劇場多元表演生態，是由在臺日人和臺灣人共同建構，並非浮誇之辭／歌仔戲興起時間與新劇約略相同，卻處於悖論、對立的態度，在新劇運動人士和標榜臺灣人報紙之《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無所不用其極打壓下，歌仔戲確能靈活吸納大小劇種，尤其是京戲與2、30年代的流行歌謠、舞蹈，還有日本歌舞秀之表演特色，一路蓬勃向上發展，成為既傳統且現代，最具代表性的本土劇種。雖然皇民化期間備受官方政治性箝制與扼殺，仍能以無比韌性華麗轉身，成為另一種「新劇」。又戰後在政府「國語運動」政策壓制下，繼續活躍於戲院「內臺」與寺廟「外臺」，同時在臺語電影史上也扮演重要一頁／CE 1960年代電視進入家庭，改變民眾生活與休閒型態，臺灣戲劇和劇場生態丕變，戲院業快速沒落，本土劇種也只有歌仔戲與布袋戲能藉螢光幕創造話題性。CE 1970年代戲院被拆除改建，這無關政治因素，而是社會變遷和商業利益考量之市場選擇，反映的是臺灣社會與文化體質的大轉變，也是臺灣戲劇與劇場所面臨的新時代挑戰／日治時期臺灣劇場所反映之藝術分流（傳統／現代對立、臺灣戲劇／日本戲劇、庶民大眾／知識階層），其實也為後人提供一面鏡子，印證CE 1980年代後，臺灣表演藝術超越族群文化的趨勢，並追溯至前清，打破原住民歌舞／漢族戲劇之族群界限，使所有臺灣表演藝術，皆能成為當代劇場創作或舞臺呈線的元素〕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周憲文主持）刊行《臺灣文獻叢刊》，至CE 1972年停刊計出版309種595冊，自明季起至日本時代（主要為清朝）中文資料

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成立森林資源及土地利用航測調查隊，以航空測量方式，展開「臺灣土地利用及森林資源調查」，CE 1956年完成臺灣第1次森林調查，調查重點在伐木生產。第2次在CE 1977年，第3次則在CE 1993年，而CE 2017年林務局完成臺灣第4次森林調查

光復後首套全臺之地形圖刊行，比例尺為5萬分之一，由美軍遠東製造局負責測量與出版（依據日本軍用基本圖，並參考部分航空照相圖片編輯而成）。CE 1957年，續出改版地圖

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而美軍顧問團則強迫國軍解散要塞，基高馬3要塞乃走入歷史。同時各坑道系統內之日軍火砲一律報廢、部隊歸建或解散，空蕩蕩之坑道、框舍與穹窖系統，則歸入北中南東澎5個作戰區（當年臺灣軍築城之14個區域，外加基、澎2區，總計內含59處已經完成要塞化的「核心陣地」，全數依據「要塞堡壘地帶法」公告為「要塞」。要塞雖然消滅，要塞地依然持續管制）

 

CE 1955年：

元月，決定中橫新線以東勢為起點。2月，橫斷公路（即中部橫貫公路）經定線後，決定以達見為起點，向東經桃源（今梨山）後，再分向花蓮及羅東，花蓮線經合歡埡口後往太魯閣而去，羅東線則經有勝、南山再朝棲蘭而去。3月，行政院大甲溪開發計劃委員會至現場勘察。5月，臺電提出大甲溪6發電廠修正計畫：達見、經山、谷關、天輪、馬鞍、石岡，看來又回到CE 1940年最初之方案

6月，輔導會兼代主委與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第1次）踏勘中橫公路。CE 1957年4月13-20日，蔣經國、林則彬、陳廉泉自谷關入山，經佳陽（因位於德基水庫淹沒區，遂於CE 1967年遷至地勢較高的佳陽新村，今臺中市和平區）、梨山（原撒拉矛）、環山（原志佳陽）、有勝、留茂安、土場，由羅東而出。CE 1958年4月14-20日，蔣經國、林則彬、美籍顧問富來利（A. S. Fraleigh）自太魯閣入山，經合流、碧綠（17日）、關原、合歡埡口（大禹嶺），宿日新崗（臺8線110K處／18日，蔣經國曾訓勉一群軍事監犯並同住，且發表〈投宿在一個不知名的地方〉一文，之後收錄於《風雨中的寧靜》，1975），最後經環山視察宜蘭支線。CE 1959年2月21-27日，蔣經國、林則彬、胡美璜自宜蘭入山，經梨山、舊碧綠隧道（家源隧道／今金馬隧道）至太魯閣，是蔣經國最後1次徒步視查中橫

11月底，經濟部招集之中部橫貫公路資源調查團（專家21人）成行，由經濟部技監鄧祥雲率領，工作4個月，於1956年3月底，終於完成調查報告《經濟部橫貫公路資源調查團調查報告》

12月中旬，公路局提出之中橫公路新線4隊測量隊成立〔測工半數來自公路局開辦之「東西橫貫公路測量訓練班」／以第2測量隊施測碧綠至合流新線時生活最苦，初期因運輸不便、存糧不豐，而有「3稀」（3頓稀飯充飢）、「3乾」（乾鹹魚、乾菜、蘿蔔乾）之口號〕，以測量新線（定線測量，會進行實地佈設中心樁等工作，而6個定線測量隊以6個半月時間進行打樁、定中心線，繪出縱、橫斷面圖，完成標準圖之成果，並提出工程概算書做為施工依據），再另組2隊測量已成公路（已成路段包括太魯閣至合流14公里、谷關至達見61公里，均係原有路基）改善路段。20日，測量第1隊自臺北出發開始工作。24日，測量第1隊由東勢進入受到鎮民夾道歡送，而至CE 1956年7月5日，全線測量完竣，歷時半年完成《臺灣省東西橫貫公路測量總報告》〔施測路段從達見（今德基）至合歡埡口（今大禹嶺），約53.7公里。而合歡埡口至霧社這段，大致依循日治時期合歡越道路拓寬而成，並無測量／正式開測日期是CE 1955年12月25日，而測竣日期是CE 1956年5月19日，而正式開工日期為CE 1956年7月7日〕

12月28日，大雪山運材卡車道路開工，榮民建設工程總隊即在開鑿這條公路

臺電成立瀧澗工程處，派朱書麟為處長，以銅門工程處人馬為班底，從事「瀧澗電廠」之興建（之前先由銅門工程處水簾工務段段長李啟瑞首先深入探索，發現該地當時是東臺灣最大之水利點，而且是東亞，乃至太平洋兩岸最高的水頭），這是由國人自行開發的（川流式／無興建水庫而直接從河川取水之發電方式，發電量受到天候及季節水量影響很大）水利發電工程，其引水本流巴托蘭（巴斗蘭）溪改稱龍溪，另一越域引水之巴托魯（巴多魯、巴斗盧）溪則改稱鳳溪（臺電公司公館庫房有一份東臺灣電力興業株式會社規劃之〈水路並流域平面圖，瀧見第1發電所、瀧見第2發電所、瀧見第3發電所〉，縮尺5萬分之一）。CE 1959年6月6日，龍溪壩（前述2引水匯流處，是巴托蘭溪最窄之處，原稱瀧澗壩）完工啟用，瀧澗1號機竣工發電，單機裝置容量54,000瓩，位居全臺水力發電量之冠。又龍溪壩〔CE 1959年6月6日完工，但溪水在進入調節池前已潛入地下形成伏流，而攔截不到溪水。CE 1960年，在上游避開伏流河段完成小龍澗壩（小龍澗壩截水壩，海拔1,539公尺，後簡稱小龍壩），並以隧道引水至龍溪壩上方坡面之溪溝，再注入瀧澗發電廠調整池中。之後利用小瀧澗壩與龍溪調整池之間的落差247公尺（有效落差即水頭242 公尺），而於CE 1983年7月開始興建龍溪發電廠（廠內裝置一部容量4,700瓩之法蘭西斯式橫軸感應發電機／木瓜溪流域海拔最高之水力發電廠，無人操作而由下游之瀧澗發電廠遙控運轉，地下電廠標高1,280公尺），CE 1985年11月運轉發電，其尾水再注入龍溪壩（加上奇萊引水5壩、奇萊1支流壩、奇萊2支流壩、磐東壩及龍溪抽水站／龍溪抽水站CE1965年2月開工至CE 1967年5月完工）推動瀧澗發電廠水輪機，然後瀧澗發電廠的尾水（加上木瓜壩及龍鳳壩之水）提供水濂發電廠（裝置容量9,500瓩），接著抵今之水濂壩（原名銅門攔河堰／CE 1943年4月，銅門攔河堰與銅門發電所三部機#1號、#2號、#3號各8,000瓩竣工發電。CE 1944年4月，タツキリ發電所第1部機#1號，裝置容量16,000瓩竣工發電，規模及發電量為東臺灣第1）之頭水（再加水濂發電廠尾水、1支流壩、2支流壩、3支流壩）給銅門發電廠（CE 1952年9月，再重建水簾壩，並將廠房改建於沿岸山洞地下。CE 1955年元月完成第1部水輪發電機，7月相繼完成2、3號機，各機組裝置容量7,000瓩之法蘭西斯式豎軸水輪發電機，重建工程皆由國內技術人員自行施工設計，發電機#2、#3號機組還由河底掘出，加以整修利用。開閉所現稱開關廠位於銅門發電廠對岸，輸電線有7回線匯集於此，為東部69KV輸電系統的中樞。而開關廠旁之集中遙控中心，包括銅門、清流、清水、初英、榕樹5電廠，均於此「銅門副控」運轉操作），而榕樹發電廠頭水來自銅門發電廠尾水，接著榕樹發電廠尾水來到初音發電廠（今初英，原木瓜溪第1發電所，CE 1938年9月至CE 1941年2月建成運轉發電，發電容量2,000瓩／利用木瓜溪上游榕樹發電廠尾水發電／戰後初期臺電公司旗下唯一一部卡普蘭、卡布蘭、勘浦蘭式水車，之後則有榕樹發電廠也是卡布蘭式水車），尾水最後則流入吉安圳（提供12.475每秒立方公尺cms的水量／舊稱吉野圳， CE 1912年4月26日興建，CE 1913年12月底完成／上游渠道書額「福氣」，圳水流至初音發電廠，前池渠道書額「優渥」，尾水則流下跌水井，書額「不盡 昭和七年七月 錦織」，為負責吉野圳改修工事的技師錦織虎吉在CE 1932年7月所提）作為農業灌溉用水〕海拔1,276公尺，瀧澗發電廠廠房海拔384公尺，最大落差895公尺，有效落差高達855公尺，為遠東最高落差之水力發電廠，也是臺灣東部發電量最大之水力發電廠

今年起，國防部聯合勤務總司令部測量處製圖廠製作出5色套印之臺灣地形圖，內容以美版為底本，加上修訂釋註，但圖幅仍保留日版之橫幅形式

 

CE 1956年：

3月16-19日，狄寶賽de Beausset第2次踏勘中橫公路，由太魯閣深入山區，視察定線測量實況，並提出備忘錄，對路線設計標準深表關切

4月，方豪於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文史哲學報》第7期，發表〈陳第東番記考證〉並論《閩海贈言》

5月4日，召集中橫公路第1次工程會議，這也是興建籌備會議，決定公路工程由公路局主辦。7月13日，召開中橫公路第3次工程會議，也是中橫公路開工後之第1次工程會議。CE 1957年元月19日，中橫公路第8次工程會議，通過管理組織改善之建議。29日，由美援會召集會議，由洪紳處長主持，決議輔導會要解決組織問題，公路局要減少管理費，並授權公路局工程司全權處理工地事宜。CE 1957年3月1日，榮民工程總隊交由公路局代管

6月29日，中部橫貫公路探勘隊〔退輔會主委蔣經國、公路局副局長林則彬、美國駐華副領事麥克文Calvin E. Mehlert、記者與工程人員（含飛毛腿邱生）組成〕以全程步行方式，由臺北出發後夜宿谷關，次日乘車至達見（Tatsumi，此處是可看見達盤之地方的意思／CE 1974年之前稱達見，CE 1932年之前稱ピスタン、美壽潭、比壽潭、比坦溪、比坦Pistan）後開始登山。7月3日午時，一行人抵合歡山主峰下，此時蔣經國提議登頂合歡山主峰（戰後第1次登上合歡山），之後依序通過關原畢祿斷崖、古白楊大坍方、塔比多等地。6日，再銜接產金道路廢道東出，而及時趕上主線東端之開工典禮。7日，分別於東端出口之太魯閣、西端出口的谷關，同時舉行中橫公路（臺8線）開工動土典禮（太魯閣出口由行政院長俞鴻鈞與美國駐華大使藍欽K. L. Rankin主持，蔣經國、嚴家淦、美國國際合作總署（ICA，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中國分署（安全分署）署長卜蘭德（J. L. Brent）共同破土。谷關則是由陸軍第2軍團司令劉安祺將軍及公路局副局長錢益主持）。CE 1957年11月12日，蔣中正總統巡視中橫公路（第1次）東段建設，在溪畔午餐。11月25日，蔣中正視察霧社支線。CE 1958年5月7日，霧社支線｛臺14甲線，又稱霧關支線，原為日治時期理蕃之合歡越道路／霧社經新人崗（臺14甲線22K處）、櫻峰、昆陽、合歡埡口至關原，與主線銜接。CE 1957年元月21日開工，歷時7個月。其中並無榮民擔任施工，而是在民工（公私營造廠商及雇工）、國軍工兵（CE 1957年6月9日投入）及步兵（CE 1957年8月21加入）、生產作業總隊〔軍事監犯（犯人兵1,200人，工作自CE 1957年3月至CE 1958年8月，擔任霧社支線櫻峰工務段和主線之合歡山工務段工作）、職業訓導總隊（犯人工600人／工作從CE 1957年8月至CE 1960年2月，擔任合流工程處工程材料及員工給養之運輸〕、暑期戰鬥青年建設工程隊（救國團招募之社會失業青年／CE 1957年7月28加入）協力下完成，是一條供應補給線（中橫公路幹線施工期中所需物資之輸送任務），全長42.7公里｝通車。6月21日，蔣中正視察中橫公路西段，在梨山午餐，夜宿谷關招待所。7月10日，救國團就開辦高山野營隊（從梨山出發，再到大禹嶺、關原，然後折返往合歡山而去，最後至翠峰，直抵霧社。CE 1958-1960年，高山野營隊皆走此路線／CE 1958年8月，救國團首次辦理「橫貫公路徒步旅行隊」，以谷關為起點，全程約120餘公里，須步行5天走完，路線是走中橫西段之谷關至梨山，再經宜蘭支線至四季、獨立山）。CE 1958年11月2日，蔣中正又視察霧社支線，在合歡埡口午餐。CE 1960年5月9日，舉行中部橫貫公路通車典禮｛歷時3年10個月又2天，建設經費約新臺幣5億元，而近8成經費來自美援／通車時採單車道碎石路面設計，而在CE 1961至1970年10年間，公路局進行分段拓寬改善，比如倍力橋（Bailey Bridge／今已無，而原完工時之倍力橋有關興、慈航、慈恩、華祿、成功橋等5座）改為鋼桁樑橋（今只剩關興、慈航、慈雲、長春、春暉、清泉橋／原南湖溪橋等6座），隧道拓寬為雙車道，施作灌入式瀝青混凝土路面等（花費3億多元）／CE 1986年11月28日，太魯閣國家公園成立，此時期之公路改善以彎道、狹窄瓶頸路段拓寬或改線為主／CE 1999年，921地震後達盤（タバン）往梨山可通，惟達盤以西無法通行。青山上線（是循臺電之谷關至達見的車道改善而成，CE 1955年元月通車）亦不通。之後青山招待所（1層木造，左方臥室2層／青山行館／CE 1960年12月6日，蔣中正總統第1次至此，蔣夫人宋美齡、輔導會主委蔣經國亦到）被燒，青山山莊（臺8線50K處，位於道路上方第1平臺，第2平臺為草坪，而青山招待所位於最末端第3平臺／原為蔣中正總統木造行館，後改建為2層圓弧形水泥建築轉為救國團青山山莊。CE 1975年蔣中正總統過世，只供參觀不可住宿）結構受損遭拆除，而青山派出所〔原烏來駐在所（明治佳陽車道與大甲溪道路，只有在此處重疊），戰後改為經山派出所，CE 1958年2月再改稱青山派出所（同時經山計畫改名青山計畫），木造1層。CE 1959年，青山派出所改建為青山招待所，且於其東方主稜之鞍部另建青山派出所，青山招待所與青山派出所西側，靠近大甲溪岸的這片土地便是青潭。之後改為2層水泥建築，前方空地為青山直升機場〕則成為危險建築〔之後進入「臨37便道」（從臺8線37.5K谷關管制站一直到63.2K德基管制站，稱之／CE 2009-2010年，臺電整修總計花費6億元工程費）or稱中橫便道（上谷關至青山發電廠）之災害復建期〕／CE 2000年元月，中橫公路搶通。但5月又發生517地震，谷關至壩新路口（青山上下線西分叉口，臨37便道6.8K，壩新亭附近／而青山下線前段，即霸新路口至青山發電廠{原下達見發電廠〔CE 1963年8月，工程定案。CE 1964年6月，美國國際開發總署核准建設下達見與林口發電廠貸款3,590萬美金，此貸款也成為美援最後1次之補助計畫。7月，下達見發電廠開工，9月施工區分為青山、達見工務段，砂石場亦分為青山、達見分場，工務段分3個工區：達安（在大甲溪右岸，負責大甲壩／青山壩與頭水隧道）、青楓（在大甲溪右岸，負責電廠廠房工程）、青潭（在大甲溪左岸，負責尾水隧道工程）。CE 1970年10月1、2號機組完工發電，並更名青山發電廠。CE 1971年元月9日，副總統嚴家淦親臨主持竣工典禮。CE 2004年7月2日，敏督利颱風來襲，青山分廠全部淹沒。又青山分廠因河床大量淤積升高，導致廠房通風口遭洪水侵入，廠房全部淹沒，但青山分廠並未發布緊急命令復建，後經專案研究、全部重新規劃，再經環評通過，5年後之CE 2009年11月，才開始抽水復建，且採用自然工法重建周邊坡坎，減少對環境的衝擊，CE 2015年底重新商轉〕於CE 1970年底更名為青山發電廠，臺8線臨37便道13.3K處，稱為青楓之地點／與日治時期之下達見發電所位置（在今登仙溪右岸）不同，僅襲名而已}是CE 1957年7月至CE 1958年4月完成。CE 1961年2月，青山上線後段青山光明橋至德基路段，第1期單線道拓寬為雙線道及柏油路面工程開工，10月完工（中橫公路第1期改善工程）。接著CE 1961年10月至CE 1963年3月，完成青山下線後段青山發電廠至德基路段第2期拓寬雙車道及柏油路面工程（中橫公路第2期改善工程）。第3期青山至東勢拓寬雙車道及柏油路面工程，在CE 1962年6月29日開工，CE 1963年底完工（中橫公路第3期改善工程）。CE 1964年1-4月，東勢至達見鋪設柏油。5月1日，整個工程才算爭正完成。CE 1975年3月，進行青山下線後段拓寬工程，寬度拓為6公尺。CE 1980年拓寬改善完成，乃取消上線之3處管制站，車輛從谷關至梨山走上線，從梨山至谷關走下線，算是中橫公路解除管制、單向自由通行時期，一直到CE 1999年的921地震）、青山（原下達見or烏來／烏來即溫泉之意，在青山附近之大甲溪床有馬陵溫泉）至德基（ピスタン／原達見）受損較重，上下線皆斷，臺中縣長乃下令封山。不過於CE 2003年重啟修復，預計CE 2004年7月15日開放下線通行，但7月2日，敏督利颱風（Mindulle／72水災）將邊坡土石又全部沖入大甲溪，造成河床淤積高於路面12公尺。8月，艾莉颱風接踵而至，更將殘存路基全部沖毀。CE 2008年11月至CE 2012年5月，完成中橫便道搶通計畫〔青山下線，青山橋至大勇橋間（中橫便道13-16K）7座鋼構明隧道〕。2011年11月1日，谷關至德基水庫路段於每日7時及17時開放當地居民2次通行，惟未開放一般遊客通行。CE 2015年元月至CE 2018年7月，完成中橫便道整體安全提升計畫（增建1座RC明隧道、在舊明隧道前後延長2座RC明隧道，這8座明隧道灰紅交錯、印象明顯／11路段、13座RC明隧道）。CE 2018年11月16日，通行乙類大客車（中巴）〔豐原客運6506路「幸福巴士」（豐原-梨山），移撥為臺中市公車865路（谷關-梨山），一般民眾可以搭乘〕，但沿途無法停留。迄今，谷關至德基水庫路段仍尚未恢復通車｝。CE 1960年，冬令高山野營隊第1天臺中集合，第2天搭車至梨山，第3天步行至合歡埡口，第4天至關原，第5天經武嶺至翠峰，第6天至霧社，第7天搭車返抵臺中。CE 1961年元月，高山野營隊由臺中（梨山）與花蓮各自出發，雙向健行中橫公路（單向各40人，合計80人，真正初次徒步中橫主線至花蓮是高山野營隊）。CE 1962年，中橫公路沿途山莊也提供平日住宿，又稱青年自助旅社，是CE 1961年參加暑期建設工程之青年建造，分別設於梨山、大禹嶺、慈恩、天祥等4處。CE 1962年7月，第1次橫貫公路徒步旅行隊（CE 1959年8月，救國團第1次辦理「橫貫公路徒步旅行隊」，以谷關為起點。因當時中橫主線尚未通車，學員走的路線是中橫西段之谷關至梨山，再接宜蘭支線至獨立山），改以梨山為出發點，沿中橫公路向花蓮（洛韶）徒步健行，這是高山野營隊（冬令自霧社出發）和橫貫公路徒步旅行隊（夏令自梨山出發），雙隊並行的時期。CE 1963年元月，高山野營隊取消上行，一律改為下行，每梯隊分2隊同行。CE 1965年，高山野營隊改名中橫公路健行隊（橫貫公路健行隊、東西橫貫公路徒步旅行隊／7天6夜行程，臺中報到、花蓮解散），出發點由霧社改為梨山（走至天祥），是CE 1960至1990年代，最為搶手之青年戶外活動，但是於CE 1996年停辦。CE 2010年，暑期中橫健行隊經典復刻梯舉辦，行程改6天5夜

7月7日，石門水庫第2期工程開工（副總統陳誠主持典禮），CE 1964年6月完工，參與建設7千餘人，建設經費約新臺幣32億元

7月起，臺省農林廳林產管理局太平山林場奉命安置國軍退除役官兵共2,051人，從事開闢小型運材道路及林場防火線、造林、木材生產等工作

8月，臺電聘請法籍高壩權威柯英博士（Dr. Ander Coyne）來臺研究大甲溪流域開發計劃與達見水庫。柯英於CE 1956年9月4-8日勘察大甲溪流域，並與臺電人員和懷特公司代表於臺北及谷關舉行多次會議，他主張谷關建造拱形高壩，並增加裝機容量。CE 1957年2月提出計畫，建造薄型拱壩，高85公尺，底寬10公尺，頂寬4公尺，壩腰裝潛式排拱閘門4座，有效蓄水量1,200萬立方公尺，而美國哈查工程公司（Harza. Consult Engineering Co.）協助工程經費之精算評估。至於達見大壩，柯英建議除高壩外，還需建造輔壩

8月，臺電邀請法籍高壩權威柯英博士（Dr. Ander Coyne）來臺研究大甲溪流域開發計劃及達見水庫，提出〈大甲溪中游電力開發〉（《臺電工程》113期，1958.01，p.1-11）報告，認為谷關壩應建造高85公尺之薄型拱壩，壩腰裝設潛式排洪閘門4座，而達見水壩{達見大壩／工程計畫迭經變更，最後由義大利艾克顧問公司〔ELC-Electroconsult／土木水工處主任工程師加立可A. Gallico為公司董事，世界著名高壩如日本之黑部第4壩（CE 1958年興建，CE 1963年竣工，標高1,454公尺，壩高186公尺，長492公尺，有4部機，裝置容量33萬5,000瓩／黑部川水利共有10座水力發電所，6座水壩，裝置容量89萬2,700瓩）、伊朗之丹茲壩、墨西哥之La Soledad壩和El Novillo壩、臺灣達見大壩，均由加氏親自主持設計〕擔任工程顧問，負責基本設計及協助發包和施工檢驗。CE 1968年4月，間組（Hazama Corp.／日本知名之建造水壩及開鑿隧道建築土木株式會社，指標案例有CE 1939年今渡大壩、CE 1956年佐久間大壩、CE 1963年黑部大壩、CE 1971年立山黑部阿爾卑斯山脈路線Tateyama Kurobe Alpine Route／為達見排水隧道土木包商之一，也負責開闢道路）及黑部大壩所長等人到臺灣考察。CE 1968年11月，臺電向世界銀行貸款簽訂5,000萬美元合約，興建達見大壩及南北超高壓輸電線路工程。CE 1969年6月2日，工程開標，由義大利努諾（Torno）與日本熊谷（Kumagai）得標。10月8日簽約。12月8日，動工。CE 1973年12月31日，蔣中正總統將達見發電廠改名德基發電廠，有3部機，裝置容量23萬4,000 瓩。CE 1974年10月6日，德基大壩竣工，標高1,408公尺，霸高180公尺，長290公尺，為臺灣最高之拱壩}則還需建造輔壩

10月26日，中橫公路訂出路線設計最低標準，其中包括行車速率每小時25公里，曲率半徑20公尺（不得已時15公尺），最大縱坡度10％，路面為單車道碎石路面（寬度3公尺）

11月11日，中橫公路工程總處成立，總處長林則彬。（15日？）16日，梨山工程處（西部及霧社補給路線，處長胡美璜／谷關、達見、霧社、佳陽、櫻峰、梨山、合歡溪、合歡山、環山9個工務段、合歡埡口隧道工務所）、合流工程處（東部花蓮，處長李春松）、四季工程處（宜蘭支線，處長蘇書田／工程處設於獨立山）3個工程處成立。12月至CE 1957年2月，第1線工務段（溪畔、粗坑、達見）成立，才是真正中橫公路啟動。然後在各工務段成立後進行各段之施工測量，就原先的定線測量圖再作確認，且依實際需要局部進行測量。若遇棘手之地形阻礙，就要進行改線設量，其實是另一次地定線測量

12月31日，臺灣省體育會山岳協會組成「合歡山登峰隊」（7名隊員）由臺北出發，抵霧社後開始啟程，一行人沿「合歡越」舊道逐步攀登。CE 1957年元月2日清晨，登頂合歡山主峰，接續登上合歡山東峰，並下抵濁水溪上游之靜觀、平靜、廬山後，經霧社返回臺北，乃成了戰後合歡山第1次岳界民間隊伍之登頂紀錄

方豪於今年以《慎思堂》名義影印沈有容輯《閩海贈言》一書（原藏東京大學）。CE 1959年，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刊行《閩海贈言》鉛印排字本（其中陳第之〈東番記〉乃「佚而復現」），並收於輯印之《臺灣文獻叢刊》中

發行《臺灣研究》（Studia Taiwanica），仍由陳奇祿主編，可惜也只發行2輯便告停刊

 

CE 1957年：

6月底，谷關發電所計劃申請核定書批准。8月21日，谷關工程處成立，以上谷關為處本部（前天冷工程處第1工務段舊辦公室），所有工程須經懷特公司駐地工程師尼德夫（Mr. Neiderhoff）審查，特別是器材採購。9月12日，谷關發電廠開工，施工電源取自天輪發電廠。CE 1958年底才開始壩體、壓力隧道、廠房的工程，並為谷關壩修築青山下線{由中橫（1956.07-1960.05）44K分出，下抵谷關壩，經過青山發電廠〔以上長度6.7公里，有1隧道：新達隧道（全長約230公尺、寬約5公尺），有3座橋：大智橋、大仁橋、青山橋（全長61公尺、寬5公尺）。CE 1957年9月開工，CE 1959年4月完工〕，再接回中橫63K達見（以上長度10.2公里，有5隧道：新達2-6隧道，有1座橋：大勇橋。CE 1961年10月開工，CE 1963年3月完工）。此條單線道總長16.9公里，寬3.5公尺，通稱低線公路、新達路、壩新-達見}。CE 1961年12月，完成1、2號機併聯發電（每部45,000瓩）。CE 1966年2月，完成3、4號機併聯發電，4部機總裝置容量為18萬瓩。之後，谷關工程處的正式人員與設備器材全部由達見工程處（CE 1960年2月24日成立，本部設於新伯公，另有施工隊派駐達盤及達見鞍部，CE 1977年3月裁撤）接收。谷關工程處CE 1963年9月撤銷，達見本部遷至上谷關，約接收2/3谷關工程處人員，其餘1/3進入谷關發電所。至CE 1977年3月才撤銷，大部分人員移至新伯公成立水工處籌備處，再移至臺中成立水工處。水工處一組人做明潭抽蓄工程〔CE 1981年4月，水工處更名抽蓄工程處，後更名為萬松施工處、搬至埔里，以辦理「萬松計畫」，即「萬大電廠擴充暨松林分廠水力發電計畫」（CE 2003年元月28日由行政院同意核定計畫，CE 2004年2月3日環保署正式發文公告萬松計畫環境影響評估，以「有條件」通過。之後，將原抽蓄工程處改名為萬松施工處，以辦理萬松發電計畫，而第1任處長為李鴻洲）。除包含霧社水庫擴增萬大電廠4號機，並利用濁水溪之發電尾水，興築松林攔河堰調整池，作為松林分廠的用水（萬大電廠松林1號機及2號機）／萬大電廠共6部機組，裝置容量總計約76.6MW／萬松計畫竣工後，讓濁水溪水系之水力發電達最高極限，至此濁水溪水力發電整體開發及利用，於焉形成〕，另一組人做翡翠水庫〔翡翠施工處，CE 1979年臺北市政府通過興建，CE 1987年完工進水，臺灣第2大水庫／翡翠電廠CE 1981年興建，CE 1986年完工啟用，裝置容量7萬瓩（新店溪4廠共11萬瓩），屬大型堰壩水庫式（storage type）發電（大甲溪、日月潭、曾文、石門、翡翠也是水庫式電廠），也是臺電以OEM（委託代工）方式引進之第1座歐式奧地利製自動化、全無人化電廠（烏來電廠則是在既有設備與組織上做調整）／CE 1990年，為提升遙測遙控設備品質，臺電規劃設計新店溪流域埋設地下光纜電線，從羅好、阿玉壩一路拉至臺電總管理處，之後再利用光纖電纜建立新店溪流域完整影像係統〕。翡翠水庫結束後，此組人馬再與東部發電廠之木瓜溪水力發電工程電廠合組新天輪工程處。至於抽蓄那一組再分出鯉魚潭工程處，後改組為萬榮施工處，進行谷關發電廠復建。後又改組為青山施工處，進行CE 2009年11月之青山發電廠復建工程）接收，CE 1974年德基大壩完成。但CE 2001年7月桃芝颱風來襲，谷關分廠必須重建，因屬緊急修復工程，不用進行環評。CE 2002年4月，報奉行政院核定進行復建。12月，谷關分廠復建開工，由萬榮施工處執行。CE 2008年10月25日，機組發電按鈕典禮由行政院長劉兆玄主持，總計復建耗時6年。CE 2015年底，完成青山復建

9月，青山下線{通稱低線公路、新達路，壩新-達見／還分出一條往志樂壩之公路，前段稱成志路〔長5.7公里，又分上下段，上段自中橫分叉口到達見吊橋（CE 1966年元月開工，同年7月完工，長度114公尺），下段自達見吊橋至成4隧道〕，後段稱志樂路／中橫公路主線因位置較高，稱之青山上線（壩新路，在日治時期做為明治堰堤與達見壩的施工道路，戰後是中橫公路臺8線主線之前身，由公路局維護。921地震後，中橫上線不通，下線則維持可通。CE 2011年後，下線改由公路局統一維護，稱中橫臺8線臨37便道，僅限電廠工程車與梨山當地居民緊急使用，未對遊客開放。預計CE 2018年9月，下線開放乙類大客車即中巴行駛，並允許一般民眾通行），長19公里，寬3.5公尺。之後主線全部拓寬成雙車道，寬7公尺}是為修築谷關壩而開工，CE 1959年4月完工。前段由中橫公路44K分出，經谷關壩迄青山發電廠預定地，長度6.7公里，有1新達隧道及3座橋（大智、大仁、青山橋），這是中橫公路闢建時（1956.07-1960.05）一起進行的工事。CE 1961年12月，谷關發電廠完工，青山下線之後段也在此時施工，從青山發電廠預定地至延伸至達見，長度10.2公里，有5隧道（新達隧道2-6），1座大勇橋，CE 1961年10月開工，CE 1963年3月完工

 

CE 1958年：

元月，合歡山北稜（大甲溪與合歡溪分水嶺）松嶺一帶之「梨山農民農場」（CE 1957年6月1日成立，安置榮民100人，供應中橫公路西段所需蔬菜，歸屬梨山工務段管轄）更名為「臺灣福壽山農場」，是橫貫公路最早設立之高山農民農場，至CE 1959年6月15日，才歸退輔會管理

元月下旬，隧道專家蕭藏文、巫燐等人進行北橫先期勘測行程（《巫燐日記》），他們由大溪出發，經八結、角板山、巴侖、西村、池端、梵梵（ボンボン／Bonbon／今大同鄉英士村）、碼崙（バヌン／Banun／今大同鄉樂水村），抵羅東。元月23日11時，巫燐與鄭段長乘客車至洞口（八結隧道／CE 1966年10月26日拓寬工程開工，CE 1968年3月28日竣工，4月1日通車，改名「百吉隧道」），再步行山路（百吉林蔭步道／桃118線）至八結，之後再由八結搭車，16時20分抵角板山，投宿壽山旅社（現址為角板山中正路48-52號，老闆娘高梅花、林昭光妻）。25日夜，蕭藏文隊長抵角板山。26日7時出發，8時抵拉號，9時15分抵高坡，11時5分抵榮華（午餐），13時抵高義蘭，再經ソロ社，14時55分抵巴侖橋（巴塱鐵線橋）。27日8時出發，經大曼吊橋，11時抵萱原，又經四稜抵西村駐在所，夜宿駐在所旁吊橋下溪谷。28日8時半出發，11時50分抵田丸駐在所（午餐），14時左右抵池端，見一40公尺直徑的池湖，16時10分到大正駐在所對岸。29日8時40分出發11時分抵梵梵溪岸（午餐），15時抵橫貫公路四季工程處梵梵工務段。接著坐載水泥之老巴士到碼崙。30日，乘坐6時40分開之太平山林場小火車往竹林出發至羅東火車站。之後到礁溪樂園旅社洗澡，然後14時45分搭乘往臺北之公路客車，16時抵坪林，17時半抵臺北

2月28日，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外圍團體「在日臺灣僑民會」於東京成立，由蕭天祿擔任會長，並邀請西川滿（1908-1999／著有〈稻江冶春詞〉、〈城隍廟殺人事件〉、〈革命家薄暮之死〉等）致賀詞

3月31日，北部橫貫公路測勘隊（由大雪山工程處各工務段及東西橫貫公路測量隊調用人員組成，隊長鄭傳燧）分批入山正式測勘。4月2日，開始施測，至7月17日測畢全線，計長69公里又144.22公尺，並於12月完成《臺灣省北部橫貫公路測量報告》。1963年5月1日，北橫正式施工，從四稜至百韜橋〔由100線（百韜橋至守衛站10.5公里／此段之後併入北橫，另一段4.5公里以守衛站為0K起點，向西朝歷代神木區、鴛鴦湖（泰雅語：Pspngan Bsilung、bsilung Smangus、bsilung Guru；泰雅語Guru意為鴛鴦）推進，即今100線林道，而這2段就是CE 1959年排骨溪林道新線）、110線（守衛站至池端10.5公里／此段前9公里之後亦併入北橫，另一段1.5公里則以國父紀念林分叉口為0K起點，向東依傍巴博庫魯山（Babaw Kuluw／Kuluw是突出、明顯突出的東西或木板箱／馬望來山）山腹而行，再向西迴折，直驅玫瑰西魔山推進／後來，又從國父紀念林分叉口向西再闢一條300線林道折往四稜，之後又併入北橫主線）、300線（池端至四稜9公里）林道3段銜接而成／省道臺7甲線0公里處，省道臺7線86.6公里處，跨越排骨溪（今排谷溪）。原為北橫公路東端終點，今為中橫宜蘭支線北端起點〕這一段30公里林道已由退輔會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築成，北橫就由東西二端夾擊，向中央推進

10月11日，臺灣省水產試驗所鄧火土所長與楊鴻嘉助理等人（戰後第1批進入環山部落採集臺灣鱒之研究者／有學者認為臺灣鱒非自大甲溪逆流而上，而應是從蘭陽溪溯游而來，太平洋才是牠的故鄉）自基隆出發。18日早上，自梨山往環山部落渡過南湖溪吊橋（南湖溪新橋尚未建築），15時抵環山，夜宿平等村（今平等里）之詹村長屋舍。19日9時40分抵桃山溪（今七家灣溪上游），約中午時捕獲73尾活體，並全部放入福馬林標本桶中（《漁友月刊》，2017.02）

10月29日，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就業委員會臺灣橫貫公路森林開發籌備處成立。CE 1959年元月22日，行政院核定「橫貫公路沿線森林資源開發方案」。CE 1959年10月10日，臺灣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成立，棲蘭山區伐木作業開始

11月11日，大雪山林業公司透過美國在冷戰時期之《480號公法》「計劃型援助」（Project Type Assistance）而成立於臺中縣東勢鎮（今臺中市東勢區），引用北美大型自動化林產生產鏈方式作為建廠模式，成為臺灣林業史上第1家、也是唯一一家實際公營之林業公司。林產局決定開發大雪山林區，每年預定砍伐量為5萬立方公尺，預計可供75年砍伐利用。而大雪山林業公司的營運不同於日本人森林鐵道伐木之舊制作業法，改以興建林道深入砍伐地區以作現代化經營，採用美式自動化鏈鋸加速伐木速度，使用高曳集材方式擴大集材範圍與效率，引進聯車運送長達30公尺原木，打造全東南亞最大製材廠及特更高海拔保林造林模式，使大雪山林業公司成為當時林業現代化的典範。美式規格伐木方式（是為粗大寬鬆之溫帶林而設計，不適合密緻彎曲之亞熱帶臺灣木材，並造成珍貴檜木材的浪費）使大雪山森林竟在短短15年內被砍伐殆盡，於CE 1973年底結束營運走入歷史（臺灣森林工業化完全失敗！）。CE 1974年元月，原轄作業範圍歸併於林務局原設之「大雪山示範林區管理處」，後併為東勢林管處（〈230林道沿線人文歷史口訪調查研究計劃〉，鐘丁茂，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2008）

岩生成一博士以英文刊行〈明末僑寓日本平戶華人甲必丹李旦考〉於《東洋文庫紀要》第17期（曹永和教授有中譯本但未刊），對鄭芝龍之故主究竟是顏思齊或李旦第1次提出疑問〔原發表於《東洋學報》23-3，CE 1936年（日昭和11年），〈明末日本僑寓甲必丹李旦考〉〕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所屬中國旅行社開始興建天祥招待所（今天祥晶華度假酒店前身，CE 1991年改建，CE 1997年正式營運，CE 2010年整修並更名為太魯閣晶英酒店），CE 1961年落成營運，委由勵志社管理

經營振昌木業公司的孫海向林務局標得丹大林區5,000公頃之伐木權，並以半年時間開闢丹大林道，從濁水溪畔直通海拔2,980公尺的七彩湖，全長68公里，號稱臺灣最長林道，雖然是深入丹大地區重要通道，但爭議性也很高

 

CE 1959年：

元月11日，中橫公路宜蘭支線通車，退輔會乃於大甲溪支流七家灣（Kyawan／泰雅族原名「給拉萬」）溪設立「臺灣榮民農墾服務所武陵農墾區」，CE 1963年5月更名為「武陵榮民農場」

3月7日，開辦西寶農場（包括梅園、竹村、蓮花池、薛家場、洛韶、華祿溪等地），安置榮民30人（主要為黃杰率領之「富臺部隊」榮民成員），供應中橫公路東段所需之蔬菜

8月7日，輕度颱風艾倫由日本南方海面掠過，卻造成旺盛西南氣流，帶來空前暴雨侵襲重創臺灣，史稱「八七水災」

11月20日，「中國廣播公司合歡山轉播站」竣工，成為合歡山第1座永久性建築物，裝設250瓦高功率播送機及高24公尺之天線鐵塔，並配置汽油發電機提供電力。因受東側奇萊主山北峰阻擋，乃以立霧溪山角錐山山壁為天然反射板，將超短波反射至花蓮。CE 1960年，又設置合歡山第2棟之永久性建築物，即「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合歡山通設臺」，提供往來「臺北飛航情報區」空域之國際民航班機使用

北橫公路預計今年10月開始修築，18個月完成。全計畫路線全長139.7公里，西起桃園經大溪澤仁角板山高義巴嶺西村入宜蘭縣境，過大正、小林至芃芃出口，與中部東西橫貫公路宜蘭支線85公里處（百韜橋）連接，直達宜蘭。新計畫則是在原路線末端，利用現有棲蘭山排骨溪林道做為東端出口，不再經芃芃。此時期大溪至角板山已築公路，北橫公路主要係角板山至排骨溪之工程，而省政府已編列年度經費，由公路局成立工程處籌備開工，一切準備就緒，但8月7日卻發生「八七水災」，考量重要交通要道之待修，北橫公路決定暫不開闢，但為配合棲蘭山林區之開發，仍將以榮民來修築排骨溪林道新線（運材道路）。而到CE 1963年4月，省政府才決定復建北橫公路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森林開發管理處成立，CE 1993年更名為森林保育管理處，管轄棲蘭山林區、大甲溪林區，共88,160公頃林地。CE 1983-1984年，森開處改在大溪事業區現有林道2側，以災害木名義整理枯立倒木，而該區域是石門水庫上游之水源涵養保安林，到CE 1998年民間估計其作業整理面積約800公頃左右，而此行為形同黑箱作業，儘管1991年臺灣森林經營管理方案中已明定全面禁伐天然林，但直至CE 1995年7月，臺灣省議會才組織15人專案小組進行調查了解。CE 1998年5月，森開處舉辦棲蘭山生態之旅活動，遭賴春標、林聖崇等人揭露其還在砍伐檜木之訊息，就此引爆全國搶救棲蘭檜木林之大規模群眾運動。12月，集結各方力量「全國搶救棲蘭檜木林聯盟」成立，開始推動「棲蘭檜木國家公園」。CE 1999年4月，行政院劉兆玄副院長表示，退輔會森保處枯木倒立整理第2期作業在當年6月30日結束後，不會再有第3期，至此臺灣官營伐木事業才真正結束。

 

CE 1960年：

3月，國民政府通過修正「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3月11日，開始施行，開啟臺灣「動員戡亂時期」。CE 1991年5月，李登輝總統（CE 2020年7月30日，過世）宣告終止

4月17日，歷時3年10個月、全長194公里之「臺灣省東西橫貫公路」竣工。5月9日，在主線西段谷關之梨山工程處舉行通車典禮（由陳誠副總統主持），蔣經國一行人當夜住宿公路局梨山行舍〔梨山賓館前身，CE 1960年元月16日落成，當時中橫公路西段唯一住宿點，而東段另一住宿點為中國旅行社天祥招待所（CE 1961年落成）／CE 1965年3月28日，梨山賓館落成（CE 1967年，梨山第1家民營旅館「燕華樓大旅社」落成，老闆鄭榮斌）／CE 1964年元月，公路局梨山站新建完工／CE 1966年，松雪樓完工〕。10日，經合歡山隧道、碧綠峭壁（當日蔣經國改命名愚公峭壁）、天祥（午餐），16時抵太魯閣口

5月18日，正式行駛班車，臺中花蓮每天對開1次，全程需10小時半，中途於梨山休息1小時。而當時中橫主線之山洞時有88個，大小橋樑55座，即88洞、55橋

7月4日，廖日京與郭寶章於（今宜蘭縣大同鄉）大元山採得「紫背錐果櫟」之殼斗科臺灣特有變種，模式標本存於林業試驗所植物標本館

8月，臺東馬蘭部落阿美族人楊傳廣，榮獲義大利羅馬之「第17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男子10項全能銀牌

10月22日，「臺灣省第15屆全省運動會」聖火隊第1次登頂合歡山主峰（此路段由25名臺灣山岳協會隊員組成）

10月，《自由中國》雜誌遭到查封

戰後留用之日本技師進藤勇於《臺灣之伐木工程》一書中指出Lidgerwood集材機的架線方式，是當時臺灣最主要之一種集材方式。透過大型鐵勾深入山谷，將已經完成造材的巨木輕鬆舉起，而單機加集材柱可蒐集500m內之木材；若以連續架線方式，當年集材機最遠可以蒐集1,576公尺內（大概就是從嘉義車站到北門車站）的木材

今年，王金河醫師（烏腳病之父，自日本東京醫科大學畢業歸國後，於北門故居設立金河診所）深受烏腳病患者的痛苦，乃請芥菜種會創辦人孫理蓮宣教師幫忙，在北門嶼教會旁設立「基督教芥菜種會北門免費診所」，又稱「憐憫之門」。由精通外科之謝緯醫師每週四從南投來為病患動手術。而擅長內科的王金河醫師則負責診斷病情以及手術後之照護工作，同時也為當地貧苦患者看診感冒、懷孕、生產等各式疾病。自此之後，孫理蓮、王金河及謝緯3人被稱為臺灣早期烏腳病醫療的「鐵三角」。他們免費醫治患者，照顧著貧苦百姓的需要，最高記錄曾一次收容80幾位住院病患。而醫療照護的工作，直到CE 1996年王金河醫師80歲退休，將最後一批烏腳病患者送往新樓醫院後才結束

時任明治大學講師之語言學者王育德創建「臺灣青年社」

 

 

CE 1961年：

秋天，國防部邀請新任之美軍顧問團團長戴倫（MGen. Chester A. Dohlen）率同幕僚與眷屬作一趟中橫之旅，並曾至鶴壽居（陳誠副總統建贈）拜訪秀林鄉富世村太魯閣族長壽老人許簡（年119歲），夜宿梨山行舍

林業試驗所之章樂民發表《大元山植物生態之研究》，是他於CE 1958年10月及CE 1959年11月在宜蘭縣大同鄉大元山做實地調查和研究的成果，也是大元山第1篇植物生態報告

 

 

CE 1962年：

3月，勵進書法會（1962-70）由丁玉熙首倡，經粘文意，李孟晉〔東海布莊主人李東海長子，自小跟隨黃祖輝（1896-1961，作品連續6年榮獲泰東書道院日本全國書道展覽賽獎賞之臺籍書法家。原名黃朝卿，養父黃爐在福興街經營德豐堂，為玉珍齋創辦人黃仕元兄弟。CE 1910年鹿港公學校畢業，CE 1913年前往東京大學終學校求學，CE 1918年因養母逝世陳蔭返臺，豪擲千金為母祈求冥福。返臺後參與鹿港街製鹽公司，和辜顯榮成為生意夥伴，勤於商業經營，亦為「大冶吟社」成員之一。CE 1933年第2次留學東京法政大學，於林祖洞門下學習書道，並改名黃祖輝，CE 1943年獲泰東書道院展覽會賽最高獎項「東久邇宮殿下金牌賞」，CE 1945年與好友周定山等各世代菁英共同發起「鹿港書畫會」，CE 1946年捐款30萬元協助籌建「鹿港初級中學」，同時承繼家業創立「六洽撚紗廠」）學習書法。香港新亞研究所史學博士，任教香港珠海大學，曾獲鯤島美展書法創作特選，CE 1997年後應臺灣新竹玄奘大學之聘回臺任教，約CE 2010年代病逝〕共呼應，遂得王漢英、丁玉熙、歐陽錦華（以上3人鹿港鎮公所名筆）、施國華、粘文意，李孟晉等10人參加籌備而成立，是鹿港第1個規程完備的書法團體，其第1次聚會及展出即在東海布莊（黃祖輝故居1樓出租，今鹿港鎮中山路200號）之迴廊舉行

4月，自立成軍之「陸軍寒帶訓練中心」在合歡山谷設立，是亞熱帶地區第1座雪訓基地，有一貫穿谷底之600公尺滑雪道（亞洲自日本以南地區的第1座天然滑雪場）

5月，阿美文化村在林春瑛、許木碇夫婦催生下，於花蓮縣田埔部落誕生。CE 1965年，搬遷至吉安火車站前

曹永和教授於《臺北文獻》第1期發表〈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一文

 

CE 1963年：

4月21日，北部橫貫公路工程處成立，派定張農祥為處長，鄒元煇為副處長。5月1日，北橫公路動工，分4個工務段進行。全長91公里，大溪至復興長20公里，為既成道路酌予改善。復興至四稜長41公里，全部新闢工程，其中主要有（加勁鋼桁樑單孔）鋼索吊橋2座：復興橋、巴崚橋（今巴陵橋）。拱橋1座：大曼橋（跨越塔曼溪，臺灣第1座鉚釘接合（上路式）鋼拱橋，CE 1965年7月31日完工，CE 1966年5月28日北橫全線通車改名今大漢橋），3橋均為結構專家陳文奇工程司所設計。隧道3處（八結、巴崚1號、巴崚2號）。四稜至百韜橋長30公里，為既成道路酌予改善。又沿線大小橋樑共12座，至CE 1966年5月28日全線通車。筆名寄浮之工程人員在CE 1968年12月，於《養路月刊》第2卷第12期（p.18-20）發表〈北部橫貫公路施工紀略1〉一文。於CE 1969年3月，又在《養路月刊》發表〈北部橫貫公路施工紀略2〉。5月，在《養路月刊》發表〈北部橫貫公路施工紀略3〉。CE 1980年代，北橫公路分段完成AC柏油路面

10月10日，臺灣電視公司率先開播，CE 1969年10月，中視開播，CE 1971年10月，華視也開播，形成「老3臺」時代

11月30日，田村道夫、清水建美、高木村（Muh-Tsuen Kao／臺北景美人／1925-2006／50及60年代太平山植物標本之主要採集者）在太平山，採得「擬日本灰木」之灰木科臺灣特有種，模式標本存於京都大學植物標本館

所有發電設施取消日治時期「發電所」一詞，一律改稱「發電廠」

阿里山林業鐵路朝向柴油化發展，於今年啟用柴油動力客車「中興號」（1963-1990），當時車上舒適之翻背椅、隨車服務人員、專屬茶杯與泡茶服務，為林業鐵路帶來一票難求的榮景。CE 1971年接著推出「光復號」快車（1971-1982），初期為不定期行駛的列車，CE 1972年調整為每日上下山2班次的定期列車，末班車則在CE 1982年9月30日駛出。CE 1982年阿里山公路通車後，在公路交通競合下，林業鐵路推出「阿里山號」（1984-）冷暖空調高級客車（直達對號特快車，全程最快只需2小時55分），結合「夜快車999」飲食套裝行程，引起廣大迴響。CE 2021年推動以1輛柴油機關車、4輛阿里山號客車與1輛守車車廂之組合，進行改裝及設計優化推出「栩ㄒㄩˇ悅號」（2022-），以有「阿里山迎賓鳥」之稱的栗背林鴝ㄑㄩˊ為設計動機，觀其羽色及斑紋，轉化運用

 

CE 1964年：

6月，由林務局福利會在蘭陽林業管理處之羅東製材工廠旁（修理工廠南邊）創建「木材手工藝工廠」，招收員工子弟和在職員工予以訓練，CE 1966年間又新建木材乾燥窯一座，以提高闊葉樹利用價值。CE 1967年3月，林務局在蘭陽、玉山2林管處設置職工手工藝施教中心，因此木材手工藝工廠改稱「勞工教育第一施教中心實習工廠」，以製造木材工藝品（裝飾品、玩具）、一般木工製品及小傢俱為主。除招訓蘭陽林管處員工子弟外，也招訓其他各林區之失業員工子弟。CE 1969年7月，將原來第一施教中心實習工廠改制為「林務局職工福利委員會羅東木材工藝品加工廠」，專門製造內外銷木材工藝裝飾觀賞品、撲滿、玩具及一般日用品，且著重於闊葉樹的利用。CE 1976年12月，第一製材工廠宣告關閉，CE 1977年8月，羅東木材工藝品加工廠也宣告停辦

10月20日，「國防部統一通信指揮部合歡山中繼臺」竣工，成為全臺灣海拔諈高之軍事單位，惟接收自合歡山西側小雪山中繼站之微波（也同時構成對金門防衛司令部最前線的軍事通信線路），仍受東側奇萊主山北峰遮蔽，於是在合歡山北峰及大禮部落設置微波反射板，向南折射至花蓮市之美崙山完成橫貫，之後經富里中繼站發送至臺東。CE 1989年12月間，合歡山中繼臺撤廢

行政院經合會副主委李國鼎與聯合國世界農糧組織FAO代表簽約，開啟了林相變更計畫（為配合森林工業化，培植大量生長迅速的工業用才，而將海拔1,000公尺以下稱之「低劣林相之天然林」的國有森林8,400多公頃，全面皆伐改造為人工林）。CE 1965年，林務局開始執行第1期林相變更計畫，此計畫執行至CE 1977年底止，4期共投入當年幣值約10億元，雖然造林約3萬9千公頃，但也讓臺灣損失了3萬9千公頃之天然闊葉林，但之後CE 1983年又轉向為「林相改良」作業。然而這些所謂「無用的雜木林」卻造成生產過剩，原木賣不出去，只好以「枝梢材」價格賣給彰化臺化公司及花蓮中華紙漿公司（CE 1968年，在花蓮吉安設立，正是為配合「林相變更」作業所核准）作為紙漿原料（早期臺灣紙漿原料為蔗渣）。CE 1965-1989年間，林相變更與林相改良2項計畫，可能已造成原始闊葉林植被超過7萬5千公頃之損失，而變成單一樹種的人工林，不但對水土保持有百害而無一利，更種下往後更多的環境災害因子

臺灣第1條快速公路「麥帥公路」通車，以紓解臺北與基隆間日益繁忙之交通。CE 1967年3月，聘請世界銀行交通專家來臺考察臺灣陸上交通系統，建議興建一條縱貫南北的快速道路，基於此臺灣省政府公路局，開始規劃開闢一條由臺北至屏東之4線快速公路。CE 1968年，正式委託國外顧問團負責辦理上述計畫，並從原本4線道擴充為6線道。CE 1969年8月30日，行政院長嚴家淦宣布，這條南北高速公路，列為歸中央管理之「國道」，且將由中央直接負責修建。CE 1970年元月，交通部成立「臺灣區南北高速公路工程局籌備處」，以興建中山高速公路。6月，「交通部臺灣區高速公路工程局」正式成立，而北區路段於CE 1974年7月29日完工通車。CE 1978年10月31日，中山高速公路全線完工通車。12月，「交通部臺灣區高速公路工程局」改制為「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CE 1965年：

7月29日至8月1日，救國團主辦之北部橫貫公路徒步旅行隊第1梯隊35人來到北橫。29日8時半，由宜蘭搭車出發，中途參觀棲蘭苗圃（今臺7線3K處），13時至棲蘭山站〔棲蘭山工作站（負責伐木作業）今臺7線78K+100處，之後與棲蘭山養路段（負責林道修築，臺7線66K+600處，日後轉為救國團明池青年活動中心）站、段合一，改稱棲蘭工作區，今100線守衛站（今臺7線74K+800處）附近（今臺7線82K+700處）〕再步行至池端。30日7時出發，經萱原抵大曼茶水站午餐。14時許通過巴龍隧道與吊橋，再經蘇樂村，16時抵高義。31日，由高義徒步到復興，他們是第1批步行通過北橫之英雄，每天步行約25公里，共71公里。8月1日，分別賦歸

 

CE 1966年：

元月，林務局興建位於合歡山東峰之「松雪樓」招待所完工，約可容納70人住宿，同時東峰滑雪場（擁有全長420公尺、高低落差160公尺之滑雪道、8座鐵塔、動力纜車、纜車座40席）也宣告落成

5月29日，公路局臺北縣三峽站開始行駛北段橫貫公路之班車，自三峽經復興至巴崚銜接往宜蘭班車，全線56.4公里，行車時間3小時。每日自三峽與巴崚各開班車1次，三峽班車8時開出，11時抵巴崚，而由巴崚11時半以原車開回，14時半到三峽。而北段橫貫公路東端巴崚至宜蘭間，因路基先行完工，於CE 1965年11月初便已通車，北橫公路從無貫通全線的班車

12月，高雄市前鎮區成立臺灣第1個「加工出口區」。CE 1969年，在楠梓開設第2個「加工出口區」。11月，將舊有之「潭子工業區」改成「臺中加工出口區」，發展精密儀器裝配工業

臺灣中部營埔遺址出土之陶器，發現秈米型之稻痕。而原住民平埔族已有廣泛耕種旱稻之紀錄，這在CE 17世紀初的漢文資料《東番記》及荷蘭人的文獻上都可看到

 

CE 1967年：

元月，試辦電廠集中保養。CE 1972年元月，正式實施集中保養，原工事股改組成立維護課，另發電課內增設檢驗股，各電廠除留運轉人員及少數保養人員外，大部分人員均集中上班，做機動有效的維護

春季，80歲高齡之卜萊斯Price再度來臺訪問1個月。CE 1982年（卜氏來臺滿70年），臺灣中華林學會才出版《Plant Collecting in Formosa》（《臺灣植物採集記》），全書共247頁，惟卜氏已過世2年

2月，榕樹發電廠竣工發電，為半地下化電廠，豎軸卡布蘭式水輪機，裝置容量2,700瓩，為臺灣第1座無人發電廠

為準備在大甲溪蓋水力電廠，臺電第1次招考高工畢業生，第1批招收學生30人，著眼的是「要能看清楚牆上的儀表」，畢業後以7等養成工分發

 

CE 1968年：

7月，南部橫貫公路開鑿

8月25日，臺東縣延平鄉紅葉村［布農語Vakangan瓦崗南／Dahdah潮濕之地、溫泉／CE 1935年日本警察派出所設立一溫泉招待所，命名「紅葉谷」（日文漢字訓讀音Momijidani）］紅葉國小布農族之紅葉少棒隊，以7Ａ比0的懸殊比數擊敗來臺灣訪問之日本關西地區少棒聯隊（非甫獲世界冠軍之和歌山調布少棒隊）

於海拔1,704公尺之大樹林山山頂，建置雷達站。同時拓寬浸水營越嶺道成為軍用卡車道，並延伸至大樹林山山頂，全長27公里。完工時，大樹林山改名「大漢山」，車道也命名為「大漢林道」

林務局在浸水營古道東段，姑仔崙溪與茶茶牙頓溪匯流點，原清代溪底營盤遺址上，設立「大武苗圃」、林相變更招待所及直升機停機坪，並聘請美國專家指導

暑期，臺大森林系之應紹舜以太平山工作站為中心，北至土場，東至三星山，南至獨立山索道，進行植物調查和採集2個月，而與劉棠瑞（Tang-Shui Liu／1923-2009／江西人，日本京都帝大理學部植物學科畢業）共同發表〈太平山區40年來植生的變遷與演進〉，

 

CE 1970年：

元月，高山野營隊消失，同一行程改稱「橫貫公路徒步健行隊」。7月，橫貫公路徒步旅行隊一改稱「橫貫公路徒步健行隊」。CE 1971年元月，第1次使用「橫貫公路健行隊」名稱，統一冬令、夏令活動，俗稱中橫健行隊。CE 1971年7月，確定橫貫公路健行隊行程皆由臺中出發（《立霧注》，李瑞宗，內政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2022，p.209）

CE 1970-90年代，救國團5天4夜之青山梨山武陵健行隊，第1天自臺中出發，搭專車至谷關，住宿博愛國小谷關分校。第2天從谷關徒步16公里至青山，住宿青山山莊，同時參觀青山招待所（青山行館）。第3天從清山健行至德基電廠，在此吃便當，順便參觀70層樓底之發電機組，再到德基山莊（臺8線65.7K處，順山坡而下最上層平臺是停車場，第2層平臺是交誼廳，再下去是男女宿舍、餐廳，最下層平臺則是臨湖接待區，白牆橘頂屋舍，每一房間皆可見德基水庫德之晨昏夜景。CE 1922年調查認為德基山莊位於地滑災害潛勢區，之後拆屋還地）住宿，全程17公里。第4天，搭公路局專車經梨山至武陵農場，走4.5公里到桃山瀑布，再回武陵山莊住宿，第5天搭專車回臺中解散

 

CE 1971年：

6月17日，美日簽訂琉球群島和釣魚臺列嶼協議，臺灣及海外掀起保釣運動

10月，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通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代表，取代中華民國行使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

10月底，中華民國山岳協會舉辦「慶祝開國60年中央山脈南北大縱走」，分為南、北線縱走隊，並依據補給據點將行程分為6大隊段落，即北一段、北二段、北三段、南一段、南二段、南三段，且沿用至今

蘇花公路和平隧道完成，公路不再繞行姑姑子斷崖（上有象鼻隧道，日治時期為8號隧道，光復後改為4號隧道），而日治時期之短隧道（8-11號）也就廢棄了〔姑姑子至石硿仔之路段，稱斷崖道路，原共有11個隧道（石硿仔至卡那岡有1-6號6座，位處清水大山東南支穆世岡山稜脈末端，約在今錦文隧道外側，其中6號隧道即今蘇花公路之和仁臨海短隧道。卡那岡至姑姑子則有7-11號5座，位處飛田盤山稜脈末端，約在今和平隧道外側），是蘇花全程風景最壯觀之處〕

高業榮教授初次聽到萬山部落的石雕故事是在今年，是萬山村青年呂一平正在屏東師專求學的時候，後來該村另一青年范熾欽在校求學也向他敘述過同一個故事，而且強調那2塊岩石仍舊存在著，迄今沒有任何變動。而萬山岩雕群的行政區域歸屬於高雄市茂林區多納里，地理位置座落於南部中央山脈西側濁口溪上游海拔約800-1,500公尺山區，也就是位於萬頭蘭山的東北側及北側。岩雕群周邊地形變化複雜，植被茂密人跡罕至，除了有原住民不定期的狩獵活動外，長久以來幾乎不曾有外族活動的足跡，因此遲至CE 1978年才由高業榮教授發現TKM1（孤巴察峨）及TKM2（祖布里里）2座岩雕。距離萬山岩雕群最近的聚落為魯凱族下三社群萬山舊社（Oponohu），此部落位在岩雕群西南方直線距離約3公里處。目前萬山岩雕共有4處14座，4處岩雕分別是孤巴察峨（Gubatsaeh）、祖布里里（Tsubulili）、莎娜奇勒娥（Sanaginaeh／CE 1984年被發現）和大軋拉烏（Dagala-U／CE 2002年被發現），這些名稱都是茂林區萬山里之魯凱語，除了孤巴察峨語意是「在上面有花紋的石頭」外，其他3處岩雕名稱都是魯凱族傳統地名

 

CE 1972年：

9月，美國南加州大學之John E. Wills在美國加州召開之臺灣史會議中，提出一篇值得參考之〈臺灣史上的荷蘭時代─導論〉論文，其中對於荷蘭之佔據臺灣、在臺灣貿易、荷蘭人之臺灣經營、漢蕃關係、傳教、鄭荷關係等各項觀點與論題，頗有啟發性之研究與討論

 12月5日，由林文安創立之「百岳俱樂部」在羊頭山成立（選定以「高於一萬英尺，在地圖上註有山名、具有三角點者為優先選錄標準」的100座高山為臺灣百岳，再與岳界耆老幾度探勘、磋商而成定案）。CE 1978年10月，戶外生活公司出版《臺灣百岳全集》，掀起另一波百岳熱潮

臺中中興大學劉業經教授出版《臺灣樹木誌》，復於CE 1988年與呂福原、歐辰雄2位教授重新撰寫出版《臺灣樹木誌》。內容詳實精闢，為一不可多得之工具書，研習樹木者不可或缺

全面禁獵，並嚴禁出口、獵捕及製作標本

 

CE 1973年：

10月，爆發第1次石油危機

11月，蔣經國提出「十大建設」中之前九大建設

聯合勤務總司令部（今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發行5萬分之一等高線地形圖（CE 1972年實測）。CE 1987年，新版刊行

 

CE 1974年：

10月，德基發電廠完工，臺灣水力發電（CE 1920-1960年代）暫告一段落，而火力、核能發電興起。之後，只有CE 1985年大觀發電廠2廠{簡稱「大觀2廠」（原大觀發電廠改稱「大觀1廠」），是大觀發電廠2座機組之一，原名為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廠〔CE 1981年4月開工，CE 1985年8月完工，僅耗時52個月，耗資約新臺幣300億元，裝置容量1,000MW（10⁶=100萬kW=百萬瓩）。以日月潭為上池，另在大觀峽谷興築明湖水庫為下池，利用2池間高低落差帶動發電，而進水口設於日月潭西側水社壩（壩上成為車道、腳踏車道人來人往）附近，為臺灣第1座抽蓄水力發電廠〕，位在南投縣水里鄉，與明潭發電廠並列為臺灣唯2的抽蓄水力發電廠}抽蓄。CE 1993-1995年，明潭蓄水力發電廠〔抽蓄機組於CE 1995年6月竣工啟用後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抽蓄水力電廠之一。同樣以日月潭為上池，另在車埕車站附近之水里溪河谷興建水里壩（高61.5公尺、壩頂長314公尺、壩頂標高373公尺、總容量1,200萬立方公尺之混凝土重力壩），以形成下池明潭水庫（CE 1992年9月，為有效利用日月潭水量與水里溪流量，在下池水里壩溢洪道右側增設水里電廠竣工發電）為當時亞洲規模最大，全球排名第4之抽蓄水力發電廠。目前抽蓄機組部分仍是東南亞最大、全球第10大的抽蓄水力發電廠，是繼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廠後第2座抽蓄發電廠。其進水口設於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廠的進水口南方約1公里處，下接2條頭水隧道並以過河段拱橋跨越頭社溪後，經平壓塔（如2座煙囪以底部鋼襯隧道分別和投水隧道及壓力鋼管相互銜接）進入壓力鋼管輸水系統，以約380公尺高低差推動地下電廠內6部發電機組，最後再經6條內徑6公尺平均長度187公尺的尾水隧道，將尾水排放下池明潭水庫儲存。又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廠地下廠房深入地底，其拱頂距地表約有300公尺，開挖工作共歷時954天，總開挖量達147,500立方公尺。電廠廠房裝置有6部可逆型法蘭西斯水輪發電機，每部發電機之機組容量為26萬7千瓩，總計裝置容量達160萬kW，是明湖抽蓄水力發電廠的1.6倍。此外，明潭抽蓄水力發電廠所轄之鉅工分廠、水里機組、北山機組、濁水機組的遙控操作中心及行政中心亦設於其內〕抽蓄，算是水力發電僅有之建設〔CE 1997年曾規劃完成光明電廠（抽蓄計畫），以谷關調整池為下池（利用太陽能發電之電力，15時至18時抽水儲存），德基水庫為上池（19時至21時放水發電，供應夜間使用），進行抽蓄發電利用（繼明湖、明潭發電廠之後成為第3座抽蓄電廠），電廠位置在中橫公路光明橋附近，CE 2016年有重啟可行性評估〕，而當時臺灣已是火力電廠當道

太平山林道網路開始規劃與興建，完成後有太平林道、翠峰林道、平元林道以及嘉平林道

臺灣省鐵路管理局於內部設立「發展建築超級鐵路專題研究小組」，進行縱貫臺灣南北「超級鐵路」之可行性研究工作。CE 1979年，臺灣省政府責成臺鐵進行彰化至高雄路段的路線探勘，並研擬建設超級鐵路所需設備之費用。CE 1980年，上述超級鐵路研究小組完成為期6年的研究調查工作，經初步選定此條超級鐵路將由基隆經山線道高雄，全長約368.5公里，軌距為4呎8.5吋（1,435公釐），最高時速可達每小時250公里。CE 1987年，臺灣省鐵路管理局再次辦理可行性研究工作，名稱為「臺灣西部走廊高速鐵路可行性研究」，CE 1990年2月完成。4月12日，行政院會審查通過高速鐵路興建計畫。CE 1991年，行政院正式核定「臺灣南北高速鐵路建設計畫」，並設立高速鐵路工程籌備處

 

CE 1975年：

行政院核定「臺灣林業經營三原則，宣示不以開發森林為財源，伐木作業才漸緩和（CE 1958年，臺灣省政府公布「臺灣林業政策及經營方針」，而林產管理局施政原則為「多伐木、多造林、多繳庫」。CE 1961年，林務局根據以上方針執行「森林遊樂建設計劃」，從阿里山、鐵砧山、烏來、池南鯉魚潭等4處開始著手，為戰後第1次以森林遊樂為目的進行規劃建設）。CE 1976年，訂定「臺灣林業經營改革方案」19條，確定了嶄新的林業政策，未來4年（1977-1980），每年全省伐木量以100萬立方公尺為準。CE 1977年，臺灣省林務局改以多目標利用之原則經營臺灣森林，但因林務局身為省府事業單位，必須承擔繳庫與人員安置，所以在CE 1979年修正未來6年（1980-1985）的伐木量為每年150萬立方公尺，直到CE 1987年林務局核准最後一批直營伐木，該政策才告終結。CE 1989年，林務局改為公務預算單位（開始實施「臺灣森林管理方案」，將年伐木量限制於每年50萬立方公尺以下），至此臺灣森林經營跨入嶄新時代，以資源保育和國土保安為林業發展目標

 

CE 1976年：

7月1日，退輔會森林開發處（森開處）撤銷大甲溪工作區，結束佳陽、環山、大禹嶺伐木作業，同時林務局核撥立霧溪事業區9個林班（太魯閣峽谷林場：太魯閣大山-立霧主山-帕托魯山連線東北方之林班／太魯閣林場：太魯閣大山南方林場，該林場自娑婆噹溪設置索道）、11條林道（總計58公里）給森開處經營。12月10日，森開處成立立霧溪工作區（1976.07-1988.06）進行伐木運材，於和平設貯木場，而主要伐木區在綠水附近之研海林道與二子山附近的和平林道。CE 1987年7月29日，森開處立霧溪工作區生產作業全部結束。CE 1988年6月，立霧溪林班歸還林務局，森開處裁撤立霧溪工作區

包樂史（Leonard Blussé）以「被遺忘城寨的重新發現」為題，在海外荷蘭人文化基金會CE 1976至CE 1977年度報告中，對澎湖風櫃尾之紅毛城作報告

秋季，〈熱蘭遮城日誌刊行國際研究計畫〉得到荷蘭國立萊頓大學當局、國立總檔案館以及荷蘭教育部之批准，將現存於世之所有熱蘭遮城日誌，由荷蘭、我國和日本3國學者合作編輯校注，包括包樂史（萊頓大學歐洲發展史研究中心）、Dr. Margaretha Elisabeth van Opstall（荷蘭國立總檔案館第2部主任）、曹永和教授、江樹生（中國文化大學）、岩生成一博士（日本學士院院士、前臺北帝國大學教授，以《南洋日本町之研究》等著作而出名之歷史學家）、中村孝志教授（攝南大學）等共6人，並由荷蘭國家史料出版局列入荷蘭《國家史料叢刊》予以出版

 

CE 1977年：

10月，由方豪、昌彼得、陳捷先等人，獲得偉文圖書公司洪清泉之支持，創辦《臺灣人文》季刊，但僅發行4期後停辦

11月，發生「中壢事件」

墾丁遺址發現約4000年前印有秈米型稻痕之陶器，這是今日臺灣所知道最早的稻作

今年起，臺灣電力公司東部發電處，開始開發木瓜溪上游水力（木瓜溪水力發電計畫），興建檜溪壩、林溪壩、奇萊壩、天長壩、磐石壩（以上奇萊引水5壩）、小龍澗壩、龍鳳壩等7個水壩，由於臺電新修車道（原奇萊、磐石保線所原址因而廢除，乃借用工務段辦公室為保線所，即目前奇萊山莊和磐石保線所），使得能高越嶺道東段之奇萊保線所前至龍澗之間的步道，已消失於粗暴之工程下，也造成天長斷崖｛因奇萊引水工程〔原東部發電區管理處（CE 1951年成立）改制之東部發電處（CE 1977年元月改制／CE 2001年5月，又改組為東部發電廠，成立遙控中心，同時裁撤瀧澗、銅門、立霧3個發電廠組織，轄下各電廠則改稱機組），於木瓜溪上游之檜溪、林溪、奇萊溪、天長溪、磐石溪等5大支流，分別築造倒D型溢流式混凝土壩乙座，截取溪水導入引水隧道並注入龍溪調整池，CE 1969年5月完成「奇萊引水計畫定案報告」，CE 1977年核定、CE 1977年2月開工、CE 1978年11月11日正式動工（預定CE 1982年3月31日竣工）、CE 1984年10月30日才完成通水（延誤2年7個月）、CE 1987年8月工程完工。並於天長斷崖山腹內開鑿1公里長之天長隧道（時有上口處是「陰涼雲霧天」，上口處則是「景色卻是炎夏怡人日」的迥異景緻），之後又擴充為「木瓜溪發電計畫」〕從銅門到奇萊間開闢可通車之保線路，並在天長斷崖之山腹內部開鑿了1公里長之天長隧道，致使古道遭破壞｝只能遠觀而難以接近。目前能高越嶺道步道部分，從日治時期之76.8公里，降為光復初期之61公里，民國5、60年代之45.7公里，而今則僅存屯原至五甲崩山前之27公里，前後則可以用車輛接駁上下山

 

CE 1978年：

4-7月，陳國棟教授發表〈西班牙及荷蘭時代的淡水〉於《臺灣人文》，第3、4期

12月，中美斷交

 

CE 1979年：

元月1日，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

5月，溪畔水立發電工程核准興建（CE 1966年著手研究規劃開發立霧溪中下游之水利資源，分別為16萬瓩的「溪畔」及9萬瓩的「谷園」發電計畫，但因資金籌措困難，決定先執行經濟價值較高之溪畔計畫），8月開始進行施工準備工程。上溪平臺即今布洛灣下臺地，為當時溪畔水力發電工程施工廠商（榮工處東工處溪畔分處）的工地辦公室和炸藥庫之所在。之後因太魯閣國家公園的成立，為了景觀與生態考量，發電計畫乃終止了

8月，《美麗島》雜誌創刊，發行人為黃信介，社長許信良，副社長呂秀蓮與黃天福，總編輯張俊宏

11月，爆發第2次石油危機

12月10日，高雄市發生「美麗島事件」

臺灣中部地區發生食用米糠油造成多氯聯苯中毒事件，民眾開始正視「消費者保護運動」。CE 1980年11月1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Consumers' Foundation Chinese Taipei／CFCT）在臺北市成立

士林基隆河舊河道開始填平為新生地，CE 1985年基隆河廢河道新生地開闢為基河路

CE 1979-1987年間《人間雜誌》記者賴春標多次搭車通過丹大林道前往七彩湖登山步道，親眼目睹山景光禿、不見造林，多處轉租農墾戶興建休閒農場種植高冷蔬菜，山林盜墾濫伐十分嚴重。於是《人間雜誌》為挽救臺灣之檜木林，於CE 1987年7月連續3期刊登專文，分別為：〈紅檜族群的輓歌─西林林道記事〉、〈保衛臺灣最後的原始森林〉、〈丹大林區砍伐現場報告〉，引起社會震驚與高度關注，一直到CE 1989年7月政府宣布禁伐全臺天然檜木林

 

CE 1980年：

2月1日，臺灣「10大建設」之一的北迴鐵路通車（CE 1973年12月25日，正式動工）。CE 1992年起，北迴線開始進行雙軌化、重軌化、電氣化與號誌控制改良工程，大部分工程於CE 2003年6月底完工，並於7月4日在花蓮舉行電氣化通車典禮。CE 2005年元月，所有工程全部完成

6月，戶外生活雜誌發行《高山導遊圖》，由吳澄寬等人策劃、製作，比例尺為5萬分之一，是當時最受歡迎登山地圖之一

7月，陳其南教授發表《一則捏造的神話－吳鳳》，開始引起各界討論

CE 1980年代出現並流行「那卡西」（Nagashi），詞彙源自日文「流し」，意為「像水般流動之藝者」

 

CE 1981年：

芝山岩遺址發現約3,500年前，附有稻穗的粳米型碳化痕跡之農具（刀石、掘棒）

 

CE 1982年：

2月28日，旗六公路（當時美濃至六龜間唯一交通孔道／縣道184號，今臺28線）竹子門段改善工程開始進行，除拓寬路幅，也將道路截彎取直，並將路面降低2.5公尺且增建水泥護欄。7月22日，完工

5月26日，《文化資產保存法》正式實施，並於CE 2005年進行整體性與結構性修法，CE 2016年進行全文修正

6月，太平山伐木（1915-1982）全面結束，而山上餘材整理至CE 1987年4月（CE 1988年，林務局各林木生產工作站全數停止作業）。CE 1989年7月，「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正式成立（CE 1991年，全臺統一冠以「國家」森林遊樂區）

 

CE 1984年：

4月，臺電成立自動化推行小組，積極推動電廠集中監控。CE 1989年元月，清水發電廠組織裁撤，併入銅門發電廠。CE 1989年3月，成立「銅門區域遙控中心」，完成銅門區域之遙控自動化工程（遙控銅門、清水、清流、榕樹等電廠／清流、榕樹原本即是無人店廠）。CE 1993年元月，初英發電廠組織裁撤。CE 1996年11月，溪口發電廠組織裁撤。CE 1998年8月29日，成立「龍澗區域遙控中心」，完成龍澗區域之遙控自動化工程（遙控龍溪、龍澗、水簾等電廠）。CE 2001年5月，改組為「東部發電廠」，成立遙控中心（10廠16部發電機實施集中遙控自動化），同時龍澗、銅門、立霧等3個發電廠組織裁撤，轄下各發電廠改稱機組，成立「銅門副控」、「龍澗副控」、「立霧副控」。CE 2010年7月，碧海機組增設「碧海副控」，12月碧海機組竣工發電，東部發電廠變更為11個機組、17部發電機。CE 2014年5月，「銅門副控」與「立霧副控」裁撤

臺灣省立博物館植物學組之鄭元春和蔡振聰發表〈太平山蕨類及蘚類之植向調查研究〉報告，是於CE 1983年3月及8月2次前往太平山區調查與採集蕨類植物之成果，共採集30科187種，特別是碗蕨科、瘤足蕨科、鱗毛蕨科，成為本區蕨類植物分布之一大特色

外省掛之竹聯幫以陳啟禮為首，奉臺灣政府之命，赴美刺殺批評蔣經國、同時掌握臺灣在美間諜活動把柄的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11月，發動臺灣史上第1次之大規模掃黑「一清專案」（CE 1988年，一清份子陸續出獄，並在「臺灣錢淹腳目」的榮景下，江湖兄弟生活無虞後，為自保也鞏固利益，遂投入選舉，藉此漂白。又時值「2月政爭」后，前總統李登輝結合地方派系，鞏固領導中心對抗外省政治菁英之策略發酵，於各級選舉中大舉提名地方頭人或相互結盟，頗有成果，乃構成CE 1990年代「黑金政治」的基礎）

12月29日，「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成立，創會會長為胡德夫，創會總幹事武湃卡那紹（Upay Radiw Kanasaw／鴻義章），乃確認「原住民」之名稱。CE 1994年，國民大會修憲，將「原住民」入憲

 

CE 1985年：

煤炭今年第1次出現「進口＞自產」之情形，且落差甚多。進入CE 1980年代，工資提升，更不敵進口煤，加上礦災頻傳，如CE 1982年3月，內湖福田煤礦瓦斯突出，造成6亡30餘傷。CE 1984年6月，土城海山煤礦落盤，70餘人亡，20多人傷（礦場關閉後，阿美族礦工及家屬乃移居北2高三鶯交流道附近三鶯橋下之行水區，而形成「三鶯部落」，之後部分族人又移居政府興建之國宅樣式的「三峽隆恩埔段原住民短期安置所」，但許多人仍選擇住在三鶯橋下，過著粗獷但有更多自由的生活／100年來臺灣歷史變動迅速，連地景也快速變換，以至於吾人之記憶充滿了極具遷移感的影像，我們的腦袋也一直在搬家）。7月，瑞芳煤山煤礦坑內火警，102人罹難，終於使得臺灣煤炭業逐一歇業，最終畫下休止符

林務局楊秋霖及程天立2人出版〈太平山地區森林鳥類生態之調查與研究〉，是以海拔1,950公尺左右之太平山遊憩據點為範圍，於CE 1983年6月至CE 1984年5月進行一整年之鳥類調查（一年中紀錄57種，累計過去資料共81種，而最多鳥類為冠羽畫眉，其次是青背山雀），也是太平山第1篇鳥類生態調查報告

 

CE 1986年：

4月3日，臺大植物系黃增泉與楊國禎將他們在太平山共同採集之植物，命名為新變種Daiswa fargesii（Franch.）Takht. var. brevipetala T. C. Huang & K. C. Yang, 1988，如今成為七葉一枝花（Paris polyphylla Sm.）之同種異名

6月27日，公告設立「淡水河紅樹林自然保留區」，面積76.41頃。依文資法公告設立「坪林臺灣油杉自然保留區」，面積34.6公頃〔CE 1899年6月，田代安定出差來到臺北縣文山堡進行北勢溪沿岸之林業調查（之後發表總督府復命書〈臺北縣下文山堡北勢溪沿岸林況報告〉），而從坪林尾街對岸越過北勢溪進入深林之際第1次發現油杉（田代安定，〈油杉發現當時之事跡〉，1920／本多靜六，《造林學各論》，1900：「田代首度發現油杉地點在石𥕢，而第2個發現地點，田代直接指名就是金瓜寮」），並將其標本、毬果及苗木帶回臺北，且寄到東京帝大植物學教室給松村任三教授鑑定，再由學生早田文藏命名Keteleeria  davidiana（Franchet）Beissner var.  formosana  Hayata。如今確認臺灣油杉為臺灣特有種，是珍貴之冰河時期孑遺植物，天然植群僅侷限分布於臺灣北端（坪林）及南端（恒春半島枋山）〕

6月27日，「臺北捷運系統工程局籌備處」成立。CE 1987年2月23日，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正式成立。CE 1988年7月23日，臺北大眾捷運系統首項工程北投機廠舉行開工典禮。CE 1996年3月28日，木柵線通車

9月28日，「民主進步黨」成立，江鵬堅當選第1屆黨主席

11月28日，臺灣第4座國家公園「太魯閣國家公園」成立，首任處長為徐國士博士（擔任處長5年5個月，CE 1992年6月1日，轉至東華大學籌備處工作，CE 1994年7月出任自然資源管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長／CE 2002年11月1日黃文卿接掌，是國家公園第1位女處長，CE 2006年8月轉調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園區總面積達92,000公頃。以南湖大山為北界、清水大山為東界、太魯閣大山為南界、合歡群峰為西界

彰化縣鹿港鎮發生「反杜邦運動」之重大外商投資爭議事件

 

CE 1987年：

3月12日，杜邦公司宣布取消鹿港設廠計畫

3月，內政部將清代八通關古道列為國家一級古蹟，種類為「遺址」

4月，太平山林場標售出最後1支原木，結束林木販售工作（CE 1982年太平山林場結束伐木事業）。而太平山林場歷年生產數量有2個高峰，一是CE 1955年之74,000平方公尺，另一是CE 1955年的93,000平方公尺，此後開始走下坡

7月15日，蔣經國頒布《總統令》解除臺灣本島、澎湖列島與其他附屬島嶼之戒嚴（長達38年）。CE 1991年，金門縣、連江縣才解嚴

年冬，李壬癸教授經吳東南先生介紹認識83歲曾潘姚女士，她小時住在貢寮新社（即三貂新社）曾學到一些平埔族巴賽語，其中一詞即basay，指「山地人，土著族」

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根據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宣言（Declaration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a）發起文化路徑計畫，並將俗稱「朝聖之路」的聖雅各之路定為首條文化路徑（文化路境之官方定義：依照地理位置及擁有的獨特歷史脈動及功能，所劃分出來的陸地、水道、水陸混合或其他通道。簡而言之，透過文化路徑梳理地方的文化脈絡，可能是歷史人文、產業發展或宗教民俗信仰，透過有形與無形之文化資產，藉著文化路徑更加了解與親近這塊土地）。時至CE 2021年，歐洲理事會宣布的文化路徑已達45條。有印度高山鐵路、以色列薰香之路、日本紀伊山朝聖之路。臺灣則有糖鐵文化路徑、阿里山林業鐵道文化路徑、茶文化路徑、基隆北境之路等

 

CE 1988年：

2月7日，蘇花公路錦文隧道開工，CE 1990年5月7日竣工。造成公路不再繞行小清水至石硿仔之清水斷崖，而日治時期開鑿之短隧道（1-5號）亦告廢棄

3月12日植樹節前夕，由林俊義教授領銜連署發布「1988年搶救森林宣言」

5月20日，發生「520農民運」，是臺灣解嚴後第1次爆發激烈警民衝突之社會群眾運動

內政部刊行2萬5千分之一等高線地形圖（CE 1985〜87年測繪／經建第1版），包括離島共261張

 

CE 1989年：

3月1日，內政部正式將吳鳳鄉改為阿里山鄉。9月12日，教育部長毛高文同意將吳鳳故事由課本中刪除

7月1日，林務局｛CE 1945年10月，新設「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林務局」，接收原本臺灣總督府林政、營林等業務。CE 1947年5月16日新成立之臺灣省政府（6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撤銷）於5月30日將林產管理委員會〔CE 1946年9月15日成立，其第1組太平山林場接管臺灣拓植株式會社之阿里山、八仙山、太平山、鹿場大山等事業區業務，場址設於羅東鎮中正北路120號，省府派沈家銘擔任第1任場長（1947-1958／CE 1962年11月，升任臺灣省政府農林廳第7任林務局局長），第2任場長為張毓麟（1958-1960）。第3組接管大元山及太魯閣2個砍伐區，而羅東製材廠原屬第2、3組）〕改組為「臺灣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6月16日正式成立（省府派唐振緒為局長／當時太平山林場接併大元山砍伐區及羅東製材廠，太魯閣砍伐區單獨成立太魯閣林場）。CE 1960年2月16日，林產管理局改制更名為「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林務局」〔全省所屬山林管理所與林場合併為13個林區管理處／太平山林場與臺北山林管理所之礁溪、羅東2分所、花蓮山林管理所之和平林區合併，成立林務局蘭陽林區管理處，而在其伐木生產時代（1960-1982）之歷任處長有張毓麟（1960-1963）、王國瑞（1963-1973）、陳龍馨（1973-1977）、陳源長（1977-1989）等4人〕。CE 1999年，因臺灣省虛級化，林務局改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由「事業預算」單位改制為「公務預算」機關，並進行組織重整，附屬機構併為8個林區管理處（蘭陽林區管理處乃與文山林區管理處合併，成為今日之羅東林區管理處，第1任處長張毓麟），至此臺灣林業才正式結束長達76年之久的伐木養人政策

8月26日，發生「無殼蝸牛運動」

 

CE 1990年：

3月16-22日，發生「野百合學生運動」

8月12日，財團法人臺灣原住民文教基金會主辦「生物多樣性與臺灣原住民發展研討會」，是第1次針對原住民基因議題所舉辦

9月，在6年國建及產業東移計畫下開始路線中心測量，從南投明潭發電廠（CE 1995年完工）及大觀發電廠2廠（1廠為水力發電、2廠為抽蓄發電）各引一回線，以345kV二回線鐵塔共架，將西部電力輸送到花蓮鳳林超高壓變電所。CE 1998年10月，這條新東西輸電線完工，橫跨中央山脈海拔2,925m的卡社大山（北丹大山）山側，全長72.4公里，與舊東西輸電線相似，地形險峻、交通不便。而為了運送新東西輸電線的施工材料及補給，乃整修丹大林道55公里及萬榮林道46公里，另新開闢丹大林道支線12公里

10月25日，蘇花公路全線解除行車管制，它自CE 1931年（日昭和6年）開始通行巴士，歷經60年之管制終於可以自由通行

自立報社文化出版部自今年開始籌畫「臺灣歷史大系」叢書之編寫計畫，由曹永和教授策劃，於CE 1993〜1994年總共出版8本書，分由謝國興、林偉盛、劉克襄、許雪姬、李筱峯、戴寶村、林滿紅撰寫，是一總結當時臺灣史研究成果之出版計畫

臺灣省政府水利局編列預算執行「集集共同引水計畫」

 

CE 1991年：

8月，政府以行政命令正式宣告「全面禁伐天然林」，每年伐木以不超過20萬立方公尺為原則，11月正式實施

10月26日，李壬癸老師親自到宜蘭縣訪查猴猴社（今蘇澳鎮龍德里）的王樹成老先生（75歲）

臺大動物系研究生蘇秀慧發表《宜蘭仁澤地區臺灣獼猴（Macaca cyclopis）之食性研究》碩士論文，是太平山區至今唯一一篇生物學論文

南迴鐵路完工，環島鐵路夢想終告實現

 

CE 1992年：

3月12日，公告「南澳闊葉樹林自然保留區」，面積200公頃

9月，漢聲雜誌出版第45期發表江樹生老師所譯之《鄭成功和荷蘭人在臺灣的最後一戰及換文締和》+ 締和條約

山崎柄根教授出版《鹿野忠雄―台湾に魅せられたナチュラリスト》，平凡社出版

 

CE 1993年：

2月，鄒族特富野會所Kuba新完工

林瑤棋醫師于《臺灣醫界》刊登〈畬族與臺灣人血脈相連〉一文，是較早出現之探討臺灣人起源的醫學文章

 

CE 1994年：

元月10日，依據文資法公告「烏石鼻海岸自然保留區」，面積347公頃

2月，鄒族達邦會所Kuba改築完工

6月5日，楊南郡與東吳大學登山隊從蘇澳出發，來到永春社區［清代永春城舊址，CE 1874年（清同治13年）羅大春所開「北路」上重要城堡。原有之城牆遺跡，已在北迴鐵路興建時被破壞殆盡］。接著步行至中油油庫前，此處原地名是「蛤仔湖」，也是當年樺山聚宴的「大陂」。旁邊還有座蛤仔山，山頂有清兵營盤遺址，只可惜當年為興建油庫，挖山填湖，甚麼都沒了。接著在油庫之旁左轉進入猴猴溪谷（此路徑也是羅大春所闢蘇花古道最前面一段，現已被碎石車道取代），在一開闊谷地發現一廢棄土地公廟及殘存屋基，這裡應該就是猴猴社遺址，之後又溯溪往上游走去，在溪谷斷續出現蘇花古道路基與石砌駁坎。走6小時後爬上一陡坡，正接上蘇花公路「七公里」站，這裡舊地名正是「猴猴坑」。8月13日，再度來到南方澳並去南仙宮拜訪，再從南仙宮旁小徑上去，再度來到猴猴社舊址，經廟祝指點在遺址東邊找到一溪溝上去到稜頂，向東下望可見蘇澳港與南方澳港

李壬癸教授經潘耀璋先生介紹，於宜蘭冬山鄉訪問巴賽族後裔90歲的潘盛女士

9月30日，楊南郡前往三星鄉大隱村訪談陳高金鯉（68歲，少女與中年時期曾經在猴猴坑老家度過，父親高春良曾在東澳聚腦，之後搬下山在宜蘭縣羅東鎮月眉當佃農。母親高偕埤，是珍珠里簡之噶瑪蘭人，當時87歲且與二女兒同住在月眉）家，接著一起到月眉拜訪高偕埤老太太。又一起到蘇澳粗坑訪問陳高金鯉的女兒陳素燕，請他們母女倆一齊回到猴猴溪老家指認遺跡

 

CE 1995年：

10月1日，由鐵道文化協會、開放空間文教基金會、古風史蹟協會、都市改革組織等12個文史團體組成之「推動臺灣火車站保存再生行動聯盟」所主辦，以及另外16個團體所協辦的「行過鐵枝路，相逢火車頭」，臺灣西部老車站保存與再生活動，盛大地在新竹、臺中、臺南及高雄火車站串連展開

 

CE 1996年：

元月，「集集共同引水計畫」之集集攔河堰工程上樑（一般低小或排洪時可全面溢流之人工設施，稱為堰，只抬高水位以利引水，無設閘門未有蓄水調節功能。而高大或只局部溢流或通洪者，稱為壩，主要在設有閘門以蓄水形成水庫，以供調節運用）

4月6日，高雄醫學院之陳順勝醫師在當時臺北醫學院舉辦的「原住民健康問題之現況及未來展望」研討會中，第1次指出20-60％之臺灣漢人擁有原住民基因（從人類白血球組織抗原HLA中進行資料推估）。又CE 2000年林媽利醫師〈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文章中也指出，從母系粒線體DNA比對中來探測臺灣人具有原住民基因之比例，顯示有26％臺灣人擁有來自原住民的母系血緣，其他74％則來自唐山嬤後代。CE 2007年8月11日，林媽利醫師投稿《自由時報》「言論廣場」版發表〈非原住民臺灣人的基因結構〉，指出有85％之臺灣人具有臺灣原住民血統（從HLA、Mito-chondrial DNA與Y染色體中進行資料推估／應是指100個臺灣人有85人帶有原住民血統，而非指漢人血液裡之原住民血液濃度平均值高達85％），認為這是包括平埔公、平埔嬤、唐山公、唐山嬤、高山公、高山嬤及少數外國基因共同混種建構

5月初，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接獲山友通報，整個于右任銅像（CE 1966年8月與排雲山莊一起舉行落成典禮／CE 1995年11月，曾遭破壞後修復）完全被拆除丟入山谷無從找尋，玉管處乃決定豎立天然石塊，由當時南投縣長林源朗寫下「玉山主峰」及「標高三九五二」

8月1日，賀伯颱風來襲，新好茶（CE 1978年部落從舊好茶遷入）全村居民至部落的最高點基督長老教會2樓緊急避難，且造成隘寮溪河床砂土增加超過2層樓高。CE 2007年8月13日，聖帕颱風帶來超大豪雨及嚴重土石流，將好茶國小和新好茶第1鄰30戶全部掩埋，村民撤離至內埔農工緊急救難臨時收容中心。9月3日，新好茶第1批20戶共56人先行搬入麟洛鄉隘寮營區臨時安置中心。CE 2007-2009年間，部落公投決議遷村瑪家農場（CE 2009年4月20日提出遷村計畫書），政府發布整個瑪家農場之禮納里臺地是好茶遷村的預定地（7月4日行政院承諾辦理）。CE 2009年8月8日，莫拉克颱風來襲，新好茶全村110戶被土石流掩埋，只剩下基督長老教會2樓層之高度（CE 2010年10月，基督長老教會只剩一層樓。至CE 2012年9月，只剩頂端十字架），全村屋內有歷史、生命感情之手工藝品、珍貴的傳家寶琉璃珠、整個家的財產全部被埋在土堆下。而政府又將瑪家部落和大社達瓦蘭部落也遷到瑪家農場（原先瑪家133戶中只有81戶獲核配，大社174戶中140戶獲配額，後來也是經由集體遷村模式，災前設籍的家戶才能全數入住），之後重新討論農場（永久屋基地命名禮那里，即寓意來自3個不同社群之部落能夠「我們一起走」）的分配〔設籍於好茶村之177戶中只有111戶獲得核配，66戶申請不到永久屋者將流離失所。惟之後透過集體遷村模式來安置，但189戶提出申請177戶獲安置，仍有12戶災前已將戶籍遷出（為取得工作而遷離戶籍）好茶的人，還是無法入住／泰武源只有117戶獲配額入住新赤農場的「吾拉魯滋」永久屋，之後也是透過遷村模式增建40戶，但仍有數十戶族人無法和部落同住（最後197戶提出，只有157戶通過）／來義申請永久屋戶數超過8成，但同意集體遷村方案者不到2成，以致無法啟動集體遷村模式，也造成遷村變成村民拉扯雙方情感與部落團結之力量〕，作為興建永久屋用地，由世界展望會資助興建，於CE 2010年12月25日完工。族人乃離開麟洛營區安置中心，入住禮納里新興之「古茶柏安」部落，但沒有土地所有權，只有房屋使用權，同時禮納里好茶部落沒有墓園，也沒有農耕地（以致短短5年，好茶之小米、紅藜、地瓜、芋頭等農作物種苗消失）

賀伯颱風後，政府提出「全民造林運動網領」，並訂定「獎勵造林實施要點」，每公頃20年獎勵金53萬元，而於CE 2005年度停辦

 

CE 1997年：

2月1日，行駛66年之蘇花公路大眾運輸系統，劃下休止符

10月31日，英文漢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刊行，江樹生老師翻譯格斯‧冉福立（Kees Zandvliet）之《17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一書

12月25日，捷運淡水線由淡水通行至臺北車站

 

CE 1998年：

10月，經過中央山脈七彩湖之「大觀鳳林線345kV超高壓輸電系統」完工（南投明潭、大觀第2發電廠各引一回線，以345千伏共架輸送電力至花蓮鳳林變電所的「新東西線」，全長約72公里，原東西線則改稱「舊東西線」／CE 1990年9月，新東西線開始籌備，歷時8年完成，為臺電首件345千伏線路之耐冰雪設計工程。施工期間整修丹大林道與萬榮林道，且採人工開挖、索道搬運方式，以降低對自然的衝擊／CE 2002年6月，南北345千伏超高壓網路容量完成），但為保持能高越嶺保線路（萬大-銅門甲、乙線）之輸電線路暢通，仍有少量電流輸送，以為楓港至花蓮系統的備援線路（CE 1980年，161千伏系統由屏東楓港引接至臺東，CE 1985年再引接至花蓮）

「新觀念」雜誌於今年製作石碑「願 心清如玉，義重如山」碑文，重新定義玉山精神。但之後被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拆除擱置於旁，後被遊客踩破

宜蘭大學森林系陳子英在宜蘭縣太平山翠峰湖附近之銅山地區，發現臺灣面積最大之臺灣水青岡〔臺灣山毛櫸（Fagus hayatae Palibin ex Hayata, 1911），殼斗科山毛櫸屬冰河期孑遺植物，臺灣特有亞種Taiwan Beech，僅在夏季有綠色之樹冠層，因此稱之「夏綠林」，插天山自然保留區中有大面積之山毛櫸林／CE 1906年2月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技師小西成章自新店支廳屈尺之插天山（今新北市三峽區北插天山）採得的模式標本／hayatae早田文藏、俄羅斯人Monsieur J. Palibin協助鑑定與發表〕純林。CE 2011年12月，林務局出版《冰河孑遺的夏綠林—臺灣水青岡》

 

CE 1999年：

年底，連江縣政府城鄉工作室提出《聚落保存政策白皮書》，確立聚落保存發展之方向，並且經議會一致通過劃設北竿芹壁、東莒大浦、南竿津沙等村為「閩東傳統聚落保存區」，隨即向內政部營建署爭取經費。CE 2000年9月，城鄉工作室啟動芹壁聚落保存第1期古厝工程。CE 2001年6月，第1、2期古厝修復完成，接續第3、4期修復工程亦陸續展開。CE 2003年出版《馬祖民居：連江縣鄉土建築研究報告》，成為傳統建築營建與聚落保存重要的參考依據。CE 2008-2010年間津沙、大浦、芹壁3大聚落，先後由縣政府公告登錄為聚落（聚落建築群）保存區。CE 2010年，文化部將「馬祖戰地文化景觀」獨立為一處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又CE 2016 年文化部啟動「再造歷史現場」計畫，馬祖則以南竿梅石營區為對象的「冷戰•島嶼」計畫，開啟了馬祖軍事遺產作為歷史現場之第1槍。CE 2011年出版《馬祖戰地文化景觀：全球冷戰時期文化遺產瑰寶》，是臺灣第1本以馬祖冷戰文化遺產為主題之專書。CE 2018年，馬祖再造歷史現場第2期進行以「戰地轉身、轉譯再生」為名之計畫，正式將「轉譯」（與復原強調凍結懷舊，以及再利用強調活化再生不同的是，轉譯強調詮釋interpretation後之重現representation，是一種帶有原有基因的脫胎換骨）放入計畫名稱中，主要目標是重新創意再利用原來單純做為見證戰地、但逐漸頹廢或消失的軍事據點，改造成為島嶼魅力之展示平台。並藉此透過多方對話，尋求將再利用後的據點，能和馬祖當前以及未來之生活需求、經濟潛能結合，以實踐馬祖戰地建築遺產的永續發展。以上2期計畫選定營區與海防據點作為轉譯基地，包括南竿之梅石營區、腰山營區與編號16、26、46、53、77、86據點，北竿的15據點，東莒之55。70據點，西莒的14、15據點和85高地，總計14個場域。CE 2020年8月31日，連江縣咒府公告馬祖4鄉5島全區登錄為「馬祖戰地文化景觀」。CE 2022年11月，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ESCO在世界遺產公約50周年時提出「遺產作為韌性（resilience）、人性（humanity）、與創新（innovation）之泉源」的呼籲

 

CE 2000年：

2月15日，公告「棲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面積55,991.41公頃

10月，「棲蘭檜木國家公園」推動小組決議正名為「馬告檜木國家公園」，內政部應擬訂具體國家公園與原住民共管政策，爾後陸續舉行公聽會。CE 2001年7月，行政院原則同意，內政部公告馬告國家公園範圍。CE 2008年11月，內政部公告「馬告國家公園計畫」（草案）

10月19日，公告「觀音海岸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面積519公頃

11月，聯經出版公司出版程紹剛博士之《荷蘭人在福爾摩莎》一書，其內容為荷蘭東印度總督每年寄給荷蘭本國之報告書中，CE 1624-1662年間有關臺灣的部分［《東印度事務報告》形成於昆恩Coen執政時期，該報告由東印度評議會起草（評議會委員是真正報告撰搞人），完成後之報告與一部分巴城收自各地的書信文件（《巴達維亞城書信文件》）作為附件或引證，約在年底或次年初一同運回荷蘭。現存報告中只缺CE 1630、1648年2年之內容］

日本地圖學者川村博忠前往首爾大學開會，於奎章閣見一展品〈海東三國圖〉（該圖乃依據朝鮮燕行使購於北京之《皇輿全覽圖》為底本而描繪）

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革命地圖─山•步道（臺灣高山全覽圖）》，共22張，比例尺5萬分之一

 

CE 2001年：

5月，東部發電廠整併，包括4條溪、11發電廠房、18部機，裝置容量24萬4千瓩

10月，和平溪碧海水力發電廠主體工程開工，預計CE 2005年12月底發電商業運轉（裝置容量61,200瓩）。由於廠址附近並無道路可通達，乃需以直升機運載人員、材料和機具，工程困難度極高。CE 2001年10月24日，引進直升機運送機具，同時採多點並行施工。CE 2003年7月9日，施工道路貫通，車輛得以通行。CE 2011年12月商轉發電。

12月，李壬癸院士在中研院舉辦之「臺灣與南島文化國際研討會」所發表之論文〈The Origins of the East Formosan Peoples：Basay, Kavalan and Amis〉，從語言學之比較發現，巴賽、瑪蘭和阿美族極可能源於臺島西南平原之西拉雅族馬卡道亞族（Makatau）。不過，100多年前之英商德約翰Dodd於〈漫遊基隆〉（Round about Kelung）一文中，即已提出此現象（《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戰爭臺灣外記》，陳政三，2015，p.150）

年底，「集集共同引水計畫」之共同引水整體試運轉開始

林媽利等人於國際醫學期刊Tissue Antigenes發表〈從組織抗原推論閩南人及客家人，所謂「臺灣人」的來源〉（The Origin of Minnan and Hakka, the so-called“ Taiwanese”, Inferred by HLA Study）一文，以人類白血球組織抗原（HLA）基因分析指出，南方漢人是源自南方而有別於北方漢人，臺灣人（閩南人及客家人）是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原住民「越族」的後代，保存著古代越族之基因。此結果也符合在秦漢、魏晉南北朝、五胡亂華時期，因為戰亂北方中原人士紛紛南遷，使得部分中原人士的基因滲入南方人，惟今日之閩人仍主要是東南沿海地區原住民越族（非漢族）的後代。林媽利團隊以臺灣原住民基因論證臺灣人血源之混雜，強調臺灣人原住民起源的多樣性，否定臺灣人來自血統純正之中原漢人（19世紀末、20世紀初逐漸形成之以漢人民族認同為中心的中國民族主義），此種帶有容納多元族群（4大族群）與國族差異（強調臺灣人與中國人不同）科學論述的形成，明顯來自CE 1990年代之後4大族群、多元文化主義、臺灣民族主義論述的興起（促成了人群分類標準之轉變和相互共構，一方面是醫學樣本的推論範圍由中國人轉向臺灣人，另一方面生物醫學、遺傳基因知識形塑多元起源、混種之新臺灣人形象，系譜科學對臺灣歷史的重新書寫，也與既存關於集體認同之公共論述相呼應。不過，新的社會人群分類不只是「內滲」於科學知識生產，更同時來自「外溢」的社會效應，導致與臺灣複雜族群政治有關之科學爭議在公共論述浮現），這些臺灣認同政治之轉變，帶有去殖民的「反論述」〔counter-discourse，20世紀末全球認同政治之普遍特色之一／主要從本省人（閩、客）為主體之臺灣民族主義觀點出發，對抗CE 1945年之後國民黨政權的統治及其意識形態〕性質，它挑戰漢族中心主義或中國民族主義，揭露臺灣4大族群的區分和存在，更從多元文化主義、多元族群史觀的角度肯定族群間之差異、重寫臺灣史

 

CE 2002年：

元月，集集攔河堰之管理中心正式營運，而集集攔河堰是國人自行規劃、設計、施工者中規模最大的攔河堰工程。「集集共同引水計畫」改變了濁水溪兩岸沖積平原長達300多年農業灌溉方式，中部著名之水圳系統因功能改變而走入歷史，改由集集攔河堰以共同引水方式取代

國立臺灣大學鮑曉鷗教授（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為研究和平島古堡舊城牆遺址的位置，委託成功大學公共工程研究中心（成大土木系教授李德河）利用「透地雷達」（Ground Penetrating Radar，GPR）技術進行城牆遺址探測。CE 2002年，成大完成「透地雷達技術應用於基隆和平島古堡舊城牆遺址之探測」報告，發現在船舾廠內仍有城牆遺址存在的可能性（探測到昔日堡壘確切位置，正在「臺灣國際造船（股）公司」（CSBC Corporation, Taiwan）1號船塢西側舾裝工廠的下方）

 

CE 2003年：

10月23日，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宜蘭縣雙連埤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水生植物高達112種，幾乎占臺灣原生水生植物種類1/3以上，面積666公頃

 

CE 2004年：

7月2日，敏督利颱風來襲，德基、青山、天輪分廠受損。機一課全力修復德基分廠，機二課全力修復天輪分廠（CE 2005年2月17日德基2號機修復，6月2日德基3號機修復，6月16日德基1號機修復）

舉辦「牡丹社事件130年歷史與回顧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牡丹社事件歷史文獻資料展

 

CE 2005年：

2月，特富野完成一全新之男子會所Kuba

6月，臺灣排灣族牡丹鄉長林傑西帶領族人前往沖繩縣，展開「歷史與和解」之旅，向當時遇害之宮古島主仲宗根玄安的後代仲宗根玄治，以及其他遇難後裔者道歉

今年，交通部觀光局有鑑於景色隨著時空變換而不復舊貌，因此重新票選出「臺灣8景」如下：臺北101、國立故宮博物院、日月潭、阿里山、玉山、高雄愛河、墾丁、太魯閣峽谷

金瓜石戰俘營〔太平洋戰爭中，日軍突擊馬來半島攻破英軍防線，虜獲大批大英國協敵軍戰俘，日方就把一千多名戰俘運到臺灣強迫勞役（CE 1942年11月14日抵臺關進戰俘營，因此臺灣戰俘營紀念協會固定於每年11月第2個週末於該址舉辦追思儀式。英國、加拿大、荷蘭、澳洲、紐西蘭及美國駐臺灣辦事處均會派員參加，中華民國退除役官兵輔導會也會派參戰老兵參加。「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免費的）」，這句話鐫刻在戰俘死亡名單牆上，意思是人們渴望自由，但是必須做出奮鬥和犧牲，才能使幻想成真），其中523人被押到金瓜石充當奴工開礦，而當年戰俘開礦所在，就是今日金瓜山的六坑。3年後日軍戰敗投降，飽受虐待奄奄一息的戰俘只剩下89人，最後活下來64人，相當於每8人中僅生還1人〕在臺灣戰俘營紀念協會會長何麥克（Michael Hurst）等人之努力遊說下，臺北縣（今新北市）政府率先在此成立「國際終戰和平紀念園區」，這也是目前全臺僅見的戰俘紀念園區，其實這個戰俘營原本在國際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為CE 1946年僥倖存活的戰俘艾華士（Jack Edwards，1918.05.24-2006.08.13）隨同調查，他們還從日軍軍官居住過的房舍垃圾中堆中，發掘出一批珍貴史料。其中一份文件內容明顯違背《日內瓦公約》，該文件呈現了日本軍方下達命令，萬一同盟國軍隊登陸臺灣島時，要將全部戰俘屠殺。可是當時的政府完全沒有意識到戰俘營在文化資產之重要性，金瓜石戰俘營內的木窗等構件都被當地居民拿去廢物利用，終於導致這個戰俘營如今只殘存一根門柱（當地文史工作者表示戰俘強制勞動之礦坑、索道仍存在，不過也是沒有文化資產身分）

 

CE 2006年：

5月13日，前大雪山林業公司舊製材廠凌晨零時發生火災，原正整修規劃為臺灣林業文化園區林業博物館。該製材廠CE 1959年使用美援建置（CE 1964年5月26日落成，全由臺灣上等檜木心材建造，當時是東南亞地區規模最大的製材工廠，全國所有學生桌椅都出自製材廠，也為東勢鎮寫下一頁繁華史），CE 1973年停工結束營運，CE 2002年認定為歷史建築

11月，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為國際化，將「願 心清如玉，義重如山」之石碑更換成「玉山主峰-標高3,952公尺」及英語「Mt. Jade Main Peak-Elevation 3952m」（CE 2013年4月4日，英語石牌遭雷擊打裂，之後雖經修復，但經年風吹日曬裂痕愈大，玉管處乃請布農族望鄉部落高山協作松慶輝先生（黑熊），在CE 2020年9月21日當天從登山口出發，22日清晨6點抵主峰，將石牌安裝完成，有臺灣在21年前歷經921大地震後已修復完好之寓意）

 

CE 2007年：

元月15日，創黨主席Masaw Akit（彭密成）籌組的「臺灣原住民族自治連盟」經內政部立案，並舉行成立大會，成為臺灣唯一之聯合原住民各族群的政治團體。希望以籌組部落民族議會組織來凝聚族人共識，藉此恢復部落自治，逐步形成強大之政治聯盟團體，最終邁向民族自治

元月17日，烽火漂泊129年之後，撒奇萊雅族重返歷史舞臺，成為官方所認定之臺灣原住民族第13族。目前撒奇萊雅人較聚集的聚落有新城鄉北埔部落、花蓮市撒固兒部落、壽豐鄉（鯉魚潭之南，舊稱「鯉魚尾」Li-hî-bué）水璉部落、豐濱鄉磯崎部落、鳳林鎮吉拉卡漾、瑞穗鄉馬立雲等地

牡丹鄉鄉公所舉辦「1874年牡丹社事件愛與和平」贈碑活動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學組楊宗愈博士為重建臺灣失落之維管束植物模式標本，獲國科會「數位典藏與學習之海外推展暨國際合作計畫－子計畫三：臺灣散佚海外博物珍品數位化計畫」補助，前往俄羅斯聖彼得堡俄羅斯科學院科馬洛夫植物研究所植物標本館進行臺灣原生維管束植物模式標本的研究與拍攝工作，意外發現了矢野勢吉郎於CE 1896-97年採自臺灣之植物標本。這些標本的採集地遍及臺灣本島、蘭嶼和綠島，卻未做出植物名錄。為了填補CE 1896-97年間臺灣植物採集史之空白，楊宗愈博士在國科會支持下，繼續與科馬洛夫植物研究所植物標本館展開為期4年（2009-2012）的合作交流計畫，終於完成這批植物標本名錄。其中最重要之研究成果是透過這項計畫攜回的一株報春花科植物，經由楊宗愈博士與陳志雄博士鑑定發現竟然是臺灣已經滅絕的『新紀錄種』—澤珍珠菜（Lysimachia candida Lindl.／生長在沼澤區），該館也同意將矢野氏採集之複份標本，交換給科博館作為永久蒐藏。目前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已經蒐藏有矢野氏於CE 1896-97採自臺灣的標本151份，除了澤珍珠菜之外，還有在臺灣野外已滅絕的茜草科植物風箱樹（Cephalanthus naucleoides），以及矢野氏於CE 1897年3月13日採自綠島的四脈麻（Leucosyke quadrinervia）)、採自七星山的「八角蓮」、「小杏葉」與「山芫荽」等珍貴植物標本。在《謎樣的日籍植物採集者矢野勢吉郎—臺俄國際合作交流特展》中，介紹矢野勢吉郎在臺灣時期之自然環境，並跟隨著他的採集路線，探索臺灣早期植物分布概況，同時展出其所採集之珍貴標本，帶領觀眾認識這位謎樣的日籍植物採集者，體會臺灣百年來的自然環境變遷

 

CE 2008年：

9月5日，農委會推出「獎勵輔助造林辦法」，每公頃20年補助60萬元，並將「原住民保留地之農牧用地」納入造林補助對象，而該辦法之法源卻是「森林法」，但政府又認為農牧用地並非林地，所以不受「森林法」中與國土保安相關法令的規範，乃造成國土保安之一大漏洞

南天書局出版學者鮑曉鷗（José Eugenio Borao）教授之《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即The Spanish Experience in Taiwan : the Baroque Ending of a Renaissance Endeavour（Hong Kong：Hong Kong Univ. Press, 2009）英文版

臺灣縱貫線鐵道通車100周年

 

CE 2009年：

6月13日，卑南族傳統家屋完成修繕舉行落成儀式，並邀請族人回「家」慶祝，耆老們從祖靈屋引火種到家屋，看著冒煙的房子，遙想童年往事、不禁哽咽。國立史前文化博物館卑南遺址公園於今年，以木材、竹子、黃藤、茅草等自然建材及傳統工法，打造卑南族傳統家屋。但歷經10餘年已漸毀損，而在普悠瑪、下賓朗、利嘉跨部落合作下，歷經5個多月之材料採集、修復，終於完成修繕傳統家屋

8月，林務局完成全國8個林區管理處分別設立自然教育中心目標，其中CE 2007年6月於新竹林區管理處設置完成全國第1個自然教育中心—「東眼山自然教育中心」

 

CE 2011年：

3月31日，發生東日本大地震，臺灣民眾和企業之民間賑災捐款高達200億日圓

11月23日，舉辦「1871年八瑤灣事件140年首次慰靈祭儀式」

今年至2016年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院士臧振華）與西班牙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CSIC）考古團隊（西班牙考古學家María Cruz Berrocal）在基隆市政府協助下〔國科會（今科技部）「從文藝復興到新石器時代：西班牙在臺灣基隆的堡壘及臺灣南島民族的史前環境」計畫〕，於和平島進行考古挖掘研究，共挖掘出3具成人遺骸，人骨特徵及埋葬方式證實為歐洲人，骨骸頭部朝西北方，雙手放胸部，呈天主教徒祈禱姿勢，顯示該區曾為墓園或教堂之位置（甚至在停車場發掘出疑似諸聖教堂的遺址）

但原先被設為首要目標的聖薩爾瓦多城，礙於現今所在位置，遲遲無法取得「臺灣國際造船（股）公司」之開挖取可，在臺船允許的工作範圍內，團隊只好將目標轉移到同樣也可能有遺跡存在之臺船停車場。CE 2012年，鮑曉鷗重新解讀CE 1654年大臺北地區古地圖，建議考古團隊「從停車場裡的那棵大樹開始，沿著牆走25公尺，從那邊開始開挖。」他們發現過去由道明會修士所建造之諸聖教堂，以María Cruz為首的西班牙考古團隊甚至發現了附屬於教堂的天主教墓園，「這座教堂的意義在於，它是這個多元文化社會中重要之宗教中心，不同的人在這裡彼此互動，這些不同文化的人，包括漢人、Quimaurie（大雞籠社）、Taparri（金包里社）的平埔族原住民、日本人，陪同西班牙人來的菲律賓人與墨西哥人，甚至還有非洲人，最後則是荷蘭人」。考古挖掘之出土成果，展現出和平島從新石器時代、鐵器時代、大航海時代等不同年代的歷史層次，鮑曉鷗與其學生考古學家洪曉純合作，將成果集結出版《尋找消逝的基隆：臺灣北部和平島的考古新發現》，2015，南天

 

CE 2012年：

3月21日，臺灣植物分類學者許天銓於嘉義縣阿里山鄉福山部落採集到阿里山脈葉蘭（Nervilia alishanesis），同年由許天銓、鐘詩文、郭城孟共同發表為新種，屬名源於拉丁文nervus（脈），指物種脈顯著，種小名則以採集地阿里山命名

 

CE 2013年：

3月29日，臺電在萬大發電廠舉辦「舊東西輸電線一甲子紀念活動」

11月，位於北海道苫小牧市之「折居彪二郎研究會」出版《鳥獸採集家折居彪二郎採集日誌～鳥學‧哺乳類學を支えた男～》，終於見到折居Orii之太平山採集日記全貌

12月，臺灣農林公司大溪老茶廠（原水流東三井製茶工場）重新改造並營運

 

CE 2014年：

3月，俄羅斯職業旅行家拉布汀（Fedor Labutin）和另一位攝影師馬可夫（Sergey Malkov）重走了艾比斯Ibis走過的路。CE 2016年3月，莫斯科國立東方博物館以艾比斯為名，舉辦「跨越2個世紀的臺灣印象之旅」展覽（策展人是俄羅斯社會科學院東方研究所教授劉宇衛／瓦倫廷•哥羅凱夫／Valentin Golovachev）。CE 2017年夏天，俄羅斯中央海軍博物館向民眾介紹艾比斯探訪臺灣原住民之冒險活動（策展人劉宇衛）

5月22日，牡丹鄉公所舉辦「1874年牧丹社事件紀念公園」啟用典禮

6月26日，拉阿魯哇（Hla'alua，舊稱「四社番／內攸四社番」or沙阿魯阿／南鄒）族被承認其為臺灣原住民族的第15族，居住於荖濃溪上游一帶，自少年溪至六猫溪間，海拔約400至600公尺高之河岸段丘上，現今屬於高雄市桃源區桃源里與高中里範圍內，也有部分族人聚居在那瑪夏區瑪雅Maya里，兩地人口共約500人（桃源區300餘人，那瑪夏區100餘人）。同時，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Kanakannavo、Kanakanabu，舊稱「簡仔霧番」、卡那卡那布／中鄒／CE 1647 年荷治時期「番社戶口表」中出現「簡仔霧／干仔霧社」（Kanavu 之「福佬語」發音），有37 戶157 人／被鄒族與Saaroa稱為「Taiburan大武壠」〕族也被承認其為臺灣原住民族的第16族，居住於楠梓仙溪（那瑪夏Namasia，原住民對當地主要溪流之稱呼）上游一帶，現今主要分布在高雄市那瑪夏區（原高雄縣三民鄉，CE 2008年正名／南沙魯Nangisalu里）瑪雅里和達卡努瓦Takanna里範圍內，人口則約500餘人

 

CE 2015年：

元月27日，臺灣澎湖海域發現「澎湖原人」人骨化石，經研究證實為直立人（現代人類的祖先），使臺灣最早有人類之紀錄，大幅往前推到距今約19萬至45萬年前之舊石器時代最早期（過去在臺灣發現最早的人骨化石是距今約2萬年前之左鎮人／現代人），此研究今榮登國際頂尖期刊《自然通訊雜誌》（Nature Communications）

8月7日，發生「蘇勒迪颱風」，重創烏來地區

12月9日，頒布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沉船乃受法律保護。而中研院考古考團隊13年來在屏東墾丁、澎湖、臺南安平、臺東綠島等海域探勘，在近300處調查敏感區找到80艘沉船，其中20艘能辨識出沉沒年代約從宋朝到2次大戰時期，但沉船受海流沖刷，船體多流失、殘缺，其中6艘具高度文資研究價值，列冊「水下遺址」現地保護

12月18日，立法院通過「國土計畫法」。CE 2018年4月底公告

年底，立法院通過「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及造林回饋條例」，禁伐補償範圍擴大到全臺灣之原住民保留地的「林業用地」，每年1公頃補償額度為3萬元，且於CE 2016年7月1日上路（至此林業用地可以參加禁伐補償，而農牧用地只能申請造林才有獎勵金）

 

CE 2016年：

5月18日，發現「臺灣關界」石碑（福建花崗岩材質，長114公分、寬27公分、厚12公分，重達100公斤左右／清朝屠繼善在清光緒20年《恆春縣志》中記載，築塔前以100工洋向當地居民購地後，曾立「臺灣關界」石碑4塊，但多年來從未被發現及保存，這塊完整石碑碰巧在燈塔管轄內倖存，其餘3個碑在民國75年劃歸墾丁國家公園時，地形地貌變遷，恐已移位或毀損），藏身於燈塔後門外雜木林裡。原址是60年前，燈塔家眷圈養家畜家禽的地方，熱愛文史攝影的彭念陸，當時巡察周邊環境意外發現，找來恆春燈塔達人念吉成會勘，發現是《恆春縣志》中記載之「臺灣關界」石碑

10月12日，拉阿魯哇族的聖貝祭（Miatungusu）由「高雄市政府無形文化資產審議會」通過後由高雄市政府公告，是高雄市第1個通過之原住民族民俗祭儀

今年花蓮縣文化局先後在崇德遺址（位於立霧溪河口左岸河階臺地，是全臺第1個發現有金器、墓葬遺跡之考古遺址，距今約1,300年，屬十三行文化普洛灣類型）考古試掘，出土千年前完整且精美紋飾的陶罐、獸骨、各式石器及玻璃珠，其中一顆長5.87公釐、直徑7.5公釐、穿孔直徑3.34公釐，小巧玲瓏的紅色玻璃珠，經判定約為距今1,000多年前之鐵器時代中期，典藏在考古博物館。CE 2022年10月，被送往美國芝加哥菲爾德自然史博物館（Field Museum）實驗室分析。歷經一年研究終於揭開身世之謎，原來是來自南亞印度一帶的文物，飄洋過海被交易到台灣，可說是史前貿易版圖新發現。本來以為玻璃珠來自東南亞，不過依材質、化學成分及燒製技術，有類似相同成分出土的物品均來自印度南方，代表當時史前貿易途徑幅度廣闊，從印度南方依照海路一路到臺灣，可說是花蓮史前貿易途徑新發現。紅色玻璃珠使用目的為裝飾，且價格昂貴，才能從南亞海運到臺灣販售，未來若遇到類似之玻璃珠，將持續爭取經費鑑定，拼湊花蓮史前貿易版圖

文化部為落實「厚植文化力，帶動文化參與」之核心理念，打破過去單點、單棟的、個案式的文化資產保存，提出以「再造歷史現場」為「重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透過結合文化資產保存與地方空間治理，整合地方文史、文化科技，並跨域結合各部會發展計畫或各地方政府整體計畫

今年馬祖以「讓島嶼會說話」、「說故事的島」做為文化政策核心目標。又在CE 2019年透過「連江縣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運籌機制計畫」會議提議，推動將馬祖民俗文物館（CE 2004年元旦開幕）更名為「馬祖島嶼博物館」，此名稱隨後也擴大升級為文化共同治理之宣言，整合社區營造、文化資產、博物館、藝文展覽等文化政策資源（以文化治理串聯各島館舍和文化場域，世代接力述說在地之精彩故事）。CE 2021年，進一步確立「馬祖島嶼博物館」做為日常的文化治理方針，而「馬祖島嶼博物館」做為連結日常產出、創造非日常經驗之文化治理策略。至此，「馬祖島嶼博物館」的主張不但理念清晰，更重要的是彙整了多元並進之實踐方法，而且仍然持續發酵中

 

CE 2017年：

5月4日，萬大發電廠通過環保署審核，成為臺灣第1座通過「環保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兼可推動綠能發電與生態保育之發電廠

臺電推出「築蹟特展」，系統性整理及展示臺電持有的舊文物。電力自19世紀末引進臺灣至今已超過130年，臺灣之電力事業也超過11年

 

CE 2018年：

專責機構「林務局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成立，CE 2019年「阿里山林業暨鐵道」獲登陸為臺灣第1個國家級重要文化景觀

 

CE 2019年：

5月初，基隆市政府邀請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臧振華博士與西班牙考古學者貝羅卡（Maria Cruz Berrocal）博士合作之考古團隊，再次啟動考古挖掘計畫，希望能揭開更多荷西時期之謎。而西班牙及荷蘭400年前曾先後佔領基隆和平島，文化部之大基隆歷史場景再現計畫，即是調查西班牙人興建的聖薩爾瓦多城和修道院遺址之正確位置。CE 2020年考古計畫結束後，將利用新科技或虛擬實境方式，來展示消逝的歷史斷片，重現400年前大航海時代的聖薩爾瓦多城（考古團隊調查聖薩爾瓦多城和修道院遺址的正確位置，5月開始考古挖掘，先後發現了墓葬、遺骸、空穴及十字架等物）

今年考古發掘6座墓葬，其中有5具人骨遺骸，基本上完全確認教堂遺址。CE 2016年在同樣地方，也發掘出3具歐洲人遺骸，1具原住民小孩甕棺。其中，第3具墓葬旁出土特殊形式十字架遺物，可依此判斷，此墓葬主人天主教徒身分。此外，也在基地西南向挖掘坑中，發現疑似鐵器時代煉鐵遺跡。在北向的發掘中，發現教堂後殿牆基與疑似其他教堂室內空間。根據牆體建造結構，判斷教堂後殿位置，進一步推測教堂方位和具有後殿結構，後殿為教堂建築最內部，出入口應於另外一端，但已被現代建築設施所破壞

合歡山國際暗空公園是今年通過國際暗空協會（IDA，International Dark-sky Association）認證，成為全臺第1座、亞洲第2座國際認證絕美星空殊榮的「國際暗空公園」（亞洲第1座是韓國之「永陽螢火蟲保護區」）。暗空公園在臺14甲線22.1 公里處開始，至37.1 公里處為止，依道路沿線往左右各兩側延展500公尺的區域，其中涵蓋鳶峰、昆陽、武嶺、松雪樓、小風口等5大觀星地點

以獨木舟從臺東海岸出發（航海實驗團隊以人力打造古代草船、竹筏等，勇敢航向大海，歷經數度失敗），成功橫渡黑潮抵達與那國島，這是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與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等單位合作之研究，且經費主要來自臺日民間的雲端募款。證明在3萬年前舊石器時代，直立人於全世界大遷徙途中，有一條散播路徑可能是從臺灣抵達與那國島，再往北經過沖繩諸島前往日本，讓人們體會到島嶼對科學研究之重要性

 

CE 2020年：

車城鄉公所在琉球人墳墓前搭建日本「鳥居一式」。11月5日，楊孟哲教授呼籲拆除此日式鳥居，還原牡丹社事件及琉球人尊嚴

 

CE 2021年：

4月2日，發生太魯閣號出軌事件

9月7日，嘉義鐵路高架化（2月於施工路段發現臺斗坑文化遺址，負責挖掘、研究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顏廷伃表示，遺址粗估年代距今約2,700-2,500年前，是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階段，為嘉義地區「灰黑陶文化」遺址。依當時文化背景，他們的祖先過世，通常都會埋葬在居住之杆欄式房屋下方，並呈堆疊狀態）工地2,500年前2具遺骸出土，初判為1對中年男女親屬，呈俯臥狀、雙手反揹後方，而2人的臉是對看狀態且保存完整。同時將由鐵道局北部工程處委託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考古館進一步的鑑定與研究，後續會重新運回嘉義市展示研究成果及保存，是嘉義市首度出土之遺址

 

CE 2022年：

5月10日起，宜蘭大學神農校區電資學院擴建工程陸續發現3處墓葬、3具人骨，以及疑似俗稱金鯉魚的陪葬魚形金屬編物、琉璃管珠（金珠）、環片、拍印紋陶、銅鈴、銅環等若干件文化遺物

5月初，成大地球科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助理研究員楊子睿地質團隊，在屏東縣恆春鎮頭溝地區發現一具距今8萬5千年之鯨魚化石，是目前臺灣史上發現出土最大、最完整的鯨魚化石。推斷可能是「晚更新世」（指距今12萬6千年至1萬年前）之藍鯨或大翅鯨，光一根下顎骨就重達334公斤、長223公分，可以看出身軀的龐大。目前挖出的包括肩胛骨、上下顎骨及排列整齊之尾椎等，頭骨部分雖只有後側，但完整度高達70％以上，估計身長超過15公尺。由於發掘地點位在河谷深處，且場地泥濘，光是挖掘、搬運就花了很大的功夫（前後花費3個多月，10月才完成），為了把334公斤下顎骨運出（化石出土後為了鞏固結構需打上石膏，重量都超過百公斤），專門訂做可供8人共抬的木製擔架，全程由12人輪流合力搬運

7月21日， 聯合報報導墾丁國家公園墾管處5年前改建鵝鑾鼻公園賣店，包商施工時卻意外發現史前遺跡（該遺址位於管理中心周邊地下3-5公尺，66年前已發現史前石板棺且小面積挖掘，命名「鵝鑾鼻第一遺址」），清大考古團隊搶救挖掘有重大發現，最近完成期末報告。除了出土大量墓葬外，更是目前太平洋島嶼最古老、面積最大貝器加工場遺址，估距今4千年前後。屏東縣政府將協助保存遺物未來研究展示外，並將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提報縣定考古遺址。挖掘的定年結果，鵝鑾鼻第一遺址有密集人群活動落在4,200-3,800年前間，墓葬出土50具，10具有使用石板、珊瑚礁葬具，可更了解史前人類埋葬形式，對人體體質特徵也可進一步研究。而大量出土之陶器、石器和貝器的材質和類型過去未見（挖出大量貝器和貝料，證實此地有一套獨特的貝器加工藝技術，因數量大，極可能是座貝器加工場，不僅臺灣首見，因出土之貝符型態和太平洋島嶼相似，對臺灣史前時代的海外互動證據上具重要意義），且具墾丁文化相器物特徵。最驚奇的是就單一遺址出土之器物類型而言，堪稱全臺最多！包括各類型石製工具、貝器、貝製鯊魚牙飾、骨角漁獵工具等，顯示當地生態豐富，住民發展出獨步全臺的物質文化和工藝技術，極具研究和展示教育價值

7月24日，彰化扇形車庫喜迎100歲生日（CE 1922年落成，這是臺灣碩果僅存之扇形車庫，也是蒸汽火車時代的代表建物，見證彰化在臺灣鐵路歷史之獨特地位，而扇庫7月升格為國定古蹟）。23日，開放「12列車經典重現」畫面，12列不同世代、動力（蒸汽、柴油與電氣）火車頭同時亮相，包含蒸汽CK124、DT668，首臺柴油R21、首臺電氣E101等。扇形車庫成立百年，隨著業務量增加，逐漸擴增到目前12股規模修車道，上次刻意安排12列火車頭全數停滿，已經是CE 2008年縱貫線通車100周年慶之時

8月27日，豐濱鄉公所在靜浦國小舉辦「Cepo' 戰役」追思活動，今年是145周年（CE 1877年／清光緒3年），族人以行動劇重現當年歷史。花蓮縣豐濱鄉港口部落阿美族人，曾於CE 1877年遭清軍攻打，上百族人壯烈犧牲。蔡中涵教授曾於CE 2008年出版大港口事件論文，配合這次追思活動再版，收錄當地神父、部落耆老訪談，重新以阿美族的觀點詮釋。豐濱鄉公所印刷600多冊，除了放在鄉公所，也提供學校、放置圖書館供民眾了解，並當場宣布將大港口事件正名為「Cepo' 戰役」

10月11日，適逢海線通車100週年（10月14日是日本鐵道記念日，而今年也剛好是日本鐵道開通150週年／臺灣鐵道9號蒸汽火車是現存臺灣土地上最老的一輛火車頭，比騰雲號還要老。因為它是日本第1條鐵路開通時就引進的火車頭，在日本時本來是7號，日本領臺後才運來臺灣使用。這輛車也是臺灣鐵道史上，與騰雲號一起被列為保存的第一批火車頭，目前保存在臺灣博物館前），臺鐵局舉辦慶祝活動，特別開行DT668蒸汽火車串聯海線車站，上午9時由彰化站啟航，沿途停靠追分站、清水站、大甲站、日南站、通霄站及白沙屯站，蒸汽火車所到之處，吸引眾多民眾爭相目睹「蒸汽火車國王」的風采。臺中市政府及苗栗縣政府則分別於大甲站及通霄站舉辦慶祝活動，包含各式表演與創意市集等精彩內容。白沙屯媽祖首次搭乘蒸汽火車「出巡」，從通霄站搭至白沙屯站。蒸汽火車回程停靠苑裡站，邀請在地郭芝苑音樂協進會演出，現場民眾沉浸在音樂的薰陶裡

12月24日，阿里山林鐵及文資處在嘉義車庫園區舉行阿里山林鐵通車110週年暨SL-21夏依式（Shay）蒸汽火車復駛啟用典禮。目前全世界能夠動態運行之夏依式火車尚存20幾輛，阿里山林鐵則擁有其中3輛：SL-25（CE 1914年出廠）SL-26（CE 1914年出廠）、SL-31（CE 1917年出廠）。而在歷經超過18個月維修作業之後的SL-21（CE 1912年出廠／CE 1912年阿里山林鐵Z字形路段開闢，原18噸Shay蒸汽火車無法負荷高達千分之66.7陡坡，於是從美國Lima公司購入28噸蒸汽火車編為21號，乃是首輛28噸蒸汽火車，運送木材64年，車頭附掛鐵製郵政桶「愛情限時信」。在CE 1976年退役後送嘉義公園展示，CE 2019年送廠修復18個月、9個月試車完成，今日復駛），將成為阿里山林鐵第4輛可運行之夏依式火車，也是臺灣可動態行駛的老火車之中最年長者，已有110年的歷史。因此，阿里山林鐵及文資處特地和富馬樂創合作推出「阿里山林業鐵路SL-21夏依式蒸汽機車110週年紀念模型」，以3D立體可動木質拼圖重現直立式汽缸動力系統之百年工藝，是一款鐵道迷能無痛入手收藏的夢幻逸品。

 

CE 2023年：

4月25日，宜蘭縣政府評估完成太平山森林鐵路（山地線）復甦案可行性研究，將送農委會審查。太平山森林鐵路運輸系統分成平地線（羅東森林鐵道）、山地線，宜蘭縣府CE 2022年4月完成平地線可行性研究報告，送交通部審查，接續評估推動山地線。山地線對市區民宅用地衝擊小，相較平地線，推動可行性高。太平山森鐵山地線早期採4段山地運材軌道車，銜接3段架空索道連接運材設施，全長31.15公里。CE 1982年政策轉型及成立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索道、軌道與相關設施停止運作，逐漸損毀，目前僅太平山森林遊樂區有小規模蹦蹦車

林鐵復甦採複合運具呈現，主線10.5公里，包含土場至舊土場的山地軌道，長約2公里；舊土場經樫木平、中間、白嶺聚落、上平到分歧點採空中纜車，長約7.8公里；分歧點至太平山由茂興線延伸，長約0.7公里。兩條支線1.8公里，在樫木平與鳩之澤間，透過地面纜車支線系統（舊伏地索道）串連，長約1.2公里；見晴與上平採對開式小型觀景纜車支線，長約0.6公里。縣府建議由政府興建主線索道及軌道設施委託民間經營，另搭配樫木平、白嶺聚落較大腹地空間興辦觀光遊憩設施，BOT交由民營。縣長林姿妙請中央與縣府共同推動，若後續行政院核定可行性研究，今年起算，第1期土場至樫木平、鳩之澤間路線預定CE 2030年可對外營運，第2期從樫木平至新太平山、見晴段預定在CE 2040年營運

11月20日，新北市金山區四磺子坪先導電廠1MW（千瓩）正式商轉（四磺子坪地熱電廠耗資3億元打造，年發電量可達640萬度，足以提供1,500戶家庭用電需求，案場面積約0.17公頃。雖然地熱發電前期鑽探的風險較高，但地熱發電優勢在於可以24小時穩定發電，且設備僅需渦輪發電機、熱交換器、冷凝器、管線，案場占地面積小，對環境之衝擊不大。第2處「硫磺子坪地熱電廠4MW」也如火如荼開發中，它是四磺子坪先導電廠的4倍大，可供應6,000家戶年用電量，預計CE 2025年完工），驗證了位於北部大屯火山群的火山也能發電，為臺灣的地熱產業寫下新篇章。23日，為擴大地熱發電的規模，結元能源開發（CE 2018年，將捷集團入股投資）攜手豐宇綠能、以及全球最大之以色列地熱設備製造商ORMAT於今日簽下合作意向書。由豐宇綠能進行鑽井與電廠興建、ORMAT提供發電機組與技術，再由結元能源進行電廠營運管理，垂直整合地熱產業鏈。並看準新北市、宜蘭縣地底蘊藏巨大之地熱潛力，宣布CE 2025年底將完成逾20MW（百萬瓦）裝置容量，到CE 2030年宜蘭、新北市將累積建置達200MW，成為國內開發量最多的地熱發電公司。之前 CE 2021年11月，在宜蘭清水啟用臺灣首個商轉之民營地熱電廠，裝置容量4.2MW，投資金額達7.65億元。在將捷集團的投入後，讓關閉近30年的清水地熱電廠重新啟用（地熱發電是運用來自「生產井」的地熱水，經「蒸發器」加熱工作流體產生蒸氣，進而推動「渦輪機」發電，而使用完的蒸氣會透過「冷凝器」還原成液態，進入到「回注井」。透過這種氣體與液體間轉換，持續重複熱能的循環）

 

CE 2024年：

 

 

 

 

 

〜 待續〜